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7 18:04:4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资产评估学科归属争议
通过多年的实践总结及理论积累可以看出，我国资产评估行业的进步与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目前理论界对其学科归属还存在着分歧和争议，有待于进一步的厘清。在学科归属流派上，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归纳综述：
(一)管理学说
一些学者认为资产评估是会计学、审计学和财务管理学的延伸，应归属管理学。唐振达(2009)认为，资产评估学作为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应当与会计同属管理学，并主要从资产评估与会计的研究依据、计价基础、研究理论与准则体系均相互借鉴与利用，以及两者的研究对象、职业监管部门等方面的相似性上进行了论证。李光洲(2007)认为，资产评估作为应用性学科，应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基于资产评估的跨学科特性，将资产评估归属于管理学学科更为合适。教育部2005年在少数财经院校恢复资产评估专业设置，并将该专业归属于工商管理学科。一些高校不仅进行了本科层次的专业建设和招生，还将其教学延伸到了研究生层次。这些院校主要包括南京财经大学、山东经济学院、广西财经学院、浙江财经学院、山东工商学院、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武汉经济学院等。
(二)经济学说
由于我国的资产评估是为适应国有资产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一些专家及学者认为资产评估应隶属于财政学，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以厦门大学评估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为代表。陈鹏(1998)指出对评估值概念理解不够导致对资产评估方法的误用，使评估结果产生差异。而这种症结只有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分析才能获得答案。指出市场经济的导人是资产评估产生的原因，资产评估是经济学价值理论的运用资产评估的主要方法根植于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市场法和收益法是评估一个持续经营企业整体价值的有效方法，也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供求平衡价值理论的体现(高波,2001)。罗建强(2002)认为，股份制改组上市时的资产评估其最终的目标是确定净资产的价值和股票的发行价格也就是产权交易的价格，但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了产权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的节约，从而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河北省的几名学者也认为资产评估理论研究依附于经济学基本理论，它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王建中、王淑珍等，2002)。鉴于资产评估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重要环节之一的原因，一些院校将原有的国有资产管理专业发展为资产评估专业方向或专门建设了资产评估方面的专业方向，以及2005年以后教育部批准设置的资产评估专业也隶属于财政学院(系)，如厦门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内蒙古财经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学院等。
(三)综合学说
一些学者认为资产评估在对象及实施过程中渗透着工学的知识，因此，资产评估应该是多学科融合的综合学科。王开田等(2007)认为，资产评估是一个以会计学为基础，经管交融、文理工渗透的复合型、集成型新兴学科，是一个在高度分化基础上又高度综合、需要广泛学科基础理论、专业技能学习和扎实应用实践能力培养的专业。张艳(2009)认为，资产评估是一个源于会计学、集经济管理学与工程机械学为一体的新兴交叉学科，是一个新兴智力密集型中介服务行业，它同时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特点。综合智力密集型特点决定了资产评估课程设置要体现以会计学课程学习为基础，经济与管理类课程交融学习，文理工相互渗透三个方面的要求；较强的实践操作性特点要求专业教学中必须加强实践实验教学内容。它的主干课程，应该包括资产评估学、建筑与工程识图、机电设备评估、企业价值评估等。资产评估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专业，它不仅涉及到经济学、管理学也包含相关法学与工学的知识，但由于资产评估专业或专业方向多数是由财经类院校或相关院系进行建设的，这些院校或相关院系都缺少工科方面的专业或专业背景，所以此类观点并未在高校学科设置上体现出来。
综上所述可见，资产评估学科归属之争的焦点主要表现在经济学与管理学上，因此，有必要对经济学与管理学进行解读。
二、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区别
1776年3月亚当・斯密出版的《国富论》是近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而经济学自身体系的形成以一百二十多年后马歇尔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为标志(刘源张，2006)。经济学是对一个经济部门或经济领域或经济问题进行集中研究的学科，通俗地讲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和使用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以便生产各种产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和集团的科学。经济学认为资源是有限的，人们应在各种选择中使目标达到最大绩效。管理学逐步发展成一门独立学科，是以1926年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发表为标志。它是对组织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以达成组织既定目标和责任的动态创造性活动。因此，管理的核心在于对现在所拥有的现实资源――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有效整合。作为两个不同的系统，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主要区别在于以下几方面：
(一)研究目的不同
经济学作为一门基础科学，以回答“是什么”作为学科使命，侧重于帮助人们解释世界，它强调均衡、趋势与发展，注重对有限资源的配置行为提供逻辑思考。相对而言，管理学是一门应用科学，以解决“怎么办”为自己的学科使命，侧重于“如何改造世界”，强调过程，具有明确的方向性与目的性，注重为组织经营过程的各个环节提供有效手段和方法。
(二)对“人”的认识不同
经济学家在进行经济分析时，把人看作成是理性的人，也就是说，他可以理性地区别两个或若干个经济决策哪个对自己的经济利益有更大的好处。管理学中经过理论界多次的讨论与改善，由起初泰勒的“经济人”到霍桑的“社会人”再到马斯洛的具有层次需要的“人”，都是基于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展开的。管理学细化了人的各种需要，考虑人除经济方面之外的其它因素，比如人的地位高低、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等。
(三)操作思想不同
经济学在分析某一问题时，首先要对所要研究的经济变量进行定义，提出一些假设条件；然后根据这些定义与假设提出一种假说，运用这种假说对未来进行预测；最后，用事实来验证这预测是否正确。如果预测是正确的，这一假说就是正确的理论；如果预测是不正确的，这一假说就是错误的，要被放弃，或进行修改进入下一轮的假设研究。管理学是通过实践活动，从中发现有效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从而
在管理的计划、组织、控制、领导、激励、协调等职能上进行改进和优化以期更好地达到组织目标。前者是从逻辑或理论上预期的模式到观察检验预期的模式是否确实存在，是公理化的演绎体系，经济学研究大都在已有的数据基础上建立假设，以假设开题。后者是以归纳法为主，从个别出发以达到一般性，是经验的总结和运用，其理论为了解释具体的管理活动。
(四)研究方法和手段不同
经济学一直以来发挥着其基础学科的作用，供求问题是研究的根本，它用详细的模型理论分析提供方会以何种价格出售，该价格需求方在哪个阶段是可以接受的。在研究方法和手段方面，经济学可以运用经济模型等工具从静态、比较静态以及动态层面进行分析；也可以运用实证的方法或规范的方法进行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可用文字说明(叙述法)，也可用数学方程式表达(代数法)，还可用几何图形式表达(几何法、画图法)。管理学在数学模型的建立和求解方法等方面更加注重实际应用。
三、资产评估学科归属界定
任何一个被认为是科学的学科，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有它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这是一个学科体系区别于其它学科之所在，也是我们分析学科归属的出发点。我们认为，资产评估作为一项产生于经济需求，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经济行为，总的来说是偏重于经济学的，属于管理经济学的范畴。
(一)研究目的
资产评估最终目的是在分析资产评估环境与评估对象特征的基础上，对特定时点及约束条件下的资产价值进行评估，为决策方提供一定的价格尺度或合理资产价值咨询意见。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委托人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现象，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直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只能转而追求交易成本的最小化。提供相关专业信息的资产评估师，可以为相关各方提供实现目标的价值信息。资产评估服从了微观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经济中单个经济单位即生产者(厂商)、消费者(居民)的经济行为，为行为各方提供资产价值咨询服务并不过多地考虑管理，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注重均衡，主要回答资产价值“是什么”的问题。
(二)对人的理解
资产评估的行为过程中评估方仅作为经济关系中的第三方，单单是把人看作成为一个理性的人，注重资产质量，在效益大与小中当然选择有价值的。服从经济学上节约成本思想，最大经济利益原则。评估学中不存在管理学认知的地位高低不同的人，不涉及公司经济实体内部组织机构及人员配置问题，而是更多地考虑拥有平等地位买卖方的售买心理。
(三)评估方法
资产评估的三项基本评估方法有着各自的理论依据，而这些依据均源自于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如劳动价值论是成本法评估的理论源泉，是对评估对象特定时点价值的重置模拟，用现行资本价格重新购置资产并使之处于在用状态所耗费的成本，它探究的是评估对象的内在价值，而这样的重置基础又是以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价值决定的。再如边际效用价值论在评估方法中的应用就是收益法，边际效用价值论强调主观感受(边际效用)在商品(或资产)价值决定中的作用，强调单位成本的付出与收益的比较。而收益法则是通过被评估资产未来预期收益并将其折算成现值，借以确定资产价值的一种方法，资产的预期效用越大，获得能力越强，它的价值也就越高。经济学中所讨论的在两种或多种选择下进行边际分析方法、供求论在资产评估中也到处可见。
(四)对象特点
资产评估的对象是客户委托评估的资产主体拥有或控制的物质实体上的经济权益价值。一般而言，被特定权利主体拥有或控制并能为其带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如机器设备、土地、房屋等)都是资产评估的对象，渐渐地企业的组织结构、整体价值也被列入评估的范围。因此，评估就要把对象放在经济的大环境下运用各种相关的经济分析理论对评估对象进行多方面的考查。它与审计鉴定反映表内价值有一定的区别，以无形资产为例，专业评估师在确定评估对象时，不仅考虑账面价值所体现的取得或研发成本，还注重无形资产的机会成本、转让内容、市场供需状况及国内外该种资产的发展趋势换代情况，在考虑无形资产能够带来的超额收益和垄断利润情况下，对不同的市场情况，通过利润的测算来确定评估对象的价值。
(五)理论基础
