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18 17:17:1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微观经济学中的固定成本，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论特易购 如何改善 利润表现
市场结构分析
在市场中，大型零售商往往被定义为寡头企业。不论是已经存在于市场中的零售商或刚刚进入市场的新企业，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拥有庞大的企业规模，高效的生产力，强大的资本实力等。埃里克森.P指出，由于小型零售商受到商品丰富程度和价位的限制，无法在物流配送等方面和巨头企业竞争。巨头零售企业的经济规模就造就了自然的市场进入壁垒。因此，能够进入零售市场并参与竞争的企业就非常少。根据英国卫报（2014）的报道，在特易购的事件中，寡头企业是英国市场中的德国阿尔迪，利德尔，英国塞恩斯伯里，莫里森等零售企业。因此，特易购面对的市场结构是微观经济学中典型的寡头市场。
在微观经济学中，寡头市场模型有很多种结构。特易购则属于，非同质化企业的纳什古诺模型。罗杰和麦克卡尔洛奇(2014) 年的分析指出，2014年更正的最新英国反垄断法中，卡特尔和串谋行为依然是不合法的。由于零售巨头是不能串谋结为卡特尔组织，所以这些企业应该被首先定义为非合作性寡头模型。但非合作性寡头模型也有几个类型，非合作寡头模型的选择取决于企业的行动类型和次序。在特易购的例子中，寡头企业可以相互之间自由竞争，各大零售商并非序贯行动，市场不存在领导企业先行选择产量，因此非同质化企业中的斯塔克伯格竞争将不会发生。与此同时，伯纳德模型也不适合。原因是零售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差异性非常小，服务也是同质化且完美替代的，因而不能各自独立设定价格而不考虑其它寡头的行为。
(见Graph 1)然而，纳什古诺模型则是解释特易购和其它零售企业的非合作寡头竞争的完美模型。佩罗夫指出，当一个市场中企业生产同质化产品的时候，企业更有可能决定的是产量而不是价格。因为产品和服务是相同的，市场的整体产量是所有企业产量的总和。每一个寡头都在拥有关于竞争对手的产量的不完全信息的基础同时决定自身的产量。任何企业的产量都会直接影响其它所有寡头企业的利润。因此特易购所处的寡头竞争市场应该被定义为纳什古诺模型。但是标准的纳什古诺模型是是建立在竞争企业的成本相同的基础上的。然而在真实的世界当中，即便是相同行业内不同企业的边际成本也是不同的。而非同质化企业的纳什古诺模型允许所分析的寡头企业拥有不同的边际成本。
战略对比
麦克德莫特.K （2013）指出特易购现在的边际成本比起其它零售商来说偏高。特易购在古诺模型中有两种战略可以与竞争对手博弈。特易购可以选择在当前情况下提升产量进而提升自身的市场份额，或降低自身的边际成本取得更多的竞争优势。如果特易购增加自身的产量，则在短期中市场中的整体产量将会提升，这也将带动着市场价格水平将会下降。这个战略可能会降低所有寡头企业的净利润，但是对消费者则是有益的。然而其它寡头不会默许特易购单方面的增加市场势力，它们也会采用相同的策略。市场的价格水平会由于市场产品总量的持续提升而不断降低。一场直接的价格竞争也将无可避免地产生。然而由于特易购的边际成本是在其它寡头企业的边际成本之上的。在长期中，市场价格水平会逐渐降低并趋近于特易购的边际成本。最终特易购会被自己的竞争战略率先驱逐出英国市场，因为相对于其它竞争对手，特易购的利润空间会被首先压缩至不可容忍的范围。当然，特易购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特易购会降低产量，迫使价格回到合理的水平。但即便价格战因此停止，特易购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势力比起价格战前都在一定程度上缩水了。因此直接由产量战略引发价格战的策略对特易购是行不通的。 (图表 Graph 2)
佩罗夫（2011）年指出，打破非同质企业的纳什古诺模型平衡点的唯一方法就是降低自身的边际成本。在寡头竞争中，更低的企业边际成本带来的是更高的市场竞争力。在古诺模型中，分析起始于最初的纳什古诺均衡点。这意味着没有企业能够单方面的提升自身利润。在特易购的例子中，由于我们假设其他零售商的自身情况没有改变，因此他们的最优反应曲线始终保持着原有水平。但如果特易购的边际成本改变，，原有竞争条件的基础就会被改变，原有的纳什古诺模型也会被打破。现在，对竞争对手任何的特定产量水平，特易购的最有战略都是在原有水平下增加产量。相对于其它寡头企业，在新均衡点里更低成本的企业将更占优势。结果就是，高产量导致的更低的市场价格水平不仅没有降低特易购的利润空间，而且让特易购取得了更多的利润。其它的寡头企业可以以较少的市场份额与特易购并存在英国市场，或选择离开。总的来说，那是非同质化企业的古诺模型为分析特易购如何提升市场势力，改善利润表现提供了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图表 Graph 3 and 4)
利润的组成
从另一方面来说，单纯的市场结构分析不足以给特易购改善利润表现的战略提供完整分析。在微观经济学领域，利润的定义是指总盈利与总成本的差额。而古诺模型并没有具体的方法和技术指出企业改善利润表现和降低成本或提升销量的具体方法。事实是，原本的均衡点不会自发地移动到新的均衡点。尽管成本是可以随着企业战略自主调整的内生变量，但销量却是难以自发提升的外生变量。原因是产量不仅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管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和市场环境等诸多因素。因此根据古诺模型和经济学中关于利润的组成的定义，特易购改善利润表现的解决方法应该被分为两部分。特易购应该根据自己当前的情况首先降低成本，然后努力增加销量。新的纳什古诺均衡就会被实现，而且利润表现会逐步改善。
降低成本
威特曼.D （2013）的报告指出，特易购是世界上第三大零售商。而它的全球企业规模是由英国企业规模和海外规模的加和。所以降低成本的解决方案应该被区分为海外市场和英国本土市场两部分。
CBS（2013）的报告指出，特易购在美国的旗下品牌Fresh & Easy 和在中国市场均遭受失败。并没有证据显示特易购在美国和中国市场的运营状况将会得到改善。众所周知，和英国相比中国和美国有着完全不同的市场环境。相比于在这些国家已经存在的零售寡头而言，特易购明显处于劣势。而且特易购海外过大的市场规模导致管理团队变得低效，特易购应对市场变化的反应速度也过于缓慢。对海外市场的持续投资会降低资本的整体回报率，进而降低特易购的盈利能力。佩罗夫（2011）指出机会成本应该被考虑进运营中来，而且沉没成本在企业制定战略的过程中应该被忽略。特易购的机会成本是在进行全球扩张的时候失去了进一步在英国降低边际成本和提升市场势力的能力。特易购在海外拥有的土地和厂房在短期是固定成本。但是这些因素可以考虑入长期战略中来。在长期中，固定资产可以被折算变卖。所以固定成本是可以被部分避免的，进而降低整体成本。总的来说，特易购应该变卖中国和美国市场的固定资产，进而降低企业规模和沉没成本。（图表Graph 5 and 6）
萨拉.S （2011）指出，因为网络购物已经被逐步接受，消费者不再倾向在郊区超级市场进行一周一次的采购了。换言之，网络购物和小型超市对大型超级市场有明显冲击。从另一方面来说，消费者现在越来越喜欢方便的社区小型超市。已经改变的消费者偏好直接导致了郊区大型超级市场的逐步失败。没有证据指出郊区大型超级市场将会被消费者再度青睐。一些郊区大型超级市场成为了增加盈利的沉重负担。因此为了降低固定成本，特易购一些亏损严重的郊区超市应该被变卖。
总的来说，提升利润表现的第一步应该是降低任何可避免的成本，降低企业的负担。特易购应该变卖掉自己在海外的资产和本土亏损严重的郊区大型超市。
增加收益
LeapTomorrow（2015）的报告指出，由于消费者的偏好和市场环境已经改变，传统的零售模式遭遇全新消费模式的严峻挑战。销量是外生变量，它极大的取决于外部的市场。因此销量不会在降低成本后自发的增长。由于消费者的习惯已经改变，再加上新的竞争对手的加入，特易购在英国市场的经济规模从恒定规模收益变为增加的规模收益。相比于新的竞争对手而言，特易购目前的生产效率是偏低的。根据最新的市场情况来看，特易购的运营战略导致资本回报率过低。因此，增加生产科技，管理团队和消费体验方面的投资可以将特易购在英国本土的经济规模从递增的规模收益推回恒定规模收益水平。特易购的竞争力也会因此得到增强。(图表 Graph 7)
从另一方面来说，不论消费者偏好大型或小型超市，消费者的整体消费能力是没有改变的。所以消费总量依然维持在相同水平。只要特易购适应了消费者最新的习惯和偏好，消费者的抽逃将会被控制到最低水平。因此特易购应该建立更多的社区小型超市，然后提升线上购物的体验水平。
(图表 Graph 8)
总结
总的来说，特易购应该缩减其全球市场规模，回收在全球市场和大型郊区超市的投入，将资本更多部署在英国本土市场。通过增加对生产和管理部门的资本投入，边际成本会因此得到降低。通过合理的市场战略，销量也会提升。特易购应该重振品牌形象，重塑消费者信心。最终特易购的利润表现就会逐步提升。
参考文献：
1. Skynews (2014) Tesco Shares Plunge 15% On Profit Warning [Online] Available from:
news.sky.com/story/1388408/tesco-shares-plunge-15-percent-on-profit-warning [Accessed: 09 Sep 2014]
2. Ellickson, P. (2011) Supermarkets as a Natural Oligopoly [Online] Available from: paulellickson.com/SupermarketsAsNO.pdf [Accessed: Aug 2011]
3. Theguardian (2014) How Aldi’s price plan shook up Tesco, Morrison’s, Asda and Sainsbury’s [Online] Avilable from: 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4/sep/29/how-aldi-price-plan-shook-up-tesco-morrisons-asda-sainsburys [29 Sep 2014]
索引
1. 特尔：多个寡头企业的结合或联盟，未得到垄断的市场势力。
关键词:需求弹性;边际成本;边际收入;边际利润;应用
1987年，福建某机械厂准备进口一套设备。据查，当时有6个国家能够生产这种设备，价格在800万~1200万美元之间，厂长首先找到日商，打算开价800万，争取能1000万成交，岂知，第一次谈判，日商就同意800万，并表示可以立即签订合同，厂长心里直打鼓:“日本人这么好说话?其中必定有‘鬼’!”但看来看去，货真价实，便拍板搞定，这套设备运行一年以后，许多易损配件需要更换，厂长便要求日商按照合同供货，日商表示可以，但由于成本增加等原因，价格得提高一倍。厂长一听火了:“合同刚订一年，怎么价格就变了?!”日商反问道:“合同哪一条规定必须按原价供应配件?”厂长鼻子一捏，心想:这显然是“敲竹杠”，我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便向其他生产同类设备的国家求购，这些企业表示:这套设备的配件都是专用的，必须另做模具，价格会贵上好几倍。没法，厂长不得不以高价向日商继续购买配件。几年下来，这比当初花1200万购买这套设备还要贵。厂长气愤地骂道:“日本人就是‘鬼’!”最近，这位厂长有机会学到价格弹性，方才恍然大悟:成套设备的主机价格富有弹性，而配件价格则缺乏弹性，营销商总是先在主机上让价，把你套住以后再在配件上提价，这叫“堤内损失堤外补”。厂长深有感触地说:“这本是营销ABC，不能说日本人鬼，只能怪自己笨。”我们就导数在经济中的应用略做讨论。
