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1 17:23:10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关键词：传统文化；文化常识；教学实践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要分学段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高中阶段要以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为重点，引导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在“大语文”教学的背景下，语文教育目标的实现一大重要根基就是对文化常识的积累和掌握。笔者针对文化常识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对“文化常识”题的备考提供一些建议，以请教于方家。
一、文化常识的社会学内涵与概念范畴
“文化”是“人文化成”一语的缩写，出自《易经》贲卦：“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以，我们可以把“文化”理解为能被传承的国家历史地理知识、民族风土人情、传统生活习俗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文化常识就成为传承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载体，可以陶冶、教化学生，影响学生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帮助他们成长为有知识修养和道德信仰的“文化人”。
二、对高考语文“文化常识”考查的梳理
1981年，高考语文试卷中首次出现“文学常识”题；1983年将“文学常识题”改为“语文常识题”，除“古代文化常识”外，还包括默写、文体知识、作家作品常识、汉字构字知识等。1984年以后历年高考都有文化常识题，逐渐涉及历史知识（1986年）、历史典故、传统故事、对联（1987年）、史地知识和古代文献知识（1989年）、古诗中描写到的传统节令（1993年）、传统礼貌称谓（1994年）、古代人物称谓（1995年）等中国传统文化常识。①
从近三年高考试卷来看，2014年大纲卷考查“解褐”、“南面”、“故事”、《春秋》。
2015年新课标卷Ⅰ考查“登进士第”“兵部”“庙号”“太子”；新课标卷Ⅱ考查“男子名、字”“谥号”“嗣位”“阙”。
2016年全国卷Ⅰ考查“首相”“建储”“有司”“契丹”；全国Ⅱ卷考查“中宫”“陛下”“吏部”“移疾”；全国Ⅲ卷考查“礼部”“教坊司”“致仕”“两京”。
可以看出，全国大纲、课标卷侧重对古代传统文化常识中“官职称谓、继承制度、科举司法、古籍常识、历史地理、风俗节日”的考查，内容广泛，范围不定，考查内容不具规律性，内容零散细碎，对考生的知识储备量和识记准确性的要求很高。
三、文化常识积累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现状
一直以来，文化常识因在高考内容中占比有限、内容庞杂不易总结规律而在教学中被忽视，只有个别内容会因高考涉及而被从教材中截取出来进行割裂语境的识记掌握。由于各个知识点内容孤立，且不定时出现在各篇章中，教师教起来蜻蜓点水，学生记起来费时费力，且成效不大。
四、文化常识积累在教学实践中的方向和思考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明确规定：“高中语文教学应让学生阅读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在必修的五册教材及选修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的古诗文教授中，应注意挖掘古代文化知识，注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适度讲读其与现实相关的深刻内涵。
高中阶段涉及的文化常识可作如下细致划分：
（1）制度与职官：宗法制、分封制、禅让制、客卿制度、古代官员的俸禄、退休、三省六部制、九品官人法、三公九卿等。
（2）教育科举：察举、征辟、孝廉、院试、童试、乡试、会试、殿试、进士、举人、秀才、连中三元等。
（3）经济制度：井田制、屯田制、占田法、均田制、均输、平准。
（4）古籍常识：纪传体、编年体、起居注、方志、类书、善本、十三经、二十四史、《四库全书》与七阁。
（5）历史地理：“华夏”“中国”“九州”由来，四大名镇、洛阳史话等。
（6）古代礼仪：封禅、宗庙、丧葬习俗、五服、夺情、冠礼、笄礼等。
（7）风俗节日：元旦、人日、元宵节、花朝节、上巳节、社日、寒食、清明、端午等。
对于以上这些细致分类的文化常识，教师应该对其进行纵向分析和横向比较，梳理出各概念之间内在的关联性，努力探索学习积累文化常识的方法并总结有益经验，教会学生积极主动探索发现其内在深刻文化意蕴，了解感悟其时代意义，摒弃死记硬背，采用灵活记忆、分类识记，条理清晰，提高效率。希望通过本篇文章的探讨，对高中语文教学中文化常识的积累提供一些可行性建议，为大语文教育目标的实现贡献一丝微薄之力。
注释：
①⒅一.文化常识：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载体[J].社会科学论坛，2009（12下）.
参考文献：
1.沈霞.在古诗文教学中渗透文化常识的实践与思考[J].文学教育，2010（7）.
2.任浩之.国学常识全知道[M].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9）.
关键词：宦官制度；思想阉割；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科举；八股文；李约瑟难题
一、宦官的产生及原因分析
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阉人事件发生在商朝，在甲骨文中已出现“凸刀”字，其形状为用刀去势，其义与“阉”字相通。如甲骨文合集第一册第00525片：庚辰卜，王，朕（凸刀）羌，不死。此片为第一期作品，说明商王武丁时期就出现了阉人。[1][2]此时王宫中是否使用阉人，尚不可知。但是到了西周时期，阉人服务于内宫已经有史可考，《周礼》卷九记载：“宫者使守内，以其人道绝也”。当时的内宫阉人还被称为寺人、阍人、内竖等等。《策府元龟.内臣部总序》：“平王东迁，诸侯力政，霸者间起，多僭王制；晋、宋、齐、楚、鲁、卫诸国，皆有寺人；司宫、巷伯、太子内师、大阍、内竖之名，见于载籍”。由此还可见，宦官制度一开始即与专制王权——“王制”密不可分。但是，当时宦官人数不多，“宦者不过数十人，内小臣四人，寺人五人，阍人每门四人而已，不若后世之多” （《古今图书集成》卷121），而且宦官机构的设置尚不系统规范[3]。
到了秦汉时期，宦官人数急剧增加，机构的设置也渐趋系统化和正规化。仅从宦官人数来看，秦灭六国，把大量“诸侯美女”掳至咸阳，宦官人数也随之骤增。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赵高发动政变，发兵攻入“望夷宫”，宫内“郎宦者大惊，或走或格，格者辄死，死者数十人”，一个宫殿之内的死亡宦官就达数十人，由此可想见秦皇宫中宦官人数之多。又据《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一，东汉末年袁绍诛杀宦官集团时，“绍遂闭北宫门，勒兵捕诸宦者，无少长皆杀之，凡二千余人”，由此亦可见汉代宦官人数。秦汉时期，宦官已成为国家官僚体系的一部分，“宦官”之名，也始于秦。秦汉之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宦官制度虽有不少变革改易，但是大多万变不离其宗，基本上没有脱离秦汉时代所奠定的基础[3]，直到20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延续两千余年的宦官制度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宦官制度并非中国特产，用阉人在宫内供驱使，古代世界很多国家都曾经发生，如古埃及、西亚细亚诸国，以及稍后的希腊、罗马、波斯等，而且其活跃程度不亚于当时的中国，但上述这些国家的宦官，均较早地退出了历史舞台[4]。而中国的宦官制度则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延续性，并逐步得到加强，为什么？应该看到，宦官制度植根的土壤是君主专制和一夫多妻制。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君主专制的历史中，君主的权利不断得到加强，而一夫多妻制更是从来没有废除过。据《礼记》记载，周朝的制度是，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史记》载秦始皇“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于咸阳北阪上……所得诸侯美女，以充入之”。史记正义曰：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汉书》贡禹传记载：“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其后历代统治者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后宫嫔妃宫女，少则数百，多则数万人。黄宗羲曾愤怒地斥责这些名为皇帝，实则独夫民贼的人：“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正是中国肥沃的专制土壤，造成了延续数千年的宦官制度。
二、思想阉割与肉体阉割的类比关系
古代中国统治者使用因“去势”而丧失性能力的人为后宫服务，是因为后宫嫔妃为其一人所专有，而宦官则能保证不淫乱宫闱。专制之为害至于此！统治者为一己之私，践踏人权之罪恶，可见一斑。但是相对于后宫美女来说，“天下”则有更大的价值，拥有“天下”是统治者一切特权的基础，所以，统治者把更大的精力放在了对国家的控制上，并把它作为私有之物，世代相传。自夏启“家天下”开始，“大人世及以为礼”，到了西周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把天下的土地、臣民都当成君王一人的私产。关于他们的目的，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说得很清楚了：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语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正像不让宦官淫乱后宫一样，防备臣民犯上作乱是他们的第一要务。
在秦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之前，中国境内邦国林立，据说夏有万邦，商代有八千方国，到了殷纣时期随武王伐纣者也有八百诸侯，其后互相攻伐，相继湮灭。此时，各邦国统治者互相竞争，时刻有危机感，他既要贪婪地攫取别人的领土、财富、人口，又要防止别的邦国对自己这样做，主要的威胁在外部。因此，称王称霸的愿望使得各种新思潮和人才受到很大重视，以至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重士”、“征士”、“养士”成为时尚，思想相当活跃，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形成儒、墨、道、法、阴阳、名辩、纵横、兵、农、杂家等各种学派，他们互相争论诘难，又互相吸收补充，出现了思想文化的繁荣景象。然好景不长，秦灭六国，统一海内之后，随着外患的消除，“兔死狗烹”，消除内部的威胁，已经成为“皇帝”的首要任务了。
为了达到自己家天下，传万世的目的，掌天下专制之大权的始皇帝最想让臣民丧失犯上作乱、取而代之的思想与能力。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所以让天下人丧失作乱的思想，是根本的釜底抽薪之法，那么，能不能像阉割宦官的生殖器那样，把臣民的思想阉割掉呢？这已经被历史所验证：在秦皇收天下之兵，铸以为金人十二的同时，执行了严厉的焚书坑儒政策。这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宦官制度自秦开始逐步加强，而全国性的思想禁锢也以秦朝为始。焚书坑儒，是对中国人的第一次思想阉割，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中国思想阉割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三、中国历史上关于思想阉割的重要政策
（一）焚书坑儒
李斯是一位很有见识的臣子，他敏锐地把握到了时局和秦始皇心理的变化，他说：“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但是现在的形势却与皇帝的意愿不一致：“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李斯这番利害析说，使始皇大为称是，准许了李斯提出的焚书、禁止私学、以吏为师的建议。李斯的一个建议，就使秦帝国统治所及之处，到处点燃了焚书之火，秦以前古典文献，除了秦国的历史书籍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尽皆化为灰烬，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事件。
至今学术界仍然有秦始皇是否“坑儒”的争论，实在无聊的很。秦始皇一开始对知识分子实行拉拢政策：“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其目的很明显：其一兴太平，其二求奇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证明这一政策不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起到了反作用。这些文学之士“越言乃三代之事”、“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因为这些人太不识时务，李斯称他们为“愚儒”；求仙药之事则“徐市费以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更为要命的是，这些人居然端起碗吃肉，放下筷骂娘：“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默首”（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知识分子的不驯服，导致了秦始皇政策的转变。表面看来，淳于越博士分封之议引发了“焚书”，侯卢二生的逃亡导致了“坑儒”，但是其背后有深刻的政治原因。“焚书”是秦始皇政策的转折点，“焚书”之后，“坑儒”仅仅就是时间问题了。而且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坑儒不止一次，前一次是在咸阳公开坑的，后一次是在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地里用欺骗的手段秘密坑的（事见《汉书》儒林传颜师古注），所以“坑儒”是秦始皇有预谋的政治事件，并非少数人作奸犯科而偶然引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秦朝统治者几乎禁绝当时的一切思想流派：“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但是仍然不能改变其二世而亡的命运。起来灭亡秦朝的是没有文化的农民和基层官吏：“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焚书，坑儒是做得有魄力的，偏偏起事的却并不是儒——亭长，走卒，翁牖绳枢之子，田亡隶之徒，根本不读诗书的人。没有武器，他们会斩木为兵，揭竿为旗[5]。这样看来，秦始皇的办法并不好。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秦律“敢有挟书者族”，到了汉初惠帝四年则“除挟书律”，诸子学说复苏。汉朝初年，政治上无为而治，经济上与民休息，黄老刑名之学占了上风，《汉书》儒林传：“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当时，诸家学派相互斗争，献媚争宠，热闹得很。汉武时期，经过卫绾、窦婴、田蚡、鲁申公、董仲舒等人的努力，儒学一步步地占据了统治思想的地位。
且不论汉武时期儒家怎样和黄老学派斗争并胜出，从史实看，西汉初年每一代统治者治国都有自己的一套指导思想，而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突出了一个“独”字。顾颉刚先生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6]。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汉朝统治者的意图是非常恰当的：这就像对付一头驴子，不是把驴子捆起来不让它动，甚至干脆把它杀掉，而是蒙住他的眼睛，让它在那里拉磨转圈。被捆起来的驴子是要反抗挣扎“嗷嗷”叫的，杀掉驴子就不能利用它了，而拉磨转圈的驴子就活得很幸福，也被利用得很好。汉朝统治者让知识分子拉的那个磨，就是儒家思想，而要他们转的那个圈，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7]。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使汉代儒家经学得到重大发展，并从此成为后世历代的正统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桎梏民族思维，使学术自由从此成为后代士子的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8]。
虽然汉朝统治者为知识分子划了一个大圈圈，但是如何让他们进入这个圈圈是一个大问题。由于汉代的人才选拔制度的缺陷，限制了独尊儒术政策的影响力。汉代统治者使用“察举”和“征辟”并辅以考试的方法来选拔人才，分为孝廉科、茂才科、贤良方正科、明经科、明法科、童子科等，设置五花八门。由于察举大权掌握在地方官吏手中，并且举荐的条件没有统一的标准，这种制度就给了地方官吏徇私舞弊的机会，知识分子没有门第和靠山便很难被举荐。而被举荐的人则：“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葛洪：《抱朴子》卷十五，《审举》）。至于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把人按家世和才德分为九品，按品授官，更是有失公平，这就堵塞了底层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的门路，以致发出“贵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感叹。
（三）科举考试
隋唐统治者开科取士的后果之一是给了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的希望，后果之二是学术的功利化。使知识分子有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荣身之路，这一政策与儒家的“学而优则仕”一拍即合。从此国家机器不仅为知识分子指定了学术的范围，更进一步指出了学术的目的：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天下知识分子尽被阉割矣！
从“天下英雄尽入我毂中矣”（见王定保《唐摭言.述进士上》）这句话，我们可以想象到唐太宗李世民洋洋得意的姿态。唐代科举可自由报名，以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不仅使得选拔的范围扩大，而且较以前的察举较为公平。唐代考试的科目，每年分科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称制科。据《新唐书》卷44《选举上》，常科考试的过程为：“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蓍艾叙长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员外部试之”。唐代制科，名目繁多。王应麟《困学纪闻》说：“唐制科之名，多至八十有六[9]。通过了考试，就取得了当官的资格。所以“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干人，少犹不减干人。”（见《十通分类总纂.选举类》）。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见王定保：《唐摭言.散序进士》）
功利是学术研究的最大敌人，现代科学诸学科均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认为学术是排斥功利的。亚历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开篇就说：“求知是人的本性”，“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10]古希腊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德谟克利特因为花园的美景透过眼睛干扰了自己的思想，为了思想，他毅然挖掉了自己的双眼。亚里士多德避居海峡，因闹不清海峡水流变化的原因，竟然纵身跳进海峡。泰勒斯一心思考“天体”，走在路上跌入坑里，受到妙龄婢女的嘲弄。一个青年跟欧几里德学习《几何原本》，问学了几何后有什么用处，欧几里德勃然大怒，对仆人说：“给他三个钱币，因为他想在学习中获取实利”。至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冒着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和火刑的威胁从事科学研究，更是不能用功利主义的眼观来审视之。隋唐科举考试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引导了学术的功利化倾向，其负面影响是深远的。
也应该看到，唐宋间朝廷科举制度科目繁多，考试的范围也较宽泛，因此，知识分子的自由发挥余地也较大。如唐朝的常科，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唐代制科更是五花八门，甚至有“不求闻达”(不求显达)科、“高蹈丘园”(隐居丘园)科[11]。常科之中，明算科要考试《九章算术》、《周髀算经》、《海岛》、《孙子》等，道举要考试《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医举科要考试《本草》、《脉经》、《素问》、《伤寒论》等[11]。但是有唐一代，最重要的科目是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重帖经墨义，进士重诗赋杂文。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知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名公巨卿之门，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作，称为“投卷”。向礼部投献的称“公卷”，向达官贵人们投献的称“行卷”。（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进士科故实》）投献的作品，有诗，有文，也有最能表现史才、诗笔、议论的小说。《幽径录》、《传奇》以及在宋代还广泛流传的唐诗数百种，都是当时考生们的投献之作（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宋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内容和方法，发生了多次变化，但基本上是诗赋、经义并重，当时文体还是较为自由的散文形式。所以唐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主要被引导到文学方面来，中国文化以诗词文章为代表，达到了一个高峰。
