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8 17:15:1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微观经济分析，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经济指标分析对比：经济指标是反映经济活动结果的一系列数据和比例关系。
2、计量经济模型：它是表示经济变量及其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函授关系。
3、概率预测：它实质上是根据过去和现在来推测未来，广泛搜集经济领域的历史和现时的资料是开展经济预测的基本条件，善于处理和运用资料又是概率预测取得效果的必要手段。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发展趋势
微观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微观经济学自建立以来便获得了长足发展，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微观经济学体系初步建立起来，之后微观经济学无论是在理论创新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一系列成就，诺贝尔经济学奖诞生以来不少奖项都是由研究微观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所获得，从中可以看出现代微观经济学是获得了较快发展的。今后对此不断加强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对于我国经济学的研究也将能够起到借鉴意义。
一、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理论创新是微观经济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近些年来公共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管制经济学等微观经济学领域都获得了较快发展。对于在这些不同成果应该不断加强研究。
1.公共经济学的发展
公共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新领域，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重点分析了一群人如何自行组织起来来解决公共资源问题，从而提出了研究公共资源的一种新范式。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构建起以来的一整套公共资源分析框架得到了人们地赞赏，人们对其研究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不少学者评论其了基本的经济教条，奥斯特罗姆成了实际上公认的公共经济学家，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的创始人。正是因为如此，在今后人们对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渐深入起来。在实际工作中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与其一起获得2009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奥利佛・威廉森在经济管理尤其在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上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2.劳动经济学的新发展
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的劳动经济学本身是存在着重大缺陷的，该理论体系本身远离市场经济的现实情况，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2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彼得・戴蒙德以及戴尔・莫滕森等人对其进行了补充修正，这些学者主要是对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冲突进行了重新解释，他们建立起了一系列复杂模型，通过这些模型解释了政府干预政策的应用将会使得市场运行起来更有效率。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他们还提出了提升搜寻效率的措施，这对于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重要地理论依据，对此今后工作中应该不断加强研究。该领域当前已经成为劳动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对于这种理论今后应该大胆研究不断创新。
3.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地重要分支，不少学者都在福利经济学领域都取得了突出贡献，霍布斯和庇古是旧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创始人，他们认为经济福利主要是取决于国民收入数量以及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为了实现福利最大化就应该进行财产转移。新福利经济学则主要分成了社会福利函数论派及补偿原则论派这两大派。这两种派别都取得了不同的成就。社会福利函数论派中的阿罗以及萨缪尔森认为帕累托最优并没有明确究竟是哪一个最优状态才能够使得社会福利能够得到最优，正因为如此，今后就需要利用社会福利函数来解决这个问题。社会福利函数的应用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这方面的创新应该引起注意。这些学者认为效用可能曲线同社会无差异曲线之间的切点就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状态。对于这方面的情况，今后工作中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在福利经济学发展过程中阿马蒂亚・森做出了突出贡献，森对福利经济学进行批判性重建，森对社会选择理论规范性命题进行了基础性工作。他认为阿罗定理公里性条件应该进行更加明确的表述，为了进一步研究，他还对阿罗定理进行修改。自由悖论是森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他认为帕累托条件同自由选择条件应用在无限制定义域的社会选择框架中的时候，两者之间将会出现矛盾。此外森还对萨缪尔森把社会福利看做是个人效用总和的函数观点进行了批评。能力功能概念的引入是森的重要理论贡献。对此，在今后工作中应该对其不断加强研究。这样才能够适应实际工作情况。
4.管制经济学
在管制经济学方面，斯蒂格勒是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是他首先对政府的管制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主要在《经济管制论》中利用案例分析法来对管制的效果进行了研究。当前斯蒂格勒已经成为重要地创始人。
二、微观经济学方法的创新
在观察微观经济学的新发展的同时，对于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是一项重要内容，在今后工作中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更有助于今后的进步。当前不少新方法的得到了普遍应用，对于这些新方法进行研究有重要意义。
1.计量经济学的出现
计量经济学是拉格・弗里希创造的一门学科，之后迪鲁布等人对此作出了贡献，詹姆斯・海克曼等人是在微观计量经济领域作出特殊贡献从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这些学者的研究标志着微观计量经济学的诞生，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出现对于个人层面上出现的许多新问题都能够进行经验型地研究，通过这种方式将更有助于实现科学地分析研究。微观计量经济学实际上给今后微观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重要地研究方法。
2.博弈论的引进
当前博弈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个领域中，博弈论在微观经济学中的应用是最为成功的，当前的博弈论已经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博弈论主要是用来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的，通过利用博弈论这一分析工具，将有助于拓展微观经济学。通过研究博弈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也比较多，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埃尔文・罗斯以及罗伊德・沙普利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罗斯主要是用博弈论修不了运转不佳的庞大体系，沙普利则被认为是博弈论的具体化身，潜在博弈论指数是其主要贡献。《随机博弈》是其典型代表作。
3.统计学的应用
当前在微观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统计学得到了广泛应用。统计学的应用对于提升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效果具有十分重要地意义。弗里德曼在其《美国货币史》一书中就采用统计分析法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在经过统计分析之后发现货币实际数量的长期变化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是存在着密切联系的，从而构建起了他的弗氏货币学说。
三、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从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分析中，我们就能够看出今后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现代微观经济学将朝着以下方向发展：
1.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随着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和创新，在实际工作中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降火拓展到人类的所有行为中。在今后研究过程中家庭作为重要的生产基本单位将会被纳入到微观经济分析中，舒尔茨和贝克尔在经过充分研究之后发现家庭本身就像是一个企业，这个企业既可以生产用于增加未来收益的产品，同时还能够生产消费。与此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国家和政府将会被看做是一种政治市场而纳入到经济分析中，布坎南以及塔洛克所创建起来的公共选择理论就是一种重要地研究理论，该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主要是政治制度同最佳经济状态之间的关系、对经济理论进行深入研究。
2.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将呈现出交叉性、多元性以及综合性
在今后研究过程中分析方法将更加多元化，综合性。经济理论同数学的结合将能够形成数理经济学，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一种重要风尚。
现代微观经济学今后将能够得到快速发展，在今后发展过程中通过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关注将有助于了解这种发展趋势。本文重点通过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分析了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今后要不断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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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育制度；婚姻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014-01
一、的生育制度
先生是中国早期出版论述生育文化专著的学者之一。对生育制度的各构成要件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把人们的生育动力归结为制度的力量。并且，他明确指出了婚姻与生育的关系，认为每一个社会所容许出生的孩子必须能得到有人抚育的保证。所以在孩子出生之前，抚育团体必须已经组成。男女相约共同抚育他们所生孩子的责任就是婚姻。婚姻的目的是确定生物性的父母和社会性的父母。因此，只有确立婚姻关系之后才有生育孩子的权利。即使在承认婚前性生活是正当的人民之中，也并没有允许婚前合法地生育孩子。
