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0 15:01:1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博弈理论，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博弈论试图在人类各种利害冲突中通过某种机制而实现共赢。这种共赢机制可以是合作博弈，也可以是非合作的博弈。在非合作的前提下，参与博弈的双方乃至多方实现共赢，这实在是对人类智慧的考验。这种智慧实在太过稀缺。因此，诺贝尔经济学今年垂青于在这一领域贡献非凡的两位学者――罗伯特奥曼（Robert Aumann）与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实在是对人类自身智慧进步的肯定。
谢林：真实世界的博弈
奥曼与谢林分别是在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上寻找化解冲突、实现和谐的机制的：数学家奥曼一生处于象牙塔里，而谢林则是在参与战后马歇尔重建欧洲计划、白宫事务、兰德公司军备竞赛研究课题等一系列实践中，通过对真实世界的观察，而形成其睿智思想与敏锐目光的。
谢林在美国经济学界属于元老级的经济学家，尽管他一直声称自己是一个“不安分的经济学家”。与他同代的托宾、索罗早就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学生斯宾塞（Spence）也于2001年获得诺奖。事实上，无论是托宾、索罗，还是萨缪尔逊，都对谢林表示心悦诚服。
托宾曾经写过，在哈佛与谢林同学的岁月里，“谢林总是比其他同学和教授在知识的广度上要胜出几个档次，在见地上深出若干层次。”2001年诺奖得主斯宾塞更是表示，自己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从事信号博弈与细分（Sorting）策略研究，是在午餐桌上通过与谢林的对话得到灵感的。谢林问过他，世界上何以“物以类聚、人与群分”？为什么在加州的海滩，喜欢冲浪的人与喜欢游泳的人是不同的人群？这一连串问题，实质上点出了这个真实世界里人群细分背后的机制。因为，事实上，没有细分，企业就无从进行市场定价。
谢林从事经济学研究要早于奥曼。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谢林是在1951年才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却早在1946年起就在《Econometrica》（经济计量）等顶尖杂志上了，这是当时有二战背景的研究生的特点之一――独立研究能力超强。1956年以前，他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遵从主流的传统道路的，研究重点在收入分配与国际经济学。但在这两个领域，谢林也显现出以后研究化解冲突机制的端倪。
比如他主张，为了化解冲突，就有必要使冲突中的获胜方受点损失，有时甚至可以“把面包扔到河里去”，看似浪费，其实会最终大赢：给工人加工资，最后会提高企业利润，增加一国国民收入水平。在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中，谢林十分关心对外援助谈判中的成本分担问题。
谢林正式转向现代博弈中的冲突化解机制的研究是在1956年。这一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论谈判》，开始把50年代刚刚发展起来的博弈论运用到研究人类各类冲突及其化解的过程中去。之后，于1960年出版《冲突的策略》、1966年出版《军备及其影响》，1978年出版《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等书，奠定了自己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中运用与推广博弈论的学术地位。
形成于上个世纪40-50年代的博弈论的重要成果是纳什均衡（纳什本人已于1994年获诺贝尔奖）。但是，纳什均衡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两败俱伤的。理论经济学对如何实现好的纳什均衡机制的探讨，主要是由奥曼推进的，但谢林在实践上却早于经济学理论界，独立开始对化解冲突的机制的追寻。
谢林的这种研究有两个背景：一是美苏的冷战背景。谢林于1957-1958年进入兰德公司，专门从事美苏的军备竞赛与冷战策略。二是在60至80年代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期间，他与未来的白宫官员之间非纯粹思辨式的教学实践。他的这些学生要求教学必须是实战式的，且证据确凿。正是在这样鲜明的实践背景下，谢林独到地提出了一系列在冲突中实现协调、寻求冲突双方或各方利益极大化的理论见解与政策主张：
――谈判本质上是非零和的。任何基于冲突的谈判，若谈判失败，则双方都会受损；任何通过谈判达到的协议对双方来说都会比未达成协议要好一些。
――让步是谈判达成共赢必不可少的，任何一方的过于强势都不是最优策略。谢林讨论过两国军事对抗的例子。若一国先动员军队进入战备，另一国不动员战备，则先动员一方得益为a，不动员的国家得益为c；若两国都动员军队，双方剑拔弩张，则每国得益都为0；若两国都休战，则双方各得b。这里，a＞b＞c＞0。显然，如写成“2×2” 矩阵，这里有三个纳什均衡：（c，a），（a，c）与混合策略均衡。而在混合策略均衡中动员军备的均衡概率P＝ 。谢林敏锐地指出，“c”是对方在我方先发制人时的得益，但这里，为了让先发制人方降低动武的概率P，也需要提高对方的得益“c”。而“提高c”就是先发制人一方对对方的让步！
――“二次打击力”的保存才是化干戈为玉帛的机制。在军备竞争时，只要每一方都可以生存得足够的长，即每一方只要在遭受敌方第一次袭击后有“还手”的能力，而且这种“二次打击”能力足够以致先进攻方于死地，则这个仗就不会打起来。因此，一国的生存战略的要义是隐蔽自己的武库，而不是隐蔽自己的人口。
――有条件承诺强势战略要优于无条件采取强势战略。在前述例子中，若一国宣称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这样战争、冲突就无法避免。相反，若一方只是承诺，当对方采取“战备”时我才战备，则双方就不至于无条件选择战备，这样，就有可能实现双方都克制的（b，b）状态。谢林以此论证道，有时，温和优于强势。
――实施报复的成本越低，则冲突越是不易形成。谢林主张渐进式地，一步步走向与对方的公开冲突。这就是说，即使真的要进行战争，也应该让战争逐次升级，因这样每一步投入的成本都比较小。而且，由于冲突是逐渐升级的，所以国内反对冲突升级的力量也较易于制止冲突的升级，这就会降低公开冲突发生的概率。
――人与人的隔阂、分离与孤立起源于人类偏好的二重性。人与人的冲突往往起源于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缺乏沟通。但每个人的偏好都有两面性，如同一枚硬币有正面与背面，一个人选择居住地、进入公司，与邻居与同事的偏好完全一致的概率是极低的，有时会突然发现自己被掷于一个与自己格格不入的环境里。这种个人偏好二重性显现出来的文化隔离，在宏观上会严重妨碍和谐实现。但是，谢林强调，“如果我们真的追求和谐，则就可能实现和谐”。和谐不是自发形成的，而需要一种共识，成为个体行为的焦点，才可能真的达到和谐。
如是者还可以列出许多，谢林的上述理论无疑提出了实现冲突化解的机制。其在商业上与政治上有广泛的应用。
奥曼：从重复博弈到相关均衡
与谢林不同，奥曼是一位纯粹理论经济学家。奥曼于1955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博士，现任教于以色列希伯莱大学理性研究中心。奥曼获数学博士时，正是博弈论方兴未艾之际，他将这以后50年的时间都贡献于寻找避免“囚徒困境”式的坏的纳什均衡的机制，实际上是从理论上探索协调人类利益冲突，增进社会福利的道路。由于奥曼的探索，现代博弈论才形成了下述进展：
――重复博弈。奥曼在1959年的论文中指出，人与人的长期交往是避免短期冲突、走向协作的重要机制。他严密地证明了，在较长的视野内，人与人交往关系的重复再现本身，就可能走出两败俱伤的“囚徒困境”。其充分条件是设置严格的惩罚背信弃义行为的机制。重复博弈强调契约的长期性对于纠正人们短期行为的意义，这在日常生活里是具普遍性的。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一定15年不变，后又延长至30年，其意义就在于加强了长远利益对于眼前行为的约束与激励。
――β-核概念。纳什均衡只讨论博弈中一个人偏离的可能以及防止这种个别人背离行为的条件。在重复博弈的框架下，就可以讨论群体行为中防止一部分人偏离均衡的条件。当社会中不存在任何一部分人获得更高得益的可能时，这就形成了“β-核”。
――重复博弈中的信息披露策略选择。博弈的参与人对信息的掌握通常是不对称的，如博弈只发生一次，则无疑具有信息优势的人会获得信息租；但如果博弈是重复进行的，则今天利用信息寻租者必定会在寻租过程中泄露其所拥有的信息。时间久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就会减轻，这又是重复博弈之所以会改进资源配置状态，使人与人的关系走向和谐的原因。
――无穷次重复博弈框架下谈判解的立即达成性质。奥曼与夏普利在1976年证明了，两人为分一块饼而讨价还价，这个过程初一看是可以无限期地谈下去的，但是，只要没有一个人有动机偏离对偏离者实施惩罚的机制，没有一个人去偏离对偏离了“对偏离者实施打击”的轨道的人实施惩罚的机制，并且这种惩罚链不中断，则无限期讨价还价的谈判在今天就会达成均衡解而结束谈判。因此，任何马拉松式的谈判一轮轮拖而未果的原因只在于，参与谈判的双方还未就惩罚背离行为的机制与每方对未来利益的折现因子达到共识。
――“共识”。人与人冲突的原因之一是相互猜疑。但是，一旦我知道你如何算计我，你知道“我知道你如何算计我”，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这种“知道”的链延伸至参与博弈的全体成员，并且又延伸至博弈的无数个回合，则人们在一念之间就可能会停止相互猜疑与算计，立即达成和谐解。奥曼于1976年在其论文《对异议的同意》中正式提出了“共识”这一范畴，并证明，若博弈双方对于某一事件的发生概率的评估存在共识，则该评估一定是相同的，而且这时主观评估便在瞬间转变为客观概率。在金融市场上，这个洞见有着深刻的含义。其他经济学家们以此为基础讨论过金融危机与金融恐慌的传导机制。
――“相关均衡”。人们之间争斗以及由此造成的两败俱伤的根由之一是各人的行动策略都是相互独立的。由于缺乏协调，而失去了很多共赢机会。奥曼于1987年提出了“相关均衡”机制。所谓相关均衡是指，通过某种客观的信号装置以及当事人对信号的反应，有可能使本来各自为政的个体行为之间相互发生关系，形成一种共赢的结果。交通口为什么要设置红绿灯？为什么要下发中央文件？为什么要建设金融中介组织？为什么要有各种社会媒体与中介组织？这都可以从“相关均衡”的背景下得到解释。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实践教学；计量分析；博弈分析
一、引言
新古典效用理论认为，不确定条件下的最终效用水平是每种结果的效用乘以客观概率加权后形成的，且在决策过程中偏好是稳定不变的。法国经济学家阿莱（1952）通过实验发现，决定期望效用水平的是主观（而非客观）概率，而且决策者的偏好是不稳定的。卡尼曼和特沃斯基（1974）从有限理性出发，借助心理实验，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如前景理论），标志着行为经济学的诞生。行为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是以经济实验为基础的，从国际上看，美国等发达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在一些大学里设立了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实验教学中心，针对具体的课程项目，开发专门的创新创业实验平台，指导学生的创造发明活动。近年来，国内一些知名院校围绕行为经济学实验教学进行了系统规划和建设，逐渐形成了以实验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为核心学科，以个体和群体行为的心理机制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实验教学平台，主要包括行为决策实验室、脑神经实验室、视觉认知实验室及人力资源测评实验室，上述实验教学平台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效服务。虽然国内外知名院校在行为经济学实验教学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但对于国内大多数高等院校而言，行为经济学实验教学仍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许多院校的行为经济学实验教学主要采取课堂演示、问卷抽样等方法进行讲授，这样会存在以下弊端：首先，学生仅仅从理论层面感知什么是行为经济学，无法深入理解行为经济学的本质应用；其次，教师仅仅通过演示文稿或课堂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实验教学，无法将自己授课思路完全展示给学生，影响实验教学质量；第三，单一的讲授方式难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影响实验教学效果。因此，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学科交叉实现实验方法创新，对于提升行为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推进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基于计量分析的行为经济学实验教学方法创新
