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1 17:23: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核心问题，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经济社会学的重点是在社会因素上，因此，对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分析立足于对社会因素的分析。与研究方向相关的体系从经济社会学产生开始，经济学至少局限于经济领域，因此，踏出经济领域之外，所有的因素都可以称之为社会。目前，学术界对社会的分析虽然有所不同，但以共同点居多。美国学者斯梅尔瑟在其著作《经济社会学》中，将经济社会学分为：经济与社会文化环境、经济的社会学分析、经济的社会发展三个层次［2］1。徐延辉在《经济社会学百年历程简述》中，结合其它资料进一步说，经济社会学和主流经济学相比有7个不同的标准，具体包括：主题概念、经济行为、行为约束、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分析目标、使用方法和文化传统［1］12。在这些分析中，经济社会学无一不是阐释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当然具体到社会包含哪些领域则有不同的认识。按照学者宋林飞的《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最新发展》统计，经济社会学关注的领域有：人的发展、人的角色、社会保障、消费、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平、社区发展、网络、住房等［3］41。在此，我们主要围绕社会因素展开确定大致的体系：社会各要素之间具有什么差别和联系，这是经济社会学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一般而言，社会要素可以归为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制度等层面。在经济社会学中，所谓的社会则是除了经济以外的因素，因此，经济社会学中社会可以分解为政治、文化以及制度等层面。这种大致的划分并没有太多意义，我们注意到，经济社会学不论处于哪一个阶段，都围绕经济与社会的关联而展开，因此，一些具体的个案研究，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经典著作。经济社会学中，社会各个要素不是单纯的与经济相关的单一指向，如在经济与文化的联系中，也往往与政治、制度等因素相关。社会各个要素的复杂关系为经济社会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社会到经济，这是经济社会学的第一个指向。将社会因素与经济因素联系起来，反思两者的关系，这本来就是经济社会学产生的最重要背景。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同的落脚点看，他们都是以其中的一个方面为基点。从社会到经济，意味着经济社会学要从社会因素中吸收养料，为经济学提供新的方向和动力。因此，经济社会学最终还是以阐释经济为目的。从经济到社会，这是经济社会学的第二个指向。经济与社会的关联，不仅可以通过从社会透析经济，也可以通过经济透析社会，不过，要围绕经济与社会的关系展开，还要突出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关系。
在经济社会学中，不外乎重点强调几种方法，相应形成了一些新的分支。应用历史学研究方法，经济社会学强调的是经济史的研究，相应地从历史文献和历史资源中寻找经济社会学要素。因此，应用历史学方法形成的经济史研究是经济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之一。在经济社会学成长过程中，一些理论，如数据、分析、模型等构成了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分析层面。特别是一些经济学家更加强调数学在经济中的应用，本来这些数据只是进行经济社会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如果一味陷入到数字分析中，则经济社会学即失去了社会意义。分析是经济社会学的一个特点，但也只是为经济学服务的。社会学方法在经济社会学中的应用是最广泛的。从现实生活的各个要素到社会学方法在经济社会学中的应用，处处展现了社会学的影响。经济社会学不同于一般社会学的地方在于，通过社会各个因素的互动以及与经济的关系，对经济问题进行更为深层次的剖析。与社会学方法的应用相应形成的经济社会学成果带有非常明显的社会学特点，在体系上也是具有社会学特征。这一部分内容同样立足于数据分析，同样也有实验，还有相应的社会调查等。社会学方法应用形成的成果是经济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与核心问题相关的体系经济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是经济与社会的关系，这是公认的事实。在这一问题的延展下，具体是如何展开对经济与社会关系的考察，以及采取什么样的视角和方法进行考察，这对于经济社会学的体系会造成什么影响。美国经济社会学的奠基人尼尔•斯梅尔瑟在《经济社会学》中对于经济社会学是这样界定的：“经济社会学就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参考框架、变项和解释模型，研究同稀缺物品及服务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有关的复杂行为。”［2］51在这个最为认同的解释中，经济社会学的原初意义就是利用社会学方法处理经济学问题。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冠名以经济社会学的各种著作中，在研究领域上并非是利用社会学方法考察经济问题这么简单。以“新经济社会学”为例，传统的关于社会的分类显然不能适应新的研究，因此，“首先关键的任务，乃是区隔出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差异，并藉此建立自身的理论原则与论述的正当性。”社会的新变化以及理论的不成熟为经济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带来了新的困扰，无论是旧经济社会学，还是新经济社会学，都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并与社会接轨。经济与社会的关系，这一经济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之所以难以细分，从其历史发展来看，实际上展现了经济社会学自身不断完善的过程。在面对社会不断变迁以及新经济现象层出不穷、日益复杂的情形，经济社会的理论远远落后现实，这也造成了学科发展的局限。从体系上而言，经济社会学首先是从理论上确定方法，然后才确定学科范围的。目前，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的确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仍然是一个非常模糊的问题，因为它仍然处在不断发展中，而不像其它的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方面都已经定型。在经济社会学体系化的构建中我们需要明了几个问题：（1）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是围绕经济与社会关系而展开的，因此，其体系化也必然与这个核心问题相关，所有的落脚点都是为了阐明经济与社会的关系。至于利用社会学分析的非经济现象，虽然被认为是经济社会学的领域，但并不属于经济社会学的基本体系。（2）对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进行阐释而衍生出来的一些新知识，包括在应用的方法上，有时存在着矛盾的倾向。我们应注意到，社会学同样可以应用数学解释经济，这是不矛盾的。经济学高深的理论必须要同社会实际相结合才能突出经济社会学的内涵。（3）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乃是随着时代和社会发展而不断前行的，旧的社会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横向了解体系的方面，同时，我们看到这与现代的经济发展状况存在很大差别，新经济社会学在某些方面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决不能仅仅局限于社会学领域，毕竟经济社会学所谓的社会不是和社会学的社会有所不同。（4）经济社会学中的社会范围非常广泛，因此，还可以从组成社会的因素中找寻经济社会学的各个分支，这对于构建经济社会学的体系化有很大帮助。
作者：徐红霞 单位：烟台职业学院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经济集聚城市化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时候，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关注城市经济问题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城市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当时不仅有城市“劳动分工”说(AdamSimth,1776)，而且还盛行另一种可用以解释城市的经济学说——古典区位理论(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后，城市经济学不仅没有在马歇尔天才的综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却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徘徊。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多次试图推动城市经济学的勇敢的努力，但它们最终均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到了199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经历了一番反思和调整之后，终于涌现了两股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参见图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之后，城市经济学却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具备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诞生。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为什么却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相对沉寂，甚至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曾经出现了几次试图将城市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为什么它们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再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再次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回答，本文将按如下顺序组织：第二部分回顾并评价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简评以屠能为代表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及其与城市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对新古典时期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的种种努力进行评述；第五部分对近年来十分盛行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进行评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对城市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二、“古典劳动分工”说——最早的城市经济学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有关城市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无疑是城市出现的先导，而专业技能的提高和产品开发无异于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很显然，这已经是最早的有关城市的经济学说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380年)则遵循着色诺芬的这一思想路线，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柏拉图写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种对劳务的相互交换，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们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图的这段话为城市产生于专业化和分工确立了经济基础，并奠定了交换理论的基础。很显然，在柏拉图那里，是专业化创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确立了互惠的交换，在这当中，城市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的相当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专业化有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又提高了这里的工人们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17世纪、18世纪，“古典劳动分工”说在解释城市问题时仍然占据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认识到，大城市与劳动分工的内在关联以及专业化的好处等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只有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独一无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方面，“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这里，分工的结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都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地谷物的全部价值。此外，他们还节省了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
在这里，斯密不仅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好处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进行了阐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页)的一个简单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则更为直观，其中，k代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p代表劳动生产率，w代表实际工资率，g代表物质增长率。很显然，在实际工资率w给定的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城市的经济或财富增长便主要取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比率k和因分工扩大而导致的生产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来，k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由此看来，斯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统地从劳动分工角度来论述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经济学家。
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优点在于：它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的好处、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等看法均颇富创见性，但由于这些阐述比较零碎、散乱、没有模型化，因而其内部组织和架构颇为散乱，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传播。
三、古典区位理论——城市经济学的摇篮
进入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在当时的后发展中国家——德国——萌发，工业革命的迹象已经凸现，但农业经济仍占据德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对城市周围农业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定程度上的接纳。虽然屠能(VonThunen)开创的理论(TheIsolatedRepublic,1826)阐述的是农业土地利用和地租问题，但从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力作。
在屠能的理论中，一个孤立的城市（镇）作为整个农业生产布局的中心事先给定，在它的周围布满了为它供应农产品的农户；同时，每一种农作物的产量和运输成本也各不相同，相应地，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着农户与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并且每一个体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农户之间相互竞争土地的结果，将使地租从中心向由高向低依次递减，直至为零。由于每个农户将面临地租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并且不同作物的运输成本和产量也各不相同，因此，农作物的生产将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给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观的结果。该图横轴代表距离中心城镇的距离，纵轴代表租金。图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竞租曲线”(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给定的距离时农户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实线组成的包络线定义了租金级差。该线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者愿意比别人出更高的地租，结果便会得到图下半幅同心圆式的种植圈层。越靠近最里层，土地的租金就越高，运输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为零，但运输成本最高。
从上看，屠能的理论似乎仅能对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化的解释，比如，它能解释不存在李嘉图式肥沃程度差异条件下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释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农户售卖农产品所得的价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然而，该模型在多方面的扩展也使得它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的一块理论基石，比如，该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问题，这构成了后来的“新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时期，通过建立有关集聚经济的模型，该理论又可以被扩展到探索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内生形成问题(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农业时代，当时盛行所谓“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经济，这也许正是他的模型能够与以竞争范式为特征的诸多新古典应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与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用劳动分工解释城市经济问题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的实质则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作为分析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所谓“离心力”。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的所谓“向心力”，他的模型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释，这样，有关城市为什么形成以及怎样形成的关键思想便被他人为地假设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区位理论形成了两个基本分支：第一个分支是要考察：在给定所有其他“经济人”区位的情况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经济人”的成本问题，也即“最小成本区位问题”。该分支主要由韦伯(Weber,1909)、艾萨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萨卡世塔(Sakashita,1987)、贝克曼(Beckmann,1987)、师叶和麦(ShiehandMai,1997)等继承和发展；另一分支则要考察：在给定厂商相互直接竞争的条件下，厂商们如何寻找最佳的区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条件下控制它们的市场区域问题，也即“中心地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该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纳(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经济问题的某一方面，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能够解释厂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趋势，克里斯蒂纳的“中心地理论”能够解释城市体系在具有不同区位的市场区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们在解释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均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们在解释城市区位问题时大多借用了物理学、几何学而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结果便在客观上限制了它们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中运用了“物料指数”、“位置权重”和“劳动系数”三个工具来解释工业区位中的最小成本问题，但该决策问题中的决策者到底是谁，是一家工厂还是企业主？