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8 17:16:4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分析宏观经济，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宏观经济统计是信息时代政府和企业了解经济形势的必然途径。基于宏观经济统计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文章分析了统计过程中的相关问题，阐述了我国如何对宏观经济统计进行利用。
关键词：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问题
宏观经济分析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在世界各个国家应用广泛，同时对我国社会主义体制的完善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宏观经济分析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而每个阶段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程度的作用。
1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相关问题研究
1.1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历程数学统计学是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理论。在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研究者将国民经济的分析作为对象，关注国民经济的实际统计指标。在这一前提下对比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与经济发展趋势。第二阶段：我国整体经济趋于完善，统计学理论更加完善，经济行业分类清晰，从而使统计学理论能够更好的作用于经济发展实践。第三阶段：注重宏观经济统计与微观经济统计之间的关联性，使二者相融合，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这一阶段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技术支持。即使是现阶段，很多人依然对经济统计存在错误的认识，统计理论作用于金融等行业，但依然存在应用行业空缺，需要你进一步完善和推及。
1.2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特点分析随着经济统计的发展，宏观统计逐渐得到认可。与其它统计方法不同，与一般的统计分析进行比较，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具有总体性别，具有实证性和数量性的特征。当然，宏观经济还具有一些独有的特征。首先：统计对象更系统。在统计过程中，以我国的国民经济整体发展为对象，研究影响国民经济的各个要素，分析其独立性与相互影响关系。国民经济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统计方法的系统性使分析更加合理。利用这种统计分析方式，可以实现你对经济的全面分析，使资源得到最优化利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对策。其次：国民经济统计具有层次性特点。在宏观经济统计方法下，将相关资料作为依据，并有效采用统计的分析方式来评价国民经济的运行机制。在这一统计模式下，统计分析按照一定的层次现代整体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在从经济的发展影响因素入手来进行逐层分析，基于经济发展影响因素来制定合理的策略。国民经济影响因素众多，宏观经济的这一特点使得经济分析更具合理性，是未来经济分析的必然方式之一。
2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对我国统计发展的影响
2.1宏观经济统计在我国经济分析中的产生在世界其他国家，宏观经济具有一定的作用，而我国处于社会主义这一特殊的经济体制中，宏观经济的发展源于计量经济学的提出。宏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宏观经济统计为其发展提供了保障，使我国形成了特有的经济体制，通过分析了解经济市场风险，并且致力于降低风险。但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我国经济中的运用并无好的借鉴，需要经济分析者通过经验和不断的分析探索来完成目标。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一定的问题。而统计学与宏观经济的切合点是分析者考虑的问题，所以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诸多问题或者一些统计无法出现预期的分析效果。当然，宏观经济必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与层次性，只有通过专业的分析方式才能确保风险分析的合理性，使经济发展更加顺畅。
2.2宏观经济统计在我国经济中的应用从整体经济形势发展来看，我国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经济容易受到国际形势、经济错误判断以及金融危机等特殊因素的影响。在这一情况下，经济学者必须对经济进行正确的判断，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政府在经济统计分析过程中要善于运用正确的方法。实践证明，宏观经济统计方法能够对经济方向做出正确的预测，及时发现经济发展潜在风险。另外，宏观经济统计方法在我国经济中的运用还体现为它帮助银行等金融系统屏蔽了信用额度不高的企业，以降低金融系统的风险，确保金融系统的稳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在经济危机形式下，金融系统的杠杆作用将体现在经济稳定中。因此，政府要善于利用宏观经济统计这一方法，掌握多样化的经济信息，以通过正确的分析来确保经济的稳定。
3结语
在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主要应用于对经济形势的整体分析。统计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在经济发展中其作用一样不可忽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式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来说，其主要作用还体现为明确金融风险，减少资源浪费和促进经济稳定。作为国民经济分析的主要工具，还帮助政府弥补了经济发展中的缺陷。当然，鉴于宏观经济统计的基础薄弱，还要求相关人员对其理论进行完善，致力于通过更加合理的理论对实践进行指导，采用全方位的分析方式来获得经济发展的现状，确保国民经济的发展策略合理。
参考文献：
[1]赵彦云.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5).
[2]邓颖洁.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问题及对我国政府统计发展的作用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4(17).
关键词：我国宏观经济；具体形式；政策分析
我国总体的宏观经济来说，形式照以前来说已经有所趋缓，但是在这方面仍处于严峻的状态。一方面来说，我国的总体经济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段，但是上升幅度照以前确实有所下降，但是，总的来说，我国的总体宏观经济处于一个平稳上升期。就就业形势一块来说，虽然形式已经没有如此严峻，但是随着每年毕业就业生的数量越来越庞大，就业形势还会继续经受考验。另外我国在与国外的发达国家的合作上充分展示了我们的优势，我国的出口量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因此结合各方面来说，虽然我国的宏观经济在逐渐的按照一定的幅度前进，但是尚且存在这样那样的严峻问题。
一、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式
（一）经济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上升速度有所下降
我国的宏观经济近些年来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照前些年来看，我国总体的经济上升速度却已经有所减缓。据可靠的数据分析，在2008年时，我国的季度初总GDP达到近六亿六千远左右，在季度末时期GDP达到近10亿两千元，这样的涨幅已经算是很大了，但是在2012年，也就是四年之后，我国的GDP涨幅照之前已经有所下降季度初期我国的GDP在八亿五千元，而季度末期我国的GDP达到了十一亿三千元，照之前的涨幅有所降低。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总体宏观经济尚且处于上升的状态，但是上升的速率已经很明显的降低了，甚至有些年度趋于平稳。除了我国的GDP可以看出这一点之外，我国的居民消费水平也同样可以得出结论，自2008年至2012年期间，我国的居民消费指数有了明显的降低，季度初期的和季度末期的居民消费情况有了小幅的降低，而这样的情况几乎发生在每一年，降幅都十分明显。居民消费指数与我国的宏观经济情况有着很大的关联，从我国的季度或者是年度GDP亦或是季度年度的居民消费指数都能得出这一结论，那就是我国的总体宏观经济处于上升阶段，但是上升的幅度却已近乎平缓。
（二）我国的就业形式较为稳定，但仍然严峻
我国的人口众多，尤其是每年的毕业本科生，更是达到了一个庞大的数字，所以，每年的就业难都成为了一个问题，近些年来，我国政府给就业生一定的福利，就业岗位也有所增加，但是却难以满足如此之多的就业生。现在，就业政策的开放暂时使我国的就业形式趋于平稳，但是事实上仍然十分严峻，在2010年，我国的总体新增加的就业人员多达一百六十余万人，就业难或者是再次就业不成功的人员多达二十万人，比2008年时期总数多了十五万人，而就业难的人员较二年前多达十万人，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并没有完全从就业难的形式中脱离，相反的，我国的就业形势仍然是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去解决，去实现的一个目标。总的来说，我国的城镇人口就业难问题更严重，农村人口就业面狭窄，这也值得我们思考。
（三）我国对外贸易下降幅度增加
我国宏观经济的目标之一就是对外贸易，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我国的宏观经济总体目标也不算实现，我国的对外贸易近些年持续呈现下降的趋势，更为严重的是，我国的对外贸易下降幅度年年增高，对外贸易已然达到了一个十分严峻的状态，在2008年，我国的对外贸易总值达到了二百七十亿美元，但是到了2009年，我国的对外贸易总值仅为2008年的百分之八十，达到了二百二十亿美元，这下降的幅度相比以前已经大大的提高了，不仅如此，我国的对外贸易减少，外国的对内贸易也减少，例如美国，英国，等一些其他的欧盟国家，他们近些年来受金融危机等影响，对我国的外贸投入越来越少，外企屡屡撤资，外商的生存一下子陷入了威胁。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对外贸易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关注。
（四）总体的消费增长速度较快，财政政策刺激起作用
对于总体的消费水平来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通货膨胀期间，政府会采用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减少货币市场上的货币流动量，并逐渐控制，使其回到正常水平上。财政政策应该起到督促的作用。在正确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领导下，我国的总体消费水平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有着明显的提升，在2008年，我国的总体消费金额在三万五千亿元左右，而在三年后也就是2011年时，我国的总体消费金额已经达到了四万三千亿元左右，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这是以年为单位进行收集的数据，而以月份为单位进行收集的数据也充分可以显示出来我国总体的消费金额的提升，按月来看，2008年每个月的平均消费金额在2916万亿元左右，而在2011年有了很大的提升，平均每个月的消费金额达到了3500万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十四，这对于总体的消费金额来说是一个大的增长比例。总体消费水平的提高也恰恰印证了我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刺激我国的总体消费增长。
二、我国的财务收入的总体情况
（一）收支平衡问题
在我国，社会的财务收入与财务支出之间的比例处于基本一样的状态，也就是说，我国的财务收入对于我国的总体发展并没有太大的影响，现在已经基本上趋于平衡了，其实，我国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的关系是从盈余状态转变成平衡状态的，在十年前左右，我国还尚且处在一个盈余状态的。在2009年的时候，财政预算为一千八百三十亿元，照2008年涨了百分之十左右，而到现如今，我国的财政预算已经趋于饱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地方和中央的财政收支不平衡，对于财政收支来说，地方理应以中央为基准进而确保财政收支符合标准，但是，有的地方政府只是一味重视地方财政收支的进步，没有意识到和中央的差距已然拉开。
（二）我国主要税费的收入
我国是一个税收大国，税费根据不同的征收对象分成不同的种类，针对流动资金则实施流转税，主要的流转税有增值税，消费税等等，针对经营销售和出口买卖则实施营业税，现在由于国家税收的进步，税法的改革，我国的营业税已经被取缔，营改增全面实行。其次，针对个人所得的财产要按项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企业则按照企业的固定项目征收企业所得税。针对这几项基本的税种，分析我国的主要税费的收入。首先，在2008年到2013年时期，我国的增值税收入经历了一个大幅度的下降，之所以如此，与增值税的税率改革有着重要的关联，在2008年到2009年这一年的时间，我国总的增值税就下降了一点五亿元，占总体税收下降比例的很大一部分。除了增值税之外，收入有所变化的还有消费税，我国消费税经历的一个大的变化和改革就是燃油税的征收，随着燃油税费的征收，我国的消费税也在同比增长，在2008年的2月到4月期间，我国的消费税总体上增长了百分之三十九左右，按比例计算约为一千二百亿元。按照目前的趋势，我国的消费税还会继续增长，消费税收入的增长比例十分可观。除了增值税和消费税之外，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也有一定的收入上的变化，在企业所得税上，国家针对一些小微企业或者是高新技术企业有一定的扶持力度，正常的企业所得税比例在百分之二十五，而对于小微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仅按照百分之十五征收，虽然如此，但是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始终与企业有关系，而企业的发展依赖于国内外的经济大环境，国内外经济大环境如此广受关注，所以这也给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提出了新的要求，总的来说，我国的企业所得税不会有大幅度的变化，应该与以前年度保持基本的持平。与企业所得税相对应的是个人所得气体，据可靠的数据表明，我国在2008年二月到四月期间，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同比仅下降了百分之零点三，这对于个人所得税整体来说变化不大，所以，对个人所得税来说，其还会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继续下去。
三、针对我国宏观经济学来说提出的政策措施
（一）具体的财政政策
现如今我国的针对宏观经济学提出的具体措施还是政策措施为主，主要政策措施还应该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结合，财政政策要尽量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货币政策则要根据当然经济大市场的具体情况选择具体的宽松或者是紧缩政策。一般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具体的几方面。首先要满足我国当前的进出口的要求，进出口量要尽可能的接近，不能有较大的差距，当然还要与当前我国的国民收入有关系，根据国民收入的变化决定具体的进出口水平。除此之外，财政政策还应该考虑的还有就是经济市场的具体资本需求，资本需求不是随意设置的，应该考虑的因素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当前的利率，一般来说资本需求随利率变化而变化，利率增加资本需求随之增加，而利率减小，资本需求也随之有所降低。这是财政政策应该做到的基本要求。
（二）具体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应该在财政政策考虑的基础上，更关注当前的经济情况，如果当前处于通过膨胀阶段，那么应该迅速抬高物价，并适当的缩减人民币的流通量，推行利率市场化，把通货膨胀现象逐渐压制下去，而如果当前处于通货紧缩状态，那么应该刺激经济发展，刺激消费，可以构建有效率的金融市场体系，增加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流通量，但是，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往往就能够迅速出现，所以要适度实施货币政策，否则会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
四、结语