二、贝克尔的生育观点
贝克尔对生育行为进行了微观经济分析，将传统微观经济学中消费选择理论与家庭（人口）生产的理论结合起来，把生育看作是一对夫妇对子女数选择的结果。这主要是关于人们生育决策的讨论。贝克尔认为子女既是一种耐用消费品又是一种生产品，因为子女是一种心理收入或满足的来源，按照经济学的术语，子女可以看成是一种消费商品，有些时候，子女还可以提供货币收入。作为家庭产品的孩子的养育是要支付成本的，也就是说，孩子的生产和养育也是一种投资行为，这种投资分为经济投入和感情投入两部分，其中的经济投入又可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部分。贝克尔认为，父母在做出是否养育孩子以及养育孩子的数量方面的决定时，同样要遵循成本――效益分析。贝克尔的这一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会生孩子，因为生孩子可以为他们带来他们想要的成就感、满足感、以及年老时的养老。这一点与社会交换理论相通。
三、李银河的生育观点――村落文化
李银河认为贝克尔的人口经济学在中国的农村是不适用的，因为它缺少在这里适用的基本条件。她进入相对贫困的山西南山村与相对富裕的浙江南阳村，就村民的生育行为进行田野调查，用文化来解释这些村民的生育行为，并特别强调村落文化的趋同性特征。因为村落文化可说是一种耻感文化，生活在这样一个没有陌生人的地方，每个人都熟悉他，注视他，评说他，他才会在做“错事”时产生羞耻的感觉。因此可以说，村落文化既是耻感文化所以产生的源头，又是它的载体。耻感文化却可以促进生育，因为它对于非罪的行为也作出规范――人人都要生育，不仅如此，还要多多生育，生育男孩。不愿这样做或做不到的人就会蒙受耻辱。很明显，这正是村落文化中人们拼命要生儿育女的一大动因。这一研究对于中国人生育观念的一个主要理论概括就是：中国人的生育观念之所以与西方人的生育观念有极大区别，是因为中国人的生育基调是以家庭为本位的，而西方则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在她的理论中，可以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农村未婚先育的原因。
四、其他学者的一些阐述
1.《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口控制》课题组在国内是较早开展新型生育文化研究，他们在其研究成果《中国农村社区生育文化》得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中国在70年代已经完成了传统生育文化的根本性转变这样的结论。雷洁琼的《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新变化》也是这一领域研究的杰出代表，其研究的成果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2.在赵文琛看来所谓生育文化就是建立在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之上的生育观念文化与建立在一定科技发展水平之上的生育科学文化的合称。他通过对传统的与现代的、西方的与我国的生育文化进行对比，中国的反馈模式、家庭本位的生育文化不无优越性。这种剔除了封建糟粕，以反馈模式为基础的家本位的生育文化，渗透了亘古不衰的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于人、于家、于国有益，是值得我们弘扬的；家本位的生育文化，本身也内含了生育主体优生优育的观念和要求。
一、国际经济学学科的主要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部分高等院校才开设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之后越来越多的高校也陆续引入这门课程。作为一门在中国发展时间仍不长的经济类专业基础课程，国际经济学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国际经济学以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为基础，研究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是一般经济理论在国际经济活动范围中的应用与延伸，是经济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国际经济学主要是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从研究内容来看，国际经济学主要包括微观部分（国际贸易部分）和宏观部分（国际金融部分）两大块。其中，国际贸易部分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本工具，属于实物面研究；而国际金融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宏观经济分析为主要工具，属于货币面研究。
2.理论体系比较庞大。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并且涉及到很多当前国际经济中的现实问题。微观部分主要研究国际贸易纯理论、贸易政策、贸易与经济增长、要素国际流动等问题，侧重于解释国际贸易的起因与利益分配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及其依据等。宏观部分主要研究国际收支理论与政策、汇率理论与政策、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货币制度等问题。从国际经济学所涉及到的理论派系来看，微观部分主要涉及到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重叠需求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等，宏观部分主要涉及到货币模型、资产组合平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可谓是理论派别林立。此外，国际经济学是一门发展的学科，如克鲁格曼等人仍致力于国际经济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3.与其他专业课程互为依托。国际经济学和经济类专业的其他专业课程，如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课程互为依托。在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国际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性较强的专业基础课，一般都是安排在其他专业课程之前或者与其同时开设。在国际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将会涉及到一些财政、金融、投资和贸易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因此以前所学习的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投资学等基础课程是国际经济学学习的基础。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学的学习也将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投资学、国际金融学等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基础，并有利于学生以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来学习和研究理论和现实中所涉及的财政、金融、投资和贸易等方面的问题。
4.对数学能力的要求较高。国际经济学是一门逻辑性非常强的学科，其内容涉及到比较多的经济数量关系。国际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形成关系密切且相互支持的理论体系，是因为它体现了数学的基本特点，即概念、方法的抽象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一般来说，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都需要一定的数学知识作为支撑。而在其中大量采用数学模型进行论述的国际经济学，更是要求学生具有比较扎实的数学基础。
二、国际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国际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经济类课程，这些西方经济理论在解释或应用到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过程中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当然，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
1.学生的专业基础较为薄弱。作为经济学类专业的基础学科，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也是国际经济学学习的基础和前提。尽管这些课程在教学计划中都有所安排，但学习效果并不理想，这一问题在国内大多高等院校的教学实践中都是存在的。再加上受应试教育这一传统思维的影响，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很难将所学的理论同经济发展实际联系起来并加以理解和记忆，致使专业基础不够牢固。而这势必会影响到国际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难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2.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较弱。数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在国际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更是涉及到了较多的数学模型和逻辑分析。在教学的过程中明显发现，学生对数学工具的运用还不够熟练，数学思维能力较弱，对逻辑推导、数学证明等比较生疏，尤其是难以理解理论模型的经济意义，不能将数学模型与其经济含义联系起来。因而，学生的数学基础和逻辑思维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3.教学方式比较传统。目前，很多国内高等院校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仍普遍采用“满堂灌”这种较为传统的教学方法。“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将讲授知识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而忽视了学习方法的引导，更忽视了“教”和“学”的互动，这种教学方式难以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实践中也发现大多学生仍倾向于“被动”学习，缺乏“主动”的思考。
4.理论与实际脱节较为严重。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大多高校仍倾向于由教师选取相应的教材并以该教材为中心进行教学，这有利于教师完成备课、讲授等教学环节，也有利于学生对该课程理论体系的理解和掌握，但这也使得教师和学生过分依赖教材，进而忽视了国际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际之间的关系，难以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众所周知，理论来源于实践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因而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可能会导致“教”、“学”双方思维僵化，难以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学习并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更难以增强学生用所学理论来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国际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对策和建议
