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1 17:23:0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国学 人力资源 企业文化
有效融入
DOI：
10.16657/ki.issn1673-9132.2016.01.207
“国学”博大精深，源于我们国家历史和深厚文化的积淀。“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时间的经营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有的，能让企业全体员工共同认可的具有自身企业特色的价值理念。它体现了企业的管理制度和员工行为方式，还有企业的形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但也带来人们的浮躁情绪和心理困惑，追其根源，是精神层面上的缺失。将“国学”与“企业文化”进行融合，用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去引导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创建，让二者形成一种有效的互动，可使企业发展之路走得更稳、更远。
在以往高职高专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教学过程中，《企业文化管理》或者是作为一门课程单独开设，或者只是作为专业课程中的一个章节去讲授。它给学生传授的知识仅限于企业文化建设的作用，以及如何进行企业文化策划，基本的教学都是根据现代企业文化管理特点展开的，没有切实地让“国学”与“企业文化”二者结合起来。
一、现代企业文化管理的特点
由于“企业文化”理论在日本起源，理论体系的研究在美国，所以我国现代企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文化基础的影响。因此，形成了现代企业文化出现了以下几个特点：（1）由于互联网的家喻户晓，企业开始在时间和速度上追求短快，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2）为了应对当今激烈竞争，培训成了首要追求的目标，在营销策略、技能知识的培训上不惜代价。（3）以竞争超越为目标，从人力资源规划到具体任务实施的每个环节都要有创新。（4）追求虚拟的东西， 让各种无形的东西超越有形的东西，无形资产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5）随着激烈竞争的结果，企业感到不能只靠恶性竞争，还需要融合其他企业先进的文化，实现优势互补，做到“双赢”以至“多赢”。
由此可见，现在的企业文化尽管意识到了“竞合”，融合文化，但“竞争”的影子很大一部分笼罩着企业发展。这种“企业文化”管理在引入中国企业的过程中随着企业发展已经出现了许多“水土不服”的现象。很多企业只管崇尚和效仿其他国家的管理模式，把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忘记于江湖，忽略了我国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管理的相容。许多企业文化建设流于模式和口号，而不能深入人心。
二、高职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企业文化管理》课程特点
由于二十多年来，我们的社会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物质的发展高于一切，所以形成了以西方文化基础之上的企业文化管理特点。
鉴于“企业文化”这个管理特点，人力资源《企业文化管理》教学，通常没有深层次研究中国国情和企业发展情况，忽视国外管理模式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相容性。企业设计的LOGO、拟定出的核心理念，设计出的企业文化口号，大多都是围绕“服从”“规制”“效用”，动辄“国际一流，国内顶尖、最优、最大、最强”。这种教学思想和特点，留给学生的是一种僵硬的、强制性的影响，让学生片面地认为，企业文化就是重视经济、强调竞争，人性化管理无非就是如何喊口号，如何收买人心。从思想观念上没有思考企业发展是否适合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符合中国国情。
事实上，企业发展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做铺垫，在遇到新出现的和深层次的问题就难以取得良好效果。遇到各种庞杂问题，总是领导和权力决定一切，没有智明、和谐的文化去指导和定位企业，企业的发展最终会越走越窄陷入瓶颈。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文化的积淀，丢掉了它，国家就没有支撑力，就成了空中楼阁，没有传统的优秀传统文化作支撑，等于舍近求远。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的企业特点，去建立能够让我们企业长远发展的“企业文化”。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要做的事情。把我国传统文化“国学”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进行系统研究，必将弥补原有的“企业文化”管理领域研究空缺。创建以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中国特色企业文化，对我国企业文化建设产生具体的借鉴作用，进而对构建我们和谐的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也是我们当前人力资源课程“企业文化”管理授课过程中需要做到的理念。
三、如何把“国学”思想融入到人力资源企业文化管理教学中
“国学”的兴起是经济社会发展后的必然寻求，人力资源管理对于“国学”与“企业文化”管理如何融合的思考和研究是适应当前企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学习“国学”，是对西方管理进行校正，培养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生适应中国国情，懂得中国人的礼节、思维，为在企业发展和创办企业拥有必备的知识和技能，并且能够让学生热爱传统文化，提升中国式管理智慧。
首先，我们应当开设《国学与企业文化管理》课程，并把这门课程作为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能力拓展培养课程。在学习本课程时，教师应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结合管理学，培养学生把“国学”精髓应用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理念。同时，教师应将“国学”思想融入到“企业文化”管理中去，提升他们知人、识人、用人、留人的技能，最终实现能以中国式管理思维统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成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其次，在课程的学习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让学生掌握“国学”人性管理，融合道、易学、兵家、法家、儒家、佛家的管理智慧，分析企业管理现象，阐发国学管理智慧。比如《弟子规》教给我们为人处世，诚信友爱;懂得《孙子兵法》让我们懂得竞争之道，经营之道;《道德经》讲到了制度建设，让我们了解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等。HR（人力资源）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用人，学习了“国学”就会明白用人的原则。我们应当遵循古人教导，用人要“以德为先”。《易经》云：“地势坤，厚德载物。”重视人才，善用人才，做到人尽其才，这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在企业内推行国学文化，要求企业管理人员和从自身做起，领会“国学”精髓，在企业中建设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好沟通管理，让员工有“大家庭”的感觉，幸福快乐的工作。现代企业管理既要有厚爱还要有严管，这也正是“礼”“乐”之真体现。“礼”相当于制度约束，让员工懂得行为规范和准则，引导职工思想道德行为;“乐”相当于厚爱，让员工有管理企业的权利，参与民主管理。关心爱护职工，让他们身心愉悦的工作。
用“和合”文化指导企业文化建设，使东西方文化结合，起到促进企业内部关系和谐，增强企业凝聚力的作用。将传统“和合”文化引入企业文化建设中，能够使企业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企业内部团结，使企业具备较强的社会责任感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次，在新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结合，培养的是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除了要具备较强的职业技能外，还需要较高的综合素质。引入“国学”文化管理课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国学”教育在培养高职学生传统文化素养、人文情怀以及健全人格起着重要的作用。将“国学”教育有效融入“企业文化”教学中，让“国学”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经世致用，发挥“国学”核心作用。
中国的“国学”文化博大精深，将“国学”思想融入到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中，一定会使我们的现代企业文化内涵更加深邃、更加丰富。
参考文献：
[1]邵艳梅.论企业文化建设的存在问题及其对策[J].商场现代化，2007（19）.
[2]胡刚.浅谈国学与企业文化[OL].中国工业新闻网，2011-12-12.
[3]江金骐.挺国学 企业文化建设应有作为[N].中国企业报，2014-9-29.
本文为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职院校国学教育有效性融入研究”（课题编号：SZ151104）成果。
作者简介：
关键词：国学文化；学校管理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从中学到的不只是知识，更是智慧。《鹤林玉露》中书道：宋初宰相赵普，人言所读仅只《论语》而已。太宗赵光义因此问他。他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此即人常道的“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国学中蕴含的大思想、大智慧可让人们受用无穷。现在世界许多有远见的大公司大企业，都纷纷向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学管理智慧、修行智慧，而作为传播文化主要阵地的学校，更需要也更必要从国学精粹中汲取智慧。学校的管理者应积极学习国学智慧，将国学文化渗透在学校管理中，不仅能优化管理，更能给全校师生营造国学文化氛围，提升智慧，功用无量。下文就结合笔者对相关国学知识的理解，对国学智慧在学校管理中的运用进行一番探讨。
一、学校管理之道：和
孔子《论语》中提到“礼之用，和为贵”。老子也道：“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谐，已成为整个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主旋律。
“和为贵”，没有战争，没有矛盾，只有人与人的真诚和笑容，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家庭、学校的发展，需要“和”文化的支撑，“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和”文化的建设在学校中体现得尤为重要。大处着眼，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小处着眼，能使整个学校的师生平和愉快地教和学。学校中人的关系就是领导者与领导者、领导者与教师、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等的互相交织的关系。只有各种关系和谐了，整个学校才能健康向上地发展，才能进行良好有效的教学活动，教师才能教得舒心，学生才能学得开心。所以，学校管理者首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恰恰是人的和谐问题。
1.“和”氛围的营造，发挥环境的熏陶功能。
在校园环境建设中，笔者不仅要求整体布局上的合理和谐，更用心思营造“和”的文化氛围。学校的醒目位置，挂上相关“和”文化的书法作品，不仅可以陶冶师生的审美情操，同时，也能润以“和”文化。教室里，我校要求教师学生们布置优美的教室环境，制定班级口号，张贴座右铭，在创设和谐优美环境的同时，合作的方法也是“和”文化的延伸。
2.“和”观念的传播，发挥文化的育人功能。
“和”文化其实包含极广，个人之“和”是指你能否内心平和，待人是否随和；家庭之“和”是指对父母能否孝，对兄弟是否让，对爱人是否诚。而个人、家庭之和其实也是社会乃至国家之“和”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对“和”观念的潜移默化中，包括了很多修身齐家的思想在其中。如我校统一印发了一些经典文化篇章让学生在早读课上诵读，陶冶身心，潜移默化；学校的文化长廊悬挂《论语》《弟子规》等经典；学校的工作制度、管理体制在不断改善的过程中也力求和谐，不断向教职员工们传递“和”的观念。而对学校的中层管理人员，笔者更加注重加强他们的思想文化建设，因为管理者就应有管理者的格局，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在进行“和”观念滋润的同时，笔者要求领导阶层要自主学习，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知识和观念，这样才能对整个学校的管理形成统一和谐的局面。
二、学校管理之道：乐
《论语》开篇就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说”即“悦”，孔子向我们传递的是一种快乐学习的精神，学乐精神。
现在许多企业已经发现了这一点，因为企业办得是否真正成功，是看大家工作得是否快乐，所以许多企业都从学习型向快乐型转变。不然，如富士康的连跳事件，对企业本身就是一种伤害。对学校而言，快乐更需成为主旋律。教育工作者或许应该反思，以前灌输给学生的“学海无涯苦作舟”观念是否正确？把学习当成一件苦差事，能否学得好？能否学以致用？所以，笔者在学校师生中提出要学习孔夫子的快乐学习观念。教学相长，不仅学生需要快乐学习，作为知识传授者的教师更应具备学乐精神。
作为中职学校，少了许多考试压力，更为学乐精神的培养提供条件。因此，很多中职学校的课外活动都办得有声有色，教职员工的业余生活更是丰富多彩。艺术节、体育节、元旦文艺汇演、各社团活动、迎合学生兴趣的第二课堂，等等，给学生提供了快乐学习快乐成长的舞台。对于教师，学校除了要给他们营造愉快的教学环境外，还应经常组织他们去踏青，亲近自然，乐山乐水，同时更注重为他们提供不断进修学习的机会，一个人只有不断成长，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有能力应“万变”，才能更快乐地生活着。
三、学校管理之道：容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就是能容百川的大海。
1. 用人所长，容人所短。
俗话说得好，用人所长，天下无不用之人，用人所短，天下无可用之人。每一个人都各有其长短，怎样发挥其长处，就得看领导者的用人技巧，使其工作时扬长避短。学校里有的教师，专业知识精深，很有钻研精神，但口才欠佳，组织教学能力不强。这类教师如果不任用，是浪费人才，而让他上讲台，教学效果却不好。那么，要尽其用，就要让他发挥长处避开短处。但是有许多领导者却悟不透这个道理，认为不能在其位谋其职那就得辞掉，不能顺应领导的想法就得辞掉，出个小差错就得辞掉，如果是这样，那就会陷入无人可用的境地了。所以用人所长，必容人所短。以下这个小故事就能说明这个道理了。乾隆重用和珅，不是不知道和珅贪污，而是要用和珅的长处。因为乾隆不好说的话和珅给说了，乾隆不好做的事和珅给做了，从某个角度讲，和珅在乾隆面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实乾隆对和珅的贪污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而且和珅贪污的钱财到最后还是要充公的，所以这种人为什么不用？
美国行、名企行、高校行、国学行，《销售与市场》知·行天下项目，将打造系列线上线下交流平台，汇聚企业高管，整合商业资源，拓展决策思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请跟随“知·行天下”行走、访问、提升，豁然开朗。
美国行：学习转型期战略
德鲁克的管理理论，科特勒的营销主张，可口可乐的品牌核心，苹果公司的疯狂产品，《新工业革命》的思考角度——成熟的美国市场给中国企业何种启示？怎样寻找规模与价值之间的平衡点？全球化与网络化的混沌期，如何保证清晰的战略方向？是否有捷径可以让中国企业少走弯路？与国际大企业面对面，中国品牌想向世界传递什么信息？
2013年，知·行天下美国行项目开始打造全新的中美市场交流平台：走进哈佛，访问苹果，接触前沿商业思想，了解顶尖企业品牌，共同探讨数字化时代如何重新战略布局。
名企行：深解中国式营销
任凭市场资源种种、营销策略无数，仍有跨国公司不断地被绊倒在中国市场上。这个层次众多、需求多元、渠道变换无穷、消费习惯千差万别的地方，到底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特殊秘密？联销体从根本上适应了中国渠道的什么文化？加多宝定位掘金可以模仿复制吗？QQ邮箱成功反映了中国市场的何种特点？格力的反零售商策略，需要的仅仅是决策者的勇气吗？中国企业适应中国市场的特殊能力，值得深入学习思考。
2013年，知·行天下企业行项目着手建立国内名企互访平台，共同探讨中国式营销：渠道布局策略、零售谈判术、品牌主张、关系文化。
高校行：挖掘未来消费群
财富500强，中国企业占据73位，商业周刊品牌百强，中国竟无一家企业入选。中国企业过多地沉醉规模忽略能力。有专家直言，无法深度理解消费者、抓紧消费者，是中国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原因。那么，谁是企业的消费者？谁是企业现在及未来的消费者？消费者的深度需求在哪里？如何让品牌在年轻消费者心目中与众不同？品牌文化能对你的消费者有何种影响？
2013年，知·行天下校园行项目将邀请企业访问数所中国重点大学校园，我们力图通过与校园学子分享企业家人生思考的同时，带去独特的品牌文化与企业主张，激情、梦想、年轻，将令品牌与消费者距离更近。
国学行：参悟管理智慧
繁杂的市场变化，无尽的管理难题，带来压力的同时，也会让管理者思索存在的终极意义。企业存在的价值仅是市场份额或销售收入吗？决策者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何种精神的缺失令中国企业频频陷入“产品道德门”？什么是天道？为什么说中国企业未能深入理解“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意义？中国企业管理者应该怎样重拾传统文化精髓并有所遵循？