我国宏观经济学的总体目标在于以下几点，就业形势放缓，经济总体上升，控制市场上的通货膨胀，控制平均物价，还有就是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只有达到这些，才是关于我国宏观经济学的基本任务。但是在一些方面仍处于严峻的状态，我国的总体经济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段，但是上升幅度照以前确实有所下降，但是，总的来说，我国的总体宏观经济处于一个平稳上升期。
参考文献：
关键词：货币供给 价格水平 宏观经济
引言
从2003年开始，大宗商品价格开始上涨，一方面认为是来自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工业体的发展需求增加而导致的，另一方面认为是由于各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流入商品市场的货币量增加，从而推高了商品价格。鉴于新兴工业国家的需求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很难完全分离出来，文章对中国的货币供给同宏观经济指标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在新一轮价格上涨背景下，货币供给量与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
基于货币学派给出的理论解释，所有的价格上涨现象都是由于货币供给增多导致的，认为货币是中性的，其扩张发行会全部转化为价格水平的上涨。McCandless和Weber的研究也发现，通货膨胀率和货币供给量的变化率相关性接近于1，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最终会完全转化为通货膨胀率的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导致价格水平增加后，继而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
虽然宏观经济政策的具体实施情况很难去定夺，但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效果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指标来体现。一国在制定实施诸如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时，可以通过监测控制其中介目标来进行下一步决策，如通货膨胀目标制和利率目标制等，并且股票指数、固定资产价格和商品市场价格等都可以反映出宏观政策的走向和力度。
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
对于货币供给的指标选择，本文选取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M2数据，对于价格水平选取的是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其它宏观经济数据分别选取的是上证综指（SHSI）、燃油期货价格（OIL）和房屋销售价格指数（HI），数据选取均来源于大智慧软件。序列类型均为月度数据，时间跨度均为2003年1月至2012年6月。
M2是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相比较其它M0、M1等货币供给数据而言，M2更具有外生性，考虑到国家信贷规模扩张的情况，M2更能满足货币数量论的要求。
CPI是价格水平的代表指标，它包含了居民日常消费品和服务项目，可以全面体现多种市场因素变动对居民日常生活费用支出的影响，能较好地体现经济社会中价格水平的变化。
选取上证综指是因为作为一国经济运行状况的综合指标，证券市场的指数高低可以较好地反映出该国的经济总体状况。
选取燃油期货的意义在于原油是工业发展的原材料，而我国目前没有原油期货推出，现货数据也不完全、不规范，因此利用燃油期货替代。前几轮的商品价格上涨均是由于石油价格上涨推动的，从而导致了通货膨胀现象出现。新一轮商品价格上涨部分原因是原油价格上涨造成的，进而带动其它商品价格上涨。
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是描述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指数，近些年来中国价格上涨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住房价格翻番增长，即便是遭遇金融危机短暂的回落后，价格仍旧迅速上涨，继续保持在高位。房地产市场也是整个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住房作为居民生活的刚性消费需求品，不断上涨的房价也吸收了大量货币资金。
（二）单位根检验
表1的结果表明，各变量的原时间序列极其不平稳，检验的P值均比较大，在90%的显著性水平下也无法拒绝单位根假设。而各时间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比较平稳，都能满足99%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单位根假设。
（三）协整检验
在各变量平稳的基础上，对其一阶差分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中报出的是95%置信区间的值，通过与迹检验量的大小对比，发现存在至少5个协整方程，说明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上证综指、商品期货和房地产价格之间存在有长期均衡关系。上述协整检验还可以写作标准的协整检验，如表3所示。
通过表3可以看出，当M2的变化率为1时，会引起CPI的正向变化，而商品期货价格和上证综指会产生反向变化，其中房屋销售指数不显著。反向变化也并不能说明货币供给会对资产价格产生负的影响，可能是由于当期变化没有及时显现出来。
（四）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是在扰动项基础上加一个单位标准差大小的冲击，来观测对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所产生的影响。
首先对各变量进行VAR拟合，各变量都当作内生变量来处理。通过图1可以看出，所有的特征根都在单位根之类，说明VAR模型拟合的比较好，能够进行下一步检验。
图2和图3横轴表示滞后阶数，纵轴表示各解释变量对货币供给M2的响应程度。实线部分为计算值，阴影部分表示95%的置信带。之所以把CPI和房地产划为一组，上证综指和商品价格放一组，是因为脉冲响应结果的数量级不一致，放在一起不能看出响应趋势。
由图2、图3可见，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首先是有负向的冲击，第二期开始变为正的冲击，一直到第六期后开始趋于平衡。货币供给对房地产业最初产生正向冲击，在第二期达到最高点，之后渐渐回归平衡，到第六期后冲击基本消失，说明货币供给增加对房地产业的冲击会一直产生正向影响，房地产价格同货币供给变化方向一致。货币供给对上证指数的冲击先是产生正向冲击，第二期转为负向，之后又是正负冲击交替，说明我国股票市场对货币供给变化的反应不一致，这也与现实相符，股票市场的运行状况有时会与宏观政策相背离。而对于商品价格的冲击，趋势与房地产的反应类似，始终都是正向反应，说明商品期货市场也能吸收大量资金。
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文章通过对新一轮价格上涨背景下货币供给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分析，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有长期均衡关系。基本的结论如下：
第一，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上证指数、商品期货和房地产价格水平之间存在有长期均衡关系。由此可知，货币供给仍然是影响市场价格水平的重要因素。
第二，通货膨胀和上证指数对于货币供给冲击的响应上下起伏，并未出现与理论相符的短期关系；而住房销售价格和商品期货价格对货币供给冲击的响应始终为正向，说明当货币供给过多时，这两个市场可以很好地吸收多余货币。
（二）政策建议
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已经出现长期均衡关系，无论短期内货币供给冲击是否会影响，长期内货币政策的作用迟早会显现。因此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平稳运行至关重要。
第二，做大做强商品期货市场。证券市场的波动起伏不定，房地产市场和商品期货市场可以吸收多余的货币量，但是房地产市场关系到民生的基本，国家对房地产已经实施限购政策，限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因此，可以发展商品衍生品市场，一方面可以配合货币政策的实施，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企业提供风险对冲服务。
参考文献：
1.McCandless，G. T. ，and Weber W. E.，Some Monetary Facts，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1995
2.黄先开，邓述慧.货币政策中性与非对称性的实证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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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霖，靳云汇.货币供应、通货膨胀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协整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5（3）
5.王维安，贺聪.房地产价格与通货膨胀预期[J].财经研究，2005，31（12）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与经济周期紧密相关。很大程度上,宏观经济形势如何就是指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即是处于繁荣阶段抑或萧条阶段,波峰抑或波谷。因此,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就很有必要研究经济周期及其阶段。分析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其实就是判断中国经济目前所处周期的阶段。
西方学者一般将经济周期分为两个阶段:收缩阶段和扩张阶段;波峰(peak)和波谷(troug)是周期的转折点。经济周期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繁荣(prosperity)、衰退(recession)或危机(crisis)、萧条(depression)、复苏(recovery或revival)。但是,在实践中要区分周期的四个阶段,或者说预测周期的波峰和波谷这些转折点,仍然是极其困难的,尽管经济学家们已经在运用复杂的统计模型来试图预测未来几个月或未来一二年的产量与就业量。
本文对当前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的考察,拟从两个层次入手:首先是几种工具的综合分析,这些工具主要是;简单的凯恩斯模型(储蓄S与投资I的关系)、产出缺口理论、总需求一总供给(AD-AS)模型、IS-LM模型;其次分析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主要是:GDP增长率、失业率(the unemployment rate)、价格指数。
二、几种工具的综合分析
(一)产出缺口
运用产出缺口(output gap)的概念可以判断周期的不同阶段。产出缺口是潜在产出与实际产出之差,即产出缺口=潜在的产出一实际的产出
当产出缺口是比较小的正值时,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这时出现衰退的迹象(也可能是复苏的征兆,这是假定为衰退)。随着产出缺Q的不断扩大,实际产出越来越低于潜在产出,于是,衰退日益严重,最后出现萧条乃至大萧条。萧条持续一段时间后,如果产出缺口逐渐缩小,意味着萧条和衰退程度不断减轻和缓和,实际产出朝着潜在的产出水平上升,进而步入复苏阶段。当产出越过潜在产出线、上升到潜在的产出水平上时,缺口最终变成负值。一个负的缺口意味着过度就业、工人超时点的工作和机器的超正常的使用率。这时,经济出现繁荣局面。
潜在产出的值很难估算,不过可以用潜在经济增长率来近似地表示。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产出缺口就是比较大的正值,这时经济出现萧条。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产出缺口就是负值(绝对值比较大),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
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很难测算,关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数值存在很多争论,一般认为位于8%-1%之间,显示了9年代的潜在增长率估算值。从中可以看出,199年实际GDP增长率(3.8%)远远低于当年潜在经济增长率(9.7%),差额达5.9个百分点,这说明199年经济处于萧条阶段,即当时的市场疲软。1991年,中国经济全面回升,实际经济增长率迅速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这说明1991年经济处于复苏阶段。1992年,实际GDP增长率远远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差额达4.5个百分点,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1993年开始,实际GOP增长率不断趋向下降,1993-1995年,每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不断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产出缺口的绝对值不断趋向零,表明繁荣不断走向衰退。1996年,实际GDP增长率又开始低于潜在增长率,产出缺口变为正数,经济明显出现衰退或危机。1997年以来,实际GDP增长率越来越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1999年达2个百分点以上,表明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波谷。2年,产出缺口缩小,但依然是正值,这表明,萧条或衰退程度有所缓和,经济正在走出波谷,走向复苏和回升。
(二)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分析
周期的四个阶段还可以通过总需求-总供给(AD-- AS)模型来加以说明。AD-AS模型离不开潜在产出的概念,两者一脉相承。AD--AS图形(图象略)中, ASs表示短期总供给曲线,长期总供给曲线 ASL与潜在产出线重合。 ASL不同于 ASs的垂直部分,ASs的垂直部分位于ASL的右边。ASL与ASs的垂直部分和陡峭部分之间的区域,即图中阴影部分,表示繁荣。ASs的完全平坦和相当平坦部分表示萧条。繁荣与萧条之间的过渡阶段是中间区域,表示衰退或复苏。
判断周期不同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潜在产出线或长期总供给曲线ASL。如果经济位于ASL的右边,即产出缺口是负值,经济处于扩张阶段;如果经济位于ASL的左边,即产出缺口是正值,经济处于收缩阶段。前文已述,1996年以来,产出缺口变为正值,并且不断扩大,表明现阶段中国经济位于ASL左边,并且越来越远离该线,以致滑入萧条。这种转变,从 AD-AS模型来分析,是由于总需求的减少。当总需求减少时,AD左移至AD’,经济由处于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①过渡到位于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总需求包括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和净出口(NX),总需求减少主要是由于消费不足、投资不足或净出口减少所致。
1996年以来,总需求持续减少和不足。到1998年,总需求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进入2年,总需求全面回升,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均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趋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9.3%,增幅比二季度降低.5个百分点,虽然降幅不大,但逐季下降。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7%,增幅比上月回落1.7个百分点,是2年以来增速最低的月份。今年消费仍可以保持一定的增长力度,但不可能有更大的扩大,因为制约消费增长的因素顽固不退。这些因素主要是:(1)由于粮食减产、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收入增长持续缓慢。(2)下岗或失业人员继续增加,实际失业率不断上升,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很难增加。(3)消费环境、消费政策短期内很难有所改善。
2年前三季度,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体投资)同比增长12.9%,增速仅比上半年提高.8个百分点,升势有明显减缓的迹象。11月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体投资)同比仅增长6.7%,比上月大幅回落4.1个百分点,是2年以来增速最低的月份。投资领域中的主要问题还是老生常谈的民间投资,即民间投资的启动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因此,21年初,投资的增长很可能会失去动力,拉动经济的力度会减弱,刚一启动的投资很可能再次陷入收缩之中。
