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1 17:22:5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古代文学的重要性，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极具代表性的部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如何介绍这部分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教学，如何创新教学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依据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留学生汉语言专业需要而设置的课程。一般在留学生本科四年级讲授。“古代文学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留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如何介绍这部分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教学，如何创新教学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一、明确中国古代文学史与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体系
我国现行的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学生掌握汉语言技能课程、汉语言理论课程、中国人文知识课程、经济管理课程。汉语言技能课程包括综合汉语、汉语口语、汉语阅读、汉语听力、汉语写作、汉语翻译、商务汉语等；汉语言理论课程包括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字与文化、汉语语法精讲、现代修辞学引论等；中国人文知识课程包括中国概况、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概论、中国简史、跨文化交流导论等；经济管理课程包括进出口贸易实务、市场营销学、国际贸易等。通过讲授这些课程力求优化留学生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其中，中国古代文学课主要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知识，要求学生大致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概况，熟悉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源流变化，以及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要求学生了解、熟悉一定数量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并对古代作品的艺术表现特点有初步认识。在内容安排上以时代先后为序，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诗歌（词曲）、散文和小说三大类，突出重要作家作品的介绍，力求突出重点，让学生形象而具体地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这门课程能使外国留学生较多地了解中国优秀的文学遗产，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阅读能力，属于提高留学生整体汉语水平的课程，为留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文化课程奠定基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进行汉语教授的同时，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让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切实提高学生素质，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根本目的。
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古代文学
对外汉语教学中教授中国古代文学非常具有特殊性——外国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知之甚少，或者根本就是一窍不通，想要把精深而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化向他们展现开来，得到共鸣，非常困难。所以，当代对外汉语教学应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的理念，使用多媒体技术向外国学生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是切实的选择。
多媒体技术能拓展课堂，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和热情。因此，在进行教学活动的时候，应当尽可能地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教师应注意搜集和整理有关素材，向学生传播。比如周杰伦的《发如雪》、《台》，林俊杰的《江南》等意境古典、唱词含蓄优美的佳作、香港艺人黄霑创作的许多古韵词曲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影视歌曲，教师还可以自己动手创作一些中国古代文学课件。
但是，推行教学手段的改革，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表现中国古代文学应注意适度原则。不能将多媒体的“白板”变成扩大的“黑板”，不能将古代文学课变成影视赏析课。多媒体技术手段只是教学的手段之一，不是教学的目的。一定不能俗用滥用、喧宾夺主。在影视作品的使用中，要注意改编的问题，教师要以文本为主体，处理好原著和改编的关系，切忌以改编代替原著，混淆视听。
三、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
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对古代文学课的定位多是服务于语言的研究，认为对外汉语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留学生的言语技能和言语交际技能，古代文学课是为学习语言而设置的课型，将古代文学课边缘化、弱势化和冷漠化。其实，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非常感兴趣。国外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古代文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汉城大学为例，29个课目中与古文相关的课目就有11个。
古代文学课是为了培养学生们讲授、阐释、鉴赏和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借助文学这一载体传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专业基础课，它是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审美鉴赏进而吸收和理解中国文化，在传授文化知识之外，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辐射出中华优良传统的精神内核，通过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独特价值的课程。对留学生的古代文学教学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对教师来说，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将古代文学课程的讲授真正应用于当代留学生的生活。如何用当代意识去激活古代文学，将“死”的文本还原为活生生的生活，是古代文学教学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首要问题。
四、切实处理好文学史与作品选的比重问题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由文学发展史与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很好地衔接文学史与作品选的内容，如何具体分配它们在课堂教学中的时间比例，怎样更合理地采用与各自的内容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是教学的重中之重。不能只讲作品，不讲文学史，也不能只侧重文学史。目前此方面教材很少，笔者建议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主持编写的“对外汉语教学· 中国文化系列”教材。该教材收录了从先秦至明清的文学作品二百多篇，涉及到散文、小说、诗歌、赋等多种体裁。每篇作品后面都有详尽的注释，以便于留学生理解。书中还对每个时代的文学发展情况进行了概述。该书适合中级以上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学习或自读，也是普通高校大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是一项非常复杂、具有很大难度的工作，它要求教师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灵活的现代意识，同时还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必须熟练地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将对外古代文学课传授好。
参考文献：
[1]涂文晖.论对外汉语高级阶段古代文学教学的特殊性[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2]杨冬梅，訾希坤.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的教学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摘要：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传统文明的国家，中国的古代文学对于中国社会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视。中国古代文学以其人文性对社会大众的人文精神进行良好的教育，使得我国社会文明得以不断进步。因此，古代文学的研究与其人文精神的理解对于许多文学学者来说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所以，本文以浅谈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为题，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作用与其与人文精神的关系进行分析与阐述，并提出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弘扬方法。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人文精神；关系；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利益已经成为了绝大多数的最为重要的追求，精神层面的追求也因此而被忽略，人文精神的培养与弘扬已经成为了社会边缘化的东西。在现代社会当中，人们虽重视教育工作，但对于人文精神的培养意识已经很低。这就使得我国的教育者开始为社会大众的精神层面发展而担忧。中国古代文学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五千年风风雨雨，修正了世代中国的思想与观念。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当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是实现我国社会更好发展的重要内容。所以，本文对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进行研究，是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的。
一、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的联系
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的先人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直影响着世人精神层次素养的形成与发展。从最早的《诗经》到唐诗宋词，再到清代小说，这些得以流传的文学作品当中，都记录着那个时代的人文精神，是其社会的缩影。也正是这些作品，使正确的人文精神得以传递，给予现代人正能量，引导其学习更好的人文精神。另外，这些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创造者，都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或者教育家，对于世代中国人民的思想发展起到了启蒙与引导的重要作用，使我国正确的人文精神得以发扬光大。中国的古代文化与中国的人文精神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中国古代文学蕴含着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指导着中国古代文学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中国古代文学当中所精忠报国的大义大忠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遍及经济、军事与政治等各个领域，成为了那一代人以及现代人前进的思想动力。现代社会当中所存在的人文精神与古代文学作品当中的人文精神有着密切的联系，现代的人文精神是发扬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在现代人文精神的基础上进行中国古代文学当中的人文精神培养，对于社会文明进步有着难以言喻的作用。
二、中国古代文学对于人文精神的作用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数量极多，其中有很多精神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下面，我们就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学对于人文精神的作用进行简要的分析：
1、民生为核心
所谓的人文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当时的社会人对于所在社会的生存状态的思考与描绘，对于更好的社会形态的探索与表达。在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当中，有着明显的人文特色，对于人的主体地位的要求很是突出。这就使得中国的古代文学在民生层次的讨论与记载颇多。比如说民为邦本的民生思想，最先是在先秦时代提出的。在我国的孔子的儒家学说当中，“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而“仁”当中就强调一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观点足以说明我国古代的人文志士对于人民重要性的肯定与憧憬。中国有一句俗语，“得民心者得天下”，这一文学观点在我国政治方面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中国古代文学当中的民生人文精神对于我国古代君主以及现代的国家决策者的国家管理工作都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2、忧患意识的培养
