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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的性质，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计量经济学；定义；科学性；不精确性；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F064.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5-000-01
一、计量经济学的含义
1.计量经济学的早期含义
在17世纪时期，计量经济学第一次在戴夫南特和金的研究中出现，但当时，计量经济学这个专业术语并未出现，直到挪威的一位名叫弗里希的经济学家在其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计量经济学的概念。计量经济学表示经济学和数学以及统计学的有机统一。在研究中发现在统计学和数学以及经济学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一种规律，发现这个发现的发现者将其命名为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是对理论政治以及纯经济学的主观抽象法则进行试验和数据检验并由此来将纯经济学最大化的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1933年，计量经济学会将计量经济学定义为：通过经济学与数学以及统计学的有机统一，以实现经济问题理论定量与经验定量相统一的目标。这个定义表现了计量经济学是由统计学数学以及经济学共同组成的，缺一不可。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数学在经济理论领域的应用，也不能笼统得以为是经济理论问题的简单统计，只有将三者构建在一起才能发挥出特定的效力。
2.计量经济学的现代含义
由于计量经济学的早期目的在于科学化经济理论研究，因此在随后的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不断拓展完善中，计量经济学的含义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其定义变的更加具体也更加具有内涵。第一种定义认为：“计量经济学是利用统计学和数学的方法来分析经济学理论数据，将经济学的经验理论包含在内一起分析，通过分析来证明经济理论的正确与否。”第二种定义认为：“计量经济学的目标是建立经济模型来分析经济学中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模型来确定当一个变量发生变化时对其他变量会造成多大影响。使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工具来解决发生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变量变化问题，并引导人们对此类问题分析和了解并解决。
小结：发展至今，计量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但其基础和目标并未有多大改变。还是将经济学和数学以及统计学三者合一共同解决和推断经济理论假设的实证研究。不管是哪一门学科都可分为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因此，计量经济学也可分为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计量经济学。自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其后果影响至今。作者认为这不一定是计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问题，其可归结于应用计量经济学的问题。由于人们对计量经济学的滥用和理解的不透彻所以才无法从理论计量经济学中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
二、计量经济学的特性
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可以说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独特一面。计量经济学科学性的标志在于其严谨的数学方法逻辑性和正确指向性的统计推断。当然，对于计量经济学科学性的质疑也从未间断过。凯恩斯认为计量经济学是“统计的炼金术”，“蹩脚的魔术”。他认为计量经济学到目前为止还算不上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此作者统计出了科学标准并表现了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
1.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
首先，科学哲学标准为：逻辑实证主义科学标准：其核心是事物的可证实性。包括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柏林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亨善尔”逻辑主义。证伪主义科学标准。这种证伪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证实和证伪之间的逻辑不对称。凡是可以被证伪的那就不是科学的。
其次，我们可以在计量经济学中发现逻辑实证主义的特性：重视证实，观测，反对因果关系的存在，反对理论实体。从计量经济学中我们更能找到证伪主义科学标准的影子，计量经济学的作用就在于对原有的经济理论或问题进行模式分析，不断假设推断，通过证实和证伪发掘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在这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在计量经济学中证伪主义科学标准的存在。
2.计量经济学的不确定性和局限性
首先，计量经济学具有不精确性。其实这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从基础来源上来看，庞大的经济数据本身就具有不精确性，通过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也只能得到一个近似的结果。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我们能得到一个理想的世界，但未来是否真是如此还有待商榷。统计学也是计量经济学的构建者之一，这决定了计量经济学的研究结果是一个随机事件，是否得到想要的结果还需要共同的努力，这与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并未冲突。
其次，与其它学科一样，在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不精确性之外还有其局限性。从研究方法上而言，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经验实证的模型方法。这既是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不精确性所在也是其局限性所在。从经济学的语言层面而言，以统计学和数学为基础的计量经济学的经验实证的模型语言有着其自带的局限性。计量经济学中证伪主义科学标准的存在的气息太重，这种以不平衡的逻辑为出发点的方法论决定了计量经济学的局限性。
三、结论与展望
时代在进步，人民富有了，消费提高了，伴随的经济危机也爆发了。经济危机的爆发更加重对计量经济学的质疑。无法准确预测经济危机的到来，在解决经济危机上的能力不足都存在于人们疑惑中。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为解决经济问题提供了模型，在此模型中我么能够看到理想的世界，能够正确预测经济的走向，但是计量经济学中的统计学成分决定了其理想结果之外还存在其他结果。我们应当做的事理解透彻计量经济学并不滥用。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证明其是科学的方法。如果我们能够理解经济领域中变量的变化以及影响的大小并知道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或有制定对策，那么应该会有效的应用计量经济学。
参考文献：
[1]洪永激.计量经济学的地位、作用和局限.经济研究，2007（5）：139-156.
1独立学院计量经济学课程的阈限概念分析
计量经济学是一门运用回归模型分析数据的方法论学科，本科阶段的初级层次计量经济学课程的主要内容涵盖计量经济学数据、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回归估计量的理论，异方差、序列相关等。根据计量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将计量经济学的阈限概念具体可归结为以下3组概念：第一，回归假设。回归假设是为分析回归结果引入的合情合理的假设，在不同数量的假设下能够得到回归系数估计量的不同性质。回归假设是整个回归方法的基础，一切回归有关的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都和回归假设紧密相关，同时违反回归假设的情形也是计量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点，因此回归假设是计量经济学的阈限概念之一。第二，回归系数估计量的无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无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是评价估计量的基本标准，回归系数估计量的无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是回归理论的核心，整个初级计量经济学的理论最终都归结为回归系数估计量的这3个性质，同时，这3个性质又与回归假设紧密相关，故回归系数估计量的无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是计量经济学的阈限概念之二。第三，异方差。异方差是违背回归同方差假设时的回归结果表现，无论对于横截面数据还是时间序列数据，异方差的出现是回归分析的常态，因此对于异方差的检验和修正是初级计量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也是经济金融实证研究中需要关注的基本问题，故异方差是计量经济学的阈限概念之三。以上三个阈限概念是学生掌握计量经济学理论的关键，同时在概念上具有紧密的联系，下文将基于此探讨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方式。
2基于阈限概念的独立学院计量经济学教学注意事项
由于独立学院的教学方式主要强调理论与方法的应用和实践，因此基于阈限概念的独立学院计量经济学教学的总体原则仍立足于阈限概念的理解与实际运用，具体地，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合理安排教学内容。为了突出3大阈限概念，在首节导论课即向大家提出3大阈限概念，在介绍回归分析的原理和方法时，详细的说明每个假设的用途，使学生理解每个假设的目的和本质，进而在回归估计量三个性质的教学中把握无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的具体条件，并明确理解异方差这一违反假设的情况。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以充分的时间介绍三大阈限概念及其联系，从而建构整个计量经济学的知识和方法体系。第二，运用软件展示阈限概念的具体应用。独立学院的计量经济学教学应完全从应用性角度出发，运用软件展示计量经济学概念、原理和方法。对于3大阈限概念，可用40%左右的时间解释概念产生的原因与本质，而60%左右的时间结合典型例题讲解如何运用计量经济学软件如Eviews解决具体的回归分析建模和假设检验问题。第三，通过尝试撰写学术论文强化阈限概念的综合运用。撰写实证性的学术论文是进行计量经济学方法综合训练的较好途径之一，可以通过让学生从选择题目开始，通过收集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参数估计，假设检验以及进行可能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检验和修正等等来感受计量经济学解决综合问题的方法和程序，通过写作论文的方式加以体现，然后交流讨论，以深化对计量经济学阈限概念的理解。计量经济学教学经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具体设计，帮助学生牢固掌握计量经济学的阈限概念，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基于阈限概念的独立学院计量经济学教学实践
以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为例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是一所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导向的独立学院，也是我国建立最早、最有名的独立学院之一。计量经济学课程是浙江大学城市学院金融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在大三上学期开设。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计量经济学课程以提高学生建立回归模型能力为教学目标，基于Eviews软件进行教学，每周教学学时为理论（教师讲授）与上级实验（学生练习）各2学时，特别注重学生对计量经济学阈限概念的理解与掌握。因此，研究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计量经济学教学对研究独立学院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具有借鉴意义。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的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为传统的初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教师在讲授回归假设时着重解释回归假设的设立目的与合理性，并通过软件讲解回归假设的验证，使学生理解并掌握回归假设。在回归系数估计量的无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教学中，通过详细分析三个性质所依据的不同假设，使学生理解三个性质所应具备的条件从而掌握线性回归估计量理论。特别地，专门安排约10学时左右的实验课进行计量经济学论文撰写与分析的交流，要求学生自选题目，收集数据，建立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并检验异方差、序列相关以及模型设定问题，写作小论文并在课堂上展示交流。为评价教学效果，选取2010级学生1个教学班共24人进行满分为5分的教学满意度打分，学生对计量经济学课程全部项目的满意度均达到97%以上，总体平均满意度超过99%。由此可见，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应用统计课程的教学效果非常成功。
4结论
回归假设、回归系数估计量的无偏性、有效性和一致性和异方差是计量经济学课程的三大阈限概念。基于阈限概念的计量经济学教学在于合理安排教学内容，运用软件展示阈限概念的具体应用以及通过尝试撰写学术论文强化阈限概念的综合运用。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计量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实践分析表明本文提出的基于阈限概念的计量经济学教学方式对独立学院的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具有很好的适用性及学生满意度。
作者：孙钰单位：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民族性；内生性
民族经济学自1979年创立以来，在学科归属、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不少争议，一些学者对民族经济学学科发展持批判态度，另一些学者持拥护态度，但无论批判基础上的否定还是批判基础上的支持，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面临着“两难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民族经济学发展至今，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和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理论体系，甚至没有独立的核心概念即逻辑起点。尽管学者们提出了上述问题，但仅有少数学者提出了民族经济学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要厘清民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目前出现的概念上和理论逻辑上的模糊性，首先应该确定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通过比较和分析相关研究成果，对确立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方向、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文中提出以民族内生因素产出的矛盾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与大家进行探讨。
一、关于民族经济学对象的不同认识
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学术界已有不同认识。黄云、王文长、黄建英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各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具体的各民族人民的经济问题。施正一先生、施琳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民族经济问题，它是民族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李忠斌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邓艾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对象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状况和家庭经济生活特点等。以上几种认识都集中讨论民族经济学究竟是经济学科还是民族学科。而刘永佶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通过以上几种表述可见，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尚未达成统一。要么以民族人本身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要么以要么以民族地区的经济特征作为研究对象；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规定为中国各个民族经的经济问题研究；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宽泛，从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体去研究。即便是刘永佶教授为民族经济学进行的创新性逻辑论证，但他是站在全人类鸟瞰的民族经济学，让学者们感到概念过度膨胀，似乎世界主流的经济学都应被囊括在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之中，并且只要仔细阅读由其主编的《中国经济矛盾论》就会发现，《民族经济学》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体系都似乎是对《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和《政治经济学大纲》体系的一种演绎，而内容则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民族学理论的归纳（当然创新的智慧在其内容中无处不在，但从其构建的理论体系来说仍是不足的）。《民族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本质是一致的，因为都是以劳动者主体而展开的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系的规定，这样一定会让学者们质疑这样一个问题，即究竟什么是民族经济学，它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何在？鉴于此种原因，本文更倾向于将刘永佶教授规定的民族经济学看成是“中华民族经济学”或者“中国政治经济”（尽管这么看待也不尽合理）。尽管如上所述，民族经济学自创立以来存在诸多分歧，但是多数学者认同的是民族经济学是具有二重性的：“民族性”和“经济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应该从这两点去寻找学科的研究起点、研究对象，只有规定了对象才能明确研究的方法和学科性质，进而获得广泛认同。
二、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是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只要“民族与经济的辩证结合在理论形态上尚未溶于一体”，就永远无法解决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分歧。各民族经济活动的特征以及经济矛盾都体现着本民族特征，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在”理论形态上溶于一体”，要求研究对象应该是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即考察民族人口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规律的民族性根源。将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规定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合理性。民族的含义决定民族经济应突出民族性，也便于将民族因素内生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研究。根据斯大林的定义，民族有四个因素，其中，共同经济生活是民族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共同经济生活表现在共同文化上。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这必定是因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特点不同决定的。尽管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斯大林定义中的四个因素在当今看来也许并不完备，但只要是存在着的人，一定有其社会属性、阶级属性、民族属性，在经济活动中一定会表现出具体的属性。譬如，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特征、心理特征、文化特征。回族、藏族、蒙古族、壮族、苗族、赫哲族等55个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心理特征、文化特征等民族性特征，这些特征对其表现出来的经济活动也不尽相同。譬如，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由其饮食特征发展了清真餐饮业；藏族信仰佛教，农业生产中不一；毛南族的“红筵”、“搭红桥”、“肥套”、“套三朝”①等迷信思想对本民族经济活动有影响。这意味着各民族的经济活动因内生的民族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特征，民族经济问题研究也应突出民族性，民族经济的研究对象应从各民族内在的特征去寻找经济特征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矛盾，探寻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规律。
三、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更加明确其研究内容，也更能反映研究的任务是要揭示民族因素对经济影响的规律。首先，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表明不是简单地用民族学的眼光去研究经济问题；其次，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触及到了民族经济特征的源头性因素；最后，民族内生因素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规定了主体的民族属性。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表现在：
1.与“民族经济是研究各民族经济问题”相比，内涵更加明确。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比较模糊，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是各个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比如，藏族经济、蒙古族经济、回族经济等。同时，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的是从宽泛的层面，诸如各民族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贫困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等都属于其研究的范畴，无法体现明确地体现经济的民族性，也很容易致使学者用一般的经济原理去分析经济问题，这样也必将陷入学术界关于民族经济缺乏特殊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的质疑中。
2.与民族经济学是“是以研究民族经济问题为对象的学科，它具有民族学和经济学的综合性质”相比，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性因素的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明确了民族经济学是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进行研究的，这无疑对民族经济学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
3.与“民族经济学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相比，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这一规定除了在外延上更广。除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还可以研究世界民族经济，不仅研究少数民族人口经济还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民族性因素与经济性因素融为一体的研究。
4.与规定为“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相比，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不仅明确要在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经济矛盾，还表明要将民族因素作为民族经济矛盾的内生变量，并由此能区分民族经济学与中国政治经济学，从而要求构建的理论体系也有所不同。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一般经济学存在着必然联系。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的规定是把民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来构建的，其理论必定是在一般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改造，它将与一般经济学的联系具体表现在：
1.与政治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生产关系”，社会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去民族的经济研究，抽象了民族因素的、具有普适性的经济研究。而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则正是“穿上民族服装”的经济矛盾和关系研究。
2.与发展经济学相比，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是抽象了各民族经济特征的一般经济理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研究经济的发展问题，而且还必须从民族性去探究其经济发展规律