如果是厂商，它是私人厂商还是其他？韦伯对此并未给予任何交代，换句话说，韦伯所说的最小成本问题既不是关于理性决策者如何做出合理决策的问题，也不是这些决策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问题，因此，严格地说，韦伯的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没有多大关联（Krugman,1995）。还有，克里斯蒂纳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论”讲述的是在权衡了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后，生产者决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结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提品，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个体相互影响的决策问题，但是，它没有给出明确的决策者是谁，也没有言明决策者决策时的市场结构或者厂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问题，因此，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心地理论提供的是某种纲要，一种可以把你对城市系统的思想和数据结合起来的方法，而没有提供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结构的经济模型”。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中的很多变量均表现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区在空间上是不连续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规模后可能会停止增长并在它的周围产生出更多的中小卫星城，还有，由于外部性的影响，一定量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经济活动具有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难完全体现在商品的买卖价格上，这样，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便无能为力，而应该用专业化和分工的方法来求解。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古典区位理论均在一个轻松的假定中将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总之，古典区位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时调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础上，它所作的假定与农业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小城镇经济相匹配，但是，当工业经济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识、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优势日益彰显的时候，它难以对城市经济的核心——城市形成——做出解释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结果，古典区位理论便走进了其理论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时期的城市经济学——无能而无奈的努力
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基本处于沉寂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区位理论一样，均与完全竞争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相容，这就决定了它难以对城市经济活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人理性，对价格和彼此之间的活动具有完全知识。企业被假定为规模较小、不能行事其权力的价格接受者；生产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场上交易，因之生产者能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支付全部费用，而消费者除非得到合理补偿，否则不会被强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极小的数量进行生产和消费；最终所有的经济活动在价格机制下均达致最优的均衡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经济是个非常不完善的领域，也即它以广为分布的外在性为特点，因此，客观上看起来比较理智的资源分配事实上很难办到，此外，城市的投资和生产倾向于“大批量、大规模”，这很难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相容(参见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以空间上的集聚为主要特征，这样的客观现实均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报酬递减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马歇尔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界流行的数学方法是所谓的“微积分法”。微积分法对于处理完全竞争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传统新问题得心应手，可对解释地理空间、城市等具有非线性特征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用于处理城市和空间问题的数学工具——非线性规划、库恩—塔克条件等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先后出现，这样，在经济学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好满足于现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构筑城市经济学的大厦，结果便导致了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时期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演进：第一条路径主要是继承所谓的“马歇尔传统”，将城市经济问题放在“外部经济”这一黑箱中来处理，从而演绎出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的诸多文献；第二条路径便是对屠能的理论进行简单地扩展和修补，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新城市经济学”的工作。
（一）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城市
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现象的始作俑者是马歇尔，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而且首开了运用“外部规模经济”解释空间集中和厂商相互接近的优势，“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区位时，他会是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相互从临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得到良好的市场”。
更一般地，马歇尔所说的同一产业的厂商相互毗邻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以支持专业化的投入品生产者；第二，雇佣同一类型工人的厂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劳动市场蓄水池的作用，也即当一个雇佣者的经营不好时，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类似的工作，反之，当他经营好时，又可以雇佣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厂商之间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马歇尔对城市或工业集中问题的处理法，给那些试图进行正规模型化的后来者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术方面的，还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则它会通过直接影响个人的效用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其作用，从而它与竞争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将影响以价格机制作为交易中介的厂商、工人和消费者，比如，厂商相互临近可以相互借债、融通资金，但是，当他这样做时，一定会与整个经济的微观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的程度、厂商垄断权利的强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金融外部性与完全竞争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实也许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所说，正是由于技术外部性与竞争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定集聚来源于技术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临的模型化难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此后的城市经济学在劳动分工之外的另一条道上越走越远。
比如，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为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例如，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两难冲突，其结果是最优的城市规模由此给定。如图2所示，该外部经济的净效应产生的城市规模与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现实中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规模的城市？亨德森争辩说，不同产业的外部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经济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城市规模，与具体的产业关系不大，比如，钢铁产业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经济的回旋余地也大，轻纺城市则相反，最终，轻纺城市的最优规模在O点，金融城市在P点，但不同类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将达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他通过假定将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布局在中心商业区来论述城市集聚现象。也就是说，他不能真正从微观主体相互逐利的结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诉诸于一个人们其实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匣子——外部性——来解决问题。比如，他在论述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时，依赖一个假想的大型开发商或者城市发展商来解决问题。从现实和理论来看，发展商或城市开发商均有内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趋势，这一点肯定是对的，因为内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让开发商或者发展商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该大型发展商或者开发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又来自哪里？作者对此含糊其词，并没有给予多少解释。因此，尽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几者均多前进了几步，但他在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经济学模型一样的错误。
（二）“新城市经济学”
“新城市经济学”(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其经典模型是一个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该中心被假定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该城市拥有一个事先给定的中心商业区（CBD），它规模既定，从每一个方向远离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是土地和居住区，居住区被假定为一维空间；该城市地区人口给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业；唯一的交通成本发生在居住区与中心商业区之间，中心商业区内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义为对中心商业区复合商品的消费和土地的消费；均衡时，消费和价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结果，城市的规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条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时间以及农业对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内生决定，土地价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区位等均由模型内生决定。
虽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经济学前进的征程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也产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见，比如，比如，它运用了经济学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将厂商、消费者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看待，又如，它的结论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优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与中心商业区的距离的函数，而该密度问题很可能与交通体系的拥挤有关；还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经典模型和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单中心城市(mono-centric)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解释：在工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城市为什么会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会形成很多居住区和农业区。换句话说，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样，均不能将城市的形成作为一个变量而内生决定，而中心内生这一点在工业经济时代却变得比农业时代越来越难以回避。尽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成了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此之前，城市经济学零星、散乱、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释力差、适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经济学开始拥有较为完整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分析工具较为先进、模型内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释力和适用面大大扩展。很显然，城市经济学在“新城市经济学”之后作为一门具备较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真正诞生(Mills,1998,pp.1-11)。
总之，如前所述，传统城市经济学只提供了经济活动如何在城市周围扩散开来的有关理论，而没有提供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城市集聚起来，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正构成了传统城市经济学的共同缺陷。毫无疑问，对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区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讨无疑将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五、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两股试图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联系和互动大大加强，这样，以研究单个厂商乃至一个行业的规模和资源配置问题为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难以适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个以空间上的集聚、交易成本节约、分工和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城市化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主载人类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能深刻、完整地解释和分析城市内生演进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经济学已成为时展的客观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有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等，所有这些发展均在客观上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为例，在该模型出现之前，城市经济学在“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视野内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在该模型解决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以后，有关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经济问题变得可以处理了。因此，该模型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鲁格曼和维纳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们的学生等为代表，其主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城市中心的内生性，还有，为什么在特定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福基塔和欧格华(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论证说，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区位同时决定的话，就必须在一个没有外生给定中心的区位上进行研究。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决定城市区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弃完全竞争而采用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投入会带来网络正外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新经济地理学所说的“城市中心的内生性”就是“集聚经济”的另一侧面。那么，集聚经济的源泉又来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释说：第一是非市场相互作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知识的共享，这会产生区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邻效应”(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垄断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其中厂商生产差别化的产品，而消费者则偏爱多样化的消费；第三，由于相互竞争的厂商在地理上的毗邻，便会产生所谓的战略外部性。正像一个铜板有两个面一样，集聚经济既是中心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由于集聚经济在产生正外部性的同时会带来两个“冲突”，第一是集聚带来的效率的提高与相应的内部运输成本的提高之间的两难；第二是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与其他城市之间的集聚的两难。总之，当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达到饱和时，它便会让位于拥挤、污染等“集聚不经济”，从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开始占主导，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网络化的城市体系会形成。