我国的文人墨客，对于国家的关注程度很高，他们关于将自己的政治观点融入到自己的文学作品当中。比如我们前文当中提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观点，就表达了诗人对于国家的关注与热爱，以国家为先，个人为后的精神，更彰显了诗人的忧患意识。在中国古代，战争发生的频率较高，所以，要稳定一个国家与其子民，就要有对国家政治形势的评估与预测能力，正确分析国家的外忧与内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实现健康与和平的发展。目前，世界局势相对稳定，我国的发展也相对和谐。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我们也应当具备相当的忧患意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提高自己的警惕心，更好地为国家的发展制定战备，使国家在世界格局中占有优势。其次，我国各行业内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以忧患意识来提醒自己不断进步，不断进取，以更好的状态去迎接未来的挑战。
三、加强中国古代文学中人文精神传播的对策
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人文精神方面的瑰宝，因此，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应当将其作为重要的学习资源，更好地探索我国古代文学当中的人文精神，使其助于于国家发展，社会稳定。
1、重视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中人文精神的学习
正所谓，少年强，则国强。要想将中国古代文学当中的人文精神进行弘扬，就要从我国的学生开始抓起。无论是小学生，还是大学生，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之时，都应当有意将我国的古代文学当中的良好品德进行传输。学生对于知识的接收与领悟能力是很好的，所以，要让学生从小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性与人文精神的重要性。只有这样，在未来的道路当中，学生才可以自觉学习中国古代文学，落实正确的人文精神，更好地为社会奉献自己。
2、呼唤社会大众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中人文精神的学习
社会大众是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传播的主体。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儒家思想在社会当中的传播力量十分强大，并且已经遍布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我国古代人文精神之所以受到如此欢迎，除了其本身具有正确性之外，还因为当代社会人文精神的缺乏。因此，我国相关部门应当大力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宣传工作，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国学教育课堂的建设，使广大社会群众可以接受到我国的国学教育，更好地领悟我国古代文学当中所蕴含的哲理与精神。另外，我国各大书店应当加强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宣传，使每一个社会大众有机会将眼光投放于中国古代文化，得到了解它的机会。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中国古代文化与人文精神的关系，二者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推广中国古代文化与人文精神的对策。希望我国的相关部门可以重视起国学教育活动的举行，从学生与社会大众抓起，进行全民国学教育。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可以使社会文明程度再次升级，社会稳定，国泰民安。
参考文献
[1]党月异.中国古代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弘扬[J].名作欣赏.2010（08）
将多媒体技术运用于高校古代文学的教学的前提条件是：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是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1992年提出的一个概念，它将媒介素养定义为人们面对媒体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你呢管理、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1]从目前各高校开设古代文学课程的情况来看，学生对于古代文学的学习兴趣不高，存在这样的问题当然与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模式有关。根据调查现实，大学生对于网络的因爱程度越来越强，大多数的学生学习的主要途径是网络。网络的开放性使学生形成了对知识信息的挖掘和创造意识。从这个层面来说，不可能再像传统的教学方法一样要求学生必须在图书馆里或者课堂上接受唯一的来自于教材中的知识，这种教学方式显然已经不适合学生的未来发展。作为教师也不能仅仅依靠粉笔和一本书讲授课程。
虽然在许多高校中在古代文学课堂上运用多媒体现代技术，但是，仅仅是通过电子教案的方式向学生展示各种知识，而没有运用多媒体技术形成互动，现代教学技术与传统教学方式处于分离隔阂状态，学生没有参与空间，从本质上来讲，多媒体技术的使用仅仅是教学工具的革新，而非是在教学理念更新状态下的教学模式改革。多媒体技术的使用必须使教师形成新的观念，多给与学生参与课堂，展示自己的机会和渠道，这需要教师在充分备课的基础上，通过媒介信息平台实现。这也是古代文学教师必须具备的媒介素养。而作为学生也需要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完成论文不能一味的在知网上下载而完全没有个人观点。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实践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必须拥有必要的媒介素养，教学改革需要在现有的学生认知状态基础是外行通过多媒体技术的介入让学生将知识进行连线，通过借助网络实现教学效果。将多媒体技术引入到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中就必须具备对于各种资源的辨别和运用的有效正确，而这些都依赖于媒介素养的规范性。
二、多媒体技术在高校古代教学中运用
1、多媒体技术能够督促教师反复对教案审视
教师在讲课之前必须对教材吃透，许多高校古代文学教师一辈子只用一本教案，但是在信息技术时代，当多媒体技术介入到教学中，学生也拥有丰富的教学资源，因此，教师不能在马虎备课，而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不断的更新自己的教案，将古代文学与现代社会现象做衔接，在课堂逻辑上注重整合，吸引学生注意力。
2、多媒体技术能够扩大课堂信息量
多媒体技术的使用教师不需要板书，只用使用电脑就能够显示自己所需要讲授的内容，这样就节省了大量时间，教师在课堂上能够有组后的时间讲授与文本相关的内容。比如在讲到王维的诗歌的时候，就可以配以图画，让那种宁静清幽完全融入课堂，通过图文的变换，让学生对诗词的意境转换进行体悟，领略色彩在诗文中运用的重要性，使学生对文学具有高度敏感性。这个过程其实是对于学生学习认识能力的激发的过程，是对学生探究学习能力开发的过程。
3、多媒体技术能够提高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
古代文学教学目标之一就是让学生具有古代诗词歌赋的鉴赏能力，对于古代诗文的鉴赏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有一定的情境，在情境中学生才能更快的对意义进行阐释，多媒体教学方式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较具有明显优势。因为多媒体技术能够使用图文、音乐还原历史，让学生在教师的讲解中能够快速的进入特定的艺术氛围，最终完成提高学生对诗文的鉴赏能力。对媒体教学将对每首诗词的单纯的音韵的抑扬顿挫、中心思想、写作手法的讲授转换为了学生的自主感受，通过其本身的审美性实现信息的传递，通过信号刺激教学的方式让学生形成清晰的印象。比如在讲授陶渊明《归去来兮词》的时候其中有一句：“忽然见南山”，从语言的角度是无法理解的，而通过多媒体技术就能够将这样的画面展现出来，这也让学生了解到古代诗文经常用语言表现画面的意境，而这是语言媒介无法实现的。作为教师可以由此出发引出诸如此类在诗词中运用过这种手法的诗文，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就大大的拓展了自己的思维。
1.全面学习与了解古代文学的需要。程千帆先生指出，中国文学中方舆色彩，细析之有先天后天的差异，先天者，原乎自然地理；后天者，原乎人文地理。无论自然还是人文原因，中国文学充满了地域色彩，这是其发展历程中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在研究中受到了重视，但教学中以时间为脉络的分期与讲授方式，造成学生对古代文学地域性特色了解的缺乏，必然引起学生对古代文学认识的片面性。要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选择某一地域为窗口，在教学中渗透与引入其地域文化信息资源，帮助学生透视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从而弥补单一时间为轴来审视古代文学的发展之缺陷。因而古代文学教学改革不能忽视地域文化资源的引入，这是中国古代文学自身特点提出的要求。
2.古代文学实践教学依赖地域文化资源。现今中国高校教学改革出现面向经济、文化建设，面向地区发展服务的大趋势，古代文学作为提升学生人文底蕴的重要学科，也需要加强实践教学使传统课程教学焕发新的活力，从而也使学生从书本知识的单一获得转向实践考察理解与现实运用。这一实践教学的开展就要以地方文化资源为依托，依靠地域文献资源、地域文化生态资源、地域戏曲资源等开展实践教学。同时，每一所高校，都会受到其所在地域的地方文化浸润，校园文化、师生语言、衣食住行等都会带上地方特色，这些为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展开实践教学无形之中提供便利。
3.学生参与地方文化保护的现实需要。培养学生文化传承和保护意识，加强和提升其人文底蕴，这也是古代文学教学目标之一。而在教学中最能引起其兴趣同时又切实可行的途径是以地方文化资源为对象，激发、培养其传承和保护意识，以实际行动参与到文化保护事业中来，成为本地文化保护的青年主力军。这将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对学生而言，发动学生在文化保护的目标驱动下自主地通过社会调查、实地考察、文献考证等方式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地方文化做积极、深入的了解，必将提升他们的地方文化底蕴。另一方面，对地方文化保护来说，高校生源与毕业生就业地的选择都会带有当地地方色彩，从而使得高校学子在校期间与毕业后都会成为地方文化建设的参与者与见证者，那么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加强他们对地方文化的了解，参与地方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势必对地方文化的建设发展、地方文化的宣传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和推广作用。
二、地域文化渗入古代文学教学
地域文化以各种形式留存在今天的生活中，笔者认为适合引入教学的文化载体形式以传世文献、文化名胜古迹与地方戏曲三种为主。
1.传世文献资源的引入。许多高校都坐落于历史文化古城，对古代文人而言或为居留之地、或为漫游之所、抑或贬谪之驿，往往留下了大量吟咏佳作。以湖南衡阳为例，许多唐宋文人都曾过往，如李白、杜甫、刘禹锡、柳宗元、宋之问、张说、储光羲、齐己、坡、秦观、辛弃疾等等，而留下吟咏之作的文人从汉代至清朝一直没有中断过，这些都是记录衡阳历史文化的珍贵传世文献。在教学中，将这些有关衡阳的地域文献资源渗入课堂讲解或作业中，来自衡阳和湖南的同学会对这些地域文献怀有乡土情结，更容易产生认同和求知欲。这类地域文献是我们探寻古代文学中的地域文化之重要文献。教学中，地域文献资源的引入，可以从多方面探索进行：首先，文学中的地域文化之课堂分析。对古代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代表性地方风物，课堂讲解分析时可着重分析，同时让学生由此展开材料搜集与寻找，并形成对此作专门探讨的小论文或文章。从而强化学生地域文化意识，也使他们由一般性知识点接受转变为自己动手开展研究性学习，达到深刻理解和领会。例如笔者在课堂讲授到王勃《滕王阁序》“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范仲淹“衡阳雁去无留意”等涉及“衡阳雁”的诗词时，会引入学校所在地衡阳的雁城文化，激发他们对衡阳雁文化认知和了解的兴趣，再布置相关作业让他们通过文献查找来完成。其次，地域文化的专题讲授。学生们因为对本地文化有亲切感和认同感，可以采取专题讲座的方式讲授有关本地文化的形成历史、传播与接受情况，如文人的贬谪与流寓带给地方文化传播的影响，历代有哪些文人居住和来过，他们的作品对当地文化的传播会产生什么作用。这些探讨利用得更多的是地方文献资料，因而在讲解的时候，可以同时介绍哪些文献中会保留有关本地的文化资料，是以哪些文献载体为主，并结合今天传承和保留下来的历史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拉近时空距离，让学生对以往仅仅存留于故纸堆的概念性知识有更深刻的亲身感受。例如南岳衡山是许多文人都曾吟咏过的，那么我们可围绕唐代文人对南岳衡山由自然景观转向人文景观的文化形成中有何作用的议题来深入探讨。再次，地域文化名人的学习社团。许多城市都有自己引以为傲的本地历史文化名人，许多都成为当地的历史文化名片，学生也成立一些社团和兴趣小组专门学习和探讨这些名人留下的相关著作。比如明末清初的伟大思想家王夫之是衡阳人，学生就成立了船山学社，进行学习调研活动，加强对本地文化的了解。
2.文化名胜古迹的探寻。名胜古迹与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往往相映生辉，相得益彰。但凡有名胜古迹处则有文学产生，而文学的流传又有助于名胜古迹之名声流传的久远与广博。有鉴于二者之亲缘关系，开展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少不了对文化名胜古迹的探寻。（1）地区名胜文化采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阐释触景生情对创作的重要性，文学学习也一样要讲求缘情而入文，披文以入情，让学生通过地区名胜文化采风进入情境感受文学不失为有效途径。许多城市融名山名水名城为一体，自然也有不少的名胜去处，这就成为所在高校进行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重要文化生态资源。现今许多学校文艺学科都组织学生进行文化采风来培养学生，这即是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具体组织形式。笔者所在高校，每年都会组织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选择地区名胜进行采风学习，对转变学生学习方式、提高实践能力不失为有效尝试。在对名胜古迹的采风活动中，可先要求学生熟悉历代吟咏此名胜的佳作，让他们在情境中感悟古人，同时也可让他们创作相关拟作，在习作中感受古人如何描绘胜景。（2）文化古迹的实践考察。文化古迹是一个城市文明的标志和历史的见证，也是地域文化灵魂的彰显，同样也是古代文学开展实践教学不可忽视的。选择高校当地的历史文化古迹，作为古代文学实践教学的课堂，将存留在文本上的文学作品转变成实物和古迹等看得见摸得着的载体形式呈现给学生，无疑加强了熏陶和感染力，同时也提升了学生文化底蕴。以衡阳市为例，留存的文化古迹就有石鼓书院、杜甫墓、杜甫祠、禹王碑、南岳碑刻，借助对这些古迹的考察，同学们可以在情境中走入古人的生活，从而感悟文学的魅力，也体会古人咏物论史的具体情景。#p#分页标题#e#