自从丹麦经济学家弗里西（1930）创设了计量经济学会以来，计量经济学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计量方法技术和方法不断升级，为经济实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通过引入Eviews和Stata等专业的计量分析软件，采用相应的计量方法，对具体的行为经济行为经济学实验教学方法创新研究①田树喜韩颖（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辽宁沈阳110169）摘要：行为经济学是一门以经济实验为基础，研究有限理性当事人经济行为决策的新兴学科。目前国内行为经济学实验教学存在众多问题，急需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手段，应用计量分析和博弈分析方法，丰富和创新行为经济学的实验教学，实现行为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及经济博弈论的学科交叉，提升行为经济学实验教学质量及大学生创新意识。关键词：行为经济学；实践教学；计量分析；博弈分析学案例开展实验教学，成为行为经济学实验方法创新的重要方向。通过与相关网站建立数据链接，同时面向企事业单位、政策决策部门进行走访调研，获得了实验数据资源，并对原始数据进行分类和标准化处理，形成了基于经济行为计量分析数据库和案例库资源，为行为经济学实践教学的方法创新提供基础支持。
（一）计量分析方法
计量经济学是一门依据统计资料，采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变量之间数量关系的交叉学科。其中，经济学为计量经济学提供理论基础，数学为计量经济学提供研究方法，统计学为计量经济学提供资料数据。计量分析方程主要包括经典假设下的单方程分析方法、联立方程分析方法以及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等，其中，单方程分析方法研究的是单一经济现象，联立方程分析方法研究的是经济系统问题，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是通过数据挖掘经济变量之间的行为联系。由于许多行为经济学问题都体现出很强的时序性，所以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在行为经济学领域应用广泛。时间序列计量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平稳性分析、均值方差分析、协整分析、因果分析、误差修正分析等等，应用上述时间序列计量方法对市场上的非理性经济行为进行实验分析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由于金融市场上投资者行为的不确定性和非理性，金融时间序列经常表现出波动异常的情况，导致市场风险加剧。针对这一特征，应依托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RCH）系列计量模型分析方法进行创新性实验设计。ARCH模型首先是由恩格尔（1982）最早提出，该模型的主要思想是时间序列随机误差项的条件方差与它的前期值显著相关，因此，如果某一时间序列的本期条件方差与前期随机误差项线性关系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该时间序列的波动存在显著的自相关效应，形成非理性的波动积聚。为了规避ARCH模型中多个解释变量之间可能产生的多重共线性，勃列斯福（1986）提出了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GARCH）模型，来分析时间序列条件方差的波动特征。恩格尔（1991）进一步拓展了指数型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EGARCH）模型来计量时间序的非对称波动效应。下面本文以行为经济学中“羊群效应”为例，阐述ARCH系列模型计量方法在行为经济学实验教学的创新应用。
（二）实验案例分析
“羊群效应”原指牛、羊等动物成群地觅食、活动的行为，引申到人类社会是指某（类）决策者与大多数人一样去思考、感觉和行动。学者们将“羊群效应”定义为后继者在观察到前面行动者行为的条件下，会做出独立于个人思考的盲从决策。“羊群效应”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可能是有意的，也可能是无意的。金融市场在这种群体活动的状态下，行为人必然经常受到其他行为人和整个行为环境的影响，产生攀比、模仿及互相传染的行为倾向。在市场出现突发事件的过程中，这种非理性的从众行为会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众多同方向的预期导致价格偏离均衡，并形成套利限制。在心理的作用下，这种非理性无法互相抵消，反而互相加强，由此产生“羊群效应”。2015年，中国股市上演了“过山车”式行情。年初，受人民银行量化宽松以及融资融券业务拓展等系列利好因素的影响，中国股市迎来了杠杆式上涨。以上证综合指数为例，该种指数由3月份最低的3286点上涨到6月份最高的5166点，市场上形成了“追涨”羊群效应。但从6月中旬开始，以人民银行出重拳清理配资为导火索，中国股市开始急速下跌，到8月下旬，上证综合指数又跌至2850点，市场形成了“杀跌”的羊群效应。针对中国股市在2015年投资者非理性的“羊群效应”案例，本实验组织学生收集股票市场实验数据，借助Eviews软件进行实验分析：首先采用ARCH系列模型检验股票市场的波动积聚效应，进一步利用EGARCH模型检验市场上是否发生了非对称波动的杠杆效应，随后，以实验结果为依据，从投资者的行为心理视角分析“羊群效应”的形成原因。通过上述实验教学，可以使学生直观地分析股票市场的暴涨暴跌以及投资者的行为心理，实现计量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交叉结合运用，提高实验教学效率。
三、行为经济学实验教学博弈方法创新设计
传统微观经济理论认为，市场上信息是充分和对称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引导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也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因此，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不存在冲突。博弈论认为，信息的不充分和不对称是常态，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也经常存在冲突，经济学应针对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进行直接研究。自从美国数学家纳什（1950）开创了非合作博弈研究范式以来，博弈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博弈分析方法也成为行为经济实验创新的重要方面。应用博弈分析方法开展行为经济学实验教学需要引入Z-tree和Matlab等专业软件，同时，行为博弈实验教学还需要借助130相关的心理实验设备作为实验平台。
（一）博弈分析方法
博弈（game）是指一些个人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进行策略选择并加以实施的过程。基于对参与人的理性假设不同，博弈可分为完全理性博弈和有限理性博弈，其中，应用于行为经济分析主要是有限理性博弈分析方法。有限理性意味着博弈方往往不会在一开始就找到最优战略，必须通过学习和试错找到最优策略；有限理性也意味着至少有部分博弈方不会采取完全理性的均衡策略，因此有限理性的均衡策略是不断调整和演化的结果，而不是一次博弈的结果，且即使达到了均衡也可能再次偏离。另一方面，基于对参与人所处信息环境的假设不同，博弈论又可分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其中，应用于行为经济分析主要是不完全信息博弈分析方法。不完全信息意味着参与人不完全了解对手的类型和信息状况，往往依据贝耶斯条件概率预测对手的策略选择，因此均衡策略是不确定的，只能以一定的概率出现。下面本文以“欧洲债务危机”中当事方的行为选择为例，利用不完全信息环境下有限理性的博弈分析方法，阐述博弈论在行为经济学实验教学方法中的创新应用。
（二）实验案例分析
2008年伊始，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本国经济的冲击，希腊政府率先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由此导致财政赤字大幅增加。2009年10月，希腊政府宣布，当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到GDP的12%，累计的公共债务将达到GDP的113%，远超过《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和60%上限。2009年12月，三大评级公司（穆迪、标普、惠誉）纷纷下调希腊债务评级，欧债危机由此拉开大幕。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长期原因在于欧洲国家人口老龄化、高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导致的经济增长缓慢。沉重福利负担使社会支出不断增加，形成收支缺口，收支缺口扩大导致信用风险上升。欧债危机爆发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欧元区自身的体制性缺陷，即统一的货币政策与独立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欧元诞生后，由欧洲央行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欧元区各成员国仍保有独立的财政政策，欧洲央行以控制通胀为首要目标，控制货币发行，这样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欧元区各国不得已采取财政扩张政策应对，导致过度负债。面对债务危机，欧洲央行和危机国均面临两难选择。从行为博弈角度出发，欧洲央行有（救助、不救助）两种行为策略；危机国政府有（紧缩、不紧缩）两种行为策略。如果欧洲央行采取救助策略，危机国的最优策略则是不紧缩，但这样会导致危机国的道德风险问题，并会引发其他国家效仿；如果欧洲央行采取不救助策略，危机国的最优策略则是选择紧缩策略，但这又会引起国内民众的不满，引发国内动荡。现实中，欧洲央行和危机国难以准确预测经济形势的变化，因此处于不完全信息环境中，同时，面对不确定的经济形势，博弈方难以形成理性决策，因此，欧债危机爆发以来，一直在持续发酵，各方难以形成均衡的策略选择。依据上述分析，本实验将学生进行相关分组，逐次分别担任欧洲央行和相关危机国角色，利用Z-tree软件，采用不完全信息有限理性博弈方法分析欧债危机的形成和蔓延，实现经济博弈论与行为经济学的有效结合，拓展行为经济学实验研究方法，激发学生创新思维。
四、结语
在当今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利用网络信息平台和仿真模拟数据资源，将计量经济学和经济博弈论等工具引入行为经济学实验教学中，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学、管理学以及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为行为经济学的实验教学方法创新提供了切入点，并且取得良好效果。行为经济学实验强调在经济研究过程中的心理学、管理学及社会学等学科的引入，但并不拘泥于相关学科的固有研究方法，而是锐意创新，寻找更适合自己实际需要的研究方式，实现行为经济学实验教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有到优”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金雪军，杨晓兰.行为经济学〔M〕.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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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蒋军锋，殷婷婷.行为经济学兴起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J〕.经济学家，2015，（12）：69-78.
