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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微观经济的公式，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加息；利率上调；通货膨胀；负利率；流动性过剩
中图分类号：F832.3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7－0110－03
导言
加息就是一国的中央银行提高再贴现率，从而使得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借贷成本提高，进而影响市场利率。
2011年2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1年2月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相应调整。从2010年10月中旬至2011年2月，央行连续三次加息，加息通道已悄然打开。
一、央行连续加息的原因
（一）高通货膨胀率和负利率，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压力依旧存在
通货膨胀是指纸币本位制下，经济中的货币供给量大于货币需求量，表现为一般价格总水平的持续的和显著的上涨。通货膨胀的度量常用的有通货膨胀率和价格指数。通货膨胀率是一般价格水平在单位时间的变动率。通货膨胀率的计算公式是： π= （Pt-Pt-1）/Pt-1×100% 。其中π是指通货膨胀率，Pt、Pt-1分别代表t期和t-1期的物价水平。消费者物价指数简称CPI，是综合反映一定时期居民生活消费品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的趋势和程度的指标。利息是出借资金的报酬或使用资金的代价。储蓄投资决定论认为，利率由经济中的实际因素储蓄和投资决定。目前，居民存款却长期处于负利率的状况。负利率，是指通货膨胀率高过银行存款利率。2010年7月份、8月份、9月份CPI同比上升达到3.3%、3.5%、3.6%后，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维持在2.25%，城镇居民一年期存款实际贬值达到1.05%、1.25%、1.35%。存款负利率除了导致存款缩水外，存款负利率的进一步扩大，则直接导致居民对自身财富的重新配置行为，助推社会通胀预期，并令投资行为发生扭曲，居民财富纷纷进入楼市、股市等投资市场。
（二）广义货币量（M2）偏高，流动性过剩
广义货币量是指狭义货币量加准货币，可以更全面地反映货币流通状况。在我国，一般用M2表示广义货币量，其计量公式如下：M2=C+D+T。其中，C为银行系统以外的通货（如现金钞票）的数量，D为活期存款余额，T为各种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和一批易于变现的短期信用工具之和。按照货币学的基本原理，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每增长出1元价值，作为货币发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也应该供给货币1元，超出的供应视为超发。截至2010年年末，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39.8 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广义货币M2 余额为72.6 万亿元，同比增长19.7%。中国的广义货币量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是大幅上升的。广义货币量保持在高位，银行放贷以及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根源就无法消除。2000―2010年货币供应量增长情况，见表1。
（三）过分重视经济增长，长期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长期以来，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0年到2010年我国存贷款利率是连续下降的。长期以来的低利率和高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尤其是2008年下半年以来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实行了的固定的汇率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央行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加上信贷高投放导致商业银行超储率和现金比率下降，因此货币乘数明显上升。低利率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投资、刺激信贷。从这一意义上讲，负利率有利于刺激产能扩张，以及中国GDP的高速增长，这与 “保增长”政策的目标是不谋而合的。现在看，“保增长”的目标已经达到，但廉价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的后遗症――负利率却开始显现。
中国过度地依靠投资来放宽刺激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此，这次央行加息也有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用意。
（四）贸易顺差较大，我国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
中国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差额一直维持双顺差局面，意味着外汇储备要不断增长。加入WTO后，中国的外汇储备的年增长突然跳到了28%，并一发不可收拾。2008年遭遇全球经济危机，为消除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市场的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重新固定，固定的汇率对我国出口的刺激是不容忽视的，但2008年的贸易顺差是历史新高，中国外汇储备继续新增4 783亿美元。截至2010年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8 473亿美元，同比增长18.7%。同年年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6.622 7元人民币。中国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是，外汇储备每增加1美元，央行就必须得相应地放出等值的人民币，以吸纳这些源源不断的外汇。外汇储备增加就意味着投放大量基础货币。未能及时对冲掉的顺差都形成了基础货币的投放，从2002年末到2010年9月末，由于外汇占款的激增导致基础货币扩大了2.6倍。投放的基础货币源源不断地增加，通过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作用，资金流动性过剩，这也是为什么央行现阶段多次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银行基准利率。2000―2010年外汇储备增量与四项主要贸易投资项目差额测算，见表2。
当然，我国存贷款利率的上调也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美国、日本实行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了全球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日本地震和海啸、利比亚动荡局势等造成国际原油、成品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因此，中国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也会加大。
二、央行连续加息的影响
（一）利率上调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
1.有利于补偿负利率，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物价上涨，管理通货膨胀预期
央行连续加息不仅能补偿负利率局面，还能吸收一部分存款，吸收多余的流动性。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当名义利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不变的情况下，实际利率增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补偿负利率，调动人们的存款积极性。在一般情况下，利率与货币供给成正比，与货币需求成反比。存款利率提高，对储蓄者而言，会刺激他们供给货币的动机，会使部分流通性货币转化为储蓄性货币；对贷款者而言，贷款利率上升，会抑制他们需求货币的动机，会使现实购买力下降，信贷规模收缩，因此，货币供给上升，货币需求下降，货币的流通数量和流通速度势必会下降，这样物价和通胀率则会下降，促使物价趋于稳定。现阶段央行连续加息的行动是一种信号，有利于管理人们通货膨胀预期。一般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利率是消费的减函数，是储蓄的增函数。利率的连续上调，加上中国人长期的消费观念，使利率上调后储蓄对消费的替代效应远大于收入效应，人们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这样，利率影响了市场需求曲线，使其向左下角移动，在一定程度上会缓解通货膨胀，降低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2.优化资源配置
利率上调将提高行业进入门槛，有利于企业转变增长方式，加强管理和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利率的上升对每个企业的影响是一样的， 都会导致利息成本的增加。然而， 市场对各个企业的产品的需求是不同的。对于那些产品供不应求的企业来说， 产品的价格将发生较大幅度的上升， 利率的上升对他们没有不利的影响. 对那些产品供过于求的企业来说， 产品的价格不会出现大幅度的上升， 利率的上升将对它们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加息造成的资金成本提高对房地产行业影响最为关键。
