时间：2023-08-17 18:04:3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国民经济学笔记，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工程经济学课程建议学时为64学时，课程内容依据工程造价专业“专业课程与实训项目表”中的“技能考核项目与要求”工作项目设置。以项目可行性研究中常用的经济评价方式为典型工作过程，以来源于实践的案例为载体，对课程内容进行序化。通过教学模式设计、教学方法设计、教学手段的灵活运用、教学目标的开放性设计、教学考核方法改革等，保证学生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的全面培养。
2课程目标
工程经济学课程的总目标是培养学生节约意识、经济分析能力、方案选择与评价能力，具体目标分为能力目标、知识目标、情感目标，其中能力目标包括能进行基本经济计算，能进行方案比选，能进行工程项目的财务评价，能进行工程项目的国民经济评价；知识目标包括掌握资金时间价值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与计算方法，掌握各种类型方案的经济比选方法，熟悉投资估算与融资的相关知识，掌握工程财务评价与经济评价方法；情感目标包括能把资金和人类劳动相结合，尊重资金的价值规律，培养节约意识以及正确合理地使用资金的意识，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遵守财务制度及税法规定，对所学知识活学活用，能用经济知识解释日常现象，培养对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兴趣与创新能力。
3内容标准
在教学中可将工程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分为三个板块：基本原理板块、方案比选板块、经济评价板块。基本原理部分要求学生通过系统掌握经济分析的基本原理、基本技术方法，能用基本经济理论解释日常的经济现象、解决简单的经济问题，这一部分建议分配18学时；方案比选部分要求学生通过掌握不同类型方案的比选方法，能够从不同方案中选出最优方案，这一部分建议分配12学时；经济评价部分又分为财务评价和国民经济评价，财务评价部分建议分配16学时，要求学生通过熟悉财务评价的方法、步骤，能根据给出的资料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财务评价，以判别项目的财务可行性；国民经济评价部分建议分配14学时，要求学生通过熟悉国民经济评价的原理、方法、步骤，能根据给定的材料进行国民经济评价，以判别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另外可以安排4个学时的机动学时以供任课教师灵活掌握。
4教学实施
4.1教学方法
主要采用课堂练习法、案例分析法、主题讨论法、课外实践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并注意讲课时巧用表达技巧。课堂练习法：边讲边练，及时巩固所学知识。案例分析法：此方法贯穿了整个教学的全过程，每一部分的知识都有相关案例与之配套，有的是通过案例分析引入所学知识，有的是教学过程中不断引入相对应的案例，通过案例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所学知识。主题讨论法：不定期地选择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内容组织学生进行讨论，通过教师引导，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和热情，引导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学会搜集相关信息资料，在小组内讨论，并总结讨论结果，在课堂上大胆发言。此过程中一定注意教师的身份，以学生为主，教师只是引导者。通过主题讨论法，可以增强学生对知识的记忆与理解，从而达到教学目的。课外实践法：通过让学生亲自到社会中实践来学习相应的经济分析知识。巧用表达技巧：多用比喻、举例等方法，灵活表达，让道理浅显易懂。多种教学方法的灵活应用，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该门课程的教学效果。
4.2考核评价
对学生的考核评价应结合课堂发言、课后作业、学习主动性、操作技能等方面，采取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理论评价与实践评价相结合的模式，重点评价学生的职业能力；注重平时的评分汇集。成绩的具体考核主要从学生的出勤情况、实际动手能力、理论知识的运用与掌握情况、完成作业情况等方面进行评定，制定评定标准。在教学中可划分学习小组，每一知识模块学完后，由小组对各个同学的学习表现进行内部互评，由老师结合学生的考勤、笔记、作业及发言进行打分，最后加权平均给出本阶段学习成绩。为鼓励学生日常学习积极性，可将平时成绩比重提高，将期末考试成绩比重降低。
4.3教材选用与编写
选用教材时，教材内容应与工程技术紧密结合；深度应符合高职高专的学生特点，以理论知识够用为度、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知识点应前后呼应，安排合理；教材的编写应符合该课程标准要求；应多附一些案例和练习；项目选取要科学、符合该门课程的工作逻辑、能形成系列，让学生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逐步提高职业能力，同时要考虑可操作性。
4.4教学条件
教辅材料要力求接近实际，最好是来源于生产生活实际的案例与情境，并开发课程的习题、参考文献等内容，向学生开放，以利于学生自主学习；教师资源方面应由专业知识丰富的教师授课；班级容量不宜过大，最好单班授课，班容量不超过60人，以保证教学质量；充分利用各种信息技术，例如网络、多媒体课件等，为学生提供学习的便利条件。例如加大课程的网络资源建设，把与课程有关的文献资料、教学大纲、电子教案、教学课件、习题、教学视频、经济分析的相关前沿信息、与职业资格考试相关的资料、学生与教师的互动等都放到网上，充分地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环境条件；该课程课内实训可在教室完成，课外实训可通过毕业实习由学生选择性完成；根据专业特点开发教学课件、案例库、试题库，以应用于教学与学习各环节，支持课程教学和学习过程。
5其它说明
关键词：教学方法；教学改革；统计调查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地方性本科院校《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困境与改革—基于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
收录日期：2013年7月26日
西方经济学是教育部指定的高等院校经管类专业必修的一门基础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部分。因其有一定的理论性和抽象性，在历年的教学过程中，学生们的学习效果不好。因此，找到日常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及时解决，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和教学思路，就显得极为重要。为此，嘉兴学院商学院经济学系的全体老师，在共同组织和设计了相关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向全校9个专业的学生开展了抽样调查，发放问卷423份，收回问卷420份，其中有效问卷为397份。针对所收回的有效问卷，全体经济系的老师展开了细致的统计分析，集中发现了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问卷统计与分析
通过统计分析，本文发现，嘉兴学院经管类专业在西方经济学的教与学的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突出问题：
（一）在课程难度方面。调查发现，58%的同学认为，西方经济学课程的难度主要体现在经济理论太抽象，特别表现在微观和宏观的部分章节，如“一般均衡理论”和“简单国民收入的决定”、感觉很难结合现实进行理解。调查中，就“在课堂教学中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这一选项上，有高达64%的同学认为是内容太抽象不容易理解；在微观经济学的内容中，42%的学生认为市场结构理论是相对较难的部分。此外，通过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分析，也大概能够验证调查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就该课程最终考试分数的调查中，仅有6%的学生期末成绩达到90分以上，并且虽然总体的及格率在86%以上，但仍然有14%的同学没有通过第一次考试。此外，还有47%的学生希望将考试形式从闭卷改为开卷，有26%的学生希望通过写论文的形式来代替考试，而有24%的学生希望提高期中考试在总评成绩中的比重。所有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学生对该课程难度的认识。
（二）在学习的自觉性方面。虽然有59%的同学做到了课堂认真听讲和39%的同学做到了课后及时复习（完成作业），但仅有3%的同学做到了课前预习以及8%的同学做到了课余时间看相关的参考书；这说明，嘉兴学院商学院学生对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学习主动性还不高。此外，49%的同学能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11%的同学几乎能把书本上的作业全部完成，24%的同学几乎把精品课程网站上的题目都做了，但是也有18%的同学没有做过作业。在课外时间，有40%的学生会通过西方经济学精品课程网站来学习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知识，有36%的学生会通过一些专门的网络了解经济学的知识。这说明，我校的西方经济学精品课程网络平台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对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方面，以及在开阔学生视野、补充学生的课外知识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在“学评教”方面。就学生对教师的授课质量、授课方式以及老师对精品课程网络平台的利用方面，46%的学生对老师的授课质量还是相对满意的，33%的学生对此表示基本满意，18%的学生对此表示非常满意，但仍然有1%的学生对老师授课质量是不满意的，其主要表现在讲解的太浅，不够系统和深入。虽然有28%的学生认为嘉兴学院西方经济学精品课程建设网站的资源非常丰富，很受益，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同学仍觉得网站资源还是太少，有待于改进；在精品课程网络建设平台的利用方面，有32%的学生会在该平台上与授课老师经常交流，47%的学生会偶尔和老师在此交流，但也有21%的学生与老师在此平台上几乎没有过交流。在课堂教学方式上，41%的学生最看重课堂讲解的内容选择，40%的学生最看重案例分析，而关注课堂讨论和课后练习的学生相对较少。在如何提升课堂学习兴趣方面，有57%的学生认为增加案例教学，但也有9%的同学认为应该增加师生互动。另外，在对案例的选择方面，有20%的学生认为案例太过陈旧，应该及时更新，有35%的学生认为案例很贴切生动，还有16%的学生觉得应该多选择具有地方特色的身边案例，这反映了学生对身边经济现象的较高关注热情。最后，在作业的布置和批改方面，37%的同学认为西方经济学的作业难度太高，29%的同学认为作业形式过于单一，20%的同学认为对作业批改与评价不够，16%的同学认为作业数量太多。可见，广大学生对我校老师整体的教学质量还是认同的，但在实际教学中包括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作业布置等方面，少数比较优秀好学的同学还是感觉不满足，还需要有针对性地补充一些课内和课外的知识。这也是在今后的教学中，需要改进的重点。
（四）在教材选择、教学内容选择及学习效果上。对于嘉兴学院现在使用的西方经济学教材，38%的同学认为其体系严谨逻辑性强，31%的同学认为其内容分析深入，仅有4%的同学认为其案例生动，甚至还有32%的同学认为现在所用的案例不够代表性，或过于陈旧。另外，有48%的学生希望老师在日常课堂上补充一些课外的知识，有27%的学生希望老师适当省略一些内容，而不要只是简单的照本宣科。在学生对老师教学水平的问题调查中，有41%的学生希望有教授职称的老师来讲课，有26%的学生觉得只要是讲师就够了。通过对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学习，48%的学生了解了一些经济学领域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36%的学生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并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但只有17%的同学觉得自己掌握了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15%的学生觉得自己的经济学思维能力和思维方式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可见，学生对我校教材选择总体上是满意的，但教材中的案例部分，还有待提高。因此，编写一本新的西方经济学案例集，就非常必要了。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上述调查统计结果，结合嘉兴学院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实际，现将问题总结如下：
（一）课程自身的因素。作为社会科学之王，西方经济学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已经自成一体，形成为一门严谨的科学体系。该课程从微观经济学发展到宏观经济学，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内容庞杂，流派众多，在每一章中的概念都很多，大多数学生在学习该课程之前并没有接触过这些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面对这么多的新名词，学生们对该课程的学习兴趣一下子就下降了很多。
就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来看，其知识的涉及领域相当广，既有微观原理又有宏观解释，既有实证分析，还有规范分析。另外，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性相对较强且比较抽象，虽然经济学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处处可见，但是对于缺乏社会经验和社会观察力的大学生来说，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理解起来还是显得相对困难的。另外，西方经济学的分析过程中，经常性涉及到数学的表、图、公式的推导，又有很多的假设条件、特例，这就要求学生需要一定的数学基础和数学思维习惯。但是，嘉兴学院经管类专业的学生，数学基础普遍比较薄弱，理解和接受西方经济学的分析逻辑，部分同学还是表现出来严重的不适应性。
（二）学生的因素。应用型本科院校相对于研究型院校的学生来说，基础相对薄弱，受中学时期“灌输式”教育的影响也较大，主动学习能力较差，缺乏创新精神和探索精神。大部分学生的自学能力不强。没有养成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的习惯。在课程内容上，学生一般也只是注重对某些重点知识的记忆，不会去全面的理解和吸收知识，对知识的学习还仅仅停留在应付考试，没有能够将知识形成体系，也不能融会贯通，将知识学得过死。另外，学生之间数学基础参差不齐，特别是对于高中时期是文科背景的学生，由于其数学基础相对较弱，对于高等数学的学习感到吃力，因此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就更加缺乏兴趣。
（三）教师的因素。学校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的老师，大部分都只是简单的照本宣科，没有做到因专业、因学生的不同而不同，也没有根据每个专业不同的培养目标而进行授课方式和授课内容的调整。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学方法比较单一，往往只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不注重解释并分析知识，在教学内容上，只是按照经济学原理来讲授，与实际生活和后续课程的联系较少，使学生产生一种学而无用的错觉。此外，在对课堂气氛的掌控上，一些教师授课生硬，无法活跃课堂气氛，学生在课堂上难以产生对知识的强烈兴趣。目前，在西方经济学的课堂上，教师滔滔不绝地讲，学生毫无反应地听，师生之间缺乏互动，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性问题。
（四）教材的因素。目前，学校各个专业所采用的教材为材。并且，教师在授课时，也没有做到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有针对性的选择讲解。由于课程本身的性质，教材的内容太过广泛，过分强调学科理论和数学推导，内容和实际生活联系少，缺少鲜活的案例做支撑。还有，教材中的部分案例相对陈旧，有点不合时宜。另外，教材版本太旧。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和新问题，都未能在教材中得到反映，尤其是教材中缺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殊问题的分析，这使得缺乏亲切感和认知感，并造成一种错误的认知，即认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只适合解释西方社会的经济现象。
（五）教学方式和考核的因素。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当前嘉兴学院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式，还只是限于简单的课堂教学，一块黑板，一支粉笔满堂灌的形式。师生之间的教学脱节，缺乏互动。目前，多媒体辅助教学逐渐成为各高校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手段。虽然多媒体的进入给课堂教学带来了新的气息，但是很多教师从课堂一开始到结束，都在台上不停的讲理论、做PPT演示、播放视频，信息量非常大，使得底下的学生不停的记笔记，认为老师PPT中展示的全是知识要点，前一个刚记好，老师好几张PPT已经翻过，导致学生跟不上老师的讲课节奏，只是忙于记笔记，没有时间自己去思考和理解教师讲授的理论知识。最终，老师讲得很累，学生记得很累，然而，学习效果却非常一般。在课程考核上，由于西方经济学是专业课程，考核的方式一般都是采用闭卷考试形式，侧重于学生对某些重点知识点的记忆，忽视了学生实际利用能力的考察。
三、现有问题的解决方法
根据上述分析，嘉兴学院全体经济系的老师通过多次的集中研讨，献言献策，结合嘉兴学院地方性本科院校的实际，提出了完善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几点建议。
（一）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删除和补充一些教学内容。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应该根据课程的课时安排以及专业需要，适当调整教学的内容安排，例如，对学时安排是48学时、64学时和80学时的，应该有不同的教学章节选择和内容安排。一般来说，学时越多，课堂讲解的内容以及课外知识的补充也应该越多。另外，还应该根据不同专业的需要，重点讲解一些和专业相关的知识和章节，例如对会计专业或财务专业，可以多讲讲国民经济统计与核算的部分，对国际贸易专业，可以多讲讲国际经济学的知识等。
（二）引入案例教学法。在日常教学中，除了强调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知识讲解的同时，还要突出对案例教学方法的应用。在案例的选择过程中，尤其应该选择能反映中国经济特点和地方经济特色的案例。对国外案例的选择，也应该保证案例的典型性和新颖性，并做到对相关背景知识进行系统介绍。此外，案例选择还要紧密结合课程内容。例如，在讲到寡头市场结构时，选择“案例分析”式教学方法，以我国电信业为例，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竞争格局。这种多样化案例导入既增加了学生对现实经济的了解，也凸显了地方性高校特色专业对现实经济实践的关注。
（三）充分利用西方经济学精品课程网络平台。嘉兴学院西方经济学精品课程网络平台是学校较早开发的学习平台，经过多年的发展与补充，该平台已经初具规模，已经成为了广大师生交流互动的重要媒介。在网络平台上，我们将“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相关资料包括教学大纲、授课教案、课程课件、参考资料、习题集、经典案例、模拟试题、授课录像等资料放在网上，面向每个学生公开免费下载。另外，老师还可以通过该平台布置作业和进行答疑，实现网络化办公模式，消除了师生之间交流的地域限制。通过这种教学互动平台的应用，形成师生之间的良性循环，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也有助于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并提高教学的针对性。
（四）大力推进教材建设。教材是落实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也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培育专业特色，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保证。对嘉兴学院而言，“西方经济学”教学过去很多年以来都采用国内外优秀的经典教材，如高鸿业编写的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经济学》；曼昆编写的《经济学原理》（梁小民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显然，这些经典教材对提升嘉兴学院“西方经济学”教学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这些教材未能体现我校作为地方性高校教学内容的特殊性，也不能反映我校国家级特色专业——经济学专业的特色。因此，编著一本符合我校自身特点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就显得非常必要。自2008年以来，经济学系先后两次组织广大老师，积极投身“西方经济学”教材编写工作。结合精品课程的要求和特色专业“特色”，在教材内容选择上大胆取舍，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成功编写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教材，现已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微观经济学”教材还获得省级优秀教材成果奖。另外，和教材配套的习题集和案例集也正在装订成册，即将付梓。这里，新教材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增加了众多的社会经济事实和生活案例，将理论和实践在教材中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得同学们对教学内容不再感到抽象和难以理解。
（五）创新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考试与考核办法。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观察经济现象、分析经济现象并解释经济现象的能力，训练并提高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能力。因此，对学生的课程考核也不应该只是强调记忆。在过去，往往通过期末的一张试卷，就评断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知识的掌握情况，这实际上有很大的缺陷性。因为，在此考核方式下，学生往往只是凭着自己的记忆和做题训练，就容易考取高分，但是在考试结束后，对该门课程的知识又会很快忘记。这表明，学生的学习只是简单的死记硬背，没能将知识活学活用。为此，改变原来的考核模式，创新考核办法，势在必行。结合嘉兴学院的实际，我们在引入期中考试的基础上，又创新引入对学生的应用知识的考核，包括通过对学生的案例分析报告、社会实践与调研报告、短学期的实验、实训的分析报告、经典文献的读书笔记等，进行多方位的测评与分析，最终确定学生对西方经济学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通过引入多种方式的考核办法后，学生不再是孤立地去记忆知识，而是去更多地关注社会经济现实、并提出自己的思考和感想。我们相信，通过对西方经济学考核方式的改革，最终能够逐步实现培养和训练学生形成良好的经济学思维能力的目标。
主要参考文献：
[1]张本飞.《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现状与反思[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2.1.