“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这样一些优点：首先，它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城市经济学核心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地解决；其次，它运用了非常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假设，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合理地解决了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空间外部性之间的古老难题；最后，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更高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低程度的差别化与城市分散对应，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高程度的差别化与集聚对应，这些结论大多已得到实践和现实的检验。然而，它也存在缺点，比如，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和生产者截然两分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虽然恰当地降低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但是，因为城市经济活动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事实，而使它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种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经济很可能与多种因素的集聚相关；最后，它不能预见很多与城市化进程共生的现象（杨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该模型能将地理学的生产布局理论、主流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结合在一起解释城市的出现和城市化进程，所以，它却为以后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线索和参考素材。
（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主要有这样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这些模型虽然数目较少，但内容丰富，且隐含了很深的政策和应用意义。
(1)从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经济的独特角度解释城市经济现象。在这些模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虑了不完全竞争和分工经济，从而内生化了城市的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交易效率优势、城乡低价差别以及与城市化进程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在这些模型中，第一，专业化经济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则它的报酬便是递减的。而专业化经济的报酬是递增的，它不仅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能内生出产品的多样性。第二，每一对“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将会引起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自发演进到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状态。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能通过缩小“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而使市场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第三，在新兴古典城市经济框架中，市场的功能将更加复杂，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这个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不仅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商业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化本身不过是专业化和分工程度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发生变化和改进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产力就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正是这个正反馈机制不断推动城市和城市化的进程。
(2)这些模型的内生程度更高，解释力更强。第一，它合乎逻辑地解释了城市的出现。在城市起源说中，既有“军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说，也有“社会分工说”，还有“私有制说”和“集市说”乃至“阶级说”和“宗教说”，但是，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相结合来解释城市的出现既能从整个社会分工网络的角度解释城市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又能从个人自利决策的角度解释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经济根源，因而，该说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说”更具说服力；第二，这些模型可以解释与城市化进程中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比如，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在城市生产的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相对比率的提高、每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职业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场范围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的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和每种产品生产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鲁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虽然也能解释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因为这一点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给定。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恢复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思想零碎模糊、体系组织性、逻辑性差、难以模型化等内在缺陷，能在一个具有严格组织体系的框架内将过去城市经济学的很多核心思想组织起来，此外，它的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很多现象能给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复杂程度较高，还有，很多人批评它的假设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比如，程炼，2002），另外，它的相关经验和政策分析还很少，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在经济学界的传播。
六、结论与展望
一部城市经济学的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失败的累积史。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洞见就是劳动分工对经济发展、城市和国民财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么重要的思想却在马歇尔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遗弃。同样的是，以屠能等人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尽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现实，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漠视”；在此之后，虽然也曾有些经济学家拿着锐利的分析工具，试图为将城市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不懈努力，但无情的现实却将他们远远抛弃；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痛定思痛的城市经济学家们终于抓住了城市问题的症结，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经济学的锐利武器，于是，过去几个时代的陈旧思想似乎一下子复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们去做的也许只是记取这些经验和教训，保持一个清醒、理智的头脑。:
首先，简洁的数学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学科的共同特点，要想使一门学科步入科学的殿堂并成为后人传承的经典，模型化也许是不多的几条出路之一。因为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不仅能为给定的理论模型提供从假设到结论的最简捷和有效率的逻辑链条，而且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多次的反复假设和检验来剔除模型中非本质的因素，并更快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大大提升一个理论或者模型的严格和内洽程度，从而加速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很显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关城市与劳动分工关系的学说尽管颇富原创性和说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进行严格的定义，且其理论没有用数学逻辑很好地组织起来，所以，它们只能是一些缺乏内部组织和秩序的理论片断的集合体，结果，在马歇尔对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这一缺陷便在客观上阻碍了古典城市经济学说的发展；一个可作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经济学”理论，虽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时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业区外生给定，但是，由于它拥有较为系统、严格的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基础，并且其模型均从“经济人”自利行为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导而出，所以它反而成为城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其次，一个理论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标多么宏伟，也不管它的假设是多么地不符合现实，但是，只要它能预测和解释现实，它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时代是典型的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时代流行的是所谓的“报酬不变规律”，城市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论虽然在解释城市形成时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现实，因此它是那个时代最具解释力的模型；与屠能相比，“新城市经济学”似乎显得比较幸运，因为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分析工具在那个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没有观察到现实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多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没有把握住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结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而未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笔者之所以相信“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可能有较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把握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报酬递增——以及相应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竞争、专业化和相应的数学工具。
再次，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质问题、根本问题，也是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寻找并把握核心问题，把握其规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视次要问题。古典和前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分工与城市关系的学说以及古典区位理论被时代遗弃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因为他们观察到了一个当时时代里并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并且当时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当时的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而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的兴起则是时展的必然，因为当代的社会已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城市已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而理解城市的内生形成已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和重点。同样的是，新古典时期用外部性来解释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经济学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区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将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放进一个人们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箱中而试图掩饰自己对城市经济学问题的无能和无奈。
最后，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综合、调整和融合的新时期，一方面，过去的传统理论不断在新的躯体上复活，比如，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就借用现代的分析工具——超边际分析——将前古典和古典时期的城市与劳动分工的理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再现在世人面前，新经济学地理学则在屠能的地租理论、缪尔达尔“循环累积”(Myrdal,1956,1957)、马歇尔“外部性”、赫希曼的“产业关联”(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城市经济学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断涌现，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将计算机模拟、演化经济学以及动态学来描述城市的演进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论则借助于非线性规划和库恩－塔克条件甚至计算机模拟等来建构起理论模型。还有，不同理论之间已经在某解关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均看到劳动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将主要由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组成：第一，两者均有一个比较接近现实的分析框架作为支撑，前者以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集聚经济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劳动分工、专业化和不完全竞争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两者均拥有一个具有相当高级的数学工具作为支撑，前者以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后者以超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第三，两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同时这两个学派又均熟知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演进路径。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城市经济学派的复兴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某种回归，而且是对过去的古典区位理论、新城市经济学、以亨德森为代表的用外部性对城市的解释、经济地理学经验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的总结，同时也是对过去城市化理论的某种综合和超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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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验经济学是过去三十年中经济学发展最快的分支领域之一,近年来，田野实验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加快了经济学的实验化进程。可以说,经济学家已经越来越依赖于实验来理解和解释经济现象与行为。不过这一状态来之不易。实验经济学一直是在驳斥与怀疑之中成长的，直到现在,围绕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论而展开的争论也还在继续。本次访谈邀请了当前国际实验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丹尼尔?豪瑟（Daniel Houser）教授和在方法论上造诣颇深的罗卫东教授就实验经济学方法上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阐述，内容涉及实验经济学为什么会兴起并获得发展,实验室实验所面临的人工性、外部有效性方面的质疑,实验室实验、田野实验以及自然实验之间的关系,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等核心问题,两位教授还对未来实验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关键词］ 实验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 实验室实验； 田野实验； 方法论
The Rising and Challenge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Daniel Houser1 Luo Weidong2
（1.Department of Economics，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Fairfax 22030， USA；
2.College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Experimentation has been extended to almost every subfield of economics,including microeconomics and macroeconomics.Since the 1980s,economists have come to increasingly rely on experiments to explain and predict economic phenomenon.However,it takes mainstream economists dozens of years to turn their attitude from questioning and rejecting to accepting and supporting.This was partly due to the great efforts exerted by experimental pioneers,but more important was a result of the paradigm shift that occurred in economics in 1980s when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was challenged by alternative theories such as Game Theory,Industrial Organization,and Public Choices,etc.