2013年，知·行天下国学行项目将邀请企业管理者前往国内诸多佛教圣地，访问国学大师，参照企业转型时期的种种现象，重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实现有价值的核心升级。
知·行天下（西安交大）
——致未来的职业梦想
2013年6月7日，知·行天下——致未来的职业梦想，在西安交通大学举办。《销售与市场》副总编罗文杲先生、执行主编张斌先生，及西安交通大学学生处处长尚春阳教授出席活动，特邀企业家为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黄启均先生与营销总部总经理刘伟先生。这场以“年轻、创新、激情、文化”为主旨的交流活动，吸引了数百学子前来探讨学习。
知·行天下（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东亚）
——与全球营销大师面对面
2013年6月7日，“知·行天下——与全球营销大师面对面”主题交流会，在哥伦比亚大学全球中心·东亚举办，来自中国各行业的百余位企业家及研究者，与被誉为“关键客户之父”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诺埃尔·凯普教授就未来营销方式变革、营销关键要素的把握与实践等趋势性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活动特邀嘉宾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郑毓煌教授、安踏（中国）副总裁张涛先生与某跨国公司战略顾问盛晓东先生。活动由《销售与市场》渠道版主编王晨主持。
张斌 与个人一样，好企业必有一种理想主义。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进出几次，最后融合无碍，就找到通往伟大的路径了。
黄启均 华帝的商业伦理有八个字：诚信，责任，创新，共赢。它代表品牌背后一个企业的真正精神。有精神的企业没有局限。
尚春阳 从教育者的角度理解“成功”，就是我们的学子要有更明确的目标、更开阔的视野、更长远的抱负，不要局限于点点滴滴的小事。
刘伟 人生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想法。选择的目标本身没有对错，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自己的目标。
诺埃尔·凯普如果你问任何一个公司里的产品经理他的产品利润率是多少，几乎所有产品经理都会给你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是如果你转问，在一位非常重要的顾客身上，他能获取多少利润，没有几个产品经理能回答上来，因为企业缺乏与单个顾客利润相对应的流程结构来支持这个计算结果。这是需要我们改变的地方，营销必须考虑顾客利润率。
张涛相当多的企业家迷信自己，将过去20年中由于市场短缺拉动的经济增长迷信为自己所谓的成功经验，当短缺经济一旦过渡到过剩经济，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还在，但是企业没有变化，于是空间的落差出现了，库存也就这样产生了。
关键词:儒家文化;仁本观;义利观;中庸之道;现代企业文化
21世纪企业之间的竞争最终是文化的竞争。企业文化不仅是企业管理的工具,更是企业创新的源泉和发展的动力。企业要在市场国际化的大势下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重视构建适合自身的优秀的有魅力、有张力、有活力的管理文化。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构建企业文化的重要,也因此缔造了一批商海佼佼者。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智慧,我们应深入挖掘儒家思想的超越因素,点亮智慧,将孔子思想的精华与现代企业管理进行有机结合,实现现代化转化,构建一种充满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儒家文化博大精深,笔者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浅析儒家文化在现代企业文化构建中的可用因素。
一、以人为本、宽厚忠恕的人际观
在《论语》中,有109处提及“仁”,可见,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可见,“爱人”是儒家仁学的本质内涵。而忠恕之道,就是实行仁的方法,《中庸》曰:“忠恕违道不远。”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忠恕符合“仁”的要求,其中包含着“爱人”的内涵。所以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能近取譬,推己及人,在谋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同时,也要帮助别人生存和发展。这样人与人宽厚仁爱必然和睦相处。
对于一个团队来讲,如果儒家这种人本主义融合在企业的管理模式之中,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建立能够吸引人、挖掘人、留住人的用人机制,真正做到关心人、理解人、体谅人、尊重人,营造一种重视人才、依靠人才、凝聚人心、培育人才的氛围,势必能够在企业外部塑造相对安定的经营环境,在企业内部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让企业员工有家的温暖感和归属感,从而增强团队的凝聚力,激发员工的创造力。
二、义大于利的价值观
儒家的根本思想就是“以义制利”或者说“以道制欲”。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论语・宪问),“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也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无庸置疑,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经营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这个最大化是符合国家法律、社会道义前提下的最大化,包含着社会责任感,而绝非毫无顾及,不择手段一味追求利益。
有“日本企业之父”之称的涩泽荣一先生共创办了500多家企业,他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论语与算盘》)他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忠恕之道。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通过《论语》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晓“取之有道”的道理;同时又要让其他人知道“求利”其实并不违背“至圣先师”的古训,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而不必以为与道德有亏。“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
从企业长远发展而言,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至关重要。企业应该依靠科学的管理,先进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等在竞争中取胜,其经营应把追求自身利益与社会效益紧密结合起来,秉承诚实守信、见利思义的经营理念,积极参与发展公共事业,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现在有部分企业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与义的取舍上出现问题,致使企业名誉受损甚至沉于商海,这样的案例并不匮乏,诸如苏丹红、强生、阜阳劣质奶粉等。
三、尚中贵和的中庸之道
孔子的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和为贵”就是处理任何事情、任何关系都要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礼记・中庸》曰:“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是天下一切事物的通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一项基本的精神内涵。儒家认为,“和”并不是盲目地附和顺从,而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就是一种中庸的和谐之美。在《论语》中,孔子把在“中庸”看成是一个最高的道德标准,也是他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智慧。中庸归纳起来大致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恪守中道。坚持原则,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二是执中守正:在处理矛盾时善于执两用中,折中致和,追求中正、中和、稳定、和谐。三是因时制宜,与时俱进。
“中庸之道”运用于企业管理中同样也包含三层含义:做任何事情要有度,不要走极端,也不要盲目附和;把握好矛盾双方,保持矛盾双方的统一协调,从事物对立的两面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达到平衡状态;掌握好灵活多变的原则,因时制宜,要在事物的变化中看待问题,将遇到的事情放在当时的政策、形式、状态下来处理。企业管理中的中庸之道,现今大家所重视的“管理合理化”、“人性化”,正是一种中庸之道,旨在使个人的自由在与组织一致目标之间得到一个平衡。
四、结论
在中国,优秀的企业文化应该是植根于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之中,以“仁”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与经营之道,是企业科学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深入挖掘归纳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做到古为今用,是值得我们不断研究的一个课题。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1980.
2、(宋)朱熹.四书集注・中庸[M].岳麓书社,1985.
3、孙希旦.礼记集解[M].文史哲出版社,1990.
关键词：现代行政管理 传统文化 融合
一、引言
现代行政管理理论源于西方，我国行政管理理论深受其影响，但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行政管理制度不可能不根植于悠久的传统文化而完全移植西方的理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构建一个适合目前生产力状况和民族特点的行政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是一个必然要完成的历史性课题。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行政管理的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涵着丰富的管理思想，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次，与现代行政管理有着深刻的联系。把古代优秀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实际结合起来，构建一个高效、和谐并具有中国民族性格的现代行政管理制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
现代社会中的人，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行政管理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它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上不多的几种原生性文化之一，具有文化本源的意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行政管理体系不可能抛开中国传统文化而重建。只能是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人。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品质，中华民族才有着强大的凝聚力。现代行政管理同样以人为中心，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要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胜，政府的执政能力起着某种程度上的决定作用，就必须有立足本民族的思维及行动模式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给予中国古代管理智慧一个全新的阐释。
三、现代行政管理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
现代行政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融合。
道家个人管理的目标是“内圣外王”；儒家主张通过“修己”、“安人”实现“大同”，体现了个人管理目标与组织管理目标相统一的辩证关系。对现代行政组织而言，就是要注重营造一个协调个人、群体乃至社会三者利益的目标链，使前一目标的完成成为后一目标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后者的达成又是前者的印证和升华，由此循环往复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目标流程网络，促成组织最高战略目标的实现。
任何管理目标的实现，都要靠一定的组织来完成。有效的组织应遵循目标一致、跨度合理、指挥统一、权责分明、职能明确等基本原则。早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合群是人类的本性之一，而“分”又是人类结成社会群体的必要前提，没有等级划分的限制，群体内部就会发生争夺。“合”与“分”是由社会分工和职业差别所导致的，也是解决各类组织矛盾的必要手段，是组织良性运转的前提。
在现代管理理论中，领导和激励密切相关，只有理解了人们的真实需要和行为动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激励问题，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
我国古代有代表性的人性理论是儒家的“人性可塑说”。西方行为科学都假定人性不是一个“变数”，管理者只有设法去适应人性。而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后天的塑造与引导，如荀子主张“导人去伪”，孟子主张“领悟善端”，这比起单纯被动地适应人性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今天我们大力倡导“经营人性”，只有在“人”的意义上，才能够对行政管理的良性、持久发展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道理很简单：管理，只有基于对中国人内在价值观与幸福感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收获成功。
相对而言，西方管理学注重对物化结果或阶段性成果的控制，强调控制的实效性；中国传统文化则偏重于对人的控制，因而控制的标准模糊、不精确但更具柔性。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恰是最有效的控制。这一思想被彼得．圣吉称为“无为而治的有机管理”。给下属充分的行动自由去实现某构想，并对所产生的结果负全责。不再通过传统的复杂的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学习来控制”，致力于改善思考品质，加强反思与团队学习能力，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无为而治”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命题，老子讲的“无为”是达到“无不为”、“无为治’这一目的的手段。确切地说，无为管理的实质是把人的社会性减到最低限度，通过恢复人的自然属性的方式来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四、传统文化与现代行政管理的共生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的契合绝不是一种偶然，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物质文明是可以共生的。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主席罗杰．史密斯曾这样谈及他在《孙子兵法》中学到的东西：“今天没有一个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它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的重大意义。”历史上积淀下来的诸多文化遗产瑰宝，在形成中国现代行政管理模式的战略运筹理论过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西方管理惯用“二分法”把完整的组织划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大对立阵营。中国文化推崇圆满和谐，认为只有组织内处处融通一致，才能形成一广大和谐的系统。打破这一系统，组织便不得安宁。
现代行政管理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在人本管理从“以个性为本”、“以人性为本”到“以人文为本”的转化过程中，文化对行政管理的影响权重日益增加，绵延五千年的华夏文化充分说明了我国在对文化的整合与管理方面的巨大成功。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贵“和”持“中”。注重和谐，已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才能趋向管理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
参考文献：
[1]哈罗德孔茨等著，郝国华等译.管理学.第十版，经济科学出版社.
[2]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宋光华，王文臣.企业管理科学化、现代化与中华文化.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4]李涛.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传统借鉴.2005年.