关键词： 释意理论 汉英交替传译 翻译技巧
在以法国著名翻译理论研究家达尼卡·塞莱斯克维奇（Danica Seleskovitch）为代表的释意派理论框架下，口译被定义为一种解释性的过程，强调的是达意，而不是简单的原语与目的语的等值对应。在心理学和认知学角度的基础上，释意派认为翻译特别是口译的过程是由三个紧密相关的步骤组成的：理解原文、脱离原语语言外壳、用目的语重新表达，而其中第二步脱离原语语言外壳是整个口译过程的核心。
笔者对电视纪录片的典型代表《国情备忘录》的第一集和第二集的前半部分进行了交替口译，旨在通过对译出音频的分析，找出口译中灵活处理句子的方法，对口译人员和将来致力于从事口译的学生提供借鉴帮助。
一、不同翻译技巧
1.增译法
英汉两种不同语言在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和语言习惯方面都存在极大的差异，为了更加准确地表达原文所包含的意义，我们在翻译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加入一些词、短语或词组，这种方法在汉译英中经常使用。
（1）只要能够给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可行性方案，他就有能力获得，或者他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If anyone could provide China with right way of economic reform，he could or should be awarded Nobel Economics Award.（增译主语）
译入语中的从句缺少主语，如果说在译成英语中不加上主语的话，则不仅不符合语法规范，反而可能会产生主语不明的效果。译入语从句强调的是：如果任何一个人或者机构能够给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可行性方案。所以译者在口译时加入了anyone一词。
2.省译法
省译法与增译法截然相反，为了达到更加准确地表达原文所包含意义的要求，译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把源语言中需要而译文中没有必要存在的一些词、短语或词组等在翻译过程中省去，不进行翻译，避免译文累赘。在《中国国情录》交替口译中较为典型的例子有：
（1）我们现在有近万亿美元的进口，那我们这么大数量的进口，就有力地拉动了我们贸易伙伴的国民经济的增长。
We now imported about one trillion US dollar worth of import.This propelled the economic growth of our trade partners.（省略重复的主语，用代词来替换）
口译中的译出语不应比源语占用的时间长。本句中讲话人为了表示强调，又重复了一遍“大数量的出口”，因前文出现了“近万亿美元的进口”，译者本着节省时间而且可以清晰达意的标准，用this代替“大数量的进口”。
3.转换法
转换法是为了使译文更好地将源语言的方法、习惯和表述方式表达出来，要求在翻译过程中适当转换原文中的句型、词类和语态等。例：
（1）多年以后，关于2008年，有这样一些印象将定格在人们的记忆中。
Many years later，as for 2008，some thing will still be remembered.
（名词转换成动词）
本句中的“记忆”为名词，其实这句话表达的意思就是人们将会记住2008年发生的事情，用“remember”这个词可更准确地传达句意。
4.拆句法和合并法
这两种翻译方法是截然相反的。拆句法是把一个复杂的复合句拆译成几个较为简单、较为简短的句子，在英译汉中经常使用；合并法是把几个短句合并成一个长的复合句，在汉译英中也经常使用。英语注重形合，结构十分严密，因此经常使用长句；汉语则注重意合，结构松散是其一个重要特点，因此简单句较多。以下为笔者引用的来自《中国国情录》交替口译中的例子：
（1）事实上，除了人口众多，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因为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工农业发展不平衡，人们也同样难以简单地看待这个国家。
In fact，besides the problem of mass population，we still have other problems like the disparit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rural and urban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It is impossible to view China in one way.（拆句法）
原句是因果关系，因为中国这么多的不平衡，所以才有人们无法简单地看待这个国家。但是如果用Because引导的原因状语从句引导前面所有的原因，就会显得句子拖沓冗长，甚至会影响听者对句子逻辑关系的理解。用拆句法先描述中国有如此多的不平衡，再另起一句说明这是因为诸多原因导致的结果。
二、翻译实践总结
对于口译人员和将要从事口译的学生来说，提高释意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对致力于提高释意能力的人员来说，选用不同的材料进行训练，并且不断比较和完善自己的译出语，可以提高自己的口译技能。在口译过程中，运用释意对句子进行灵活处理非常重要。
参考文献：
[1]鲍刚.口译理论概述[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无线网络时代就要到来，这将对信息生产力带来极大的提升。
科技成为生产力的关键要素
人类对于生产力的认识，与社会发展一样，是不断深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从生产力的两要素论到三要素论的大讨论，以及后来生产力全要素理论的出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中国人对生产力的认识日益全面。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以孙冶方为代表人物提出的生产力三要素论和以于光远为代表人物提出的生产力两要素论。于光远认为，生产力的两要素是劳动力和劳动工具。孙冶方则认为，除了劳动力和劳动工具以外，还要加上劳动对象。后来又出现了新的生产力全要素理论。生产力全要素理论认为，除了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这些硬件以外，构成生产力的还有科技信息等软件。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为我们对生产力理论的认识开阔了新的眼界。随着产业的迅速发展，电子信息产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之一，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无线网络时代的三大标志
当前，全球电子信息产业正在迎来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具有三大标志：云计算、4G无线通信和智能手机。这三大标志宣告了无线网络时代的到来。
无线网络时代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云计算使得无线网络终端的存储功能将替代原来的本地储存功能，带来更大的资源节约和效率提升；第二，4G无线通信应用的传输功能将替代部分有线传输功能；第三，智能手机的应用，以及其功能的扩展，使得智能手机的功能将替代一部分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的功能。电子信息产业向无线网络时展，将极大地提升信息生产力。
无线网络时代的带来，将使电子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我国提出的物联网战略，将使得云计算、无线通信、传感器等现代电子信息手段结合起来，大大加快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助力我国走出一条新型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从而避免像某些发达国家那样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出现大量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可见，无线互联网将使得我国走出一条高效益、低污染的新型发展道路成为可能。
我国有条件产生领军企业
在这样的大形势下，电子信息产业的企业家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要通过自主创新，利用中国难得的市场机遇，尽快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子信息产业领军企业。
我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信息产品市场：我国智能手机的销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智能手机用户国；我国互联网用户数量早就位居世界第一。身处这样一个大市场，我国早就应当出现一批电子信息产业的领军企业。
值得庆幸的是，我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企业。比如说，在通信设备制造领域，华为和中兴已进入世界前列；在电子商务领域，阿里巴巴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领先的。
从专利数量看企业创新
但我们依旧缺乏核心的技术和知识产权，电子信息企业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大攻克核心技术方面的投入，通过机制创新和技术创新做大做强。
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几年来我国科技成果及申请的国际专利数量迅速增加。前几年提出创新战略后，我国社会各方面加大了研发投入，现在由此带来的科技成果开始大量涌现。前年我国申请的国际专利数量达到了8000项，而美国为5万项，是我们的6倍多。
但去年美国申请的国际专利数量略有下降，我国的则增长了约56%，美国和中国的国际专利比例已下降为3.6∶1。这样发展下去，到“十二五”末，我国申请的国际专利数量可能赶上甚至超过美国。这意味着我国技术创新能力可能赶超美国。
比如说，我国前年申请的国际专利中，华为申请了1600项，在全世界企业中排名第一。去年中兴排到了第二，华为降为第四。这两家公司申请的国际专利数占全国总量的28%。如果我们有30个，甚至50个华为这样的公司，我们的技术创新能力就有希望赶上美国。
我国信息产业企业应该向华为、中兴学习，别的地方宁可少花一些钱，但是研发投入一定要舍得。我也希望我们的信息产业企业能够瞄准无线网路时代新的技术和产品，引领市场，成为领军企业。华为、中兴已经在走在世界通信产业前沿，我们希望下一步在云计算、4G通信设备、智能手机等方面也出现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
关键词：职业教育 素质 职教改革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21世纪的人类将面临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目前，各国已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未来经济的竞争，综合国力的增强，既需要高层次的创新人才，更需要大批有文化、有知识、能够将先进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高素普通劳动者。因此，重视教育和发展教育，特别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实现现代化的迫切要求。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不例外。《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地把职业教育列为我国当前发展的重点。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来促进经济发展，成了我国今天的共识。但是问题是在实践中如何来“大力发展”呢？我们只要查阅一下一些领导同志的讲话、一些传媒的报道以及一些省、市的教育发展规划，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似乎被简单理解为单一地扩展职校规模，以至，给职业教育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困扰。本文主要是对我国当前职业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作出如下分析。
首先是对职业教育的认识问题，其实质就是职业教育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起着一个什么样的作用。纵观世界各发达国家，都可以看到职业教育为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从第二次世界战败国德国的经济腾飞来看，德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最关键的是采取和认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掌握技术技能的劳动者，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即使是现在，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看，职业教育的发展还是得到不断的加强。以美国为例。美国在八九十的年代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职业教育法案，这些法案都是以增强美国的经济竞争力为基轴的。例如1982年的《职业训练合作法》和1994年的《学校──工作多途径法案》等，其目的就是：通过更充分地开发美国所有阶层的学术能力及职业能力，进一步提高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它们已由工业经济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而工业化进程还远未完成，新的二元经济格局还将长期存在，一些传统技术仍将在较长时期内发挥作用，职业教育还将继续担负着培养专业劳动者，以满足社会需求。据美国经济学家断言，像美国这样的据说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发达国家，约70％的工作岗位并不需要大学毕业就能胜任，那么，对正在向工业化迈进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固然缺乏，但就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而言，更为短缺的是大量的受过职业教育的各行各业劳动者。
另外，从劳动者自身素质而言。在中国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的贫穷落后的国家，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取决于全民素质的整体水平的高低。因为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大量物质资本自不待言，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就不能有效使用现代化技术设备，不仅不能发挥技术效率，而且常常被毁坏，材料与元件被浪费。尽管引进的技术是最先进的，但是产品却不会因低工资而在成本上占有优势，产量达不到设计能力，而且质量低劣。甚至可以见到引进的先进设备被闲置一旁，任风雨侵蚀。因为不会使用，或者使用失当被损坏又不能修复。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点，上世纪40-50年代，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在物质资本决定论的影响下，大量吸引外国资本，以求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然而20年的实践，并未产生预期效果。而在二战中经济遭到破坏的西欧和日本，在利作外资方面却取得很大成效。同样的利用外资引进同样的技术设备，何以效果如此悬殊？经济学家普遍归结到西欧和日本的教育发达，劳动者具有较高的素质，吸收能力高，一旦有大量物质资本引进，就能迅速掌握并进一步创新，促进经济更快地发展。可见，只有通过教育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才能保证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不断发展。
以上这些，这不就是说明，一个健全的职业教育体系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关键的因素之一。另外，像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在短时期还无法实现的条件下，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健全职业教育体系更显得重要。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而规模宏大的职业教育网络。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各类职业教育得到蓬勃发展。到2000年底，全国职业初中近1200所，在校生近90万；中等职业学校（包括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和技工学校）20250所，在校生1307万人；高等职业教育的各类学校有87所，在校学生达10万多人。职业教育已经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农村目前还存在人数庞大且文化、技术水平偏低的剩余劳动力。据统计，1998年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例为43。2%，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仅占总数的5%。并且，据有关资料显示，近两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正出现滑坡。一些教育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制定教育规划时，只强调“两高”（高校、高中）的扩招，不再提及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必须按比例发展的有关规定。而农村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大力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可是，在一些地方，无论政府投入、师资教材、办学体制，都迟迟没摆上议事日程。这显然对人口中众多农民的中国来说是不得利的，要实现现代化，归根到底还是要摆脱愚昧使他们能广开门路、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的就业能力，这一道理何其简单明了。因此，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素质，始终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问题。
其次是职业教育的质量问题，应从单纯注重知识转向注重素质教育和能力教育，培养适应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复合型人才。我国职业教育既存在着经费短缺的问题，也存在着教育质量不高的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如果学校是一个特殊的“企业”，那么学生作为“企业”的“产品”，自然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产品”的质量直接决定着“企业”命运。我国的传统教育模式过于注重对知识的灌输而忽视人的素质提高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已难以适应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人的素质和能力的要求。在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一些职业学校中，却还存在着“四重四轻”的现象：重专业，轻基础；重书本，轻实践；重业务，轻思想；重功利，轻素质。这种惯于应试教育，疏于能力培养，重于知识传授，轻于思想教育，只要求学生记笔记、背笔记，不欢迎、不鼓励学生的异议和新见解，只是充当着现代知识的搬运工，消磨了学生的个性和创新精神，削弱和淹没了学生的创新能力的教学方法怎能有效地培养出创新人才呢？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是只“看不见的手”，它对教育质量起着双刃剑的作用，对这种为了网罗生源只讲数量不讲质量，放宽教学，近似于贩卖文凭的学校，其后果是恶性循环，面临着生源危机，最终自生自灭。
在1999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汉城召开世界技术与职业教育大会。大会主题工作文件指出：“基本的挑战是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要求调整、竞争。21世纪竞争的核心是造就一支有生产活力的、灵活的劳动大军。”
综上所述，现代社会对人的工作素质要求在变化，不仅是工作岗位职业技能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能应变、生存和发展。所以，要进一步认识职业教育的目标，教育应在教会学生适应未来社会上下功夫，应从单纯注重知识转向注重素质教育和能力教育，尤其要注重把知识转化为素质和能力。
为此，世界各国纷纷改革其职业教育内容，由原来的岗位技能培训转向综合职业能力培养。像英国的核心能力培训，德国的基础职业能力培训等，它们都是顺应这一趋势的结果。在美国，职业教育也改变了传统的职业技能训练模式，使之成为思考力（thinking skill）培养课程的一部分，重新构筑职业教育。为了有别于传统的职业教育理念，西欧、北美国家通常称这种教育理念为新职业主义。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职业教育普通化”。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健全，WTO的加入，我国将全面参与国际竞争，人的素质将起决定性作用，这些都将对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上提出新的挑战。特别是科技发明创造和社会发展层出不穷，从科学原理的产生到实际应用，到形成技术力量、生产能力和成为社会推动力所需的时间正在缩短，新产品、新技术、新知识、新信息、新材料、新能源正在不断涌现，而且信息传递的速度，物质的流动速度正在加快，人们的交往正在日趋频繁。随之，学生的思想意识、社会观念也不断更新，社会的体制、机构也不断变革，社会变革得越急剧，变化的速度越快，就越要求学生具有未来意识，需要学生具有对于变革的适应能力，对于未来的理解、构想和应变能力。这就要求职业教育面向未来，在人才的培养上除了要掌握应用技能和知识的能力外，还必须培养学生掌握跨专业的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具体来说包括获取知识的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创造能力、一定的组织能力的培养。这与在1988年开始提出的“素质教育”是一脉相承的教育理念。也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对人和人才的根本要求。