2年上半年对外贸易形势喜人,首次创下了半年进出口双双“超千亿”的纪录。其中外贸出口超高速增长,出口1144.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3%,各月出口增速均在3%以上。出口的高速增长与上年同期基数较低有关,也得益于世界经济形势好转、周边国家经济的恢复以及国家加大出口退税鼓励出口的内部环境。三季度,净出口由增转降,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5.4%,虽然增速仍然较高,但比二季度降低了11.9个百分点,增速回落的>！
通过对消费、投资、净出口的分析,可知2年上半年总需求确实明显回升,但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趋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这表明这种回升相当乏力,很难持续,总需求不足的格局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结合AD-AS模型,这表明当前
中国经济仍然位于ASL左边。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很难说真正走出了低谷或萧条。 (三)IS-LM模型分析
尽管IS-LM模型受到批判,但仍然是理解宏观经济的首选工具。决定IS曲线斜率大小的主要因素是乘数αG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b。在不考虑收入税率t的情况下,决定乘数大小的主要因素是边际消费倾向(MPC)。当前中国的IS曲线陡峭,这是由于现阶段中国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当小(即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不高)。
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十分复杂,需要对企业分类分析。大体说来,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非常小,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比较大。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非常小的依据是1996年以来7次调低利率,但企业投资需求对利率反应不灵敏。其实,国有企业投资需求对利率反应不灵敏由来已久,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之时,企业对利率提高也不在乎,依然是旺盛的投资需求和欲望。国有投资对利率升降反应都不灵敏,主要是由于体制改革远未完成,市场、企业和银行等机制尚不完善。综合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可以大体认为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不高,即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当小。
1998年以来,一定范围内流行一种观点:中国经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 (the liquidity trap)。所谓“流动性陷阱”又称“凯恩斯陷阱”,最早由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是指利率降低得很低时,货币的投机需求(the speculative demand for money)将成为无限的,这时,货币的投机需求曲线成为一条水平线,LM曲线也成为水平的。“流动性陷讲”至少要具备以下条件:(1)利率很低;(2)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无穷大。在现实生活中,这几个条件很难具备,因此“流动性陷院”从未真正出现过。就是美国3年代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也没有完全陷入流动性陷阱(但是LM曲线被认为是十分平缓的)。凯恩斯本人曾经声称,“流动性陷阱”的情形从未出现过。1998年以来的中国,并未真正出现流动性陷讲,但是,说我国经济已落入“流动性陷阱”的观点是有一定根据的,并非空穴来风,至少有助于宏观经济分析。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流动性陷阱”的某些迹象,应当说是比较靠近“流动性陷讲”,因为7次下调利率,利率确实比较低了,再下调利率的空间已不大。体现在LM曲线上,LM并非水平,当前中国经济不处于“凯恩斯区域”或“萧条区域”,但是LM曲线比较平坦,比较靠近“凯恩斯区域”,位于“中间区域”与“凯恩斯区域”之间。 根据IS曲线和LM曲线斜率的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的IS—LM模型形状是:IS曲线依然比较陡峭,不过高垂直尚有一定距离;LM曲线依然比较平坦。这表明,当前中国经济仍然位于萧条或收缩阶段。
三、几个重要变量的分析
萨缪尔森(PaulA Samuelson)在他最新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依然宣称:总的来看,经济学家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失业率和通货膨胀(inflation),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高水平和快速的经济增长、高就业水平和低非自愿失业、价格水平稳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萨缪尔森的这个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提纲挈领,简单明了,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完全可以此为参照。
(-)经济增长率
中国经济自1991年全面回升以来,一直保持超高速或高速增长率,远远高于同期西方发达国家。但是,高速增长中又存在一个严重隐患:1993年以来GDP增长率持续下滑,1999年是下滑的第7个年头。按照“波谷—波谷”的周期划分方法,1991年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周期,扩张期是2年(1991-1992年),收缩期是7年(1993—1999)年,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仅为2/7,远低于以往历次经济周期扩张与收缩比率,更远低于美国经济周期扩张与收缩的比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经济平均扩张期持续3.6个月,平均收缩期为14.4个月,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为1.58。二战后,平均扩张期持续55.3个月,收缩期大约为1.8个月,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为5.12(陈乐一,2b)。由此可看出,美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是扩张与收缩的比率迅速提高。但是,9年代的中国,扩张与收缩比率却迅速下降,这无论如何不符合世界经济潮流。
二战以来美国经济扩张与收缩比率的迅速提高,尤其是1991年3月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繁荣,主要原因无疑首推高科技,即技术变革。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次繁荣(约1886-193年,1915-1931年),技术变革(相继以和电力的普遍应用为标志)起了决定性作用。经典研究认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是技术变革。199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滑以及本轮周期扩张与收缩比率的迅速下降,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还是缺乏经济增长源泉——技术变革的支撑。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重在量的扩张,技术水平低,轻技术创新,靠资金大投入支撑。支撑9年代前半期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的超高速增长。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达到44.4%,1993年更高达61.8%。但是,1994年迅速降至3.4%,此后“一厥不振”,持续出现投资不足。靠大投入推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一旦失去投资的支撑,其增长速度就会逐渐乃至持续下滑。因此,9年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高令世人瞩目,但增长质量和效率却令人忧虑。
2年上半年,GDP增长率跃升至8.2%,扭转连年来的下滑趋势,人们不禁为之一振。但是,三季度经济回升力度又明显减弱,当季GDP增长率为8.2%,并没有在二季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第四季度GDP增长率降至8.%。再者,中国经济统计水份太多,种种虚假和不真实的数据充斥其中,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无济于事。因此,中国产出的统计数据可信度相当低,GDP的真实数据肯定要低于官方的统计数据。鉴于此。我们必须寻找对其他变量的分析。
(二)失业率
失业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术语,乍一看,人人都懂,但是仔细想来,失业的内涵很难把据。西方学者对失业的种种定义,基本大同小异。综合比较这些定义,可以发现失业涵义的几个要素是:失业人员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
未被雇用但正在主动寻找工作。第三个要素是失业定义的重要条件,这样就排除了非自愿失业。尽管如此,失业统计中还是存在种种问题,政府公布的失业统计数据往往偏离实际。西方学者对失业成因的解释是:在每一工资水平上劳动需求量降低时工资并不相应地降低(Joseph E.Stiglitz,1993)。因此,失业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一是工资调整的失灵,即为什么工资不降低;二是为什么劳动需求曲线往左
移动。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失业的这两个成因考虑的是短期因素,但是就长期来说,还存在另一个可能的成因:劳动供给量增加,即劳动供给曲线Ns向右移动。 我国劳动力市场非均衡的典型形式是失业,但是,我国失业统计相当混乱。失业与下岗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似乎至今不清楚,或者讳莫如深。“下岗”的含义是:职工离开原工作单位,但其劳动关系仍保留在原单位。照此定义,下岗是否就是失业?笔者认为,下岗就是失业,并且是失业的一种典型形式,因为下岗完全符合西方学者对失业定义的三个要素。下岗职工一般都在劳动年龄内,肯定具有劳动能力,已失去工作但正十分渴望得到一份新工作或回到原有单位。如此看来,下岗岂非失业?只是失业包括的范围更广,城镇隐性失业者和农村失业者不是下岗职工,但都应属于失业人员。
1979年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失业高峰。第一次是在1979年,第二次在1989年,第三次从1995年开始,现在正处于第三次高峰时期。这次失业高峰的群体以中年人居多,并且集中在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身上。真实失业率到底是多高,一直没有准确的数据。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3%左右,照这个数据,我国失业率很低,根本不存在所谓失业高峰。在西方国家,3%的失业率还低于自然失业率。但是,官方的3%仅仅是城镇登记的失业率,城镇公开失业但没有登记的、城镇隐性的失业者、农村失业者都没有计算在内,试想如此官方失业率不知有何实际意义?在分析中,我们自然不能以官方公布的 3%作为我国真实失业率,真实失业率会远远高于3%。21年以来,下岗或失业人员还在继续不断增加。
第三次失业高峰的根本原因,或者说从长期因素来看,是人口总量过多,这是当时的人口政策造成的。人口总量过多自然导致劳动力总数(就业人数与失业人数之和)过多。从短期因素来看,失业高峰是由于劳动力需求量减少,劳动需求曲线左移。总的说来,失业是由于劳动供给量远远超过劳动需求量,工资又不能灵活调整劳动供求(工资刚性)。
劳动需求量减少,劳动需求曲线左移,主要原因是产量下降,即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产量水平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产量增加时,就业量也趋于上升;反之,就业量趋于下降。奥肯定律(Okun’s law)表述的就是产量水平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凯恩斯也认为,就业量和工资不是在劳动力市场决定的,而是由产品市场上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决定的。凯恩斯的意思就是说,决定就业水平高低的是产量水平。就实证分析来说,产量水平与失业率确实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因此,下岗和失业人数的增加,劳动需求量减少,表明经济增长缓慢,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处于衰退或萧条阶段。
(三)价格指数。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物价波动是经济周期被动的主要现象之一,有些西方学者干脆就用物价变动来描述宏观经济景气变动。在我国,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价格指数越来越灵敏地反映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并且日益成为观察宏观经济景气变化的“晴雨表”。具体来说,价格指数最能判断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
前文所述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当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时,价格指数上涨率降低。即减速的物价上涨,甚至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这时经济滑入萧条阶段;当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时,价格指数上涨率攀升,即加速的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这时经济步入繁荣阶段,因此,物价上涨速度的加速或减速是判断周期不同阶段十分重要的参数。与此相对应,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中,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价格指数一般比较高;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价格指数一般比较低。总需求曲线AD向AD’移动过程中,产量不断减少,同时伴随价格指数上涨率不断降低;相反,AD’向AD移动过程中,产量不断增加,同时伴随价格指数上涨率不断攀升。
1997年1月,物价开始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1998、1999年两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和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都处于负增长中。从月度数据看,1999年全年各月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与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与上年相比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到4、5月份,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分别下降3.5%和2.2%,是1997年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月份。此后,各月同比价格的降幅开始稳步回落。生产资料价格自1996年4月以来,一直持续下降。1999年,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 4. 8%。1999年下半年,生产资料价格下降幅度呈缩小趋势。
2年价格总水平持续在低位徘徊,并且呈现波动的特征。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是1998年4月以来连续22个月负增长后首次正增长,3月份、4月份又下跌,5月又开始持续略有上涨,但是8、9月份的涨幅分别比上月回落.2和、3个百分点。1月份与上月持平,11月份同比上涨1.3%,环比略涨.7%。2年上半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同比下降1.9%。三季度的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1.3个百分点,降幅比二季度缩小.6个百分点,但8、9月份的降幅又有所扩大。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去年以来逐月回升,3月份实现正增长,4、5、6月份继续上扬。1-6月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涨.9%。三季度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4.8%,涨幅比二季度增大2.5个百分点,其中8月份同比上涨5.1%,9月份上涨5.8%。