3.对人民币汇率将产生升值压力
在对人民币仍然存在升值预期的条件下，我国中央银行提高存款利率， 在利差和汇差的驱动下，套利和套汇的热钱将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我国，从而对人民币产生升值压力。加息虽然会使汇率上升，但是对于我国这样的出口导向型国家，应该利用此次机会来调整进出口贸易结构，减顺差，增加进口，大力发展服务业。实行出口替代战略，即以本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替代初级产成品，特别是在现阶段国际粮食储备下降，原油价格上涨的状况下，出口产业的调整，是长期的战略性的转变，这种结构性的产业调整，从长远来看，这将有利于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国力。
（二）利率的上调对微观经济的调节作用
1.对个人的作用
利率影响个人的经济行为。一方面，利率能引导人们的储蓄行为，利率的上调能够增强人们的储蓄愿望和热情。对于储户而言，央行加息是有利的，短期利率的上调将缓解负利率的情况，增加收益。对于贷款者而言，贷款利率的上调将增加还款负担，例如购房者的还贷压力增大。另一方面，利率可以引导人们选择金融资产。人们在将收入转化为金融资产保存时，通常会考虑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与收益性。在保证一定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主要由利率决定收益率的高低往往是人们选择金融资产时着重考虑的因素。目前，因为央行加息政策的出台，人们积极转存的现象便是其体现，人们把投资的资金存入银行，希望利率的上调能保值和增加收益。
2.对企业的作用
利率高低决定企业的筹资能力和筹资成本。一方面，体现在利率对投资的影响。企业投资有一个先决条件：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必须不小于资金的利率。所以，央行加息的措施有助于企业形成合理的投资预期，淘汰低效益的投资需求，从而改善投资结构，提高贷款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利率能促进企业加强经济核算，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企业资金使用效益好坏取决于资金运动是否顺畅，其关键在于经济协调发展。
三、央行连续加息的效果评价
（一）利率上调的最佳时机
利率上调的时间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 一是经济增长态势。态势强劲， 投资旺盛， 上调利率；反之， 下调利率， 促进消费， 拉动内需。二是物价指数上涨态势。如果CPI连续三个月超过5%， 银行就会加息。三是全球加息态势， 尤其是美国加息动作。美联储加息必然会带动其他国家央行加息的步伐。利率上调过早， 有可能在其他货币政策效应逐渐显现时加速经济下滑， 也可能导致国际热钱的涌入套利；利率上调过晚， 有可能使经济过热现象难以遏制， 物价指数继续攀升， 通货膨胀压力加大， 也可能导致国内资金流出和国际投资降低。
（二）利率上调的最优幅度
具体实施过程可按三种模式进行： 一是渐进式， 即按每次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的方式进行。因为每次调整0.25个百分点， 对经济的影响作用是微小的。二是震撼式， 即每次利率上调至少在0.5个百分点以上。三是混合式， 即0.25 个百分点与0.5个百分点混合使用。一般情况下，利率调整幅度不宜过大，成熟的利率政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进行微调， 根据市场变化情况， 小幅多次调整利率， 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宣示作用， 通过改变心理预期， 引导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 最终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
（三）利率上调的最佳形式
利率上调的形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形式是直接提高基准利率。在基准利率体系中， 调控效用最大的利率一般是再融资利率（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和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另一种形式是通过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 全面实施存款利率浮动制，达到有效提高存贷款利率水平的要求，进而实现宏观调控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目标。
那么，现阶段央行连续三次上调利率是否合理呢，结合上述三个方面我们加以分析。
从调整时机方面分析，影响加息的因素首先是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从2010年7月份起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超过3%达到3.3%，连续7个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平均同比上涨3.3%。而同期实际利率处于负利率状态，这种负利率和高通货膨胀超出了宏观调控的目标，央行就会加息。另外，我国经济增速较快，银行放贷以及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出现多余的流动性，央行有义务加息，稳定币值稳定，保持经济合理增长。其次，考虑我国目前负利率情况，即使美国停止加息甚至降息，虽然仍有利差，央行的加息会使利差有所缩小。因为负利率会推高资产价格，吸引热钱，而央行加息正是补偿负利率的行为。第三，加息有利于走出负利率时代，使得资产价格回归理性，从而减少热钱流入。因此，现阶段央行连续加息行为是符合时机的。
从调整幅度方面分析，现阶段央行加息幅度都控制在合理的幅度内。央行从2010年10月到2011年2月，三次上调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属于渐进式。根据市场变化，小幅多次调整利率，能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宣示作用，通过改变心理预期，引导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从而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
从调整形式上看，央行会通过市场的反映来决定未来加息的频率与幅度。如果市场反映强烈，企业与个人的预期得以改变，那么央行加息的频率就会低，反之，如果企业与个人对这次加息反映迟缓，那么央行的加息的频率就会大一些。
通过从时机、幅度、形式三方面分析，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央行此次上调利率是及时、稳妥、积极的，而且这种宏观调控开始以市场法则为依据，通过利率这种有效的市场工具来进行，为形成一个以央行基准利率为主导，竞争有序的市场利率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易纲.应对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最佳选择[N].南方周末，2011-03-17（C19）.
[2]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10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R].北京：2011，1.
[3] 吴腾华.货币银行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4] 易宪容.央行上调利率说明了什么[J].全景.2006，（5）：46.
【关键词】汇率波动；汇率制度；马尔可夫链分析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加大，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量在不断增大，影响汇率波动的因素增多，日渐趋于复杂。汇率制度是基于综合考虑的基础上作出的决定，近年来由于贸易顺差等原因，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呼声不断，现在人民币汇率应当何去何从呢？在经济日益开放的时代，每次汇率制度的改革都引起了汇率的波动，这种频繁波动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呢？因此，研究开放程度下的人民币汇率波动给我国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关于汇率制度的研究
（一）汇率制度的分类
根据imf的相关研究，汇率制度分为三大类，分别是固定汇率制、中间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无论是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实施起来都对经济主体的一些特殊要求。固定汇率制可以看作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浮动汇率制则对经济体的实力和经济开放程度有一定的要求，因此，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选择实行的都是中间汇率制。中间汇率制的分类比较复杂，可分传统钉住制、软钉住制和密切管理浮动制三大类。其中，传统钉住制是本币与某一种货币或某几种货币之间存在着固定的汇兑比例，主要根据双边贸易来确定一篮子货币的主要种类和权重。有波幅的钉住汇率制说明该固定的汇兑比例可以有1%以上的波动幅度或是最高汇率与最低汇率之间的波动幅度超过2%。软钉住汇率制度分为爬行钉住和有波幅的爬行钉住。爬行钉住指本币与外币保持相对稳定的汇兑比例，但官方可以根据实际经济情况进行调整，一般幅度较小，以通货膨胀率或物价水平作为监控目标，让汇率随目标小幅爬行。有波幅的爬行钉住汇率制规定在三个月内汇率可以有1%的波动幅度或是最高汇率与最低汇率之间的波动幅度可超过2%。密切管理浮动制是指汇率的波动并没有制定明确的目标和严格的走向，货币当局主要是用更为密切的监控保持汇率的稳定，且运用各种调控策略时有较大的自由度，干预方式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
