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1 17:23:1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中华传统医学文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远离疾病 人人都做保健医生
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文化源远流长，它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经多位全国著名的中医专家在临床实践中归纳创编的“中国自然疗法首席专家讲座系列”正是传承祖国医学文明的体现者。祖国医学理疗之根本，是以诊病求源、治病求因、辨证施治、从根论治为临床指导思想，突出了自我保健、有病治病、无病先防的宗旨，从而提升免疫力，增强了人类战胜疾病和增强自我身体素质的信心，它的简单易学、行之有效也成为传承中医的有力途径。
《中国脊疗》脊柱是人体各生理系统的全息区，直接反映人体各类健康指标和疾病早期信息，脊椎也是对应各类疾病的直接治疗区。著名脊疗专家田学主教授集一生的中医脊疗经验于一书，介绍了大量的按摩手法，针对不同的病因病理，将新学者一步步带向理疗行家，及至中级的理、法、技、窍等按摩手法。
《中国手疗》季氏手疗法以黄帝内经气机经络和扁鹊手诊原则为基础，结合国际医学界反射学成果，通过手部诊断及按摩来调整人体全身的脏腑、组织、器官等的机体功能，并达到提高免疫力和治疗各种疾患的目的。
《中国足疗》孙教授足疗法源于华佗足心道，以中医外治为本，全息反射为辅，首次引入古埃及脚部生命学、佛家足底卫生法的养治方法，不仅拓展了普通足疗达不到根治疾病的局限性，而且将中医的一些基本知识及按摩方法也融合在此书中，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中国叩疗》杨氏叩疗基于历代传承叩疗手法，立足气化功能论，通过对人体的系统调节及症状，分顺气心理疗法、自我锻炼疗法、除痛外治疗法、调和饮食疗法等四种不同叩疗法区别对待，达到开掘生命源头、根治病患的特效。其中还采用了多功能五行棒，取得了极好的效果。
《中国书法养生》马建中先生巧妙地将中医科学与书法艺术融合一体，介绍了历代书法名家敛气内修之正要，医儒同源之以医为本、以书为用之养身理法和长寿奥秘，实现了在优雅情趣中陶然颐养的人文睿智。
丛书的新颖之处还在于它是以“图书+VCD+挂图”全方位一体自助式服务方式走向市场，走进千家万户，也是融口授和“手把手”动作指导于一体的传统医学按摩学习手册，这也开了医学丛书之先河。“中国自然疗法首席专家讲座系列”的出版，不啻是对民众健康最及时的深切关注。拥有它，远离疾病。但愿丛书能成为人人受益的保健良医。
“中国自然疗法首席专家讲座系列” 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 远方出版社 2003.8
关键词：中医药文化;丝绸之路经济带;搭好“便车”
中图分类号：R19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1-00-02
2013年9月7日，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倡导要与中亚各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之后这一构想引起了海内外众多敏锐视角的共同聚焦。两千多年来，丝绸之路被认为是联系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而未来丝路经济带的建设将向世人展现21世纪丝绸之路的光芒，它不仅是一条财富之路，更是一条文化之路;是一项惠及地区30多亿人口的壮举。时至今日，中国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依托丝路，将向世界输出的是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文明中的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念，而在这其中中医药文化无疑有独领的一面，正如2010年6月20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在墨尔本出席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上时讲话指出，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放眼世界上没有一种医学能像中医药一样与自己的民族文化结合的如此相得益彰，这也正是中医药历经千年而不衰，历久弥香的原因。
一、什么是中医药文化？
首先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医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中华文化营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药文化，所以中医药文化的本质是中华文化;它涵盖中医文化和中药文化，两体共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高度统一于中医药文化这个大概念下，当前已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杰出代表。
二、中医药文化“走出去”的原因和意义
1.国家在“十一五”规划期间把中医药文化建设首次纳入了中医药工作重点之中，这对发扬中医药文化具有建设性作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提升中医药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推动中医药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我国目前社会现状来看，西医仍然占据主流医学地位，中医药则是从属地位，这是有历史和现实原因的，我们不必去追究;而从国家长远发展来看，中医药文化，乃至包括我国各少数民族医学文化都是灿烂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途径之一。
2.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呈现出很多变化：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中国制造行销全球，中国企业走出去……然而随着发展成为共识，仅靠密切的经济联系来维系的交流总会受到来自不同文明，不同地域，不同种族的挑战;经济是基础，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有时候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是同步的，有时候却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文化也要繁荣，包括中医药文化在内的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担负着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民族复兴的重大历史责任，只有以文化为剂，找到认同感，我们在对外交流中才能更好的“化戾气为祥和”。我们也看到当今世界文化经济已成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中统计预测2013年中国文化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3.77%，对社会经济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加强。同时我们发现这与世界发达国家平均10%的比重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表明我国文化产业市场潜力巨大。