（四）八股取士
明清八股取士，可以说吸收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唐太宗开科取士思想的精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类观点，古来有识之士多有论及，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拟题》：“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心，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一也”；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记饶廷襄曰：“明祖以时文取士，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毂’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林则徐举酒相属，叹为“奇论”。[12]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可以说，阉割中国知识分子之思想最为锋利的利刃莫过于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制度。明史记载其科举制度为：“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见《明史》卷70《选举志二.序》）八股文的题目限制在《四书》、《五经》的范围内，要求士子代圣人立言，用古代圣贤的思想和口吻，不得越雷池一步，在形式上必须按照一定格式和字数填写，毫无自由发挥的余地。明清八股取士制度延续数百年，而今人却很少看到他们的八股文，是因为八股文的唯一用途就是考科举，此外无论公私文书、文史论著、抒情、叙事、说理等等，都不可能采用八股体裁。明清一整套苛酷、繁琐而又等级森严、集中体现出专制政治全部精神的科举制度，最主要的功能就在于奴化、禁锢知识分子，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沦，他们被囚禁在程朱注疏、八股章句的枷锁中，颤栗在文字狱和科场案的屠刀下，挣扎攀爬在从童生、秀才到举人、进士的层层阶梯上，根本就丧失了唐宋以前知识分子阶层的魄力和自主精神。[13]
四、思想阉割的危害
要之，中国古代专制集权统治营造了单一思想体系的社会环境，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套人才选拔制度，而且最大可能地把知识分子纳入这一制度之内，从历史来看，很少有人能超脱于体制之外。
对于阉割了肉体的人，他的出路在于进宫当宦官，而阉割了思想的人他的出路也在于进宫，去当臣子，前者为皇帝服侍内宫，后者辅佐皇帝治理天下并阉割其他的人。正如被阉割肉体的人不会产生性欲的冲动，被阉割了思想的人怎么会产生思想的冲动呢？两千多年来的思想阉割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矮化和活力丧失，最终导致了全民的愚昧。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昭公十八年.愚民说》当中历数了中国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最后提到：“文章”以及“明理载道”之事固无不足以自愚愚人，愚民之术亦可使愚民者并自愚耳[12]。长期的思想阉割使得明清以降中国人思想封闭，醉心名利，形同愚人，出现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
思想自由是学术发展的基本条件。整体主义的控制必然导致思想一律，这意味着进步的终止。波普尔说：“科学，尤其是科学的进步，不是孤立的努力的结果，而是思想的自由竞争的结果”，“进化和进步的主要动力是可供选择的物质的多样性。仅就人类进化而论，这就是‘人们有自己的偏爱和有别于他人的自由’——‘有不赞同多数人和走自己的路的自由’” 。[14]
近年来，讨论“李约瑟难题”的文章颇多，对问题本身也有许多争议，本文不再赘述。如果把这一问题的实质归结为：“中国古代曾出现过灿烂辉煌的文化、科学和技术。从近代科学在欧洲产生起，中国的科学技术出现长期的迟滞。并由于科学技术的迟滞，导致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这在科学史研究和科学社会学研究中遂被称为李约瑟难题”[15]。那么，本文从一个方面阐述了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虽然“专制统治限制了科学的发展”这一论断已是老生常谈，但是本文试图较深入地揭示其发生的机制和发展过程。一孔之见，希望求教于诸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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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代高等教育 官学 私学 修身
高等教育系教育体制中的最高层次，它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一定的场所，通过一定的制度和措施传授高深文化知识，研究高深学术，为社会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实践活动。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经沧桑，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影响着现代高等教育的诸多方面。本文拟对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概况及其特点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其对于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启示。
一、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概况
（一）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起源
高等教育位于学制结构金字塔的尖端，它的产生时间晚于一般学校教育，而且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据古籍记载，中国在公元前二千七百年前就有了“大学”之称。虞夏商时期的上庠、东序、右学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具备高等教育的一些属性，应该可以说是高等教育的雏形。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经济方面要求生产力必须显著发展，文化教育方面要求有可提供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设备等，以及有作为传授知识和培养官吏的专门教育人员。而处在奴隶社会初中期的虞商时期还难以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只有到了西周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出现了脱离生产劳动的文化官吏，加之文字的成熟，才为我国古代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周代金文中关于周天子带领群臣及学生在“学宫”习射和作乐舞，这里的“学宫”即大学，已基本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所以，虞夏商时期至西周时期可视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萌芽时期。
（二）官学中的高等教育
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事业起于朝廷，而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统治走向崩溃的时候，“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垄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失至民间，私人办学成为这个时期的一大景观。从此以后，整个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一直存在着官学和私学两种类型。在官学类型中，太学和国子监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汉代太学，即由“大学”一词衍生出来，是古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此后历代都有设立，而名称不尽一致：晋武帝咸宁二年创办国子学；齐改国子学为国子寺；隋炀帝改为国子监；唐宋两代太学与国子学并存；元明清时期则不设太学，只设国子学或国子监；明清国子监兼具备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两重性质，后逐渐衰败，成了科举的附庸。除此之外，东汉末出现了我国古代最早的艺术大学──鸿都门学，它是“近代世界文学艺术大学的嚆矢”；三国时曹魏建立的五经课试法，其中由“门人”升入“弟子”的制度具有大学预科的性质；南朝刘宋政权设立的儒学、史学、文学、玄学四个学馆的分馆授业制度是分科教育的开端；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专科学校与专业训练，是世界上最早的实科学校。
（三）私学中的高等教育
私学是中国历代私人办理的学校，是封建社会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程度分，私学有蒙养教学和经师讲学，后者相当于大学。故私学中也有部分属于高等教育层次。很多思想家借助私学这种形式来宣传自己的学说，扩大本学派思想的影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是最早开办私学的人之一，他招收生徒，传授学问，以教学为主，并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后学身上。汉代以后，私学分为蒙馆之学和专家之学两个层次，基础教育通常在十五六岁以前完成，之后就必须进入私家经师的学馆去深造，私家经师多为当世的著名学者。汉以后的私家经馆，培养了大批不求功名的学术人才，对弘扬民族文化、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唐宋时期，私家经馆发展为书院，书院是中国古代学者研究学问、聚徒讲学的教育场所。宋朝有了较大发展，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茅山书院、嵩阳书院等；明朝的东林书院也办得颇有特色；到清朝时期，出现了书馆官学化，绝大部分书院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不管怎样，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书院为历朝学术的繁荣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
通过回顾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较之近现代高等教育，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有其独特的特点，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德育，强调修身养性
儒家教育以经史为基本，以“明人伦”为中心，注重修已治人之术。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也以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为中心，汉代的五经、唐代的九经、十二经、宋代的十三经，再加上《史记》、《汉书》、《昭明文选》等等，形成古代高等教育的教育内容。这些内容讲究文、行、忠、信，以三纲五常为行为规范，严君臣、尊卑、上下之分；明父子、长幼、亲疏之别，其共同特点就是泛道德主义。孔子眼中的“士”，孟子心中的“大丈夫”，首先是道德的典范。教育内容中的泛道德倾向，对培养中国人的道德情感与爱国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反映了社会进步的普遍要求。
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把封建的伦理道德视为“天理”，强调修身养性，格物致知。书院就是一些学者为达到修身养性求得真学问的目的而产生的古代高等教育机构。他们在教育过程中强调“理”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强调伦理纲常名教，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人的自我觉醒、自我约束，采取“修身治国”、“改过迁善”、“致知践行”的原则和“自省自察”“存养”“陶治”的方法进行道德教育，主张静以养心，修心以德，修已安人，在读书治学中思考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培养真正的“君子”品格。因此，以德育为先，注重道德学问，注重修身养性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重要教育原则。
（二）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也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官学中太学的教学以相互问难、讨论经义为重要形式。博士既是太学的专职教师，又是朝廷的学术顾问，参加朝廷举办的所有重大学术活动。西汉的石渠阁会议和东汉的白虎观会议，都有博士参与讨论，这种学术争论，影响到太学的教学和学术风气。博士平素讲经，注重互相诘难，并以善辩而受人称誉。辩难精神是太学的优良传统，这是研究和繁荣学术所必需的。
私学中的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不仅仅是教育场所，也是当时的学术中心。它们以培养人才为宗旨，以繁荣学术为已任，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相得益彰，是古代学者进行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活动的基地，并由此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派别。因此，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结合是书院的一个突出特点。学术研究是书院教育教学的基础，而书院的教育教学又是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书院教学实行门户开放的办法，打破了官学关门教学的做法，听讲者可以不受学派和地域的限制，有利于学术交流。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王守仁除在濂溪书院讲学外，还和湛若水等人还历时数十载奔波于全国各地讲学，形成了我国书院史上著名的“讲会制度”，使书院成为学术争鸣和交流的舞台。
（三）官学与私学相结合
前面提到，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龚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落到民间，从此，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形成官学和私学平行发展的局面。由于官学招生名额太少且有入学资格限制，不能满足许多人的求学要求，加之私学的讲授课程与官学都是儒经，不妨碍读私学的人以后做官，致使私学得以迅速发展，弥补了官学在数量和其它方面的不足。因此，私学成为官学的必要补充，并促进了官学的发展。
书院与私学相比，不仅有相对固定的教育经费作后盾，而且有严格完整的管理体系做保障，这些是私学无法比拟的优势。同时，书院又不同于官学，其经费来源于民间的自发集资，而非官府拨款，办学不受官方的直接限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培养学生，形成独特的办学特色。教育对象主要是下层社会的贫寒子弟，带有浓厚的平民色彩，而非纨绔子弟。因此，书院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广泛吸取了传统官学和私学的有益经验，并对其进行了积极改造和系统综合。正因为书院是对传统官学和私学的扬弃，它才能在批判继承中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制度，并贯穿在它存在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
（四）重人文学科轻自然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性特质，表现在古代高等教育的一个方面就是以人为本位，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自然科学倍受冷落。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根基，儒家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高等教育中强调教人予“穷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因此教学内容多为讲究修齐治平的儒家经典以及文史辞章等古典人文学科。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上主要以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为主，并且道德教育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的始终。尚在奴隶社会时期，就已有了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大体上属于社会、伦理、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知识。进入封建社会，又有了充实和发展，出现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增加了哲学、政治、伦理、文学、历史知识等方面的内容。这些经验性、积累性、直观性、强调人文、强调道德的教育内容，使得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人才迭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古代高等教育中也涉及生产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但只是作为统治艺术的辅助知识进行研习的。而且，数学、医学、天文学在讲求“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还是由于与“人事”有一定的关系，才受到统治者一定程度的扶植。其它如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纯自然科学则完全为社会所忽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这种重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特点，与欧洲古代、中世纪大学重视数学、天文、医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教育形成明显的对照。
（五）学在官府，政教合一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官学具有明显的“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特点， “学在官府”即学校皆由官府所设，教育机构与政府机构合而为一，并且“以吏为师”，官学中的教师都是朝廷命官，办学地点在官府之中，统治者的政治化人格被作为社会楷模； “政教合一”即以政治教、以教治国，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以“政”，即治国之道为内容。在“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教育体系下，政既是教育的内容，又是教育的目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各级官吏，虽然学校也有教化百姓的任务，但这种教化任务更多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实现的，即由学校培养出来的官吏来完成的。因此，教学仅为中国古代的高等学府的职能之一，它与政府行政职能有机结合，不仅是封建官僚的培养场所，同时也是封建统治思想的宣传工具和推行其统治政策的实施机关，起着统一思想和统一政治的作用，这种高教管理体制在世界上是独具特色的，在中国高教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与政治的这样一种密切关系，使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在校学习时即很关心时政。中央高校学生和朝中士大夫本着学术上的承袭关系，政治上也经常持相同立场并互相倚助，因此，古代高校历来是开展政治活动的场所，学生关心国家大事，议论朝政成为中国古代高校的一个传统。而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官学中，私学中也不例外，如东林书院就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著名对联。
（六）学而以居，学而优则仕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上，为学不离从政，学与仕始终是不可分离的。古代高等教育预设了“学而以居”“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从汉代开始分科目察举人才以后，尤其是隋唐设立进士科举以后，高等学校的办学目的就是“储才以应科目”。学校追求的是中举及第率，也就是追求更高的录官率，高等学校成为培养官员的预备机构，成为追逐功名利禄的阶梯。在实行科举制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与科举考试这种世界上独特的选拔人才方式紧密结合，形成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一大特点。科举考试成为教育有力的指挥棒，考试的内容成为高等教育的内容，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科举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重心。
三、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若干启示
