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均衡理论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均衡理论，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第1篇

一、古典与新古典主义的均衡观

在古典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宏观概念，它基于经济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是：经济体系可以通过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得到有效地协调，并实现有序的运转，这一思想被后来的经济理论进一步发挥得淋漓尽致。斯密通过“经济人”假设、自由市场机制和劳动价值论构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基础。斯密从“经济人”这一基石性假设出发，进而提出了以“看不见的手”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斯密认为，市场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理性经济人的自利选择行为就能够自动地调节整个社会经济，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者的利润目标。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里，整个经济是沿着均衡的轨道稳步发展，人们各得其所，经济行为人得以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

在新古典理论中，均衡是基于个体行为人的满足和与计划相互一致的一个微观概念。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是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主流经济学都提倡建立经济体系的形式化分析，并采用均衡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运用数学模型来表现一个封闭系统。在马歇尔的微观经济体系里，均衡观念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概念，并与边际分析和连续性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已经意识到在物理学概念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之间存在着一些熟悉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将新古典经济学当作牛顿力学，这两种理论都是基于“原子主义”的，且都借助摩擦力和均衡概念，体现着机械论的色彩。

新古典主义从物理学中引入了类比并运用理性机制促成了瓦尔拉斯均衡概念的形成，它认为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就象在不完全市场中若干行为人的博弈行为，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上的精巧框架或是一个带有约束的理性选择统一范式的均衡系统，这意味着所有的行为人都能在约束条件下实现最优化行为。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论通过借助一个无所不能的拍卖人假设，抽象掉了所有非均衡调整过程和均衡的稳定性，从数学上严格论证了所有商品和要素市场能够同时达到均衡状态，商品及劳务价格等完全为人们所知。在以供求均衡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理论命题和基本分析框架里，各种交易活动视为自我一致的领域，利润最大化和均衡成为其理论体系的两个重要支柱，经济学理论完全可以依照牛顿的经典力学方法来建立。后来，经过阿罗和德布鲁等人的努力，新古典理论重新在更一般的公式化体系中得以更精致化，这个框架就是阿罗—德布鲁范式。阿罗—德布鲁范式最基本的性质是其所要求经济运行的最大协调性与在其所允许的目标和资源使用上的丰富多样性并存，消费者不同的需求都可以通过生产者自愿供给而得到满足。在这个范式中，每个经济行为者只需考虑自身的偏好、利润和价格，他们完全有能力预测所有未来的价格，即具有理性预期。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阿罗—德布鲁范式也成了现代经济理论的中心结构及经济研究的主要参照系。

二、宏观经济分析中非均衡观与均衡观的争论

按照新古典主义正统的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可见，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凯恩斯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通过论述其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凯恩斯及其以后的追随者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的扬弃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基础、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并借助上述范式转换开创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它的理论，而在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冲击。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把新古典经济学可接受的那部分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对接起来，形成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的所谓新古典综合学派，并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该学派在方法论上坚持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在微观理论方面承袭了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和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里抽掉了凯恩斯关于预期的非理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主要论断，从而将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理论纳入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截然不同的范式基础使这种对接或综合必将面临困惑和矛盾。

现代货币主义则致力于将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学拉回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上去，无论是在分析个人消费行为还是在论证货币需求上，也无论是在讨论失业问题还是在讨论通货膨胀时，货币主义者们的研究也始终遵循着正统微观经济的思维范式，即个体优化决策基础上的供求均衡。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通过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并增添理性预期等新的假设形成其范式基础，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该学派假设：市场能够自动地、连续地和迅速地出清，因而是均衡的；经济主体不但是理性的最大化追求者，而且他们对经济变量的预期也是理性的，即经济主体的预期不存系统性的误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基础完整地坚持和发展了新古典理论的范式基础和理论体系，并且以更精确的形式表达出来，它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均衡，宏观经济变量与正常值的偏离是各种货币、技术等冲击的结果，并最终得出了其所谓“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命题”。

后凯恩斯非主流经济学则摈弃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关注非均衡、非市场出清和随时间的变动特征，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力的结构，增长和动态性是其核心内容，制度和组织结构则为资源的配置提供了基本的机制，所以对经济扩张路径的无规则本性的解释成为其分析的焦点。后凯恩斯主义的制度主义传统特征在于决定经济行为时，突出强调其居于支配的制度和文化的规则，其经济思想模式关注一个没有均衡的经济学，它不再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而是研究经济系统如何随时间变动，并创造、生产、分配和使用来自社会的剩余如何能够扩大其产量。扩展的路径是非均匀的，并可能以无法预见的方式改变经济系统的本质。因此，经济过程被看作是无规律的，具有循环和累积因果特征。主流经济学把经济系统看作是一个封闭系统，而非主流后凯恩斯主义所处理的是一个开放和结构化的系统，它强调结构的转换，所基于的推断方法不是归纳或演绎而是诱发的，这种理论能够对给定的现象分析其所强调的关系、结构、条件和机制。

该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多所坚持的均衡理念是“最初由瓦尔拉斯所建构的一般经济均衡，后来被我们这一时代的数理经济学家予以发展，并且附以不断增加的优雅、准确和逻辑精确。”[2]卡尔多对正统均衡理论描述不充分问题的关注，形成了他对均衡经济批判的实质性基础。他通过对三个关键性领域的分析，阐述了其理论的要旨：第一个领域是关于市场是如何运行的，并且其运行模式被市场出清的价格体系所排除；第二个领域是价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竞争是如何在不完全竞争的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个领域是对递增收益的经济学意义的考察。[3]卡尔多还引述了建立在演化范式基础之上的更大的马歇尔式框架，以支持他对均衡经济范式的批判。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其研究方法实质上是脱离现实世界的一种抽象理论。为此，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针锋相对，它通过引入粘性价格这一重要假设，认为名义变量的波动影响实际变量，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着重考察市场的不完善性，即把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粘性等作为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几乎所有新凯恩斯主义者都不赞成均衡理论，他们力图寻找市场非均衡变动的证据，并发展了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他们从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市场、非对称信息和异质性劳动等方面来论证市场非出清及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工资调整只是逐渐缓慢的调整。他们通过把理性预期思想和自然率假设结合进模型中，体现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如何产生意义深刻的影响的。因此，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根本的对立，就是各自坚持不同的范式基础，在范式层次上对于自由市场机制的不同观点。

当然，同均衡理论一样，非均衡经济理论的框架仍深深植根于传统的均衡分析，它还依赖于很多均衡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仍没有跳出均衡经济的框架之外寻找更深层次的历史、社会、文化及体制等因素的影响。

三、经济演化观的形成与发展

演化思想的萌芽很早就已存在于经济理论中，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就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演化的两种理论，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经济分析的形式化分析时，其演化思想便无法纳入新古典的最大化分析框架中而被人们逐渐“遗忘”掉。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也指出，经济学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生物学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经济分析对力学上的类比性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均衡这个名词。马歇尔虽然强调时间、报酬递增及时间不可逆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意义，但他意识到基于生物学思想构造经济学理论的困难，所以不得不采用均衡分析框架。事实上，经济系统和生物系统一样，演化主要是两种机制推动的：一个是创新机制，通过系统的创新产生多样化；一个是选择机制（注：选择机制是指经济系统的制度背景会有利于某些惯例，而不利于另一些惯例。因此，选择将改变习惯的扩散及其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方式，所以社会经济演化可看作是对多种制度进行选择的过程。），即在这些多样化中进行筛选。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种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演进的分析框架，把其创新理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联系起来。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植根于过去的经验传统和习惯模式，主流经济学是局限于“静态的分析不仅不能预测传统的行事方式中的非连续变化的后果，它还既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性革命的出现，也不能说明伴随它们的现象。”[4]

早期的制度学派从一开始就摒弃了新古典范式，用一种不同的历史主义的范式特征来透视制度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制度经济的基础包括视经济为一复杂的演化系统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从而与视均衡为正常理想状态的理念格格不入。缪尔达尔坚持制度学派的方法论原则，认为经济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在一个动态经济社会里，社会各因素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变化中进行的。加尔布雷思坚持演进和整体的方法，反对新古典的均衡概念，他采用演进概念来取代新古典的均衡概念，演进思想在其方法论中居于核心地位。凡勃伦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演化看成是经济系统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主流经济学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是采用先验和静态的模式，分析的结果只能与实际现实相背离。凡勃伦的制度主义传统是以演化和过程为导向，强调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结构，这些制度和组织结构提供了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他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倚重的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积性因果”（注：累积性因果概念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他过去的经历和所处的文化、宗教、环境和遗传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具有累积性。）概念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强烈的历史累积。同时，凡勃伦还相信人类社会经济的演进又体现出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可能会导致迥然不同的结果。哈耶克的演化思想来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得以用进化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并且社会的演化是自发秩序的，是通过系统自组织来进行，其自发秩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演化理论。他认为，规则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群体间自发竞争和选择规则的过程，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人们理性设计的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是在新古典分析范式内发展起来的，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经济人假定、稳定偏好、均衡和最大化分析等，但是它的某些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突破了新古典范式。诺思对制度变迁的研究，经历了对新古典范式怀疑和修正的过程，展示了自我否定的勇气。诺思用新古典框架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源于他对新古典方法论的坚定信奉；随着他对历史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了新古典理论在解释重大的历史变迁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进而开始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修正：“长期变化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个人和组织的企业家所进行的学习。为了建设性地探讨人类的学习性质，有必要废除作为经济理论基础的理性假设。”[5]最终使他背离了居于主流经济学核心地位的自动均衡标准，走上了一条将制度变迁看作是进化的、非最优的、路径依赖的反叛之路。

近年来，在非主流宏观经济领域十分引人注目的是经济演化理论的异军突起。经济演化理论起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该理论借用进化论概念，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并强调以生物进化论原理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基础。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连续分散的，它把经济的演化过程看成是一个自行选择的学习过程，注重对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的考察，侧重分析结构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演化是非线性的、远离均衡状态，拥有多种选择的方向；惯例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尼尔森在和温特合作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中，运用了其在产业经济学方面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具体体现在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定的反对，他拒绝经济行为人在最优化意义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变迁代替最优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一些核心假定，并关注学习的复杂过程和知识的代际转换；同时尼尔森和温特还发展了一个可选择的用于分析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理论框架，用一个演化模型代替最优化模式。

总之，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更加符合现实经济。

四、结语

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总是被认为最符合科学标准的学科，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证伪主义，或者是库恩的范式学说，都是以物理学作为蓝本的。经济学也把自己极力类比成物理学：马歇尔深受牛顿力学的影响，建立起均衡分析经济学，它与经典力学共用的是一个范式，都广泛认同以机械论和决定性为硬核的思维范式。新古典主义机械地将经济主体的行为仅仅与过去和现在的某种激励力量相联系，理性的、遵循最大化行为的主体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在均衡世界里，所有预期必定通过发生的事情而实现。凯恩斯自称受爱因斯坦影响，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主张发展一个广义的经济学，但仍不足以对新古典范式产生根本性的变革，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被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的机械论、还原论所同化。

经济演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是根据一般的行为经验、习惯等日常惯例进行选择的，它们形成人类行为选择的价值体系。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假说，不仅成为经济演化理论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依据，也是整个经济演化理论的一个基石。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仅仅关心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的选择，而忽略了人们对制度本身的选择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均衡对于理解经济演化没有多大意义。基于惯例和选择环境为基础的演化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均衡体系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把经济演化思想和传统经济理论框架有机整合，用超越静态均衡分析的眼光审视和认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变历程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也孕育着某种新经济理论框架体系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2-11-12

【参考文献】

[1]　易宪容.交易行为与合约选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2]　N.Kaldor.The  Irrelevance  of  Equilibrium  Economics[J].Economic  Journal  82(4):1237,1972.

[3]　T.A.Boylan  and  P.F.O  Gorman.经济学方法论新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4]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　诺斯.时间进程中的经济绩效[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6).

[6]　A.A.alchian.Uncertainty,Evolution,and  Economic  Theor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58,1950(6).

[7]　L.a.Boland.The  Founda  tions  of  Economic  Method  [M].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1982.

[8]　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9]　G.Dosi.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10]　胡代光.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　尼尔森，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第2篇

关键词：新古典综合派 新剑桥学派 凯恩斯 时间维度

凯恩斯之后，在对凯恩斯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上，以萨缪尔森、托宾、索洛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美国剑桥）与以罗宾逊夫人、卡尔多、斯拉法等人为首的新剑桥学派（英国剑桥）就资本理论、分配理论、发展理论等众多领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两个剑桥之争的实质是如何发展现代经济学的问题，形式上则表现为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的两个支派怎样做才能真正继承和发展凯恩斯理论的问题。在如何继承和发展凯恩斯理论这个问题上，两个剑桥学派之间同样充满了分歧，其中有一个根本性的分歧，就是他们对于凯恩斯如何认识和处理时间的不同解读。

凯恩斯革命以及凯恩斯对时间的处理

在凯恩斯之前，由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所倡导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供给将创造自己的需求”原理以及货币中性原理等早已深入人心。对这些基本原理的信仰使得经济学家们相信：真实工资的迅速调节能带来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因此，充分就业均衡是劳动市场的常态。过去的历史对现在没有什么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对现在也没有什么影响。凯恩斯试图摧毁这些传统，对于时间维度的处理就是他破旧立新的突破口。

凯恩斯认识到“在生产者付出成本到最后的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期间，往往是有一段时间间隔的，有时甚至是很长一段时间”。雇主无法确定产品在未来的销售情况，只能尽量做一个最好的期望值。只要生产需要时间，雇主就只能依靠这些期望值。雇主们脑海中的这些期望值决定了雇主提供的就业量。期望值一旦变化，就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逐步地影响到就业量。任意找出一个时点，这个时点上的就业量不仅取决于现在的预期状态，还取决于过去某段时期中的许多预期状态。但由于过去的预期已为今天的资本设备所包含，所以就业量就可以在参考今天的资本设备的情况下，根据今天对未来的期望值而定。

可见，凯恩斯在发展自己的就业理论的时候，通过使用预期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连结在了一起。过去包含在资本存量中，但人们却苦于无法突破对于未来的无知，在动物精神的驱使下，投资量会出现剧烈的变化，就业量也会随之发生剧烈的变化，非自愿的失业将会出现，充分就业不过是一种特殊情况而已。

凯恩斯在其经济理论中，将经济周期归结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和利息率的交互作用，但最终还是归结为人们对未来的处理。人们在面对时间的时候，既有理性的一面，又常常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人无法冲破时间的藩篱，最终必被时间戏耍，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化体现的正是时间的力量。

在凯恩斯之后，出现了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所倡导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和以罗宾逊夫人为首的新剑桥学派倡导的后凯恩斯经济学。二者之间都宣称自己才是凯恩斯宏观理论的真正继承人并展开了激烈论战，史称两个剑桥之争。

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理论的“均衡式”解读

新古典综合派区分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凯恩斯的理论以及一系列基于凯恩斯理论的新成果被综合在一起形成宏观经济学。这种宏观经济学被称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继承了凯恩斯的积极干预的政策主张并保留了凯恩斯总需求-总供给的分析框架。但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这种修正和发展主要是去掉了凯恩斯分析中的非均衡理论，而使用均衡分析的方法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重新梳理和改造。将凯恩斯的理论又带回了瓦尔拉斯的均衡世界。

