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4 07:11:1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学创作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文学批评社会政治化有余，美学自由化不足
当前，很多文学批评作品的政治化倾向明显，实际上不过“以学究之陋解诗”罢了，对作品只是理论上的标示，仅仅用文学理论去解释作品，而不是基于审美或经验主义。在职业批评家看来，也只是“禾”与“莠”在一个田地齐生共长的景致。事实上，其对于推动文学创作和文学发展的功用微乎其微。20世纪初改良派提出的“小说界革命”，目的就在唤醒民众，启蒙民智，改良社会风气。文学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色彩浓厚无可厚非，而当代文学则必然要求借鉴西方文学的精华，宣传新思想、新观念，反映新生活、新文明。因此，文学批评者也必须从美学立场出发寻找安身立命之处，这样，文学批评界的社会地位才能有所提高。
2.文学创作的民族化与文学批评的现代化相互制约
文学发展整体形势不容乐观。文学创作要民族化，文学批评要现代化，大家的思考重心往往都放在“如何改革上”，而缺少对“为何要这样”的深入思考。其实，答案不在于艺术，而在于政治。令人遗憾的是，创作方法可以探索创新，创作原则却难以动摇，现实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必须时刻牢记和体现，那么，在文学批评当中，批评的政治立场显然比艺术方法重要，文学批评的“推陈出新”的实践时隐时现，文学批评的从属地位逐渐占据主流地位。
二、文学批评的未来与展望
1.丰富批评理论体系，消弭批评与创作之间的无形鸿沟
文学创作从来不源于理论思考，并超前于理论思考，其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这种“清风自来”的新鲜感，而这恰恰是一般批评家所未能进入的境界：他们往往把或许也曾感受到的这种得之不易的新鲜感置之脑后，其所看重的只是文学史的知识和材料而已。威尔逊提出，批评家仅仅是批评家也是不够的，他应该首先是艺术家，善于创作诗歌、小说、戏剧，才能真正对艺术创作者及其作品产生真挚的同情，才能把作品中最真实的信息传递给读者。
2.将艺术和审美相结合，实现文学批评的美学化
艺术是精神性的，它不是供人换取功名利禄的“职业”，它需要一种活跃的、敏锐的、精深的鉴赏活动，它既关乎文学问题，也涉及社会、政治、历史、哲学等问题。将艺术与审美有机结合起来，从某一角度深层次揭示该文学作品中存在的问题及从美学的角度发现该作品的深远意义和价值所在，并能条理清晰的阐述该作品对文学和美学发展的意义，从而实现文学批评的美学化。
众所周知，文学创作是和创作主体密不可分的，它集中表现了创作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审美体验和认识。从古至今，创作主体在整个文学创作活动中的地位都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古代文论始终将对创作主体的研究置于重要位置，深入探讨创作主体的德才和学识、情操和禀赋等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这些因素与作家创作的关联性与复杂性。本文集中探讨的是中国古代创作主体的人品与文品的具体关系。“文德说”是中国古代作家论中的一个很有影响的命题。它的实质是说创作主体的道德修养决定文学创作成就的高低，这在文学史上确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文学现象，先秦开始一直为历代文论家所重视并且不断地加以发挥，“德”与“文”的关系随着其内涵的发展也是在不断地演变。
“文德说”就其源，起自先秦时期的言、德之论，它最早出自《周易•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这里的“文德”，不是专门针对文人而言的，不专指作者，而泛指一种美德。《礼记•表记》中说“君子耻有辞而无其德，有其德而无其行。”这既表明了德行第一、言辞第二的思想，又强调了德、行、言必须统一。虽然“文德说”在先秦并不专指文学，却对后世文学主体论的“德”与“文”的关系发生了直接的影响。汉代王充在《论衡》的《佚文》等篇中明确地提出了“文德”的概念，他说：“《易》日：‘大人虎变其文炳，君子豹变其文蔚。’又日：‘观乎天文，观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为观，大人君子以文为操也。”“以文为操”，就是以礼乐规定的文饰为仪表，而这种礼乐规定的文饰是合乎道德规范的。在《书解》篇中又说到“人无文德不为圣贤”。这里将道德和文章看成一体，当然这一命题也引起了后世批评家们的争议。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文人的感情意念通过文辞都充分表露出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文德”之论的文论家颇多。魏文帝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提出的“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成了一个时期评论文人无德或少德的理论依据。刘勰的《文心雕龙》除了有很多篇目论及文德之外，还有专篇论及文人品德，其论文人德行的专文是《程器》篇，借用《尚书•周书》上的比喻，说明人材要“贵器用而兼文采”，不能象近代词人那样“务华弃实”，本末倒置，强调文人要注重品德的修养。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对于陶渊明的评价算是真知灼见，准确地论述了文与德的关系。陶渊明不仅诗品高洁，人品也一直为后世的人称道，特别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令人敬仰。因此萧统不仅为他编文集，而且在序言中高度评价了陶渊明的文品和人品，这也是历史上最早的高度评价陶渊明诗品和人品的论文。
唐宋时期，古文运动兴起，主张“文以明道”、“文以载道”，强调政治教化的功能，因此对作家道德修养的要求更为强化。唐代的韩柳及其门人对于“文德“作了更深一层的论述。韩愈在《答李翊书》中从古文运动的角度，阐述了学习古文须以“立行”为本，而以“立言”为表。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说明只有“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进入了“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的境界，达到了“取于心而注于手”的熟练程度，并且还要再修养若干时日，“然后浩乎其沛然矣”，才能写出出色的文章。明清时代，文论家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等的观点，尤以宋濂为称首，其《文原》上下篇提出了文章的写作要崇实务本，合义理、事功、文章为一体的主张，认为文章的成败高下不能仅仅从文字上去下功夫、而要从根本上着手，十分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纵向观察，中国古代文论家都把“文德”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主体论的重要内容，认为文品是人品的反映，只要道德修养好的人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因此对于进行文学创作的主体而言必须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这样对于“文品”的提高也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论中所出现的“文品”、“赋品”、“诗品”、“诗格”等概念，实质都是与“人品”对应而言的，以“立德”为创作主体的首要条件，古代文学创作中对创作主体德行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文论对主体性的深刻认识，对自身人格及创作的关系的认识。文学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评价它的作用和价值，既不能采取绝对肯定的态度，也不能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而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文学创作的成败显然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毕竟会有一个主导因素制约着，创作主体的品格是绝不容忽视的，主体的品格在很大程度上预先规定了作品审美价值的高低，创作主体借其创作表达自己的情感、表现自己的审美情趣，因此表现主体的情志、个性、理想，始终是文学创作的基本特点之一。所以古代主体论对作家品格的重视，成为一个良好的导向，这使得作家不断地修身养性、加强道德修养，表现自己高尚的情操，这对社会风气的加强、文学的发展都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过分强调“立德”的作用，而忽视创作中的特殊性，这将无疑会阻碍文学的发展，如果完全用“德”、“人品”来衡量一个人的创作成绩，这也是极不公允的。因此我们必须强调创作主体既要重视道德修养，又要不断在实际中开阔自己的学识视野、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坚持不断创作、重视创作中的文辞表达，只有将这几者紧密结合，才有好的文章产生。
《文心雕龙》全书共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文之枢纽”。是全书的总论部分，目的是探讨创作的根本问题。一是创作的指导思想。刘勰主张文学创作的主导思想是“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文学创作的第一步应当是学习圣人的文章，通过圣人的文章来体会道的精神。刘勰的“道”是以儒家精神为主的。因此他的“经”主要是指儒家的经典。但是，刘勰也认为纯粹以儒家著作为写作标准，未必能写出好文章。他认为“诸子百家”的著作也是“人道见志之书”，因为它们“去圣未远”，所以，刘勰的道以儒家精神为主，但也兼及其他经典。二是对于不合于道的著作应当怎样看待。他认为，应当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吸收这些著作中的精彩部分，作为自己创作的资料。三是文人应当如何对待文学演变。他提出“变乎骚”的观点，认为儒家经典是不变的部分，但《离骚》却非常不同于儒家的经典，因此是别文异体。
第二部分“论文叙笔”。在这部分，刘勰首先论述了文笔问题。当时。颜延之提出“言笔文三分法”，认为不讲文采的经书是言，如《尚书》、《春秋》；有文采的传记是笔，如《左传》；有文采的韵文是文，如《诗经》，他认为笔和文都有文采，是文学，而言因为没有文采，所以不是文学。刘勰则把经书、传记、韵文都看成是文，经史子集统统是文学的一部分。
第三部分“剖情析采”，讲的是创作的问题，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作品应当反映生活。文学应当反映广阔的世界。既包括景物。也要包括人事；既要反映生活，也要反映时代的特征；既要有政治的思维，也要有风俗的体现。他特别提到建安文学，认为建安文学很好地把文学创作与时代、生活结合起来。二是文学的风格问题，他认为文学风格都有两面性。简约的风格，优点是精练，缺点是贫乏；繁丰的风格，优点是广博，缺点是杂乱；明快的风格，优点是辨析，缺点是浅显；深隐的风格。优点是含蓄，缺点是怪异。他提出“风骨”说，认为文学著作要有情感，要有思想性，要有内容，情感为“风”，内容为“骨”。有情感，文章读来“意气骏爽”才能感动人；有内容，文章才能成立。三是形象描写的问题。刘勰认为文学创作中有三种形象描写，一种是比喻，一种是描绘，一种是夸张。四是声律问题。刘勰认为。魏晋的文学作品。在文风上趋于浮华，但在声律上还是取得了很大成就的，刘勰提出把四声分为低昂、浮轻或轻重。也就是把四声简化为“平仄”。
