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0 15:00:5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微观经济学所考察的问题，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上世纪90 年代，美国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对美国经济学教育进行了一次全面调研(Siegfried et. al. ，1991)。[1]该调研指出美国经济学项目的改变仅在于对学生数学和技术层面训练的加深，而这些训练却未必能培养学生用经济学方法发现和解释问题的能力。调研认为当时的经济学教育并未达到培养学生获得理性探寻真知的思想习惯的目标。Neilson(2010) 遗憾地指出，[2]尽管距调研已有20 年之久，Siegfried et. al. (1991)所指出的问题并未在美国经济学教育界得到根本的改变。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对经济学和经济学教育的反思之声日盛，较为有特色的是2009 年10 月成立的新经济思维机构。该机构将经济学教育改革列为重点项目之一，并资助了2013 年的经济学公开课程计划。该项目汇集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国家的经济学者，共同探讨与改革本科生经济学教育，以期使经济学教育贴近现实，且兼具包容性与复杂性。
反观我国的经济学教育，虽然通过学习西方经济学教育模式，我国经济学教育创新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却少有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教育进行深入反思或关注西方自身的反思与批判( 张世春，2004[3];李俊慧，2012[4])。近几年，我国学者对于经济学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介绍西方经济学教育或对比中外经济学教育(王红(2005)，[5]王淑梅、赵鑫和纪流河(2010)，[6]丁刚和罗暖(2010)，[7]齐晓辉(2011)，[8]张文龙和余锦龙(2011)，[9]高越(2012)，[10]刘汉宾(2013)[11]等);二是基于我国经济学教育现状探讨我国经济学教育本土化或改革( 李冬艳(2011)，[12]程远(2012)，[13]马先标(2012)，[14]姬超和颜玮(2013)[15]等)。其中，较多文章仅为对国外经济学教育正面的概括性介绍，缺乏微观层面的调研或数据支撑，并且，对于经济学本土化的探讨主要涉及使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对我国现状进行分析，而非对其理论适用性的探讨。简言之，相对于学习西方教育的思潮，我国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教育的反思与批判之声式微。
由是可见，我国经济学教育界尚缺乏对经济学教育现状的有效评估，以及对国外经济学教育者的反思与批判的有益思索。鉴于评估与思索应建立在对经济学教育现状的了解之上，我们对我国本科经济学专业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进行了调研，以弥补国内此类文献的缺失。具体而言，课程结构包括专业学分安排和课程设置两方面，课程内容主要涉及三类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定性课程。之所以未涉及数学和计量类课程内容的调研，是因为其内容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在调研中，我们力求避免价值判断，以期客观地反映我国经济学专业的教育现状。
因我国高校众多，本调研选择了985 或/和211 大学中的十二所大学，包括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调研专业仅限于经济学专业，其他授予经济学学位的专业不在调研范围之内。从统计意义上看，虽然所选大学相对于全国整体的经济学本科教育样本较少，但通过这些大学可以了解我国经济学教育一般现状，做为评估我国经济学教育的有益起点。调研资料皆来源于各高校近三年的专业培养方案以及相关课程的教学大纲。[20]-[31]
在这十二所高校中，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皆按经济学大类进行招生，学生可在第二学年或第三学年选择经济学作为专业方向。如南京大学的学生可在第一学年末从经济学、金融学、金融工程、保险学和国际贸易五个专业中填报专业志愿。清华大学仅设置了经济与金融专业，并无单独的经济学专业，因此，我们将选择其专业中的经济学部分作为代表进行调研。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和厦门大学皆设置两个经济学项目，武汉大学设置了经济学专业和经济学基地班;复旦大学设立了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方向专业;厦门大学设置了经济学专业和经济学本科国际班。我们对这三所高校所开设的两个项目都进行了考察，因此本调研共涉及15 个经济学项目。
二、课程结构
(一)学分安排
各高校都对学生获得经济学学位设定了最低学分要求。为了便于学分对比，我们将各高校所设置的课程分为通识类/公共基础类课程、学科大类/专业基础类课程、专业方向性/核心课程、专业与跨专业选修课程和实践类教学五类。表1 列出了各高校对不同类别课程的学分要求。大部分学校将数学类课程列为学科或专业基础课程，有些高校将其设置为通识类/公共基础类课程。在表1 中，我们用括号注明其通识类/公共基础类课程中所包含的数学学分。
十二所高校要求的学位学分均值为155. 5 学分(标准差为14. 2)。对获得学位总学分要求最高的是吉林大学;最低的是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和厦门大学(国际班)。除去实践类教学的学分，课堂教学学分的均值为142. 7 学分(标准差为10. 2)。对课堂教学学分要求最高的是中国政法大学;最低的是厦门大学(经济学国际班)。
各高校对专业必修课程(包括数学课程)和选修课程(包括跨专业选修课程)的学分安排存在较大差异。对专业必修课程学分要求最高的是浙江大学;最低的是武汉大学。对专业选修课程学分要求最高的是武汉大学;最低的是厦门大学(经济学)。必修与选修课程学分要求的差异可反映出不同高校的学生安排自身课程结构的自由程度选修课学分越高，学生自由安排课表的程度就越高。
(二)课程设置
我们主要关注于除通识类/公共基础类课程之外的专业课程设置。总体而言，各高校都较重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课程安排，且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如:
第一学年:经济学原理(微观、宏观)，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政治经济学;第二学年和第三学年:中级微观，中级宏观，统计学，计量经济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其它专业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第三学年和第四学年:少量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大部分高校在第一学年或第二学年，也将会计学或/和管理学设置为专业必修课程。
不同高校对宏微观课程的设置和时间安排会略有不同。如厦门大学将经济学原理安排为一个学期的课程，其他高校(若开设该课)皆为两个学期的课程。东南大学和复旦大学只开设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门课程，并未单独开设原理课程。东南大学将两门课程都安排在第二学年，而复旦大学分别安排在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和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只有浙江大学开设了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
一些高校将线性代数安排在第二学年开设，且各高校对数学程度的要求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吉林大学和武汉大学(经济学)要求C 类数学，其他高校(包括武汉大学基地班) 要求A 类或B 类数学课程;(2)厦门大学(国际班)、复旦大学(数理经济学方向) 和中山大学都开设了数学分析课程;(3) 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和浙江大学八所大学开设了数理经济学课程，其中厦门大学和浙江大学将该课程设置为必修课;(4) 有些高校还开设了其它数学类选修课程，如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数理经济学方向)开设了随机过程、动态优化等课程;南京大学(学术型)开设了应用随机过程、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课程;清华大学开设了实分析课程;武汉大学开设了数据统计分析方法和数据统计实践课程。独树一帜的是厦门大学(国际班)，开设了大学物理C 课程，并被列为专业必修课。
除上述课程外，各高校所开设的专业必修与选修课程多有重叠，主要差异体现在课程标签为必修或选修。在专业必修课方面，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开设了12 门;东南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10 门;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经济学)开设了8 门;清华大学和厦门大学(国际班) 开设的最少，为4 门。大部分高校在第四学年仅开设1 门至3 门的专业选修课程。
在双语教学方面，所有高校都不同程度设置了双语课程。此类课程开设最多的是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国际班)。中山大学的所有专业基础课和部分专业必修课程均采取中英文分班授课;厦门大学(国际班)在介绍中称采用全英文教学经济学本科。
三、课程内容
(一)微观经济学
各高校皆指出微观经济学应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复旦大学在课程介绍中写道:学生通过学习不仅应把握微观经济理论的框架体系，弄清微观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 . . ，还应学会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总体而言，各高校所讲授的内容较为一致，并且，在课程内容安排上，中级微观经济学课程是经济学原理课程的延展、深入以及数学程度的加深。如南京大学微观经济学原理课程内容包括消费者行为、需求、厂商与生产理论、成本、完全竞争市场产量和价格的决定、完全垄断市场产量和价格的决定、寡头市场产量和价格的决定、生产要素价格决定;工资、地租、利息、利润和外部效应与公共产品中级微观经济学课程包括最优化的数学表达;经典的需求和生产理论;不确定下选择;一般均衡与福利分析;不完全竞争模型与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外部性与公共用品。
就教材而言，各高校普遍使用的和参考教材包括六本:曼昆的《经济学基础》;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平狄克的《微观经济学》;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哈尔R范里安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和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其中，曼昆的《经济学基础》通常作为经济学原理课程教材。各高校教材的使用也有所交叉，如南京大学将平狄克的《微观经济学》作为微观经济学原理的参考教材，而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经济学)将其分别作为中级微观经济学的参考教材和使用教材。
此外，有些高校也会使用其课程负责人或主讲教师所编写的教材，如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微观经济学原理课程分别采用刘东、梁东黎和史先诚编写的《微观经济学教程》和李建琴、史晋川编写的《微观经济学教程》。
只有浙江大学在第三学年开设了高级微观经济学课程。所有高校皆在第二、三和四学年开设有关微观经济学某一领域及其应用的必修或选修课程。比较普遍的课程包括博弈论、产业组织理论、信息经济学、劳动力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此外，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法经济学课程。北京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开设了有关行为和实验经济学课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吉林大学开设了卫生经济学。比较特别的课程是山东大学的品牌经济学，吉林大学的创业经济学、创新经济学和非赢利性组织机构经济学，以及复旦大学的能源与气候变化经济学。
(二)宏观经济学
各高校对宏观经济学原理的课程教学安排较为一致。中国政法大学和浙江大学在宏观经济学原理课程中加入了经济学流派的介绍。相对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思想更具有多元性。如清华大学在中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介绍中写道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中最具有争议，最为紊乱，但也是最具有兴奋点的学科。. . . . . 在不同答案的背后，则是不同框架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因此，中级宏观经济学一方面与微观经济学课程相同，是原理课程的延展、深入以及数学程度的加深，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不同高校对不同宏观经济思潮的侧重。总体而言，大部分高校都偏重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但比重安排略有不同，而浙江大学则主要侧重于新古典经济学思想和数理模型的训练。
此外，宏观经济学更注重政策分析。吉林大学和复旦大学都指出经济学教育应立足于我国国情，不应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如复旦大学写道:尽管宏观经济学已具有很多自然科学的特征，但它归根结底是一门社会科学。各国的经济运行千差万别，. . . ，因而简单地照搬西方教科书是远远不够的。南京大学也强调了在课程中应加强对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理解，能够使学生建立初步顶天立地的研究思维，并在课程中加入了中国转型经济专题以及结合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的案例分析。山东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山大学也开设了有关当代中国经济的课程或研讨课。
就教材而言，各高校普遍使用的和参考教材包括七本:曼昆的《经济学基础》;曼昆的《宏观经济学》;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多恩布什的《宏观经济学》;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布兰查德的《宏观经济学》;和高鸿业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其中，曼昆的《经济学基础》通常作为宏观经济学原理课程的教材。
相异于微观经济学，更多的高校采用课程负责人或主讲教师所编写的教材，如，复旦大学使用袁志刚、欧阳明编写的《宏观经济学》;浙江大学分别使用叶航编写的《宏观经济学教程》和何樟勇、宋铮编写的《中级宏观经济学》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原理和中级宏观经济学的教材;南京大学采用了梁东黎编写的《宏观经济学》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原理的教材。
与微观经济学教学安排相同，除了浙江大学在第三学年开设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外，其他高校在第二、第三和第四学年皆开设有关宏观经济学某一领域及其应用的必修或选修课程。较为普遍的课程包括发展经济学，财政学，国际经济学，世界经济学，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学，区域经济学等课程。一些高校也开设了研讨类课程，如厦门大学(经济学)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专题和中国政法大学的中国现行经济政策与理论探讨课。
(三)史学类及其它定性类课程
首先，各高校对史学类课程(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以及名著导读类课程) 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对史学类必修课程要求最高的是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和厦门大学(经济学)，皆开设了四门必修课程。东南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未开设史学类必修课程。另外，大部分高校都开设了二门至三门的选修课程。中山大学开设的史学类课程最少，只有一门经济史的限选课程。