作为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学课程的定位应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发达国家（地区）的经验教训，不断完善该课程的教学方法，提高其教学质量，进而增强学生用所学的国际经济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致力于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1.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为有效提高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必然需要一支科研和教学能力较强的师资队伍。而建设好国际经济学师资队伍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加强学科内任课教师的定期交流，不断提高团队意识，此外还要积极同兄弟院校的相关师资队伍进行沟通和交流；（2）鼓励任课教师到国内外其他高等院校进修和深造，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的知识层次；（3）鼓励任课教师进行科学研究，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的科研水平；（4）加强师资队伍的培训，使之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并将其有效地应用于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
2.引入比较先进的教学方式。针对目前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目前国内有很多高校已经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开展双语教学。因此，在我校国际经济学的教学方面，可先尝试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行双语教学，然后逐步推广到经贸学院的其他经济类专业。此外，可以采取诸如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实验教学等先进的教学方式，有意识地培养并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可尝试将所涉及的理论同现实热点问题结合起来，这样不但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更能通过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注重充实新内容。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层出不穷，国际经济理论也在不断发展，而教材里面知识的更新却显得有些滞后。因此，在结合教材讲授国际经济学的过程中，一定要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的发展动向，并及时充实新内容和引入新数据。如在讲授国际贸易理论的时候，要引入当前国际贸易研究领域中出现的新思想和新理论；在讲授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的时候，要引入新数据并介绍欧盟发展的最新动向等等。此外，还应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同课程教学结合起来，坚持学以致用，并立足于为中国经济发展作贡献。
一、建立投机和信息不对称的房地产市场模型的基本前提条件
微观经济理论的建立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作为前提的。在微观经济分析中，根据所研究的问题和所要建立的模型的不同需要，假设条件存在着差异。在投机与信息不对称房地产市场模型的研究中，我们同样需要以一定的假设条件为前提。这样的假设条件未必完全符合事实，但这些假设条件的存在却为理论上的分析提供了方便。
1.“经济人”的假设。“经济人”在一切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都是合乎所谓的理性，即都是以利己为动机，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最大的经济利益。在房地产市场中，供给者总是力图通过提高房价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而需求者则总是力图通过压低房价来获得最大消费效用。
2.信息不对称的假设。即指市场上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体（供给者和需求者）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即总有一部分市场主体所掌握的信息比其他主体相对要多。在房地产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现象尤其严重。一般来讲，房地产供给者所掌握的信息相对较多，而房地产需求者所掌握的信息较少，这就使得掌握信息较多的一方能够利用信息优势来影响或控制房价，从而为自身谋取更多经济利益。
3.商品房完全同质的假设。即指房地产市场中所交易的商品房完全同质，不具有任何差异。投机和信息不对称的房地产市场模型中排除了因商品房差异化而带来的价格差异问题，有利于简化该模型，方便进一步的分析。
二、投机和信息不对称的房地产市场模型及其分析
1.我们先来分析信息不对称的房地产市场模型
在传统的自由竞争的市场模型中，房地产市场会在市场供求力量的自发作用下达到均衡（图1）。即在市场供求力量的自发作用下，供给曲线S与需求曲线D相交于均衡点A。
但在我们前面所述的四个假设条件下，由于房地产供给者掌握有更多的信息，作为理性的市场主体，他们会利用这些信息优势隐瞒或故意捏造一些利己的信息，从而使得市场价格提高，市场均衡点将偏离点A的位置。
房地产供给者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均衡状态。
第一个渠道是通过采用虚假交易合同或隐瞒待售房源信息等手段，使市场中的需求者产生如下错觉：市场中的商品房供给数量偏少，必须通过提高价格方能获得商品房（图2）。在模型中主要表现为人们误认为供给曲线S向左移动到了S1的位置。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在点B达到新的均衡，房价也如供给者所愿由P*上升到了P1。由于我们假定了该市场是短期生产，所以商品房总供给量在短期内是固定的，即实际供给曲线为NAM。此时供给者再把原来隐瞒起来的待售商品房逐步释放出来，均以P1价格悄悄销售出去，从而可以多获得相当于P1CAP*的利润。
第二个渠道是房地产供给者通过虚拟交易合同、房托等手段，给市场中的需求者造成另一种错觉：市场需求旺盛（图3）。因此，需求者误认为需求曲线D已经向右移动到了D1的位置。由于我们假定了该市场是短期生产，所以商品房总供给量在短期内是固定的，即实际供给曲线为NAM。此时市场在新的均衡点B1达到均衡，商品房价格提高到P2，供给者从而可多获得相当于P2CAP*的利润。
2.在信息不对称的房地产市场模型中，我们再考虑进去投机因素
投机者出于投机以谋取利润的目的，纷纷购买多套商品房，人为地加大了商品房的需求量，从而使得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曲线进一步向右移动，如图4和图5所示。
图4中，投机使得需求曲线D向右移动到D2位置，需求曲线D2与实际供给曲线NAM相交于新的均衡点G，从而使房价再次上升为P3。
图5中，投机使得需求曲线D1向右移动到D3位置，需求曲线D3与实际供给曲线NAM相交于新的均衡点G，从而使得房价进一步上升为P4。
通过投机和信息不对称的房地产市场模型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房地产开发商的信息优势以及投机者造成的需求增加是房价上升的主要原因。以上就是我们对房价持续上升原因所进行的经济学分析。
三、以房管局为核心的房地产市场监控措施
在投机和信息不对称的房地产市场模型中，造成房价持续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开发商的信息优势和投机者的投机需求。倘若我们能消除投机现象和信息不对称现象，使市场供求双方掌握有相等的市场信息量，则房地产市场可重新处于自由竞争的市场均衡状态。笔者认为，建立以房管局为核心的房地产市场监控体系，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投机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确保房地产市场处于最有效率的自由竞争市场。
1.政府督促各房地产开发商在其售房处的明显位置公布该开发商及其项目的真实信息，包括开发商的性质、注册资本、该项目的建筑面积、户型、户数等，使需求者能全方位了解开发商及其楼盘信息，对房地产市场供给情况有所大致的了解。
2.加强房地产开发商与购房者的购房合同管理。凡是购房合同一经签订，双方均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到房管局进行备案。凡逾期未到房管局备案者，理应受到相关制裁。严格合同管理，是政府掌握房地产市场供求信息的关键所在。
3.房管局应以到其处备案的合同为依据，定期在大众媒体公布各楼盘的销售数据，任何公民都可以得到该信息，从而消除房地产开发商的信息优势，使供求双方重新回到理想的均衡状态，确保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4.房管局开发软件系统，按照备案合同的相关信息，建立购房数据库。保证国家宏观调控部门能通过该数据库检索购房者所拥有的房产数量，甄别投机者与普通商品房需求者，从而采取相应的调控措施，遏止投机行为，保证房地产市场有序发展。
一、企业效率的经济理论基础
在西方微观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的理论集中在“厂商理论”部分。所谓厂商是指能做出独立生产决策的单位，主要包括个人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在研究生产者行为时，一般的理论假定是，企业都是具有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其生产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即在既定的产量下实现成本最小，或者在既定的成本下达到产量最大。厂商理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生产理论。主要研究投入的生产要素与产量之间的关系，即如何配置资源，使生产要素既定时产量最大，或者说使产量既定时投入的生产要素最少。（2）成本理论。主要研究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厂商只有在扣除成本后，才能谈得上利润的最大化。（3）市场理论。市场有不同的结构，即竞争与垄断的程度不同。它研究的是当厂商面对不同的市场时，应该如何确定自己产品的产量和价格。企业只有处理好以上三方面问题，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
厂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是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实际上，现代经济学家的进一步分析认为，厂商的目标是多元化的。例如美国经济学家W·鲍莫尔分析了厂商以销售量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K·加尔布雷斯则把稳定与增长作为大公司这样的厂商的目标，它们追求的是适度利润。但是，在一般的微观经济理论中，仍以利润最大化为基本假设，本文的分析也不例外。
在研究企业问题时，国内普遍使用的“效益”概念，在西方经济学中并没有对应的理论。西方经济学中，一般使用的是“效率”概念。虽然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和市场理论等主要关注的是实物量，但关注的不是总量，而是比率（ration）以及比率的变化率。例如，关注的不是总产量，而是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关注的不是总收益，而是边际收益和平均收益；关注的不是总成本，而是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关注的不是总劳动量，而是劳动生产率等。因此，研究企业状况时使用“效率”作为指标顺理成章。
在生产理论中，假定技术水平不变，那么，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以Q代表总产量，L、K、N、E分别代表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则生产函数可以表述为：
Q=f(L、K、N、E)
一般把土地作为固定的，企业家才能难以估算，因此，生产函数可以简化为：Q=f(L、K)
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则进一步表述为：Q=ALα Kβ
在生产函数中，各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称作技术系数。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技术系数是各不相同的。一般的分析中假定技术系数不变，如果技术系数可以变动，则生产要素的最适组合的原则是：应该使所购买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与价格的比例相等，即要使每一单位货币无论购买何种生产要素都能得到相等的边际产量，达到生产者均衡状态。
生产理论分析了影响企业效率的各种要素及其配置比例，主要考察的是企业的技术效率。但技术效率并不等于经济效率，技术效率反映的是企业的投入产出组合，而经济效率则是在考虑价格因素情况下的最低成本组合，它要求投入价格与产出价格的比率等于生产边界的斜率。因此，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企业还要考虑收益与成本的关系，这就涉及到成本理论。