从走势上看,生产资料价格回升力度明显较大,但是,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的回升力度较弱,尤其是最近几个月,基本上是保持稳定。生产资料价格的逐月回升,是由于原油价格的大幅上涨及其连带效应,是成本推动型,而非商品供求关系的改变。总之,价格总水平至今还在低位运行,通货紧缩依然存在。承前文所述,这时,实际经济增长率仍然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至多只是出现了复苏和回升的迹象,并没有稳定走向复苏和扩张。
四、小结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几种工具中最有价值的是产出缺口理论。1996年,实际GDP增长率开始低于潜在增长率,产出缺口变为正数,这是9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表明中国经济已经明显出现衰退或危机。1997年以来,实际经济增长率越来越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1999年达2个百分点以上,表明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波谷。因此,1999年中国经济处于波谷之中。几个重要变量的分析,最有意义的是价格指数。价格指数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结合,进一步证实了1999年中国经济已跌入波谷。AD-AS模型、IS—LM模型以及经济增长率、失业率也为1999年中国经济滑入波谷或萧条阶段提供了佐证。
联立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式是相对于单方程计量经济学而言，它以经济系统为研究对象，以揭示经济系统中各部分、各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和系统的数量特征为目的，用于经济系统的预测、分析和评价。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是用单一方程描述某一经济变量与影响该变量变化的诸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但对于经济现象复杂，诸因素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情况下，单一方程就不再适用了。本文以联立方程为研究对象，用不同的方法对3方程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进行分析，试图对各方法进行对比分析。
二、模型简介
联立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估计方法分为两大类：单方程估计方法和系统估计方法。单方程估计方法是指每次只估计模型系统中的一个方程，依次逐个估计；系统估计方法是指同时对全部进行估计，同时得到所有方程的参数估计量。显然，系统估计法要优于单方程估计法。单方程估计方法以最小二乘法为原理的估计方法有间接最小二乘法（ILS）、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工具变量法（IV），又称为经典方法；系统估计方法主要包括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和完全信息最大似然法（FIML）。本文建立一个包含3个方程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借助IV、ILS、2SLS和3SLS进行估计。模型包含3个内生变量，即国内生产总值Y，居民消费总额C和投资总额I；3个先决变量，即政府消费G，前期居民消费总额Ct-1和常数项。容易判断，消费方程是恰好识别的，投资方程是过度识别的，因此模型总体是可以识别的。对于恰好识别的方程而言，IV、ILS和2SLS这三种估计方法是等价的。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样本期为1978～2013年。
三、模型结果估计
（一）对消费方程的估计。首先用狭义工具变量法估计消费方程。选择消费方程中未包含的先决变量G作为内生解释变量Y的工具变量，得到结构参数的工具变量法估计量，结果如表1的IV列表，从表中可以看到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不存在异方差。用间接最小二乘法估计消费方程。消费方程中包含的内生变量的简化式方程以及方程参数和显著性水平如公式（3）。其中，参数关系体系如上式（2）。由参数关系体系计算得到结构参数间接最小二乘估计值，如表1的ILS列。因国内生产总值方程的常数项不显著，所以导致间接最小二乘法的所有估计结果均失效，估计系数出现偏差。由上式计算得到Y赞t，替代结构方程中的Yt，再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变换了的结构方程，得到消费方程的二阶段最小二乘参数估计量，如表1的2SLS列。比较上述对消费方程估计的三种方法，结果表明：工具变量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是等价的，但有微小误差；因间接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失效，所以无法进行比较。
（二）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投资方程。投资方程是过度识别的方程，需要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估计过程与上述对消费方程的估计过程相同，同时本文把Y赞t的平方项代入方程中，得到消费方程的参数估计结果如（5）。从上式可以看出，模型中的常数项系数不显著，虽然D-W检验为1.178，同时怀特检验为0.001，表明存在较为严重的异方差，所以需要对上式进行调整。
（三）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方程组的估计。从上述的估计结果来看，需要对方程中的序列相关和异方差性进行处理，为兼顾序列相关和异方差，在模型中加入一阶滞后项解决序列相关性，对原数据对数化处理解决异方差性。另外，在估计方法上，以系统估计方法———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方程进行估计。三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前两个阶段和S2SLS相同，第三阶段采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是广义距估计（GMM）的特例；考虑了方程间残差的协相关关系，比二阶段最小二乘法更有效。同时，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还可以克服异方差问题。从上述方程的估计结果来看，方程的系数在95%的置信水平上均显著。消费方程的D-W检验值为1.456，投资方程的D-W检验值为1.757。同时，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可以克服异方差问题。所以综合来看，三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是比较好的。
四、结论
本文以一个由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总额、投资总额和政府消费额等变量构造一个宏观经济系统，运用工具变量法、间接最小二乘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以及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基于估计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对于结构方程中可识别的方程而言，三种单方程估计法是等价的，但当估计结果中有系数不显著时会造成估计结果无效。对于方程的估计，对数据取对数以及在方程中取滞后项可以有效的提高方程的估计效果，以解决异方差与序列相关性。另外，系统估计方法要优于单方程估计方法，在系数的显著性方面以及估计效果方面都表现优异。2、从三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来看，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对消费和投资都会起到促进作用，但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这可能是由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所造成，即中国人更愿意把多余的收入用于储蓄，当消费达到一定程度增加幅度便较弱。另外，前期的消费对当前消费有促进作用，即消费存在着惯性。
主要参考文献：
［1］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张晓峒.计量经济分析软件Eviews使用指南（第二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但人类社会快速发展，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自然资源也逐渐变得稀缺和匮乏。环境破坏及资源短缺致使各国在二十世纪七八年代时开始关注环境资源问题。环境税的实施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实施环境税的国家逐渐增多，全球也掀起了全面“绿化”税制阶段。环境税的体制也越来越完善。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我国也开始注重环境税的开征。因此环境税的实施问题引起了我国政府和专家学者高度重视，公众也开始关注环境税问题。2013年12月2日，环境税方案已经上报到国务院，正在按程序审核中。环境税的征收已经是大势所趋，不容质疑。
二、国外环境税经济影响分析
环境税实施的效应在国外显现的比较明显[1]。下表1是1990到2001年整个欧盟地区的数据。国外在实施环境税之后，因为研究的领域主要是北欧国家，所以平均上来看，CO2的排放量较少了9.7个百分点，整个欧洲降低了9.4个百分点，与其他国家相比，整体降低了12.86个百分点。在短内，CO2的排放量减少了6.02个百分点，从长期来看，CO2的排放量减少了13.08个百分点。效果比较明显。说明了环境税在环境质量的改善方面是很有效的工具。[2]
三、我国环境税经济影响数据分析
1.环境税的设置依据。在我国，环境税刚刚起步，现有环境税收政策尚未完善。我国目前的环境税主要是资源税、消费税、城市建设税、车船税方面体现的较为明显。
资源税的征收对象是自然资源。例如，原油、天然气、煤炭、有色金属及其他非金属原矿等。资源税的征收减少资源浪费，促进企业提高资源利用率，体现了环境保护方面的含义。
消费税是对特定的消费品征收的。特定的消费品主要有高耗能及高档消费品，例如游艇；不可再生和替代的稀缺资源，例如成品油；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特殊消费品，例如木制一次性筷子及实木地板。对以上产品征收消费税，可以减少资源消耗，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
城市建设税增收的税款属于专款专用，主要用于城市建设，维护城市的公共设施，使生产者及消费者生存在一个良好的环境。
车船税即车船使用税，其征税范围主要为摩托车、小汽车、中轻型商用客车、汽车轮胎。这些征收对象类似于消费税中对高耗能消费品的征收，对此类产品征收车船使用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高耗能产品的生产，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3]。
基于以上分析，为了进一步分析即将实施的环境税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本文将环境税设置为与环境税相关的税种的相加，即资源税、消费税、城建税及车船税的加总。
2.环境税经济影响数据分析。本文选用的是2001-2010年的数据，而工业的污染程度则是由工业污染总量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得到，主要反映其在贡献GDP的同时给环境带来的危害程度。
本文对环境税与GDP、失业率（UR）、工业污染（PI）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分析的工具是SPSS分析中的Pearson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从上述分析的结果上来看，（1）环境税与GDP成正比，也就表示了在经济增长，GDP增加的时候，环境税税收收入也会增加，环境税与工业污染程度相关性较高且成负相关，说明环境税的实施减少了环境污染，初步实现了环境保护的目的。（2）环境税与失业率成正比，也就是说环境税的实施会使得失业率增，说明在我国的环境税的“双红利”效应中，环境质量的改善所带了的“绿色红利”效应已经很明显的得到，但是就业率的增加带了的“蓝色红利”效应却没有显现。（3）环境税的征收必然会增加财政收入，如上表4-1中环境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逐渐增加，从侧面反应出，环境税的征收增加了财政收入，为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及改善资源短缺问题提供了资金支持。
在进行了相关性检验之后，我们需要对上述变量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进行因果检验的前提是上述变量具有稳定性。因此需要继续对环境税、GDP、失业率和污染程度进行稳定性检验。
上表中的检验结果表明，环境税、GDP及污染程度的临界值的绝对值都小于1%的临界值的绝对值，而失业率的临界值的绝对值小于5%的临界值的绝对值。因此该四个时间序列不具有单位根，是平稳数列，且是协整的。
在四列时间序列具有稳定性的基础上，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但是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是同阶单整，所以本文对环境税、GDP及污染程度进行了因果检验，设置置信度为5%。结果如下：
从上表中可以得出下列两个结论：（1）GDP增长是环境税增长的原因，但是环境税不是GDP增长的原因。因为经济发展了，税收收入必然会增长。但是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而税收收入只是其中一个而已。（2）环境保护税增长是污染强度变化的原因，但是污染强度变化不是环境税增长的原因。说明环境税的实行确实带了环境保护的效应。
四、我国实行环境税的建议
1.开征环境税以环境保护为核心。环境税设立之初，核心目标应该是环境污染的治理及自然资源的保护，即庇古效应，而不应放在收入循环效应上[4]。在我国，经济机制尚未完善，近期关于收入循环效应很难实现，如数据所显示的，提高就业水平在我国体现的并不明显。但是从长远来看，环境税的实施必然会带来庇古效应和收入循环效应。环境税的实施将会服务我国的“十二五”规划中设立的关于节能减排的规划。
2.实现专款专用及资金的自循环。环境税的征收，确实会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是保护生态环境仅仅靠企业缴纳税收是不行的，需要政府给予财政上的支持。征收的环境税税收收入作为治理环境污染的专门性资金，此外在前期还应加大政府在环境方面的支持力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实现税收收入的自循环。及时网上公布每笔税收收入的去向也是很重要的，加强群众监督，提高群众对环境税的关注度。（作者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关键词】宏观经济;泡沫;预期
引言
股市泡沫是指股票价格偏离基础价值的现象。这一现象是理论研究领域与实践领域长期以来关注的主题。人们一直试图回答这样两个问题:股市泡沫从何而来?股市泡沫的影响如何?事实上,泡沫来源于投资者过高的预期,而预期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经济过热、信贷扩张、从众行为……都可能导致泡沫的产生。反过来,泡沫也可能进一步影响经济情况和人们的行为。当这种相互作用机制导致市场中出现极度泡沫时,随之而来的是市场崩溃,甚至是金融危机(金德尔伯格,2000)。
近几年来中国股市也出现了股价飚升、继而暴跌的现象。在中国特殊的转轨经济时期,股市泡沫的形成机理更为复杂。而这一机理产生和发挥作用均是以一定宏观经济情况为背景的。从这个角度而言,股市泡沫与宏观经济存在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在股市大起大落的同时,宏观经济情况也处在波动之中。
本文通过选取1998-2002年中国宏观经济和股市数据,构造宏观经济综合指标和泡沫指标,定量分析近年来中国宏观经济与股市泡沫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宏观经济总体情况与股市泡沫存在正向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2245;泡沫指标与提前5-9个月的宏观经济综合指标的相关系数则超过了0.5;此外,在选取12个滞后项数时,宏观经济综合指标是泡沫指标的格兰杰原因。
本文的结构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简单的文献回顾,第二部分介绍指标体系和数据的选取,第三部分是实证研究结果,第四部分是结论以及对结果的进一步讨论。
一、文献回顾
经济学和金融理论对宏观经济波动与股市波动之间的关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论证。例如,Fisher(1933)从美国大萧条的教训出发,提出宏观经济波动始于金融市场的观点,他认为大萧条是金融市场运行失常的结果,而负债过度和通货紧缩是金融市场产生大动荡的根本原因。Minsky(1975,1986)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中存在的正反馈机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金融不稳定假说,以此对宏观经济波动进行解释。金德尔伯格(2000)则从宏观经济过热出发,探讨金融泡沫的产生。在实证领域,Friedman(1988)的研究发现,美国货币供应量和货币流通速度均可以用来解释股价的变动。