3.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化具有开放包容的姿态，对外文化交流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箕子入朝鲜，带去了先进的中华文化，开化了当地土著民……循历史车轨而来，在几千年的民族发展史中，形成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伴随着古代中国的每个强盛时期，中华文化基本上都会在与外交流中大发展。然而近现代以来，西学东渐，直到现在，我们学别人的多、了解别人的也多，但他们反过来了解我们的却少，这样误解和分歧仅产生了;中国近现代对外文化交流起步较晚，传统文化方面又面临来自自身和外部的传播困境，过去“酒香不怕巷子深”，现在“酒香也怕巷子深”。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医药文化
1.“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最早是由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后来被学界普遍接受并沿用至今，古丝绸之路的起于汉长安、经河西走廊、天山廊道，到中亚、西亚，最后远至地中海沿岸，这当然不是靠一次出访，一个朝代就能完成的事;众所周知的西汉张骞之行（约BC138年-BC119年），因使得汉夷文化交往频繁，中原文明通过丝路迅速传播而被誉“凿空之旅”。中国同中亚传统医学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古代中医史和世界医学史记载，唐朝之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就开始大量外传到中亚地区。差不多同一时期，包括中亚地区在内的伊斯兰地区用阿拉伯文汇集的阿拉伯医学也逐渐兴起，其内容融汇了大量中国医学理论和实践。[1]千年以后的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能够发扬中医药文化这历史地缘便是原因其一。
2.实际上从现实来看，中国与中亚国家间传统睦邻友好和合作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双方经贸、人文等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扩大，其中传统医学领域交流与合作迅速发展。中医药正逐渐被中亚人民广泛接受，尤其是中医针灸疗法和饮食疗法深受当地民众欢迎，同时由于地区饮食结构影响，三高、骨质增生等病症在民众当中比较普遍，而中国的传统中医治疗此类疾病见效好、疗效好且价格低廉，所以备受青睐。中亚地区对中医药文化认同也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四、让中医药文化的发扬搭好“便车”
（一）夯实基础、立足长远，做好中医药文化建设
1、中医药立足国学、走向科学，中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效法自然、和谐平衡、济世活人”的核心理念和思维方式，其文化内涵丰富，优秀成果在今天仍具现实价值和生命力;继承和弘扬中医药文化，使其保持民族性、体现现代性，挖掘其深层次性是首要工作。
2、要加强中医药文化教育。不管是国人还是外国人要真正了解中医，须先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迄今为止，中国的孔子学院是传播中国文化，进行对外教育的强力典范，在传教外国学生汉语、琴棋书画、国术等文化的同时可增强中医药文化对外教育;国内中医药高校也应建立起中医药文化传播与发展研究中心，在中医药国学、心理学、哲学、伦理学方面可考虑学科专业化建设。
3、要做好中医药文化宣传。文化营销是很重要的，中医药对中亚地区是有吸引力的，所以得到了文化认同;传统文化难以传播的问题在于以何种喜闻乐见的手段却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舌尖上的中国》是个很成功的例子，赢得了众多海内外华人和外国人对中国美食文化的啧啧称赞。丝绸之路经济带本身又是一张“中国名片”，我们要利用好自身优势，在中亚打造宣传阵地，扩大中医药文化影响力，同时寻找欧洲大陆的突破口。
（二）积极发展面向中亚市场的中医药文化产业
1、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要逐渐由以政府主导的中医药文化产业的发展向以政府、民间、市场共同主导的方向过渡;加强与中亚国家、高等学府、民间医疗机构、医学协会等在产、学、研方面的合作，可开辟中亚道地药材培育和加工基地;可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医药文化研究交流机构;“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2]中亚地区传统医学发展也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在加强中医药文化产业方面吸收其所长，努力提高对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
2、2014年6月18日，陕西省西安市开通了“长安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根据丝路沿线的旅游资源产品和游客的需求专门设计，同时随着丝绸之路的申遗成功，一下子点燃了丝路经济带上的旅游热点。未来还将计划将此旅游线路延伸到中亚，西亚地区，所以乘此便利，我们要把中医药文化旅游的牌打出去，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区拥有的中医药文化的资源情况发展特色旅游产业，同时做好相关配套设施与产业发展。
3、综上所述，随着实践的不断开展，关于中医药文化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联系研究会深入进行，并将为我国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关键词：医学院校；传统体育养生；价值
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02—0096—02
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传统养生学文化，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如五禽戏、导引等养生功法。养生学是现代体育与传统医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是我国传统体育的内容之一，同时又是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体育养生从字面意思理解， 就是用传统养生方法进行保健的体育运动。自古以来， 人们对养生保健的研究就十分重视， 并在实践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 创建了系统的理论及风格独特的传统体育养生方法。这些养生方法内容丰富， 在增进人类健康，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方面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
一、研究方法与对象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与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医学院校开设传统体育养生课的学生作为本次研究的主要对象。