关键词：税制改革；设备投资；随机森林
基金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委托项目“融资租赁与节能减排投融资及相关政策研究”。
作者简介：刘若鸿（1974-），男，甘肃兰州人，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后工作人员，主要从事金融与财税政策研究；史燕平（1963-），女，北京人，经济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融资租赁与金融法研究。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2-0133-05收稿日期：2012-06-04
一、文献回顾
针对税收政策对实际投资的影响，现代经济学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和研究框架。归纳起来主要有：加速投资理论、新古典投资理论、q投资理论以及边际有效税率理论。
在这些框架下，各国研究者结合经验数据做了许多实证研究：新古典投资理论研究了美国战后三次税制改革对投资的实际影响，认为税制改革对于企业投资影响十分显著。而许多学者则认为，他们的研究模型中没有考虑资本的调整成本和企业投资预期，后续也因此有较多针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1）对于资本调整成本问题，学者们主要考虑了两种方案：一是在模型中加入资本调整成本函数，如fumio（1982）在q模型中加入资本调整成本函数，研究了税收同企业投资关系，salinger等（1983）以此为基础对美国经验数据做了实证研究；jason等（1996）在q模型中加入资本调整成本函数后，实证研究了美英等14个oecd国家税制改革的情况。二是在模型中加入了足够多的滞后项，如andy（2001）对此做出了专门的研究。（2）对于企业投资预期方面，robert等（1999）做了较为充分的考虑，并以美国4000多家企业10年的面板数据做了实证研究。
另外，运用边际有效税率和实际税率的研究也成为评价一国税收激励政策和衡量税收对投资影响的重要工具。此类研究可以概括为三类：（1）测算当前税制下企业的边际有效税率。如刘初旺（2005）计算了我国1991年～2002年内资企业机器设备和房屋建筑类的固定资产边际有效税率；孙琳琳等（2007）分资产类型、行业、融资来源和内外资企业估算了中国不同类型企业的边际有效税率。（2）测算税制改革对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如gravelle（1994）分企业类型和资产计算了美国1981和1992年的边际有效税率，并据此计算了美国1986年税制改革对企业设备投资有效税率的影响； auerbach等（1991）使用两阶段工具变量回归法研究了美国1986年税制改革的影响；刘若鸿等（2010）使用双差法（double-difference）研究了2007年中国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后，增值税税负变化对出口商品价格的实际影响。李增福（2010）分行业和区域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在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前后所得税实际税率的变化。（3）以实际税率为因变量，回归研究税率对投资的影响。如马拴友（2001）以有效税率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分企业性质考察了税收对于我国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李宗卉等（2004）使用面板数据检验了影响实际税率的几大因素对引进外资的影响。吴联生等（2007）研究了税收优惠政策对公司所得税负担的影响以及税收政策的有效性。
从以上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认为税收会对企业的投资和生产经营行为产生较大影响，只是影响的程度因国家、地域、行业有所不同。
二、计量模型的构建
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税收政策主要在五个方面进行调整，从而对企业的投资产生影响：（1）纳税主体的确认；（2）税率变化；（3）税收优惠；（4）折旧政策；（5）抵免政策。中国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施行，实际上在这五个方面都做了相应的调整，主要体现在：（1）引入“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的概念，并将内外资企业纳入统一管理；（2）税率进行了统一，居民企业调整为
那么，原因何在？
这个问题让笔者想起了法国名导演欧容的电影《花瓶（Potiche）》，这部2010年上映却颇有复古范的影片讲述了一对夫妻管理家族制伞工厂的故事，看似专业的丈夫作为总经理与工会闹得水火不容，企业每况愈下，而被视作花瓶的妻子接手总经理工作后，却把企业经营得井井有条。夫妻二人的成败，关键在于处理博弈能力的差异，无法理顺宏观、微观的博弈关系，看上去很美的经营策略也仅是纸上谈兵。
再看中国经济，宏观调控之下，实体经济尚未扭转颓势，一方面和经济环境的复杂严峻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则与宏观调控的微观传导颇有关联。实际上，作为宏观调控的理论源泉，传统凯恩斯主义在学术上的最大缺憾正在于就宏观论宏观，而近几十年来经济学领域的诸多努力也集中于为传统宏观经济理论构建微观基础。但在笔者看来，宏观调控理论上的微观基础虽在不断夯实，但现实中的微观基础却并不牢固。很多市场人士在分析宏观调控时往往聚焦于整体性影响，而并未关注到微观主体的应对及其带来的反作用。
笔者最近两年在地方上工作，这一段经历让笔者对宏观微观博弈有了切身体会。笔者以为，宏观调控未能快速改变当前中国经济的失速态势，易被忽略的一个原因是：五种宏观微观之间的博弈，让宏观政策缺乏有效的微观基础。
其一，宏观微观之间存在“囚徒博弈”。
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可谓家喻户晓，囚徒困境的核心是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这种情况也体现于宏观调控的微观传导过程中。一些宏观政策出台的目标是符合集体理性的，但微观个体却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来调整个体行为，调整后的个体行为却未必符合宏观政策本意。
例如，2012年以来，监管部门花大力气整顿银行业不规范经营，其目的是规范行业行为，还利于民，减小融资成本，助推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虽说政策业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从微观层次看，整顿不规范经营、不对称降息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在加大银行业竞争的同时，也大幅提升了大型企业的议价能力和话语权，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资源是有限的，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部分金融机构被迫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对大型企业的业务维护上，中小企业得到的金融服务反而受到了挤占。
其二，宏观微观之间存在“吃饭博弈”。所谓吃饭博弈，很直白的解释就是，宏观调控再怎么阳春白雪，微观个体包括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是需要吃饭的。宏观看，中国经济长期吃饭靠转型，唯有转型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但微观看，地方经济短期吃饭难转型，为转型而转型很容易滋生形象工程或风险隐患。微观中国，很多城市、县域存在产业集聚、经济结构单一的特征。如果恰巧这个单一的行业属于粗放增长的行业，属于转型压降的对象，那么地方政府作为一方水土的衣食父母，将很难真正去做实转型。特别是在当前地方政府业绩评价体系下，以短期“自发降速”换取长期产业结构调整空间的现实激励作用并不大。
而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微观企业，一旦为转型而转型，往往会盲目追求多元化，将眼光投入到房地产、民间金融等面子足、见效快的时髦领域，而这种超出其自身风险控制能力的“多元化”可能会成为酝酿隐患的温床，甚至会对企业的主业或地方支柱产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其三，宏观微观之间存在“弹簧博弈”。这种博弈就像压弹簧，此消彼长，不进则退，只有宏观调控不断施力，政策效果才会持续显现，若宏观调控不再施力，政策效果就不会继续叠加，而一旦宏观调控有所减弱，往往会出现有违政策初衷的逆向反弹。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始终具有做大GDP、增加财政收入、提升地方品牌等多重诱惑，只要宏观层面对楼市调控稍有放松，甚至不需放松，只要有些许“不强调”的迹象，微观层面就有捂热楼市的冲动。
其四，宏观微观之间存在“边缘博弈”。宏观调控画了一个圈，而部分微观实体包括地方政府和微观企业，往往行走在宏观政策的边缘，或是在不断试探宏观调控的边缘区域，这种行为往往会带来诸多风险。例如，2011年中国民间融资市场经历了一波非理性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流动性紧张状态下的需求所致，另一方面也与民间融资市场政策监管的边界不清晰有关。宏观层面鼓励民间金融力量的稳健培育，但由于规范性的民间金融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对民间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政策还在不断完善过程之中，而这种初始阶段的监控薄弱，则为民间融资市场创造了行走于边缘的条件，表现为机构超速扩张和业务高杠杆运作。这种边缘博弈带来的非理性繁荣的风险，业已在当前逐步显现，并还将不断释放。
其五，宏观微观之间存在“专业博弈”。宏观层面凝聚着专业思维，充斥着专业人士；微观层面则缺乏足够的专业资源。这种“专业屏障”往往成为信息不对称下博弈均衡走向集体利益受损的重要壁垒。
实际上，这种专业博弈发展到极致，甚至会引致金融危机，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本质上也是专业博弈的结果，前者是金融机构利用专业优势过度开发房产业务、金融衍生品诱发的危机，后者则是政府部门利用专业优势过度透支社会财力诱发的危机。
总之，宏观微观之间的五种博弈，让中国宏观调控缺乏有效的微观基础，进而使其效果显得有所不足。
关键词:建筑安全;保险;博弈论
一、引言
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建筑业始终是一个事故发生率比较高的行业之一。据国际劳工组织(ILO)估计，2003年全球的重大职业安全事故总数为35.5万起，其中建筑业的安全事故约6万起，占16.9%，也就是说该行业每10分钟就会发生一起致命事故。此外，在工业化国家，发生在建筑工地上的死亡人数在与工作相关的死亡中占据的比例高达25%～40%，而该行业雇佣的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为6%～10%。在我国各行业安全事故中，工程建设施工安全事故位居第三，紧排在交通和矿山行业之后，是事故多发行业之一。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的统计，建筑行业2000年发生事故846起，死亡987人;2001年发生事故1，004起，死亡1，045人;2002年发生事故1，208起，死亡1，297人;2003年发生事故1，278起，死亡1，512人;2004年发生事故1，144起，死亡1，324人;2005年发生事故2，288起，死亡2，607人;2006年发生事故2，224起，死亡2，538人，由此可见，建筑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对建筑安全问题进行多方面分析，希望对这个行业的发展有所帮助。
二、建筑安全职业意外伤害保险制度分析
职业意外伤害保险制度是当今世界各国改善建筑业安全状况的一种最为有效的经济手段之一，主要有三类:一是采用工伤保险制度，其特点是由政府或社会公共机构在全国、地区或一定行业范围统一收缴、管理基金，工伤职工待遇既含有短期的医疗，又有长期的生活补助;二是由雇主依法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伤害保险，也称雇主责任制度，其特点是由商业保险公司运作资金，一次支付伤害待遇;三是两种制度并存。
我国采用的是工伤保险制度与雇主责任制度并存的制度。一方面要推广福建、大连、佛山等地的经验，推动工伤社会保险机构主动介入工伤预防工作;另一方面要在安全生产领域引入商业保险，在各类企业特别是小企业积极推行雇主责任制度。同时，还应积极探索意外伤害保险行业自保或企业联合自保模式，通过工伤保险、建筑意外伤害保险、行业自保或企业联合自保三种保险模式，促进建筑企业以及建筑业职业安全健康水平的提高。
工伤保险制度对于安全生产的促进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工伤保险直接干预事故预防工作;另一方面是通过工伤保险自身的管理形成对事故预防的间接影响作用。具体表现为:费率机制可以刺激企业改善劳动条件、工伤保险基金可增加工伤事故预防的支出、工伤保险机构可促进对安全生产的监察。
建筑意外伤害保险制度实际上属于雇主责任制度，它是以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而造成伤残、死亡、支出医疗费用、暂时丧失劳动能力作为赔付条件的人身保险服务。它可以保护建筑业从业人员合法权益，转移企业事故的风险，增强企业预防和控制事故的能力，是促进企业安全生产的一种重要手段。
三、建筑安全投入产出理论分析
我国建筑安全投入水平长期偏低，这与思想认识偏差有很大的关系，大家普遍认为安全投入是一种纯粹的消费，能省则省。而事实上，从目前的研究和实践看，安全投入不仅仅是一种消费，更是一种投资，只不过这种投资产生的回报不像常规投资那样产生现金流收益，而是安全事故造成的企业和社会损失的减少，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节省，是对人的生命健康的保护。
根据香港理工大学的研究显示，在1999～2001年的三年间，香港全社会的安全投入占建筑业总产值的比例分别为0.889%、0.974%、1.041%，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1999～2001年全香港因建筑安全事故造成的社会损失占建筑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0.799%、0.585%、0.444%，事故损失呈明显的下降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增加安全投入确实能减少安全事故的社会损失，而且还能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建筑安全增值函数I(S)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它随着建筑安全性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当建筑安全性达到100%时，曲线趋于平缓，其最大值取决于技术系统本身的功能。(图1)
事故损失函数L(S)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它随着建筑安全性的增加而不断减少。当系统无任何建筑安全性时，系统的损失为最大值(趋于无穷大)，当建筑安全性达到100%时，损失趋于零。损失函数和增值函数曲线在建筑安全性为S0时相交。当建筑安全性小于S0时事故损失大于建筑安全增值产出，当建筑安全性大于S0时建筑安全增值产出大于事故损失，此时系统获得正的收益，建筑安全性越高，系统的建筑安全效益越好。
无论是本质增益还是拾遗补缺，都表明安全投入可以创造价值，可以用安全功能函数F(S)来表示，即F(S)=I(S)-L(S)，如图2所示。(图2)
对F(S)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当安全性趋于零时，安全技术系统毫无安全保障，系统不仅毫无利益，还将出现趋于无穷大的损失;(2)当安全性达到S0点，由于正负功能抵消，系统功能为零，因此S0是安全性的基本下线，当S大于S0后，系统出现正功能，并随S增大，功能增强;(3)当安全性达到某一接近100%的值后，功能增加趋于平缓，并最终限于技术系统本身的功能水平。
由此说明，安全不能改变系统本身创造价值的水平，但可以保障和维护系统创造价值的功能，从而体现安全的价值。
四、博弈论在建筑安全理论方面的分析
博弈论是研究众多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减少安全事故，提高建筑安全水平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但对于建筑企业来说，却为什么不愿意投入呢?首先，从宏观过程上看，建筑安全对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具有滞后性，即建筑安全活动的效果不是在一开始就能显现出来，而是贯穿于整个过程，甚至在过程之后相当一段时间才出现。因此，建筑安全措施和对策应先于服务系统功能的出现。其次，从微观手段上看，建筑安全手段的效果往往是预防型的，而事后抢救型的建筑安全措施有时效性，建筑安全系统相对服务系统，是控制系统。这就出现了矛盾:一方面企业出于眼前及局部利益，不愿意加大安全方面的投入;另一方面出于长远及全局利益的考虑，又需要企业加大安全投资。如何化解这一矛盾，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政府希望通过制定一些政策来规范企业的行为以避免或减少事故的经济损失和社会负面影响，而企业则希望国家在基础设施、安全培训、科技、信息以及市场培育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在这个竞争中，双方存在着某些“摩擦”，但在总体上来说，双方都可以得到好处。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竞争，要使大家都可以从中受益，重要的是要完善市场经济的秩序。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政府和企业之间也需要建立一种竞争的制度和秩序，如何建立却是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间博弈的结果。
1、政府与企业间的博弈。表1演示的是政府与企业的支付博弈过程。假设Ce为企业遵守建筑安全规章制度所需付出的成本，Re为遵守制度给企业带来的收益;Cg为政府检查的成本，Rg为企业遵守规章制度后给政府带来的收益;F为政府对不遵守建筑安全规章制度企业的罚款额。(表1)
当Re-Ce>0时，企业安全措施能够获得收益，此时纳什均衡为“采取措施”、“不检查”，这也是该博弈中最完美的结果，对企业、社会均有利。
当-FCg，则不存在纳什均衡。
当Re-Ce
2、企业与企业间的博弈。表2演示的是企业与企业之间投资决策的博弈过程。假设市场上仅有两家竞争建筑企业，两个建筑企业的雇主和雇员均乐于建立建筑安全的工作环境。两个建筑企业面临同样的两种选择:增加安全投入或不增加安全投入。I表示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D表示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优势;P表示企业竞争形势不变;A表示企业竞争形势不变但安全水平增加。(表2)
当企业1采取“增加安全投入”策略时，企业2为了得到竞争优势，他的最优策略是采取“不增加安全投入”;当企业1采取“不增加安全投入”策略时，企业2为了不使自己陷入竞争劣势，他的最优策略也是采取“不增加安全投入”。这样的话，无论企业1采用什么策略，企业2为了自身利益一定会选择“不增加安全投入”策略。反之，无论企业2采用什么策略，企业1也会为了自身利益而选择“不增加安全投入”策略。
分析可以看出，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两个企业都会选择“不增加安全投入”策略，显然这个结果不是最优的，最优的结果应该是两个企业都选择“增加安全投入”策略。所以，国家如果想要提高建筑安全生产水平，必须制定强制的安全投入规定，监督企业执行，这样才能达到目的。
五、结论
建筑安全问题是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面临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不仅关系到建筑行业的发展，而且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劳动者不仅需要有生命的保障，而且对舒适的工作场所和生活环境、职业病的防治等方面提出了需求，这是人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建筑安全科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与建筑安全相关的保险、投入产出理论和博弈论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并且得出了相应的结论，希望能促进建筑业更健康、更安全、更稳定地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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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世宁，林柏泉，沈斐敏.安全科学与工程导论[M].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5.