从内容上看，除了《资本论》导读明确指明所授内容外，各高校对于其他课程的内容安排存在较大差异，其原因在于课程内容和教材的选择主要取决于主讲教师。以中国经济史为例，中国政法大学所讲授内容的时间跨度为自秦汉到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则将课程的重点放于近代。
在史学类课程中，复旦大学的外国经济思想史和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较具特色。复旦大学的课程主要从经济学范式转换的角度对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发展进行阐述和解读，并且在课程中加入了我国古典思想对重农学派和斯密经济思想影响的探讨，将无为和道法自然的思想与西方自由放任的思想相联。北京大学的课程主要探讨夏商周以来中国人对于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的欲望无限性的永恒矛盾及其解决方法，包括先秦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商鞅、韩非子以及商家学派等经济思想，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元明清经济思想。
在其它定性类课程方面，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经济学) 和中山大学皆开设了经济法课程，其中厦门大学(经济学)将该课程设定为必修课程。武汉大学(经济学)开设了社会学、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的选修课程。吉林大学、武汉大学(经济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经济学方法论的选修课程。所有高校皆未开设经济哲学课程。
从武汉大学和厦门大学对不同项目的课程安排可以看出，定量课程要求的提高会伴随着定性类课程的缩减与淡化。该趋势在西方经济学教育中也有所体现。
四、结论
本文调研了我国十二所高校15 个经济学项目的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的基本情况，通过对比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首先，各学校对学生获得学位的最低学分要求存在差异。获得本科学位总学分要求的均值为155. 5，课堂教学学分(除去实践类教学)要求的均值为142. 7。对课堂教学学分要求最高的是中国政法大学，为157学分;最低的是厦门大学(国际班)，为125 学分。总体而言，各高校对经济学专业基础课程的设置具有一定的同质性。
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1929年1月出生于南京，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1985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93年，退休后的茅于轼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现任该所所长。
我研究经济学30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最使我惊奇的是，我越来越感到市场的有效性。随着对经济变化认识的深化，我在这方面的感悟也越来越深刻。甚至可以说，整个经济学就是反复论证市场的有效性，或者从反面来说，它否定了许多自认为聪明的对经济活动的人为干涉，特别是计划经济的设想。
如何捍卫市场经济?就是要不断地说明市场的有效性，用经济活动的逻辑去证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举一个最近热议中的例子。房价过高，大家买不起，怎么办?没有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会说，依靠经济适用房或限价房能解决普通人买房的问题。但是当前最受欢迎的，却正是这些市场之外的手段。普通人的想法是，由于市场行为才把房价抬得这么高，如果继续靠市场，而不靠政府的力量纠正一下，大家怎能买得起房?比较这两种看法，就可以知道经济学的用处在哪里。
什么是市场?我认为就是人的自由活动(在经济方面)。人是理性的。不会做愚蠢的事，这是市场有效的根本原因。市场的特征是交换。交换提升了物的用场，也增加了人们发挥才能的机会，使得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也就是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交换生财的原因也在于此。交换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所以生财也是两个人之间的事。两个人所同意的交换，必定对两个人都有利，因此必有财富的产生，
交换不是零和游戏，它有净的产出。这和传统经济学所说的“等价交换”正好相反。如果交换是等价的，为什么大家要忙着去交换?交换为什么有动力?物的价值取决于谁拥有它，以及时间，地点等条件。以香蕉为例，它在广州消费和在北京消费，其价值是不同的。在广州经常能吃到香蕉，在北京就相对较少一些。
反对市场自由交换的人认为，自由套造成冲突，纪律才能成就最优。不错，在战争中纪律无疑是必要的，但在经济活动中并非如此。经济活动的目的不是战胜敌人，而是寻找最优的组合。和谁交换需要寻找，这就是拍卖和招标。有钱投什么项目。需要考察选择，也需要自由。干什么行业，哪些行业有发展前途，取决于很具体的时间、地点等条件。没有自由，统统按照一些死规定，肯定缺乏效率。
的确，太自由了会引起利益冲突。所以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是“利己不可损人”。市场经济是一个双赢经济，也因此它具有非凡的财富创造力。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不妨碍别人的自由，使人人都生活在没有人干涉其自由的环境中，从而人人都得到最大的自由。但是这只有在消灭了特权的社会中才能真正做得到。我国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也正在于此。
反对市场经济的另一个理由是，市场具有盲目性。这个判断不错，市场确实有其盲目性。因为市场由许多独立的个人做经济决策，他们只能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有限信息来决策。由于信息不全面或不对称，决策有可能是错的。但是市场有自我纠错的功能，它能随时随地发现错误，并纠正错误。
不受阻碍的自由交换还有一个非凡的重要意义，那就是只有在自由交换的条件下，钱才能够度量商品的价值，，不受阻碍意味着钱可以流通无阻，钱可以和商品自由交换。只有在这时候，商品的价格才能够度量其稀缺性或价值。
关键词：经管类课程;案例教学;优化方法
一、经管类课程案例教学研究现状
案例教学是一种以教学案例为基础，以学生在课堂内外对真实事件和情境的分析、思辨为重点，以提升学生应用理论创新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最早由哈佛法学院于1870年率先使用，接着哈佛医学院也开始引进使用案例教学。在哈佛法学院和医学院两大学院案例教学成功实践的鼓舞之下，哈佛商学院于1921年正式采用案例法教学，经过其完善推广，最终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为现代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学科，经管类学科的社会性的知识难以被结构化地表达出来，只能通过建构无限接近社会与企业真实管理情境的教学形式，引导学生进行知识与能力的自我建构，故案例教学在经管类课程中教学效果较好且应用极为广泛。因此，很多学者对经管类课程案例教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研究和探索。研究了电大经济类课程案例编写、教学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他们认为根据学生类型的不同，案例教学应秉承因材施教的原则。分析了管理学科案例教学的准备与组织工作，认为需要在教学案例的选择、原创案例的开发、考核机制的优化、课堂教学的组织等方面下功夫。就案例教学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探讨了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莫志宏和刘业进（2010）探讨了在经济学案例教学中运用类比推理的微妙之处，并指出教学过程中要警惕知识被异化成一种驯服和压制创造性思维的工具。王淑娟和马晓蕾（2014）通过剖析案例教学的全过程，建立学生知识与能力自我构建的模型，深入挖掘经管类研究生知识与能力建构的机理。对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毅伟商学院的案例教学进行分析后认为，我国的案例教学与国外的成熟经验相比还有差距，纠正和改善关键行为，有助于提高我国案例教学的实效。要形成中国经验尚需专业组织、大学、学者三方共同努力，高度互动，在案例研发、案例教学和案例研究方面做出贡献。以上文献虽然从各个具体学科的视角对经管类课程中的案例教学进行了分析，但是这些研究较少从较为宏观的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换言之，他们较少考虑经管类课程存在的共性。经管类课程有两个共同特征。一方面，它们都是“舶来品”，里如管理学、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财务管理等课程，其理论和知识体系基本上都是照搬国外的教材；另一方面，经管类课程具有较强的社会活动性，这些课程是对无数具体的实际经济管理活动规律的总结、提炼和抽象，因此它们始终和个人、企业和政府等市场经济主题的社会活动紧密相连。因此，在经管类课程共性的视角，对案例教学进行重新省视，可以得到一些更加具有一般性规律的观点，深化对经管类课程案例教学的认识。
二、经管类案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案例教学法特点主要体现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和配合，使学科理论与生活实际、实践更好地结合，使学生能在积极思考的前提下去探寻知识的道路。然而，在经管类课程实际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对这种教学方法的应用并不合适，导致教学效果不佳，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如下：1.对案例教学的认识存在误区。1.1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说明。这种理解把案例当作“例子”,认为案例教学就是教师举例说明某一个原理。事实上,案例教学时在教师的精心策划和引导下,把学生带入一个特定的场景,深入角色,分析案例。在分析过程中，深入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和理解,同时学生的实践能力可以得到加强。1.2案例教学占用课堂时间太长，效率不高。这种观点认为传统教学可以直接由教师引入教学的主题,而案例教学往往需要在课堂上花费很长的时间进行分析和讨论,最终可能得不到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案，因此案例教学是低效的。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学生在案例教学之前对相关资料的大量查阅，在此过程中，学生学习了很多相关的知识，事实上比课堂教学效率更高。1.3案例教学的主观性太强。这种观点认为与考试相比,案例教学由于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不能确定和评价出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因而案例教学的主观性太强。事实上，很多经管类课程的实践性很强，在很多问题上并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案例教学通过开放式的课堂讨论,更能展现出学生智力技能的发展和应用知识的能力,更能考察出学生运用课本上的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2.应试教育制度对案例教学的展开有不利影响。由于我国经管类课程教学长期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因此很多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习惯采用相对稳定不变的、具有统一标准的教材；教师进行“满堂灌”甚至“填鸦式”的课堂讲授,而学生采取全盘接受甚至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课程结束时以考试成绩作为衡量学生学习效果的惟一考核方法。在这种以应试教育为目的的教学模式中,案例教学难以得到较好地展开，很多时候也只是把它作为传统教学模式的补充和点缀而已。在目前大多数高校的经济学教学中，案例教学并没有真正凸显出应有的地位，通常处于一种仅仅对传统的理论教学方式进行补充的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3.教师经验不足导致案例教学效果不理想。案例教学不仅对教师理论知识水准的要求较高，同时还需要教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以及及时应付特殊情况的能力。研究生扩招后，大量的年轻博士进入了我国的高等教育系统，这些年轻教师虽然有较强的理论功底，但是缺乏社会实践经验。在进行案例教学时，社会实践经验的不足导致教师对案例缺乏较为深刻的理解，其结果是案例内容空洞乏味，难以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4.案例教学缺乏针对性。虽然案例教学应用较多，但很多教师在讲授同一个知识点的时候，运用的都是同样的案例，缺乏针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学生类型缺乏针对性。不同类型的学生具有不同的教育背景和社会实践经历，因此不同学生对教学效果的诉求也不同。例如，科学硕士可能希望通过案例教学强化对知识点的理解，而专业硕士更希望通过案例教学提高实践能力。另一方面，对课程性质缺乏针对性。例如，在《微观经济学》课程中，初级课程强调对知识点的理解和应用，而高级课程强调理论和研究，此时，同样的知识点使用同样的案例教学就不合适了。
三、经管类课程中案例教学的优化建议
在工商管理领域，案例教学法也许是最有效的教学方法；在经济学理论教学中，案例教学法也是很有用的，它有助于改变目前理论教学中重名词概念，轻生活事实的现象，有助于解决所谓“黑板经济学”和高分低能的问题。因此，只要对案例教学有正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运用，就能获得很好的教学效果。针对现有经管类案例教学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提出以下优化建议：1.案例的选取应具有合理性。案例研究方法的著名学者认为，就教学目的而言的案例研究不需要完整或准确地反映实际事件，其目的是为学生的讨论与争论建立一个框架，衡量编写一个教学性案例的标准不同于研究性案例。例如著名的“囚徒困境”就是学者们为了让学生更好的理解博弈论而杜撰出的一个案例。因此，选择合理的案例，使其与所讲授的知识点相契合，是成功的案例教学所需的首要条件。2.案例教学应因材施教。案例教学应针对不同学生进行因材施教。由于不同学生具有不同的职业背景或者教育背景，因此相关案例教学应有所区别。例如，大学新生可能更加注重案例的新颖性和趣味性，以便于理解，而MBA学生可能更加注重案例的实践性和科学性，以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外，受到传统思维或者认知惯性的影响，部分无职业背景或者缺乏职业背景学生希望得到相对可靠答案，这类需求应该得到重视。在案例教学中可以针对案例拟定相对合理的政策建议方案，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学生基于传统习惯而产生的对“标准答案”的诉求。3.案例应注重本土化。由于绝大多数经管类课程都是“舶来品”，因此很多耳熟能详的案例都是西方经济生活中的例子。由于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的不同，很多案例可能并不符合我们的实际生活，导致学生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因此我们应该注重案例教学的“本土化”。“本地化”案例是指在学生生活与学习所在地的那部分企业案例，是一种更有区域性的“本土化”案例。由于便利的地缘和人缘关系，学生、教师均比较熟悉本地企业，也容易获得本地企业最新和最具体的案例资料，甚至能够得到本地企业的支持。这就极大地增强了案例教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激发了学生对案例学习的兴趣，也提高了参与程度，从而提高案例教学的效果。4.案例教学要具有针对性。针对不同课程的不同特点，案例教学应具有相应的针对性。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上，例如市场营销和会计学，相关案例就必须注重应用型和实践性，以提高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实际操作能力；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上，例如，例如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相关案例就必须主要趣味性和理论性，以引起学生的兴趣，有助于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5.注重案例教学的创新。随着科技不断进步和社会不断发展，各种新的技术不断涌现，各种新的社会现象不断出现，这就要求我们的案例教学应该与时俱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近年来出现的较为新颖的案例教学方式有以下几种：5.1基于云平台的网络案例教学模式。提出要更好地利用网络平台提高案例教学质量，应联合高校、企业、行业协会等组织，通过搭建产学研联盟的基于web2.0的云服务共享平台，成立案例教学联合推进组织，以“统一规范、分工协作、校企共建、资源共享”为指导思想，构建教学案例开放、共赢、协同的创新生态圈。5.2互动式案例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是在课堂设计基础上的全过程互动，不是局限于单一课堂教学环节，而是贯穿于课前、课堂和课后三个教学环节。重点突出了全过程的互动和教学环节的衔接和配合，把案例教学与学生课前预习，教师课堂精讲与课堂讨论，案例解析、点评与成绩考核等教学环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由此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5.3即时型案例教学模式。该案例教学模式就是将即时性案例发生地的负责人以特邀嘉宾身份请进课堂，并参与课堂教学的一种教学模式。该模式可以有效地解决案例的时效性问题，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增加学生认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作者:方中秀 董亮 单位:1.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2.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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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务学与经济学