新世纪的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上，要强化“素质”的意识，把提高素质作为人才培养的基点，站在“素质”的高度上来研究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第三是职业教育的改革问题，就是以改革促发展，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息息相关。它不仅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而且还要不断适应它们发展的要求，并以此促进自身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一说，职业教育改革是永恒的，不改革就会停滞，甚至倒退。
我国现行的职业教育尽管培养了大批人才，但在21世纪的严重挑战面前，其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还不能适应培养创新人才的需要，与社会主义现代教育所应着力培养具有强大人格魅力和创造性才华的实践主体之间相距甚远。与其他改革一样，职业教育改革也是一场极其深刻的总体性、结构性的改革，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它涉及到教育思想、教育体制、教学内容、教材建设、教学方式、师资队伍建设和全社会传统教育观念的更新等许多方面，改掉那些与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东西，使之适应起来。同时，也要保留和发扬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好传统、好思想，要学习和借鉴世界上符合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好经验、好思想和好做法，在这个基础上，构建一个适应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职教体系，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
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执行“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高举职教改革的旗帜，在思想观念、体制、结构、质量、水平、教材上下功夫，强化改革意识，发奋图强，在21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又将迎来一个新的春天。
参考书目
[1]《半月谈》2000
[2]赵履宽、杨体仁等主编《劳动经济学》，中国劳动出版社，1998
[3]《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1.4
[4]李宝元：《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973年，谭文出生在湖南新邵县下源乡的一个偏僻山村，这是邵阳市最贫困的一个乡村 。谭文从 小读书一直发奋努力，成绩很好，家里也对他寄予厚望。但高考时由于种种缘故，谭文只考 了一个中专。但这在那个穷山村来说，也是一件喜事，这就意味着谭文将从此走出这个穷 山窝，到城里去过好日子了。为此，父母几乎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妹妹也辍学在家。
1993年9月，谭文从邵阳市农业机械化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湖南汽车制造厂生产计划处从事 生产计划工作。但是，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却被宣布下岗了，当时谭文进厂还不到 两年。
万般无奈之下，他到广州找到一份仓库管理员的工作。他一人身兼数职，既是仓库管理员， 又 是保管员、搬运工，一天下来谭文几乎就没闲过。夏日的广州，室内温度常高达40多度，穿 在身上的衣服是湿了干，干了湿。在这样的环境中，谭文静下心来想：今后要想再重新找一 个理想而安稳的工作，惟一的办法还是读书。于是，他从提袋里翻出书，自学起来。不管条 件如何艰苦，谭文始终坚持着。有付出就有回报：一年后，谭文通过了各科考试，如愿以偿 地获得了湖南大学经济管理专业的函授大专文凭。
坚持自学立志考研
取得了大专文凭后，谭文心想，这只不过是自己上了一个小台阶，还不能代表什么，必 须扎 扎实实地多学点真本事。人决不能屈从于命运。于是谭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考研。
谭文深知考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自己这样一个打工仔。但心中有了这样的目标， 哪怕是上刀山，入火海，谭文也要闯一闯。从此，谭文对自己的要求更严了。白天是绝对没 有时间学习的，到了晚上，不管白天工作多累多重，谭文总是要坚持看书做笔记到深夜。为 了学好已荒废数年的英语，谭文买回录音机和磁带，啃书本，背单词，甚至连吃饭、上厕所 都不放过。
就在谭文雄心勃勃准备大战一场的时候，谭文被公司老板无故辞退了。没了工作，谭文心想 ，只要有落脚的地方，不管多苦、多累，仍要把学习坚持到底。不久，谭文在家乡来的一个 建筑 队联系到了一份活。初来乍到，谭文干的是搬砖块、挑沙石的体力活。一天十几个小时下来 ，累得骨头像散了架似的。盛夏的广州气温高，又闷又热，何况还要在被太阳蒸烤的建筑工 地上做体力活呢!到了夜晚，谭文就与十几个工友挤在一间棚子里。为了不影响其他工友休 息，谭文看书从不敢开灯，只是借着路灯透进棚子里的光亮。因为实在太累，谭文常常是拿 着书本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工友们都感惊奇，善意地劝他："人都要累死了，你还看什么 书!身体要紧啊!"当然也有讽刺挖苦的："想出息，还是到家里看书好，何必要来与我 们一起受这个罪呢!"谭文笑了笑，没有吱声。不过，谭文多了个外号："谭博士"。
建筑队老板知道谭文在这种环境下还在顽强地坚持自学，对他很是佩服，特意照顾他进伙房 帮忙。这样，谭文一有空，就随便找一个角落坐下来看书。
1998年2月，谭文回湖南参加了第一次考研。因为对书本知识理解不透彻且临场发挥不佳等 缘故，谭文以8分之差名落孙山。但谭文没有灰心，决心来年继续努力。决心已下的谭文， 除了干活之外把所有的精力全投入到了学习上，每天睡眠时间不足4小时，人瘦得几乎脱 了形。工友们被感动了，一起干活的师傅也尽量给谭文一些帮助，要是自己手头忙得过来 ，就主动让谭文到一旁看书去。
一转眼又到了2月，谭文考研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工地老板照顾谭文，让他提前15天回湖 南参加考试，并许诺不扣他工资。谭文一回到湖南，便躲在原来工厂的宿舍里，足不出户， 一心扑在学习上。2月28日，谭文再次走进了考场。当考完最后一门回到宿舍后，谭 文倒在床上睡了整整一天一夜。
1999年8月初，谭文接到了原工厂人事处的电话：他已被云南民族学院国民经济学专业录取 为硕士研究生。放下话筒，谭文的泪水夺眶而出。
晚睡早起提前毕业
虽然坐进了云南民族学院宽敞的教室里，但随之而来的经济问题又让谭文大伤脑筋。谭 文读的不是公费研究生，每年6000元的学费着实很棘手。
为了多赚几个钱贴补费用，谭文一连承担了三份家教。为了节省车费，谭文坚持骑车数十里 去做家教，并把自己的生活费用严格控制在250元左右。
学习上，谭文却从没有半点的松懈。为了不耽误学习，谭文每晚做完家教回到学校总是坚持 把当天的功课温习完，直到弄懂、记熟悉。老师和同学们都知道，研究生公寓的灯，总是谭 文寝室的熄得最晚。但是，每天最早出现在教室里的肯定也是谭文。
有付出就有回报。第二学期，谭文获得了学院的五达观奖学金。当他领到这笔3000元的奖金 后 ，除了还清了向老师、同学借的学费欠款外，还向当地的希望工程捐了200元。他的任课教 授和同学们都说："作为一个自费读研的下岗打工仔，谭文的这种精神多么难能可贵 啊!"谭文却说："我是一个来自贫困山区的学生，深知农村的孩子，特别是贫困地区 的孩子读书的不易。为他们做点什么是完全应该的。"
2001年6月，谭文顺利地通过了他的《通货紧缩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论文答辩，提前 半年硕士毕业。
甘坐炼狱考上博士
毕业前夕，谭文接到了数家单位的聘用意向，家乡湖南的一所名牌大学也向他发出了邀 请，并提 出优先为他解决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住房。谭文为此倍感欣慰：这些年来自己付出的努力没 有白 费。但在经历过这么多艰苦磨砺之后，谭文还是选择了放弃--他将自己的目标定在了考博 。谭文心想：既然自己这么多年都苦过来了，再苦几年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这是个知识 不断更新的年代。于是，谭文又过起了炼狱般的生活。整天不是泡在图书馆，就是在教室看 书，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
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研究了宏观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性问题，揭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的条件。我国目前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宏观经济总量不平衡、经济结构不合理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障碍，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落后的重要表现。重新探讨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对于我国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结合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需要，就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几个问题做出再研究。
一、社会生产两大部类顺序问题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是以社会总产品在价值上分为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三个部分，并把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资料生产的第一部类和消费资料生产的第二部类为前提的。与前人相比，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这两个前提，把以不变资本为代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作为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和把生产资料生产作为第一部类、把消费资料生产作为第二部类的顺序安排，特别突显了生产资料生产对于社会再生产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为我们探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提供了理论指导。
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的原理，是马克思在其《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批驳“斯密教条”和解决不变资本补偿问题时提出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根据其价值理论，一方面正确地认为，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同时又断言，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只分解为三种收入∶工资、利润和地租。这就混同了新创造的价值（v+m）和商品的全部价值（c+v+m），即认为商品价值仅由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v+m）构成，丢掉了不变资本的价值（c）。这就是所谓的“斯密教条”。
《手稿》按“斯密教条”的思路，举出作为个人消费品商品的12码麻布为例，用让其他消费品行业的生产者以其产品中代表新加劳动的收入部分来购买的办法，寻找它的价值中不变资本部分的补偿途径，一直推演到近八百个部门，结果证明靠这种办法补偿不变资本是根本不可能的。然后，《手稿》把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引入了要分析的问题之中，在探索消费品麻布的价值如何在其生产过程中的各个参与者之间分配时，在麻布、纱、织机的具体形态上，形成了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和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互相交换产品，互相补偿的思想。实际上找到了消费品麻布的不变资本的补偿途径。但这种分配到最后有一个代表机器制造业的不变资本余额，总也分不尽。它表明要彻底解决不变资本的补偿问题，还必须考虑不变资本生产部门之间的关系。
于是《手稿》又对机器制造业等部门的不变资本补偿进行分析，指出这部分不变资本的补偿途径是，或者在本部门把一部分自己需要的不变资本以实物形式从生产中扣除出来，自己补偿自己；或者不同生产资料生产部门之间进行产品交换，相互补偿其不变资本，从而使从消费品的麻布等到生产资料的机器等的不变资本补偿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在这之后，《手稿》把在对不变资本补偿问题探索时，常用麻布生产者来代表的消费品生产者改用A来代表，把生产资料生产者用B来代表，提出了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的原理。从收入同收入的交换、收入同资本的交换、资本同资本的交换三个方面，说明了社会产品的补偿。①
社会两大部类原理的形成过程表明，马克思开始时对两大部类采用的顺序，和批驳“斯密教条”有着直接的联系。“斯密教条”的主要论点是，把产品的全部价值都归结为个人消费品的收入。探索它的错误，要先从消费品生产部门做起，然后才能涉及到生产资料生产部门。正按照这种顺序，马克思在《手稿》中把消费品生产部类称为A，把生产资料生产部类称为B，并在以后也一度沿用了两大部类的这种顺序。但我们看到，批驳“斯密教条”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变资本的补偿。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的原理，是在解决不变资本补偿的过程中提出的。而对不变资本补偿的研究，也就是对生产资料实现问题的研究。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对生产资料实现问题的研究，是他制定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原理的真正起点。
因此，马克思在开始时采用以消费资料生产为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生产为第Ⅱ部类的顺序反映了批驳“斯密教条”这个思想史方面的原因，是有其合理性的。但他后来又采用以生产资料生产为第Ⅰ部类，消费资料生产为第Ⅱ部类的顺序，仅从思想史角度来看，却是更为合理的。因为这样才能反映出生产资料实现问题的研究及其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形成史上的地位。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明，社会再生产包含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不可分割的环节。在这四个环节中，生产居于首位。他指出：“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②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适合于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的共同的劳动过程即生产过程做了这样的描述：“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③马克思认为，这个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④“各个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⑤
这些论述表明，社会生产是伴随劳动者的经验、技能、智慧的发展和他们创造的生产工具的发展而发展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构成了生产过程的直接要素，再生产好似在这两个要素的相互结合和共同作用下进行的，但分配、交换、消费作为制约和影响生产发展的环节，也包括在再生产之中。
可见，在再生产的四个环节中，生产资料属于生产环节的要素，消费资料属于消费环节的要素。在再生产发展过程中，生产与消费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但生产与消费相比，在这个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那么，为了使再生产得以存在和发展，就必须先有生产资料生产提供的工具的带动，然后才会有消费资料生产的跟上和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Ⅷ稿中确定，以生产资料生产为第I部类，以消费资料生产为第Ⅱ部类，并且从第I部类的积累出发，论述了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实现过程，正是以他所阐明的再生产过程四环节统一、生产占首位原理，和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在再生产中的地位为根据的。社会再生产的发展，总是开始于劳动者的经验、技能、智慧发展起来以后，他们制造和改变生产工具的能力增强了，使生产资料的生产有了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发展。认识生产资料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这种地位，对于研究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但要达到这一目的，却要首先发展作为生产过程直接要素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创新劳动手段，不断以更高的劳动智慧和更先进的劳动手段，更有效率地加工改造更多的劳动对象。如果总是鼓励超前消费，以致引发奢侈浪费，并为了迎合这种需求先行扩大这类消费资料的生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目的就无法达到。只有提倡勤俭节约，控制消费资料生产的超前发展，先行发展和生产资料生产，才能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目的，使包括消费资料生产在内的整个社会再生产取得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二、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增长的对比速度问题
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不仅用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顺序表明了生产资料生产相对于消费资料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先行地位，而且讨论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增长的对比速度问题。对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有关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增长的对比速度的论述进行再研究，对于在认识到生产资料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先行地位以后，进而充分了解消费资料生产对生产资料生产的制约作用，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有关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增长对比速度的分析，是马克思在《手稿》第Ⅻ笔记本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再生产中暴露出来的特点时提出的。在那里，他阐明，在正常情况下，生产资料部类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能够增长，应当是由于消费资料部类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增大。但生产资料部类可以不和消费资料部类的不变资本进行交换，在本部类内部实现。因而可以不受消费资料部类的障碍而直接增长。于是，就会发生生产资料部类的剩余产品相交换的情况。“但这样一来，必要的比例遭到破坏，变成更加偶然的东西，产生了危机的新的可能性”。⑥这就是说，本来在生活资料生产没有增长的情况下，生活资料部类的剩余产品应当是通过本部类内部的交换实现的，现在由于它的一部分交换了生产资料部类的不变资本，这就使得要与这一部分交换的那些消费品卖不出去，发生生产过剩。因此，生产资料部类脱离消费资料部类的发展，最终还是行不通的。
消费资料部类的特点是，它的产品中被生产资料部类作为可变资本使用的部分越大，产品中以剩余产品形式被非生产劳动者和资本家本人所消费掉的数量就越小。非生产劳动者和资本家消费得少，消费资料部类中这部分产品的生产就会停滞，这是“任何一个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民族的发展初期的发展情况。”⑦“随着资本的积累，剩余产品在数量上和价值上不断增大；因此，它的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可以以奢侈品形式进行再生产或同非生产劳动者的服务进行交换，并且它仍可以有一个不断增大的部分转化为追加资本”⑧。
由于在资本积累发展的过程中，不变资本是不断增大的，而可变资本总要相对减少，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必然出现“在形成追加资本时，转化为可变资本或不再进入非生产消费的那部分生活资料不断减少；也就是说，虽然资本增长了，但非生产消费量、现存产品量不断增加。转化为不变资本的剩余产品量不断增加，以生活资料形式存在的那部分剩余产品也以同一程度增加，而工人阶级在其中占有的份额，即应当转化为补充可变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产品则不断减少”。⑨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扩大再生产中，以生活资料形式存在的那部分，要与追加生产资料“以同一程度增加”的增长对比速度。
揭示出这种增长对比速度以后，马克思写道：“因为――部分由于对外贸易，部分由于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比重]发生变化，――总资本在[生产者的]两个类之间进行分配的一定比例关系，或产品各组成部分在一定地方进入再生产过程时依据的一定比例关系遭到破坏，这里就产生失调的新的可能性，从而产生危机的可能性。这种比例失调现象不仅会发生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在再生产它们时），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不变资本各部分之间，而且会发生在资本和收入之间。”⑩接着他对揭示这种增长对比速度以前已经分析过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向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转化过程和资本家的财富与工人的贫困一同增长的现象，做了总结性论述，提出了和《资本论》阐明的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很接近的表述。