3.地方戏曲资源的渗入。戏曲文学是元明清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表演作为基础的特点让戏曲文学的学习不能单独停留在平面的剧本文学，而应该触及和扩展到对戏曲舞台艺术的了解。但古代戏曲艺术博大精深，因而引入地方戏曲资源成为了解戏曲舞台艺术的捷径。地方戏曲资源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亲近感、就地取材的便利性以及教师与艺人间的直观互通性等，为高校教改创造了切实可行的有利条件，同时独特的地方戏曲品牌资源是乡情教育的典型材料，也是学生独特审美视角教育的最佳方案。具体的引入方式可依当地的戏曲资源情况而定，方式之一，可以请本地优秀的戏曲演员来演绎经典戏曲作品选段，演绎的形式可以直接请入课堂演唱文本，也可以针对课堂讲授需要，先录制好相关唱段的视频，在讲授过程中逐步播放。这种演唱往往加入了当地戏曲的地方特色元素，而且时间长短、演唱内容等可根据课堂需要而定，一方面让学生在学习作品的同时感受到家乡气息，另外也比网络戏曲资源更能有针对性地配合教学。方式之二，成立兴趣小组，搜集整理当地的戏曲资源，了解地方戏曲发展情况。如笔者曾指导学生以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的形式对祁剧、衡州花鼓戏、衡阳湘剧和衡阳渔鼓等衡阳地方戏曲的传承和发展现状做调查研究。
三、古代文学教学实践参与地方文化保护
地域文化渗入教学的同时，教学也可参与到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中来。通过教学实践培养学生对本土文化的热爱，让他们成为地方文化保护的中坚力量，可行的方式大致有：
1.开设地域文化课程增强本土意识。高校青年学生是当地建设的生力军，也自然将成为地方文化的传承者，那么在校期间培养其地方文化保护意识，必然对今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开设地域文化课程，以课程为载体，增强学生保护和传承本土文化的意识不失为其中重要的途径。如开设一些地方戏曲欣赏课程、地方民俗文化等选修课程，让学生在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同时，也系统了解地方文化，培养文化自豪感和本土意识，在这一过程中也进行了地方文化的传承工作。学生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会在日常生活中关注本土文化因素，在潜移默化中积极投身地方文化保护和宣传，从而为本地文化宣传增添新力量。
2.实践教学参与保护。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在现实中必然需要以具体的文化实体或文献文本为参照对象，那么我们在选择这些参照对象的时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当地文化景点、本地古籍文献为教学案例进行教学，则在将书本知识转化到现实运用的同时，又培养了学生对当地文化知识的了解，熟悉了地方文化保护，从而让实践教学活动取得一举两得的效果。例如讲到文人的贬谪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可以带领学生去当地著名文化景点，让学生考察这些景点有哪些文人在贬谪之时曾来此登临赋诗题文，历代主题有何变化，查找这些景点的历代文献记载，并要求以作业的方式来完成。学生在这些实践教学的过程中加强了对本地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通过查找历代文人的题咏，则既增强古代文献知识又培养了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让学生自发地投身于本地文化的保护与宣传的事业中来。
3.学生研究性学习项目的参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高校教育必须大力培养创新人才，使大学生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为目的的研究性学习的开展是高校改革教育教学的一个重点。它需要学生立足所学，从实际背景和问题出发，转变学习方式，崇尚创造，从而在学习中获得个性解放，提升自身能力。具体到古代文学的学习，则需探究地进行，这既包括对古代文学本身的探索学习，也包括运用古代文学知识去探究社会生活。那么地域文化则可成为学生运用古代文学知识来分析社会生活的重要对象。笔者在指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课题选题时，以当地地域文化为对象展开研究，如探讨古人吟咏当地的文学作品在旅游开发中的作用，讨论当地街道、道路命名中体现的文学作品之应用，分析当地楼盘命名及宣传中古代文学作品之显现等等，这些研究性学习项目以当地地域文化为研究对象，运用古代文学知识对此进行探讨，从而达到运用古代文学知识去探究社会生活的目的，也提升了学生对古代文学的综合理解和运用能力。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地域文化作为学生研究性学习课题的分析对象，涉及到的方方面面为学生所关注，并展开分析探讨，这无疑是对地方文化重要的传承性保护。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学做合一”；教学法
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指出：“要想教得好，学得好，必须做得好。”这一理论的提出给广大教师带来了深刻的思考，明确了“教学做合一”的重要性，即要在做上教，做上学。具体到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是怎么“做”的呢？古代文学课程着重将古代文学与学生的生活相联系，强调古代文学学习是一种发现、研究的实践活动，要体现古代文学学习的探索性、不确定性和总结性，要明确古代文学学习是我们与先贤往圣穿越千年进行对话的过程。因此，教师应以学生的发展为出发点，让学生在“做”中体验求知的乐趣，并不断产生“做”的诉求，从而获取新的学习动力。下面笔者将结合几个教学案例具体谈谈如何在“做”中学习古代文学。
一、“做”中获知
人获取知识的途径大抵可以分为直接获取和间接获取。而学生在学校获取的知识很大比重是经由教师的讲解得到的。如果知识获取的过程中伴随着自己的实践参与，那么这个知识就比较难以忘记了。以下笔者试举曹丕《燕歌行》的教学片断为例说明：师：“同学们，你们先把《燕歌行》读三遍，然后找出它语言形式上的特点。”生：“每句有七个字，每句的最后一个字的韵母都是一样的，都是‘ang’。”师：“那我们再来读一遍《静夜思》，看看它是怎样的？”（生读）生：“每句有五个字，除了第三句不一样，剩下的第一、二、四句也都是‘ang’韵。”师：“通过这两首诗的实际比读，我们已大致可见从七言歌行到五言律诗的押韵变化。你们还能找到其他例子吗？试试看。”要让学生亲历教学知识的形成过程。只有学生通过亲身感受、自我探索获取的知识，才会深埋于心，扎根脑海。
二、“做”中得法
研究古文的目的不是为了扬古抑今，而是在探寻古人生活轨迹的过程中找到一些能对我们现今生活有所裨益的东西。由此可见，总结归纳能力在古代文学的学习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以下为汉乐府的教学片断：师：“今天我们将学习汉乐府，汉乐府里有些经典的篇目，比如《东门行》《孤儿行》《妇病行》《悲歌》《古八变歌》《艳歌》《饮马长城窟行》《十五从军征》等。通过观察这些题目，同学们发现了什么？”（生思考揣摩）在这节课的学习中，笔者给了学生“做”的时间，学生在观察—思考—发现—得出结论的过程中明白汉乐府题名中有一大部分以“歌”“行”命名。所以，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如果碰到以“歌”“行”命名的陌生诗歌，就可以把诗体指向乐府类，比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长恨歌》《琵琶行》等。训练学生在实践中发现规律，对学生的归纳能力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做”中长能
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学生的亲身实践，在教学中，教师应有意识地培养未来语文教师的专业能力。试看以下有关陶渊明的教学片断：师：“我们已经了解了陶渊明的生平和思想，接下来我们将学习他的诗歌。但在这里老师有个提议，因为我们在初中阶段已经学习过他的《桃花源记》，所以老师希望你们运用所学知识，以教师的身份来讲解一下这篇散文，可以参考一下老师平时上课的流程。”通过对以往课程涉及的古诗文进行模拟教学，不仅可以巩固所学知识，还可以借助职业要求来提高学生“做”的能力，以便更好地适应未来的语文教师工作。
四、“做”中感悟
中国古代文学是一门重在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课程，所以在教学中应强调学生对作家作品的感悟能力，以提高其鉴赏古文的水平。以下为有关屈原的教学片断：师：“我们已经了解了屈原的生平和思想，在学习屈原的具体作品之前，我们调动所学知识点来分组讨论探究一下你如何看待屈原自沉汨罗江。”学生通过讨论，加之对屈原生平以及性格的了解，就会理解屈原的做法。感悟了“屈原之死”，才能进一步理解屈原作品中“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的精神内涵以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此心不悔。至此，“屈原，中国伟大的爱国诗人”这句话对学生来说就不是一句需死记硬背的考点，而是一种对屈原的内在心理认同。中国古代文学虽不比其他课程有那么强的实践操作性，但是也要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多做、多参与，才能学好、记牢。所以“教学做合一”对古代文学的教学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真正具有指导性意义，并能给课堂带来别样风采的纲领性要求。
参考文献：
[1]陶行知.陶行知文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关键词：古代文学；实践性；教学
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以中国文学史和作品选为主要学习对象，以课堂讲授为主要教学方式。作为传统学科，古代文学课程在教学方法、学习方式、考核形式等方面都已形成较为固定的模式。笔者认为，在传统教学方式的基础上，古代文学课程也可以设置实践性教学环节，以达到深化课程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2014年，笔者组织学生进行校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常熟虞山石刻资源调查与铭文整理研究”；2015年，这一项目被遴选为江苏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下面就以这一项目为例，探讨古代文学实践性教学活动的开展及其相关问题。
一、选择课题，设计活动方案
古代文学的发展与历史文化有紧密的联系，古代文学的教学，也离不开历史文化的学习。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利用地方文化资源可以更生动有效地开展古代文学的教学活动。古代文学进行实践性教学活动，首先要选择合适的课题。教师应选取学生感兴趣，有一定的研究意义，且具有可操作性的课题，这一课题应既与古代文学的知识体系相关联，又能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从而达到检验学生专业能力，提高其专业水平的目的。地方文化资源中的园林、寺院、名人故居、古建筑、历代名人题咏、匾额楹联、石刻铭文等，都与古代文学有内在的联系，是作为实践性教学活动的理想资源。我校所在地江苏省常熟市，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在教学活动中，笔者尝试将对地方文化资源的调查与研究，作为实践性教学活动引入古代文学教学之中。虞山是常熟历史文化的核心区域，拥有较为丰富的石刻资源，这些石刻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在前期调查基础上，笔者选择“虞山石刻资源调查与铭文整理”作为古代文学实践性教学活动的课题。确定选题之后，设计活动方案是进行实践性教学活动的关键。活动方案是实践性教学活动的总体规划，可采用教师指导、师生协商、学生撰写的方式进行方案设计。教师给学生规划课题的总体思路，学生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结合实地调查，在教师的指导下，撰写活动方案。活动方案一般可以从选题原因、实践活动的目标、内容、活动思路、方法、成员分工、活动意义、预期成果等方面进行设计。方案设计也是锻炼学生分析问题能力、提高写作水平的重要方式，经过反复论证、修改，最终要形成一个既具有一定理论深度，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活动方案，这个方案是实践性教学活动顺利开展的前提。
二、实地调查，开展实践活动
实践性教学活动是课堂教学的拓展和有效补充。古代文学作为传统学科，历来以教师讲授为主，实践性教学活动的设计，可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教师可将全班同学分成若干小组，以全班集中和分组进行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实践性教学活动。笔者所进行的“虞山石刻资源调查与铭文整理”实践活动，把虞山石刻资源分为言子墓、仲雍墓、辛峰亭、读书台、西城楼阁、剑门、忠王碑亭、兴福寺等区域，每个小组负责调查一个区域，教师指定小组负责人。各组调查之后，在全班作调查成果的展示，交流心得体会。牌坊石刻、摩崖石刻、碑刻是三种常见的石刻类型，在本次实践性教学活动中，对这三种石刻都进行了调查。针对不同石刻类型，教师预置不同的研究内容，让学生先进行相关的文献查阅，了解不同石刻类型的常识、特点，然后带领学生进行实地调查。牌坊石刻多与当地历史文化名人有关，在实地调查之前，教师布置学生对相关历史文化知识进行较为充分的了解。在调查过程中，让学生现场讲解牌坊的时代、形制特点、意义等。言子墓、仲雍墓区域的牌坊石刻较为集中，在言子和仲雍两位常熟先贤的墓道上分布有多个牌坊，上有匾额、楹联石刻。仲雍墓道的牌坊石刻为乾隆年间所建，第一道牌坊上有“敕建先贤仲雍墓门”的横额，楷书字体，谨饬规范；第二道牌坊的横额为“南国友恭”四个楷书大字，横额背面是“让国同心”四个大字，字体均以遒劲见称。柱联上联为“道中清权垂百世”，下联为“行侔夷惠表千秋”；第三进牌坊横额有“先贤仲雍墓”五个楷书大字，字形险中求正，颇有大气之美。两侧立柱有石刻楹联，上联为“一时逊国谁为弟”，下联为“千载名垂还属虞”。言子墓道上有乾隆御笔“道启东南”“灵萃勾吴”，以及江苏布政使所写“南方夫子”等石刻匾额。在实地调查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辨识文字、欣赏字体、理解联对的意义，学生兴趣浓厚，现场气氛活跃。这些调查活动作为古代文学课程所学知识的拓展，在提高学生的专业兴趣，开拓知识领域等方面，都能收到课堂教学所不具备的效果。