一、价格弹性便是导数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应用之一
需求弹性，是指需求大小对价格变动的敏感程度，是需求量变动百分比与价格变动百分比的比率。需求弹性大，就是表示这种商品价格的变化，会引起需求的较大变化。需求弹性小，就是表示这种商品价格的变化，会引起需求的较小变化。影响需求价格弹性的因素有:一是替代品的数量和相似程度;二是商品的重要性;三是商品用途的多少;四是时间与需求价格弹性的大小至关重要。时间越短，商品的需求弹性越缺乏;相反，时间越长，弹性越大。比如，大米的需求弹性就很小，因为它是生活必需品，不会因为价格上涨而少吃多少，因价格下跌而多吃多少。相比而言，时装的需求弹性就要大一些，价格变动对需求量的影响比较大。
二、边际分析亦是导数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应用之一
1.边际成本。理论上来讲:边际成本表示当产量增加1个单位时，总成本增加多少。一般而言，随着产量的增加，总成本递减的增加，从而边际成本下降，也就是常说的是规模效应。边际成本是指在一定产量水平下，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产量所引起成本总额的变动数。通常只按变动成本计算。边际成本用以判断增减产量在经济上是否合算。它是在管理会计和经营决策中常用的名词。例如，生产某种产品100个单位时，总成本为5000元，单位产品成本为50元。若生产101个时，其总成本5040元，则所增加一个产品的成本为40元，即边际成本为40元。当实际产量未达到一定限度时，边际成本随产量的扩大而递减;当产量超过一定限度时，边际成本随产量的扩大而递增。因为，当产量超过一定限度时，总固定成本就会递增。由此可见影响边际成本的重要因素就是产量超过一定限度(生产能力)后的不断扩大所导致的总固定费用的阶段性增加。当增加一个单位产量所增加的收入(单位产量售价)高于边际成本时，是合算的。微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当产量增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时，为企业获得其最大利润的产量。
2.边际收入和边际利润。边际收入指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的销售量所引起销售收入总额的变动数。边际收入就是每多销售一单位产品所增加的收入。边际利润也就是边际贡献，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是指每增加一单位产出所获得的利润，另一方面是指每增加一单位投入所增加的利润，总体而言，当投入或产出较少时，总利润会随着其投入或产出的增加而增加，当其超过一定数值时，这一趋势将停止甚至向负方向增长，边际利润总是减少的。单位边际利润=销售单价-产品变动成本即:m=p-v。某时期边际利润=(销售单价-产品变动成本)×销售数量。某时期利润=某时期边际利润-固定成本。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导数对于在经济学中边际问题的分析尤为重要，通过边际问题的分析，对于企业的决策者作出正确的决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林署，黎诣远.经济数学基础微积分[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关键词］ 传统经济； 新经济理论； 财务报表
进入21世纪以后，一种崭新的经济运行模式开始呈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以网络、信息、知识和高新技术为主要特征的所谓“新经济”。新经济给传统经济理论带来很大的冲击，比如，描述失业率和通胀率反向关系的“菲利浦斯曲线” 已不再适用，资源要素已不再局限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边际成本递增和边际效益递减的供求也受到质疑。在新经济条件下，传统会计信息系统暴露出陈旧、低效和不适应的缺陷，作为会计信息系统输出结果的财务报表更是集中反映了这一问题。本 文拟从对新经济理论的着手，试图找到新经济条件下财务报表改进的突破口。
一、传统财务报表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财务会计的主要目标在于提供一个主体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现金流动等信息，以帮助各类使用者评估管理当局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并进行经济决策。财务会计提供信息的主要手段是财务报表。财务报表通常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这也是国际流行的会计惯例。然而，长期以来，财务报表一直受到会计理论界、实务界以及政府管理部门的指责和批评。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在不断地改进财务报表，但始终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我们认为，人们在改进财务报表时，将注意力过于集中在财务会计自身的理论及 上，而未从经济学理论方面进行，是制约财务报表改进的主要原因。
那么，传统财务报表与经济学理论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一，传统经济学理论把资源定义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类要素，并以资源的稀缺性为基本前提。资源的稀缺性要求通过制度安排（市场机制或经济计划），使每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地方，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传统的财务报表正是以这一理论为根本出发点，以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相对不变为假设，披露资本在各间的流动和配置。在资本的流动中， 财务报表正是担当了信息载体的角色，它通过向外部提供财务信息，使资本所有者通过阅读和分析报表，了解资本的投入产出率，然后作出趋利避害的决策，即把资本投放到有盈利或前景的企业，或是将资本从财务状况恶化的企业里撤出，最终实现社会资本的有效流动和最佳配置。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资本是资源的核心要素，土地和劳动力只能借助于资本发挥作用，这就决定了资本所有者是财务报表信息使用者的主体，从而财务报表的目标也定位于向资本所有者提供有关“资本流转”的信息。
其二，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是企业编制财务报表的基本理论依据。不对称信息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之一。会计信息作为一种特殊的专业化信息，存在着信息的供给和需求。编制财务报表的目的是为使社会资源达到合理、有效配置，而信息的不对称又会导致市场失灵和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在传统经济，信息产业不发达，人们获取信息的手段落后，资本所有者获取相关财务信息的来源渠道较少，这就必然要求使用资本的企业（经营者）定期地向资本所有者提供财务报表 ，这也是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主要手段。
其三，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效益递减的供求法则决定了企业财务报表反映的物质资源是属于企业独占的、排他的。如企业的一项固定资产是属于企业独自使用和控制的，在同一时间内，别的企业就不能与其共享，而且此项资源是逐渐消耗的。也就是说，如果一项资源正在被别人使用，那么你就无法得到使用它的收益，即资源的边际收益递减。这一法则为财务报表反映的信息提供了一种基本前提，即企业的资源状况是属于企业独有的，不能与别的企业共享。边际成本递增的供给规律还是企业产品定价、确定销售收入乃至确定利润及利润分配的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传统财务报表无论从其组成内容上，还是从其目标、编制时间和信息含量上看，都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密切相关。由于传统经济学是建立在资源稀缺性定理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那么毫无疑问，财务报表正是这一理论推演的结果。
二、新经济理论与传统经济理论的区别
新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以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创新、和扩散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高增长、高收入、低通胀和低失业率的目标。虽然尚无法给新经济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大多数人认为，新经济的实质是以知识经济为核心的经济形态，其运行规律和发展模式都与传统经济迥异。
新经济对传统经济学构成了现实挑战。
其一，资源的构成要素具有了新的内容。新经济所用的资源与传统经济不同，传统经济强调的是物质资源，并把资本作为推动企业成长与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而在依靠知识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而发展的新经济中，知识无疑成了传统三要素以外的第四要素。在新经济条件下，所使用的资源主要是信息，物质资源仅是辅助部分。资本尽管仍然还是重要资源，但其重要性趋于降低。资源的差异导致企业生产对象的不同，新经济下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信息价值含量高的产品，这就决定了企业的生产经营与以往有很大不同。