马克思对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增长对比速度的分析，与他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的论述一起提出，说明马克思的这个分析与他对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的论述表明，伴随着资本积累中资本积聚和集中的不断发生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可变资本和劳动现役军要不断相对减少，但产业后备军和资本家掌握的社会财富却不断增加，这样必然出现一极是无产阶级贫困的增加，一极是资本家财富的增加的现象，促使无产阶级反抗的加强和经济危机的加剧，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而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以同一程度增加的分析，是与这个论述中包含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只能取得代表可变资本的那部分生活资料的不合理性及经济危机的必然性的内容相一致的。可见，这个分析与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的论述一样，有着很充分的实际根据。
应当指出，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增长对比速度的上述分析，长期没有被人们注意，所以特别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我们知道，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手稿》和《资本论》中都曾提到，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生产资料将日益超过消费资料以更快的速度增长。{11}但我们看到，在所有这些地方，马克思这个结论都是在把社会生产领域中用于生产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相比较的情况下得出的，正如列宁所说：“所谓生产资料生产增长最快，不过是指这个规律（即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更快的趋势和规律――引者注）运用于社会总生产时另一种说法而已”{12}。
那么，有没有不用于生产领域，或不充当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呢？根据我们刚才引述的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增长对比速度的分析可以看出，生产资料当然最终都要全部用于生产领域或在设想除资本家和工人以外的社会其他阶级的假定下，全部充当不变资本。但消费资料除用于生产领域或充当可变资本的部分以外，显然还可以有别的部分。马克思在《手稿》比上面引述的分析稍前一点的地方，就消费资料和可变资本的关系这样写道：“决不应该把事情想象成这样：似乎可变资本的量同不断增长的生活资料的量是一回事，后者随着资本规模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转化为可变资本，即能够同活劳动相交换；换句话说，下述看法纯属无稽之谈：似乎一定部分的产品由于本身使用价值的性质而必定转化为可变资本，或者说，似乎可变资本对可以作为消费资料加入劳动能力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或生活资料的材料）的量保持着某种必然的比例。”{13}
马克思在《手稿》第IX笔记本的一段话，对正确认识不用于生产领域的消费资料量的变动趋向很有帮助：“同总产品相比，一个国家的生产人口愈少，国家就愈富；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也完全是这样，为了生产同量的剩余价值，他必须使用的工人愈少愈好。在产品量相同的情况下，同非生产人口相比，一个国家生产人口愈少，国家就愈富。因为生产人口相对的少，不过是劳动生产率相对的高的另一种表现。”{14}马克思的这些论述表明，可变资本的数量变动与消费资料的数量变动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社会再生产的长期发展中，对消费资料的数量从两个方面发生着作用：一方面，它使用于生产领域的消费资料比生产资料相对减少；另一方面，它又使不用于生产领域的消费资料在社会总产品中的比重增大。因此，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以同一程度增加，是两大部类长期发展的客观规律。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用两组数例阐明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实现过程时，就是让生产资料生产的第Ⅰ部类与消费资料的第Ⅱ部类，以同一程度增加的。{15}那么是不是这两组数例只研究了劳动生产率不变条件下的扩大再生产呢？如果我们把这两组数例分别加以考察的话，那它们的确只研究了这种扩大再生产。第一例用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资本中，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比例分别为1∶4和1∶2的不变有机构成，推演了5年；第二例用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资本中，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比例均为1∶5的不变有机构成，推演了3年。下面我们看看这两组数例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
马克思在提出第二例时，一开始这样写道：“现在假定有年产品9 000，这个年产品完全是处在产业资本家阶级手中的商品资本，其中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一般平均比例是1∶5。这种情况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与此相应，社会劳动的生产力也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生产规模在此以前已经有了显著的扩大；最后，在工人阶级中造成相 对人口过剩的所有条件也已经有了发展”。{16}分析完第二例以后，他又对这两组数例做了这样的说明：“在以上各个场合，我们都假定第I部类的积累率=1/2mI，并且每年保持不变，我们只是假定这个积累资本分成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会发生变化”。{17}这两段话表明，马克思的这两组数例之间，确实有着联系；这种联系主要就在于第二例和第一例相比，劳动生产率变化以后，有机构成有了提高。
《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与第一例相比较而提出的有机构成提高了的第二例，并没有让第I部类的增长速度高于第Ⅱ部类，不是没有原因的。结合马克思在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形成史上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这显然是由于马克思在制定两大部类增长对比速度时，除了考虑到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出现的有机构成提高，第I部类的生产要增长以外，还考虑到了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出现的非生产人口的增加，第Ⅱ部类生产也要增长。须知，非生产人口的消费品及其中的劳动者使用的各种用于社会保障和生活服务的设施，无疑都应当属于第Ⅱ部类产品。
可见，虽然第I部类在社会再生产中占有先行地位，但从长期趋势来看，它的生产却是与第Ⅱ部类的生产以同一程度增加的。我们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认识到生产资料生产的先行带动作用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如果只看到这一点，不注意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在社会再生产长期发展中以同一程度增加的对比速度，势必在调整产业结构时，过份偏重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违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失调，欲速而不达。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基本矛盾的作用下，工人阶级只能得到代表可变资本的那部分消费资料，因此它的社会再生产受其相对狭小的消费基础的限制，发展中必然不断受到经济危机的破坏。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社会再生产，把消费资料的增长从可变资本的限制下解放出来，随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人民生活，积极发展社会保障和生活服务业，使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完全必要和可能的。
三、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的关系问题
目前，我国发展的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这就必须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处理好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通过发展循环经济，争取在没有资本积累的条件下扩大再生产，既保护和扩大当代人利益，又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的有关论述，为我们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处理好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问题，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马克思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有关积累与扩大再生产关系的论述，在写于1865或1867年的《资本论》第二卷第Ⅰ稿（以下简称第Ⅰ稿）中很有特点，其中不少是从物质生产角度做出的。第Ⅰ稿的这种论述，开始于其第三章第2节对固定资本的研究。他指出，固定资本只要还没有磨损完，从而没有把价值全部转移到产品上，它就会在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中起作用。这种作用类似为生产力服务的自然力。每年使用的固定资本量，取决于固定资本在总预付资本中的比重和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这两种情况。
考察第一种情况必须把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看作是不变的，而把固定资本的量看作是可变的。这样，固定资本在预付总资本中占的比重越大，固定资本中无偿地执行职能的部分也就越大，固定资本的这种增加虽然和流动不变资本的更大的相对增加联系在一起，但也和流动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联系在一起。随着固定资本量的增大，每年被耗费从而必须补偿的固定资本也要增大。但它的增大不过是固定资本中无偿起作用的部分绝对增大的指数。而且，因为固定资本每年需要补偿的部分增长时，流动资本部分往往增长更大，所以需要补偿的固定资本部分在总产品中虽然会绝对地增大，却又会相对地变小。
考察第二种情况需要假定总固定资本的量是不变的，而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和所耗费的固定资本的比例是可变的。这个比例只不过是固定资本周转时间的另一种说法。一定量的固定资本所需更新的周转时间越长，一年所耗费的固定资本部分同所使用的部分相比较就越小。固定资本的规模越大，周转时间越长，固定资本的磨损也越多，但这种磨损的绝对量与平均周转时间的延长相比，相对地在减少。
现有固定资本还可以为再生产规模的扩大或积累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就要缩短，年磨损就会增加，但这种增加却“并不与生产的现有规模或产品的现有量成比例，而是与产品的增长量成相等的比例（往往要快些）”。{18}固定资本因此而消耗得更快，只是因为它被使用得更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固定资本规模越增大，现有固定资本这种能够为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服务的能力也就越大。在采掘业等生产领域，现有固定资本的这种能力更为明显。“随着科学不断取得成就和科学的应用，固定资本中经常或每年应该补偿的那部分以更具有生产效率的形式被再生产出来”。{19}现有固定资本的这种能力还会不断发展。
除了固定资本以外，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被采用的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还有现有劳动力。现有劳动力在外延或内涵方面被利用的程度大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生产出的相对过剩人口能够得到实现的程度的大小、在既定工作日长度和强度下就业是否充分、在一周中实际劳动的日数的多少等都是可以变动的。现有劳动力的这种在较大程度上的被使用，也就成为“再生产过程以及扩大的再生产过程或积累的可以延长或者可以缩短的可变基础”。{20}
科学在生产中有着重要作用。“应该把科学称为生产的另一个可变要素”。{21}由于科学在工艺上应用程度不同，固定资本和劳动力都会在生产中有不同的效率，从而导致撇开积累的再生产过程的规模极有伸缩性。如果考察整个国家，那么既定量的劳动力和资本总是在经常变化的条件下被使用，合理性有大有小，节约的程度有多有少，而且是在生产力水平变化的条件下被使用的，虽然这些变化有时在这一生产领域较为明显，有时在那一生产领域较为明显；有时在这个地区，有时在那个地区；在同一生产领域内，这些变化有时涉及这一个别资本，有时涉及那一个别资本，或者逐步普遍地实现。
因为再生产过程同时又是流通过程，流通时间对资本中实际进入直接生产过程或再生产过程的部分形成一个界限。而流通时间本身又是一个可变的量。所以再生产的规模还会因资本的流通情况而发生伸缩。自然要素、土地，就它们的价值而言，不构成资本的任何部分，但作为生产资料却包括在资本中，构成了在一定程度内，不以实际资本的任何增加为转移的扩大再生产的持久基础。
第Ⅰ稿对以上内容做了这样的总结：“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撇开积累和一年四季的变化不说，一定量资本和劳动力每年再生产出来的产品量是可变量，而不是不变量，这个量会扩大或缩小。这种伸缩性或可变性也形成积累的自然基础，从有了这样一种基础时起，再生产的扩大就成为可能，而不需要由于被推动的追加资本和追加劳动力才得以完成的那种再生产所需要的一切要素。”{22}
第Ⅰ稿第三章第8节从物质生产角度对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关系做出了更专门的研究。它指出，在畜牧业、林业和从事修建铁路、运河等的生产部门，资本周转时间要持续一年以上。产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并不转化为货币，而是直到产品完全制成以后才能转化为货币。由于这些生产部门不断从商品市场上抽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一年时间里又不反过来向市场投入其他形式的产品，那么很明显，这些生产部门的规模，取决于一年中不断为它们提品的其他生产部门的规模和生产率，取决于整个社会生产的财富已经达到的程度。因此，任何积累或规模扩大的再生产，都可以说成是同仅仅生产出原有资本的再生产相比较的剩余生产。“如果从物质的角度来考察过程，积累只不过是剩余生产的另一名称而已。”{23}
马克思在第Ⅰ稿从物质生产角度对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关系的论述，表明了固定资本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特点、科学、自然资源在生产领域的作用，以及流通时间对再生产的影响。他在这些论述中提出的积累是剩余生产另一名称的观点，开辟了从物质生产角度研究扩大再生产的广阔领域。
方法与目的密切相关。事实上，几乎每种新的研究方法都是随着某种新的理论而来，这种理论和方法就形成一个学派。本文原以“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派与方法”为题，现为节省篇幅，略去学派。有些学派，如乾嘉学派、计量学派，可以避免讲理论，专谈方法。而多数学派却不能元全避免，因为在那里理论就是方法，这在下文自明。
我想谈的有：(1)文献学和考据学方法；(2)历史唯物主义；(3)经济计量学方法；(4)发展经济学方法:(5)区域论和周期论:(6)社会学方法，(7)系统论方法。所谈或详简，或我所不知而举疑，故日杂谈。
文献学和考据学方法
我国史学一向重视文献学的方法。这方法的精神就是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征；用现代话说就是“论从史出”。治史必自史料始，以占有史料为第一义，这是个好传统，初学者尤然。文献学方法包括校勘、辨伪功夫。又所论多宏观，故重典章制度。同时，它包含归纳法，广征博引，力戒孤证。在表达上，“让史料自己说话”，质朴、简洁、有力。
“多问阙疑”，史料既多，考据学随之而兴。考据学至清代极盛。清代考据学之大功在于它抵制了宋明理学唯心主义的推论，追求历史信息(文献)的本来面貌，故梁启超称其有实证主义精神;又因清人逃避政治，能钩稽沉隐，无所避讳，即顾炎武所倡“实事求是”。但清代学者考据的出发点不是事物，而是文字音义。又所论多属微观，视野狭隘，流于繁琐。或为文而文，示计实效。盖原用于经学，治史反成缺点。
不过，文献学、考据学都是不断发展的。至近代，受西方实证科学影响，己日益光大而重实效。若陈寅恪，固考据学大师，其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文史考据之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金明馆丛稿》)
我国历也文献至为丰富，史籍、地志之外，笔记、诗文、报刊等早已入史。近又致力于档案、碑刻、民间文书之发掘。历史档案浩若烟海，近年开发清刑部题本，已美不胜收，而其他尚少系统整理。民间文书更是无穷宝藏。若徽州档案、孔府档案、盛宣怀档案刚在利用，而散在各地的文契、租约、账册、书簿等都有待征集。文献学、考据学内容日广，大有可为。方法本身也将改进，资料库和电子计算机的利用即其一例。总之，前途广阔。
单靠文献学、考据学方法亦有其弊。正如列宁所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①这就不是论从史出，而是史随论走了。因此，史料愈多，愈简要有科学的驾驭史料的方法。这方法，首先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经济史的基本方法，其他方法之得失都要用它来衡量。
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包括一系列原则和规律，不只是方法。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写历史，而是研究历史，即研究一个未知领域或未决问题，不如把它看作方法。这是因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规律虽是客观存在，但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别的学科来说，可用作逻辑论证，如评某文学作品，可说它不符合历史规律。但对研究历史本身来说，却不能这样。如五种生产方式，可称为社会发展规律，但具体研究某民族历史时，缺奴隶社会者有之，缺封建社会者有之，缺资本主义社会者更有之。这些“缺”正是研究的目的。
对于研究工作者来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足教义，而是方法”①。“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也没有企附说明一切，而只是企求提出‘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②
这种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以为，其核心，也是我们在实践中用得最多的，就是历史辩证法。辩证法思想来自人们观察自然现象的总结，即自然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应用于研究社会川史”。这本是恩格斯的意思，由斯大林明确说出③。因而，钱学森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社会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相并列，这是很有见地的。
附带说，许多科学的方法部是来源于对自然界的观察。十八世纪培根、笛卡儿的实证主义和归纳逻辑，近代的计量学方法、系统论方法，都是首先应用于自然科学，然后移植于社会科学。它们的科学地位也在这里。辩证法也是这样，当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将随着科学的日新月异而不断发展。
但是，过去我们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却很少讲辩证法，而把国家、阶级、阶级斗争当作主要内容。这是因为，我们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截然分成两门课(这也作俑于斯大林)，前者讲辩证法，后者就不讲了。也因为我们用观点研究中国历史，是在民主革命战争中开始的，继之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就很自然地突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这是1879年马克思发出的一个指挥革命行动的通告中说的。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经济的发展，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
这个“本意”也招致不少误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变成“线性因果关系”，僵化了的公式。恩格斯晚年，在1893年给弗·梅林的信中说，马克思和他当初是着重从经济基础中“探索出”政治、法权等观念的，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当时是批判黑格尔等唯心主义。但也因此犯了个错误，即忽视各种思想领域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并在历史上起作用。因而他提出“归根到底是经济”的修正。次年，在给符·博尔乌斯的信中全面发挥了这一点:首先，经济基础不仅是经济关系，而是包括全部技术装备和地理环境。其次，“并不只有经济状况才足原因”，政治和意识形态都互相影响。同时，经济并不是白发起作用，而是经过人的决策，“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原来，1890年他就提出历史是由人们的意志“合力”创造的理论，而人们的意志是由生活条件决定的④。
照恩格斯的说法，各领域都有自己发展的历史，离经济愈远的领域，如纯思想领域，其曲线愈曲折。但如划出各曲线的中轴线，则“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跟后者平行而进”。这就是“归根到底”之义。我们不妨试画如图I。文学艺术的曲线起伏很大，几百年未必出一个诗圣。科学发展则到卡八世纪才突飞猛进。它们的中轴线则几乎平行了。