二、传统体育养生文化在普通医学院校开展的现状
1.传统体育课的开展情况
目前传统体育养生课程在医学院校开设的课程较少，主要以开设太极拳为主，不能全面体现民族传统体育养生的内涵。此外，在民族传统体育养生课程教育中，课程教学过于简单、基础教育缺乏、民族文化意识淡薄，对构建民族传统体育养生课程体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研究方法简单，缺乏完整的研究体系，很多人忽视了传统体育养生所特有的预防保健作用——“动静相兼”，相当一部分人对养生体育功能缺乏全面认识。
2.大学生身体素质调查
目前，我国在校大学生身体素质，从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中可以得到结论，学生身体素质在逐年下滑，具体表现在学生心理、生理等方面存在障碍，运动能力不断下降，既有家庭的过度溺爱，也有来自社会激烈的竞争压力造成的，同时还与学校的教学管理的模式以及大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关，所以要求家庭、学校、社会通力合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现代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1.医学院校开设传统体育养生课的价值
民族传统体育养生是在中华民族传统历史文化中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是古代中医理论与传统文化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产物，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瑰宝。
（1）民族传统体育养生的康复医学价值。在纪树荣《康复医学》一书中，对康复医学的定义主要以消除和减轻人的功能障碍，弥补和重建人的功能缺失，设法改善和提高人的各方面功能的医学学科，也就是功能障碍的治疗、训练和处理的医学学科。体育疗法是现代康复医学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其中民族传统体育养生项目可以作为康复体育疗法很好的内容之一，如健身气功五禽戏、八段锦等。因为，这两种传统健身体育养生功法以活动筋骨、疏通气血、防病治病、健身延年为目的，以内气运行为主，重视意念的锻炼，体现了形、意、气的合一，符合中老年人的运动规律。所以，医学院校康复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学好康复医学专业课程，还可以把传统体育养生课程作为第二专业课程来学习，这样不仅可以用专业知识去治疗一些病人，还可用所学到的体育康复知识去给病人做康复治疗。
（2）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养生价值。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而中华传统体育养生从古至今都在不断探索着强身健体之道。以“生为第一”、“延年益寿”为目的，是人们不断追求之事。从中华传统体育养生发展史来看，历代享有盛誉的中华传统体育养生名士层出不穷，其中华陀、陶弘景等人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两千多年来，养生家在人体科学、医学、保健学等领域中积累了丰富的体育养生思想。当然，限于当时历史条件，中华传统体育养生作为中华民族传统养生文化的一部分，今天我们研究传统体育养生，主要是研究他的体育养生思想及其现代养生价值，古为今用，特别是医学院校的大学生更应该认真学习传统养生理论，为人类的医学保健事业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民族传统体育养生的中医养生价值。中国的医学吸收了当时已广泛流行的阴阳、五行等观念，并结合当时行医治病的实践，探讨了人体结构和机能，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以医养生、养生为医的观点。医学院校学生学习古代养生理论，主要的是能让学生了解养生文化、养生方法和养生思想及其与中医养生的关系，不断探索新的养生运动理论，为广泛开展养生运动提供科学的借鉴和依据，使传统体育文化不断地走向世界，服务于人类。
（4）民族传统体育的教育学价值。 医学院校开设的传统体育课是在吸收了古代哲学与古代医学理论精华而形成的一种课程体系。古代医学理论中的“天地一体”、“五脏一体”、“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同样适用于传统的保健体育。而中医理论认为，人的五脏六腑是一个整体。传统的健身思想也认为体育的作用不仅在于发展身体的机能，或是治疗身体的某种疾病，而是通过调整人的身体心理，使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得到调理，不断增强人的适应能力，以增强体质。作为医学院校学生在学习医学时，也应该接受传统健身文化的熏陶，从而为传统体育课程在大学的开设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
四、开设传统体育养生的意义
现代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由于国民的健康对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幸福都至关重要，所以，人们在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 养生”越来越受到现代人的重视。中国传统体育养生思想是体育养生家在从事与养生有关的体育活动中萌发、沉淀下来的传统养生思想，是养生人士从事体育养生活动的思想依据和思想方法，也包括养生人士已取得的养生成就中蕴蓄的思想精华。传统体育养生主要是通过有氧运动等健身途径促进人体健康，增强人的社会适应能力，要继承和发扬传统养生理论与方法，就得使人们对这些传统的理论与方法有深刻确切的认识，要使人们从不同侧面了解养生的原理、功法。高校在体育课教学中应加大传统体育养生课的教学，不断地推广，将有力促进中华养生理论的发展，对继承、发扬中华传统体育养生文化精华，大力宏扬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不断提高居民素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结论与建议
1.医学院校学生通过体育课开设民族传统体育养生课程，使学生认识到体育养生课意义及价值所在，通过不断的学习，最终运用到所学专业上去，特别是康复医疗专业的学生，最终对个人和社会都会产生有益作用。
2.学生通过学习民族传统体育养生课程不仅可以学到养生保健知识，还可以宏扬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使我国悠久的养生文化得到很好的传播。
3.高校体育教学可以把民族传统体育养生课程作为教学改革试点内容，加大推广力度。
4.从本次调研医学院校开设传统体育养生课的情况来看，开展并不尽如人意，开设有关民族传统体育养生的课程较少，不能全面体现民族传统体育养生的内涵。
[参考文献]
[1]邓跃飞，李炜.传统体育养生的现代价值研究[J].搏击·武术科学研究，2006（12）.
[2]纪树荣.康复医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10.
[3]张敏.传统体育养生在高校体育健康教育中的作用[J].大理学院学报，2011（04）.
[4]王丽丽.民族传统体育教育的再探讨—基于大学生不良生活方式的思考[J].南昌工程学院学报，2012（02）.
[5]刘博.我国传统养生发展探析[J].赤峰学院学报2010（02）.