[5]冯斌.建筑工程安全效益的研究[D].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论文，2006.6.
[6]袁海林.建筑安全的管理和控制研究[C].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6.10.
关键词：高校考试作弊博弈
1.高校考试作弊现状
我国高校是人才汇集的高地，智力交汇的场所，担负着培养新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接班人的重任，为了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优秀人才，各个学校都很重视作为检验学校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情况重要工具和手段的“考试”，对考试的“质量”尤为关注。
鉴于如此严重的作弊现象，2005年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明确写有“学校给予学生纪律处分的种类分为：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规定中还写有“学生有‘由他人代替考试、替他人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作弊及其他作弊行为严重的’情形，学校可以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各高校也根据该规定制定了相应的处罚办法。如诚信考试协议，记住档案等。
但是在英语四六级考试以及各高校的期末考试中仍有同学铤而走险，冒着被开除的风险继续作弊。
大学生作弊主要还是因为作弊成功的诱惑太大了，现在学校评优、评奖学金，看的都是学生的成绩。在学校，如果差几分没有通过还要参加学校的补考，毕业的时候如果还有挂科根本拿不到毕业证。相比之下，作弊可能是一些学生获得好成绩的捷径，所以他们宁愿挺而走险。
2.以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作弊的原因
2.1 考试作弊的理由
本文从经济学和博弈论的角度谈谈考试作弊的理由。按照经济学的理论，“理性人”总是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在考试中，作弊的预期收益＞作弊成本即可成为作弊的充分理由和追求。
2.1 1 单个学生诚信与不诚信的博弈
按照博弈论，“理性人”仍然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弊就自然成为了囚徒困境。大家都诚信考试是理想状态，当然好；但如果个别或部分人作弊成功，其收益要明显大于诚信，会产生“竞争成就感”；如果大部分人作弊，诚信者的收益将相对严重减少，会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于是他们可能会采取措施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措施往往是破坏作弊者的收益举报――但现实中，因为考后证据难以落实等问题，此类选择较少，于是在“理性人”的博弈游戏里，道德被忽视了不被选择了。
2.1 2 学生群体间的博弈
下面将尝试从学生群体的角度论证抄袭行为的存在。假设存在学生A和学生B，他们都面临着考试。学生A已经完成了复习计划，得益为M，自然成为了抄袭者求助的对象。学生B可以选择是否去抄袭学生A的试卷，学生A也将在同意和拒绝中进行决策。如果选择了抄袭，则B抄袭的得益也为m 。如果A选择拒绝，则由于拒绝他人会影响到人际关系，故学生A一旦拒绝学生B的请求，将多承受一定的损失；同时，对方必须重新寻找新的抄袭对象，一般来看，在学生群中总会有人愿意提供给他人抄袭，故重新寻找新的抄袭对象成本很小，接近为0，所以不管学生A让不让B抄，B始终会选择抄袭。当然，如果学生B不选择抄袭，就不存在学生A的损失了，双方都各自独立完成考试，但B的收益很少。
而A会如何决策将受个人性格和思想观念的影响。显然，总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更看重人际关系上的损失，此时博弈的结果是让抄袭。
2.1 3 作弊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博弈
学生有作弊和不作弊两种策略选择，通过作弊增加学习收益和降低学习成本的双重效用，大大提高了考试的净收益。教师监考有严和不严两种策略选择，一般把监考严厉看作教师的净成本，监考不严厉则是净收益。如果学生作弊时监考教师监考很严厉，则作弊学生会被抓住。设学生被抓住后要受到留校查看等处分，因此其成本为10；对于教师，要惩罚抄袭的学生必须在认真监考，为确保惩罚无误可能需要适当调查或查证，这些会耗费时间和精力，同时教师还可能因惩罚学生造成一些负面效应如引起学生的不满情绪等，或受到学校的批评，所以将面临-1的损失；如果学生作弊时监考教师监考不严厉，则学生作弊成功，为其成绩增添了分数，但是现在学校对监考不严的教师处罚比较低，甚至没有实际的处罚。故教师监考时可能比较宽松。
如果抄袭不被惩罚时，学生会选择抄袭比不抄袭所得收益大。故选择抄袭。当抄袭行为受到惩罚，学生的损失为没有成绩即重新考试的结果，下次补考轻松过关，没什么困难，或者交一点罚金就过。罚的力度不大即实际成本远远小于10。
3.高校考试舞弊防治体系的构建
3.1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诚信意识
思想教育是一项综合工程，老师们的授课、班主任大量的日常事务工作等都会对学生的思想产生影响。要树立诚信意识、创造诚信氛围，于细节、于过程、于谈心、于活动中慢慢地但是明确地对学生产生教育和影响。通过学校各部门的长期努力，加强宣传和教育力度，使学生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明辨是非曲直，树立“作弊可耻”的观念，将外在管理和纪律变成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从而形成优良的考风。
3.2 加大教师的的管理力度，做到奖惩分明，使其成本与收益相符
加大抄袭风险和成本。考前，各院要召开监考教师会议，强调监考纪律；在考试过程中，巡考、督导人员要避免例行公事地走过场，对纪律松散的考场，要适时追究监考教师的责任，及时处理考场上的作弊现象。如对发现做弊的教师给予名誉或物质的奖励；对的教师给以通报或其它处分。并从师德教育中让教师做到为人师表的表帅做用，形成严谨治学的优良作风。从上层体制上形成良好的考试风纪。
3.3 改进考评制度
改进考试评价标准，使考试与学习全过程有机地联系起来。如可采取开卷、混合笔口试、机笔混合试、小论文、小设计等考试形式，在考试内容上增加主观题的比重，在兼顾基础知识的同时注重学生分析、应用能力的培养，同时不再以一次性考试决定成绩，减轻了学生考试压力，最终将考试变成实现自我价值、体现自我价值的体验。
3.4 严肃认识舞弊的极大危害性
抄袭的根源性问题是因为学生在学习习惯、诚实守信、价值取向这些基础性问题上做得不够，才导致了相当数量的学生进入大学这个相对自由和松散的环境后的迷失。抄袭问题愈演愈烈，传统教育制度难辞其咎。如何通过教育体制的改革让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正确的价值观念，才是教育工作者所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孙世民，李世峰：大学生考试作弊行为的博弈分析与对策 [J]高等农业教育 ，2004，(08) .
洪仁杰. 当前大学生考试作弊现象形成原因及其对策[J]中国考试(研究版) ，2004，(10) .
关键词：市场与政府；国际与国家；利益博弈；制度变迁
一、 引言
随着全球生产的社会化、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信息与交通技术的发展，世界各个相对独立的市场不断地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使全球市场成为一个整体，其中任何一个小的局部市场地变化，都将影响全球的经济变化，从而使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但是，地球村市场毕竟是由独立政权体系下的不同国家控制下的各国市场组成，因此，如何使全球的整体利益与各国的个体利益实现博弈的均衡，构建全球市场规制制度就成为经济学和法学共同关心的焦点。要实现全球市场规制度制度的现代化，就是应当根据经济法理念，首先，分析全球社会与市场个体、全球社会与各国利益、各国政府间利益、政府所代表的该国整体利益与市场个体利益的博弈；其次，构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市场与政府、全球社会整体与局部各国的关系的和谐制度。
二、 经济全球化需要以经济法理论构建全球市场规制制度
市场机制是一种建立在优胜劣汰竞争规则上的资源配置机制，核心以资本为纽带的商品价值规律，本质是资本的盈利性及其扩张性。当然，市场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特定的时间和历史条件下其市场区域范围是特定的，也就是说，市场的区域范围是随历史时间和其所处的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因而，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市场机制必然导致该条件下的市场区域内的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冲突；相对于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市场来说，这种冲突具体表现为政府调控的资源配置与市场机制资源配置冲突；相对于全球或全球部分几个国家或地区组织的区域如欧洲联盟，则是区域政府联合体的资源配置与市场资源配置的冲突。总之，社会整体利益与市场个体利益矛盾的运动，首先，导致了国家与法律制度的产生；其次，市场的异化导致了政府或政府联合体调控与市场机制耦合的经济法理念产生。
1. 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冲突导致国家及法律制度的产生。在人类物质生活领域一对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基本矛盾是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基中，集体与个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可相互转化。例如，欧盟区域经济利益相对其成员国家来说，是集体利益，而相对全球来说，则又成为个体利益。因为，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由于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双重需要就必然存在交易或交往，在交往过程中就产生了不同层次的利益冲突，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产生了包括国家和市场交易在内的各种制度，其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冲突各方的利益博弈均衡，实现各方利益共赢。
各利益冲突的个人或集团，为了防止在冲突中不至于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达成一种默契的契约，一定的地区范围内，让渡人民部分自由和权利组成国家制度，并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实施保障通过认可或制订一系列法律制度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当然，当市场力量超出一国的力量时，就会产生如欧盟的区域国家联合体政府，与相应的市场相匹配，并通过制订国家联合体制度来保护各方的利益。所以，法和国家的产生是利益博弈的结果。
因此，人类发展史就是各种利益的博弈史；而作为利益博弈规则的制度则是“集体行动对个人行动的控制”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制度通过提供基本的结构创造秩序并减少交换中的不确定性。
从利益博弈的视角看，针对全球经济发展而言，主要体现为政府与市场的不同形态组合的博弈，主要表现为：一是全球社会与市场个体的利益博弈，二是全球社会与各国利益博弈，三是各国政府间利益博弈，四政府所代表的该国整体利益与市场个体的利益博弈。其中，政府或不同政府的联合体代表社会整体利益，而市场代表个体利益；而政府又存在全球所有政府应当共同维护的全球利益与区域各国联合体如欧盟或个国的利益博弈，市场则存在全球社会整体市场与区域国市场、区域国市场与单个国家市场、单个国家市场与个体市场的利益博弈。因此，要实现全球市场规制的理想制度，就是要构建一种能使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协调发展并实现博弈各方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制度，这种价值追求正是经济法理念的体现。
2. 经济法理念是全球经济制度现代化的理论基础。理念是指人们由一定世界观所决定性的对事物价值的认识和追求；法的理念则是对法的精神或价值的理性概括和追求。因此，社会经济发展到市场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冲突无法通过市场机制调和时，就客观需要与市场力量抗衡的社会利益代表国家通过其执行者即政府解决这种冲突的制度规则从而实现利益博弈的均衡，但是政府不是天然的价格必然容易导致政府人官员的私人利益与代表利益的冲突而产生权利寻租等问题，为了实现社会集体利益与市场个体利益的均衡发展，就客观要求“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耦合。而人们对这种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耦合的价值需求的概括和追求就是经济法理念。
经济法理念是一定区域或全球经济社会化条件下的实质公平正义，其核心内容是“包含以消费者为本、平衡协调和社会责任本位三项基本要素”；在兼顾私人利益的基础上的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而全球市场规制制度就是要构建一种将使全球社会整体利益与区域或国家个体利益、国家与国家、政府与市场协调发展的制度从而实现全球各种市场博弈利益的均衡发展制度，这正是经济法理念所追求的目的，因此，经济法理念是全球市场规制制度构建的理论基础。
三、 全球市场规制制度构建
尽管制度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但由于源于实践中利益博弈结果的制度供给，特别是其中的国际间通过谈判而形成制度，相对于制度需要来说永远是滞后的，而当社会群体觉察到新制度有可能获得在现行制度条件下实现不了的利润时，才可能会引起制度变迁；而如何实现制度变迁，则依赖于利益博弈各方的力量及谈判能力。因此，这就要求，在构建全球市场规制制度时，首先应当分析目前市场全球化语境下存在的问题，其次，根据问题以经济法理念为理论基础构建可靠的全球市场规制制度。
1. 目前全球市场制度存在的问题。全球制度是全球利益博弈的规则，从广义上说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其中，正式制度是由国家或国家联合体制定或认可并有强制力保证的习惯或成文规则；而非正式制度是人们自发形成且没有强制力保障的不稳定的规则或习惯。非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来源之一，往往是市场创新的结果，除非正式制度严重损害正式制度所保护的利益外，一般是正式制度的有益补充，因为，制度是利益博弈的规则，是有谈判能力的人或团体为了其自身或团体利益而创设的，所以，他可能会为了制度设计人的利益而损害整个全球国际社会或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利益。全球市场目前存在的问题，除了因发达国家将高消耗技术和高污染的废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影响全球环境利益外，主要具体表现为：