资产评估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工学等多项知识理论，但究其根本应从经济学中寻找。研究对象的多样性无法全部归纳在一个模型中，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以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基石。如房地产评估是建立在建筑学、机械学、商品学、工程学等基础之上，它自身及价格构成均比较复杂，且各项房地产的性能、结构、磨损程度、通用性能差别也非常大。但各具体的房地产项目在评估过程中都是依赖地租理论、房地产市场供求理论、购买者行为理论、效用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理论、替代原理以及收益递增递减原理、生产要素组合的均衡原理、收益与分配原理和投资原理等。在估价过程中，还广泛涉及到规划、建筑、结构、概预算、法律、金融及经济等有关理论和知识。经济学的这些原理，以及对经济运行和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都为资产评估行为提供基础理论。
[关键词] 经济学 价值中立 道德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特别是随着经济学自身极大地完善了实证的科学手段，实证主义经济学逐渐变成了当代主流经济学家或言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和信奉的基本立场了。他们（经济学家）主张必须把价值问题从经济学的领域中清除出去，甚至公开宣称经济学是一门“价值中立”的“科学”。他们认为：“如果像道德监察官那样带着某种任意的标准和主观价值判断的赞同或不赞同的态度来研究社会事实，那将是徒劳无益的。”
刘伟在其《冲突与和谐的集合――经济与伦理》一文中则说的更为直接：“作为经济学家，对人的价值偏好和道德标准是‘管不着’的，经济学家只是在人们已有的价值标准条件下研究人的行为和人的行为的后果，以及人的行为对其他人的影响……原则上，经济学家就其职业本身来说，可以为希特勒服务，也可以为丘吉尔服务；可以为黑帮服务，也可以为政府服务。就这个意义上而言，经济学是‘道德中性’的学科，经济学家是‘不讲道德’的。”
这在事实上，使经济学沦为了工程学，它“只关注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这类问题。在这里，人类的目标被直接假定，接下来的任务只是寻求实现这些假设目标的最适手段。”
那么经济学是否真的能完全脱离道德而存在呢？
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经济学关注的是真实的人，而不是被狭隘的描述方式扭曲和抽象化了的人。那么，经济学研究就不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直接相关，而且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追求有关。经济学跟伦理学的这种关联为它规定了不可逃避的任务，即，在财富之外，经济学研究还包括对更基本的目标的评价和增进。
为此，阿马蒂亚・森针曾指出，不重视经济学中伦理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伦理学家的悲哀，而且也将使经济学走向绝境。“经济学的无伦理特征（已经）造成了经济学的贫困，使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变得狭窄、分析缺乏说服力，并削弱了预测经济学的行为基础；它也使经济学对自身的两个根本问题缺乏说服力：经济行为的动机和对经济成就的判断，这两个问题都浸透着伦理的因素。”
事实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就曾意识到这种经济学分析纯技术化和完全数量模型化倾向的潜在危险，并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尖锐地指出：“在近来的‘数理’经济学中，只能代表拼凑之物的部分实在是太多了；这些部分的不精确程度正与他们赖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是一样的。假设条件使那些作者能在矫揉造作和毫无用处的数学符号中，忘掉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 （Keynes, 1936, p. 298）。这种对人类的经济行为以及现实的经济过程仅做纯数理推导、证明和实证检验的“演练套路”，“不仅仅是理论分析的一种滥用（misuse），而且还有一种导致使理性运用无多大意义（trivialization）的潜在危险，这一世风很快使经济学变成了一门技术，而不再是一门社会科学”。
“实际上，道德哲学家和先驱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倡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现代经济学家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
长期以来，亚当・斯密却被不少经济学家尊崇为自利的“宗师”，可事实却恰好与他所提倡的相反。同情心和自律在亚当・斯密的善行概念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他所说，“根据斯多葛学派的理论，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某一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一个公民，是自然界巨大的国民总体中的一员”，而且，“为了这个大团体的利益，人们应当随时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人道、公正、慷慨大方和热心公益是最有益于他人的品质”。 但在拥护亚当・斯密关于自利以及自利成效的经济学家们的著作中，亚当・斯密的“同情心”却不见了。斯密看到的，也是任何一个人都能看到的，大多数人的行为的确是受自利所引导的，其中一些行为也的确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这些并不表明，斯密就完全满足于建立在这种单一的动机之上了。事实上，他还曾指责伊壁鸠鲁试图把美德视为精明，并斥责某些“哲学家们”试图把所有事情都简化为某种单一的美德。
可以这么说，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人”与“道德人”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所谓的“斯密悖论”只是现代经济学家的一种狭隘化理解。在历史上，经济学与伦理学是相辅相成的；在现代，笔者相信，这种关系同样不会变。经济学是如何离开“人”的，必将也如何回归到“人”。“我认为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道德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这也就是说，它必须运用内省和价值判断”。经济学理论并不能完全脱离道德，相反，它只有重新引入伦理学，回归到的亚当・斯密时期的经济学传统，才能为自身的发展寻找合法性，并增添自身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说服力。
参考文献:
[1]Mises, Ludwig von,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London: W. Hodge,1949. p.2
[2]刘伟等:冲突与和谐的集合――经济与伦理.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当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非帕累托改进阶段，就业、入学、就医、土地纠纷和下岗等问题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福利。“卡尔多—希克斯改善”（对于改革的受损者可进行事后补偿）、“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市场竞争的一切结果都是帕累托最优的）等充斥着科学主义的观点占据了话语霸权，GDP仍是政绩最重要的衡量。长此以往，只能不断加深社会裂痕。因此，需要在理论上重新反思发展的人本本质，在实践上制定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这就要求重唤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精神。朱成全教授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自由发展观视阈中的人类发展指数扩展研究》为基础，撰写的《以自由看发展——马克思自由发展观视阈中的人类发展指数扩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以马克思的自由发展观来扩展人类发展指数（HDI），特别是根据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建立“四个文明耦合”发展模型，来扩展人类发展指数（HDI），这为我国乃至各个省市或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可操作的基础，对我国的建设提出了参考性的意见。本书的创新点和对学术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视野新，有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作者认为，马克思的自由发展观不仅指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涵，而且从宏观方法论层面指明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途径，是我们研究HDI的指导思想，可以克服目前HDI研究中科学性有余、人文性不足的缺陷。同时，国外HDI的研究，可以为马克思自由发展观提供中观层面的建模思路和微观层面的实证技术，推动马克思自由发展观进一步具体化，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第二，人类发展指数扩展研究的哲学基础——以自由看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三大组成——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和核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主要是指每一个现实的人摆脱和超越各种内在和外在的限制与束缚，从而在需要、能力、个性与关系等诸方面获得普遍提高与协调发展。
第三，人类发展指数扩展研究的经济学基础——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关于“经济学是什么？”的回答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但都可以归纳到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一文化思潮上，所以，应该从这一文化思潮的基础——科学与人文统一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学。从科学层次来看，经济学是科学，这是对经济学低层次的理解；从精神层次来看，经济学是人文，这是对经济学高层次的理解。人文是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
经济学具有科学性，但也具有人文性。第一，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反思。解决资源稀缺的根本点在于人类自身。第二，经济学的人学本质：人的欲望是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第三，经济学的道德特质。在人的发展问题上，西方经济学把人的自由发展当作手段，其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马克思经济学则把人的全面发展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追求效益乃至市场经济，只是手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目的。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维度及其当代意蕴。马克思“新唯物论”思想所蕴涵的评判“万物”的两个维度有：客体与主体（或物与人）、科学与人文、功利与超功利、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身体与灵魂、利与义。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认为自己的理论不仅是为了解释世界，更主要是为了“改变世界”。“解释世界”是科学的任务。“改变世界”，即“改造世界”，也即“实践”。实践当然包括了科学，但实践还需要人文规范。这是因为科技应用需要人文的规范，否则，科技会出现异化。由此可见：实践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人文。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认为，自己的理论是科学，但不仅仅是科学，更主要是为了“人的解放”。