关键词：爱国主义教育；中医药文化；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G641？摇 文献标志码：A？摇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07-0256-02
爱国主义教育是爱祖国的教育，是爱国情感、理念、实际行动的历史积淀和时代的凝结。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担负着民族振兴与传承先进文化的重要使命，其中中医药院校学生承担着传承中医药文化、振兴中医中药的光荣任务和历史使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医药院校应以大力发扬和传承中医药文化为主题，对中医药专业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一、中医药院校爱国主义教育与传承中医药文化的关系
1.爱国主义教育的科学内涵。爱国主义是人们忠于祖国、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一种集情感、思想和意志行为于一体的社会意识形态[1]。爱国主义教育即树立热爱祖国并为之献身的思想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2.中医药文化的特点。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医药学的统称，从“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开始，在我国已有7000年历史。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不断地摸索、实践、完善形成的一门医药学，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传统医学中理论最系统、内涵最丰富、应用最广泛、保留最完整的突出代表。
3.中医药院校爱国主义教育与中医药文化传承的内在联系。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和特色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总和，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是中华民族不可熄灭的生命之火。在爱国主义教育体系中，中医药文化传承属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这一范畴，丰厚的中医药文化遗产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因此在中医药高校甚至在全国宣传中医药文化是当代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具体表现。学校通过中医药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教育，能够增强学生对优秀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感，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培养了学生的爱国情怀。
二、传承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医药院校爱国主义教育主题的原因
1.是中医药文化的不可替代性特点所决定的。中医药文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承载了浓重的传统文化气息，并且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医学文化体系。它是融会了中国五千年哲学、文学、历史、地理、天文等多种学科知识而发展起来的，也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中医药政策的正确指引下，中医药事业在努力继承和保持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人民群众医疗卫生保健方面发挥了并且正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2.是中医药院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中医药院校爱国主义教育也是如此，讲继承是前提、基础，讲发展是创新、升华。没有继承就不会有发展，没有发展就谈不上很好的继承。把传承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医药院校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既是对中医药传统文化的有效继承，也是进一步加强中医药发展工作，大力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必要前提。
三、传承中医药文化，加强中医药院校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
1.营造氛围，彰显中医药特色。作为传承中医药文化的重要阵地――中医药高等院校，最根本的是要有中医药特色浓郁的校园文化，让学生――中医药薪火传人，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受到熏陶，从而培育他们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感，自觉担负起弘扬中医药文化、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历史重任。我们要在课程设置中增加中医药名著，开辟药植园，提供给学生实验平台，并且在校园内开展丰富多彩的中医药文化活动，例如：中药方歌比赛；中药标本制作比赛；点穴位诊疗比赛；护理技能操作比赛等，全面展示祖国医药的博大精深。[2]新时期的中医药院校校园文化建设必须要把弘扬中医药文化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灵魂和主旋律，引导大学生确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蓬勃向上、奋发进取的民族精神。
2.实践，体会中医药的价值，坚定学好中医药专业的信心。作为以追求真理、传承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己任的大学，必须有积极向上的理想、催人奋进的精神，校园文化建设才会有根基和灵魂，校园里才会充满着生机和活力。如果说爱国是校园文化的原动力，那么求知则是校园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基础。大学从根本上来说是学生求知、学者研究之所，因此中医药院校的教师要率先接受中医药文化的教育，并要在施教中与自己的学生一起接受教育。我们与学生一起进行中医学誓言宣誓，增强责任感，并且组织医学生上街义诊，促进学生理论变为实践，向他们灌输弘扬中医药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学生们能坚定不移地做中医药文化的传播者。