摩崖石刻是石刻的常见类型，多见于山岩险峻之处。旅游风景区的摩崖石刻，作为历史遗迹，具有文物和观赏价值，也为景区增添了历史文化内涵，教师可从发展旅游的角度，引导学生探讨摩崖石刻的意义，进而讨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问题，从而达到引领学生关注历史文化遗产的目的。虞山的剑门景区，巉岩嶙峋，巨石耸峙，有多处摩崖石刻。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康熙皇帝所题的“烟岚高旷”四个楷书大字，刻于高耸的巨石之上。剑门为康熙皇帝所欣赏，这也是景区价值的极好说明。这幅石刻周边有双龙交汇的图案，正上方有“康熙御笔之宝”篆书大印，形制远大于通常印章，尽显帝王气派。由于年代久远，印文较为模糊，须仔细分辨方可识别。也可看出此处摩崖石刻，是以康熙手书条幅，影写摹勒上石的。印章、字体、图案等都具有古代文化的特定内涵，教师通过现场讲解，可以增加学生的历史文化知识。其他还有明嘉靖年间所镌“剑门”两个摩崖大字，也极为雄劲挺拔；明万历年间所镌“去思石”三个隶书大字，清咸丰年间所镌“青云得路”四个篆书大字，也都各显风采，具有观赏价值。摩崖石刻多为书法典范，字体以篆、隶、楷为多，大气庄重，教师可通过讲解摩崖石刻知识，引导学生欣赏中国书法之美，也可以将相关石刻背景的研究布置给学生，进一步提高学生查阅文献的能力。碑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石刻资源中占主体地位。对于碑刻的调查是检验学生专业知识，提高其专业学习兴趣的重要方式。虞山上的碑刻较多，这些碑刻内容丰富，形制各异。言子墓道边侧有石亭，内有乾隆十六年（1751）所立御碑一座，碑文略有残缺，近年经过重新勾勒，较为清晰。在实践活动中，教师指导学生当场辨识碑文。学生阅读碑文的困难，一方面在于识字，教师要强调学生认识繁体字，以及各种异体字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于句读，教师要训练学生的古文阅读能力。组织学生现场辨识碑文，可指定一名学生负责抄录工作。同学们一起辨识文字，斟酌句读，遇到难点，先进行思考、讨论，然后由教师进行启发、指点，大部分难点都能当场得到解决。
学生运用在课堂中所学到的古代汉语、古代文学知识，进行碑文的阅读，不认识的繁体字、异体字等又可让他们意识到自身的不足，提高他们进行一步学习的兴趣。御制碑文的文体具有独特的表达方式和书写格式，如抬头、避讳字、落款等都属于古代公文写作的特殊形式，教师通过现场讲解，可让学生真切地感受、了解古代文化，激发他们进一步学习的兴趣。有些碑文的语言文辞颇为优美，称得上是很好的文学作品。在调查过程中，学生要完成碑文的誊录工作，在组织班级交流活动中，可让学生朗诵碑文，分析鉴赏碑文中的优美词语。比如虞山半山轩附近忠王碑亭内的报恩碑坊碑文，骈散相间，词句优美。歌颂忠王率兵作战云：“爰命忠王荣千岁，式总戎旃，载膺阃寄。丹旗耀野，玄甲烂空。剑气冲云，城上之残虹欲断；弓珧控月，阵前之画角齐鸣。鼍鼓腾响而砰訇，蛇矛交锋而闪铄。飞半空之霹雳，爇山骨而皆赪；凌万仞之嶙峋，踏冰岩而尽白。妖氛扫尽，我勇馀然。”表现太平军作战之勇猛，形象生动、气势磅礴。描绘治下的常熟：“春树万家，喧起鱼盐之市；夜灯几点，摇来虾菜之船。”祥和富庶之景，令人悠然神往。这种直接面对古代文化遗产的实践性教学，能够将课堂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问题的解决之中，让学生对历史文化有最直接的感受，同时也让他们认识到，古代文学作品是多么鲜活生动，富有魅力。因此，开展与古代文学课程相关的实践性教学，对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所发挥的作用，是传统课堂教学所无法达到的。
在这次虞山石刻资源的调查中，学生对“识字”的重要性，以及书法艺术美都有了切实的认识。汉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形态，除了最为通行的楷书以外，篆书、隶书、草书也都有较多的使用场合。比如中国古代碑刻，都以篆字书额，而篆字对于多数学生来讲十分陌生，不能认读，教师可借此讲解：篆额是中国碑刻的传统做法，篆字线条流畅、古朴大方，具有独特的书法艺术美，在匾额、楹联、碑刻中运用广泛，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应该能够认识、欣赏篆字。教师通过识读篆字碑额，增加了学生学习文字的兴趣。碑刻是古代书法艺术的体现，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法书作品都是以碑刻拓本的形式流传下来的。虞山上的碑刻，也都字体优美，刻工精巧，可视为书法典范，具有观赏价值。经过教师的讲解，学生对碑刻之美也有了一定的领会。在石刻铭文中，也有草书楹联。比如剑门藏海寺，山门两侧有“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的草书联对，为草书名家于右任先生所书，楹联涵义深刻，字体大气而飘逸，实为精品。站在寺门前，多数学生却无法识读，教师借此讲解草书也是汉字的一种书写方式，具有独特的书法艺术美，不认识草书，对于阅读古代文献会造成很大障碍。虞山东南麓的读书台，相传是梁昭明太子读书之地，内有巨石，上有《虞麓园说》铭文，为道光丙午（1846）年所刻，园林部门所作景点介绍上误作《虞麓园记》，这个讹误的发现，让学生认识到正确识读文字对于做好工作的重要性。认识汉字的各种字体，既可以欣赏书法之美，也是学习、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工具。结合实例的现场学习，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识字”的重要性，激发他们对于学习文字、书法、文学的兴趣，进而培养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
三、撰写总结报告，呈现研究成果
教师对于实践性教学活动要有总体的设计和安排，一个学期或者一个学年可以完成一个实践性教学活动任务。总结报告的撰写也十分重要，它既可以呈现实践性教学活动的成果，又可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书面表达等方面的能力，还可以让学生在排版、图像处理、视频制作等方面得到一定的锻炼。总结报告的总体思路设计一定要有教师的参与，为学生出谋划策，还要进行多次的修改。笔者所进行的“虞山石刻资源调查与铭文整理”实践性活动，也是以学生撰写总结报告作为最终成果。在师生共同商议下，报告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是绘制虞山石刻资源分布图。虽然没有绘图经验，但他们勤于思考，克服困难，最终绘制出石刻资源分布图，对虞山石刻资源做了一个直观的呈现，这一工作具有首创性的意义；其次将虞山石刻分为牌坊类、碑刻类、摩崖类，用图片和文字说明的方式分别予以详细介绍；再次是碑文整理。将这次活动中实地查访的石碑碑文进行标点整理，同学们通过查检《汉语大字典》，以及“汉典”“异体字网站”等网络检索手段，辨识了他们所不认识的文字。对碑文的标点也是反复阅读、修改，最后拿出了高质量的碑文标点整理稿。常熟地方文化部门也整理过一些碑文，但仅限于价值较大的碑刻，绝大多数碑刻没有铭文整理。这次实践性教学活动所整理的一些碑文，都是首次整理，对于开展地方文化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最后是编制索引，让读者便于查找相关石刻及其内容。在多次修改之后，同学们最终拿出了一份内容丰富、形式精美的研究报告。
四、实践性教学活动须注意的问题及保障措施
实践性教学活动的目的，在于通过运用所学知识，进行调查研究，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应从“实践性”“训练性”的角度出发，组织学生参与活动。笔者通过进行古代文学实践性教学活动，总结出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首先，要确定合适的选题，设置合理的预期目标。教师要结合专业特点，把实践性教学活动作为课堂教学内容的拓展，从学生自身知识结构、水平出发，选择恰当的课题。预期目标的设置不可过高，要具有可行性。对于古代文学课程来讲，利用地方文化资源进行实践性教学活动是较为理想的选择。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与古代文人、文学作品都有密切的关系，对其进行考察、探索，是课堂教学的有益拓展。运用所学古代文学知识，解决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求，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加他们对历史文化的热爱；其次，教师的参与度要高。教师不但要负责确定选题，指导撰写活动方案，在活动过程中，教师还要全程参与。尤其是实地调查环节，教师通过现场指导，实际上就是将课堂讲授转移到实践场所，这对教师专业素养也是一个考验，教师要进行充分的准备，不断提高专业水平。笔者所进行的“虞山石刻资源调查与铭文整理”项目，需要教师认识篆书、草书，各种异体字，还要有一定的书法修养，才能及时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这样的活动既可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又能给学生树立良好榜样，对于学生专业兴趣的培养大有裨益；再次，要注意通过撰写活动方案、总结报告，锻炼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教师要对书面材料反复修改，并留下痕迹，让学生进行揣摩，提高其文字表达能力。除了总结报告以外，实践活动还可以有拓展成果，可引导学生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深入探索，撰写小论文，这对学生科研能力、写作能力的培养也是很有好处的。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专门的课程进入中国的高校课堂始于清末。作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标志———，在1910年实行分科办学，共开设七科十三学门，其中与中国古代文学相关联的就有“经科”（包括诗经、周礼、春秋左传三门）、“文科”（包括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两门）两科。此后一百多年以来，不管政治体制如何变化、高校名称如何变更、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如何革新，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一直是高校中文类专业学生的专业必修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但在当下，古代文学课程在高校和学生中却遭遇了诸多困境。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和中国高校扩招政策的进一步推向深入，八成左右的高中毕业生（据报道2014年湖北、辽宁、江苏三省高考录取率分别为82％、85．8％、87．3％［1］）都能够进入大学学习，这虽有利于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但同时也给高校带来了解决学生就业的巨大压力。于是，高校普遍采取“以就业设专业”的模式，将“所学”与“所用”直接挂钩，注重对学生进行系统化的职业教育，课程设置以实践性、市场化为导向。这样的转变同样出现在多数师范院校的中文及相关专业中，像中国古代文学这类人文课程课时被大量压缩，教师在有限的教学实践内疲于奔命仍然无法完成基本的教学内容。
自然，学生的学习效果就大打折扣。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手机、电脑的普及，当代大学生的阅读方式、理解角度、价值判断都呈现出明显的社会化趋向，多数人是以“有用”或“无用”、能不能换取经济价值来选择学习对象，因此，对于距离现代较远的古典文学存有隔阂，缺乏主动学习的动力和兴趣。高校办学理念的转变和学生兴趣的缺乏直接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带入了尴尬和无奈的境地。针对前者，我们高校古代文学课程从教者无力改变，但对于后者即提高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和效果方面，尚有努力的空间和方法。如本文论述的教师以问题创设为途径来提升古代文学课堂的教学质量即是有益的尝试。所谓问题创设，就是教师在课堂上既要传授古代文学基本知识、讲解古代文学重要作品，又要结合目前的社会环境、学生的心智特点和学习习惯，有目的地创设一些有针对性的、浅显但有拓展空间的问题，通过抛出问题，引起学生对于问题的兴趣，从而诱发和引导学生进行积极、有效的学习。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创设所应掌握的技巧、原则和这一方法的实施步骤及注意事项，下面即以笔者在近年来古代文学教学中创设的部分问题和相关教学内容为例来加以论证。
第一，问题创设应打破常识的误区———“唐诗三百首？”学生从小是从背诵《唐诗三百首》接触、感知古代文学的，且常常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句子萦绕耳旁。因此，在学习宋代文学的第一堂课我提出的问题是：“唐诗有多少首？”绝大部分学生凭第一感觉地回答是：“唐诗三百首。”当然，学生的回答是错误的。那接下来就要分析错在哪里？老师和学生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相应解决以下问题：唐诗现存到底多少首？依据是什么？为什么有“唐诗只有三百首”的说法？《唐诗三百首》是什么？同时结合马上要学习的宋诗部分，还可以提出唐诗多还是宋诗多？宋诗现存有多少首？唐诗与宋诗孰优孰劣？等一系列问题。从常识入手提出问题，纠正学生以前在中小学阶段形成的知识误区，从而引导学生产生想要去探究问题正确答案的欲望，即探究知识的兴趣。在这样的兴趣支配下，学生通过教师接下来的相关讲授、分析，并结合以往所学，或许能对唐、宋诗概貌有一个直观、清晰的认识。这是一例。类似问题还有：“苏轼、辛弃疾是否创作婉约词，李清照是否创作豪放词？”学生以往中学阶段学习形成的观念是：苏、辛是豪放词代表人物，李清照是典型婉约词人。因此，问题提出以后学生的回答仍然是一边倒地的否定：“没有，至少没读过。”对于学生的回答，教师不要马上给予评判，而是引导学生来一起解读两首作品：苏轼《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李清照《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研读作品，学生既能体会到作家的人生况味，更能直接领悟到词多样化的风格和同一词人对于不同词风的驾驭。
第二，问题创设应以学生的体验为本———“选林黛玉还是薛宝钗？”青年学子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期，对于个人情感和将来的对象充满了好奇、憧憬和期待，在自我心目中都有一个“理想型”。因此，在讲到《红楼梦》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角色时，教师适时提出：如果你是男士，选择将来的另一半，是喜欢多情的林妹妹，还是喜欢理性的宝姐姐？要回答这一看似简单的选择题，学生至少要明了一下几点：1、通读《红楼梦》文本。2、细读、精读文本涉及林黛玉、薛宝钗的情节。3、理清林黛玉、薛宝钗与贾宝玉的关系。4、全面总结二人的性格特点。5、作出自我的选择和说明理由。通过以上五个环节，学生对《红楼梦》无论是整个故事还是局部细节都会有亲身阅读体会的经历，并能从阅读文本中感受经典名著的“经典”所在。同时，通过分析宝、黛、钗的性格特点和爱情纠葛，也有利于学生在崇尚“速食爱情”的当下形成正确、健康、积极的爱情观念。如此通过创设问题、阅读文本、自我认识再到思想提升，将古代文学的文学性和人文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对于纠正网络和某些改编自古典名著的影视剧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问题创设应以小见大、贴近生活———“什么是炊饼？”古代文学作家、作品存在的时代距离学生生活的21世纪比较远，如何能拉近古代与现代的时间差距、如何能消弭文学世界与现实生活环境之间的界限，这就要求教师创设的问题也应从现实生活入手，找到古今的相通处、相似点。因此，古代文学教师在讲到明清章回小说这一最贴近世俗生活的文学类型时，不妨以某一点为突破口，鼓励学生探求其从古代到现代的演变及富有的历史、文化意义。如讲《水浒传》和《金瓶梅》时，提出：“武大郎卖的炊饼究竟是一种什么面食？”小小一张“炊饼”可以引导学生了解以下内容：宋代北方的饮食习惯、面食在中国的流传特点、炊饼和今日烧饼（或煎饼、馒头、蒸饼）的比较、饮食变化蕴含的文化意义。通过这一问题的解决让学生充分体会文学、文化、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并能跳出书本的桎梏找到思考的着力点。在章回小说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讲到《西游记》时，提问：“《西游记》中谁挑担子？”多数学生从小对《西游记》改编的影视剧耳熟能详，因此，给出的答案是一致的：“沙和尚。”这个问题很小、很简单，也是常识性的，对学生来说答案几乎毋庸置疑，但却不是真正的正确答案———猪八戒。为什么挑担子的角色从小说中的猪八戒变成了影视剧中的沙和尚？这就要求学生去努力探求现代影视改编对于古典名著改编的原则、方法和观众审美需求的变化，了解古代文学所具有的现代属性。同时，还能将文本跟改编剧作之间存有差异的问题举一反三，看看其他几部古典名著的现代改编情况。这样，既能促使学生阅读小说文本，又能与学生感兴趣的影视剧相挂钩，可谓一举两得。