高情商的领导力
1990年，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彼得·塞拉维（Peter. Salovey）和新罕布尔大学教授约翰·梅耶（John. Mayer）最先提出了情感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这一概念，并且与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IQ）相对应，将情感智力的商数称为“情商（Emotional Quotient，EQ）”。1995年，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戈尔曼（Daniel.Goleman）所著的《情绪智商》中把个体的情商概括为了解自我、管理自我、自我激励、识别他人情绪和处理人际关系五方面内容。
学者们意识到既然有个体情商的存在，那么由个体组成的集体、团体或组织同样也会有情感管理方面的问题，因而进一步提出了团队情商、组织情商和企业情商的概念。所谓企业情商是指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认知、调节和管理情绪、情感的能力，它综合反映了员工情商的高低、团队成员之间关系的和谐程度和凝聚力，以及组织与其他组织及社会公众之间关系的协调能力，是衡量企业的灵活性、适应性以及预测其能否改善企业业绩和建立组织之外良好关系有效指数。
众多研究均表明，情商是领导力的重要成分，对领导力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一旦领导者无法调整自身的情绪体验，而表达出消极的情绪，可能通过情绪感染影响其他领导者或者员工。而且，领导者拥有对企业文化、企业战略制定和执行的权力，其在情商上的不足可能会导致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使得企业整体出现偏差，而高情商的领导者能够为企业营造理解和尊敬的氛围。
高情商企业如同高情商个体一样，在意愿的达成以及有效处理外部关系上都会有出色表现。首先，可以减少员工情绪的压力，满足员工情感需求。同时，有助于创建良好的企业文化，充分激发企业内部潜能，并促进企业适应环境变化，提高竞争力，最终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从传统文化吸纳正能量
现代企业管理的关键点和难点都是对人的管理与开发，企业情商的塑造也在于对组织中人的塑造。现代社会中的人并非机器，而是有意识、有感情和有社会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其特殊的社会关系及以此为依托的复杂的人文背景，故而在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其影响。从某种程度来说，人的管理就是对文化的管理，是具有鲜明民族特征、本土特征的文化管理。所以，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智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吸纳和利用，是建构企业高情商，获取正能量的有效来源。
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是人伦文化，它的基本精神可以归纳为三个部分，即“仁、义、礼”。仁学，讲求尊人，敬人、爱人和安人之道。义学讲求经权变通之道。礼学是规矩之学，讲求行为规范之道。“仁”是中国传统美德中极为重要的内容，构成了人类社会中最本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仁的核心是“爱人”，也就是说，以爱护他人为基本出发点，考虑他人的利益，并关心和尊重他人。仁学注重“人”与“人际关系”，抬高人的地位，强调人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仁学就是人学，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学说。
这对企业领导者而言就是首先要“无为而治”。历来对“无为而治”都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认为“无为”就是“不为”、“无所作为”。其实，这里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妄为、不乱为、顺应客观态势、尊重自然规律促其前进。
企业要创造一个按规矩行事、心中只有发展目标的简单环境，让内部“风清气爽”，而不是人人投机取巧，这才是最基本的高情商表现。而其直接体现为领导者更多的授权，也就是相信员工的能力和自律，并清醒地认识到企业的发展是需要大家共同创造的。
在《论语》中，孔子有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指只有自己愿意实现的意愿才应该是希望别人也达到的；凡是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不要强加到别人身上。这句被孔子认为是应该终身奉行的话，其实也是现代人际交往的基础——同理心，又称共情，它指个体感知或想象他人的情感，并部分体验到他人感受的心理过程。
员工的共情能力能够促使员工之间有效交流，以防冲突为企业带来内部的不和谐。而盖洛普对700个公司的200万员工研究亦证实了富有同理心的管理极为重要，大多数人认为拥有一位富有同理心的老板比自身的金钱收入更重要。“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有同理心是能够形成凝聚力，实现共同愿景的基础，也是企业情商构成的重要因素。所以，现代企业要能够充分了解员工，特别是新生代员工的想法意愿，否则就容易出现某些企业惊人的“十几跳”惨剧。
而“义利观”是儒家思想最为精髓的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中最根本的主张是“先义后利”、“以义统利”。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我们要将古人的这种义气精神并推而广之，即在内部不搞趋利式文化，要有人情味，讲大局，达到个体与团体的双赢；在外部，要兼济天下，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既是现代企业立足于社会的基础，也是企业高情商的应有表现。
一、《真善之间》的中西文化基本观念
纵观《真善之间》，作者从真善关系、天人关系、人本主义和民本主义、人治和法治以及上帝崇拜与祖宗崇拜等多个向度对比中西文化差异。启良教授首先指出：西方人以求真为主轴，求善与求美皆是以求真为轴心；中国人以求善为主旨，求真与求美皆是在求善这一最高目的下的副产品，同时为其服务。也就概括地说，中国文化可概括为“仁性”文化，西方文化可概括为“知性”文化。西方人的主要兴趣在求真，而且此种兴趣历经2000多年而不衰；另一方面，西方人思考社会、人生乃至审美领域的问题，无不以求真的态度和眼光来对待，同时以追求真理为原则。西方人以求真为本位，虽然导致了科学主义的膨胀，但却带来了一个经济繁荣政治民主和文化多元的社会；中国人以求善为本位，善之花却没有结出善之果，不仅民主政治同其无缘，科学精神一直未能得到发扬。其次，作者认为,从天人关系方面比较中西文化是非常可取的视域。在对待天人关系上，中国人“天人合一”，西方人“天人相分”，所谓“天人合一”，意指没有把天摆在自己的身外，作一对象物来看待；所谓“天人相分”，是把天看做外部事物，将其客体化和对象化。两种迥异的思维模式形成不同的文化形态，渗透到历史、政治、道德、宗教等诸多方面。文中从中国历史的深层，探求中国为什么没有走“天人相分”阶段，而取“天人合一”之路。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之境界多出于道德伦理，带有强烈的政治伦理色彩，指出中国人思维模式上的天人合一，导致理论素养薄弱而缺乏科学精确性。
这种思维模式是综合、整体模糊性的，而不是分析和推理的。正是这种思维模式，中国人所以重直觉而不重科学理性，重体验而不重科学实验，以致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第三，启良教授认为，中西文化差异亦可视为人文主义的差异。中国的人文主义侧重于民本主义，西方的人文主义主要是人本主义。而强调“人本”，人成其为人，强调“民本”，人则容易沦为非人的状况。二者的对应物不一样，“人本”对应的是神权或技术极权主义；“民本”对应的则是专制王权及其官僚系统。启良教授严厉批判儒家基于“内圣外王”之思想模式的民本主义和德治主义，由于立论上的致命弱点，所以落实于社会政治之实践，只能出善花恶果，不仅不能开出“外王”，而且使中国社会长期地沦为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下。同时对比西方基于科学理性的人本主义这一价值观的历史，指出西方人本主义迥异于中国“民本主义”传统，这种价值观是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社会自由繁荣的根源。第四，启良教授认为,中国人祖先崇拜是因为特殊的政治伦理需要，未能由自然宗教过渡到普世伦理宗教。祖先崇拜有利于政治的稳定和皇权的巩固，在一个祖先崇拜的社会，其政治形态必定是专制主义，君王必以父亲家长身份统治全国。在轴心文明时代，其他文明民族大多能完成由自然宗教到伦理宗教的转换，与此相反，西方人的祖先崇拜观念淡薄，正是他们的上帝崇拜的出席。西方人之所以可以建立共和制度，很大原因就在于把天神当祖先，而不是把祖先当天神，这于传统中国信仰迥然有别。将天神当祖先是对家天下的否定，将祖先崇拜神化是对家天下肯定。基督教产生后，西方人认为他们的父母和自己都是上帝的造物，在造物主面前，他们的祖先同样是卑微渺小的，整个世界都是上帝的造物，包括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因此，基督教教义中就不存在祖先崇拜而让位于上帝，正是这种西方社会基督教取得领导地位，于西方人政治生活的影响更大，更对专制主义的家天下模式的批判和否定,很明显两种不同的崇拜信仰对政治生活的影响是深刻的。第五，从中西法律制度建设上，启良教授深入剖析中国政治历史，指出中国源远流长的人治传统，从周公“敬天”“保民”之思想，制礼作乐之举措，实可视为“政教合一”之人治雏形。孔子和孟子乃至其他的先秦诸子，都可看作为“政教合一”而构建思想体系。直至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官方意识形态，政治紧密结合思想控制。作者又从西方政治史的角度，指出西方法制体制是建立在“政教分离”理念之上，“上帝的事情上帝管，凯撒的事情凯撒管”，在西方社会正是教会不能干预俗权，俗权亦不能管社会教化之事。君主、国王的权力限定在理性的法律之下。因此中西文化最大层面表现为人治和法治的重大区别。作者从历史和观念的层面理解基督教对于西方政治社会自由民主之意义，跳出权力话语，反驳以往教科书体系，具体论述基督教对西方政治思想的重要贡献。最后，启良教授在著作中还就中西神话与英雄崇拜，中西法律建设基础，所有制同人的自由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客观公正评述等等，都有较为精辟透彻的论述。
二、《真善之间》中西文化基本观点评析
启良教授中西文化以上多方面比较和剖析，立论深刻，横征博引，才情横溢，理论厚重，思想严谨，学术眼光敏锐。可以看出启良教授对中西历史、政治、宗教、科学、文化、艺术等等有较为深度的研究。作者对中西文化有深刻理性的认识，与其深厚的文化修养、强烈的现实关怀和自身的生活阅历分不开的。但赞叹之余，笔者觉得该著作对中西文化精神某些方面缺乏深刻而全面地理解，或者是情感僭越了学术理性。
（一）求善和求真。中西文化各自的基本精神百年来一直是中国思想界讨论的热点,新儒家代表唐君毅认为:“西方文化之重心在科学宗教，中国文化之重心在道德艺术”，台湾学者张荫龄提出“海洋的文化恰如智者尚智；内陆的文化恰如仁者尚德”。很明显，这些观点与《真善之间》的观点是基本契合的。应该说，以求善与求真视作中西两种致思路径的不同是基本合乎学术理性和历史事实。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沉淀历史悠久，将其主调定位于求善的“仁性”文化有一定合理性，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三教相合形成几千年来超强的稳定体系，事实也正是以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伦理为主体致向。启良教授认为中国人求善，服务的是主在政治伦理而非普世伦理。这一说法，值得商榷，传统文化的致善取向，从孔子、孟子的仁政学说，魏晋玄学的清谈，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的重修养功夫等等，传统文化相信价值之源内在于一己之心而外通于他人及天地万物，所以翻来覆去强调“自省“”反求诸己”“反身而诚”之类的功夫，这就是一般所谓的“修身”或“修养”。重视人的自我修养，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特色，这当然不是说中国人个个都在精神修养方面有成就，但两三千年来中国社会能维持大体的稳定，不能说与它的独特的道德即求善传统毫无关系。说这种求善传统完全服务于政治伦理有失学理和历史事实，这里涉及到文化传统与政治传统的复杂关系,不能将文化问题与政治完全混为一谈,认为中国文化的普世价值屈从于政治伦理，是不合实际的。就是在今天，中国大部分普通的老百姓都在内心认同人的“天地良心”之重要，这是中国长期的文化传统的优秀积淀。中国的修养传统正是一种值得珍贵和必须重新发掘的精神资源,不能因为中国历史出现不少的“恶”的事实，否认中国文化道德价值追求的现实意义。正因人性的种种缺陷，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坚守道德价值的追求，不能将这份价值同政治领域完全相混。因此，启良教授认为中国求善传统文化服务于政治伦理，出于某种情绪而忽视传统文化伦理道德趋向的正面意义。将西方文化的主基定位于“求真”，符合西方历史文化的事实。从最早的古希腊学者主要是对自然问题的思考，到中世纪文艺复兴以科学理性反抗神权，到近现代西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西方文化始终灌注理性地求真精神，并将这种精神运用到自然、社会政治诸多领域，由此造出西方的发达科技、民主政治、繁荣经济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人几千年来对宇宙自然的探索追问，对真理的不懈探求，“为知识而知识”“以真理为师”的学术精神，倒真的是传统文化所不足的，值得我们深思。
（二）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中国文化主“天人合一”，西方重“天人相分”，符合中西文化的特征。就人于自然关系而言，我们大概可以用“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来概括中国人的基本态度，两千年来中国人对自然关系发展出“尽物之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精神，中国人当然也不能不开发自然资源求生存，但“利用”是“尽物之性”，顺物之情，尽量和天地万物协调共存，而不是征服，这与西方近代对自然的态度截然相异。启良从中西天人关系作详尽的文化比较和理解，批判和审视中国文化中思维方式的特点，科学精神的缺乏等等结论，是确切的。但启良对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精神缺乏同情和深入地理解，忽视了这一精神的重要意义。对什么是“天人合一”，启教授的理解：“所谓‘天人合一’，意指没有把天摆在自己的身外，作一对象物来看待。”。“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之境界完全出于道德考虑，带有强烈的政治伦理之色彩”，很少见到启良教授对中国“天人合一”的深层内涵和作用有精确深入地表述，是出于学识的不足，还是情感的偏向？不得而知。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是“天人合一”，这是没有异议的。但何为“天人合一”，仅仅从客体主体之分来看，是领略不到其中的真实内涵。“天人合一”，是东方智慧的典型表达，而几千年的中国，将这一精神发展到完备的形态，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道德、习俗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中国的“天人合一”，没有发展出现代的科学和民主是历史的事实，但发展出了优秀的生命智慧等多方面。如道家基本精神就体现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展现的智慧深刻影响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儒学作为生命的学问而特重主体性于内在道德性的理路，以实现天道和人心的一致。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价值在艺术和道德，西方文化的主要价值在科学和宗教。以此来观照中国的“天人合一”价值，或许有所启发。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具有普世文明的重大价值，将这一精神价值仅仅视作道德伦理和政治教化的辅助，不符合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涵和历史实际。