第四部分论述时序、才略、知音，是《文心雕龙》中的杂说部分。其中“时序”叙述了文学史。刘勰认为，文学的发展不一定是向前发展的。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倒退现象。文学是发展还是倒退，还要根据时代背景来考察，即“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才略”是对历代作家的评论。“知音”讲的是文学鉴赏。
论文关键词：再现 表现 分离 交融
论文摘 要：中西方审美意识和创作思想的根本差异，形成了中西文学创作在写景方法上的明显区别：西方偏重精确再现外界的自然景物呈现于人眼而被感觉到的客观“形象”，主客双方无须通过审美活动达到某种交流或契合；中国文学注重表现自我所感所识，力图将景物人格化，追求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文学是人学，以表现人为最高目的。中西方文学创作在对这一原则达成默契的同时，并没有漠视写景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意义，人与自然景物的现实关系在文学创作中受到尊重。只是因为中西方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两大文化传统的差异，而使得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对自然景物的掌握、认知方式，必然贯穿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而形成不同的体系。其中，直接间接地影响作用于文学创作的审美意识及美学思想，区别尤为明显，对写景在中西方文学创作中的种种差异的认识把握都由此而生。
首先，从审美意识上来分析，“写景”在中西方文学创作中因审美意识的不同而在艺术态势上呈现不同的走向。
在人对自然景物的审美活动中，我们不难发现，中西方在审美意识上所表现的基本区别在于：西方一般总的倾向，往往是作为审美主体的人与作为审美客体的景处于相待状态，主体（人）对客体（景）进行欣赏，因而人与景的双方事实上处于互相分立和对峙的关系中。中国一般总的倾向则与之有别：主体没入客体，客体融于主体，人与景的双方暂忘彼我，达到互相契合的一种和谐默契境界。中国古典诗歌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等等佳句中描述的都是这样一种境界，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正是中国艺术的精髓所在。
这种审美意识的差异，取决于中西方美学思想的侧重点不同：中国向来是重表现、抒情、言志，而西方重再现、摹仿、写实。
正是由于这种审美意识和美学思想的根本差异，形成了中西方文学创作在写景方法上的明显区别，从而发生了艺术态势的内倾和外倾的两种走向的分野。大致说来，西方因尚“进取”，而在写景艺术上表现出一种“浮士德精神”，即多向外探索。这种明显的外倾态势导致了西方写景艺术上的偏重“描物——描写（再现）外界的自然景物呈现于人眼而被感觉到的客观“形象”。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对巴黎圣母院的大段大段精确细致的描绘，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对战争场面的呕心沥血的雕刻等等，都是西方文学所擅长的写景方法。而中国因较“安分”而偏于内向，总是喜欢到内心去搜寻情感的表达方法，故而表现出一种中国文学独特的“老庄精神”，在写景艺术上呈现明显的内倾态势。它注重“表现”自我所感及所识，也就是情景交融、物我相渗、主客同一的景与人双方内在生命律动的“气韵”。人与景在审美机制中构成了“双向同构”关系，自然景物取得了人物感情的同化，因而也产生了情。这里人与景的双向同构的主导方面是人。一旦无人，情消逝了，景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王国维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阐发的。
其次，从创作思想上来分析，中国文学的写景目的与西方文学也是不一样的。中国文学传统讲究：“写景就是写我”。景物描写在文学创作中是作为一种主体意识的投射和外化。景与人要求达到主客同构，合为一体。景物总是被心灵化、情态化、主观化、审美化，一句话，就是努力将景物因素人格化，所谓“情景交融”成为中国文学中写景艺术的最高境界。在西方，一向有把景物作为对象进行欣赏的习惯，面对景物，以景物为对象，由“我”观“物”，而重在写其眼前所见的景色。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出现的一种追求很能说明这一问题。与中国文学竭力将景物因素人格化的努力相反，现代派文学努力从景物因素中排除人的因素，如法国“新小说派”，他们写景，不是使客观外物与主观情感相交融合——造成一种境界氛围，而是竭力将主观思想、情感、情绪掩藏起来，以摄影机似的冷眼来对待。同样，在“意象派”诗歌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他们要求在对待自然景物时做到“绝对精确地呈现，不要冗词赘语”。庞德在给“意象”下定义时说：“一个意象是在一刹那时间里呈现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的东西”。他认为，在人的观照下的自然景物本身就是理智和情感的复合物。因此，人的理智和情感与物的理智和情感应始终处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之内，主客双方无须通过审美活动达到某种交流或契合。
曾有人说：“西方艺术太象自然，中国艺术太象艺术”，在写景这个问题上更是如此。中国文学中的写景艺术，就其“艺术性”而论，与西方相比较，无疑更高、更丰富一些。中国的写景艺术从来不是消极、被动地只求“再现”自然之美，却是更多地重在“表现”人与景相默契和对景物之美的领悟，并且积极、主动地致力于大大高出“自然之美”的一种艺术之美的“创造”。
参考文献
[1]张容.当代法国文学史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转贴于
4月19日，“第二届中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在河南理工大学召开。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邓友梅，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曾敏之、会长饶M子、理事长陆士清、副会长杨匡汉、刘登翰、王列耀、曹惠民、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骆明、马来西亚作家协会会长戴小华等六十余名著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为期四天的文学盛会。
讨论会围绕“中原文化与华文文学”这一主题，从中原文化的价值与传播、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不同地区华文文学的文化身份与艺术变异、世界华文文学的前沿问题等四个方面，探讨了世界华文文学发展趋势、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的前瞻性、世界华文文学发展产生的影响以及弘扬中原文化、促进中原文化走向世界等问题。
邓友梅指出，海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相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原文化与华文文学问题，非常重要。华文是海外华人维系对祖国深厚情感的载体，是大家共同的文化特征。在如今经济、文化逐渐走向融合的世界格局下，如何保留自己国家和民族独特的文化特色和文化传统，尤其必要和紧迫。已90高龄、从事新闻事业近五十年的曾敏之先生指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兴起使其历史进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但仍在不断前进。华文文学的前景是乐观、灿烂的，华文研究正当时。
杨匡汉在闭幕式的学术总结中指出，此次论坛的观点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一是文化中国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研究由于历史切割和地理切割等原因，一直局限于大陆地区，要构建大中国文化体系，就需要不断扩大眼界，把的文化联系起来，一体多元、多元互补。二是“和而不同”问题。在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求异比趋同更重要。“和而生物，同则不济”。和是大方面的和谐与顺道，在和的基础上需要不同的事物补充与协调，形成最终的大和谐。我们不能要求海外和大陆创作思想统一，而要鼓励个人进行独立思考和创作；异是异在人心动向、所指和能指关系考辨、语言本身的文化底蕴与内涵建设及不同文学经验、文学资源、文学元素等在不同地区与作家作品的表现上，异在多重经验中跨界书写的不同策略上。三是研究视点移动问题。文学创作不能只停留在一个视点上，而要不断地进行移动。要注意文学板块结构上的变动，反映人类生活状态的文学应是多重结构的；要注意在华文文学与传统关系上对“远传统”和“近传统”的传播、承继和发扬等薪火传承问题；要注意把意识形态观念转移到文本系统上来，使文学生态研究的空间更开阔、更深邃；要注意把握“主流”与“非主流”、“中心”与“边缘”等的关系。杨匡汉指出，在大众文化商业炒作的冲击和挤压下，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应坚持“以不变应万变”的良好心态。华文文学作家应对文学创作建立信心，守望现有的共同精神家园，继续努力并创建新的更好的精神家园。
此次论坛提交的70余篇论文将结集为《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高峰论坛论文集》和《世界华文文学丛书》等专著出版。
我校教科研工作以科学发展观和《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要点》为指导，以市教育局及校长室有关精神为准绳，营造以教育改革和学术研究为中心的学校文化，立足课堂开展有效的教学研究，引导广大教师走“学习、实践、反思、写作”的教科研之路，不断提高教科研水平，促进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二、工作目标
1.以课题研究、教学论文、案例等的撰写为抓手，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充分发挥教科研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的先导作用。
2.聘请专家，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学讲座与交流会，推进文学社的建设，以寓言文学创作为主阵地，积极推荐学生参加各级各类文学大赛，加入各级文学组织，逐步发展文学，形成大语文格局。
3.顺利刊出《红旗实小报》总第九、十期，将优秀作品推荐到市级以上报刊发表，提高学生写作积极性。
4.努力在教师队伍中发展一批文学爱好者，推荐加入市级以上各类文学组织，提高写作能力和指导水平，为我校文学创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利的人力资源保障。
三、主要工作
（一）以课题研究为抓手，深化课程改革