希克斯于1937年4月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一种建设性的解释”的文章，提出了IS-LM模型的最初形式。此后，用IS-LM模型解读凯恩斯就成了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做法。从IS-LM模型中可以方便地推导出总需求曲线AD，总供给曲线可以通过短期生产函数和劳动力市场的均衡推导出来，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将凯恩斯理论的要点用四个方程联立的方程组表达：

商品市场均衡，IS方程：i（r）=s（y）

货币市场均衡，LM方程：M/P=L（r，y）

劳动力市场均衡：D（W/P）=S（W/P）

短期总量生产函数：y=y（N，K）

其中，i表示实际投资，s表示实际储蓄，r表示实际利率，y表示实际产出，M表示名义货币供给量，P表示名义价格水平，L表示货币需求，W表示名义工资水平，N表示就业量，K表示短期中固定的资本数量。联立前两个方程可以得到总需求方程，联立后两个方程可以得到总供给方程，联立总需求方程和总供给方程就可以得到均衡产出和均衡价格水平。上述模型可以用图1来表示。在图1中，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相交于E点，E点对应着方程组的解。均衡价格水平为P0，均衡产量为y0。要保证上述模型的成立，三个假设条件是不可缺少的。第一，价格具有完全弹性；第二，价格预期具有单位弹性；第三，不存在货币幻觉。第一个假设条件完全忽略了凯恩斯关于工资和价格刚性的论述，第二个假设条件完全忽略了凯恩斯关于不确定性的论述。因此，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通过去掉凯恩斯理论中的非均衡思想，将凯恩斯的理论又强行纳入了一般均衡的框架之中。

新剑桥学派的历史观

新剑桥学派的后凯恩斯经济学不同意新古典综合派的上述做法。认为这是对凯恩斯理论的刻意歪曲。既忽略了凯恩斯关于价格刚性的论述，也完全没有涉及分配问题。由于储蓄分为资本家储蓄和工人储蓄，简单假定投资等于储蓄就是不合理的。罗宾逊夫人曾指出稳定均衡的实现至少依赖于六个条件：实际工资与人均产量同步增长；工资和利润的分配比例保持恒定；资本存量与人均产量在扩张速率上保持一致；储蓄率恒定；投资能保持必要的速度；稀缺约束能被技术进步所打破。罗宾逊夫人随即论证，这六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在现实中都难以实现。新古典综合派试图将凯恩斯理论拉回一般均衡轨道的做法是太过于天真。

在新剑桥学派看来，凯恩斯革命的真正精髓就在于从均衡观走向了历史观。均衡观认为经济变量在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力量的相互作用之下可以达致一种均衡状态。无论是商品的价格和数量、利息率还是就业量等，都会在市场供求的作用下达致各自的均衡状态。不难发现，均衡观在解释经济运行时持一种静止的、永恒的观点。历史观则要通过对时间的引入来打破均衡观的藩篱，采用历史观，就意味着要正视昨天和明天之间的不同，要正视导致经济系统当前状态的历史因素和其面向未来时的不确定性。就像罗宾逊夫人指出的那样：“现在就是介乎已逝的过去和未卜的未来之间的时刻”。罗宾逊夫人强调从均衡观走向历史观是凯恩斯的一个重要贡献，而新古典综合派却将凯恩斯理论置于均衡框架之下，使得凯恩斯的理论与真实的、历史的时间相脱节，变成了纯粹的毫无历史特征的数学模型。

为了表明均衡观和历史观之间的区别，如图2所示，根据均衡观，均衡的物价水平是在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的交点处决定的。开始的时候，均衡的物价水平以P0来表示。后来，由于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动到了AD1，均衡物价水平因此从P0上升到P1。

但这显然不符合凯恩斯本人的观点，凯恩斯认为物价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货币工资率。而一个国家的货币工资率则是由历史因素决定的，并受到近期能够影响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力量对比的那些因素的影响。新剑桥学派认为凯恩斯有关货币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的观点是对均衡观的重要否定。另外，新剑桥学派在其价值理论中，突出强调利润加价对于价格的影响。利润加价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独特的历史特征。在分配和增长理论中，他们强调分配状况取决于投资率，投资率的变化受到历史、制度、习俗、心理状态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新古典综合派和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有着共同的努力方向，那就是通过高度抽象和数学化、形式化来构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可以超越历史、超越国别、超越不同的文化和制度直至超越了时间。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的经济理论完全抛弃了对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分析，而局限于人与物的关系的分析。只要一个社会中还在使用生产要素进行生产，他们的理论就是适用的。与之相反，新剑桥学派强调用历史观去替代均衡观，强调过去是不可逆的，未来是不确定的。罗宾逊夫人写道：“时间在两个显著的方面不同于空间。在空间中，物体从A向B的运动可以改变为物体从B向A的运动，但在时间中，可行的总是最为严格的单行线交通规则。在空间中，从A到B的距离与从B到A的距离其长短是一样的，但是在时间中从今天到明天的距离是二十四小时，而从今天到昨天的距离则是无穷远，就像诗人常说的那样”。因此，新剑桥学派强调经济分析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应该与特定的制度、文化相适应。

对两个剑桥之争的评价

在两个剑桥的争论中，以新古典综合派取得完美胜利而告终，新古典综合派被称为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而新剑桥学派则被打上了“异端”的标签。这是由多种原因共同导致的结果。首先，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和政策符合西方国家政府的利益。美国这一时期的繁荣和霸主地位的确立也是人们相信新古典综合派所宣扬的混合经济制度的力量。其次，新古典综合派将凯恩斯有效需求管理的思想纳入一般均衡轨道的做法受到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欢迎。最后，美国剑桥一直试图塑造“科学化”的经济学，而英国剑桥则坚守了经济学是人文学科的信念。但是，事实上，在对凯恩斯思想的解读上，新剑桥学派的确更加接近凯恩斯的原意。凯恩斯的《通论》中充斥着非均衡的分析，其对于历史和未来不确定性的强调也迥异于后来的新古典学派。

参考文献：

1.凯恩斯著.宋韵声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华夏出版社，2012

2.琼·罗宾逊著.陈彪如译.现代经济学导论[M].商务印书馆，1982

3.汉森.徐宗士译.凯恩斯学说指南[M].商务印书馆，1963

4.邱晖.经济学的力学、生物学隐喻及其对时间维度的处理[J].商业时代，2012（3）

5.邱晖.重新认识凯恩斯革命：基于时间维度的处理[J].商业研究，2011（11）

6.平新乔，刘伟.均衡与非均衡：两个剑桥之争的实质[J].经济科学，1989（3）

第3篇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官僚主义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 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第4篇

关键词：均衡；演化；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2）-0061-06

经济学研究中的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分野由来已久，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时期。时至今日，这一区分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随着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均衡主义在指导拉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经济改革的失败日益加深。“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破产，表明一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不过是充满傲慢与偏见的“致命的自负”［1］。

20世纪后期以来“演化经济学”的复兴是对经济均衡主义强有力的挑战，它反映了人们寻求能够解释世界经济多元化运行模式研究工具的努力。然而，对演化主义的肯定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对均衡主义的否定。尽管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哲学，但在工具意义上对二者的性质及功能进行严肃而客观的检讨与评估，从而在一个更为一般的框架内将二者进行整合和创造性发展，对于经济学基础体系的创新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研究中的均衡主义：新古典范式的形成与特征

19世纪以来，西方进入了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时期。经济学家对自然科学的崇尚，不但导致了经济学发展对于牛顿力学的机械性模仿，也使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接受了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思想，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成为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研究所遵循的主要方法。

新古典范式中的均衡主义首先是流行于17－19世纪的机械决定论思潮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体现。如同物理世界中各种运动的最终结果必然趋于均衡一样，自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家坚信在经济世界中，各种分散的决策所产生的经济活动也将形成整个经济的秩序。对这一命题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斯密分析了市场经济和分工条件下的协调问题，指出在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社会经济的均衡和秩序能够实现。萨伊接受了斯密学说中的“庸俗”部分，提出了“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的定理［2］。瓦尔拉斯则提出一般均衡的概念，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纯理论”，应当被建设成为如同机械学和力学那样的“数学一物理”科学［3］。马歇尔均衡价格理论表明了通过市场供求力量的相互作用，各种经济过程必将达到一个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的均衡解。20世纪中期，阿罗、德布鲁利用布劳维尔不动点原理成功地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这样，在新古典范式的观念中，均衡是经济世界的一般状态，而各种变化只是经济系统中的偶然现象。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是实际存在的事实，对于这些事实的初始动力或运动过程则不必给予过多的关注，对均衡状态的“偶尔的和暂时的偏离”情况更要排除在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之外。显然，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作为科学主义产物的经济均衡主义，事实上已经发展成为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合理性进行理论辩护的工具，并在19世纪末逐步演化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失去其“科学”意义。

在方法论意义上接受实证主义思想是新古典范式形成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实证主义哲学追求实证知识的可靠性和精确性，强调以“实证”为中心的科学标准。实证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早期实证主义、马赫主义以及逻辑实证主义三代，对经济学的发展均产生了巨大影响，特别是20世纪逻辑实证主义的产生直接对经济学的发展方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逻辑实证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哲学。逻辑原子主义把世界看成由许许多多相互独立的事件或事实简单的加总，否定由这些事件构成的某种统一性，认为了解任何主题的途径是分析，对某一事物不断进行分析，直至不能分析为止，那时所剩下的就是逻辑原子，逻辑原子是分析的基本单位。必须看到，尽管“经济人”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844年穆勒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决问题》一文中，但新古典范式中的个人主义原则无疑体现了逻辑原子主义的基本主张。在新古典范式中，人被抽象成为边沁意义上的精于幸福和痛苦计算的完全理性的经济动物，社会不过是这一个个单独的个人的总和。个人是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和出发点，个人最优则意味着社会最优，实现经济均衡的秘密在于对个人行为的分析中，因此寻求和论证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家乐此不疲的目标，经济学研究的个人主义方法原则成为新古典范式方法论的重要内容。

逻辑实证主义继承和发展了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排斥形而上学，强调可证实性原则，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科学标准的确立：（1）科学是具体的，它只能提出和解决现实对象的有限问题；（2）科学是经验的，经验是科学的起点以及内容和检验标准所不能超越的基础；（3）科学是精确的，科学结论必须通过方程以及数据等量化方式来表示；（4）科学是可检验的，科学结论必须具有能够接受检验的可能性。在这四点中，可检验性原则居于中心地位，因为可检验性原则是具体性的体现、经验性的基础和精确性的保证。可检验性主要包含三个方而的含义：①可检验性是依靠实验来获取科学结论的；②可检验性为具有猜测性质的假说转化为科学提供方法论途径；③可检验性意味着结论在可控条件下的可重复性，而可重复性为检验的客观性和现实可行性提供保证［4］。

逻辑实证主义还实现了逻辑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结合，特别是对数理逻辑的引入，精确了经济变量在逻辑上的严格关系，体现了科学理论构成对经济学公理化和形式化的要求。首先，根据这一要求，经济理论中的全部陈述必须安排成一个演绎系统。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分析基础》一书，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和方法转译为一致的数学形式，实现了最大化原理与一般均衡原理的综合，这样整个新古典体系就变成了一个建立在演绎推理之上的精致化的逻辑结构；第二，为了揭示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和证明经济系统的均衡状态，一些难以量化和处理的变量统统被“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第三，数理逻辑的引入促进了新古典范式广泛采用定量分析和数据检验风尚的形成。数理逻辑推演以及定量化进入经济学的程度，被认为是检验经济学“科学化”的重要指标，数学在其中被赋予了决定性的角色。

总的来说，以均衡主义为基本特征的新古典范式在其发展构成中鲜明地呈现出以下特点：（1）在理论上广泛使用对牛顿力学的机械隐喻；（2）只关注经济系统处于均衡状态时（即量变条件下）各经济变量因果关系的逻辑演绎，否定了经济系统质变或突变的可能，是对经济系统静态的分析；（3）接受了逻辑原子主义哲学，坚持经济分析的个人主义原则；（4）在理论构成和框架安排上强调公理化、形式化和数学化，广泛采用定量分析和计量分析。

二、经济研究中的演化主义：演化经济学的形成与特征

与经济学研究的均衡主义不同，演化经济学从经济现象的实际出发，以生物进化论为基础，强调经济系统具体运动过程的分析。尽管人们以1982年纳尔森（Nelson）和温特（Winter）的《经济变化的一个演化理论》一书的出版作为现代演化经济学产生的标志，但“演化经济学”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898年凡勃伦发表的《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一文中，而经济演化的思想则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

在达尔文和斯宾塞之前，一些德国社会学家已经在生物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做了广泛的比较，但经济演化思想的真正开始是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并以马克思成功地运用到经济社会中的分析作为标志，马克思无疑是一位重要的演化经济学家。

马克思发现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自然达尔文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类似性，“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5］马克思的演化理论是宏大的，不仅包括经济演化，还包括社会、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演化，它的特点在于，从事物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强调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类比，用演化的观点来研究生产力变迁和社会生产关系变迁，强调阶级斗争的“质变”与急剧的社会革命对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演化的意义，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演化观。诺思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的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6］

演化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是凡勃伦掀起的。凡勃伦首次将达尔文主义引入了经济学，代表了经济思想史上一次新的动向。他提出用达尔文的演化方法和比喻代替机械力学，把达尔文主义的变异、遗传和选择应用于经济学，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新古典范式没有提供一个动态和演化的框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而是采用先验和静态的模式，分析的结果只能与实际现实相背离。他主张经济学应围绕演化和变异这个核心和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中倚重的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其“累积性因果”概念中，他认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外部力量的冲击，也取决于系统内部的演化，人类社会的演进具有强烈的历史累积。但是，凡勃伦没有将他的思想发展成具有一般意义的分析框架。［7］

演化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出现应该归功于熊彼特的研究。熊彼特认为，研究资本主义就是研究一个渐进过程。熊彼特借鉴了生物进化理论，他在1934年出版的《经济周期》中写道：“事实上，正是心理学和动物学，而不是力学，使我们的科学获得了类似的特点，这一点正是有关经济问题所有清新思想的起点。”［8］在熊彼特看来，经济演化是由创新及其所有效果产生的经济过程的变化和经济系统对于变化的响应。在经济演化中，竞争与创新是造成经济演化和性质变化的内生力量，资本主义现实中的竞争不仅仅是价格竞争，而更重要的是新商品、新技术、新供应来源、新组织形式的竞争，后者的竞争的对象不是企业的利润和产量，而是企业的生存。这些变化就是熊彼特“循环流转”的渐进过程和“创造性毁灭”突变过程的演化机制。熊彼特的经济演化思想为后来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输送了营养，但由于熊彼特承认瓦尔拉斯均衡是经济的“有序机制”，他始终在均衡和演化之间徘徊，最终没有超越新古典主义。

哈耶克的演化思想在20世纪后期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受达尔文自然选择观点的启发，哈耶克认为，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自然选择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得以用进化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他认为社会的演化是一个自然的进程，是通过系统自组织来进行，其自发秩序理论就是一种社会演化理论。在哈耶克看来，规则系统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不同群体间自发竞争和选择规则的过程，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9］。与哈耶克同时代的阿尔钦等人也提出了类似的经济自然选择的观点。