（三）民本主义和人本主义。启良取民主主义与人本主义作中西文化的比较，作为对中国封建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切入点。梁启超较早地将中国历史上的重民思想称之为“民本思想”，并认为是我国政治思想之一大特色。有学者就鲜明指出民本主义“与君主专制主义是不矛盾的，它可以是君主专制主义的一种补充。”可见,中国民本主义思想本质是专制主义的代名词。文中从传统民本主义展开去，批判由周公所创立的民本到孟子的发展而至完善的中国特色的传统政治文化。其立论鲜明深刻，很明显针对传统中国没有走上西方民主自由政治的深刻思考，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不能忽视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特殊背景生成和演进的过程中，有着糟粕与精华并存的独特内容，如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吏治思想、变法思想和变革意义、修身内省意识、华夏中心和大一统观念、海纳百川与协和万邦的包容意识，总体上中国传统没有摆脱封建皇权至尊观念、宗法宗族观念、纲常意识、尊崇先祖心态、圣主期盼和清官意识等等。传统几千年的政治文化智慧需要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等等的梳理和挖掘，开发现代化政治体制建构路径的借鉴。启良以民本和人本为点，强烈批判传统的民本主义和德治情结，如此以点带面，不能说没有道理。但纵观此节，作者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论述历史深度和梳理是欠缺的，以民本主义为基，进而全盘否定传统专制政治，是作者字里行间很明显的价值取向，忽视中国历史上有开明政治出现的历史事实，如汉唐盛世，国力强盛，吏治清明，民生富裕安详，足以表明传统政治文化和实践有其可供现代政治借鉴之处。我们不能以专制二字对传统政治文化全盘否定。
（四）祖先崇拜和上帝观念。中国人崇拜祖先，西方人崇拜上帝，两种不同的崇拜影响政治生活，符合一定的历史事实。启良批判中国人的祖先崇拜同专制社会的紧密关联，即在专制主义统治下，祖先崇拜有利于政治的稳定和皇权的巩固。此说有一定道理，也符合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但有一点我不同意的是，否定了中华民族祖先崇拜的积极意义，从政治的角度完全抹杀这一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孝亲敬祖”，已经在历史和现实中形成一种牢固的传统习惯，亲和祖都在故土，孝亲敬祖观念和传统自然衍生出爱国主义，成为民族凝聚的精神力量，应该这种精神力量不是为政治所左右的。比如，改革开放以后，大量海外华人回乡祭亲祭祖，祭奠炎黄和孔子，这说明祖先崇拜的巨大感召力。几千年来，正是认同共同伟大祖先这一心理，才使得华夏民族血脉相连，绵延不息，中国的祖先崇拜之所以能源远流长地传承下来，并非是中华民族的文明缺陷，而是中华文明的特质，是中华文明不断延续的根之所在，从炎黄到现代社会，祖先崇拜形成了民族象征符号的“龙的传人”，就是在祖先崇拜中，中华民族找到自身的归宿，在民族象征符号中，中华民族找到自己的凝聚力。因此，中华民族祖先崇拜的重大意义不能等同政治专制的帮凶而一概抹杀。
（五）中西政教、法治和人治关系。启良教授对中西政治和宗教关系不同形态的理论梳理，如拨云见日，对我们正确认识人类文明中宗教之于政治的作用赋予深刻思想启迪。政治和宗教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学术和社会问题。启良这里就中西政教合一和政教分离作两种形态的不同比较，批判地指出中国历代封建统治如何将政治专制和教化有效结合，从而实现之人治政治目的，而西方基督教有效地促进法治、民主自由和平等地实现。从客观事实角度看，中国儒教，道教和禅宗三教并立和融合，的确在历史上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如唐朝将道教定为国教，为维护其统治起到重要作用，但同时道教推崇黄老之术，讲究清静无为，百姓修养生息，对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佛教自汉朝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斗争中相融合，命运也是极为复杂的。从中国的历史事实看，宗教和政治的关系是很复杂的，中国人治和西方法治社会的建构与宗教有一定关系，但不能完全用政教关系而统之。在现今中国，我们党坚持宗教理论，正确处理民族和宗教问题，坚决贯彻公民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实行政教分离政策，同时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建设大业相适应。“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宗教团体和政治运作保持高度和谐一致，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宗教政策既保证宗教事务的正常开展，又有效促进社会的稳定。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来说，坚持和发展宗教观，正确执行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具有重大意义，才能保持社会主义国家宗教和政治和谐相处，这在启良著作中是没有提到和忽视的。
三、结语
《真善之间》全书以大量的笔触，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政治领域的深层弊端，批判新儒家学说的缺陷，褒扬基督教学说的奥妙之处，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学术和思想的繁荣、发达经济某种理想和期待等等。文中可以看出启良教授对传统文化矛盾甚至痛楚的心理，明确指出中国传统文明面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尤其以科学与民主为主要内涵的现代文明建构。另一方面，针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科学和民主的因子，不少学者尤其新儒家也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试图改造儒学，开出现代化的民主之路。如在“内圣”和“外王”的关系上，牟宗三认为现实途径就是“转理性的作用表现而为理性的架构表现”，摒弃“隶属关系”，开出“对列之局。”
新儒家的某些代表性观点值得现代和将来去探讨和挖掘。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说道：“照我的意思人类文化有三步骤，人类两眼视线所集而至其研究者也有三层次：先着眼研究者在外界物质，其所用的是理智；次则着眼研究者在内界生命，其所用的是直觉；再其次则着眼研究者将在无生本体，其所用的是现量；初指古代的西洋及在近世之复兴，次指古代的中国及其将在最近未来之复兴，再次指古代的印度及其将在较远未来之复兴。”应该说梁先生这句话是很有见地的，他指出文化进路的多元化,中国文化的突出点在其“研究内界生命”，在将来具有独到的价值。
关键词：诵读十分钟；写字十分钟；修身十分钟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07-147-02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教基【2001】17号）中指出：“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学校在执行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同时，应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结合本校的传统和优势、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开设或选用适合本校的课程”。
我校在学校明晰的办学理念指导下，以让课程适应和促进学生的发展为原则，挖掘学校自身的文化特点和办学特色，充分发挥学校现有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优势，构建并实施了具有学校文化特征的校本课程，即每天“三个十分钟”。
一、课程开发背景与目标
2008年，我区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实施五大工程，其中之一是教育城域网建设工程，我校紧紧抓住这一契机，科学合理的设计了学校信息技术建设方案，并积极与区教育局信息中心沟通，努力争取上级的各项支持，实现了集校园闭路系统与信息化网络工程于一体的“班班通”。有了这样的硬件设备，又经过学习、考察、研究、论证，初步形成了对“修身”课程的构建思路，创先河、领潮流的开发了“修身十分钟”校本课程。与此同时，我们将学校原有的校本课程进行了综合研究和分析，把坚持了十几年的“晨读”和“写字”也确定为每天十分钟的课程，综合命名为“每天三个十分钟”。因此说我校校本课程的构建有传承，有改革，亦有创新。
每天三个十分钟以传播、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中华汉字、文学经典、成语故事等凝聚了前贤的大智大慧，睿语哲思，浓缩了华夏五千年的思想精粹，感染熏陶了一代又一代龙的传人，可以说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利用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孩子们在读经诵典中长知识，在规范书写中学做人，在赏析评说中养德行是我们开设“三个十分钟”校本课程的目标。
二、课程设置与安排
为了综合考虑孩子们的兴趣需求、接受能力、年龄特点、身心发展等多种因素，我们从时间、内容、形式上对每天三个十分钟进行了合理安排，还精心设计制作了与课程目标相一致的配乐课前引言。
清晨8：00-8：10“诵读十分钟”――“诵千年经典美文，做谦谦少年君子。让我们与圣贤为友，与诗词作伴，共度美好时光。”伴随着课前引言，朗朗读书声弥漫了整个校园。学生们诵读的内容依年段的不同而各有侧重，低年级以《弟子规》《三字经》为主要内容，让学生一进校就从为人处世的规范和态度上接受教导,使他们在人生道路上受到启示和帮助。中高年级以唐诗宋词等经典诗文为主。诵读的形式活泼有趣，诵、吟、唱、演、讲多种形式大大激发了学生的诵读兴趣，学生们在读中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形态美、意境美、节奏美和韵律美，欣赏文化典籍中的名言警句、佳篇华章，从而亲近并热爱母语，景仰祖国悠久文化，受到情的感染、美的熏陶。
中午11：30-11：40“修身十分钟”―― “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让我们常怀律己之心，常修为人之德。”这是短片播放前的引言，经过一上午的学习，孩子们都已经比较累了，这时通过学校中心机房向全校学生播放的新鲜、趣味、生动的精彩短片，如同注入了兴奋剂，有效缓解了孩子们的紧张情绪。短片内容丰富，涉及生活百科、自然科技、法律法规、传统节日、艺术修养、行为养成、学科教育、民俗风情、安全知识等；形式多样，包括专题、新闻、纪实、动画等。通过观看，不仅使学生掌握了大量的知识，满足了他们的求知欲，开阔了视野，还能达到修身养情、修身养性的目的，可谓一举多得。
下午2：40-2：50“写字十分钟”――“笔墨纸砚为高雅，自得其乐挥毫中。让我们分享无言诗、无行舞、无图画、无声乐之趣。”午后的困倦、慵懒在清新质朴的古乐声中一扫而光，孩子们在语文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安静的一笔一划地书写着，规范美观的汉字跃然纸上，稳妥、认真的良好品性在此形成。
每天的三个十分钟，虽然用时不多，但发挥的作用实在不小，三年多的坚守，学生们在读写看的过程中不断地感受着中华语言文字的魅力，领会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陶冶性情、修养身心。
三、课程实施与管理
为有效落实每天“三个十分钟”校本课程，我们努力做到“一个精选”“两个落实”“三个保障”及“四个原则”。
“一个精选”即精选教学内容。我校的校本课程没有统一的自编教材，我们本着“引进、开发、下载、共享”的原则，通过对各种来源的信息资源进行反复研究、勘比、过滤、精选、整合，确定诵读和写字内容，建设修身视频资源库。
“两个落实”一是课堂教学常规的落实。教学部门坚持进行日巡查、月总结、学期交流研讨、学年成果汇报。二是课程计划的落实。教学部门负责制定教学计划、编排课表、提出组织管理要求、考查教学效果。
“三个保障”一是组织保障，各部门分工明确，各负其责。二是制度保障，确保教学考查与专题活动有序进行。三是资源保障，不断加强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建设。
“四个原则”一是“学生需要原则”，以学生的需要、兴趣、爱好为出发点，开发资源，完善课程。二是“发展性原则”，校本课程在促进学生发展的同时，还要促进教师的发展和学校的发展。三是“活动性原则”，通过组织相关活动给学生搭建展示的平台，在教与学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实际能力。四是“管理性原则”，只有抓好管理和落实，校本课程才会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四、课程拓展与成效
课内打基础，课外求发展。我们的校本课程不仅仅局限于每天的三个十分钟，而是在课堂之外也适时的组织开展一些浸润文化气息的课外活动来进行拓展，以巩固知识，发展能力、培养品德。
1、书香伴我行，读懂人生道理
学校每学年举办一次教育书店进校园或作家进校园活动，拓展学生阅读面，提高学生的广泛阅读意识；适时开展讲故事、演讲比赛，进行阅读小明星评选表彰；每学年组织一次低年级经典诵读比赛，考查学生经典诵读效果；每年校园文化艺术节都会安排以年级为单位、以中华经典为内容、以吟诵、歌舞为表现形式的节目演出，在反复的吟咏、背诵和表演中体会中华文化的蕴涵。我校据此编排的经典诵读大型节目《古诗新演》在市区两级艺术节和少儿才艺展示活动中均获得一等奖。
2、笔墨润丹青，写出一方天地
学校长期组织开展师生校内外规范字书写比赛，学生作业评比与展示，拼音、识字、作文、朗读单项测试活动，教师教案书写检查、写字教学小课题研究、班级板报检查评比以及“寻找身边的书法家”等各项专题活动，师生的书写习惯和书写水平逐年提高。为此学校被命名为“国家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和“自治区写字实验先进校”。
3、荧屏阔视野，修成德行学养
配合每天十分钟的修身短片播放，学校还开展了系列拓展活动：每天记录修身日记，教师指导学生记录观片心得，提高道德认知水平；每周开展修身论坛，师生踊跃发表观片感想，增强情感体验交流的机会；每学期征集修身手抄报、修身观后感，学生写作不愁无“下炊之米”，有情可抒，有感而发，写作水平不断提高。通过观看短片、交流体会、书写感想，学生们的知识面更加宽广，综合能力得以发挥，身心素质得以提升，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获得启迪，达到修身养德，修身养学，修身养情，修身养行的目的。
每天三个十分钟，并非一蹴而就。三年多的实践，不仅促进了学生的健康成长，也同时带动了教师的发展，教师的教学基本功、信息技术运用能力、学识修养和教科研能力均得到很大提升，从而不断走向成熟。
每天三个十分钟，并非大功告成。我们的尝试，只是刚刚开始，此模式的探索和实践还要继续，更大更新的挑战，还在前方等着我们。
每天三个十分钟，并非一劳永逸。在今后的实施过程中，还需要不断总结经验、巩固成果、正视问题，还需要不断深入研究、积极创新、修正完善。
（上接146页）宋政治家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品德中，确立历史的责任感；从北宋风俗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确立历史审美情趣；从明代民族英雄戚继光“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的远大志向中，感悟历史的使命感；从民族英雄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中收复祖国宝岛台湾的壮举中，确信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以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感。值得注意的是，为使学生达到“确信”这个情感水平层次，历史教师就必须要有强烈的角色意识，千方百计营造情境，使历史的过去在学生的接受过程中“再现”，具有强烈的烘托效果，让学生能够体验历史，身临其境，设身处地，与历史人物同呼吸，共命运，进行心灵的碰撞，情感的交流；而进行规律性的总结与分析，又要求学生站在理智的高度，对历史事实做出价值判断，使情感体验升华为理智与理论。只有这样，才能使“确信”成为情感教育高层次目标和终极水平。
2、灵活运用多样化教学方法