成本函数可以表述成下列公式：
C=f(Y、W、T)
其中，C为企业的总成本，Y为企业的产出变量，W是企业的投入价格向量，T为企业的制度结构。通常T被定义成“虚拟变量”。从该成本函数看，在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进行评估时，人们所选择的指标主要不是通过工程成本研究来给定的一个绝对效率值，而是一种制度性的相对效率。因此，这一方法所考察的是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国有企业生产成本比私有企业低，这可能是由于前者技术效率比后者高，但经济效率并不一定高。
当然，现实的市场结构由于竞争与垄断程度不同而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收益与成本变动的规律也不相同，因而，企业对最大利润的追求要受到相应的市场环境的制约，只有面对不同的市场采取不同的决策，才可能提高效率。
二、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分析
微观经济分析中所涉及到的效率主要是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前者主要是投入产出效率，后者则为资源配置效率。技术效率是把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加以综合的生产率指标，它能够较好地反映出企业的综合效率水平。测定技术效率的方法通常采用生产函数，主要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然后运用OLS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和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分析。本文主要从技术效率的角度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
Groves、Hay和Gordon等人对中国国有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数据分析，认为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率的确取得了一定的增长，增长主要来自于奖金的激励、人力素质和教育程度的改善。
刘小玄、郑京海（1998）在此基础上对1985~1994年中国国有企业的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认为影响国有企业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留利。即企业在完成既定的基数利润后留给自己的部分，由于上交的基数利润是既定的，因而留利是一个变量。留利对产出效率的作用表现为，边际利润或留利的增长，会使边际产出也相应增长。他们认为，企业真正追求的是留利或剩余的最大化，而不是利润。
（2）浮动工资。浮动工资由奖金构成，来源于留利，以浮动工资占总工资的比例来测定。浮动工资是直接对职工的激励，因而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产出效率。
（3）经理（或厂长）的工资。这是对经营者的激励因素，而经营者对企业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中国的企业中，在缺乏资本的真正所有者、企业主要依靠企业家才能来推动和发展的情形下，经理（或厂长）的工资对企业效率的提高作用重大。
（4）企业年龄。一些研究生产率的经济学文献都证实了企业年龄对于企业的效率具有显著作用，然而，究竟是年轻的企业有效率还是年老的企业有效率，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往往是不同的。据Pitt和Lee（1981）的研究，年轻的企业比年老的企业更有效率。而另外的看法则是，年老的企业更有经验，在其市场经营和组织管理和工人的技术操作方面积累了较多的信息，具有相应的信息和人力资本的优势。在国有企业中，企业年龄对企业效率究竟是什么关系需要研究。
（5）教育程度。这是一个标志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变量，以企业的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来测定。通常认为，企业的教育程度对企业的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应。在Gordon和Li（1995）看来，在8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的增长中大约有一半得益于劳动力教育程度的改善。虽有高估的可能，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和人力资本对效率的重要作用。
（6）其它的解释变量。如开工率、决策权、市场竞争程度、预算约束、时间、地区、规模和产业等都对企业的效率有不同侧面和程度的影响，可以作为“虚拟变量”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如下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
㏑Y=α+β1㏑L+β2㏑K+β3(㏑L)(㏑L)+β4(㏑K)(㏑K)+β5(㏑K)(㏑L)+ βiXi
其中，α为残差，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效率的近似值，并可以为各种政策变量、制度变量、企业特征变量所解释；K和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投入要素；Xi为添加的各种解释变量。这里主要关注的是由Xi所代表的各种解释变量与企业效率的关系。
对于上述生产函数，分别运用OLS方法和随机前沿模型的极大似然方法（过程复杂，这里略去介绍）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摘要]作为经济学的基础学科，国际经济学具有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课程体系比较庞大、与其他专业课程互为依托、对数学能力要求较高等特点。但目前国内很多高校在国际经济学教学实践方面仍存在一些诸如学生的专业基础和数学能力较弱、教学方式较为传统以及教学质量不高等问题。因此，为了进一步提高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质量，仍需从不断提高教师素质、创新教学方法、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等方面入手。
[关键词]国际经济学 教学方法 教学质量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地区)之间的国际经济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国际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也得以不断提高，且已成为经济学类各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因此，结合国际经济学的自身特点，不断探索该学科的教学改革，对提高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质量以及学生运用该课程分析和解决国际经济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经济学学科的主要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部分高等院校才开设国际经济学这门课程，之后越来越多的高校也陆续引入这门课程。作为一门在中国发展时间仍不长的经济类专业基础课程，国际经济学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国际经济学以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为基础，研究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是一般经济理论在国际经济活动范围中的应用与延伸，是经济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国际经济学主要是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从研究内容来看，国际经济学主要包括微观部分(国际贸易部分)和宏观部分(国际金融部分)两大块。其中，国际贸易部分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本工具，属于实物面研究;而国际金融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宏观经济分析为主要工具，属于货币面研究。
2.理论体系比较庞大。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并且涉及到很多当前国际经济中的现实问题。微观部分主要研究国际贸易纯理论、贸易政策、贸易与经济增长、要素国际流动等问题，侧重于解释国际贸易的起因与利益分配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及其依据等。宏观部分主要研究国际收支理论与政策、汇率理论与政策、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国际货币制度等问题。从国际经济学所涉及到的理论派系来看，微观部分主要涉及到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重叠需求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等，宏观部分主要涉及到货币模型、资产组合平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可谓是理论派别林立。此外，国际经济学是一门发展的学科，如克鲁格曼等人仍致力于国际经济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3.与其他专业课程互为依托。国际经济学和经济类专业的其他专业课程，如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课程互为依托。在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国际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性较强的专业基础课，一般都是安排在其他专业课程之前或者与其同时开设。在国际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将会涉及到一些财政、金融、投资和贸易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因此以前所学习的西方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投资学等基础课程是国际经济学学习的基础。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学的学习也将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投资学、国际金融学等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基础，并有利于学生以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来学习和研究理论和现实中所涉及的财政、金融、投资和贸易等方面的问题。
4.对数学能力的要求较高。国际经济学是一门逻辑性非常强的学科，其内容涉及到比较多的经济数量关系。国际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形成关系密切且相互支持的理论体系，是因为它体现了数学的基本特点，即概念、方法的抽象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一般来说，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都需要一定的数学知识作为支撑。而在其中大量采用数学模型进行论述的国际经济学，更是要求学生具有比较扎实的数学基础。
二、国际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国际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经济类课程，这些西方经济理论在解释或应用到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过程中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当然，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