（1）国际组织成为经济强国谋利的工具。2007年，主要国际机构已经明显地暴露出弱点。如：石油价格的急剧上涨使得穷国和富国都深受其害，但是国际能源机构似乎不足以对此做出反应，而其27个成员国并不包括像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甚至成员国之间其权威性也有限。在全球金融领域，货币基金组织似乎面临着重要性下降以及失去合法性的危机。MF的会费缴纳国已经用脚来投票，而且它还面临新的批评，因为其对最近的金融危机缺乏预警。
（2）以美国为标签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下的制度输出导致全球的资源浪费，加剧了全球经济危机。在东南亚危机中，美国和其影响的IMF要求受危机影响的国家削减支出来减少赤字，却全然不顾这样必将导致下列严重的结果：如2008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并迅速蔓延到全球的危机，使上千万的人沦为贫困人口，就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忠实信徒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为代表的美国政府监管人员放松市场管制并任其自由发展的恶果。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感觉到了多年来自己所受到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欺凌所产生的痛苦，这些国家被要挟采用了美国的组织制度，解除了对经济的监管；尽管美国承诺这些国家最终会得到更多的好处，结果却是事与愿违。
（3）美国经济霸权对自己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规制采用双重标准不利于全球权威制度的形成，增加全球市场制度交易成本，损害了全球的整体利益。从东南亚危机与2008年的美国危机对比可知，发达国家在美国危机中采用了逆经济周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在发展中国家，美国及其主导下的IMF却强迫他们采用顺经济周期的政策，如提高税收和利率、削减支出，这导致这些发展中国家发生很大的经济波动，而发达国家则因逆经济周期政策而波动很小。如果这些发展中国家也采用本次美国危机的政策，自然其经济波动也会很小。因此，这种双重标准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协调发展，损害了全球整体的利益。
总之，从全球制度的视角来看，目前全球市场规制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其一是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理念输出导致因缺乏政府调控而引起的市场失灵；其二是美国经济霸权导致的为了美国等个别发达国家利益而损害全球社会利益；其三是跨国企业个体利益或美国等发展国家为了其经济利益而操控发展中国家政治及经济从而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及全球社会整体利益
2. 全球市场规制制度完善。综上所述，全球市场规制制度完善主要是如何实现全球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均衡发展，如何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府或各国政府联合体与市场个体的均衡发展。而全球市场规制制度主要是通过国内法而体现，因此，全球市场规制制度的完善应当以耦合经济法理念为理论基础从国际经济关系及其国际规则和国内法两个方面进行变迁。
（1）国际规则及其国际经济关系制度的完善。首先，各发展中国家应当根据自身的特点结合地缘或文化传统观念构建国际自由贸易区域形成自己的政府联合体，一方面，实现国际区域经济与其本国个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政府联合体形成自己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相抗衡的力量，从而摆脱美国等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制度的控制，提升国际形象，提高国际新秩序规则制定时的谈判能力。其次，通过政府联合体，制度国际区域政府联合体调控与国际区域市场机制耦合的市场制度，实现区域集体利益与个体成员国及其个体企业利益博弈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第三，国际区域新制度，改革现有的IMF或WTO等国际组织规则，使国际双边或多边规则起到维护全球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协调发展。第四，通过国际区域新制度促进或形成国际规则的权威性，防止如美国等个别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采用双重标准，损害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
（2）国内法的完善。首先，以经济法理念为理论基础，借鉴根据自身因素而建立的国际区域市场规制制度及旧的国际经济秩序规则的合理成分，完善本国的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耦合的经济法制度，形成全球化趋势下的本国市场规制制度，从而实现本国社会利益与市场个体利益、区域集体利益与本国国家个体利益、全球集体利益与区域个体利益博弈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其次，以经济法理念为理论，对经济全球化过程的新问题，从全球集体利益的高度，制度本国的国内法律制度，为参与国际市场规制制度提高本国的谈判能力，从而实现与全球集体利益协调发展条件下的本国利益最大化。第三，通过完善国内适应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市场规制制度及丰富全球语境下的司法实践经验，积极参与国际旧秩序规则的改革，从而实现本国个体利益与全球集体利益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四、 结论
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在物质生活领域中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基本矛盾，其在全球经济中具体表现为：全球社会与市场个体的利益、全球社会与各国利益、各国政府间利益、政府所代表的该国整体利益与市场个体的利益博弈。
目前我国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其一是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理念输出导致因缺乏政府调控而引起的市场失灵；其二是美国经济霸权导致的为了美国等个别发达国家利益而损害全球社会利益；其三是跨国企业个体利益或美国等发展国家为了其经济利益而操控发展中国家政治及经济从而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及全球社会整体利益。
经济法理念是经济社会化条件下的实质公平正义，其核心内容是在兼顾个体利益的基础上的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因此，全球市场规制制度变迁或完善就需要以经济法理念为指导，通过分析目前全球市场制度存在的问题，从国际经济关系及其国际规则和国内法两个方面进行变迁。
从国际规则及其国际经济关系制度的变迁看，首先，各发展中国家应当根据自身的特点结合地缘或文化传统观念构建国际自由贸易区域形成自己的政府联合体，一方面，实现国际区域经济与其本国个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政府联合体形成自己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相抗衡的力量，从而摆脱美国等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制度的控制，提升国际形象，提高国际新秩序规则制定时的谈判能力。其次，通过政府联合体，制度国际区域政府联合体调控与国际区域市场机制耦合的市场制度。第三，国际区域新制度，改革现有的IMF或WTO等国际组织规则，使国际双边或多边规则起到维护全球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协调发展。第四，通过国际区域新制度促进或形成国际规则的权威性，防止如美国等个别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采用双重标准，损害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
从国内立法的完善看，首先，以经济法理念为理论基础，借鉴根据自身因素而建立的国际区域市场规制制度及旧的国际经济秩序规则的合理成分，完善本国的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耦合的经济法制度，形成全球化趋势下的本国市场规制制度。其次，以经济法理念为理论，对经济全球化过程的新问题，从全球集体利益的高度，制度本国的国内法律制度，为参与国际市场规制制度提高本国的谈判能力。第三，通过完善国内适应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市场规制制度及丰富全球语境下的司法实践经验，积极参与国际旧秩序规则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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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环保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项目号：20090911）；全国统计科学研究计划重大项目“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统计测度、国际比较与影响因素研究”（项目号：2013LD03）。
关键词：制度 幸福悖论 社会学
1、问题提出
瑞士经济学家弗雷与斯塔特勒二人通过微观计量分析，不仅清楚阐述了幸福与个体性格、年龄、性别、种族、健康、婚姻、教育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深入探讨了幸福与收入、就业、通货膨胀等经济因素的关系，以及政治分权、政治参与对幸福的影响。其中诸多观点都很富有创见，例如，财富只能解释人际幸福差异的2%，收入的提高只能在较小的限度内增加个人的幸福感，但制度可以提高个人对政治的参与度，进而提升人们的幸福感。齐建国（2009）认为，“在现行市场经济制度下，“幸福悖论”之后其实是一种制度悖论。因此，欲改变传统经济学对幸福的态度必须加大经济现象中制度因素的研究”。韦伯在其“经济与社会”著述中也曾指出，关于“经济动力与社会制度的相互联系”，有必要更全面更完整地讨论经济的社会条件（汪和建，2006：181），这意味着，对于经济学提出的“幸福悖论”议题的研究很有必要探讨其关联性的制度性因素。
2、何为“制度”及其构成
制度，在日常生活中，其是一个为人们习焉不察的词语。在汉语中，在字表意义上，“制”有节制、限制的意思，“度”有尺度、标准的意思，这两个字结合起来，表明制度为节制人们行为尺度之意。实际上，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笼统而言，至少可以分作较易辨识的正式制度与难以辨识的非正式制度两大类别，如，医疗教育制度就是属于正式制度，而文化传统、等则可以视为是非正式制度的构成形式。当然，关于制度何以形成，一般来说，正式制度多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如成文法，而非正式制度多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例如习俗、惯例等。但许多制度的形成是二者相互结合相互作用的结果，往往犬牙交错，难以厘定，更多制度是源自演化中的设计，非正式化中的正式化。
制度的构成，一般包括作为制度产生及施行的合理性根据及理论基础的观念，作为制度基本内容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范，保证制度实施实体组织、以及包括物质设备和象征设备在内的器物配置。在社会过程的舞台上，制度与人类行为相互补充相互塑造（斯密德，2004：372）。
鉴于“制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复杂性，如要为其下一个合适的定义则不得不取决于特定分析目的所在。以下主要为经济学、社会学暨人类学对制度要义的概略性阐释。
2.1经济学中的制度
制度，在经济学界，主要为制度学派与新制度主义学派所关注。在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中，制度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经由传统、习惯和法律等作用力约束而成，人类行为模式本身对于制度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经济学中的制度演化是围绕演化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而展开的，其中包括以凡勃伦、康芒斯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以纳尔逊、温特为代表的经济演化论，哈耶克的进化自由主义，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此外还有霍奇逊、多普菲、斯密德等学者。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对制度变迁考察强调进化主义与整体主义相结合，只是凡勃伦、康芒斯与哈耶克的制度分析更多涉及文化、习俗等内容，同时，与新古典方式不同，演化制度变迁理论的前提假设突出人理性的有限性以及信息的分散不完整性（卢现祥，朱巧玲，2007：113；391-392）。例如，旧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BVeblen）在1899年于其“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The Theory of。the Leisure Class-An Economic Study o Institutions）著述中将制度定义为：“制度实质上就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由构成的是在某一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谴行的制度的综合，因此从心理学的方面来说，可以概括地把它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易言之，在凡勃伦看来，制度受环境的影响，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它就会随之而变，因为制度实际上就是人们的思想习惯，它的变化是通过个人思想习惯的变化来实现，而私有财产、价格、市场、货币、竞争、企业、政治机构以及法律等，都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凡勃伦，2004：35-52）。而在旧制度经济学另一名代表人物约翰·罗杰斯·康芒斯（John RogemCommons）看来，制度无非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或规则，制度的功用在于通过“切实可行的相互关系”创造出相应的“预期保障”，“如果我们要找出一种普遍的规则，适用于一切所谓属于‘制度’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为控制个体行为。集体行为的种类和范围很广，从无组织的习俗到那许多有组织的所谓‘运行中的机构，例如家庭、公司、控股公司、同业协会、工会、联邦储备银行以及国家等，总之，大家所共有的原则或多或少是个体行动受集体行动的控制”……不管它们有什么不同以及用什么不同的名义，却在这一点相同：它们指出个人能或不能做，必须这样或必须不这样做，可以做或不可以做的事，由集体行动使其实现”。简言之，社会制度存在于足以影响个人欲望及行动中的日常用语、习惯于法律之中，且具有一个特定社会中盛行的相互作用的风格（康芒斯，2009：78-110）。