1.加强教科研工作的规范化建设，精细化管理课题组成员，积极撰写阶段性成果；努力聘请专家对课题研究的开题论证、过程研究和结题报告撰写进行规划化指导，及必要的教科研知识培训，提高课题研究的实效性。
2.以我校被中国教育学会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授牌确定为“全国语文学习策略研究课题实验基地校”为契机，努力进行国家“十一五”重点课题“语文学习策略研究”子课题《小学作文教学生活化策略研究》的实验，积极探索，认真凝结阶段性成果；深入开展瑞安市级立项课题的研究工作，其中，由许娜、郑秀秀、林蓉、董秀波、吴晓峰、孙胜光老师负责的2010年立项课题6个，由陈李静老师负责的XX年年立项课题1个及由曹启福、林新芽老师负责延期结题的XX年立项课题2个。
3.倡导教师阅读教育教学专著，注重理论学习，积极撰写教育教学论文、案例及随笔发表在校园网，参加各级各类评比与投稿发表，尤其要做好瑞安市2010年优秀教学论文评比的推荐工作，藉次提升教师理论和实践水平，打造教研共同体。
（二）以文学社建设为契机，形成大语文格局
1.为陶冶学生情操，提高文学素养，我们将加强对清水小禾文学社的建设，继续聘请瑞安市作家协会、瑞安市儿童文学学会、温州市作家协会、温州市儿童文学学会、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领导及国内著名作家来校指导文学工作，逐步提升作文教学质量。
2.以“瑞安市十佳校园文学（寓言文学）创作基地”的建设为契机，以寓言文学的创作为主阵地，推荐优秀作品参加“童彤杯”张鹤鸣戏剧寓言奖评选、第二届全国“乾有杯”校园文学大奖赛等市级以上各类文学大赛，涌现出的优秀学生推荐加入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等成为学生会员，调动学生写作热情，提高写作水平，稳步提升作文成效档次。
3.以文学社为主体，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讲座、征文及外出采风活动，加强指导，拓宽学生生活体验，夯实写作基础。
4.努力在教师队伍中发展一批文学爱好者，成立教师写作团体，推荐加入瑞安市作家协会、瑞安市儿童文学学会、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等各类先进文学组织，加强交流，提高写作能力和指导水平，为我校文学创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利的人力资源保障。
5.以《获奖作文选萃》、《童话寓言》等国内知名刊物为平台，努力推出学校专辑，逐步打响我校“清水小禾文学社”品牌。
（三）以《红旗实小报》为载体，搭建发表平台
1.以教师为窗口，鼓励学生积极作文，按时按质出好《红旗实小报》总第九、十期，推荐优秀作品在《玉海》、《新作文》、《寓言故事》等正式刊物发表，提高学生写作兴趣，增强写作信心。
2.积极参加上级部门组织的优秀校报校刊（文学社）评选，扩大影响。
论文 摘要：卢思道生活在魏晋南北朝末期，其思想及文学观念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儒释道三教的结合、南北朝不同的文学思想观念、文人集团的出现及唱和、批评活动等因素对卢思道文学创作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文关键词：卢思道；南北朝；文学思想；时代特色
卢思道生活在魏晋南北朝末期，是“
这些都是文人们针对当时社会混乱状况所开列的济良药，而这些思想反映在文学上，则是讲究质朴无华，从而能真实地表露作家的情怀。思道创作受其影响，这是时代的要求，亦是环境熏染的结果。这里的环境不仅包含上述的人文环境，亦包括北方的地理环境对文人的陶冶。卢照邻在《南阳公集序》言：“北方重浊，独卢黄门往往高飞；南国轻清，惟庾中丞时时不坠。”北方的雄浑与浊重，使得诗人抒写情志往往有阳刚之气。《隋书·文学传序亦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颜氏家训·音辞》中亦有 自然 环境不同从而对人有不同的影响的描述：“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山川的深厚不仅可以影响人的语音质量，而且还影响人行为处世的气质。反映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出的是一种昂扬的情趣和价值取向。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风操》中云：“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为东郡，与武帝别。帝日：‘我年已老，与汝分张，甚以恻怆。’数行泪下，侯遂密云，赧然而出。坐此被责，飘繇舟渚，一百许日，卒不得去。此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聊’南人北人对分别一悲一乐，差距较大。卢思道的赠别诗中就有此种豪放情韵。他的《赠刘仪同西聘诗》和《赠司马幼之南聘诗》中都充满了对分离的一种勉励和鼓舞，显示出一种豪情：“灞陵行可望，函谷久无泥，须君劳旋罢，春草共萋萋。”(《赠刘仪同西聘诗》)诗人祝愿刘仪同此次西聘能创宏伟事业，诗人更想在其凯旋后，与其在春光中再故地重游。“陆侯持宝剑，终子系长缨。前修亦何远，君其勖令名。”(《赠司马幼之南聘诗》)那些前贤又有什么遥远的呢?你的出使南朝亦可以获得和他们一样的美名!在这两首诗中，作者虽有悲情的存在，但最后抒写的都是豪情壮志，阳刚之气粲然十足。
我们再来分析南北文学交流对卢思道文学思想的影响。南朝一直是被看作
关键词：《文心雕龙》 儒学 人文精神 表达
《文心雕龙》作为古典文学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论专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主张“原道”精神，强调“文而明道”，以圣人为榜样，以经典为旨归，提出“原道”是所有文章的根本立足点。毋庸置疑，《文心雕龙》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价值，是中华文学理论史上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之所以能够成为千百年来不变的经典，不仅是因为它气势恢宏的结构，而且还由于它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自西汉以来，儒学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并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始终占有文化统治地位，它所形成的丰富人文内涵，成为了华夏民族的灵魂。“仁”是儒学的一大核心思想，也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因素，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个体价值和人格精神，无疑，《文心雕龙》继承了这种传统，并以儒学“原道”精神贯穿全篇，对儒学人文精神进行了充分表达。
一、儒学人文精神的思想内涵
我们知道，“仁”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内核，可以说，儒家文化实际上就是“人”的文化。儒家思想特别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人的精神、人的体验以及道德人格的实现等内容。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在最早的儒家典籍中便已经出现了“人文”的概念，并已经具备丰富的道德内涵。群经之首的《易经》中记载：“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代表社会人伦，“化”表示教化，是道德教化思想的开端，由此可见，一开始的“人文”便是一门“化成天下”的大学问。儒学人文精神在肯定个体价值的过程中不断丰富，不断提高人的地位，将人视为“三才”之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并指出在和自然相处的过程中，要做到“不违天时”，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人际关系方面，儒学强调人的本质，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对人的尊重，这也是儒学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在个体修养方面，儒家主张要达到“仁”“智”的双重境界，同时还不能丢失理性。仁义礼智圣是德，属于天道，仁义礼智是善，属于人道，上顺天，下合地，中适人，最终达“天地人和一”的至高境界。此外，儒家天下为先的精神具有强烈的入世色彩，激发了人们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个体价值和尊严一直是儒家强调的重点，儒学认为人与天地等齐，充分肯定了人的地位，具有鲜明的人本精神。因此儒家在个体人格修养方面主张知行合一，与道家消极遁世思想不同，儒家具有刚健向上的精神，充分激发了人们忧患意识。由上可知，以人为本的传承和弘扬儒家思想的人文精神，渗透在儒学的方方面面，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儒学人文精神在《文心雕龙》中的历史沿袭
对儒学人文精神的沿袭首先表现在宗儒的传统上。《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以宗儒为创作思想进行构思成书，而全篇又始终以儒家经典为论证依据。刘勰认为儒家圣人所撰的经书是不变的“至道”，不仅“旨远辞文”，而且是“不刊鸿教”，将儒家经典奉为圭臬。他认为儒家经典揭示了世间最为普遍的道理，是不变的真理，是人文精神的媒介，主张要以儒家经典为后世典范。《文心雕龙・序志》有云：“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之群言雕龙也。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这里的古来文章，实际上就是指儒家之经典，刘勰对儒家思想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表现在创作出发点上。自东汉末年以降，儒学逐渐势衰，直至魏晋，玄学成为主流思想，在文学创作上开始以辞藻华丽为美，尤其是齐梁时期，文章庸俗华丽，形式盖过内容。文学创作过分强调形式之美，完全忽视了内容之丽，刘勰对此表示极大的不满，并认为这些华而不实的文章，完全不符合儒家文学创作理念，已经背离了文学发展最初轨迹，是齐梁文学的一大诟病。为了扭转这种文风，刘勰主张文学创作要“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借此来矫正这种浮华萎靡的文风，而他所说的“根”、“源”实际上就是儒家典籍。从创作出发点上，我们不难发现儒家忧患意识是刘勰创作的根本思想和指导理念。
三、儒学人文精神在《文心雕龙》中的表达
（一）“原道”精神
以人为本是儒学人文精神的核心思想，而《文心雕龙》中的“原道”精神正是体现了对人的尊重，是对人的生命本体的一种内在观照。《文心雕龙・原道》作为首篇，全面阐述了作者的文学创作观念：文原于道。这里的原就是本，而道便是自然之道。“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自然之道也……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不难看出，作者所阐述的思想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完全温和，并突出了儒家“自然为文之本”的人文精神特征，这种创作理念同儒家的“原道”精神和文以载道的文学创作理念有着本质的相通之处。在谈到人文的发展史时，刘勰充分肯定了孔子在文化集成方面的重大贡献，并指出《六经》的根源便是道，圣人遵循自然之道来进行文学创作，而文学创作又揭示和阐明了自然之道，进而赋予了圣人之文以“鼓天下之动”的功能。而要想“鼓天下之动”，就必须具有真和善的内容，换句话说，文章要充分体现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能够对社会起到道德风化和伦理教化的作用。