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复兴始于纳尔森和温特。纳尔森和温特运用其在产业经济学方面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范式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演化经济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纳尔森和温特之后，演化经济学的各种流派，如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调节”学派等，围绕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产业演化、经济增长、制度变迁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0］

就本质而言，演化经济学源于对机械决定论、逻辑原子主义与静态宇宙观的背离，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与经济均衡主义截然不同的特征：（1）广泛使用生物学隐喻，反对新古典范式的机械隐喻；（2）反对还原论或简化论的做法，即反对经济学研究中的个人主义方法；（3）强调演化过程中的新奇性和创造力，强调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时间不可逆；（4）在承认渐变的同时，考虑突变的重要作用。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演化经济分析中的生物学隐喻并非机械的套用生物学的概念和理论。马克思拒绝纯粹的生物达尔文主义，他警告说：“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人物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中立刻显露出来。”［11］隐喻的使用并不是无界限的，它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研究对象必须是同质的而不是异质的；第二，隐喻词所折射出的世界观应具有基本的相似性；第三，经济演化在逻辑上与生物演化必须契合。

三、均衡与演化：替代还是互补？

长期以来，经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被视为相互对立的经济学范畴，二者的关系，要么是均衡主义替代演化主义，要么是演化主义替代均衡主义。诚然，在本源意义上，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前者借鉴了物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后者则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获得最初的思想灵感，二者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然而，宇宙观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对立并非简单地意味着形而下的工具意义上的不可兼容。经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作为两种经济世界运行规律的解释体系，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世界。在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既需要均衡主义，又需要演化主义，二者是相辅相承的。

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互补，首先表现在它们只是在工具意义上从不同的层面上对同一个对象进行刻画，其功能和目标是一致的。均衡主义将世界理解为存在（being），演化主义将世界理解为过程（becoming），前者分析了经济系统处于暂时稳定时（即量变阶段）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后者揭示了经济系统的核心要素发生突变或质变的演化机制。不管是均衡主义，还是演化主义，只是反映了经济世界运行规律其中的一个侧面，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关于经济世界准确的认知。

均衡主义研究了作为存在的经济世界的运行方式。均衡主义将世界理解成一个静止的状态，而从静态的角度分析经济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首先要将作为整体的世界分割和还原成作为元素的个体，这使得经济均衡主义在方法论上接受了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还原论哲学。考虑到许多因素之间潜在的关联和属性往往不易为感官所感知，要对各经济原子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刻揭示，进而形成理论上的系统知识，就必须在高度抽象基础上，在假定其它因素不变或者不予考虑的前提下，通过对相关变量统计资料的数值计算，采用公理化方式来确定几个主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是新古典范式的简化主义。必须看到，新古典范式利用原子主义和简化主义的方法，对经济系统中核心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实证的论证与检验，其研究成果是迄今为止关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最系统最全面的理论总结，作为一种共同知识，为人们解释和改造经济世界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另外，在新古典范式中，由于对人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的制度、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因素被视为外生变量，排斥在研究范围之外，均衡主义成功地描述了经济系统稳定时的理想状态，从而提供了一个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参照系”。它的意义在于，有了这样的参照系，经济问题的分析就具有了方法的一致性，而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在新古典范式中，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都是经济学家开展研究工作的参照系，它们虽然是不现实的，但却具有极大的价值［12］。针对新古典范式对现实解释力不足的局面，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在不放弃“硬核”的前提下，又开辟了交易费用的分析工具，倡导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初步实现了均衡主义理论框架的进步。

与均衡主义静态分析不同，演化主义研究了作为过程的经济世界的运行方式。演化主义从整体主义出发，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整体结构和有机系统，它不能够被还原为个人或以个人为单位的现象或活动，经济世界只有在与技术、政治、历史等因素的联系中才能体现出自己的真正面目，经济研究的基本对象不是个体现象。在经济研究中，经济学家必须关注经济学思想背后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必须关注历史与制度这些重要的路径依赖要素，因此，演化主义是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和过程的真实经济世界的逻辑模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语言。需要强调的是，离开了传统和现实世界的支撑，经济学研究必然会沉沦于纯粹的文字游戏，从而陷入“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之类命题的中世纪经院哲学纯粹思辨的泥潭，但过于重视传统、现实与各种影响因素，却又不得不面临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分析工具的简陋性之间的矛盾。演化经济学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公理化的理论体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均衡主义具体的研究手段，对于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互补还表现在它为人们提供了两条改造社会的方法，即建构理性与演进理性的方法。均衡主义坚持了静态的、机械的宇宙观，不承认世界的变化，特别是经济世界中核心要素的变化，如果说有变化，这个变化也被假定为瞬间完成，这使得均衡主义在对经济实践的指导中坚持了建构理性的思路；而演化主义继承了哈耶克、波普等人所主张的演进理性的传统，提供了一个基于历史的解释世界的视角。

建构理性又叫建构主义，起源于笛卡尔、培根和霍布斯等哲学家的思想，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建构理性把人抬到了神的高度，假定人生而具有智识和道德秉赋，认为通过这种秉赋就可以对人类文明进行全能的设计，“单纯的理性就可直接为我们的欲望效力，它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建立一个新世界，一种新道德，新法律，甚至能建立一种全新的纯洁语言”［13］。建构理性主义者坚信，一切有意义的社会制度都是而且都应该是基于人的理智进行有意识的演绎过程的结果。然而，由于从本质上讲知识是分散的。市场中所利用的知识都是关于具体个人和具体情境的知识，它分散地存在于每个具体的个体当中，具有情境性、具体性、特殊性，是不可能汇总到一个或者数个头脑中并作为决策的依据的，人往往处于无知的状态，因此个人理性在认识社会生活方面存在极大的局限，建构理性关于人作为一种存在可凭籍其理性就可以超越他所在的文明的能力，只能是一种幻觉。建构理性实际上诉诸的不是理性而是非理性的情感，其结果是“从人神同敬的理想试验图，异化为神人同泣的道德嗜血国”［14］。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梦想，建构理性试图将人类世界变成天堂，但其无意识的后果将是人间地狱。20世纪80、90年代，俄罗斯与东欧国家在经济转型中推行的“休克疗法”使建构理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它对经济的严重的破坏清楚地表明，否定演化主义的建构理性最终将导致理性的悲剧。与建构理性不同，演进理性认为，由于个人理性是十分有限的和不完全的，理性只能渐进地、局部地、在传统指引下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及改进的方向，社会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有机地、缓慢地发展。各种实在的制度，如道德、语言、法律等并不是人类智慧预先设计的产物，而是以一种累积的方式进化而来的。20世纪后期，不拘泥于均衡主义教条的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式的经济改革通过分散试验、经济特区、价格双轨制等方法使我国“大范围制度变迁”取得了成功，很好地说明了演化主义的合理性。［15］

应该指出的是，对建构理性的批判并不是取消建构理性，对演化理性的肯定也不意味着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无所作为，那样无非等于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知识分散化假定驳斥了人类的狂妄和自负，但并非对人类所拥有的关于已知世界的知识的否定，它只是表明人类在未知世界面前应该具有谦虚的态度。哈耶克也并不赞同完全的取消计划和组织，因为它们毕竟是冲突的个体寻求调节和妥协以及实现自利的唯一可依赖的仲裁者，也是行为规则的保护者。也就是，建构理性是必要的，但不是绝对可靠的，对理性的绝对依赖会伤害人的最基本的价值――自由。社会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社会的主体――人是一种有创造性的动物。社会发展的过程根本上是不受人控制的，但人们仍可以利用现有的知识，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去局部地改造它。一种基于有限理性的计划观加上主体的创造性，不但是建构理性和演进理性的结合点，而且也是均衡主义和演进主义的结合点。［16］

四、结论：均衡主义与演化主义的综合

马歇尔在1920年《经济学原理》第八版的序言里指出，对经济世界的理解有两个思路，一个是均衡的思路，一个是演化的思路，前者的基础是“经济力学”，后者的基础是“经济生物学”［17］。长期以来，由于“生物学的概念比力学的概念更复杂”，经济均衡主义成为观察经济社会的主要工具，并取得了霸权地位，但是“引起发展的种种力量，它的基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的困境又迫使人们向演化主义的“经济生物学”寻找突破。遗憾的是，人们在抛弃武断的均衡主义的教条的同时，又似乎陷入了对演化主义的新的迷信。

上述分析表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只是为人们提供了观察经济社会的两种不同的视角，将二者形而上学地视为此消彼长、互相替代的关系，显然有失偏颇。当今世界经济先进与落后、稳定与变革的多元化现象，要求我们在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发展实践中应该同时从均衡和演化两个角度去理解经济系统的存在状态和运动过程。均衡主义解释了经济世界量变阶段核心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演化主义揭示了促使经济系统量变甚至质变的因素及演化机制，在工具意义上，将二者在一个更为宏大的框架内创造性综合起来，具有重大的价值。随着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将发现，经济均衡主义和演化主义不但各自会从对方的理论体系中汲取丰富的营养，而且还将互为对方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英）F.A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M］.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法）J B 萨伊. 政治经济学概论［M］.陈福生,陈振骅 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法）莱昂•瓦尔拉斯. 纯粹经济学要义［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4］杜金沛，邢祖礼. 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科学标准的辨析［J］.财经研究,2005（12）：41－53.

［5］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美）道格拉斯•C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68.

［7］（美）托斯丹•本德•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蔡受百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8］（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何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9］（英）F.A 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M］.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10］贾根良.理解演化经济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4（2）：33－41.

［1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75.

［12］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2）:1-12.

［13］（英）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M］.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52.

［14］朱学勤.道德理想王国的覆灭［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105.

［15］陈平.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转型试验中的作用有限［J］.经济研究,2006（10）：96－106.

第5篇

关键词：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均衡假定；凯恩斯主义；工具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4―0053―06

一、导言

自从《通论》出版以后，西方经济学界对于该书的基本思想及其政策主张的批评，始终没有停止过。一方面，在凯恩斯学派内部，以英国罗宾逊夫人为首的凯恩斯派和以美国萨缪尔森为首的凯恩斯派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大论战；另一方面，新奥地利学派、货币学派等不停从外部抨击凯恩斯主义，特别是包括货币经济周期(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内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不管兴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rianism)如何提出各种各样的价格粘性理论和消费函数来弥补其微观基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之一)，通过建立各种通货膨胀模型来解释经济滞胀(来自现实的挑战)，他们始终回避其均衡假定给其理论带来的非真实性，坚定地从凯恩斯那里得来的储蓄恒等于投资的均衡假定的基础上构建和修改其理论，而固执地置科尔内(或译科奈尔)、贝纳西等人对他们所采用的均衡分析方法的批评于不顾。张建平在其《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也对凯恩斯《通论》中的投资恒等于储蓄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虽然他看到了凯恩斯在论述投资恒等于储蓄的论点时的一些逻辑错误，并得出了储蓄等于零等结论，但他的批评并不是很彻底。而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也再次让我们反思其科学性。本文拟从凯恩斯主义的“投资恒等于储蓄”假定为例来说明其在逻辑上存在的矛盾和与常识的冲突，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反思以均衡假定为理论基础的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科学性，进而希望对推崇进行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的政府和推崇在均衡假定基础上构建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者有所启发。

二、均衡假定的逻辑错误和与常识的冲突

自从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以来，宏观经济学逐渐成为一个比较系统而相对独立的学科，后人将凯恩斯的短期经济增长模型进一步长期化为外生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纵观其理论构建，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市场能够自动实现均衡。但是，正是这个假设将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引入了歧途，对于原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新凯恩斯主义、哈罗德-多马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索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而言，它都是一个难以回避的硬伤。

也许有人会说，宏观经济学就是因为市场在短期内不能自动实现均衡，以均衡为基本理念的微观经济学不能很好地对此给予解释才产生的，怎么会假定市场能够自动实现均衡呢?为什么说假定储蓄等于投资就意味着市场能自动实现均衡呢?

这要从凯恩斯在其《通论》中对投资I和储蓄S的定义说起。凯恩斯在文中认为：

“所得等于本期产品之价值，本期投资等于本期产品中未作消费之用者――那一部分产品之价值，储蓄等于所得减去消费，只要大家同意这些用法(这些既与常识不悖，又与传统相符的用法)，则投资与储蓄自然相等”。

上述关系用公式表示为：

“所得=产品价值=消费+投资

储蓄=所得-消费

故储蓄=投资”(即I=S)

这三个等式就是著名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方程。不管是后来希克斯和汉森建立的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新古典综合派的AD-AS(总供求)模型，还是哈罗德-多马建立的G=S/C的经济增长理论、索洛建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都隐含了这个假定。而且这个命题被后人称为是一个恒等的公理，表示为I=S。可见，凯恩斯的思想影响之深远。

在凯恩斯看来，“所得等于本期产品之价值，本期投资等于本期产品中未作消费之用者――那一部分产品之价值，储蓄等于所得减去消费”既与常识不悖又与传统相符，故将这几个命题作为他的理论基石，其推导的结果是“投资与储蓄自然相等”。

但在凯恩斯的这个逻辑推理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或错误：

第一，把市场不出清这个问题给假定掉了。

“所得等于本期产品之价值”中的“本期产品之价值”与“本期投资等于本期产品中未作消费之用者”中的“本期产品”在内涵上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从实际市场价值――即成交价格的角度来说的，后者是从实物的角度来说的。二者当量不同，岂能比较?更不要说相等了。如果后者一定要与前者相比较，“本期产品”就应该表述为“本期产品的预期市场价值”(两者都以价格为当量，方能比较)。当产品在市场上没有卖出去时，其预期的市场价值显然没有得到实现，从价值量的角度讲，前者(本期产品之价值)就要小于后者(本期产品的预期市场价值)，二者之间的差值就是存货的预期市场价值，即：

存货的预期市场价值=本期产品(的预期市场价值)-本期产品之(实际市场)价值

凯恩斯在此显然将“本期产品(的预期市场价值)”和“本期产品之(实际市场)价值”等同起来了。这实际上等于假定：生产出来的产品的预期价值都能在市场上得到实现，产品没有过剩――即生产多少，就能卖出多少，社会也就能相应地得到多少收入。这其实就把宏观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市场不出清――生产过剩这个问题给段定掉了。如果没有产品(包括劳动力和资本)的过剩，如果生产多少就能卖出多少，社会就能得到多少收入，那么宏观经济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凯恩斯在此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

第二，把消费品和资本品混为一谈、偷换了必要的存货储备与过剩的存货之间的概念。

“本期投资等于本期产品中未作消费之用者――那一部分产品之价值”中的本期产品的(预期市场)价值构成，根据常识用数学等式可以表示为：

本期产品(的预期市场价值)=本期投资(的资本品的市场价值)+消费品(的市场价值)+存货(的预期市场价值)

凯恩斯武断地认为，“本期投资等于本期产品中未作消费之用者……”。按照我们对投资和消费的常识，本期产品中没有被消费的产品包括本期的资本品(其中包括有过剩的资本品，即资本品存货)和本期过剩的消费品(即消费品存货)。凯恩斯的这一论断意味着存货也是已作投资的资本品，即过剩的消费品和其价值未得到实现的资本品都是投资品。凯恩斯在此犯了两个方面的错误：(1)将资本品与消费品混为一谈，这显然与常识相悖，(2)偷换了为了正常经营的需要而作的必要的存货储备(这是一种投资)与过剩的存货之间的概念(没有投入预期价值能带来增殖的生产的资本品存货岂能算作投资品?)。