第四，问题创设还应突出古代文学蕴含的优秀人文精神和对学生理想人格塑造的积极作用———“屈原、司马迁、苏轼、辛弃疾、陆游、曹雪芹等教会了我什么？”
在2014年9月的新生开学典礼上，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不约而同地阐述了大学对于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性。杨玉良甚至说：“虽然专业知识是必须学习的，但是来到大学，更重要的是一个悟道的过程。如果学校的教育只重视专业的知识教育，而不重视德性的培养，那么很可能培养的人越有知识，越可能成为社会的祸害。”［2］两位校长的观点代表了当今高校及教育管理机构的担忧，即身处科技发达、物质丰富、生活便捷环境下的现代人，其道德素质却明显缺失，传统的“爱国”、“诚信”、“孝道”等优良品质正逐渐淡出人们的思想深处。面对这样的形势，凝聚了中国古代宝贵精神遗产的古典文学、古代文化理应担当起再次唤醒大众优秀人文精神的重任。因此，古代文学教师在与学生一起品味古代先贤的作品时，应当结合作家所处的时代，对作家、作品做全面、客观、正确地解读和分析，学习渗透在字里行间深重的人文关怀：研读屈原的《离骚》、辛弃疾的词作、陆游的诗篇，透过文字陶冶个人情操，领会个人对国家和社会，需怀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面对国家危难时刻的自我牺牲精神；研读司马迁的《史记》、苏轼的诗词、曹雪芹的《红楼梦》等，深刻体会当个人深处逆境之时应当持有的正确、乐观的心态———不怨天尤人，不气馁、始终不放弃自我的人生和理想，百折不挠、积极向上。古人的人生经历和文学表述，对当今大学生培养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感、形成健康的人生道德观和提升自我的审美能力方面均能起到重要的积极、正面地示范和引导。为了完成古代文学在当代承担的这一重大任务，教师应在课堂教学中细化到具体的教学环节中，潜移默化地收到良好的效果。既要突出课程的人文性，还要避免枯燥、单调的说教，教师对于问题尺度的把握就显得尤为重要，必须是机动、灵活和有技巧。
综上，作为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古代文学课程在面临教学内容繁重、课时压缩、学生学习兴趣锐减的前提下，还要承担起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引导学生完善人格修养，关心国家命运，自觉地把个人理想和国家梦想、个人价值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教育部2014年3月26日《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3］因而，在面临困境和承担重任的矛盾中，就特别需要古代文学教师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多动脑、多思考、集思广益，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使用恰当、合理且便于操作实践的方法、策略，以有效的途径获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使学生学有所得。本文所论及的问题创设只是众多相对简单、便捷的途径之一，在具体的教学环节中还需要更多其他教学技巧的配合。因为，任何学问的传授、习得本来就是一个复杂、长期且繁复的过程，需要运用的是多种方法、手段的综合应用，比如古代文学教学、学习正是讲授、诵读、讨论、问答等多种环节相互融合而逐步推进的。
作者：李芬兰 单位：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摘 要：中国的文学“元典”具有深刻的特质和广泛的价值，其源头地位和典范作用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发挥着精神支柱作用，故在当代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中必须给予更有力的关注。为此，我们正着手进行的“先秦文系年注析”丛书的编撰工作，正是在钩稽先秦文资料源的学术研究之基础上，同时又为本科生、研究生提供一个较好的先秦“元典”文读本。
关键词：原典；元典；教学；系年；注析；编撰
我们这里所说的“元典”是与“原典”、“元点”有着密切联系而又不同的一个概念。
所谓“原”，即“本原”(《左传》昭公九年)；所谓“典”，即“经籍”(《尚书・五子之歌》伪孔《传》)，故所谓“原典”主要强调“原初”、“原始”的文献学上的原料价值，即文献学类别划分中的一次原始文献。所谓“元”，即“始”(《说文》)；所谓“点”，即某一时段与程度的标志，故所谓“元点”，即探讨“四时之变”、“万物之本”(《春秋繁露・重政》)，其具有哲学的“本原”、“本体”意义，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追本溯源式的理性探讨与根本解释。此外，“元”还包含着价值取向上的倾向。《易・乾・文言》云：“元者，善之长也。”又有《易・坤》：“上美为元。”《正字通》云：“元，大也。”《尚书・舜典》载：“元，上也。”这些对“元”的解释又都包含着对人类终极性存在状态的关怀，表达了对人文精神和理想人性的追求和向往。
而我们要谈的“元典”则是属于文化学意义范畴上的，是哲学“元点”思维与文献“原典”史料的完美结合，更强调人类精神文化的源头意义、超越时空的典范意义和 民族精神的建构意义。这样，中国文学的元典性作品就是指那些既有深刻、广阔的原创性意蕴而又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长期发挥着精神支柱作用的书籍。研读这些“元典”作品体现出一种“原始要终”(《周易・系辞下》)的召唤和要求，在当代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中，需要我们更注重文学“元典”的教学，从而引导学生进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门径，力扬厚重务实的学风，提高学生的原创性能力。这种“知所先后”的训练，无疑对他们今后的学术研究乃至于整个人生进入“知本”、“知至”、“近乎道”(《大学》)的探索之路会大有裨益。
一、中国古代文学“元典”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民族精神性特质
卡尔・雅斯贝尔斯(K．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指出，大约在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实现“哲学突破”的“轴心文明时期”，各民族的先哲不约而同地去探索宇宙和人生的诸多根本问题，产生了诸多文化“元典”。这这一时期的中国，正是先秦时期，更是一个“元典”葱郁的时代，它所产生的文明成果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首先，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品大多具有原创性、典范性特质。如《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国语》、《老子》、《论语》、《孟子》、《庄子》、《楚辞》等一大批中国文化与文学“元典”的出现，奠定了中国文学几千年来的文体、意象、思想内容和情感基调。各种文体的萌生和孕育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端倪。其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丰富发展了汉语的表现力，其完美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对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如《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元典”，牢笼千载，衣被后世，奠定了我国诗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后世诗歌的风雅精神、比兴手法、体裁结构、语言艺术和文体句式等无不肇兴于此。又如《尚书》、《逸周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为我国历史散文的典范楷模之作，它们标志着叙事文学的成熟，对后世的史传文学、散文、小说、戏剧等多种文学样式滋养尤甚。而且，中国文学的思想基础――儒、道两家的哲学、美学思想，在《老子》、《论语》、《孟子》、《庄子》等“元典”性著作中得以确立并持续地发挥着影响力。可见，这些“元典”作品虽然处在各个文学样式的发生和初创时期，但它们却显示出了巨大的文学魅力和精神文化力量，它们凝固成中国古典文学的坚固基石，它们是中国文学发展变迁的母体和种子，它们指示了中国文学的未来走向，确定了民族文学的美流和艺术型范。
其次，这一时期的“元典”作品大多含蕴着并表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精神，故具有民族品格、民族魅力特质。如鲁卿穆叔为晋卿范宣子释“死而不朽”时日：“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此即春秋中期(前549年)人们的所谓“三不朽”。可见，当先秦时代的士人把“立言”作为使生命不朽的有效途径的时候，他们的文学创作不仅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而且囊括了这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文化追求。同时，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囊括文史哲的“大文学”、“泛文学”观念。正是这种文学观念，使这一时期的“元典”作品大多兼有文化“元典”与文学“元典”的双重身份。这些作为一个民族创造力最卓越的青年时代涌现出来的文化“元典”，凝结了中华民族在以往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优秀的集体无意识。先民们将这些族类记忆和原始意象首次上升到自觉和理性的高度，又通过我们民族所特有的象征符号将民族的经验文明和文化智慧物化成文字作品，以典籍的形式固定下来，逐渐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因此，这一时期的“元典”作品不仅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大厦“起顶梁柱作用的关键性构件”，而且也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垂范久远的文化指针与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这便是积极入世、用世、济世的政治热情和忧患意识，以儒为主，兼融释老的思想情怀，诗性沉郁、创新求变的审美况味和创作追求，浓郁自觉的理论批评意识，包容雅俗、综合众体的浑灏大度等等。
中国古代文学“元典”的首创性、涵盖性、深邃性特质，不仅对中华民族之民族个性的后世直至未来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它们作为全人类共同的审美意识与精神财富，能够在任何地域、任何时代使人们获得强烈的情感共鸣和心灵震撼。
二、古代文学“元典”教学是克服当前教育弊端、培养原创力的重要途径
正如朱自清先生在《经典常谈・序》中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他进一步强调：“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这些呼吁在当代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更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热烈的响应。
首先，注重中国古代文学“元典”教学是克服现代教育弊端的重要途径。
20世纪初叶，随着“西学”传入中国，我国的学术体系与教育体系实现了改革和重构。在学习西方的急切态度和饱满热情中，我们快速地完成了对旧教育的革命性改造，建立了全新的高等教育体质和课程体系，这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可是，我们在“打倒孔家店”的一片欢呼声中，将在洗澡盆里的“婴儿”与“脏水”一起倒掉了，以传统经学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学“元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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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更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当前高校中文系课程设置普遍存在多、空、旧、窄的问题，课程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空洞，专业越来越窄。讲析中国古代文学博大深厚的“元典”性作品的课时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则是对文学“史论”的高谈阔论。一些中青年学者常常以批判传统文化相标榜，而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他们却并不知晓，从而产生了严峻的“文化失语症”。我们的时代，成为了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我们的前辈学者正是在熟读文学“元典”的前提下，遵循以小学通经学，再以经学通文学的优良治学传统，而成为泽被后世的一代“大师”。这些知识大家，无论是从事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他们的国学根底都很深厚，这也是他们能够成为大家的重要原因。十分遗憾的是，我们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接受了现代学校教育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等，尤其是毕业(出站)后在高等学校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教授们和博导们，不懂小学，不通经学，也妄谈文学，甚至以国学“大师”自居，何其悲哉!当然，究其根源，这绝非个人一己之悲哀，而是整个浮躁时代之悲剧!