历史教学中加强对学生情感意识的调动与培养，教师要充分运用多样化教学方法，成为表情达意的手段。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完成教学的保证。教学方式的多样化是满足学生学习多样化需求和培养学生多样化素质的要求。单一、枯燥的教学方式会扼杀学生的创造思维和学史的兴趣。它不仅可以提高教学效果，而且也为情感教育大打方便之门。学生们以极大的热情搜集了大量时期所传唱的歌曲，如《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等等。在这次活动中，学生们自始至终保持着高昂的爱国热情，用他们的歌声唱出亡国的悲愤，用他们的歌声唱出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心声。因此，只有让学生自己去思考、去动手，在情感体验中才能训练思维、成长智慧。
总之，历史教师必须具备情感意识，重视情感特征和情感内容的研究，处理好情感教育与认知教育的辩证关系，既发挥情感在历史教育中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动力功能，又努力挖掘历史教学中的有效情感因素，培养和完善学生积极健康的情感和情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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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作为政府行政活动的灵魂，行政文化对于确保政府行政目标的实现，协调组织内部关系，促进行政精神的建立有着重要的作用。数千年辉煌灿烂的文明史使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但同时也使其保持着显著的旧特征并顽固地影响着中国行政。当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对政府的行政活动及相应的行政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的行政文化已进入激变．再生的重要关头。本文将着重从现实应用的角度审视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正价值，即传统行政文化中对于现代行政具有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的积极因素，并分别探讨将各项积极因素应用于当代中国政府行政的合理途径。
一般来讲，行政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行政文化是指行政意识形态以及与之形式应的行政制度和组织机构。狭义的行政文化是指在行政实践活动基础上所形成的、直接反映行政活动与行政关系的各种心理现象、道德现象和精神活动状态，其核心为行政责任、行政伦理和行政品德等。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是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形成的，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建君主专制基础上的一种文化形态。
纵观国内有关行政文化研究的诸多著作和论文，对于行政文化的研究多关注其负价值，即行政文化中对行政改革存在消极影响的因素，具体观点总结如下:
(1)传统行政文化的伦理色彩十分明显，行政管理也随之呈现出明显的“德治”特征，重人治而轻法治;(2)传统行政文化主要以个人的文化价值为取向，突出表现为人格化的服从关系和人际关系;(3)传统行政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封闭和排他的特征;(4)传统行政文化所倡导的行政结构和方式形式主义特征明显，重形式而轻效率，(5)传统行政文化带有浓厚的官本位色彩，崇尚权威，偏爱特权;(6)传统行政文化倡导的行政模式缺乏透明度，“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传统非参与意识影响很深。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正价值，过往研究成果也有相应阐述，但缺乏显著的“中国”及“传统”特征，也没有明确和系统地提取出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已有观点如下:
1)传统行政文化有助于确保政府行政目标的实现。传统文化所倡导的行政价值观，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激励入世，鼓励个人奋斗，而且强调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基点将个人与社会进行凝聚和融合。2)传统行政文化对于协调行政组织内部的关系有积极作用。传统行政文化中关于人伦关系的某些有价值的思想，如“贵和”、“和而不同”等，可以作为协调行政关系的重要谁则。3)传统行政文化有助于促进政府行政精神的建立。政府行政精神是行政组织及其行政人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团结战斗的精神。传统行政文化中不乏塑造行政文化的真知灼见。孟子所主张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对于构建廉洁奉公的、注重原则性的行政文化就具有借鉴意义。
在先前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本文将着重审视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正价值，明确地总结提取出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并分别探讨将各项积极因素应用于当代中国政府行政的合理途径。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很早就形成了一套体系严密的行政管理体制。与此对应，行政文化也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它们对数千年电国行政体制的形成和发展，选官制度的不断完善及历代政治家的行政行为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是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形成的，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官僚行政体制的基础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濡道法诸家融合互补，影响甚至决定封建国家行政人员行为的一系列思想意识、心理、规范和道德规范等的总称。
关于传统行政文化对当代中国政府行政的正价值及其合理应用途径，本文从政府的内部管理(包括公务员制度建设)和面向社会的行政活动(包括政府与公民关系)两个角度进行阐释。
1政府内部管理及公务员制度建设方面
1 .1传统行政文化主张积极入世，与当代政府倡导公共精神的价值取向具有相通之处
传统行政文化倡导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礼记大学》中提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言“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时至今日演变成为大众耳熟能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人世精神与当代公职人员增进民众福利的价值追求具有共同点。
当代中国政府应倡导公共精神的价值取向，在社会大众中形成一种文化和舆论氛围，鼓励有志之士担当公职，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不断强化公务员群体的综合素质，从而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1.2传统行政文化中具有显著的人格化特征.对当代中国政府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具有启示作用
上文在总结传统行政文化的.负价值时曾提到传统行政文化表现出显著的人格取向，具体体现为人格化的服从关系和人际交往关系，这种思想可能会对政府中的人际交往及行政行为产生严重影响，突出表现为“人情风”盛行，公职人员在行政活动中置制度及原则于不顾，不仅影响行政活动的公正性，而且滋生腐败，引发“寻租”行为。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传统行政文化的人格化特征还包含以人为本的思想，强调举贤任能，主张对公共部门人力资源进行开发，在人才使用方面采取情感激励的措施，重视人的价值和追求。这种人本思想与现代管理学中的人本主义及组织行为学中的激励理论不谋而合。
当代中国政府在进行行政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应警惕人格化特征带来的负面影响，加强制度建设和行政监督，限制个人权威;另一方面应当借鉴传统行政文化人格化特征的精华部分，坚持以人为本，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管理，结合行政人员的价值追求，采取激励措施。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实现行政管理的最优化。
1.3传统行政文化中的世俗化特征，是当代中国政府改革和发展的有利条件
所谓“世俗化”，社会学家帕森斯将其概括为4个主要倾向，观察事物方式明确而非笼统，中立而非感情，判断标准普遍而非单一，角色录用重成而不重世袭。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居于主体地位的儒教一直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世俗幕?帕森斯所主张的“在评定价值和录用人才担任社会角色时，现代文化注重成就不注重世袭地位”早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得到充分体现。传统行政文化强调“治国之要，择吏为先”，任人唯贤，以德能为宫。当然，科举制度对中国传统行政具有积极性作用的同时也夹杂着巨大的消极性影响。我们在进行当代政府行政改革的时候，应客观公正地审视其历史作用。
当代中国政府的行政发展尤其是公务员制度的建设应对科举制度不拘门第、公平竞争、公开考察、优胜劣汰的世俗化特征加以借鉴和应用，构建公平公正的公务员选拔和录用制度，提高公务员队伍的整体水平和综合素质，进而改善政府工作效果，更好为社会大众服务。
1.4传统行政文化中固有的自律性和奉献精神，对当代公务员的思想和行为具有启示作用
毋庸置疑，当代行政系统强调制度建设和法律规范，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道德力量。道德作为行政权力的自我约束机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一直被封为行政官员修养的格言。古今中外行政管理的实践都证明，单纯强调他律的制约作用而丢弃道德自律的作用是不可取的，制度难以尽善尽美，公职人员缺乏自律就会千方百计利用制度的漏洞为自身牟利，损害公共利益。
当代中国政府在进行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同时，应加强公务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倡导传统文化中的自律性和奉献精神，将公务员的自律与制度约束及监督结合起来。如此一来，既可以提高行政效率，提高公众满意度，又有助于降低行政监督的成本。
2政府面向社会的行政活动及其与公民的关系方面
2.1传统行政文化为当代“德治”提供依据.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启示作用
诚如上文“文献综述”中所说，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德治”传统确实存在重人治、轻法治的弊端，对构建法制社会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但“德治”同时具有“伦理本位”的内涵，从总体历史进程而言，不可否认其积极意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片面强调发展的物化成果而忽略道德内涵这一倾向的纠正。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显然蕴涵了社会伦理这一重要因素。
当代中国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在认识到“德治”局限性和阻碍作用的同时应对其积极意义加以利用。一方面，应在社会中普遍确立法律至上意识，提倡契约精神，培育公民意识;另一方面，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提高治理效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2传统行政文化中集体主义的原则，对当代行政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重视个人利益的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逐渐觉醒，传统行政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取向开始受到质疑。实际上，传统行政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主要是为权力私有服务的，一定程度上具有封建性和落后性。“封建专制社会要求以全社会的‘公’来为少数统治者的‘私’服务，这实际上将统治集团的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的利己主义，早在延安时期就已遭到批判。”当今的集体主义已经有了全新的内涵，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维护公民合法的个人权益等价值取向。
在当代中国政府的行政活动中，一方面应将集体主义作为公务员的道德准则，倡导为人民利益而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原则，反对公职人员假公济私;另一方面，政府层面的行政文化与公众层面的社会文化必须进行互动，形成一致的行政认同意识，才能产生推动社会进步的能量。
2.3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民本主义思想，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相关要求具有一致性
儒家强调的“民本”思想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历久弥新，从西周的“民之所欲，天必纵之”，到战国时期孟子的“民为贵，社樱次之，君为轻”，再到盛唐君主李世民所言“民为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无不包含丰富的治理智慧和谋略。当前我国提出的“以人为本”理念在操作层面和社会效应层面上与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具有共同点，都主张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关注人民群众的需求，从而得民心，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可见，传统行政文化中的民本主义思想也可为当代政府行政管理所用。政府应增强服务意识，抛弃“官本位”思想，切实关注民生，尊重民意，强化公民的主人公地位，鼓励公民进行政治参与，增强政府行政权力的合法性。
2.4传统行政文化强调公平，对当前的分配制度和政府的公共决策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主张公平，早在《论语》中就有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
这样的公平理念对当今我国的分配制度具有启示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公平问题愈发提升至重要地位，“效率优先”，但更要关注公平。此外，政府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其在制定公共决策时应注重公平导向，兼顾社会各方利益，出台的政策、法规应体现公平性，尽量为群体和个人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摘要：文章针对图书馆中的经典阅读服务展开讨论，阐明了经典阅读的内涵与意义，分析了我国图书馆现阶段经典阅读的现状，探究了具体的解决策略。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3）12-0062-02
收稿日期：2013-11-04
作者简介：李杭（1982-），丰台区图书馆。
1经典阅读的内涵与意义解读
1.1经典的含义