这一论断的错误之处可以用以下算术式之间的矛盾来说明：

凯恩斯认为，“本期产品中未作消费之用者”(凯恩斯认为就是投资)等于“所得减去消费”(凯恩斯认为就是储蓄)。

即　投资=储蓄　(1)

(1)式的左边=投资=本期产品-未作消费之用者　(凯恩斯的观点)

=过剩的消费品+资本品　(常识)

=过剩的消费品+过剩的资本品+已作投资用的资本品　(常识)

即投资=过剩的消费品+过剩的资本品+已作投资用的资本品　(恒等变形)　(2)

(1)式的右边=储蓄=所得-消费　(凯恩斯的观点)

=已售本期产品市场价值-已售消费品的市场价值　(常识)

=已作投资用的资本品的市场价值　(常识)

即储蓄=已作投资用的资本品的市场价值　(恒等变形)　(3)

由(2)式和(3)式得投资≠储蓄　(4)

则(1)式和(4)式矛盾。

凯恩斯在其通论中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矛盾，正是在于他混淆了资本品与消费品之间的区别、偷换了为了正常经营的需要而作的必要的产品储存与产品过剩之间的区别，即(2)式所示的荒谬论断。

如果存货都成了投资用的资本品，那么当经济出现过剩导致经济危机时，政府和企业紧张什么呢?凯恩斯所担心的需求不足(包括投资需求不足)岂不成杞人忧天了?他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扩大政府支出以拉动投资的政策建议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看来，唯一的解释是，凯恩斯政策建议中的拉动需求的投资用的“资本”与其理论基础中的包含存货的“资本”是有区别的，而且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存货与我们传统和常识所认为的“投资用的资本”的含义是不同的，存货就是一种过剩，一种预期价值没有在社会中得到实现的产品，而不是投资用的资本。作者认为，投资是指购买预期能带来价值增殖的资本品的行为。只有投入在预期价值能够增殖的生产中的资本品才是投资品。

一个经济体只有在社会需要(并且有足够的购买力)的预期能带来价值增殖并得以实现的资本品集合等同于该经济体供给的资本品集合时，该经济体的资本市场才可能出清。那些不具有预期价值增殖的“投资”，对市场出清和经济良性运行以及社会福利的增进是没有实质性意义的，甚至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第三，武断地假定收入获得者只有消费和储蓄两种经济行为。

“储蓄等于所得减去消费”意味着对收入获得者而言，只有储蓄和消费两种经济行为，没有投资行为。这完全漠视现实中还有部分收入者的投资行为，而只看到收入水平在温饱线左右的低收入群体的经济行为，这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

总之，凯恩斯在不符合现实的前提条件下，得出了不符合现实的、一个与他批判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市场出清时所持观点相矛盾的结论――储蓄恒等于投资；而他的追随者们(新古典综合派、新凯恩斯主义)和哈罗德-多马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论、新古典的宏观经济学却始终坚持在这不符合现实的“投资恒等于储蓄”(等)均衡假定下构建其宏观经济理论；虽然他们引入了越来越复杂的数学工具，但对其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却没有丝毫帮助，以至于托马斯・迈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是，虽然数学处理令人眼花缭乱，但是经济学的进展却可以用‘缓慢’一词加以描述。”。

三、对以均衡假定为理论前提的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讨论

按照凯恩斯的说法，市场不能出清是由于工资的刚性。但在其宏观经济理论大厦中，工资刚性除了在谈到市场不能出清的原因时出现过以外，在他的政策建议中却没有看到它身影，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致命的均衡假定，它把市场不出清的问题都假定掉了，市场不出清的原因在有效需求不足和需求管理理论里自然找不到它的位置了。这说明，“投资恒等于储蓄”不仅在其推导过程中存在逻辑错误和与常识的冲突，而且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理论在逻辑上不能自洽。而正是他不自觉地引用了古典主义的均衡假定，使得他并没有能够在现实上真正地与以均衡分析为基本方法的古典主义决裂。

萨缪尔森力图将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有机结合在一起，将投资区分为计划(或意愿)投资和非计划(或非意愿)投资――即存货或者说过剩，通过模糊“过剩”与为了正常经营所做的“必要储备”之间的区别，从而为这个恒等式(或市场出清)的成立辩解，仍然没有逃脱上文所述的凯恩斯所犯的错误――偷换概念、把宏观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假定掉了。

新凯恩斯主义虽然承认凯恩斯主义(原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存在很大的问题、并被普遍认为弥补了许多原凯恩斯主义所缺乏的微观基础，但是仍然在以均衡假定为前提下推导出的IS-LM和AD-AS模型下讨论宏观经济问题，仍然没有意识到均衡假定对其理论框架造成的致命缺陷而与均衡分析方法决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作为古典主义的新版本，更是在均衡假定下构建其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均衡的框架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

既然，如上文所述，在均衡假定基础上构建经济理论的均衡分析方法存在如此重大的缺陷，而且科尔内(或译科奈尔)、贝纳西等人早已对均衡分析方法提出了的批评――均衡假定不符合现实，那为什么从政府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到大学课堂(比如我国目前)仍还充满着对建立在均衡假定基础上的西方主流宏观经学理论的推崇呢?为什么许多优秀的经济学者对于在均衡假定下构建宏观经济理论乐此不疲呢?这究竟是科尔内等人错了、还是推崇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人们没有认识到均衡假定的错误所在呢?除了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诸如上文所述的“储蓄恒等于投资”假定在逻辑上存在的各种矛盾及与常识的冲突、没有更令人满意的可替代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出现和其它的各种原因外，或许还与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采用的方法论――工具主义方法论的迷惑性以及对其批判的不彻底有关。

工具主义者认为，假定是无所谓对错的(因为我们始终不可能对现实作全面的描述)、理论只要在逻辑上自洽和对现实的解释力强就行。崇尚建立在均衡假定基础上的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人们大多以此为理由争辩道：为了便于研究，我们假定储蓄与投资相等、货币供求相等、进出口平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

是的，假定是元所谓对错的。如果单纯从哲学或科学的角度讲――即不考虑学科的特殊性，“一个理论或者假说只要在逻辑上自洽，那么，该理论就是成立的”这种说法是无可挑剔的。但是，经济学不是哲学和数学等形而上学，而是一门以研究人类个体行为规律和社会运动规律为对象、并最终为人类个体或者社会集体进行经济抉择时提供有关真实世界的信息，从而减少人类因为信息的不充分带来的效率损失(或者错误)的学科。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其研究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形而上的思辨，而是为了能为现实的经济抉择提供理论上的指导，这就要求经济学者们在作假定时，可以简化但不能脱离实际，否则，再美妙的逻辑推理和表达形式也对我们的现实选择无益。而且，我们不能全面描述现实不等于我们不能正确描述现实的本质(或主要)特征，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必要全面描述现实(描述现实也是有成本的)、只要“大体上对”或者“差不多”就可以让我们作出较为明智的选择了，我们不能全面描述现实并不构成“假定无所谓对错”成立的充分条件，不能把“允许犯(与现实相比)部分的‘错”’(不一致，下同)等同于“允许犯(与现实相比)完全的‘错’”。

当然，这并不是说工具主义就一无是处，比如强调“理论要在逻辑上自治”、“理论要能解释世界”，作者也是同意的，作者所不同意的仅仅在于“假定无所谓对错”的说法。如果假定也要受到真实性的约束，那么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所采用的均衡假定无疑不满足这个条件。一个建立在均衡假定基础上的经济理论如何能够很好地解释或者分析不均衡的现实世界、并提出有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科学的政策建议呢?如果能够，那倒是令人不可思议了：那还有必要区别真理与谬论吗?

第6篇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 二次调节 所有制改革 转型发展 道德调节

一． 引 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 。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

二．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 。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 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三．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 。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四．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 。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 。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五．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 。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 。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

六．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 。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七．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 。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 。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八．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 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 ：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第7篇

摘要: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但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关注的重心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发展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和亚当•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第8篇

【关键词】投资决策 融资决策 动态均衡

一、引言

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投资时的项目选择决策和融资时的资本结构决策共同决定着企业的盈利性、风险性和持续经营能力。财务管理理论认为企业经营的目标是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要考虑企业的盈利性、风险性和持续经营能力，进而要考虑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和融资决策行为。

自1958年Modigliani和Miller提出MM理论以来，学术界和企业界开始关注企业的融资决策对投资决策的影响。早期的无税MM理论认为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无关，而经过修正后的有税MM理论则认为企业资本结构会影响企业价值。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和企业界已经对企业融资决策会对企业投资决策和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形成了共识。

我国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上述观点。童盼、陆正飞（2005）、童勇（2008）从企业负债比例角度进行研究，得出了负债比例与企业投资规模负相关的结论。江伟、沈艺峰（2004）从企业成长性角度进行研究，得出了负债会导致高成长性企业的资产替代行为而不会导致低成长性企业的资产替代行为的结论。范从来、王海龙（2006）、李芸达、范丽红、费金华（2012）从企业产权制度角度进行研究，得出了国有控股企业的负债率与投资支出正相关而民营控股企业的负债率与投资支出负相关的结论。上述学者均是基于财务学理论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以上结论，而本文则试图探讨运用财务学和经济学理论并借助数学模型来进行企业投融资行为动态均衡研究的可行性，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新的思路。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设想

（一）企业投资决策的理论分析与研究设想

1.财务学理论分析

由财务学理论可知，企业的投资决策主要是为了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这就要求企业所选择的投资项目能给企业带来正收益进而实现企业的价值增值。这里所讲的投资行为，主要是指企业对长期经营性资产的投资。企业在投资决策时，必须考虑投资项目的收益和风险。投资项目的收益体现为企业进行投资所能带来的企业价值增值，这主要通过投资项目的净现值、现值指数或者内含报酬率等指标来衡量。投资项目的风险体现为企业进行投资所造成的未来现金流量和盈利性的不确定性，这主要通过对项目值的考察来衡量。无论是对收益性的考察还是风险性的考察，都要涉及到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指标，这个指标在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动态均衡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2.经济学理论分析

在经济学理论中，产品市场在产品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共同作用下达到均衡状态，此时市场出清，消费者得到最大效用且生产者实现最大利润。在产品市场中，企业作为产品供给者参与市场行为，企业的成本特性以及相应的成本曲线决定了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供给曲线。消费者作为产品需求者参与市场行为，消费者的决策行为以及相应的预算约束线和无差异曲线决定了消费者在产品市场上的需求曲线。产品市场均衡点的变动是与产品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变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一旦企业的成本特性以及相应的成本曲线发生变化，就会引起产品市场中供给曲线的变化，进而引起产品市场均衡点的变化以及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的变化。同理，一旦消费者的决策行为以及相应的预算约束线和无差异曲线发生变化，就会引起产品市场中需求曲线的变化，进而引起产品市场均衡点的变化以及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条件的变化。综上可知，企业和消费者的决策变动都伴随着产品市场均衡状态的波动。企业和消费者在决策时都应当充分考虑到这种波动，并通过对波动后果的分析来判断所作决策的合理性。

3.研究设想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设想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企业投资决策研究。企业的投资是对长期经营性资产的投资，其目的在于获得企业价值的增值。而企业的这一目的与产品市场上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可谓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企业价值的增值是通过在产品市场上的利润增长来实现的。企业对长期经营性资产的投资必然会引起企业成本特性以及相应的成本曲线的变化，进而会引起产品市场中供给曲线的变化，即使产品市场中需求曲线不发生变化，产品市场均衡点以及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变化体现为企业利润或现金流的变化，这将影响企业对投资项目净现值、现值指数以及内含报酬率的计算，进而影响企业对投资项目能够带来企业价值增值能力的判断。由此可知，企业的投资决策会影响到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均衡状态，而企业在产品市场上的均衡状态也会影响到企业的投资决策，二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设想运用经济学和财务学的理论并通过相关模型的建立和分析来研究企业投资决策的动态均衡。

（二）企业融资决策的理论分析与研究设想

1.财务学理论分析

由财务学理论可知，企业的融资决策主要是为了通过合理降低长期资本的成本和风险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这就要求企业所选择的融资方式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和风险来满足其对长期资本的需求。这里所讲的融资行为，主要是指企业对长期资本的融资。企业在融资决策时，必须考虑不同融资方式的成本和风险。不同融资方式的成本主要通过债务融资的利息和权益融资的股利等指标来衡量。不同融资方式的风险主要通过企业面临的资金清偿压力和控制权保持压力来衡量。无论是对成本的考察还是风险的考察，都要涉及到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指标，这个指标在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动态均衡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2.经济学理论分析

在经济学理论中，要素市场在要素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共同作用下达到均衡状态，此时市场最有效率，要素供给者得到最大的报酬且要素需求者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所需的要素。在要素市场中，企业作为要素需求者参与市场行为，企业对要素的需求是由产品市场上消费者对其产品的需求派生而来的。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就必须增加要素投入，当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产品与边际成本或价格相等时，要素的投入达到最优，此时决定了要素市场的需求曲线。要素所有者作为要素提供者参与市场行为，其决策行为及其提供要素所能获得的报酬水平决定了要素市场的供给曲线。要素市场均衡点的变动是与要素市场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变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一旦企业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产品或边际成本发生变化，要素市场的需求曲线就会变化，进而引起要素市场均衡点的变化以及企业获得所需要素的成本变化。同理，一旦要素所有者的决策行为以及提供要素所能获得的报酬水平发生变化，要素市场的供给曲线就会变化，进而引起要素市场均衡点的变化以及要素供给者实现收益最大化的条件的变化。综上可知，企业和要素所有者的决策变动都伴随着要素市场均衡状态的波动，企业和要素所有者在决策时都应当充分考虑到这种波动，并通过对波动后果的分析来判断所作决策的合理性。

3.研究设想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设想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企业融资决策研究。企业融资的目的是为了以较低的成本和风险获得所需要素，进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而企业的这一目的与要素市场上企业追求以较低成本取得生产要素并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可谓是同一问题在不同理论中的表述。企业价值最大化可以通过降低企业获得要素的成本来实现。企业对长期经营性资产的投资必然会引起其对不同资本需求的变化。企业对资本的需求是由其对长期经营性资产的投资派生而来的，企业投资时所需的资金量形成企业融资时的预算约束线，而企业融资时对不同融资方式的选择可以形成企业的无差异曲线，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引起要素市场需求曲线的变化，即使要素市场供给曲线不发生变化，要素市场均衡点以及企业获得要素的成本也会发生变化，进而影响企业的长期资本结构以及相应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并影响企业对不同融资方式的选择和决策。由此可知，企业的融资决策会影响到企业在要素市场上的均衡状态，而企业在要素市场上的均衡状态也会影响到企业的融资决策，二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设想运用经济学和财务学的理论并通过相关模型的建立和分析来研究企业融资决策的动态均衡。

（三）企业投融资行为决策的动态均衡分析与研究设想

根据财务学理论，企业在投资决策时确认投资项目的可行性是通过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和企业的利润或现金流计算投资项目的净现值、现值指数或者内含报酬率等指标来判断的。企业在融资决策时确认融资成本的大小是通过不同融资方式的使用比例及其融资成本计算融资资本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来衡量的。由此可见，企业的投融资决策通过企业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联系起来，二者在决策时相互影响，因此，可以认为企业在投融资决策时存在着动态均衡关系。为了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企业决策者必须对投融资决策进行统筹考虑，找到能够使其都达到最优的均衡点，该点应是能满足企业资本需求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小点。