其二，资源的稀缺性被赋予了新的涵义。传统生产函数的三要素（土地、劳动、资本）都有数量的硬约束，不可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新经济中，知识和信息取代了传统的劳动力与资本而成为经济发展的要素，这一生产要素的最大特点便是其充裕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的资源，因为 知识与信息的使用具有外溢性、可重复性，而且在使用中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因使用时间的持续而累计相加。 资源的这一新特性，使得新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扩大到了全球范围，配置效率也更趋于有效和合理。
其三，新对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供求均衡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新古典经济学认为，需求曲线向下倾斜，供给曲线向上倾斜，供求曲线相交，形成市场均衡。由此还推出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效益递减的法则。但人们在新经济条件下发现，经济将某些产业的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特征推向极致后，最终似乎否定了供求规律。比如，一旦为开发软件、设计芯片、铺设光缆投下了高固定成本，此后多一个消费者还是少一个消费者，几乎不会产生成本上的变化，因为信息产品的复制成本很低，甚至为零。也就是说，生产第一个信息产品的成本非常高，但此后生产产品的边际成本可以接近于零，这种成本结构从根本上否定了建立在边际成本定价基础上的供应曲线。从需求曲线上看，也是如此。比如，在一定限度内，软件产品的使用人数越多，消费者对其口碑越好，就越是愿出高价来购买，即 需求越多，需求者出价越高，这就使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失效。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为“网络的外在性”。
其四，在新经济条件下，信息经济学的信息不对称假设也受到了冲击。新经济创造了大量的与信息有关的产业和从业机会，从而形成了专门从事信息开发、交易和咨询的新型市场。信息和知识已不再具有专有性和独占性，信息被作为商品进行开发、采集、筛选和处理，并借助于网络技术，实时、快捷而又全面地传达给使用者。人们获取信息不再受时空的限制，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完全性大大减少。总之，强大的信息网络和信息技术产业，弱化了信息经济学的原有假定。
三、新经济理论对财务报表改进的启示
其一，财务报表不应再局限于为传统的资源配置服务。在新经济条件下，由于占有的资源由过去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转变为现在的知识和信息，因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已不再是企业拥有的实物资源（如固定资产、存货等），而是那些掌握知识与技术的“知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财务报表仍然只是重点反映有形资产信息，而轻视无形资产和人力资源的披露，排斥新兴业务进入报表系统，只反映资本的投入产出率等，就不能为知识与信息在企业间的高效流动提供清晰、准确的信号，无法适应新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要求。另外，知识与信息资源具有共享性，而传统的财务报表却以资源的独占性和排他性为前提。因此，财务报表如何既能正确反映企业真实的资源状况，又能显示企业独特的竞争力，也是我们要认真和探讨的。
其二，财务报表的目标应转向为知识的所有者提供信息。财务报表的目标主要是解决谁需要财务报表、他们需要哪些信息等问题。在新经济条件下，信息和知识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核心要素，知识所有者可以通过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术来控制企业，参与企业的利润分配，而且知识所有者和企业是同位一体的关系。因此，财务报表的目标应由过去向股东、债权人提供信息，转为计量企业主体资源和权益的变动情况、收益的形成过程以及有效控制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的企业主体型财务报表目标模式。报告的信息类型也应由企业创造未来现金流量的能力转变为企业知识资本拥有量及 其增进能力。
其三，利润表反映的收益形成过程与分配过程也要发生变化。传统的利润表只反映货币收益，即按收入与费用的配比结果得出资本的投入产出效率。在新经济条件下，损益表已暴露出其局限性。一是利润的形成并不一定完全是资本作用的结果，利润的形成部分甚至全部来自于人才和知识的投入产出效果。二是信息产品的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使得企业可能只发生一次性的投入，以后生产的产品成本可能大大低于售价，甚至为零。这种信息产品的一次性高固定成本是不能按传统确认作为无形资产的开发成本而资本化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作为损益表编制基础的配比原则怎样来加以贯彻？能否因某项产品的成本为零或不能可靠计量而不予确认收入？三是在新经济条件下，利润的分配不再由资本所有者专有，掌握知识和技术的活劳动也将参与到利润分配的过程中，与资本所有者共担风险，共享利益。
[关键词]出口退税；福利效应；出口贸易
[DOI]10.13939/ki.zgsc.2016.22.135
1 前 言
我国出口退税政策自1994年实行以来，对出口贸易的发展和特定时期的创汇有着重要作用，并且拉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阶段，中国已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贸易大国。因此在成为世界出口额和贸易盈余额最大的国家之时，有必要对出口退税政策对国民福利效应的影响重新审视，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的出口贸易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出口退税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已报送离境的退还或免征其在出口前生产或流通环节已经缴纳的间接税。它作为一项出口激励措施，被各国广泛使用，世贸组织也允许其成员国采用出口退税来促进出口，目前已成为国际社会通行的惯例。我国的出口退税一般是指在国际贸易业务中，对我国报关出口的货物实行退还或免征生产流转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采取出口退税与免税相结合的政策。隆国强（2001）认为出口退税作为一项调节和促进出口的政策，可以增加外汇收入和带动国内经济增长。陈平等（2003）通过协整分析等工具发现出口退税通过实际有效汇率对我国企业出口水平产生了显著影响。出口退税政策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对我国出口和福利有促进作用。反对的观点：翁兆杰（2005）认为，目前我国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已超过实际征税率，加之出口骗税现象，致使国家税收大量流失.另外出口退税已成为国家财政的负担，我国外汇储备雄厚，不需要大量出口创汇。根据公共选择学说的观点：税收是政府为企业提供服务的价格，从宏观上看是企业成本的一种，因此政府替企业承担负担是不合适的。
2 出口退税政策的静态福利效应分析
出口退税的实行会引起一国商品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因而通过影响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的变化来引起福利效应的变化。本文将世界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国，其出口商品价格无法影响国际市场价格；另一类是大国，其出口商品可以影响国际市场价格；并借鉴微观经济学中的静态福利分析模型进行分析。
假设本国是一个小国，其出口的扩大不会影响国际市场的价格。因此对其进行静态分析如下：
如图1所示：D为需求曲线，S是供给曲线，国际市场价格为pw，此时本国市场需求为OQ1，供给为OQ2，出口量为Q1Q2，如果实行了退税，此时价格变为PT，需求为OQ3，厂商供给由OQ2增加到OQ4，出口量增加到Q3Q4。
（1）退税对生产的影响：退税发生后，本国厂商的产出由OQ2增加到OQ4，生产者剩余增加了ABPTPW。
（2）退税对消费的影响：退税发生后，本国消费者的需求由OQ1减少到OQ3，消费者剩余减少到CDPTPW。
（3）政府财政因退税所支出BDEF。
（4）净福利效应=生产者剩余增加额-消费者剩余减少额-政府财政支出=ABPTPW-CDPTPW-BDEF=-（DCE+BAF）。
由此可知：当小国在贸易中采用退税时，将会减少本国的净福利，其净损失水平为（DCE+BAF）。由此可看出，对于小国而言，出口退税会减低本国的福利水平。
假设本国是一个大国，扩大出口会使国际市场该商品的价格下降。如图2所示：
D曲线是本国消费者的需求曲线，S曲线是本国的供给曲线。在开放条件下，世界市场的价格为Pw。此时本国生产量为OQ2，国内消费量为OQ1，出口量为Q1Q2。
如果对出口产品进行退税，因为本国是一个对世界市场价格有很大影响的大国，实施出口退税使国际市场价格由原来的PW变为PW。此时国内厂商的产量由原来的OQ2增加到OQ4，出口量增加到Q￣3Q4，国内价格上升为Pt，国内消费量由原来的OQ1减少到OQ3。
如图所示，实施出口退税以后，本国国内消费量由原来的OQ1减少到OQ3，本国消费者的消费者剩余减少CDPTPW，本国产出由原来的OQ2增加到OQ4，产出增加了Q2Q4，本国厂商的生产者剩余增加了ABPTPW。对每单位出口产品给予金额为t的出口退税，需要政府财政支出BDGH，因为本国是大国，实施出口退税使本国的贸易条件恶化，出口价格从原来的Pw下降到PW。
由上所述：大国出口退税的净福利效应=生产者福利增加-消费者福利损失-政府财政支出=-（CDE+ABF+FEGH），因此对于大国而言，出口退税会减低本国福利水平，社会福利净损失为（CDE+ABF+FEGH）。
综上所述，在静态分析下，无论一国在国际贸易中属于什么类型，出口退税都会造成该国净福利的减少，但静态分析假定各种指标在时间节点上不变，没有考虑变量的变化因素，因此有其弊端，不合乎现实。
3 我国出口退税对福利效应的实证分析
笔者假设出口贸易企业完全采用内源性融资，不存在非生产性成本，并且固定成本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稳定。贸易活动只给一国带来财富上的增加，其他因素诸如外部性对福利效应不存在影响，因此可采用贸易出口收入额来衡量贸易给一国带来的福利效应影响，将贸易收入额分为产品销售收入和政府给予的补贴收入，其中产品收入可以分为固定成本、人力成本，融资成本加上产品增值收入。由于产品的固定成本和增值收入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而企业只采用内源性融资，所以模型考察劳动力价格为代表的人力成本、以出口退税为代表的政府补贴，对其作对数回归。模型如下：