学习、承接包含着丰富民族文化的生命基因的文化“元典”，是实现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但我们的国学教育并不是在短时间可以奏效的一种技巧，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积累熏陶而来的底色素质。它将以不变应万变的姿态，给青年学子以深刻的内在影响力和整体塑造力。其次，注重中国古代文学“元典”教学是培养学生具有“支援意识”从而形成原创力的重要手段。
非常具有戏剧色彩的是，在我们忙着按照“西学”思想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与教育体系的时候，早在20世纪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则开始创设“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两门本科生必修课，鼓励学生致力于研读欧洲文学、哲学、社会理论等传统经典名著。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的许多大学相继开始开设此类课程。此后，芝加哥大学鉴于当代大学训练研究生的方向越走越偏窄的弊端，而着手进行强调原创力的培养，他们规定研究生必须完成一定的经典研读课程。美国学者博兰霓(Michael Polanyi)又提出潜移默化积淀的“支援意识”是创造张力的重要来源。这种创造张力非简单的创造力，而是较深层次的开辟新境界的能力。是由深厚博识而水到渠成的内在爆发力，是致力于开展宏观、质变、大规模受众的飞跃性创造。而培养青年学子原创能力的最主要途径是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学术生涯的形成期产生广阔的视野与深邃的探究、思维能力。元典性作品“抓住了特定文化乃至人类生存状态中一些最基本、最深层次的问题，并作出了最深层次的、最合时代要求、且最富有个性美丽的解答……它常解常新，既推动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又能够避在发展中造成文明的中断或解体。”正是它们，沉淀为我们所急需的“支援意识”。
正如博兰霓所说，尽管“在他们后来的专著中，可能根本不会提到研究生时代所读过的原典，所以读者无法知道哪些原典曾对他们发生过哪些影响；甚至他们自己在深入自己专业以后，也不能清楚地意识到早期熟读有限数目的原典对他们成熟时期的学术思想产生如何的影响。但事实上，原典中精微的深思与开广的观照对这些学生的影响是他们终身受用不尽的”。而在中国，即使是很多人文基础深厚的综合性大学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各院系的课程设置中”，也“极少有导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为内容的课程”。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思。元典阅读应是大学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加强元典教育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同时，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人们在认识了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的同时，却形成了对技术和物质的盲目崇拜。社会上存在着明显的“重知识、轻修养，重科技、轻人文，重物质、轻精神”现象，自然会出现文化使命感的丧失和人文精神关怀的淡漠。这种阅读消费的感官化、平庸化、娱乐化，自然会造就一批“空心人”、“欲望人”和“物质人”。而元典作品都以完美的形式展现了一个民族最为优秀的、稳定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审美理想，它们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健康向善的感情基调，具有为现代社会“立人”价值功效。这些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中文系大学生、研究生，不论他们将来从事学术研究还是从事其他社会工作，他们无疑是引导未来社会文化创造与消费的精英与脊梁。从这个意义来讲，注重中国古代文学“元典”教学不仅仅是个培养学生的问题，而是关系整个社会文化方向的大问题；不仅仅是关系当代社会的问题，而是关系未来社会的问题。
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与教育管理者已经开始注意到中文系古代文学“元典”教学的重要性，许多学校也已经开始了有意的尝试。如笔者所在的上海大学中文系，已经被列为上海市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本科教育高地建设基地，并邀请全国数十名专家学者就“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这一命题进行了理论探讨，草拟了以文学“元典”导读为主、文学史论简析为副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体系。在已经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开设的9门专业学位课程中，有6门为以文学“元典”研读为主的学位课程。同时，我们也在进行上海市高等学校本科教育高地建设资助项目的“先秦文系年注析”丛书编撰工作，该成果将作为大学本科高年级学生的选修课教材。正是着眼于中国古代文学“元典”类作品的教学价值和意义，正是在为学术研究钩稽先秦文资料源的基础上，又能够为本科生、研究生提供一个较好的先秦文读本。尽管上述工作仅仅只是一个尝试，但我们相信这种尝试将来会显示可喜的效果和强大的生命力。
关键词： 古代文学课程 人文素养 国学教育
在《现代学生的三个基本条件》一文中说：“中国社会是一个很老的社会，一切组织形式及风俗习惯大都陈旧不堪，违反现代精神而应当改良。这也是希望学生努力实行的。因为一般年纪大一点的旧人物，有时纵然看得出、想得到，而以濡染太久的缘故，很少能彻底改革。所以关于改良未来的社会一层，青年所负的责任也是很大的。”[1]可见，青年学生是未来改革社会的中坚力量。要使青年学生担负起社会责任，在大学阶段除了知识教育之外，还要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在大学阶段各门课程中，古代文学课程在学生健全人格养成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古代文学课程应该教育学生树立以下几种人生理念。
一、教育学生养成强健的身体
大量调查报告显示，今日相当数量之青年学子不喜欢运动，大量时间在电脑上冲浪或者触摸手机屏幕，因此，部分青年学子的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青年学子之身体健康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重要话题。“东亚病夫”是中华民族的一段痛史，国家之希望在于青年学子，所以，今日之大学生无论为自身计，还是为国家计，都应以养成强健之体魄为人生之头等大事。强健的身体就个体而言是其健全之人格、宽广之胸怀形成的基础，也是个体服务社会、贡献民族国家的前提，所以认为：“殊不知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由发达？或曰，非困苦其身体，则精神不能自由。然所谓困苦者，乃锻炼之谓，非使之柔弱以自苦也。今之学校中，盖咸知注视体育者，但国人之惰性甚深；致学生仍不得充量以提倡。”[2]从个体角度而言，认为只有身体健康的学生才能有健全的精神与思想，否则，个人的思想、理想则无从谈起。说：“先有健全的身体，然后有健全的思想和事业，这句话无论何人都是承认的；所以学生体力的增进实在是今日办教育的生死关键……所以往往有聪慧勤学的学生，只因体力衰弱的缘故，纵使不患肺病、神经衰弱病及其他癌疾而青年夭折，也要受精力不强、活动力减少的影响，不能出其所学贡献于社会，前途希望和幸福就从此断送，这是何等可悲痛的事！”[1]“今日的学生便是明日的社会中坚、国家柱石，这样病夫式或准病夫式的学生焉能担得起异日社会国家的重责！又焉能与外国赳赳武夫的学生争长比短……”[1]从整个社会角度而言，身体健康是个体献于国家社会的前提。个体的健康关乎民族的振兴与发展，青年学子是民族未来之希望，健康之体质是他们能够担负社会责任之前提。要实现“中国梦”，青年学子的身体健康问题不可忽视。由此可见，今日之大学生若没有健全的身体则个人幸福、个人于国家之贡献无从谈起。
健康体质之养成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古代文学课教学中要以古代文学家之生命遭际为例教育学生，要让学生从思想观念上认识到健康体质之重要性。梁漱溟认为：“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生活而领教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活泼两点，实为根本重要。”[3]认为人的健康包括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梁漱溟说：“知识技能是生活的工具，是死的；只有生命本身才是活的。必待活泼的生命去进术，而后知识技能才得有待活泼的生命去运用，而后其功用乃著。生命消沉无力，则知识技能一切谈不到；而果得生命活泼，亦自然知所进求运用，正自不难著其功。”[4]在身体与心理两个方面，身体方面尤为重要，没有身体健康则一切智力活动无从谈起。其次，古代文学课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生命在于运动”的人生观念，让运动成为青年学子生命即日常生活之一部分。说：“体力的增进，并非一蹴而成。试观东、西洋学生，自小学以至大学，无一日不在锻炼陶冶之中。所以他们的青年，无不嗜好运动，兴趣盎然。一闻赛球，群起而趋。这种习惯的养成，良非易事。而健全国民的基础，乃以确立。”[1]良好民族性格的养成以国民健康的体质为前提，要让运动成为青年学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样，我们的民族才能成为世界上优秀的民族，我们的国民才能成为有良好素养的国民。顾炎武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学业与运动应该并行不悖。再次，要形成健全的体魄，必须求生活有规律。古代文学课教学中要培养学生有规律生活的理念。钱穆回忆自己二十几岁时的读书情形说：“余体弱，自辛亥年起，几于每秋必病。一日，读日人一小书，论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当努力讲究日常卫生。余时适读陆放翁诗，至其晚年作品，心中大奋发。念不高寿，乃余此生一大耻辱，大惩罚。即痛于日常生活上求规律化，如静坐，如郊野散步等，皆一一规定。”[5]饮食有节，起居有时，力求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并且追求日常生活的规律化，这样才能有健全的体魄。
二、教育学生形成良好的心性修养
大学生的心性修养主要包括坚韧意志和勇气两方面：
首先，从古代有成就的文学家的经历中我们知道，古今能成大事者，必有过人之意志，士之读书治学亦然。王国维说：“要之，我国人废学之病实原于意志之薄弱。而意志薄弱之结果，于废学外，又生三种之疾病：说运动狂，说嗜欲狂，说自杀狂。”[1]钱穆回忆自己二十几岁时的读书情形说：“然其时余已严定规律，每日必读新书，必求能日知其所无。架上书尚多未读，心中欲读书更无尽。不欲为此一端自限，妨余前进之程，乃终未敢恣情于此，勒成一书。唯此《墨经解》与《读墨解》之两稿，则常存行箧中，至今未忍抛弃。偶一检阅，当时孤陋幼稚独学无友之艰苦情况，犹涌现心头。既以自惭，亦以自奋。余之终幸得免于孤陋幼稚之境者，纵不足以自满，亦可得以也。”[5]乾嘉学风成为历史绝响，近代以来民族整体学风浮躁，遂造成当代学术大师缺乏的现状，为复兴民族五千年的光辉文化，振兴国学，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只有养成青年学子之坚韧治学意志，振兴民族文化的梦想才有希望。
其次，古代文学教学要教育学生树立坚持真理的勇气。说：“科学之事，困难最多。如古来科学家，往往因实验科学致丧其性命……可见研究学问，亦非有勇敢性质不可；而勇敢性质，即叮于科学中养成之。大抵勇敢性有二：其发明新理之时，排去种种之困难阻碍；其二，既发明之后，敢于持论，不惧世俗之非笑。”[1]任何重大学术成就都是在经历艰难困苦之后形成的，所以古代文学教学要教育青年学子养成战胜困难的勇气。同时，任何学术观点的坚持都要受到世俗社会的批评，青年学子要有勇于坚持真理、不畏世俗批评的勇气。
三、教育学生要形成良好的道德修养
章太炎认为：“道德的衰亡，诚亡国灭种之恨极也。”[6]梁漱溟认为：“民族精神是我们讲精神陶冶的核心。”[3]上述“道德”和“民族精神”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指传统文化精神而言。今日大学生之自我日常道德修养自不待言，其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情感态度及其由此形成的整体民族道德风尚和民族精神的培养应该成为古代文学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首先，古代文学教学要教育学生树立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坚定信仰。梁漱溟说：“中国原来是需要宗教的；但为有了孔子就不需要它。好比太阳底下不用灯，有灯亦不亮一样。”[4]梁漱溟认为孔子创立的儒家精神是中国文化的灯塔。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心灵与精神的灯塔，在社会物质文化极为发达的今天，古代文学教学要让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灯塔永远屹立于每位大学生心中。
其次，古代文学教学要教育学生形成对传统文化的危机感。在我国物质文化极为优越之今日，青年学子要力戒自满、骄傲之心，内心始终具有对民族文化之危机感，只有这样，民族文化的火种才能绵延不绝。说：“中国的文化在两千年前，便已发展到与现今中国文化程度距离不远。那里欧洲大陆还是蛮人横行的时代。至美洲尚草莽未辟，更不用说。然而今日又怎样呢？欧洲文化的灿烂，吾人既已瞠乎其后，而美洲则更迅速发展。美利坚合众国至今不过一百五十四年，其政治、经济的一切发展竟有‘后来居上’之势……就中国现时所处的可怜地位和可悲的命运而论，我们几乎可以说：凡是可摆脱这种地位、挽回这种命运的事情和责任，直接或间接都要落在学生的双肩上。”[1]时至今日，我们民族文化已走出了近代以来的窘迫处境，但是，自“五四”以来，西学东渐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民族文化之将来处境如何尚在不确定之中，所以，古代文学教学要教育青年学子心中有对民族文化之危机感，这样或许民族文化的振兴才有希望。
再次，古代文学教学要教育学生尊师。在大学校园中，教师是知识的化身，教师是青年学子的精神楷模，一个不尊重老师的人，我们希望他尊崇传统文化、报效国家恐怕是空想；相反，一个尊敬老师的学生，将来在社会上才有可能和同事友好相处，才有可能有责任性、善良心。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师的良好风尚，“一九二六年，康有为逝世，新会于法源寺设祭坛开吊，率门弟子致祭。自己披麻戴孝，有来会吊者，叩头还礼，有如孝子”[7]。钱穆回忆章太炎北京讲学的情景说：“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做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太炎语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国语。引经据典，以及人名地名书名，遇疑处，不[时]询之太炎，台上两人对语，或询台侧侍立者。有顷，始译始写。而听者肃然，不出杂声。此一场面亦所少见。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玄同在北方，早已改学今文家言，而对太炎首弟子礼犹谨如此。半农尽力提倡白话文，其居沪时，是否曾及大炎门，则不知。要之，在当时北平盛极风行之际，而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5]可见，民国时期的大师无一不尊师，尊师是青年学子良好道德情操的基础，古代文学教学要培养学生尊师的良好道德风尚。
四、教育学生要养成良好的学风