1.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经济学(Economics)是研究如何用有限的资源去获取无限的人类社会需要的最大满足的社会科学。它涉及任何人类社会必须决定的三个基本经济问题：一是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二是决定如何生产，即用什么技术将投入资源组合起来生产出人类需要的产出品；三是决定产出品为谁生产和如何分配。经济活动中的三个基本要素是人类需要、资源和生产技术。
经济活动的直接目的是满足人类需要(Humanwants)，包括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人类需要有两个特征：一是需要的多种多样性；二是需要从长期看的不可满足性。人类需要的满足水平与其所处的历史时期有关，与其所处地理位置有关。从效率观点看，满足人类需要的水平，一方面受资源和技术允许条件下可用于消费的或用于进一步生产的各种有用产品或劳务水平的影响；另一方面受这些产品或劳务在不同组织之间分配合理性的影响。前者反映生产产出(Output)水平；后者反映分配和消费的效用(Utility)水平。
资源(Resouree)是指可用于生产满足需要的产品的各种手段或财富(Means)。资源可分为劳动力资源、资本资源和自然资源三类。现代经济学中还把企业家作为第四种资源。如果将劳动力资源与企业家资源合并，将资本资源与自然资源合并，那么资源也可分为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两大类。资源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绝大多数资源在数量上是有限的；二是资源具有多种用途；三是为生产一定产品，可用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学中的投入(Input)主要是指这些资源的投入。
效率是指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经济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是指用货币计量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准确地说，西方经济学中的效率是指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优，即任何生产与消费的重新组织，如果不能使某一个人或某些人的处境变坏，就不可能使另一些人的处境变好。在微观生产理论中的效率是指资源投人与有用产出之间的比率。在福利经济学中的效率是指产出与效用之间的比率。因此，在资源投入一定的情况下，提高生产领域的效率，会增加有用总产出；在产出一定情况下，提高消费领域的效率，会增加总效用。总之，在资源一定的情况下，经济效率的提高会使人类的需求得到更大满足，这正是效率在经济学中占有核心地位的原因所在。
可见，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科学地解析了资源投入与配置的效率与效果，为财务管理学科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
2.经济学与财务(金融)经济学
经济学为财务学提供了理论基础，而财务(金融)经济学(Financial economics)是从经济学领域中逐渐分离出来的一门学科。财务(金融)经济学是从个人效用最大化出发，试图通过对个人和企业的最优化投资、融资行为以及资本市场的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分析，去考察跨期资源配置的一般制度安排的方法和相应的效率问题。财务(金融)经济学由金融市场学、投资学与公司理财学三个部分组成。金融市场学研究的是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以及国内外经济中金融系统的运作；投资学研究的是风险与收益的确认和度量、风险与收益之间的权衡、估价技术与金融工具的设计等内容；公司理财学研究的是以公司为主体的理财理论与实践问题。
3.财务学的经济学基础
在整个金融经济学中，公司理财学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上，财务学不仅科学地融会了经济学中的一些重要理论，而且其发展是以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学说或理论为依托和基础的。
第一，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与效用理论。经济学中“理性”的涵义有两种：其一是指个体追求某种工具价值的“最大化”；其二是指个体决策过程在逻辑上的无矛盾。经济学效用理论是经济学最基本和最主要的范畴之一，也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最富有现代意义的经济学理论工具。
在财务决策理论中，假定投资者都是理性的，在进行决策时，选择能够产生最大期望效用的行为；另外，也假定理性的投资者是规避风险的。在理性投资者假设和效用理论的基础上，财务学家利用经济学中的无差异分析方法分析投资者的最优投资组合策略。
第二，经济学中的供求均衡分析。供给和需求及其相应的均衡概念一直都是经济学的主要分析工具，也是一种根本分析方法。经济学供求均衡分析方法的结果就是推导了一个数量――价格机制，价格必须在均衡点上，否则市场供求力量就会发生作用以使价格达到新的均衡。所有的经济学模型最终几乎都是以获得使供需匹配和市场出清的价格结束。
供求分析在经济学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在财务学中也如此。在财务学理论中，典型的CAPM模型就是利用了均衡分析方法，从市场投资主体的效用最大化出发，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获得了均衡状态的资产价格。
二、财务学与统计学
1.统计学的基本概念
统计学研究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去搜集、整理、分析实际数据，并通过统计所特有的指标，表明所研究的对象的规模、水平、速度、比例和效益等，以反映其发展规律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的作用，描述数量之间的关联关系和变动规律。
统计学是处理数据的科学。一般的记述统计侧重数据的收集加工整理，而数理统计侧重数据处理的“科学性”。一般而言“科学”要求有客观性、再现性、普遍性。为表现这种科学性，研究者常喜欢用数学模型，因为数学比较简明、严谨，比较抽象。数理统计就是运用数学工具，记述数据产生的过程，描述概率分布，进行推定，作假定检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按照统计学科体系的基本原理与应用的不同，统计学可分为理论统计学与应用统计学两大类。理论统计学指的是统计学的数学性原理，也就是数理统计学，具有通用方法论的理学性质。应用统计学指的是基于理论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应用于各个领域的数据处理方法。统计解析方法及统计推测方法。
2.财务学的统计学基础
财务学研究是建立在可观察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不可避免地需要利用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技术。财务学尤其在如下两个方面需要借助于统计学，它们是投资分析和风险管理。这两个领域直接涉及到统计数据描述及推测统计学。另外，日益崛起的金融工程学领域的发展更是离不开统计学，它主要涉及与数学有关的应用概率过程，应用概率微分方程式的研究领域，有时被称为
数理金融。
投资分析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地提高投资收益，为此从可选择的投资资产(股票、债券、包括外汇在内的外国证券)中，进行资产选择操作，在控制风险的同时追求收益的最大化。因此要用到运筹学中的最优化理论。
风险分析与管理领域正是基于统计学质量管理的思想建立起来的。风险与收益的衡量需要借助于统计学中的均值――方差分析。企业或银行的财务结构受汇率、利息、股价的变动，其资产价值也在不断变化，这就构成了市场风险。为了根据市场风险考察企业资产的价值变化，将企业的价值变化看作风险要素股价、汇率等变化的函数，描述其概率样本分布，推定其下限5％可能损失的金额。其中，既可用有关股价、汇率变化的模型，也可考虑因素相关的变化。有关银行的不良债权问题经常涉及到的BIS(国际结算银行)规定中，也要求按照上述方法计算企业资产价值变化下限5％的金额，规定企业要保留一定程度的自有资本。从这种意义而言，BIS的规定非常依赖于模型。由于企业资产价值的评估也必须以现价评估，所以不带价格的资产也要依靠模型评估。模型的应用越来越具有现实性，财务管理也要求助于统计学的知识。
期货交易的领域是理论水平较高并富于挑战性的领域，它包括金融资产组合理论与资产组合的实践(financial engineering)。许多问题常被从数学角度程序化。其领域的数学结构包括连续时间的概率过程、概率微分方程式、概率测度的变换公式等。
三、财务学与管理学
1.管理学的基本概念
管理学的内涵就是要说明什么是管理，以及管理的内容与方法。“管理可被看成是这样一种活动，即它发挥某个职能，以便有效地获取、分配和利用人的努力和物质资源，来实现某个目标”。管理的这一定义概括地将管理的特征、职能、目标统一起来；管理的特征、职能与目标又将其与管理控制联系起来。
管理是一种活动，是为有效地实现某个目标的一种活动。管理活动是发挥管理职能的活动，管理的职能包括计划、组织、指挥、协调与控制，在管理活动中，各种管理职能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管理的目标是有效地获取、分配和利用资源，来实现组织目标。
2.财务学的管理学基础
管理的内容由管理活动的内容所决定，现代管理之父法约尔将一个企业的活动分为六大类，分别是“技术活动，即生产和制造；供销活动，即购买、销售和交换；财务活动，即寻找资本及最适当地利用资本；安全活动，即保护财产和人员；会计活动，即盘存、资产负债表、成本和统计；管理活动，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在上述六类活动中，管理活动即是管理或管理职能，管理的内容应该是管理活动赖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其他五种活动。
财务管理要解决的是公司价值的创造，在企业管理中居于核心地位，它本质上是一种综合的价值管理活动，即实施价值管理。财务管理以价值目标为尺度，将公司管理活动与公司理财的具体决策统一起来。
管理的方法可解释为研究管理的方法和管理中应用的方法。研究管理科学和管理理论的方法共有十一种：经验法或案例法、人际行为法、集体行为法、协作社会系统法、社会技术系统法、决策理论法、系统方法、数学法、因地制宜法、管理任务法、经营论法。这十一种研究管理理论的方法对研究财务管理理论与方法同样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或借鉴作用。特别是行为科学方法、系统科学方法、案例方法等，对研究财务管理是十分重要的方法。
管理中应用的方法主要体现在发挥管理职能所采用的方法，包括计划方法、组织方法、指挥方法、协调方法和控制方法，这些方法对财务管理起着重要作用。
四、财务学与会计学
1.会计学的基本概念
会计学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发展，以及近代会计的程序与方法日益完善而建立起来的一门独立学科。会计学以会计的目标、职能、对象和程序、方法为研究对象，采用一定的研究方法，构建会计理论体系，揭示会计所反映和监督经济活动的过程，促进会计工作更好地为经济生活服务。会计是以货币为计量尺度，运用一系列程序和方法，连续记录经济业务，反映和监督经济活动中价值运动过程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会计的基本程序与方法是指会计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图1(吴水澎主编：《中国会计理论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72页可反映这四个环节在会计中的地位。
会计程序与方法中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这四个方面是会计学的核心内容，其中，提供会计报告是会计的主要职能。会计报告是整个会计系统的最终产品，是以浓缩的、综合的、系统的、分类的形式反映企业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的书面文件。会计报告主要包括对外报出的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等。
会计报表是由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组成。企业的各项财务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会计报表来体现。
2.财务与会计的关系
财务与会计是两个并列的经济范畴，在性质、地位等方面是有区别的。会计是信息系统，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都是会计信息系统的组成部分，也是会计学科体系的组成部分。同时，会计又是一个“决策支持系统”，它为管理提供有用的信息，为管理服务。财务管理则是企业管理的重要范畴之一。财务管理学则作为财务管理学科体系中的一个分支而存在，如果说财务管理的对象也是现金流量的话，那么，财务管理侧重于现金流量本身(通俗地说，财务管理是一种现金流量的安排)，而不是现金流量信息。这就是会计与财务的区别之所在。
财务的本质是本金投入收益活动，会计的本质是信息系统。在经济组织内部，财务处于主导性管理的地位，生产、技术、营销、劳动等项管理都要围绕价值最大化和本金扩张的财务目标去进行；会计处于基础性地位，通过提供财务信息为财务管理和其他各项管理服务。由于财务与会计是两个并列的范畴，所以在理论研究上自成体系，形成两门不同的经济学科。
会计学与财务学紧密相关。财务管理的职能包括预测与计划、决策与控制、分析与评价等内容，这些财务管理职能作用的发挥依赖于会计学所提供的信息，会计学为财务学提供了数据基础。
循此思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麦氏理论是在何种背景下提出的？其要义是什么？其有效性如何？如何认识市场因素对当代中国新闻生产的影响？
一、麦氏市场新闻业理论的提出及其要义
麦氏的研究源自其在斯坦福大学所写的博士论文《经济和技术因素对地方电视台新闻产品质量的影响》，该论文1986年动笔，1987年完成。在该论文的基础上，麦氏增补了部分二手资料，写成《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一书，在1994年出版；随后又在1995年11月出版的《传播理论》上发表《新闻生产的市场模式》一文，论文略去了《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一书中的个案材料，以纯理论探讨的形式呈现，也宣告了其理论的基本定型。
理解麦氏的市场新闻业理论有两个关键：一是市场新闻业的概念，二是商业化新闻生产模式。