。3.与区域经济学相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某一地理区域的经济问题，是具有某种经济特征和经济发展任务的“经济地理区域”。在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硕士和博士的学位论文大多研究的是中国某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这恰恰也是学术界争议或批判民族经济学实际上是区域经济学的“致命伤”。是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故而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的缘故。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探索由民族的典型特征所引起的经济特征的变化规律，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加符合民族的发展特性。因为地理区域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有的民族而不能成为其根本的影响因素。譬如，生活在中国的朝鲜族和生活在朝鲜的朝鲜族相比，中国的朝鲜族虽然保留有朝鲜半岛母体民族的部分文化，但也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中国与朝鲜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经历的社会变革不同，于是二者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意识和不同的经济特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区域不同，而是由民族性因素共同影响所致。因此，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民族经济学有别于其他学科不同的独特的研究对象。综上所述，无论从已有的规定看，还是从与其他学科的区别看，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更能体现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存在着的独特的研究对象，更能反映民族经济的根本矛盾，也能更能明确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作者:刘廷兰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周兴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难题二则[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05).
[2]王晓君.论“民族经济学”主要问题及解决思路[J].甘肃科技,2013(01).
[3]黄磊,李皓.民族经济学发展中的“二重困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6).
[4]庄万禄,陈敏,马秀琴.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文社科版,2005(05).
[5]黄云.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与学理价值———以壮民族早期发展史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
[6]王文长.论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J].民族研究,2004(05).
[7]黄健英.论少数民族经济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J].学术探索,2009(01).
[8]施正一.施正一文集（下）[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9]施琳.论中国民族经济学之路———发展轨迹与理论创新[J].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06(01).
[10]李忠斌.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宏观思考[J].思想战线,2004(03).
[11]邓艾,李辉.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的转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2).
内容摘要：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都探讨个人与社会分离情况下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特点，都是对传统“市场机制和谐论”的某种反思。但二者在人的基本行为假定、经济绩效准则以及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和边界、企业内部权利结构安排等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上，存在诸多不同。本文通过对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的比较研究，提炼出其中的精华部分用于指导我国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实践，对于推动我国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大型国际企业集团的健康成长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 企业理论 微观经济主体
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学者逐渐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介绍并引入中国（如张五常）。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中的一些范式，如“产权”“交易费用”“委托―关系”等，对于我国传统的企业运行机制的弊端具有较为充分的解释力，因而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较为广泛的研究兴趣。与此同时，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在企业改革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却被忽视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年代曾被沦为某些自我标榜为“”的极“左”思想的实现载体。因此，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提炼出其中的精华部分，应用于我国企业运营的实践中，对推动我国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大型国际型企业集团的健康成长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是在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困境反思的基础上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科斯从研究个人的成本与收益和社会成本及收益间的差别出发，提出减少交易费用是企业产生的原因；自此以后，张五常、威廉姆森、哈特等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沿着他的思路，继续探讨企业的本质、企业能够实现交易费用节约的规模边界范围以及合理的企业内部权力安排和剩余分配结构等。马克思经济学具有深厚的古典经济学渊源，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同样也是其核心问题。虽然马克思经济学并未形成系统的企业理论，但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所反映出来的许多关于企业性质、规模及其内部权力结构等方面的理论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对传统“市场机制和谐论”的反思，都是在探讨个人与社会相分离情况下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特点，这使二者具有了可比性的基础。但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人的基本行为假定、经济绩效准则、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上存在诸多不同，因此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从而使企业理论体系更趋于完善。
综观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当中的企业理论，可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规模或边界、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安排。因此，笔者拟从这三个方面对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进行比较。
关于人的本质和行为特点的比较
由于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人为载体进行的，企业组织的运行也是以人的活动为基本要素的。因此在分析企业理论的具体层面之前，有必要对二者对人的本质和行为特点的论述作一比较。将“个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作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这是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共同特点。但在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视野里，对于人的本质和人的行为特点的理解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背景，认为人的行动受主观意识领域中的“理性”支配。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相对于传统经济学而言已进了一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考虑到了约束着人们行动的现实因素，并对“理性”的作用与功能范围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定，但并没有超越用主观认知结构说明人们的行为选择这一基本立场；而马克思经济学则以唯物辩证的社会历史观作为理论基础，认为限制着人们的行动、规定人们行为的具体方式与特点的，是每个人现实拥有的、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并不否认人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否认理性的作用，但马克思经济学在说明理性对人们行动的意义的同时，更强调理性作用的现实约束条件。因此，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真正决定人们的行动及其特点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选择据以进行的各种约束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行为人的财富占有、交往关系以及观念意识结构等。所有这些约束条件构成行为人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构成可以进行理性选择的广度范围，也决定着由选择而采取相应行动的具体特点。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中人的行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的行为特点因各自所拥有的“社会关系总和”不同，具有现实性和差异性。
第三，新制度经济学对人性的单调定义必然导致对抗型的人际交往论，而马克思经济学对人本质的理解却是多元的、与一定历史条件相结合的，是协作型人际交往论的基础。
企业的性质
企业性质研究就是要讨论企业这样一种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方式空间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会存在？或者说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在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这两大体系中，企业都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某种一体化经济联系方式而存在的，企业所面对的也都是市场交易。但在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企业产生的依据是根本不同的。
马克思经济学是从生产的角度说明企业性质的。他所关注的问题是：如果一切市场交易都是依照价值规律实行等价交换，那么资本家在生产前后付出和得到的货币额是一样的，这根本无法解释资本家组织生产的目的。因此，只有离开交换领域进入生产领域，才能真正揭示资本，以及作为资本现实存在形式的企业的本质规定性。他认为，企业是提高私人劳动社会性的经济组织形式。一方面，在实质层面看，企业提高私人劳动的社会性有利于创造更多价值；另一方面，从形式层面看，私人劳动在企业中由于分工协作的存在提高了社会性，但在直接形式上却走向片面化，劳动者在企业生产中逐渐失去了独立完成整个产品的能力。因此，私人劳动是作为资本的形式存在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企业成了资本实现自我增值的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从流通领域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认为企业是一种能够减少交易费用的人与人之间交易关系的组织形式。从科斯的“不同的要素所有人与中心缔约人之间订立契约可以节省他们之间分别订立契约的数量，从而节约了交易费用”这一说法，到威廉姆森将资产专用性程度作为说明选择企业或者其他市场经济组织形式的依据，再到詹森和麦克林将知识作为一种要素引入企业组织结构，新制度经济学在企业性质观上始终徘徊于用交易组织成本说明人与人之间组织关系存在的必然性，这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陷入困境的一个主要原因。企业作为人们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其存在理由应当从人们组织经济活动的生产性目的中寻找，而不应将流通领域内的某些特点作为企业的根本规定性。企业一体化的维系力量不是交易费用的节约，而是生产技术上的有机性。
企业的规模或边界
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都是依照某种经济绩效准则，通过技术、市场、资本属性等变量来说明企业在不同状态下的最优规模的。但是，这两大学说的企业规模理论在具体层面上存在着差异。
第一，在引导企业进行规模调整的绩效准则上，马克思关于企业规模分析的绩效标准主要是以价值规律为主的，其基本特点是客观性和变动性，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逻辑；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的经济绩效准则是建立在主观效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尽管引入交易费用使其经济学研究逼近现实，但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所依据的经济绩效准则依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准则。其中缺乏支配企业发展的动态性因素，仅局限于对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分析，在解释企业长期规模调整状况时陷入困境。
第二，在企业进行规模调整依据的经济指标上，马克思经济学给出了技术、市场和价值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却用“交易费用”、“专用性”等概念概括可能影响企业规模的所有因素，具有明显的调和特征。
第三，在研究企业规模的方法论特点上，马克思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应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而新制度经济学企业规模理论只是停留于企业规模边界的规范分析。
企业内部的权利结构安排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内部权利结构安排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科斯的“企业契约理论”、以格罗茨曼和哈特为代表的“新产权理论”、以詹森和麦克林为代表的“委托-理论”和以阿尔钦和德姆塞茨为代表的“团队生产理论”，由于各自的关注点不同，以上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各有侧重，他们的观点并未合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而马克思经济学对企业内部基本结构与关系的研究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背景，用统一的逻辑脉络说明资本主义企业形态的发展及资本与劳动关系变迁的历史必然性。具体说来，这两大学说体系关于企业内部权利关系结构的观点区别，大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剩余权利”是基于不完全契约的“剩余”，是用以说明企业内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重要概念；而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也存在类似的“剩余权利”，用以说明资本与劳动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但这种“剩余权利”并非不完全契约而产生的剩余，而是体现了特定技术发展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双方的力量对比关系。
第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通过某种符合“理性”的制度调整，就可以实现交易费用的减少和企业内部基本经济关系的改变；但马克思经济学认为良好的经济绩效状态不是通过生产关系意义上的静态制度调整就可以获得的，经济关系的变化更根本地是基于经济关系中各利益相关者力量的对比状况，而这又取决于他们所代表的要素在核心生产技术应用中的地位。
第三，新制度经济学家们针对现代企业关系，力求在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间寻求合适的剩余权利分配关系；而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现代企业中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分离，经济发展的趋向应当是由各种形式高级的、全面发展的劳动者联合占有非人力资本，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发生产效率。
总之，无论是新制度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都是对传统经济学的“市场机制和谐论”的一次挑战和反思，是更符合现代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这两大学说体系相比较而言，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建立在唯物辩证的历史观这一基础之上，更适应于现代企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但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比如对知识资源在企业中的重要性的论述等可以成为马克思经济学有力的补充。在今后的理论研究中，应力求吸取这两大学说企业理论中的精髓，并将其辩证地应用于企业改革的实践中，从而指导我国新一轮国企改革的纵深发展，并加快完善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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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学表面上是以经济学为指导，但实际上是传统的苏联范式占统治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尽管这些观点还不十分成熟甚至存在某些严重的缺陷，但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在以往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努力构建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近年来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想
近年来，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丰富经验和巨大成就，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设讨论十分热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思路。
(一)坚持和恢复政治经济学。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全盘西化，而应当坚持和恢复政治经济学。在坚持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下，人们提出两种不同的具体思路。一种是认为传统经济学虽有缺陷，但其基本理论是的，所以应该补充而不是放弃。这种思路主张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借助“西方范式”来分析市场经济问题，用“板块式结合”的方法来修补“炉灶”，这种“两张皮”或“双基础”并存体系，同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分割为两大板块，并具有不同的研究层次和逻辑体系的“拼盘”结构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使人难以认同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基本上不能采用，因为传统政治经济学是苏联教科书的翻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不仅不能解释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而且它歪曲了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本清源，恢复的本来面目，真正按经济学的方法来重建中国经济学。
(二)中国经济学市场经济一般化或西方化。这种思路主张对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嫁接，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可以照搬西方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因为中国既然转轨为市场经济，那么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当然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成为主体经济学，因而也就无需再煞费苦心地去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经济学。按照这种观点，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取完全替代性体系取向，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现代经济学范式(魏杰，1997)，不赞成“建立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在概念上和体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樊纲，1998)。
(三)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这种思路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中国国情，主张要在评判过去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弊端的基础上建立或重建中国经济学。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应创建自己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都不能采用。因为与西方相比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的经济学相比，我们不再是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因此，经济学必须扎根本土，以研究时代为基本任务，从踏踏实实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具体问题人手，一步一步走向理论的圣殿。也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国情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国经济学应研究过渡经济学问题，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关系。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与实践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理论创新空间，现代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将为发展的经济学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化道路奠定基础(殷德生，2000)。
(四)中国经济学综合化。这是许多观点具备的共性，也是各方面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共同要求。各派总的来说都主张以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东西，以中国实际问题为对象，运用更多的学科，使中国经济学成为一个跨学科、多角度、具有超前性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首先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比较研究世界上现有的各种经济理论，大胆吸收，扬优弃劣。在继承、综合人类一切优秀经济理论基础上构建中国经济学。在其内容上既要有生产关系方面的理论，又要有资源配置方面的理论；既要有宏观经济的理论，又要有微观经济的理论。中国经济理论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在竞争中繁荣，在竞争中统一。在构建过程中，对于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西方经济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中国古代经济理论要挖崛、继承与扬弃(周小亮，1997)。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建，应在保持与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综观历史，积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并实现某些理论原创。其重点有两个：首先，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自然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轻视发达国家非主流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说。其中，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其次，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程恩富，2000)。
笔者认为，以上四种观点中有的表面上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有的总体上是科学的但尚存在一些重要缺陷，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如，主张中国经济学全盘西方化的西化主义观点和“半西方化”基调和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折中主义观点，以及主张脱离经济学的一般轨道而独立地发展中国本土经济学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总体来说都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那种主张回归马克思、按本来面目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原教旨主义”观点和主张实行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大综合、中外经济学大统一的混合主义观点，在总体上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却要么缺乏与时俱进与创新发展的品格，要么缺乏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要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克服上述观点的缺陷，确立科学的方向和正确的原则，