根据经济学理论，产品市场上的企业供给行为与消费者需求行为共同决定了产品市场的均衡点，该点代表了企业在产品市场上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同时，要素市场上的企业需求行为与要素所有者供给行为共同决定了要素市场的均衡点，该点代表了企业在要素市场上实现要素成本最小化的条件。无论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还是实现要素成本最小化，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与企业进行投融资决策的目标是一致的。可见，要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企业决策者就必须同时考虑企业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均衡，找到能够使其都达到均衡的均衡点，该点即为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点，此时企业的行为是最有效率的。

综上分析，可以设想将企业的产品市场分析与投资决策分析联系起来，将企业的要素市场分析与融资决策分析联系起来，那么，就可以将经济学理论中对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一般均衡分析与企业的投融资决策分析联系起来，进而使得运用经济学理论中的动态均衡来研究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动态均衡成为可能。

三、结论与后续研究展望

综上分析，揭示了企业决策者在投融资决策时出于财务学和经济学考虑的目标共同性，进而设想可以通过经济学理论来对企业的投融资决策进行研究。由于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都较财务学成熟和完善，因此，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进行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动态均衡研究具有一定的优势。

本文通过阐述运用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进行企业投融资决策动态均衡研究的设想，希望能够将经济学理论与财务学理论联系起来，为企业投融资决策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开拓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视野，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童盼，陆正飞.负债融资、负债来源与企业投资行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经济研究，2005，（5）

[2]范从来，王海龙.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投资行为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J].当代财经，2006，（11）

第9篇

一、数学有助于经济学的精深化

数学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性，比如在物体冷却、镭的衰变、细胞的繁殖，树木的生长等等现象中出现的函数：

…(1)

在经济现象中也有其现实意义。

假设本金为Ao，利率为r，期数为t，每期结算次数为m，则本利和Am为：

…(2)

通过实践我们知道，当本金Ao，利率r及期数t不变的情况下，每期结算的次数m变大则本利和也变大；m减小，则本利和Am也变小。那么通过增加每期结算次数而增加的收入会不会无限增大呢?这一问题显然用经济理论难以阐明。运用微积分中的极限理论既可得出精确的结论。我们对(2)式求当m∞时的极限得：

．

说明当每期结算次数m无限制变大时，本利和不会无限制地增大，而是逐渐趋向于常量 ，由此可以看出数学方法可以准确地阐明经济现象中某些内在的本质问题，仅用经济理论与语言去分析经济现象是缺乏说明服力的。而且由于现代经济现象的复杂性，需要借助更多的数学方法。数理经济学的诞生与发展说明数学的各个分支如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微分方程甚至极其抽象的拓扑学。泛函分析，微分流形等广泛适用于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越抽象的数学工具越适合分析实际上十分复杂的事物。经济学家运用数学形式能够对经济理论进行严格检验，所达到的严密性与传统的经济学研究形成鲜明的对比。当代杰出成就的经济学家如萨谬尔逊(著有《经济分析基础》)、瓦尔拦斯(建立了一般的均衡价格模型等)、杰文斯、阿罗.德布鲁等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家都具有相当高深的数学知识。数学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语言，一种方法使之能够对具有高度复杂的经济系统进行有效的研究。

二、数学对经济研究的先导性

数学诞生于客观的物质世界，但它的研究发展却超脱于物质世界。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例如圆周率在小数点后精确位数的确认，由常量分析到变量分析，笛卡儿坐标系的确立，极限的认识等数学知识，每前进一步都对自然科学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人类对数学的探索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其理论体系日臻完善，经济学家一旦掌握并运用数学方法指导经济理论，便能迅速达到该领域的前沿。在经济学研究的几百年历史中，近代经济学家运用数学方法后，经济理论的研究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库诺、屠能、戈森等人运用数学方法(主要是函数关系式微分方程组)建立经济理论的轨道。从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从局部均衡分析、单个市场均衡分析、一般均衡分析到动态均衡分析，从完全竞争分析到买方和卖方的多种垄断分析、从市场效率分析到市场缺陷分析等等却是数学在西方经济学中的最新应用成果。

阿罗.英特里利益特将数理经济学的发展所做的十一个方面的归纳，比如整体分析即人们把微积分与拓扑学结合起来，用以研究在经济发生变动时，经济均衡及偏离的性质；对偶理论即把集合论与微积分结合起来研究经济问题，最优税收，最优增长理论的多部门增长模型，无一不是数学在经济方面的应用。

第10篇

传统经济学将市场分为四种类型，后来又有可竞争市场理论，但是，经济学最经典的市场仍然是完全竞争市场。一般均衡理论以此为基础，只有经济或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才能得到一般均衡和资源有效配置的结果。然而，一般均衡理论的缔造者瓦尔拉斯却没有使用一个精确的完全竞争定义。根据施蒂格勒的总结，完全竞争概念是在亚当•斯密提出的观点的基础上逐渐演化和完善成现在的含义。也只有使用现在的含义，才能构造出一般均衡理论。亚当•斯密和马歇尔等早期经济学家都认为竞争既包括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也包括消费者之间为获取有限供给商品而展开的竞争。但科尔奈在《反均衡》一书中将市场状态分为买方市场、卖方市场和均衡，科尔奈将前两者分别称为压力状态和吸力状态，两者都是非均衡，前者存在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后者存在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在均衡状态下没有竞争。科尔奈出身于社会主义国家，曾亲眼目睹短缺，所以，将卖方市场列为市场常态的一种，而市场经济的常态主要是买方市场。其他论者也有这类划分。为了简化起见，本文只关注生产者之间的竞争。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对资源有效配置和经济发展是最有意义的。要实现资源有效配置，首先需要完全竞争市场是均衡的。为了使用瓦尔拉斯均衡或马歇尔均衡的概念，完全竞争市场为厂商规定了几个严格的“制度”要求厂商遵守，它们体现在阿罗—德布鲁模型的假定中。该模型假定众多，我们只关心与企业的自由选择权相关的部分，或者说与企业竞争相关的部分。

1.同一市场的所有厂商必须生产相同质量的商品，这质量包括商品的物质特性、获得时间和地点，一旦这三个因素中的一个发生不同，就将产生不同的商品。按照这个逻辑推断，如果有售后服务，售后服务的不同也属于不同商品。同质商品的假定实际上是为了同一个市场内形成一个统一的价格，其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商品使用一个价格，这在均衡时有意义。

2.所有厂商都不能单独定价，只能被动接受市场决定的价格。这是剥夺厂商的定价和调价权，是为形成统一的均衡价格所做的进一步限制。

3.厂商必须使用凸性技术。凸性技术排除了规模收益递增，保证主体的最优化得以实现，进而保证供求函数、超额需求函数、价格调整函数几者之间从前向后传递的连续性。连续的价格调整函数可以满足不动点定理。这几个制度性假定基本上排除了厂商竞争的可能，价格竞争、质量竞争包括技术创新是厂商最基本的竞争手段，因此，很早以前就有众多知名经济学家批评一般均衡中的完全竞争根本不存在竞争。自诩为竞争的最高形式的完全竞争市场居然没有任何竞争。排除了厂商之间的竞争并且做了一系列必要的假定后，一般均衡理论得到了完全竞争经济的一般均衡存在的结论。其中的价格调整函数是一个从价格单纯形到自身的连续函数，它是瓦尔拉斯假想的拍卖人使用的：在超额需求时提高相对价格，超额供给时降低相对价格，直至形成均衡价格。使用不动点定理证明，可以找到一个不动点作为均衡价格。在此基础上，经济学证明，每个竞争性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一般均衡理论使用公理化方法在逻辑上演绎出均衡和资源有效配置结果的同时，并未对市场机制作出完全的说明，主要是如何协调主体间的决策和市场机制中的利益争夺。这是排除企业的竞争手段造成的。一般均衡理论只给出了有效配置的结果，却没有说明配置效率的来源。一般均衡理论与市场机制存在着根本的冲突：一般均衡理论是确定性的静态均衡分析，而市场机制则需要一个动态非均衡的过程才能体现出来。对于市场机制中的协调问题，即使是新古典理论给出的价格协调机制，一般均衡理论也没有给予实证性的解释。一般均衡理论也叫价格理论，它认为是价格调整引导资源配置，最终实现一般均衡和配置效率。因此，价格调整在资源有效配置中是必不可少的，但完全竞争的市场假定强行排除了企业的定价和调价权，这导致它所分析的市场经济缺少价格调整机制。连完成一般均衡存在性证明的肯尼斯•阿罗也意识到一般均衡的价格调整与完全竞争假定的冲突。一般均衡理论的处理办法是坚持完全竞争假定，同时用一个假想的拍卖人来调整价格，它实际上也是均衡的实现过程。价格调整和均衡的实现是资源有效配置中最重要的过程，但一般均衡理论却将它置于一个假想的过程中。对完全竞争最初的一个理解是单个厂商的产量相对于整个市场的产量微不足道，没有能力影响价格，古诺称之为“竞争或竞争效果的极限”。然而，这个含义到了一般均衡理论中就变成了单个厂商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没有影响价格的能力”与“没有定价权”含义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说单个厂商相对于市场总量而言非常渺小，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不足，即使它改变自己的价格，市场价格也不会因此被改变一点。而后者则是说单个厂商没有决定自己价格的权力，这是从制度的角度排除了厂商的定价或调价的权力。熊彼特注意到了这两种竞争含义的不同，他在评论古诺的竞争理论时谈到了这一点。如果没有一般均衡及其效率分析，完全竞争可以使用“单个企业无力影响价格”这个含义，但一般均衡的概念和资源配置效率要求必须剥夺企业的定价权，这可以保证一个市场实现统一的均衡价格。资源配置与利益争夺或竞争的冲突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亚当•斯密之前，人们就担心每个主体都只顾自己利益会导致社会的混乱，亚当•斯密以其力作《国富论》表明，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资源会达到有效配置。但是，在亚当•斯密那里，他没有剥夺厂商之间竞争的权力，相反，他把个体的自由选择权包括厂商价格竞争、质量竞争的权力作为经济与市场发展的动力。对于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而言，价格竞争是竞争过程的本质。一般均衡理论在致力于资源有效配置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利益问题，但它只关注利益最大化选择，以此代表对利益问题的处理。单个主体争取自身利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与其他主体争夺利益，这在市场中就是竞争，二是让自身利益实现最大化。亚当•斯密的理论中包含了这两方面的含义，这两方面自然也是斯密的资源优化配置的应有之义。厂商之间竞争令价格降低到等于成本，且各厂商的利润率相等；每个厂商都实现最优选择是经济整体上最优配置的前提。一般均衡理论所用的静态均衡不可能将这两个含义都包括在内，它只是片面地用最优化来处理利益问题。不仅如此，现在全部新古典经济理论都在用最优化，并产生了三个组合的分析工具：静态最优化与静态一般均衡、动态最优化与动态一般均衡、随机动态最优化与随机动态一般均衡。这些分析工具几乎囊括了主流经济学所有的理论与模型。以一般均衡理论为代表和基础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所用的最优化是画地为牢式的，基本上是给定外界环境下的最优化，不存在任何与其他主体利益争夺的意思。这令一般均衡理论彻底放弃了真正的竞争。

二、模型技术成就了一般均衡和配置效率

任何科学都是在寻找其研究对象的有关规律，就连研究随机现象的概率论也希望得到随机现象的规律，概率论的创始人之一俄罗斯数学家柯尔莫哥洛夫说过，概率论的认识论价值在于对偶然现象集体性大规模考察的基础上研究出一种非随机的规律性。寻找规律就是寻找确定性或确定性的规律。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规律的，而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则试图建立高度确定性的规律，它比其他社会科学的确定性要高，因为，它所得到的规律是用稳定的函数表示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可以精确定量。而鉴于现实世界的经济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及经济主体行为纷繁复杂，经济学模型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全面确定化的过程：只要遇到不确定性或引起不确定性的因素就将其转变为确定性，然后进行逻辑演绎，构建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因此，全面确定化再加上逻辑演绎，这就是经济学的模型技术。崔殿超指出了针对新古典金融模型所进行的确定化，不过，这个内容需要完善。经济学模型所做的全面确定化大体上包括五个方面。

1.主体的行为模式确定化，都做最优化选择。人的行为模式多种多样，有理性的、非理性的。在非理中，行为经济学就揭示并区分了多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属于认知上偏差的有代表性启发式、获得便利性、锚定效应、后悔厌恶、过度自信、过度乐观，属于偏好上差异的有框架偏差、损失厌恶。理与非理几乎肯定会做出不同选择，非理中的不同模式也会做出不同选择，而众多微观主体不同的选择必将对总体上的均衡产生影响。为了排除行为模式不确定的影响，新古典理论假定所有的主体都是理者。这也是做均衡模型所必需的。理假定连带着主体决策所掌握的信息确定化，即信息是完全的。

2.主体最优决策的依据确定化。如消费者选择的是消费品而不是投资品，在给定偏好结构的情况下，本来饱和需求量（如吃两个面包就饱了，不再需要了）和预算约束（即收入）都可以决定消费量，但一般均衡理论假定偏好是非餍足的，连带着假定消费集有下界无上界，实际上就是假定不存在饱和需求量，这样，消费量就由预算约束决定，在价格给定情况下，消费量由收入决定。从这个角度考虑，一般均衡不过是一个收入恒等式。消费量都由预算约束决定，可以保证总量上供求均衡的实现。事实上，在现实中，这种消费由收入决定是穷人的状态，本来还想吃，但兜里没钱了。以饱和需求量决定需求，也实现了效用最大化，如果承认饱和需求量或餍足点的存在，消费者可能存在剩余收入，从总量上存在需求不足的非均衡可能，一般均衡的实现就面临不确定性。经济学在每一种最优行为上都避免行为依据的不确定性，以保证得到确定性的结果。

3.目标单一化、选择变量确定化。生产者唯一确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消费者的目标是效用最大化，并因此假定偏好是稳定的。主体用于最优化计算的目标函数必须是明确和稳定的。如果允许生产者在价格、质量、数量、创新、广告、营销策略上都可以进行选择，生产者在那个变量上进行选择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就很难说，选择变量的不确定性将产生很大的市场不确定性。

4.经济系统中，主体的角色和数量确定化，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亚当•斯密所说的行业的进出在这里事实上不存在了。对于用数学方法精确地描述主体行为的模型来说，主体角色和数量的确定都是必须的。甚至还在主体间做同质性假定，然后分析代表性主体行为。