早在19世纪中后期，随着便士报的产生，美国的新闻业就已开始市场化生存的旅程，市场理念与新闻理念的冲突自此如影相随。其后，新闻专业理念的形成和职业道德守则的确立，尤其是编辑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一定程度上使事业化与商业化的矛盾得以缓和。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新闻业发生重大变化：“随着报纸、电视台乃至全国电视网被家族企业卖给了华尔街的投资者，越来越多的新闻由那些股份制大企业所生产，其股票持有者寻求回报的最大化。新闻部门也开始出现有MBA头衔的管理者的意向，而不是那些‘绿眼影人’的理念。读者和观众成了‘消费者’，新闻成了‘产品’，传播领域或曰信号领域成了‘市场’。”①针对此种变化，麦氏提出了市场新闻业的概念。那么，麦氏笔下的市场新闻业与便士报以来的市场化运作的新闻业有何不同呢？一是媒体所有权的变更——由家族企业变成了在华尔街上市的股份制大企业，投资人寻求投资回报的最大化。二是“国家”与“教堂”之间的围墙已经坍塌——编营分离的制度遭到破坏，持市场营销理念的管理者开始主导新闻生产。
麦氏以微观经济学的社会交易理论透视市场新闻业的新闻生产，提出了一个美国民主市场社会情境下的商业化新闻生产模式。麦氏指出，市场化运作、依靠广告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新闻媒体必须在投资者、广告商、消息来源、消费者四个市场上与其他媒介企业展开竞争，以获取必备的资源。
在商业化新闻生产中同时存在着四种交易：一是投资者与媒介企业之间的交易。投资者拿出资金和政策以获取利润与影响，作为媒介企业结构的一部分，投资人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发挥着最大的影响力。二是广告商与媒介企业之间的交易。广告商向媒介企业支付金钱(广告费)，以获取潜在消费者对其产品(服务)的注意。作为媒介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广告商对新闻生产发挥的影响力仅次于投资者。三是消息来源与媒介企业之间的交易。消息来源向媒介企业提供新闻生产所需的素材，借助媒介报道获取媒体曝光，或传播其理念。四是新闻消费者与媒介企业的交易。新闻消费者付出注意力，或订阅费，以获取信息。消费者在新闻生产中发挥的影响力最小。
置身于新闻部门的新闻工作者按照媒介企业自身的组织文化行事，这种组织文化来源于两套不同的规范——新闻规范和市场规范。新闻规范立足于通过客观公正的报道，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不考虑达成目标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成本；市场规范则追求媒介企业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以尽可能低的成本生产出能吸引最多广告商感兴趣的受众的内容。
麦氏宣称：尽管新闻规范和市场规范并非完全不相容，但二者在实践中时常发生冲突，且一旦二者发生冲突时，市场规范往往战胜新闻规范成为主导新闻生产的逻辑。1994年麦氏出版《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一书时，认为新闻就是这两种规范互相受协下的产品。1995年，他在《新闻生产的市场模式》一文中，对原有的观点进行了修订——断言经济理性已取代社会责任成为媒介常规的基础。②
二、后续研究者对麦氏理论的质疑
自麦氏的市场新闻业理论提出后，市场逻辑对新闻生产的影响、为市场服务与为公众服务能否协调等问题已成为美国新闻学研究中的显著议题。然而，本领域一些后续研究者的发现却并未对麦氏的结论形成有效支持，反而对其构成了质疑。
1992年，安德伍德(Underwood)等人对美国西部沿海12家报社的新闻采编人员展开调查，其所探讨的问题是：在市场新闻业浪潮席卷美国各大媒体的背景下，报纸的编辑方针与新闻生产管理发生了何种变化？其对新闻产品的质量带来了何种影响？调查结果显示：报纸确实变得更加读者导向与市场导向了。不过，受访者同时认为，他们的报纸依然强调传统的新闻价值观。略占多数的受访者声称，在更加重视市场效益的情况下，报纸的新闻产品质量较之以前却提高了。据此，研究者给出如下结论：报业发生的变化是复杂的。报纸正通过更强调消费者导向的新闻业来赢得市场，不过同时也力图维护了传统的新闻价值观——那些新闻工作者所珍视的专业社区自治及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理念。③
市场驱动的媒体是否会优先考虑经济效益，而将新闻产品的质量的考量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1994年，科尔森(Coulson)就此问题针对报社采编人员展开了调查，结果有47％的受访者给出了否定的答案，39％的受访者给出了肯定的回答，14％的受访者表示不确定。④
对于市场驱动新闻业的一个常见的批评是：受市场驱动的媒体将偏向于 报道娱乐性强的新闻，更少致力于有关公共事务的严肃新闻。对此，毕姆(Beam)在1996年通过严格的抽样调查针对美国报业展开研究，来自全美182家报社的406名高级采编人员接受了调查。研究发现，与市场倾向较弱的报纸相比，具有更强市场倾向的报纸反而更加坚守传统的新闻价值观，更多地致力于有关严肃公共事务的报道，而且更有可能在报道中持对抗性的观点。⑤
1995年，时任《洛杉矶时报》发行人的马克·威利斯为了提高报纸的发行量以增加广告收入，决定采取措施来提高报纸的多样性，一方面增加少数族裔成员担任该报采编工作，另一方面开辟专门的版面与栏目提供少数族裔群体感兴趣的内容。1998年春至1999年秋季，密苏里新闻学院的研究者就此项目对该报的76名采编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让受访对象就发行人的动机和此项目的效应进行评估。研究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发行人提高报纸多样性行为具有双重动机——既有提高经济效益，改善报纸经营状况的考虑，也有改进新闻报道质量的考虑。而且，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认为，该项行动所带来的效果是积极的——既改善了报社的经营状况，也提高了新闻报道的质量。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良好的经营状况对提高新闻报道质量可以起到积极作用。⑥
这些研究所获得的结论是一致的：为市场服务与为公众服务可以并行不悖，在媒体更多地倾向于市场导向的同时，传统的新闻价值观并没有被抛弃，新闻产品的质量也并未降低。尽管这些研究本身有其局限性，但至少提示我们，麦氏的市场驱动新闻业理论及其商业化新闻生产模式的有效性需要重新检视。
三、麦氏的理论逻辑与实证基础再审视
先从理论探讨部分来看，在麦氏的分析中，新闻消费者的脆弱(consumer vulnerability)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
麦氏指出，要让市场正常运作，让“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节各方利益，使交易双方共同获利，必须符合以下条件：一是交易双方能够理性行事，以维护自身利益；二是充分竞争的市场提供了足够的选择；三是买方对产品质量有充分的了解。
在与媒介企业展开交易的四个伙伴中，投资者、广告商、消息来源拥有相应的资源和条件，能够像媒介企业一样理性行事。但作为个体的新闻消费者却不可能做到理性、自利地行事，在市场中拥有的选择更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缺乏判断产品质量的能力。在市场交易中，脆弱的一方将遭到剥夺。由于四个市场上的结构性失衡，更准确地说，由于消费者的脆弱，媒介企业倾向于按市场规范来组织新闻生产，在满足投资人、广告商和消息来源要求的同时，求得自身利益最大化。⑦
在《新闻生产的市场模式》一文中，麦氏用了一个形象的类比来说明投资人、广告商、消息来源、新闻消费者四方的力量对比及其对新闻生产可能施加的影响。若将四者共同参与商业化新闻生产的过程比作赌场中的一场纸牌游戏，其情形就是这样的：“投资人作为庄家，制定游戏规则，使游戏能吸引参赛者，负责发牌。牌桌的两端分别坐着广告商和消息来源，通常情况下，他们是老练的、甚至是专业的玩家。另一端坐着新闻消费者——尽管不笨却是赌场中的新手，而且还有两个不利因素：他们的赌本及能赢的钱都是有限的；发给他们的牌不能每张都看，要隔一次才能看。”⑧
在对新闻消费者进行界定时，麦氏使用的词是consumers，他的解释是报纸的读者或电视的观众。可见，麦氏所言的新闻消费者也即是大众传播中的受众。透过麦氏的论著，我们可以看出麦氏的受众观：受众是一群孤立个体所组成的集合体，作为个体的受众是非理性的，对媒体传播的消息缺乏判断能力和抵抗能力，会做出一致的反应。此类受众观让人自然联想起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和李普曼笔下的幻影般的公众，进而显示麦氏在对受众理性的认识上，与李普曼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
此种受众观无疑是有所偏差的。首先，受众并非孤立个体所组成的集合体。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是与他人交往的人，作为个体的受众(新闻消费者)置身于具体社会环境中并且与他人互动，每一个个体的身上都具有社会性。
其次，受众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性的。在麦氏的眼中，受众是非理性的，其文中有言：“即使是‘有限的理性’，现在看来也是对一个消费者追求自身利益能力的过于乐观的估计。”⑨在他看来，个体受众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相应的资源了解媒介企业及其产品的情况，无法对新闻产品的质量作出正确的评估，因而只能接受控的命运。这种观点倒是与早期魔弹论中的受众观颇为一致，也可跟李普曼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相通，但受众研究后来所取得的成果早已发现受众理性的存在。1940年代的大众传播效果研究发现了受众的选择性，1970年代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进一步呈现了受众的能动性，看到了受众在多媒介的环境中自主的选择能力、对信息的批判分析能力以及处理和探讨能力。当然，受众的理性与主动性并非绝对的，而是要受到社会结构和媒介结构的制约。
再次，“使用与满足”研究与文化研究中的“接受分析”从两个不同的路径出发，同时发现，对于媒介所提供的信息，受众并非照单全收，也不会做出一致反应。“使用与满足”研究发现：“受众能够积极控制信息处理的结构，与媒介结构和内容产生互动，由此可能对相同的媒介信息产生不同的解释和理解”。⑩“接受分析”发现，“受众按照他们自己的认识和期望，对媒介源所提供的信息的意义进行解码，虽然这种解码常常是在某些共同的经验框架内进行。”(11)麦氏提出，和规范新闻业相比，市场新闻业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至少有四种：新闻消费者从新闻中获知的信息可能减少了；受众可能会被误导；新闻来源可能施加更多的操纵力；受众变得对政治更加冷漠。对于前两种效应，麦氏采用的是内容分析所获得的证据，后两种效应则多来自推测。在讨论新闻产品的社会效应这一问题时，麦氏并未针对受众接收行为展开分析，没能呈现不同受众对同一新闻产品的解读与接收情况，因此也就忽视了受众对市场新闻业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的抵制能力。
从实证研究部分来看，麦氏的实证研究是围绕美国四家地方电视台的新闻生产展开的，他不仅考察了这四家电视台的新闻生产过程，也通过问卷 调查和内容分析对其新闻产品的质量进行了评估和分析。但其理论探讨却不仅指向美国地方电视台的新闻生产，而是所有以市场为导向、依靠广告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媒体的新闻生产。也即是说，麦氏认为，其结论是具有普适性的。
为何选择地方电视台新闻部门作为考察对象？麦氏给出的理由是：其一，市场新闻业最早就是在地方电视台新闻部门确立的。和报业不同，地方电视台新闻业中没有传统新闻理念的束缚，它可以自己创造新的传统。结果出现了一种新的新闻样式，它更关注大众的需要，而不是报业所宣扬的传统的新闻价值。其二，麦氏坚信，地方电视台那时已成为美国新闻产业的主导力量。地方电视新闻成长最快，且比全国性电视网新闻或者报纸新闻更受欢迎，但其重要性却被忽略了，学界对其研究非常不够。
有批评者指出，麦氏的研究无异于在桶中捕鱼，早在研究开始前结论其实就已在预料之中。众所周知，与报业相比，地方电视新闻业更注重赢利。(12)
就麦氏理论产生的基础而言，其结论在效度方面具有一定的时空范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地方电视台的新闻生产。麦氏并未对报纸和全国性电视网的商业化新闻生产进行实证考察，则其理论与模式的普适性尚需进一步的检验。换句话说，即便是麦氏的理论能够正确地解释和预测地方电视台的商业化新闻生产，但其对报纸、全国性电视网等其他媒体的商业化新闻生产的有效性却需要进一步检视，况且前文所提及的众多针对报业开展的研究也确实与麦氏结论不相吻合。
四、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麦氏首次应用微观经济学的社会交易理论透视美国地方电视台的商业化新闻生产，提出了市场新闻业的概念，并建构了一个美国民主市场社会情境下的商业化新闻生产模式。该模式将商业化新闻生产过程视为媒介企业与投资人、广告商、新闻来源和消费者进行交易的过程，并将这一过程置入特定的社会环境(文化、法律/法规、科技)中进行考察，既充分地考虑到了内部的各种要素，也顾及到了外部社会环境因素，该模式本身是较为周全也是合适的，对于商业化新闻生产可能出现的一些负面倾向也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对于模式内部各种力量的博弈过程及其结果，对于外部社会环境要素如何作用于具体的新闻生产过程，却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和实证考察。
审视麦氏的市场新闻业理论，自然使人联想到当代中国的新闻生产，麦氏的模式对于我们考察当代中国的新闻生产也能提供有益的启示。但是，对当代中国新闻生产的特定语境先要有清醒的认识。首先，经过30多年的新闻改革，我国的大多数媒体已走上了市场化生存的道路，市场逻辑在新闻生产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其次，中国有着独特的传媒体制，当代中国的新闻生产是有限商业化新闻生产。从所有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媒体乃国有资产。在传媒管理上，我国实行党管媒体的制度，媒体必须无条件地完成党和政府的宣传任务。再次，中国新闻业尚处于市场化运作的早期阶段，不仅市场机制不健全，外部的法律机制与媒体的自律机制也不完备，新闻专业理念尚在形成之中。来自西方的新闻专业理念与中国传统的“文人办报”理念相遇，共同塑造着中国新闻人的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
迄今为止，从整体上看，市场逻辑对中国新闻业的影响是积极的。市场化改革不仅催生出新的媒体品种，改变了传媒格局，也催生出中国媒体的受众意识和责任意识，使新闻产品的质量得到了提升。与此同时，市场逻辑的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虚假报道、有偿新闻、低俗之风、不良广告屡禁不止，成为全民公害。
考察中国的有限商业化新闻生产，需要将其置入到当代中国的独特语境中，既看到各种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也承认包括新闻工作者、受众、广告商、消息来源等在内的各个行为主体的能动性，以主体间性的视角来考察他们之间的互动，从而真正揭示中国当代有限商业化新闻生产的逻辑，建构本土的原创性理论。
注释：
①［美］约翰·麦克马纳斯著，张磊译，《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第11页，新华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②［美］约翰·麦克马纳斯著，张磊译，《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新华出版社2004年10月版。John McManus(1995): A Market-Based Model of News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5(4): 301-338.
③Underwood, D., & Stamm, K. (1992). Balancing business with journalism:Newsroom policies at 12 west coast papers, Journalism Quarterly, 69(2), 301-317.
④Coulson, D. C. (1994). Impact of ownership on newspaper quality, Journalism Quarterly, 71(2), 403-410.
⑤Beam, R. A. (1998). What it means to be a market-oriented newspaper, NewspaperResearchJournal, 19(3), 2-12.
⑥Gross, R., Curtin, P. &.Cameron, G. (1999). Diversity advances both journalism, business, NewspaperResearchdournal, Spring 2001 v22 i2 p14
⑦［美］约翰·麦克马纳斯著，张磊译，《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新华出版社2004年10月版。John McManus(1995): A Market-Based Model of News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5(4):301-338.
⑧John McManus(1995): A Market-Based Model of News Produc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5(4):321.