学风浮躁是影响当代学术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民国时期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王国维说：“治新学者既若是矣，治旧学者又何如？十年以前，士大夫尚有闭户著书者，今虽不敢谓其绝无，然亦如凤毛麟角矣！夫今日欲求真悦学者，宁于旧学中求之。以研究新学者之真为学问欤？抑以学问为羔雁欤？吾人所不易知，不如深研见弃之旧学者，吾人能断其出于好学之真意故也。然今则何如？”[1]批评了当时浮躁而不求真的功利主义学术风气。王国维说：“然吾人亦非谓今之学者绝不悦学也，即有悦之者，亦无坚忍之志、永久之注意。若是者，其为口耳之学则可矣；若夫绵密之科学，深邃之哲学，伟大之文学，则固非此等学者所能有事也。”[1]批评了厌学而不乐学的学术风气。古代文学课教学要教育学生在学术研究中发扬以下几种精神：
创新精神。王国维说：“日之暮也，人之心力已耗，行将就木，此时不适于为学，非与人闲话，则但可读杂记小说耳。人之老也，精力已耗，行将就木，此时亦不适于为学，非枯坐终日，亦但可读杂记小说耳。今奈何一国之学者而无朝气、无注意力也！其将就睡欤？抑将就木欤？”[1]学术进步的灵魂在于创新，如果做不到学术创新，那么学术研究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古代文学教学应教育学生在学术研究中发扬创新精神。
科学精神。清代乾嘉学派在古代文学研究中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在学术研究中坚持科学精神。评乾嘉学者曰：“浅学的人只觉得汉学家斤斤的争辩一字两字的校勘，以为‘支离破碎’，毫无趣味。其实汉学家的工夫无论如何琐碎，却有一点不琐碎的元素，就是那一点科学的精神。”[8]周勋初评胡小石先生的学术成就时说：“总的说来，小石师具有深厚的小学根底，继承了清代朴学的成就，而又能用现代各种学问丰富和充实，并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整理和提高，不论是日常谈话或办事，都能显示其条理的明晰和见解的深入。而他又具有诗人的气质，一身兼文学与科学之长，因此他的讲学才能这么动人，治学才能这么精深。”[9]由此可见，要想在学术研究中成一家之言就必须发扬学术研究的科学精神。
思辨精神。认为清人治学的弊端在于“太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故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以致在社会上几乎全不发生影响”。执指出：“两千年来的古学都犯了没有条理系统之病。”[10]当代学术系统完备、条理分明，但是现代学术的成果却不能超越前人，现代学术之弊端在于太有条例太有系统而缺乏思想。因此，古代文学课程要教育学生在学术研究中做到逻辑与思想并重，这样才能在专业领域中成为大家。
知行合一的实证精神。梁启超说：“我国幅员广漠，种族复杂。数千年前之初民的社会组织，与现代号称最进步的组织同时并存，试到各省区的穷乡僻壤，更进一步入到苗子番子居住的地方，再拿二十四史里头蛮夷传所记的风俗来参证，我们可以看见现代社会学者许多想象的事项，或者证实，或者要加修正。”[1]任何理论都要做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只有这样，理论才能产生实际价值。因此，古代文学教学要培养学生知行合一的实证精神。
五、教育学生要有宽广的文化胸怀
在文化多元化时代，大学生要正确对待世界各国文化遗产。说：“在野蛮时代，仅知爱自己及与已最接近者，如家庭之类。此外稍远者，辄生嫌忌之心，故食人之举，往往有焉。其后人智稍进，爱之范围渐扩，然犹不能举人我之见而悉除之。如今日欧洲大战，无论协约方面或德奥方面，均是己非人，互相仇视，欲求其爱之普及甚难。独至于学术方面则不然：一视同仁，无分畛域；平日虽属敌国，及至论学之时，苟所言中理，无有不降心相从者。可知学术之域内，其爱最溥。”[1]古代文学教学中要教育学生在学术研究中不可有偏见，凡是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均须持虔诚之心。
关于对待西方文明的态度，章太炎反对以西方文明为标榜，他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运，所以自甘暴弃。”[11]“只佩服别国的学说，对着本国学说，不论精粗美恶，一概不采，这是一种偏心，用这种偏心去看问题，就会专去依傍他人，看不见自己学说的精思妙语……”[12]章太炎反对在学术研究中崇洋。同时，章太炎主张对外国的学说应该抱着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态度，他说：“至于别国所有，中国所无的学说，在教育一边，本来应该取来补助，断不可学格致古微的口吻，说别国的好学说，中国古来都有现成的。要知道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12]取别国学术之长，补本国学术之短，这才是学术研究的正确态度。梁漱溟认为：“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吸收西洋人的长处。”[13]这应该是我们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态度，古代文学课教学中要培养学生对待西方文明的正确态度。
总之，国家之希望在于青年学子，今日之大学生无论为自身计，还是为国家计，都应以养成强健之体魄、高尚之情操、良好之心理、求是之学风、全面之知识为人生之头等大事。以上这些方面是当代大学生健全之人格、良好之能力形成的基础，也是当代大学生服务社会、贡献民族国家的前提。因此，古代文学课在教学中应该以培养学生上述良好品质为切入点，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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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语文》 运用 审美
引言
《大学语文》是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中不可或缺的科目，作为一门公共基础课，如何从文学中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历来是困扰《大学语文》教学工作者的一个重要问题。那么我们教师在教学中应当如何行之有效地进行教学呢？笔者认为应当把握以下三个原则。
一、教学内容有重点
我们调查了不同版本的《大学语文》教材，发现不同教材中的选篇基本上都在五十篇以上，但是各个高校配给的课时却很少，绝大多数院校教学培养方案中的课时设置都是一学期，每星期两课时。面对如此多的教学内容和如此少的课时，如何进行教学是我们应该深入探讨的。针对这样的教学现状，我们在课堂中均采用非重点篇目学生自学、教师指导，重点内容教师讲解的原则。也就是说教研组需要选取不同时代的既具有一定代表意义又能为学生所喜爱的作家作品，以专题的形式进行讲解，从而解决课时少的现实问题。那么《大学语文》课程的重点内容究竟指哪些呢？
（一）古代文学部分
闻一多先生说：“从西周到宋，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史诗。”[1]所以我们进行《大学语文》教学时，讲解古代文学作品的重点是为学生分析诗歌，一般来说选取最具有代表性的几个时期的诗歌进行分析。《诗经》和《楚辞》是我国诗歌的源头，两者一个代表了现实主义传统，一个代表了浪漫主义风格，所以两者选择其一进行讲解对学生了解我国古代文学是非常必要的。
唐朝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选择一位唐代的诗人进行讲解是必不可少的。唐诗发展之末，词这种文体应运而生，到了宋朝达到鼎盛，因此有代表性的宋代词人的作品也是《大学语文》课程中必须分析的。
随着文学和历史的发展，元代时期兴起了“曲”这种艺术形式，我们建议在教学中进行相关作品的讲解。这既可以让学生了解到古代叙事作品的内容，也有助于学生进行传统文学的传承，并培养其对不同艺术形式的欣赏能力。
（二）现当代文学部分
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2]作为新文学的主流，文学启蒙开启了它的现代化主题，而将此推向高峰的是鲁迅先生。钱理群先生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鲁迅的作品是应该终生阅读的。”[3]所以我们主张讲解现代文学时不能够跨越的是鲁迅先生的作品，这对于学生了解整个新文学的精神内容是不可缺少的。
现代文学是从清末文坛中西交错、雅俗共赏、新旧结合中发展而来的，所以在民族革命浪潮和文学市场机制的双重语境下，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主义文学和继承了古典气质的通俗小说在文学界不可避免地相遇了。随着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宽，通俗文学与现代学生的生活接近，在《大学语文》课上为学生讲解通俗文学作品，如张恨水、张爱玲甚至是金庸的作品都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我国古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在于诗文，与其相对应的现当代诗歌、散文也应当选择其一进行分析，让学生了解我国文学的整个传承，那么古今诗歌的对比教学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管是现代文学中著名诗人徐志摩、戴望舒，还是跨时代的穆旦、艾青和冯至，甚至是当代优秀诗人舒婷、海子等，都是学生非常熟悉的作者，对他们诗歌的进一步讲解不但有助于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更能让他们在耳熟能详的作品中掌握新诗特色。
（三）外国文学部分
除了我国的文学作品，我们还应该广泛地吸收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优秀文学成果，例如莎士比亚的戏剧、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托尔斯泰的长篇巨著等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学生的文学知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课时不多的情况下，在古代文学部分传授诗词曲赋，在现当代文学中分析小说诗歌，再补充以外国文学的内容，将文学史的知识穿插其中，就能够有重点地进行《大学语文》的教学了。
二、教学目标能运用
很多人都以为《大学语文》就是让学生了解一些文学常识，其实这只是其最基本的教学内容而已，我们还应当在课上培养学生运用文学知识、鉴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一）文学鉴赏能力
教师每讲完一个文学经典专题，就要求学生掌握一种文学鉴赏的方法。《诗经》和《楚辞》作为我国诗歌发展的源头，在教学中应该让学生学会文学探源，指导学生理清文学发展脉络。讲解唐朝诗人的时候，要将诗人置于整个时代文学背景下进行分析，这样可以指导学生学会将作家作品与同时期的诗人进行比较研究。宋词大家基本上都是在词理论中有过重大建树的作者，分析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可以让学生明白理论的重要性。随后进一步发展使得一些民间文学走进了艺术殿堂，很多戏曲作品都有其故事来源，从故事形成的来源上进行文学分析也是很多曲艺理论家们重点研究的内容。
我国的现代文学是和启蒙主义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作为当时文学界翘楚的鲁迅先生，应当将其作品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分析，这就教会了学生在社会历史中寻找欣赏文学作品的方法。在学习通俗文学的时候，我们可以教给学生从分析作家的家庭背景、人生经历的角度去研究其文学作品，张爱玲如是，金庸也是如此。另外，诗歌是我国古今共有的一种文学形式，所以在学习现代诗的时候，通过不同时期的诗歌比较可以教会学生历时地看待文学的方法。而外国文学的讲授则让学生学会在横向上做文学比较。
由此可见，经过不同专题的讲解可以将不同的文学鉴赏方法传达给学生，这比单纯地进行文本解释和文学知识的传授要高明得多。
（二）写作技巧运用
我们通过对《大学语文》课程期末考试试卷的调查可以发现：绝大多数学校的试卷最后一题都是写作题。可是在《大学语文》的课堂教学中却没有专门的写作教学过程，这样就使得教学和考试脱节，所以在教学中我们应该对每一个专题都进行一定的写作技巧培养，这样才能够让学生将所学的文学转换成语言文字的运用。
学习先秦文学有助于学生掌握“赋比兴”的写作手法，学生在学习中完全可以掌握相关的语言能力。唐诗宋词各有特色，无论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还是杜甫的现实主义，他们往往直抒胸臆，所以从这里学习正面描写的手法是很有必要的。与诗对比，词相对来说比较委婉，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清照的“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全都采用背面铺粉的写法，所以在鉴赏词作的过程中学生能够学会侧面烘托的写作手法。现代诗歌明显的艺术特征，尤其是新月派的“三美原则”、艾青的“太阳”“土地”意象，无不指导学生写作时候的语言风格。而元曲、明清传奇故事的曲折性、鲁迅小说主题的深刻性、通俗小说与读者的互动性、外国文学心理独白的描写等都能在不同的教学中影响学生。
因此，我们说《大学语文》的授课过程不但是传递知识的过程，更是培养能力的过程，这个能力不仅仅是鉴赏文学的能力，更是将知识转换成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
三、教学效果会审美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姚斯和依塞尔创立了接受美学理论，该学说认为美学研究应该更加重视读者的审美经验和效果，也就是说读者应该能够与作者产生“共鸣”。在教学中，学生对文学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本身，还应该产生涤荡心灵、提高审美情趣等精神方面的效果。
（一）艺术美的欣赏
入选《大学语文》教材的篇目都是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这其中不乏描绘大自然美丽风光和讴歌祖国的作品，我们从中能够感受到大自然本身的雄壮和秀美。在文学鉴赏的基础上我们会领略到不同的艺术形式，因此，比如讲解金庸小说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学生比较喜爱的影视剧作、漫画、连环画甚至网络游戏等不同的艺术形式与文本进行对比，让学生欣赏到不同艺术形式的不同美感。
（二）人文美的赞颂
美国学者艾德勒・范多伦认为阅读文学名著能“使你成为一名智者，对人类生命中永恒的真理有更深刻的认识”，在优秀文学作品的阅读中我们能够发现作家对人生的追求。在屈原的作品中学生看到了“世人皆醉我独醒”的人格魅力，在陶渊明的《饮酒》里学生明白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尚境界，在杜甫的诗歌中学生追寻到了历史的影子，在苏轼的词作中学生感悟到了人生的哲理，在鲁迅的大作中学生遇到了声嘶力竭的呐喊和内心孤独无助的彷徨，在艾青“太阳”和“土地”的吟诵中学生了解了每个人内心对祖国赤诚的爱……所有的这一切都给予学生心灵上的震撼。所以，经过《大学语文》的讲授之后，学生应当具备也必定能够具备人文层次上的审美能力。
（三）文化美的传承
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不但要与现代文化相适应，更要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因此我们要加大正面的宣传力度，梳理传统的文化资源，综合运用大众传媒等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我国古代有很多优秀的文化传统都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我们在课程中的古代文学部分的讲解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我国很多优秀的思想或多或少地从古代典籍中体现出来。由此可见，学习《大学语文》课程有助于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综上所述，《大学语文》是高校人才培养中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程，它担负着学习知识、培养能力和培养审美情趣的三重作用，我们在教学中只要能够把握住这三点就一定能够使得《大学语文》课程发挥其作用。语
参考文献
[1]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谭少元.高校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的问题及对策[J].语文建设，2013（02）.