3.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高校爱国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是强化学生的民族凝聚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把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新时期形成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当前，在中医药院校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要在科学发展观思想指导下，在内容上突出中医药特色，创造一种浓郁的中医药氛围的校园文化，正确引导学生了解中医药文化、学习中医药知识和有关理论，以激发大学生热爱中医药的情怀，着力培养青年投身于祖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中去。
如上所述，中医药院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要适时地启发学生为弘扬中医药文化而学，提升学生学习中医药知识的兴趣和学习效率，并发挥他们的潜能，信心十足地为传播中医药文化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知识基础。
参考文献：
中医学，指中国传统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学科。它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是历代医家及通过不断深入地探索与反复临床实践所总结的对疾病与健康的认识。老中医是将中医药学基本理论、前人经验与当今实践相结合，解决临床疑难问题的典范，代表着当前中医学术和临床发展的最高水平，是当代中医药学术发展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是中医药学术特点、理论特质的集中体现。名老中医之所以能称为名医就是他们的见解比常人要高明、经验要丰富、对疾病的认识更本质化，与浩古板的古籍文献相比，他们的经验更鲜活生动，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正是因为有了历代名老中医经验的积累和传承，才使得中医药学历久弥新，永葆活力[1]。建立为名老中医建档不仅可以让我们研究与继承其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更能传承他们默默耕耘，人类健康倾其毕生心血的精神。
2.为名老中医建档的途径方法
2.1全面收集资料
为了全面、地收集名老中医的活动资料，我们采通过多种途径收集原始资料。首先，我们收集了关于老中医个人生平履历的资料，包括名老中医家庭提供的名老中医的读书笔记，生活日记、文稿、诗词书画和信件墨宝、题词、讲话稿、照片、录像带、磁带等；从人事档案收集名老中医各时期的履历表、党团组织关系材料、政治头衔、职称评定、聘任立功、嘉奖、受处分、离退休资料等。其次，我们收集到名老中医学术经验方面的资料，主要包括从病人处获得的病人病历；从学生处获得的临床医案学生笔记和医药心得等记载名老中医诊疗思路、辨证处方、个人用药特色及诊疗注意事项；从名老中医工作单位采集住院病房查房制度，专家会诊、专家门诊、主持科研项目、科研课题申请书及合同书、学术著作；拜访名老中医本人得到、行医日记、论文、讲学讲稿、本人从师带徒经过。此外，我们还收集了名老中医社会活动与社会评价方面的资料，包括组织的考察意见和各种社会活动中的各界的贺词，贺信、发言，证件、致言、照片等；参加中医科研学术交流的邀请书、照片，各种荣誉证书，证章，报刊、杂志期刊上发表的具有评价性的文章和照片。通过互联网获取名老中医相关资料近年来计算机技术和电子影音技术进步飞速，为名老中医经验信息的获取提供了更多便利。
2.2系统地构建档案
为了使名老中医的档案切实地作用于医学研究工作，我们建立了系统的档案方便科研人员查阅有关资料。主要方法是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编制了各种专题目录以及创建档案数据库。按照档案管理的方法和原则，对收集到的中医活档案进行规范化理管理加工，实现档案材料的系统化，将名中医的有关档案资料结集出版，出书论著，编撰融文化性、思想性、学术性与教育性于一体的专题文稿。撰写名中医临迹的文章，把名中医的随诊心得和经验方法编写成中医科普文章，并定期举办名中医资料展等。开设名中医工作室，做好中医药古籍文献、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的整理研究及中医学继承人培养工作。我院的“医馨”中医工作室已经组织举办了两届名老中医中医档案展览会，同时结合院史展览，把名中医与医院的开创结合宣传，用于年轻的医务人员和来院参观考察人员的宣传介绍新进职工的教育普及，使他们加深对中医的认识及医院的了解。此外参考赵小玲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2]我们还利用了数字技术及网络技术建立名老中医档案数据库，方便科研人员检索名中医档案信息。我院现已通过内部信息网建立了一个规范、高效、开放的信息平台，方便各科医生快速地查找所需档案资料。
3.名老中医档案对中医药教育与科研的价值
3.1当代名老中医是中医药学术发展的杰出代表，是联系中医传统和现展的灵魂，名老中医丰富的临床经验不仅能丰富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还能推动中国中医药学术进步；名老中医的经验传承是培养和造就新一代名中医的重要途径[3]。目前名老中医的传承形式已日趋多样化，主要有名师带徒、研究生教育、家传等形式，多种传承形式相互辅佐，对中医药经验传承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诸多原因，各种传承形式并不完善，甚至有“传而不承”的迹象，传承质量有待提高[4]。
名老中医档案对中医教育的贡献体现在：第一，加强了对中医药体系的发掘和回收，丰富中医学教育资源和形式。第二，帮助青年医生端正学习态度，能激励更多青年人学习中医，促进祖国医学事业发展。并且通过中医档案帮助青年学习名老中医高尚的医德风范及丰富的临床经验及高超的医学技能。第三，加大了整个社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宣教力度。中医学的发扬光大必须基于良好的文化氛围，而中医学又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众凝聚力以及民族认同感的重要体现形式，是民族文化传播和弘扬发展的重要载体。名老中医档案的建立有利于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开展针对社会不同群体传统文化的教育，引导全社会重新认识民族文化的重要价值。
3.2医药科研成果是国家的国宝之一，中医学科研档案作为一种信息资源，在中医药科研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名老中医档案的建立更加扩充了这一资源库。在发展中医药科研事业中，充分利用名老中医档案，将传统的科研模式与现代的实验方法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档案资源，积极为中医药科研工作提供优质服务[5]。