（一）教书育人，以德修身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泛道德倾向”，对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与爱国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是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实际要求，在当代高等教育中应当坚持和发扬，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中的德育与这种泛道德的教育是一脉相承的。但在当代的高等教育中，仅实施这种泛道德的教育还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和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环境，学生因思想冲击、利益驱动和社会的压力等所产生的道德问题日益突出。因此，高等学校在进行这种“泛道德”教育的同时，应着重加强大学生的人格教育，教会大学生如何做人、如何面对人生及其挫折、如何去适应社会等等，使他们在学习中思考、探索并真正明了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
对于高等学校如何进行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教育，古代高等教育中提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方法，强调人的自我觉醒、自我约束，如“改过迁善”、“致知践行”、“存养”、“自省自察”、“陶治”等，主张静以养心，以德修身，这些经验总结都值得我们借鉴。除此之外，高等学校还有结合当代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采取更多的途径“践行”，德育的最终目的要体现在日常的行为中，所以要在大学生的行上下工夫，“助省助察”、“动以养心”等也应该成为“修心”的有益方式。
高等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场所，同时它也是人的精神的训练场。因此，高等学校工作也应以德为先，做到教书育人，以德修身。
（二）教学相长、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
教学相长是教学过程的一条重要原则，这条原则在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突出，如何实现师生间教与学的相互长进，我国古代高等教育中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辩难。在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最不理想或说最欠缺的是师生间的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与探讨，也就是上面提到的“辩难”。“教师满堂灌、学生埋头记”依然是当今大学教学的主要方式和方法，学生很少有与教师“辩难”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思想。它不利于教与学的相互促进，也不利于各种思想的相互交流与碰撞，说到底，它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因此，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相长，推行这种师生间的“辩难”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和途径，让师生在平等、和谐的气氛中相互诘难、推理和启发，从而共同进步和提高。
在高等教育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必须适应多元文化和各种思想潮流的交融与冲刷，高等教育在学术思想上更应该如此，因为多元化不仅意味着“百花齐放”、竞相争艳的繁荣景象，而且表面很多学术内部的潜在的东西将被激活，因此在高校应该提倡学术上“兼容并包”，大学应该给各学术流派提供展示的舞台，正如古代“讲会制度”那样，容许有各种学术的声音存在，这些对大学学术的真正繁荣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三）公办高等教育与民办高等教育相结合
我国古代私学教育的存在和发展对古代教育的发展应该说是相当有益的，书院等私学的存在对古代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更是不言自明的。以史为鉴，我国现阶段大力推进和加快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必须的。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民办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应该说是相当的迅猛，特别是公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其发展速度达是建国以来最快的，但是这种速度还满足不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高校的师资、设备、校舍、图书资料等教育资源的短缺是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继续发展的唯一选择，民办高校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金和资源，减轻国家经费投入上的压力，同时满足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的需求。因此，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就必须在发展公办高等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并使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相互促进，从而最终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和全面繁荣。
（四）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
前文提到，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是“重人文学科轻自然科学”。从历史来看，这种观念和做法也造成了惨痛的结果和教训，我国辉煌的古代文化到后期长期停滞不前，就是由于这种观念长期统治的结果。随着自然科学的崛起，自然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使得现代高等教育中存在着“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科学”的现象。无论是古代的“重文轻理”还是现代的“重理轻文”，都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从人类的长远利益来看，这种“重此轻彼”的现象应该加以批判。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日益走向融合是现代社会的要求，现代高等教育应该坚持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原则，。现代大学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专门人才和一批知识英才，他们将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中坚力量，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决策将依靠这些人的聪明才智。这就要求他们既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还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高等学校的人文科学的教育应该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科学技术发展史等知识；自然科学的教育应该包括数理化、生物、天文、地理等知识。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学生，在系统学习和掌握本学科的知识外，学校还要对其进行一定的其他学科的通识教育，这样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五）学以致用，注重素质教育
“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从而导致了科举考试的选拔人才方式，“八股文”成为了天下学子十年寒窗苦读的“经书”，古代高等教育培养的学生大都“千人一面”，无个性和创新精神，为“仕”成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教育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对这一单纯的目标的追求，现代高等教育应该追求的是“学以致用”，有学必有用，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高等教育就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多方位、多层次的，高等教育要适应社会之需要，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兴趣爱好等，实施有针对性的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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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刘海峰，《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机械工业高教研究》，1994年第4期；
【关键词】 科举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影响
我国的科举制度在不断的完善中为我国古代的人才选拔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纵观中国历史比较完备成型的各种正规制度，可以发现，科举制度是体系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范形最稳定的制度，它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广泛的影响力，对中国的制度文化影响深远。本文试图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及教育制度的角度，理性地考察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制度影响。
一、科举制度对我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巩固与加强
科举制度不仅满足了我国封建社会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的需要，而且是君主专制的坚实基础。因此，它与封建统治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并对我国的政治制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纵观我国历史，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有三大基本特征：一是君主专制主义；二是中央集权制；三是官僚政治。[1]某种程度上，科举制度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发展，是上述三大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能否长期存在下去，最重要的是其能否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能否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又是得到统治者重视的前提。
首先，科举虽采用了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但实际则逐渐成为强化中央集权统治的有力工具，科举考试的标准由中央确定，人才的采用与否完全由中央决定。隋唐时期，科举制度正式创立，打破了魏晋以来世家世代垄断全国政权的门阀贵族控制局面。科举制虽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是按自下而上的先后顺序进行，不论出身，公平竞争上位权。但事实上，可以说，这些自下而上的程序都只是奉命行事而已，科举制实为一种自上而下的选择官员的方式。[2]
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之下，科举制度之所以能得到历代皇帝的青睐，久盛不衰，在于它网得天下杰出人才尽入皇帝手中。常有人对于科举制度的利弊进行不断地争论，但科举制度却能长期存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科举制度成为统治者广纳贤才为中央王朝效命尽忠的有效手段。这样，从中央集权到君主集权，封建官僚政治日益成熟。就官僚政治而言，科举制度通过“学而优则仕”，使文化知识阶层与官僚阶层相结合，维护了封建统治。因此，科举制成为了中国官僚社会的制度基础，同时又成为中国整个官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科举制度对我国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强的巩固和加强作用。
其次，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改革的一个重大决策，因此导致了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官员选拔录用标准的混乱与失序。直至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孙中山先生下达了系列文官考试的批令和咨文，干部选任制度的真空才得到填充。由此可见，科举制度对我国传统政治制度影响之大。
二、科举制度抑制了我国封建经济制度的发展
古代社会以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也就等于将“学而优则仕”的儒家观念作为价值取向。而这恰恰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抑制了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
首先，科举制度壮大了官僚阶层，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科举制度背后是儒家观念的统治，在儒家观念里，商人的逐利被斥为道德低下。中国古代以“学而优则仕”作为价值取向，在“士、农、工、商”中，“商”的地位一目了然，被官吏和文人所轻视。很明显，“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弱势群体之一。有些人以钱捐官，有些人重新捧起书本，苦读圣贤之书，以求踏入仕途，改换“门厅”。通过科举制，地主、商人等有可能经过十年寒窗苦读，再通过科举考试，最终变成了官僚。在资本主义模式中，经济制度具有这样的结构：土地资本―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而在我国古代封建商业模式中，政治中的官僚参与进来，形成了这样的结构：地主―高利贷者―商人―官僚。由此看来，中国封建地主经济制度在科举制度的促进作用下维持下来，这极大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3]
其次，科举制度重视人文的“文官考试”，不利于经济人才的产生。中国古代以小农经济为主，是较为原始的、自然的经济形态。这种形态极大阻碍了经济行为规范的形成。朝廷在对小农经济的管理方面，主要是对其赋税的征收及其使用，因此基本不会考虑选拔经济管理人才的问题。唐代中期一直到北宋年间，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手工业、商业呈增长趋势，但科举制度出身的官僚集团不能对市场日益复杂、扩大的商品经济进行很好的管理，导致唐宋以来，国家权力对新兴经济部门管理能力的较弱，错过了经济制度化发展的良机.[4]
三、科举制度对我国古今学校教育制度影响至深
科举制度与教育制度联系紧密。在科举制度影响下，“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贯穿整个社会，古代社会办学的目的是“储才以应科目”，因此，科举考试便成为教育强有力的推动者，它左右了教育的内容、方法、目的，起着对教育的指导和控制作用。虽然查阅资料显示，从科举制度发展的历史全程考察，科举制度与教育制度的关系较为复杂，但如果从“储才以应科目”的角度分析，科举制度对我国古今学校教育制度的影响十分明显。
1、科举制度对我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影响
科举制度从隋唐开始，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与教育也产生了非常密切的联系，与科举制的发展同步。由于受科举制度的制约，唐代的教学管理制度也不断完善。首先，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直接影响着教学的内容与方法。其次，教学评价制度也直接与科举制度挂钩。如按照唐代国子监的规定，生徒学习若不能科举及第便是无成，只有及第登科才算学习成功，而对教师的考核标准也是看其培养学生的科举及第率。[5]
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之后，新式学堂开始在中国建立。正是由于科举制度对教育深刻影响的存在，形成了当时晚清政府发展新式学堂的强大阻力。晚清政府从不得已而实施教育改革，直到最后完全废除了科举制。直至今天，人们有时仍把有些功利的应试教育归咎于科举制度，围绕高考制度改革的种种论争矛头也指向了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因此，有必要来探究一下科举制度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影响。
2、科举制对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影响
科举制度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树立了一系列的文化理念来为封建社会的主流儒家文化服务。如建立了“用考试来选拔人才”的机制，给全国人民一种平等的观念，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还建立了“以‘四书五经’作为出题来源，并以‘八股’形式作文”的机制，以“愚民”的形式来维护封建统治，等等。科举制度对现代教育制度和文化理念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科举制度“考试选拔人才”的文化机制已成为现代教育的基本准则。这样的机制不但可以选拔人才，还可以给公民一种“平等”的观念和感受，让他们不论贫贱富贵都有一个向上的机会，有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
其次，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借鉴了科举制度的相关理念和规定。科举制度设立以前，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管理教育，教育的水平和范围都受到了局限，教育在当时只是一种贵族的奢侈品。然而，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后，教育的水平和范围都得到了提升和扩大，使得教育变成了一种适合普通大众的“大众教育”。公民的素质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与该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中国的“大众教育”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与科举制度的产生。
同时，科举制度对现代教育制度和文化理念有着消极影响：
首先，科举制度大大宣扬了“学而优则仕”，“惟有读书高”的儒家思想，直到今天还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在科举制度下，参加科举考试是广大知识分子改变命运、升官加爵的唯一途径。因此人人都为了科举而毕生拼搏，读书是毕生至高无上的事情，做官是每个人最终的梦想。在今天的社会里，我们依然可以体会到这种思想的作祟。没有一个家庭不重视子女的教育，没有一个家长不望子成龙。有很多家长为了子女的教育不惜投入血本，自己节衣缩食只为了让子女接受更好地教育。每年的高考之时，我们便可以看到中国父母在传统的文化熏陶下，想让子女通过高考而飞黄腾达的观念。这样的现象一方面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尊重知识、热爱知识的民族，我们的教育在不断普及，民族素质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发现，科举制度下形成的“读书、考试、做官”的固定模式在暗暗作崇，根深蒂固。不少人持有这样的观念：有更高的文凭可以在更好的单位谋得一份更好的差事。可以说，科举制度中“读书为做官”的传统思想不断影响这着现代的教育制度和观念。
综上所述，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延续了千年的选拔人才制度，对我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都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总体来讲，科举制度加强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使得教育趋于大众化，为众多寒门学子提供了晋升的可能，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却阻碍了经济制度的发展，抑制了经济人才的产生。科举制度从隋唐时代一直延续至清朝光绪年间，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应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合理积极的因素，将科举制度中有益的智慧运用于当今的社会制度之中。
【参考文献】
[1]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32-42.
[2] 高桂娟.科举制度的文化意义探讨[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0）262-266.
[3] 王亚南.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M].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42.