我想，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第一，要承认各领域的相对独立性。从这一点说，本来可以分别研究，如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等等。第二，又要有整体观、系统观。它们是相互影响的，研究经济史也要看到政治、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更不能摆出一副“我是基础、我决定你”的架势。“归根到底”是经济，但在一事一物上却未必。第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是这样，相互作用是辩证法的裴本原理，“反作用”其实就是作用。象生产和交换也“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规律”，又都互相制约和影响①。重农轻商思想不能进入史学界。总之，史学界头脑中经常保持辩证法，或可无虞。
经济计量学方法
经济计量学源于数理经济学。数理经济学已有百年历史，经济计量学也有数十年历史，我国现已用于计划和管理。但经济计量学用于历史研究，还是六十年代以来的事。它兴于美国，目前也以美国为独盛，在欧洲和日本史学界并非主流。
经济计量学用于历史研究有很大局限性。原来计量学用于现实经济，目的在设定最佳模式，选出最佳方案。用于历史则不行。历史不能选择，也不能假设。美国曾有人用反拟法(Contrafactureapproach)研究美国早期历史，结果不住。又因历史不能用实验或模拟办法取得所需数据，只能用已有统计和估计，不仅研究的时间多限于近代，范围也受限制。目前所用，大多只是回归分析(Regressionanalysis)和相关分析(Correlationanalysis)二法，回归分析又多限于单元线性。
线性回归是用一直线来表达两组变量间的平均变化关系，其原理见图Ⅱ。该图录自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实即原来统计学中的宣线趋势方法。图中曲线是1895-1913年新设厂矿历年投资的指数(X为时间，Y为投资指数)，AB线则为历年投资变化(在此为增长)的趋势。
在计量学中，AB线的含义已不尽为趋势，它称为回归线，即变化的理论值。其方程是:Y=a+bxX是自变量，Y是因变量；b是回归系数，即回归线的斜率;a是常数，即X=0时Y的值。有若干(最好20个以上)X和Y的经验数据，即可用段小平方法(公式略》求出a和b的值。而在经济史中，时间常为重要因素，故可将上式改为时间方程，即（Y=a+bt）t为时间(如年)，b则变成速率(如年率)。
美国学者赵冈从孔府档案中得出1736－－1775年议上县梅花庄麦、豆、高架、杂粮的历年产盘，用上式(他还加上一个平均为0的分布变量e)算出这期间亩产量Y的平均变化率b：麦、豆、高梁的b均为-0.04强，即平均每年下降4%，杂粮的b达-0.09。
其他用法，如LorenBrandt计算上海粮价Ps与国际市场粮价Pi变化的关系，方程为Ps=a+blP1+b2R+e其中R是汇率(因国内粮价用银，国际市场用金)，c是平均为0的分布变量。他用1876－－1930年逐年Ps、Pi、R的数值(实际计算时用对数1n)，得出b1=1.10；b2=-0.98。即上海粮价受国际粮价升降的作用和受汇率变动的作用(银价降粮价升，故为负数)都很大，以此论证上海粮价“整体化”于国际市场。
线性回归方法，计算并不困难，但其适宜性在于对资料的理解、运用，这仍有赖于定性分析。如上述新设厂矿之例，因每年之新投资并非当年消耗掉(与产量、交易量性质不同)，若用资本存鼓(前期的资本+当年投资-当年折旧)或资本集成(Capitalformation，即当年投资-当年折旧)为Y，则b值要低得多。后例国内外粮价，因未计入粮食进口量，结论尚感不足。青年学者吴柏均，同样用回归分析，发现国内外粮价与实际进口之关系在不同时期、不同口岸、不同粮种(米或麦及面粉)都有所不同。这就需要从进口数量、倾销政策、市场的垄断性等方面来解释。
再如我国对外贸易的进出口价格剪刀差(国外称Termsoftrade)，不乏有人研究。但同是用1866――1936年南开指数，美国学者侯继明的计算是Y=76+0.44X，速率为每十年4％强；而RalphHuenemann之计算是Y=58.32+0.94X，速率为每十年9％强。我对这问题是分阶段观察：剪刀差扩大时期中国吃亏，逆剪刀差时中国受益，两相比较才有意义。又如工业发展速度，是研究较多的问题。美国学者章长基估计1912――1936年工矿业产值的年增长率为9.4％；ThomasRawski估计同期制造业的年增长率为12.7%;因所用代表产品不同。我以为，既无全面材料，还不如分行业考察为妥。总之，计量学虽定量，却未定死，要根据条件运用，才能有用二，现在谈相关分析。相关分析是找出两系列变景之间相互关联的密切程度，其原理见图Ⅲ。该图取自RobertHartwell对明代里甲制的研究。每里户数并非按规定的110户，因非农业人口不入里。图Ⅲ是许州7个县的里数X与户数Y的相关图;从7个点的位置可见里数与户数关系颇为密切。X与Y的密切程度即相关系数，通常用r(或r2)表示。若r=1，则各点在一直线上，毋需论证。若r=0，则两者无关系。若r为负数，则为负相关《如价格愈高销量愈小之类》。上述7县里数与户数之相关系数经计算(公式略)r=0.99，即密切度达99%。而广东13个县，其r=0.96；陕西23个县，r=0.94。
相关分析的应用拖围很广。一般说，凡作回归分析，同时即可得出相关系数，不能作回归分析者，亦常可作相关分析。问题是要有大量的连续性数据。因而目前所见，以用于人口、外贸、物价之研究者最多，以及研究铁路运输与贸易的关系，农场规模与产量的关系，均有成例。但应用最多的是拿它检验已有的论点或设想是否正确，亦以这种用法最为有效。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国棉纺业颇为发达，利润亦优。T.Rawski估计出1913――1936年历年纱厂利润，与同时期棉纺业的发展(以纱锭数代表)作相关分析，而r值仅为0.15――0.17。说明纱厂的利润大半并未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棉纺业的新投资主要来自业外。
反之，欲用相关分析推导出新的结论，则须慎重。如上述纱厂利润之变化与钢铁、水泥、机器三业之发展相关系数达0.86-0.91，非有文献证明，不能遽认为纱厂利润，投入比三业。又如按粮食运销路线常可得经过各地的价格关系。有人研究清代陕西粮价，按最大r值应是从陕西最南部向最北部运销;又米市中心苏州，与其米价相关最密切的地方竟是济南。类此情况，若迷信数字，必致失误。
图论为数学方法之一，但在经济史中尚难应用。不过，有时简单之图解也有助于研究。如R.Huenemann研究中国铁路的经济效益简式如图Ⅳ。AB是铁路边际运输成本。OT是运量(吨公里)。OP是传统运输平均运价，op’是铁路平均运价(均为元/吨公里)。则铁路的经济效益为三角形PCP“。从图可知：PCP’=1/2(OP-OP’)OT
1930年代，传统运输(大车驮运等，因铁路为南北线)运价平均按0.1元计，铁路平均运价为0.02元;1933年6条国有铁路的运最为2，896百万吨公里。代入上式，经济效益为116百万元。
我在论清代同内市场一文中，将市场商品按其相互交换关系分成三类，因各估出数值(万两)，并估出城市消费额C=2，195万两，因而可利用框图(图Ⅴ)得出下列不等式：
Ⅰ>Ⅱ>Ⅲ
Ⅰ-C≈Ⅱ
再从不等式中推导出结论。①
总之，用计量学方法研究经济史，有其局限性。国外所用，多限于研究生产力；国内有用于研究生产关系者，尚待开发。而其最大缺点是只见量变，不见质变，不往往为追求数据，连续性，忽视以至否定突变。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但其方法本身是科学的，用以检验、纠正已有之定性分析，最为有效。这种检验也可用统计学方法，做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可避免概念模糊、夸大、以局部作总结等弊病。因此我主张，在经济史研究中，凡能定量的，都应定量，不能定量的，也尽可能找出相对的数量概念。
发展经济学方法
发展经济学五、六十年代盛极一时，近已衰落。然而，它是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的，又注重长期趋势，它的方法以至一些论点，对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都能有所借鉴。
发展经济学学派众多，方法各异，但有一点共同的，即注重比较方法，这也是近年来我国倡行的。
六十年代以前的发展经济学，多是与英美等国的工业化过程相比较，一如过去史学界的西欧中心论。不过因学派不同，重点不同。如新凯恩斯学派注重投资效果，故常用Harrod-Domar经济增长模式(增长率G=S/Y，S为储蓄率，V为资本与产出比率)。新古典学派注意劳动力，故常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Y=rKaLB，K为资本，L为劳力)推导出各种增长模式。二元经济论者认为不发达国家存在着两种经济——传统农业经济和从西方输入的现代化工业经济，发展程度就是两者的消长。曾有人用这个观点研究中国经济史，致有口岸经济和内地经济之分。二元经济论集中到“无限剩余劳动”，即Lewis模式:传统农业中存在着一种生产效率极低的剩余劳动，其作，用等于0，他们转移到工业部门，经济就发展了。
用这些模式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自然不得要领。不过，我们过去的研究偏重生产关系，对资本、劳动注意不够，在这方面与外国工业化过程作对比研究，仍是有益的。青年学者李伯重研究明清江南经济，与十六至十八世纪中期的英国对比，以及近来一些与日本德川时代和明治时代经济的比较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六十年代以后，拉美经济学者在发展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研究方法也变成南北对比。同时，提出结构主义、依附论、不等价交换等理论。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已形成一种世界性经济结构，后者依附于前者，处于前者的边陪或卫星国地位。经济剩余被中心国榨取去，即使按照李嘉图比较成本说，也是处于不等价交换地位。他们运用大最资料和计最学方法作对比分析，这一点是十分可取的。显然，我们研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不能只研究本国，而需要研究对方。我想，至少在某个方面或某些商品市场，确是形成一种国际经济结构。比较经济学方法不是比较两个孤立的国家，而是要研究两者的相互类系，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要点。
发展经济学中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理论和方法，如不均衡发展、发展阶段论、周期论等，将于下面分述。这些理论不只是从不发达国家出发，而是从整个经济史立论。
区域论和周期论
区域论和周期论是七十年代兴起的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学派，创始人当推WiiliamSkinner和RobertHartwell，近年来极为盛行，并流行于日本、法国的中国史学者。这方法又称为“空间时间研究法”(Spacialand，temporalstudy)。其把中国分为经济区，清以后加七东北成九大区。每区都有一两个核心区(Core)，经济发展是由核心区向边缘区（Periphery)推广。大区内由各级市场和资本、劳动力的转移相联系，形成多级性体系(Hierarchicsystem)。各大区的发展都有周期性。周期二般有四个阶段z边区(未开发)阶段，大发展阶段，衰落阶段和平衡阶段。如东南大区在唐开元前还处于边区状态，开元末到宋孝宗时大发展，此后处于平衡状态，商宋到元一度衰落，明洪武后又大发展。大发展时边缘区速于核心区，衰落时也是边缘区先衰落，两者之相关程度可用计量学方法算出等等。
日本著名史学家斯波义信最近采用这种方法研究江南农业和商业，得出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周期律：
980－－1030中度发展
1030－－1279大发展
1279－－1368衰落
1368－－1421恢复发展
1421－－1550平衡状态
这种研究方法虽是新兴的，但区域论和周期论却都源远流长。
区域论源于古老的地缘政治学。十九世纪初德国H.vonThuen发表《土地经济与国民经济》，随后有资源配置的理论。二十世纪美国出现传播论，研究美国经济由东向西、自南向北的发展。接着美国刊德国都有区位经济学，以至出现Losehchristalle的中地理论(Centralplacetheory)，也就是区域论中核心区和边缘区的来源。以中国之大，分区研究很有必要。我国有地方志传统，为此提供了便利。不过按行政区划又不如接经济区域为宜。近年来大陆和台湾学者研究城市和镇市经济史，即多按经济区，并多少受中地理论影响。但是象W.Skinner的强调各区域发展的非同步性和封闭性(Autarkic)，则属过分。
地区特性和区域间共性是对立的统一。中国自古就是大一统为主的国家，经济制度和政治、法律等基本上是统一的，很早就有全国性市场。这一点和欧洲很不相同。美国籍学者王业键的清代粮价研究，用计量学方法说明各大区物价长期趋势的同步性，是个有力的证明。
周期论思想更早，我国春秋战国时即有范蠡、白圭的农业循环说。西方周期论有多家，我觉得最有贡献的是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的创新论，道出周期的根源。1934年他吸收苏联学者NikolaiKondratieff的大循环理论，提出康德拉捷夫周期。其第一期自工业革命到1842年，恰是；第二期断至1897年，恰临甲午之战;第三期终于1950年，恰是中国解放。当然这不过是巧合，但他是说西方经历了纺织工业钢铁工业、电化工业三个时代。其次当推罗斯托(Walt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提出主导经济部门和“起飞”的理论。我觉得“阶段”比“周期”的提法更好。
历史发展非直线，有盛有衰就是周期。事物发展出量变到质变，就自成阶段。我觉得应当这样去研究经济史，比用断代史的方法好，因经济发展往往是朝代断不开的。不过，西方的周期论一般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如照托夫勒(AlvinToffler)的说法，人类历史就变成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至信息社会，而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都不见了。美国学者用周期论研究中国经济，实际上找不出生产力盛衰的指标，只好用人口估计以及税赋、贸易等数字代替，因而所得结论并不确切。其实，如果不拘泥于计量学方法，还有更多的资料可用。
社会学方法
社会学内容广泛，其中有的部门如人口、劳动等己独立成专门学科，同时又有新部门出现，我这里以涉及经济史者为限，采取广义，把结构学派、功能和行为学说等也放入，实际它们已成经济学的分支了。
社会学就方法论说有其基本特点。第一，它认为每个民族或地区都有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其发展也非同一道路。这就摆脱了“西欧中心论”，不去套西方工业化模式，而注意各民族、地区特点的比较研究，因而有“空间史学”之称。第二，它重视“底层”即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研究，把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心理学等作为方法引入历史研究，扩大了方法的领域。第三，它非常重视社会调查，积累了一套科学调查方法。历史虽属往事，但经验证明，社会调查还是很有用的。
在三十年代以前，西方对中国史的认识长期受韦伯(MaxWeber)学说的支配，即中国是个儒教国家，缺乏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社会学方面研究中国活跃起来，而主要集中于家族制度、绅士阶层、科举制度等。在这方面，日本学者的研究更多些，他们还有人注意基层组织，提出“村落共同体”的理论，井大量利用原来满铁等机构的“中国惯行调查”。而研究民间组织、行会、商会者也不乏人。近年来，从传统文化和伦理思想研究历史的倾向又有抬头，其有力论证是:同受西方资本主义和经济侵略的冲击，而各民族、地区的反应和后果不同，重要原因即在于传统文化的继承性和适应性。因而有人称之为韦伯主义复兴。
我国早就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五四以后，新文化代替旧文化，“旧学”遭到否定，而最近两年，又重新注意传统文化以及孔学的研究了。这是个好现象。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决定于内部力量，传统力量的继承和演变，应是经济史的一个课题。事实上，中国传统的政治以至伦理观点，都非一成不变，十八世纪以来演变尤大。我想，研究这种演变;如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有同等意义。
结构学派在经济学上是个新学派。其中心思想是，经济的发展不仅是生产力的进步，而且在于结构的合理，否则比例失调，产生危机。在经济史上，可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它因1929年创刊《经济社会史年鉴》而得名。从方法论上说，最重要的就是“整体历史”论，反对描述个别部门、事件，因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利”，而历史是一系列“互相连锁”的机制。即使研究一国一地区历史，也是先研究地理、气候、交通等，即人与环境的历史，然后是人口、劳动、贸易、家庭、文化等，即群体的历史，最后才是政治、军事、外交等历史，有点上层建筑的味道。同时，他们主张研究质，不注意计是分析，而代之以结构分析。尊重传统，讲究平衡。我觉得，重视经济结构，以及人口、劳动、地理环境等研究，都是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史所需的。不过这派学者提及中国时，强调了传统平衡的作用，并不恰当。
行为和功能学说都源于社会学。行为学说是早期比拟于生物学的研究而来。功能学说则是认为社会现象不能用简单的因果关系去解释，时常是种瓜得豆，因而要研究先于结果(或目的)的东西，即功能。其理论用于经济学，形成制度学派。其制度(Institution)有制度和机构二义。如银行、交易所是一种制度，也是执行某种功能的机构。经济发展与否，就看这些机构执行其功能是否得当，以及各种功能配合得好坏，这种配合也就是结构(制度)。在方法论上，就是研究各种制度的功能效率。如钱庄的功能不如银行，漕运的功能不如商运。在研究中又特别重视服务性的功能，如商业、运输、资金融通、政府管理和税制等。有人把这些转化为交换成本，交换成本低，经济就有发展。国外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很多，一般把中国近代经济的不发展归之于运输落后，商业机构不健全、利息率高等，也用这种观点研究宋以后的市场、行会、商税和币制、票号、钱庄等。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政府作用的问题。我国经济史学者一向注意历代统治者的作用，而多强调赋税剥削、官田、官工商业、抑商和等消极作用。国外学者相反，一般认为，和欧洲封建社会相比，中国政府敛聚较轻，维持社会安定和经济秩序较有效率，对于水利、粮仓、救灾等大为赞扬。近年来，特别对于清政府的经济政策深为赞许，原因之一是中国在乾隆时就能养活三倍于过去人口。
系统论方法
这里所说系统论，包括控制论和信息论。它是五十年展起来的科学研究方法，目前已用于系统工程、系统管理、资源开发、经济预测、决策等。我国亦已逐步运用在运筹学、优选法等方面，并属先进。但是，用系统论方法研究历史，我尚未见国外此类著作，在中国却有不少论述，已形成一个学派。
系统论在中国，尤其是青年史学家中受到欢迎，大约因为它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许多原理本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提到过的。在我国的一些论述中，有些是讲系统论的一些原则，如整体观、结构分析、层次分析、相互作用、功能、行为等，探讨这些原则在历史研究中的适用性。有些，如金观涛、刘青峰、李桂海、陈平诸家，则是把系统论用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研究，其中金、刘的《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起结构》(1984年)可称代表作。
诸家研究的结论有个共同点，即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个超稳定系统，两千年来内部的振荡只引起王朝的更替，结果是封建模式的复制，重归于稳定。也有人说中国封建社会是个封闭系统，不能容纳外来因索输入，因而停留在稳定状态。我是不同意这种结论的。我曾批评过老的“停滞论”，包括根据亚细生产方式的研究而来的停滞论；以及近年来外国研究中国中提出的“传统平衡”、“高度平衡机括”等理论，认为它们是老停滞论的翻版。同时，中南从来不是个封闭国家，不仅汉唐如鲁迅所说采取“拿来主义”，直到明清海禁，许多重要农作物还是从国外引进的。不过，这里不是谈结论，那是可以各抒己见的，这里是谈方法。系统论的方法能否用于研究中国历史？
我的看法是，要看怎样应用。如果说，应用系统论一些原则作为观察、研究历史上某些问题的方法，那是完全可以的。事实上，象结构分析、层次分析、相关分析以至功能;行为等学说，早已应用于历史研究了。但现在讨论的是，用系统论研究整个社会的历史，这就发生两个问题：一是大系统问题，一是计量问题。
目前我国的研究者大都是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三个子系统(也有分成四个的)，即权力(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思想)系统，可谓包罗万象。还要研究系统与外部环境(地理、气候、邻国)的关系，再加上上下两千年，研究的范围就庞大无比。如此大范围研究必很难深入。如果是抓要领，找共性和规律性，那就根本违反系统论原则，因为系统论不是抽象研究方法。如果只是租线条的研究，那就不易看出变化，以至不分南北，难辨汉唐。目前系统论用于现实问题，还都是小系统，如一项工程、一项预测、一项计划。系统工程之大者如阿波罗登月工程，涉及42万人。已知最大者是1967-1971年南朝鲜的国民经济模型，涉及全国3，900万人，但只限于经济，不包括政治、文化。更大范围的系统研究，目前还没有经验。
系统论的精神，也是其精华，就在于计量。由于精密计量，才能洞悉些微变化和偏差。为说明这点，举二个简例。一个系统的功能，是由它的输入和输出决定的，如图Ⅵ。一个经济系统(如工厂)的输入，有劳动、物资、能源、资金、信息(计划、图纸)五种，即u；其输出有产品、服务、能量、信息，即y。这些都是向量，都要计量(信息的计量单位是bit)。而总输入U和总输出Y都构成一个向量空间，其计量用范数。这就得出该系统的功能Z：
一个系统内部有若干元素，如图Ⅵ。各元素是互相联系的，但和一般概念不同，其联系有方向，有时序。如e1联系e4，即向e4输出，e4也向e1输出，但两者不同质，也不等价(否则就无意义了)。e3与各元素都有联系，但是单向输出。e2不与任何元素联系，但它向系统外输出。这些输出都是不等价的，可以构成一个矩阵方程，计算出α值，又因输出有劳动、有物资、有能量等，所以系统内形成五种流，即R，构成五个矩阵，即α。这就是该系统的结构，R说明结构的质，α说明结构的量。
再推下去，各元素内部又有不同状态(如有的车间机器多，有的车间技术强)，状态由多维向量计值。每个维的运动即行为，行为是它在空间的轨迹，用函数模型计值。此外，控制论、信息论中各项因子和效果也都要计值。
目前用系统论研究中国历史的，除一些年代、人口数字外，都不计量，没有一个数学模型，这就失去了系统论的光辉。系统论方法中在数据不足时，也可不建立数学模型，先建立物理模型，作定性分析，但目的是为将来进入定量分析。在用系统论研究中国历史时，连物理模型也难建立。因而所谓相互关系、功能、结构等，还是一放概念，看不出方向、时序、质和量。在论各种力量时，只能用集中、分散、增强、减弱等来表示。
系统论方法既是计量，前面谈经济计量学方法的一些缺点它也都存在。另外，系统论是不注意内部矛盾的，因为目前应用的都是人造系统(工程、计划、预测模型等)，不去人为地制造矛盾。系统论模型中，除按预定的输入变动外，其不稳、振荡都是来自外部干扰。控制论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不稳，使系统保持原有状态。这些都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原则的。
但我并不认为系统论方法不能用于研究历史。说：“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①我想，目前用大系统研究全社会历史的条件还不成熟，不如就一些经济史的专题，进行小系统研究，象系统工程那样，一项一项去做。因为经济史究竟还有点数据，有些从物理模型开始，还是可以的。系统论的方法，也是在不断发展的。方法论的进步，比我们经济史的研究更快。例如现在我们说的还是“老三论”，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已经出世了。