⑨［美］约翰·麦克马纳斯著，张磊译，《市场新闻业：公民自行小心？》，新华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99页。
⑩周葆华，《效果研究：人类传受观念与行为的变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176页。
关键词： 哈耶克；分散知识说；类分系统；作为发现程序的竞争；机制设计
中图分类号：B 5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2）06004407
对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哈耶克的知识分散说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假如知识分散说是成立的，那末对于无所不包的中央计划经济的批判就是合理的。本文通过对哈耶克以《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和《感觉秩序》为代表的早期论文与著作的解读，解析哈耶克从感觉秩序到经济秩序思想的确立过程，重点集中在他的分散的个人知识说、竞争作为发现过程说及感觉类分系统对于世界的类分方式等问题。同时，本文将追踪对于哈耶克知识分散说的一些重要的当代批评。这些批评将为社会机制设计的可能性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撑，从而也就构成了对于哈耶克知识分散说及其现实意义的重要修正。
一、人的知识是分散的
在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竞争的意义》以及《作为一个发现过程的知识》《经济学与知识》等文章中，哈耶克完成了从知识观到秩序观的完整思考。
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哈耶克提出，传统的均衡分析以一定的假设为前提，单纯追求内在的一致性，是一种进行静态分析的逻辑构架。这种分析模式只宜于解释单个个体行为，而不宜于解释许多不同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要想解释不同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就需要引进新的因素。为了回答不同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决策均衡的影响，哈耶克对传统均衡概念提出了几条限定，引进了几个必须考虑的因素。
首先，哈耶克认识到，均衡是一个有时间性的概念。因为即便是对单个个体的均衡关系的分析，也都要以这个人连续执行同一计划为前提，所以“这个人有关知识方面的变化，亦即导致他改变自己计划的变化，都会打乱他在这种知识的变化前后所采取的行为之间的均衡。”［1］35既然“均衡是一种行为之间的关系，而且一个人的各种行为必然是即时相继发生的，所以，很明显，要想赋予均衡这个概念任何意义，时间的描述都是极其重要的”［1］35。哈耶克的这一看法批评了许多经济学家把均衡当作是一个没有时间概念的问题的看法。
其次，均衡应该考虑到其他人的行为的影响。传统均衡分析假定在某个时期中所有社会成员都在执行其各自的个人计划，并且这些计划在这个时期的开始就已经由个人所决定。但是，对于不同的计划的协调来说，一个人的计划恰恰包括那些形成另一个人计划的行为。完成个人计划的行为都要以预期计划所产生的行为后果为基础，所以均衡与预期关系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恰好以对其他人的行为预期为基础。
最后，我们无法得到完美的知识。传统均衡观念需要一个完美市场假设乃至“完美知识”的假设。“假如人们知道一切事情，他们就处于均衡当中，这种观点十分正确，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定义均衡的。”［1］44建立均衡的唯一必要条件是“论据的不变性”。而这些假设条件在哈耶克看来是无法满足的。
与以上几个需要考虑的基本因素相关联，哈耶克转向了对于知识的性质的考察，提出了他的“知识的分散”说。
在哈耶克看来，能够让我们避免上述麻烦的概念是“相关知识”概念，也即与特定的个人有关系的知识的概念。而这与知识的分工关联密切。尽管知识的分工与劳动的分工问题非常相似，但是劳动分工早就成为了经济学所承认和运用的基本前提，知识分工却被人们所忽略，以至于在上述的传统均衡分析中，“我们不去表明人们为了创造那种结果而必须拥有何种信息，我们实际上后退到了每个人都知道每件事情的假设上来。”［1］49
哈耶克指出：“均衡仅仅以人们在试图执行其可能达到均衡的初始计划的过程中确实获得的知识为基础。”［1］51而任何可能偶然获得的更多知识，都将导致计划执行者改变原有计划。所以，均衡是以相关行动者没有机会了解更多知识为条件。隐含在这样一个推理中的东西，有可能把我们引导到一个所有社会科学都想回答的问题：“存在于不同头脑中的零星知识的混合，怎样才能造成这样的结果。……个体的自发活动将会在一种我们能够定义的情形下，引起一种资源的分配。”［1］52
“经济学与知识”一文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对传统均衡观所依赖的知识基础提出疑问。这样的追问隐含着许多变革观念的需求，并将我们引导到了对于参与经济行为的个体的依赖于“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的知识”的认识。这也奠定了哈耶克从考察人的知识的角度考虑经济问题乃至整个社会问题的考察路径。不过很显然，“对‘时间’的强调，在‘经济学与知识’中取代了对‘主观性’和‘分散的知识’的强调。”［2］251
二、对知识的整理依赖于主观类分系统
在促成“分散的个人知识”的观点形成中，“社会科学的事实”一文有着独特的方法论意义。这一点似乎为一些哈耶克的研究者如考德威尔所忽略。［2］251 “社会科学的事实”一文，可以说是代表哈耶克数年后发表的《感觉秩序》一书主要观点的提要性文章。
这篇文章讨论了一个容易为一般的研究者所忽略的问题：“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必须讨论哪些类型的事实？”或者说，在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时，我们将哪些事实带入了我们的研究，又将哪些事实排除了出去？我们这样做的基本依据是什么？
哈耶克的回答是：我们需要一个类分系统，根据这个类分系统，我们完成了对于所研究事实的构造与筛选。“在讨论我们怎样看待别人有意识的活动时，我们总是会依据自己的观念来解释别人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把别人的行为及其行为对象纳入到根据我们自己头脑中的知识来规定的种类或范畴中去。……我们总是通过设想另一个人处身于我们所知道的对象分类系统，对我们实际看到的那个人的行为添油加醋，而不是从对别人的观察中懂得如何分类；这是因为这些类别都是我们所设想的。”［1］60根据这样一种看法，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完全都是一些“具有人的特点的”解释。这些解释 “是我们都‘直觉地’认识到，并在日常生活中不仅毫不犹豫地使用，而且所有的社会交往和人们之间的交流都建立在其上的事物的一种状态。”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哈耶克马上需要回答的问题：“在科学分析中使用这样一些概念是否合理”。
哈耶克从知识活动的内在角度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对个体行为及其对象进行分类，并发展这种分类。我们这些活动，是在把我们进一步研究任务中所需要使用到的材料进行有秩序的排列。“我们把已作为这种分类的个体行为的不同类别作为要素，再用这些要素来建立假想的模型，从而努力重现我们已知的周围世界中的社会关系模型。”［1］65这样一种看法面临着追问：难道就没有纯粹的客观事实和客观知识了吗？
哈耶克对这样一种观念的回答非常明确：“那种把诸如‘社会’或‘国家’，或任何特别的社会制度或社会现象等社会集合体视为在任何意义上都比可理解的个体活动更加客观的观点，是纯粹的幻象。我要表明的是，我们称作‘社会事实’的，从自然科学使用‘事实’一词的特殊意义上说，和个体行为或他们的对象一样也不是什么事实。这些所谓的‘事实’，不过恰恰与我们在理论社会科学中所建立的那些模式一样，是一种根据我们自己的头脑中所找到的要素建立起来的思想模式。”［1］66
在强调主观类分这一点上，哈耶克表现出了奥地利古典经济学的主观主义方法论特点。而这样的方法论必将把社会行为主体的主观行动与主观意愿作为考察人类生活的基本出发点。当边际学派以人的主观效用理论来分析经济行为时，他们已经奠定了这样的分析基础。但是依赖于主观偏好体系的分析工作并没有能够让人们意识到知识的分散特性，人们仍然可以假定我们能够掌握全部的知识。哈耶克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就是强调分散知识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是在传统经济学均衡概念在分析相关经济现象失灵后才被显现出来的。但是知识的主观类分说注定要打破纯粹客观知识的迷梦，为哈耶克对于知识分散说的强调构设了逻辑上的依托。比尔纳把哈耶克的这一基本认识论方法称做“主观主义信念”，并认为“主观主义的信念意味着‘所有的解释应当纳入个人感知’。”［2］402
哈耶克在“社会科学的事实”中所做的工作旨在描述自己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些学科所讨论的，是从我们的立场出发必须用一种不同于观察自然界的方法来观察的世界。按照一种有用的形象说法，就是，我们从外部观察自然的世界，而我们从内部观察社会的世界。”［1］72历史主义相信社会现象与自然界的事实一样，对于我们来说从来都是既定的，历史主义因而把科学偏见误用到历史现象。在哈耶克看来，“当我们不再能通过类推自己的观念来解释我们所知的别人的行为时，历史就不再是人类的历史了。”［1］72
在随后的“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一文中，知识的分散说第一次得到了清晰系统的表达：“经济运算所倚赖的‘数据’从未为了整个社会而‘赋予’一个能由其得出结论的单一头脑，而且也绝不可能像这样来赋予。合理的经济秩序之所以有这么一个独特的性质，是因为我们所必须利用的关于各种具体情况的知识，从未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以不全面而且时常矛盾的形式为各自独立的个人所掌握。如果‘赋予’在此指赋予一个能有意识地解决这些‘数据’所构成的问题的单一头脑，社会的经济问题就不只是如何分配所‘赋予’的资源，而是如何确保充分利用每个社会成员所知道的资源，因为其相对重要性只有这些个人才知道。简而言之，它是一个如何利用并非整体地赋予任何人的知识的问题。”［1］74-75
这段表述，承接哈耶克于1936年的演讲所关心的经济计算问题，关联着他于20世纪30年代所参与的关于经济计划问题的讨论。早在社会主义与计算问题的讨论中，哈耶克就已经认识到：“大量的应用着的知识并没有什么以现成形式出现的‘存在状态’。这些知识大多数存在于思考之中，它们使得单个的管理者一旦面对环境中的新情况就能迅速发现新的解决方法。”［1］142因此，“存在争议的并不是要不要计划，而是应该怎样制定计划：是由一个权威机构为整个经济体系集中地制订？还是由许多个人分散地制订？在当前的讨论中所使用的特定意义上的计划一词，毫无例外地指中央计划，即根据一个统一的计划管理整个经济体系。而竞争则指由许多单独的个人所制订的分散的计划。居于这两者之间的是代表有组织的工业的计划。”［1］75-76
在作出这样的分类之后，哈耶克提出了要以能否充分利用现有知识来判别不同制度的效率和人们崇拜与迷信的科学知识相对应，“当然还存在许多非常重要但未组织起来的知识，即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它们在一般意义上甚至也不可能称为科学的知识。但正是在这方面，每个人实际上都对所有其他人来说具有某种优势，因为每个人都掌握可以利用的独一无二的信息，而基于这种信息的决策只有由每个个人作出，或由它积极参与作出，这种信息才能被利用。”［1］77
三、作为一种发现程序的竞争
假如知识的分散说成立，我们就可以对与经济行为相关的个人知识作出下述的一些界定和推想。
首先，与上述均衡问题的时间性相关，分散的个人知识既表现出强烈的地方性，也表现出强烈的时间性。经济问题总是由变化引起的，而且只有变化才能引起经济问题。
其次，既然知识是随具体时间和具体地点而发生变化的，那么这些知识就无法规整地被纳入统计数字，因此也就不能以报表形式传递给任何中央权威机构。这样，中央计划者就必须找出一种方法，让“在现场者”根据具体情况而进行决策。
最后，“在现场者”的知识局限决定了其个人决策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向外传递。
在哈耶克看来，价格体系就肩负起了将“在现场者”基于分散知识的决策向外传递的任务。而外界的其他人的类似行为也都通过相同的机制传递给即便是知识分散与有局限的个人。哈耶克把价格机制的形成称做一个“奇迹”，以强调这个未经任何设计而自发形成的事物对于我们理解整个经济的运行，理解人类经济行为的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价格体系最重要的特点是，其运转所需的知识很经济，就是说，参与这个体系的人只需要很少信息便能采取正确的行动。最关键的信息只是以最简短的形式，通过某种符号来传递的，而且只传递给有关的人。”［1］82
到此为止的工作只是确立了分散的知识的看法和价格体系的引导作用的看法。分散的知识何以能够有效传递，价格机制何以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仍需要一个相匹配的动态机制。毕竟，“人类的知识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需要一种不断交流和获得知识的途径。”［1］85这个动态机制就是后来哈耶克在 “竞争的含义”与“作为一个发现过程的竞争”等文章中所阐发的“市场竞争”原理。
微观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理论存在着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它以静态分析为基础，假定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完全了解相关因素，不再有其它限制价格和资源流动的障碍，无人能够再对现有价格施加可以感受到的影响。哈耶克认为，这些假设完全掩盖了竞争的实质。竞争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动态的过程。真正的问题是，如何能够尽可能充分利用参与决策者个人的独有的知识。“摆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面前的问题，不是我们如何才能‘发现’懂得最多的人，而是怎样才能把不计其数的懂得特别适于某一特定工作的专门知识的人，适应到该特定工作上去。”［1］90那些被完全竞争理论假设为一开始就具有的知识，如商品的最低成本，对各种情况的充分了解等等，其实只有在竞争的过程中才能够被发现。完全竞争理论完全排斥了当事人的一切关系。然而当事人个人决策的相互影响正是我们需要加以理解的主要内容。哈耶克建议我们抛开对市场进行彻底分析的企图，去看一看“竞争在这种市场中将起什么作用”。
竞争将刺激参与竞争者捕捉转瞬即逝的消息，竞争的力量在这种短暂的、被忽视的期间里表现了出来。所以，竞争越不完全，环境越复杂，竞争就越重要。我们无法避免不完全竞争，但是这并不能够成为我们反对竞争的理由。
在这里，哈耶克把分散的个人知识看成了我们需要通过竞争机制来加以调动和利用的人类资源。而且把对个人分散的知识的调动和利用，而不是指望获得充分的、完备的知识，看作是经济学真正需要加以理解的问题。对分散知识的优异性的理解让我们回到了真实生活。哈耶克《竞争的含义》一文的结尾毫无疑问是对作为发现过程的竞争机制的准确把握：“竞争主要是一个形成意见的过程：通过传播信息，它带来了经济体系的统一和连贯，而这是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市场的先决条件：它创造出人们对于什么是最好的和最便宜的看法；而正是由于它，人们所了解的可能性和机会至少像现在了解的那样多。所以，竞争是一个涉及数据不断变化的过程，他的重要性也就必然完全被任何视这些数据为恒定的理论所忽视。”［1］98-99
很明显，哈耶克对于分散的个人知识的处理完全依赖于对于一个竞争的市场程序的描述，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把个人知识建立在市场效用的基础上，或者说，他所说的分散的个人知识需要高度地依赖于市场的交换来识别。这就形成了后来被人们所议论的“市场压制”，乃至形成了所谓的“市场崇拜”或“市场拜物教”。而这其实是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一个不依赖于市场效用的，乃至非交换的个人知识的重要性应该以什么方式来认识的问题。
在“经济学与知识”之后，哈耶克开始有意识地拒绝完美信息的假设，而代之以他所说的分散的知识和主张信念。分散的知识观点的确立得益于他对古典均衡理论的批评，而主观信念说则得益于他对社会科学基本方法论的思考。后者包括他在“社会科学的事实”和《感觉秩序》中所做的工作。在《感觉秩序》前言中，［3］哈耶克承认，他对感觉秩序问题的相关心理学问题的关注“有利于处理社会科学的方法问题”，并“牵涉到社会理论的逻辑特征”，而正是对社会科学基本方法论的关注促使他重新系统地检视其理论心理学主张。
哈耶克对于知识的性质、心灵的结构等问题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关于外间世界的逻辑构架。哈耶克从人的认识入手来描画他关于这个构架的基本设想。他不追问“世界是什么？”而是追问“我们认识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是一种谦虚的追问方案。它一方面可以避免对世界的本原进行判断，另一方面也为别人的批评留下了空间。最为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探索依赖于社会科学具体问题的探索，因而更多的是对问题逻辑的归纳总结。尽管哈耶克在关于外间世界的根本问题的最终表述上是康德式的，他的问题发生与讨论本身则具有典型的科学归纳特征。这一点在他所呈现的理论框架中表现明显。
四、对哈耶克分散知识说的批评与改进
在考察了哈耶克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的工作后，考德威尔指出：“哈耶克从事的两项各自独立的研究计划，一项是考察促进自由、协调分散的知识的制度，另一项是研究理论心理学及其哲学含义，以不同方式结合在了一起。”［2］488 考德威尔所说的这种结合，就是哈耶克开始以对复杂现象的解释来统一处理人类制度的问题。
作为奥地利经济学的当代传人，克兹纳在其《经济计划与知识问题》一文中把哈耶克关于分散的个人知识的基本主张称作“哈耶克的知识问题”。［4］克兹纳认为，企业家在作为发现过程的竞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哈耶克一样，克兹纳对于中央计划保持着警惕。
赫尔维茨［5］则对哈耶克与克兹纳的基本主张提出了批评，认为部分的宏观目标和卷入游戏规则制定的政府干预是可能的。分散的知识支持市场机制对其充分的利用，也支持对以统一的中央计划来完成资源配置的主张的批评。但是它并不支持对有限的政府干预的批评，比如斯密所说的提供公共产品。赫尔维茨对于哈耶克中央计划不可能这一论断的系列批评奠定了“机制设计理论”的一系列基础原则，赫尔维茨本人也以“机制设计理论”之父的身份获得了200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另外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任何一种分散知识都是在其相关的系统中才发挥其作用的（依赖秩序的知识［6］），所以单纯的分散知识是否有益是一个伪问题，我们要问的是分散的知识在什么样的机制下才是有益的。并不是所有的分类系统都有助于形成一种秩序机制，杂乱的思考只能流于主观印象，形不成可被秩序化的东西。
当代博弈论与理性选择理论以理者的理性计算及其相应对策行动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与博弈论相比较，哈耶克的知识分散说更多地具有知识分子的个人观察的性质。博特克曾援引经济史学家希各斯的话，批评哈耶克对于当代公共选择理论的忽视。“阅读哈耶克的作品，你永远也不会知道公共选择理论已经出现。无论是布坎南、图洛克还是其他理论同行，哈耶克都只字未提。而且他也没有表现出对于公共选择问题的任何觉知。”博特克指出，按照这个逻辑，哈耶克忽视的远不止公共选择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法律经济学、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等等，都没有被哈耶克所提及。［7］
利基奥［8］在《布坎南论哈耶克》一文中同样提供了几个重要的批评。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是不可批评，不可改革的。这就使得人为干预成为不可能。然而，这样一种结论是以“自发秩序”为前提的。但是我们知道，同样存在着“自发失序”。考虑到“囚徒困境”的存在，“自发失序”在道德上就必然要求干预。所以，我们必须面对干预主义与福利国家的问题。布坎南的批评要求哈耶克澄清其自发秩序的概念到底是规范的还是价值无涉的。利基奥认为，布坎南主张的是一种新霍布斯式的契约至上论。