而“人力资本理论”创立者西奥多·威廉·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则提出了与康芒斯制度观接近的定义，认为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舒尔茨，1990：62-69）。再如，在新制度经济学学者中，有新经济史学家格雷夫的博弈论制度观，格雷夫（1994）认为，制度起源于积极的文化信仰，是自发演化的产物。制度与组织是须臾不离的，在处理制度之前，必须首先处理组织。一个社会的组织是与它的社会结构、信息传递以及协调机制相伴随的，并且对长期制度演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格雷夫看来，制度具有文化信仰的基础，制度选择过程是一个历史的、耗时的历态过程（ergodic process），制度是“具有自我强制非技术性的行为约束”，非技术性约束的预期与组织是其中两个主要相互影响的制度性构成因素，其中，组织通过引入新参加者进而影响到博弈结构中的信息交流、行为及各自的收益权衡。制度创新的动力大都是孕育于一定时期的历史进程、文化演化以及意识形态之中，在此过程中，习俗或社会规范在制度变迁的速度和方向上起到了作用。由是观来，在制度分析中强调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与信仰结构对制度选择的影响是新经济史学家格雷夫等人对于制度变迁理论丰富发展的一大贡献，格雷夫以文化信仰为纽带，将历史上先后发生的制度博弈与均衡连接起来，指出制度博弈参与者的预期受到其文化信仰和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参与者的文化信仰又是在以往的制度博弈过程中渐进形成的，受到其定的历史、社会与政治因素的影响，文化信仰便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制度博弈与均衡之间建立起了内在的联系，于是，格雷夫的分析避免了诺思路径依赖理论形式化的不足，这种思路扩展了制度分析的范围，从对制度安排的关注延展到对社会的制度结构的关注（卢现祥，朱巧玲2007：466469；476）。
此外，在经济学新制度主义学者中，在制度深入阐述方面出现了其它一些代表人物及其学说，例如OiMaggio和Powell（1983）提出的“制度同构”（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论说。他们认为，来自与组织外环境中相同的的“制度压力”（institutionalpressures）会导致组织形式和组织活动的同构。同时，他们还具体分析了三种同构机制，即模仿性同构（mimetic isomorphism）、规范性同构（normative isomorphism），以及强制性同构（coercive isomorphism）。而作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权威代表之一，诺斯（Douglass C.North）在制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在诺斯看来，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的说，这些规则是为了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是为人类发生相互关系所提供的担架，制度确定和限制了人们的选择集合，从而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诺思（1990）认为，制度的要义在于谋求人类合作问题的解决。制度可以分作为因创立而成的正式规则以及因演化而成的非正式规则两大类。制度的制约既包括禁止也包括允准。制度在发挥其功能的一个实质性部分就是确定犯规和惩罚严厉性的戚本。社会科学中的制度研究应实现将个人选择与制度对选择集合的制约结合起来的路径。制度的作用是通过建立一种人们相互作用的相对稳定（但不一定总是有效）的结构去减少不确定性，但制度也处于演化之中，因而在不断改变着人们的选择（诺斯，2008：232—239）。德姆塞茨（2003：83）认为，与资源禀赋相比照，制度更多的是指人们为了方便合作而做出的安排。青木昌彦（2003：40）认为，制度演进的过程中充满了路径依赖与创新。其它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如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奠基人阿门·阿尔奇安（Armen Albert Alchian，又译作阿尔钦）和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以及德国经济史学者柯武刚和史漫飞以及新比较经济学派代表人物青木昌彦（Masahik0 Aoki）也都予以了一定的阐释。例如德姆塞茨在制度功能方面与诺斯持有相近的观点，认为制度“帮助人们形成那种在他与别人的交易中可以合理把握的预期”（德姆塞茨，1994：291）。再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Hayek，Fdeddch August）的文化演进理论来审视，哈耶克关心的是制度设置之间竞争的过程，制度是否可欲及在多大程度上可欲，是由生活于其中的个人成员们进行判断的，且竞争能否有益地运行取决于它被正确的规则所制约，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一般规则框架来规范文化演进过程的政策是必要的（哈耶克，1997：76-81）。在国内，学者姚洋将制度经济学中论及制度功能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a）降低不确定性；（b）降低交易成本；（c）消除外部性；（d）促进经济效率；（e）界定权利边界。（姚洋，2002：39-52）。
由上可见，在经济学中，关于制度的阐释，在凡勃伦、康芒斯等老制度主义者的“观念规范”与“思想习惯”之类论述的基础之上，加尔布雷斯、缪尔达尔和格雷夫等新制度主义者提出了同样基于文化信仰、传统、价值观念及信仰结构等侧重于“精神态度”阐述之上的“规则人”假设，从而用以替代弥补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的学术观点。也即，从新旧制度经济学观察，制度无非是约束和规范个人行为的各种规则与限定，这个定义如今已基本为经济学界所广泛接受。不过，参照经济学分析的“理性”思路，二者相同之处在于，制度设计的宗旨应在于以利益博弈方式谋求利益的均衡。
2.2社会学中的制度
在人类学学界，马林诺夫斯基的制度论实际上一种文化规范论，他认为制度是文化的真正要素，是构成文化的真正组成部分，如家庭、村落、经济组织，以及行业协会等都是最普遍的和最重要的制度体现，制度的功能在于以基本的、相对稳定的方式去满足人们有组织活动中某些重要需要（马林诺夫斯基，1987：15-18）。（1997：20）也认为，受文化限定的行动预期的实现不仅离不开对社会制度功能的分析，而且要结合它们意欲满足需求进行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它制度联系起来分析。在社会学学界，关于社会制度的研究当起始于斯宾塞，继之以W.G.萨姆纳、C.H.库利和K.戴维斯等社会学人的补充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均认为，制度可以促进文化的累积与继承，因此具有传递与创造文化的功能。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学者彼得.伯格（Peter Ludwig Berger，2008：111）认为，制度是一种“命令”，对于人们有着较大的强制作用，使得人们懂得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制度在某程度上可以约束人们往相同的方向发展，是使人们社会化（指的是个体接受社会所给予的用于确保合作和秩序方式过程的内化）并接受社会模式的工具。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穆尔黑德分校的社会学教授乔尔。M.卡伦与李.加思.维吉伦特（2011：110-119）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模式，是社会确保合作与秩序的方式，与结构文化一样，制度产生于人们长时间的互动，制度是人们用于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重要的行动方式，有助于社会运行方式的延续，是社会发挥功能与解决问题的核心途径之一。制度是社会功效的重要方式，也是影响社会个体的模式，它如客观事实一般存在，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制度是人们用以解决当下社会问题的各种重要的行动模式。它是社会中的重要常规设置，是我们历史性决定做某些事情的各种方式”。美国社会学学者迈克尔。休斯与卡罗琳.克雷勒（2011：57）认为，社会学对制度的定义通常包括文化模式和社会结构两个层面，制度是“用于组织、引导并执行基本生活任务的主要社会结构。每一制度都是就解决一套问题而建立起来的标准化解决办法”。制度包括一定程度上能够引导人们解决社会生活问题的标准化方法（文化模式），以及有着相对稳定的关系人群在实际执行这些解决办法。如此类推，一组文化模式的集合构建了个体与他者之间发生关系时被赋予的行为期望，这样一组文化模式为人们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行为加以定位。涵盖文化模式与社会结构两个层面制度概念的要义就在于其意味着“社会成员在人际关系网络中联系在一起（群体），并基于意义共享（文化模式）为各种位置的人（地位）界定行为期望，并与他人进行互动（角色扮演）”。
2.3本研究中的“制度”
概言之，社会学界，关于制度的阐释有文化规范论、社会模式论等见解。综合上述经济学、社会学暨人类学等学科关于制度的诠释，本文认为，作为一种人们有目的建构的存在物，“制度”（Institution）指的是以一定的规则或运作模式去规范个体行动的一种社会结构，这些规则蕴含着特定社会的价值，其运行彰显着这一社会的秩序。制度的存在一般都会带有价值判断在里面，从而规范、影响建制内人们的行为。导致制度变迁更新的原因有规范性价值观的改变、人们之间行为互动模式的变化、历史性路径因素等。制度的演化性调整的基本功能就在于有利于节约信息成本（柯伍刚，史漫飞.，1996：476）。
3、制度在幸福研究中的一个新运用
从制度角度看，造成国内民众觉得不幸福的一大原因即为社会生活中诚信（信任）匮乏。因而，民众幸福水平提升需要借助于人际信任基础上的互动参与。而信任问题的解决宜主要借力于制度的力量。
由于在现代社会中，个体之间的差异是巨大的，每个人都可能尊崇一种专门的行为模式，在此种情形下，一个高水平制度化的个人主义（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成为社会行动的区别性标记或特征。社会成活因而需要更多的专门化关系机制，以有机团结的纽带实现彼此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维系（洛佩兹，斯科特，2007：25），笔者不揣浅薄地认为，从社会创新视野着手，从兼具文化模式和社会结构性质的制度的视角去审视，不妨以拓展慈善活动空间、社区品质、公共文化供给等方式壮大社会的力量，鼓励发展中观层次的非官方的道德规范，譬如以社团化促进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认为经由各类专业团体及其价值体系（专业伦理）的循序渐进建设是问题解决的有效选择。其具体操作在于渐进实现社会职业团体的制度化建设，即通过培育社会中间力量（如行业工会或同业公会）用于提升社会道德水准，推进多层次道德规范体系的建设，并以之作为破解当前社会信任度低迷的有效工具。
同时，也正如上述所言，“制度”这个概念具有多元性，例如，或者是用在同社会有关的领域，例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宗教制度等，或者只是特定组织的章程规定，例如政党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等，这两类使用方式都可以被接受（乔尔.H.卡伦，李。加思.维吉伦特.2011：125-137：119），制度还作为社会方式加以理解，“制度的出现是为确保问题能成功解决。制度是社会确保合作与秩序的方式，是使人们社会化并接受社会模式的工具。制度保护我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解决争议，给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提供基本的所需”。在本研究中，笔者打算使用第三种方式，即视之为类同于文化一般的一种社会模式（社会事实），更侧重于“社会建构”意义上的组织形式，即“社会”的制度，可以涵盖慈善参与空间、社区品质、公共文化供给等社会力量在内，如社会中间力量中的职业团体及其价值体系，即本文中制度非特指指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而主要是聚焦于社会建设层面的社会专业团体（职业团体）的制度建设。
于是，对制度的理解，本文主要还是着力于结构与规约层次，如专业团体及其专业伦理，同时秉持历史制度主义观与规范性制度主义，认为制度的构成是历史的产物，蕴含历史性的权力分配，主张为了规范性价值功用的发挥，制度应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易言之，本文中的“制度”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结构性的“制度”，指的是制度中的社会结构属性，如实体性社会组织，在本文中侧重于指的是各类专业团体（群体）；另一类是归约性制度，指的是制度中的文化模式，如价值观和规范（可以制约特定类型角色互动的抽象规范），在本文中侧重于指的是各类专业团体（群体）价值体系。笔者进一步认为，这种意义之上的制度建设是发挥文化功能用以解决社会团结与社会凝聚问题的中心型途径，因为，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各式社会职业团体及其价值体系可以有效充当社会转型期道德指南（如社会信任水平提升），促进社会成员在社会行动的合作持续方面具有序性、连贯性以及可预测性，增进人们的安全感、归属感，进而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杨世忠教授，现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兼任中国会计学会理事、学术委员，北京会计学会副会长，北京总会计师协会副会长，《财会学习》专家委员会委员。
杨教授1957年5月出生于云南思茅，1978年考入河北地质学院就读地质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人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财政会计系攻读硕士研究生，1988年硕士毕业并留校任教至今，历任北京经济学院会计系副主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会计学院院长、校党委副书记等职，2007年获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
杨教授是国内知名会计专家，其研究注重从实际出发，他对国有资产管理、企业成本管理、会计信息质量等方面进行过深入研究，基于实际调查的研究成果对相关监管部门与企业的管理经营活动具有借鉴指导意义。