所以，作者认为，应该从科学与人文这两个层次来理解马克思思想。从科学层次来理解马克思思想，认为马克思思想是科学，这是必要的，但这是不够的。还应该从人文层次来理解马克思思想，认为马克思思想是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学说。这后一种理解才是马克思思想的灵魂。
第四，基于自由发展观的人类发展指数的演进脉络及扩展研究。以避免人类发展指数的不足为出发点，具体考察了人类发展指数的修正实践，指出人类发展指数蕴涵着越来越多的人文因素，再根据马克思和森的发展理论的渊源关系，指出从四个文明角度来扩展人类发展指数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建立我国四个文明发展指标体系是可以实现的。最后从四个文明所涉及的领域即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和生态环境四个方面出发，建立了我国四个文明发展指标体系，从而扩展了人类发展的指数。
第五，基于人类发展指数的多指标评价体系计算方法的选择。人类发展指数的理论意义在于对发展观的反思与重构，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现实意义在于HDI成为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竞争的良性媒介，使各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视角从狭窄的经济领域走出来，扩展到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卫生、教育和环境等领域。
一、《宏观经济学》的课程特点
1.体系完善，理论抽象。宏观经济学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运用抽象分析方法，以国民收入为主线，构建了一个总量(GDP)、三大模型(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模型、IS-LM模型、AD-AS模型)和四大问题(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的理论体系。宏观经济学的很多原理在经过归纳总结后，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严密的逻辑性。宏观经济学有大量的数学推导和数学模型，运用逻辑上的抽象推理，将经济社会中各种不同的经济活动抽象为单纯的数学符号，然后使用大量的数学公式和数学模型去演绎人们的经济活动。
2.流派众多，内容庞杂。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经历了新古典综合、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发展至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由于经济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因素性以及人的有限理性，学者通过抽象分析，选择有限的决定性因素研究经济问题。由于对经济问题中同一因素的重要性认识不同，西方学者对问题中的决定因素选择不一样，导致研究的假设存在差异，经过逻辑推理、计量检验的结论、相应的政策自然不同。因此，各学派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点和主要观点，与微观经济学理论不同，宏观经济理论存在分歧与争论。
3.学科关联性强。宏观经济学以社会总量为研究对象，形成了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决定短期国民收入的两个主要力量，涉及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国际市场和劳动市场;与此相对的是长期决定分析即经济周期论和经济增长论。因此，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形成了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经济学等之间的联系。通过宏观经济学的学习，学生熟悉和掌握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方法和体系，为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提高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
(一)结合学生特点选择教学材料
经济学院主要采用由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宏观分册)，该教材介绍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其内容简单，框架清晰，涉及的数学工具相对较少，适合作为本科生的入门教材。同时，为了促使学生全面地掌握、理解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教师为学生列出课后阅读材料作为补充读物。
(二)合理设计课堂讲授内容
经济学院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课时为54学时，因此只能保证讲授最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在教学课时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合理设计课堂讲授内容。因此，在教学改革中，要根据学生的特点和实际学习能力，合理制定课程的教学目标，进一步优化设计教学内容，确定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三)探索多样化课堂教学方法
1.重视启发式教学。宏观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民族院校的学生主要以少数民族学生为主，部分少数民族学生来自偏远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他们的汉语水平和数学基础都相对较差，过于注重利用数学推导和数学模型进行理论讲解，会使学生产生畏惧心理，并降低其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应该根据教学内容，以学生周围世界和生活实际为素材，启发学生进行独立的思考，从而引导学生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探讨现实问题，这样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理论模型的理解，还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以对所讲内容提出相关的问题，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讨论学习，为学生提供充分自由的表达、讨论的机会，促使他们自己去获取知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研究问题的能力。
2.重视案例式教学。案例教学是在教师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根据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需要以及学生的特点，运用典型案例，引导学生自主进行探究性学习，以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最大的特点是培养学生的实务性和创新性，这一点正是经济管理专业学生最需要的，也符合民族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案例教学中关键的问题就是要选择、收集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案例，选择学生有能力分析讨论的案例，同时要使用本土化的热点案例进行教学和讨论，这样易于引起学生的兴趣，促使学生运用已有知识分析当前经济问题。其次，要求教师自身应当关注热点经济问题，注重收集新的经济资料，而且能够对经济问题有比较深入的分析。第三，在案例教学中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师应该要求学生课前阅读案例的相关材料，给学生列出一些思考题，让学生积极思索并有针对性的进行分析，初步形成解决方案。
3.重视讨论式教学。讨论式教学的目的在于通过讨论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写作、口头表达以及研究和创新等多方面的能力。具体来讲，首先，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确定需要讨论的主题，并对学生进行分组;其次，引导学生课后通过图书馆、网络等途径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然后，组内同学针对问题展开讨论并形成观点;下一步即在课堂上，各组成员代表阐述各自的观点，教师或其他组的同学可以进行提问，形成辩论;最后，由老师进行总结发言，分析讨论的结果，并对该专题进行更深入的陈述。讨论式教学适用于一些学生比较熟悉的、比较感兴趣的内容。讨论式教学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过程，更有助于学生培养独立思考和口头表达的能力，培养其创新思维、自学能力和实践能力，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重视实践性教学。宏观经济教学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利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分析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和问题。因此，教师应该重视实践性教学。课堂上教师采用案例教学，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课外时间可以通过举办学术讲座、辩论会、经济论坛等各种活动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经济学院举办的“经济案例分析大赛”，在实践性教学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大赛分为初赛、复赛和决赛三个环节，参赛的同学可以以同专业或跨专业的形式组成团队。在初赛阶段进行自选案例分析报告的评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实地调研和数据收集，最终上交一份完整的案例分析报告。评委老师将对参赛作品进行全面审核后给出分数，依据得分情况评选出晋级复赛的小组。进入复赛的团队需要制作一份自选案例分析报告演示文稿(PPT)进行现场展示，展示之后将进行评委老师提问及选手答辩环节。决赛则由团队风采展示、自选案例分析报告PPT展示、选手答辩三部分组成。通过这种形式，可以考察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在展示过程中表现出的团队风采，协作能力，反应能力和创新能力等。除此之外，经济学院每学期都举办一期“经济沙龙”，通过自由辩论、自由发言的形式，鼓励学生关注经济问题，提高运用经济理论及方法的能力，也成为本课程的特色实践教学方式。
5.重视研究式教学。在研究性教学方式中，教师可以把科学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取得的新进展引入教学活动，赋予教师“教”的创新性内涵，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科学研究之中，在研究中学习、实践，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和不畏权威的批判精神。例如，在设计“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理论”这一章的教学内容时，教师和学生在课前应该通过课前调查认识我国经济增长的表现;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认知经济增长的内涵、特征变现，系统掌握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及影响因素，使学生建立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基础;确立研究专题，在吸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师生进行研讨和调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撰写课程论文或研究报告，并且给予修改和评价。总之，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为核心的研究式教学模式，对培养具有主动探索精神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作用。
(四)考核方式的选择