名老中医档案对中医教育的贡献体现在：第一，丰富了中医临床诊疗技术体系中医学传统知识和理论框架，为中医学科研工作提供了更多经验支持。如我院眼科的实习医生们将赵明辉老师平时诊治病人的基本资料、治疗方法与药房等均做统计分析与总结筛选，编制成一整套档案资料，在平时门诊时对于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病人大部分的治疗方法都借鉴了这一档案。第二，通过对名老中医档案的建立，保护和传承了中医目前一些独特的濒临灭绝的诊疗技术，为进一步发展和利用这些中医学诊疗技术奠定基础。第三，充分发掘名老中医档案，再借助科研机构和医药企业，将现代实验和科研模式相结合，能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名老中医档案资源，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海派中医；中医儿科流派；传统医学继承
中图分类号：R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9)05-0904-02
“海派中医”作为传统文化一个分支，形成于上海清末民初，滋生于“海派文化”土壤，以一大批享誉海内外名中医群体为代表，中西医学交融并举，是在特定地域环境下形成的医学文化现象。“海派中医”具有“开放、兼容、吸纳、变化”等特征，曾一度引领中医学术的发展。海派中医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海派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和发展带有很明显的时代和地域特征，为传统医学百年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为了把握中医药发展脉搏，促进中医药事业腾飞，“海派中医流派”发掘和继承是势在必行。
近百年来海派中医蓬勃发展，海派中医儿科流派纷呈。近代以奚晓岚为代表的奚氏儿科及以徐小圃为代表的徐氏儿科奠定了海派中医儿科“寒凉”及“温阳”两大主流学派，此外，也形成了“运脾派”、“调肺派”等学术派系，推动了上海中医儿科一个世纪的多元化发展。藉此，整理介绍海派中医儿科流派及相关学术思想，以进一步促进中医药文化发展规律的发掘及中医经典的传承。
1 奚氏儿科
奚晓岚(1870～1947年)，奚氏儿科奠基人，原籍江苏武进，出身中医世家，迁居上海，悬壶沪世。奚氏擅长中医儿科，专攻小儿麻疹、急惊风等，创立了海派中医儿科“寒凉”学派，与徐小圃齐名，风靡一时。
奚氏学宗“体禀纯阳”，习研张仲景伤寒理论，深谙儿科名家钱乙倡导“小儿纯阳之体”的生理特点。奚氏学术思想深受钱仲阳、叶天士及吴鞠通等各家影响，感于张仲景变“八味肾气”为“六味”及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启发，遵循《幼科准绳》医训，主张儿科临床诊治侧重清热养阴大法，用药多宜寒凉滋润，善用辛凉透表之药治疗小儿麻疹，曾自创辰金丸治风痰壅盛、宝金丸治疗小儿急慢惊风等,20世纪三四十年代被称为沪上儿科“寒凉派”始祖。奚氏根据多年临床经验提出儿科疾病关键在于能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强调清凉养阴生津之法应贯穿治疗始终。
名医奚伯初(1904～1979年)，字绍祖，奚氏儿科四世传人，家学渊源，为沪上中医儿科名家之一。奚伯初延承奚氏儿科学术思想，认为儿科温病重于伤寒，小儿体质纯阳，适用辛凉之药，保存人体津液，其善攻小儿乳蛾及泄泻等，著述有《中医儿科学》、《奚伯初儿科医案》，为发扬奚氏儿科“寒凉”派做出了巨大贡献。
2 徐氏儿科
徐小圃(1887～1959年)，名放，上海宝山人，徐氏儿科奠基人，曾设诊所于上海东武昌路。徐氏广用伤寒方以治疗小儿疾患，专攻小儿哮喘、麻疹及泄泻等。徐氏尤其擅长用温热药如三拗汤、小青龙汤等加减，常以麻黄宣肺为主治疗小儿肺系疾患，疗效卓著，故有“徐麻黄”之称，名震上海。徐氏创立了中医儿科“温阳”派，与奚氏“寒凉”派并列为近代上海中医儿科主流学派，对中医儿科学术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徐氏学宗“稚阴稚阳”，认为阳气为小儿生理病理之根本。徐氏儿科学术思想不仅继承了《伤寒论》理论体系和治疗原则，而且融合了钱乙、陈文中、陈复正、夏禹铸、吴鞠通等诸家学术观点，提倡吴鞠通论述“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的生理特点。徐氏强调了一身阳气对小儿生长发育及疾病转归的重要性，主张儿科疾病治疗唯以维护阳气为第一要务。徐氏早年跟随祝味菊先生行医济世，深受其擅用“附子”一药治疗小儿疾病的影响，结合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创立了中医儿科“温阳”学派。徐氏临床治疗侧重于使用温药，主张辛温以解表，温阳以扶正，温培脾肾，潜阳兼顾育阴等，始终顾护小儿阳气。徐氏亦是沪上善用“附子”代表之一，其子徐仲才(1911～1991年)及章次公、朱春良、王玉润等临床学术特点也深受其影响。
3 朱氏儿科
朱瑞群(1920年～至今)，江苏吴县人，主任医师，乃沪上名医朱少坡先生之子，祖上四代行医，皆以儿科擅长，尤其对治疗小儿哮喘、佝偻病、疳积、婴幼儿腹泻、贫血、紫癜等病为特长。
朱氏师承儿科专家徐小圃先生，深得其温阳抑阴心法之秘奥，临床上常用辛温解表、温中祛寒、补肾壮火及潜阳育阴之大法，以善用附桂而著名。然朱氏在继承徐氏温阳学说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临床经验，形成了独特学术观点，认为小儿“稚阴稚阳”，如“旭日初生，草木方萌”，体质易寒易热，易虚易实，主张清凉、温阳并重，不可偏执一法。此外，朱氏观察到小儿“脾常不足”，“肾常虚”，“肺常不足”，故推崇先贤补脾肾、益肺固表、舒畅气机之法，临证用药除温药之外，为顾护脾胃，量轻味薄，善用悦脾和中之药，自拟桂芪汤、固本通窍汤等广泛应用于临床。朱氏儿科综合了儿科四大流派各家特长，使上海中医儿科得以全面发展，更上一层楼。
4 董氏儿科
董廷瑶(1903～2002年)，字德斌，生于浙江中医世家，抗战时期迁至沪上。董氏自幼熟读《素问》、《灵枢》、仲景伤寒及各家学说，弱冠之年，继承祖业，悬壶济世，为上海中医儿科“运脾”流派代表人物。董氏从事中医儿科70余年，以其学识渊博，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被尊为当代中医儿科泰斗。
董氏儿科学术思想根源于李东垣之《脾胃论》。董氏指出小儿体禀稚阴稚阳，生机蓬勃，营微却常有不足，然小儿生长发育全依赖脾胃后天之本供给，强调“百病以胃气为本”，“调理脾胃者，医中之王道也”。董氏擅长从脾胃生化升降着手调治儿科病证，创建健脾助运、理气养胃、升清降浊等诸法，专攻小儿厌食、吐乳及胃肠道疾病等，奠定了海派中医儿科“运脾”派。董氏还擅治小儿热病重症，尤如麻疹逆症抢救，灵活运用活血解毒法，透疹降热，力挽危症，此外对小儿哑科、疳、泻、惊、痈等诸病的诊治也有独到之处。董氏儿科凭借其学术见解，良好临床疗效成为当代沪上颇具影响的流派之一。董廷瑶，曾被聘为全国首批500位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导师之一，上海市名中医，著有《幼科刍言》及《幼科撷要》等医书，促进了海派中医儿科学的发展。