四、树德建言的人文精神
刘勰将传统文人所追求的“立德”、“立功”和“立言”的“三不朽”和树德建言的儒学人文精神融为一体。在《文心雕龙・序志》中，刘勰明确指出创作该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流芳百世。“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又说“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只有儒家经典才有助于道德教化，这充分体现了儒学人文精神。此外，在《文心雕龙・诸子》中有云：大夫处世，怀宝挺秀；辨雕万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隐，含道必授。条流殊述，若有区圃。传统文人所追求的三不朽，一是要建立品德，二是要建功立业，三是要著书立说。刘勰感叹人生如草木，匆匆而过，所以树德建言，实乃“不得已也”。这也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忧患意识的人文精神，所以，在有生之年要著书立说，建立功德，以便能够流芳百世，这无疑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
五、刚健中正的人文精神
风骨是一种文学风格和诗学境界，这种精神主要来源于儒家刚健中正的人格精神。儒家强调以人为本，以儒学观点来讲，刚健中正才是真正的人格，是最为宝贵的一种人格品质。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人应该具有像松柏一样不畏严寒的坚毅品格和高尚品质。《文心雕龙・风骨》篇对“风骨”进行了全面探讨和阐述，而这无疑深受儒学刚健中正的人文精神影响。从《文心雕龙》开始，风骨一词正式成为一个诗学概念，刘勰在开篇伊始便肯定了风骨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文章的生命之源。而风骨精神强调的“刚健有力”恰好符合儒学刚健中正的人文精神，可以说，“风骨”精神离不开传统文人对高尚情操、正直不阿的人格追求。
六、结语
《文心雕龙》所表达的人文精神是对儒学人文精神的一种传承，作者刘勰的创作理念和价值诉求都充分体现了对儒学人文精神的历史沿袭。“仁”是儒学的一大核心思想，也是人文精神的核心因素，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个体价值和人格精神，无疑，《文心雕龙》继承了这种传统，并以儒学“原道”精神贯穿全篇，对儒学人文精神进行了充分表达。作者以《文心雕龙》为儒学人文精神的传承媒介，以自身的人格品质为依托，以原道精神为支撑，主张立足于儒家经典来激活文学生命力，彰显刚健中正的人文精神，进而探究文学之道，唤醒人们的忧患意识和精神人格。
《文心雕龙》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史上的一座丰碑，是第一部体系完善的文学理论著述，是一座难以跨越的理论巅峰，千百年来，对它的研究从未中断过。毋庸置疑，儒学人文精神是其思想核心和整体纲领，“宗儒”、“原道”是其创作的根本立足点，儒学人文精神具有深层润泽的重要作用，并形成了《文心雕龙》深厚的人文内涵。
参考文献：
[1]罗孟冬.试论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论[J].益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01）.
[2]郑岁黎.试析《文心雕龙》的儒家文学思想[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1（01）.
[3]王文生.《文心雕龙》思想体系考辨[J].文艺理论研究，2011（04）.
[4]童庆炳.《文心雕龙》“物以情观”说[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5）.
[5]龚贤.论《文心雕龙》的雅俗观[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5）.
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不但体现出多样性传播方式和传播类型，也形成和体现出许多文学传播思想或观点。这里所谓的传播思想主要指鼓励、强调、号召，以及推动或扩展文学传播的意见、观点、主张，另外，有些关于文学推介、文学互动的观点和态度也属于文学传播思想的范畴。古代中国的文学传播，因为一些文学传播思想的推动或作用，无论是原创的文学还是已存的文学，其传播都会得以或加速、或扩大、或深化、或久远的实现。从传播学立场考察，文学传播思想无论是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还是在外国文学发展史上，都有很多的体现，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中尤为集中和突出。易言之，中国古代文学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呈现或体现出明确的文学传播思想。下面我们择要进行归纳、提示和说明，并加以特定的评价与揭示。应该说明的是，从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上追溯，较早的文学传播思想主要是一些与文学传播有关的意见、主张或观点，而不是系统的传播思想体系或理论架构。同时，有些文学传播思想还不是以理论表述的形式发表，而是通过某些文学创作的倾向或致力方向体现出来的。
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作为一种泛文学传播思想，产生于先秦时代。《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云：
冬十月，子展相郑伯如晋，拜陈之功。子西复
伐陈，陈及郑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
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
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孔子关于“言”、“文”关系的说法，用现代汉语表达就是：言语是用来表达意愿的，文采是用来完善语言的。你不说话，就没人知道你的意愿，你说话没有文采，就不能传布到远方。在这里，被称为“文”的文采或文学性表达，尽管不是我们今天所指称的纯粹文学，但却包含着纯粹文学的主要因素。显然，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看，“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是具有推动文学传播意义的，其含义是在强调思想的传播要靠丰富或突出的文采来辅助。而这种提倡和主张以“文”行远的传播思想，又因为孔子在中国的特殊文化地位，在后来的文学传播中起到了非常权威的推动作用，造成了极其广泛的影响。
孔子与这个观点相近的表述还有《论语·雍也》的一段话：“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的“文”也是“文采”的意思；“质”即质朴；“彬彬”就是相互掺杂各占一半。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更将这个观点解释为：“礼，有质有文，质者，本也；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谓之中。”即文与质的关系，延展到礼的传播层面，文采就不但是传播“言”的媒介，也是传播礼的依凭。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看，这实质是强调文采对个人形象传播的重要意义。
尽管在当时的语言生态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传播观点与今天所说的侠义文学传播有很大的距离，但在具体操作上，孔子所提出的观点则跟文学传播关系密切。这一点在他关于“诗三百”的一些阐述里得到说明。孔子主张人们要努力学习“诗三百”，而学习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使自己的“言”得到很好的传播，他甚至极端地强调“不学诗，无以言”。这里的“诗”是“诗三百”，是很明确的文学。由此可见孔子的这个观点对文学传播的意义。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传播思想还体现在先秦时代诸子散文的创作倾向上。先秦时期，一些作为哲学家、政治家和纵横家的诸子，虽然没有像孔子那样公开提倡这个观点，甚至有人还在口头上表示轻视文采，但是在创作实践上，他们却非常重视以文采来传播自己的思想主张，其中最突出的是庄子。庄子口头上说弃却“文章”和“采色”，但他的文章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却是最文采飞扬、文辞华赡的。《庄子》之文在后世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固然在于其思想，但灿烂的文章辞采和生动的文学表述也是重要的原因。这显然说明“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观点是被庄子实践着的。与此相类似，孟子的文章、荀子的文章也都倾向以文采增强气势、以修辞强化表达。先秦诸子散文尚文采创作倾向的影响所及并不仅仅止于当时，流波所被，是相当深远的。在这样的创作倾向影响下，先秦以后的文人学者，大多都在写作上讲求文采，因此，先秦以后的很多历史学家、哲学家、科学家，往往同时也是文学家。班固的《汉书》、刘勰的《文心雕龙》、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一类的著作，尽管大都不是文学创作，却依然丽辞华章、文采飞扬。这说明在中国古代“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作为一种文学传播思想，是在思想主张和创作倾向两个向度上产生着作用和影响的。
二、“再次立言”与“成一家之言”
与此同时，“再次立言”也作为一种文学传播思想产生着积极作用。该观点同样语出《左传》，该书《襄公二十四年》云：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
不废，此之谓不朽。意思是：就人的成功而言，最高层次的应该是德遍天下，以德服人；次一级的是为国家立有战功，报效祖国；第三层次的应该是著书立说，以诗书传世。这三个层次人生理想的实现都可以达到使人永垂不朽。从文学传播的角度看，立言就是创制文学，把文学创作当做人生的“不朽”目标，应该是对文学价值的高度确认。这对文学的创作和传播应该具有重要的推动和支持作用。立言作为中国古代士人的人生目标或毕生追求，曾经被许多文人学者所实践，其中最典型的当属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他自觉而明确地把忍辱含诟写作《史记》，当成是圣贤立言以传世的工作，郑重强调这个“立言”工作是一项不朽的事业。在接受宫刑处罚以后，用“立言”作为精神支撑，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用整个生命写成了闪耀着伟大光辉的历史著作。司马迁以后，“再次立言”就逐渐嬗变为士人的人生目标和理想，在文学创作和文学传播方面，对作家起着重要的精神依托和人生价值鼓舞作用，以此也勖助了文学的传播。