坚持以经济学为指导、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在经济学科学范式的基本框架内，认真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成果，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二、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所谓“范式”是指在某阶段科学共同体所采取的整套的原则、理论、方法。“范式”一词具有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观即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论，即一套概念体系及分析方法以及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接受的一套假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定理。任何学术研究活动只有纳入一定的范式体系，才能使之具有其科学性质，才能使该研究从“前科学”阶段进入“常规科学”阶段。无论任何范式，要具有其科学性质，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自身的规范性，即有其确定的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以及一套概念体系与分析方法、一套假定及其基本定理。二是对客观对象的适应性，即它能够科学地解释其客观对象的性质、特征与发展规律，否则就无法说明日益增多的“反常现象”，从而使该研究陷入“范式危机”。科学范式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演进过程。一般说来，科学范式的运动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纵向批判，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的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必须确立正确的原则。具体说来，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科学范式必须遵循以下三大基本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所谓科学性原则，就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不能不要规范而简单地描述现象、总结经验，也不能随意地进行理论批判或“理论创新”，而是必须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首先，必须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应当确立科学的共同信念与基本价值观，确立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哲学。其次，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必须确立一整套科学的概念体系，采用一整套科学的分析方法，确立一些科学的基本假定，形成一系列科学的基本定理。为此，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把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纳入一种科学范式的轨道。问题在于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学来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才是更为科学的?这一问题在经济学范式本身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它应当而且只能用客观的和实践的标准来验证，即某一经济学范式究竟是适应还是不适应现实经济生活，或者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对分析与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具有更为广阔和更为深刻的适应性。
(二)适应性原则。经济学范式的根本作用与生命力在于解释客观经济现象与指导人们从事经济发展与经济变革的实践。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遵循“适应性”原则，使中国经济学理论“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从客观实际来看，中国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不仅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不适应的，而且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许多方面也是不适应的。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这同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经典理论是有着巨大差别的。从现实来看，中国正在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同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经典理论也是有着巨大差别的。所有这些，都是以往各种经济学范式所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从而导致了传统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双重“范式危机”。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打破各种教条主义，从中国基本国情与客观实际出发，科学地解释这些“反常现象”，实现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
(三)综合性原则。理论范式的范畴体系还必须向外部世界全方位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为理论范式的整体创新提供厚实的平台，从而使中国经济学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回答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一理论的特征和实质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学综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经济学思想，构建一种能够揭示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经济学不仅是一个科学的体系，而且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此，构建中国化的经济学应当以经济学为榜样，科学地吸收各种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具体来说，构建中国经济学既应当坚持与继承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也应当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异端经济学的合理成果；既应当肯定当代中国化的经济学理论，也应当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我们在大综合中来构建中国经济学。
上述基本原则，对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提出以下基本要求：
(一)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能作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础，主要是因为西方经济学所依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不科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把资本主义制度一般化、永恒化，而且还单纯从个人本性出发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用机械的均衡方法与形式化的数学方法来解释现实经济生活。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史观，它的根本方法是形而上学。同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观也是不科学的。自从边际主义的代表杰文斯把经济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配置的轨道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便开始背离了经济学的古典传统，把经济学的研究问题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莱昂内尔·罗宾斯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说：“经济学是一门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从此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很多都把罗宾斯的定义作为样板。应当指出：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与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有着密切联系的。经济学的生产方式范畴，不仅包括生产的社会形式，也包括物质生产方式即劳动方式与生产形式，其中劳动方式特别是其劳动组织就是微观层次上资源配置方式，而生产形式作为人们劳动的交换形式和社会生产要素的分配方式，就是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囊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包括在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容之中。二者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而在于怎样研究资源配置方式：是密切联系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来客观地、历史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还是抛开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而单纯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西方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的一般性，是一个纯生产力的抽象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方式的特定社会历史性质，它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因而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研究对象局限于资源配置，因而缩小了资源配置的外延，只研究技术意义上的资源配置。因此，他们必然是以制度不变为假设来研究资源配置。事实上，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类最美好的、永恒的制度，所以他们不可能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变革。正因如此，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面前，西方主流经济学表现得苍白无力，从而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目前正陷入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为此，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量引人经济学研究范围，以弥补主流经济学的缺陷。西方经济学不仅具有其明显的不科学性，而且对中国具体国情及其发展要求来说，还具有严重的不适应性。在基本国情上，中国与西方差别很大，而西方经济学中很多结论和观点是从它们的国情背景下得出的。因此，就总体来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就具有明显的不适应性。具体说，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条件，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些条件都已经具备。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机制赖以运行的制度框架尚不完善，如现代企业制度、法律法规、公民的市场合约意识等等。西方经济学所分析的是市场制度较为完善的情况。同样的事物，在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就办得有板有眼、较为顺畅，在我国当前可能就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或坎坷难行。在这些制度条件具备以前，市场机制的作用程度和范围也要受到限制，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失灵(尹伯成，2006)。由此可见，要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也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
(二)不能构造一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种比较普遍的倾向，即试图调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建立一种折中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这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的主要特征是：认为原有的“苏联范式”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在于过分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现成公式和现成“提法”，而没有创新与发展，从而使理论僵化，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按照这样一种思路，人们认为应该做的就是在原有的范式中加进一些反映市场经济的新东西，以这种方式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与更新，适应新的需要。这种倾向既表现为一般地或在具体理论问题上批判教条主义，也表现为那些试图引入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方法和内容来对旧的范式进行“补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比较流行的折中体系：苏联范式的“生产关系论”+西方范式的“资源配置论”，即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很显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脱离了经济学的科学轨道，是传统的苏联范式与主流的西方范式的“混合体”。同时，既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本质上是苏联范式与西方范式的双重翻版，因而它不仅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其尖锐的内在矛盾性，而且在实践上也具有与中国当代国情与发展要求的严重不适应性。说到底，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是传统教条主义与现代教条主义的“杂交物”，虽然它试图反映当今中国现实，但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客观现实及其基本要求。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采用这种折中主义范式。
(三)不能建立“描述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近些年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存在着一种以描述中国现实、总结中国经验和肯定中国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倾向，即直面中国现实的“描述主义”。它认为可以不要基础理论、只要分析现实问题、进行对策研究，使研究更好的联系实际就可以建立中国经济学。“描述主义”经济学范式的理论特点是：一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二是为了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理论抽象程度低；三是为解决问题，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不注重自成体系的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不强调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四是没有突出的方法论，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作为一个理论范式，描述主义存在着两个重大缺陷：一是缺乏独立、统一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分析工具缺乏系统性，范式自身是不稳定的而又没有解决的途径，因为一旦要提高理论抽象度，在当前条件下其前景很容易转向经济学范式或西方经济学范式，这将使该范式自身不复存在。二是该范式的知识积累没有有效的途径，这与第一个缺陷紧密相关。科斯在评价旧制度经济学时指出，“除了个别的观点外，只是一大堆可以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就长远看，描述主义的文献将面临类似旧制度经济学文献的劫数。这虽然不能否定描述主义的学术价值，更不能否定其现实意义，但对于一个理论范式来说，其发展的连续性就成了问题(邹东涛、时红秀，2006)。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局限于这种表面化、局部化和经验化的“描述主义”范式，而应当构造一种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具有其完整的概念体系和系统的分析方法的现代经济学范式。只有这样，才能揭示中国现实经济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才能形成系统的、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
(四)只能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综合的中国经济学。根据上述科学性、适应性和综合性原则，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经济学为指导。首先，经济学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对照，经济学的理论硬核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三个要素。第一，否认存在着抽象的和永恒的人性。个人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一方面它要受到历史和制度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是能动和有机的。人性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内生但又具有改变它的内在潜能，因而经济学必须分析人性的起源与发展，而不是把它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前提。第二，经济学分析的基本范畴是生产方式，而不是主流经济学的“个人”，经济学的方法是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而不是个体主义方法。第三，同主流经济学的机械均衡观不同，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看作是由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内在矛盾的辩证运动所推动的有机的、内在不均衡的动态过程，这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框架。其次，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以及基本原理，对分析当代中国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具有广阔的适应性。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经济学对于中国市场化的体制转轨与制度创新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解释力：中国经济转轨是当代中国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的客观要求，构造市场化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是当代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经济学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力：中国经济发展是当代中国物质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中国当代劳动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总体来说，当代中国面临着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式变革的双重任务，一方面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要求并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形式的深刻变革，另一方面社会形式的变革与制度变迁又促进并推动了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进程。最后，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分析框架，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完全包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因此，以经济学为指导重建中国经济学，可以在经济学的科学框架内，广泛借鉴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因素，构造一个既继承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又发展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既超越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体系，据此确立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这种中国经济学的新范式是在继承、批判和创新过程中逐渐塑造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经济学为主体或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颗粒，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综合范式。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对于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要总结、扬弃与升华。
三、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性质与主要内容
如上所述，根据科学性、适应性与综合性的基本原则和以经济学为指导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综合体系的基本目标，中国经济学就其性质来说既不是中国的“本土经济学”，也不是中国版的西方经济学，它应当而且必然是中国化的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学综合范式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中国经济学本质上是经济学，因此它应当而且必须以经济学为基础。首先，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坚持以生产方式作为决定社会性质和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根本力量，坚持在生产方式的框架内来分析资源配置问题，坚持以生产方式为基础来研究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在此基础上，构造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其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与继承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二重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实证方法、历史方法和科学抽象法。再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用以生产方式这一基本范畴为核心的经济学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如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等，再如生产条件、劳动方式、生产形式、生产的社会形式，以及资本、商品生产、市场机制、工业经济、利润、利息、工资、地租等等。最后，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批判与继承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形式的具体结论，也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基本原理。对于前者，我们当然是不能照抄照搬的，如单一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等，而对于后者则应当始终坚持、科学继承，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重建个人所有制、实行对生产的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和实行按劳动者贡献分配等，这些基本原理应当而且必须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作为中国化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应当而且必须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与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成果。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只是资源配置，它应当而且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因此，中国经济学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劳动方式、生产形式及其社会形式，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应当总结与升华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如新型工业化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重要的理论成果都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基础与理论来源。
不过，说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是经济学的时代，并不准确。在此之前，中国社会的主流思考方式就是经济学的，虽然那是另外一种经济学。在经济学界内外，迄今仍能听到两个名词：“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1990年代后盛行的是后者，并在学术界大体上替代了前者，但前者在学术圈之外仍拥有自己广泛的世界。因此，中国早就处于经济学时代，且保持着连续性。
哪种经济学?