5 时氏儿科
时毓民(1938年～至今)，男，汉族，安徽寿县人，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擅长儿科。时氏儿科主张小儿治病重在健脾助运，是海派中医儿科“运脾”派代表之一。
时氏提出“脾主运化”这一生理功能不仅包含着人体对饮食的消化吸收，同样涵盖了脾对全身水液运化的功能。由于饮食不节或由外感六所致，影响小儿脾的健运功能，诸生他病如哮喘、泄泻、脑积水等，故强调运脾大法，灵活运用健脾方如参苓白术散、二陈汤及藿香正气散等，其临床疗效显著。时氏著有《儿童支气管哮喘》、《儿科病的中西医治疗》等，进一步发扬了沪上儿科之“运脾”流派。
6 孟氏儿科
孟仲法(1925年～至今)，浙江诸暨人，出生上海，曾获中西双学士学位，中西医结合儿科主任医师，评为上海市名中医并被指定为上海市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孟氏擅长中医儿科，主张运脾和调肺结合应用的代表人物。
盂氏精通中西医学理论体系，学风严谨，提倡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孟氏认为小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五脏六腑，成而未全”，若为外感六或饮食所伤，均可引起五脏六腑诸病，尤以肺脾二脏病证更为多见，指出小儿“脾虚”，病位不仅在脾，还应顾及肺肾，强调调治肺脾是治疗小儿疾病的关键。孟氏一直主张运脾与调肺相结合，曾提出过“小儿感染后脾虚综合征”新病名，指出此病由于小儿脾常不足，脾气不旺，肺卫不固，久则及肾所引致，自创健脾1号至4号系列方，临床疗效显著。此外，孟氏也提倡饮食疗法在小儿疾病的治疗过程中的重要性。盂氏儿科是一个交叉性流派，融合了运脾和调肺两大主流学派，促进海派中医儿科的多元化发展和整体学术水平的提高。
7 单氏儿科
单养和(1890～1971年)，江苏武进芙蓉圩人，沪上著名小儿推拿专家。其父镇安，擅长小儿推拿，单氏幼承家学，尽得其传，济世沪上。
关键词：国学经典 传统教育 陶冶品格 提高素质
国学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承载着道德伦理观、人生价值观，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华文化最深厚的根基，是数千年来先人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中小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是我们民族的希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培养他们树立牢固的核心价值观，正确的人生观，提高他们的人文素质、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整体素质。加强对传统经典文化的认识与学习，对提高我们中小学生的人文素养，启迪智慧、陶冶品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从根本上教育如何做人，如何安身立命，健康成长具有深远意义。
一、有利于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国学经典的诵读不仅能培养中小学生的读书兴趣，提升语文能力，而且会感受到祖国语言的无穷魅力，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比如古代童蒙读物最有代表性的《三字经》，其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了历史、地理、天文、传统医学、常识、艺术等方面，短小精悍、朗朗上口，引经据典、家喻户晓，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和文化魅力。这些传统文化中耳熟能详的经典，很容易激发中小学生研读兴趣，提高鉴赏力和记忆力。中小学时期的记忆力是人生中的旺盛期，一个好的记忆力，不仅能让学习变得轻松，体会到快乐，更能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坚持诵读国学经典，亲近国学精粹，养成孝顺父母，懂礼貌，知礼仪，有教养的良好习惯。会提升我们中小学生的生活品位和人生内涵，对于我们的成长，有着深远影响。
二、有利于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国学经典对于帮助中小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培养敦厚善良的心性都有极大裨益。“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道德仁义，非礼不成”。中华文化的许多经典言论和思想流传至今，在道德修养、待人处事、修身治学等方面都有生动而独到的论述。作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个体，中小学生应树立学习民族文化的自觉性和自尊意识，深刻理解内涵，尤其是理解“修身”、“立德”等传统道德文化，在“承袭中创新”，潜移默化成自己的生活态度和处事习惯，“化”于日常学习、生活，提升自身内在修养。
中小学生从小就应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笔者所在的学校将国学教育作为学校德育工作的一个特色来抓，开展了主题系列教育活动，旨在让我们从小“懂孝道，学做人，会做事”，取得了良好效果。如开展“父母给我的爱”、“小小红花献给助我人”、“践行弟子规，感恩父母心”主题队会活动，培养学生的孝心、责任心和感恩之心，各中队准备素材，队员们自编自导，有童谣，有歌曲，有快板，有小品，有三句半……形式多样，内容新颖，各具特色，队员们在热闹丰富、喜闻乐见的活动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通过队会，同学们都真正地行动起来，在家里给爸爸洗脚，帮妈妈捶背，吃完饭帮妈妈收拾餐具、刷碗、周末在家做家务……学校少先队号召同学们把这些行动长期坚持下去，不让感恩成为只挂在嘴上的说辞，从身边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用实际行动感恩和回报父母师长。
三、有利于拓宽知识面、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
国学教育中，可以引导学生学习和领悟国学精粹，为今后一生铺垫正确的道德基础，厚积人文底蕴，激发民族精神，存留下中华传统文化的血脉，播撒民族文化的种子。