Nevertheless,many critics are calling into question the artefact,reality,validity,especially external validity of laboratory experiments.Lab experiments,indeed,are not the solution to every question,especially those questions that involve interactions amo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or involve contextdependent variables that could not be randomized.But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questions and theories that are not specific to a group of people or a place or a context.Lab experiments are an excellent tool for these questions.Its noteworthy that the uprising of field experiments in the last decades has offset the weakness of lab experiments to a large extent.When feasible,the natural field experiment is an ideal kind of experiment that combines the advantages of both lab experiments and natural experiments because the subjects do not know that they are participating in an experiment.
Experimental economics is developing quickly.However,it is not driven by criticisms and pressure from outside,but largely by the interaction of experiment and theory from inside,especially from the interdisciplinar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ister subfields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and behavioral economics.Although they have different emphases,the divide between them is increasingly narrowed.Experimental economists and behavioral economics(and psychologists) are recently increasingly interested in thinking about the same kind of questions.Indeed,some researchers would find it difficult to classify themselves into one group or the other.They start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employ the cumulative knowledge of both subfields in their research.The emergence of Neuroeconomics is a typical example.Neuroeconomics is an area that bridges the fields of psychology,economics and neuroscience.It is question and interest,not method,that dir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subject.
[论文摘要]：经济增长问题是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內容，长期以来，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思想。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各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各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经济高速、稳定、持续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关于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定义有不同的观点，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也即实际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济增长是指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加。
其实，每种定义都有其优越性，如果要研究一国经济实力的变化，那么实际总产出就具有重要性；如果要研究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那么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就有决定意义，在本文中，我们将经济增长定义中的实际产出的持续增长放松为实际总产出的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学中争议最大的领域之一，长期以来，为了对经济增长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论述最早见诸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从那时起，经济增长就一直没有被经济学家所忽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增长便成了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经济增长理论有了极大的发展，各种理论相继出现下面对主要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进行简要地回顾和分析。
二、世界各国经济理论对比分析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它的某些结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有用的；有些观点，如同最初出现的那样，至今仍是争论的话题。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英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处于一个大变革时期，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经济学家必须对工业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基本促进因素及其发展结果予以科学的解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在古典经济学家中，对经济增长间题论述较多的主要有魁奈、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但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是斯密和李嘉图所提出的增长理论。
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66)一书中，最早论述了经济增长问题。其增长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引入了劳动分工；二是区分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两类劳动，他认为生产性劳动占全部劳动的比例以及劳动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决定国民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斯密同时强调，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与需求之间建立了互相促进的关系，对一个人劳动生产物需求的增长会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以及他对其他人的劳动生产物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生产性”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即可生产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则不能够。经济增长能否维持下去，取决于全部劳动者中有多少劳动者愿意从事生产性的劳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的增长能够持续下去的原因，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1817)中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个重要的概念：报酬递减规律，他对增长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指出经济增长最终将趋于停止，即达到所谓的“停滞状态”；二是将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说明了国民收入分配在经挤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在土地上增加投资，得到的回报会不断减少，因此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经济增长最终会停止。决定收入分配的力量同样也会导致经济增长最终走向停止，这是因为劳动力生产出的剩余中，资本家的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方面减少了储蓄，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减少了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投资和积累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关键原因在社会产品中绝大多数被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不是生产性投资，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增长过程遵循收益递减的规律，经济增长过程从长期来看将趋于停止，最终结果是一种停滞状态。但从那以后的200余年里，经济发展并没有出现停滞的迹象，这表明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科学。后来的经济学家指出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是他们关于规模收益递减的假定。他们没有观察到技术进步，只把增长过程看作是人口增长和资源消耗与资本积累和市场扩大之间的竞赛。
(2)新古典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核心问题始于50年代末索洛等人建立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索洛(RobertSolow)的《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1956)和斯旺(TrevorSwan)的《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1956)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由索洛最早提出的增长理论源于对哈罗德一多马增长理论中缺陷的修正，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缺点之一是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对于一个给定的储蓄率，能够实现均衡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只有一个唯一的数值，但是实现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的条件除非特殊情形，一般很难实现。所以，即使经济能够沿着一条均衡增长的轨道向前发展，那么这条轨道将犹如“刀锋”，一样狭窄，一旦偏离这条轨道，经济增长的路径将表现为累积性的经济扩张或经济收缩，为了克服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局限性，索洛、斯旺、米德和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类新的增长模型，这类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认为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刀锋”式的增长路径是可以避免的，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生产中的劳动与资本的配合比例来实现，同时，索洛等人还指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不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而是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索洛的增长理论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但其理论框架却比较简单而又极其精致，索洛等人的理论模型的核心是关于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具有下面的性质：