1950年代以来，中国建立了集中经济体制，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政府成为经济性活动之直接控制与经营者。这体现于三个方面：第一，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通常是国有制，即政府占有资源，占有生产资料，开办工厂，开办商业、金融等企业。第二，这些企业也是国营的，也即政府直接经营这些工厂、企业，企业负责人由政府任命，其身份是国家干部，员工则是国家的雇员。第三，这些工厂、企业全部按照政府自上而下的全面计划，组织生产、商业活动。
这样的体制是按照当时的官方经济学中的制度蓝图建立起来的。因此，那个时代就已经是一个经济学的时代。每个人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反复接受官方的政治经济学教育――迄今依然如此。因此，当时思考问题的主流方式基本上是经济学的。那个时代也自然形成了经济学帝国主义：历史学领域的“五朵金花”，几乎全部与经济有关；即便在文学评论领域，人们首先关注的是作者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
当然，那个时代是比较特别的。从一个侧面看，那是一个政治的时代，但彼时的政治却是使用经济学的术语进行的。用当时流行的话说：政治的背后是经济，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构成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则是由生产力状况决定的。官方经济学正是以此为建立和维持国有、国营、计划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彼时的政府就是一个庞大的公司：政府像公司管理层一样统一指挥人们进行生产、消费、积累等经济性活动。
因为官方经济学在公众、在政府、在教育体系中有那么深厚的基础，所以，1990年代以来出现的经济学热，也就不难理解。因为，人们早就已经熟悉了经济学的术语，也熟悉了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当然，此时流行的是西方经济学，因而，影响公众的经济学的内容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这个所谓的西方经济学，基本上是19世纪后期形成、在20世纪积累了深厚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罗宾斯曾经给这个经济学下过一个经典而简短的定义：经济学家研究如何有效率地配置稀缺手段。1950年代后盛行的官方经济学是论证政府控制、管理经济活动服务的信仰与知识体系，其理论框架中的经济活动主体是国家，或更准确地说是政府。西方经济学则实现了个人主义转向，将个体视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此个体透过理性选择实现其收益之最大化。这样的经济学或可称之为商人的经济学。在这个经济学理论体系里，只有相互竞争的个人，而没有政府，这一点与官方的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强烈对比。也因此，两种经济学体系之间曾经发生过不少观念、理论、政策建议上的冲突。
不过，在政府官员、公众的心智中，这两种经济学是混杂在一起的。官员、一般民众在学校学习的是官方经济学。在校外，比如在大众媒体上、在财经作者的著述中，接触的则基本上是西方经济学。如果说1990年代确实是经济学的时代，那也是两种经济学体系的混合。只不过在不同的人那里，两种体系的搭配比例不同而已。人们在不同的场合依据不同的需要而交错运用不同的经济学概念体系与思考方式，有时是无意识的，有时则是有意识的。
一个基本的搭配结构是这样的：人们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处理私人事务，在公共事务领域则运用官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在1990年代流行的最大社会后果，也许是对“私利”的启蒙：它对斯密的体系进行了割裂，以一种过分简单化的逻辑论证了：私人利益并不可耻，增进私人利益反而是光荣的。经过经济学的这一启蒙，人们开始光明正大地普遍信奉收益最大化的信条。人其实总有自利之心，但在以前，人们对此还是遮遮掩掩的。通俗作家笔下的经济学则说：自利就是美德。于是，实现自己收益最大化，就被人们普遍作为人生的道德指南。这一点，商人自不用说，普通民众、官员亦然。
民众可能会用官方经济学的话语来批评自己不满意的社会现象，比如，人们会依据官方经济学来批评政府的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方案。官员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更是本能地坚持官方经济学的基本命题，比如，他们仍然坚持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广泛、深入控制。今天人们看到的政府的公司化、商业化，不过是原有的政府直接控制资源、经营企业的体制的延续，而官方经济学对此是可以提供论证的。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可理解当下中国民众、尤其是各级政府官员的心智。毫无疑问，如果进行一番国际对比当会发现，当代中国人的心智之经济学色彩可能是最浓厚的。这是因为，中国人自小就接受了系统的经济学教育。这其中，官员的心智又是所有社会群体中最有经济学色彩的。他们自如地在两个经济学体系之间转换，让不同的知识为我所用。而中国当代社会的诸多严重问题，也恰恰渊源于此。
回归秩序的经济学
上述两种经济学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气质：物质主义。两者都强调对于物质利益的获取、占有、支配，并享有其好处。只不过，官方经济学里的主体是政府，强调政府对于资源、财产及其收益的占有，以增强国家的力量；西方经济学里的主体是所有的个人，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个人实现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策略，至少中国人是如此理解的。前者以政府为商人，后者则以个人为商人。
这样的观念体系，当然会导致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人不是商人，或者说，正常的人不应当只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计算机器。当经济学成为一种盛行的迷信，当利益最大化成为社会普遍的道德信条，把人们联结在一起的非经济性因素，就会被人们当作商业性质的问题来处理。比如，很多经济学通俗作家曾经用经济学分析爱情、婚姻、友情、孝道等等。此时，社会秩序必然趋向松动、扭曲以至解体。
同样，一个正常的政府也不能是商人。斯密在《国富论》中曾经说过：“论气质之不相容，无过于商人与君主。”商人可以以最大化收益、最大化财富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按照斯密的说法，在恰当的制度框架下，商人的这种努力将有助于公共利益。然而，政府如果也以最大化即时的收益和最大化资源占有、财富积累为目标，则必然使整个经济体系扭曲。或者是政府既为裁判员又
为运动员，而置非政府的商人以不利位置；或者是政府给予某些商人以特权，让其他商人处于不利位置；或者是政府让投资者、经营者作为一个整体处于特权地位，而令其他社会群体如劳工、消费者处于不利地位。简而言之，一个按照经济学的逻辑行动的政府，一个物质主义的政府，极有可能让自己成为特殊利益群体，或者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制造权利的不平等。当代中国社会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却面临种种问题，即是因为这种不平等。
当然，在现代工商社会，在政府必须承担大量公共品供应、因而需要充沛税源的社会，政府无法抛弃经济学。但是，明智的政府会远离形形的物质主义的经济学、商人的经济学，而坚守斯密所讨论的“治国者之经济学”。
斯密写作《国富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把政府从商人变回政府。斯密集中批评之对象是重商主义体系，这个经济学体系就是一种物质主义的经济学体系，它指导君主为了积累国家财富而对工商业进行控制、管制。斯密提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则是反物质主义的。他在第四卷《论政治经济学之诸体系》卷首写道：“被当作国务活动家或立法者之科学之一分支的政治经济学，为两个不同的目标而运思：第一，为人们提供丰厚的收入或必需品，或者更准确地说，让他们能够自己向自己提供那样的收入或必需品；其次，向国家或共同体提供足够公共服务之需的收入。政治经济学为使人民和国家同时富裕而运思。”
也就是说，治国者也是需要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乃是治国者所应当掌握的一门学科。这门经济学确实关注“国民财富之性质和源泉”，但斯密告诉治国者：创造财富是国民的事情，让他们自己向自己提供收入或必需品。因而，斯密眼里政府的三大职能，不包括资源之直接占有与财富之直接创造，仅限于提供公共品，维持秩序。换言之，斯密所设想的作为治国者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财富无关，而与秩序有关，与正义有关，它是一种秩序或正义的经济学。它讨论的主题是：政府如何维系社会创造财富的秩序，此秩序本身是国民基于分散的知识自发地合作、交换而形成的。
斯密的治国者之经济学原理让我们联想到儒家的教诲。儒家关注财富问题，它提出政府要“富民、养民、教民”。但孔子又明确地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样的教诲曾遭到西方经济学的中国信徒的广泛讥讽。然而在当下，这一教诲的价值已然凸现出来。
宏观经济作为高校开设的重要课程，其重要性不容忽视。但宏观经济学具备较强的抽象性与理论性，学生在实际学习中总是缺乏积极性，学习效率不高，从而影响了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因此，本文主要针对提高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的路径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
宏观经济学；问题；教学效果
宏观经济学的传统教学模式旨灌输宏观模型的推导，不注重理论模式实际背景的讲解与解释，以及不注重现实经济现象的分析。为此，大部分学生都认为宏观经济学不进理论抽象而且模型繁杂，学生对于教材中包含的图形、模型与专业术语等都难以了解与掌握，学生逐渐丧失学习积极性，但宏观经济学又是一门十分重要的课程，所以提高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的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宏观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学方式简单
最近几年，为了进一步提升教学质量，大多数高校在学生考核方面做出了调整，即除了考试成绩，还着重开创了部分实验课程，但宏观经济学的课堂没什么显著的改变，仍是以教师灌输为主。教师利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学生被动记笔记，由于授课篇幅较大，学生往往赶不上教师的进度，所以学生根本没有独立的思索。
2、学生学习缺乏积极性
“教学”是由“教”和“学”组成，有着两次含义，所以“教学”不仅局限于“较”，更为重要的是“学”。但传统教学方式与灌输式教育思想深入人心，大部分学生都缺乏学生的积极性，盲目听从教师的安排，即上课听教师讲，没有独立思索，课后等教师安排作业等。在学习中，学生仅注重教师所讲内容的理解与掌握，没有真正做到“学”，他们缺乏学习的主动意识，缺乏运用所学知识处理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这无疑降低了教学效果。
3、理论联系实践不够
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其的创建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紧密相连，一定程度上说，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主要目的在于更好地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纵观国外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他们在教材中有效融合了学生身边的案例，而我国却无法选取较为适宜的安排模仿经济形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社会体制存在差异性，教师缺乏丰富的经济社会经验。
二、提高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的路径
1、创新教学方式
宏观经济学的学了需要认真听讲与记笔记，更为重要的是主动思索，这样才能更深入的了解其理论精髓。所以，教学方式需要创新，也就是说在传统课堂灌输的前提下，增添课后复习与课前预习阶段，让学生在课前先整理一下本节课所需要学习的知识，标记出自己无法理解的知识，带着问题听讲，课后再加以复习。基于课前、课中与课后三阶段的融合，不仅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思维而且有利于内容的融会贯通。从课堂灌输阶段来看，可以在传统教学方式上增加多种形式的互动，如小组讨论、主体讲座等；可以增加热门话题讨论，如对人民币升值的看法等，从而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