[4] 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关键词］古代蒙学；特点；学前教育；启示
作者：谢亮亮，邱奇智（佛山市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广东佛山528237）
华夏历史源远流长，教育史无疑是这条大河的最主要支流之一，中国古代蒙学（以下简称蒙学）则无疑是这条大支流里一段秀美的景色。
一、蒙学
蒙学是我国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教育时间相当于现在的幼儿园至小学阶段。蒙学，又被称为开蒙、启蒙、发蒙、训蒙，意为启蒙之学。
二、蒙学的基本特点
（一）蒙学的内容开始于多种学术，次独尊儒术，再为八股文打基础
自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秦代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到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隋唐科举的创立、兴起、兴盛，进而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最后明清时期八股文的盛行。
自汉代起，儒学成为古代中国的官方学说，也使蒙学的教育内容逐渐向儒学靠拢，到最后明清时期，形成了为科举的八股文打基础的蒙学基本教育内容。
（二）蒙学倾向人文社会类科学，自然科学较少涉及；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以唯心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
蒙学主要的学习内容为儒学，儒家的教学内容多以儒家经典以及文史辞章为载体，是讲究修齐治平的古典人文学科。《千字文》《三字经》《弟子规》等蒙学书籍也亦可以看出蒙学强调人文、强调道德的教育内容。
自董仲舒后，随着“君权神授”思想的不断深入发展，逐步发展出一个完善的唯心思想体系。统治者们为了更好地维护及巩固自己的政权，形成了一个中国所特有的唯心思想体系。这一体系也对蒙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蒙学注重德育，强调修身养性
修身就是使自己具有足够的才华和美德，《礼记·大学》有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首，可见封建时期伦理道德是学子们对自身的要求。
蒙学教育与专经教育一脉相承，也对就学儿童的道德提出相应要求，蒙学教材《增广贤文》一书中就包含诚实做人、进善修德、虚纳人言、凡事善忍、谦而受益、知足常乐、居安思危、节俭自持、读书增智、中年不惑、为官以正十一类的道德教育内容。
（四）私学是蒙学的主要办学形式
中国古代办学形式是官私并举，但官学主要教育内容还是程度较高的专经教育，主要对象是具有一定文化基础和功名在身的学子，蒙学的主要教学形式还是以私学为主。
私学的蒙学化特点，首先表现在承担私学初级形态任务的学校在种类上和数量上大量涌现。从种类上而言，出现了诸如社学、义学、义塾、小学、冬学、乡校、家塾、私塾等称谓不一，但性质相同的教学机构。它们承担的基本上都是蒙养阶段的教育任务。
（五）蒙学的教育对象不断壮大：由贵族向平民发展，但是女子除外
在西周时期文化完全由贵族垄断、官府掌管，平民是没有资格学习文化的。进入春秋战国后，随着百家争鸣的出现，教育对象的受众扩大，并进入平民阶级。到了隋唐时期，统治者们为了维护统治，出于扩大统治基础的目的，全民都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毫无疑问，自隋炀帝时兴起的科举制度，为我国的古典文化的宣传、传承、发展、创新，乃至于教育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但是，在古代，女子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广大平民女子受到教育的机会极少，中国古代蒙学几乎没有公开收取女学生的案例，这种状况一直到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时期才得到改变。
与之相对应的蒙学教材也能从侧面反映出这一特点。蒙学教材通常是指专为训蒙而作的教材，除了传统形式上的蒙学教材之外，广义的蒙学教材也包括了家训和杂字。家训中较为著名的有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诸葛亮的《诫子书》，朱柏庐的《朱子治家格言》等，杂字较为著名的有《百家姓》《日用杂字》等，专用蒙学教材则非常多，较为著名的为《小学》《千字文》《太公家教》《二十四孝》《增广贤文》等。
但女性蒙学专用教材零星可数，较为著名的是《女儿经》《女论语》。
（六）蒙学教材选择多样，但多为科举考试服务
小学或蒙学所用的教材，其内容“首先是宣扬灌输封建的伦常道德，培养封建伦常的思想意识。其次要能掌握文字工具，能够认识文字，阅读应用。再就是在这基础上作深造进修或应科举考试的准备”。
在古代学子的人生道路上，学而优则仕，学与仕始终是不可分离的。古代人自接触教育起，就预设了致仕的教育目标，从汉代察举制后，尤其是隋唐科举制后，几乎所有教育机构都以“储才以应科目”为终极目标，蒙学阶段也不例外。
（七）蒙学教师的地位不高
蒙学教师作为古代儿童学习启蒙的人物，在蒙学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般都是由当地的知识分子担任，但一般蒙师的身份是十分低微的，从事这一职业的往往是落榜无法致仕的学子。在一些文献中也能清晰地看出这一点，如《师说》：“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将蒙师区分于传统授业解惑的老师，可见蒙师在古代并不为人重视，社会地位并不高。
三、古代蒙学对现代学前教育的相关启示
（一）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世所罕见，可见蒙学的人文社会科学是如何的辉煌灿烂，古代中国自然科学也有火种，却一直处于萌芽阶段，没有得到长足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兴盛为中国古代带来一世又一世的盛况，使人们“重人文社会科学，轻自然科学”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种观念的固化和局限性也最终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近现代中国最终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到了近现代，因为落后中国缺少先进技术与先进科学，自然科学在中国得到不断强调，如“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等口号的兴起，也可看出自然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使得近现代教育中又出现了“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社会科学”的现象，这种现象又延伸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
无论是古代的“重文轻理”还是近现代的“重理轻文”，都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从人类的长远利益来看，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日益走向融合是现代社会的要求，现代教育应该坚持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原则发展教育，学前教育也不例外。
（二）注重德育，修身自律
“修齐治平”可以看出古代文人对自律的严格要求，所提倡的“泛道德”倾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也是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实际要求，对于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和爱国精神是十分具有启发性的。
尤其是在当今社会，诚信缺失现象普遍，面对外来多元文化的冲击和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环境，学子们更应该传承自律精神，继承古代中国留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发扬“拾金不昧”“改过迁善”“致知践行”“存养”“自省自察”“陶冶”等传统美德，时刻自我约束，自我提醒。
教育机构作为人们精神的训练场，更应该注重德育工作，传承借鉴我国古代蒙学“泛道德倾向”中适应时展的部分，去粗取精，传承、发展、创新“泛道德倾向”。
（三）注重体验学习，减少机械记忆
机械记忆，通常被称为死记硬背，是人的心理发展的必经过程，是意义记忆的基础。机械记忆的早期训练不仅有助于智力的发展，而且也契合机械记忆发展的关键期。但是，在幼儿期，机械记忆不应成为幼儿学习的重要活动方式，幼儿最重要、最基本的活动形式是游戏，同时幼儿主要的思维形式是具体形象思维，因而在现代学前教育阶段引导幼儿进行体验学习，通过自己的感知觉认识世界，学习知识与技能，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四）注重学而优，学以致用
蒙学在八股文盛行时期培养出的学子往往“千人一面”，无个性，无创新精神，学而优则仕几乎是所有学子的道路。现在，教育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对这一单纯的目标的追求，现代教育追求的是“学以致用”，有学必有用，教育要满足社会的发展并推动社会的发展。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教育就能提供这样的人才。教育的学生也必须适应社会，满足社会的需要。
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维度、多层次的，现代教育要适应社会的需要，就要根据幼儿的个性、特点和兴趣，有针对性地对幼儿实施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幼儿对社会规则和社会结构的适应能力，真正做到接触社会、适应社会并最终融入社会。
（五）提高幼儿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实现教师的个人价值
高水平、结构佳的幼儿园教师队伍是我国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的必要保障，而我国幼儿教师的现状是：职业缺乏吸引力，人才缺乏，流失率高，总体素质不高。而要改变幼儿教师的现状，除了提高幼儿教师资格准入机制要求外，相对地提高幼儿教师收入，完善教师编制及职称评定制度也是重要手段。
同时，我们需要正视幼儿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第一，在职教师学历不达标情况严重；第二，未获得教师资格证的教师占较大比例；第三，教师专业对口率低；第四，教师年龄结构也不合理。
学问贵在一个“实”字。科举研究首先是一种历史研究，“实”为历史研究的第一要义。作者接受过十年正规的历史学训练，谨守学问之道，时刻保持一种实实在在的学术态度。《导论》一书虽视野开阔、规模恢弘、着力于理论的构建，但均坚持论从史出，而非以论带史，更不以论代史。作者总是运用微观的史料来严密论证其宏观上的论点。论点的得出，力求建立在所能发现的全部材料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而非以是否符合先验的“论点”而定取舍。
要在科举研究领域做出令人心悦诚服的成果，离不开扎扎实实的考证功夫。《导论》一书仅列出的参考文献就有中外文论著592部（篇），附录中所搜集的包括中外八国的论著568部（篇）文献也多有参考引用。参考的文献不仅有近人的研究专著、论文，更有大量的原始资料，不仅包括正史、会典、登科录、题名录、碑录，还涉及诗集、日记、笔记小说、回忆录。若获取资料尚勤，则鉴别资料尚智；取材广博、资料宏富可凸显出作品的厚重，材料真实、恰当方能使作品经受时间的考验。作者细致入微的考证功夫在破解进士科的创立时间时表现尤为明显，作者从正反两方面四条途径进行考证：第一，指出今本《隋书》中没有任何关于进士科的直接记载［1］(P89)；第二，列举最接近隋代的《旧唐书•薛登传》、《旧唐书•杨绾传》、《通典》、《选举典》等大量可靠史料，这些史料明确表明，炀帝始建进士科；第三，使用“消极性质的史料”推定进士科创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第四，对于有学者依据房玄龄举进士及其生卒年月而得出进士科始于开皇年间，作者首先通过两《唐书》中的具体事例说明，直到北宋年间，进士与秀才互用的例子还很多，进而提出《唐摭言》作者不以大名鼎鼎的唐初宰相房玄龄作为隋代进士例证的反问，来说明房玄龄可能并非进士出身，最后指出研究也不能以个别否定一般。
研究结论的表达也要老老实实，坚持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既不能少说一分以保进退，更不能多说一分附会“论点”，博求异说。例如，关于科举西传是否成立的悬案，刘海峰教授自1991年始先后赴英国、日本，新发现邓嗣禹《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中未涉及的文献近50种，结合邓文加以研读、斟酌，在得到“明确指出英美等国考试制度曾借鉴中国科举制的宝贵资料”后，得出“科举西传说可以确立”［1］（P395）的结论。关于乡试录取率的问题，作者指出并无确切记载，而且不同地方的录取比例也不相同，然后在占有相关原始资料以及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从现有的文献来看，顺天和应天府的中式比例较高”的结论。如果作品在最后的结论表达上出现问题——或者已有铁证而不敢得出明确的结论，或者缺乏足够的论据、严密的论证而仓促得出结论，以致事后出现“硬伤”，实为可惜。
二
科举学是以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历史上存在的科举考试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一个专门领域。作为一门综合性较强的专学，它至少涉及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文化学、社会学、法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学、心理学、中外关系史学等十几个学科领域，并且其资料繁杂、分布范围殊广。因此，综论性的科举学专著一定要有一个大的视野。非大视野不足以囊括广阔的研究范围，非大视野不足以统摄丰富的研究史料，非大视野不足以整合丰硕的研究成果。《导论》一书以大视野对科举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走出了盲人摸象、各说各话的局面。
大视野下的科举学，需要一个大的结构来驾驭。《导论》的结构是由总到分。前三章是科举学元研究，为全书行文奠定了基调，统摄全书。第四到第六章是科举史研究，在此基础上对科举的概念、起源、演变、评价做了一个扼要的交代，为读者更深更好地理解下面各章打下基础。第七章到第十八章是分述，其中六章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进行研究，这六个学科均为科举学中最重要、成果也最为丰硕的学科视角，另外六章研究了科举学中六个基本的问题，人物、术语、文献、法规使科举以整体的面貌形象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东渐论与西传论则充分体现了科举学是一门国际性的专学。
科举学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也是一个理论体系。此书力图提纲挈领地论述科举学的涵义、内容、结构，进行学说的锤炼和理论的锻造，为科举学打造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发展平台，以促进科举学走向成熟和完善［1］(P6)。所以，本书在资料剪裁上体现为一种大境界，主要不是面面俱到地介绍科举知识或研究科举制度，而是探讨科举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或者说带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重在科举学学理的阐发和学术史的梳理［1］(P2)。相对于其他独立的科举专题研究，本书在一定意义上着力打造科举学的“纲”，所谓纲举目张，科举学的成熟能够为具体的科举问题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背景依托，进而促使整个科举研究出现突破和飞跃。
三
有充分的考据，学问才有根据而不流于空疏。考据是一种特别的功夫，只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做出实在的成绩。但若在考据上兜圈子而不能有进一步的工作，则至低限度，这种人是难得有什么思想可言的［2］。“研究”不能局限于事例的罗列、资料的堆积，也不能拘泥于古今中外名人名家各种“理论”的排列组合，而是要在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解读出令人信服的意义。考据必进至义理才能开拓其心胸，才能使考据不致落空，真正的“研究”须落脚于义理且离不开义理的阐发。《导论》一书不以考据为底止，注重推出义理，在扎实考证的基础上着眼于理论的探究，通篇贯彻一个“理”字。阐发义理要求作者跃出故纸堆、逃离“大拼盘”，更不能甘于人云亦云，即要有“疑”的特质。《导论》一文疑“废科举后社会表面十分平和”［1］(P109)、疑“书院反科举的特点”［1］(P177)、疑“八股文一无是处”［1］(P217)，等等不胜枚举。