转贴于
与“再次立言”文学传播思想相联系，是司马迁提出的“成一家之言”。从传播的角度看，这一观点也蕴含着非常重要的文学传播思想因素。这种思想观点见于《史记·报任安书》：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傲傥非常之
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
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
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
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
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
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无目，
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
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
天下放失旧闻，考略其事……凡百三十篇，亦欲以
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
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
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
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如果仅仅局限在司马迁本人，以及他当时处身的特殊环境，“成一家之言”或许只是他想通过写一部历史著作，来表达其独到的历史见解和政治思想，并流传于世。但是，可贵的是，司马迁在表述这个“成一家之言本文由收集整理”的观点过程中，是将历史上许多“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的文化巨匠罗列为自己的同志。结合《太史公自序》所说的其理想是使《史记》成为《春秋》第二，他自己也以第二个孔子为准的，实现孔子所说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的创作定位，我们可以明确地见出司马迁是以写《史记》而窃比孔子写《春秋》的。这样，他的“成一家之言”观点即可理解为要通过探究天道与人事的关系，贯通从古到今的历史发展变化，完成一部有独到见解、自成体系的著作。从文学传播的意义上说，则可理解为：创作这部通过研究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晓从古到今变化而形成一家之说的文学著作，也可以是一个人最高理想和毕生追求目标，这样的著作的“传之其人通邑大都”，也可以使作者名垂青史。
司马迁不仅自觉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他用生命实践了这一观点，或者说他用行为实践了这一思想主张。司马迁既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所以他的“成一家之言”思想在文学领域也就成为无数文学家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从而树立了文学创作的精品意识，并以此极大地鼓励和推动了文学的传播。
三、“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
魏晋时期，中国的文学逐渐进入自觉发展阶段，在此氛围里，许多文人对文学这一艺术形式进行了思考和阐释说明，力图揭示和探究文学的特征与本质。与此同时，一些与文学传播有关的思想火花或鲜明的观点也得到表达，其中以曹丕《典论·论文》最为突出。
《典论·论文》包含了多方面的、深刻的文学传播思想。首先是关于文学体裁方面的要求和标准：“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这是从各种文章体裁最基本风格的角度提出了创作标准。从传播意义上说，一种信息进入传播过程是需要符合特定的质量要求的，各类文学因其体裁不同，在人们的接受观念中也就有了不同的标准，而上述言论，正好是对此提出的。这种思想实质上是鼓励文人通过各种不同的文章体式来自觉担当文学使命，用多样性文学标准的实现来唤醒人们的生命意识、作家自身的生命体验和对历史生命的悲悯，以及自我生命的原始感受，用不同的文章体式来更好地传播思想感受，在具体的文学传播信息制造中，要遵守每一种文章体式的标准和要求，才可以做到更理想的传播。
其次，《典论·论文》从文学的政治功能和人生价值角度阐发出深刻而鲜明的文学传播价值观：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
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
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
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
后。与人生中的其他表现形式比较，文章创作具有无穷的、久远的流传功能。这是从政治情怀和人文关怀方面，提出了文章及其传播的价值。尽管此处所说的“文章”还不是纯然的文学，但是文学却是其中的主体。因此从文学传播的意义上说，这段话也可以理解为：文学有突出的使人名声传播后世的功能，即可以使人流芳百世。作为一种文学传播思想，曹丕的这一认识和主张，表现出一种跨越历史与现实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意识，以及对文学家命运的深层关注。
在当时，曹丕的弟弟曹植曾对这一文学传播思想予以呼应。他在《薤露行》中写道：“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就是说：我希望恣意挥洒我的径不过寸的笔，让我的文采的芳香流传万代、永垂不朽。在表达他立志以诗歌传文名于后世的豪情和意气同时，也凸显出推动文学传播的含义。更可贵的是，曹植还以其创作实践推动了这一传播思想的扩展。他的诗作“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诗品》），达到了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以致成为当时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四、“文章可立身”
作为一个与文学传播有密切联系的思想观点，“文章可立身”语出北宋汪洙九岁所作的《神童诗》。诗云：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从文学传播角度看，这段对于文章和学习的价值描述，其根本在于鼓励读书和主张以文章立世。隋唐之后，中国选官只有科举考试一种方式，而科考的主要内容是文章，因此“文章可立身”的主张，尽管作者的主观意图是劝勉和提示人们通过文章显身扬名、为官作宦，但在客观效果方面，尤其是文学传播意义上，“文章可立身”所表述的文章人生功用和价值，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认为是倡导文学具有提升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作用。这个观点虽然出自宋代神童之口，但一直被中国古代文人自觉地实践着。因此，“文章可立身”不仅是一个口头上的思想表达，更主要的还是一个用长期实践所体现的思想倾向。
转贴于
“文章可立身”的思想观念被后人所认可和继承，因此，在文学传播的意义上，它是一个有影响的文学传播思想元素。如元代戏曲作家宫天挺在其作品《死生交范张鸡黍》第一折就写道：“道统相承十二君、三圣人。皇天有意为斯文，教人从诚心正意修根本，以至齐家治国为标准。孔子书，齐鲁论，不离忠恕传心印，以此上天子重贤臣，方信文章可立身。”这也是坚持文章立身观念的。
显然，“文章可立身”是与前所述及的“其次立言”、“成一家之言”，以及“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等思想观点一脉相承的。如果说在秦汉之前这些思想观点还主要是就人的自然成长发展而言，隋唐以后，则与其时的选官制度有密切联系。另外，“文章可立身”在很大方面是前所述及的一些文学传播思想观点的翻版或阐释，但是，它在科举考试盛行的特定时代再次强调，以及通过一个神童之口道出，其文学传播主张和激励作用又与之前不可同等看待。
五、以幻为真与声律传文
以幻为真的传播思想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该文学传播思想更主要的是以文学创作倾向的形式体现出来，并逐渐带有理论色彩。众所周知，神话是人们按照自身的认识对自然和社会的幻态反映，又是原始人对于世界的“合理解释”。由于科学发展的局限，在原始人的观念中，幻态即真实，真与幻是浑然一体的。所以在他们的故事和传说里，大量的幻化成分被加入。此一思维影响到后来，就使得文学家甚至历史家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也体现出这一思想的痕迹。比如司马迁写作《史记》，就对有史实根据的材料和无史实根据的内容，分别采取“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来加工，其中的“疑以传疑”就近乎以幻为真。干宝作《搜神记》不但在创作上写了大量的人鬼相杂、幽冥相间故事，还提出了“发明神鬼之不诬”的创作动机，这也是坚持以幻为真的。到了唐传奇时代，一大批文人把许多鬼怪和神仙故事写成小说，并言之凿凿地表示是自己的所见或亲历，以证明实有其事，也是很典型的以幻为真的创作倾向。这说明，以幻为真作为一种以创作倾向体现出来的文学传播思想，在古代对于文学的原创性传播产生过很大的积极作用。
在中国古代，对于原创性文学传播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另一文学传播思想是声律传文。因为中国古代早期诗文创作中的声律，大多带有自然特征，不是作家刻意制造的，所以声律传文的思想尽管在先秦两汉时代既已有所萌芽，或者说是被一些与文学有关的活动体现出来。比如“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活动，以及东汉时代蔡文姬创作的诗歌《胡笳十八拍》。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南朝的谢灵运、沈约等人发现了所谓“前人未睹之秘”的诗歌声律，并自觉地将其运用到诗歌创作中。从此，中国古代的诗文进入自觉地以声律进行传播的新纪元，甚至被强调到“妙达此旨，始可言文”的程度。
声律传文思想观点到唐宋诗词繁荣以后，更被一些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所发扬，如初唐的“上官体”、宋代周邦彦的词创作，以及明代戏剧方面的“吴江派”、清代的“格律说”，这些有关声律与文学创作相关至切的思想和主张对于文学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论文导读：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即河南、湖北、福建、台湾和广西的儿童文学作家构成情况。儿童文学的创作队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
关键词：儿童文学，作家构成，后继乏人
一、儿童文学作家地域分布情况一览：
（一）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分布图：