2、引发学生思考，提高积极性
分析问题、理解问题是宏观经济学教学的重点，针对同一个问题，每个学派会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导致答案不同甚至相反。为此，教师首先需要引导学生对各个学派提出的观点，以及观点的限制与背景等加以分析，从而解除心中的疑惑，即学生会发现各学派对于同一个问题之所以有不同的答案甚至得出相反结论的原因在于它们假设的前提存在差异性，所以不存在哪个学派推导不正确的说法。基于问题的思考及思维的分析，有利于帮助学生明白每一个宏观理论都具备假设的前提，不是绝对精确的真理。这样，在日后理论模型的学习过程中，学生便会对理论模型的前提条件与假设条件加以重视。其次需要引导学生积极讨论与交流，以批判性眼光分析各种经济理论，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基于不同观点的碰撞，主动创建自己的知识系统。批判地吸收与掌握不同学派的观点，既可以帮助学生开发思维又可以帮助加深学生对抽象知识的了解与认识。最后，需要引导学生进一步掌握宏观经济学的特征，鼓励学生大胆讲述自己的观点，主要原因在于宏观经济学发展较短，不够健全，不是一门较为精确的科学，在处理相关经济问题与解释相关经济现象是没有统一的标准大难与选择，从而培养学生良好的经济学习素养。
3、加强理论联系实践
理论联系实践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同时有利于提升学生处理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为了保障教学内容的合理性与时效性，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在充分了解与掌握宏观经济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开展相应的专题讲座，如与宏观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热点与重难点，如从加息至减息等。从宏观经济政策来看，在具体学习过程中，若一直延续图形分析的方式进行讲解，学生自然会感到厌倦，所以教师需要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即融合我国相关宏观经济政策实行实例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在具备实例的分析过程中，教师需要依据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设计相关问题让学生进行回答，如货币政策具备什么性质，这些性质背景下的货币政策会形成曲线移动，且以什么方式进行移动；财政政策具备什么性质，这些背景下的财政政策会形成曲线移动，且以什么方式进行移动。基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学生自然对这样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教师在布置相关宏观经济政策让学生进行练习，加以巩固，这样的方式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深入了解与掌握知识点的方式方法，从而帮助帮助更好地掌握宏观经济教学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内容。由此可见，理论只有与实践有效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了宏观经济学的必要性，但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创新教学模式、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等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与把握理论知识、具备一定的经济思维等，从而真正提升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培养高素质的经济人才。
作者：李坤泽 单位：西安翻译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Abstract:Since1892Bastable(Bastable,CF)publishedinthe"publicfinance",morethan100years,WesternFinancehasdeveloped,buttheirtheoryonthebasisoftheproblemistherearealwaysdifferences.Thisarticle,fromthefinancepointofviewbelongstothefundamentaleconomics,butcontainsacertaindegreeofpoliticalscience,economicsandpoliticalscienceofcross-disciplinary;thefinancialactivitiesofmajorandfundamentalisthemicro-economicactivities,butalsoincludesderivativeMacro-economiccontent.
Keywords:Westernfinance;financialtheory;theoreticalbasis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关键词】离散主义 后古典经济学 新经济理论
古典经济学旨在利用生产三要素理论、三位一体的分配公式以及资本节欲理论等去证明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社会分配是合理与平等的，然而，古典经济学理论存在一定的弊端，使其经济学理论不能与社会发展实践相适应。文章对离散主义与后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相关论述。
一、离散主义的提出
离散概念的提出主要源于数学，而离散顾名思义就是不连续。离散数学是一种传统的逻辑学，更是一门具有综合性质的学科。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离散数学的重要性更加彰显，各个行业在大数据时代下需要对信息数据进行有效管理，也需要对离散化的信息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分析和提取价值。
离散主义方法论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具体表现在：首先，在离散的视角下，进行客观世界的表达和解释，是对经济社会的一种解构。其次，经济社会解构之后的信息需要实现有效的获取与传递，包括利用高科技手段更好的反映客观世界。再次，将经济社会与价值相关联的要素进行解读和重组，以有效提取更加有效的价值，如：数字化处理、大数据重构等。最后，离散主义的研究对象、研究手段、研究方法都具有一定的离散性，在相关人员进行研究过程中，需要与连续性的思维模式或函数建模方式相结合，进而能够提高研究的有效性。
二、新经济的增长理论及其建构
（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建构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经济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注重物质阶段，而是注重精神的阶段。此外，社会资源的稀缺性重心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由传统物质资料稀缺转变为生命时间的稀缺。在经济方式发生转变之际，产生了许多交织的矛盾，然而在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下，更加要求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有重新的认识和分析。不可否认，传统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而进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不管是人类的社会生产，还是人类的高级需要，都是经历由自然需求向精神需求、由低级向高级转变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类的高级需求可以进行离散化表达、离散化重组与满足，从而也为现代经济的增长理论提出了新发展模式、供求关系、现象。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世界经济理论经历了由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向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过渡，然而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尽管引入较多的因素以促进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现实需要，但是始终不能有力解释经济长期增长的现实问题，也无法解释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两极严重分化问题。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存在缺陷问题的分析可知，之所以致使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不能更好的解决更多现实问题，那是因为人们没有对制度进行充分的肯定，也没有重视社会的有机化程度对经济的影响问题。首先，先进的制度对资本的性质和质量有较大的影响，而社会的有机化程度对劳动力和科技水平有较大的影响。其次，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依靠进步的制度，也就是有机化程度的提高，进而可以为国家发展增加竞争力量。
三、经济的解构与重构
现代经济的经济要素既需要通过数字信息等技术进行离散化解构和表达，又需要通过利益关联进行全息化重构，这是人类提出后古典经济学的最为重要的现实基础。第一，表达离散化，经济社会的表达模式发生着变化，由实体转变为离散化表达模式以及虚拟化表达模式。第二，重组全息化，对经济信息进行有效的整合，充分挖掘关联价值，并以此而重组。第三，行为概率化，数字技术的离散化表达和广泛传播，必然会提供更多可能性的交流，因此在宽泛的、不确定的大多数之间会产生概率化。第四，发展两极化，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两极化趋势，例如：企业如果信息不对称被打破，则会导致所获利润下降，反之，企业信息不对称的设立，则会促进行业的利润上升。第五，扩张无界化，现代经济触及世界的各个角落，实现了跨界化。第六，公权私有化，社会经济经过离散化之后，私人企业可以获取更为广泛的数据信息，而企业交易成本的离散和数据成本得以被平台所控制，进而可以使企业更好调节交易成本。
四、基于离散主义的经济学
（一）网络经济学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技术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这种新的经济形态被称之为网络经济。网络经济学的出现，为现代经济的离散化解构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既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又是后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二）数据经济学
数据经济学是将社会离散化之后的数据进行有效表达和分析研究，进而形成的一门学科理论。对与价值相关联的数据信息进行有效处理，可以较好的控制企业成本，也可以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调节功能，更可以促进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平台经济学
社会经济经过离散化解构之后进行重构，并且通过平台对数据信息进行有效处理，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更好发展。平台是一个虚拟的空间，而将相关联的、有价值的数据信息与平台相联结可以较好的促进多方通过平台进行交易。随着现代经济的不断发展，平台竞争日益激烈，而发展平台经济学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
总而言之，离散主义不仅是后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而且也是具体的技术手段。目前，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在不断转变，由区域化和模块化向离散化和虚拟化转变，而社会生产也更加注重由物质向精神生产的转变。离散主义与后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转变，促进了世界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同时也为经济的迅速平稳增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参考文献：
[1]杨建飞.科学哲学与西方经济学思想发展演化的关系――西方经济学方法论认知基础和思想背景的一种分析框架[D].西北大学，2012.