lntrade=β1lntax+β2lnwage+c
相关数据采用了城镇年平均职工工资作为劳动力成本的数据、我国1994―2014年的出口退税数据和我国1994―2014年的贸易出口额作回归分析，该三项数据均以人民币为计价货币。
对该回归方程的回归结果如附表所示：
出口退税的系数估计为0.353，说明出口退税每增加1%，贸易出口额增加0.353%。出口退税的系数估计为0.854，说明工资水平每增加1%，贸易出口额增加0.854%。可决系数R=0.9755，说明模型拟合程度较好，统计检验均通过，表明出口退税对贸易出口额有显著影响。由回归结果得：出口退税每增长1%，贸易出口额增加0.353%。而根据上表所示，近年来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同时期贸易出口额对我国经济的拉动的平均贡献率为13.2%，因此出口退税对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的拉动额平均在0.047个百分点左右。
4 结 论
由上所述，对出口退税的静态分析虽然有其不足，但其分析的结果值得重视，即对任何产品都采取出口退税的政策会造成该国净福利的减少。而从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出口退税对我国经济增长及国民福利效应有较强的促进作用，继续采用出口退税政策可以促进出口，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的增加。笔者认为制定出口退税政策的时候，要因情况而定。因此，提出以下建议：
（1）在出口退税的政策结构上，要分行业、分地区根据税收杠杆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投资结构和出口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对我国高污染、高耗能产业或具有产业定价权的企业实行低退税，对于大部分普通行业要视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对高新技术企业或十分关系国内民众就业或福利的企业要促进其发展，实行高退税率，从而促进产业升级和国民福利提高。建立高效的出口退税动态调整机制，及时采用税收杠杆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
（2）完善我国税收制度和监管制度。进一步扩大对消费型增值税的试点，并最终推行全面的增值税改革。降低出口经营权和出口退税企业门槛，使更多企业有参与国际市场的机会。加强对出口骗税、走私的打击力度，防止税款流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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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铁路一直被称为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运输主要由铁路承担。如果发展不好，既会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同时又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本文在分析中国铁路自然垄断的特殊性后，提出了如何优化中国铁路规制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铁路 自然垄断 规制
衣食住行中，行是社会公众所需的基本服务。铁路所提供的服务属于公众所需的基本服务领域，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从一定意义上说，铁路既是宏观调控的对象，又是宏观调控的工具，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铁路更加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可见中国铁路迫切需要加快发展。中国铁路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的改革悄然让位于提高铁路运输能力，众多改革重点从本世纪初后纷纷转移到铁路大发展和调整运输能力和布局上来。曾经主导中国的“网运分离”、“区域公司改组”、“客货分离”等悄声匿迹，代之以“跨越式发展”、“高速铁路”、“动车组”等围绕铁路技术升级和建设规模的话题。但是毫无疑问的，铁路运输能力进一步提升之后，中国铁路改革又会重出水面。
由于铁路属于自然垄断产业，与其它自然垄断产业一样，改革和调整的难度很大，任务更艰巨。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凡是市场开放、竞争充分的领域，很快就能形成质量和服务双优的买方市场；反之，越是垄断的领域，效率和产品、服务的质量就越难以达到让人满意的状态，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市场规律。
中国铁路的自然垄断
（一）自然垄断的定义
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对自然垄断也有不一样的定义，穆勒（1848）首次使用“自然”这个词，他认为在许多私人没能力投资或不愿投资的领域，供水、公路、运河和铁路等由政府来投资和运行是合理的；萨缪尔森认为，当一个产业的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如此之强有力，以至于只能有一个厂商能够生存下来时，就会产生自然垄断；张维迎（1999）认为自然垄断是规模经济造成的一种状况，它使得某一行业只有一个企业生产时才是最有效率的。
在西方经济学中，对自然垄断的定义是指特定行业的生产技术或服务特性，由于这一特性，平均成本在很高的产量水平上仍然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递减，也就是说，存在着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指随着生产规模扩大，每一单位产品或服务的平均生产成本出现下降的现象，规模越大，生产成本越低，因此由一家企业进行垄断性经营成本最低。也即由一家企业来对全社会提供服务的成本小于多个企业分别提供服务的成本之和。因此，与其让多家企业同时生产，不如把全部产品都交给一家企业生产，使成本最低。
（二）中国铁路的自然垄断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植草益博士认为，自然垄断成立的条件，主要有网络供应系统、成本劣加性、成本的沉淀性、替代竞争性四个方面，但关键是成本劣加性，而成本的沉淀性则成为稳定维持自然垄断的条件。
铁路路网是国家的大型基础设施，具有资金投入规模大、周期长、回报率低，投入资金具有沉淀性，提供的产品具有绝对良好的社会外部效应，类似于基础电力、水资源等供应系统。一旦建成后，每多增加一个单位运输的边际成本是微不足道的，单位成本随着运输量的增加不断下降，于是边际成本曲线总是处于平均成本曲线之下。铁路部门在提供服务时，自然形成一个覆盖面广大的网络系统，正是由于此覆盖面广大的网络系统使得在一定的区域内只要一家网络就能满足该地区的需要了。同时，铁路网络固定成本沉淀性大，资本一旦投入形成的资产难以转做他用，如果允许多个企业进行竞争，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经营成本的提高，影响社会总体的经济效益。就仅从我国财力出发，在短期内，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大量修建同一方向的平行铁路以消除一家垄断。
以往我国铁路运输在全国综合运输体系中的绝对垄断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计划安排及强制性的低运价政策带来的结果，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其他运输方式，如航空运输、公路运输的崛起，铁路运输无论在价格还是在运输方式上都具有了极强的可替代性，铁路正逐渐失去以往的垄断地位。所以作为路网上的运输产业却又不具有自然垄断性质，如果不加以区别对待，统一垄断经营势必会造成内部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
针对中国铁路的规制问题
公共利益理论认为，由于存在自然垄断、不完全竞争等市场失灵问题，须由政府进行规制来达到抑制市场的不完全性缺陷的目的，以维护公众利益。与此相对的部门利益理论则认为，规制机构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控制，作为规制机构的政府可能成为被规制企业寻租的对象，进而通过在规制政策上的相对倾斜来为规制企业谋取利益，可见，西方规制理论将规制目标锁定于为公共利益服务或为被规制企业服务二者之间，非此即彼。
针对中国铁路自然垄断的特殊性，对其规制主要有以下两种可行的方式：一种是准入规制，一种是价格规制。准入规制的形式有国家垄断、许可、申报、审批、营业执照、标准设立等。价格规制主要方式有法定价格、地方政府定价、行业指导、核准等。
（一）准入规制
对于铁路的规制问题涉及到全社会经济福利的提高。铁路兼有社会目标性和企业目标性。铁路的社会性目标，主要包括社会公益、铁路安全目标以及国家安全目标等等；而企业性目标主要是指铁路的局部和整体可维持性以及铁路作为企业快速发展和追求利润的要求。这两种目标具有一定的矛盾性，目前主要体现在铁路行业公益性和企业性之间的矛盾。针对其社会目标性，如果放松准入规制，大量引入竞争，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会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对于其企业性目标，由于路网上的客、货运服务却具有明显的可替代性，也就是说铁路网上运输产业是不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如果内部不引入竞争，势必会导致效率低下、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影响到其效率和发展的动力。
面对这种两难的境地，我国铁路的规制改革提出了“网运分离”的管理思想。即对具有自然垄断性的路网建设，继续保持国家垄断的形式。对于网上运输部分并不具有自然垄断性，通过组建若干客、货运公司来引入竞争。逐步实现铁路产业的自然垄断业务――路网业务和非自然垄断业务――运输产业相分离，形成充分竞争的运输市场。打破原有纵向一体化形式，在能够引入竞争的领域尽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是这种改革的总体思路。