1.学生的专业基础较为薄弱。作为经济学类专业的基础学科，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等也是国际经济学学习的基础和前提。尽管这些课程在教学计划中都有所安排，但学习效果并不理想，这一问题在国内大多高等院校的教学实践中都是存在的。再加上受应试教育这一传统思维的影响，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很难将所学的理论同经济发展实际联系起来并加以理解和记忆，致使专业基础不够牢固。而这势必会影响到国际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难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2.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较弱。数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在国际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更是涉及到了较多的数学模型和逻辑分析。在教学的过程中明显发现，学生对数学工具的运用还不够熟练，数学思维能力较弱，对逻辑推导、数学证明等比较生疏，尤其是难以理解理论模型的经济意义，不能将数学模型与其经济含义联系起来。因而，学生的数学基础和逻辑思维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3.教学方式比较传统。目前，很多国内高等院校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仍普遍采用满堂灌这种较为传统的教学方法。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将讲授知识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而忽视了学习方法的引导，更忽视了教和学的互动，这种教学方式难以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实践中也发现大多学生仍倾向于被动学习，缺乏主动的思考。
4.理论与实际脱节较为严重。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大多高校仍倾向于由教师选取相应的教材并以该教材为中心进行教学，这有利于教师完成备课、讲授等教学环节，也有利于学生对该课程理论体系的理解和掌握，但这也使得教师和学生过分依赖教材，进而忽视了国际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际之间的关系，难以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众所周知，理论来源于实践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因而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可能会导致教、学双方思维僵化，难以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学习并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更难以增强学生用所学理论来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国际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对策和建议
作为发展中国家，国际经济学课程的定位应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发达国家(地区)的经验教训，不断完善该课程的教学方法，提高其教学质量，进而增强学生用所学的国际经济理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致力于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1.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综合素质。为有效提高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必然需要一支科研和教学能力较强的师资队伍。而建设好国际经济学师资队伍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加强学科内任课教师的定期交流，不断提高团队意识，此外还要积极同兄弟院校的相关师资队伍进行沟通和交流;(2)鼓励任课教师到国内外其他高等院校进修和深造，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的知识层次;(3)鼓励任课教师进行科学研究，不断提高师资队伍的科研水平;(4)加强师资队伍的培训，使之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并将其有效地应用于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
2.引入比较先进的教学方式。针对目前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目前国内有很多高校已经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开展双语教学。因此，在我校国际经济学的教学方面，可先尝试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行双语教学，然后逐步推广到经贸学院的其他经济类专业。此外，可以采取诸如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实验教学等先进的教学方式，有意识地培养并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可尝试将所涉及的理论同现实热点问题结合起来，这样不但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气氛，更能通过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注重充实新内容。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新现象层出不穷，国际经济理论也在不断发展，而教材里面知识的更新却显得有些滞后。因此，在结合教材讲授国际经济学的过程中，一定要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的发展动向，并及时充实新内容和引入新数据。如在讲授国际贸易理论的时候，要引入当前国际贸易研究领域中出现的新思想和新理论;在讲授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的时候，要引入新数据并介绍欧盟发展的最新动向等等。此外，还应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同课程教学结合起来，坚持学以致用，并立足于为中国经济发展作贡献。
【关键词】中庸 均衡 非均衡 证券市场
一、引言
《中庸》是儒家重要经典，是古代许多儒家的方法论，对中华文明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朱熹对中庸的定义：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适度性。理论力学研究物体机械运动一般规律的科学。其中静力学则是研究物体受力分析、力系的简化、平衡条件。经济系统中也提到均衡，如：均衡价格、局部均衡、一般均衡论、非均衡的经济等。博弈论有纳什均衡、完美纳什均衡等等。总之在很多领域出现类似平衡的概念，平衡的状态，非平衡的现象。儒家之所以把中庸作为方法论，就在于它能维持社会稳定，对社会的进步起到推动作用。同时也是我们现代社会中，解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问题的方法论之一。
二、中庸的平衡或均衡思想
《中庸》中有两个基本概念“中和”和“时中”，从人的性情来说，一个人还没表现出喜怒哀乐时，心情平静，不偏不倚叫“中”，当表现出来又有节度，无过不及叫做“和”，这蕴含着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它的客观规律，满足类似于静力学平衡或经济领域的均衡状态。“时中”指“中无定体，随时而在”，中处于变动不居之中，随时处中。揭示了任何事物不断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也要达到动态平衡或动态均衡状态。
三、理论力学的静态平衡和动态平衡
以某个体或系统作为研究对象，以地球作为参照物，进行受力分析、力系简化、得到所有各力作用下满足的静力学平衡条件，反映的是所有作用通过研究对象这个载体发生相互作用，达到的一种平衡状态。用这套理论来解决大量的工程设计问题。动静法是利用静力学方法解决动力学问题，满足一定条件形成动态平衡。为求解复杂系统的动力学问题提供普遍解决方法。
四、市场经济体系中均衡与非均衡
均衡是经济学中被广泛应用的概念，经济系统中相互作用的变量满足一定条件，所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既各参与方的利益在相互妥协后达到均衡，形成相互制约。微观经济分析中，市场均衡分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为单个或局部市场供求和价格之间的关系达到均衡状态，一般均衡为整个经济系统所有市场供求与价格之间的关系到达均衡状态。市场上供给量和需求量相等的状态称为市场出清状态，目前国家进行供给侧改革，也就是商品严重过剩情况下，调整供给的过程，使非均衡经济转化为均衡经济。
五、证券市场的均衡与非均衡问题
中国证券市场20多年里，发展理念和政策设计，更多强调企业的融资功能，忽视了投资功能。正确认识证券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发展证券市场的前提。不管是传统金融还是现代金融都是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同样离不开供求关系，也必须保持均衡状态。
证券市场IPO首次发行股票满足融资功能，股票的分红配送和价格波动满足投资功能，融资功能更好的满足资源配置，投资功能满足投资者的收益，两者的作用缺一不可。适度发行股票和更多关注培育市场投资功能，才能保证并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过渡IPO将使市场萎靡不振，一潭死水，反作用也就降低了融资功能，这也就是证券市场发展20多年来无数次暂停IPO的原因，不能过度强调融资功能而忽视或轻视投资功能的培育。股票发行数量和市值规模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怎么才处于平衡状态，不是想发行多少股票就发行多少，能不能从概率角度得到一个量化的结论，是值得长期研究的课题。
证券市场的监管和市场活跃度也有均衡和非均衡问题，适度的监管使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适度活跃使市场充满生机，使投资者理性投资不致过度投机。过度监管使投资者望而生畏，缩手缩脚，市场失去活力。过度放松使投资者失去对市场的敬畏，投机流行，过度重视短期投资，2015上半年创业板股票过度投机平均市盈率很高，甚至个别股票上千倍的市盈率。频繁炒作概念，不顾企业真实价值，股价一飞冲天。频繁换手，有些股票一周换手率达到100%，甚至个别股票一个交易日达到30%左右，明显是庄家对倒，达到出货的目的。这些现象都是监管弱化和不到位的表现，非均衡危害之大不言而喻。
证券市场制度创新开放与稳步发展之间也有均衡和非均衡问题。投资群体中非理性投资者占多数情况下，2016年初匆忙推出股票熔断机制，仅存活几个交易日以失败告终。使市场连续大幅下挫，财富损失是巨大的。在基础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过早提出注册制，引起投资者的恐慌，纷纷撤离资金，证券市场还怎么发展，更可怕的是，使投资者对管理层管理市场的能力产生怀疑，对证券市场信心遭受重创，这不是危言耸听，急速缩减的成交量就是例证，非均衡的危害要警钟长鸣。
上市公司融资预期与给投资者提供的回报也有均衡与非均衡的问题。证券市场为企业融资提供了资金池，为调节资源配置提供了有效的平台。上市企业在选择投资项目和分红配送时应兼顾国家利益和投资回报，如果一味到证券市场融资或者说不负责任的圈钱，丝毫不顾及投资回报率，相当于非均衡现象的出现，投资者将失去投资股票的动力，其反作用将是市场每况愈下，投资者参与意愿降低，资金池里的资金严重减少，更多需要真正融资的企业融不到资金，形成恶性循环。
六、参与证券交易的个体投资者的非均衡行为
过度看盘和不及看盘的问题，当和个人投资者交流发现很多投资者交易时间一直盯盘，甚至中午吃饭都在看K线图研究技术指标，正是这种频繁的关注，使对股市的起伏涨跌过于敏感，只顾短时间的涨跌忽略了长周期运行规律，处在频繁交易状态，不能盈利甚至小亏一直大亏也就成为必然。举个例子，骑自行车者如果只盯着轮子下面坑坑洼洼，极容易出事故，一定精疲力尽极度疲劳，也走不远。股票市场上也有相反的情况，个别投资者一月二月看不一次盘，对于我们一般投资者而言将失去对盘的感觉，从而失去很多机会，除非做长线，但就中国股票市场而言恐怕做长线很难盈利。
总之，看盘也有个适度，即均衡看盘问题，否则交易就出现偏差。出现非均衡看盘。
七、结束语
记者从多渠道获悉，有“汽车市长”之称的广州市长张广宁计划9月初奔赴日本，拜会丰田、本田和日产三大日本汽车巨头是本次访问的主要目的。从日本回国后，张广宁将分别走访广汽本田、广汽丰田和东风日产进行工作指导。张广宁本次赴日可能对广州汽车业今后的发展产生何种影响?为此，记者采访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广州代表处所长横田光弘。
大经贸：广州是如何与日本展开汽车产业合作的?