总结
我以为，在经济史的研究中，就方法论来说，应当扩大眼界，博采众家之长。这包括三层意思：
—－根据不同对象和现有条件，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同一问题，用不同方法去求解，以期得到更完备的论证；
—－用某种你最信任的方法，进行多题研究(这结果会形成一个学派)。
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要以文献学方法为基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中国经济史，直到今天，我们的研究还很不够。恩格斯说，要先认识事物，然后才可以认识它的过程。今天我们对历史上的许多事物还不清楚，或不很清楚，还需要一事一物、一个个专题，进行研究。在这种定性研究中，传统的方法，文献学“考据学”考古学的方法，仍是第一要义。至于研究其发展变化，即动态的研究，也要以史料为基础，不能单靠逻辑思维或计算机给出答案，即使给出，最好也要有文献学的证明。
每种研究方法，实际都代表一种理论，或由某个学派产生的。对每种方法，都要从它的思想根源、理论根源上检验一下。这个检验的标准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方法虽与理论密切联系，仍有其独立性。黑格尔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用以研究历史的方法却是辩证法。当代西方的许多研究方法，或来源于对自然界的研究，或是从研究生产力出发的，都有其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去检查，又可发现其局限性和缺点。经常保持用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可使我们头脑清醒，在选择和运用方法上，更能得心应手。
关键词：高职院校；专业；市场；对接模式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3）01-0012-03
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精益型转轨的背景下，专业建设和课程改革已成为加强高职院校内涵建设、大力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应用型技术人才的重要抓手。其根本点是如何根据社会人才需求进行专业市场定位及课程体系重构。
目前，高职院校专业与市场对接至少存在三种观点：（1）专业与产业对接、课程与岗位对接。（2）专业与岗位对接，即“以岗位定专业、以能力定课程”。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方法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应用。（3）专业与行业企业对接，即“学校与产业对接，专业与行业企业对接，师生与岗位对接”。综合以上观点，笔者提出专业与市场“四对接”模式：专业与行业对接，方向与岗位对接，课程与能力对接，教学内容与工作任务对接。
专业与市场“四对接”模式的内涵
（一）专业与行业对接
所谓专业是高等学校教学系部的一个学业门类，传统的专业是按学科体系设置的。由于学科型专业不适合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高职教育提出了专业与市场对接的要求，即根据市场需求设置专业或调整专业。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产业主要指经济社会相对独立的物质生产部门，如“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等。“产业”作为经济学概念，其内涵较为宽泛和笼统，一般指比较大的经济门类。由此可见，专业与产业对接只是指明了专业建设的范围和方向，却难以实现具体专业与产业的实质对接。
与产业相近的另一概念是“行业”。行业是指从事国民经济中同性质的生产或其他经济社会的经营单位或者个体的组织结构体系。与产业相比，行业更强调同质性，既可能是产品生产的同质性，也可能是技术或过程的同质性；既可纵向分类，也可横向分类。行业的内涵更加丰富、更富有弹性，使用也更灵活。比如，家电维修可以称它为一个行业，但称它为一个产业就不太合适。正因为如此，“专业与行业对接”和“专业与产业对接”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从专业与市场对接的思想变成了专业与市场对接的行动。
（二）方向与岗位对接
高职院校专业与行业对接虽然解决了专业定位问题，但由于高职教育本质是就业教育，学生毕业之后需要很快进入就业岗位，因而最终还是要解决专业与岗位对接的难题。在学科体系中，专业方向是专业学科分类的二级或三级学科类，是科学研究的具体领域。因此，只有在研究生阶段，才出现专业方向或研究方向。高职院校在专业中设置若干专业方向，完全是为招生就业的需要，有意或无意地将专业方向与职业岗位相衔接，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掌握一些岗位技能。
专业方向之所以能承担专业与岗位对接的角色，是专业方向与岗位具有共同或相近的特点，主要有：（1）可变性。专业方向设置具有灵活性，可以根据人才需求状况及时调整。（2）具体性。岗位是以事为中心设置的，每个岗位都有具体的工作任务，专业方向中的课程模块和教学内容也是具体和明确的，具有较强的针对性。（3）复合性。一个岗位可能需要多种行业知识和技能，而一个专业设置只能面向一个主体行业，专业方向则可以设置一些边缘课程或交叉课程，服务于复合型岗位对人才的需求。
在一个专业中设置多个专业方向，表现为一面多点的空间体系结构。学生毕业后，既可通过“点”直接进入工作岗位，也可在“面”的范围内根据需要寻找新的工作岗位。专业方向这个桥梁，较好地解决了专业与岗位不对称性带来的对接难题。
（三）课程与能力对接
课程是指学生所应学习的知识或技能的基本单元及其进程与安排。在学科体系中，课程是按学科知识来划分的，每门课程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专业与市场对接，要求高等职业教育以能力定课程，以培养职业能力为目标来选择课程，构建新的课程体系。职业能力是从业者在职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能力，根据能力类型，可以分为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等。专业能力指从事职业活动所需要的运用专业知识、技术的能力，强调能力的应用性、针对性。方法能力是指从事职业活动所需要的工作方法、学习方法方面的能力，强调合理性、逻辑性、创新性。社会能力是指从事职业活动所需要的社会行为能力，适应社会、融入社会的能力，强调对社会的适应性，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三种能力构成以专业能力为核心，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为两翼的有机整体。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可以单独设立课程加以训练，但更多的是融入到专业课程中，在训练专业能力的同时，有意识地引入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训练，使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成为专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一步细分，专业能力可以分为通用专业能力和专用专业能力。通用专业能力通常是从事某个行业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总称，与之对应的课程模块我们称为专业课程模块，含传统意义的专业基础课和部分专业课，甚至还包括一些公共基础课。专用专业能力，也称为专业方向能力或职业岗位能力，它是从具体的岗位或岗位群分解出的知识和技能的总称，与之相对应的课程称为方向课程模块。专业课程模块和方向课程模块构成一个专业平台、多个方向板块的双层课程体系结构。
（四）教学内容与工作任务对接
课程与能力对接，意味着高职教育课程需要推行项目导入、任务驱动的课程教学模式。目前，争议比较大的是所有课程都需要进行项目化课程改革吗？是否所有的课程都能进行项目化课程改革？项目是能力训练的基本单元，项目使课程由静态的知识课程转变为动态的活动课程，通过听、思、看、说、做、读、写、画等多种动作或行为协同完成一项具体的工作。笔者认为，目前的争议不是要不要实现项目化课程，而是如何实现项目化课程。
项目化课程的一个基本要求是教学内容与工作任务相衔接。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构建，强调的是工作任务来源于现实工作岗位任务的分解和再现。这里至少有两个困难：一是不同地区、不同企业即使相同工作岗位，工作任务也是不一样的，那如何来选取工作任务？二是完成一个真实的工作任务，需要营造企业工作环境，但多数学校目前条件还不可能达到这个要求。为此，我们提出依据专业课程模块和方向课程模块的划分，教学内容与工作任务对接按两个层次实施：第一，在专业课程模块中，教学内容与虚拟的工作任务对接，所谓虚拟的工作任务，它可能是真实工作任务的片断，或者是几个真实工作任务的合成，甚至是为了教学需要由教师虚构的。虚拟工作任务面对的不是岗位的真实，而是教学的真实，即虚拟的工作任务是以教学为中心，服务于专业教学的需要。第二，在方向课程模块中，教学任务则是来自于真实岗位的工作任务，或者说是基于工作过程的典型工作任务。方向课程模块，由于课程少、针对性强，在校企合作背景下，通过教师和工程师相互兼职，共建校内外实训实习基地，学校通过努力能够实现工学结合的项目化课程改革。
专业与市场“四对接”模式的实施思路
（一）专业开发由行业主导
专业开发包含两个层面：第一，根据行业技术发展或行业人才需求状况，确定专业名称；第二，通过制定行业人才标准（知识与能力标准）确定专业标准。
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开发的视角，由工作过程确定典型工作任务，再由工作任务划分能力领域，此乃专业开发的主要内容。当前，这项工作通常以高校教师为主，由高校教师和企业专家共同完成。高校教师主导专业开发存在先天不足：高校教师的出发点是教学需求，不是行业岗位需求，即使吸收企业专家的意见，也只是教学需求的补充和完善。因此，行业需求应由行业提出，专业开发应该采用由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组织行业专家与高校教师共同完成的模式。
由行业来主导专业开发至少有两个优点：（1）专业培养目标趋于合理。专业培养目标是培养行业需求的人才，会由行业提出人才需求标准，专业建设只要按照标准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即可，能大大提高专业建设成效。（2）专业培养目标会相对统一。虽然目前有些高校也请企业专家进学校参与专业建设，但企业不代表行业，企业人才标准相对于行业人才标准往往过窄过细，即使是同一行业，不同的企业也有不同的用人标准。因此，不同学校专业建设目标差异性很大，学生的就业适应性相对较差。而由行业完成行业人才标准的制定，能确保各高校的专业人才目标相对一致，从而发挥教育资源的整体效益。
专业标准是专业开发的重要成果，也是专业建设的指南文件。专业标准至少包含以下内容：专业名称、专业岗位或岗位群、行业人才标准或职业资格标准（主要工作任务、知识要求、技能要求、素质要求、技能证书要求、学历和学制要求等）、专业教学条件标准（师资、设备、经费、实训实习基地等）。
（二）课程开发由学校主导
课程开发，是专业标准框架下的课程体系设计，具体包括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教学计划、课程标准和毕业标准四个阶段。广义的人才培养方案涵盖专业标准、专业教学计划、毕业标准，甚至包括课程标准。本文采用狭义的人才培养方案的概念，仅回答如何培养人的问题，不回答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因为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属于专业标准回答的范畴。
准确地说，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专业人才培养解决方案，包含概念模型和逻辑模型两个层次，由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手段（课程体系）、培养方法和培养环境与条件等要素构成。人才培养模式是人才培养解决方案的概念模型，定义了人才培养的路径图。课程体系结构则是人才培养解决方案的逻辑模型，也是人才培养方案的核心内容。课程体系设计分为课程设置和课程序列化（即拓扑排序）两个层面。其中，课程设置又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知识和能力覆盖模式，即在列出主要知识点和能力点的基础上，选择若干已知课程组成一个课程集合，要求课程集合是覆盖所有知识点和能力点的最小集；另一种是知识和能力集成模式，即将所有知识点和能力点进行归纳整理，生成包含所有知识点和能力点的多个子集，并要求子集之间不存在交集，在此基础上为每个子集设置一个新课程。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开发更强调集成模式的应用。至于课程序列化则定义了每门课程的前驱和后继关系。
教学计划是专业人才培养的实施方案，也是人才培养的物理模型，即人才培养解决方案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具体量化。在教学计划中，要确定每门课程的性质、学期课时、周课时、考核方式、学期分布等内容，具有可读性、可实施性和可维护性。课程标准则是教学计划的重要附件，包括课程教学目标和考核指标两大模块：教学目标是知识点和能力点的教学范围和深度要求，考核指标是知识点和能力点的评价指标体系。
毕业标准是专业标准的量化考核指标体系，是课程标准的综合集成，也是衡量一个学生通过培养是否符合专业培养目标的基本依据。
课程开发应以学校、系科或教研室为单位，成立课程开发管理机构，建立课程开发团队，明确课程开发任务，建立和完善课程开发管理与监督机制。对于方向模块课程，应由学校和企业共同开发，共同决定课程设置，共同制定课程标准。
（三）课程实施由教师主导
制定课程标准后，应建立由专业任课教师组成的课程组，课程组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课程标准，制定课程教学大纲和课程教学方案。目前，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通常被混为一谈，笔者认为，课程标准是课程教学需求，回答“教什么”的问题，教学大纲则是课程教学解决方案，回答“怎么教”的问题，重点是教学内容中教学单元或项目的设计及学时分配。当前所说的教案应该是课程教学实施方案，具体到每个单元或每节课教学内容的安排和讲授方式的设计。备课笔记包含了详细讲课内容和具体讲授方式。弄清楚上述区别，就可明确各自责任：课程标准是由专业建设中的课程开发团队制定，课程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案则是由课程教学组制定，备课笔记或教学课件由教师个人完成。
专业与市场“四对接”实施困境与对策
专业与市场对接，前提条件是专业教育必须是产品，并具有商品特性。然而，高职院校的专业教育不是一般意义的产品，是一种特殊商品。其特殊性在于用人单位是教育产品的消费者，但不是教育产品的直接购买者，而直接购买者——学生和家长，却不是教育产品的消费者，其角色是教育产品的投资者。学校作为教育产品的制造商和提供者，必须面对招生市场和就业市场两个市场。虽然这两个市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受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和产业结构的制约，但两个市场的交易主体不一样，招生市场的主体是学生和家长，就业市场的主体则是用人企业。那么，专业与市场对接是与招生市场对接，还是与就业市场对接？这是困境之一。虽然从教育产品消费者角度，专业应该与就业市场对接，以满足用人单位的需要为首要目标，但高校如果受直接经济利益驱使，自然会迎合招生市场，专业建得好不如专业炒得好。其二，倘若专业与就业市场对接，高校却不是就业市场中的交易主体，无法直接获取用人单位的具体诉求，加上就业市场是一个松散型的自由市场，高校面对的是数量庞大的用人单位群体，也无法满足用人单位的具体诉求。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实现专业与就业市场对接？
专业与市场对接的实质是教育产品走向市场。为了应对学生（家长）——高校——用人单位三种角色的复杂关系以及招生市场和就业市场的松散性，我们应借鉴普通商品的生产和销售模式，从“B（高校）—C（用人单位）”的直销模式，改为“B（高校）—B（行业性人力资源开发商）—C（用人单位）”的间接销售模式。但行业性人力资源开发商不是单纯的商品批发商或销售商，它是人力资源战略开发商，根据用人单位需求，提出专业需求，制定专业（人才）标准。
对于高校而言，专业标准就是专业人才培养需求，或称为行业订单。行业订单除行业发展趋势、专业（行业）人才需求数量外，重点是专业（行业）人才规格及质量标准。对于学生（家长）而言，专业标准就是人才投资指南，再结合高校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实施方案、实施条件，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学生自身兴趣，就可进行投资决策，做到根据专业标准先选专业，根据学校教学产品质量和教学条件再选学校。
教育产品市场化，在发挥行业订单作用的同时，需注重企业订单的作用。行业订单是一种宏观的指导性计划，企业订单则是一种微观的指令性计划。实施指令性计划，应充分发挥专业方向的作用，通过专业方向，实施专业人才培养与具体的企业或岗位对接。在处理宏观和微观之间关系时，专业和专业方向设置原则是“少专业、多方向，稳专业、变方向，宽专业、窄方向”。
教育产品市场化，还必须实现教育产品制造过程工程化。按照工程管理的思想，专业需求（专业标准）的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教学计划的设计、课程标准的设计、课程教学方案的设计，必须有各自的开发主体、各自的工作目标，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因此，必须改变当前专业需求分析、专业方案设计和专业教学实施均由教研室承担的专业开发机制，努力扭转由此引发的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不规范、目标不明确、责任不清晰、培养质量不稳定的不良结果。
经过十多年的高职教育快速发展，高职专业建设已由数量扩张向内涵建设转变。在此过程中，对高职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进行了广泛的探索，也取得了较大的建设成效。本文提出的专业与市场对接模式是对高职教育模式的探讨，希望能有利于推动高职教育深层次的改革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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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阮艺华，刘兰平.行业协会与高职院校的专业标准开发[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职业教育），2010（1）：65-68．
作者简介：
许秀林（1965—），江苏如皋人，南通职业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计算机专业教学及教学管理。
并购融资策略则是企业并购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它直接决定了资金来源的状况和资金运用的效率，对企业并购的成败起到了关键作用。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市场经济起步较晚，金融工具相对落后，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企业并购可采用的融资方式仍然十分有限，这些情况严重限制了企业的并购行为。因此对企业并购融资问题进行研究有很强的迫切性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立足于目前的现实环境来探讨我国企业并购过程中的融资风险，并就财务风险、融资风险的具体成因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分析了公司并购中的财务风险与融资风险，旨在说明如何规避并购中的融资风险，进行并购后的财务整合。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案例总结出中国公司并购的现状、特殊现象与未来发展趋势，并对融资风险的控制及其防范提出有效建议。关键词：并购 财务风险 融资风险 财务整合Financial Risk Analyses and Control in M&A
Abstract
China has become the third largest M&A market in the world when M&A is transferring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emerg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M&A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the Chinese companies to grow up in a short time in the grant adjustment period， especially for the listed ones. However， so far there have been few successful M&A cases in China for the high risks involved in the whole process， especially the financial risks which is the most decisive factor in M&A.
Financ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whole M&A processes， which directly determines the sources of the capital and efficiency of capital utilization. Comparing with the companies in developed country in the west， there are poor approaches for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when choosing financing ways， as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has started for a short time and the capital market developed imperfectly， which limited the action of M&A seriously. As a result， it was urgent and deeply realistic significant to study on the financing process of M&A.
Based on the latest environment of our market， the paper was mainly to research the financial risk during the enterprise merging， and to explain how to evade the financial risk after detailed discussing the generation of the financial risk. With the analysis on some cases， we can summari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M&A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s on controlling and preventing the financial risks.