(i)规模收益不变；
(ii)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
【关键词】保罗·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空间经济
一、空间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空间经济学的发展大概有180多年的历史，生产区位理论是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首先，德国的经济学家利用比较成本学说和地租学说，始创了古典区位理论。其代表学者冯·屠能驻足农庄十载研究农业的区位问题。冯·屠能所持的理论强调的是在农业的布局与经营的方式上，与距离相关的地租与运费是最为重要的首要因素。此外对空间经济学产生较大影响的学者有劳恩哈特和韦伯。劳恩哈特构造了一个区位三角形，寻找使“里程运费在生产的区位中必须保持平衡”的最小值点，即区位三角形的极点。阿尔弗雷德·韦伯创立了工业区位理论，他在该理论中阐述了严谨的原理与规则，搭建了完整的理论框架，此外他还指出了影响工业具体区位的要素。
其次，在20世纪初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各企业为了获得利润开始高度关注区位选择的问题。在该领域研究的学者越渐增多，其代表学者提出的理论具有很深的影响力。恩格兰德尔和普瑞德赫尔两位学者把区位选择融入价格理论进行研究。帕兰德创立的不完全竞争空间市场理论成为区位选择的高层次的发展阶段。而德国的一位著名地理学者克里斯塔勒，提出了著名的中心地理理论。此外德国的经济学家勒什在克里斯塔勒建立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把中心地理论加以完善从而建立了产业市场区位论。以上的理论属于古典区位理论，主要利用完全竞争市场的价格理论来研究微观主体的最优区位选择问题。
此外，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种分析方法和理论的逐渐成熟，则新古典区位理论问世了。新古典区位理论更接近现实，其核心是宏观最优区位选择过程中一般均衡问题而不是只关注区位选择时局部均衡问题。所以新古典区位理论提出了“网络区位”。该时期的主要代表学者有雅克·弗朗科伊斯·斯塞和凯克尼等。
二、克鲁格曼对空间经济学的贡献
尽管区位理论拥有长久的历史，但是长期以来，空间就一直没有能够被成功地结合进经济理论的主体之中，其主要原因在于空间经济的两个最重要特征即运输成本和生产与消费的报酬递增在标准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中双双被抽象掉了。1977年，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性”（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Diversity），建立了一个分析垄断竞争的一般分析模型（简称D-S模型）此模型成为解决运输成本与报酬递增等一系列问题的强大而有力的工具。克鲁格曼利用该建模技术发展了新国际贸易理论。在新国际贸易理论中，他把固定规模报酬这一传统假定去掉，于此同时提出了规模经济，他指出在规模经济和收益递增的驱动下，由于产出规模扩大而带来的生产成本下降，促进了各国通过发展专业化的贸易提高福利。除此之外，他还指出贸易与区域发展是分不开的，他在贸易理论与区位理论两者之间建立了联系，从而很好的利用运输成本和外部规模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析并解释了区域中心与格局、区域的工业集中等空间经济问题。1991年，克鲁格曼在“报酬递增与经济地理学”中，创造性的创立了新经济地理学核心模型，又称核心-边缘模型，该模型的创建把空间经济融入了主流经济学当中，从而带动空间经济学实现了质的“飞跃”。
尽管经济学家在早期就开始关注区位与贸易地理和微观主体之间的关系，但一直以来经济地理学并没成为经济学的一部分。然而保罗·克鲁格曼的巨大贡献使得经济地理学融入主流经济学，更改了主流经济学忽略空间结构的历史轨道，进一步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在保罗·克鲁格曼的倡导下，许多经济学家投入空间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并且得到很多经济学家的认可。
保罗·克鲁格曼的另一个贡献是开创了一种研究的思路，该思路指的是通过引用规模报酬递增来分析并解释了集聚的模式，这样使得经济地理学中的多种不同方法彼此连接从而形成了统一框架。保罗·克鲁格曼所创立的经济地理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是建立在三个理论基础之上的：首先是关于规模报酬递增；其次是建立不完全竞争模型；最后是关于运输成本，保罗·克鲁格曼使用了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创建的冰山理论，通过一系列假设建立了上面所提到的核心-边缘模型。经济地理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极大的促进了经济学科的发展。引进空间的概念后，在进行经济学分析时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同时思考和研究，将区域经济，产业经济，贸易等众多领域的经济问题都能归属于同一个框架之中。
三、空间经济学应用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考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各异。80年代以来，我国也有学者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称之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但是我国的区域经济学在研究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没有构建出来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大多数研究的是关于实际问题和任务的对策性研究，研究的重点核心内容是区域政策，区域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较为统一的认识，于是在理论方面目前还是没有形成体系。二是缺乏微观理论基础。三是区域经济分析的逻辑前提不清楚。四是区域经济发展理论问题：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来自于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区域产业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经济学；区域空间结构理论来自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关于区域经济的核心问题（区域经济发展）还缺少自己的理论。
因此，区域经济学此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建设是我国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中之重。目前克鲁格曼建立的新经济地理学对于我国学者进一步研究区域经济学以及区域经济学科理论的搭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可以很好的描述并解释非均衡发展区域、地域集中和增长极的快速增长；可以分析并阐述区位与产品的差异，公司如何选择自己的区位；分析空间的比较优势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贸易模式；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关系等；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现实的区域经济问题例如改革开放梯度推进的空间决定因素、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地域差异比较、中心地区的现实选择、参与经济一体化的利弊分析等。
尽管有人指出该理论有些抽象，而且缺乏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但在保罗·克鲁格曼对该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引领下，空间经济学不但可以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学科，而且为中国这一强大的发展中国家进一步研究和发展空间经济学起到了极为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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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辆汽车，叫中国经济；在驾驶座位上猛踩油门的司机，叫中国政府；车轮与地面之间缺少摩擦，在经济学中叫流动性陷阱。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失速。民间失去了投资兴趣，出口失去了竞争优势，产能过剩、需求不足，企业经营环境急速恶化，消费情绪也受到影响。面对增长的挑战，中国人民银行放弃了近年不成文的轻易不动利率杠杆的规矩，一个月内两降基准利率。连同准备金率的下调和信贷政策上的松动，中国的货币政策出现了全方位的宽松。
核心问题是民间投资意欲低下
然而政策基调的改变,并没有为经济活动带来预期的刺激效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民间投资活动并未因政策转向而趋活跃。传统智能所言：一放就乱,一管就死,这次却没有乱起来。除了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项目外,投资领域依然是万马齐喑。
中国经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增长失去了拉动效果。流动性陷阱,是由凯恩斯首先提出的,指当利率水准十分低下时,进一步降低政策利率无法改变市场利率,也无法激起企业的投资欲望。个人的消费欲望,加码放松货币政策并不能刺激经济活动。在现代社会,不仅利率政策而且流动性政策,均可能在极端货币环境下,失却乘数效应,失却对经济的杠杆刺激作用。
目前中国经济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民间投资意欲低下。这背后有许多结构性原因:成本飙升，产能过剩等。制造业曾经是民间资本的擅场,但是如今正面临经营成本不可逆转的上升,而有利可图的服务业领域许多却不对民间资本开放。
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资金成本过高,而是投资空间缺失。银行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流性不足,而是优质借贷客户的减少。结构性问题不解决,空踩利率及存款准备金率的油门,并不能使经济从沙坑中爬出来。
应开放服务业、减税及寻求制度上的突破
陷入流动性陷阱的,不止中国一家。日本已在陷阱中挣扎了20余年,美国、欧洲亦身陷其中,究其根源,乃政策对应上的失误。日、美、欧,各有各的结构性矛盾,但是政策决策者却避重就轻,试图用反周期性货币政策来解开经济的结构性死结。天量的货币扩张,曾一时性地纾缓了经济痛楚,但是并不能拆解结构性难题。在此过程中,货币政策的剂量愈开愈大,边际效果却愈来愈差,隐含的金融风险更以几何级数上升。
指望人民银行减息降存准来提振市场情缩的人们,一定会感到失望。货币政策会进一步放松,不过它们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对企业盈利的帮助却相当有限。踩在油门上试图用蛮力将汽车开出沙坑的脚,貌似孔武有力,其实挺绝望。
财经类的论文有一些共性特点，任何一个论文都要有严格的基本特征和内在逻辑，只有这样才能让论文形成一个完整的骨架。而经济学论文由于兼具了数学、文科和社会科学的特点，论证逻辑要求更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财经专业的学生专业毕业生而言，想要写好毕业论文或者经济学期刊论文，首先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对于经济学论文，经济学研究方法是必须的。
经济论文基本特征:经济论文是指一般在论述上具有经济价值的文章.这种文章的特点，就在于它的主题必须紧密地联系着国民经济总体。其语言的运用也必须符合经济活动客观规律的要求而不是违反经济规律，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它跟自然规律有不同的地方。自然规律并不要求人的活动才能起作用，而经济规律却要通过人的活动才能起作用。人们在行动中运用经济规律，常常是以认识经济规律为基础的把人们的行动化为书面语言，即形成了经济论文这种文章形式。正确地表达社会主义各种经济规律，是写作经济论文的核心问题。
经济论文分宏观和微观两种.宏观经济论文以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考察对象和写作对象。提高宏观经济效果，主要靠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调动人的积极性和提高企业的生产技术以及经营管理水平.