严耕望认为：做研究，要善于对资料进行挖掘，善于理论的提升。《导论》体现出作者善于提炼总结的才智，能够读出资料的空白处，能够通过具体事件找出彼此间的联系，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能够对前人的成果进行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而总结出科举学中的一般规律。其中以比喻来描述科举发展脉络乃至影响最为出彩：科举这艘自汉代开始建造的航船，从隋代起锚扬帆后，历经云诡波谲的唐代河段、波涛起伏的宋代流域、跌宕汹涌的元代河谷，进入了波澜不惊的明清水域，经过500余年平稳航行之后，整艘船的复杂精细结构和部件已经变得老化失灵，行驶至清末，船破恰遇顶头风，在强劲的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已是摇摇欲坠。科举制在20世纪初虽也作过一些改革挽救措施，但就像木制帆船再大也有腐朽的时候，在蒸汽机时代只能落得被淘汰的命运，更新部件已来不及，终于无法阻止其最后沉没。然而，此时东西方许多过借鉴中国科举而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正在扬帆远航，真令人有“沉舟侧畔千帆过”之感［1］(P110)。
科举作为一种制度已成为历史，研究历史如何还其本来面目乃至古为今用？这需要占有详赡可信的资料，更要有知今通古的智慧。史料不可能完整表达历史，史料本身也不能自动活化为历史。就研究目的而言，鉴古固然可以知今，但就研究方法与策略而言，知今却有助于通古。一个人越了解现实社会的一些问题，也就越容易认识历史上相似问题的真相，在一定意义上，古与今是互补为用的［3］。《导论》一书多次借助对现代考试尤其是对高考的理解，来更清晰地阐述历史上的科举制。例如以现代社会的高考制度所能达到公平的程度来理解科举的公平性进而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以高考作文客观评分之难作为解释八股文长期存在的考试学依据，以“”期间废除高考前夕将其“妖魔化”来比附清末科举的舆论遭遇，都体现出作者用“常识”手段来解决“知识”问题乃至“理论”问题的睿智。
四
创新程度是判断作品价值高下的关键标准。在二十余年科举专题研究的基础上，作者的这一新著把科举学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导论》第一次系统地探讨了科举学的学科性质：科举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专学，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同时，也可以说科举学又是一门交叉学科，一门发展中的学科，或者说是一门成长中的新兴学科［1］(P16)。作者通过对科举不断深入的研究，发现“科举”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词语……应该把“科举”当着一个中性词来看待［4］。进而旗帜鲜明地提出为科举制，着力挖掘科举制的积极成分。本书在就以往科举能否选拔真才、科举与清末官场腐败、科举与中国科技落后、妇女不能参考非科举之错等问题抒发新见的基础上，又论证了“科举对中国文学繁荣的促进作用”［1］(P206)、“科举制并非统治者愚民的产物”［1］(P217)、“科场案是制度与人发生冲突时解决矛盾的典型表现”［1］(P280)等新的论点。
对一本开拓性的学科专著而言，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并重，对于地位重要、文献众多、价值甚高而又被历史偏见充斥的科举学而言更应如此。本书一方面探究了科举学的学科性质、学科价值、科举学的架构、科举学的旨趣等基本问题；另一方面也提出了科举活动和科举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1］(P29)，科举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1］(P64)，科举制的总体评价［1］(121)，西方文化与科举制的关系［1］(P273)，同年进士的政治学研究［1］(P5)，举人、秀才、童生的宏观群体考察［1］(P19)，科举文物的考古学研究［1］(P26)，科举的经济学研究［1］(P30)等重要问题。
学科建设离不开研究方法上的探索。《导论》一书的贡献还在于方法论上的开拓。由于科举学研究的广博性，其研究对象是已有任何学科所无法包容的［5］。本书作者引入了多学科的方法来研究科举学，把科举学的研究分为内学研究和外学研究，内学研究就是科举制度本身的研究，而外学研究就是与之密切联系的历史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视角的研究［1］(P26)，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丰富科举学的内涵。鉴于科举为“学”，作者引入了系统论的观点，统合概括各学科独立和分散的科举研究成果并兼顾各学科无法独立研究的边缘和交叉地带，不仅使各学科的科举研究成果会通，而且根据原先不同侧面的平面图像，重构一尊立体的雕塑［1］(P2)。以“大科举观”统整已有的科举研究成果，使科举学研究产生飞跃，达到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效果。
五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文字的优美畅达可以提高学术专著的影响力。文字的表达有四个层次：文从字顺、词能达意；运用自如、文字流畅；得心应手、炉火纯青；妙笔生花、出神入化。流畅是文字之美的基础，妙笔生花则是文字之美的最高境界。《导论》一书是建立在扎实考据基础上义理与辞章兼具的力作。本书虽是着力于理论构建，但作者能喻善譬使全书通俗易懂，诗文的适当引用令文字产生一种优美的韵感。文章不厌百回改，如此精致的文字既得益于作者深厚的中文功底，也离不开作者潜心细致的打磨。
本书在理论构建之余，还给人们奉献了一席知识的盛宴，充分彰显了知识之美。它不仅能使研究科举的学者对一些科举公案与热点问题有更为深入的认识，普通读者也能籍此对科举知识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作者向读者清新明快地剖析了科举的变迁；简练精要地介绍了科场条例、考试程式与内容；分门别类地讲解了科目、名位、贡院规制等科举术语；条分缕析地梳理了秀才、举人、进士、状元等科举人物；饶有趣味地展示了试帖诗、策论、八股文、状元戏、才子佳人小说等科举文学；兴致盎然地解说了饮食、游乐、社交、建筑、科名崇拜等科第风俗。作者还将题名录、登科录、朱卷、闱墨、试卷等科举文献与东亚诸国科举的概况作为科举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读者分享。做学问要力求深入、力求专精，但其思路应清晰可见，表达应练达易懂。相比时下诸多令专业人员也常难窥其堂奥的玄“学问”，刘海峰教授的《导论》使读者毫无滞碍晦涩之感，尽享思维之乐趣。他带领着读者出入一系列科举的“迷宫”，有赏心悦目之畅快，而无晕头转向之苦恼。作者通过“平淡”的语言，尽显科举学的迷人之处：在谈到科举制废止的仓促时，作者说，那是一段匆忙写就的历史，那是一段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1］(P109)。谈到八股文极端形式主义，作者云，既公平客观又不诱导片面应试，这是一个人才选拔中的千古难题［1］(P116)。谈到科举考试内容的局限，作者道，这些古典人文知识毕竟和社会生活实际相隔甚远。为选拔少量的从政人才，却诱使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成天埋首钻研复杂精细的八股文考试问题，虚耗了无数士人的心血和光阴，因此八股文越是淋漓尽致地发挥其测验选拔功用，同时也就越造成全民族才思的浪费，或许八股文的长期盛行确有助于提高中国人的智力，但到清末，西人日为有用之学，而中国人仍沉迷于八股迷津之中，对近代社会而言自然是弊大于利［1］(P204)。科举学中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在作者的“轻描淡写”中清晰地刻入读者的脑海，使读者尽享理论之美。
作为第一本“科举学”专著，本书难免有些许缺憾。政治、教育、文学、哲学、社会是与科举关系最为密切的五个方面，限于精力、资料与学科背景的制约，“哲学”在本书中没有专章论述；“政治”虽辟有专章，但与其它各章相比，论述略显薄弱。科举学的广博性也决定了全能且均衡发展的“专家”很难出现。总体而言，本书材料丰富，论断平允，踏踏实实、不发空论，能见人所不能见，言人所不能言，工作规模恢弘、组织严密、且有创获，在精细中而能见其大，是一部“充实而有光辉”学术力作［6］，为科举学的学科建设确立了“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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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颜氏家训》；魏晋旧士族；唐代新晋士族
中国历史进入唐代后，九品中正制被废除，科举制兴起，门第隔阂被打破了，真正有本事者，无论士庶，均可凭真才实学进士及第；有的旧高门大族失去了世袭封爵的路途后，则走向了衰败。但士族在唐代并未消亡，甚至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毛汉光《中古士族性质之演变》一文就指出，唐代官吏社会成分中小姓414人，占12.3%；寒素724人，占21.5%，而士族有2233人，占官吏总数的66.2%；故得出结论：“士族仍然占官吏的三分之二弱。唐代与魏晋南北朝之间的差别之一，是唐代已有若干比例的寒素入仕，入仕的寒素中，亦有能升至士族者，所以唐代的社会变动（social mobility），除了个人的上升变化之外，还包含着家族的升降。有的魏晋旧族萎缩或退出政治统治阶层，有的寒素由小姓而士族。所以在唐代官吏百分之六十六点二的比例中，有一部分是唐代新进的士族，称之为唐代新士族。”
魏晋旧族的萎缩、唐代士族政治地位的保持和“新士族”的异军突起，实与当时部分士族重视文化传承的家族内部教育有关。山东琅玡颜氏就是典型的一例。该家族在唐代能出现像训诂大师颜师古、书法家颜真卿和忠臣颜杲卿等文化名人，保持由颜含、颜延之、颜竣等奠定的高门大族地位，跟该家族生活在南北朝后期的著名学者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不无干系。关于此点，前辈学者已有充分论述。作为中古士族的代表人物，颜之推又超越了对个体生命和个人家族的焦虑，转而为对士族这一社会群体生活状态的整体审视和深层思考。在中古家训的代表著作《颜氏家训》中，他或批判，或肯定，或鼓励，明确指出权势不可常保，文化却可以承传，这种重视学术文化家传的教育思想在隋唐废除九品中正制，采取科举选士制度以后，对旧士族、原来的寒门庶族政治地位的保持或上升都有重要影响。
一、对魏晋旧士族委顿表现的批判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对部分魏晋旧士魏晋旧士族族在南北朝的种种丑行劣迹有着极深刻的批判，认为这些旧族的道德水准和文化品格是群体性的全面下降。书中很多未具体指出姓名者如“北齐士大夫”、“梁朝贵游子弟”、“梁世士大夫”、“当今士大夫”、“梁初衣冠子孙”等实是指整个旧士族或可认为即是指魏晋门阀士族群体而言，而且之推对他们贪得无厌、慕求虚名、自作清高、道听途说、迂腐迷信、不识时务、不事学业、败名丧家等行为无一例外的持讽刺贬低态度，而全书没有一句对此群体称赞的语言，可见在作者眼中，旧士族群体正在无可避免的走向衰败。在全书批判的131人中，士族占了113人，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士族琅玡王氏族中有6人，陈郡谢氏有4人，此二家族在东晋权势无人可比，可是进入唐代之后，他们便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陈郡谢氏后人极少还有彪炳之才，琅玡王氏的政治地位也从第十三代开始下降。这都体现出颜之推对魏晋旧族失去文化优势后必然走向衰落命运的先见。
旧世族衰败的原因，颜之推认为在于其子弟居于先世荣耀光环之下，只凭借家族先代功绩荫资生活，不重视学术文化知识的学习和传承，不思进取，“或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便自以为足，全忘修学；及有凶吉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识旁观，代其入地。”故而失去了士族可以维持家声的文化优势，最终走向了衰败。故他以这些事例为反面教材来教育后人，告诉他们要“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这样才能避免败家之祸。之推之先见是被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许多士族也从《颜氏家训》中汲取了有益经验，注重对后代的教育，特别是重视家族内部文化学术的传承，在唐代科举考试中，这些士族的后人凭学识入仕，重新进入到重组后的官僚集团中。
二、对魏晋旧士族优良家风、家学的肯定
颜之推在书中对承先人余绪，凭借旧有家学家风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正面例子也加以肯定。这些例子中人物的家族则又多是在隋唐通过科举入仕，有很大影响力的士族；而也正是这些士族一以贯之的在中古时期重要的地位，才保持了整个士族群体在中国历史上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如书中论及河东裴氏家族中三人：“黄门侍郎裴之礼号善为士大夫，有如此辈，对宾杖之；其门生童仆，接于他人，折旋俯仰，辞色应对，与主无别也。”养成了良好家门风气。“裴政出服，问讯武帝，贬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礼不死也。’”表现出裴氏子弟对礼仪的注重和重孝的风操，可见其家教之缜密。“裴子野有疏亲故属饥寒不能自济者，皆收养之；家素清贫，时逢水旱，二石米为薄粥，仅得遍焉，躬自同之，常无厌色。”则赞扬了裴子野不仅正直善良，还注意对家族中人的体恤照顾。河东裴氏乃魏晋以来的世家大族，“魏晋之代，郁为盛门，八裴方于八王，声振海内。三子尊为三祖，望高士族。”到唐代“裴为显姓，入唐尤盛。支分族离，各为大家”。据毛汉光《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统计，这个家族在唐代任宰相者有17人，权位极盛。
又如所论兰陵萧氏有9人，萧氏为南齐、梁宗室，家学家风优良。书中所论梁元帝生辰常设宴，但自母阮修容死后不再有饮乐之事；梁元帝好学，身患疥疮仍手不释卷；武烈世子萧方等擅长绘画等事均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在文学方面尤有突出成就和丰富的家学积累，书中对此大为称颂：
兰陵萧悫，梁室上黄侯之子，工于篇什。尝有《秋诗》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时人未之赏也。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颖川荀仲举、琅玡诸葛汉以为尔。
萧子云每叹曰：‘吾著《齐书》，勒成一典，文章弘义，自谓可观。
兰陵萧氏中的“四萧”是著名的皇族文学集团，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萧氏在唐代位例宰相者有十人，且多为重文学的进士第进阶。
再如清河崔氏，书中论及二人：
至邺已来，唯见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辞，少为切正。
赵郡崔氏（多为清河门）任唐代宰相者有12人。赵郡李氏在书中出现的人物除上文言及之李祖仁、李蔚外，还有李构、李季节，之推所论均为对其孝悌和博学的称赞；赵郡李氏在唐任宰相者有17人。弘农杨氏在唐亦为著名士族，中唐杨凭、杨凝、杨凌兄弟时称“三杨”，“皆孝友，有文章”，“天下号文章家”，可见文学乃其家学。此家族在唐担任宰相者有11人；《颜氏家训》论及杨遵彦“齐文宣帝即位数年，便沉湎纵恣，略无纲纪；尚能委政尚书令杨遵彦，内外清谧，朝野宴如，各得其所，物无异议，终天保之朝。遵彦后为孝昭所戮，刑政于是衰矣。”弘农杨氏有如此政治才干的渊源，能在唐仍居大士族之例自不足为奇。
三、对唐代寒门庶族的鼓励
唐代寒门庶族晋为新贵士族的例子不少，史家已有明析。这些寒素之人，在以九品常流为选官制度的魏晋，限于门资，无入仕之途；但入隋唐后，随科举考试制度的逐步确定，他们有了进身之阶。而庶族入仕的钥匙在于知识文化的掌握，唐代科举尤重明经与进士二科，明经须试儒学九经，要求应试者对儒家经典非常熟悉；进士考试涉及经史、文章、策论三方面，要想高中，都必须通过勤学。而《颜氏家训》中《勉学》篇多次提到：
何惜数年
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世人不问愚智，皆欲识人之多，见事之广，而不肯读书，是犹求饱而懒营馔欲暖而懒裁衣，夫读书之人，自羲农已来，宇宙之下，凡识几人，凡见几事，生民之成败好恶，固不足论，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隐也。
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仗之易习而可贵者，莫过读书也。
均乃是劝诫世人向学的箴言，而且其劝诫对象，不仅使士族中人，更扩大到一般“世人”，此对寒门子弟实是极大的勉励。之推还认为人们应该读的书乃是儒家经典：
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
自荒乱已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
《颜氏家训》又是历代家训中唯一将文学作为传家之一途写入书中的，显示出他对文学的重视，以及他认为文学亦应作为家学的一种传教子弟以期籍以扬名的远见卓识。而他提出的“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的文艺理论，对唐代进士科策文、杂文的衡量尺度和举子应试写作又具有指导意义。“六朝时，文学之与士族仅仅是一种素质修养，而在唐代，文学则变成了士族谋求仕进的工具。”以文学作为进仕之阶是魏晋旧士族保持门第声誉的重要手段，更是无父祖荫资的寒门庶族摆脱贫贱命运的首选途径。所以阅读《颜氏家训》，对庶族子弟发奋勤学，撰写应试策文有很大的帮助。
《颜氏家训》特别重视小学，《书证》篇举注疏不当之例近五十条，《音辞》篇也例有许多注音不确的例子，世人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教益；《杂艺》篇又言：“真草书迹，微须留意”，“算术亦是六艺要事”，而唐科举考试“常贡举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书，有算。”书学须墨试《说文》、《字林》，算学须“明数造术，详明术理，然后为通。”虽此二科不如明经、进士那样炙手可热，以致“士族所趋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但是“书、算从九品下叙排”对寒素之人仍是摆脱贫寒命运走入官场的极好选择，寒素在唐代通过科举入仕，成为新进的士族，与《颜氏家训》一书的教育亦不无干系。