经典包含多重含义，总的来看是指那些带有历史性、权威性以及普及性的文化。例如：文学书籍、影视作品、艺术创作—记录了人们永恒的情感，获得了权威人士与普通民众的广泛褒赞与国家和社会的积极推崇。经典之作或者揭示科学规律，或者用艺术的形式阐明真理，或者给人以美的享受以及精神境界与道德情操的熏陶。总之，经典作品是在向人们传播一种知识力量，一类精神感悟，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1.2经典阅读的意义
经典是人类文明成果，是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文化得以传播的动力。经典阅读就是对这些优秀文明、文化的学习和吸收，是对智慧的探索，更是对民族文化营养的有效汲取。一个民族只有通过经典阅读才能深入了解本民族文化，才能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来审视一个时代的发展，评判一种文明的进步，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与精神气质，阅读经典作品是保留民族文化的根本途径，是传播经典文化的重要方法，也是提升一个民族整体素质与气质的必要手段。只有深入阅读了经典，才能领会经典，深刻诠释经典，进而重建经典。第一，经典作品情深意切。无论是一部几万字的书籍，还是一部简短的艺术形式，都渗透着无穷的智慧和人生哲理，人们经过阅读或者观看后就能够自然领会其中的道理和智慧，获得精神上的感悟与熏陶。第二，阅读经典具有现实意义，其中的深刻道理对于人们今天的生活仍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例如：钱钟书的著名小说《围城》就是一部极具讽刺意义的现实主义小说，它深刻地揭示了一个历史时代，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的虚伪、贪婪、丑恶的面孔，其影响力至今未消，现代的人们都还在借助“围城”来比喻婚姻。
图书馆是经典原创文学的聚集地，是一个不设障碍的知识王国，其中充斥着历朝历代的经典作品，涵盖历史、文学名著以及诗篇等多个方面、多个领域，其中蕴含的内容是异常丰富的，图书馆要担负起经典传承的重任。
2图书馆中经典阅读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物质生活极大充裕的背景下，人们更加倾向于精神生活的追求，强有力的信息技术与快速前进的商业浪潮推动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蜕变，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人们不再满足于思想上的熏陶，而更多的则是寻求感官上的娱乐，寻找刺激，快乐先于理智所造成的犯罪活动屡见不鲜。民族文化与社会氛围都在接受着巨大不良因素的冲击。
电子信息技术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法与思维方式，使得一些穿越体小说、武侠小说街头泛滥，电子书大受追捧，却把经典之品、传统文化搁置一边。
根据相关机构连续三年对3，000多名大学生业余阅读爱好进行调查，得出了惊人结果，调查结果（见表1）。学生现状金庸、古龙小说阅读者网络文学与畅销书在线阅读与休闲杂志经典书籍与古典文化大一学生50%20%20%10%大二学生55%25%22%8%大三学生57%27%10%6%表1近三年大学生业余阅读爱好调查相关调查显示，传统文学经典中的必读科目，学生的阅读人数仅占10%，从1999年的第三位直线下降到2012年的第七位，现代学生在业余生活中，将精力大部分放在卡通漫画、网络电视、电影等通俗文化方面，主要偏向于对时尚奢侈品、流行服饰的追求上，喜欢的内容也偏向于一些轻松、肤浅、刺激的文化，学生的兴趣偏向于低俗化、表面化。
更多的高校教师发现，现代大学生的文学素养越来越下降，就连平时的调查报告也会出现语句不通顺，错别字现象普遍，更谈不上什么文学色彩了，这些现象都反映出了学生经典阅读的不足。大学生作为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不接受古典文化的熏陶，就很难提升自身气质与修养，对于以后的工作与生活都会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经典阅读遭受冷落的现象十分普遍，不仅在我国，其他国家的学生对于古典文学的热情也不是很高。例如：美国的学生中很少有阅读莎士比亚作品的，然而，一讲到一些八卦或者时下流行的肥皂剧，往往会引来学生的热情，这也是美国经典阅读衰落的迹象。
3图书馆提升经典阅读水平的方法与策略
图书馆作为经典阅读作品的珍藏区域，要积极深入广大读者中间，采取科学的应对措施，进行积极教育与引导，引导读者走出阅读误区，改变阅读习惯。
3.1创设科学的购书计划
李杭：图书馆经典阅读意义及推广策略探讨李杭：图书馆经典阅读意义及推广策略探讨图书馆要确保拥有经典书籍的数量，要加强对特殊书籍的管理，特别是对阅读频率较高，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经典书籍要定期进行维护、更新。购书之前需要做好相关调查，调查学生的阅读兴趣、学习方向以及学校的教学目标，根据调查结果科学地选购书籍，制定出科学、合理的采购计划，而且对于市场上的畅销书目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科学的甄选，避免良莠不齐、只求简单凑数，却忽视质量的行为，需要严把采购关，净化图书馆藏。
3.2利用恰当方式促进学生经典阅读
图书馆员需要做市场调研，针对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阅读对象以及他们各自的阅读特征、生活特点来有针对性地促进学生进行经典阅读。例如：对于学生的阅读类型则需要结合学生所学教材以及任课教师的指导来选择阅读书目，同时也要备用一些广泛流传、经久不衰的杰作，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来提高经典阅读的影响力，营造古典的图书馆文化氛围，使人们进入图书馆就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些古典文化氛围的影响与熏陶。
3.2.1选择合适的经典阅读书目。图书馆的服务人群除了社会人士外，更多的则是集中在学生，内藏书目是对学生学习的有效指导，也是使学生接受优良文化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积极进步的重要组织形式，为了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学生需要，图书馆员需要建立同相关教师的联系，加强沟通，时刻掌握教育教学方向，明确师生的古典书籍需求，将不同年级、不同学生群体所需要的阅读书目编织成目录。
3.2.2辅助学生制定经典的阅读计划。图书馆员要同学校取得联系，积极深入学校内部，根据学生中不同的阅读群体的阅读特点、性格特征来制定课外经典阅读计划。例如：一些学生喜欢古典文学，就要定期为他们提供相关书目。
3.2.3提倡学生阅读原典。经典文本通常都是指那些古人、名人所留下的名篇名作，这些作品都渗透着作者独特的思想体验与深刻的智慧哲理，要鼓励学生积极阅读原典，让学生先自行理解、细细品味，反复推敲，鼓励学生写读书笔记，遇到不懂的地方应参看注释，获得答案，再经过反复阅读达到精熟的地步，学生一旦进入状态就会体会到阅读经典书目的甘美。
3.2.4开展多种形式的经典阅读活动。为了有效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阅读活动。例如：为学生提供经典书目的网址信息，播放一些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以此来激发学生的经典阅读兴趣。在每学期的期末或者寒暑假举行一场读书心得的征文比赛，以此来提高学生的经典阅读水平。
经典阅读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图书馆作为文化的聚集地、书籍的传播中心，应肩负起经典阅读普及与传播的重任，为全民提供经典阅读服务，完善自身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积极采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为人们提供最优质的图书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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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传统文化；生态伦理；儒学
生态伦理又称环境伦理或环境哲学，其主要内容是肯定自然界和一切生命皆具有内在价值，人应该尊重生命、尊重自然；人不再是自然伦理的中心，应把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自然界并承担道德人的责任；人与自然应协同发展。它着眼于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最终达到人类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被称为“天人关系”，这是一个与中国古代自然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哲学命题，各家学说对此均有论述。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中，着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符合现代生态伦理的思想正在成为中国生态伦理研究的一大特色，人们在理论倾向上更多地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的一致性。的确，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相一致的思想成分，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并不是一种完全契合的关系，还存在着相矛盾、相冲突的地方。
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从根本上讲与道家是一致的。它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万物同类，因此对自然应采取顺从、友善的态度，以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肯定人道本于天道，“赞天地之化育”的同时，又肯定人为万物之灵，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主张尽人事以与天地参。在此基础上，儒家提出了丰富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环境的思想，这些思想蕴涵着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观念。
(一)兼爱万物。尊重自然
儒家认为“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爱惜它物之生命，也就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人要博爱生灵，兼利宇宙品物。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中，就把“生生”(尊重生命、长养生命)作为人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日生”。随后的儒家哲人也大都从自我生命的体验，转而同情他人的生命，并推及对宇宙万物生命的尊重。以情度情，以类度类，进而效法大自然的厚德载物，博大无私。
苟子认为，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而成，主张对自然万物博施以“仁”。汉朝的董仲舒则更明确地主张把儒家的“仁”从“爱人”向爱物扩展：“质于爱民，以下至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宋代张载进一步将仁爱原则推广到包括非生命物质，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思想，认为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外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爱必泛爱，成不独成。要真正的爱人，就必然要爱物。
儒家的这种“生生”、“利物”、“泛爱万物”的思想，类似于当代生态伦理观所主张的把人类的道德关怀从对人扩展到对一切自然生命的思想，但两者也有着本质区别。现代生态伦理学认为物与人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平等的道德权利，应该受到同样的道德关怀；儒家强调爱有差等，推己及人，由人而及物，以层层向外推扩。这里儒家的人与物虽为一体，但这一体中各部分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所以万物享受的爱的关怀也截然有别，有厚有薄的。对此，明代的王阳明从“大人与物同体”的角度，作出了独特的论证。他认为，在利益分化发生矛盾时，家庭血亲处于中心、优先的地位，先爱至亲、家庭，再爱路人，最后是禽兽、草木，层层向外辐射。爱护草木，是为了使禽兽有足够的饲料，而爱护禽兽则是为了养亲祭礼，所以爱护草木禽兽是围绕自身家庭这个中心运转的。王阳明还认为，如果接受上述这种观点，那实际上就是接受了以人为中心，包含义、礼、智、信的整个封建道德准则体系，使五常之德适用于整个自然界。显然，儒家的爱物是有差异性的，强调的是要人们去爱惜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而“爱物”的终极原因是使人生活得幸福，爱物就是爱人类自己。
(二)以时禁发，以时养发
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农业生态环境的好坏与庄稼收成的丰歉关系着历代王朝的兴衰和百姓之生计。因此，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生物的再生产能力，不能不成为历代君王与百姓的大事。儒家正是依据对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从利国富民，保汪人类生产和生活资源的持续性发展出发，要求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要顺应事物的繁育生长规律，“以时禁发”，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为相，他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十分注意山林泽的管理和生物资源的保护，提出了“以时禁发”的原则。他说：“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要求山林与水泽要按时封禁与开放，老百姓在开放时间内去采集捕猎可免征税赋。
孟子、苟子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管子的“以时禁发”思想。孟子主张对生物资源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不违农时，谷不可胜时也。”“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苟子则使管仲生态伦理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早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耕、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食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苟子的这些保护主张，是作为圣王安国治邦之策提出来的，并建议有德之君将保护生物资源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
(三)取时有节，物尽其用
儒家注重经世治国，他们所倡导的“礼仪”政治是一种有节制的政治，要求统治者节制自己的行为，克制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把节约人、财、物上升到国策的高度。孔子主张“政在节财”。唐代名相陆贽亦日：“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长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长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人为出。”儒家“政在节财”的主张，主要是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但它客观上具有自然保护的意义，从而避免了对自然的掠夺和资源的浪费。