（二）马尔可夫链分析
如果我们把汇率制度的选择看作是一个马尔可夫链，即这一期的相关信息是预测下一期的依据，那么一个国家本期汇率制度的选择就主要依赖于上期的汇率制度了。从制度i转移到制度j的可能性即为：
（2.1）
（从制度i到制度j的转换次数/制度是i的次数）（2.2）
表2.1 各国所实行的汇率制度（1990年-2001年）
资料来源：imf的研究报告。
注：1.表示货币委员会商定；2.表示钉住单一货币；3.表示软钉住制；4.表示密切管理浮动制；5.表示无预定路径管理浮动；6表示完全自由浮动。
我们选择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中国、印度、韩国、俄罗斯和南非九个国家1990年-2001年共12年的汇率制度作为样本，考察马尔可夫链模型中各汇率制度之间转换的概率问题。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宏观经济中面临着一些共通性的发展问题。通过分析资料发现，这些国家在12年间一共实行过6种汇率制度，并在其中进行过转换，具体情况如表3.1所示。设立的基本矩阵如下形式：
其中，p11表示从制度1停留在制度1的次数，p12表示从制度1转移到制度2的次数，依次类推，通过对表2.1的数据统计，得出不同制度的转移次数以矩阵的形式可表达为：
由公式2.2可知，一步转换概率矩阵为：
从表2.1可看出，每一期汇率制度的转换都与上一期所实行的汇率制度息息相关，实行相同制度的概率最大。其中，实行货币委员会商定制度是最不易发生更改的，当期实行该制度，下期也实行的概率达到了100%，比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就一直实行的是该项制度，而遭遇债务危机的阿根廷从稳定性角度考虑，从1991年开始也一直实行该项制度。另外，实行完全自由浮动制度的稳定性也较强，达到了95%的概率保持不变，钉住制度若非要进行转换，较大可能是转向无预定路径的浮动制。密切管理浮动制和无预定路径的浮动制虽然分别属于中间汇
制和浮动汇率制，但它们之间的相互转换也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表2.2 汇率制度转换概率
数据来源：表2.1的数据和公式2.2的计算。
三、中国转换汇率制度的原因分析
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虽然1994年开始进行汇率制度的调整，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实际上根据汇率波动，1994年到2005年7月之间，人民币汇率制度实行的单一钉住美元制，波动幅度一直非常小。根据表中的概率，实行单一钉住制的国家在下期转换时，选择仍然实行单一钉住制的概率是91%，其次是选择无预定路径的浮动制，概率为9%。我国2005年7月进行了汇率改革，汇率制度发生了转变，不再单一钉住美元，而是选择多种货币组合进行参考，汇率交易价由市场决定，央行只是监控波动幅度，可以看作我国从单一钉住美元制转向了密切管理浮动制。这显然与马尔可夫链中的概率情况不甚相符，这种小概率事情的发生必定有它的外在原因，而本文认为，我国若继续实行单一钉住美元制，汇率保持稳定，虽然可以保护微观经济主体的贸易优势，但这种做法无疑于是掩耳盗铃，只会让风险继续隐藏。正是由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以及国内对人民币汇率的过度保护，国际市场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呼吁也是越来越多，并以此出现了许多争端和纠纷。但如果中国政府贸然放手人民币汇率，选择现在许多新兴市场选择的自由浮动，那对国内微观经济的打击会比较大，因为他们习惯了政府的庇护，并没有正视过货币错配问题和汇率风险。鉴于以上综合考虑，我国政府选择密切管理浮动制作为过渡，一方面货币错配问题的风险会得到逐步的释放，并让大家来正视和解决此问题；另一方面，也缓解国际市场呼吁人民币升值从而给中国政府带来的紧迫压力。 四、总结
从贸易发展战略来看，改变过去一味追求规模效益的做法，不能单纯的以出口额来衡量贸易发展取得的成就，转而追求进出口的技术含量，并进行优势分析，立足长远发展。进一步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特别是增加投融资渠道，让闲散资金有发挥用处的地方，并把此与我国外汇市场的逐渐放开结合起来，盘活外汇资产，进一步放开企业与个人的持汇额度，使货币当局的风险分散开来。持有外汇储备应对国际风险是非常必要的，但外汇储备的运用要多元化，要增加可投资的币种和可投资的可投资的项目种类，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实现一定的收益性。
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长期趋势来看，增加汇率波动的幅度，赋予人民币汇率更加自由化的波动空间是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从长期来看，放开汇率波动的空间，再让微观经济主体有自主防范的意识和措施才是长远发展的立足点。因此，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现行举措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需求的，在稳步升值的基础上逐步放开波动区间也是未来发展趋势。货币汇率波动趋于自由化是货币成为国际体系中核心货币的先决条件。从长远目标来看，必须让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强势地位，放开外汇市场，进行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都应成为其中的条件，但从目前的发展现实来看，增强人民币的区域货币核心地位才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a.bubula，i.otker-robe.the evolution of exchange rate regimes since 1990：evidence from de facto polities.imf working paper，monetary and exchange affairs department，wp/02/155，2002.
[2]c.guillermo，c.reinhart.fear of floating：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research working pape no.7993，2000.
[3]e.j.ganapolsky.optimal fear of floating：the role of currency mismatches and fiscal constraints.federal reserve bank of atlanta working paper，2003.
[4]h.kamil.does moving to a flexible exchange rate regime reduce currency mismatches in firms’balance sheets？.7th jacques polak annual research conference，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06，11.
[5]陈建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错配与汇率制度选择困境[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6，9：44-50.
[6]曹红辉.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后续讨论[j].中国外汇，2006，2：19-20.
[7]李斌.汇率战：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j].新财经，2010，11：56-57.
基金项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分会国际商务科研“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课题（编号：ciect-1
【关键词】金融生态；因子分析；廊坊
金融生态，又可称之为金融生态体系，是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任何一种金融生态都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形成的。我们把作用和影响金融生态的这些环境条件称之为金融生态环境。金融生态环境大体包括政策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信用环境等。构建优越的金融生态环境可以为金融主体运行提供有利的经济、社会、文化、法治基础，同时良好的中介服务体系和政府公共服务支撑，必然有利于金融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和内部平衡，从而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整体运行效率。因此，优化廊坊市的金融生态环境对于其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指标体系与原始数据
从金融生态环境的定义不难发现，它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因此，在指标框架的构建方面，不仅包含经济性因素，还应当包含一定的非货币性因素，以便涵盖社会进步方面的信息。
在本课题的研究中，秉承以上观念采用了综合性指标体系。但是同时考虑到统计指标的获取便利性以及数据加工处理的复杂度与难度，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主要由二十个具体指标构成，主要包括固定资产投资（GDZCTZ）、财政收入（CZSR）、人口数量（RKSL）、地区生产总值（DQSCZZ）、人均地区生产总值（RJDQSZ）、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CXJMCX）、第一产业值（DYCYZ）、、第二产业值（DECYZ）、第三产业值（DSCYZ）、社会消费品总额（SHXFPZ）、在职职工工资（ZZZGGZ）、工业增加值（GYZJZ）、贷款余额（DKYE）、存款余额（CKYE）、居民消费价格指数（JMXFJG）、外资利用（WZLY）、学校数（XXS）、教师数（JSS）、卫生机构数（WSJGS）、能源消耗（NYXH）。上述选取的指标代表性比较强，并且这些数据均可以便捷、准确地从廊坊市的统计年鉴、经济年鉴或者统计公报中获得。