1.“网运分离”的意义。“网运分离”能够比较全面、合理地解决困扰铁路改革的相关难题，有力地推动铁路体制改革，是比较合适的铁路运输企业重组模式。“网运分离”模式的最大优点就是既保证了铁路的路网效率不被分割和破坏，又使基于网络的运营服务在该领域具备了“市场内竞争”的可能性。在“网运分离”的框架下，网络公司要在非歧视的条件下开放路权，为运输服务提供公共基础平台，各运营商在支付网络使用费的条件下可以在这一平台上展开市场竞争。
路网和网运的分离使铁路运输企业成为真正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网运分离”后，由于客运、货运公司直接从市场上取得经营收入，客运、货运公司经营自将得到比较充分的保证。与此同时，对亏损的公益性运输实行政府购买制度或财政补贴，客运、货运公司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
“网运分离”通过铁路基础设施和铁路运输的分离，使铁路的社会目标性和企业目标性分别归属于相应的载体，从而使铁路既能满足社会公益性的要求，又能够在制度上摆脱难于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困境，使铁路有效地与市场经济体制接轨。“网运分离”的目标模式，也使得我国铁路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铁路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解决铁路运输业自然垄断性与市场经营性的矛盾。
“网运分离”是铁路行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因为它实现了铁路追求多年的政企分开，为企业引入了竞争机制。
2.实施“网运分离”注意的问题。“网运分离”要注意路网权力过于集中，而滋生新的腐败。列车运行是按时刻表和运行图进行的，而时刻表和运行图只能由路网方面制定和掌握，运输企业在这方面并没有决定权，全国统一的路网对运输企业有绝对的制约力量。
之所以在路网部分仍保留政府的直接控制，而未充分引入竞争机制，主要是考虑到我国路网发展滞后、线路运输能力不足，以及现行的管理体制、市场和法律体系不完善等诸多因素，国家直接控制有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二）价格规制
目前，铁路实行的是报批性价格机制，即由铁道部周期性地向国家综合政府部门申请调整铁路运输价格，这种价格既不反映运输成本，也不反映运输市场的供求关系，使铁路不能运用价格机制来配置运输资源、调节运输市场的供求关系，导致铁路的分配低效率。
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的运价，应该是低限保本，微利，实现铁路可持续发展；应该是尊重公共利益，保障公共服务的基础上，也为运输企业的生存发展创造比较好的环境，如果长期运输成本和价格背离，影响到社会公众利益。因此，价格规制就是要使企业在社会福利最大化处定价。
根据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如果不对自然垄断企业的定价进行管制，企业会按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定价定产，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这种低产高价策略使得企业实现了最大利润，却使社会福利蒙受了很大的损失。所以政府有必要对自然垄断产业的价格实行管制。由于自然垄断行业边际成本线位于平均成本线下方，按边际成本定价会造成企业亏损。在现实中往往以平均成本定价法来替代。但这种定价方法的弊端在于对平均成本的确定。企业平均成本主要是受规制企业自报的成本，这种成本是垄断企业的个别成本而不是合理的社会平均成本。按企业的个别成本定价，使企业对提高效率、改善服务不感兴趣，不仅企业不会有降低成本的压力，而且还会诱使企业虚报成本，结果是成本涨多少价格也涨多少，甚至出现了价格有多高成本就涨多快、成本比价格涨得更快的低效率现象。
铁路现行的价格体系复杂、透明度低，是关键问题所在。铁路客运一直按车型、席别、速度和运输距离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计价体系；而货运按货物品类、积载包装条件、不同运输线路、运输距离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计价体系。除少数专业人员外，用户无法准确测定所应支付的运输费用。
政府对铁路运价的规制重点在提高运价定制的透明度，建立反应灵敏、信号准确、运转健康的价格机制，加大立法规范定价过程，使得定价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结论
对中国铁路的规制有别于一般自然垄断行业。正是由于铁路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国家要求对中国铁路的规制必须平稳高效地进行。“网运分离”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并不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中国铁路规制问题的基本原则是赋予消费者选择权。在保持这条原则的基础上实行“网运分离”，重构铁路业规制主体与客体；及时建立和修订铁路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研究制定中国铁路专项产业政策；设立独立的执法监督机构，放松价格规制，实行分类定价，降低进入壁垒，优化产权安排等都是行之有效的规制之道。
中国铁路的规制改革不会止步，政府、企业的分离以及市场化改革趋势不会更改，但是政府和企业的分离程度、铁路行业市场化方式等诸多问题都不会像先前其他行业规制改革一样罔顾公平和损失社会公众利益，其改革路径必将十分谨慎，而且来自铁路行业内部的不同阶层的利益将会成为首要考虑问题，否则建设和谐铁路将会困难重重。中国铁路目前存在的问题表明，适合中国铁路健康发展的规制方法有待进一步探索，使其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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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梅枝.我国铁路业的发展现状与政府规制改革[J].经济研究导刊，2009,8
关键词：主体视角；研究范式；交易费用理论；治理机制
基金项目：湖南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湘教发[2011]76号）；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城际产业链及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研究”（2012YBB070）；湖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低碳经济背景下湖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2013ZK3046）；湖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重点资助项目：“湖南特色产业创新战略联盟机制研究”（2013ZK2015）
中图分类号：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1月17日
一、引言
交易费用理论（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简称TCE）创始人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9、1991、2002a）以交易的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频率等基本属性描述交易特征，并通过比较相同交易基本属性下不同的交易治理结构（Governance form）所产生治理成本的高低来选择适用于该交易特征的治理结构。Williamson（2002b，2010）以契约（Contract）作为研究视角和基本分析单位，来审视经济组织并强调对契约关系的治理。由于理论以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自我约束等特征作为基本假设，更符合人们经济生活的实践经验，因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同时，威廉姆森TCE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有力支持（Shelanski、Klein，1995；David、Han，2004；Macher、Richman，2008）。不过，由于以交易契约作为研究视角和基本分析单位，实证研究在数据获取、指标选择、数据量化、结果比较上遇到了诸多局限。Shelanski和Klein（1995）指出当采用访谈和调查问卷作为数据来源时：首先，所陈述的是研究者的信念而非访谈者自己的信念或评价；其次，采用分级评价方法量化数据后得到的评价结果无法进行跨行业比较；最后，用于测量的指标定义模糊容易造成混淆。David和Han（2004）也指出各类实证研究对同一理论构件的指代变量过多、缺乏一致性，没有针对理论构件提出共享的、特定的理解，不利于研究成果的积累和发展。由于直接计量事前及事后交易费用很困难，威廉姆森本人转而通过制度比较来对交易费用作出测量，即比较两类合同交易费用的相对水平（胡浩志，2007）。交易费用理论近期归于沉寂、概念引用多而实际应用少，一个重要原因是交易费用内涵过大、外延模糊、缺乏微观层面细化，导致测量困难（王耀光，2013）。由此可见，相比交易契约视角在规范研究上的巨大成功，实证研究由于受到视角特征的制约而存在一些客观的困难和问题，从而不利于理论的精炼和发展。
本文针对上述局限性，提出了交易费用理论新的研究视角。由于交易主体与交易契约同为交易的主要构成要素、两者间存在紧密联系，而且交易主体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积累了客观的、丰富的、体系化的财务管理数据，因此以交易主体为研究视角，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有利于解决原有实证研究存在的困难。但是，交易主体视角的理论是否成立也面临着一些难题：首先，视角转换后，原有的研究范式是否依然适用；其次，交易主体视角下的理论构件指标体系如何建立，例如如何评价公司资产的专用性大小？本文在提出视角转换的理论时不仅要考虑解决原有视角所面临的困难，还要考虑解决新视角建立当中的问题。本文结构如下：首先阐述交易主体视角观点、分析转换视角的合理性；其次从交易主体视角来建立TCE理论基本构件指标体系；最后在实证中检验交易主体视角对于威廉姆森TCE范式假设的依从性。
二、文献回顾