儒家所提出的节约的主张，一开始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的，儒家从天地自然万物所具有的再生性与有限性规律得出了人事行为要有“节”的结论。“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同时，儒家把节制的要求延伸到自然资源的取用，形成了“取之有时，用之有节”的“爱物”原则。儒家历代把“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不用大网捕鱼、不射夜宿之鸟)自觉地体现在行动上。《吕氏春秋》认为破坏大自然是一种不祥的举动，它必将召来灾祸，使那些象征吉祥的动物都销声匿迹。“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涸渔，则龟龙不往。”同时只有爱护、珍惜大自然，使各种生物各得其所，生物界才会出现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这都是要求人类对自然资源在爱护和珍惜的前提下有度地使用，不能使物种灭绝，才能保持其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正如朱熹所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在利用自然资源时，儒家要求人们珍惜自然提供的生活之源。儒家认为，只有统治者谨慎地对待自身的物质利益，注意节约，鼓励生产，不断地权衡利弊得失，才能使天下的财富丰裕，国泰民安。“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对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天所藏之，是知国之极也。”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物质财富相对匮乏，人们为了很好地生活下去，就不得不实行节俭，所以也就比较容易做到物尽其用。现代社会虽然拥有很高的资源利用技术，但并非一切资源都已得到再利用，而且再利用的费用也相当高。所以，取用有节，物尽其用，仍然是现代社会解决资源短缺与环境保护的一项合理而有效的对策。
二、传统文化中的反生态伦理思想
虽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被纳入到主客二分的框架中加以研究，但是在天、地、人三才构成的系统中，人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这就如同天、地、人虽然可组成一个“家庭”，但人是“主人”，天、地则是吾家之旧物。
它们虽然也时常得到主人的呵护，但那是由于它们是“主人”的所有物，三者之间的亲密无间并不意味着自然之天、地的独立性或内在性已经为人所尊重、认可。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仍然弥散着浓厚的反生态伦理的思想要素，二者存在着相冲突的地方。
(一)自然规律伦理化
传统文化中，天道则常常要服从于人伦之理，即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将自然规律伦理化的思想倾向。对自然规律的探究、对自然现象的揭示常常成为推导宗法伦理道德价值的一个逻辑环节，自然的神圣性常常成为论证宗法伦理道德神圣性的铺垫或衬托。如自然界的灾异现象常被用作人事善恶的评价依据，阴阳大化之道、五行生克之序也被作为论证人世伦常的材料。董仲舒就借助了“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的逻辑环节，来神化儒家伦理道德。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天”的神圣性是至关重要的，好像没有“天”的神圣性就无法体现出儒家伦理秩序的神圣性，但实际上，“天”的神圣性在这里只是体现人的神圣性工具或手段。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董仲舒搞这一套，主要是为了以宇宙系统确立君主专制权力和社会的统治秩序。”宋明理学的产生，旨在建构儒家道德本体论，即为儒家道德确立终极的价值根据，“心”或“理”的形上意义同样要借助于天、地、人的统一来确立，但是这样确立起来的具有至高道德价值的“心”或“理”，反过来又形成了对整个自然界甚至整个宇宙的统摄、包容之势：“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该无载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倾向，张岱年先生明确指出：“自然与人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人类社会有自己的特殊规律，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不得将其强加于自然界，汉宋儒家讲天人合一，其肯定人类与自然界的统一，有正确的一面；而将道德原则看作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就完全错误了。对此问题，应作具体分析。”
(二)重德性，轻技艺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宗法伦理道德精神的高扬，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人们科学地认识和利用自然，也在自然和人文之间形成了较大的矛盾或张力。具体说来，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常常受到宗法伦理观的抨击或限制。孔子曾将要求“学稼”的樊迟斥为“小人”，将各种生产或手工技艺看成小器、“末业”，将从事宇宙探询或天文历算研究的看成只是史官或阴阳家所做的事情，从而开启了儒家重德性、轻自然、斥技艺、贬功利的思想。这种观点在中国文化史上不断得到加固而成了一个庞大的人文价值传统，在历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笔。这种鄙薄探询自然、技艺的传统使得古代众多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受到了“于国事无补”或“玩物丧志”等诸般嘲弄，并导致长期以来中国的自然科学总是停留在一种直观、经验的水平上。
(三)重主体。轻客体
在中国传统文化所构架的天、地、人的思维系统中，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高扬实际上也以独特的视角表达了中华民族的一种“重生”意识，即重视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命，而这与宗法社会促进生命生生不息的伦理要求是完全契合的。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题中还包含着这样一种内涵，天地万物都统一于人的生命存在中，都可以成为保持生命、延续生命的手段和材料，这实际上就把人的生命的存在看成是最终的目的，而自然的目的性则常被忽视，或所强调的仍然是其工具价值。因此，从这一点上看，尽管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主客二分”在致思路径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忽视自然必然性这点上，二者完全可以殊途同归。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自然物作为体现生命价值的一种手段，这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如以饮食为例，在西周时就形成了“重食”的氛围，周朝为此设立了专门的“食医”，位于各种医师之首，其主要职责是掌握饮食的搭配。从总体上看，中国的饮食文化非常注意从人与自然相合的基点来决定饮食上的选量与选味，这其中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但也有不少糟粕性的东西。在历史上有不少人把追求奢华的生活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一个标志，把占有和消费自然珍稀之物作为个人身份的体现，豪门贵族常以奢侈为荣，竟事侈糜，饮宴常是“食前方丈”，“穷水陆之珍”。他们崇尚口腹之欲，广市齐珍异好，对难得之物嗜食尤甚。隋唐之际，捕食麇鹿、野象之风尤盛，以鹿、象制作的菜肴很多，有用鹿舌制作的名菜日“生平炙”，也有用象鼻制作的特色食品“象鼻炙”。总之，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有许多教训，“滥捕野生动物就是深刻的教训之一。这一教训，在当时并看不清楚。因为野麋鹿等生动物还相当多，鹿肉等又为人们所喜爱，只是到了后世，当麋鹿等野生动物濒临灭绝成为珍奇稀有动物时，才会感到教训深刻，这对于今天来说亦应引以为鉴”。
三、评析
传统文化在不同的时代里呈现出不同的伦理思想，但其本身又存在着积极与消极的两面作用，既能够促进生态伦理的发展，又成为人类沉重的枷锁，阻碍了生态伦理的发展。所以，面对传统文化我们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
关键词：教艺迁移；教师专业；发展；限定
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1]哲学把科学的实践观提到首位，为哲学理论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它在客观规律性与实践主体性的统一中展开的对主体性的研究，对研究教师怎样进行有效教艺迁移、促进教师专业的发展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一、教艺迁移释义
我国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往往把灌输学科知识、教育理论，模仿教学技艺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手段，“学者即良师”就是这种观点的体现。知识至上的专业发展观，忽视教师个体内在的教艺迁移对教学技能和业务能力的影响，忽视对教师进行教艺迁移的科学指导，缺乏教艺迁移的理论研究，影响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教艺是教师以内化的方式所掌握的教育教学技能、技巧和艺术，体现了教师实际教学的价值追求，是教师实践经验的积累与重组的结果。教艺具有个体性、动态性和策略性等特点。对于教艺的不同理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工具主义教育理论思维的模式是“教与学之间的对应性”，即以心理学为基础来设计教师教的行为，这种研究既不是科学的，也不是价值思辨的，而是技艺的研究。教学是技艺性的表述更为恰当，应把教学过程（课堂生活）理解为一种技术过程。[2](60)皮亚杰曾有一个理想，即把教育学最终构建成一种类似于医疗学的学科，能够准确地诊断病症，开出处方，医治疾病。[3]然而，这是把教学活动作一种技艺的简单化处理。杜威对教学过程的思考，除了从心理学角度作技艺性研究之外，还认识到教育过程是一个人际互动过程，因而具有社会学意义，扩大了教师教学技艺研究的内涵。夸美纽斯把教学理解为“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的全部艺术”[4]是泛智主义，其实也是泛“艺”主义。甚至哈里·道（Dow，H．）认为，教学实际上是一种表演艺术，教师的选择、训练、职业指导、工作条件以及人员补充的方式等都应参照其他表演艺术的特点。他把教师的工作手段更加绝对艺术化了。在知识经济、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当代，知识的外储化趋向日益强盛，教艺迁移的策略也就真正从教师发展过程中的“附属”角色，转变为主要角色了。
教艺迁移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是一个特指，即不等同于以学科专业为职业的人，具体说就是数学教师的数学智慧不同于陈景润的数学智慧，李吉林的语文智慧不同于文学家的语文智慧。[5]教艺迁移是另一种智慧──实践智慧。教艺迁移是指在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一种习得的教学技艺对其他教学技艺的影响，也就是教师把教学技艺拓展到最初形成时的狭窄情境以外，是教师对原有的教学技艺结构进行平移、延伸、改组而形成的新的教学技艺的过程。教艺迁移体现着教师的教学智慧与艺术，是教师教育观，包括课程观、教学观、学习观、学生观的深刻折射，是教师内在的教育教学知识、技能、态度和信念的发展。教师的教学技能和业务能力可以在训练中得到巩固和发展，也可以通过学习和迁移来掌握和提高。由于教学技能渗透于教学过程的每一个步骤和阶段，教学能力和在其基础上形成和升华的教学艺术的提高贯穿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全过程，因此教艺迁移也伴随着教师发展的始终。教师所有新的教艺的形成都包含了先前已经发展起来的教艺，包括教师如何备课、如何组织教学、如何上课、如何评价、如何管理课堂、如何组织课外活动等等。
二、五种教艺迁移与教师专业发展
从“技术合乎理性”的观点出发，教艺作为一种实践的技能必须合乎教育教学的客观规律，才能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并已经成为理解教师是如何形成其能力的关键。教艺迁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其一是教艺的“消费”价值和直接使用价值；其二是教艺的“生产”价值或发展价值。前者是指教艺可供教师消费和直接使用的价值，比如，数学教师把讲平面几何的教学方法迁移到立体几何教学中，像这些符合一般教学规律的教艺具有普遍适用性，教师可以在自己的教学中直接迁移并使用它们，并可能避免教学实践中的盲目性和错误。教艺的“生产”价值或发展价值是指教艺在迁移中实现了对教师的素质及专业发展的促进和完善作用，比如，对课堂偶发事件的机智处理和妥善解决。这种价值显然与前一种价值不同，它不追求教艺迁移对教师的即时效用，而是着眼于对教师教艺的改造、发展和创新。
（一）认知性教艺迁移：教师专业发展的基础
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教师无论是对教学环境的把握，还是对教学活动目的方向的选择、活动工具手段的利用、活动程序及教学方式方法的选择，都要在借鉴、利用他人经验的基础上，运用自己的认知能力进行理性分析和创造，避免盲目探索，并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因此，认知性教艺迁移是教师个体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发展的一个基础性的方面。
由于教艺是无限复杂的且作为认识主体的教师具有巨大的能动性，所以教艺迁移凝聚着教师个体的心血和智慧。而智慧的获得必须通过智慧才能被认知，否则智慧也成为未知。认知性教艺迁移是指教艺是由作为认知主体的教师积极建构的，建构是通过新旧经验的互动实现的，认知性教艺迁移是教师在教育学、心理学等教育学科知识基础上，以包括教育教学基本功和技艺在内而形成的一个操作性体系。认知性教艺迁移的功能是适应，它有助于教师主体对经验世界的组织。
教艺迁移的实现一部分是可体会、可描述、可观察的，因而也是可操作的，而另一部分是模糊的，教师主体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由于教艺迁移直接影响教师在具体的实践中问题的解决，重构教师的知识结构有助于教师认知结构的不断完善，尤其是对教育实践性知识的影响，因此它是教师专业发展的知识基础。教育实践性知识是教师将理论知识科学地运用于教育实践、培养教师的职业技能、全面提高教师的从业素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个体实践智慧，是教师实际使用和个体建构的对教育教学的主体认识。它是教师在日常工作中实际使用的理论，支配着教师的思想和行为。教艺必关联着教师的知识，是教师做事的知识，开发课程资源的知识，行为和方法的知识。例如，对教材结构的认识、一堂课中学生最难理解的是什么、什么样的教学策略最能吸引学生，等等。教育实践性知识在不同的教育情境中迁移运用，就属于认知性教艺迁移。
（二）效能性教艺迁移：教师专业发展的动力
主体性是人对世界包括人自身的实践改造性，是从人的内在尺度出发来把握物的尺度的特性，是高扬人的能动性和人的主体地位对世界改造意义的特性。[1]教艺的迁移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动态的过程，表现出个性化的特点，是教师敬业的职业道德情感体现。当教师在新的教学情境中，遭遇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深刻反思时，教艺迁移才能够产生。教学作为一项专业，需要教师作出独立明智的判断、决策、革新和创造，维持一种能力感、效能感，这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教师主体专业发展的内在推动力。现代心理学研究也表明，人的认识活动是由有意识活动与无意识活动组成的，是认知活动和情感活动的统一。一种情感和认知相互促进的、轻松愉快的教学气氛，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教师无意识活动的潜能，使教师顺利实现教艺迁移。