写作经济论文需要注意它本身的一些基本特征:
1.科学性.即必须符合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在理论上有指导意义;
2.政策性。即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3.实用性.即体现出经济工作的实际效益，能产生实用价值;
所以，作为财经专业毕业生，需要能深入浅出地表述论文的观点。在加强分析、找出理论依据的条件下或用已知熟悉事物去解释和说明未知的新观点、新做法，或用形象来说明抽象，用具体来说明概括。这就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些简单介绍，希望同学们掌握。
当前的经济学现状可归结为两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十分盛行，这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上即充分彰显，如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丹尼尔·卡纳曼就认为自己是心理学家，而非经济学家；另一方面是经济学被批评为支离破碎，这尤其表现在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关联不足。罗纳德·科斯曾撰文批评说：“经济学不知不觉间沦为一种特别的自然科学，忽略社会、历史、文化以及政治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这是在自取灭亡。”
自次贷危机引发金融海啸以来，全球出现一股批判和反思现行经济政策乃至经济思想的潮流。2009年9月，诺奖得主克鲁格曼发表题为《为什么经济学错得如此离谱》的批判长文。可目前的反思并不到位。
无论从体系构建的高度讲，还是从危机反思的深度讲，经济学的当务之急都应该是重新回归基础。一个理论体系的演绎过程是不可能发生问题的，问题在于演绎所赖以立足的基础。经验上讲，在人类的思想和科学史上，万丈高楼一夕倾塌的事屡见不鲜。
比如，19世纪末，绝大多数物理学家都在豪情满怀地展望新世纪，认为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已然在握，余下的只是细节的补充。权威物理学家威廉·汤姆逊把希望寄托在“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上：“物理学的大厦已基本建成，后辈要做的只是零碎的修补工作，把实验数据搞得更精密些。”1903年，另一位权威物理学家阿尔伯特·迈克尔逊更加踌躇满志：“所有比较重要的基本定律和物理科学的事实，都已经被发现，它们已经很稳固地存在，甚至连因为有新的发现而要对它们进行补充的这种可能性，都极其微小。”当时，迈克尔逊正在为“绝对时空观”寻找经验证据——所谓“以太”，希望一劳永逸地夯实物理学的地基。
然而，谁也没想到，寻找“以太”的努力不仅未能为经典物理学夯实地基，反而撼动了整个经典物理学的根基，这就是后来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对经典物理学的颠覆。物理学家洛伦兹一声叹息：“在今天，人们提出了与昨天完全相反的主张，这就无所谓真理的标准了。我真后悔没有在这些矛盾出现的前五年死去。”后来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正是对这一颠覆的正面回应，差不多把整个经典物理学掀翻在地。
当前的经济学是否也存在万丈高楼一夕倾塌的风险呢？早在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曾骄傲地对美国经济协会宣称：“经济学家们已经解决了如何阻止经济萧条的核心问题。”言犹在耳，国际金融危机把卢卡斯豪言壮语摔得粉碎。这是宏观上的，从人性基础上讲，经济学的裂口更是赫然在目。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有句名言：“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这被人称为“经济学第一定律”，但其后便遭遇“集体行动”和公共产品难题。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提出了“经济学第二定律”，即“人人为自己，社会将更糟。”众所周知的“囚徒困境”正是该一定律的直观体现。这两个经济学基本定律实在是针锋相对。
斯密在为经济学奠定人性基石时，矛盾就已经显现。他在《国富论》中强调人是自利的，但在称得上作为《国富论》前奏的《道德情操论》中却强调人是同情的。那究竟人是自利的人，还是同情的人？斯密认为自利和同情一样是人本性的重要成分，没有在逻辑上实现统一，于是就成了历史公案，所谓“斯密问题”。
无论斯密问题，还是经济学第一定律与第二定律的针尖对麦芒，从基础上讲，既不符合简洁逻辑的美学原则，也不符合逻辑简洁的科学精神，甚至不符合最基本的形式逻辑，乃严肃科学所不许。也可能构成经济学长久以来叫嚣“帝国主义”却仍然支离破碎的根本原因——怎么办？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新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3-000-01
人类社会所热切关注的一个永恒课题就是发展问题。自诞生以来，发展经济学就一直以发展为核心，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不发达的困境。在此过程中发展经济学家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与贡献，他们对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做不懈的探索，使得人们不断深化对于发展的认识，已经形成了相对全面的新发展观。所以，梳理和分析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观， 对于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定有着有价值的借鉴意义。
一、新发展观问题研究
本文作者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完成了传统模式向新模式的转变，也就是经济发展不再局限于经济增长，取而代之的是在经济增长基础上实现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人口素质、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文明化，新发展观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观念体系，包括了许多当展经济学家对于发展问题的新认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发展的目标是为了实现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收入、财富、社会现代化、技术进步等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最终是服务于人的发展、人的福利的。在新发展观里，发展被看作是一种不可剥夺的人权，其认为发展过程应该是公民真正参与的过程，应该本着公平和公正利益分配原则稳步提高所有人福利的过程，在此进程中所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最终都将逐步充分实现。
2.发展的方式要有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观对增长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不依赖外部环境的孤立系统的这一重要缺陷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认为经济发展只是外部有限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 经济发展的子系统与外部生态系统之间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必须反对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无限制索取。只有这样，发展才能持续下去。
3.新发展观对发展的机制、手段也做出了新的思考。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极不充分导致了政府和市场失败，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从理论上讲，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纠正， 然而发展中国家的交易规模普遍较小，导致了司法成本一般都超过了调节争端的预期收入。所以，实现国家、社区、市场之间的互补结合，经济发展才能顺利进行。作者认为，新发展观的产生不仅标志着对于发展理论的研究正朝着更大的领域扩展，也说明发展经济学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发展理论固有的诸多的缺陷和不足必须要引起人们的重视。
二、在新发展观模式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考
1.树立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科学技术观。科技的进步是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的根源，在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参考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可见，在美国，政府始终将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首要的地位，因此专门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正副主任由正副总统兼任，以加强国家对科技的领导作用。有经济学家进行过测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50年里，1 /3的美国生产率的增长都归功于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在亚洲，日本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作用， 1959至1979年之间日本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引进技术33 854项，居世界第一位。由此可见，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要实现转变，就要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观念，以科学技术为先导，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2.具有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构。“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伴随着技术含量的提高而实现的，而技术含量的提高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作保证”，这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之一。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 人力资本：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的得多。美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从其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和该比重提高的速度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我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快速转变，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建立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其开发和投资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3.政府具备较强的驾驭经济的能力，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能够进行适度干预。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要依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要政府进行发展管理来弥补以确保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由此可见，政府很有必要对经济的有效干预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4.积极促进结构调整，适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广义的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分配结构、地区结构、消费结构等。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是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就要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进行合理的产业分工及产业引导，以实现工业现代化。粗放型经济到集约型经济的发展是发达国家普遍走过的一条经济发展道路。提升第二产业的技术含量、改造高能耗的传统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促进投资结构的演进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5.具备良好的经济体制环境和完善的市场机制。发展经济学研究体制应把体制作为发展的因素。这其中必须要有相应的市场体系。市场经济活动的舞台是市场，市场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进行资源市场配置的空间和环境。市场状况、市场体系完善与否，市场机制健全与否，都决定着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这是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成功转变的经验 ，也是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失败教训之总结。
6.依据经济发展的进程科学选择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研究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可以看出：人的主观意愿决定不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其转换是由经济发展的进程所支配，跨越客观发展阶段而人为地进入某种经济增长方式对一国经济发展进程而言，未必是最优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在我国，要迅速全面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过渡到低投入、高效率的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是不切合实际的。
参考文献：
[1]李国.自主创新任重道远[N].经济日报,2005(04).