Williamson（1979）最早系统性地提出交易的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频率三个基本属性决定了节约交易成本的最佳交易规制选择。Williamson（1991，2002a，2002b，2010）认为应当用有限理性和满意原则取代完全理性和最大化原则来作为契约选择的原则，这种选择平衡了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关系。威廉姆森进一步提出了关于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基本构件间关系的一些核心原则，认为交易费用随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频率的不同而改变，交易方为控制交易费用将调整治理结构以与相应的交易基本属性相对应，即区别对齐假设（discriminating alignment hypothesis）（David、Han，2004）。因此，威廉姆森TCE研究范式就可以概括为依据决定交易成本和交易规制间关系的交易属性，如何选择合适的交易规制手段，以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目标。
威廉姆森TCE提出后迅速在企业治理、产业组织、公共管理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威廉姆森综合运用组织理论、行为理论、法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于经济学研究当中，从而具备了较强的解释能力和较好的应用性，特别是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完全理性的假设，使得理论基本假设具备了现实性；另一方面威廉姆森又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即在假定前提下，以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资源配置效率为研究目标（刘东、张捷，2012）。由于使用了一致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便于各领域研究成果的积累和借鉴。据统计，TCE实证研究数量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年均不足2篇，而到了2004年年均数量达到80篇，应用也从企业领域扩展到广泛的非企业领域（Macher、Richman，2008）。
然而，随着实证研究的迅速发展，研究者也发现在概念内涵、指标选取、研究借鉴、比较分析上存在诸多困难。以资产专用性为例，威廉姆森把专用性的经济含义理解为资本用于其他方面的价值比其原定的特殊用途小（Williamson，1979），但在与具体交易结合时，他把资产专用性分为位置接近、物质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品牌专用性、符合特殊客户要求的专门资产、时间专用性等六类（Williamson，1991）。而研究者们在具体交易契约中，所面临的业务特征和情境环境千差万别，相应用于指代资产专用性的指标更是种类繁多。例如，仅就人力资本专用性来说，David & Han（2004）的综述文献中所列举的就有专用技巧、培训需要，关键客户重要性、购买者忠诚、信息保密性等九种。由于概念和指标的具体化和情境化，各类基本构件的指标种类不统一，共享的、一致的、可比较的指标体系难以形成。
威廉姆森以交易契约作为研究对象，但是交易契约在提供量化数据方面存在局限性。首先，商业契约涉及价格、数量等企业商业秘密，详细内容一般没有披露的法律义务，因而不易通过公开途径取得；其次，商业契约内容以文字为主，并不一定从数量上清楚述及所有相关的交易组织理论基本构件，例如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等。因此，在实践当中往往采取调查问卷、人员访谈等形式来取得原始计量数据。然而，Macher & Richman（2008）指出调查数据是被访者所陈述观点而不是客观的评价，其定义的差异和潜在的主观性使得产业间乃至企业间的比较困难；如果要做连续性测量，区分专用性资产和一般资产比较困难，跨产业情况则更为困难。公开途径的二手数据尽管采集时间短、样本数量大，然而对于所研究目标不够精炼和剪裁。因此，数据来源、量化过程和量化效果限制了所研究方法和结论的有效性、合意性和可比较性。
威廉姆森（1991）在说明其制度选择原理时采用了分立结构比较方法，通过比较不同类型制度的治理成本的差异来确定合适的制度选择，不仅规避了治理成本度量困难的问题，也规避了制度本身度量困难的问题。威廉姆森上述方法主要是为了说明的方便，但并非就意味着交易成本成为了制度的原因，事实上恰恰应该相反。然而，在David和Han（2004）所综述的文献中，相当多的实证研究把治理成本作为了自变量。他们指出，经过20年的时间推移，实证研究还没有对某些基本关系逐步达成共识，而且由于缺乏对几个关键假设的支持，TCE还将继续在实证上遭到质疑。
此外，在实证研究中广为采用的邮件调查形式，调查对象包括采购经理、销售经理或制造企业商等（Rindfleisch、Heide，1997）。不仅存在被访者主观判断和调查问题设计者主观意图所带来的主观性问题，以及存在调查问卷需要征得诸多调查方的同意和配合、调查对象及内容范围受到限制的问题，而且所潜藏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所观察的视角已经悄悄从合约转换到交易主体，数据所体现的不只是某一合约的相关情况（调查者事先掌握某一合约具体情况并针对此合约进行调查设计的可能性很低），而是企业某一类合约的相关情况。在金融领域的一些实证研究甚至直接使用了企业层面的成本，例如固定成本（胡浩志，2007）。在微观层面企业理论也被运用，不过仍然运用于企业合约范畴内（王耀光，2013）。
综上所述，尽管以契约作为视角的威廉姆森TCE理论在基本理论假设上获得成功并广为接受和应用，但是实证研究中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不利于理论的精炼和发展，以至萌生了一些以交易主体数据作为实证数据来源的情况。
三、分析论证与研究假说
（一）交易主体视角遵从TCE研究范式。研究范式规定了所研究领域的问题和方法（库恩，1962）。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经济学提出了几个基本问题，包括“交易有哪些基本属性？交易规制和交易成本有怎样的联系？交易属性如何影响这种联系？”提出了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即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来研究交易规制选择为某一类属性的交易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差异。此外，其规范在于使交易成本最小化。
交易主体和交易契约同为交易的基本要素，交易主体是交易契约的拟定者、执行者、监督者和修改者，主客体在基本属性、治理制度、经济性上存在内在一致性，相应地在问题、方法以及规范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因而两种视角遵从一致的研究范式。下面将按照三种基本理论构建顺序、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来加以论证。按照基本理论构建顺序，可在说明交易主体视角内涵的同时证明两种视角研究范式的内在一致性。
首先，交易主体的基本属性体现了交易契约的基本属性。交易主体的业务模式所具有的基本属性，如产品专用性、技术及需求不确定性、产品使用周期对应着交易契约的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频率等基本属性。以通信设备制造行业为例，通信设备制造商为电信运营商提供设备和服务时，软硬件产品和服务内容不仅应符合电信运营商的电信网络专门用途，而且受到电信技术进步和电信市场波动的影响，还要在交付时点和维护周期上符合电信运营商网络的建设和使用周期，一系列软硬件和服务合同明确了这些项目特征，也相应塑造了供应商的业务模式。一旦企业明确自身的使命、宗旨和任务，选择了所进入行业和发展战略，便按照一定的行业业务模式经营，并在执行交易契约过程中不断调适自身的业务模式内容，以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获得生存与发展。因此，从本质上讲，企业所赖以运转的业务模式基本属性与交易契约基本属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其次，企业的治理机制体现了交易契约的治理结构。无论交易组织形式选择的是市场治理结构、混合治理结构，还是科层治理结构，都塑造着企业的外部治理机制、乃至内部治理机制。外部治理机制此处主要指包括产品市场在内的外部治理机制，其中产品市场是首要的外部治理机制；又如，当交易双方相互持股或控股时，内部治理机制就会发生改变。仍以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为例，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与电信运营商构成了持久的、彼此影响的合作关系，双方在组织资源、资本资源、声誉资源、知识资源上形成了密切的共享机制（常耀中，2014），是一种专用性较高的混合治理结构。电信运营商对通信设备制造商的销售管理、生产流程、研发技术、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形成了一套异常复杂的监督评价体系，并与选择供应商、购买数量和支付价格直接挂钩。Kole & Lehn（1997），Renni（2006）指出外部市场竞争深刻影响着治理结构的变化，在竞争压力下经理人会做出最大化公司价值的决策、会试图减少用于控制委托冲突的高成本治理结构。由于电信运营商决定着通信设备制造商的市场、收入、利润和声誉，前者诉求深刻影响着后者包括战略管理、生产制度、激励约束制度、高管聘用、融资制度、乃至对外合作等各方面制度，从而促使通信设备商把电信运营商对于性价比的追求转化为自身对于交易成本的控制。毫无疑问，双方交易治理结构在企业治理机制的塑造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企业治理机制优化的目标也在于达成交易治理结构要求，促进交易过程中的谈判、执行、产出和分配环节的效率提高和费用降低。两者具有内在一致性。
最后，交易主体和交易契约在经济性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当企业依据交易契约基本属性来选择交易治理结构从而降低交易费用时，同时意味着企业依据业务模式基本属性来选择内外部治理机制从而降低销售费用、提升企业价值，前述Kole & Lehn（1997）以及Renni（2006）的观点支持了这一点。以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为例，由于较高的资产专用性使得采用集中采购来有效节约交易费用具备了可能性（否则若是标准产品采购，可以随时以较低费用来交易），交易双方采用了集中采购的形式，制定专门技术标准、实施特定评价流程、集中签订合约，一方面交易过程效率更高、交易费用降低；另一方面交易主体交易成本降低。由上可知，两种选择并非各自独立完成，而是观察同一过程的不同视角，降低交易过程费用则降低了企业交易成本，交易属性成为了选择规制以降低交易成本的基础。