5.主体间决策协调结果确定化，为此必须做均衡假定。如果微观主体做了最优化假定，则总体上必须有均衡假定与之匹配。奥利弗•法夫罗认为最优化和均衡是联系在一起的，最优化和均衡的强主张相互暗示着对方：在完全竞争模型中，对个体最优化来说，均衡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均衡价格是个体最优化的基本参数，如果不存在均衡或均衡价格不能确定，个体的最优化计算没有意义；对均衡来说，个体的最优化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个体的选择不是最优选择，他随时可能改变自己的选择，当个体改变自己的选择后，市场的均衡就会改变，此时的均衡不是稳定的均衡。为了实现主体间协调结果确定化，还要求主体在其他方面整齐划一，如厂商间实行统一的价格、统一的质量，并且在拍卖者调整出均衡的价格后才能贯彻生产和消费决策。上述五点本身未必属于不确定性，但它们是从根基上消除了市场中的不确定性。经济学模型技术的另一方面是逻辑演绎。逻辑演绎本在科学方法论之内，一门科学不仅需要逻辑严谨，而且需要内生地解释一些现象和问题。经济学现在使用的数学公理化方法更是以逻辑演绎著称。数学上的公理化方法就是指从尽可能少的原始概念和不加证明的原始命题（即公理）出发，按照逻辑规则推导出其他命题，建立起一个演绎系统的方法。供给函数、需求函数、劳动供给函数、劳动需求函数及其他要素供求函数等都是最优化的结果，但是，在早期古诺和卡塞尔都直接使用过需求函数。德布鲁系统阐释一般均衡理论的《价值理论》是完整使用公理化方法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严格的逻辑演绎需要现象或事物间有确定的因果关系，因此，逻辑演绎进一步增强和巩固了前面的确定化。理论经济学崔殿超递增的竞争程度对市场机制及效率分析的冲击追求普适性或逻辑演绎曾经导致一些经济学理论出现偏差，凯恩斯、马克思都曾发生这种情况。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进行确定性地逻辑演绎，得到确定性的结论或命题。对于一般均衡来说，就是肯定能得到一般均衡的结果，万无一失。或然性这种情况都被排除在外。一切多元的、不确定性的都被单一化、确定化，在逻辑上得到一个确定性的结论并不令人意外。经济学能如愿以偿地得到所要的结论还得益于逆向构思过程：先确定结论，该结论需要什么假定就做什么假定。凸性假定就是由逆向构思“推导”出来的：为了能够使用不动点定理，要求相关函数连续，相关函数连续则要求消费者、厂商行为的最优化解存在，后者则需要偏好和技术是凸的。排除众多不确定性依赖的就是非现实假定，这令经济学模型中非现实假定充斥。公理化方法产生于数学，公理本来的含义是天经地义、不言自明的道理，后来，到了形式公理化阶段，公理不再是不言自明之理，仅仅是理论的假设。经济学研究的都是现实中的具体问题，使用公理化演绎得到的命题一定会被人用现实的经验进行检验。公理化方法逻辑严谨的演绎得到的命题并不可靠，也就是说，逻辑严谨的演绎并不能保证经济理论的科学性。考什克•巴苏指出，经济学中最站不住脚的假设是那些不属于公理但却被深深植入这门学科的假设，经济学模型大多都有这种假设。尽管可以做大量非现实假定，但经济学模型仍不是无所不能的。它擅长的分析只是静态均衡，在静态均衡的范畴内，只要做非现实假定，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任何结果，因此正如许多学者都已意识到的，经济学模型的全部结果都已经蕴含在模型的假定中了。这就是经济学的本质主义，我们得到的乃是我们预设的，是循环论证的结果以非现实假定为基础所做的全面确定化，令经济学模型几乎已经从根本上排除了不确定性，这导致经济学的多数模型都是确定性模型，尤其是早期。因此，经济学模型无法刻画市场经济中的真实存在的竞争就可想而知了。现实中的竞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最终产生非均衡结局的可能性很高，竞争起码对竞争者来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成败皆在未定之天。哈耶克认为，结果不可预测正是竞争的价值所在。经济学模型所用的静态分析、最优化分析、均衡分析都不利于对竞争的完整准确的描述，即使使用其中的一个也足以扭曲对竞争的分析。经济学的模型技术不适合用于竞争，但由于竞争在市场经济中几乎无处不在，经济学不容易彻底回避，所以，经济学勉强构造了一些竞争模型，结果效果极差。一般均衡理论所用的完全竞争模型根本没有竞争。

三、实力竞争的市场

实力竞争的市场是一个统一的市场，有统一的货币，市场的各部分之间不存在市场和贸易壁垒。单个主体有常规的自由选择权：厂商有定价权，同一行业的厂商可以生产异质产品，可以创新。显然，市场不再是完全竞争市场。当同一个市场不再实行统一的价格，进而得不到统一的均衡价格，主体最优化以及完全信息的假定都没有必要，因为，放弃了统一的价格和相同的质量，几乎已经不可能从严谨的数理逻辑上得到整个经济的一般均衡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结论，最优化和信息完全都是为这一“市场有效”的结论服务。因此，这类市场可能比较接近奥地利学派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自然也比较接近现实的市场经济。本节的分析将或多或少具有奥地利学派的风格。在这种市场上，厂商恢复了常规的价格竞争和质量竞争。这是市场经济中企业本来就应该拥有的竞争手段。与完全竞争市场的无竞争相比，这种市场赋予厂商很多竞争手段，这已经表明后者的竞争程度大于前者。对企业来说，将价格作为竞争手段就是行使定价权以争取自身利益，古诺就让企业选择价格而不是产量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但是，具有一般意义的价格竞争是通过降价扩大市场销量，在市场上排挤竞争对手。这种竞争是消除亚当•斯密所说的额外收益的手段，后者也就是所说的完全竞争厂商长期均衡的零利润状态，这被看成是资源有效配置的一个标志。这意味着在实力竞争市场上，竞争有与资源优化配置一致的一面，实际上在亚当•斯密那里，竞争就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手段。这是厂商决定的内生的价格所产生的竞争作用。对企业而言外生的价格具有引导企业资源配置或改变资源配置的作用，如市场的价格。市场价格升高，企业可能增加生产或追加投资。由于各企业的价格不再统一，市场价格可以理解为市场均价。企业根据市场价格决定产量水平。我们看到，只要赋予企业应有的权力，市场中就可以看到企业间的竞争，也可以得到市场机制。质量竞争是企业在实力竞争市场的另一种基本的竞争手段，很多情况下它意味着创新。创新是指厂商发现或开发出一种完全新的东西，一种新的投入品来源，或是一种新的组织生产的方法、一种新产品、一个新市场等。厂商会因创新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且常常是巨大的利润。除了价格竞争与质量竞争外，厂商还可以采用广告等其他一切竞争手段。实力竞争市场不再限制企业的自由选择权，这主要是因为它已经无法进行严格的逻辑演绎，从而理论变成开放性的。竞争的另一面是，它对资源配置有破坏作用：

1.竞争导致市场内生的不确定性，其中的主体很难知道行为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比如一项投资是盈是亏，销售是多是少，企业的未来前景如何等。但哈耶克将其看成是竞争的价值所在。

2.与第一点相联系，企业在不确定性下决策就会有盲目性，于是很容易产生过度竞争。过度竞争在经济学界很早就受到关注，它是指产业中企业数量过多、产能过剩、企业利润过低甚至亏损等现象。过度竞争是供过于求，属于典型的非均衡状态。迈克尔•佩罗曼甚至认为竞争容易导致不稳定性和萧条，如果没有市场的法律、习俗创造出的惯性，市场将更加不稳定。

3.当允许企业进行价格和质量竞争的时候，竞争性行业容易走向垄断或集中，而垄断和集中被认为不利于资源有效配置。这就形成了经济学中规模经济与自由竞争之间的“马歇尔冲突”，这已经成为产业经济学研究的主题。这些是竞争与资源有效配置冲突的一面：竞争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在市场中引入价格竞争和质量竞争包括其他竞争，厂商的变量选择进而厂商行为就有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是恢复了市场经济固有的不确定性，这样做就把做模型的路给堵死了。在逻辑上就无法得到一般均衡和资源有效配置的结论。这就是一般均衡理论排斥两种实力竞争的原因。只要同一个商品不再实行统一的价格，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连定义都得不到，更无法从逻辑上严格演绎出来，能得到的只是奥地利学派所说的均衡趋势。这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率分析是一个致命打击。要从逻辑上严格地演绎出市场经济能够实现一般均衡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必须使用瓦尔拉斯均衡的概念。在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中，知识的分工特性、企业家的发现和动态竞争等因素都决定了均衡基本上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理论最耀眼的成就就是得到了完全竞争经济的静态一般均衡，但是，如果考虑众多可能的外生冲击如偏好变化、资源禀赋变化、技术水平提高、主体信息水平变化等，这个静态均衡即使真的实现了也没有多少价值，因为在上述冲击下它会转瞬即逝。尽管静态均衡状态没有多少价值，但市场均衡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它几乎是任何经济分析都无法回避的。有市场就有供求，而供求的关系就是均衡问题，即使均衡不存在，但均衡问题一定存在。市场或是均衡的或是非均衡的，它总会表现出供求关系的某种形态。奥地利学派承认市场经济存在均衡趋势。这个均衡是供求均衡，供求之间的协调是在“市场过程”中通过“企业家发现”和“动态竞争”实现的，但这不意味着均衡一定能实现。在奥地利学派的均衡理论中，价格依然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它为市场主体将分散的消费者的偏好信息和生产者的生产能力信息集中反映在价格上，该学派研究了价格机制和价格形成过程。如果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将价格看成是市场供求的协调者，那么价格必须是弹性的。但是，就协调供求关系来说，价格只是一个间接信号，直接信号则是供求本身，即供给直接对需求变化做出反应，而不是经过价格；需求直接对供给变化做出反应。经验研究表明，供给与需求会直接发生相互影响）而不是像新古典理论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都是相互独立的。而且，凯恩斯、新凯恩斯主义者都关注到价格刚性的倾向，后者令价格协调供求的能力打了一个折扣。因此，本文使用一个新的均衡概念：凯恩斯均衡。前面所说的市场存在均衡趋势也是凯恩斯意义上的。凯恩斯均衡是指忽略价格水平的供求均衡。凯恩斯在《通论》中使用的均衡概念就是指忽略价格水平的供求均衡，当然它是总量层面的。同一个市场已经没有统一的价格，这样，价格与供求之间很难建立起精确稳定的函数关系。本文承认价格是引导资源配置的信号，但它是间接的信号，且不是唯一的信号。实际上，只有相对价格变化才有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凯恩斯在《通论》中并没有说价格是不变的，相反，凯恩斯明确谈到增发货币和成本上升都会导致价格上升。价格刚性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在构造IS-LM模型和推导总需求曲线时强加给凯恩斯的，是逻辑演绎的需要。只有价格是刚性的，总需求才完全等于国民收入。在IS-LM模型和总需求曲线中，总需求等同于国民收入。

四、实力竞争与非实力竞争并用的市场

本节分析的市场有以下特征：

1.不存在真正统一的市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不存在统一的货币，二是各主体（即各国）之间存在贸易壁垒，这个市场主要是指国际市场。

2.这种市场的利益单位和主体是各个国家，而不是单个企业，后者常常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所使用的分析方法，用单个企业代表整个国家。

3.既然不存在真正统一的市场，这种市场上主体（单个国家）的自由度很大，也就是说，它有很多手段争取自己的利益。它甚至可以选择是否参加国际市场。现代国际经济包括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等多个方面，全面分析一国在整个国际经济中的得失是非常复杂的。本节的分析局限在国际贸易领域。将整个国家视为一个单一主体会遇到一些质疑，因为一国国内有生产者和消费者，有众多不同的利益集团，它们在利益上存在差异甚至直接对立，在政策主张上存在差异或博弈，各利益集团都试图影响政府的贸易政策，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中存在着对后者的理论分析。新贸易理论以寡头厂商的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它所用的就是以一个企业来代表整个国家，这种方法也有很大缺陷。这个问题反映的是在国际经济方面理论分析的困境和两难选择：无论选择厂商还是国家作为主体进行分析都不是完美的。将整个国家作为一个主体来看，其基础是出口企业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是基本一致的，进一步则是出口企业包括国内企业的利益与消费者的利益也有一致性的一面，出口增加和国内企业增产可以创造就业和国民收入。在国际市场上，一个国家在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都可以与外国竞争，因此，其竞争手段也比较多，它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反映竞争实力的竞争手段，它们的主体是国家，但具体就是该国的出口企业的实力竞争手段，假定企业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都可以使用价格竞争和质量竞争等实力竞争手段，它们将国内市场中的竞争手段用于国际市场。

1.价格竞争。同国内市场的价格竞争一样，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也是以低价争取市场份额为目的。以低价进行竞争会牺牲当前的利润，因此，这种做法是着眼于长远利益，其目标低则保持市场份额，高则是将竞争对手挤出市场。与国内价格竞争不同的是，国际间的价格竞争力会受到汇率、国内货币政策等非实力因素的影响，或者说，国际间的价格竞争力可以人为创造出来。

2.质量竞争。包括产品质量的创新。第二类是非实力竞争手段，它是国家层面的。它可以影响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可以有效保护本国企业的市场份额。

1.汇率政策。一般而言，低估本国货币可以降低本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其着眼点在于促进出口。

2.贸易壁垒。贸易壁垒包括关税、配额、反倾销税、反补贴税、合理评定程序、政府采购、政府补贴、产品检验标准等。政府这类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市场，将其留给国内企业，从而也保护国内的就业、利润、税收。凭实力进行的竞争有利于改进资源配置效率，价格竞争令经济利润为零，要素的收入等于要素对生产的贡献。质量竞争可以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然而，在国际市场，实力型的竞争会受到非实力竞争手段的干扰，令实力型的竞争手段不能再反映真正的实力。人为地低估汇率以提高本国商品的竞争力，此时本国的出口商品价格与外国的同样商品价格相比就不是实力的竞争。各国使用汇率和贸易壁垒等非实力因素是一个主动的行为，它可以使用这些手段，也可以不使用，如当一国出口产品价格本身就具备很强的竞争力时，该国政府就不会动用汇率政策。本国产品在国内市场有竞争力的时候，也没有必要用贸易壁垒保护本国市场。在国际市场，一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由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这个商品的价格本身，它是由该国国内的供求状况、成本水平和国际市场的供求决定，另一个因素是汇率，因此，只有汇率处于一个合理的水平时，价格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才是真正的实力竞争。汇率水平合理的前提条件是不存在出于自身利益而进行人为的干预，但是，即使这个前提成立，汇率也很难确定是否合理。首先，我们假定两国的价格是合理的，它能够反映成本和该产品的稀缺程度，这样，只有汇率与两国价格之比是一致的，汇率才不会影响两国的价格实力对比，这也正是汇率合理性的定义。根据两国货币购买力平价决定的汇率与两国价格之比是一致的，从表面上看，用实际汇率公式计算的实际汇率等于1。但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表明对于CPI这样总体的价格指数购买力平价不成立，而且，经验分析显示对于贸易品购买力平价也不成立。后者意味着购买力平价无法解释短期汇率水平，市场均衡汇率并不必然符合购买力平价。也就是说，即使不考虑人为的汇率操纵，市场汇率也可能对价格实际水平产生扭曲。如果人为地操纵汇率，对两国相对价格的扭曲更严重。一般而言，国际竞争力较弱或由强转弱的国家会使用汇率和贸易壁垒。前者可以人为地提高本国商品的价格竞争力，增加自己的出口。后者则可以保护本国市场和产业。经济形势越是不好，各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越激烈，各国越容易使用非实力手段维护自己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如果国际市场显示出需求小于供给能力的常态，各国动用非实力手段进行竞争也会常态化。在国际市场上，主体间的利益争夺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操纵汇率和贸易壁垒极易引起国际摩擦。一国的货币贬值有利于改善该国的国内经常收支和增加就业，但在增加本国就业的同时，会导致其他国家的就业相应减少。因此，对方国家会进行报复，从而引发贸易战和汇率战，而贸易战和汇率战可能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各国走向封闭，或几个国家成立封闭的小集团；二是各国普遍认识到国际经济关系破裂的危害，建立一个国际制度和机制抑制非实力竞争手段的使用，当年关贸总协定（GATT）和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就具有这种作用。贝格威尔和思泰格尔（2005）认为世界贸易体制的理论基础不是自由贸易理论，世界贸易体制不是为了走向贸易自由化而是为了避免各国政府在单方面改善贸易条件过程中所出现的囚徒困境。当各国间已经建立起较为深入的经济联系后就产生了相互依存，废止彼此间的经济联系，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甚至可能引发经济衰退。然而，世界贸易体制及其规则并不能有效阻止汇率操纵和贸易壁垒。其原因在于：