本文采用的原始数据如表1、表2所示：二、廊坊市各区县经济金融环境的评价
作为定量分析的重要手段，多元统计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分析方法，本课题采用了其中的因子分析方法，主要对上述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以降低多项指标之间相关造成的复杂性。
首先，针对廊坊市2007年11个区县金融经济数据在SPSS软件中进行了因子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得到的三个因子特征值分别为6.632、3.575、2.037，累计方差贡献率已达87.460%。在因子分析中，如果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85％以上就能较好的解释各个变量，所以在对廊坊市各区县数据进行分析时，可以通过三个因子较好的反映廊坊市各区县的经济金融情况。
根据表4可以看出三个因子分别包含不同的指标，其中因子一包括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贷款余额、存款余额六个指标；因子二包括人口数量、第三产业值、社会消费品总额、教师数、学校数五个指标；因子三包括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在职职工工资、卫生机构数三个指标。
其次，根据上述因子分析的结果计算每个区县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由表5中的因子得分系数和表3中的方差累计贡献率可得到各区县综合评分公式为F=32.945%fac1+30.470%fac2+24.045%fac3。根据综合评分公式及标准化值可以计算每个区县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排名见表6。
由上表可以看出，廊坊市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三河市、霸州市的金融经济发展状况明显好于其他区县，特别是三河市。三河市地理位置优越，紧邻北京，受北京金融经济的拉动效应明显。霸州市大力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培育特色产业，加快新兴产业的发展，并实施了银企对接工程，有效地化解了金融产品供需矛盾，因此增大了与各个区县之间的差距。
三、廊坊市2004~2008年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动态评价
通过对廊坊市2004~2008年经济金融发展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廊坊市经济金融整体水平得到了一个较快发展。在五年之内固定资产投资由265.5亿元增加到926.0亿元，增幅达到248.78%；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由417.1亿元增加到807.1亿元，增幅达到93.50%；贷款余额由362.5亿元增加到735.6亿元，增幅达到102.92%；外资利用由2.2亿元增加到4.2亿元，增幅达到90.91%。总体上说明廊坊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主要原因是廊坊市加大了对经济的投入力度，进一步深化了金融业改革，加强了法制建设和诚信建设。
四、优化廊坊市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议
（一）加大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宣传力度
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可以更好地发挥金融融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作用，推动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因此，建议各级人民银行、金融机构要积极行动起来，加强金融知识、信贷政策的宣传，积极向企业、政府、社会各界宣传金融知识、金融法律法规和信贷政策，争取社会各界对金融部门的理解和支持，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营造良好的金融文化氛围、法制氛围，培养健康的信贷文化，有效传导货币信贷政策，增强货币信贷政策执行效果。
（二）加强金融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
当前信用中介服务体系发展滞缓，不能满足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大量有效需求。而且，中介机构经营不规范，执业水准参差不齐。部分会计、审计事务所单纯迎合客户要求出具虚假的资信证明，甚至高估企业资产来骗贷或抵贷，低估银行准备处置的抵贷资产。为了有效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和资产处置成本，首先，要加快培育中介服务业。积极引进征信公司、资信公司等，依法实行信用服务的第三方管理，提高信用信息的真实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全社会工作效率。其次，要建立中小企业担保中心。目前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其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小企业的信用状况堪忧。因此，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能有效地提高现有中小企业的信用等级，增强其融资能力。
（三）健全信用信息披露机制、信用惩戒、激励机制
目前信用数据的开放机制尚未形成，政府、工商税务、金融机构等部门建立的信用数据档案系统相互封闭，造成拥有信用数据的部门、行业和区域的分割和相互壁垒。又因为一直缺乏对失信者严惩的规章制度，才给失信者留下了可乘之机。要杜绝这种失信行为的发生，必须由政府组织有关各方搭建一个畅通、对称、高效的共享信息交流平台，实现信用信息的定期公开披露。对不守信的企业、单位和个人，采取社会、行政、组织、经济、法律等综合惩治措施，从严从重从快处理，提高失信成本，使失信者得不偿失。对不守信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采取组织和经济并举的手段，严肃处理有关的领导和人员。对守信的企业颁发信用卡，纳入重点扶持企业范畴，在信贷、工商注册、税务等方面给予优惠，并由政府和各行业协会进行表彰奖励。
（四）加大执法力度，积极推动法制建设
由于地方保护时有存在，银行债权案件久拖不决、判决不公或者判决后难执行、执行周期过长，致使金融债权不能及时得到有效维护。法律是信用机制的有效补充和保障，没有法律的支持，信用机制就难以充分发挥作用。首先，要提高司法机关的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保证司法公正。特别是应当防止政府及职能部门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其次，要大力加强执法力度，维护法律的权威，使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切实受到保护，提高企业及其他信用主体的违约成本，使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一开始就建立在法制化的轨道上。
（五）实现政府、企业、银行三方的有效合作
政府、企业、银行作为金融博弈的三方，是金融发展的“铁三角”。银行、企业是买卖的双方，政府居其中，应一手拉企业，一手拉银行，为微观经济的两个主体提供环境支持、搭建平台，从而形成企业融资、银行征信及政府规划三方共赢的和谐局面。
【参考文献】
关键词：生猪价格；周期波动；CPI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7-0036-05
猪肉作为我国城乡居民最重要的肉类来源，其价格是构成CPI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生猪产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但同时价格波动幅度也在增大，先后经历了2007年的暴涨、2009年的暴跌、2010年下半年的再度高涨和2013年春节后的持续下跌。生猪价格频繁的暴涨暴跌给我国物价的整体平稳运行带来了巨大挑战，也给居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因此，我们需要分析生猪价格波动的规律，寻找影响生猪价格波动的原因，以期跳出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的循环，实现生猪市场平稳发展的目标。
一、我国生猪价格波动的现状研究
国内有关生猪价格的研究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部分学者才开始关注生猪价格问题。这主要是因为1985年以前，我国生猪市场一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定价制度，生猪及猪肉价格一直相对稳定。从1985年开始，国家逐步取消了生猪派购政策，我国生猪价格也开始出现反复波动的现象，尤其是2007年以来，生猪市场价格波动幅度之大，为历史罕见。学者们逐渐意识到生猪价格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纷纷对该领域展开系统的研究。