根据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目的，应该建立以考核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为基础，以综合运用能力为重点，以学习态度和实践能力为参照的综合考核方式。传统的闭卷考试形式在命题的过程中需要教师合理分布题量，把握主观题和客观题的比例，以防止学生通过考前死记硬背的方式取得高分，无法达到检验学生运用经济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目的。因此，还应该加大考核学生实践能力的比例，通过课堂讨论、课程论文、研究报告、课后习题等方式检验学生的实践能力，将实践考核成绩计入学生的平时成绩或期中成绩，并结合期末考试成绩作为课程评定成绩的依据。
关键词:理论基础;人力资本理论;逻辑起点;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8-0025-02
一、理论基础浅析
何谓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是不是一门学科所涉及的所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都可以认为是这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对理论及理论基础作必要的界定｡从知识形态的角度上,将理论界定为“作为知识形态而存在的问题逻辑体系”,那么所谓的理论基础,就是“理论之理论根源与逻辑出发点”,这个理论根源与逻辑出发点,构成了一门学科逻辑结构展开的基础｡这是本文立论的基点之一｡本文立论的基点之二:将教育经济学学科属性定位为一门教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相交叉的科学[1]｡
二、人力资本理论成为教育经济学理论基础的背景
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理论与现实经验的基础上的｡二战以后,由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推动了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转变｡许多国家将实现经济增长作为致力的目标,积极探寻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土地､资本､人力三要素增长的结果,其中人力部分是指人的数量｡但是经济学家在运用传统计量方法计量增长额时出现剩余因子,许多经济学家试图解开余数之谜｡在分析过程中,认识到劳动者的质量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传统计量经济增长中被忽略的因素,从而推进了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人力资本理论提出教育是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的假设,由此奠定了教育经济学的立论前提[2]｡
三、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的逻辑起点
显然,教育――劳动者质量――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形成一个紧密相关的链条｡在这个链条中,人力资本理论将“劳动者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作为理论核心｡而提高劳动者质量,教育自然责无旁贷｡从而引起了人们对教育的重视,导致了教育经济学的产生｡因此,人力资本理论之所以成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其重要原因是: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的促进因素和逻辑起点｡
四、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教育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局限性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
1.第一代人力资本理论
将人力资本定义为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健康等质量因素的总和｡强调人力资本有投资性､时间性､产权性､生产性､边际收益递增等特性｡认为人的质量因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大于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特别指出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教育还可以促进社会分配的平等趋势｡对教育与社会及个人的经济关系,提出了教育――生产率――工资正相关的经典链条｡并把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教育成本收益分析等问题作了计量分析[3]｡
2.第二代人力资本理论
(1)筛选假设理论把教育看成是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以把他们安置到不同工作岗位上的装置信号｡个人在教育中获得的是信号而不是能力｡由教育的信号作用来解释教育和收入的正相关｡
(2)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强调劳动力市场是二元或多元的劳动力市场,如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教育程度与收入相关关系,不同的市场有不同的表现｡
(3)社会化理论认为教育的作用首先不在于提高能力,而在于它的社会化的作用――训练社会生产中所需要的各种劳动力的个性特征[4]｡
(二)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1.教育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关系｡一方面是教育的经济､社会价值,另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如何为教育提供资源｡2.学校经营与管理过程中如何充分利用好资源,以满足人们对教育的需求,最终实现教育的经济价值[5]｡
因此,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视角所及,应该包括这样几者的关系:社会系统､教育系统､政府及制度系统､市场系统等｡审视社会系统中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将属于教育经济学视角范围的基本问题再细化,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教育的经济价值｡(2)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3)市场､政府､第三组织对教育的调控问题｡(4)教育投入及成本问题｡(5)教育领域内资源配置､有效运行问题｡(6)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优化配置和效能发挥问题｡
(三)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教育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局限性
1.从人力资本理论内容上说,人力资本理论只给出了教育与经济关系的宏观粗略的指导思想｡教育――劳动力质量――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工资正相关的线条过于简单化｡教育形成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配置､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是跨多个系统复杂的相互协调的过程,受制于很多主客观约束因素｡教育对人力资本提升,对经济增长作用到底能不能达到正相关,都需要在一定的假定前提下,进行考察衡量｡
2.从人力资本特性的分析,人力资本理论主要是关于“自然人”的人力资本研究,没有全面地概括出作为“社会人”的人力资本内涵｡事实上,人力资本除了指“以自然属性的人”为基础的,表现为健康､技能等形式的资本存量外,还应该包括以社会属性的人为基础的,依赖于特定组织和社会交往模式的“社会资本”存量部分｡
3.人力资本理论主要是强调教育的工具性价值,强调人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性价值｡教育经济学研究不仅要关注人的工具性价值,更重要的是关注教育的人文价值｡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在资源节约､效率最优的情况下,实现个人全面最优发展的培养目标｡
4.人力资本理论片面强调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而忽视了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缺少从系统论的角度,全面审视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的全局观念｡
总之,从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上说,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利用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研究教育系统､经济系统､政府制度系统等多个相关领域协调关系,涉及资源配置､教育教学､经营决策､制度激励等多方面问题,发展成为一门理论与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而人力资本理论本身是比较粗略且有缺陷的､尚未形成一个逻辑一贯的､较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仅以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显然不能涵盖和支撑教育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因此,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存在局限｡
五、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构想
(一)从逻辑起点上,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产生的促进因素和逻辑起点,因此应作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对人力资本的内涵需要进行修正和补充,将人力资本的内涵扩展为“全人资本”,增加其表现在行为规范,伦理道德,情感价值等“文化资本”特质,以及作为社会人的､依赖于特定组织和社会交往模式的“社会资本”特质｡
(二)从学科逻辑体系的理论根源上,将教育经济学定位为教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科学｡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
1.现代系统理论｡现代系统理论是由系统论､信息论与控制论所组成的系统分析理论｡因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涵盖了社会中的经济系统､教育系统､政府制度系统等,教育与其他各系统的协调发展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因此,只有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才能从哲学的高度,整体协调各系统的关系,实现教育的最佳社会经济功能｡
2.经济学基本理论｡教育经济学主要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及计量方法研究教育领域的经济运行问题及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应将经济学基本理论作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微观经济学中劳动市场经济学､增长和发展经济学等,都是教育经济学研究深厚的理论根源｡
3.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涵盖了经济学与制度之间的双向关系,而制度是教育经济研究领域不可缺少的因素｡可以把制度经济学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视角继而作为一种方法来操作,以分析教育中的问题｡
4.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力图解释公共部门中政府及市场应该承担何种责任｡在教育经济研究的领域中,教育的融合产品属性,决定了政府作用的重要性｡因此,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是研究政府与教育的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机制的协调作用的理论根源｡