《颜氏家训》一书广泛的流传在士人群中，儒家对其大肆宣传，佛教徒也多征引该书，小学学者更多加称赏，故此书的影响面极大，不只是颜氏后人，甚至不只是士族中人，当时寒门庶族和后世百姓俱“由远及近，争相矜式”，所以明代傅太平年少时，其父亦以此书为教材，“尝援引为训，俾知向方”， 王钺《读书丛残》又称该书为“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张璧《〈颜氏家训〉明嘉靖甲申傅太平刻本序》亦认为：“乃若书之传，以禔身，以范俗，为今代人文风化之助，则不独颜氏一家之训乎尔。”所以，该书对唐代整个士族群体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
注释：
① 毛汉光《中古士族之个案研究——琅玡王氏》一文有细致分析，见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P403，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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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大规模的社会竞争性考试，古代科举与现代高考颇多相似，故后者受前者的影响也颇为深重。与科举的革废是时人议论的焦点这一历史情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的是，被喻为“现代科举”的高考制度之存废与改革亦成为当代社会关注的焦点。
十余年来，每逢高考前后，学界和广大百姓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掀起一股讨论高考的热潮。近几年，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倡，关于高考存废与改革等问题的争论更加激烈。对于高考存废这一考试研究领域中至为根本的问题，学界一直存在着“统派”与“独派”的针锋相对。90年代中期以前，对抗的天平基本上倾斜于“统派”一边。但随着应试教育弊病的加剧，整个社会都激愤地抨击着“片面追求升学率”，并对高考的指挥棒作用群起而攻之，矛盾双方遂逐渐势均力敌。1998年春夏之交，由对语文高考试题的不满引发了一场对高考自建制以来最为激烈的批判。而“在批判高考、主张废除高考的论著中有一共同特点，即不约而同地将高考与科举相提并论，似乎科举在人们印象中是十恶不赦的封建取士制度，而高考既然可以与科举作类比，则可等量齐观，高考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应该加以废除了。”[1]
对高考这样一种与古代科举有着基本相同的精神实质、兼具教育性与社会性的现代大规模竞争考试，其存废与否仅靠考试或教育理论的指导显然远远不够。唯有将高考的存废问题放在科举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方能得出符合考试自身发展规律的结论。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可以发现，科举是其中历史最久、变化最小却又影响最大的一项。自隋朝科举建制后，经过千余年的运行，科举已成为一部结构精细复杂的制度机器，其整体运作设想之周延已达至相当惊人的地步。由于科举取士关系重大，且历时久远，其积极功能与消极影响都十分巨大，科举遭遇了各种议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发生在封建社会最高决策层的六次争论或改制。[2]争论的结果是科举数次被废，但总似有“神灵”相庇，旋废旋复。而佑护之“神灵”正是科举自身。因为旨在选拔“精英”以治国的科举制与儒家政治理论十分吻合，有非常适宜科举制生存的文化土壤。而且，由于科举是普通知识分子获取政治特权、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最佳乃至唯一渠道，对士子的利诱力非常大，科举选的各级官员一般都对朝廷忠心不二，从而使封建统治机器运行达千年之久。与此同时，封建统治者为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又不惜代价精心保养和维护着科举这部精细繁复的人才筛选机器。
如果说，在科举具有强盛生命力的诸多原因中，与儒家理论相适应这一原因是封建时代所特有的，那么，“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公平竞争、择优录取这一因素则超越了封建时代，是科举制得以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科举（考试）之公平从一开始即为人所识。早在唐末五代时，就有人感叹科第之设，使有才干的草民得以出人头地，无其才的王孙公子沉迹下僚。[3]到明代，科举已被人们视为天下最公平的一种制度，以致时人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之说。[4](p11)历史一再说明，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深为人情、关系、面子所累的国度，以荐举为核心的任何一种选才方法或制度最终必然出现权贵把持、之弊病。唯有以考试为核心的科举制度，方从制度上堵住了“任人唯亲”之漏洞。科举虽存在不少问题，但“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5](p3150—3151)。故立法取士，不过如此。一千多年间虽经许多尝试，却没有任何人找到一种更为有效的能够取代科举这种考试选才方式的制度。
然而，科举毕竟在清末走向终结。究其因，外部原因是清政府的内忧外患，内部原因则在科举自身，是缘于考试内容和操作者而非制度本身。“如果把（科举）制度比喻为一条流水生产线，那么需要由这项制度来操作的具体内容就像投入流水线上的原料。……产品的优劣并不仅仅取决于流水线本身，还与投入的原料及操作人员有关。“[6](p263—265)科举之所以到后来无法正常发挥其积极功用，就是因为其内容数百年僵化不变。的确，自始至终，人们在非议科举时，很少甚至几乎没有人否定其制度本身，而将讨论或改良集中到考试内容、考试形式以及录取的地域均衡等方面。千余年考试内容僵化的积重难返，是科举终结之根本原因。
在高考制度恢复已逾20年、弊端亦日渐严重的今天，“某些人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试制度的各种弊病，因而患了‘历史健忘症’，忘记废除考试制必然带来的更大的弊病，甚至荒诞不经、费尽心机要为当年的‘推荐制’寻找某种‘合理性’，想再以此来补考试之弊，的确是吃错了药。”[7]就算古代的科举离我们太远而容易被遗忘，那么“”中的“推荐制”和“”后的“保送生制度”实行不久即被异化为“走后门”的情形，岂不是历历在目？更何况，这些情形无不是科举建立之前的推荐制和科举被废之后无序的人才选任制度等历史在当代的重演。
不仅如此，现代高考中的录取公平问题，也可借鉴于古老的科举。探讨科举考试中有关分区取人与凭才取人的争论，以及分区定额录取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对我们认识和改进现代高考分省定额划线招生办法也颇有益处。
从制度层面来说，科举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杰作”。但和其他任何传统文化一样，科举文化所形成的深厚的历史积淀仍被分为清晰的黑白两半。同样，科举研究的价值亦不仅仅在提供正面借鉴上，对其消极面的揭露批判也具有同等甚至更大的价值。科举因制度而存，因内容而亡。观照科举考试内容对其制度存废的影响，于当今高考内容与形式的具体改革亦不无借镜。[8]
二
如果说现代高考与古代科举仅仅是在考试形式和作用影响上有一定的相似性，那么，高教自学考试与科举的血缘关系则要亲近许多。创立于80年代初、具有十足中国特色的自学考试制度，是科举考试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明显存留与升华。
中国建立高教自考制度是世界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它是顺应“”结束后社会需才急迫而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严重不足，且有大批青年迫切要求自学成才的需要而诞生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为什么没有像许多国家那样大办开放大学或走私人办学的路子，而是发明出国家考试这种教育形式？应该说有传统文化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因为中国有“以考促学”的古老传统。换言之，这种独特的教育考试制度出现在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渊源。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全国高教自学考试办公室主任杨学为研究员就认为，“自学考试制度直接源于我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自学考试继承和发展了科举考试的传统。”[9](p2—3)且不论自考制度本身直接源于科举与否，也无论自考制度的建制者在当时想到借鉴古代的考试形式与否 ，有一点却毋庸置疑，即科举考试文化作为民族传统的一部分已在传统文化中积淀下来，生长在此文化中的个体或群体多少都带有考试传统的遗传因子。旨在“以考促学”的自考制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在新时期的显现。
按国务院198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第二条的定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对自学者进行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从科举应试者的年龄和考试内容、自学与助考风气以及考试的开放性、权威性和教考分离等特点看，科举完全具备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三个基本要素。科举就是中国古代的高教自学考试，而高教自学考试在一定意义上有如古代科举。[10]
正是由于自学考试根植于科举，而且两者同为各自时代“以考促学”的大规模社会性考试，在“考”和“学”的各个环节都面临诸多相似问题，故研究科举可以为健全和完善当今的自学考试提供正反两方面的借鉴。这也正是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这样一个非科研机构却花大力气来组织研究中国考试（科举）史，各省自考委下达的考试研究课题中考试（科举）史部分占据着重要地位的原因所在。在教育部“九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就有以中国考试史为专题的课题，全国教育考试“九五”科研课题中也有“科举考试的作用与影响研究”。另外，全国自学考试办公室、山东省自考办正在进行“科举与自考比较研究”课题，福建省自考委2000年下达了“科举考试与自学考试的比较”和“海峡两岸科举考试的比较研究”两个课题。除资助课题外，自考实际部门的工作人员也积极撰写有关科举的论文，研究科举对自考的借鉴意义。
自考界的科举研究不仅取得了丰厚的理论成果，而且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效应。自学考试建制之初，大到开放性、国家考试、教考分离等宏观特点，小到命题入闱、考试题型、防弊规制等微观操作，或直接继承科举的做法，或在科举基础上进行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改良。面对普通高校逐年扩招、学历文凭试点学校日渐增多以及成人学历教育日益红火的严峻竞争局面，自学考试要长远健康地发展，除了逐渐完善原有的各项制度外，继续在广博的“科举学”研究领域挖掘历史与文化资源应是有效的途径。例如，在处理自学考试与学校教育的关系、改革考试内容、进一步拓展考试功能、严明考试纪律等方面，科举研究都可以提供深刻的历史启示。
三
作为古代社会的“抡才大典”，科举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上述高考与自学考试的建立与运作便富含科举考试的文化因子。相比之下，科举对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影响则更为深远，既有文化与精神上的明显存留，也有政治制度上的鲜明痕迹；既与本土现、当代公务员制度有承继关系，也与西方近、现代文官制度有渊源关系。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或从何种层面看，研究科举对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尤其是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与改革都大有裨益。
科举的首要功能是选拔国家后备官员，故其对政治产生的影响最大也最直接。科举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的文官考试制度（除选拔少量武官外）。到近代被废前夕，科举已开始朝现代文官考试性质转变，但科举的命运就像它所依附的政治舞台一样，来不及完成这一转变，便在强大的压力下嘎然而止。然而，仅仅废制数年后，部分曾在科举废初欢欣雀跃的人士就已痛苦地意识到，科举之废使中国的官员选拔陷入无序状态，更遑论在今天，人们远距离“冷眼旁观”时对其蕴含的考试精神之深切情怀。余秋雨在谈到科举对文学的影响时所发出的感悟，便是一种代表性心声。“科举以诗赋文章作试题，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测试他们的一般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史。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11]
不过，怀念科举精神的人们仍感到些许欣慰，因为科举虽“失之华夏”，却“得之四夷”。19世纪，科举制度西传欧美，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欧美国家巧妙地将科举的考试选才平等竞争精神学了过去，建立起现代文官制度，从而有效地抵御了官场的腐败及任人唯亲的宗法原则，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为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开创了全新的局面。为此，一些西方学者对科举赞誉有加。西方学者卜德将科举制誉为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美国著名汉学家H.G.Creel（中文名顾立雅）更是认为科举制影响的重要性要超过物质领域中的四大发明，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12](p155—183)
尽管西方学者对科举“多彰其功”甚至“好评如潮”，但科举的千秋功罪至今难以“盖棺论定”。之所以如此，与人们考察它的视角、距离以及立场的不同密切相关。辩证地看，科举的利弊相随相依，且都十分明显。但科举首先是一种选任官员的政治制度，若仅从这一角度看，科举对中国官僚政治产生的影响无疑利大于弊。与以前的各种官吏选任制度相比，科举制可谓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精英再生产机制”。[13]它第一次撇开了血缘、门第、出身、家世等先赋性因素，而将无法世袭的学问作为官员录用与升迁的基本标准。这种机制改变了官员的社会地位来源，极大地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更新了官员的成分结构，有利于澄清吏治，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官场请托、植党营私的机会，起码在政府机构的入口处限制了任人唯亲的腐败现象发生。而且唯才是取的原则，保证了官员队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古代文化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延续数千年不断的文化，古代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在两千年间大体维护统一的广大疆域的国家，科举制度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科举又强化了官僚政治，使“做官第一主义”在中国根深蒂固，客观上助长了唯官、唯书、唯上的习惯和心理定势的形成，对中国社会有着长远的消极影响。[14](p 354—360)
当这种运行了1300年的“精英再生产机制”被连根拔去后，当时的中国社会出现了怎样的情形呢？有的学者认为，废科举有如发生一场社会大地震。作为清王朝自发进行的一次变法，废科举深刻地影响着其后近百年的国运兴衰与社会变迁，可谓是唐宋以后、民国以前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制度革命。作为社会重要支柱的文化与政治两个层面所产生的震荡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从文化层面看，科举的废止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断裂。而从政治层面看，科举之废使得人心与政局都迅速陷入混沌状态。作为过往科举社会的主角，知识分子在科举被废后的政治舞台上出演了一幕幕令人辛酸的悲剧，从此不得不面对一种起伏跌宕的命运。于是，在清末新政时期出现了大批既无法进入新式学堂又无法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的“无根人”，成为对社会政局稳定极具破坏力的“游民阶级”。就制度而言，废科举亦非有效的改革。因为罢废科举非但没能达到“补救时艰”、挽救政局的目的，反而出现了一种可怕的官员选任制度真空。这样，在新旧规制之间本该有的过渡的锁链被突然断开了。正如严复所言，“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这种“先破后立”的“休克疗法”没有充分考虑到新旧制度整合时所引发的问题 ，从而导致严重的社会脱序和社会整合危机。[15]因此，废科举所带来的社会震荡之强烈、政局之混乱，远远超出时人的估计与想象。