在国内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主要是通过建立一些宏观经济指标与股票价格指标之间的数量模型,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赵志君(2000)的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值与GNP的比值和GNP增长率严重负相关,他指出证券市场明显缺乏理性,股票价格晴雨表的作用在中国经济中根本不存在。施东晖(2001)用工业总产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狭义货币供应量等宏观经济指标为自变量,以上证综合指数每月底底收盘指数为应变量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股市走势只和狭义货币供应量有关,据此认为中国股市的价格上涨属于典型的“资金拉动”型。罗健梅,王晓黎(2003)的研究表明衡量利率的指标与衡量股票价格的指标之间存在一种较强的负相关关系,即利率上升时股票价格会下降;利率下降时股票价格则会上升。
可以看到,我国目前的研究往往通过选取一些宏观经济指标,如GDP、固定资产投资、利率、消费等,分析单个指标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没有考虑这些指标对股票价格进行影响的综合效应。此外,已有的研究主要关注宏观经济情况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这里的股票价格即包含了反映基础价值的合理部分,也包含了偏离基础价值的泡沫部分。本文将通过构建一个宏观经济的指标体系,用反映总体宏观经济情况的综合指数与股市泡沫指数进行计量分析,检验总体宏观经济与股市泡沫之前是否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
二、指标与数据的选取
本文的目的是检验宏观经济总体情况和股市泡沫之间的关系,因此需要选取衡量宏观经济总体情况的指标和反映股市泡沫的指标。
宏观经济总体情况是通过多个经济变量在不同的经济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为了更加准确和全面地刻画宏观经济的变化有必要建立一个综合指标体系。在这里我们借鉴了刘恒、陈述云(2003)对中国经济周期进行研究的方法和结论,通过一个综合指标体系,计算经济波动综合指数。这个综合指数由6个具体的指标组成:即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货物周转量、进出口总额。综合指数的计算步骤可以简要概括为:第一,计算各个指标增长率(),增长率按照各自的每月累计数比上年数计算而得;第二,计算各个指标的波动系数();第三,确定各个指标权重,权重的计算方法为将6个指标的波动系数加总,即;然后分别计算每个指标的波动系数占波动系数总数的比
例,即并将这个比例作为该指标的权重;第四,计算综合指数,即先计算各个指标的增长率乘以其权重CI,然后加总得到综合指数。我们用这个综合指数CI来反映
总体宏观经济发展状况,指数的轨迹代表了宏观经济的波动情况。计算指标的数据来自1998年1月到2002年4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月度“主要经济统计指标”(转引至刘恒、陈述云,2003)。
对股市泡沫进行计量一直是理论研究的一个难点。泡沫是市场价格偏离基础价值的部分,而基础价值是股票在未来产生的收益流的贴现。由于股票的未来收益流是不确定的,因此基础价值难以衡量,并进一步导致股票的泡沫难以进行精确的计量。在研究中比较通用的方法是用股票的市盈率来代表股票的泡沫。市盈率是每股价格占每股盈利的百分比,它实质上是股票的相对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股票价格对基础价值的偏离。市盈率既可以用来反映个股泡沫的含量,也可以作为对股票市场运行状态的总体描述,进而对整个股市的泡沫判断有重要的意义。由于我国深市与沪市的股价存在高度的相关性,我们选取了我国深圳交易所从1998年1月到2002年4月的月度平均市盈率作为我国股市泡沫的代表,数据来源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年鉴》(1998―2002)。平均市盈率B的计算公式是:
B(平均市盈率)=股票总市值/股票总收益
=(收市价×总股本)/(每股盈利×总股本)
我们将通过对CI和B这两个指标的分析,检验宏观经济总体情况与股市泡沫之间的关系。
三、实证分析及其结论
我们选取了1998年1月至2002年4月期间的宏观经济综合指标CI和泡沫指标B,分别有52个观测对象。下图显示了宏观经济和泡沫指标在这一期间的走势。从图中可以简单判断宏观经济综合指标提前于股市泡沫的波动,例如宏观经济综合指标出现波峰的时间普遍早于泡沫指标。这种现象似乎有悖于“股市是宏观经济晴雨表”的一般看法。下面我们将通过进一步的相关分析和ADF检验和因果检验来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检验中应用的统计软件是Eviews。
(一)相关性分析
相关系数表示了两个变量之前的联系程度。如表1所示,宏观经济综合指标CI和泡沫指标B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0.2245。这表明同一时期的CI和B虽然存在正向相关的关系,但是联系程度较低。从图1的走势图中我们已经看到CI和B的波动存在时间上的差异,因此,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两个变量的跨期相关系数。图2是本期泡沫指标与前i个月的宏观经济指标CI的跨期相关系数图,i表示提前的月数。图中显示泡沫指标与提前5-9个月的宏观经济综合指标的相关系数都超过了0.5,最高的相关系数0.5709出现在本期泡沫指标与提前7个月的宏观经济综合指标之间。图3是本期泡沫指标与后i个月的宏观经济指标CI的跨期相关系数图,i为滞后的月数。与图2相比,图3的相关系数普遍较低,最高的相关系数0.2487出现在B与滞后2个月的CI之间。跨期相关系数分析表明泡沫指数与前期的宏观经济综合指数存在较高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股市泡沫的变化滞后于宏观经济的变化。
(二)ADF检验
相关检验之后我们将进行因果检验,但由于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前提是各变量是否服从单位根过程,即变量序列是一阶求积过程(Integrated of one Order),记作I(1),因此我们将先进行单位根检验。常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是ADF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其回归方程式为:
其中为变量序列的一阶差分,t是时间或趋势变量,因为时间序列数据往往具有自相关性,因此加入项以消除变量自相关的影响。若检验结果δ显著为0,则说明变量是单位根过程I(1);否则,若δ显著异于0,则表明变量是一稳定过程I(0)。表2列出了我们需要研究的两个时间序列CI和B的ADF检验结果。
表2的检验结果表明,宏观经济综合指标CI与泡沫指标B的ADF值的绝对值全部都小于1%、5%和10%临界值,因此我们接受原假设,即它们都服从I(1)过程。这样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对它们进行因果关系分析。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不一定意味着存在着因果关系。为了进一步考察宏观经济综合指标和泡沫指标之间的因果导向,我们采用了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方法。
格兰杰因果检验假定有关宏观经济综合指标和泡沫指标每一变量的预测的信息全部包含在这些变量的时间序列之中。检验要求估计以下的回归:
其中干扰项,假定为互不相关。方程(2)假定当前的宏观经济综合指标CI与CI自身以及泡沫指标B的过去值相关,而方程(3)也假定当前的B与B自身以及CI的过去值相关。
我们选取了不同的滞后项个数,得到了方程(2)和(3)不同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检验结果显示,只有在选取12为滞后项数时,我们有近似95%的把握说宏观经济是泡沫的原因。在表中显示的其他情况下,宏观经济指标和泡沫指标均不存在因果关系。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中国宏观经济总体情况与股市泡沫存在正向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2245;泡沫指标与提前5-9个月的宏观经济综合指标的相关系数则超过了0.5;在选取12个滞后项数时,存在宏观经济综合指标到泡沫指标的因果关系;此外,不存在股市泡沫指标到宏观经济综合指标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股市泡沫与前期的宏观经济情况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近12个月的宏观经济情况是当期股市泡沫存在的原因,而股市泡沫对宏观经济没有反馈作用。
宏观经济发展导致股市泡沫产生是以投资者的预期为传导中介的。这是因为股市泡沫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投资者对股价的预期超过了股票的基础价值。宏观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将使市场普遍存在乐观的情绪,使投资者对股票市场产生较高的预期,推动股票价格偏离基础价值。当这种看涨的预期在投资者之间传播时,由于从众心理或者羊群效应的存在,自我强化(self-reinforce)和自我实现(self-fulfillment)机制将使价格进一步偏离基础价值,产生股票泡沫(Thomas Lux,1995)。在我国当前经济和证券市场发展的条件下,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普遍太低,上市公司没有投资价值,投机之风盛行。这就迫使投资者更加关注于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之外的信息,因此作为外部信息之一的宏观经济情况将对投资者的预期产生重大的影响。
虽然我国当前的股市泡沫还没有对实体经济产生显著的效应,但是金融市场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过度的股市泡沫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对资本市场的规范化以及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等都有较大的负面效应,防范股市泡沫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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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从我国强调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宏观经济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调节经济的主要工具之一。2010年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明显好转，但财政政策没有与货币政策一起“双退出”，因为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的效果尚待巩固，一些投资项目仍在进行中。尤其在外部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内部经济复苏还有一定的不稳定性，需要总体积极的经济政策，而在货币政策转向的背景下，需要积极财政政策对冲货币政策转向的压力。
在此背景下精准测算财政政策乘数，对于我国下一步经济政策选择、经济形势预测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财政政策效应的研究有一些成果，其共同特点是：都是利用IS-LM模型来测算。[1][2]IS-LM模型是同时考虑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基本模型和核心模型，应用这种模型测算财政支出乘数从理论上是一个大的进步。IS-LM模型中的IS曲线表示产品市场均衡时收入和利率的组合，LM曲线表示货币市场均衡时收入和利率的组合。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M为实际货币供应量，P为价格，CG为政府支出，E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T为税率，d(·)为居民消费函数，x(·)为出口函数，m(·)为进口函数。
假设税率T和货币供应量M为外生变量，将IS和LM曲线结合起来，可得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时的产出和利率值。对(1)、(2)式全微分，将两式联立，用矩阵表示为：
(4)式是利用IS-LM均衡计算出来的财政支出乘数，也就是利用产品市场均衡和货币市场均衡计算的财政支出乘数。我们可以发现应用IS-LM模型没有考虑价格市场、国际收支市场、劳动力市场均衡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因而有非常大的局限性。
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和财政政策乘数的理论分析
(一)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理论框架
宏观经济均衡是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在总量与结构之间的基本平衡，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充分就业，各种资源的利用程度反映宏观经济运行质量的高低。宏观经济模型考虑产品、就业、价格、货币需求、利率的市场均衡，主要用以下六个函数表示：
(5)式是“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指的是物价上涨率和“现实产出水平对潜在产出水平的偏离”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一“偏离”表明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供给的缺口和物价上涨之间的压力。在这里，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各种资源正常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在现实中，表现为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随着需求的扩张，现实经济产出对潜在经济产出偏离上升，物价上涨率随之上升；在经济回落期，随着需求的收缩，现实经济产出对潜在经济产出的偏离下降时，物价上涨率随之下降。(6)式表示劳动市场均衡，和古典经济学的工资决定劳动力供给不同，现实中劳动力供给、经济生产和物价决定工资，因而(6)式表示需求决定工资。(7)式是货币市场均衡函数，也就是LM曲线。(8)式表示国际收支均衡函数，就是所谓的BP曲线。(9)式表示产品市场均衡，也就是IS曲线。(10)式是生产函数。
在(10)式中代入(6)式的L，假设CG、T、M为外生变量，对Y、P、W、R和E微分，得到以下矩阵：
(11)式是在标准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基础上，在价格市场均衡、劳动力市场均衡、产品市场均衡、货币市场均衡、国际市场均衡的前提下，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价格、工资、利率和汇率变化推导的矩阵方程，(11)式是计算我国财政政策乘数的基础。
(二)货币供应量、汇率一定的场合下的财政政策乘数的理论推导
现实中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是调节宏观经济的两大重要手段，两者总是被同时使用，但是为了计算的简单，我们控制货币供应量和汇率的变化，也就是说，在本文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中，把M(货币供应量)和E(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视为外生变量，在此前提下分析财政支出的效果。假设ΔCG=1、ΔE=ΔT=ΔM=0，以矩阵(11)为基础，计算财政支出政策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得出在货币供应量、汇率一定的场合下财政政策乘数：
三、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主要内容、特点和结构
(一)模型特点和主要内容
本文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吸取以往研究的经验，构建吻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具体特点如下：第一以分析财政政策为重点的宏观经济模型。模型侧重于财政政策的变化会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模型对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进行了描述。第二是建立在国民核算体系下的需求导向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3]第三选择了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区间。数据样本为1980-2007年年度数据，在该段时间内中国已经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的各组成部分已进入市场经济的角色，数据相对稳定。第四采纳了动态建模理论，通过交替运用理论与数据信息，不仅对经济理论的适用性进行深入探讨，同时也利用现实数据寻找实际经济运行规律。为此，我们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同时较好地兼顾了中国经济转轨的特点，从最广泛的影响因素入手，本着“检验、检验、再检验”的原则，从“一般到特殊”逐步简化，模型设计简洁，操作规范，减少了变量过程的随意性。