5.教育及心理学｡教育学体现了在教育活动中应该遵守的普遍规律和原则｡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的科学,是研究人际关系,调动人积极性的依据｡在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中,教育教学过程中要遵循人的发展规律和特点,才可实现人力资本升值｡产业组织要采用适当的激励机制,才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人力资本充分发挥其效能｡因此,将教育及心理学作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王善迈.教育与经济的交叉理论与应用的结合[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5).
[2] 范先佐.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3] [美]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关键词：意识形态；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1-0121-02
中国现行教育体制中，在高中教育阶段以政治经济学为核心，西方经济学作为高校经济类专业的核心课程，是当代大学生重新审视世界的窗口。如何辩证审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而非完全颠覆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成为当前高校教学的一个重要议题。大学生作为思想意识可塑性较强群体，如不能正确审视西方经济学的作用和地位，很可能造成其偏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随附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而高校教师对西方经济学的教材编著及课堂施教已成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文章将从高校群体着手调研，通过数据分析和实际教学过程中的问题展开探析，以期为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提出建议，助力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一、当前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现状概述
（一）西方经济学教学的积极意义
1.西方经济学补充并完善经济学。高校开设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和基础课程，使高校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接触新的理论知识，从而有效补充了经济学的不足和疏漏。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学与时俱进的步伐，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2.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理论参考。西方经济学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主要是为解决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服务，其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市场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宏观经济学中的国民收入核算理论、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理论等，均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3.深化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在激烈的世界经济竞争中，只有更好地了解对方才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占据有利位置。只有在了解西方国家经济政策及其理论依据、经济运行机理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负面影响
1.经济学边缘化。高校大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先入为主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学地位受到动摇，作用遭到削弱，位置边缘化严重。自1990年以来，国内高等院校的经济类专业核心课程逐步由经济学向西方经济学过渡，国内学者不自觉地陷入一系列误区，只承认西方经济学的实用性而否定其阶级性，承认其科学性而否定其价值观判断[1]。在对经管类专业高校大学生的调研中，团队共发放5000份调查问卷，回收4908份，回收率为98.16%。当同学们被问及“在你心中占据主要位置的经济学理论学科是什么”时，共有3922人选择西方经济学，比重高达79.91%，而认为经济学更重要的只有986人，只占到调研主体的20.09%。调查发现在现有大部分西方经济学教材中，完全采取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判断，阶级性明显。当面对“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选择一个关键词”问题时，有2317人选择了“市场经济”，占到总调查群体的47.21%；选择“社会主义”的为1585人，为总人数的32.29%；选择“中国特色”的人最少，只有1006人。
2.西方价值观抬头。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许多理论的前提假设中排除一切必要排除的因素，且在西方经济学中人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群体，即人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非奉献和贡献社会的，这完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2]。它以理性的经济人为假设前提，极力宣扬市场万能论，私有制永存，应最大化减少政府作用等观点，严重背离中国国情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政策。调查中，对人生和职业规划中，有41.54%的大学生选择了考取公务员，只有11.92%的群体选择了自主创业。在选择薪酬与社会贡献方面，选择后者的只有22.37%。表明当代大学生中奉献思想、贡献主义意识淡薄，安乐主义、拜金主义抬头。
3.西方经济家崇拜兴起西方经济学教材中全盘西化，缺少与中国的实际国情介绍而完全肯定西方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科学理论发展方面更是完全剥离[3，4]。在调研中，面对“请选出你心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时，面对四个备选选项：亚当・斯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吴敬琏，高鸿业，选择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的只有17.36%（高鸿业）和3.26%（吴敬琏），而选择亚当・斯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占据了被调研总体的79.38%。在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过程中，传授知识的同时造成了对西方经济学家的崇拜，从而助长了西方价值观在高校的扩张。
二、经济学教学负面作用的成因分析
（一）教师因素
教师的思想状态，常常决定了他所教授的学生的思想取向。从某种程度上讲，对学生影响最大的是其老师。高校课堂是高校教学的主要阵地，在高校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未能正确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经济学学习观念，即以马克思经济学为主体，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的学习观，由此造成在大学生接触西方经济学初期就在其与经济学之间摇摆不定，在西方经济学教学阶段结束之后大学生的经济学根本位置遭到动摇，或无所适从，甚至在教师群体中已经形成了西方经济学所占据的主导地位。
（二）教材因素
西方经济学，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经验总结，其产生与发展就深深植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土壤中，其主要目标就在于企图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合理性。中国高校现行教材编著内容严谨详尽，但其中对西方经济学阐述中缺少联系我国实际，缺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介绍，缺少我国杰出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杰出贡献，而是全盘西化，使大学生并不能很好地接触到国内实际，未能形成为振兴中国而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思想路径，国内完全意义上的西化教材进入高校课堂应当引起思考，此外，国内高校西方经济学教材中不乏西方著作版本，只经过简单翻译之后就被高校定做必修和重点教材，这同样是导致西方经济学占据主流思想的一个重要缘由。
（三）课程因素
基本原理（其包含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二者同属于必修课程，但是所规定的学时却差别巨大，西方经济学在大学课程中分设两门课程，即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者的学时分别可以达到60个，而经济学只隶属于基本原理的一个分支，课程开设只给出15～20个学时。大学课程设置暗示了孰重孰轻，从而又在默认状态下肯定了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性，从而动摇了经济学的重要位置和对于我国的特殊意义。
三、重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对策
1.加强西方经济学教学教师队伍建设。要着力做好教师工作，尤其是教师的思想工作。必须加固和重塑经济学在教师思想意识中的主导位置。在高校，能否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关键看教师作用的发挥。教师的思想状态，常常决定了他所教授的学生的思想取向。高校师资队伍自身思想信仰有偏差，更甚者有的老师自身已经使西方经济学在其意识形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高校应研究加强对老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培养，特别是有关思想政治的要求，并把这些要求融合于日常的教学中去。另一方面，要加强教师的社会实践，尤其是西方经济学教师。多与社会接触，对国情就会更了解，对老百姓的愿望就会更了解，对党和政府的政策也会更了解，切实增强身为教师的社会责任感，对西方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2.改革西方经济学教材。在进入高校通道方面，作为高校经济类及其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读本，西方经济学课本应当接受审批，之后才可以进入校园作为必修课本。在出版西方经济学教材方面，第一要取精华，去糟粕。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关阶级价值判断性的观点进行取舍，如完全理性经纪人的表述方面要反衬阐述我国社会主义的优越之处。第二要扩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表述，体现出西方经济学是工具，而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才是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最终目的。
3.改革课程设置。在高校教学过程中，适当压缩西方经济学课程时间，扩大经济学课程时间，在高校师生当中形成经济学为本的基本思想。在高校课程开设方面应将基本原理细化，分别开设政治学与经济学，将马克思经济学作为单独的学科可以很好地与高中时期的课程衔接，而不在大学生群体中形成经济学完全是过时的、不适用的经济学的观念。