横田光弘：广州与日本汽车产业的合作由来已久。11年前，本田汽车落户广州，开启了日本与广州汽车产业合作大发展的序幕。七年间，广州与日本汽车产业合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造了神话般的发展奇迹，实现了本田、日产、丰田三大汽车巨头云集广州的“大满贯”。随着本田、丰田、日产三大汽车巨头在广州的迅速发展。目前广州与日本汽车产业的合作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发展期，广州正在掀起与日本汽车产业合作的又一波。
为了深化日本与广州两地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广州市政府多次组织经贸代表团访日。有“汽车市长”之称的广州市长张广宁曾在一次广州一日本投资交流活动中表示，广州将在六个方面继续加强与日本企业界的合作：一是继续推进以汽车及其零部件产业为主的制造业合作。进一步发展以整车、零部件为主的汽车产业，形成包括钢铁、机械制造、炼油、汽车化工、电子通讯设备、集成电路等产业群，延伸产业链条，增强产业配套能力，提升广州汽车工业的整体竞争力。二是加强信息产业与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交流合作。希望日本信息产业界积极投资广州的信息、通讯、电子等高新技术产业，同时也鼓励广州的软件企业承接日本企业的软件外包项目。三是欢迎日本企业到广州设立地区总部、研发机构。在广州设立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将有助于增强日本制造企业在中国的市场竞争力，还可以借助广州的中心城市优势，扩大企业的影响和辐射面，开辟更广阔的合作空间。四是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广州为举办好2010年第16届亚运会，将向国内外招标一批体育比赛场馆、亚运村、新闻中心、市政工程、城市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欢迎日本企业积极参与相关项目的投资建设。五是加强服务贸易领域的投资合作。我们将拓展和加强与日本现代服务业方面的合作，欢迎日本物流、金融、保险、信息服务、中介等现代服务企业到广州投资。六是加强科技、文化的交流合作。广州在承接日本制造业转移的同时，将积极推进与日本各地的科技交流和合作，鼓励开展新产品开发、技术创新，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加强文化交流，促进民间友好往来。
自2000年以来。广州汽车产量年以64％的速度增长，产值年均增长约50％，并已初步形成一个以日系技术为主要特征的汽车产业集群。为了早日实现将广州打造成“中国底特律”的目标，广州市长张广宁将又一次远赴东洋。
大经贸：据了解，2008年日本在穗实际利用外资3.26亿美元，同比增长62.89％，日本已成为广州第二大投资来源地。您认为日商青睐广州商机的原因是什么?
横田光弘：从宏观经济环境看，这是日本在经济全球化中资本、产业、技术转移的一种必然选择，是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中跨国企业对利益最大化的一种追求。从投资项目区位选择的微观经济分析角度看。广州显然具有其独特的投资价值。第一是广州市政府开放务实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广州在开放合作中必然要寻求双赢的经济发展模式，决定了广州对外商投资的悉心呵护和对投资者权益的高度保障。第二是广州独特的区位优势。广州与东南亚、日本交通距离均等。约为3小时航程，处于该区域经济圈的几何中心，而以广州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又是当今中国经济最活跃、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第三是广州已形成了产业门类齐全，综合配套能力和开发创新能力较强的现代工业体系。第四是广州有较强的经济增长活力和庞大的消费市场。广州是名副其实的投资热土。
大经贸：通过这些年与日本的合作，广州汽车产业的现状如何?
横田光弘：2008年，广汽工业集团实现销售收入1125.12亿元，同比增长3.45％，在与全国18家重点汽车企业的比较中，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排名第一，综合竞争力位居首位。并且形成了以东风日产、广汽本田和广汽丰田为中心的花都、增城和南沙三大汽车产业基地，使广州在北、东、南形成稳定的三角形汽车产业布局。由于三家整车生产企业均为日系品牌，广州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售后服务的整合度甚至已经超越了上海。
汽车工业是广州工业的支柱产业，目前已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新时期。但是。相对较低的零部件国产化率也成为制约广州汽车业发展的重要瓶颈。
大经贸：您如何看待广州一日本的经贸合作前景?
关键词：反垄断法；合理原则；诉讼程序
作者简介：饶粤红，广东商学院法学院讲师，广东广州 510320
中图分类号：DF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3―0138―03
合理原则与本身违法原则是反垄断执法机关在处理涉嫌垄断或限制竞争的案件时使用的两种基本方法。这两种方法之间是互相补充的关系：某类案件如果不属于本身违法的范畴，则应适于合理原则进行分析解决。尽管两种原则各有其优缺点，但本质上没有优劣之分，只是执法成本高低的较量。由于现代竞争行为更多地趋向隐蔽、复杂多样，适用本身违法会受到较大的限制，这就给合理原则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国外多年的司法实践设计发展了一套较为成熟的诉讼程序，比较成功地避免了合理原则造成的诉讼成本高、耗时长的缺点。
一、本身违法与合理原则适用的历史背景及其特点
本身违法意味着某一行为总是对竞争有影响，而不管其效果与环境1。
1898年，美国最高法院确立了无论所固定的价格有无“合理性”，卡特尔和其他固定价格的协议都属非法这一原则。该原则对发展出正确的反托拉斯政策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本身违法)是一个极好的规则，但在后来表述的过程中，它的本意却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而沦落为一种陈规。这一规则的本意是维持竞争定价。因此，早期的表述正确地强调了被指控行为对市场价格的影响。”2
根据本身违法原则，只要原告能够证明被告的行为目的是形成卡特尔或其他价格同盟，法院就无须考虑该行为是否会对价格存在合理的影响，也就是该行为促进竞争的一面，而一律以违反反托拉斯法论处。一般理论和实践形成的观点认为，适用本身违法原则的案件类型包括固定价格、划分市场和联合抵制等。
适用本身违法原则简单直观，且执法成本低，但是也存在以下缺点：(1)美国法院及其他国家的法院从未对本身违法的范围作出界定，其解释受制于法院的不同解释；(2)本身违法的基础是假设，而假设与事实之间的吻合不一定完善；(3)美国的上下级法院适用本身违法的判决常常互相冲突。
随着市场竞争行为手段日益隐蔽、市场状况复杂多变，用贴标签似的方法简单处置企业竞争行为是不理智的。为此，在1911年美国政府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托拉斯一案的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做了一种弥补，认为通过联合的方式消除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要适用“合理规则”来认定，而用这一规则对被指控协议的经济后果进行的调查要比卡特尔案件中允许进行的或者在卡特尔案件中已属适用的调查更为充分和灵活2(P43)。但是，合理原则同样存在以下主要缺点：(1)适用合理原则缺少一般法律所具有的确定性和指导性；(2)高额的调查费用和冗长的调查时间。
对于上述两个原则在适用上的关系，不能简单地认为“合理原则”比“本身违法原则”更为优越或者更为合理，或者反而言之。“‘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的区分无助于辨别对与错，因为这种区分仅是为了节省竞争主管机构审查案件的成本。另外，这种成本从竞争主管机构的角度看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横向的固定价格协议被视为本身违法，绝对禁止。”3