【关键词】企业投资现状 问题 原因分析 对策
一、企业投资的现状
在企业不断运转过程中，投资和再投资是企业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必须经历的阶段。在企业经过一系列筹资活动后，可能积累了不少资金，如何使用这些资金来获得最大限度的投资收益呢？要达到上述企业经营理财的目标（即最大限度的投资收益）就必须用全面的整体的眼光来看待投资活动。
投资是指为了获取将来某些不确定的价值而放弃目前一定价值的决策活动，其目的是为了获取一定数量的未来价值。
我国大多企业现状是有了资金想发展，却不善于、不敢于进行投资。社会经济生活越来越复杂，投资风险越来越大，不少企业难以对投资机会做出理性判断，不敢将资金轻易投出，害怕血本无归。这种现象在中小型民营企业中尤为突出。在商品供应充足甚至过剩的经济背景下，激烈的竞争，残酷的优胜劣汰，使这些企业不敢越“雷池”半步，只能死死把握住手中的资金，维持自己的主营业务，只求能维持现状就万事大吉。而在国有企业也存在着相同的现状，这固然取决于决策者学识水平、素质胆识和责任心使命感，但更大程度决定于现存社会经济的环境压力、干部考核体制以及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等。
二、企业投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分析及解决对策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投资无疑是企业变革求生的重要手段之一，如果还是像以往那样循规蹈矩，无所作为，其结果必然是走投无路，山穷水尽。除在现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目前，许多企业还存在如下问题,以下将针对这些问题进行逐一分析并找出其解决对策。
1、管理方式不当，损失严重
企业投资方式陈旧，融资渠道单一，管理方式落后，监督措施不力，很难发现投资中出现的问题，即使勉强发现也不能及时处理，造成投资失误、投资重复、投资浪费、投资亏损。
原因：不科学的投资管理模式。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的投资管理不仅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投资的体制和机制不顺，管理的制度和办法滞后，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忽视科学投资战略规划和精确的预算控制，没有严格的风险控制分析和市场应急措施，缺乏必要的激励约束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等等。
对策：实施一种先进的投资管理方法。管理要依法而行，管理要建章健制，形成一套真正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投资管理方法，按照投资建议、可行性论证、投资决策、投出资产处置和销售等环节对投资实施全程控制和监督。健全投资管理机构，完善投资决策机制、管理机制和监督机制，制定严格的投资管理制度。界定关键区域的责权利，既要防止权力重叠，又要避免权力真空。实施必要的责任追究机制和合理奖惩办法，形成齐抓共管之势，产生管理协同效应。力争每一项投资都能做到高起点设计、高标准运行、高效能管理、事前论证民主科学、事中监督及时有效、事后考核评价准确。
2、缺乏市场调研意识
市场调研是系统地收集、分析和报告信息的过程，它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市场调研包括市场调查和营销分析，不仅要有可靠的实地调查数据，更重要的是要根据已有的真实材料进行分析。调查显示，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重视市场调研，缺乏对供需关系的研究，产品设计和制造不能完全针对市场。
原因：有些企业往往没有掌握充足的可靠的信息，因此专门研究规避风险问题，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不做市场调查，或市场调查的方法不当，缺乏科学依据，搜集数据失真，从而导致错误理论，误导企业选项，最终导致决策失误。
对策：企业应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掌握足够的信息。进行市场调查的方法有许多，比如座谈会、街头访问、入户调查、跟踪测试、商店研究、企业研究、二手资料收集等等，每个企业应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采用的方法。
3、投资风险大
投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一个企业进行投资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企业的经营者对该企业如何经营而承担的风险，包括对内投资风险和对外投资风险。对内投资风险与其本身经营密切相关，对内投资一旦形成后，其投资风险就包括企业自身可以控制的企业特别风险和自身不可控制的市场风险。而对外风险和本企业的经营没有直接关系，它包括被投资企业的特别风险和市场风险，而这两种风险对投资企业来说都是不可控制的。
原因：一些企业由于人员素质整体不高，管理水平偏低，缺乏驾驭风险和规避风险的能力，尤其是一些私营中小企业，主要管理人员没有树立风险意识，投资随意性大，导致其投资项目风险更高。
对策：努力降低投资风险。加强对新产品试制的投资、对技术设备更新改造的投资、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人是企业管理的基本因素，加强人力资源的投资，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另外分散资金投向，降低投资风险，也会起到减少投资损失的作用。
4、投资决策缺乏创新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教授说过：“管理的核心问题是经营，经营的核心问题是决策，决策的核心问题是创新。”国外许多企业由于投资善于创新，拥有自己独特的技术或核心竞争力，使比自己大的企业想吃吃不掉。我国的很多企业投资创新意识不够，往往追随比自己大的企业或同行相近企业的投资模式以及投资做法，缺乏创新，不能通过投资培植自己独特的技术或核心竞争力。
原因：决策带有盲目性。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过程中的一系列变革，实际导致了企业生存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企业领导不从本企业所处环境角度研究改革政策措施的性质及其影响，并对可能出现的变化做出及时的反应，重大投资决策便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盲目性。
对策：树立投资决策的创新意识。企业应该在自己的领域内不断推陈出新，以不间断的自我积累、产品开发与升级、技术创新，更贴近消费者需求来实现企业的发展。而不是去抢占看来会盈利的非自己经营领域的市场。不知简单的盲从只会使整个市场空间越来越小，面对如潮的外国企业，诺大的市场只能拱手相让。我国的企业也应该吸取国外企业成功的经验，培植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紧紧围绕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做文章。
5、投资决策者素质低，决策水平不高
在资金不足的困扰下，如何进行投资并能取得良好的收益，对每一个企业投资决策者来说都是一个难题，其因在于投资决策者和财务人员的素质普遍偏低。许多投资者缺乏基本的财务管理知识，有的甚至连财务报表都看不懂，何谈进行投资决策与获取投资决策信息的能力。由于有的企业在人、财、物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弱势，影响了其获取投资决策信息的能力和渠道；不注意财务会计信息的分析处理，许多企业会计核算不够健全，因而，很少深入地分析处理财务报表中存在的问题。
原因：在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市场经济程度较高，存在比较熟悉的职业经理市场，对于管理素质的界定、划分和测评都有比较成熟的体系标准，管理者的知识、能力结构相对合理。相比之下我国的职业经理市场刚刚启动，现有的管理者也大多与行政级别挂钩，缺乏相应的市场经济知识，加上管理者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动力和压力较小，造成管理者群体整体素质偏低的现象，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不能完全适应改善企业投资管理和提高投资效益的需要。
对策：一支优秀的投资管理队伍。随着投资领域向深度和广度拓展，越来越需要一支协同有效的管理者队伍。要有一个好的人力资源战略，培养一批具有新思维，掌握科学方法，既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又有投资管理经验和有关财务、金融、审计、税务、法律、管理等专业知识的各方面人才。
6、投资决策程序混乱
投资完全取决于决策者――不管是国有企业的高管和董事会特别是董事长、总经理还是中小民营企业老板的个人偏好、经验和知识，缺乏长远发展战略考虑，不经民主决策程序，没有必要的投资论证，盲目投资、意气投资、感情投资、政治投资等现象层出不穷。
原因：不民主的投资决策程序。对于国有企业造成目前这种不民主决策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法人治理结构中一元制下董事会监督权、经营权与决策权混同。
对策：采用一种科学的投资决策程序。建立科学民主的投资决策程序，改变决策者仅仅靠经验、主观判断进行决策的观念和做法，拓展决策者的思维空间，强调企业自主投资过程中决策程序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延伸决策者智力和视野，从而使决策者将原先模糊的管理经验和决策程序进行规范化、定量化，最大限度地消除决策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保证决策的合理化、管理的现代化。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在得到投资信息之后，应避免一言堂的误区，采用多种方法来进行科学决策。
三、企业投资的进一步思考
企业要想永远生存下去并得到发展壮大，除了要认识到在其投资中的现状、问题及采取必要的措施之外，还要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应特别重视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
企业进入市场以来，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内部的情况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各种风险客观存在。因此企业领导，需根据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快速科学的做出投资决策。尤其是有些行业，由于投资额大、回收期长、固定资产的专用性强，决策一旦失误，损失巨大，因此投资决策前的可行性研究显得尤其重要。
2、企业投资风险及其控制
由于客观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风险也是客观存在的，每一项投资都有一定的风险。如果投资决策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比较小，可以忽略它们的影响；如果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较大，且足以影响方案的选择，那么就必须对它进行测量并在决策中加以考虑。否则一旦决策失误，其损失将是长远而巨大的。因此企业在投资时必须要经过预测、决策，并对投资项目实施严格的审核与管理，以防范和降低风险所造成的损失，提高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
3、建立投资退出战略
企业应该对投资项目定期进行分析、排序，慎重部署投资退出机制。
很多企业在投资时往往只考虑日后如何经营，却很少想过如何适时兑现投资，更少想过如何收拾亏损残局。对企业来说，投资总是做“加法”容易，做“减法”难。企业通过投资、再投资扩大规模后，往往面临着如何退出已有投资的问题。不少企业正是由于没能在投资的进入与退出之间取得较好的平衡，因而在市场竞争中陷入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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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劳动关系；劳动经济学；协调机制
【分类号】：D412.6
一、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模式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
确切的说，劳动经济学研究雇主和雇员对于工资、价格、利润及雇佣关系的非货币因素的行为反应。最令人关注的是市场上各种力量、制度、政策，换言之，阐明市场与人的结合关系是劳动经济学最根本的任务。按照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关系，从广义上将劳动关系划分为三类：一是反映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关系，即就业关系；二是一般分工与特殊分工的关系，一般分工涉及国民经济各部门或产业劳动力分配的比例与结构，特殊分工涉及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协作关系；三是反映劳动产品分配方式，即分配关系。