因此，考虑到市场对信息利用的放大与自激功能，尤其考虑到囚徒困境问题的存在，以现代博弈论的视野，寻求超越于自发的市场参与者之上的权威的存在是必要的。这样的权威将对因自激而产生的市场危险进行调节和规避。调节的困难在于所实施政策的边界与限度，而不在于是否必要以及是否可能。超越于自发的市场参与者之上的权威可以是政府和大玩家（big player），也可以是政府政策和基本规则。人为的政策搀杂着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的个人利益乃至主观偏见。从演进的角度观之，经过演化而被证明为正当的政策可以避免个人的利益乃至主观的偏见。但是这只表明我们需要规避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的个人利益乃至主观偏见，从而达到一种普遍性的客观制度规则，并不表明只有演进的才是最可靠的。假如我们把想达到的制度规则的客观的普遍有效性称作“制度的正当性”的话，那么无论是演进的制度还是设计的制度，都同样面临着正当性的考验。现在的问题是，符合什么样的约束条件和检验标准，一种制度才能被证明为正当的。而哈耶克所表达的只有演进的制度才是最可欲的，这一点只能在逻辑上被包含在“制度的正当性”考察中。
用“制度的正当性”来考察问题，同样可以解释演进制度中何以也需要剔除坏制度的问题。并且给演进制度和设计制度以同等的被考察检验的地位。
考虑到市场参与者对外部环境的调整与适应能力，我们赋予市场参与者什么样的环境，市场参与者就会对什么样的环境作出调整和适应。所以对于诸如大企业，政策制定者等大玩家而言，他们的行为和政策为市场提供什么样的外部环境，市场参与者就会就这些外部环境作出相应的反应。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这些大玩家的行为要作出反思。一个不要求大玩家改变玩法，而只要求分散的市场参与者遵守道德规则的社会要求是一种为虎作伥的要求。玩法规则首先是由大玩家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分散的市场参与者所决定的。为了生存，分散的市场参与者在面对既定的市场环境时，都会选择用尽制度红利的做法。也就是说，他们都会尽可能地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下实现其效益的最大化。因此会形成畸形的商业行为。这些行为是由约束条件所决定的。改变坏的约束条件是人心所向，但是却首先只能够由至上权威来完成。
［1］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贾湛，文跃然，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布鲁斯·考德威尔.哈耶克评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3］F A HAYEK. The Sensory Order［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2：V.
［4］I M KIRZNER.Economic Planning and the Knowledge riedrich A Hoyek Critical Assessments［M］.London：Routledge Press，1991：72—82.
［5］HURWICZ L. “Economic Planning and the Knowledge Problem”： A Comment in Friedrich A Hayek Critical Assessments［M］. London：Routledge Press，1991： 83—88.
［6］拉齐恩·萨丽，等.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M］.秋风，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259.
一对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争论由此产生。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生产方式”的解释：一是“生产关系说”，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说”，三是“生产的技术方式说”。对此，许多同志指出，如果按前两种意见来认识“生产方式”，那么，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规定就存在着逻辑上的毛病，而马克思是通晓逻辑的。如果按第三种意见来理解“生产方式”，那么，《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产的技术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样一来，上述规定虽然不存在逻辑上的问题，但它却同马克思的下述论断发生了矛盾。马克思讲：“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或者不如说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2]生产的技术方式是一个生产力的范畴，不属于生产的社会形态，因而不能列入《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最近，吴易风教授在他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吴教授认为这一原理是“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关键”。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也就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3]。吴教授将人们所熟知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拓展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的确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认识。并且，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释为“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解释，即“即”与“也就是”后面的内容，仍然使人感觉到它与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规定之间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资本主义条件下”是否可理解为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特殊方式”是否可理解为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以生产资本的形式相结合，从而资本家雇佣劳动者呢？如果这样，那么，生产方式等于生产关系。如果这样，这岂不是也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狭窄化了吗？
因此，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是“生产方式”作何理解。
我们认为，尽管马克思在整个《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范畴，是从多种含义上使用的。但是，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角度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范畴，其含义是确定的，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过程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或者说，社会生产的存在和发展采取资本经济的方式。因此，《资本论》所研究的是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51章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含义作了明确的论述。马克思讲：“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4]。这个居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的是什么呢？紧接着，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5]“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7]很显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过程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就是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不仅如此，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经济方式与生产力的关系时指出：“这种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生产，像较为详细的说明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包含着一种不断发生作用的趋势，要把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也就是把商品的价值，缩减到当时的社会平均水平以下。力求将成本价格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最有力的杠杆”[8]，在论述资本经济方式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条件下（即在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的条件下），资本经济会把这种所有制再生产出来，并且不断地再生产出由这种所有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马克思讲：“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条件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为前提，那末，它会不断地把这种形式再生产出来。它不仅生产出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地再生产出产品在其中生产出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断地再生产出相应的分配关系。”[9]很显然，我们决不能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及由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得以运动和实现的物质载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之间只能是一种“相适应”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更明确地说，对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作进一步的考察。
马克思讲，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10]。这是抓住了与所有其他财富形式或（社会）生产发展方式相区别的资本的特征的一种抽象[11]。这就是说，首先，资本是一定量的价值，它以商品经济的存在为前提，在理论上，价值概念先于资本概念[12]，在历史上，“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13]。因此，资本具有历史性。“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14]
其次，价值并不必然就是资本，只有当商品流通同时成为以增大自身为目的的价值流通时，才会有资本的存在。历史地看，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两种资本形式。“不仅商业，而且商业资本也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得早，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更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15]
第三，资本的存在并不必然使资本支配社会生产。要使资本支配社会生产，从而成为社会生产的具有历史规定性的独特生产方式，还必须具备一系列条件，其中关键性的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二者的分离反映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对生产者与劳动者分离的客观要求，即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其人成为生产者，劳动力的所有者成为劳动者。能使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分离的所有制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生产资料的联合劳动者所有也能使、也必须使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分离，从而使联合劳动者成为生产者，劳动者个人成为直接劳动者。在二者分离的前提下，要实现他们的结合以生产物质产品，劳动者的劳动力既可以采取商品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比如计划配置下的劳动力）。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权存在的前提下，劳动力只能采取商品的形式。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充分条件，但绝不是充要条件。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情况下，生产者要进行生产，只有到市场上去购买劳动力并将其并入生产过程才有可能实现，“G-A发展到什么程度，G-Pm也发展到什么程度”[16]。从而，资本也在什么程度上支配社会生产，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社会生产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取代以直接或间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的的社会生产。因此，劳动力成为商品是产业资本产生、从而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产生的前提条件。
第四，资本是一种财富的存在形式或一种（社会）生产的发展方式。历史上出现过的物质财富的存在形式，有自然形式、商品和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17]与财富的存在形式相适应，人类社会经历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资本经济等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方式。自然经济以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要为社会生产的目的，商品经济以交换、从而交换价值为社会生产的目的，资本经济则以价值的不断增殖为社会生产的目的。资本经济以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但是，它的以追求价值增殖为目的的运动会加速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商品经济成为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使资本经济成为商品经济的内在灵魂和本质。资本生产方式的趋势是：“尽可能使一切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它实现这种趋势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产卷入它的流通过程；而发达的商品生产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8]
第五，资本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但它并不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资本不是物”。它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发展方式，的确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但是，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进而资本的所有制不同，资本所体现的经济关系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资本只追求在价值的运动中增殖，并不要求价值为什么会增殖，或价值增殖的源泉是什么。要探寻价值增殖的源泉，必然涉及到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关系。在任何社会，价值增殖的源泉只能是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但是，不同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和占有关系却能够使资本体现不同的经济关系。很显然，资本究竟体现哪一种经济关系，这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决定了雇佣工人生产、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生产资料的联合劳动者所有决定了劳动者个人生产、联合劳动者整体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
最后，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将资本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同资本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完全视做同一的东西，这在认识上还有其他根源。当生产资料普遍地以资本的形式存在，并且归于它的私人所有者资本家，由此，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取得了一种历史的存在形式。资本的所有者天然不是资本家，但资本家天然是资本的所有者。正是由于资本家天然是资本的所有者，人们在观念上自然也就会把资本的所有者等同于资本家，从而将资本等同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进而将资本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等同于资本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即雇佣工人生产，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
二对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初步分析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古典革命”，使资产阶级有了第一个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即古典经济学。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法国的魁奈及布阿吉尔贝尔等。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具有这样一种特征：他们把经济制度下阶级关系的研究同既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过程，诸经济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加以结合，把经济制度本质的分析与既定制度下经济运行过程数量的分析结合起来[19]。亚当·斯密在其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发现了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论述了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原因、条件、途径；另一方面也初步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和规律，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这种研究。但是，萨伊、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麦克库勒赫等人则在“通俗化”的形式下，将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制度本身的分析与对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变量的分析割裂开来，把大部分精力集中于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变量的研究。最具代表意义的是约翰·穆勒于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教科书，在该书中，穆勒一方面尽量维护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另一方面主张国家调节收入分配，改善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称之为“没有生气的混合主义”。