在科举被废后较长的一段时期，中国一直未能重新建立起公开、刚性和程序化的选官制度。当时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甚至倒退到了科举制以前诸形态。废科举这项重大的社会工程，也由于操作衔接环节的失误，向政府的效绩索取了高额代价。直至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孙中山先生下达了系列文官考试的批令和咨文，干部选任制度的真空才得到填充。有的学者认为，成熟期科举制度在严肃科场纪律、实行规范竞争方面，是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所不能及的，更是“察举征辟”色彩浓厚、身份与“关系”背景强烈的我国现行干部制度应当借鉴的。[16]
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政坛风云与官制兴革后，中国的政治面貌已焕然一新。人们欣喜地看到，改革开放20多年来，各项体制都已进入改革的攻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而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90年代我国建立公务员制度之初，人们很少关注本国悠久的官员选任制度史，主要是仿效西方的现代文官制度。但事实是，现代西方文官制度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孙中山先生在《五权宪法》讲演中就指出，西方各国用以选拔官员的的考试制度都是源自中国的“古法”考试。这一点也得到了西方人士的认可，几乎所有的西方政治教科书都将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诚然，西方文官制度在中国科举制基础上进行了很大程度的改良，有许多先进的因素值得我们吸纳，但其奉行的公平竞考、择优录用原则均取法于科举制。因此，当我们致力于建立和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时，无论从吸收国外文化抑或从吸收本土文化的角度，研究科举都是我们无法绕过的课题。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仅靠考试取官就能解决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出路问题，但作为一种精巧的政治录用方式，考试选才可以减少用人方面的腐败，其平等择优的精神具有恒久的价值。
综上所述，同为大规模社会性考试，现代高考、自学考试和国家公务员考试，或在考试性质、考试功能，或在考试产生的社会影响上，都与科举有着某种程度的直接承继或间接渊源关系。不仅如此，与科举考试的性质、功能差异甚大的现代社会各类专业资格证书考试，也可从考试题型、考试组织、防止作弊等方面吸取科举考试方法与技术之精髓。
如今，科举虽已停罢，但深含公平精神的考试选才方式却没有而且也不能够废止。在日益追求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正逐渐朝考试社会发展。从“科举学”的视角进行考试历史与现实的观照，有助于我们探寻考试发展的内在规律，并能为今天的考试改革提供丰富的历史素材，使考试制度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这便是“科举学”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收稿日期：2000—02—1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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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andResearch Press,1998.
十余年来,每逢高考前后,学界和广大百姓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掀起一股讨论高考的热潮。近几年,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倡,关于高考存废与改革等问题的争论更加激烈。对于高考存废这一考试研究领域中至为根本的问题,学界一直存在着“统派”与“独派”的针锋相对。90年代中期以前,对抗的天平基本上倾斜于“统派”一边。但随着应试教育弊病的加剧,整个社会都激愤地抨击着“片面追求升学率”,并对高考的指挥棒作用群起而攻之,矛盾双方遂逐渐势均力敌。1998年春夏之交,由对语文高考试题的不满引发了一场对高考自建制以来最为激烈的批判。而“在批判高考、主张废除高考的论着中有一共同特点,即不约而同地将高考与科举相提并论,似乎科举在人们印象中是十恶不赦的封建取士制度,而高考既然可以与科举作类比,则可等量齐观,高考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应该加以废除了。”[1]
对高考这样一种与古代科举有着基本相同的精神实质、兼具教育性与社会性的现代大规模竞争考试,其存废与否仅靠考试或教育理论的指导显然远远不够。唯有将高考的存废问题放在科举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方能得出符合考试自身发展规律的结论。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可以发现,科举是其中历史最久、变化最小却又影响最大的一项。自隋朝科举建制后,经过千余年的运行,科举已成为一部结构精细复杂的制度机器,其整体运作设想之周延已达至相当惊人的地步。由于科举取士关系重大,且历时久远,其积极功能与消极影响都十分巨大,科举遭遇了各种议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发生在封建社会最高决策层的六次争论或改制。[2]争论的结果是科举数次被废,但总似有“神灵”相庇,旋废旋复。而佑护之“神灵”正是科举自身。因为旨在选拔“精英”以治国的科举制与儒家政治理论十分吻合,有非常适宜科举制生存的文化土壤。而且,由于科举是普通知识分子获取政治特权、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最佳乃至唯一渠道,对士子的利诱力非常大,科举选的各级官员一般都对朝廷忠心不二,从而使封建统治机器运行达千年之久。与此同时,封建统治者为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又不惜代价精心保养和维护着科举这部精细繁复的人才筛选机器。
如果说,在科举具有强盛生命力的诸多原因中,与儒家理论相适应这一原因是封建时代所特有的,那么,“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公平竞争、择优录取这一因素则超越了封建时代,是科举制得以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科举(考试)之公平从一开始即为人所识。早在唐末五代时,就有人感叹科第之设,使有才干的草民得以出人头地,无其才的王孙公子沉迹下僚。[3]到明代,科举已被人们视为天下最公平的一种制度,以致时人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之说。[4](p11)历史一再说明,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深为人情、关系、面子所累的国度,以荐举为核心的任何一种选才方法或制度最终必然出现权贵把持、之弊病。唯有以考试为核心的科举制度,方从制度上堵住了“任人唯亲”之漏洞。科举虽存在不少问题,但“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5](p3150—3151)。故立法取士,不过如此。一千多年间虽经许多尝试,却没有任何人找到一种更为有效的能够取代科举这种考试选才方式的制度。
然而,科举毕竟在清末走向终结。究其因,外部原因是清政府的内忧外患,内部原因则在科举自身,是缘于考试内容和操作者而非制度本身。“如果把(科举)制度比喻为一条流水生产线,那么需要由这项制度来操作的具体内容就像投入流水线上的原料。……产品的优劣并不仅仅取决于流水线本身,还与投入的原料及操作人员有关。“[6](p263—265)科举之所以到后来无法正常发挥其积极功用,就是因为其内容数百年僵化不变。的确,自始至终,人们在非议科举时,很少甚至几乎没有人否定其制度本身,而将讨论或改良集中到考试内容、考试形式以及录取的地域均衡等方面。千余年考试内容僵化的积重难返,是科举终结之根本原因。
在高考制度恢复已逾20年、弊端亦日渐严重的今天,“某些人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试制度的各种弊病,因而患了‘历史健忘症’,忘记废除考试制必然带来的更大的弊病,甚至荒诞不经、费尽心机要为当年的‘推荐制’寻找某种‘合理性’,想再以此来补考试之弊,的确是吃错了药。”[7]就算古代的科举离我们太远而容易被遗忘,那么“”中的“推荐制”和“”后的“保送生制度”实行不久即被异化为“走后门”的情形,岂不是历历在目?更何况,这些情形无不是科举建立之前的推荐制和科举被废之后无序的人才选任制度等历史在当代的重演。
不仅如此,现代高考中的录取公平问题,也可借鉴于古老的科举。探讨科举考试中有关分区取人与凭才取人的争论,以及分区定额录取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对我们认识和改进现代高考分省定额划线招生办法也颇有益处。
从制度层面来说,科举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杰作”。但和其他任何传统文化一样,科举文化所形成的深厚的历史积淀仍被分为清晰的黑白两半。同样,科举研究的价值亦不仅仅在提供正面借鉴上,对其消极面的揭露批判也具有同等甚至更大的价值。科举因制度而存,因内容而亡。观照科举考试内容对其制度存废的影响,于当今高考内容与形式的具体改革亦不无借镜。[8]
二
如果说现代高考与古代科举仅仅是在考试形式和作用影响上有一定的相似性,那么,高教自学考试与科举的血缘关系则要亲近许多。创立于80年代初、具有十足中国特色的自学考试制度,是科举考试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明显存留与升华。
中国建立高教自考制度是世界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它是顺应“”结束后社会需才急迫而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严重不足,且有大批青年迫切要求自学成才的需要而诞生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为什么没有像许多国家那样大办开放大学或走私人办学的路子,而是发明出国家考试这种教育形式?应该说有传统文化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因为中国有“以考促学”的古老传统。换言之,这种独特的教育考试制度出现在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渊源。国家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全国高教自学考试办公室主任杨学为研究员就认为,“自学考试制度直接源于我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自学考试继承和发展了科举考试的传统。”[9](p2—3)且不论自考制度本身直接源于科举与否,也无论自考制度的建制者在 当时想到借鉴古代的考试形式与否,有一点却毋庸置疑,即科举考试文化作为民族传统的一部分已在传统文化中积淀下来,生长在此文化中的个体或群体多少都带有考试传统的遗传因子。旨在“以考促学”的自考制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在新时期的显现。
按国务院198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第二条的定义“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对自学者进行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从科举应试者的年龄和考试内容、自学与助考风气以及考试的开放性、权威性和教考分离等特点看,科举完全具备个人自学、
一、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进程
选官制度是与国家同步出现于人类历史舞台。苏东坡说: “三代以上出于学， 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 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 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这段话， 实际上划出了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几个发展阶段。我国古代选官制度，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期的禅让制，而它的正式形成，则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选官制度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大阶段，即：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三个。
夏、商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建立和初步发展时期。据《礼记礼运篇》记载，当时诸侯传位和官吏任用，均是“世及以为礼”，即实行世官制。在这种制度下，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赏不能劝其努力，罚亦不能戒其怠惰。至奴隶社会鼎盛的西周，世官制也进入鼎盛时期。周世官制的特点是：它与当时推行的宗法制、分封制紧密结合。那些担任王室或诸侯国官职的大小贵族，便是受封的各级封君，他们均遵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代代相袭，占有封地，所以也就世代垄断官职。春秋时，社会开始大变革，出于争霸斗争的需要，一些大国突破世官制的框架，实行明贤主义。到了战国，社会变革更加剧烈，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唯功唯贤的新选官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例如：“以客出仕”是战国最风行的仕进途径。“客”， 据史家解释， 就是“宾客”。战国以客出仕的史实中， 仍以秦国最为典型。到此，世官制时代终告结束。
秦汉是我国古代出现的空前的大一统时期。秦统一前后的仕途主要有：保举、军功、客、吏道、通法、征士等，其中保举又称作“任”，是负有责任的荐举，即“举其显，复保其微；举其始，复保其终”；吏道即由“吏”（狭义的“吏”，指官府的低级公务人员如“佐”、“史”之类）选“官”的入仕途径，主要通过考课制度实现；通法是指凡通晓法令者，即有可能入仕；征士，即以征召的方式收罗人才。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焚书”的建议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便几乎垄断了秦仕进之途。刘邦建立汉王朝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强大，幅员辽阔， 国祚长久， 需要大批官吏。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统计， 汉朝“吏员自佐吏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这么众多的官员显然需要相对稳定的选官制度培养与选拔。考汉代选官， 主要通过吏道与文学两条途径。汉王朝首先创立了察举制度。此制选官，先经官吏察访，然后推荐给中央予以任用；举荐的标准，主要看德行、才能，而非全靠家世。大体说来，汉武帝以前，是察举制产生、确立时期；其后则是此制的规范发展时期。东汉末，由于天下丧乱，人士流移，考详无地，魏王曹丕采纳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这实际上是一种发展了的察举制，它规定在地方州郡分别设立大小中正，负责以九个等级品评本地区的士人，作为授官的依据，并对已评定的品级定期予以升降。九品中正制初行时虽有选贤用意，但不久即被门阀势力左右，成为世族把持政权的工具，以至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
隋唐之间发生了祸及天下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争，在战争中士族主度和门阀势力衰落，中小地主逐渐兴起，九品中正制遂为新兴的科举制所取代。科举制在中国古代实行了1300 多年， 其形式和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隋文帝于开皇十八年(598 年) “诏京官五品以上， 总管刺史， 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 。隋炀帝大业二年(606 年) ，又在众多的科目中首开“进士”一科， 标志着科举制的创立。所谓科举制，是一种按照不同的科目通过而选取人才的制度。李唐王朝建立后， 继续开科取士， 并使之定型化。唐初， 科举考试分常举与制举两大类。常举设的科目非常多， 如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等; 制举，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祥明政术可以理人等。两种举制共设有90 多科。常举每年一次， 由礼部主持; 制举是皇帝据临时需要， 不定期举行， 取士也较少， 故被视为“非正途”。常举众科中， 有的是偶尔设置， 有的很快停止， 只有明经和进士经常举行。明经考试主要考背诵，易中; 进士考诗赋， 须构思， 故难考。进士虽难考，但考中后容易飞黄腾达， 故时人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为不美”的认识， 说明人们比较推重。后来进士科独盛， 士子更是趋之若鹜。