(二)模型结构
本文的宏观模型是一个小规模的需求导向型的宏观经济模型，产出由需求决定。模型涵盖了宏观经济模型分析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共分为需求、供给、收入、财政、价格五个模块，由10个行为方程、19个恒等式组成，共包括33个内生变量和10个外生变量(限于篇幅，略)。图1为模型结构示意图。
注：阴影部分为外生变量。
图1 模型结构示意图
四、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测算
本文重点考查的是财政支出乘数，也就是财政支出变化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变化的倍数。从财政政策乘数的作用机理来说(见图2)：当财政通过增加财政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需要进行政府采购和雇用劳动者来从事生产，从而拉动政府消费和企业收入、居民收入的提高，企业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将促进居民消费和投资，最终带动经济增长①。
图2 财政支出乘数
具体步骤如下：假设2003-2007年期间连续一次性追加1单位财政支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运行结果(限于篇幅，具体过程略)显示第一年(2003年)财政支出乘数是1.883，并在其后四年 (2004-2007)对GDP有影响，其乘数分别为0.47、0.291、0.136、0.011。如果从2003-2007年期间连续每年追加1单位财政支出，财政支出乘数分别为1.883、2.497、2.903、3.017、3.025。这表明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是连续上升。
五、四万亿投资政策效应测算
四万亿投资结构见表1，我们可以看到四万亿主要用于政府消费(文教卫生)和政府投资(住房、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因为四万亿投资计划开始于2008年年底，其经济效果将在2009年开始，因此我们假设两个投资方案：A方案，2009-2010年每年追加2万亿投资；B方案，2009-2011年每年追加1.333万亿投资。两个方案对2009-2014年经济影响为(具体计算过程略)：如果实施A方案(2009-2010年每年追加2万亿投资)，2009年将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33185亿元，政府消费增加9313亿元，居民消费增加9016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增加29718亿元，进口增加2077亿美元，出口减少266亿美元。其作用将持续影响到今后几年，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共增加101602亿元，政府消费共增加20776亿元，居民消费共增加35868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共增加91433亿元，进口总额共增加7122亿美元，出口总额共减少1434亿美元。
如果实施B方案(2009-2011年，每年平均投资1.33万亿元)，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2097亿元，政府消费增加6211亿元，居民消费增加6038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增加19728亿元，进口增加1377亿美元，出口减少181亿美元。其作用将持续影响到今后几年，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共增加94691亿元，政府消费共增加20496亿元，居民消费共增加33936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共增加83819亿元，进口总额共增加6928亿美元，出口总额共减少1395亿美元。
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在2008年10月采用的四万亿刺激方案对于“保增长”是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是经济调节的一个有效工具，从实施时间分布来看，两年计划和三年计划的经济效果不会有太大区别。同时，我们也验证了政府投资不仅提高政府消费也拉动内需。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财政纷纷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危机时最有效的措施莫过于财政政策。因为企业和家庭在“危机”面前，倾向于采取储蓄、调整和解雇雇员等的措施，对于家庭和企业来说这也许是正确的选择，但对于整体经济来说，这些措施会使经济形势进入停滞不前的恶性循环。所以当经济出现停滞的兆头时，即使财政政策乘数较低，大多数国家还是会动用财政政策。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即使很多人指责“公共投资效率太低”，但财政政策仍然是有力的经济干预手段。[4]财政政策的影响不仅在于当年，还要看到2年后、3年后，甚至5年后对经济的影响。
本文利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推导出财政政策乘数，并从实证角度估计我国财政政策乘数大约在1.88，且目前阶段财政政策乘数呈上升趋势。本文还测算了四万亿财政刺激方案的经济效应，发现财政政策是调节总需求的重要杠杆，这对我国当前加强宏观调控、扩大经济增长具有以下的政策含义：
1.在社会总需求持续小于总供给的情况下，公共投资大幅度增加会直接提高总需求，缓解供求矛盾。这就是常说的公共投资能成倍地创造收入(乘数效应)，从而增加总需求的“需求效应”。同时，公共投资通过增加经济中的资本存量，提高经济生产潜能，从而具有“供给效应”。[2]
2.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这些部门作为公共投资的重点不仅推动结构调整，还为今后的经济持续增长奠定基础。同时，公共投资通过在西部落后地区、四川受灾地区的公共工程建设，带动西部地区的投资，为我国地区经济均衡发展，调整经济结构打下基础。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表明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益越大。
3.增加公共投资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政府虽然可以通过税收和一次性转移支付等措施来缓解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状况，但往往受政治和社会因素的限制，提高收入取决于整体经济形势②。
关键词: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最终消费率;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2-0001-02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增长态势。从最终需求的角度看,投资和出口是推动新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特别是投资的增长支撑起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轨迹基本一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也是从2000年开始加快,由10.3%持续上升到2003年的27.7%。之后政府针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偏快的局面,分别是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2005年上半年以及2006年4―9月,三次比较集中地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使得投资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但由于投资增速一直保持较高水平,所以投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明显,一直都高于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
一、经济增长的内因与外因:“拉动”与“推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日益外向的经济也不可避免地被危机波及,但中国政府果断决策,4万亿的投资决策对稳定民心和实体经济都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政府新增的投资和强有力的实施手段都是宏观经济外在的推动作用。若实施得当,则促使经济转危为安并良性循环;若实施不当,则很有可能会造成流动性过剩及通货膨胀预期。那么从中国宏观经济本质上对症下药,我们更加需要经济内在的拉动力量。从推动到拉动,实质上是变被动为主动。中国当前主要有投资与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实际上反映出经济中的双重失衡:一方面是内部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失调;另一方面是外部失衡,也就是国际收支不平衡,突出表现为贸易顺差过大,而其实质是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并进一步表现为储蓄与消费比例关系失调。因此综合来看,内外失衡的根本症结在于消费需求的相对不足。因此在中国具体的情况下,研究和制定合理的消费政策、进行消费结构的调整,如何从消费的角度入手,提高消费率进而提高中国居民生活质量,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了。
二、中国的消费与消费经济
中国的消费。从宏观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来看,根据欧拉方程:消费增长率=[r(t)- ρ-θg] /θ。消费增长率是一个内生性的增长变量,消费者的理最终决定消费率水平。而在这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ρ值是指效用的贴现率,反映的是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权衡问题,若该值较大则说明一国居民倾向于当前消费。从中国居民的消费理来看,ρ值较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与中国增长缓慢的国民收入水平、提倡节俭的传统文化美德以及尚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无关系。因此,与国际相比,中国的最终消费率明显偏低。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9.1%,其中低收入国家为80.2%,中等收入国家为72.6%,高收入国家为80.3%。而中国的消费率一般不足60%,近年来随着投资的迅猛增长,曾一度低至不足5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近30个百分点。从消费需求的组成来看,最终消费率偏低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率过低。此外,政府消费率也相对较低,近年来,中国政府消费率平均仅为14%左右,低于亚洲国家25%的平均水平。
三、影响中国消费增长的因素分析
1.收入因素。影响中国最终消费率的因素主要有国民收入及其划分的比例、人口数量及增长速度、产业结构状况、政府相关政策以及人们的消费心理等,其中最根本的制约因素还是国民收入。收入水平高,则消费领域广,享受性、发展性消费较多,从而消费结构层次较高;收入水平低,则消费领域窄,较多地集中于基本生活消费方面,从而消费结构层次也较低。而在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是比较稳定和持久的部分,这部分收入在消费支出投向中的基本功能在于满足人们日常基本生活需要,非工资性收入即一时性收入(如,各种奖金、兼职收入等)在消费支出投向中则更倾向于用来满足非日常基本生活需要和发展性需要。不仅如此,近来来,宏观收入分配结构向非居民部门特别是政府部门倾斜的趋势较为明显,导致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趋向下降,这也制约了居民消费进一步快速增长。另外,持续走高的房价已成为阻碍消费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由于房价增幅过大,超出了部分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的购买能力,从而抑制了其他消费需求的释放。年轻居民的消费欲望较强、消费观念超前,有潜力成为推动商业发展乃至经济增长的主力军。但为了积累购房能力,不少城市家庭被迫进行储蓄,有时是两代人甚至几代人进行储蓄,这就使得住房消费以外的当期其他需求受到较大制约。
2.传统因素。勤俭节约的消费文化传统是导致中国消费率不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居民的储蓄率水平一直都很高,尽管近年来由于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使得很多金融学者一直在提醒大家中国“负利率”时代的来临,但这依然不能改变中国高储蓄率的现实,可见崇尚节俭的传统文化影响之深。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中国居民的自发消费意愿不强。尽管国家采取了各种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但中国居民的储蓄率水平依然很高。而现在中国人口结构的现状愈加推动了储蓄率的提高。众所周知,中国目前已步入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口的占比在逐年提高。中年人的收入水平较高且大部分自身并没有住房的压力,但代代相传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思想在这部分人群中根深蒂固,因此他们的自发消费意愿不强,更多的收入都是用来储蓄以满足下一代求学、购房等需求。
3.社会因素。社会保障具有稳定社会、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功能,就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言,它是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的重要手段,引导和控制社会及其成员的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变化,从而促使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良性循环,社会保障正是通过对消费需求增长和需求变化这一环节的调节,以促进消费结构的合理化,最终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解体后,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尚在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之中。中国目前已经初步建立以“三条保障线”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为主要内容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农村社会保障事业也已取得较大进展,救灾救济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救助医疗制度等初步展开,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变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在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同时,中国社会保障实践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社会保障覆盖面窄,只有部分城镇居民享受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而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并不能享受到这些待遇。社会保障体制的基本目标是实现对需求者的有效保障,而中国社会保障水平过低制约了这一目标的实现。中国的社会保障并不能给被保障者充分的帮助,特别是在农村,低水平的社会保障让农民感到并没有真正的实惠。另外,社会保障制度监管不力,很多社会保障资金并不能真正到位发放到居民手中。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进一步加大了居民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导致居民储蓄倾向上升,消费倾向下降。
四、结语
总体来看,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发展平稳而迅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主导作用依然显著,外贸经济虽然在金融危机期间稍有波动,但中国贸易顺差的局面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然而从长期发展规划来看,通过提高消费率从而改变居民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才是宏观经济增长的本质性推动因素和长远发展的保障,促进消费需求,才能最终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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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经济形势好于预期