Key Words: Merger & Acquisition Financial Risk financial affairs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一、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1
二、本文研究内容与方法1
第二章 国内外文献回顾1
第三章 企业并购中的融资风险概述
一、近年来全球企业并购的特点2
二、企业并购的财务风险来源
（一）企业并购的财务风险定义2
（二）企业并购的财务风险成因2
（三）对企业并购财务风险来源的进一步分析3
三、企业并购融资风险的种类
（一）选择风险4
（二）融资结构风险4
第四章 京东方并购案中的融资风险分析
一、并购具体过程
（一）并购双方公司简介4
（二）并购的背景和动因5
（三）并购过程5
二、收购融资过程及风险分析
（一）漂亮的资本运作6
（二）并购中介机构的作用6
（三）巨额融资带来的风险6
第五章 从京东方并购案例看企业并购的融资风险控制
一、中国并购发展特色
（一）中外历史回顾8
（二）民企高调出击8
（三）央企重组动员8
（四）跨国并购的价值冲突8
二、企业并购融资方式分析
（一）企业并购资金需要量的决定因素9
（二）企业并购融资中的资本结构分析9
（三）企业并购的融资成本分析9
（四）企业并购融资中的融资风险9
三、最优融资结构探讨与实施9
第六章 结论与不足11
参考文献11
第一章 绪论
一、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
企业并购，是一种可以迅速增强企业实力的有效经济手段，这样一种资本运作的手段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己经盛行多年，前后经历了五波浪潮。众多的企业由此而走上了发展的高速通道，花旗集团的系列并购、法国雷诺对日本日产的成功并购等成为企业发展的经典案例，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我国的并购活动虽然起步较晚，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也日趋活跃，特别是伴随着国民经济产品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并购被越来越多的企业选用为规模扩张和经营结构调整的手段。
本文将从企业并购的风险成因、风险种类出发，探讨公司并购中的财务风险与融资风险，旨在说明如何规避并购中的融资风险。同时，结合京东方并购案与中国公司并购的现状、制度特点与未来发展趋势，希望对融资风险的度量与防范提出有效建议。
二、本文研究内容与方法
导致并购失败的原因中，不仅仅包括为并购而执行的准备不足和完成并购的后期整合活动不够，即对被并购企业价值评估的失误或者是企业文化冲突，同时并购具体操作过程中的因素也尤其重要。并购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一种资金的运作，资金的充足度、资金的安全性、资金的效率决定着井购的成败.并购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就是财务风险。财务风险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不恰当融资导致的。因此我们在考虑并购失败原因时不得不考虑并购融资带来的风险，企业在进行并购的过程中不能不重视并购融资决策。在这个并购风起云涌的时代研究并购融资决策其现实意义非常突出。实践和理论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实践的频频失误无不映射出理论的匾乏和落后。并购的众多失败案例说明了我们指导并购实践的理论仍有众多不足之处，不仅需要不断完善，更急需理论的创新和突破。
作者希望从分析融资的一般性质入手，分析并购融资的特性。借鉴西方并购融资的主要方式，分析在我国目前资本市场发展状况下可以选择的融资方式。在并购融资方式分析的基础上，然后做并购融资决策分析，着重在融资方式选择、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和并购融资结构安排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最后研究的重点落到我国企业的并购融资。分析我国企业目前并购融资的现状，并提出发展我国并购融资的参考性建议。
第二章 国内外文献回顾
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1988年调查显示，被并购公司的股东是并购活动的最大赢家，他们在友好并购中平均可得到20%的股票溢价，而在敌意收购中获利可高达30%以上，相比之下收购方的股东收益近乎于零。
Beaver（1966）所发表的《财务比率与失败预测》一文，最早运用统计方法进行企业财务风险与财务危机的预警研究。Beaver认为，对预测企业财务风险最敏感的三个财务比率依次为:现金流量/总负债、总负债/总资产和净利润/总资产。
哥特贝斯特和约翰哈哥多(Geert Duysters，John Hagedoom，2000)的研究表明，在并购中，处于主动地位者能获得正向的经济效果，而被并购者试图通过并购和战略性技术联盟从外部获得竞争力来改善能力，并不是一件容易做成的事情。
日本的野田武辉(1998)提出了评价企业风险度的“野田式企业实力测定法”。在该测定法中，他从企业财务报表中选择成长性、收益性、流动性、安全性四个基本要素作为评价企业风险度的指标。这种评价方法虽然运用了四个财务指标，但实质上仍属于单变量分析，仅仅是对Beaver单变量财务比率分析方法的改进，并未形成综合的企业财务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我国对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对于其它管理领域的研究而言，数量较少，研究深度不够。陈瑜发表的《对我国证券市场ST公司预测的实证研究》，通过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企业的若干项综合性指标与已经陷入困境ST类上市公司的同类指标进行研究和比较，对预测和判别我国现有上市公司中的非ST类公司和ST类公司，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我国学者彭韶兵(2001)对财务风险的机理与控制等方面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对财务风险的计量和控制理论做了有益的探索。学者张金良(1998)，史红燕(2003)则对我国企业并购财务风险的防范与控制作了专门研究，在借鉴国内外并购财务风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信息论和控制论的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我国企业并购财务风险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和原因，并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提出有效的防范财务风险的建议。
第三章 企业并购中的融资风险概述
一、近年来全球企业并购的特点
1、兼并活动涉及行业相对集中，银行和金融业的并购活动异常活跃，尤为引人注目对这次西方购并热浪所涉及的企业进行行业分类可以看出，较多的购并发生在六个行业，它们是：金融服务业、医疗保健业、电信业、大众传媒业、化学工业和国防航空业等第三产业，其中银行和金融业的并购活动更是独领，显得异常火爆。
2、购并企业规模巨大，购并金额极高。
与以前经济危机时期大鱼吃小鱼方式的兼并不同的是，此次兼并浪潮的一个显著特点表现为参与购并的企业规模巨大，本身都是优秀的大公司，具有良好的经营业绩表现，它们之间的购并常常以自愿合作的友好方式进行。合并后形成的往往是“巨无霸”型的大企业。1998年4月，国民银行与美洲银行合并，组成新的美洲银行，合并后的美洲银行资产总额超过5700亿美元，在存款市场上占8.1％的份额。在22个州拥有4800家分行，成为首家机构遍布美国东西海岸的全国性大银行。
3．跨国企业兼并收购迅速增长，并日益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手段。
跨国兼并与收购开始于80年代后期，在90年代初的国际直接投资衰退中受到影响，现在再掀，使1999年国际直接投资流量达到创记录的水平。
4．业务跨职能化，这种业务跨职能化在银行业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各种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不断相互交叉与渗透，特别是使商业银行逐渐突破了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分工界限，出现了跨职能、跨机构和跨地区的“全能银行”。这些行为主要体现在商业银行的花旗银行与主营投资银行业务及保险业务的旅行者集团的合并和日本的第一劝业银行、富士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三家银行的合并等为代表。
二、企业并购的财务风险来源
（一）企业并购的财务风险定义
首先，企业并购是一种投资行为，然后才是一种融资行为，投资和融资决策共同影响着并购后的企业财务状况；第二，企业并购是一种特殊的投资行为，从策划设计到交易完成，各种价值因素并不能马上在短期财务指标上得到体现，而必须经过一定的整合和运营期，才能实现价值目标；第三，企业并购的价值目标下限也决不仅仅是保证没有债务上的风险，而是要获取一种远远超过债务范畴的价值预期目标，实现价值增值。因此，企业并购的财务风险应该是指由于并购定价、融资、支付等各项财务决策所引起的企业财务状况恶化或财务成果损失的不确定性，是并购价值预期与价值实现严重负偏离而导致的企业财务困境和财务危机。
（二）企业并购的财务风险成因
企业并购面临着多种多样的风险，诸如战略风险、政策风险、体制风险、法律风险、产业风险、反并购风险、经营风险、整合风险和偿债风险等。但无论是政策法规风险还是体制风险，无论是反收购风险还是经营风险，无一例外地会通过并购成本影响到并购的财务风险。
本文认为影响企业并购财务风险的因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性。
1、 不确定性
从宏观上看，有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经济周期性的波动、通货膨胀、利率汇率变动；从微观上看，有并购方的经营环境、筹资和资金状况的变化，也有被收购方反收购和收购价格的变化，还有收购后技术时效性、管理协调和文化整合的变化等。
2、 信息不对称性
在企业并购过程中，信息不对称性也普遍存在。例如，当目标企业是缺乏信息披露机制的非上市公司时，并购方往往对其负债多少、财务报表是否真实、资产抵押担保、有无诉讼纷争等情况估计不足，以至无法准确地判断目标企业的资产价值和盈利能力，从而导致价值风险；即使目标企业是上市公司，有时也会对其资产可利用价值、富余人员、产品市场占有率和开拓能力等情况了解不够，导致并购后的整合难度致使整合失败；而当收购方采取要约收购时，目标企业的高管人员为了达到私人目的则会有意隐瞒事实，让收购方无法了解企业潜亏、巨额或有债务、技术专利等无形资产的真实价值等，或与中介机构共谋，制造虚假信息，使收购方的决策人基于错误的信息、错误的估价而做出错误的决策，致使并购成本增加，最终导致并购失败。
（三）对企业并购财务风险来源的进一步分析
1、 从企业并购流程看财务风险来源
一项完整的企业并购活动通常包括三个基本流程：计划决策、交易执行、运营整合。从财务的角度看，无论多么完备的合同协议都不可能完全回避财务风险。因为，一切财务风险都与决策有关，一切财务风险首先起始于并购的计划决策阶段，然后生成于并购的交易执行阶段，最后延续并表现在并购的整合期。在计划决策阶段，并购战略是公司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并购战略又是并购实施的依据，如果并购战略制定脱离公司的实际财力而将自身发展定位过高，或者可行性研究对目标企业估计过于乐观，就会导致并购规模过大以至在并购实施阶段无力支撑。过大的规模和错误的投资方向，如果在交易执行阶段又对目标企业定价过高，融资和支付设计不合理，必然导致收购方债务负担过重。过重的债务负担必然使得经营整合阶段资金流动发生困难，并最终引发财务风险。
2、 从四种交易模式看财务风险来源
企业并购类型最终表现为4种基本的交易图式：（1）现金购买资产；（2）现金购买股票；（3）股票交换资产；（4）股票交换股票。在这4种并购交易图式中，交易结构决定着融资、支付、税收等基本财务结构特征：交易结构决定着支付结构和资产结构；支付结构又决定着融资结构并进而决定着资本结构，资产结构又决定着税收结构；而资本结构和税收结构共同决定着并购后企业的盈利状况。企业的盈利状况自然影响着并购后企业的财务状况。可见，4种并购交易图式与融资结构、支付结构和税收结构之间表现为一种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换一个角度看，则企业并购的财务风险来自于由4种并购交易图式决定的融资结构、支付结构和税收结构的影响。
3、对企业并购财务风险来源的分类
从上述企业并购财务风险来源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财务风险与财务决策有关，而直接与财务风险来源有关的财务决策包括融资决策和支付决策，而融资决策和支付决策建立在定价决策基础上并影响着税收决策。因此，根据财务决策类型我们可以将财务风险来源分为三类：定价风险、融资风险和支付风险。这三种风险来源彼此联系、相互影响和制约，共同决定着财务风险的大小。
三、企业并购融资风险的种类
（一）选择风险
企业并购得资金来源有自由资金、发行股票或债券、借款等。以自有资金进行并购虽然可以降低财务风险，但也可能造成机会损失，尤其是抽调本企业宝贵的流动资金用于并购，还可能导致企业正常周转困难。融资安排是企业并购计划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在整个并购链条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融资安排不当或前后不衔接都有可能产生财务风险。融资超前会造成利息损失，融资滞后则直接影响到整个并购计划的顺利实施，甚至可能导致并购失败。
（二）融资结构风险
企业并购所需的巨额资金很难以单一的融资方式加以解决。在多渠道筹集并购资金的情况下，企业还面临着融资结构风险。融资结构包括企业资本中债务资本与股权资本结构。债务资本中包括短期债务与长期债务结构等。合理确定融资结构，一要遵循资本成本最小化原则；二是债务资本与股权资本要保持适当的比例；三是短期债务资本与长期债务资本合理搭配。第四章 京东方并购案中的融资风险分析
一、并购具体过程
2003年2月12日，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宣布，成功地以3.8亿美元收购韩国现代半导体株式会社（HYDIS）TFT-LCD（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业务，资产交割于2003年1月22日全部完成。京东方成为中国第一家拥有TFT-LCD核心技术与业务的企业。
（一）并购双方公司简介
1、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京东方前身是北京电子管厂，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曾享有“中国电子工业摇篮”的美誉。80年代由于体制与观念等原因企业濒临破产。1992年9月，以王东升为首的北京电子管厂管理层和员工2600余人共同出资650万元，同时银行把长期停息挂账的银行借款和利息转成股份，组建了股份制的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在创立之初实行了全面改革。1997年成为北京第一家在深圳上市的B股企业。
在2005年6月17日公布的电子信息产业百强企业排序中，京东方以451亿的营业收入位列第二，经过近10年的发展，京东方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显示技术为核心的产品业务链，拥有中国北方最大的CRT(彩色显像管)显示器生产基地，而其旗下的各主要显示产品均在相关领域保持了国内或国际领先水平。公司不仅开发生产显示器件，还推出了以“京东方”为品牌的系列移动数码产品。
2、韩国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
韩国现代半导体株式会社是全球主要芯片制造商之一，其前身现代电子产业株式会社创立于1983年，于199年上市，主营业务包括半导体、通讯、LCD三大部分。因债务原因，2000年现代电子产业株式会社更名为韩国HYNIX半导体株式会社（HYNIX），并对业务进行了调整，决定将通讯（已出售给韩国公司）和LCD业务独立出来分别出售，只保留并专注于半导体业务发展。2001年7月，HYNIX设立全资子公司韩国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HYDIS），并将与LCD与STN相关的业务全部转至HYDIS（其中STN-TCD和OLED部分已于2001年被京东方和韩国半导体工程株式会社联合购并重组）。HYDIS的TFT-LCD生产线年生产能力达到300万片以上，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3.5%，全球排名第九位。截至2002年6月30日，HYDIS实现销售输入38，877万美元，实现税前利润4599万美元，但该企业仍负债50亿美元，陷入亏损中。TFT-LCD目前广泛运用于台式显示器、笔记本电脑、液晶电视、车载导航系统、PDA及移动电话等产业。
（二）并购的背景和动因
1、获得核心技术是京东方实施并购的基本动因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创业之初就将自己的核心业务定位在了显示领域，公司先后通过与国际领先的显示技术企业合资或合作等形式，不断扩大自己在这一领域的作为，其各种主要产品均在各自领域保持国内或世界领先地位。京东方拥有中国北方最大的CRT（彩色显像管）显示器生产基地，但是，在显示产业市场上，液晶显示器已取代旧式显示器而跃居为未来显示器发展的主流。由于价格等方面的因素，目前国内液晶显示器的销量不足市场总量的5%，然而据有关资料统计，液晶显示器在全球的销量已居全球显示器销量的13%-14%，且液晶显示器的使用范围也已从单一的电脑方向向多元化推进。国内彩电业巨头也明确提出将液晶电视作为其发展主方向。因此，生产液晶显示器的关键部件——TFT屏的市场前景普遍被看好。然而，国内的TFT-LCD产业刚刚起步，各项技术尚不成熟，再加上液晶行业本身是一个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市场风险较大，通过并购具有核心技术和核心业务的外资公司达到其技术和产品升级的目的是这次大规模海外并购的主要目的。
2、韩国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出手其TFT-LCD的原因
在韩国方面，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由于全球储存晶片需求量显著下降，韩国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受到重创，订单锐减，资金严重短缺。再加上韩国政府一手操办的现代电子和LG半导体公程公司联合重组行动最终使HYNIX背负了大量债务，其在全球芯片价格走低过程中出现了现金断流。迫于亏损的压力，韩国现代半导体公司自2000年起就一直在进行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出售旗下的TFT-LCD的股权就是其调整策略之一。
（三）并购过程
HYNIX出售TFT业务曾引起众多企业积极参与。台湾剑度、鸿海、精英、宝成、华映、春兰、京东方以及韩国的鲜京集团（SK group）等均有意实行收购。京东方在收购过程中曾与剑度合作，合作失败后京东方继续与对方进行谈判。由于京东方的收购得到韩国政府的支持，为谈判成功铺平了道路。在收购谈判期间，液晶持续价格回落，为京东方压低收购价格提供了条件，最终以3.8亿美元完成收购。2002年9月，京东方发出公告宣称，公司拟出资3.8亿美元收购韩国现代显示技术株式会社（HYDIS）的TFT-LCD业务，双方已就收购事宜签署备忘录。为顺利进行收购、绕开政策壁垒、降低风险，京东方随后在韩国注册全资子公司BOE-HYDIS技术株式会社，由其代表京东方进行本次收购，收购价格和设立子公司资本金之间的差额由子公司通过海外融资解决。但由于双方收购价格的分歧，直至11月底，HYNIX以期获得资金偿还其高达50亿美元债务以及对设备进行升级改造，才与京东方签署资产收购正式协议，表示将其平面显示器子公司以3.8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京东方。然而京东方并没有收到韩国银行为此项并购而提供的2.1亿美元的贷款融资，此项交易并没有实施。
尽管北京政府愿意以无息贷款为此次收购提供占投资总额的15%的资金，但是由于此次收购的总额巨大，仍有巨额资金需要借贷，因此HYNIX的抉择成为此次收购的焦点。2002年12月底，HYNIX的主要债权银行Woori、Chohung Bank、韩国外换银行及发展银行，因京东方科技能否符合其债务偿还的要求和收购对自身将导致的影响等而对京东方融资产生分歧，致使京东方的收购再次陷入困境。最后，HYNIX的主要债权人之一——韩国外换银行同意向京东方安排近两亿美元的银团贷款以完成对HYNIX下属子公司业务的收购。2003年1月17日，双方签署了《关于“资产销售与购买协议”的补充协议》。2003年1月22日，按计划进行资产交割，京东方TFT-LCD韩国子公司BOE-HYDIS技术株式会社正式成立。