众所周知，文学创作是和创作主体密不可分的，它集中表现了创作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审美体验和认识。从古至今，创作主体在整个文学创作活动中的地位都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古代文论始终将对创作主体的研究置于重要位置，深入探讨创作主体的德才和学识、情操和禀赋等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这些因素与作家创作的关联性与复杂性。本文集中探讨的是中国古代创作主体的人品与文品的具体关系。“文德说”是中国古代作家论中的一个很有影响的命题。它的实质是说创作主体的道德修养决定文学创作成就的高低，这在文学史上确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文学现象，先秦开始一直为历代文论家所重视并且不断地加以发挥，“德”与“文”的关系随着其内涵的发展也是在不断地演变。“文德说”就其源，起自先秦时期的言、德之论，它最早出自《周易·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这里的“文德”，不是专门针对文人而言的，不专指作者，而泛指一种美德。《礼记·表记》中说“君子耻有辞而无其德，有其德而无其行。”
这既表明了德行第一、言辞第二的思想，又强调了德、行、言必须统一。虽然“文德说”在先秦并不专指文学，却对后世文学主体论的“德”与“文”的关系发生了直接的影响。汉代王充在《论衡》的《佚文》等篇中明确地提出了“文德”的概念，他说：“《易》日：‘大人虎变其文炳，君子豹变其文蔚。’又日：‘观乎天文，观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为观，大人君子以文为操也。”“以文为操”，就是以礼乐规定的文饰为仪表，而这种礼乐规定的文饰是合乎道德规范的。在《书解》篇中又说到“人无文德不为圣贤”。这里将道德和文章看成一体，当然这一命题也引起了后世批评家们的争议。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文人的感情意念通过文辞都充分表露出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文德”之论的文论家颇多。魏文帝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提出的“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成了一个时期评论文人无德或少德的理论依据。
刘勰的《文心雕龙》除了有很多篇目论及文德之外，还有专篇论及文人品德，其论文人德行的专文是《程器》篇，借用《尚书·周书》上的比喻，说明人材要“贵器用而兼文采”，不能象近代词人那样“务华弃实”，本末倒置，强调文人要注重品德的修养。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对于陶渊明的评价算是真知灼见，准确地论述了文与德的关系。陶渊明不仅诗品高洁，人品也一直为后世的人称道，特别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令人敬仰。因此萧统不仅为他编文集，而且在序言中高度评价了陶渊明的文品和人品，这也是历史上最早的高度评价陶渊明诗品和人品的论文。唐宋时期，古文运动兴起，主张“文以明道”、“文以载道”，强调政治教化的功能，因此对作家道德修养的要求更为强化。唐代的韩柳及其门人对于“文德“作了更深一层的论述。韩愈在《答李翊书》中从古文运动的角度，阐述了学习古文须以“立行”为本，而以“立言”为表。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说明只有“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进入了“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的境界，达到了“取于心而注于手”的熟练程度，并且还要再修养若干时日，“然后浩乎其沛然矣”，才能写出出色的文章。明清时代，文论家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等的观点，尤以宋濂为称首，其《文原》上下篇提出了文章的写作要崇实务本，合义理、事功、文章为一体的主张，认为文章的成败高下不能仅仅从文字上去下功夫、而要从根本上着手，十分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纵向观察，中国古代文论家都把“文德”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主体论的重要内容，认为文品是人品的反映，只要道德修养好的人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因此对于进行文学创作的主体而言必须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这样对于“文品”的提高也有积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论中所出现的“文品”、“赋品”、“诗品”、“诗格”等概念，实质都是与“人品”对应而言的，以“立德”为创作主体的首要条件，古代文学创作中对创作主体德行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文论对主体性的深刻认识，对自身人格及创作的关系的认识。文学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评价它的作用和价值，既不能采取绝对肯定的态度，也不能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而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文学创作的成败显然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毕竟会有一个主导因素制约着，创作主体的品格是绝不容忽视的，主体的品格在很大程度上预先规定了作品审美价值的高低，创作主体借其创作表达自己的情感、表现自己的审美情趣，因此表现主体的情志、个性、理想，始终是文学创作的基本特点之一。所以古代主体论对作家品格的重视，成为一个良好的导向，这使得作家不断地修身养性、加强道德修养，表现自己高尚的情操，这对社会风气的加强、文学的发展都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过分强调“立德”的作用，而忽视创作中的特殊性，这将无疑会阻碍文学的发展，如果完全用“德”、“人品”来衡量一个人的创作成绩，这也是极不公允的。因此我们必须强调创作主体既要重视道德修养，又要不断在实际中开阔自己的学识视野、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坚持不断创作、重视创作中的文辞表达，只有将这几者紧密结合，才有好的文章产生。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应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因此，在语文教学中加强学生的人格教育是语文教师的重要使命。文言文是中学语文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涵着丰富的人文因素，积淀着深刻的人类经验。语文教师应该深刻认识到其在人格教育方面的特殊作用，充分利用文言文加强对学生的人格教育。
一、文言文学习，有助于培养学生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现在不少的学生不爱母校，不爱学习，目无尊长，不怕老师，这与他们缺乏爱国观念息息相关。爱国主义是人格的基石，是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文学作品的一个永恒主题，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始终。在古代文学的鉴赏中，我们可以带领学生去触摸我们民族的伟大灵魂。从《诗经》中的《秦风·无衣》，到王昌龄的《从军行》，到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到文天祥的《后序》等，这些篇章中都表现出了仁人志士舍身为国的赤胆忠心；屈原的《涉江》、贾谊的《论积贮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陆游的《示儿》等文章，也都流露着作家诗人忧国忧民的爱国激情。我们在学习这些文章时一定要引导学生领会作者崇高的精神境界，了解其高尚的民族气节，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古代仁人志士的爱国主义精神，从而教育学生要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把爱国的热情融入平时的学习和工作中。
二、文言文学习，有助于培养学生远大的理想
一些学生在学校里无所事事，浑浑度日，碌碌无为，这是没有理想的体现。理想信念是人格的支柱，也是生命的支柱。古代文学中有着大量的古人立大志成大才的范例，这正可以作为我们教育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的有力武器。在学习《鸿门宴》时，我们可以向学生介绍项羽在看到秦始皇时的“取而代之”的大志；在学习《陈涉世家》时，我们要让学生看到陈涉在佣耕时即有的“鸿鹄之志”；在学习岳飞的《满江红》时，我们可以为学生介绍岳飞少年时即立下的“还我河山”的壮志；学习《宋东阳马生序》时，也应该把宋濂克服困难，苦学成才的故事介绍给学生。让学生明白树立远大理想并为之奋斗的重要性。
三、文言文学习，有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
目前，有一些学生思想消极，这与他们不注重自身的道德情操教育有很大的关系。《论语》中的“立志”、“自省”、“交友”等观点就是极具现实意义的教材，孟子倡导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思想观点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显示出这些道德思想的巨大威力。在学习这些篇目时，我们一定要启发、诱导学生，使其充分领会古人修身养性的方式方法，从而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规范自己的日常行为，开始认真学习。
四、文言文学习，有助于培养学生诚实守信的美德
道德是人格的核心。遗憾的是，当前部分学生缺德、失信行为却不时发生，如考试作弊、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等。因此，对学生加强诚信道德教育非常必要。我们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就应重视挖掘诚信教育的素材，用孔子“民无信不立”，孟子“诚信乃人之根本”，商鞅变法立木树信，曾子教子杀猪取信等古人诚信受益、失信受损的史实教育学生，给学生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从“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孔子到“业精于勤，而荒于嬉”的韩愈；从“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李商隐到“菊残犹有傲霜枝”的苏轼；从“镜破不改光”的孟郊到“生当作人杰”的李清照；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到“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等。古文中的先贤圣哲、至德至言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健全学生的人格魅力大有裨益。此外，文言文中还有很多作品，或歌咏山川，或记述经历，或阐发哲理，或抒怀言志，它们表达了古人对国家、对民族、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如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的《离骚》，苏洵酣畅透辟的《六国论》，文天祥以一片“磁针石”之心而著的《指南录》等。文言文拥有无可估量的教育潜能、审美潜能，只要我们合理地去发掘利用，它就一定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从而丰富学生的爱国情感，增加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
五、文言文学习，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信心
自信是成功的基石。但很多学生没有自信。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吾辈岂是蓬蒿人”的歌唱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信心，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雄心壮志，都可以无声地促进学生自信心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