关键词:区域经济学;教学模式;改革;创新
一区域经济学的课程性质和教学目标
区域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观点,研究国内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化、空间组织及其相互关系的综合性应用科学。不同于其他课程,区域经济学的特殊性在于该课程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和综合性。其应用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参与政策讨论与实践评估,并在学科发展过程中日益扩展政策参与的领域;另一方面,表现在不断拓展的国际化视野,即从全球化的角度审视中国的区域发展以及各种区域经济问题,从全球竞争的角度提出区域经济的发展道路和政策。就其综合性而言,则主要表现在区域经济学不同于其他以单一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科,而是以特定的空间为研究对象,并且所有的经济现象都会在这一空间发挥作用,必须研究在各种经济现象的交互作用下,区域经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整体的一般发展规律。
区域经济学的教学目的在于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区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深入理解区域经济发展演变的规律以及区域经济政策理论与实践,具有对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的能力,制订和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方针政策的能力,从事区域经济管理工作的能力,为学生今后更好地从事相关科研及管理工作奠定理论基础,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建设做更大的贡献。因此,如何在教学中改革和创新本课程的教学模式,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将是从事本课程教学的教师必须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二域经济学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学内容滞后化。
根据我们对全国15所重点大学区域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授课情况的网络调查,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学教学内容严重滞后于现实发展需要,具体表现在:一是习惯采用相对稳定不变、具有统一标准的教材。在所调查的15所高校中,有11所高校7年内没有更换过新教材,至今所使用的教材还是20世纪90年代末在国内流行的那些版本。二是缺乏系统的教学内容框架。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学大多是围绕实际问题与任务进行对策性研究,缺乏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造成该课程教学长期以来停留在“浅显易懂”的水平上。三是教学内容界定不清。对于不同教学对象的教学内容安排过于笼统,造成授课重点不明确,教学内容选择存在较大的随意性。
2.教学方法和手段单一化。
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大多数教师习惯于“满堂灌”甚至“填鸭式”的课堂讲授,多年来一直沿续着“一本教案、一支粉笔、一张嘴”的传统,而学生则全盘接受甚至死记硬背,其结果是“学生上课记笔记、考试记笔记、下课全忘记”。导致上述情形的原因固然有学生的主观因素,但更多地出自教师教学中的“僵化、“零散”、“固守”:所谓僵化,即将教学内容当作僵化的教条和现成的结论进行灌输,缺乏具体化、直观性;所谓零散,即只重视对每一章、每一节的知识点进行讲解和传授,缺乏将不同章节的内容融合贯通,导致学生对知识点理解的片面和孤立;所谓“固守”,即只重视对课本规定内容的分析,较少关注经济现象的变化及学生关心的实际问题,教学的实用性不强。
3.教学考核方式片面化。
尽管建立教学考核制度已得到普遍共识,但是现有考核方式却存在许多问题:一是教学考核目标错位。对教师往往简单采用一系列量化指标给教师“打分”、“排序”,很少关心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优势与潜能等方面;对学生则只是关注学习成绩的高低,功利性倾向比较明显。二是教学考核主体单一。对教师的教学考核只看学生的意见,对学生的学习考核则是教师一个人说了算,双方博弈的结果往往是在基于共同利益下达成互利串谋,从而使教学考核结果失真。三是教学考核过程简单化。考核方式基本上是通过期末考试形式进行的,缺乏对学生学习过程、投入状态和平时学习成绩的考评。
三区域经济学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的具体途径
1.优化教学内容,保证教学目标的实现。
精心设计和合理安排教学内容是实现教学目标的根本保证。根据区域经济学的课程性质和教学目标,区域经济学的教学内容至少应包括以下三大部分。
(1)理论基础。综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现代区域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主要包括:规模收益递增与不完全竞争;非均衡力及循环累积因果律;市场开放度强化要素流动性;经济增长方式选择和结构优化的内生化理论;产业份额决定国民收入地区分配;二元结构与城乡联系理论等。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应特别关注博弈论、内生的增长理论、后福利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不断充实和建构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引领学科发展的前沿,以深化课堂教学的理论价值。
(2)应用。区域经济学本身是为了解决实际中区域问题而产生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区域经济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逐步凸显出来,区域经济学的应用领域得到进一步扩展。宏观、中观领域里的研究已经深入到包括区域发展模式、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城乡统筹、地方产业集群、区域创新体系、城市竞争力、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区域分工与合作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等诸多方面;微观领域研究则涉及企业区位选择、企业迁移、企业组织以及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与合作等经济活动,使区域经济学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更加广泛和深入。另外,近几年来中央政府陆续制定的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改革试验区建设等一系列区域性政策措施,也使区域经济学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更加广泛和深入。
(3)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官方统计数据的大量公布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区域经济学研究逐步走向计量化,强调运用数理模型方法对区域活动进行定量分析,特别是随着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大发展,近年来区域经济学中空间计量分析的应用越发增多。同时,决策科学、复杂系统理论、计算机信息处理和智能化技术等最前沿的科技成果也不断地被引入到区域经济分析之中。
2.强化实践型教学,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类课程,成功的区域经济学教学应强调实践型教学,注重互动教学、案例教学、模拟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实现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
互动教学的实质就是由传统单向被动的灌输型教学转变为师生间互动交流与研讨,从而引导学生运用课堂所授知识去解释现实经济问题和验证理论模型的合理性。开展互动式教学,不仅可以督促学生积极主动学习,学会从多角度看待问题的辩证思维,培育批判、研究、质疑的能力,而且也可以检测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把握程度,适时解决学生在学习中的疑问,启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
案例教学是区域经济学教学中一种十分有效的教学方法。在具体运用中,一方面,要注意教学案例选择的现实性、典型性、综合性和动态性,其案例应该是对现实热点问题和学生们普遍关心问题的提炼和总结;另一方面,案例教学互动的组织形式可多样化。既有安排学生独立完成的个人案例,也有学生之间合作的小组案例;既有书面的案例分析报告,也有口头的案例讨论等。
模拟教学近年来在区域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开始得到关注。通过模拟教学使学生学会如何确立区域发展目标,如何捕捉区域发展非均衡状态下可能产生的有利或获利机会,如何有效率、低成本地去广泛组织实现既定目标所需要的资源,以便最终实现既定目标,让学生如同身临其境地体验区域发展变化规律,进而灵活地做出区域决策,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应变能力、判断决策能力和合作协调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他方法的局限性。
3.实施教学手段多媒体化,着力提升教学效果。
开展多媒体教学对提高区域经济学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具有十分明显的作用,即可以运用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文字、图形、影像、语音等方式来演示教学内容,代替传统的单纯依靠老师讲授和板书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使教师在教学方法上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创造空间;可以通过多媒体图形、动画的屏幕演示,将区域经济学中许多抽象的概念、枯燥的理论、复杂的逻辑关系直观、清晰地表达出来,有利于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可以将大量原来需要在课堂内进行的板书工作通过课前制作的教学软件演示出来,课堂的课余时间增加,使教师有更多的时间进行讲授和组织教学活动。
但是,多媒体教学的运用并不等于完全否定传统教学手段,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将两者有机结合,发挥各自所长,弥补各自之短。具体来说,一要遵循目的性、最优化原则。即多媒体手段和内容的选择,必须紧密结合区域经济学教材,针对教材中的重点、难点进行选定,当用则用,不适则弃,讲究实效,切不可为追求时尚,不顾教学的实际需要而盲目使用,否则适得其反,弄巧成拙。二要注意多媒体技术选择与组合的最优化。即根据区域经济学的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去选用合适的多媒体技术,既要注意选择效果最好的来运用,也要考虑它们能否优化组合的效果,充分发挥各种多媒体技术的最大效能,更好地为课堂教学服务。三要注意多媒体教学的反馈。即教师必须控制多媒体教学过程的各种因素,及时准确地接受学生的反馈信息,适时调整教学内容、方法和进度,优化教学任务,提高教学质量。
4.完善教学考核方式,保障教学效果。
教学考核应涵盖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两个方面,二者都不可偏废。在对学生学习的考核方法上,应建立以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为基础,以综合运用能力为重点,以学习态度为参照的综合评价体系。具体可采取笔试、口试、作业、讨论、考勤等多种形式,其中笔试、口试主要考核学生对教学基本内容的掌握程度,讨论和作业主要考核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记录提问、发言、出勤等情况主要考核学生的学习态度。另外,根据区域经济学的学科性质,考核方式中应特别加入社会实践的环节,通过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查、承担校内外的科研、设计、调研、咨询和服务活动,培养学生利用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在对教师教学的考核方法上,则要着力改变目前简单地由学生给教师教学打分的做法,注意结合其他一些方式如教师互评、教研室集体听课、督导组听课等,广泛参考多方面主体的意见,增加考核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同时,在考核过程中,应注重营造公开、透明、民主的氛围,各方共同参与、民主协商,通过充分的交流与沟通,共同找出教学中存在问题以及未来改进措施。
参考文献
1.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1)
2.罗静曾菊新: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几个新特点刍议[EB/OL].
在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和实践中，反思既是一个基本的理论概念和范畴，也是一个有效的实用技艺和武器。它不仅使之与以前的社会学区别开来，而且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分析框架和理论特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思性是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出类拔萃的单一特征”。
在中国的古藉中，反思一词与反省、反躬的含义相近，系指自我省察，反身自省，反求诸已，如反躬自问。在《礼记 乐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这样的反思主要用于个人的修身养性。
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中，反思的概念使用很广。洛克曾经使用过反思概念，把对意识的内在活动的观察称作内省经验。在黑格尔那里，反思更占据了其哲学的特殊地位，反思就是自我意识，专指思想本身进行的反复思索，即思想的自我运动。到了近代，倡导反思性观念，提出“反思社会学”的学者也不是布迪厄一人，有现象学和阐释学的，有民族方法学或常人方法学的，还有其他“后现代”形式的。但在反思的主体、反思的对象、反思的目的、反思的作用、反思的方法等方面，都与布迪厄有着明显的差别。
从反思的主体来看，与仅仅把个人(“私人”或“主我”)作为反思主体的其他学者不同，布迪厄的“反思性回归自身”，既把个人作为反思的主体，又认为反思社会学是一项集体事业(第44页)，反思性概念所要求的“返回”超出了经验主体的范围，而要延申到科学的组织结构和认知结构，因而，“反思的主体最终必然是要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科学场域”(第48页)。
从反思的对象来看，与反思的主体相对应，“反思社会学的基本对象不是个别分析者，而是植根于分析工具和分析操作中的社会无意识和学术无意识”(第44页)。因为，每一个社会科学家不仅受到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即社会出身和社会标志)的影响，而且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所左右，同时，每个人都带有天生的唯智主义偏见，这种偏见一方面会使学者在构建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不自觉地将其与对象的关系投射到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又使其陷入“学究式的谬误”之中，对深深嵌入我们对世界的思考的事实中的、内化于概念、分析工具和经验研究的实际操作中的预设缺乏警醒，以至用理论的逻辑代替和否定实践的逻辑。因此，布迪厄的反思要求和引导社会科学家去认识那些“支配了他们的深入骨髓的特定的决定因素”(第54页)，对作为文化生产者的社会科学家进行分析，对社会学工作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特定形式进行反思。
从反思的目的来看，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不是要破坏社会学的认识论保障，而是要巩固它，不是要削弱它的客观性，而是要扩大社会科学知识的范围，增强它的可靠性。这充分表现在布迪厄的反思在社会科学进步中所起的作用上。
首先，反思能够增强科学的自主性。社会科学实践要使自己不受任何粗暴无礼的干预和潜移默化的左右，避免成为社会力量的玩偶，就要增强和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如果存在着一批共享的反思性手段，能被集体性地掌握和运用，这本身就是争取自主性的一种强大武器”(第198页)。当然，要保持自主性，不仅要有自主性的社会条件，而且要有自主性的科学资本(包括各种防御、建构、论辩的手段，以及得到认可的科学权威)。不过，社会学的特殊性质总是使其受到外来需求压力的支配，在社会场域内，总有很多人自以为拥有对社会世界与生俱来的知识，拥有天赋的科学；在科学场域内，总是存在着一些受异治性支配的兜售常识的人，所有这些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也起着劣币驱逐良币的作用。反思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人，但却可以减少他们的危害。
其次，反思能够推动科学的进步和知识的增长。社会学进步的重要障碍是，错误地认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类的所有实践，包括象科学、哲学、法学、艺术等实践，因而具有“元”科学的性质；社会学家这门职业，其无意识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门力图成为“元”科学的职业。布迪厄认为，社会学的“元”科学性质，“始终应当是针对它自身来说的”，它必须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对自己进行反思，确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对自己立场的了解。这样就能消除由于无反思所引发的各种偏见，努力探寻各种机制的知识，一方面推动科学的进步，另一方面进一步改善反思的条件。
再次，反思能够祛除幻象，使知识份子获得更大的自由。知识份子往往自以为有知识而自视高明，认为自己全无幻觉，尤其是对自己全无幻觉。其实，由于社会决定机制无所不在，由于符号性的支配和对社会世界的信念式理解，知识份子同样存在着偏见和幻觉，不仅有对社会世界的幻觉，而且有对自己的幻觉。与此密切相关，知识份子喜欢独立思考，喜欢从个性解放中寻求自由，却忘记了“知识份子自由”背后存在的一种政治学。布迪厄认为，对于个人来说，无意识与决定论是彼此契合的，同样，知识份子的集体无意识是其与支配性的社会政治力量间契合关系的特殊表现(第208页)。将反思社会学用于自身，可以产生更多的知识，发展自觉意识，扩大自由空间，从而把各种历史可能性都包容在理性所及的范围之内，有助于知识份子走出他们的幻觉；同时可以使知识份子确定和识别自由的真正所在，即明白在哪些场所自己切实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哪些场所并没有什么自由，从而减少在自由问题上的盲目性。
从以上概述和分析可以看出，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第一，它是反自恋症式的，既不是诉诸内心，谈论自身，自我欣尝、自我陶醉，也不是寻求知识份子的时代精神，它把自身作为研究对象，是要对社会学家和塑造社会学家的世界进行反思；它对社会学的反思，是要对人们面对的诱惑和自己陷入的诱惑进行剖析。第二，它不是“认识中心论”或“科学家群体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实践中心。在反思的引导下，社会学家不仅会关注任何“实践性”的事物，而且会重视理论实践的技艺和方法，学会把高度抽象的问题转化为实践上完全可行的科学操作。因此，布迪厄的反思理论不仅是一种有关理论实践的理论，而且将其纳入实践理论的核心，在发现理论逻辑的同时，也发现了实践的逻辑。