1.尽管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商品包括其他要素在国际间广泛流动，但人口和劳动力在国际间转移与此不相匹配，只有极为有限的流动，也就是说，各国的利益主体没有改变，当国际贸易竞争令一国生产转移到另一国时，劳动力并不能转移出去，这是各国普遍将本国市场保护起来尽量留给本国企业的深层原因，也是贸易保护的内在动力。劳动力转移滞后不仅拖国际贸易后腿，而且拖整个全球化后腿。

2.各国参与了国际贸易和世界贸易体制，但是各国的还在，并得到世界贸易体制的承认。汇率操纵的具体做法和贸易壁垒中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安全原则等都是各国直接衍生出来的，世界贸易组织对此也无可奈何。各国的在国际贸易中的最高体现就是可以决定是否加入国际市场，即使加入了WTO也有退出的权力。自由贸易理论试图告诉民族国家参与自由贸易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但是，它所依据的贸易利益计算存在很大缺陷：它计算的是静态或短期的利益，而且没有考虑保护本国产业所保住的国民收入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依据这样的利益计算，自由贸易理论指责实行贸易保护的国家为傻瓜。现实中，多数国家都选择与其他国家进行非实力的竞争并没有引起自由贸易理论的反省。本节的市场中，我们已经假定企业有价格竞争和质量竞争的权力，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得到生产可能性曲线，后者是生产的效率曲线转化来的，其基础是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因此，不能使用生产可能性曲线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分析工具进行分析。在国际贸易中，如果制度允许或无力阻止单个国家采取某种竞争手段，那么，该国在必要的时候就会使用这种竞争手段。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微观主体的最优选择与市场总体上的均衡是连在一起的。同样，在非均衡的条件下，市场的非均衡对单个主体的选择也有影响。如果假定国际市场是非均衡的，则可以得到各国之间存在激烈竞争的确定性结论。在经济危机中，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加强就是这个道理。强有力的非实力竞争手段的广泛使用令国际市场只有很弱的市场机制。表现出来的价格不能反映真正的竞争实力，市场选择的不是最强的生产者，无实力的生产者可能受到保护，这样的市场不可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消费不能享受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但市场机制还在，高工资国家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无法与低工资国家竞争。如果高工资国家试图以汇率政策强行提高自己的价格竞争力，国内的金融领域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上都可以使用价格竞争与质量竞争，这与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明显不同，后者假定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只是在国际市场才允许有价格和质量差异，但它将这些纳入到绝对优势、比较优势、要素禀赋等范畴，最终演绎出形成国际分工的均衡结果。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都引入实力竞争，这是本文界定不同程度的竞争时使用的，对本文来说，这是必须的，这是本文分析的逻辑起点。同上一节的实力竞争市场一样，这样做也将做模型的路堵死了，因而，无法从逻辑上演绎出均衡和效率。拉尔夫•戈莫里与威廉•鲍莫尔在承认各国在国际贸易中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和竞争的同时，依然使用均衡分析，其均衡多种多样。然而，如果能肯定或假定各国都在使用非实力手段进行竞争，那么，世界范围内（或两国模型中的两国）整体上的资源有效配置已经无从谈起，此时即使实现了均衡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此时的均衡只是在国际间进行交易部分的供求关系。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两国模型也只能分别考察贸易对两国福利的影响，以此来计算整体的福利所得。原因很简单，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没有一体化的利益格局。当各国在国际贸易中资源优化配置不存在时，剩下的就只有各国之间的竞争了。不考虑非实力竞争，各国在国际贸易中也是一种竞争关系，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对一国来说最佳的结果往往对它的贸易伙伴不利。允许贸易伙伴与本国产业竞争，并以此来提高生产能力有可能使本国全面受损，而不是造福全体公众。这正是非实力竞争兴起的原因。身处其中的民族国家最优选择就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维护好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轻信自由贸易理论的谎言。非实力竞争手段常有陷入囚徒困境进而令国际关系破裂的危险，这凸显了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必要性。

五、总结和结论

本文讨论的市场分为三种类型，这三个市场的竞争程度是递增的。完全竞争市场的没有任何竞争，企业两种最基本的竞争手段价格竞争与质量竞争包括其他竞争手段都被禁止。为了从逻辑上肯定地得到资源有效配置的结论，企业的上述竞争手段必须被假定掉。这样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一般均衡和资源有效配置的结论。其代价是市场机制在该理论中没有得到完整的表达，市场机制包括以价格调整协调主体决策和利益争夺，前者由虚拟的拍卖人操作，后者被排挤掉了，令完全竞争市场及其均衡非常像虚构的神话。实力竞争市场引入了现实中的价格竞争和质量竞争。由于偏离了完全竞争假定，企业有了竞争手段，市场中有了竞争。与完全竞争市场相比，它的竞争程度高了一个层次。但是，企业有了定价权，一个市场不再实行统一的价格，自然无法从逻辑上得到传统意义上的静态均衡及其配置效率。能得到的只是存在着均衡或资源优化配置的趋势，但是，该市场中的市场机制被复活了。实力竞争与非实力竞争并用的市场指的是国际市场。由于没有统一的货币等原因，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统一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的国家都保留着自己的，这是它可以使用非实力竞争手段的根源。它是和完备市场对应的另一个极端。该市场在实力竞争的基础上，还有非实力型的竞争，自然它的竞争程度比实力竞争市场要高。该市场的非实力竞争破坏了贸易双方的竞争实力对比，这导致国际市场对生产者的选择不再符合效率标准，国际间的资源配置不具有优化的意义。在国际贸易的互通有无的两国间不存在竞争，但对其中的进口国的出口可能存在几个国家竞争。至于产业内贸易部分则纯粹是竞争关系。非实力竞争手段对资源有效配置的破坏具有一般意义。其他非实力竞争手段如寻租、关系、钱权交易等也破坏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市场中胜出的不是最具实力的生产者；凭关系就可以做生意，生产者不具有创新的动力。从几个市场的比较中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1.市场经济不能没有真正的市场机制或竞争。市场经济不能没有真正的市场机制，而市场机制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依靠竞争。通过竞争或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本质特征，也是它最突出的优势。因此，市场经济不可以像完全竞争市场那样为了从逻辑上肯定得到一般均衡和最优配置结论而令市场无竞争。这样看来，一般均衡模型已经歪曲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市场经济不仅可以优化资源配置，而且可以推动创新和经济增长，后者在一般均衡模型中也没有体现出来，相反，由于静态均衡的需要，在短期创新是被禁止的。

2.市场制度只能允许实力型的竞争。实力型的竞争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和推动经济增长。非实力竞争或许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但它以破坏资源配置效率和阻止创新为代价。那些成功地使用了非实力竞争手段的主体会得到暴利，但对整体的资源配置没有任何好处，竞争的失败者则是非实力竞争的受害者。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必须加强市场制度建设，市场要统一，不能搞行政割据；要严格法制，禁止使用非实力手段竞争。

第11篇

凯恩斯基于不确定性的货币经济分析

1．凯恩斯基于不确定性及其预期的思想对货币及货币经济的理解。凯恩斯认为，不确定性经济中货币的功能和目的是解释持续的需求不足或经济萧条的基础，以萨伊定律和货币数量论为代表的古典货币经济理论对此不能提供解释是源于将货币本质功能理解为交易媒介，因为在理论上商品总量上的需求不足不可能存在于古典的瓦尔拉斯实物交换经济中，但在货币经济中是可能的，因这意味着可能存在对作为特殊商品的货币的超额需求和对其他商品的超额供给，但货币若仅为交易媒介则不会产生对货币的超额需求。凯恩斯指出，货币的本质功能并非交易媒介，而是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制度安排。“货币之重要性主要是从货币乃现在与未来之联系这一点产生的”⑦，这种联系是不确定的，因而对货币的需求是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态度和预期状态的反映，货币经济也不只是拥有货币、信用和金融机构的经济，而是体现不确定性及其预期的影响的经济———“货币有其自己的作用并影响着人们的动机和决策。如果不了解货币从最初到最后的表现，就无法对事件的过程进行长期的或短期的预测。这便是当我们提及一个货币经济时应该表达的意思。”⑧而“货币经济之特征，乃是在此经济体系之中，人们对于未来看法之改变，不仅可以影响就业之方向，还可以改变就业之数量”①。可见，凯恩斯主要是通过不确定性及其预期将货币与人们的决策及实际经济，将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如琼•罗宾逊所指出的，凯恩斯理论的“革命在于从均衡观转向历史观，在于从理性选择原理转向以推测或惯例为基础的决策问题”②。不同于货币数量论，凯恩斯主要从不确定性经济中货币需求，而非货币供给出发分析储蓄和消费倾向、利率和资本边际效率对有效需求不足和非充分就业均衡的影响。③2．不确定性预期下的货币需求具有与古典意义上的价值储藏不同的性质，使储蓄决定投资，供给自动引致需求的萨伊定律不再有效。在古典的确定性经济中对现在部分收入的储蓄是要完成可准确预期的未来购买计划，实质是货币交易媒介功能的跨期转移，因此长期来看，家庭的全部收入都会用于产品的消费，而企业家也能准确预期与当前储蓄相应的未来市场需求的变化，从而在任何产出水平上投资支出都等于计划储蓄，全部供给都有相应的需求。但凯恩斯指出，在不确定性的货币经济中，储蓄是为应对未来不确定的需求变化而“在不事先规定之时日，消费不事先规定的一种商品”，因此“不是用未来消费需求来替代现在消费需求，而只是把后者减低”，④从而会减少总需求，而非需求被延迟到未来确定的日期，这使得投资小于储蓄，或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成为可能。同时，需求小于供给的差额并不能被因货币需求增加、货币价格上升引起的对其他商品需求增加的替代效应所抵消，这是源于货币作为应对不确定性的流动性资产所具有的近乎为零的生产弹性和替代弹性，从而使这种货币需求成为真正的“非就业的需求”，非充分就业由此产生。因此，凯恩斯认为，储蓄不能决定或自动转化为投资，而是被投资所决定，即投资变动引起收入及其中储蓄相应的变动，以满足投资需求的变动，均衡即实现于计划投资与计划储蓄相等之时。均衡实现的机制在于因货币需求的上述影响导致行为人的边际储蓄倾向大于零，或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以及由此产生的乘数作用。其能够使总供给过剩，收入下降时，供给的减少大于需求的减少，使投资与储蓄趋于相等，产生低于充分就业水平的均衡，或为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在投资及收入增加时，需求的增长超过供给的增长，使过量的储蓄被吸收。3．储蓄、投资与货币利率的决定。凯恩斯认为，上述货币需求或对货币的流动性偏好与外生的货币供给决定了利率，而古典理论认为利率决定于投资与储蓄的“错误之处，乃由于把利息看作是等待本身之报酬，而不看作是不贮钱之报酬”，⑤即将利率看作是确定消费与储蓄的比例这一时间偏好中等待或放弃消费的报酬，但忽视在储蓄中以货币形式持有财富的比例这一流动性偏好的影响。分歧的根源在于古典理论中的储蓄或等待只是延迟货币交易媒介功能的实现，而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量的变化会导致商品价格的同比例变化，实际货币供给和需求不变，从而利率也不变，因此认为货币量不能决定利率，但凯恩斯认为，既然货币形式的储蓄反映的是不确定性及其预期，因而利率应是放弃流动性偏好，即“不贮钱”的报酬，而古典理论从投资与储蓄的平衡来理解利率的决定时，在看到储蓄是收入的函数的同时，忽视收入是投资的函数。投资（I）曲线的变化（I1I2）会引起收入及储蓄的变化（S（Y1）S（Y2））（图1），新的投资与储蓄均衡状态则决定于由货币储蓄变化恰好等于投资的变化。储蓄和投资虽受利率的影响，但不能决定利率，而是决定收入和就业量。4．货币利率与资本边际效率对非充分就业均衡的作用。凯恩斯认为，包括货币在内的每种资产都有自己的利息率，当资产的供给量增加时，因人们为应对不确定性而对货币资产的需求较为稳定或减少较慢，从而“即使货币数量比之其他形式的财富大量增加，利率也不起敏感反应”①，即货币利息率比其他资产的利息率或边际效率是相对难以下降的。当货币利息率等于其他资产的边际效率中最大者时，其他资产的投资增加将变成无利可图，此时即充分就业均衡状态，而非充分就业均衡是源于预期资本收益和需求下降时，其他资产原相对较大的边际效率的下降快于货币利息率的下降，导致货币利率和资本效率在较低水平相等，均衡形成于较低的投资和储蓄，或较低的需求和就业水平。因此，凯恩斯指出，“失业问题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如果人民所要的东西（例如货币）不能生产，而对此东西之需求又不容易压制，劳力便无法就业”②，即因不确定性的影响，货币利息率相对于资本效率总是较高。瑟科（MarcelloDeCecco）和凯格尔（JanA．Kregel）认为，“一个货币经济的定义是，平衡状态下可能存在失业”③，这才是凯恩斯理论的核心。鉴于货币利率的作用特点，凯恩斯认为通过货币供给影响利率，进而影响经济活动的间接机制的效果是较弱的，且货币供给变动易导致人们不确定性预期的增强也会增大灵活偏好，弱化货币供给对利率的影响，因此凯恩斯更为强调产出和就业均衡的消费与投资的数量，而非古典的利率或价格调节机制，其在《货币论》的“香蕉寓言”中已有体现。④综上所述，在凯恩斯看来，货币是失业问题的中心，但根源在于经济内在的不确定性及其预期，包括预期收益、利率等的变动对货币需求、投资和储蓄的影响，而研究失业问题的理论被称为通论，是因为不确定性造成的消费和投资倾向的弱势是一个永久性的问题。充分就业与就业量为零均为极端情形，实际上“就业量与物价之变动并不趋于两极端，而只是绕着一条中线上下动荡”，经济体系“既无显著倾向趋于复兴，亦无显著倾向趋于完全崩溃”，⑤这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中正常但并非不可改变的状态，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因此，凯恩斯的货币经济理论也并非如希克斯所称，只是“萧条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理论的发展