4.教学方法改革。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学科，更好地掌握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有效途径就是加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此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不仅要重视对经济学原理的理解，更要结合我国的国内形势国际形势作出分析和判断，增强大学生对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与认同，从而更好地认识到西方经济学的工具性与经济学的根本性。
参考文献：
[1]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J].经济研究，2005，（10）：4-11.
[2]植凤英.论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J].教育文化论坛，2013，（01）：28-31.
关键词：案例教学；双语教学；全英语教学；专业课程；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8014502
1 引言
为适应国际竞争发展的需要，大量培养厚基础、宽口径的复合型人才，教育部2001年8月颁发了4号文件《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要求“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对高新技术领域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专业，以及为适应我国加入WTO后需要的金融、法律等专业，更要先行一步，力争三年内，外语教学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5%-10%”。
在大学专业英语的教育中，双语教学是既基于基础英语教育又高于基础英语教育的良好教育手段。在适当的时期选择合适的专业课程，进行横向的跨学科双语教学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重要性，可有效实现大学英语教育的衔接和提升，提高学生的专业国际交流能力。开展双语课程可以在以下四方面取得较好的效果，即学到世界最新的学科知识、培养学生的自学与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推进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语言的背后是文化，高校双语教学的目的就是实现大学生科学知识的国际对接，让学生在更广阔的语言文化环境中发展自己。
为了提高学生外语运用、外语与专业相结合的能力，提高专业外语能力考试的通过率和优秀率，上外贤达经济人文学院自从2010年9月推出了10门双语课程，涉及经济类、法律、新闻传播、外语等专业学科。在这些双语课程中，笔者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最适合双语教学的课程。
2 西方经济学的特点
西方经济学的内容基本上是从国外教科书中直接翻译、改编而成的。选用外语教材，使用英语讲授课程，基本概念、定理、定律、规范及法则的表达更加“原汁原味”，使学生学习起来更加直接，对于掌握专业知识易深、易精、易透。拓展了学生获取专业技能的空间，为专业学习和发展夯实了根基。为了保证双语教学的成功展开，必须要有合适的教材。所以除了使用英语编写的专业原版教材以外，我校还在积极编写适合中国学生的双语对照教材。
西方经济学为我国教育部指定的高等院校财经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是经济管理类的专业基础课程，研究的是稀缺资源的配置和利用问题，是一门内容新颖、实用性强的课程，并需要通过大量的图形及数理实证分析去学习、理解这些经济学原理，简单的照本宣科会对学习理解带来很大的困难，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学生们普遍感到教授的内容抽象而枯燥，难以理解。
3 案例教学的总体优势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探索出一套适用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方法，使得抽象的图表形象起来，枯燥的数理生动起来，学生们可以从具体案例的分析中自己导出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和理论，这样不仅让学生不容易忘记学到的知识，而且能真正把掌握的知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得以运用。这种教学方法就是案例教学方法。
案例教学（Case Method）是由美国哈佛法学院前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朗代尔（C.C.Langdell）于1870年首创，后经哈佛企管研究所所长郑汉姆（W.B.Doham）推广，并从美国迅速传播到世界许多地方，被认为是代表未来教育方向的一种成功教育方法。20世纪80年代，案例教学引入我国。案例教学恰恰是在学生们掌握了有关基本知识和分析技术的基础上，在教师的指导、策划下，根据教学目的以及教学的要求，运用典型案例将学生带入特定事件进行案例的分析，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或集体协作，提高识别、分析、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同时，树立正确的管理理念和良好的工作作风，灵活的沟通能力以及协作精神。
4 案例教学有助于实现教学的情感目标
4.1 为学生创造用英语进行创造性思维和讨论的安全感
创造性思维必须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进行。笔者在案例教学中有意识地尽量组织各种形式的语言实践，利用集体、小组等互动方法，创造一种互动互助的协作氛围，试图让学生摆脱由于害怕出错而引起的紧张、困惑等消极心理因素，让同学们在愉悦融洽的环境中享受讨论的乐趣，充分发挥其思维的创造性。
4.2 培养学生对西方文化的兴趣
众所周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想让学生主动地学习，就必须培养他们的兴趣。在双语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不光要培养学生对经济学在实际生活中应用的兴趣，而且要培养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兴趣。主动地用英语去学习任何一门课程，对英语没有浓厚的兴趣是很难想象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多种手段，培养学生对西方文化的兴趣。我们可以给学生推荐一些好莱坞电影，比如华尔街，套利交易，利益风暴，硅谷传奇，影子大亨等等都是讨论金融问题的电影。还有更多的金融纪录片，比如监守自盗，资本主义：一个爱情故事，金钱永不眠等。在观摩这些电影的过程中，学生们不仅可以增进自己英语的语感，而且可以对西方经济金融有更深的直觉上的认识。
4.3 培养学生对西方经济学的兴趣
由于受到英语听说能力的限制，部分同学对双语教学有着本能的距离，甚至恐惧感。如果我们仍然使用传统的方法，从理论到理论，从数字到图表，无疑是加大了学生们学习的难度，进而必然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采用案例教学方法，应用多媒体，图文并茂。形象生动，将案例以更加生动的影像展示给学生，实践证明能够有效的激发同学们的求知兴趣，增强学习的欲望，提高学习的主动积极性。在此之上，我们还可以給学生提供的一些最新的，紧跟经济时展脉搏的影像案例资料，如经济学人、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经济类媒体，这些媒体对重大经济事件都有专业详细的报道。阅读这些试图用一些浅显的经济学理论去解释当下的经济事件的报道，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而且能够很好地帮助本科生更好地把经济理论与现实经济联系起来。
5 案例教学有助于实现教学的能力目标
5.1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案例教学是组织学生们自我学习，锻炼综合能力的一种有效手段。西方经济学双语教学的最终目的并不仅仅是加强外语能力，而是以外语为媒介、手段来熟练地掌握国际、国内的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和学科体系。所以，双语教学案例不能和英文阅读文章划上等号。课堂是属于学生的，倘若不属于学生，课堂与教师则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在课堂上，教师的行为取决于学生学习的需要，所以学生才是案例教学的主体。在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首先要转变观念，不能一言堂的灌输，要把学生当做案例学习的中心，充分发挥其的主观能动性，注意培养其个人分析能力和集体思考能力，让学生自主阅读或较为独立的完成对案例的阅读，在课堂上拿出较为充裕的时间开展讨论，让他们有机会各抒己见，多角度、多层次地理解和判断案例，对于讨论中出现和暴露出的问题予以纠正，使得学生能够对基础理论知识有进一步的理解和掌握。
案例教学中常用的一种形式即辩论的方式——审慎的选择好辩论题目，提前将题目下发，以便学生提前查阅大量的相关资料，而后再以辩论的方式进行案例研讨，充分调动其独立思考能力、口头表达能力，问题分析能力，而且在辩论过程中锻炼了临场应变能力并体验到团队合作的精神。增强了其将来走向工作岗位的适应能力。如果有条件，我们还可以大力地探索案例教学的延伸：自主学习课程。可以将一小部分课堂讲授时间留给学生，取而代之的是学生需要上交自己的读书报告和心得。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去企业参观，增加感性认识，回到课堂上再展开讨论。如在讲解西方经济学中的“厂商理论”时，就可以组织学生去某企业进行实地调查，回到课堂后组织同学讨论该企业的组织形式以及它的运作模式，从而让学生更好的理解厂商理论。
5.2 培养学生用英语思考的能力
笔者认为，中国学生最大的弱点不在于单词量而在于不会使用英语思考。我曾经亲眼目睹很多老师逼学生死记硬背大量单词而忽略学生如何使用单词的悲剧。殊不知，学好英语的关键不在于背诵多少单词，重要的是学会英语的思考方法。所以我始终向我的学生们强调，在背诵单词的时候要连句子一起记，否则还比如不记。教师在运用英文教学案例的时候，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外语水平，有选择性地将一些生僻的专业术语和重点、难点的英文单词用简单直白、浅显易懂的英文加以注释，即用英文单词解释英文单词，这是我们经常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中看到的一种有效的方法。通过英文注释可以降低案例阅读难度，自然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阅读积极性，强化师生之间的教学互动效果。否则，对于英文水平不高、单词量不大的学生来说，英文案例中的术语、生词、难词就成为了他们在双语学习上的障碍。
5.3 培养学生用英语交流的能力
长期以来，很多人对口语训练有很多误解：以为发音清晰，语音地道是学好“口语”的关键所在。而长期的教学经验告诉我们，对于我们大部分从小学就开始学习英语的学生来说，最难的不是用英语说话，而是怎样能够让话说得有逻辑，有细节，有节奏。其实大多数英语口语有困难的学生即使用母语说话也很难令人满意，无话可说，好不容易挤出几句也是空洞无物更无逻辑可言。面对这种尴尬的现象，我们的老师往往把所有的错归结于学生：平时不注重积累；平时练习思考不够等等。英语是一门极其朴素的语言，它具有能够利用非常简单的词汇表达出深奥含义的神奇力量。相对于英语，中文就显得有些复杂，这就使得学生们在试图将自己的中文思想转换为英语时出现词不达意，笑话百出的情况。要想口语说得好，必须在逻辑和细节上下功夫。而逻辑和细节恰恰是让学生们有话说，主动迎战口语问题的利器。
要想真正能把西方经济学的双语或全英语教学落到实处，案例教学是大势所趋。只有把课堂交给学生，让他们成为主体，才能让学生真正的学到知识，提高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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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萨缪尔森.经济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关键词]导数 经济 边际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12-0194-01一、经济学与数学
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优化配置及其社会经济关系的一门科学。经济数学是一门用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以及解决稀缺资源如何优化配置的科学。它是一种严密、精确、实用的思维工具。基于资源存量与流量的可度量性，为了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公平、效率更高，经济必须借助于数学。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高效的管理显得越来越重要，使得管理上的定量分析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因此，高等数学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数学分析、线性代数、概率统计、微分方程等都已引入经济学，出现了数理统计学、经济计量学、经济控制论等分支，这些新分支统称为数量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探索客观经济过程的数量规律，以便用来指导客观经济实践；在经济应用数学中，“成本函数”“收益函数”“需求函数”和“供应函数”等，得到广泛的应用。本文对高等数学中的导数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进行粗浅的探讨。