19世纪70年代以后，以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帕累托、马歇尔等人为代表的边际学派，完全抛弃了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身及其运行机制的古典经济学传统，使经济学成了一门以论证市场机制能够使资源有效率配置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他们从消费者行为出发来研究价值问题，认为价值决定于个人的心理过程。在此基础上，他们用数理方法建立了关于消费者在谋取最大效用，生产者追求最大利润的刺激下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一国生产资源有效配置的理论。他们相信市场力量能有效地调节经济活动，从而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建立起均衡的力量。其中的杰出代表是1890年出版的马歇尔所著的《经济学原理》。
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他在1932年发表的题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文中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罗宾斯的这一定义既代表了自边际革命以来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经济研究对象的认识，也符合当时西方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研究的实际。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这一规定发表以来，先后遭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批判。但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其所著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基本上接受了这一规定。比如说，最近出版的萨缪尔森所著的《经济学》（第14版）和斯蒂格利茨所著的《经济学》都延袭了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
萨缪尔森讲：“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它们在不同人之间进行分配。”[20]斯蒂格利茨说：“经济学研究的是：我们社会中的个人、厂商、政府和其他组织是如何进行选择的，这些选择又怎样决定社会资源如何被利用。稀缺是经济学的一个显著的现象：因为资源稀缺所以选择是必要的。”[21]尽管二人在遣词造句方面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我们仍然不难发现他们二人在经济学研究对象认识上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包含两层基本的含义：第一，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或者说是社会用稀缺资源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第二，社会如何配置稀缺资源，或者说社会用什么样的技术方式和社会制度（体制、运行机制）来配置稀缺资源，以解决这个社会经济的基本问题。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或者说体制）对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其方式不同，效率也不一样。“不同的社会面临着通过各种可供选择的经济制度而发生变化的需求，同时，经济学研究一个社会可以用于配置稀缺资源的不同机制。”[22]
如果我们把资源配置问题看做是社会生产问题，那么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萨缪尔森等人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而资本主义经济天生就是市场经济，资源配置问题主要靠市场经济这种体制方式来解决。因此，他们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市场经济的研究上，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尽管萨缪尔森列举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可供选择的资源配置的体制方式，但它要论述和证明的却是市场机制对于资源的有效率配置。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实际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不管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不外乎在于论证市场经济是如何配置资源、发展社会生产的。当然，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和其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只是在市场经济、在经济体制层面上研究资源配置方式、社会生产方式，并没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从制度层面上探讨资本主义的资源配置问题。他们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当做既定的前提存而不论。许多同志探讨了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据此而认为，西方经济学把生产方式逐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实际上，西方经济学时时处处都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
三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的共同之处和对立性
我国学者在比较、分析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时，一般都揭示二者的对立性，很少分析二者的共同性。其实，只有在弄清二者共同性的基础上，才能说明他们的对立性。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西方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配置稀缺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表面看来，二者毫无共同之处。前面的分析告诉我们，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社会生产在价值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或者说就是资本经济方式，或者说社会生产的市场经济方式。
那么，资本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知道，资本经济是社会财富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方式，它以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以价值的不断自行增殖为目的。它的存在和发展，它追求价值增殖的运动又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技术市场等市场体系的形成。市场经济就是“借助于市场交换关系、依靠供求、竞争、价格机制、组织社会经济运行，调节社会资源配置和人的利益的经济，简言之，在市场调节下运行的经济。”[23]“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方式，这种经济运行形式通常叫做市场经济。”[24]“市场经济是一种私人和私有企业制定关于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决策的经济。价格、市场、盈利和亏损、刺激和奖励的一套制度解决了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25]“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资源私有，经济决策高度分散。……，这个制度是通过内在联系的市场网络和价格协调的。”[26]“今天，市场的概念包括如何进行交易的场合，尽管这些交易未必完全符合村镇市场。……，所有这些交易过程都包括在市场经济这个概念里。”[27]由此可见，一方面，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另一方面，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
可见，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更确切地讲，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他们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研究资本经济，都把资本经济看做是人类社会生产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方式。换言之，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因其生产目的有别而可区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资本经济、计划经济（或者叫做别的什么经济）等，资本经济只是其中的一种。在这里，之所以列出了资本经济，而不讲市场经济，是因为资本经济在生产目的上有别于其他生产方式，而市场经济并不能表明其生产方式的目的何在。卫兴华教授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差别性所引出的理论思考》一文中指出：至于说商品经济是相对于自然经济而言的，市场经济是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的，表面上看很对称，很清晰，但经不起推敲。试问：市场经济难道不与自然经济相对立吗？难道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互不相关的两回事吗？如果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对立，商品经济为什么就不与计划经济相对立呢？卫教授是对的。因为，尽管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等范畴都是对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概括，但这种概括的理论层面是不一样的。要使我们对不同生产方式的划分清楚明确，必须坚持标准的同一性，而最常用的标准就是社会生产的目的。马克思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依然存在着严格的对立性，具体地讲：
第一，马克思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研究与此相适应的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暂时性的同时，揭示了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的历史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西方经济学并不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反却把它作为研究市场经济的既定前提。他们虽然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一种体制方式，但却试图证明它是配置资源的一种最有效率的方式。由于他们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同市场经济看做是不可分的，因而，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永恒性，调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产生的各种矛盾。
【关键词】智力 智力资本 智力资本会计
一、企业制度的变迁———一个实体资本
地位不断下降，人力资本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研究表明，企业制度变迁的过程实质上也是所有者责任、权力及其与企业关系变化的过程。传统企业认为企业是由股东这一非人力资本的投资者所创立，因此企业为股东所有。但按照科斯(1937)的说法，“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通过契约，生产要素为获得一定的报酬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因此，企业只不过是以一个市场契约替代了市场的价格机制，而并非一个由股东创立的组织。周其仁(1996)更进一步认为，市场契约是多个所有权之间为让渡各自产权而彼此作出的保证兑现的承诺，它不属于任何契约单方。现实当中也没有人会说一份多方签订的合同会归一方所有。至于人们通常所说的“企业的所有权”，张维迎(1996)认为“是指对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Demstez)则认为，如果团队产出在所有团队成员之间分配，每个人都有偷懒的积极性，个人最优的行为不可能实现团队最优。为了解决团队成员的偷懒，就得引入一个“监督者”。为了解决监督者本身的偷懒问题，应该让监督者成为剩余索取者。
古典企业里，企业的实体资本所有者同时又兼任企业的管理者(企业家)。正是这种非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合为一体的现象，才使经济学家形成了一个笼统的“资本”概念。新古典经济学里，企业被看作是一个生产函数，而资金和人力是生产要素。作为生产要素，资金和人力是对称的，他们各自的报酬取决于各自对生产的贡献。在均衡的情况下，工资等于劳动边际生产率，利润(利息)率则等于资金边际生产率，但没有理论确切证明为什么人力不能雇佣资金。资本家拥有企业的原因，从新古典经济学所能得到的最好的解释是“之所以资金雇佣人力，是因为资金比人力更为稀缺”。[1]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结论，这就是:一个最大化企业总价值的所有权安排一定是“加总的”每个参与人的行动的外部效应最小化的所有权安排。也就是说风险承担者(risk-taker)与风险制造者(risk-maker)应该一致。因为如果风险制造者不承担风险的话，他就不可能有积极性作出好的决策。
在古典企业里，由于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只有非人力资本投资者才有能力承担风险，所以很自然的，非人力资本投资者就承担了企业风险制造者(即企业的控制者或称所有者)的角色。
张维迎(1994)认为，从激励的角度，剩余索取权应该分配给企业家，因为(1)企业家在决定剩余多寡方面有举足轻重之功;(2)企业家与其他成员相比，他的行为更难以监督(所谓不对称监督)，而且与其他任何成员相比，企业家积极性的损失带来的成本更大，因此为了企业家牺牲其他成员是值得的。监督的不对称性意味着，将剩余索取权分配给企业家可能会带来较低的“总”积极性损失。这两个因素结合，意味着企业家索取剩余时的总福利损失最小。但是，他还认为，在经营能力不易被观测的假设下(即有关经营能力的信息不对称)，职业的自由选择意味着将有太多的无能之辈吹嘘自己能从事经营，与一个拥有巨额财富④的人相比，一个相对贫穷的人更有积极性“虚报”其经营能力，所以财富成为传递经营能力信息的信号。由于财富的约束，获取剩余索取权的优先权要让给财富投资者，即企业剩余表现为财富收益。这一论点为古典资本主义的制度特征提供依据。
按张维迎的观点，具体到古典企业而言，资本家，是一个笼统的古典“资本”概念的人格化代表，资本家在古典企业里其实担负着两个职责，一方面他作为实体资本家需要提供实体资本，另一方面他作为企业家需要做出资源配置的决策，二者的合二为一，形成了“资本家拥有古典企业”命题的认识论起源。前文所论述的古典经济学中“资本的相对稀缺”，看来只不过是对企业实体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不加区分的一种模糊判断而已。其实，正如经济史学家指出的那样，在以往任何一个经济都有“一些钱财找不到投入的场所”[2]。换言之，即使在古代，真正稀缺的也是企业家人力资本而不是实体资本。
随着现代企业组织的发展，公司制的出现，企业家才能和管理才能这些人力资本从总的“资本”概念里分离了出来。市场范围的扩张、交易从到形式的复杂、企业组织的成长，使企业家和企业管理的人力资本的独立不但势在必行，而且在经济上有利可图。这无非是分工法则在经济组织变化中的体现。随着古典企业制度向公司制的转化，古典“资本家”逐渐被一分为二:一方面是单纯的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另一方面是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所有者。
由于古典“资本家”逐渐被分解，不但使企业家人力资本从企业实体资本的影子里走了出来，而且逐渐走到了大企业的舞台中心。有研究表明，1930年初期经理们即已经在公司股权极为分散的条件下控制了企业资产的大部分，有人称之为美国企业制度上的一场“经理革命”(managerialrevolution)[3]。斯蒂格勒与弗里德曼(1983)进一步确认了人力资本及其产权在现代企业制度中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大企业的股东拥有对自己实体资本的完全产权和控制权，他们通过股票的买卖行使其产权;经理拥有对自己管理知识的完全产权和支配权，他们在高级劳务市场上买卖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股份公司并不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而是实体资本与经理知识能力资本这两种资本及其所有权之间的复杂合约[4]。现代股份公司引起企业产权结构的真正重大变化:一方面，在当代企业最展开的形式上，人力资本专门化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力资本得到了各种发挥和利用———一般劳务、专业技能、管理(计量与监督)、各种企业家才能———都变成独立可交易的要素进入企业合约。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之间的企业契约变得极为精巧和复杂。另一方面，各种人力资本及其所有权在企业里的竞争与合作，发展出多种多样的超越“古典企业”时代的新组合和新形势。如何发展“激励性契约”，成为有效利用企业实体资本的前提，也日益成为当代保持企业竞争力和生产力的中心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人力资本地位的相对上升，不是通过“剥夺”企业实体资本的产权而实现;而实体资本的相对地位下降，也不是“所有权弱化”的结果。企业的不同资本的相对值的变化，是由一切进入企业合约的要素的市场竞争来确定的。
二、智力资本稀缺———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