综上所述，以交易契约为视角的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在交易主体视角上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双方在交易属性、规制和费用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遵从了同样的研究问题、方法和规范。契约视角的TCE研究范式是依据交易基本属性来选择交易治理结构以降低交易费用；主体视角的TCE研究范式是依据业务模式基本属性来选择企业治理机制以降低交易成本，两者在属性依据、采用手段上和实现目标是一致的。
（二）交易主体视角的拓展。现实情况下，由于分工效率和比较优势原则，很少有企业能在内部生产所有原材料、零部件及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同时具有成本优势。本文把这种情况称为场景I，把此类企业称为单一终端企业。常见情况是本企业与供应链中的上游企业协作来为最终客户提品。本文把这种情况称为场景II，把前者企业称为供应链终端企业。本文把终端企业与最终客户间的契约称为终端契约。仍以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为例，芯片、天线等零部件供给会外包给供应链上游企业提供，由此产生出本企业的供应契约体系，衍生出内容和结构更为复杂的业务模式。产品供应者也从单一终端企业的科层组织（场景I）转为供应链的混合组织（或“准公司”，场景II），部分内部协调关系转为外部协调关系，如图1所示。（图1）此时，对于身处于供应链中的终端企业，交易主体视角是否仍与交易契约视角在研究的问题、方法和规范上保持一致？
如果把“准公司”视作一个整体来参与交易，则与场景I下的单一终端企业的交易主体相当，将受到终端契约属性约束、满足终端契约调适性要求、实现治理成本的最低，否则将被其竞争模式（场景I的单一终端企业）所替代。在实际操作中，“准公司”之所以在交易属性、治理机制和经济性上与场景I中的单一终端主体一致，是因为在场景II中，作为供应链核心的终端企业发挥了关键作用，使供应链与自身保持一致，进而使供应链在属性、调适性和经济性上与终端契约相一致。
首先，终端交易契约的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频率等基本属性要从终端企业传导到上游企业。例如，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会把电信运营商对于产品结构要求、技术与质量标准、订购批次等专门要求分解并传递到各个原材料零部件供应商。因此，由一个供应链提品时的业务模式基本属性与由单一企业来提品时的业务模式基本属性一致。
其次，最终客户与终端企业间交易的治理结构，塑造着整个供应链的治理机制。威廉姆森（1991）认为交易治理结构调节着交易双方的契约关系，使之具有调适性来有效地应对波动（Adjustment to disturbance）以完成交易。一旦供应链内部治理机制及其契约关系调适能力与最终客户和终端企业间的治理结构及其契约关系调适能力不相匹配，就会妨害最终客户与终端企业间的契约关系适应能力，使之不能应对原有边界内的扰动。例如，终端企业对上游供应商的评价、监督和考核机制不能保障产品技术标准达到最终客户对终端企业的评价、监督和考核机制所要求的水平，后者就难以有效地发挥应有的调适作用。
最后，最终客户与终端企业间交易的经济目标，塑造着整个供应链的经济目标。依据终端交易契约基本属性来选择交易治理结构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会促使作为供应链主导者的本企业选择供应链治理机制从而降低供应链内企业间交易成本，提高竞争力。例如，与电信运营商集中采购相对应地，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会对原材料零部件实施集中采购，以适应前者对专用性、时效性、低交易费用要求。随着分工协作和市场竞争的深入，企业间竞争逐步被供应链间竞争所“替代”。现代供应链管理理论强调核心企业对于整个供应链而非仅仅自身的成本控制以提升本供应链的产品竞争力（黄群慧、黄速建，2007），即支持了这一论点。
现实情况下，由于规模效应原则，生产企业往往会有多个客户，因而会存在多个交易、多个契约。当交易主体同时执行多个交易和契约时，交易主体视角在维持与交易契约视角在研究的问题、方法和规范的一致性上是否会受到影响？事实上，企业往往维持较为稳定的业务模式，服务于相互竞争的、业务模式相似的多个客户。即便交易客户变化，业务模式变化也很小，相应地在交易属性、规制和经济性上相似。否则，若业务模式不稳定，一方面交易专用性资产的次优使用会带来较大损失；另一方面企业将面临较大风险，原有组织和规制的调适作用可能失效。在通信设备制造行业企业实践中，除非内外部条件发生重大改变，常常维持某种效率较高的业务模式。
综上所述，一方面当采用供应链协作提品时，供应链内部一系列契约的属性及规制受到终端契约属性及规制的深刻影响，与其在基本属性、治理结构和治理目标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相应地，供应链协作方式不会导致作为交易主体的终端企业在基本属性、治理结构和治理目标上的较大改变，仍然与主契约保持内在一致性（或者说对齐）。因此，交易主体视角可采用原有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即使企业存在多个交易和契约，由于业务模式保持相对稳定，因而有着稳定的基本属性、治理机制和治理目标，其研究问题、方法和规范仍然遵从威廉姆森TCE的研究范式。
（三）交易主体视角的数学表述
1、新古典经济学的主体视角和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视为生产函数。在生产过程中，在价格由市场确定下，最优目标即通过选择投入要素来实现利润函数的最大化，如式（1）所示；相应地，利润函数最大化的变体是成本函数的最小化，如式（2）所示（瓦里安，1997）。
？仔（p）=max■（y，-x） （1）
式中，p表示投入和产出的价格向量；x表示投入数量向量；y表示产出的数量向量；Y表示生产可能集。
c（w，y，z）=■ （2）
式中，w表示投入要素价格向量；V（y）表示投入要求集。
首先，生产技术决定了生产过程的基本属性。与生产技术决定投入产出关系相似，交易契约基本属性、业务模式基本属性也决定了各自视角的投入产出关系；其次，交易契约视角的治理结构选择对应投入选择、治理结构调适能力对应产出水平，交易主体视角的治理机制也对应投入选择、治理机制激励约束能力也对应产出水平；最后，交易过程的交易费用对应成本函数，交易主体的价值对应利润函数。
2、交易契约视角的交易费用函数。与企业的成本函数最小化相对应，首先，交易契约的基本属性对应于生产技术，后者决定了投入要求集的映射关系，前者决定了交易规制和交易成本的映射关系，即投入产出关系；其次，交易契约的治理结构选择对应生产投入，治理结构调适能力对应产出水平；最后，交易过程的交易费用对应成本函数。参考瓦里安（1997）关于成本函数最小化的描述，如式（3）所示，x表示契约谈判、起草、执行、监督和修改的工作量投入向量；y表示产出量的向量，其中契约调适能力是一种正产出，机会主义行为是一种负产出；w表示单位投入的价格向量；V函数是产出向量y所需投入向量x的要求集，代表契约规制耗费与调适性间的函数关系，反映了交易属性决定的内在规律。由于契约的基本属性影响投入产出关系，因此资产专用性AS、不确定性Uc、频率Fr是影响x、y、V的参数。
3、交易主体视角的交易成本函数。与企业的利润函数最大化相对应：首先，交易主体的基本属性对应于生产技术，后者决定了生产可能集的映射关系，即投入产出关系，前者决定了治理机制和企业价值的映射关系；其次，交易主体的治理机制选择对应生产投入，治理机制激励约束能力（即调适能力）对应生产产出；最后，交易主体的价值最大化（或者说，使得交易成本最小化）对应利润函数最大化。如式（4）所示，x表示内、外部治理建立、执行、监督、评价和调整的工作量投入；y表示产出的向量，是治理机制的激励约束能力向量；w表示单位投入的价格向量；V函数是为带来激励约束能力产出y向量所需投入向量x的要求集，代表治理机制耗费与激励约束能力间的函数关系，反映了企业业务模式的基本属性的内在规律。由于主体业务模式的基本属性影响了投入产出关系，因此资产专用性AS、不确定性Uc、频率Fr是影响x、y、Y的参数。
？仔2（p）=max■（y，-x） （4）
综上所述，当把观察交易的视角从契约转向交易主体时，威廉姆森TCE的基本研究范式仍然发挥作用，数学表述形式内在一致。
（四）基本构件间逻辑关系假设。假设是对研究范式中所提问题的具体表述。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经济学包含了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频率、交易费用、市场组织、混合组织、科层组织等理论构件。现实当中，差异化战略广泛使用，标准化产品的纯粹市场组织治理结构很少；同样，在分工效率和比较优势原则下，最终使用者与制造企业的一体化的科层治理很少。因此，本文着重分析最终使用者与制造企业间的混合交易组织。如果把交易限定在混合治理模式下，参考David & Han（2004）所梳理和总结的威廉姆森TCE遵循的核心原则以及胡浩志（2007）对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理论相关计量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可以就交易属性、交易规制和交易成本等基本理论构件（Theory construct）间关系提出如下理论假设1-4。为深入研究TCE实证中较少涉及的机会主义行为，还提出了假设5-6。
假设1：资产专用性将提高交易成本；
假设2：资产专用性低时，不确定性或频率提高不能显著影响交易成本；反之，则较显著；
假设3：治理结构选择将降低交易成本；
假设4：资产专用性将增大机会主义；
假设5：资产专用性低时，不确定性或频率提高不能显著影响机会主义；反之，则较显著；
假设6：治理结构选择将降低机会主义。
下一节将对假设1-6进行实证检验。
四、计量模型与结果分析
（一）指标选择。依据威廉姆森TCE理论，在契约视角下的基本构件包括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频率、治理结构和交易费用等。依据前述分析，企业作为交易主体仍然适用交易组织理论的研究范式。从交易主体视角看，对应的基本构件是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频率、治理机制和交易成本等。企业财务指标体系是企业经营状况的客观的、直接的、量化的体现，本文将从中选取体现基本理论构件的财务指标，如表1所示。（表1）
1、资产专用性。威廉姆森（1979）认为资产专用性是一种资产次优使用会带来损失的特性。因此，次优使用损失大小体现了资产专用性强弱。企业对于资产的账面估价体现了资产处置的价值（用BV表示），即次优使用价值；市场对于企业的估值体现了企业最优使用时的权益价值（用MV表示），再加上企业负债（用DT表示）即得到企业最优使用时的价值。两者之差相应为次优使用损失。为使企业间的资产专用性具有可比性，本文以次优使用损失除以资产账面估价所得到单位资产的次优使用损失来表示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越高，单位资产的次优使用损失就越大。经济意义上的资产专用性是包括技术、人力、地址、品牌、专门资产等在内的技术意义上的专用性的综合体现。