目前，国内已有大量学者针对生猪价格波动规律、影响因素和对策建议做出了研究。如吕杰、綦颖（2007）对1984—2005年我国生猪市场价格数据的描述性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生猪价格波动呈现年度间规律和年度内规律。毛学峰、曾寅初（2008）采用时间序列分解方法对1995—2008年生猪月度价格数据进行分析。赵瑞莹（2008）、贾会玲（2010）、高嵘（2010）、杨瑢（2011）、刘全（2011）分别运用BP人工神经网络、多元线性回归、支持向量机（SVM）、向量自回归（VAR）和结构方程建立了生猪价格风险预警模型。陈蓉（2009）对我国生猪供给调整的时滞期进行了测定，得出我国生猪供给时滞期在19—21个月左右，其中包含近6个月的观望期和13—15个月的滞后期。殷传麟、周兵兵（1997）认为，散养为主的养殖模式、低科技含量的饲养技术以及小生产者的盲目行为是生猪价格波动的重要原因。谭莹（2010）认为，价格预期对猪肉供给的影响存在着严重的滞后，国家宜采用逆周期补贴政策对生猪的生产进行宏观调控。辛翔飞（2011）从实施价格干预政策以稳定农民收入、实施收入补贴以提高生猪养殖积极性、实施稳定能繁母猪数量政策以调控供需均衡三方面，对我国生猪补贴政策提出了相关建议。
总体来看，国内有关生猪价格波动的研究，包括生猪价格波动表现和特征、生猪价格波动原因及缓解生猪价格波动对策等，已初步形成体系。有关生猪价格波动周期方面，由于各学者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分析指标以及选取的研究时限不同，对价格波动经历的周期次数、周期长度等问题尚未形成一致结论。在生猪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方面，主要从生猪生产成本、生产方式、生猪疫情和供给调整的时滞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稳定生猪价格对策研究包括生产者价格预期、生猪价格补贴等方面，但鲜有从金融角度进行论述。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采用HP滤波法对2000年以来我国生猪价格波动进行研究，并通过调查问卷和现场调研等方式，从生猪生产方式、金融信贷等多角度，对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的成因及对CPI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稳定生猪价格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更好地指导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二、基于HP滤波法的我国生猪价格波动周期
（一）2000年以来我国生猪价格经历了3轮完整的涨跌期，生猪价格波动的一个周期约为3年半
HP滤波方法是霍德里克和普雷斯科特（Hodrick和Prescott）提出的一种滤波方法，这种方法主要分析经济变量的长期趋势，它是时间序列消除趋势的一个基准方法。HP滤波法将时间序列视为趋势成分和波动成分两部分，长期趋势反映了生产系统内生性的特征，较为稳定且可用于预测方面；波动成分则体现周期性的变动成分，可用于波动分析，表达式为[Pt=PTt+PCt]，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筛选出长期趋势部分。一般地，时间序列[Pt]中可观测部分趋势[PTt]常被定义为下面最小化问题的解：
[PT=PTt+PCtmint=1T（Pt-PTt）2+λt=1T[（PTt-PTt-1）（PTt-PTt-2）]]
通过Eviews软件求得时间序列的趋势部分，然后由公式RV=[PCt]/[PTt]计算出变异率作为波动周期划分的依据，可反映我国生猪变量的波动情况（见图1）。
按照“峰—峰”法划分波动周期，从图1可以明显地看出，2000年以来我国生猪价格变动经历了3轮完整的涨落周期。综观这3个周期，上涨期平均为24个月，下跌期平均为19个月，一个完整的涨落周期（简称大周期）为43个月，约为3年半。当前猪肉价格正处于第4轮的下跌阶段，从2011年10月份开始，我国生猪价格一路下滑，由2011年9月份的19.68元/公斤的高点下滑至2013年4月份的13.8元/公斤，累计下滑幅度达29.9%，下跌时间达19个月。
生猪价格波动周期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价格上涨—母猪存栏量大增—生猪供应增加—价格下跌—大量淘汰母猪—生猪供应减少—价格上涨。与以往不同的是，本轮生猪价格波动周期除了受猪存栏量高的影响外，又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因素（如黄浦江死猪事件等），导致猪肉需求锐减，散养户退出，生猪出栏短期加快，从而供求失衡加剧，猪肉价格猛跌。
（二）年内价格变化一般呈先高后低再高的“U”型走势
以一年为一个时间段，气温变化和我国传统节日决定了年内猪肉价格呈先高后低再高的“U”型走势（简称小周期）。一般1、2 月份，天气寒冷加上春节效应，猪肉价格多处于当年高位；从春季开始，随着气温升高，猪肉消费需求减少，猪肉价格开始下降，5、6月份降到当年最低点；中秋节、国庆节两节来临使猪肉价格进入一年中的另一个高峰；到第4季度，随着气温走低，居民对猪肉需求逐渐增加，猪肉价格稳步上涨。从两个周期关系看，小周期服从大周期，当两个周期重叠时，就会加速猪肉价格的上涨或下跌，达到峰值或谷底。如：近3个周期生猪价格低点分别出现在2003年5月、2006年5月和2010年4月，价格分别为5.78元/公斤、5.96元/公斤和9.53元/公斤，高点分别出现在2004年9月、2008年3月和2011年9月，价格分别为9.66元/公斤、16.83元/公斤和19.68元/公斤，均符合大周期叠加小周期的规律。
三、生猪价格波动周期对宏微观经济的影响
（一）生猪价格波动周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从月度同比走势看，2001年以来生猪价格和CPI变动趋势基本一致（见图2）。在猪肉价格同比上涨的时间段内（如2006年6月—2007年7月），带动CPI一路走高；在猪肉价格同比下跌的时间段内（如2008年2月—2009年2月），促使CPI一路下行。运用相关性分析，2001年以来两者相关系数达0.8，处于高度相关的临界范畴，表明猪肉价格对当月CPI有较大影响。
从过去十年经验看，若猪肉价格累计涨幅不大甚至下跌，当年CPI涨幅就不高；一旦猪肉价格涨幅过高，就会撬动CPI上涨，形成一轮新的通胀。猪肉价格之所以对CPI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权重高。在构成CPI的所有规格品中，猪肉所占权重最高，约为3%；同时，猪肉价格的涨跌对相关肉禽及其制成品带动作用较强。二是波动幅度比其他商品都大。因此，猪肉价格的大起大落给我国物价的平稳运行带来了巨大挑战，宏观经济频频受到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也恶化了央行货币调控的环境。
（二）生猪价格波动周期对微观经济的影响
当猪肉价格飞涨时，会明显加剧居民的生活成本，尤其对社会弱势群体影响较大；当猪肉价格快速下滑时，则会加大养猪业的风险。以本轮猪肉价格下跌为例，按照传统的猪粮比6：1计算，当前玉米价格为2.32元/公斤，生猪出栏价至少要在14元/公斤才能保本。截至2013年5月15日，全国平均生猪出场价格为12.79元/公斤，猪粮比价为5.33∶1，自繁自养出栏生猪头均亏损192元。根据对全省86家散养户和74家养殖场调查显示，目前散养户基本处于亏损或保本的边缘状态。74家养殖场中有48家出现亏损、占比64.9%，5家养殖场处于保本的边缘，仅有21家养殖场实现微小利润。
四、生猪价格波动周期的关键成因分析
养殖成本是生猪价格的主要部分，但其并非生猪价格波动周期的关键成因。从生猪生产的核心成本——饲料、人工工资和运输价格近十年来的情况看，均呈上升态势，造成的最直接影响是生猪养殖成本的上升，出栏价格逐步上涨，并没有出现与生猪价格波动周期相近的波动起伏。因此，我们认为生猪价格波动周期形成的关键成因，在于生猪养殖的散户占比较高而规模养殖占比较低。
（一）散养户盲目进出是生猪价格剧烈波动的关键
数据显示，我国70%以上的生猪由散养户供应。山东省生猪养殖规模程度较高，70%以上的生猪来自年出栏50头以上的养殖场户，但养殖场户规模多数较小，50%的生猪来自年出栏50—300头的小养殖场户。小养殖场户在收益好的时候进入养猪行业，收益不好的时候就选择退出，盲目扩大或压缩生产规模极易加剧供求矛盾，造成生猪价格的周期性剧烈波动。如在本轮猪肉价格下跌过程中，散户生猪出栏以及淘汰母猪速度明显快于规模养殖户。调查显示，2013年4月末，86家散养户生猪存栏数较年初下降15.9%，同比下降12.2%。其中，能繁母猪数较年初下降11.7%，同比下降4.5%；与之相反，74家规模养猪户生猪存栏数较年初仅下降0.71%，同比则增长4.1%，能繁母猪不降反增，较年初增长4.4%，同比增长4.3%。可见，规模养殖户预期下半年猪肉价格将进入上升通道，并没有大量压缩生猪存栏及淘汰能繁母猪。
（二）散养户处于产业链低端易加剧波动
养猪产业链由种猪养殖、生猪养殖、屠宰、销售、猪肉深加工、饲料加工以及养猪科研等多个环节组成，一头生猪从出场到猪肉零售要经过中间商、屠宰检疫、批发商、零售商等诸多中间环节，而产业链内的风险收益分配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调查显示，目前生猪养猪户平均每头猪亏损220元，而1头活猪流通屠宰检疫的费用大概为200元，经屠宰分割，可产生80公斤左右猪肉，收入1496元，猪副产品400元左右，总共1896元，减掉生猪收购费用1320元和200元检疫流通费用，剩余376元全部为活猪收购商、批发商、零售商的利润。面对亏损，规模养殖场靠卖种猪、仔猪获利以弥补出栏生猪的损失；散养户由于产业链条短、缺少风险分担机制，遭遇市场风险就会大幅缩减市场供给，从而加剧价格波动。
（三）散养户易受疫病冲击而加速价格波动
调查显示，我国目前基层动物疫病防控和科技推广服务体系还很脆弱。小规模养殖户处于产业链条的最下游，缺乏统一的防疫指导和防治措施，往往根据自身的经验进行疫病防治，疾病防控能力非常薄弱，因此疫病对其冲击最大。相比而言，规模养殖场具有规范化的病毒预防技术和防治措施，对生猪疫病的防控能力明显强于散养户。疫病一旦爆发，最大问题是造成养猪户的心理恐慌，以致部分小规模户出栏不补栏，散户则干脆退出，由此造成市场供给快速下降，拉动价格攀升。如：2007年全国范围内大面积爆发高致命性猪蓝耳病，导致生猪的出栏量和猪肉产量锐减，生猪出栏量下降了7.7%、猪肉产量下降了7.8%，生猪价格由当年5月份的10.2元/公斤快速飙升至年末的15.46元/公斤，累计涨幅达51.6%。
（四）做强做大规模化养殖面临诸多障碍