针对外贸外资的形势，中央及时采取了加快出口退税等应对措施，鼓励出口，我国外贸外资状况得到了改善。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9.4%，且增速逐月有所加快，实现贸易顺差200亿美元，同比增长22.6%。在上述各种因素拉动宏观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考察前三季度经济运行的各项指标，两个明显的信号尤为值得关注。
第一，民间投资明显改变了往年缓慢增长的状态，表现出较快的增长态势。目前，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规模几乎与国有经济投资规模等量齐观。与此同时，全社会投资增长对政府直接投资等刺激政策的依赖程度也在逐步降低。从2007年前三季度投资的资金来源看，即使国债投资保持零增长，全社会投资增长速度仍会高于去年。上述现象一方面说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社会投资的带动作用日益明显，另一方面也预示着民间自发的、更具市场经济色彩的投资力量，将在以后经济增长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第二，近年来的结构调整对2007年宏观经济供给层面的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表现在：一是住宅、汽车等与居民生活关系密切的产业部门表现出较为强劲的增长。2007年上半年，汽车工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2.3%。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度均超过14%，居工业行业之首。二是高新技术产业部门取得明显的快速增长。与此相对应，前三季度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0%。工业产销率为97.6%，同比提高0.4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效益的提高，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正在加速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二、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些困扰国民经济良性发展的问题
1、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据有关部门估算，明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增加800万人左右，与此同时，2002年末失业人员和国企下岗人员各有600万人左右，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规模越来越大。而有关分析显示，2003年城市所增加的就业岗位很难超过800万个。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以较快速度增长的同时，就业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加突出了。这一方面由于结构调整加快，资金、技术含量的提高，使产业吸纳就业的数量相对减少；另一方面，随着竞争的加剧、改革的深化，企业不断裁员，就业总量的增长进一步放缓。由此看来，就业问题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将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矛盾。
2、财政收入增幅回落，收支矛盾加大。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0.9%，增幅回落13.3%；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7.6%，增幅仅回落3.8个百分点。收入增长放缓，支出钢性较大，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考虑到以往几年打击走私、加强税收征管等措施在增加税收上的功效难以长时间持续，以及当前有效需求仍然不足、税赋水平和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宜提高过快等因素，今年财政收入增幅的回落有其必然性。同样基于上述原因，未来一个时期内，财政收入增幅很难有大幅攀升，如能保持略高于GDP增长率的水平，应当视为合理。
三、2008年GDP增长有望略高于2007年
2007年投资增幅较上年提高较大，预计明年将在今年的水平上逐步稳定下来，今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速率加快，预计明年消费增幅将会保持稳定，或略高于今年，根据有关国际经济组织的分析，明年国际经济形势将保持温和增长态势。在这一背景下，考虑国内出口退税力度将有所减弱，今年出口基数较大等因素，明年出口增幅可能比今年有所降低。综合各项分析，明年宏观经济运行仍将保持今年以来的良好态势，全年GDP增长有望略高于今年。但是，若想让预期最终变为现实，还需采取得力措施，逐步化解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难题，使宏观经济步入更为良性、协调的健康发展轨道。
首先，继续扩大内需，保持宏观经济适度快速增长。目前，内需不足的问题还未得到根本的改善，宏观经济的实际增长水平与潜在能力还有一定差距。如不维持适度快速的经济增长，就会产生诸如社会就业压力加大、通货紧缩趋势加剧等困难。
其次，通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达到既改善人民生活、又减缓通货紧缩压力的双重目的。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使部分农民从单纯的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利用近几年城市化加速的有利时机，制定相应政策，鼓励农村非农产业和劳动力向城镇加快转移。同时应增加国债资金中用于农村建设的部分，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为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创造条件，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生活困难人群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发挥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REITs；新加坡；宏观经济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2-101 -02一、REITs的定义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于1960年诞生于美国，REITs随着美国政府颁布《REIT ACT》而成为美国市场最重要的一种金融产品。美国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协会对REITs的具体定义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是一种组织形式为商业信托或者公司，资金来源为大众投资者的零散资金的集合，为房地产进行融资或收购并持有收益型物业，且分享房地产投资收益的信托方式。世界各地的业内人士和研究人员对REITs的一般性定义是：一种通过发行受益凭证或基金份额来集合大众投资者的零散资金，交由专业的投资机构进行房地产相关的投资经营与管理，并在时点将投资的综合受益按照比例分配给基金持有人的信托基金。新加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台专门针对REITs的法案，只是在《联合投资计划规范》（Code on Collective Investment Schemes）中规定在S-REITs市场中REITs可以采用商业信托或公司的形式，投资于房地产或房地产相关的贷款。
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是一种在房地产市场特有的投资信托方式，它在不同国家、地区的定义和形式各有不同。总的来说，REITs实际上是将房地产投资基金证券化，它的基本原则是分散风险，通过公司或商业信托的形式经营管理，汇集社会投资者的资金，由专业人员和机构进行相关经营与管理。REITs通过投资各种不同的房地产项目或证券的组合来实现其分散风险的原则，并且按照比例将综合收益分配给股东或基金持有人，所以实际上，REITs是一种内含信托关系的主要投资于房地产相关权益的共同基金，且其是标准化和可流通的。
二、REITs特点
REITs是通过采取投资基金、信托、投资公司等各种形式从事房地产管理、租赁、投资等业务活动的集合资金投资计划。一般情况下，REITs会选择较为成熟的物业组合进行投资，比如工商业地产。REITs一般会将收益（以租金为主的部分）90%以上的比例通过分红分配给投资者。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有着两重的特性，一方面REITs是资产证券化产品，这使其拥有了股票的特征；另一方面REITs是投资基金产品，这使其拥有了固定收益类产品的特点，比较典型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被强制要求进行高比例的分红并且严格限制了它的投资范围，这使得REITs具有平稳成长和高分红的特点。在有效市场的假设下，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期望收益与投资风险和股票、债券相较而言：股票
（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长期收益和其投资物业的租金收入及价格、房地产市场的繁荣程度具有很高的相关程度，在通货膨胀时能够提供有效的保值作用。另一方面，REITs的长期收益与其他金融资产（例如股票市场中的各种指数）相关度比较小，这一点可以使得投资者进行组合投资以分散风险。
（三）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是集合投资者的零散资金进行投资，降低了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过高的房地产投资对管理经验和资金方面的门槛，使得广大中小投资者获得了一条便捷的渠道来分享房地产业发展所带来的收益。
三、S-REITs简介
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审核委员会为了进一步地发展其国内的资本市场而于1998年7月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为促进新加坡房地产市场发展和增加投资品种而设立REITs就是其中之一。2002年7月新加坡首只上市的REITs嘉茂商产信托基金（Capitalistic）――由嘉德置地发行，募集了折合约为9亿元人民币的资金。
新加坡房地产市场在金融危机后于2009年的第一季度开始明显复苏，相关资产价值和物业租金都比金融危机时增加了60%左右，增幅非常显著。新加坡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在2012年的收益率约为37%，而同时期，日本、美国和英国REITs的收益率平均约为19%，仅为新加坡的二分之一，此时的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在全球各地的REITs市场中表现最为出色。国际研究组织指出，新加坡REITs市场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表现出色是因为其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例如优良的国内金融环境、离岸金融政策比较宽松和非常优惠的税收政策等，这些有利的宏观经济因素催生了很多亚洲房地产的龙头企业―例如凯德集团和丰树投资等等。
四、宏观经济对REITs收益影响的理论分析
研究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收益的影响因素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具有不同于其他投资产品的运作与交易形式，在对其收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时要充分考虑其多样性与复杂性，并对其进行区分研究；同时，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产品流动性高，市场价值比较稳定且现金回报率比较高，是一种很重要的金融产品，对其收益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可以为资产估值和机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借鉴。目前，已有数只不同类型的REITs在国内上市交易，分析研究国外成功市场REITs的收益影响因素对于我国REITs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收益与价格，与其他的一般有价证券相同，宏观经济对于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影响往往具有长远性、深刻性以及广泛性的特点，宏观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可能导致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收益出现幅度较大的变动。
（一）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是否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收益水平的波动情况。当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或趋势良好时，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基础资产可以在较为繁荣的宏观经济背景下于市场中发现更多的优良投资机会并获得更多的运营收益，这将促使REITs价格的稳定上升。与之相反，当经济处于衰退或调整周期，固定资产投资需求降低，企业融资需求随之降低，REITs价格下降。
（二）通货膨胀水平
与上述经济发展水平相同，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水平会对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产生不同的影响：1.当通货膨胀水平维持在适度水平（温和的通货膨胀）时，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会因此增加派息与分红并使得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价格上升，这会导致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收益水平的提高。同时，因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抵抗通货膨胀的能力较好，投资者为了防止其资产因通货膨胀而缩水会选择投资抵抗通胀能力较高的产品，这就使得市场对于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需求不断上涨，进一步的提高了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收益；2.严重的通货膨胀会对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收益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对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基础产业――房地产业造成致命打击。
（三）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对证券价格包括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份额的价格具有非常直接的影响：
当货币当局实施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即放宽银根时，证券市场会吸引大量的游资进入，这就会导致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价格的上涨；当货币当局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即收紧银根时，流入证券市场的货币会减少，这会使得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价格的下降。我们选用短期利率I 来表示货币政策，当短期利率I 上升时，投资者会减少对证券市场的投资而将其资金转向储蓄，这导致证券市场的需求下降，REITs的需求水平也会因证券市场整体需求的下降而下降，REITs的价格和收益水平随之减少；当短期利率I下降时，投资者为了获得更多的投资收益会减少储蓄增加证券市场的投资，REITs的市场需求上涨，其价格和收益水平也会随之上升。另一方面，汇率水平也会对REITs的收益率产生一定影响，例如REITs所在市场国家货币升值，会吸引外资流入，经济形势稳步发展，证券市场需求增加，REITs的价格和收益就会上涨，一旦其货币贬值，REITs的价格和收益随之下跌。但若汇率盲目上涨也会对REITs市场产生不利影响，因为汇率太高会影响贸易出口，出口受阻，不利于经济发展，进而证券市场受影响。
（四）财政政策
一、利好数据背后藏隐忧，经济好转趋势尚难定论