两宋时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辽、夏、金，以及宋之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也都无一例外地延用了科举制度。明清时期，科举制度达到了极盛，完全臻于成熟，科举与学校的完全合流，是其成熟的重要标志。选用官吏包含着学校育才、科举选才、铨叙用才三个完整的环节。这种培养选拔人才的模式，从当时世界范围来看，无疑是十分先进的。但随着封建中央集权的高度发展，明清的科举完全笼罩在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之下，尤其是内容空虚、形成呆板的八股文，牢牢主宰着当时的科举考试，造成社会空前的大悲剧。所以科举制极盛之日，也是它走向没落、衰亡之时。1904年，清政府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从此，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终结。
从上述不难看出，世官制时代与奴隶社会、察举制时代与封建社会前半段、科举制时代与封建社会后半段，基本相若。因此可以这样说，世官制是奴隶社会具有标志意义的选官制度，察举制和科举制分别是封建社会前期和中期与后期具有标志意义的选官制度。当然，标志意义的选官制度并不等于唯一的选官制度，特别是随着国家机器的日益复杂，官僚机构的日益完善，统治者总是采取多种途径来选用官吏，以达到政治上的平衡。在世官制时代，大夫以上的高级官员实行世族世官，而大夫以下的低级官吏皆出自“乡兴贤能”即“乡举里选”。在察举制时代，察举固然是选官制度的主体，但除此之外，比较典型的仕途还有征辟、太学生、任子等。科举制时代，科举无疑是最重要的选官途径，但科举之外，还有多种选官途径，如学校试、封荫、吏道、荐擢等。
二、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可借鉴的经验和原理
通过回顾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历史，可知自三代到明清，选官制度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从世界的范围来看，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显然独具特色，其系统、完整、严密与历史悠久，堪称世界之最。我国古代选官制度中有一些基本原理可供今人借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考选
这里所说的“考选”，就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之意，其与西方人事行政学中“考选”概念大体相同。以考试来选用人才，是人类经过长期摸索探求之后做出的最佳选择。考选制度，应该是也必须是包含着这几种基本精神：公开平等、竞争择优、量才使用、内行管理。我国科举时代的考试，基本上体现了这些原则——尽管存在着极大的不彻底性。由此带来的重大社会效应之一，便是产生了所谓的社会流动—— — 主要指社会下层人物进入统治阶级。这种社会流动有利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有利于扩大封建统治基础，从而给社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活力和生机。同时，科举制时代的考试又是多层次的，多层次的考试，不仅对于保证选取人才的可靠性、正确性与客观性起着积极作用，而且对于“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也有一种抑制作用。此外，实行考选，对提高封建官员的素质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总之，考选制度天然具有一种强大的约束力，它制约应试者只有具备良好的素质方能胜利通过此门。
（二）多渠道选拔
我国古代选拔官吏，无论是察举制时代，抑或是科举制时代，其选用人才的途径都是多种多样的。即使在世官制时代，亦有乡举里选制度作为世官的补充。古代选官之所以要多渠道，目的在于保持社会各种势力的政治平衡。每一个时代的各种仕途，又有主次之分，有一种仕途居主导地位，是该时代具有标志的意义的仕途，其它多种仕途与主导仕途共同构成该时代选官制度的总体。具体地说，世官制时代，主导仕途为世官，其它仕途主要是乡举里选；察举制时代，主导仕途为察举，其它仕途有任子、军功、辟除、荐举、征召、太学生、吏道等；科举制时代，主导仕途为科举，其它仕途有学校试、荐举、补荫、吏道等。这种多渠道、分主次的选官模式，有利于调动社会各层次的能动因素，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三）德才兼备
历史上曾经存在各种选用人才的标准—— — 或以血统、或以军功、或以赀财、或以德行、或以才干，等等，不过，从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发展来看，其总趋势则是倾向于德才兼备。就以表面上看起来纯粹以才学取人的科举而言，实际上德行的因素无处不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举制度对应试人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凡娼、优、隶皂、罪户子弟，均不得参加考试。换言之，只有封建统治者认为符合德行条件的人才能参加考试。二是科举考试全被封建道德说教所充斥，它制约应试者不能不就范于封建统治者的德行要求。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说的“德才兼备”，是指古代社会而言，它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与今天所讲的德才兼备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如果从原则上着眼，古今之理相通，似应无疑义。
论文内容摘要：文章试图从古代书学教育的发展中汲取营养，探讨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发展方向，以期构建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学科框架，推动书法教育从实用化向艺用化转变以及寻求书法启蒙教育的制度化途径。
党的十七大关于教育的阐述中首次提出重视学前教育。而作为基础教育准备阶段的学前教育，一直游离于义务教育之外，无论是教学园所的分布、教学师资的配备、教学内容的设置还是教材教法的确定等，较之基础教育相去甚远。而当前，书法教育被排挤在主流教育之外，书法启蒙教育作为学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渐趋边缘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关注书法艺术的发展，就要重视当前书法启蒙教育发展中的问题，要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书法教育的核心价值，而古代书学蒙养正是我国传统幼儿书法启蒙教育的重要内容。
一、古代书学蒙养教育的认知
1.蒙学与书学的概念
蒙学，就是“蒙养之学”，是古代对蒙童进行基础文化知识教学和初步道德养成教育的统称。与小学、大学并列，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周易·蒙卦》有“蒙以养正，圣功也”之说，也就是说，启蒙教育是为了培养人走上正道，是神圣庄严之事。幼儿正处于幼稚蒙昧期，教育就成了当务之急。在古代，对儿童进行启蒙的学校，称为“蒙学”，儿童“开蒙” 称为“蒙养”阶段，接受教育的年龄一般在四至七岁，蒙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培养儿童识字和书写的能力，养成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能够认识并遵从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
书学，则是古代蒙童接受的一种较为初级的、以识字和习字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古代蒙学中各学科的教学仍处在互相包容、互相融合的浑然形态之中，还没有各自独立形成自己完整的体系。就书法而言，是和识字结合在一起的，写字教学与识字教学密不可分。正如清人王筠所言：“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由此可见，书学是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书学也是蒙学的基础与准备。
2.古代书学教育的特征
（1）书学教育目标的实用性
在印刷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大量的抄写工作要由来完成，势必形成对抄手的极大需求。加之科举取士，考生书写水平更直接关乎科场命运。由于抄写的需求和科举的要求，使书法的实用价值巨大，所以书法教育在中国古代备受重视。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习字课程作为书法基本功，在蒙学教育中必然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古代书法教育更加突出书法的实用性，古代书法教育本质是具有强烈工具性的书学教育而非书法艺术教育。
（2）书学启蒙教材的规范性
我国古代书法蒙学教材自先秦至隋代均以“字书”为主，“字”指识字，“书”指书写。字书兼有识字与书写功能。周习太史籀大篆《史籀篇》，秦斯小篆《仓颉篇》，汉习史游隶书《急就篇》。字书随着书体的演变而更替。从唐代开始，书法蒙学教材开始转向专门化，由于书体的演变，属于篆隶书体的字书系列被更系统的楷书识字课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所替代，后者称为“法帖”。“三、百、千”作为蒙学教材，流传最广泛、最久远的要数《千字文》，自唐宋以后，它一直在全国范围内被用作启蒙识字教材，直到清末。
（3）书学评价杠杆的强制性
古代蒙学教育主要是进行基本文化知识的教育和初步的道德行为培养，以识字、写字和背书为主。这一阶段中，习字是识字的有效手段，是书写能力培养的基础阶段。古代蒙学习字训练，在课程设置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蒙童的书写水平是其学业的重要标志之一。书法在当时是读书人能否走上仕途的考核标准之一，而选官政策与考试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古代书法教育的风向标，直接影响着书法发展的方向和要求。自隋代科举制度产生以后，书法与选官的关系在科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古代书学蒙养与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比较
古代书法教育包括家传、师授和官学这三种途径。家庭教育在古代书法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是书法教育的一个重要形态。古代书学蒙养教育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其不均衡性，在入“小学”之前的年龄层次，即当前的幼儿园阶段，表现尤为明显。首先，书学启蒙教育的受众面很小，仅限于家庭教育层面。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家传式书法教育受家族成员自身水平的制约，只有皇权、士大夫阶级和士人阶层的子孙才能够享受到这种特权。其次，书学启蒙教育的年龄参差不齐。较之家传式书法教育的早期化，师授式书法教育要待适龄才能开始，应该在“小学”前后，入学年龄明显滞后。再者，书学启蒙教育的官方认可度不高，呈游离状态。古代官学中只有“小学”和“大学”两个教育层次，未涉及“蒙学”这一级，这种初级教育大多是民间自发承办的，有私立的，也有宗族主办的，也有官办与公助结合的，当然谈不上制度保障，完全是出于需要目的的自觉行为。
古代的书学蒙养的涵盖面很广，与文字书写教育相关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内容都包含在内，是综合之学。而现代书法教育是一个具有现代学术和学科意义的概念，一般是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完成的。即使是不在义务教育之列的幼儿园，书法启蒙教育的开展，也要有科学的教学法、专门编定的教材，还需要知识结构合理的教师等，已然学科化和专门化。这些教育特征是古代书法启蒙教育所不具备的。
1.早期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时代要求
秦汉时期的幼儿有的在四五周岁就开始学习识字、写字，六七周岁就读完了基本的字书。北齐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篇》中就以切身经历强调及早从学的重要性：“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以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 清初教育家唐彪在几十年的蒙学教学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启蒙教育思想与方法，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要对儿童尽早施教。认为三至八岁之间的孩子在入小学之前就可以通过识字关。
较之古代，当代学前教育已拥有了幼儿园这样的教育机构，要做到书法启蒙教育早期化已经拥有了完备的物质平台和师资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条件允许，当前幼儿的书法启蒙教育起步可以提前到学前教育阶段。
2.学科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必然趋势
书法作为独立学科的雏形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时期，学校教学内容中就有专门的书法教育，书法列入教学内容“六艺”中；汉代增设“书馆”；唐代国子监有“六学”，书学位列其中。西周“六艺”强调个体在礼乐（德行）、射御（军体）、书数（文理）等教育内容全方位的修养，源于古代社会分工还不够细化，学科化进程还很不明确，习字需要依附于识字教育，从而作用于其他诸学，故书法本身还不具备其独立性。
而随着当代文化科技的发展，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已非“六艺”“六学”所能涵盖。书法虽然还有在其他学科中的工具作用，同时依旧保留了书法的德育教化功能，却具备了更大的艺术价值取向，对于书法启蒙教育，不仅要求掌握书法的基本技法，还应该从文化和艺术两个方面来培养，增补书法史学、书法理论、古代文字、国学知识等相关内容，将其作为一门学科对待，使书法启蒙教育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实现学科化成为可能。
3.艺用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终极目标
识字与习字有着密不可分的相辅相成的关系，习字对识字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由此，古代书学教育的实用功能不言而喻。但“书法课”不同于“写字课”。 写字只是要求把字写规范、易识，而书法则包括写字、艺术、文化、审美的内容，是艺术也是文化。艺术形象和文化精神更是书法所追求的境界。
随着印刷技术的普及和办公无纸化，书法的实用性正在急剧弱化，艺用性随之凸显出来。当前书法启蒙教育依旧存在较强的实用倾向，书法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功能得不到发挥，失去了书法教育的发展需要。书法教育在传统教育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除了功用性，还承担着文化延续、艺术审美等职能，因此，突出其艺用性是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最终目标。
4.制度化是当前幼儿园书法教育的基本保障
在传统官学中，没有基础教育“蒙学”这一级。汉代蒙养教育多行于宫廷或官宦家族，到唐宋才逐步推广到一般平民家庭中。但官方办教育的能力十分有限，除宫廷皇家教育外，官方还无法建立初级的蒙学教育。如果说西周至两汉书法教育是制度化之上的自觉，那么，自隋唐科举制度确立，就使书法教育彻底法制化了。从“籀书”“史书”“章程书”“院体”“台阁体”“馆阁体”这一字体、书体的发展线索上，我们可以发现历代统治者对于书法的强大干预。尤其科举制对书法教育的强制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应试者书写能力的提高和书法人才的培养。
古人对书法教育制度化的要求与收效对当前不同层次的书法教育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作为当前书法启蒙教育的学前教育阶段，依旧适用。只有加强对书法教育的重视程度，加之教育行政指令的干涉，书法教育才能在启蒙和创新的过程中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这种文教政策的干预从根本上来说又会远远胜过其他因素对书法教育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万应均.浅谈幼儿书法教育中的情感培养[j].学前教育研究，2005年第7期.
[2]董菱.论书法艺术教育的必要性[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