客观上，对每个涉案案件进行微观经济分析是最合理的做法，但政府的执法资源是有限的。这种有限的资源利用同样要求成本与效益的比较。因此，为了在执法的公正、公平与效益成本之间寻求平衡点，就催生了本身违法与合理原则两种法律适用的规则。
二、经济学理论对合理原则适用的选择
反垄断法与经济学的密切关系是非常显著的，超过了法律的任何一个其他领域，这是因为什么是“限制竞争”、什么是“促进竞争”，并不是通过语言的描述就可以表达清楚的，在判断具体行为是否违法时必须依赖强大的经济分析。尽管经济分析的结果可能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却是作出判断的唯一依据。在反垄断法领域，重要的经济学流派主要有芝加哥学派和后芝加哥学派。从这两大学派的主要观点看，合理原则在现代反垄断案件中越来越广泛地适用是有其必然性的。
(一)芝加哥学派的主张及其对合理原则适用的影响
芝加哥学派高举“效率”的旗帜，主张“效率”是反垄断法的唯一目标；在法院审理反垄断案中，只应考虑“效率”，而不应包括其他价值目标。
用“效率”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理由，看似简单，实则深奥。原因在于“效率”一词在经济学中的意义是多样的：第一，它可以指个人或个别厂商工作获利的能力；第二，它可以指社会财富总量最大化，但不过问财富分配是否平均的问题；第三，在与伦理性问题有所暖昧交错的福利经济学领域，效率也包括所有消费者能享受到最大质美价格低的商品之含意4(P115)。
该学派的坚定支持者和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效率是反托拉斯的终极目标；竞争只是一个中间目标，只不过这个中间目标常常离终极目标足够的近，使得法院不必看得更远。”波斯纳实际上是在表明由于法官缺乏经济学的深层知识，只是常识上知道竞争会产生效率，垄断不利于效率，于是从不深入探讨个案的特殊情况，却只要一看到垄断就砍就杀，不知道有时候垄断才能够产生效率4(P115)。
不管波斯纳的观点是否正确，但是其主张的不能通过贴标签似的方法来处理垄断案件的思路是可取的。与过去相比，现代的竞争行为方式手段越来越隐蔽和多样。因此，在处理方式上，更多的选择适用合理原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二)后芝加哥学派的主张及其对合理原则适用的影响
后芝加哥学派批判地继承了芝加哥学派的观点，认同“效率”是反垄断法的合法目标；但不是唯一的目标，反垄断法还应包括诸如分散过于集中的经济力量、防止消费者福利的流失、维护竞争的过程以及促进个体的自由等目标。
由此，可以看到，后芝加哥学派所关注的限制竞争因素远多于芝加哥学派主张的效率因素。在审理反垄断诉讼案件的时候，该学派的支持者们会极力鼓励法院考虑其他的非效率和非数量因素。正如Robert Pitofsky对效率问题的见解：在合并诉讼中，偶然的效率流失是可以容忍的，而且在满足其他合法价值目标时，这种效率的流失也是意料之中的。
正因为后芝加哥学派的支持者们主张在分析反垄断案件中加入许多非效率的因素，令现代反垄断案件的分析更为复杂多变，同时也为合理原则的适用留下广阔的空间。
三、合理原则在国外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及其特点
一般而言，适用合理原则进行分析限制竞争行为都有限制竞争的不合理一面，也有促进竞争的合理一面；如果前者的影响大于后者的影响，则该行为违反反垄断法。所以，衡量两者的大小是反垄断法中的重要程序步骤。
本文前面已经分析过，与本身违法相比，尽管适用合理原则可能更为灵活和充分，但是花费的时间和金钱是巨大的。为此，许多国家在多年的司法实践中发展了一套司法诉讼程序。这种司法诉讼程序设计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适用合理原则的上述弊端。
美国的反托拉斯诉讼程序一般要经历以下四个步骤：首先，由原告提供证据证明被告行为的限制竞争效果；如果证明成立，举证责任转移到被告，由被告证明其行为的促进竞争的效果，否则，案件终结；如果被告证明也成立，则举证责任再次转移到原告，由原告证明被告的行为并不是达到其竞争目的的合理必然选择，或者证明这种目的可以通过另一“较少限制竞争”的行为达到；如果原告成功地满足了这一步骤的要求，则原告胜诉，否则，诉讼将进入到最后的衡量(balancing)阶段，由法官权衡原被告双方提供的关于限制竞争和促进竞争两方面的证据，从而最终决定被告行为的合法与否。
所以，在这四个步骤中均存在着终结案件的因素。事实上，在现代反垄断案件中，大约84％的案件由于原告不能证明被告行为的限制竞争的效果而在第一阶段即告结束了。真正需要进入到耗时、耗费的衡量阶段的案件只占总量的4％。
这一套诉讼程序是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发展起来的，在适用合理原则时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提高了司法效率。司法的资源是有限的，而反托拉斯诉讼的一大特点就是经历的时间长、花费的成本高；有的甚至长达十几、二十年。这类案件往往适用合理原则进行审理。但是，如果适用本身违法，则很容易令那些危害性很低或者实际上有利于促进竞争的行为由于与某类行为类似而受到禁止或者惩罚，这与市场经济的原则以及反垄断法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因此，通过诉讼程序的设计既实现了适用合理原则的灵活、充分的目的，又有效地利用了有限的司法资源，提高了诉讼效率，这对法院、当事人而言都是有利的。在整个诉讼程序中，最耗时、耗费的阶段是最后的衡量阶段。但在进入到这一阶段之前，大多数的案件由于原告或被告缺乏有效的证据而终止。
第二，对审理反托拉斯案件的法官个人素质以及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因为这一程序的设计，某一阶段原告或被告证明是否成立，主要取决于法官的知识和分析能力。从大量的已决案件中可以看到，美国法院的法官在分析关于限制竞争和促进竞争的证据能力方面是得到普遍认可的。但是，在诉讼程序的第三阶段，即由原告证明被告的行为并不是合理必然的选择，或者由原告证明存在另一“较少限制竞争”的替代方案时，法官的分析能力则受到一定的质疑。
第三，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原告的滥诉。作为一种竞争策略，诉讼可以打击竞争对手的士气，对其经营造成额外的不利影响。美国的反托拉斯诉讼程序对原告的举证责任要求比较高，特别是诉讼的第一阶段需要由原告证明被告行为的限制竞争效果，但大多数的案件则是由于原告在这一阶段缺乏足够有效的证据而以败诉告终。另外，这种举证责任分配的要求可以避免原告在自身缺乏有效证据的情况下纠缠于被告，避免不能有效证明其行为促进竞争的效果，从而使诉讼陷于久拖不决之中。
当然，这一诉讼程序也并非尽善尽美。在一些学者看来，该诉讼程序也存在以下缺陷：
第一，诉讼第三阶段的证明要求，即由原告证明被告的行为不是“合理必然的选择”，是一种否定性命题，让原告不着边际地寻找不存在的因素是比较困难的，不如让被告证明其行为是“合理必然的选择”，这在逻辑上更为合理。另外，由于被告对自身行为的方式、目的远比原告清楚，而原告关于被告的信息知识往往是第二手的，因此，举证责任由原告转移到被告是比较合适的。
第二，反垄断诉讼程序的设计不仅应体现法官“应当”做什么，还应该考虑法官“能”做什么，这样才能达到法律的本来目的。由于法官往往是从事后的角度去分析什么是“较少限制竞争”的替代方案，所以比较容易得出存在这类方案的肯定性答案；而且，法官在实践中容易混淆“较少限制竞争”和“最少限制竞争”的区别，常常以后者来替代前者，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对被告造成不利的影响。
四、小 结
运用合理原则分析垄断或限制竞争的案件是现代反垄断法发展的趋势；如何克服适用合理原则产生的弊端是现代反垄断法司法实践的重要议题。国外通过多年的司法实践已经发展了一套较为成熟的诉讼程序，提高了适用合理原则审理案件的效率，减少了诉讼成本和时间，这对我国今后的反垄断执法也是很有借鉴作用的。在法律大原则没有很大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具体措施的完善，同样可以较好地达到立法的目的。但是，要看到反垄断法的执法对法官的个人素质和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认识上的偏差和模糊都会对案件的审理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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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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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物质主义：现代婚恋的关键词