业界认为，当规模化养殖占到市场份额的80%以上时，猪肉价格才会趋于稳定。因此，提高养猪业规模化水平是熨平价格波动的根本所在。但当前发展生猪规模化养殖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一是融资难。根据对74家规模化养殖场调查显示，融资难是所有生猪养殖场近年来面临比较集中的问题。目前，规模化养殖场的融资渠道比较单一，76.5%的资金为自有资金，仅有17.4%的资金来源于贷款。规模化养殖场的贷款需求主要是搭建猪舍和购买饲料。目前，由于养殖场土地大都系租用性质，抵、质押不合格，难以获得足额的信贷支持。二是畜禽养殖用地矛盾突出。畜禽养殖用地本身是一种农业生产活动，但国家政策一直未明确其“农业用地”性质。自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后，部分地方加大了对畜禽养殖用地的控制，新建和扩建用地批复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规模养猪业的做大做强。
五、猪肉价格未来走势预测及对CPI的影响
（一）本轮猪肉价格探底已近尾声，恢复性上涨已成定局
从历史经验和现实影响因素分析，当前猪肉价格企稳回升的条件已经具备。一是从价格涨落的大周期看，本轮猪肉价格下跌已持续19个月，达到了近十年来生猪价格下跌周期的平均值，这表明猪肉价格筑底基本完成，将进入价格爬升期。二是目前国家已经启动生猪市场价格调控，主要内容包括预警信息和开展冻猪肉收储。近期全国出栏肉猪平均价格已止跌回升，也证明猪肉价格的探底已近尾声。三是伴随着中秋节、国庆节等节日拉动作用的显现，周期性上行通道或将于下半年开启。
（二）业界对年内猪肉市场前景相对乐观，U型拐点或将于9月形成
根据对全省86家散养户和74家养殖场调查显示，省内养殖场（户）对后市价格相对乐观。有72.5%的受访者认为与上半年相比，预计下半年生猪、猪肉价格走势会出现上涨，另有22.5%的受访者认为年内价格将保持基本稳定。关于拐点形成时间，预计拐点将在8—9月形成的受访者最多，总体平均落于9月份附近。
（三）年内猪肉价格上涨幅度相对温和，对CPI影响不大
截至2013年4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5013万头，同比增长2.2%，环比仅下降0.4%；调查的160家养殖场户当前能繁母猪分别较年初和去年同期上涨了3.15%和3.66%，并未出现如2007年的急剧下降，预计下半年猪肉供应仍比较充足。总体来看，今年下半年猪肉价格将呈现温和上涨态势，对CPI影响有限。
六、熨平生猪价格波幅的政策建议
发展生猪规模养殖是熨平生猪价格、稳定物价的重要路径。我国生猪养殖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将年出栏量500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化养殖比重提高到50%以上。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养殖场户、政府相关部门和涉农金融机构共同努力。
（一）大力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养殖，提高集约化水平
各级政府应重点推动生猪养殖的规模化，要加快推进行业协会或合作组织建设，通过种猪统一培育、饲料统一生产、药品统一调配、联合办屠宰场等方式，提高养殖组织化程度，增强抗风险能力。要加快生猪加工园区建设，实行园区企业养殖基地化，明确畜禽养殖用地的土地性质，克服用地瓶颈，鼓励生猪龙头企业做大做强。
（二）建立有效的信息预警机制
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牵头，建立健全对生猪养殖、市场价格的信息监测和制度，建立与生猪养殖园区、龙头企业、规模养殖场实时信息共享机制，实时生猪存栏、调出、市场价格、疫情防控等信息，引导养殖场户减少盲目性，避免生猪价格大起大落。
（三）建立健全逆周期错峰调节机制
进一步完善猪肉储备吞吐调控机制，提高政策逆周期操作水平，努力维护生猪市场稳定，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适时启动消费者补贴，在猪肉价格涨幅过高时，对低收入者给予一定的补贴。建立经营者补贴机制。在猪肉涨幅过高时，对大型超市补贴，供应平价猪肉等。
（四）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一是创新信贷方式。通过产业链融资、农村土地产权证抵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订单融资等新模式，加大对规模养殖场户的信贷支持力度。二是加快发展生猪农业保险。在做实能繁母猪保险的同时，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拓市场，试点并拓展生猪价格指数保险等业务。三是推动符合条件的规模养殖场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拓宽直接融资渠道。
参考文献：
[1]吕杰，綦颖.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的经济学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7，（7）.
[2]毛学峰，曾寅初.基于时间序列分析的生猪价格周期识别[J].中国农村经济，2008，（12）.
[3]陈蓉，陈俊安.我国生猪市场波动规律及平稳供给对策[J].中国畜牧杂志，2009，（10）.
[4]岳冬冬，王征兵.我国生猪生产波动周期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10，（10）.
[5]殷传麟，周兵兵.生猪价格：波动与抗波动[J].价格理论与实践，1997，（4）.
[6]刘芳，江占民.生猪养殖业成本效益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2，（1）.
[7]綦颖，宋连喜.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分析与缓解对策[J].中国畜牧杂志，2006，（16）.
[8]陈蓉，任大廷.生猪供给调整的时滞分析[J].农村经济，2010，（1）.
[9]赵瑞莹，陈会英，杨学成.生猪价格风险预警模型的建立与应用[J].运筹与管理，2008，（4）.
[10]贾会玲，杨晓光，邓若鸿.基于数据的生猪价格风险分析模型研究与实证分析[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10，（12）.
[11]高嵘.基于物联网的猪肉溯源及价格预警模型研究[D].成都：电子科技大学，2010.
[12]杨瑢.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生猪价格预警研究[J].中国畜牧杂志，2011，（18）.
[13]刘全，程彬，郑广宇.辽宁省生猪生产周期性分析及预测预警模型研究[J].中国畜牧杂志，2011，（10）.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5005408
一、引言
自1978年中国将经济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取得了年均970%的高速增长，并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长达36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资本积累即固定资产投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相应地，中国的投资率（即资本形成率）亦不断攀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特征日益凸显。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9年中国的投资率不足3000%，2000年之后从3630%逐年递增，到2009年底达到4760%的峰值，2014年仍高达4620%，接近世界其他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按照世界银行对高、中、低收入国家的划分标准，以2009年为例，笔者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分别求得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投资率为2280%，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投资率为2420%。
中国的投资率是否已经过高？是不是存在过度投资？或许不能简单地通过历史或国际比较找到答案，需要从投资的效益等产出效果层面进行衡量。从理性经济人的一般原理出发，资本获取的利润是资本积累即投资的动力，而资本的效益往往取决于资本积累规模、资本的技术水平和资本使用的效率。假定资本的技术水平和使用的效率不变，则资本的效益主要取决于资本积累规模的变动。考虑到生产函数边际产量递减的情况，资本效益的下降较大程度上是由过量的资本积累即过度投资造成的。在资本积累技术水平低和效率低下的现实条件下，为了达到某个产量或产值目标，配置过量资本很容易成为一种趋势。
以上分析为本文通过投资效益衡量资本积累规模是否得当提供了支持。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面临的工业产能过剩、基础设施投资超前、房地产巨量库存以及生态环境恶化导致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问题，引发学术界对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及其效率的广泛思考。这些规模巨大且严重过量的资本积累，很大程度上源于近年来盛行的国内生产总值考核体制下投资主体违背投资回报原则，为追求国内生产总值最大化而进行的投资活动，且产生投资收益不能回报投资的浪费。
面对稀缺的资源及千秋万代的福祉，当代人必须考虑投资的效益问题，绝不能有广种薄收的思想。2014年10月以来，国务院更是七会三议 “有效投资”，可见决策层也开始日益重视投资效益问题。本文借助AMSZ准则对中国近二十年来资本积累状况进行检验，并对这一时期的整体资本回报率进行测算，通过对投资率与所测算的资本回报率结果进行拟合，以判断中国资本积累中是否存在过度投资。
二、文献回顾
1过度投资及其测算方法的研究述评
关于过度投资的大量研究来自企业层面，被视作一种企业行为。Richardson[1]曾经构建了一个投资模型，将企业新项目的新增投资划分为合理的投资支出和非效率的投资支出（含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研究了超额现金持有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李维安和姜涛[2]研究了公司治理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更多的学者如杜兴强等[3]、唐雪松等[4]研究了国有企业受政治联系、地方政府干预而导致的过度投资问题。