如何有效管理国有资产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进程中，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更是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上世纪90年化杨教授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管理理论与方法都进行了深入思索，其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1998年出版的专著《市场经济与国有资产管理》中，杨教授认为我国应在立法监督、行政管理、产权经营和企业管理四个层面上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目标模式。他在著作中系统阐释了经营性、事业性、行政性与资源性国有资产的管理，指出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管理体制的核心内容，政府专设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行使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终极所有权，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投资公司或控股公司行使法人所有权，基层企业行使资产经营权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目标模式的设想。杨教授的观点受到业界的重视与好评，为推进我国国有资产管理改革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在现代经济环境中，成本管理会计的运用是企业经营管理者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手段。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引进管理会计理论后，在企业实践中的运用与经济的发展和管理的需要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结合我国企业的实际经营管理状况，完善与发展管理会计理论体系显得必要与迫切。杨教授多年以来一直结合企业管理实践研究成本管理会计的理论和方法。他先后出版过《现代企业成本核算模式》、《企业责任会计》、《管理会计基础》、《管理咨询》等多部颇具影响的专著与教材，发表过“责权利关系定量分析初探”、“短期经营决策方案的敏感性分析”、“高新技术企业成本管理特点分析”、“华为公司‘知识资本化’的会计思考”、“邯钢经验与丰田模式――中日工业企业目标成本管理特点比较”、“世纪回眸：对泰罗管理思想的再认识”、“推行预算管理，把握企业未来”等专业论文，促进了我国成本管理会计的发展。
近年来，会计信息质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杨教授从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石的角度，对会计信息质量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版的专著有《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及其评鉴模式研究》、《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发表了“诚信理财，创造企业财务品牌”、“对建立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的认识”、“企业会计信息供需博弈关系分析”、“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评鉴商业化模式的利与弊”等系列论文。
杨教授学术研究最大特点是能够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他常常说，没有管理实践学不好管理，没有管理理论做不好管理；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复合型人才，教师首先要成为复合型人才。他自己正是这么做的：既研究管理理论，又从事管理实践。作为成本管理会计专业教师，他常常深入企业进行调查研究，把培养学生与管理咨询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学科带头人和行政负责人，他以培养人才为中心，注重师资队伍建设和管理团队建设，促进教学改革，推进学科发展，积极开展全方位的对外合作办学与社会服务，受到海内外合作者和政府部门、专业团体的好评。现在，他仍然在会计教学领域里辛勤耕耘，与此同时还分管着学校的后勤工作，在他看来，学校后勤系统不仅仅要发挥好为师生员工提供吃住行医等服务功能，而且还要发挥出“服务育人、管理育人、环境育人”的功能，从而使学校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高质量人才。
【关键词】系统论 国际区域 能源合作
1.多学科视角下对国际区域能源合作研究的评述
国内外学者对能源合作的研究由来已久。通过对相关文献的阅读和整理，笔者认为总体上对国际区域能源合作的研究归属地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范畴，且不同的视角下的方法论的应用具有较强的学科属性。
在地理学视角下，研究者们偏重将“区域”作为研究能源合作的前提和关键，认为合作的地理范围是由具有地缘关系的国家或组织所组成的区域空间。就像Melvin A. Conant和Fern Racine Gold认为的那样，能源合作现象的产生以及合作领域的扩大应当最先在具有地缘关系的国家之间产生。地理学研究者们通过对“区域”范围内特定资源以及国家间的流动往来进行描述以解释区域范围内能源合作的合理性。在政治学视角下研究者们大多站在国际关系的视角分析能源在国家交往中所起到的媒介作用。在研究方法上既有定性的描述又有通过建立模型而实现的定量分析。在经济学领域内，学者们对国际能源合作的研究较为丰富。无论是国际合作理论、竞合理论还是成本收益理论，其实现合作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是资源要素禀赋的差异，而其所表现出来的形式为自然资源、资本、技术、人才的跨国界流动。在国际区域能源合作问题的研究中，一方面，单个国家总是因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使而背离合作轨迹，另一方面合作会因为各国收益函数的相左难以维持或付出成本，其上述行为主体的特质符合博弈论参与者的基本特征。因此，博弈论也是解决经济学问题最为常见的分析工具。
地理学研究者对特定“区域”的研究既实现了对区域内能源合作国各种复杂关系的分析，又描述了区域外国家以及各种势力对合作的影响，这与区域能源合作的复杂性与开放性相符。“区域”的划定在地缘上为合作参与主体与外部环境划清了界线，使合作具有空间上的整体性。但地理学的思维模式侧重于对客观事物特殊性的研究。由于地理差异具有绝对性，因此各地区的水文、地貌、气象、资源储量、方位和开发利用程度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国家间的交流方式对区域能源合作的影响差别很大。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将敏感的能源合作置身在复杂开放的国际关系系统内，因此站在国际关系学视角，无论是定性描述还是定量分析都对揭示国际能源合作的本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过多的突出国家“权力”的作用会弱化其他部分对系统功能实现的作用。无论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在对能源合作问题上过多纠结于合作达成与否以及现实条件对合作影响的静态描述，从而忽略了合作系统整体功能与部分功能差异性的比较，无法动态揭示能源合作系统在结构上的相互作用过程。此外，虽然在部分文献中对复杂国际关系的研究实现了定量化的描述，但在定量模型设立的初始，对假设条件的过多设置以及对原本复杂变量的过度简化限制了模型功能的发挥。经济学视角的相关理论和分析工具为学者们研究能源合作相关问题提供了广泛的思路和空间。但经济学者们过多的重视在要素禀赋理论、优势互不理论基础上通过开展区域间的能源合作所实现的经济收益。通过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来设定合作的假设、路径和机制。这种微观的分析思路难以解释宏观的国际区域能源合作的相关问题。此外，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将国家间资源禀赋的差异作为开展贸易的条件。在该理论视角下，无论是定量的分析工具还是定性的描述都依赖于完全理性假设条件，从而偏离了能源合作的复杂性与非线性特征。
学者们站在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视角对国际区域能源合作问题的研究既有定性的描述，又有定量的分析，为后继者对该问题的继续研究提供了广泛的思路和启示。但是国际区域能源合作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构成该系统的不仅有区域内的参与国，还包括促进和阻碍合作的各类要素。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决定了国家的行为选择。因此，作为宏观系统的国际区域能源合作，其整体性、结构性、层级性、功能性特征决定了我们应当用系统论的方法对该问题进行分析，以便有助于我们认清区域能源合作的运动规律。
2.系统论视角下的国际区域能源合作
国际区域能源合作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从“国际区域”的角度看，地缘位置邻近或交通便利的国家或经济体构成的区域空间在地理范畴上为能源合作系统的边界进行了圈定；从“能源”的角度看，油气一类不可再生资源集中体现了能源的多重属性；从“合作”的角度看，“国家之间的合作，是国家为满足各方实际的或预期的利益而相互调整政策和行为的过程”。因此“国际区域能源合作”可以看成是在地理位置邻近、交通便利的特定区域内，能源消费国和能源供给国围绕共同利益而在石油、天然气能源领域中相互作用的宏观系统。
与一般系统类似，国际区域能源合作系统也具有整体性和相关性的特征。所谓“整体性”主要由系统的功能表现，正如亚里士多德指出的那样，“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在系统内部，整体与部分是相对的。从宏观层面，国际区域能源合作系统由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环境系统、外交系统等子系统构成；从微观层面看，由资源、技术、资本、人员等元素组成。对于总系统而言，各个子系统是部分，对于各子系统而言，组成系统的微观元素则是部分。各部分有机的连接在一起，为了同一目标而实现某种功能。共同利益是合作系统与外部环境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驱动力，而该动力的施力效果则要通过系统的功能，即合作的效果表现出来。
国际区域能源合作的“相关性”是构成能源合作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之间、系统内部各元素之间以及系统和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的相互关系，且这种相互关系以因果关系为主。根据上文提到的国际区域能源合作的概念可知，能源合作系统的相互关系表现为地缘关系、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经济往来、要素流动等。由于地里边界和能源属性的影响，国际区域能源合作系统是开放的，其系统结构与环境的因果关系也是系统相关性的重要体现。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在封闭系统内部，即使能量的分布是有序的，那么能量在做功的过程中也是经历自身消耗的，其熵值会随能量做功的完成而增加，并且这种熵值增加的过程是系统自发性的。同样国际区域能源合作系统要实现生命的维持就必须是开放的。外界条件不断调整变化的阈值，为能源合作系统的能量分层提供动力，像“贝纳德流”一样实现系统与外部环境物质能量交换的循环往复。
根据唯物辩证法，矛盾的主要方面推动事物的变化发展处于主导地位，矛盾的次要方面处于从属地位。国际区域能源合作系统的不同部分对系统功能实现效果的影响也是不同的，这体现为系统的等级性。资源的逐利性的存在，使得在理想条件下构成能源合作系统的元素能够在参与主体之间流动。因此具有互补性的资源流动系统对能源合作系统的功能实现具有主要影响。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该“理想状态”并非存在。在涉及国家安全的能源合作问题上，即使具有地缘关系的国家之间也会存在政治、外交、意识形态、固有文化的分歧，并且这种分歧属于软层面，在可预见的有限时间内难以改变。软层面的分歧使资源流动系统对能源合作系统功能的影响效果降低，从而使系统的等级性发生变化。综上所述，国际区域能源合作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具有整体性、相关性特征，因此通过剖析系统的构成、结构、功能可以更准确直观的揭示能源合作的运动规律。
3.结论
运用系统理论及其方法对国际区域能源合作问题的研究是合理的。首先，系统论学科的研究内容不具有个别性，而是对某一类问题的本质进行揭示。因此，在系统论视角下，对复杂问题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步骤具有普遍适用性。虽然不同国际区域的能源合作规律存在差异，但是系统论对该类问题的研究为学者们提供了一套完整性的分析思路和方法。其次，系统的构建虽然始于微观元素的组成，但系统论能够使研究者们站在宏观的角度对问题进行研究。最后，通过系统结构上的反馈作用来实现其功能的表征，是动态的研究思路，规避了静态分析复杂问题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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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玉辰（1988-），男，长春工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关键词：图书馆； 情报学；哲学
中图分类号：G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4-0184-01
1 引言
我国著名情报学家严怡民教授认为：“情报学是研究情报运动的四个基本环节――情报的产生、情报的组织、情报的传递以及情报的吸收和利用特点和规律的科学。”情报学产生于情报工作的具体实践，必然会随着情报工作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通讯技术在情报工作中的应用，极大地拓宽了情报工作的范围，丰富了情报学理论研究的内容。这一时期，是情报学技术发展的时期。在情报采集、加工、处理方面，数字化技术取得较大进展；在检索技术方面，数据库技术、导航与搜索引擎技术、自然语言理解技术、全文检索技术、多媒体查询技术、跨语言检索技术、人机交互技术、数据挖掘、知识挖掘、知识发现技术、智能接口技术及元数据技术等取得了一定突破；在知识处理与表达技术方面，文本内容的自动处理、自动分词、自动标引、自动分类、自动文摘及专家系统等取得了一定进展。此外，信息网络安全技术与知识产权保护技术都得到了重视和相应的发展。