过去的30年，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改革开放的浪涌不息，浮躁与创新，功利与务实，娱乐与跳跃，我们身处的时代正在像万花筒一般，展示着一幅幅抑或黑白抑或彩色的图景。时代的特征来自于生活，也作用于生活，吃、穿、住、行、爱情、婚姻等，一切都在悄然改变，由量变到质变，从而促进了30年来后的今天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
50年代一颗红心；60年代重在出身；70年代最好是；80年代海外关系万元户；90年代豪宅名车企业家；21世纪用平方来计算。时间演绎着现代爱情婚姻的择偶取向。30年来，新的爱情婚姻关系关系正在形成，它不再只是你侬我侬、两情相悦的诗意画卷，也不再是纯粹的爱情结晶，金钱、利益、权力、欲望，越来越多的东西开始附加于爱情婚姻之上。于是，物质主义，成为了现代婚恋的一个关键词。
古典的爱情总爱把某种永恒的东西引入其中，什么苍天为媒，日月作证，山盟海誓，海枯石烂……如今的爱情却越来越物质化了，看一个人有多爱你，就看他肯为你花多少钱，这似乎成为了一句至理名言。999朵玫瑰，汽车，别墅，大钻戒，存折……甚至一切有形可触的物质财物都可以作为爱情的信物。物质化的爱情当然和物质成正比，玫瑰越多，钻戒越大，车子越名贵，似乎表达的爱情也越深越多。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钱的确是一块试金石，不管男女，如果肯为爱人撒下大把大把的钞票而毫不心疼，或许就可以证明：这个人很爱你抑或很重视你。“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看一看，你去想一想，金钱代表我的心。”连《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都“变异”成了《金钱代表我的心》。
有人说，房子是经济基础，爱情是上层建筑，房子和爱情就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不必感叹为什么现在的人在爱情面前变得那么现实了，因为爱情已经被物质同化了。所以，现在的新新人类们看不懂为什么喜儿要逃到深山里去做“白毛女”，如今好多妙龄女子跑着争着哭着求着去做新“黄世仁”们的“喜儿”呢！28岁的因为成功嫁给了82岁的，到处“十指紧扣”向人们展览她的幸福呢！嫁给黄世仁有什么不好呀？做少奶奶不仅可以吃香的喝辣的，还可以穿金的戴银的，何苦去受那个连盐都吃不上一头乌丝尽皆变白的罪呢？哎，真是一个傻妞啊！
爱情是一个情感的问题，房子是一个经济（钱）的问题。有了房子（钱）未必有爱情，但是有了房子（钱），似乎可以让爱情更美好一些。相亲大会，是都市剩男剩女们的狂欢盛宴，然而，车、房、存款，却是横在男男女女之间的一面高墙。
快节奏、贫富差距、生存压力和道德文化的欠缺，这些时代特点造就了物质主义，它侵蚀着我们的思想，掌控着我们的行为，就像一枚炸弹悄悄地摆放在我们身边。
经济学分析：婚姻是一种交易
用经济学来分析婚姻与爱情，首创于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Becker)，他把经济学方法引入对婚姻行为的分析，写了《家庭论》一书，将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的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同样，也应用于婚姻。这样的应用，刚开始被很多人所不齿：爱情向来被喻为人世间最美好、最崇高的东西，千百年来被人们歌颂赞美，怎么能用如此自私功利的经济学来分析呢？人们大骂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真情不再。
用贝克尔经济学的眼光看，婚姻是一种交易。从找对象到结婚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找目标市场、考察双方需求、认同商品交换条件直到签订交换契约的过程。婚姻也是人们为了满足于本性并降低交易费用而实现效用最大化的一种组合形式，类似于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要比市场交易节约交易成本。
贝克尔提出婚姻经济学是在1981年，那个时候我们国内对这种观点是一片倒的反对之声，而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开始赞同这种分析方法，并应用到了实际生活当中。而2007年赵晓比贝克尔更为激进《婚姻，“长期性的”？》文章刊出后，更引起了大众的一片哗然。
这篇文章的题目的确是唬人得很，但内容却也反映了实际的状况。赵晓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婚姻已经成了许多女性改变命运的最主要途径，工作好不如父母好，父母好不如嫁得好，‘妻以夫贵’的内涵在当今社会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婚姻很多时候成为通过批发的方式出售自己的一个漂亮包装而已，许多的婚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长期性的’。”赵晓在文中发出质问：如果婚姻失去了爱情的基础，变成了单纯的交易，这种夫妻在一起生活的形式，和长期有区别吗？
虽然经济学是冰冷和自私的，但是在数字与数字的对抗中，却可以看清楚许多爱恨纠缠中的是是非非。人们结婚的目的是在于希望从婚姻中获得最大化的收入，如果婚姻收入超过单身收入，那么人们会选择结婚，否则就会宁愿选择独身。结婚也有收益，两个人可以互相照顾，或者获得社会的“正常”评价和认可，获得规模效应。比如，两个人单独生活要两套厨具，但如果结婚后就只需要一套厨具。而人们结婚与否，就是在婚姻的成本和收益间寻求平衡。
如果看懂了这套理论，也许社会的种种不正常婚恋现象都能得到很好的解析。
消费主义：以无限占有物质财富作为人生价值取向
当代中国正处于变革发展的，许多社会问题也在这个时代突出地涌现出来。作为结婚主力军的年轻人，他们身上的担子一点都不轻，想好好地谈场单纯的恋爱几乎是一个虚幻的梦境。
中国的经济一直在高速发展着，当它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先富起来的人群后，也引来了弥漫于城市之中的“消费主义”。
恋爱消费，是每个在热恋中的男男女女不得不支出的一笔开销。而由于男性的社会角色影响，这笔开销常常由他们买单。据调查统计，恋爱消费已经占据了年轻人日常支出的首位，平均一对恋人一个月的恋爱消费在一千元上下。看电影、下馆子、泡吧、交通费、通讯费、鲜花礼物，这些一般恋爱模式所必备的交往项目，少则三四十元，多则高达上千元，它们随着爱情温度的上升，也攀上了一个又一个顶峰。
据调查统计，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奢侈品市场，奢侈品牌商店不仅现身上海、北京、广州，也可见于沈阳、天津、哈尔滨和青岛等二线城市，而这一切都有赖于中国城市人群的推动。
基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消费主义对中国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是一种把无限占有物质财富、贪婪追求无度消费作为人生价值取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消费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早就把消费奢侈品当成自我表达与认同的主要方式。有资料显示，中国年轻人渐成超前消费和奢侈品消费的主体。不少年轻人为了购买奢侈品而不惜透支消费，内地奢侈品消费者已占总人口的13%，大部分消费者为年龄低于40岁的年轻人。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对奢侈品如此狂热，让世界为之侧目。
经济对社会的作用是巨大的，它确确实实影响了我们一代人的消费观和金钱观，甚至是价值观，而这种观念当然也很直接地反映到了我们的婚恋观上。
自强不息，理应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积极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