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理念的推动下，以注重过程、追求自我效能感为特征的教艺迁移使教师意识到了自己理智的力量，找到了自己教学技艺的生长点和自我专业发展的空间。比如，以往的作文教学主要的方法就是语文老师布置题目，提几点要求，而学生是在编作文、造作文。在一次开放的作文教学中，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小学六（1）班一堂语文校本课上，谭老师在教学生“折纸桥”。她发给每个学生一张A4大小的白纸，教大家折成一个折扇形的纸桥，纸桥可以载重，能放上5本以上约1公斤重的书。在做的过程中，老师引导学生分工合作，让他们边做边思考分析力学原理，然后再让学生就此写作文。通过亲自动手、动笔，学生有了切身体会，作文就写得生动具体了。[6]任何教学都应做到使学生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书来阅读，选择自己喜欢的话题来写作，选择自己擅长的项目来研究，通过阅读学会阅读，通过写作学会写作，在做中学，在做中接受指导，使教室变成教师工作室。这样的教艺迁移是对传统“灌输式”作文的颠覆，学生成了学习活动的中心，教师把学习的主动权和选择权归还给学生，走下了令行禁止的神坛，实现学生学习的个别需要，“布道者”的教师教艺变成了“脚手架”，教师在学生的乐学中获得了心理的满足，并成为教艺创新的动力。
（三）情境性教艺迁移：教师专业发展的载体
后现代的课程与教学观认为，课程不再是仅仅预先设定好的内容（如教材、预定的文本等），教学也不再仅仅是“预设”的活动，而是师生在特定的教学情境中，通过对话、互动，随着教学过程的进行而展开的不完全在“预料之中”的探险过程，是一个活的、流动的情境性的过程。所以教艺迁移有时就是一种“意料之外”的教育机智的临时发挥。如果教师心目中只有教案，坚决贯彻和执行教案，而不能在临时情境中“节外生枝”地迁移教艺，课堂教学就会变得机械、沉闷和格式化，缺乏生命和活力。因此，教师在预设的教学基础上，还要充分关注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主体性、创造性、节奏、语言、机智，以高度自觉的自我监控能力和协调能力，成功应付课堂教学的多元情境，“像是脑袋后面长了眼睛”。情境性的教艺迁移使课堂充满生命活力。
教与学的问题需要从实际的而不是理论的观点来处理，即不是从相互排斥的理论观点而是从自身局部的“存在方式”来考察。需要一种“具体的、特定的──无限地受情境影响的，因而对意外的变化具有高度反映性”[7](231)的方式来处理。不同的教学情境下的迁移应是有区别的，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班级、不同年龄的学生存在明显的个别差异。“千人一法”的教艺迁移是不能充分体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主旨──“为了每个学生的发展”的。为此，必须加强团队建设，把学校创建成支持性的学习情境，优化学校教育，使学校成为共同学习体，并建立一种信息快速反馈系统。为了使教师获得学习和理解的洞察力，经常性的反馈至关重要。教师在教学情境中需要监控自己的学习和迁移，主动评估迁移的效果和是否获得有用的知识。教师将一般教育教学理论同具体的教育教学场景相结合，能根据不同的教学条件、教育对象和复杂多变的问题，依靠教师直觉、灵感、顿悟和想象力即兴发挥，在瞬间把握事物的本质，作出相应的判断和裁决，从而采取不同的适合特定情境的行为方式和方法，在教艺迁移的过程中，就实现了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沟通与融合。通过多元化的教育情境，教师实现了：（1）验证自身的判断；（2）不断作出困难的选择；（3）征求他人的建议以及改善自身的实践；（4）参与教育研究，丰富学识。
从教师专业发展阶段来看，资深教师的多元教学情境也更有利于灵活的教艺迁移，而新手教师相对单一的教学情境的范例，便会使教艺迁移受制于情境。所以在多元的教学情境中，教师更能汲取教艺的相关特征，也更能灵活地运用教学技能和教学艺术，提高业务水平。从教艺迁移的情境因素来看，一种是理想化的，不需要任何提示，在一定的情境中教师能自发地迁移合适的教学技艺；另一种是在他人的提示下也能极大地促进迁移，迁移量取决于学习或迁移时的注意指向。例如，在听课、评课、微格教学的过程中，在同行、专家对课的点评中迁移便能发生，在除弊立新过程中教师发展了自己的专业素质。
转贴于 （四）经验性教艺迁移：教师专业发展的捷径
杜威指出，书本上的知识是他人的思想，不等于个体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个体只有通过自身的经验──在社会生活中的参与、感受与体验，才能内化为自己的知识，才能获得经验的生长和发展。教师高质量的经验泛化和概括水平，可以扩大教艺迁移的范围，是教艺获得的捷径，而经验的匮乏必限定教艺的迁移。例如，英语教师的听说读写的教艺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一直从事美声唱法的教师，容易实现通俗唱法的教艺迁移。
教艺迁移的实现必须达到足以支撑迁移的一个最低限度，必须考虑新手教师对最初的教艺的理解和所占有的知识，作为一种复杂技能的教艺迁移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不是一蹴而就。即便资深教师将很多时间用于教艺的积累，也不足以保证迁移的有效性。教艺的迁移不是简单的教学情境的顺应，因为教学情境是复杂而多变的，所以理解性的教学细节更能促进资深教师的教艺迁移，理解教艺的应用地点、方式和恰当的时间，才能不断解决教学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而新手教师由于还无暇关注教学细节，便影响和限定了其教艺迁移能力的形成。
不仅如此，教师在非正式的教育环境中的经验也对迁移发生影响，有些教师常常会把现在的学生与自己的学生时代情况相比较，以自己做学生的角色把对教师期望的教学技艺迁移到现在的“我”──教师的身上；聆听母亲讲故事和观察一个成人如何解释一个问题的答案，同样能带给他有关的显性或隐性记忆，包括如何讲故事、如何与听者进行沟通以及其他一些对于教育教学有用的知识、技能，无论这些技能、知识多么浅显，也都会影响教师教艺的迁移。
（五）反思性教艺迁移：教师专业发展的升华
教育教学在本质上是一项“规范性活动”。这里所说的“规范性”更多的是指教育教学活动的内在价值、道德取向和教学技艺等方面。在长期的实践中，教师将其内化为自己的“第二天性”的个人品质，所以说教艺迁移能使教师形成个性化的教学风格，是教师个体一脉相传的、稳定的教学风格的演进。反思性教艺迁移的核心目的是改进实践，在反思中教师产生内部认知冲突和观念失衡，并对具体情境作出理性思考，对所处的教育情境中的各种因素及其关系（包括教育的对象、条件、措施、效果等方面）作出思考和权衡，对自我行为表现及其行为的依据作出解析和修正。经常自觉地进行反思性教艺迁移，可以使片段的、零散的教艺得到梳理，并从薄到厚，从分散到集中。所以，累积教艺的过程就是教师亲历教育策略系统化的过程，并促使教师个体成为“育己”专家，进而不断提高自身教育教学效能和素养。例如，某教师在课堂上与一学生发生了冲突，老师狠狠地批评了他，从教育学生的角度上说并没有什么太过分的，但从学生的角度上说就是过分。当学生说出了一句非常难听的话回敬老师时，老师震惊之下是打他、骂他、把他赶出课堂吗？课后这位老师反思后认为，批评是要讲策略的，更要看火候。如果当众和学生发生了较为激烈的冲突，无论解决得多么好，都不如不发生这个冲突。所以，贵在预防，当着全体学生的面，千万不要和某一个人发生激烈冲突，在以后的教学岁月中，该教师再也没有和学生发生类似的事件。[8]
如果说场依存型的教师对环境反映敏感，力图使自己与教学环境相协调，容易实现情境性教艺迁移，那么场独立型的教师由于有很强的个人定向，善于独立地对教学状态作出判断，更可能实现反思性教艺迁移。反思性教艺迁移实现了教师对职业的感悟，这种感悟有三类。一是知识的感悟。在不断扩展、加深知识的过程中，能融会贯通运用知识，构建个性化的知识体系。二是方法的感悟。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通过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形成问题意识，并感触和领悟解决问题的方法。三是意境的升华。教师在不断地感悟教育智慧的真谛的过程中，获得了教师职业生涯的人生体验，建立了高尚的教师人格境界，形成了科学的教育价值观。因此，应把反思性教艺迁移建成一种教学研究制度，实现从教育常识向教育理论的升华。
三、教艺迁移对教师专业发展的限定
如果教师技能的提高主要是通过自己在实践中体会和摸索是不可能有绝对意义上的提高的。教师对教师专业化的理解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据一项来自上海市教师的调查显示，多达44．12％的教师多年来追求原有教学技术的成熟，没有对自己的教学策略和方法作重大调整。对部分骨干教师的调查也发现，他们在很多方面的专业化程度有待提高，尤其缺乏综合的教学能力，缺乏指导学生开展实践性、探索性活动的能力。局限的、缺乏创造性的教艺迁移限定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一）教艺迁移只能完成部分的教师发展目标，而不能完成全部的发展目标
如上所述，教艺迁移主要发展了教师的实践素质和实践应对策略，而与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相关联的教师个人素质是多方面的，教艺迁移并不能完成教师专业发展的全部目标。教艺迁移虽然生成和发展了教师的教育实践性知识，却对教师的学科专业知识、文化知识、教育科学理论知识的影响非常有限；教艺迁移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动力源，但很难从真正意义上提高教师的师德和师魂，难以实现教师人格技能的提高；教艺迁移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教师的疲劳心理的职业倦怠，减轻教师的工作压力，却难以完全提高教师职业的身心素质。此外，教艺迁移对教师的组织管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变革教育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等素质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教艺的迁移不同于教艺的学习，当教师通过了一系列的努力掌握了某种教艺时，并不意味着教师在任何教学过程中都能应用这些教艺。因此，教师教艺迁移能力的形成比训练单纯教艺更重要，教学有法，教无定法，无法之法，乃为至法。
有些情况下旧有的教学情境中的教艺会阻碍后继的教艺的发展，因为它会把教师的思维引向错误的方向。教师如果把自己原有的错误教艺作为进一步理解的基础，就会产生错位迁移；或者是仅靠记忆事实、墨守成规，不把新习得的教艺与当前的理解联系起来；有些教师也具备了与新的情境相关的教学技艺，但这些教艺没有被激活，不能应用于当前的教育实践中；还有一种情况，在考试制度下社会、家长对学生升学的期待与学校、教师的教学改革的实践发生冲突，教师的教学目标不明确，等等。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教师缺乏迁移教艺的自信心，于是限定了个体的职业智慧发展，致使有些人不太可能成为优秀教师。如满堂灌、一言堂的“填鸭式”教艺，经过一番改头换面，又以“活动填鸭型”教学（盲目追求活动多的低水平课堂教学）、“机器填鸭型”教学（多媒体刻板化的运用）的面貌出现，教师虽然运用了新的教育教学手段，但还是沿袭了传统的教艺，是一种错误的迁移。
（二）教艺迁移贯穿教师专业发展的全过程，而不是发展过程的全部
教艺迁移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教艺迁移作为教师的一种直接体验、一个部分或一个环节的实践行动，还需要科学的教育理论作为指导，将教育科学知识内化为个体的教育素质，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滋养。教师要经常不断地学习，在动态持续的积累过程中，弥补自己的不足，以靠近求真的教育。所以，教师追求个性化的教学风格也要注意走向另一极端：为了显示自己与众不同而使自己的缺点更加突出，在错误的基础上理直气壮地进行错误的教艺迁移。个性化的教学风格应以遵循教育规律为前提，而错误的教艺迁移将引导教师个体走入歧途。布鲁纳说：“教的理论是以学的理论与发展理论为基础的”，[2](48)由于教艺在“折旧”，所以在复杂的教育情境中，也需要教师以坚强的意志、强烈的职业情感和创新的实践能力，在教艺顺畅迁移的基础上实现创造迁移。例如在传统教学向现代教学转变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教学方式的转变，可以说新课程改革使年轻教师和资深教师处在同一起跑线上，如果教师还是全部照抄照搬传统的教艺，是不能适应新课程改革需要的。
教师的教艺没有唯一的和终极的目标。“每一完成的行为都可作为一个新的起点，作为新的和开放的‘目标’的跳板”。[7](168)知识经济时代对教师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教师“个人实践”的构建必须持续不断地进行，逐步发展完善，呈现出动态化的、滚动的态势。教师的教艺从简化、低水平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建构开始，持续进行愈来愈多的、厚重的、多维的、立体的建构，实现教师的智能和情商的发展。教师教艺的迁移以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为基础，迁移的结果是为“后续”教学实践提供问题解决的方向。没有教师的“可持续发展”，就没有教育的生存和发展。
（三）教艺迁移是实践的主体性与客体制约性的矛盾统一
在当今世界跨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某种教育不是以一种个别的文化实体与其他的教育碰撞的，它是作为整个国家、地区、民族这个大文化实体一起而与其他文化实行交流的。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深深内化在教师的教艺之中。所以，隐性课程的作用不可低估，教师是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不能要求他是一个超越时空的理想代表，因此，他不可避免地受社会传统文化的影响，并受到现代流行价值观的影响，而这些又构成了他的整体行为模式与态度，影响其教育理想的实现，这势必会造成教师教艺迁移的困惑，从而感受到理想与现实、主体与客体的错位。在特定约束下的教育的改造是一种教师教学生活方式的改造，它不仅包括观念、思维、话语、价值的改造，还包括礼仪、规则、实践行为的改造。
有潜能的教师的作用可能会受到缺乏想象力和不适宜的课程以及那种令人沮丧的环境条件的限制。正如古德兰德所说，“‘一切事情都取决于教师’的观点过于单纯和夸张了”，[9]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包括“学校的使命感、负责人、政策和中心工作方针，家长的关注与合作、传统做法和教职员工与学生人数的稳定性”。[9]社会文化氛围和环境甚至决定了是否鼓励教师形成、使用和发展新的教艺。教育的功能并不是不变的，因为教育本身并不是一个不变的实体，而是依据具体的教育目的而有所变化的。教育目的要求教育起到什么作用，也必然对教师的教艺迁移形成种种制约。校园文化、校风、校训也同样制约教师教艺的迁移。特色鲜明的学校教学风格，可能会使某些教师失去自己的个性化教学风格。同时，课堂里教师的实践，不仅有认知性的实践，还有文化性、社会性、政治性、伦理性实践，所以应从多维角度加以审视，比如从哲学、历史、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角度进行分析。应试教育模式下教师教学语言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自身制度性地位的影响，任意使用话语霸权，表现在：（1）强制、压迫。一言堂式的、命令式的、专制的、不容置疑的、没有商量的话语特征。（2）惩戒、绝对，用言语挖苦、讽刺，即“心罚”。[10]这种一贯的教学语言表述方式和技能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改变这种语言使用的教艺迁移恐怕不仅仅是教师个体所能做到的，它受社会、文化、制度因素的综合影响。
在一种情境下有效的教学技艺，在另一种情境下未必适合。教育情境由教师、学生及其数量（班级规模）、教育内容、教育手段等要素的交互作用构成。同一教学技艺在大班效果好，但在小班就不实用，难以实现教艺迁移。我国基础教育的物质设备条件也在逐渐改善，从传统教艺向现代化教学条件下的学生“动手做”或发现式学习等方式的迁移也需要有一个过程。最近几年，一些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到边远贫困地区支教，良好的愿望却难以实现理想的结果。据当地人反映，这些高才生不仅知识、观念与山区实际的距离太大，就是在教学方式方法方面也让当地学生不能适应，这种城乡文化差别、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的差异也难以进行理想的教艺迁移。
一种教育，只有它能够帮助个人获得自由，才是真正的教育；相反，如果教育仅仅是帮助个人去适应社会、适应他人，这就不是好的教育。应该反对教育过程中的教艺对教师的奴役，使教师物化、奴化、异化，教师应从技术、制度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而获得自身的价值与尊严，教师应作为自己真正的主人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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