边际成本的经济意义是：当产量达到q个单位时，再增加一个单位的产量，即
时，总成本将增加个单位（近似值）。
边际成本在一定产量水平以下，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降低，在一定产量以上，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提高。此时，成本会随产量的增加而提高，在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后，要再增加生产需投资新的设备或增加工人工作时间等造成成本的增加。因而在生产管理中，边际成本的分析是一个不容易忽视的问题。
在经济管理中，常常要寻求经济函数在一定范围内的最大、最小值，这就是最优化问题。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决策的最终目的，选择利润最大的产出水平是经济数学在经济管理中最显著的应用。设利润函数为（），为求出使利润最大的产出水平，首先必须满足必要条件，即利润函数的一阶导数等于0，此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其次，还必须满足充分条件，即当利润函数的一阶导数等于0时，二阶导数等于0。满足这样的充分必要条件的产出水平将使利润最大。最优化问题在企业生产经营决策中也经常碰到。
经济学和数学是完全不同的两门科学，却在发展过程中可以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数学将经济理论模型化，使之对具有高度复杂性的经济系统能够得以在严格的假定条件下进行有效的研究，并且采用现代信息手段进行加工处理，从中得出一般性的结论，直接应用于经济实践。
【参考文献】
[1]数学分析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
[2]经济数学教程河北人民出版社.
关键词：刑罚目的；博弈；最大化
中图分类号：DF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6-0291-02
犯罪与刑罚是刑法的两个基本问题，刑罚目的是刑罚最重要的基本理论之一，它对于刑罚的创制与适用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但长期以来，有关刑罚目的的价值取向一直是中外刑法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为了科学地揭示刑罚的目的，本文拟对刑法理论上关于刑罚目的的各种观点和学说进行经济学辨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笔者的见解，以求教刑法学界。
一、刑罚目的经济评析概述
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分析研究法学称之为法经济学，法经济学最常用的理论是经济人假设理论，博弈论。经济人假设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经济人假设是指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的最大化，它是个体行为的基本动机。理性选择假设是指个人在选定目标后对达成目标的各种行动方案根据成本和收益作出选择。
陈兴良教授把“刑罚目的”一词分为狭、中、广三义。狭义上的刑罚目的指“适用”刑罚的目的。中义上的刑罚目的指“制定”和“适用”刑罚的目的。广义上的刑罚目的指“制定”、“适用”及“执行”刑罚的目的，即指国家制定刑罚、人民法院对犯罪人适用刑罚和监狱机关对犯罪人执行刑罚所要达到的目的。总之，刑罚目的是指国家制定、适用、执行刑罚的目的，即国家的刑事立法采用刑罚作为对付犯罪现象的强制措施及其具体适用和执行希望达到的目的。刑罚目的在刑罚史上理论认识是不同的，就是当前统一理论基础刑罚的目的也有不同的表述。
二、刑罚目的的经济评析
（一）西方法学史上刑罚目的论评析
在西方法学史上，关于刑罚目的的学说可谓源远流长，可一直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近代随着刑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刑罚目的更是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围绕刑罚目的，西方学者发表了不少见解，形成了名目繁多的学说，按其中心论点的不同，大体可分为报应刑论、目的刑论、折衷论[1]。
1.刑罚报应刑论经济评析
报应刑论是以绝对主义和报应思想为基础的刑罚目的理论，又称为绝对理论、正义理论。具体地，报应刑论又可细分为同害报应论、神意报应论、道义报应论、法律报应论。刑罚目的报应论体现了最基本、最质朴的成本收益经济学理论。犯罪分子获得收益，必须付出犯罪成本，这些成本就是刑罚。
每一种刑罚目的论都是参与者之间的一个均衡，报应刑论刑罚目的的博弈中，参与者为国家、犯罪人、被害人。报应论刑罚的目的是为了使犯罪成本大于犯罪收益，给犯罪人报应，给受害人补偿，报应论的均衡更多的是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均衡，国家效用没有达到最大化。单纯的报应论的刑罚目的对于国家来说是不科学的，刑罚效用没有达到最大化，所以就有了刑罚目的刑论。
2.刑罚目的刑论经济评议
目的刑论是以功利主义和预防思想为基础的刑罚目的理论，又称相对理论、功利理论。根据理论侧重点不同又可以分为双面预防论、一般预防论、特别预防论认、教育刑论。经济人假设理论决定任何行为都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刑罚目的报应论经过上述分析，刑罚效用并未取得最大化。刑罚目的刑论就是以功利主义和预防思想为基础的刑罚目的理论，在对犯罪人实施刑罚、给以受害人补偿时，充分发挥刑罚的威慑和教育功能，使犯罪人和潜在的犯罪人不敢再实施犯罪，从而达到刑罚效用的最大化。
由于刑罚理论直接决定刑罚的创制和适用，如果在刑罚目的理论的价值取向下，国家一味的追求刑罚的预防或教育功能，犯罪人有可能被国家做为教育其他人的工具，难免会出现不该有的严刑峻法，损害犯罪人的一些合法权益。同时这种做法也违背了收益成本的经济原理。因此，刑罚目的理论也并非最科学的刑罚理论，所以就产生了刑罚目的的折衷论。
3.刑罚目的折衷论经济评析
折衷论就是“以刑罚的本质为对犯罪的报应，同时要求应当实现刑罚诸种目的的学说”[2]刑罚博弈中并非犯罪者和国家，犯罪者和被害人之间两两博弈，而是国家司法机关、犯罪人、被害人三者之间的博弈，科学的刑罚目的理论应是三者之间的均衡。
三者之间的均衡的刑罚目的理论并非三者效用同时最大化。对于犯罪者来说，效用最大化是实施犯罪而又没受到惩罚；对于被害人来说，效用最大效用是犯罪人受到同样或者更严厉的惩罚；对国家来说，通过刑罚使犯罪人以后不再犯罪，其他人也不敢再实施犯罪。但是刑罚不可能同时满足三者的效用最大化，科学的刑罚要考虑三方的效用达到一个均衡。这个均衡就是刑罚目的的折衷论，以刑罚的本质为对犯罪的报应，同时要求应当实现刑罚诸种目的的学说。
（二）中国刑罚目的的经济评析
在中国刑法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理论研究并不深透，严酷的刑罚仅仅在于惩罚，维护封建阶级的统治。当前中国刑罚目的要众说纷纭，主要观点有刑罚目的一元论、二元论以及刑罚目的层次性学说。
1.刑罚目的一元论与多元论之争
在我国，刑罚目的争论主要一元论与多元论之争。刑罚目的不可能是单一的，除了“预防犯罪”这一公认的目的之外，我们至少还应当加上“公平正义之实现”[3]。屈耀伦认为，我国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和对犯罪分子施以报应，最终来维护和恢复社会关系[4]。
刑罚目的在中国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其实就是刑罚博弈中，国家司法机关、犯罪人、被害人，两两之间的博弈和三者之间博弈之争。刑罚目的一元论不论是惩罚犯罪，还是预防犯罪，都是为了某两种之间效用的最大化。惩罚犯罪的刑罚目的论最大限度的考虑被害人的利益，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论是最大限度的考虑国家司法机关的利益。刑罚目的的二元论则是国家、犯罪人、被害人三者之间的博弈所达到的均衡。
2.刑罚目的层次性学说评析
同人类其他实践活动的目的具有层次性一样，刑罚目的亦具有层次性，刑罚目的应包括三个层次：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保护法益[5]。刑罚目的不论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都是刑罚目的博弈的不同方的静态博弈。国家对犯罪分子实施刑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刑罚目的也应该是一个动态博弈。
刑罚目的分层次说，即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保护法益三种刑罚目的就是动态博弈的结果。刑罚是给以实施犯罪行人的惩罚，是犯罪人获得犯罪收益必须付出的成本，是最直接的目的。经济人假设理论决定追求效用最大化是人的天性，仅把刑罚做为对犯罪行为人的惩罚是不够。国家在对犯罪行为人实施刑罚时也在考虑，如何才能使刑罚的效用进一步增大。国家通过对刑罚的适用和执行不仅仅可以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还可以预防其不再敢实施犯罪，威慑社会上其他潜在的人不敢实施犯罪，这就是犯罪预防的目的论。但是，在预防犯罪刑罚目的支配下，国家难免过于追求刑罚的预防功能，把惩罚犯罪做为工具而损害了犯罪人的利益。为了均衡各方的利益，要把刑罚的目的纳入到刑法中综合考虑，这就是刑罚目的的最后一个层次，保护法益。
3.刑罚目的三义说
刑罚目的三义说，更是追求刑罚效用最大化的过程。刑罚适用是对犯罪行为给予惩罚的确认，这种确认是对被害人的一种安抚。国家对犯罪分子给予何种刑罚不是任意的，是根据犯罪收益的多少给予刑罚，国家设置刑罚本身就具有威慑性。如果达到刑罚效用最大化，仅仅设置和适用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执行才可以。
有的学者把刑罚分别归纳为以下学说：教育改造说、惩罚改造说、双重预防目的说、刑罚功能充发挥说、直接目的与终极目的说。从经济学角度将这些不同的学说都是从不同角度在追求刑罚效用的最大化。
三、刑罚目的博弈分析
关于刑罚目的的论述，不论是西方报应论、功能论、折衷论，还是我国一元论、多元论以及层次说，充分说明刑罚目的是在发展变化的，也是可变的。中西方刑罚目的论发展变化以及理论之争，都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上追求刑罚效用的最大化。下面我们考虑什么样的刑罚目的论才能是刑罚效用最大化。
（一）刑罚目的博弈的参与者
刑罚目的不是犯罪人和被害人之间的博弈，还有众多的参与者。
国家在刑罚目的博弈中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具体参与博弈在不同的阶段由不同的部门代表实施。具体包括刑罚制定者、刑罚适用者、刑罚执行者。
犯罪人，即刑罚之对象。
犯罪被害人，犯罪被害人在刑罚目的的博弈中处于被动的地位，但是如果在刑罚目的的博弈中不能充分考虑被害人利益，刑罚将失去意义。
（二）刑罚目的博弈策略
刑罚目的参与者在刑罚博弈中各自掌握着不同的策略，不同的策略组合刑罚目的效用是不同的。我们先来分析刑罚目的博弈参与各自的策略和效用。
国家博弈策略，具体包括：设置刑罚，威慑潜在的犯罪分子不敢实施犯罪；使用刑罚使被害人得到安抚；执行刑罚给犯罪人应有的惩罚。
犯罪人博弈策略：一是否实施犯罪行为，国家创制刑罚并且公示，犯罪人有两个策略选择，即实施犯罪或者不实施犯罪；二是犯罪行为实施犯罪后仍有两个策略选择，投案自首或者不投案自首。
被害人博弈策略：被害人自己实施报复行为；被害人自己不实施报复行为。
间接参与者：这一部分虽然不是刑罚博弈的直接参与者，但是检验刑罚效用最好的试金石。
（三）刑罚目的效用最大化
科学的刑罚目的理论应能使刑罚效用最大化，刑罚效用最大化不是指的刑罚博弈中每一个参与者效用的最大化，是指所有参与者在不损害其他参与者的前提下每一参与者效用达到最大化。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只有充分考虑每一个刑罚的参与者的利益的刑罚目录理论，才是科学的刑罚目的论。综合上述分析，刑罚能保护被害人、犯罪人、国家利益才是科学的刑罚目的理论。也就是说，刑罚目的分层次学说更为科学合理，但是层次顺序保护法益是第一层目的，第二层是惩罚功能，第三层是教育预防功能。
参考文献：
[1] 田宏杰.罚目的理论的反思[J].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0，（6）：70-79.
[2] 久礼田益喜.日本刑法总论[M] //马克昌.刑罚通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57.
[3] 陶阳.论刑罚目的多元与价值多元[J].法学评论，2004，（4）：53.