本文遵循基本的逻辑关系是：劳动者―劳动权―劳动关系―劳动力市场的调整机制，即以劳动者为研究主体，以劳动权为研究的核心，以劳动关系为研究的理论，以劳动力市场的调整机制为落脚点，以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劳动关系协调运到的现实问题为出发点，以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所享有的劳权为核心，提出以保障劳动者权利为根本建立协调劳动关系矛盾的有效机制。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劳动关系协调的现实问题
（一）劳动立法虽逐步完善但速度滞后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社会变革历程中，劳动合同立法与之同行。建立健全劳动合同制度是劳动权责清晰化的基本前提，劳动合同立法也是劳动立法的核心内容。我国用工制度从固定工转化为劳动合同，经历了破冰、攻坚到立法的过程，在法制建设中表现为政策、规章、法规、专章立法到专项立法的行程。围绕着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协调和处理错综复杂的劳动关系，中国在劳动合同法制建设中取得了成就，也存在进一步健全的空间。
（二）劳动争议调解多方联动机制形成但效用发挥不足
劳动争议调处是政府、企业方、职工方三方共同参与的化解劳资矛盾的协调机制，但必须清醒的看到，目前的三方联动机制，企业方力量整合不够。现实中，作为职工方代表的工会是统一的，而企业方却存在着多元化雇主代表组织，如企联、工商联、私个协等，每一个团体都无法涵盖所有类型的企业。
（三）工资集体协商初现成效但覆盖不足
工资是职工经济利益的核心问题，工资集体协商是集体谈判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企业效益年年飘红，职工工资却“止步不前”，许多企业的职工工资一直低于本地区、本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或增长幅度低于地区CPI增长幅度。其中，非公有制企业、中小型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业、商业零售业、服装加工和生产制造业等因劳动报酬引发的劳资矛盾突出、劳动争议多发、职工诉求强烈。
（四）职工民主参与机制不健全
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权威在形成中是与尊重民主管理隔离的；工会及其职工参与管理的权益能否被尊重取决于企业的好恶；民主管理所需要的双方互动和合作的社会权利基础，一直没有真实地建立；尤其是职工权益的表达和工会利益代表性的体现，缺乏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
三、对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模式选择的思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的进程中，同时经历着巨大而快速的社会变迁，经济社会运行中不断出现一些新问题，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仅仅涉及调整利益格局、化解社会矛盾，更重要的是涉及社会领域的一系列体制改革、机制建设和秩序治理。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可借鉴的经验来看，无论哪种模式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都有其突出优点，同时存在明显的缺陷，优势与劣势都是相对的，都在特点环境条件下方能显现其适应性。因此，只有建立地位平等、程序合理、工作高效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突出劳动争议预防、调处与信息反馈协调一致的循环式工作模式；通过立法规范、政策引导与社会舆论相结合的方式构建政府、企业组织及工会组织的平等对话平台，才是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特点的基本思路和出发点。结合我国劳动关系的现实状况，笔者认为，完善集体谈判制度与职工民主参与制度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特点，最具实效的劳动关系协调模式，从具备可操作角度看，应该做到：
（一） 推动确保劳动关系协调的立法
集体谈判制度是协调劳动关系的重要手段，只有在完善的法规保障下，才能使集体谈判真正发挥作用，否则集体谈判必然落入形式主义的误区。在我国劳动关系当代特征下，工资集体协商日益成为集体谈判制度中的核心问题，具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限于从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的条款中借鉴，亟待专项立法。
（二） 建立集体谈判的多元化模式
要提高集体谈判的实效性，就要突出多元化模式，企业要独立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规模较小、不能单独开展的企业，要推行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并根据企业具体情况确定协商重点。如国有及其控股企业要在工资总额预算管理下，合理确定企业管理人员和普通职工的工资分配比例，着重提高职工工资在企业工资分配中的比重；非公有制企业要突出解决职工工资与企业经济效益的关系，实现职工工资与企业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同步合理增长。生产经营正常、经济效益较好的企业，要突出协商工资水平、增长幅度和福利待遇，实现职工工资随企业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合理增长；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要突出协商工资支付保障。
（三）突破多方联动机制现存的瓶颈问题、提升劳动争议调解效率工会组织、雇主组织与政府的力量均衡是实现劳动争议调解机制实效性的前提，目前雇主组织发育不健全的状况突出，因此需要加快雇主组织的发育与培养，解决企业方代表缺乏的问题，应尽快将企联、工商联、私个协三方一并纳入劳动争议调解联动机制，充实和强化雇主组织力量，增强企业方代表的全面性。应强化企业方社会责任，加强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指导，鼓励劳动争议双方通过调解处理问题。
（四）推进非公企业组建工会、加大基层劳动关系协调力度现实中，要把推进企业工会组建与和谐劳动关系企业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促进建会，督促企业规范用工依法管理，引导职工理性维权，努力从源头上减少劳动争议。针对规模较小、暂时无法组建工会的非公企业，应发挥行业性工会联合会的作用，充分利用已经建立的三级服务体系和乡镇、街道、工会服务站作用、强化与司法所、社保所等组织的协同能力，做好劳动关系协调工作。
（五）强化劳动监察效力要加强政府对劳动关系的宏观调控监督，通过最低工资标准和增长指导线的政策指导及监督监察工作，规范雇主对劳动者的劳动保障行为。要切实体现劳动监察的作用，一是监督劳动法律法规的执行，也包括监督具有法律效力的劳动仲裁裁决，集体合同执行；二是向企业和劳动者提供双方遵守执行法令的技术性信息；三是建立相应的联动机制，及时发现现行法律的缺失。
（六）畅通企业职工民主参与渠道要逐步建立健全各部门联动机制、政府热线和职工热线互联互通机制、职工诉求解决反馈和考核机制，加强沟通协调，共同处理职工反映的问题。要发挥工会作为职工利益代表者和维护者的主渠道作用，建立健全职工队伍和劳动关系状况调查研究制度、信息沟通反馈制度和定期分析制度，准确掌握、及时反映职工思想动态和劳动关系矛盾，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监督作用，采取正面宣传、适度引导的方法，拓宽建言路径、反映社情民意。
参考文献：
[1]孙静. 后经济危机时代企业劳动关系的管理创新[A]
[2]唐方裕. 中国劳动关系特点及发展趋势
价值，是一个非常重要、涵盖非常广泛的概念，由于研究对象不一样，各种科学领域的价值观是很不相同的。然而，只要仔细分析，除去某些肤浅之论，各种学说的价值概念还是存在着共通之处。文化经济学无暇顾及历史上和现实中关于价值问题的争论，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寻找不同价值观的交汇之点。
文化经济学认为，价值是客观对象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意义。这个价值概念是普适的，不仅在商品社会中适用，其他社会中也适用；不仅在经济学领域适用，在伦理学、哲学、美学等领域也适用；不仅适用于人类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也适用于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的人类生活领域。
这个价值概念是一个阴阳统一体，一面是主体（人），另一面是客体（客观对象），主体和客体通过“意义”联合为一，构成一个价值形态。
价值形态的主体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人对价值形态的客体，即客观对象有某种需求；客体身上内含着某种属性，也可以满足主体的需求。
价值形态表明，价值是主客统一之物。其中，作为主体的人处于中心位置。如果没有人，没有主体的需求，那就无所谓价值。只有当主体的某种需求同客体的某种属性相互吻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时候，才有意义、才有价值。
价值形态也表明，价值是一个矛盾之物。按照辩证法的规律，价值形态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矛盾的双方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价值是一个文化之物。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人创造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东西，都是文化，价值从根源上说天生是一个文化之物。
在价值形态中，客体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意义，是客体身上存在着的，同时又是主体感受到、认识到的，这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现象。实际上，价值是文化的内在特性。任何文化，对人的生存和发展都是有意义的。这种文化涵义在价值的展开中显露得更清楚。
经济科学家的大师们，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到马克思，都在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取得了伟大成就，使后世之人对他们一直怀着崇高的敬意。
但是，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两百年来，劳动价值论始终不能成为贯通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也不能指导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市场机制的运行，而且在各派经济学家之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一个例外，它使劳动价值论的研究登上很高的境界，并且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没有终结价值科学的真理，而只是为后人打开了深入认识商品价值的科学之门。
文化经济学认为，商品的两重性不是使用价值和价值，而是价值和价格（交换价值）。
商品，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因为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有意义，因而有价值；因为能够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某种需要而在市场上被交换，因而有价格。价值是商品内在的，价格的是价值的表现。价值和价格构成商品的两重性。
商品的价值从何而来？是社会的人生产出来，“生产”这两个字在新的价值论中具有枢纽的意义。文化经济学将直接用“生产价值论”代替“劳动价值论”。
用“生产”代替“劳动”，用“生产价值论”代替“劳动价值论”有几个好处：继承劳动价值论的传统，高度肯定价值创造者的崇高地位；可以把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贯通起来；使价值理论变得相当简明，文化经济学主张的生产价值论，只保留生产、价值、价格、货币等很少的几个概念；克服了劳动价值论遇到的难题；突出了价值理论对经济实践的引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