对凯恩斯不确定性思想的背离《通论》出版后，新古典综合、新凯恩斯主义和非瓦尔拉斯均衡学派等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相继产生，有的甚至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一部分，因此，比较分析这些冠以“凯恩斯”名义的理论与凯恩斯不确定性思想和分析方法的关系，对于理解凯恩斯思想的实质是必要的。实际上，在方法论和理论思想上，它们与凯恩斯只有松散的联系，主要是因为它们基本都运用IS—LM分析框架，并支持积极的相机抉择政策而被称为凯恩斯主义。它们主要不是在不确定性分析的方向上修正古典货币经济理论的理性预期假定，而是依靠修正古典的市场出清假定来分析经济不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原因。1．在微观基础上，以货币价格变量的刚性和市场摩擦假设代替不确定性及预期分析。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所谓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问题密切相关。凯恩斯指出，古典理论将货币工资的自由伸缩作为充分就业市场出清的必要条件，因此“货币工资一有刚性”，古典学派就可“把经济体系失调之过推在这刚性身上”。⑥新古典综合等凯恩斯主义理论正是沿着凯恩斯所反对的古典学派的分析进路来分析货币的非中性效果。如假设货币工资刚性，则名义需求下降（LM左移）时实际工资（W．／P）不能下降以增加劳动力的需求，产生非充分就业均衡（图2）。同时，名义工资相对于产品价格变动的刚（黏）性可使由IS—LM模型推出的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为通过需求管理提高产出和就业水平提供了前提。这种理论分析的结果是认为相信价格自由伸缩和市场出清的新古典理论成为了“通论”，而凯恩斯的非充分就业均衡变成了其中的一个特例———存在经济体系刚性，如货币工资刚性的情形，莫迪利安尼就断言，“凯恩斯经济学的本质是工资的刚性。工资刚性就是凯恩斯”①。图2工资刚性与非充分就业均衡凯恩斯的理论并不缺乏微观基础，其微观基础即在于前述个体面临的不确定性及预期的作用。凯恩斯为阐明其理论，在1933年“货币的生产理论”讲座中提出了类似IS—LM模型的联立方程组，包括货币供求函数（M＝A（W，r）），消费函数（C＝φ（W，Y）），投资函数（I＝φ（W，r））和总需求函数（Y＝C＋I＝φ（W，Y）＋φ（W，r）），②这些方程均包含了后来的IS—LM模型所忽视的代表预期或“信息状态”的参数W。凯恩斯在1937年写给希克斯的信中，对IS—LM分析框架过于强调当期收入的作用提出异议，指出“在投资诱导的情况下，整个投资期间的预期收入是相关变量”。③因此，IS—LM模型未能充分体现凯恩斯通过不确定性及预期将货币与商品市场联系起来的思想，也不能真正理解凯恩斯在不确定性分析方法下货币工资刚性在其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在《通论》中有关工资刚性的分析主要体现在第18章“就业通论提要”和第21章“物价论”等章节中，涉及工资刚性对经济波动的界限及“半通货膨胀”的影响等问题。但关于货币工资下降能否增加就业，凯恩斯强调这取决于不确定性及其预期作用下边际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变化的影响，因此指出，“减低货币工资，可以减低生产成本，故可以增加就业人数———这是一个很粗陋的结论”。④这个“粗陋的结论”实质上是基于凯恩斯所反对的传统货币数量论的假设，即货币需求，从而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给定货币供给，则“总需求乃定于货币数量与货币之所得流通速度———二者之乘积”，因而“货币工资减低时，需求不受影响”，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或就业会增加，⑤但这既忽视了货币工资下降对工人购买力和需求水平下降的影响，也忽视了预期对货币需求和货币流通速度变化，从而对货币供给转变为商品需求能力的影响。正是由于对预期和信心的强调，关于1929年爆发的危机，凯恩斯指出，“无论是减少产量还是削减工资……都不会达到恢复均衡的目的”⑥。因此，凯恩斯指出，“一个理论，假使当得起称为通论，则必须不论货币工资是否固定，都可以适用”⑦。这种“都可以适用”的基础即不确定性及其预期影响下的行为特点，而不是工资等价格变量的刚性。2．在货币作用上，以长期内的市场效率和货币中性代替非充分就业均衡。上述诸种凯恩斯主义理论通过经济体系的刚性、信息的不完全等探究货币非中性的原因，实质上是将非充分就业均衡的微观基础归结为供给，而非需求方面的不完善，是通过对古典无摩擦经济的修正来说明经济失调，如莱斯利称新凯恩斯主义即是通过“向平滑的新古典范本中撒满了满桶的粗砂”来说明非均衡的产生。⑧但非均衡的出现被认为是短期的，长期内价格的缓慢调整、经济主体信息的逐步完备会导致充分就业均衡的实现，亦即在长期内实际产出和就业的均衡水平独立于货币、价格及需求因素，而决定于劳动力、资本设备投资和技术进步等供给因素。这实质是向强调供给的基础性地位的古典经济理论的回归，相应的宏观经济理论中的所谓“需求管理”并非用来影响供给的长期水平，而是校正短期内产出对（与货币因素无关的）长期水平或稳定趋势的偏离①，凯恩斯主义（甚至包括凯恩斯）的标签就是这样被贴在了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上，而菲利普斯曲线及乘数模型则为此提供了通货膨胀———失业的多种需求管理政策组合的菜单。从理论上看，其实质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经济活动在长期内是确定性的，从而未来充分就业均衡水平（图3中的Yf）可准确预期，任何人和政府的行为都不能改变，只能在短期减少对该均衡水平的偏离，即预期的不完善只存在于短期内，在此期间信息的更新、契约的调整不能迅速实现，产生价格黏性或非瓦尔拉斯均衡交易，形成倾斜的总供给曲线，但长期内预期的调整会使总供给曲线成为垂直。②二是如帕廷金所指出的，需求和供给函数对一切货币价格的零次齐性，货币与实际经济的联系仍处于割裂状态，以致罗纳德•斯基德尔斯基感叹：“直至今日，主流经济学模型中都没有货币的一席之地。”③凯恩斯基于不确定性的货币经济思想被忽视了。

凯恩斯方法论的当代意义

1．对不确定性及其预期进行引导和管理应是政府干预的主要内容。凯恩斯认为，这是政府面对经济中的不确定性所应起的主要作用，以“增加并补充投资引诱”、“鼓励一般人之消费倾向”。凯恩斯指出：“我们当前许多经济上的最大的邪恶就是风险、不确定性和无知的结果。治理的手段……部分存在于一个中央机构对货币和信贷的有意控制中，部分存在于对与商业形势有关的数据大规模的收集与传播，包括在必要的时候利用法律手段对需要知道的商业事实的完全公开，这些措施将使社会通过某个合适的行为机构参与对私人商业中许多内部的错综复杂的事情行使指导性情况。”④凯恩斯之后的所谓凯恩斯主义几乎成为“政府干预”的代名词，而干预的形式又主要是指增加投资，这是对凯恩斯不确定性分析思想的误读。⑤在凯恩斯看来，即使是政府直接投资，也主要是在个体预期消极、信心下降，需求不足的领域和时期起引导和带动作用。鉴于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政府的作用应主要在于：（1）预期管理，包括货币需求及通胀预期的管理，以及公众信心的维护和增强，以使公众能对自身行为及其结果产生稳定的预期，树立对经济发展的信心。这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尤为重要。（2）维护防止过度投机、促进生产发展的经济秩序。不确定性预期的管理并非消除不确定性，因不确定性是流动性和秩序之源，而是要通过对公众不同的预期和行为进行引导和管理，以不致使企业“成为投机漩涡之水泡”，国家“资本发展成为游戏赌博之副产品”。⑥次贷危机的发生即源于有关国家经济的投机性、非生产性特征过于显著。（3）通过政府政策和直接投资增强社会资本的信心，引导私人投资。凯恩斯在20世纪20年代向英国工党提出，并体现在《通论》中的所谓“投资社会化”并非只是扩大国有制的范围，而主要是指政府应做出“所有让步和努力，使公共管理部门和私人机构通力合作”，以确保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的投资。⑦这对于中国增加社会总需求，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2．促进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的协调。凯恩斯对伦理的许多思考都围绕着信息问题，因为只有在未来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行为人决定“做什么”和“如何做”才会真正成为问题。因此，凯恩斯尽管不赞同乔治•摩尔的频率概率论，但认为其主张区分作为思想状态属性的“善”与作为行为状态属性的、与概率有关的“正确”是合理的，合理的行为受概率和道德的共同约束。古典理论将“善”与“正确”，将道德与理性合一是因为其认为理性的行为是符合自己偏好的，符合自己偏好的行为也是自利的，而道德即私利，福利即偏好的满足，因此理性的人对偏好的排序已包含道德的考虑，个体私利与公共福利会和谐共进。凯恩斯以其基于不确定性的货币经济理论对此进行了反驳———在微观层面上，不确定性使偏好的完全性、传递性等理性特征要求不能得到满足，从而依据基于已知概率的预期效用对偏好进行排序是不可能的；在宏观层面上，非自愿失业均衡的持续存在否定了个体利益与社会福利自发协调的可能性。因此，琼•罗宾逊指出，“凯恩斯恢复了被自由放任理论废除了的道德问题”，“打破了个人自利和公共服务的新古典和谐，将道德问题重新引入了经济学”。①凯恩斯在1938年写给罗伊•哈罗德的信中提出，“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道德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这也就是说，它必须运用内省和价值判断”②。古典理论将道德与理性合一的结果是取消了行为的道德约束。理性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在于偏好的道德内容，而不仅是偏好自主与否，而道德承诺和价值判断又会影响人们的偏好，并产生不同的偏好排序和理。在凯恩斯看来，若认为储蓄能自动转化为投资，则节俭即美德，若相反，则储蓄就会成为失业的根源，被视为积累来源的不平等收入分配制度也会受到质疑，“当财富积累不再具有很高的社会重要性时，道德准则将有巨大变化”③；若认为失业是非自愿的，则萧条就是浪费资源和降低福利，政府干预就是必要的；而若认为失业是自愿的，则萧条就是市场的正常表现，政府干预的合理性就会减小。实际上，现代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但自20世纪30年代罗宾斯提出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与伦理学不可能有任何联系以来，经济学的“无伦理”特征日益显著。目前危机发生的经济伦理根源即过于注重金钱利益，忽视经济增长的道德尺度。凯恩斯指出，我们不能“过高估计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不能为了它假想的必要性而在其他具有更重大、更持久意义的事情上做牺牲”④。因此，强调道德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调应是斯蒂格利茨所谓危机后经济学应有的新思维中的一个重要内容。3．对经济学知识的性质和分析方法的反思。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斯•缪勒指出，直至目前经济学的进步集中体现在最优化方法、均衡条件的确定及计量技术等，而“理论的行为基础却几乎被忽略了”。⑤主流经济学中行为人的理性假设及相应的理解和认知世界的方式主要源于对当初数学和经典物理学结论的精确性和确定性的追求，而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人类认知世界的经典科学观日益受到不确定性世界观的冲击，但主流经济理论中经济学知识的不确定性问题至今未受到应有的关注。研究凯恩斯经济学方法论和哲学基础的经济学家费兹吉布斯（A．Fitzgibbons）指出，凯恩斯是第一位将“知识二分法”，即对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知识的区分引入宏观经济分析的经济学家。⑥在凯恩斯看来，知识的问题是最基本的，因为“对我们所关心的事务中的最大部分，上帝所给予的仅仅是一线曙光……是概率的曙光”⑦，可知但不可计量的概率和信念理性才是不确定性经济中行为人的知识和理性特征。目前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仍主要建立在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理论之上。在理论和实践上我们需要行为和目标的确定性，但这不应是研究的逻辑起点，真正的逻辑起点应是不确定性，其涉及经济世界的本原状态及相关行为假设。因此我们要从知识论、本体论，而不仅是认识论———理论结论的有效性及其检验的视角来反思经济学知识的性质，关注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差异，以及知识的不确定性对经济知识体系构建的影响。经济科学应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未来也不是完全由过去决定，当然，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间进程中存在经济活动确定性的范围和特定表现形式。凯恩斯在《通论》出版后为自己的理论能便于教学和政策制定，对希克斯等以确定的预期和函数形式来表述理论采取了一定的默认态度，但警告说，“只要我们对付的是预期带来的影响和瞬息万变的经历，我们就不可能达到规范的精确性”①。由此看来，四十年前琼•罗宾逊如下所说在今天仍对我们有启发意义：“在经济理论的教学和经济政策的制定中，仍要进行凯恩斯革命。”

本文作者：张玉喜工作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

第12篇

关键词：博弈论；纳什均衡

一、引言

博弈论（张维迎，1996）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博弈论故此又称对策论。

谢识予教授认为，博弈即一些个人、对组织或者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者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和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

二、博弈论的发展

一般认为，博弈论始于194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恩合作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一书的出版，这是第一次系统的将博弈论引入经济学。

到20世纪50年代，合作博弈发展到鼎盛期，同时非合作博弈也开始创立。纳什和夏普里分别于1950年和1953年提出的“讨价还价”模型，吉利斯和夏普里与1953年提出的关于合作博弈中“核”的概念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贡献。纳什在1950年和1951年发表了两篇关于非合作博弈的重要文章，塔克于1950年定义了“囚徒困境”。他们两个人的著作基本上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论的基石。

到20世纪60年代，泽尔腾第一次纳什均衡的概念引入了动态分析，提出了纳什均衡的第一个重要改进概念“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和相应的求解方法“逆向归纳法”。海萨尼首次把不完全信息引入博弈分析，定义了“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基本均衡概念“贝叶斯-纳什均衡”，构建了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基本理论。之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得到迅速发展，弗得伯格和泰勒尔定义了它的基本均衡概念“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20世纪70年代以后，博弈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到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几个比较有影响的人物，包括克瑞普斯和威尔逊，他们在1982年合作发表了关于动态不完全信息博弈的重要文章，博弈论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

三、博弈论核心理论

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包括：参与人、行动、信息、战略、支付函数、结果、均衡。博弈的划分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一是参与人行动的先后顺序，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二是参与人对有关其他参与人（对手）的特征、战略空间及支付函数的知识，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结合两个角度，我们得到四种不同类型的博弈：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与上述四种博弈相对应的是四个均衡概念，即纳什均衡、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贝叶斯纳什均衡、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

第一，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纳什均衡：纳什均衡指的是这样一种战略组合，这种战略组合由所有参与人的最优战略组成，给定别人战略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单个参与人有积极性选择其他策略，从而没有任何人有积极性打破这种均衡。

第二，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泽尔腾于1965年通过对动态博弈的分析完善了纳什均衡的概念，定义了“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将纳什均衡中包含的不可置信的威胁战略剔除出去，要求参与人的决策在任何时点上都是最优的，决策者要“随机应变”，“向前看”，而不是固守旧略。

第三，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贝叶斯纳什均衡：海萨尼构建了不完全信息博弈的基本理论，提出了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基本均衡概念——贝叶斯纳什均衡，使得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分析可以在已经讨论过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分析框架下进行，而在海萨尼转换提出之前，人们是无法对不完全信息博弈进行分析的。

第四，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弗得伯格和泰勒尔定义了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基本均衡概念——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是指在博弈中至少有一个局中人不知道其他局中人的支付函数；局中人的行动有先后之分，后行动者能观察到先行动者的行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分析也是在豪尔绍尼转换的框架下进行的。

综上所述，经济博弈论的一系列均衡概念都是在纳什均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基本思路都是通过逐步剔除不合理均衡而得到更为精确和合理的均衡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