5月份，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均现积极信号。出口经过4月份的下探后大幅反弹，同比增长15.3%，较上月上升10.4个百分点。投资在房地产、基建投资的支撑下出现企稳迹象，1—5月份累计同比增长20.1%，较1—4月份继续下滑0.1个百分点，不过下滑速度明显放缓。当月增速则上升0.9个百分点至19.9%。名义消费同比增长13.8%，较上月下滑0.3个百分点。不过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1%，较上月略升0.3个百分点。在需求趋好的情况下，工业产出增速也有所上升，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较上月小幅回升0.3个百分点。
5月份经济数据没有继续恶化，显示出一定程度好转的迹象。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今年4月份较去年同期少一个工作日，5月份较去年同期多一个工作日，由此产生的基数效应不容忽视。特别是近期外部实体经济并没有明显积极的变化，出口却出现超过10个百分点的反弹，这或许更多的是来自于数据扰动等短期效应，实际情况恐怕不容乐观。而投资虽现企稳迹象，但动力仍然较弱，消费也增长乏力。总的来看，5月份利好的经济数据背后仍然藏有隐忧，宏观经济形势还很难做出趋势性向好的判断。
出口大幅反弹缺乏需求支撑。5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为34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当月进出口规模刷新去年11月创下的3341.1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其中，进、出口规模双双创月度历史新高，当月出口1811.4亿美元，增长15.3%，较上月上升10.4个百分点；进口1624.4亿美元，增长12.7%，较上月上升12.4个百分点。
3、4月份进出口增速连续下滑，并维持在10%以下低位，5月份则双双大幅反弹。但是我们很难找到内外需明显转暖的证据来支撑这样的大幅反弹。这样的反弹恐怕主要是由于上述所说工作日变化导致的基数效应等因素的扰动，实际的出口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从主要出口地区来看，5月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22.99%，与4月相比上升了13个百分点。对欧盟出口同比增长3.43%，与4月相比上升了5.81个百分点，结束了连续两个月的负增长。对东盟同比增长28.05%，与4月相比上升了22.67个百分点，对亚洲地区的日本、韩国、香港同比增长分别为13.03%、6.25%、15.87%。
从近期的欧美经济情况来看，美国近期新出炉的GDP及新增就业情况远低于市场预期，失业率更是不降反升。欧元区失业率持续上升，PMI频创历史低点，欧债危机更是不断升级。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也持续放缓。由此可见，5月份出口的大幅反弹没有得到外部环境明显改善的验证。此外，5月对美出口强劲可能还和汇率因素有关，自5月初起美元兑人民币持续升值，这或称为拉动中国对美出口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欧出口上升则还可能受到另一个短期因素的影响，即欧洲杯的举行从而拉动了中国对欧出口。
总的来看，5月份出口的反弹缺乏外部绝对需求的支撑，更多的是一些短期效应，缺乏需求支撑的出口反弹或难以持续。未来出口维持10%以下低位增长仍是大概率事件，而外部经济中的一些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风险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房地产、基建支撑投资企稳。1—5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0892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1%，增速较1—4月份继续回落0.1个百分点，不过回落幅度明显收窄。5月份同比增长19.9%，较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投资增长现企稳迹象。在三大投资领域中，1—5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8.5%，增速比1—4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5月当月房地产投资增长18.2%，较4月份上升9.0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长24.5%，较上月略升0.1个百分点，保持相对稳定。在国家“稳增长”的背景下，交通运输、公共设施等基建投资整体继续上升。具体来看，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累计增长19.4%，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累计增长-6.4%，较上月上升1.6个百分点。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累计增长9.3%，较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此外，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和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累计增速分别回升1.5和0.4个百分点，也体现出国家稳定投资增长的导向。
5月份房地产投资累计增速仅略下滑0.2个百分点，降幅明显收窄，当月增速则大幅反弹，超出市场的普遍预期。当月增速的大幅反弹存在基数扰动等影响，不过观察近期形势可以发现，房地产市场的确出现了回暖的迹象。首先从本月数据来看，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累计继续呈现同比负增长的态势，不过降幅较上月分别收窄1.0和2.7个百分点，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也从数据上验证了市场所谓的“红五月”。在整体经济持续下滑的背景下，近期全国多个地区继续“微调”房地产调控政策，央行年内已两次下调存准率，6月8日更是3年多来首次下调了利率。尽管6月份的降息不能解释5月份房地产市场的回暖，但在宏观经济持续下行的情况下，国家稳增长力度不断加大，市场对房地产的预期也开始改变。央行近日的调查显示，15.7%受访居民准备购房，为去年以来最高值。统计局的5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数据显示，在70个大中城市中，5月份房价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比4月份增加了一倍。同时近期，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住宅成交均价也纷纷走高。这些现象均说明房地产市场确实出现了回暖迹象。在此背景下，房企拿地热点也向积极方向转变。1—5月份，土地购置面积和成交价款增速分别较上月回升0.6和3.7个百分点。
尽管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回暖迹象，中央也的确提高了对地方微调楼市的容忍度。不过中央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总基调仍然未变，至少目前来看，楼市调控放松要重述2008年的历史几无可能。同时未来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的“刚需”恐怕难以支撑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反弹，房地产投资恐仍将继续下滑，可以预期的是，在国家稳增长的背景下，这种下滑的速度和幅度将放缓。不过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是，在调控的限制下住宅市场较为低迷，而商业地产则一片红火。今年1—5月份，办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投资分别同比增长44.7%和31.6%，均大幅高于住宅以及整体投资增速。我们要提醒的是，在经济基本面较为低迷的情况下，资本大量涌入商业地产将吹大并引发其泡沫的破灭。
总的来看，房地产的反弹和基建投资回升以及制造业投资的稳定支撑了5月份整体投资的企稳。5月份，发改委集中审批了一批投资项目，不过这在5月的投资数据中表现并不明显。在国家稳增长甚至保增长的背景下，未来投资有望逐步企稳回升。尽管难以再续2008年“四万亿”的投资盛宴，投资稳增长依然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真正值得担心的是这次投资再刺激还会积累更大的产能，而外部消费需求难以复苏，国内分配改革难以启动，更大的过剩危机在后面。
消费名降实升但仍增长乏力。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715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3.8%，较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较上月回升0.3个百分点。1—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4.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9%）。从环比看，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0.84%，继续呈现回落态势。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5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4536亿元，同比增长13.7%，低于4月份的14.0%，乡村消费品零售额2179亿元，增长14.3%，低于4月份的14.6%。剔除价格因素，5月份城乡与农村消费增速10.7%与11.4%，分别高于4月份的10.6%和11.2%。从具体商品来看，日用必需品类和汽车消费企稳，降幅在0.5个百分点内，但家电、家具和家装持续回落，降幅超过1个百分点，表明房地产消费链依旧处于调整中。
总的来看，由于物价水平的快速回落，5月份名义消费增速继续下滑，不过实际增速有所上升。受制于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滞后，在内外整体需求疲软的情况下，我国消费增长很难表现出独立的走势，加之前期消费刺激政策的退出，消费增长表现乏力。从未来形势来看，随着国家新一轮消费刺激政策的陆续出台，实际消费增速有望继续企稳，不过在价格水平快速回落的情况下，名义增速恐将继续下滑。
工业产出回升趋势未定。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9.6%，比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分轻重工业看，5月份，重工业同比增长9.8%，增速较上月回升0.9个百分点；轻工业增长9.1%，是2010年2月以来的最低点，增速下滑1.2个百分点。重工业增速回升是5月工业增速超出预期的主要原因，而轻工业增速回落则拖累5月工业增速。重工业的回升与投资的企稳相关。具体来看，通用设备、铁路船舶等运输设备业、电气机械和电力热力等重工业行业同比增速较上月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发电量、水泥、十种有色金属和汽车等主要产品产量呈现显著回升。从产销率看，5月份产销率下降0.2个百分点至97.9%，反映企业库存有所上升。总的来看，虽然5月份工业产出增速出现上升，不过如果考虑到工作日的因素，实际的增长情况仍然不容乐观。而在需求持续低迷的情况下，目前工业仍处于去库存阶段，短期内工业增速仍将波动调整。
二、物价水平短期加速下行，通胀压力进一步减轻
3月CPI同比出现反弹，4月重拾回落态势，5月份则延续了回落的趋势。5月份，CPI同比上涨3.0%，较上月下降0.4个百分点，涨幅创23个月新低，环比下降0.3%。5月份CPI构成中，新涨价因素为1.26%，相比4月份回落0.32%，翘尾因素为1.74%，相比4月份回落0.08%。因此，5月份CPI的回落，主要是新涨价因素的作用。食品价格继续呈现季节性回落，5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6.4%，较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8%。食品价格的下降主要是肉类与蔬菜价格下降所致，其中猪肉价格环比下降3%，蔬菜价格环比下降6.9%，其他食品价格小幅上涨。非食品价格上涨动力趋弱，同比上涨1.4%，较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环比持平。受油价下调影响，非食品价格中交通通讯及服务的价格同比下降0.1%，环比下降0.3%。
5月份，PPI同比下降1.4%，降幅较上月继续扩大0.7个百分点，同比创30个月新低，环比结束了连续3个月的正增长，下降0.4%。其中加工工业PPI同比持续6个月为负表明终端需求的疲软，而原材料和采掘业PPI同比出现了30个月来的首次下降，表明下游需求疲软逐渐传导至中上游。
5月份CPI加速下滑，通胀压力得到进一步减轻。而进入6月份后，随着气温升高，部分瓜果类蔬菜上市量增加，预计将带动蔬菜价格继续回落。国际油价的大幅下跌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输入型通胀压力，就在5月份CPI公布的当天，国内成品油价格再度下调。经过两次成品油下调之后，一季度油价上涨幅度基本被消化，交通运输、物流等用油单位有望明显减负。进入6月份后，CPI翘尾因素将大幅下降，有利于CPI同比增速的继续下降。在目前经济保增长需要政策加大预调微调力度的情况下，CPI这一下降趋势则为货币政策的放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为稳增长政策的加力提供了政策空间。而5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在4月同比下降0.7%的基础上加速下滑，同比下降1.4%，PPI指数已连续3个月负增长，显示目前经济增长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反映出目前产能过剩矛盾加深，这也是上一轮四万亿刺激政策的后遗症。
三、货币供应增速有所上升，新增贷款超预期增长
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3.2%，比上月末高0.4个百分点。反映企业短期资金周转的狭义货币(M1)余额同比增长3.5%，比上月末高0.4个百分点。5月新增人民币贷款为7932亿元，同比多增2416亿元，高于市场普遍预期。
尽管市场普遍预期5月份新增贷款将较4月上升，不过实际贷款规模仍然超出市场预期，为2011年2月以来的第二高水平，仅次于今年3月的1.01万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增贷款中，中长期贷款比重较上月明显提升6.2个百分点至34%，显示出稳增长政策的效果在逐步显现，投资需求有所好转。不过该比重仍然处于低位（2011年平均为45%左右），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占比过大的问题依然突出，表明当前投资需求仍处于低位；而票据占比居高不下显示政策推动范围之外的贷款需求仍然疲弱。5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较多，是货币供应量增速小幅回升的主要原因。另外，5月18日，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下调0.5个百分点，对于货币供应量反弹也具有一定贡献。但M1和M2之间的剪刀差与上月持平，依然处于历史高位，企业活期存款占比较低的状况仍未显著改善，表明当前实体需求仍然疲软，企业活力以及投资意愿有待提高。
二季度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因此稳增长被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预调微调力度加大，国家重点项目审批提速，信贷需求有所回升。从后期来看，稳增长政策的效果将进一步显现，信贷需求随着政策放松逐渐恢复，而且6月初的降息使得融资成本降低，企业的融资压力将有所减缓，融资需求也将增加。而从放贷规律来看，二季度放贷在全年占比为30%，与一季度规模持平，4、5两月共放贷1.5万亿元左右，这说明6月份还需投放1万亿元左右。从银行的角度来看，5月的降存准率使得流动性压力减小，而央行将存款利率上限提高至1.1倍，引入竞争机制，银行可以自主在限定范围内调整利率，吸引存款，减少存款流失现象，从而减少存贷比限制对放贷的影响。从信贷结构和供应增速来看，当前的实体经济仍然偏弱，终端需求依然疲软，因此实体需求有待随着政策的刺激进一步释放，货币政策还将继续朝着宽松的方向发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流动性环比将不断趋松，但在基数的影响下，货币供应同比增速仍有可能波动。
四、投资稳增长恐将加剧我国产能过剩矛盾
5月份经济数据出现了多处利好。不过考虑到工作日带来的基数效应后，这种利好恐怕需要打一个折扣，实际经济增长情况不容乐观。央行在数据公布前三年多来首次下调了基准利率或可成为佐证之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出口的大幅反弹并不值得乐观，投资增长仍在波动企稳，消费也表现欠佳。由于外部环境依然不稳，欧美等国家经济复苏不稳，不确定性风险较大，外需仍然是我们需要首要关注的经济增长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重启了投资稳增长。
在经济下行风险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保持一定的投资力度以稳定经济增长确有必要，不过投资虽然是需求，但不是最终需求，而是迟早要变成供给的需求，所以增加投资对总量平衡的最终影响不是增加了总需求，而是增加了总供给。在2009年出台“四万亿投资”刺激政策时，中国的生产过剩矛盾实际已经很严重，在四万亿投资盛宴之后这一矛盾继续深化。这从今年以来钢铁行业出现罕见的全行业大幅度亏损中可见一斑。而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国家不得不重新拾起投资这根政策大棒。不过正如我们上述所说，这次投资再刺激还会积累更大的产能，而外部消费需求难以复苏，国内分配改革难以启动，更大的过剩危机在后面，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