省、市、区 男 女 总人数 占统计人数的比例 排 名 浙 江 14 1 15 17% 1 上 海 10 4 14 16% 2 江 苏 9 1 10 12% 3 山 东 6 0 6 7% 4（并列） 安 徽 6 0 6 7% 4（并列） 福 建 2 3 5 6% 5 湖 北 2 2 4 5% 6 广 东 3 0 3 3% 7（并列） 四 川 2 1 3 3% 7（并列） 湖 南 2 1 3 3% 7（并列） 河 南 1 1 2 2% 8（并列） 辽 宁 2 0 2 2% 8（并列） 吉 林 2 0 2 2% 8（并列） 河 北 2 0 2 2% 8（并列） 山 西 2 0 2 2% 8（并列） 天 津 1 0 1 1% 9（并列） 黑 龙 江 1 0 1 1% 9（并列） 云 南 1 0 1 1% 9（并列） 北 京 1 0 1 1% 9（并列） 陕 西 1 0 1 1% 9（并列） 台 湾 0 1 1 1% 9（并列） 广 西 0 1 1 1% 9（并列） 总 计 64 22 86
[论文摘要]文学进驻网络空间并且成为一个活跃的臣民，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因为网络文学的出现，传统文学正在或者即将发生哪些深刻的改变，本文试图通过研究网络文学之现状及其特点，进而分析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
资深作家陈村慷慨地赠言网络文学:“前途无量”。他在“网络之星”丛书的序言之中说:“有人一口派定网上的文学作品都是垃圾，那是精神错乱，我们应该怜悯他。有人说网上的作品才是文学，那是理想，我们要努力。”可见，网络文学在当今文坛上其势头已经不可抵挡，有燎原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网热背后的传统文学，二者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一、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现状比较
网络的介入使得文学写作不再是创作者一个人的事了，而变成一种集体智慧的凝聚，走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新路。但是，与传统文学一样，网络文学的本质还是文学，它与传统文学有着解不开，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一)存在方式的比较
网络文学的存在方式较之传统文学的存在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变化，主要有文本载体、文本形式和文类界限的易位。
(1)文本载体的不同
传统文学作品主要以书本、杂志、报纸等“硬载体”文本出现的，它们陈列在书架上，摆放在案桌前，构成一种广延性的物质性存在。网络文学则以电子符号的软载体形式存在于电脑中，传输在互联网上。在这里，文学创作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随意性，也可随时更改。
(2)文本形式的不同
传统文学是线形平面的文本构造形式。尽管其也可以运用插叙、倒叙等手法或多线索结构，但由于媒介的三维物理空间的限制，其文本的空间是凝固的，容量是有限的。网络文学显示的是超文本链接的立体构成形式。它的特征是阅读的多线性或超线性，即由线性结构转向链接性结构，由刚性结构转向弹性结构，由封闭结构转向开放结构。
(3)文类界限的不同
在传统文学类型中，有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的“四分法”，同时，纪实文学和虚构文学、文学创作和生活实录、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都非常明确。当我们在欣赏某一传统文学作品前，我们都会事先知道它属于那一种体裁或在阅读的过程中轻易地分辨出来。但在网络文学中，文类界限已变得模糊或被淡化。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很难分清它们属于哪一类文体，因为这些作品给我们的感觉往往是模棱两可，传统的文学分类法对它们无从归类。
(二)创作模式的比较
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创作模式的不同主要包括构思方式和创作手段两个方面。
(1)构思方式的比较
传统的文学构思是个人化的艺术思维，它要基于个人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感悟，不断为内容而寻找形式，以整体的艺术观照来施展自我潜在的艺术创造力，为作品的生成打造审美原创的艺术胚胎。而网络文学则不同，它的写作是随意的，无需完整的艺术构思。如一位文学网友所说:“文字在我是生活状态，只喜欢第一时间的真实感受，不会为文而文，没话找话。我只是坦坦然然地写下我的歌、哭、欲、求，我对人生的思考，我对社会的解说。你有你的体验和实证，我也有我的，我们享有平等的话语权。”
(2)创作手段的变异
网络作者首先需要以机换笔，让一笔一划的“爬格子码字儿”变成轻松的键盘输入，也可以运用万通笔或无线压感笔作手写输入，或是在交互语音平台上进行语音输入。这种创作手段使文学创作者写作时不再低头，而是抬起了头，十个指尖在键盘上飞舞。
(三)传播模式的比较
(1)传统文学以书面材料为载体。
传统文学，属于单向传播，其信息传播模式是传播者媒介接收者。对此，有学者评价说;“在这里，作者是一个绝对核心因素，是文本全知全能的主宰角色，一切都是已知的，既定的读者只是等候智者训导的角色。”
(2)网络文学有双向交流的特征。
网络文学信息传播模式是传播者媒介接受者传播者(或其他接收者)。在一般情况下，读者面对自己感兴趣的作品，才更容易产生阅读作品与参与交流的渴望。网络文学的作者和读者的角色是可以互换的，因为交互活动本身常常将欣赏变成了创作，或将创作变成欣赏。
(四)语言的比较
文学的存在方式和创作模式以及传播模式的改变必然会带来语言的变化。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学样式，它的语言突破了传统文学语言的藩篱，表现出了差异性。
(1)传统文学讲究文学语言的情感性，特别注重文学的表情达意，通过气氛的渲染，景色的烘托，传达出人物的情感体验。有时，为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精神感情表达的需要，作者会对某些情节进行铺陈叙述。但由于网络文学受制于网络阅读和传播所需要的明了通俗等因素，其语言往往追求简约、形象和直观，词组缩写和符号表意成为网络文学中比较典型的语言形式。
(2)传统文学中，人物的性格特征通常通过个性化的语言体现出来。通过阅读这些个性化的语言，你的脑海中就会勾勒出人物的形象。但网络文学语言抹杀了语言的个人色彩，而取之以格式化、程序化的语言模块，阅读起来更加生动自然。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网络文学是适应时代而产生的，它虽然没有传统文学根深蒂固的地位，但它也有传统文学无法比拟的优势。我们应该用全面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妥善处理好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的关系，使它们同时为我们提供优质的精神粮食。
二、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融合
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力会越来越大，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必将共争日月，网络文学因为其自身的优势比传统文学更为普及，影响力更大，并且形成压倒之势。然而，它们毕竟是同根同源的，只有相互补充和完善才能真正共荣，促进文学的长足发展。令人欣慰的是二者的关系正走向融合，具体变现在:
(一)开发工具的融合
在文学创作中，过去那种伏案执笔，正襟危坐，满地废弃纸团的写作方式，不多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轻松自由的“电脑+网络”写作方式，无论是在床上，在车上，在公园，甚至在两万米的高空，都可以用电脑进行文学的开发和修改。当需要时，作家可以通过有线或无线网络，将作品立即发送到出版社的电子邮箱或网站的栏目下，没有以往的纸质信件方式的缓慢和不安全，达到了现实意义上的零消耗。美国信息传播学家保罗·利文森曾言:“个人计算机以及它对书写的影响可以被看成是书写缺陷的补救媒介。”在开发工具的这一点上，传统文学的作家在向网络文学的工作方式靠近，进行着开发工具方式的融合。
(二)方式的逐渐融合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在方式上各有优缺点，取长补短是两派作家期望达到的目标。传统作家在不断的将自己的作品按照原来方式发行的同时，也在建立自己的博客，宣传作品，和读者进行即时的思想交流，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出版社”和“新闻中心”，一些网络文学的先驱骨干人物纷纷尝试融合传统文学的形式，通过将作品在网上的同时，也出版成书或卖与报纸连载，获得版权和收益，借用传统文学的评价理论来要求自己作品，以获得传统文学界的认可，无论是传统文学还是网络文学，作品方式的改变都大大增强了作品的生命力。
(三)思维观念的逐步融合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网络文学逐渐成熟起来，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和缺点，努力从其它学科知识中吸取养料，尤其是从传统文学中获得的最多。传统文学在这期间，也逐渐看清了网络文学的本质，摒弃了先前的偏见，从中看见了诸多闪光点，为自己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方面。在许多的评价标准上，两者在逐步的融合，以前的传统文学，不是走大众路线，而是精英路线，受众很少，影响力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传统文学作家认为这才是合理的生长氛围，能出精品，但是受到网络文学的影响后，他们看到只要面向大众，星星之火可成燎原之势，能更好的达到了普及文学的作用，非已往自斟自饮所能比拟，所以传统文学在创作和传播工具方面，以及反映社会新气象和新的生态环境等方面，大力向网络文学靠近。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融合比以往任何时候速度都要更快，范围都要更大。但是要让网络文学融入传统文学中，让传统文学接纳网络文学，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历史上来看，很多生命力很强、有深刻内涵的小说也是在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努力后，才登上大雅之堂，最终成为经典之作的。传统文学的根基虽然牢固，但也经不起时代的磨损，网络文学可以成为填补缺陷的有用之才，在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为传统文学添砖加瓦，二者逐渐融合为令读者更满意的文学作品。
网络文学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文坛的分裂，实际上是不同板块之间密切的互动。一方面，网络文学一些成功的作品出版，畅销书籍又可以通过付费的方式在线阅读，使商业出版为依托的大众文学与网络文学天然地联结在一起;传统文学也在亲近网络，创作上频繁交流，理论研讨和作家培训不断，各种评奖活动方兴未艾，两种写作正在积极展开各种对话，试图寻找到最多的关联点。从一定意义上说，网络文学就是新科学技术对文学发动的一场革命。对于这场革命，传统文学领域的大多数人还显得相对无知，我们必须进一步学习了解，积极接受网络文学的长处和优点。这场文学革命是空前盛大的，注定意义非凡，由网络文学引发的新的文学热潮，正在开创当代中国文学的崭新时代。
参考文献
[1]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海南出版社，1996，187页.