NNS理论阐述
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争论和发展为NNS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大的理论背景。Lucus在20世纪70年代末给出以宏观经济学研究蓝图：从个体最优化的角度出发，建立模型，得出最优条件，然后去校准、数值模拟，与现实经济相应的数据特征进行比较，看是否一致，以达到解释经济现象的目的。
20世纪80年代Prescott和Kyland所建立的RBC理论模型体现了Lucus的设想，这一方法为宏观经济学近20年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法，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在于研究方法的创新，为此他们获得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RBC理论假设前提是“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通过建立模型分析，认为技术冲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一假设受到人们的质疑，现实经济中，诸如商品、资本和劳动的异质性、价格工资的粘性及其它们有调整成本等因素会背离RBC理论所做出的简单假设。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开始利用RBC理论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宏观经济中引进市场的不完全因素，如价格、工资的粘性，或它们调整是有成本，从个体跨期最优化角度出发去建立模型，然后校准、数值模拟，进行经济学分析，提供政策建议。这样的方法被称为新新古典综合。
NNS理论正是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假设即价格或工资是粘性或刚性，本文则是运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RBC理论的分析技术)为凯恩斯主义寻找微观基础。NNS理论把个体跨期最优、理性预期引入动态宏观模型之中，同时也考虑到不完全的竞争市场、价格调整成本、动态价格设定等因素，以此来建立模型，并解释宏观经济现象。具体说，由于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即出现非瓦尔拉斯均衡，价格或工资在此情况下是可用动态价格设定或价格调整等其他形式来设定的。而厂商可能用加成去订价。同时，假设预期是理性的。在此假设下，消费者如果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则追求利润最大化。然后求出最优条件，通过校准参数，看模型经济的模拟数据特征是否和现实经济中的数据特征相一致。如果使大体保持一致性，则是这个模型设定得较成功，它就能去解释经济现象，对经济政策进行评估和预测。NNS模型建立在价格或工资粘性假设基础上，并可进行政策分析，这样的假设意味着在短期内名义量影响经济中的真实变量，同时它也能考虑到技术的因素，即NNS模型把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同时引进模型中解释经济波动，这样可以避免RBC理论只考虑供给的局限性(市场是完全的，RBC只考虑供给冲击)。
(一)假设前提
新新古典综合认为，由于在短期内价格或工资是有粘性的，总需求的变动是影响经济中的真实变量。一方面，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变动影响垄断竞争厂商的边际加成和平均加成，就劳动来说，垄断竞争厂商成本最小化的一阶条件是真实工资等于边际成本乘以劳动边际产品，而真实边际成本等于是平均加成的倒数，这样平均加成对厂商的作用就像是在劳动投入支付的一种隐性税，这对经济活动有一种扭曲，对经济产生影响。当发生持续的名义总需求增加时，对于不能调整价格的厂商来说，平均加成降低，而通货膨胀较高时会使那些能调整价格的厂商提高加成，这样货币政策等总需求的变动，影响厂商的加成变化，从而促使厂商的行为发生改变，最终影响真实产量。另一方面，总需求的变动影响产品相对价格，也影响了厂商的行为，这也是影响真实产量的一个渠道，由于价格对一些厂商是粘性，总价格水平的改变会带来相对价格的变化，这会导致资源的新配置，从而影响产量。同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一样，NNS认为，货币数量变化促使总需求的改变，在价格粘性下，从而影响真实利率，这就影响到消费者最优的选择，这样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发生移动，最后厂商改变产量，导致总供给的改变。
(二)分析模型
NNS模型按规模大小可分三类：一是小型分析模型，用来解决理论和实证分析的易处理方便的问题；二是中型分析模型，与RBC模型规模差不多大，被用于较大范围的实证和规范问题，如Schmitt-GrobeS.和M.Uribe(2004)在分析的最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所建立的模型就是此类模型；三是大型分析模型，这样的模型如建立的美联储/美国一些模型，它们是用于分析整体经济，这些模型被美联储用于政策分析。
在新新古典模型中，从个体最优化条件，可以推出通货膨胀与产出的正相关关系，即菲利浦斯曲线。传统的菲利浦斯曲线有两种，一是静态的，二是滞后的形式。而NNS的菲利浦斯曲线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本期的通货膨胀和将来的通货膨胀有关。它不依赖于通货膨胀的滞后因素。本期的通货膨胀完全依赖于本期的情况和对经济将来的预期条件，通货膨胀有前向性。这是由于价格粘性，各厂商有交错定价的特点，通货膨胀的变动取决于当期厂商的定价决策，它们在设定价格和工资时，要考虑到将来的经济条件。这样个体的总效应反映在新的菲利浦斯曲线上。另外NNS强调未来预期对产出有影响，如果预期未来产出增加，那么当期产出会提高，这是因为消费者追求一生效用最大化，将来产出增加，于是消费者平滑消费行为使当期增加，从而增加了总需求，在价格粘性的情况下，当期的产量提高。
目前的理论界把这种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新形式称为新新古典综合(NNS)是因为它继承了新古典综合的内容。NNS模型建立在价格或工资粘性假设上，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政策分析，这样的假设意味着在短期内总需求决定经济中的真实变量。NNS模型也暗含着通过货币政策可以进行宏观经济需求管理，减少经济波动。所以新新古典为货币政策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它可以把理性的前向价格设定、不完全竞争和个体追求最优化的这几个因素结合起来解释货币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NNS模型把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同时引进模型中解释经济波动，这样可以避免RBC理论只考虑供给的局限性(市场是完全的，RBC只考虑供给冲击)。
由于在完全竞争的模型经济中，货币是中性的，不能解释“货币在现实经济中为什么如此重要”这一问题，只有在粘性价格下的模型经济中，货币才不显中性，所以NNS主要用于研究与货币相关的宏观经济问题，它可以把理性的前向价格设定、不完全竞争和个体追求最优化几个因素结合起来解释货币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三)实践应用
人们用NNS去分析经济是多方面的。如Goodfriend和King(1997)利用NNS分析了货币政策对经济作用；MathewB.Canzonerietal(2004)把NNS用于通货膨胀的分析；Schmitt-GrobeS.和M.Uribe(2004)在NNS分析框架下，分别考虑不完全竞争和价格粘性的情况下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讨论了最优宏观经济政策。另外，Dathine，J.E.和Donaldson，J.B.(1995)把效率工资的假设引进来，从个体最优化出发，利用RBC的研究方法讨论一个非瓦尔拉斯经济，并进行校准、数值模拟，在一定程度解释了美国的经济波动。Rotemberg，J.J.和M.Woodford(1995)把递增的规模报酬引进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分析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情况，在分析技术上利用RBC的方法，最终目的是解释美国的经济波动。L.Linnemann和R.Schabert在NNS的框架下分析了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本文结论
本文主要阐述NNS理论的假设前提和研究方法，以及它与凯恩斯主义或新古典综合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差别。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真实周期理论相比，NNS理论强调不完全竞争的特征，如工资、价格粘性；与新古典综合相比，NNS理论运用了一般均衡理论的方法，把理性预期以及跨期最优引进经济学分析。用它可分析总需求变动对经济影响，特别是货币的因素与经济的关系。由此可见，NNS理论是对新古典综合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一种“扬弃”。故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走得更近了，分析的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它们模型分析的假设前提不同，一个假设价格或工资粘性，而另一个假设价格和工资有灵活性。
一、机会成本概述
（一）机会成本概念
机会成本是经济学原理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它又被称为选择性的唯一成本、替代性成本。根据《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的定义，机会成本就是对大多数有价值的、被舍弃的选择或机会的评价或估价。它是为了获得选择出来的对象能体现更高的价值所做的放弃或牺牲。例如，一名服装设计师在设计服装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想要外出旅游，他决定放弃这次设计服装的机会，从而选择旅游来放松自己，这对于他来说就构成了投资收益和旅游放松之间的机会的成本。
（二）机会成本产生的前提
1.经济资源的有限性
在西方经济学中，由于经济资源的有限性才延伸出机会成本这一概念。社会的一项资源是有限且稀缺的，选择用它生产特定种类的产品时，同时也放弃了用同样数量的资源来生产其他产品来获得经济效益的机会。
2.经济资源的多用性
机会成本是对不能利用的机会所需付出的潜在成本进行衡量。只有当经济资源具有多用性时才可以进行比较和选择过程，否则当经济资源只能用于一种用途时，机会成本便无从谈起。
二、投资决策概念
投资决策是指投资者为了实现其预期的投资目标，运用定的科学理论、方法和手段，通过一定的程序对投资的必要性所进行的分析、判断和方案选择。企业投资决策是公司三大金融决策（筹资决策，投资决策，股利决策）中最为关键的决策。
三、机会成本对于企业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意义
（一）机会成本在投资决策中是必不可缺的关键因素之一
力求机会成本最大程度地减小，是进行一切投资活动的重要标准。机会成本为如何做出合理且效益最大化的选择提供了易于衡量、可比性强、确凿有力的依据。如同经济学权威之作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在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做出决定的依据离不开机会成本。
（二）机会成本仅仅存在于做出投资决策前的分析过程中
机会成本只存在于确定投资决策前的分析过程中。一旦决策被选定时，就意味着已经放弃了用于该项决策的经济资源的其他用途可获得的收益。决策一经做出不得改变时，就意味着已然变为了沉没成本。同时，在决策过程中与之伴随的经济成本也完全消失了。
（三）机会成本体现投资决策的多样性
投资决策是在各个备选方案中挑选出最优方案，放弃另外一些次优方案。所放弃的次优方案的经济效益衍生出了机会成本这一理论。机会成本的存在就是对投资选择多样性最好的诠释。
（四）机会成本并非绝对第一考虑成本
机会成本是主观预测的隐形成本，会被人的认知能力和有关项目的信息获得水平等因素所限制。机会成本必须与其他影响决策的因素结合使用、综合考虑后才能选择出最优方案。它是做出正确投资决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四、结论
由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诞生，来源于古典经济学静态要素成本的资本成本彻底完成了向动态成本（边际成本、机会成本等）的转变，因此机会成本实质上是资本成本。资本成本的高低取决于企业要求的最低期望收益率的高低，投资的机会成本=项目最低期望收益率+风险报酬率 。机会成本体现着一个治理机制和决策机制健全的公司在进行企业投资决策分析时对风险机会水平报酬的充分考虑和尊重 。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 二次调节 所有制改革 转型发展 道德调节
一． 引 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 。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
二．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 。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 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三．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 。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四．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 。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 。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五．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 。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 。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
六．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 。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七．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 。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 。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八．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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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 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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