2、不确定性。威廉姆森（1979、1991）所指出的不确定性包括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企业业务的不确定性也涉及到这几个方面。而无论哪方面的不确定性，最终都体现在企业价值的波动上。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中，β系数是资产市场风险（股票价值波动）的标准度量指标（刘淑莲，2013）。Levy（1985）采用股票市场收益波动来作为不确定性指标。本文用企业股票的β系数作为衡量不确定性Uc的指标。
3、频率。频率即威廉姆森（1979）所指的交易的重复频率。企业产品库存受到产品销售速度的影响，随后又影响了材料零部件采购的速度。因此，库存的周转速度反映了一定业务模式下的交易周期。此处用营业成本（OC）与平均存货（ST）之比来衡量频率。
4、交易成本。从交易主体视角看，企业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因此在交易中要最小化交易成本。销售费用是反映一定业务模式下由于交易所产生费用的财务指标，能较好地反映交易成本。交易费用在实证中大量使用与销售相关的指标，例如发展交换关系费用、开发和监控交换关系的综合费用、交易复杂性、变换交易伙伴费用等（David、Han，2004）。基于以上兼考虑企业间指标的可比性，本文采用销售费用（SE）除以营业成本（OC）后得到的单位营业成本的销售费用作为交易成本指标。
5、治理机制。调适方式与治理机制关系密切，治理机制所发挥的激励约束作用决定了双方关系的调适方式和调适范围。威廉姆森（1979，1991，2002a）提出一体化程度与调适作用密切相关，科层组织使用严格协调机制，混合组织次之，市场组织最少。关联交易直接决定于一体化程度，反映出交易关系协调能力的强弱。因此，采用关联交易规模（CT）与营业成本（OC）的比值来表示治理机制及其调适作用。
6、机会主义。机会主义被威廉姆森（1979）视为交易费用研究的核心概念。有限自我约束的交易方会利用因人的有限理性所导致的合约不完整，来窃取资产专用性所带来的可窃取租金，而资产专用性所导致的锁定会使得敲竹杠能够得逞，从而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坏账是事先难以合约周密预防的、事后容易产生的、法律制度难以准确判定与执行的信用风险。当资产专用性较高时，供给方不易转化交易对象、会放宽信用政策来减少机会成本，从而纵容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准租挤占、增大坏账风险。本文以坏账准备值（BDP）占应收账（AR）的比例来表示机会主义的程度。
（二）数据样本。不同行业的业务模式不同，相应的基本属性、治理机制和交易成本也不相同。因此，数据样本企业应从属于同一个行业，否则不同企业将缺乏可比性，也无助于分析行业的理论构件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以我国通信设备制造行业48家企业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来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WIND金融资讯。
（三）假设检验。计量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2）
假设1：资产专用性将提高交易成本。资产专用性AS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交易成本TC正相关。结果支持假设1。
假设2：资产专用性低时，不确定性或频率提高不能显著影响交易成本；反之，则较显著。（1）高AS情况与低AS情况相比，不确定性Uc尽管都不显著的增加TC，但高AS下的显著性明显高于低AS。此外，两种情况下Uc都提高了TC，与理论一致；（2）高AS情况与低AS情况相比，前者的频率Fq对TC的影响显著，后者不显著。此外，两种情况都降低了TC，与理论一致。结果支持假设2。
假设3：治理结构选择将降低交易成本。治理结构选择Ad对TC产生显著性水平19%的负面影响，尽管不显著但却接近15%的显著性水平。David和Han（2004）所梳理的购买者和销售者一体化程度作为自变量的实证研究中，仅有67%与理论相一致。因此，可以认为行业数据计量结果基本支持假设3。
假设4：资产专用性将增大机会主义。资产专用性以1%的显著性与机会主义Op正相关。结果支持假设4。
假设5：资产专用性低时，不确定性或频率提高不能显著影响机会主义；反之，则较显著。（1）高AS情况与低AS情况相比，不确定性Uc尽管都较显著的增加Op，但高AS下与低AS下结果非常接近。不过，两种情况下都提高了Op，与理论一致。（2）高AS情况与低AS情况相比，前者频率Fq对TC的影响显著，后者不显著。此外，两种情况都降低了Op，与理论一致。结果基本支持假设5。
假设6：治理结构选择将降低机会主义。尽管治理结构选择Ad能降低机会主义，不过影响较不显著。结果不能支持假设6。
（四）基本结论。实证结果整体上支持所提出的假设。在交易主体视角下，一方面资产专用性会促进交易成本提高；不确定性会增加交易成本、交易频率会降低交易成本，但是较高AS下这种作用要比较低AS下显著；治理机制选择将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资产专用性会增大机会主义行为；不确定性会增加机会主义行为、交易频率高会降低机会主义行为，但较高AS下只有频率的这种作用要比较低AS下显著；治理机制选择将并不能明显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实证结果在主体上（假设1-4）支持了交易主体视角与交易契约视角遵从相似范式的观点，支持了前述交易主体视角下对于基本理论构件间关系的理论分析与数学表述。不过，机会主义作为因变量与属性和规制间呈现的关系特征与交易费用作为因变量的关系存有程度差异。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和实证分析，充分证明了交易主体视角下交易的属性、规制和成本的研究范式遵从了交易契约视角下交易的属性、规制和费用研究的范式；初步建立起交易主体视角研究范式的数学表达形式；初步建立起相应的实证研究指标体系。本研究建立起交易主体视角的TCE理论基础，为TCE实证研究拓展了新的空间，为研究企业交易活动及其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交易主体视角的研究范式特征。（1）交易主体仍然具有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频率等基本属性。基本属性在研究范式中处于核心的地位。无论从何种视角来分析交易，基本属性都决定了交易活动的投入产出间映射关系，提供了可行的交易规制与对应交易绩效的集合，是交易规制选择的基础。其中，交易资产专用性是关键的属性，不仅对其他属性作用的发挥起着制约作用，而且直接对包括交易成本和机会主义行为等在内的交易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当交易资产专用性较高时，不确定性增加交易成本和频率，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更为明显。较高的交易资产专用性会显著导致较高的交易成本和机会主义行为；（2）交易规制的选择减少了交易成本。尽管因为基本属性复杂的影响而使得规制作用发挥得不那么显著，但仍然较容易观察到。而通过制度优化来提升交易绩效是TCE最重要的价值所在；（3）交易成本的大小范围直接受到交易基本属性的影响，交易主体将在此范围内通过规制的选择来最小化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最小化与企业在交易过程中实现价值最大化相一致。
（二）交易主体视角的适用范围。首先，交易主体视角既适用于产品生产的单一企业，也适用于处于供应链中的企业。一体化组织形式与混合组织形式是相互竞争的两种组织形式，选择何种形式，要看谁能提供与终端交易契约所明确的交易基本属性约束相一致的、使交易成本更低的调适能力。而这恰好是研究范式所表达的基本逻辑；其次，交易主体视角还适用于企业为多个竞争客户服务的场景。为避免专用性资产次优使用损失和避免现有调适能力失效，在内外部条件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企业会维持较为稳定的业务模式来提供客户服务。而稳定的业务模式意味着稳定的交易基本属性和组织规制；最后，交易主体视角更适用于同一行业内企业的比较研究。当行业不同时，意味着业务模式的差异，相应基本属性对于交易规制和交易成本间关系的决定性也会发生变化。对于两个行业企业间的比较研究或者跨行业企业样本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将变得较少有指导性。
（三）交易主体视角与企业治理理论的联系和区别。尽管研究对象同为企业，但是前者侧重于交易活动成本控制的研究，后者侧重于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委托关系优化的研究。然而，交易规制是企业面临的十分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这种外部治理机制直接关乎企业得到的评价与支付、决定了企业交易成本和收益，因而会促使企业优化内部治理机制以提升企业竞争力。因此，两者间的关系仍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上述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如下的启示：首先，在运用TCE范式来研究交易主体时，应先对业务模式作出分析，概括出包括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频率等基本属性特点，在此基础上才能对交易规制与交易绩效间关系作出准确判断。如果为研究某一业务模式特征采用比较研究和计量研究，则应选择业务模式相似的企业案例或样本；其次，交易的内、外部规制应结合交易的基本属性来设计和制定。对于企业来说，应分析包括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频率带来的影响，考虑交易规制所带来的调适能力是否满足降低交易成本控制的要求，包括对于上游供应企业协作关系的调适能力是否满足要求。对于政府来讲，应考虑不同行业交易基本属性间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的交易成本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差异，努力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减轻企业交易负担；最后，交易主体交易活动决策和交易绩效拟定时，不仅应分析所投资项目的基本属性特征，而且应考虑当地的法律法规环境，还要考虑本行业的契约规制手段，从而正确作出项目投资决策和拟定合理的目标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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