京东方通过此次收购，获得了HYDIS的三条完整的TFT-LCD生产线的生产设备、相关构筑物、产房和其他机器设备、动力设备等固定资产，以及HYDIS的各项TFT-LCD技术、专利、工艺及其全球性的TFT-LCD营销网络等无形资产。
二、收购融资过程及风险分析
（一）漂亮的资本运作（见图一）
京东方2001年的销售收入是54.8亿元人民币，如果以3.8亿美元（约人民币32亿）进行海外收购，无疑是行不通的。于是，京东方采用了“杠杆收购”，成立“壳公司”、自由资金购汇、资产抵押和再抵押及银行信贷等方式。首先成立了专门实施并购的子公司BOE-HYDIS作为并购的主体，这避开了韩国法律不允许中国公司直接并购的规定，而其以子公司作为并购主体等于承担了并购的大部分风险，尤其是融资风险，起到了对母公司投资风险的屏蔽作用。其次，运用了抵押信贷和卖方信贷进行并购所需巨额资金的筹集和融通。由于韩国母公司已经无力为HYDIS追加投资，而债权银行又急于挽回投资损失，京东方成功说服了最大的债权银行韩国汇兑银行同意联合三家银行和一家保险公司以BOE-HYDIS以资产抵押的方式获得了HYDIS的卖方信贷。第三是BOE-HYDIS以资产再抵押的方式获得了HYDIS的卖方信贷，才使“蛇吞象”的并购有了资金来源。第四是用公司自有资金购汇6000万美元，通过国内银行借款9000万美元，借款期限均为一年，利率为1.69%-1.985%。这样，京东方公司通过资本运作成功解决了收购所需的巨额资金。
（二）并购中介机构的作用
完整的海外并购实际上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企业价值的认定、并购后公司股权比例的设置、交易价格和支付方式的确定、融资方案的设计、国际并购法律法规的运用和风险补偿的方法等。而国际资本市场关于这些方面的操作都不为国内中介所熟悉不，这也是我国许多跨国并购难以成功的原因之一。而京东方在并购过程中聘请了国际财务顾问花旗银行进行并购策划和操作，在对韩国TFT-LCD的价值评估和融资方案的设计上起到重要的作用。
（三）巨额融资带来的风险
第一、偿债压力。
在京东方收购韩国公司LCD业务的3.8亿美元中，京东方以自有资金购汇的只有6000万，向国内银行借了9000万美元的一年期贷款，还债压力极大。京东方半年报显示韩国子公司BOE-HYDIS背负了2.3亿美元的债务，尽管利率优惠且期限较长，也不用京东方直接负担，但需要子公司在经营中获取足够的现金流来应付还本付息的压力。如果在未来几年内经营成效达不到预期的目标，亏本破产的危险同样存在。
第二、资本结构恶化
由于巨额借贷用于并购，京东方资本结构严重恶化，2003年底公司资产负债率达到72%，进入国际公认的预警区位。如果将其子公司BOE-HYDIS合并进来的话这一比例还要高，这使得公司再举债面临种种困难。由于资本结构失当，财务风险也就日益增加，使得公司的后续发展受到不利的影响。这也将使公司的筹资更多的依赖资本市场上的股票融资。而京东方在近年内连续三次进行增发A股的行为，加上企业经营效益的不稳定，前景并不乐观。这表明在运用财务杠杆进行收购时，也是运用了一把双刃剑。在短期内可以筹集到巨额资金用于并购等急用，但是企业却背负了巨大的债务包袱，面临财务困境。如在较短的时期内，企业产品大量增加，且销路良好，价格升高，企业利润迅速增长，企业就可以走出困境，获得长足发展。如果相反，企业将面临破产的危险。京东方在2004年开始收购业务时的市场需求旺盛，收购项目的利润增长较快，帮助京东方解决了短期的困难。加上在香港证券市场上增发B股的成功，使财务压力有所减轻。但好景不长，2004年下半年以后业绩就开始持续下滑，2005年上半年公司净亏损988，745，821元，同比下降289.71%；每股收益为-0.68元。同比下降288.89%。
第三、后续资金融通和还债压力
由于京东方在此次收购到的三条生产线都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LCD第五代，而是第3-3.5代，生产能力有限，市场份额也只有全球的3.5%。而目前全球竞争的焦点在第五代上。所以京东方必须对第五代产品投入巨资，也就是2005年开始建设的北京亦庄第五代生产线，估计投资将达10-12亿美元。尽管在政府和大股东的积极努力下，到2005年，京东方已经成功获得了由建设银行北京分行牵头、九家银行总计7.4亿美元（合61亿元人民币）银团贷款，并且京东方韩国子公司BOE-HYDIS技术株式会社在韩国发行600亿韩元债券，约合人民币4.89亿元。三个月后，BOE-HYDIS技术株式会社又在韩国完成发行第二次付息不记名式无担保三年期和五年期公司债券（1500亿韩元），两次发行债券共计16亿元人民币左右。同时京东方投资（京东方唯一的控股大股东）已经不惜以10%股权为代价，引进了日本丸红1.6亿元现金，使第五代线投产可以成为现实。但是第五代线建成后的经营业绩不容乐观。因为国际上韩国和台湾的产商已经建成了第六代线，并占领了高端效益市场。而京东方却为第五代耗尽了血本。在TFT-LCD第五代线投资完成后，京东方的负债率高达80.975%，第三季度上升为82.716%，还贷压力可想而知。今后内部股权融资和国际资本市场的股权融资可能会成为其主要的融资手段。但如果经营业绩不能保持稳定，此路难以走通。
第五章 从京东方并购案例看企业并购的融资风险控制
一、中国并购发展特色
上个世纪50年代的156项工程奠定了按计划管理功能部署的中国类属经济，80年代的国际资本引进启动了以科技进步与贸易替代主导的行业经济调整，90年代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则是在产权改制的同时塑造利润主导的现代企业集群。今天，中国的产业地图正在发生意义深远的重组：建立在价值链基础上的产业整合已经全面展开，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全球公司和中国民营企业群体业已正面竞争，构成了全球经济环境下中国产业整合的三大主流。不能清楚地认知这一事实，我们就无从把握当下中国经济剧烈的变革和未来的走向。
企业并购已不再是单纯基于改制的国企重组途径，也不仅仅是民营企业低成本扩张的手段，更不是局限于外资快速进入中国市场的捷径。现在的企业并购是基于产业价值链的改造和整合，是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构筑国家经济安全的底线，是全球资本资源配置在中国的延伸，是中国民营企业在主流市场的强劲破土。关注中国的产业整合，因势利导构造本土产业价值链与骨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把握了中国企业的未来。
（一）中外历史回顾
西方并购的历史清楚地表明，上个世纪长达50年的基于合并同类产品的横向并购浪潮和基于整合上下游产品的纵向并购浪潮基本上奠定了美国市场体系得基础框架，使得表面上充分自由的企业竞争不得不在效率和规模的约束下依附在相关的产业价值链上。在市场利润和创新激励的引导下，社会有效资源和产业发展动力不断转移和提升，从基础设施、高速公路、能源化工、机械制造、电子产业、信息处理、金融结构到生物制药、健康医疗、娱乐休闲、全球物流等高端服务业。同样，政府的管制政策和公司治理规则也沿着产业整合的逻辑徐徐展开，保证经济内生动力的合理有序的释放。
反观中国，经过20年的体制改革解除了政府束缚，长期压抑下的企业竞争活力正在野性地奔腾而出。在几乎所有的企业，市场因素的勃勃生机与偏瘫的政府管制功能都在紧张博弈中争夺各自的生存空间，而全球公司的兵临城下更加剧了中国经济的转型。
（二）民企高调出击
新一届政府宣示“立党为公执政为名”的原则使潜行多年的中国民营企业群体终于浮出水面，并且高调疾行。过去几年中，我们看到众多耳熟能详的民营企业巨头活跃在钢铁业、铜铝业、煤矿、公路、电网、油气加工、金融等过去曾是政府严格管制的命脉产业，财大气粗，动辄投入几十亿资金或锁定几个城市。宁波大桥财团、振兴东北签约基金等上百亿的资本形成更是体现了民企集团协同作战的整合能力。在国民经济底层长期打熬成长的中小企业群体正在充满信心地提升自己的战场，但他们是否真正掌握了更为高端的观念、资本和管理的工具?
（三）央企重组动员
2003年11月国资委的重组并购高峰会隆重地宣告中央国企面向市场的决心，可喜可庆，尽管在产权制度、定价基础、交易方式等关键因素上尚未有可以操作的模式。四大银行的上市、电信业的分拆、航空业的重组、油气资源的全球并购等等似乎成为中国核心产业整合的重头戏；也是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撑点。中央企业的重组并购应当广泛吸收民间智慧，程序公开化，交易市场化，允许各界品头论足，这将是一个良好的起点。
（四）跨国并购的价值冲突
2004年度中国十大并购事件竟有7件是跨国并购交易！仅仅几年前在国际舞台上还是默默无闻的中国企业家突然发力，连续几个大的收购行动直指全球公司巨头。惠州发迹的TCL集团通过一系列的并购终于有机会与世界品牌汤姆逊共舞，北京和上海的两家国有企业为收购韩国的双龙汽车而争风吃醋，卖电脑出身的联想集团奋斗二十年更是将个人电脑的鼻祖IBM资产收入囊中，而中国五矿集团也从容不迫地组织收购军团欲动用近六十亿美金收购世界矿业寡头。西方观察家惊异地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将其并购锋芒指向全球各个角落的石油、天然气、煤矿、铁矿、钢铁厂、发电公司以及各类消费品制造业。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03年底，中国已累计将330亿美元投资在了160多个国家和地区7470家公司中。尽管这些零星的并购在国际市场上尚是波澜不惊，但至少中国的媒体和业界为之欢欣鼓舞甚至为收购跨国公司的不良资产而激动不已。跨国并购俨然已经成为中国并购界振奋人心的话题。二、企业并购融资方式分析
（一）企业并购资金需要量的决定因素
简单而言：融资取决于支付。企业在进行融资时必须对企业的融资需要量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和预测。计算需要量要考虑收购价格、维持企业正常运营的短期资金，同时结合企业自身的营运能力、收购目的、融资方式安排等综合考虑。
（二）企业并购融资中的资本结构分析
在企业并购中，企业自身的资本结构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企业的融资方式。如果并购企业的自有资金充裕，融资安排中将有大量的自由资金存在。如果企业的原有负债率已经很高，企业将尽量采用权益性融资而不是增加企业的负债。同时，在企业的负债程度上，长短期负债的比例也应考虑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在与企业现金流入相配的基础上，采用不同的融资方式。
（三）企业并购的融资成本分析
无论企业采用何种融资方式，均会产生融资成本。融资成本有可见的财务承诺，更要关注无形的财务风险。一般情况下，借款利息高的相对风险较低，长期债券的利息低于发行债券的利息。权益性融资主要包括普通股、优先股和留存收益。虽然权益性融资不存在到期偿还的问题，且数量不受限制，但是权益性融资需要由企业信誉的保证，同时权益性融资的成本远远高于债务融资。
（四）企业并购融资中的融资风险
企业在选择不同的融资方式时，需要考虑不同的融资方式可能带来的风险。当今比较典型的融资方式：杠杆收购，旨在通过借款完成收购，同时期望在以后的经营过程中获得财务杠杆收益。由于高息在债券的资金成本很高，而收购以后被并购企业的未来现金流量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杠杆收购必须实现很高的回报率才能获益。否则收购公司可能会因为资本结构恶化，负债比例过高，付不起本息而破产倒闭。因此在选择融资方式时要设法降低总体风险。
企业并购融资的风险来源：
1、企业的资金结构: 企业并购所需的巨额资金，单一融资方式难以解决，在多渠道筹集并购资金中，企业还存在融资结构风险。融资结构主要包括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的结构，债务资本中又包括长期债务与短期债务的结构。合理确定资本结构，就是使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保持适当比例，长短期债务合理搭配，进而降低融资风险。如果企业负债经营过度，财务风险极易恶化。
2、汇率的变动。这里主要是指从国际市场上筹措资金。当企业借入的外币在借款期间升值时，就会出现汇兑损失，借款到期还本付息的实际价值要高于借入时的价值，致使企业发生风险损失；
3、企业的经营风险:指企业并购之后的经营不善带来的风险。
三、最优融资结构探讨与实施
在对企业并购融资的影响因素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切实可行的融资方案，融资方案的制定对上市企业与非上市企业是不同的。
（一）对于非上市企业来说，制定购并融资方案可采取；先内部筹资，后商业银行借款，再投资银行过桥融资（过桥融资是指作为购并方“人”的投资银行向收购者或主兼方提供的用于购并企业的短期性、临时性资金借贷）。
此方案在具体操作上要注意：1、在债务资金上先商业银行借款后过桥融资，因为一方面商业借款的期限有短期的也有中长期的，借款期限的选择具有灵活性，有利于企业财务结构的安排，而投资银行过桥融资一般是短期性、暂时性的，单纯依靠过桥融资会加大企业的财务风险；另一方面银行借款的筹资成本一般较投资银行融资低，因而有着相对优越的或可利用的财务杠杆利益。国外投行在过桥融资中，除收取高额利息外，还收取各种佣金，如惯例性建议佣金，发行高利风险债券的佣金。2、债务融资（包括商业银行借款、投行过桥融资）必须注意财务杠杆利益与财务风险之间的均衡与合理，债务融资的量和期限要以财务结构的优化为重点，要注意防范企业财务风险。
（二）对于上市企业来说，制定购并融资方案的基本原则是坚持融资成本最小化。借款的成本为债务资本成本，发行股票筹资的成本为股本资本成本。如果某一上市公司既可能通过向商业银行借款来取得购并资金，也可以通过增发股票或配股来取得购并资金，则制定购并融资的顺序应分为两种情况：如果债务资本成本小于股本资本成本，则购并融资的顺序是“内部筹资商业银行借款投行过桥融资发行股票”；如果债务资本成本大于股本资本成本，顺序为“内部筹资发行股票商业银行借款投行过桥融资”。债务筹资成本包括举债利息及其他费用；股本资本筹资成本包括股票发行费用和给股东的红利或报酬。为此，还需要为上市公司通过增发股票或配股筹集购并资金而进行发行方案策划、上报审批、发行承销灯等工作，并从中收取承销佣金。
（三）并购融资方案的具体实施
企业并购融资方案制定完成后，涉及融资方案的落实问题。在融资方案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为使企业并购成功，达到最佳运营效果，应注意两点：一是要选择一家资金实力强、咨询服务与融资服务好的投资银行作为融资人；二是设立一个专门实施并购得并购子公司作为并购主体，这是以往许多并购案成功的经验。由于有些国家法律规定中国公司不能对这些国际的公司实施直接并购，故设立子公司可以较好地规避这一法律障碍。更为重要的是，子公司作为并购主体，以其名义进行并购资金的筹措承担了并购实施中的主要风险的功能。同时由于子公司是以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设立的，一旦并购失败或经营不善可以降低母公司所承担的责任，实现承担有限责任的最大利益。
在中国的各种需求要素如消费能力、市场容量、产业升级等正在迅速走向市场化配置，而与此同时最重要的供给要素如金融、土地资源和审批制度等仍然控制在政府手中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要素需求与要素供给之间巨大的冲突，两者公开的或私下的博弈将形成经济增长中最大的制度成本。
（四）我国企业并购财务风险控制的特殊对策
当前，并购对于企业自身发展，提高中国产业竞争能力，提高我们的行业集中度，提高中国企业竞争能力，造就中国旗舰型企业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为促进我国并购市场的发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我们需做好以下几点：
1、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企业并购与资本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以促进我国企业并购市场的发展。这里主要是指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我国的股票市场有着诸如制度性缺陷和结构性缺陷，产生了大量的股市泡沫，当前我们要抓紧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九条意见，为并购融资提供更好的通道。此外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在发展速度、规模和品种等方面严重滞后，企业债券市场规模与整个资本市场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在国外，发行债券是企业融资的最主要手段，企业通过债务融资的金额往往是通过股市融资的数倍，债务融资在直接融资中占有统治地位。因此，我国的债务融资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鼓励换股方式进行并购。支付方式方面，在以现金或资产的传统并购方式基础上，尤其是对涉及价值量巨大的并购重组案例，鼓励通过换股方式实现并购。与现金或资产并购方式相比，股权并购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如可使许多资金交易量巨大的并购成为现实；避免出现因一方胜出而导致另一方退出的局面，实现双赢；有利于并购双方的要素整合，这也正是我国正在兴起的产业整合所要达到的目的；使以小搏大的“蛇吞象”成为可能。上世纪90年代，国际上已经接受以换股方式作为并购的交易方式，尤其是在大型跨国公司的并购行为中。随着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形成，股权并购将要也应该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产业并购整合的主要方式。
3、借鉴国外金融创新，开发新的金融工具。融资手段方面，在传统工具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国外金融工具的创新，如跟踪股票。发行跟踪股票是新近出现的一种非常有独特性质的经营策略，该策略的目的在于使公司的某一特定资产获得市场的认可，为企业筹划并购或筹措支付股息的款项提供了一个崭新而优良的资金来源渠道。在借鉴国外金融工具创新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工具的创新，从而为我国企业并购融资提供更好的融资工具。
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解决并购融资问题单靠一种途径、一种方式收效甚微，必需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方式加以解决，解决好融资问题必将对我国企业并购市场及跨国并购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第六章 结论与不足
从80年代开始，经过90年代的发展，企业并购在我国已形成澎湃之势。随着企业并购案例的不断增加，并购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并购融资的需求也将越来越大。如何解决好并购融资问题，促进我国企业并购的发展成为我们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目前我国关于并购尤其是并购融资的研究刚刚起步，有关并购融资的研究文献十分有限，加上我国企业并购中不规范操作现象严重，很多企业融资时走政策的边缘，不愿公开并购融资来源，而我国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还不健全，导致企业并购融资结构和融资来源的数据难以获得，这也是目前我国缺乏关于企业并购融资统计数据及实证研究的原因。
本文借鉴国内外企业并购融资的研究成果，运用传统的融资理论，结合从公开渠道能够获得的各种数据、资料，深入研究了我国企业并购融资的现状、风险、原因及控制策略，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1、对于非上市企业来说，制定购并融资方案可采取：先内部筹资，后商业银行借款，再投资银行过桥融资。
2、对于上市企业来说，制定购并融资方案的基本原则是坚持融资成本最小化。
3、并购融资方案具体实施时：一是要选择一家资金实力强、咨询服务与融资服务好的投资银行作为融资人；二是设立一个专门实施并购得并购子公司作为并购主体。
4、为促进我国并购市场的发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我们需：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鼓励换股方式进行并购、借鉴国外金融创新，开发新的金融工具。
企业并购作为一种经营活动，其运作过程中涉及众多的风险问题，本文仅对并购过程中影响融资风险的主要因素作了探讨，然而在操作过程中还会涉及到影响融资风险的其他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如信息的披露问题、法律的国界问题、我国的市场法规问题等等，在现实中究竟该如何随着发展而适应与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具体困难，以及如何解决困难等等这些问题更值得做进一步的研究。本文的研究仅供相关人员参考，不足之处，希望专家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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