[2]尚晓岚.网络，不把文学当回事，[J]，美文，2008年第1期.
[3]颜琳.大众传媒条件下现作的特征，写作，2000年第2期.
[4]欧阳友权.网络文学论纲，[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4.
[5]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本体论，[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5.
[6]中南大学文学院，人文前沿—网络文学和数字文化，[M]，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3.
[7]裴显生、刘海涛，文学写作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
[8]肖元敏.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并不排斥，[R]，文化，2009，7.
关键词：文学翻译；形象思维；小说；诗歌；艺术
从古至今，中西方的文学大师都在强调形象思维对于文学创造的作用。从别林斯基到高尔基、法捷耶夫再到中国的李泽厚，都把形象思维当作文艺的基本特征和文艺创作的基本方法。
一文学创作中的形象思维
1形象思维的概念
所谓形象思维,是指作家、艺术家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在遵循着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之上,始终依赖于具体的形象和联想、想象来进行思维的方式。众所周知，形象思维是由俄国民主主义理论家别林斯基首次明确提出的一个文艺创作的特殊概念。他在《艺术的观念》中对此定义展开论述，将“诗”改为“艺术”，即“艺术是寓于形象的思维”。许多西方美学家曾经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过这个概念。我国古代的许多文论典藉中也有着大量的同这一概念意思相近的论述。
文艺不仅在描写对象上有其特殊性，文艺反映现实的形式也有其特殊性，因而文艺认识现实的思维方式与科学认识现实的逻辑思维就有所不同。一般把文艺这种特殊的认识现实的思维方式叫做形象思维，以别于科学用于认识现实的逻辑思维。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中也是以同样的方法定义形象思维的，“通常称文学、艺术家的思维为形象思维，是为了区别于哲学、科学家的抽象思维-逻辑思维而说的”，“形象思维的特点与精义在于创作过程中，思维不能脱离具体事物的形象和通过具体事物的形象进行思维。”不管是哪个定义都强调形象思维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它是文学工作者进行创作时必须调动的思维模式。
2形象思维与文学创作
中国古代的文论中虽未出现“形象思维”的字眼，但是有关它的论述却自成体系中国文学创作者很早就运用形象思维进行创作，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这与中国汉字是象形文字有关，单个汉字（早期的甲骨文最具代表性）便是脑海中的一个形象，甚至十几个形象组成的画面。其中以早期甲骨文最为典型，因为那是汉字的最初原始形式，经过千年的发展演变，尤其是上实际的汉字改革-变繁为简。很多汉字已经失去象形特征。但也有不少保留，比如休息的“休”字让人联想到一人靠在树上歇息的画面。这种造字的思维模式运用于文学创作上便是形象思维。
中国古代有关形象思维的研究比较代表性的是“言（象）意”论，象即为形象。子曰：‘立象以尽意’，正始时期，王弼以庄解易，融二家之说而进一步发挥。其《周易略例-明象》云：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一象尽，象以言着。这一段可简化为“言”“象”“意”的认识链条，即通过言象以达意。在这个认识链条中，“意”是认识的最终目的，然而，“象”确是一个十分关键的中间环节。“言”，只是“明象”；而“象”，才能“出意”；无“象”，即不能达“意”。可见形象思维是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的固有特征。
文学创作离不开形象思维，文学创作是意-象-言的过程，那么文学翻译便是言（源语）—象—意—象—言（译入语）的过程。即译者运用形象思维，调动一切感官活动，透过语言符号文本，通过想象和联想把物化的形象转化为译者心中的审美形象，再用另一种语言符号将其物化，其物化过程也必然用到形象思维。用形象思维去理解原作，解析源语文本，再运用形象思维去表达原作，建构目的语文本，形象思维贯穿于理解与表达两个阶段。
二形象思维与文学翻译
1形象思维对文学翻译大有裨益
运用形象思维进行翻译一定程度上可杜绝误译、死译、硬译。兹举例说明
原文：Arudenoisebrokeonthesefineripplingsandwhisperings,atoncesofarawayanssoclear:apositivetramp,tramp;ametallicclatter,whicheffacedthesoftwave-vanderings;as,inapicture,thesoildmassofacrag,ortheroughbolesofagreatoak,drawnindarkandstrongontheforeground,effacetheaeiraldistanceofazurehill,sunnyhorizonandblendedclouds,wheretintmeltsintotint.
译文1：一阵如然而来的猛烈声音，那样辽远而又那样清楚，打破了这些微妙的波浪的低吟；这确是阵阵踏地声，是金属的得得声，它将轻微的浪声抹煞了，就如同在一张图画之中，那大堆的峻岩，那大橡树的粗干,又黑又粗画在前面，把那有着碧蓝色的山，晴朗的地平线，色彩互相混合的有云的远方，给抹煞了一样。
译文2：一种粗重的声音，遥远而清晰，打破了这委婉的汩汩声和低语般的喃喃声，一种确确实实的脚步声，一种刺耳的得得声，把轻柔的水波流动声盖住了，犹如在一张画中，大块的岩石，或者大橡树的粗硬树干，用暗色画出来，在前景显得十分强烈，把青翠的山峦、明丽的天际和色彩互相渗透、混合而成的云朵组成的茫茫远景压倒了一样。
本文摘自《简爱》，简爱第一次见罗切斯特的经历，选自第十二章，这里有许多动作描写和对人物外貌了解。“rudenoise”分别被译成“突如而来的猛烈声音”和“粗重的声音”，这两种译法均未能很好的表达出rude一词的意思。这里的rude仍有“粗暴”之意，是简当时的心理感受：好端端的风景和悦耳的流水声被这声音破坏了，所以这个词仍宜译为“一阵粗暴的声音”。此段最后，blendedclouds,wheretintmeltsintotint,两种译文也均有不自然指出，不如译为：“色彩交融的云朵”。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文学翻译过程中丢弃形象思维，那么译者下笔就枯索呆滞，语言流于公式刻板，缺乏生动活泼，如同枯木一般毫无声息，与读者便觉译文艰涩生硬，惨不忍睹，原文风味尽失，意境全无。这样的译本应该是钱钟书先生所指的“消灭原作”的了。只有插上想象的翅膀，运用形象思维，才能使译文生动，符合译入语的文章习惯。
“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了原作的名誉。”（《七缀集》第69页）
文学翻译中运用形象思维追溯原作者运用形象思维的过程，然后运用形象思维用地道流利
文学翻译形象思维论文的艺术语言再现原作的意旨，情趣，典型的人物形象，意境等等，那么译者便如同插上了想象的翅膀，灵感如泉涌，达到“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境界了。自然此种境界的实现还依赖于其他很多方面，包括作者自身的艺术修养与品位（taste），但是形象思维是必备条件之一，这样译文才会枯木逢春一般生机勃勃，生命力持久。
2运用形象思维生动再现小说中典型的人物形象
小说的人物形象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经过艺术加工创造出来的。他比生活中的真事更集中,更完整,更具有代表性，因此作者往往花大力气力通过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个性鲜明，言谈举止间尽显自身特点，作品读来觉得人物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除了需要作者自身对生活的敏感体味，人物性格的把握之外，还需要作者具有深厚的语言功底，作者要握有马良神笔来塑造人物，下笔如有神，使人物在笔下活起来。因此，运用形象思维能够生动再现小说中典型的人物形象。
中国古代小说中成功塑造人物形象的比比皆是，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有人曾这样评价其中的人物:《红楼梦》有许多个性鲜明的文学人物他们仪态万千，无异于人物的艺术画廊。他们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各具特色，大多数人在性格上不能简单地律条绳墨。因此小说翻译中运用形象思维再现原作中典型的人物形象便成为小说译者的中心任务，状物叙事，抒情议论，描写均应为其服务，文章的遣词造句更需慎之又慎，力求人物如在目前，其语如在耳边。译者要把握人物形象的典型特征，需先透过语言文字本身捕捉并把握人物形象的性格甚至灵魂，借助原作者的艺术手法，用地道流利的语言再现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兹比较《红楼梦》的两个译本来说明形象思维的运用对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作用：
黛玉方进入房时,只见两个人搀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黛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见时,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
（《红楼梦》）
（1）杨宪益译：AsTai-yuentered,asilver-hairedoldladysupportedbytwomaidsadvancedtomeether.Sheknewthatthismustbehergrandmother,butbeforeshecouldkowtowtheoldladythrewbotharmsaroundher.