要进行反思，首先就要消除对反思的抵触情绪。布迪厄认为，对反思产生抵触的真正根源更多是社会性的，而非认识论的，因为，反思是对个(人)性神圣性的正面抨击，是对知识份子的自我观念(即把自己看作是不受社会因素限定的、“自由漂移的”、被赋予某种符号尊严的人物)的直接批判，是对知识份子所陷入的种种幻觉的无情揭示。其次要提倡理解和容忍。在学术的讨论和思想的交流中，人们关心的往往不是彼此理解，而是超过和压倒对方，反思社会学是一种领会和理解自身和他人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容忍以往不能容忍的事情。最近，在讨论学术反思时，也强调了这一文化自觉的思想，并将其概括为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跨文化的“席明纳”—文化价值再思考之二”，载《读书》1997年第10期)。再次要使反思性在培训、对话和批评性评价机制中制度化，真正培养和树立起反思性的科学惯习。
二
从布迪厄反思社会学的启迪中，我们需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这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与其他近代科学一样，经济学也是“西学”。但是，在中华古代文化中，也不乏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到了近代，西学东渐以后，中国的一些知识份子开始学习西学，会通中西，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农村经济学派，南开经济研究所等，就是其中有名的代表。到了本世纪50-70年代，随着政治的变迁，中国的经济学脱离和抛弃了西学的主流，而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的正统地位。随着对西方经济学的全盘否定和彻底抛弃，经济学的中国传统也逐渐丢失。改革开放以后，现代经济学又回到了中国。由于经济实践的巨大需求，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经济学家也成为时代的宠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同时出现在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身上，使得中国经济学陷入危机之中。然而，对此有清醒认识和足够自觉者不多，笔者也是糊里糊涂，渐有所悟。
从理论的反思来看，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多方面的。我们既需要对经济学以及立足于此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反思，也需要对现代经济学进行反思，还需要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解决经济学的本土化，建立中国的经济学，以便对中国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作出自己的解释，不对所有这些作出认真的反思，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经济学是一个博大的体系，从其把生产力(即人与物的关系)和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都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并注重于生产关系的分析来看，就体现着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和精神，而与注重于研究人与物关系的新古典经济学有别。但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劳动价值论，是一种典型的客观价值论，强调的是成本和供给，而对分配和需求在其中的作用有所忽视。其对主观价值论的批判不仅加剧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二元对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即否定了价值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的成就和失误都与此有关。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马克思关于哲学不只是解释世界，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经济学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锐利武器，就使哲学和经济学面临着巨大需求压力的支配，为其发展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其实，社会科学改造世界的作用都是间接的，正如布迪厄所说，“符号权力通过陈述某个被给予之物来构成它，通过影响世界的表象来影响世界”(第158页)。马克思经济学既然是科学而不是信仰，就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一是要学习，二是要反思，三是要质疑，四是要超越。
立足于马克思经济学之上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自成一体。虽然其理论逻辑在主要方面能够贯彻到底，但其假设前提却是与现实相背离的。传统经济学的最大失误在于它并没有继承马克思经济学的思想精华，而是发展了它的某些片面之处。然而，它终究影响了我们一代人的生活和思想，至今仍然是很多学者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官方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也有某些合理的成分。因此，简单地将其抛在一边是不行的，必须对其作出一番认真的批判和清理，才能进一步明确中国经济学的前进方向。
现代经济学是在西方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和演进的，我们对它不曾作过认真的、科学的反思，而是采取了全盘吸收和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和作法，不得不自食其果。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先于我们进入现代化进程，其经济理论也处于一种强势地位。这就使得人们易于采取一种急功近利的作法来对待。很多人并不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因而把握不了它的真髓精义，不是拾起了它的皮毛，就是拣到了它的糟粕，更无法用其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现代经济学派别林立，每一学派都有自己的特殊角度和独到的贡献，也有自己的片面性，就是目前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完全信息、完全竞争的假定与现实经济生活相去甚远，其片面性也更加明显。但是，各个学派之间争论、批评和交流，也促进了它的不断发展。因此，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要从尊重和理解出发，在了解它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博采各家之长，破除门户之见，作好创造性解读和批判性吸收工作。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济学传统和精神的反思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这就需要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一个全面而又深刻的把握和理解。目前经济学界的同仁，国学基础普遍很差，通古博今者了了，有的抱着民族虚无主义态度，也有的取民族优越主义作法，使得中国经济学的探索和发展脱离了自己的土壤。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需要的是科学的重新阐释，作好创造性地转化工作，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宝贵资源和前进的基础。
总之，要做好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反思，需要一代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的专家学者，需要对我们的教育来一番根本的改造。
经济学理论的反思本身就是经济学学术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与经济学实践的反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经济学理论上出现的种种问题，都可以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实践中找到它的根源。
对经济学家学术实践的反思，首先需要对中国经济学家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状况有一个恰当而清醒的认识。随着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中心，中国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似乎有了很大的提高，行动的自由度似乎很大，有的成为某个政府部门的顾问，有的成为某家公司的高参，今天这里请去开会，明天那里邀去座谈，经济学家的自我感觉也不错。其实非也，这只是经济学家的一种错觉。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与其他科学工作者的状况无实质差异。从历史上来看，学问特别是社会科学学问，主要是有闲阶级酒足饭饱之后用以消遣的事情，其繁荣发展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今天，如果仅靠工资生活，经济学家也许离贫困线并不太远，很多人在思考学问的同时，不得不为生计筹谋。很多人其所以不得不去从事那么多的社会应酬，也与此有关。如果不能过上一种体面安定的生活，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学问之事也许有些太奢侈了。另一方面，社会又对经济学家提出了巨大的需求(包括政治宣传、政策咨询、经营策划等)，似乎经济学家都可以提供现成的答案；经济学家意咨气使，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似乎思想可以自由骋驰，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人牵着鼻子走。这一切就造成了经济学家个人的无意识和学术的无意识。无论研究对象的构建，还是理论结论的提出，上述的一切都会渗入其中，发挥作用，因此，经济学家的真正自由是非常有限的，这也许还不是一个造就大学问家的时代。经济学家需要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条件作出认真的反思，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行动自由。
其次，要对经济学的科学场域进行反思。目前，中国社会科学的科学场域是一个比较混杂的场域，只要是在报刊上发表了某种讨论经济问题的文章的人，似乎都成了经济学家，而官方和业界的一些人士也纷纷谋求一个学者的头衔。因而，在经济学的科学场域内，同样也是假冒伪劣充斥。随着改革的推进，民间研究机构的出现，中国经济学界打破了原来的一统天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场域和子场域，开始形成一种竞争的态势。这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无疑是件好事。但是，由于学术批评和学术评价的制度和规则尚未完全建立，没有有效的评价、激励、筛选、淘汰机制，学者们的学术实践和行为不仅会有很多失范之处，而且也缺乏必要的制衡和自觉。各个子场域之间的竞争，学者们在学术场域内的相互争斗，不仅与在社会场域中的地位有关，而且也为其在学术场域中的地位所决定，因为很多事情都与经济学家的利害相关，使其难以自拔。再加上经济学帝国主义和中国经济学的显学地位，不仅影响到经济学家的内部交流和沟通，而且造成了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教育上的失误，很多经济学家知识领域狭小，专业训练和功力很差，很难出现会通中西、会通古今、会通文理的权威和大家。
【关键词】 经济学教育 高等教育 经济学教育改革 中国经济学 本土化
一、经济学教育概述
1、经济学的定义
经济学是现代的一个独立学科，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本文中所讲的“经济学”指的是经济学科，在国内，对于经济学这个词，社会各界和学术各派有很多解释和说法。比如说大学里的经济学院或经济学专业，指代的是一个比较狭窄的概念。实际上经济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包括金融、财政等等。
2、经济学与教育的联系
目前，经济学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学科领域。高等教育有三项基本职能：培养专门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初步形成了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多种层次、多种形式、学科门类基本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高级专门人才，在国家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济学的推广离不开教育，而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又离不开经济学知识的研究。虽然国内外经济学学科设置差异很大，但在中国开设经济学领域的课程已不是新鲜事。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钱颖一指出，国内经济学教育主要分三种情况：经济学科设在经济学院，管理学科设在管理学院，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同设在一个学院。而在以美英为主的西方主流国家，综合性大学一般都会设立经济系和管理学院，不会单独开设经济学院。
3、经济学教育要培养怎样的人才
林毅夫曾说，一个良好的经济学人才必须具备三方面能力：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创造能力。一是观察能力。这是指经济学家要有能力在现实中观察出重大问题，以及规律性与决定性的问题。这既包括现在正在发生的问题，也包括历史问题。人们是否能够发现和解释历史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其是否有能力解释现在的问题。二是分析能力。分析能力大体上分为两大类：理论的——其中包括数学类型和使用自然语言的分析能力；实证的——其中包括案例和数学统计分析。经济学大部分使用数学统计类型分析工具。三是创造能力。这里要强调一下创造力，因为只有具有创造能力，才能成为好的经济学家。创造力指有创造性的观察和分析能力。创造性的观察力是能提出疑问，找到现有经济学中不能解释的主要规律。创造性的分析力是要有能力处理现有的分析工具没能处理的问题。
二、中西方经济学教育概况
1、发达国家经济学教育的概况
经济学教育如何培养和训练观察、分析和创造三方面能力，不同西方国家的重点学校和教育制度的安排是不同的。
一端是传统的英国教育，它是精英教育的代表，其中又以牛津和剑桥为代表。英国传统制度是培养天才，他们认为天才是不可训练的，所以他们侧重创造一个宽松和充满闲情逸致的学术环境，让天才脱颖而出。它的优点是，因为特别强调环境，所以特别能识别天才。缺点是，学生的质量很不稳定，学生好坏之间的差别很大，天才在此制度下可以快速成长，非天才没有训练，水平会很差。
另一端是法国的教育方式，法国不是寻找天才而是培养天才。它强调训练可以产生大批有很强技术能力的人。但这种训练使得人们比较缺少观察能力和想象力，创造力会有所欠缺，而过分生硬的淘汰制会抹杀一些本应被发现的经济学人才。
当今经济学学术上占优势的制度是美国顶尖学校经济系及个别欧洲的经济系的教育制度，笔者称之为美国模式。美国模式介于两种极端之间，一方面侧重系统的训练，但也不单纯靠考试；同时也提供一系列的环境，刺激学生发展观察能力、创造力和批评能力。
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英国体制下和法国体制下产生的经济学家，都会有所欠缺。而美国的经济系对于经济学人才培养方面比较受推崇，它是英法体制的结合。
2、中国经济学教育概况
（1）中国的经济学教育渊源。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经济总量按汇率换算虽然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但是近10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是美国的3—4倍。如果用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在经济规模已经超过美国一半。这些年由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在世界上出现了一个中国热。抛开这些影响积极与否的问题，大家都想了解中国的经济现象。而这对中国经济学家来说，是一个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思考、创新、并作出贡献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然而中国的经济学家要把机遇变成现实需要克服许多困难和挑战。现代经济学是中国高校学生选修最多的学科，综合林毅夫教授的发言，笔者分析得出中国学生学经济学抱着两种目的：一部分学生为了经世济民，而另一部分学生仅仅是为了简单的理财愿望。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和转型中的国家，文化、社会制度、物资条件等都和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因此中国学生所学习到的经济学很可能因为条件的差异在实际应用时大打折扣，更何况经济学理论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
（2）中国高等教育中的经济学教育现状。现状一，在经济学学科的认识上存在误区。我国几乎所有大学直到现在仍然把现代经济学课程称之为“西方经济学”，硕士生、博士生的专业也一并称为“西方经济学”专业。尽管早已有学者指出这个问题，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王则柯教授曾撰文“西方经济学不是一个科学的学科概念”，但学界的回应并不理想。这表明我国的经济学界存在着“地盘竞争”代替学术竞争的弊端。
现状二，大学教师的激励方向偏差。教学其实是在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的一个良性互动。教育领域的专家大多同意这样的观点：教育必须采用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Charles C.Bonwell & James A.Eison.1991），而且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对经济学教育尤为重要。因为这可以帮助经济学学生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给学生机会，像经济学家那样用经济学原理去分析、解决现实社会中的问题。遗憾的是，人们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这种教学方法的潜力，很少把这种教学方法运用到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去。根据经济学原理，如果教师预期到新的教学方法能够给他带来更大的利益时，他将乐意学习并实施新的教学方法。因此，任何教学方法的改革必须考虑教师面临的激励。而在中国，高校教师的职称晋升更看重的是学术研究水平而非教学效果。在这样的制度下，教师专心做学问的激励就更强了。在当今的大学里，教授不教本科生的现象比较普遍，甚至有的教师根本就不上课，而是让其门下的硕士生、博士生代课。