随着学科的发展和人们对社会情报现象认识的深化，情报学在国内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重要例证之一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议组于1996年在讨论调整博士学位教育专业目录时，经过认真研究，一致同意将“图书馆、情报、档案管理”列为一级学科，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三者分别列为二级学科。今后有关情报的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名称统一称“情报学”，而不再称“科技情报”了。同时，继武汉大学之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相继建立了情报学博士点。这个重要的变化，标志着我国情报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 图书情报学的形成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情报学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诞生了一批新的分支学科，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信息经济学的完善。信息经济学是情报学与经济学结合的产物，表明情报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十年来，我国学者在广义信息经济学和狭义信息经济学两个分支领域都开展了研究，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不少文献从经济学角度，运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信息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比例；对信息商品、信息市场、信息资源、信息服务业、信息产业、信息政策等现代社会的信息经济活动与规律进行研究；对新兴的电子商务及电子商务中的信息流、网络经济等问题进行研究。同时，对图书情报系统在改革中提出的新观念、新问题进行广泛的探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维迎教授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是我国学者首次对非对称信息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进行的开拓性研究。
知识组织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近十年来，知识组织的研究活动有了较大的发展，1989年在德国法兰克福成立了国际性学术机构“国际知识组织协会”（ISKO）；1996年，ISKO华盛顿会议决定将ISKO秘书处迁至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学院。此外，自1993年1月1日起，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的国际性学术刊物《国际分类法》（IC）更名为《知识组织》（KO），由ISKO主办。虽然基于网络的超文本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布鲁克斯“知识地图”的设想，然而，目前还没有找到恰当的知识表达和计量方法。因此，我国学者马费成教授1996年在《情报学的进展与深化》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目前知识组织是情报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围绕这一问题，情报学研究者进行了一系列探讨，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元数据、知识结构、知识发现、知识挖掘、知识仓库、知识库管理系统等等。
知识管理研究的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网络化、信息化而来的知识管理热潮方兴未艾。情报学界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文献管理的基础上，探讨一般意义上的信息管理、知识管理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知识在组织中的生产、组织、管理、创新、增值等规律；同时也对企业信息管理、企业知识管理进行研究。近年来，知识管理新的动向和趋势主要表现在：①1999年11月召开的美国情报学会（ASIS）'99年会的主题为“知识的创新、组织和利用”，它对世界范围的图书情报学研究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ASIS（后改为ASIST）还专门成立了“知识管理”专业委员会；②国际图联（IFLA）召开了主题为“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知识时代的变革”的2001年年会，其目的是增强图书馆员在知识时代的地位、作用和责任感；③2001年6月在泰国曼谷召开的联机信息和教育2001年会议的主题是“现代图书馆如何管理知识”；④国际文献信息联合会（FID）在其网站中专门开设了“知识论坛”栏目，旨在促进全球图书情报人员就知识管理的学术与经验进行交流；⑤国外出现了一批相关研究著作与论文；⑥知识管理已成为国外许多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课程，并出现了以此为主要内容的各层次的专业教育。从1998年开始，国内对知识管理的研究不断升温。据报道，已发表了知识管理及其相关论文350余篇，分别从知识管理的基础理论研究、技术研究、措施研究和应用研究等方面论述了知识管理研究进展。国内对知识管理的定义，比较赞同邱均平教授引用Yogesh Malhotra的定义，认为“知识管理是当企业面对日益增长着的非连续环境变化时，针对组织的适应性、组织的生存和竞争能力等重要方面的一种迎合性措施。
3 情报学发展的哲学思考
技术是情报学发展的推进器。近十年来，网络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情报工作的模式，推动了情报学的发展，使情报学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及基础理论在网络环境下得以丰富和发展。可以说，没有因特网和网络技术，就没有网络信息计量学与网络信息检索。
社会信息需求是情报学发展的根本动力。情报学作为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它的发展是人类日益增长的文献信息需求和情报学自身发展中的矛盾运动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随着计算机、通讯技术的发展，社会提出了向数字化和网络化发展的需求，从而推动情报活动从传统情报活动发展为现代社会情报活动，情报学理论从传统情报学理论发展为现代情报学理论。
分化与综合的交替运动是现代情报学的发展规律。20世纪90年代，现代情报学发展呈现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新态势。一方面，表现为主体对象――情报范畴的迅速扩展，即由“部分对象发展为全对象的对象趋全性”，即情报的概念由科技情报向人类社会的全情报――社会信息延伸；另一方面，表现在情报学与其他学科的广泛而全面的交叉、分化与整合的相互作用过程。近十年来，情报学与其他基础学科之间不断地交叉、分化和融合，产生出许多新思想、新概念、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理论，孕育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分支学科。
时代观是情报学发展的显著特征。情报学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这是符合科学的“运动观”和“发展观”的。从科技情报观（小情报观）到大情报观（信息观），再到知识观的演变，在每个时期都具有不同的研究内容和研究重点，突出地反映了情报学研究与时俱进的时代特点。
参考文献
［1］王伟军，付立宏.面向21世纪的现代情报观［J］.情报理论与实践，1999（5）.
【摘要】一般人都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于是总是选择最有利于自身的策略，大家共同的选择却带来了不好的结果，这就是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应试教育要“增负”，素质教育要“减负”，中国的基础教育 “减负”与“增负”的博弈一直不停地在上演，而且愈演愈烈。
【关键词】基础教育； 减负； 增负； 博弈长期以来，家长和老师一直纠结于是该“减负”还是该“增负”，经常是“减”了又“增”，“增”了又“减”。可目前纵观全国的基础教育，仍然是在“增负”，只是“增”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减负”与“增负”的博弈一直不停地在上演，而且愈演愈烈。
应试教育的弊端为社会公认，要求“减负”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同呼声，教育主管部门也出台多项政策，为学生“减负”，但学校和学生家长却反其道而行之，使“减负”成为一纸空文，为何收效甚微呢？因为全社会都陷入了“囚徒困境”［2］之中，以学生家长为例：每个学生家长都要求孩子得到高分，要想得到高分就要比别人下更大的力气，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这样做会让孩子不能全面发展，身心都会受到损害，学生家长为什么还要这样呢，因为有一个应试教育的制度规定着，没有分数上不了大学，没有高分上不了好大学。在这个规定下，学生家长都想，如果别的孩子下功夫，我的孩子也下功夫也许会上一般的大学，但不下功夫一定考不上大学；如果别的孩子不下功夫，我的孩子下功夫会上好的大学，说不定能考上北大清华。看来，还是让孩子下功夫学习合算，学生的家长都这么想，于是，“囚徒困境”就形成了。同样，学校之间也是这样，如果大家都在下功夫，个别学校“减负”一定会带来学生分数的下降，升学率降低，学校的名利都要遭受很大损失，会“死得很惨”。可以说“减负”是不现实的，“增负”才是稳定的均衡。教育的博弈结构决定利益的分配，获得高分可以进入好的初中、高中，可以考入好的大学，学生的升学率意味着学校和教师名利双收，可见大家都成了“囚徒困境”中的“囚徒”了。
我国的应试教育有错吗？近年来，在西方有很多国家都在学习与深入研究我国的教育方法。其中有一百多个国家的学生来中国留学，学习中国五千年文化知识。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过一份《学习—内在的财富》［3］研究报告，提出了未来教育的四个支柱：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还提出了终身学习和学会学习的目标。因此，我国的应试教育教学方法是；学习学习再学习、认知认知再认知的理念，完全符合文化知识学习思维。在现代学习知识强烈竟争的社会环境中，减负与放松是不可能的，“增负” 才是现实，也是与时俱进的。我始终认为：最根本的问题出在我们教师的观念上，因为教育方法过于陈旧和单一，没有创新意识。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的教育一直都在改革：教学大纲改革、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改革，但最终还是没有把学生的绩效改进。社会在发展、知识在进步，但我国的教育机制和方法还过于传统，没有做到与时俱进的创新型教育机制，无法跟随知识进步的创新型速度。新的知识以一定的速度在成倍增长，旧的知识老化的周期也正在日益缩短。在这社会趋势与传统的教育思想、学习方法、思维模式和教育管理制度就自然会产生尖锐的矛盾。其主要表现在：1、学生的接受知识的能力与增长的知识之间的矛盾。2、学生的有限的学习年限与知识老化之间的矛盾。
教育机制改革要从教育基点入手，教育基点需要战略性转移，是建立在对学习概念的全新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将彻底改革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已经习以为常、旧的、传统的教育观念和教学与学习方式，创造出一种在真正意义上尊重事实、与时俱进的主体性、激发人的创造性、相信并注意开发人的潜力、便于人与人交际与合作的崭新的教育观念和教学与学习方式。对于我国教育工作者来讲，教育改革要从自我做起，自己首先要学会“终身学习” 才能懂得“终身教育”［4］ ，终身教育理念要求各级学校教师；应将自己的教育任务与观念置于“终身发展” 的大背景下来考虑和定位。每一阶段、每一学期、每一天的教育都不能欠账，都要为终身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早在两千年之前，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就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5］ 。孔子还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时习之、芜行之”［6］ 。孔子还有一句名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7］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深入理解古文化的意义来结合自身的教育思想，人的思维潜能是无限的，挖掘与开发出自身的潜力，才能有助于开发学生的思维潜能。
“增负” 是在拓展知识面，不要误认为是一种精神负担，王夫子提出“学非有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有助于学，而思之困则学之勤” 。没有学习压力就不能拓展知识面，反而有碍于潜力的发挥，不进行潜能的思考，就无法深入理解学习问题，多学习能促进思考，思考有助于学习，这就是“学与思” 的辩证法。我国最早的一本教育专作《学记》中提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8］ 。我们教育老师要深刻领悟其中意义，通过教学过程中的调节与反馈，才会真正发现自己的教学质量不高，懂得自己的知识不够督促自己加紧学习，懂得自己不够才会鞭策自己去努力进修。
2003年同志在党的十六大上郑重提出：应该把“学习型社会” 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和重要的文化目标、文化特征，全民应该高度重视“学习型社会” 这个重要战略目标，每一个人应该自觉树立“学习型社会” 这个重要的战略观念。因此，教育目标的任务自然就落到学校教育的肩上。人类走过了自然经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后，迎来了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在自然经济和农业经济时代里，主要是社会群体保证强壮体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劳动创造了人。进入工业经济年代以后，现代化的机器运用于生产过程，体力得不到充分发挥。今天我们生活在知识经济年代，今天的学习绝不仅仅是单单掌握知识的学习。二十一世纪是信息经济时代，知识的更新已经到了日新月异的地位，单知识的学习已经不能满足当代时代进步的要求了，未来的学习要是一种对学习思维、学习方法、学习策略的学习，要实现的是一种终身学习理念。参考文献
［1］ 博弈，词语解释是局戏、围棋、赌博。现代数学中有博弈论，亦名“对策论”、“赛局理论”，属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 表示在多决策主体之间行为具有相互作用时，各主体根据所掌握信息及对自身能力的认知，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的一种行为理论。目前在生物学、经济学、国际关系、计算机科学、政治学、军事战略和其他很多学科都有广泛的应用。博弈论主要研究公式化了的激励结构间的相互作用。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图书《博弈》介绍了博弈的发展。
［2］ 曼昆．经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
［3］ 1996．4．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正式提交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的报告．学习—内在的财富 (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EB/OL］．/show/tougao/2002/e-learning-fenxi.htm,2011-11-18．
［4］ 周友秀．论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J］．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1）：120～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