“Dearheart!Fleshofmychild!”shecried,andburstoutsobbing.
（2）霍克斯译：AsDai-yuenteredtheroomshesawasilver-hairedoldladyadvancingtomeether,supportedoneithersidebyaservant.SheknewthatthismustbeherGrandmotherJiaandwouldhavefallenonherkneesandmadeherkoutow,butbeforeshecoulddosohergrandmotherhadcaughtherinherarmsandpressinghertoherbosomwithcriesof“Mypet!”and“Mypoorlamb!”burstintoloudsobs.这是黛玉初见贾母时的场景，通过描写，贾母在贾家的地位和形象立即跃然纸上。杨宪益先生的翻译向来以“直译”著称，透过此例便可管窥一斑。霍克斯的翻译译语言则更加生动活泼，充分展现了贾母的形象，塑造成功。总体而言，通过短短一句话里贾母的一系列的动作描写：catch,pressandburst体现出贾母所处的强势地位。所利用的动词都具有很强的形象性，包含译者对人物的深刻理解，使人物活灵活现，能调动读者的形象思维，引发读者的审美想象。3运用形象思维再现诗词意境与神韵
在诗歌翻译上，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大多认为译诗必须也是诗。译诗关键在追求神似，闻一多强调要“抓住了他的精神”，茅盾说的“神韵”还有郭沫若提出的“风韵译”都说明了这一点。中国诗歌讲究形神共济，意象融合，在对“象”的描写中追求意的深邃，神的远邈，形象思维不仅成为诗歌创作的手法，而且诗歌中的形象-意象往往是整首诗的眼睛，诗歌的意境和神韵皆源于此。诗歌翻译者应该作为读者感悟诗歌中的意象，进而追溯并把握诗人形象思维的过程，然后用另一种语言再现诗歌意象，从而再现诗歌的意境与神韵。然而形象思维因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以及用以表现思维的语言的巨大差异而不同，因此光是言—象—意这一理解过程便是一件难事，要跨越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鸿沟运用形象思维再现原诗的意境与神韵便是难上加难。兹例说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关雎》
短短十六字读来却美不胜收，让人称叹，究其原因在于形象思维的妙用。其一、运用隐而不显之暗比，即《诗经》常用的“赋、比、兴”中“比”这一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法。宋代朱熹曾在《诗集传》中这样概括“比”的艺术手法，“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1965年7月21日给谈诗的信的手迹。在信中，用比、兴两法诠释形象思维。诗中，用雌雄雎鸠来比淑女与君子，前两句看似写景起兴，实则与下句作比。其二、双字“关关”及双声词“雎鸠”，叠韵词“窈窕”。双字与双声叠韵两种表现手法都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是我国古代诗歌运用形象思维的典型代表，看一下西方译者是如何再现原诗的艺术形象的：
(1)Theysentmetogatherthecresses,whichlie
Andswayonthestream,asitglancesby,
Thatafittingwelcomewemightprovide
Forourprince’smodestandvirtuousbride.
(CFRAllen)
(2)Ontheriver-island-
Theospreysareechoingus
Whereisthepure-heartedgirl
Tobeourprincess?
(WitterBynner）
(3)“Fair,Fair,”crytheospreys
Ontheislandintheriver
Lovelyisthisnoblelady
Fitbrideforourlord.
(ArthurWaley)
(4)Kwan-kwangotheospreys,
Ontheisletintheriver.
Themodest,retiring,virtuous,younglady:—
Forourprinceagoodmateshe.
(JamesLegge)
相比较而言，译文3和4优于译文1和2，译者更好的理解了原作是如何运用形象思维的。首先两个译文了解到原作隐而不显之暗比，保留了原作的形式，译文3用ospreys作比ladyandlord,译文4用ospreys作比ladyandprince.译文1完全是原作的改写，不仅未能领会原诗的意义，更未能领会原作“比”的艺术创作手法，译文2虽了解到这一点，可以译者将原本隐而不显的暗比在译文中将其展现出来，于是意境丧失，美变为不美。而在对叠字“关关”和双声词“雎鸠”及叠韵词“窈窕”的翻译则差强人意，“关关”：afittingwelcome,echoing,“fair,fair”,Kwan-kwan,前两个译文完全忽视“关关”是叠字且摹声的语言特征，后两个译文虽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声义相兼之美已难再体味得到。至于“雎鸠”，译文1完全理解错误，其余皆译为ospreys,“窈窕”均采用解释性的翻译：modestandvirtuous，pure-hearted，noble，modest,retiring,virtuous,young。且不说意译的意思是否与原诗“窈窕”等值，即便达意，但原诗的意境与神韵也已完全丢失。运用形象思维进行诗歌翻译必须对中国古诗词的形象思维的创作手法和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意象有充分的了解才行。
三总结
形象思维对于好的文学作品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不论是小说还是散文诗歌，译者都需要透过源语文本，充分感知其艺术形象，深谙原作者运用形象思维进行创作的过程，再运用形象思维将艺术形象再现于目的语文本。即文学翻译的译者要经过言—象—意—象—言这一过程方能忠实地再现原作，读者也方能通过译作获得与原作读者相同的艺术形象和审美体验。有人曾说过：翻译实践是活跃译者思维、启动译者母语的途径。因此，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文学作品翻译者，需要不断的整合和超越，把握形象思维，才能仰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不断繁荣本土化文化，从而使中国文化走向全球化。
参考文献:
［1］黎千驹论文学作品的模糊性［J］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5
［2］李智漫谈文学翻译中的形象思维［J］山东外语教学，2000（3)
［3］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诗稿修订版［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4］奚永吉文学翻译比较美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5］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6］傅雷著，傅敏编傅雷谈翻译［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7］钱钟书七缀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杨宪益译红楼梦［Z］北京：北京外文出版社，1978
［9］霍克斯译石头的故事［Z］英国：企鹅出版社，1973
［10］许渊冲译唐宋词一百五十首［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11］龚景浩译英译中国古词诗选［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2］杨戴等译宋词［Z］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
［13］徐莉娜翻译的形象思维过程探析［J］上海科技翻译,2004,(1)
otheospreys,
Ontheisletintheriver.
Themodest,retiring,virtuous,younglady:—
Forourprinceagoodmateshe.
(JamesLegge)
相比较而言，译文3和4优于译文1和2，译者更好的理解了原作是如何运用形象思维的。首先两个译文了解到原作隐而不显之暗比，保留了原作的形式，译文3用ospreys作比ladyandlord,译文4用ospreys作比ladyandprince.译文1完全是原作的改写，不仅未能领会原诗的意义，更未能领会原作“比”的艺术创作手法，译文2虽了解到这一点，可以译者将原本隐而不显的暗比在译文中将其展现出来，于是意境丧失，美变为不美。而在对叠字“关关”和双声词“雎鸠”及叠韵词“窈窕”的翻译则差强人意，“关关”：afittingwelcome,echoing,“fair,fair”,Kwan-kwan,前两个译文完全忽视“关关”是叠字且摹声的语言特征，后两个译文虽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声义相兼之美已难再体味得到。至于“雎鸠”，译文1完全理解错误，其余皆译为ospreys,“窈窕”均采用解释性的翻译：modestandvirtuous，pure-hearted，noble，modest,retiring,virtuous,young。且不说意译的意思是否与原诗“窈窕”等值，即便达意，但原诗的意境与神韵也已完全丢失。运用形象思维进行诗歌翻译必须对中国古诗词的形象思维的创作手法和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意象有充分的了解才行。
三总结
形象思维对于好的文学作品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不论是小说还是散文诗歌，译者都需要透过源语文本，充分感知其艺术形象，深谙原作者运用形象思维进行创作的过程，再运用形象思维将艺术形象再现于目的语文本。即文学翻译的译者要经过言—象—意—象—言这一过程方能忠实地再现原作，读者也方能通过译作获得与原作读者相同的艺术形象和审美体验。有人曾说过：翻译实践是活跃译者思维、启动译者母语的途径。因此，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文学作品翻译者，需要不断的整合和超越，把握形象思维，才能仰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不断繁荣本土化文化，从而使中国文化走向全球化。
参考文献:
［1］黎千驹论文学作品的模糊性［J］郴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5
［2］李智漫谈文学翻译中的形象思维［J］山东外语教学，2000（3)
［3］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诗稿修订版［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4］奚永吉文学翻译比较美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5］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6］傅雷著，傅敏编傅雷谈翻译［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7］钱钟书七缀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杨宪益译红楼梦［Z］北京：北京外文出版社，1978
［9］霍克斯译石头的故事［Z］英国：企鹅出版社，1973
［10］许渊冲译唐宋词一百五十首［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11］龚景浩译英译中国古词诗选［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