现状三，我国的经济学教育资源稀缺。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严重稀缺状态，各高校为争取硕士或博士授予权、重点学科而展开的竞争，比企业之间的竞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高等教育体制的不完善更使各高校投入越来越多的非生产性资源，从而为寻租腐败提供了制度基础。举例来说，教育部规定高等院校的硕士授予权申报每4年进行一次，这对那些目前暂无硕士点的高校来说，4年的时间太久，因为能否取得硕士点关系到高校的进一步发展。很显然，政府规定4年的申报周期，人为地制造了稀缺。如果将周期缩短，比方说每两年1次或每年一次，这样一来高校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有序。道理在于，如果硕士资格评审有可量化的客观标准，那么申报周期与申报质量就毫无关系；如果资格评审缺乏可量化的客观标准，即使规定更长的申报周期，也不能由此说明通过资格评审的高校质量更高。可以认为，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亟需进一步的改革。
现状四，经济学授课内容与时间安排不合理。在经济学教材的选取上，我国相当数量的大学都是使用教育部推荐（实质上是指定）的经济学教材。但事实上，能够比较准确介绍现代经济学原理、同时又能够在体系方面本土化的教材并不多。在经济学课程的课时安排方面，不少大学的课时数仍然是72课时。要把微观、宏观两部分的内容在短短一个学期内授完，必然有一个权衡取舍的问题。撇开知识的系统性不讲，课程如此设置，教学效果自然也就打了折扣。
现状五，经济学教育服务的供给不足。我国经济学教育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的研究生招生数量逐年增加，其中报考经济类专业的考生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平均水平。1995—200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录取人数分别为4.3万、4.6万、5.1万、5.8万、6.5万和8.5万。同时，我国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的招生也同步增加。2001年初，钱颖一教授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作了题为“经济学科在美国”的报告，非常详细地介绍了美国经济学教育的现状，并比较了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学博士培养模式。中国的博士培养方式无疑属于欧洲那样的师徒模式，但又独具中国特色。目前，在研究生教育（硕士生、博士生）方面，我国还没有建立起检验、筛选、淘汰的有效机制，买卖文凭的现象非常普遍，研究生课程班遍地开花，真假难辨。这与国内某些人鼓吹“教育产业化”所带来的“教育”不无关系。
现状六，经济学的教学评估及效果不甚合理。大学生普遍认为，目前的课堂评估方法不能准确反映教学效果。尽管课堂评估改革的直接受益者是大学生自己，但他们并不十分热心这类改革，因为改革的收益在长期中才能体现出来。过去经济学教育主要采取有固定答案的考试方法，新的考试将增加测试学生运用经济理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项目。例如，提供报刊上的某些案例，要求学生利用经济学原理解释其经济学意义和评估政策的实施效果。许多经济学教育者宣称学习经济学可以使学习者成为一个善于决策的消费者、生产者、投资者、选举者，但很少有人能够证实他们所说的能够成为事实。虽然其他学科也普遍存在这种情况，但在经济学科方面，证实这类问题显得尤为困难。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曾说，经济学是用来解决普通的商业生活所面临的问题的。然而，在大学里学习的知识是否真的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不少人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大学所学的经济学课程过于理论化，很少能够联系实际。
现状七，经济学教育中使用高科技并没有达到预想效果。许多经济学教育者在教学中使用高科技技术。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了更多的电脑技术，但学生并没有因此学到更多的知识。对课堂教学中使用电子技术所进行的成本—收益的评估明显落后于技术革新的步伐，虽然经济类课程的教学使用了大量的新技术，但并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这种改革提高了教学效果（Michael K.Salemi et al，2001）。这种情况在中国高等院校的经济学授课现实中非常普遍。
三、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发展策略
1、发达国家经济学教育带来的启示
中国经济学教育跟国际接轨才刚刚起步，路程还很遥远。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要培养国际性的经济学家，这显然是一个长期的目标。欧洲经济学界培养的经济学博士最近十年越来越多的在国际经济学舞台大放异彩就说明了通过教育有计划地培养经济学人才是个可行的长远目标。在短期内，中国经济学显然是应用型的，而且应用也主要取决于中国经济改革出现的现实问题。
耶鲁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方汉明认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可以从发达国家借鉴的是：将经济学博士和应用性的公共政策博士区别开来；经济学博士生课程在条件成熟时可与国际接轨；将市场机制引入经济学博士就业市场，减少甚至取消留本校任职；将学院研究和政策研究分开；注意大学教授下海产生的利益冲突；教员考核制度更加注重开创性研究成果。
中国经济学教育跟国际接轨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有很多国际性学术期刊。中国应该花大力气收集更多的跟中国经济问题有关的数据，并将其英文化。中国经济学教育跟国际接轨的突破口在于以国际认可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这对于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总之，如同现代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经济学虽然也是舶来品，但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并无国界亦无民族之分。虽然我们还暂时无法确定在经济学教学中采用新技术是否降低了教学成本，提高了学习效率，但应用新方法的持续影响将使我们确信，那些“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的经济学学生将能从经济学教学方法的改进中获得足够大的长期收益。尤其在我国加入WTO，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之时，我国经济学教育方法的创新就显得更加迫切。这也是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经济学教育改革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2、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本土化策略
（1）本土化的典范——“中国经济学”的教育理念。这种所谓的本土化并不是简单的翻译外文著作、引用外国学者观点，而是彻底的本土化，将经济学的精髓引入我国的具体的文化、历史、经济背景下，并使其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最终消化吸收为我所用。在经济学教育上，上海财经大学的赵晓磊博士认为，如果将“中国经济学”看作是具有中国思维形态和文化传统的一种学术体裁，这似乎更容易理解。这一学术体裁注重综合，注重人文意蕴，注重规范性质。如能有效借鉴西方学术体裁的注重分析、注重科学主义、注重实证性质的特点，那将是一场伟大的经济学革命。
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一些经济学者从新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关经济理论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如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中国经济学寻根、经济学的中国学派、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等等。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经济学界提出了“中国经济学”这一命题。
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在综合了古典经济学、现代经济学、经济学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有独立文化价值和“经世致用”价值的经济学体系。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学”是立足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实际，将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过渡经济学的有益成分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框架。对于以上观点，有论者提出修正意见，指出不能将几种基本范式不同的理论体系混在一起形成一种“大杂烩”式的理论体系，而必须以基本范式最为科学、最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学作为基础和主体，对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进行兼收并蓄。也有学者从过渡经济学的视角来阐释“中国经济学”，主张应当视“中国经济学”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学者从中国经济的现实基点出发，在现代经济学的共同语境下，用于解释中国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一种认识工具。
进入21世纪，围绕“中国经济学”的讨论一直在持续，基本上可以归纳成三种观点。一是认为中国经济学首先来源于经济学，必须坚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运用这些基本理论和方法解决新问题，提出新结论，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果；二是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得益于西方经济学的影响，要在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相联系的基础上构建“现代经济学”；三是认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要以经济学为基础，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但两者都要与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中国经济学必须植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实践，并能解释中国的经济现实。在这些讨论中还交错着经济学中国化的思想和观点。
（2）构建“中国经济学”教育模式的原则。首先，要想在中国教育体制下构建良好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学教育模式，就要构建一种独立形态的经济学，必须要有独立的理论范式和理论框架。学者赵晓雷（2009）指出，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它具有很强的实验性，经济学直接产生于现实经济生活，其假设条件、概念范畴要能够经受现实经济生活的检验。而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经济行为又具有较强的可通约性，因而经济学有一定的普适性，要发展出一种新的范式和框架并非易事。但这并不是说创建“中国经济学”全然不可为。如果经过艰苦的探索，最终真能形成这样一种理论体系，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点上提出若干具有公理性质的人性基本假设和人类行为基本假设，在这些假设前提下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和人们的经济行为展开实证分析，发展出一整套相应的概念、范畴以及由此构筑的理论框架。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可以说明公有制经济中人们的利益关系以及为追求利益而生成的行为机制，并进而说明这种行为机制与资源配置及收入分配的关系。那么，这将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其次，“中国经济学”还有思维形态和文化传统方面的涵义。在关于“中国经济学”命题的讨论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对经济学历史研究的重视，以及对中国经济思想的文化特质及人文意蕴的回溯。学术史研究的张扬也说明中国的学术研究在学术规范、学科分类、知识体系、学术语言、分析方法等学术本质和学术表现形式方面正在逐渐与世界学术接轨，表达了进一步加强中外学术交流及世界学术一体化的时代要求。如果“中国经济学”被认为是具有中国思维形态和文化传统的一种学术体裁，我认为这似乎更容易理解。这一学术体裁注重综合，注重人文意蕴，注重规范性质。
再次，要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建立规范的、高效的、并且自由的经济学学术框架，在学生中打扎实基础并给予充分的自由思考经济问题。对此，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就成为了国内经济学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3）如何构建“中国经济学”教育模式。随着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和海外博士的大量回国，人们对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国际化意义的认识越来越趋于一致，但随着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国际化进程的不断发展，食洋不化、生搬硬套等问题大量出现。国际化并非经济学教育现代化的全部内容，要实现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还必须强调本土化，要使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其中国际化是基础和前提，而本土化是目的和归宿，两者之间应该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关系。
强调本土化是由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形成的社会环境与我国的现实有着很大的差距，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而且还可能进入误区，而本土化就是要从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实际出发来破解中国的现实问题。本土化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在经济学教学中，教师必须要真正深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现实，从现象的背后归纳、抽象出能够解释中国的理论。只有把这些东西教给学生，才能培养出学生独立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推进本土化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我国经济学国际化最重要的目标便是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经济学方法，来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经济学，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为经济学教育提供丰富的素材，为世界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贡献。因此，在努力实现经济学研究国际化的进程中，不能忽视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独特性，只有这样，才不会在国际化进程中迷失方向，才能在世界经济学领域彰显中国经济学的魅力。
其次，经济学教育的本土化。在教学过程中，作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案例和习题，要尽可能地挖掘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素材，尽可能地为学生提供采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机会，只有采取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才能大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加学生的成就感，并激发其学习兴趣，提高其经济学分析和研究能力，最终将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最后，中国国情和人文素养的通识教育。国情教育既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重要的内容，也是专业教育最基础的部分，是基础的基础。要实现培养学生“像经济学家一样思维”的教学目标，就必须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经济直觉。而要具有良好的经济直觉除了必须掌握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之外，还必须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必须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有深刻的了解。经济现象总是发生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由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不同，在西方重要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在中国不见得重要，如果国情教育和人文素养不足，就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
四、综述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扬壮大，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触经济学、选择经济学专业、学习经济学领域的知识，并形成了虽不完善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风气。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处事哲学在中国迅速转播，并已在积极的轨道上运行。中国的高等教育和高校在这个阶段中无疑扮演着主要的推动者角色。教育的发展表明，任何教学方法都必须适用所授学科的专业特点。对经济学教育而言，由于受教育者既是经济学的教学对象，同时又是经济的直接参与者。因此，相对于其他学科的教学而言，经济学的教学更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它考察逻辑性、崇尚推理能力、视模型与假设为基础、偏重实践、对综合分析能力有着强烈的要求。中国经济学教育要走国际化道路，实行国际化办学，可以让有条件的高校另辟蹊径，争取和利用国际学术资源，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服务。国际化并非经济学教育现代化的全部内容，要实现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还必须强调本土化，要使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其中国际化是基础和前提，而本土化是目的和归宿，两者之间应该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关系。只有这样，我国的经济学教育才能良性发展壮大，为祖国培养优秀的经济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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