虽然宏观经济来自于对微观经济的综合，但从宏观层面看，经济中是否存在过度投资，是相对于总体经济发展的需求而言的，不同的经济规模需要不同的投资总量。从朴素的意义看，过度投资显然是指投资形成的供给超过了市场需求，或者从投入―产出角度看，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缺乏足够的消费（包括境外消费）来吸收。
关于对宏观层面是否存在过度投资的判断，最著名的莫过于Abel等 [5]推导出的净现金流量准则（即AMSZ准则），该准则通过比较经济体中资本总收益与总投资的大小来检验资本是否过度积累。根据这个准则，如果一个经济体内资本总收益大于总投资，亦即资本部门的产出大于投入，能够获得正的净收益，此时经济动态有效，不存在资本的过度积累；反之，资本部门的产出小于投入，则经济动态无效，存在资本的过度积累。此后2002―2014年的13年间，史永东和齐鹰飞[6]、袁志刚和何樟勇[7]、刘宪[8]、庞明川[9]、吕冰洋和毛捷[10]、项本武[11]、张延[12]以及朱君[13]等诸多学者分别采用AMSZ准则对中国经济的资本积累状况进行了测算。不过由于测算的时间不同，以及不同学者对资本总收益采取的核算方法不同，因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史永东和齐鹰飞[6]、袁志刚和何樟勇[7]的计算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处于动态无效状态，亦即经济中资本积累过多；项本武[11]认为中国经济动态效率处于波动状态，且大部分年份为动态无效；而刘宪[8] 、张延[12]以及朱君[13]则认为中国经济动态有效，不存在资本的过度积累。
资本回报率是指平均每一单位资本的投入所能获得的收益。Bai等[14]、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15]、庞明川[9]、孙文凯等[16]以及张勋和徐建国[17]均认为，投资是否过度，需通过测算资本回报率的高低给予回答，倘若资本回报率高，那么投资总体上就是合理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贾润菘和张四灿[18]认为大多数文献选用资本回报率来判断投资是否过度有一定的合理性，即如果资本回报率高是投资扩张追逐高利润的结果，就无需担心投资的过快增长；而方文全[19]则认为资本回报率变动取决于资本的产出效率、分配份额和投资资金来源构成等因素，在他看来，与其依据资本回报率高低讨论是否存在过度投资问题，不如关注其背后的初次分配和内需消费问题。
目前对中国资本回报率高低的测算差异很大。例如，李宾[20]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回报率呈快速下降趋势；方文全[19]的研究结果则显示中国的资本回报率近年来有所升高；白重恩和张琼[21]通过估算1978―2013年中国的总体资本回报率，认为影响2008年以来中国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的原因是投资率的大幅攀升和政府投资规模的持续扩大。综合国内学者对资本回报率在测算上的差异，由于资本存量估算对折旧率的变化极为敏感，同时资本回报率又对资本存量的变化十分敏感，不同学者采纳的折旧率不同，是造成资本回报率测算结果相去甚远的主要原因。
迄今的研究文献，基本上要么单独依据AMSZ准则判断经济的动态效率，要么单独对资本回报率进行测算，较少有学者把AMSZ准则与资本回报率结合起来研究过度投资。鉴于AMSZ准则与资本回报率在测算方法和涉及指标估算上存在较大争议，笔者认为单纯依据一种方法判断是否存在过度投资是片面的，需要对同一口径下取得的一揽子数据分别进行测算并相互验证。
2过度投资的成因及后果研究述评
已有的大多数研究文献表明，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以来的经济运行中，与高投资率相伴随的是投资的低效率，这种投资的低效率以过度投资、重复建设以及大量的投资浪费等形式表现出来。即使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仍然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过程之中。曹建海和江飞涛[22]认为，由于缺乏内部的自我约束机制，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中存在严重的投资饥渴症，中央政府只能通过行政机构严格的投资分配过程从外部来约束这种投资饥渴症。并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由于投资决策的分散化，政府放松了对企业投资的外部控制，但是却没有通过利润动机或者预算约束机制建立起任何自我控制机制，这使得改革往往加重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固有的投资领域过热倾向，而并非使之降低。周黎安[23-24]意识到中国地方政府拥有巨大的干预企业和利用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等支配经济资源的行政权力，他认为地方政府有强烈动机，通过扩大投资来达到财政分成和政治晋升等目标。林毅夫和苏剑[25]认为，中国资源价格长期低于市场均衡价格这一扭曲的价格体系是导致过度投资的根源。任志军[26]认为，持续低消费下的高投资是出现巨额无效投资的直接原因，政府采取非市场经济的方式激励企业投资以确保经济增长，是出现巨额无效投资的根本原因。曹建海和江飞涛[22]认为地方政府普遍的投资补贴导致全社会过多的产能投入和均衡产出（即产能过剩），并引起产品市场行业整体亏损及社会福利的损失。张雷宝[27]认为，从根源来看，政府投资冲动是导致国内整体投资率居高不下的基本原因，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则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投资扩张冲动的“帮凶”。
可见，体制问题是导致中国过度投资的根本原因。基于对市场需求弹性的考虑，任何国家或地区都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投资，但在欧美日等市场经济国家，由于投资主体是各类企业，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中形成总量投资，过度投资问题并不严重，反而比较突出的是存在较多政府干预的原计划经济国家。在中国，政府采取行政干预方式鼓励企业投资以确保经济增长目标，是产生过度投资的根本原因，消除过度投资主要应从体制和政策两个方面着手。
大多数学者认为过度投资给经济社会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林民书和张志民[28]指出：与发达国家的资本产出率相比，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存在着严重的浪费，并且由于产出中有相当的份额用以弥补无效投资和浪费，导致中国居民消费比重不断下降，影响人民生活和社会福利的提高。吴敬琏[29]指出：当前粗放的增长模式的核心和本质就是靠投资拉动增长，这造成了 “让我们头疼的各种问题”，如资源匮乏、环境破坏、投资和消费的失衡、民众收入水平提高过慢、最终需求不足以及产能过剩等。吕冰洋和毛捷[10]认为，从世界经济发展经验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赶超阶段采取的轻消费重积累的政策在一段时期内确实能起到迅速提高经济增长率的作用，但是消费需求的增长乏力、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最终妨碍了经济增长的潜力和质量。
综上分析，中国过度投资的形成与长期以来推行的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密切相关。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前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还是改革开放之后在政府主导背景下推行的各种刺激经济的发展战略，无不充斥着投资冲动。尤其是地方政府基于绩效的国内生产总值最大化、生产规模最大化追求更是加剧了过度投资。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进一步导致投资饥渴和扩张冲动，不合理的投资体制与治理政策加剧过度投资，扭曲了整个经济的投资结构，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三、对中国资本积累状况的检验
依据Abel等[5]推导出的 AMSZ准则：如果对于所有时期t和所有自然状态，有 Rt /Vt>0 成立，那么，均衡时，经济是动态有效的；反之，均衡时，经济动态无效。其中，Vt是经济在t期有形资产的总价值；Rt是t期资本的净收益，即资本总收益减去总投资。Abel等在对美国经济动态效率研究中使用的公式为：资本总收益=国民收入+资本折旧-劳动者报酬-劳动者的财产收入，总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存货投资，净收益=总资本收益-总投资。项本武[11]认为Abel等的算法更加适合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计算资本总收益时，由于政府对企业的补贴也产生要素收入，虽然它不体现在产品价格中，但构成了总收益的一个来源。也就是说，对于企业补贴是否纳入总收益部分，取决于一国的市场化程度。由于中国目前还处于市场化逐步完善阶段，所以笔者认为在计算总收益时应当加上企业补贴，计算总投资及净收益则按照Abel等的算法，计算公式调整为：资本总收益=国内生产总值-间接税-劳动者报酬+企业补贴，总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存货投资，净收益=总资本收益-总投资。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笔者首先考察1995―2012年的年度数据，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货投资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间接税按照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四项求和计算所得，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2013）；企业补贴为企业亏损补贴，1995―2009年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2010）中的国家财政分项目收入，由于2010年后国家财政分项目收入中不再细分企业补贴数据，所以2010―2012年这3年的企业补贴数据用以往各年的算术平均值代替。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在1995―2002年期间，中国经济的资本总收益大于总投资，净收益为正，经济中不存在资本的过度积累现象；而在近十年的2003―2012年，中国经济的资本总收益小于总投资，净收益为负，经济中存在资本的过度积累。