每一个经济时代都有其最为稀缺的资源，在农业经济时代是土地，经济时代是资金，而在今天，最稀缺资源是人才。在知识经济里，人才是发展知识经济不可缺少的最基本要素，是知识经济的灵魂，离开了人才，能使知识经济持续发展的知识就无从产生，知识资本也就缺乏相应的载体，知识产品无法生产，知识分配缺乏相应的对象，知识也无从构建。因此，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最具价值和最重要的资源已不再是物质资本，而是知识和智力，即智力资本。人才智力资源的价值在知识经济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知识经济的繁荣不是直接取决于物质资源、货币资本和硬件技术的数量、规模及其增量，而是依赖人类最复杂的功能———人的智慧和创新，依赖于知识或有效信息的积累、增值和实现。智力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技术无可争议地成为第一生产力，管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企业最稀缺的资源是人才。正因为人才取代了资金成为现时最稀缺的资源，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也将随之发生相应的变更。
舒尔茨(Schultz，1975)认为，人力资本是指体现在人的身上的各种知识和能力，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的收入，其范围包括天生具有的才能和后天获得的能力，还包括运用和继续传授这些知识的能力、运用知识时间和身体状况，它是相对于物质资本或非人力资本而言的。从企业的角度看，人力资本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能力:生产能力、科研创新能力、资源配置能力。
生产能力是指人力资本所有者将其人力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生产出来产品的能力，这是一种较为低级的人力资本，其所有者一般是企业的工人与普通的白领职工，生产能力所有者在人力资本所有者当中所占的比重最大，人数最多。
科研创新能力是指人们打破传统的习惯，现代的科学知识和科学工具，创造出新的科研成果的能力。这是一种较高级的人力资本，其所有者一般是科研人员，受程度往往是传递科研创新能力的信号。
资源配置能力是指人们感知、正确的把握和采取行动重新配置资源、应付非均衡状况的能力。对于企业来说，资源配置能力是指那些针对改变了的环境重新调整生产要素从而获得更高经济成果的能力。拥有较强的资源配置能力是衡量一个优秀企业家的标志。
在知识经济时代，最稀缺资源的人才是具有创新意识的高人才和具备资源配置能力的企业家。
我们可以将科技人员科研能力与企业家资源配置能力统称之为智力，二者进入企业成为智力资本，前者称为技术智力资本，后者则可称为管理智力资本。从事技术研究、进行技术创新的专门技术人才属于技术智力资本所有者，如软件开发人员、生物技术研究人员等;从事企业经营、负责整个企业资源配置的企业家则属于管理智力资本的所有者。
三、财富与智力的合作———现代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
(一)人才的稀缺使“财富与智力的合作”成为可能
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人力资源的要求越来越高，人才变得越来越稀缺，人才参与企业契约谈判的筹码也越来越多。为了吸引人才，非人力资本投资者不得不让渡部分的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智力资本所有者也应该拥有企业的部分所有权，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也因此从“财富雇佣智力”变为“智力与财富的合作”。新古典经济学的稀缺理论可以为此提供一种解释。
(二)风险的变化使“智力与财富的合作”成为必要
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的革命的网络的普及，使非人力资本的社会表现形式呈多样性趋势发展，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大大降低了企业投资的贡献，而且可以在各种社会表现形式之间根据风险最小化原则进行转换。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投资于企业时，即可以在事前进行投资风险的比较，选择投资风险最小的非人力资本投资形式，也可以在事中和事后出现投资风险时，审时度势，在各种非人力资本形式之间进行转换，以最大限度和最快速度的减少最终造成的投资损失。此外，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对企业的投资也从过去以实物型直接投资为主的投资方式越来越转向以证券型间接投资为主的投资方式，由过去直接投资于企业以获取企业剩余价值为主，转向间接投资以赚取股票差价为主，当企业出现经营困难，股东就会“以脚投票”，抛售股票。非人力资本投资的多样化、市场化和证券化，使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与企业的关系逐步弱化和间接化，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所承担的风险也逐渐降低。
相反，智力资本的专用性使智力资本所有者日益变成企业风险的承担者。社会的发展是以社会分工的充分而广泛的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分工越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越发展。如果我们从社会分工的主体———智力资本所有者角度考察，所谓社会分工发展就是智力资本的专用性的强化。因此，可以这样说，智力资本的专用性是现实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特征和标志。正因为智力资本在自然形态上和其所有者不可分离，在社会形态上具有专用性的特征，当智力资本所有者将自己的资本投入某一特定的行业和企业后，往往成为一种抵押品。因为智力资本的转换需要一定的成本，随意进入一个不适合自己的企业、或随意退出一个适合自己的企业，都会对自己造成损害。特别是企业家，他往往是从公司的最底层开始沿着等级阶梯向上提升最后达到公司的最上层领导，他的资源配置能力需要他在漫长的职业涯中逐渐积累、磨练，很难一蹴而就。当他用漫长的职业生涯积累成公司的最上层领导后，他进出公司的成本变得异常巨大，相应的，企业家所面临的风险也变得巨大，这使他的决策也不得不变得小心谨慎，如果其不能享受剩余索取权，其决策将趋向于保守，不利于公司发展。而且，由于市场环境和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使企业家脑力活动无法得到有效的监督，所以让企业家拥有企业的部分所有权，也许是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的必要条件。因此，智力资本的专用性反映了社会分工对智力资本所有者进入和退出企业的客观限制。这一客观制约使智力资本所有者具有一种退出企业的惰性，以及承担企业生产经营风险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从而使智力资本所有者与所在企业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逐渐变成企业风险的承担者之一。
根据“风险承担者与风险制造者一致”原则，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承担的风险逐渐降低，那么他对企业的所有权也应有所减少，人力资本所有者成为企业风险的承担者之一，那么他应该拥有企业的部分所有权。
(三)“智力与财富的合作”的进一步———“委托一理论”
如果把非人力资本投资者看成委托人，人力资本所有者视为人，在企业里非人力资本投资者与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委托———关系存在着四个方面的非均衡性:(1)利益的非完全一致性，即委托人的主要目标是自身利益(包括实体资本保值增值和出资收益)的最大化，但人目标是利益(包括经营业绩和收益)的最大化，双方存在着潜在的利益冲突;(2)风险的非完全共同性，其委托人往往是“风险中性”的，人往往是“风险厌恶”的，双方对风险一般持有不同的态度;(3)信息的非均衡性，其人在订立契约时就已掌握或在订立契约进行工作后才掌握“私人信息”，而委托人往往不掌握人这一私人信息，这就为人的“逆向选择”提供了可能;(4)环境的非确定性，即企业的环境形势变化复杂、难以确定，企业利润同样受到企业人无法控制的多种因素，因而委托人即使在事后也不可能观察到并证明人实际选择的努力水平，这就为有“规避责任”提供了方便。因此委托人控制人的最佳合约应该是让人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
四、智力资本———知识条件下人力资源会计的必然升华
作为“提供决策有用信息”的会计应满足需要会计信息的契约各方缔约者之需求，传统的人力资源会计虽然能部分的解决传统会计难以充分降低交易费用的缺陷，但由于其仍然定位于向非人力资本投资者提供信息，人力资源会计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按实际成本核算，未能反映出智力资本的实际价值;人力资源价值会计虽然充分计量人力资源的价值，避免了人们低估企业价值不足，但无法与传统的财务会计融为一体，只能作为管理会计的一个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两种模式均未能解决智力资本的产权归属和界定等实质问题，并未从根本上明确智力资本是企业的资本和财富，以及智力资本在企业中的地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和调动智力资本所有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认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会计将升华为智力资本会计。
智力资本会计与传统人力资源会计并不是相互对立和相到否定的，这种升华是传统人力资源会计到现阶段的必然结果，有其深刻的经济基础，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智力资本会计是对传统人力资源会计的提炼、继承和发展。
智力资本会计与人力资源会计有以下主要区别:
1、角度传统人力资源会计在“财富雇佣劳动”的假设下，将其使用者定位为非人力资本投资者，其目标是为非人力资本投资者提供决策的信息。智力资本会计以“智力与财富全作”作为前提，智力资本所有者作为剩余控制权与索取权的拥有者之一，同样也有权要求拥有相关的会计信息作为谈判的依据，而且智力资本所有者群体内每一个体也需要了解其他个体智力资本价值的信息。智力资本会计不只站在非人力资本投资者的角度来考虑得失，而是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既考虑非人力资本投资者的得失，又考虑智力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与需求。
2、核算对象传统的人力资源会计是同质的对待全部人力资源，既包括企业家(管理者)也包括生产者，没有突出智力资本的重要性，其激励效应很难得到实现，既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也不符合重要性原则。从激励的成本来考虑，智力资本会计反映的对象不应该是所有人力资源缔约者，其详细反映的对象应该是智力资本所有者，生产者由于激励成本太高而显得不经济，不属于智力资本会计反映的对象。
3、确认时间与资本化传统人力资源会计确认人力资源时间是企业为人力资源发生支出的时候，其获取人力资源与其购买其它非人力资产没有本质区别，一方面他获得人力资源的产权，另一方面他为获取的人力资源发生支出。传统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的问题，实质上是讨论人力资源支出是费用化还是资本化的问题，并没有真正涉及到人力资本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问题。智力资本会计以“智力与财富合作”为前提，智力与财富共享剩余索取权，认为智力不仅是企业的资产，同时也是企业的资本，智力资本所有者同样是企业的所有者，因而将智力资本确认为企业所有者权益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将人力资源的费用资本化而已。
4、计量属性传统人力资源会计较多采用成本作为计量属性，人力资源管理会计也采用现行价值但并未成为主流，而且未能纳入财务会计系统。对于智力资本所有者来说，从非人力资本投资者角度所提出来的成本概念并不适用。智力资本所有者参与企业契约谈判，其需要的依据应该是智力资本的现行价值，参与契约谈判的其余各方关注的也是智力资本的现行价值而不是其历史成本，因此应该将价值计量引入智力资本会计，其以现行价值而不是历史成本计量智力资本。
5、折旧与分摊传统人力资源会计是站在非人力资本投资者的立场，把人力资源看成被投资对象，因而认为人力资源如同固定资产一样在使用消耗过程中会发生折旧的问题(张文贤，1995)。智力资本会计下，智力资本是合作者不再是投资对象，而且智力资产和一般资产有本质区别，其价值的变化与智力资本所有者本身的状况息息相关，而与使用与否相关性极低，不存在折旧与分摊的问题。
6、权益分配传统人力资源会计将非人力资本投资者视为企业的所有者，因此非人力资本投资者拥有企业权益的分配权。智力资本会计认为，企业的权益应该为非人力资本与智力资本所有者所共享。
7、报告对象及列示人力资源会计的主要在于人力资源管理会计方面，在财务报表上列示时，仅在资产负债表上列示人力费用资本化以后形成的人力资产成本。智力资本会计将重新设计报告体系在资产负债表上不仅要列示智力资产的价值，而且要在智力资产进入企业时确认其权益。
五、“评估+讨价还价”———智力资本的计量模式
传统人力资源会计从不同的角度分别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人力资本的计量，既有按成本计量的方法，包括历史成本法和重置成本法，也有按价值计量的方法，包括按现行价值计量的方法和按未来价值计量的方法，还有人提出模糊计量的方法(Flamholtz，1985;王华 丁友刚，1999)。
我们认为，智力资本应该选用现行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因为智力资本的现行公允价值是随着其产出价值上下波动的，预期产出价值越大，其公允价值越高，二者正相关。
采用现行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在操作上存在着公允价值如何确定的问题。“协商定价”是一个较好的定价方法，但任何协商都需要一个共同的基础，我们认为，可以借用资产评估的方式，以评估价作为双方讨价还价的基础。
(一)智力资本价值的衡量因素
1、基本因素———历史业绩历史业绩是衡量企业家智力资本大小的基本因素，因为企业家的历史业绩是一个综合指标，它是对企业家资源配置能力、团队协作能力、领导才能、处理与各方关系的能力的一种综合反映，它与企业家的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最为明显，也最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同时也比较容易观测，操作性与可验证性较强。把企业家的历史业绩列为基本因素，还可以增加企业家决策时的个人风险，更有利于激励企业家的工作。
2、调整因素
①身体状况。俗话说商场如战场，缺乏旺盛的精力与健康的体魄，是无法充分发挥智力资本的效果的。
②对行业的熟悉程度。随着社会公工的进一步深化，行业与行业之间的专业壁垒也越来越高，在某一个行业非常优秀企业家，转换到另一个行业可能会变得平庸与无能。
③与企业的密切程度。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工作方式与企业文化，企业家的决策需要有能干与忠诚的下属来执行，而下属的选用与提拔需要时间，工作方式的磨合也需要时间，这些时间的消耗可能到企业家资源配置能力的实现。
(二)智力资本计量的程序与方法
1、确定由谁来执行智力资本计量我们非常赞同阎达五教授等(1999)提出的“人力资产的计价应该统一由权威的人力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设想。独立的权威评估机构用其声誉来保证其评估结果得到公众的认可，而该机构为了维护其声誉，也不得不站在公正的立场来进行尽可能的评估。我们认为，智力资本公允价值的确定，也可以由独立的权威机构来进行。为保证评估质量，评估机构应该由公司战略专家、财务专家、人力资源专家、智力专家(主要是设计和进行智力信息的收集分析，确定特定工作所需的不同知识类型)等人组成
2、获取相关数据并评分
①以前业绩的衡量。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指标衡量:所在企业的经济效益增长情况(包括销售利润率的增长率、总资产利润率的增长率、投资收益率的增长率、净利润率的增长率等指标)、所在企业的经营状况的改善情况(包括市场占有率的增长率、存货周转率的增长率、应收账款周转率的增长率、净资产的增长率等指标)、所在企业偿债能力的变化情况(包括流动比率的增长率、速动比率的增长率、利息支付能力的增长率、资产负债率的增长率等指标)、企业综合实力的加强情况(包括所在企业的股价或市值的增长率、总资产的增长率、固定资产净值率的增加等指标)、企业的发展前景(包括行业产业政策是否有利、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产品的发展前景、销售收入增长率、研究开发费用等指标)、企业家素质的好坏(包括在企业所任的岗位、制度建设及实施情况、合同履行情况、员工的评价、受程度等指标)。资料来源可通过有关会计资料、统计资料、问卷调查、座谈会等方式取得，可定量，也可不定量，最后得出加权平均的分值。
②身体状况。可根据工作时间、工作效率等指标分析。
③对行业的熟悉程度。主要根据在不同行业之间的转换成本确定。一般而言，转入新行业的时间越长，分值越高，反之越低。因为行业之间的相关程度不同，因此不同行业之间的转换成本也不一样，不同行业之间同样的转换时间所得的分值可能不同。
④对企业的密切程度。主要取决于在企业的工作年限。一般而言，工作年限越长，分值越高。
上述指标的相应权数与评分标准，需要有大量的经验数值为基础，应在实践中不断积累。
3、企业契约的各方根据评估机构的评估值进行谈判
智力资本价值的认定，取决于企业契约各方是否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经协商确认智力资本的价值后，双方应签订协议，协议中应注明智力资本进入企业时的价值、当智力资产价值发生增减变动的时候按怎样的比例追加智力资本的价值以及智力资本所有者退出企业时其股权的处理方式等等。
六、相对独立而又融为一体———智力资本核算与报告的新思路
(一)智力资本的核算
1、智力资本进入会计信息系统的帐务处理思路
为了保证现有的财务会计体系不受影响，我们认为传统的财务会计核算的内容不应再重新组合，智力资本会计的核算范围是由于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之后，智力资产、智力资本对企业财务状况、利润分配的影响。
(1)初始核算
当智力资本所有者初始进入一个企业时，意味着一份新的企业契约的成立，这时，智力资本会计信息系统应该根据双方所确认的价值，一方面增加企业的智力资产，另一方面增加企业的智力资本(属于企业的所有者权益)。
(2)价值变化
企业所拥有的智力资产只有增加与减少的现象，不存在折旧与分摊的问题，应定期重新评估智力资产的价值，及时调整确认入帐，其增减额在考虑了智力资本的增减额后，差额作为资本公积。
(3)相关支出
与智力资产和智力资本相关的支出，如搜寻成本、评估支出等，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2、智力资本会计应设置的帐户
(1)“智力资产”帐户该帐户属长期资产类帐户，按个人设置明细科目，用于核算智力资产的增减变动额，获得智力资产和智力资产评估增值时记借方，智力资本所有者离职、退休、死亡及评估减值时记贷方，余额在借方，即期末智力资产的结余数，表示企业所拥有的智力资产价值。
(2)“智力资本”帐户该帐户属于权益类帐户，智力资本所有者进入企业时，按照各方协商的价格和确定的股份比例记贷方，评估增值后，经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批准或按照原有的协议，按批准的增加金额记贷方;当智力资本所有者离职、死亡等原因离开企业时，按照原有的协议，将所需要减少的智力资本记入借方，余额在贷方，表示累计被智力资本所有者所持有的股份。
3、智力资本会计的会计分录
(1)智力资本初始进入企业时，根据在评估价值基础上达成的协议价，按协议价借记“智力资产————×××”账户，贷记“智力资本———×××”、“资本公积———智力资本溢价”账户。
(2)以后每年进行评估时，根据智力资产评估增值(减值)额及按协议应追加的智力资本价值记账。评估增值时，按评估增值额，借记“智力资产———×××”账户，按协议应增加的智力资本额，贷记“智力资本———×××”账户，差额借记或贷记“资本公积———智力资本重估增值”账户。评估减值时，按协议应减少的智力资本额，借记“智力资本———×××”账户，按评估减值额，贷记“智力资产———×××”账户，差额借记或贷记“资本公积———智力资本重估增值”账户。
(二)智力资本的报告
作为企业契约的各方，无论是智力资本所有者还是实体资本投资者都需要了解企业智力资本方面的情况，以作出正确决策。为保证原有财务报告体系的完整性，智力资本会计的有关信息应相对独立，单独列项。具体来说，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类“固定资产”与“递延资产”之间单独设立“智力资产”项目，同时在所有者权益类下的“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项目中分别单列“其中智力资本”项目。
1 张维迎 企业的企业家———契约 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2 周其仁 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 经济研究，199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