考虑到计算资本总收益时减去间接税有可能会使总收益的值偏小，笔者又另外按照：资本总收益*=国内生产总值-劳动者报酬，总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存货投资，净收益*=总资本收益*-总投资，对1995―2014年20年间经济中的净收益进行计算。由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劳动者报酬数据截至发文日期只更新到2012年，笔者通过计算2003―2012年10年间劳动者报酬增长率的平均值，近似地估测出了2013年与2014年两年的劳动者报酬。相关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显示，1995―2004年，中国不存在资本过度积累问题，但2005―2014年由于经济中资本积累过多导致中国经济为动态无效。通过对比表1中净收益与净收益*的具体数据可以看出，是否纳入间接税的两种情况计算结论基本相同，说明笔者对中国经济2003年以来出现资本过度积累即过度投资的判断是可靠的。
这也与近年来中央高层、产业界、学术界和传媒界对中国经济中工业产能过剩、基础设施超前发展和房地产高库存的判断一致。
上述分析和判断，可以得出中国持续不断走高的投资率已然引致近年来整体经济资本积累过度的结论。换言之，2003年以来中国整体经济已经出现资本总收益小于总投资的资本过度积累状态。尽管中国在发展战略上强调为实现快速发展的目标需优先选择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通过不断增加积累来获得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时，中国目前所处的城镇化、工业化同步发展阶段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发展中高投资的特点。尽管如此，仍需警惕投资的“度”。高投资产生的产能如果没有相应的消费来消化吸收，其后果不单单是资本沉淀，更可能是对稀缺资源的浪费和全民福祉的损害。
四、过度投资与资本回报率测算
1资本回报率的估计方法
笔者采用白重恩和张琼[21]的方法来测算资本回报率。考虑到篇幅限制，略去具体推导过程，任意时期资本回报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r（t）=α（t）PK（t）K（t）/PY（t）Y（t）+[K（t）-Y（t）]-δ（t）（1）
其中，r（t）表示资本回报率；α（t）表示资本收入份额；PK（t）表示经济中总的资本价格；PY（t）表示经济中的产出品价格；K（t）表示经济中总的资本存量；K（t）表示资本品价格变化；Y（t）表示产出品价格变化；δ（t）表示资本的折旧率。
2数据来源
对于资本存量的估计采取OECD国家广泛采用的Goldsmith于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Kt=Kt-1（1-δ）+It/Pt。使用该方法需要确定四个变量，即当年投资I、投资品价格指数、初始资本存量以及折旧率。当年投资I选取当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投资品价格指数选用固定资产投资品价格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初始资本存量K0采用Reinsdorf和Cover[30]构建的模型：K0=I0g+1g+δ，其中，I0表示初始年的投资，δ表示折旧率，g表示初始年份之前的投资平均增长率，g取初始年份之前改革开放之后1979―1989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年增长率的算术平均值，经计算得出这段时期的平均值约为950%；折旧率δ采取张军和章元[31]的计算结果960%。
资本收入份额α（t）的计算采用公式：资本收入份额=1-劳动者报酬/国内生产总值。其中劳动者报酬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资本的折旧率δ（t）同上，统一采取张军和章元[31]的计算结果960%；资本品价格变化K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变化进行替代；产出品价格变化Y采用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的变化来表示。
3测算结果
根据上述资本回报率的计算方法及相应数据来源，得出1995―2014年的资本回报率，如图1所示。结果表明：根据式（1）测得的资本回报率在笔者所估测年份内整体呈现出波动式下降，在1999―2007年呈现出有升有降的波动式特点，2008年后下降幅度则较为剧烈。图形整体较为平滑，主要源于笔者将考察年份内的折旧率近似地处理为同一值，并且笔者认为这种处理方法不影响资本回报率的整体趋势。一方面，由于资本回报率对资本收入份额和资本存量的估计非常敏感；另一方面，从已有的文献可以看出，每一个指标都有多种选择，造成估计结果存在巨大差异。考虑到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以及多数文献将中国的折旧率设定为500%左右[32]-[34]，笔者又进一步把折旧率统一设定为500%，计算所得到相应的资本回报率如图2所示。结果表明：把折旧率设定为500%测算所得到的资本回报率大致趋势与折旧率为960%测算的资本回报率大致趋势一致，前者较后者稍微平稳，在考察的起始年份1995年，前者的资本回报率为1600%，而后者为1800%；在考察的最后年份2014年，前者的资本回报率为460%，后者则为320%；且两者测算的结果在2006―2010年期间较为相近，尤其是2008年与2009年这两年，两者所测算结果几乎一致，在图2中表现为几乎重合。
4资本回报率与投资率的变动趋势
资本回报率指的是平均每一单位资本的投入所能获得的收益。而中国2000年后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资本回报率的持续走低说明经济中投资效率不断下降，每一单位资本的投入所能获得的收益逐步下降甚至很有可能为负值。究其原因，与中国投资刺激政策下的过度投资有关。因此，笔者考虑将投资和资本回报率进行回归拟合。一般来说，如果投资对资本回报率回归拟合的系数越大，则说明投资增长对资本回报率具有促进作用；反之，如果投资对资本回报率回归拟合的系数越小，说明投资增长对资本回报率是抑制的。
对投资和资本回报率进行回归拟合，投资用投资率（T）表示，投资率为资本形成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资本回报率（R）选取上述按照公式（1）折旧率为500%计算的结果，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经ADF单位根检验，残差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是平稳的，R和T具有协整关系，拟合优度为90%。F检验通过，反映回归方程高度显著。T检验通过，表明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对被解释变量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即投资率每上升1%，资本回报率下降065%。也就是说，从投资率对资本回报率的拟合系数来看，投资率对资本回报率具有负向影响，表明中国经济中总体投资不合理，存在过度投资。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虽然投资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节节攀升的投资率也促使中国经济增长依赖投资拉动的特征不断强化，投资效益下降情况日益严重。尤其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基于此，从投资效益的研究视角来分析现阶段的投资率是否合理以及投资是否过度，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应用AMSZ准则检验中国近二十年来资本积累状况，在判断中国2003年以来整体经济出现资本总收益小于总投资的资本过度积累状况的基础上，笔者重点测算了1995―2014年整体经济的资本回报率，发现自2008年实施投资刺激政策以来，中国整体资本回报率出现大幅下降。从投资率对资本回报率的拟合系数来看，投资率对资本回报率具有负向影响，表明中国经济存在较为严重的过度投资。
从经济学意义上看，过度投资导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低效甚至无效投资增加，形成相当规模的资本沉淀。这部分资本沉淀不但不能增加社会的生产能力，相反却是对稀缺资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属于社会福利的损失。例如，贺铿[35]研究认为，中国高速公路的利用率只为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 12%，许多较小的机场利用率不到一半。徐策和王元[36]的研究指出，2009年以来，政府刺激措施和亢奋建设活动，已造成680万亿美元的投资浪费。据有关机构初步测算，中国工业行业中大概有15%左右的投资属于无效投资。如果以重置价值衡量这部分无效投资，其规模还会有所上升。中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经济的增长是以牺牲生态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增长，而过度投资导致的大量重复建设、低效率运行甚至闲置的资本更是加剧了这一代价的程度。无论是自然资源环境还是生态环境的承载力都是有限度的，过度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不仅使人类生产无法继续进行，而且将破坏人类最基本的生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