如《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等这些教材中能学到许多语、数书本或资料中找不到的知识。一是了解了中国古代历史名人。如：在教育子女方面的有“昔孟母，择邻处”、“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二是了解中国古代许多书籍。如：“曰国风，曰雅颂，号四诗，当讽咏”、“三传者，有公羊，有左氏，有彀梁”、“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等。三是了解了中国历朝历代。如：“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等。四是熟识了勤学苦读，终成大业的学子。 “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五是了解到古代中国医学与养生的知识，让学生知道人应顺自然四季的变化，才能有强健的体魄，生生不息。这些知识在学生幼小的心灵中不断地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渐渐地陶冶其性情，开启其智慧，成为其一生高远见识、优美人格的源头活水。
四、有利于塑造学生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和荣辱观
中小学生通过国学教育，接受国学经典的熏陶，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有利于"育人德为先"的养成教育，让他们有一个远大的崇高理想，树立正确的人生奋斗目标。
曾几何时，我国的文化教育一直都是以圣贤的经典为基准，就是在元朝与清朝时，外族入主中原时，这种教育方法也不曾被改变。《论语》国学经典中蕴藏着我国几千年历史中的智慧精髓，我国能成为世界上一个文化绵延五千年而没有中断的国家，也是因为国学文化一直贯穿于每一个中国人的成长历程。这种以国学为基础的教育，为我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巨人与治国能臣。
中小学生时刻生活在浓浓的国学氛围中，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国学文化的熏陶，把倡导国学教育作为加强中小学生思想道德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有效载体，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荣辱观，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然而现代的教育，只是对人的智力与技能方面的开发加大重视，对于人的德育与做人做事方面却不管不顾。其实一个再有才能的人，如果没有德行，也会在社会上处处碰壁，不会得到幸福的人生。
五、有利于更好地开展道德教育
国学的主体内容与现代文明是一致的，特别是“书”、“五经”等经典，里面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行为处事的道德标准。如孔子的"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儒家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厚德载物”、“知义明耻”、“和为贵”的思想；屈原的爱国思想、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私胸怀； 还有“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劳勇敢”的昂扬锐气；孟子“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有“厚德载物，达济天下”的广阔胸襟；有“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理想；有与人为善、诚实笃信、三省吾身、豁达大度、温良恭俭让的修身之道；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情操。这些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是国学精粹，是全人类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仍是当今社会塑造人性品格的起码道德要求，是健康人的基本素质。这些都是现代文明所应提倡的。对提高学生思想道德水平，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观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六、有利于提升人格人品，丰富素质教育
【摘要】在对中医院校大学生培养过程中，高等中医院校与其他医学类院校不同之处在于，高等中医院校还秉承我国传统的中医文化精神。当前，高等中医院校的中医文化教育工作面临着危机与挑战，高等中医院校应加强对中医院校大学生的中医文化教育工作。
【关键词】高等中医院校；大学生；中医文化教育
一、中医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培养一名真正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医术精湛、医德优秀的医学人才，是高等中医院校工作的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高等中医院校与其他医学类院校不同之处在于，高等中医院校还秉承我国传统的中医文化精神，是中医院校大学生不同于其他高等教育工作对象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中医院校大学生中开展中医文化教育是高等中医院校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从专业教育和行业特色角度的分析
中医学专业不同于其它专业，其产生根源和学习过程与中医文化密不可分。中医文化也就是指有关中医的思维方式、传统习俗、行为规范、生活方式、文学艺术，甚至一些影响深远的事件等。[1]对中医院校大学生来说，中医文化对中医院校大学生来说，是伴随着他们学习和今后工作的精神基础。中医文化蕴涵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人文精神影响了中医院校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中医院校大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首先要具备一定的我国传统文化知识基础。中医学的和谐观体现在中医辨证施治的各个环节中。[2]中医文化中蕴含着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朴素的辩证思维方式，注意调整阴阳的平衡观；动静结合的恒动观有助于培养中医院校大学生的辩证思维，也将影响中医院校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
（二）从学生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角度分析，中医文化教育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1.从对人的教育角度分析，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医道不仅仅是治病之道，它关涉到每个人的精神内涵和人格确立，关涉到我们对宇宙万物整体的认识。于是，一个独特的，不同与其他医学的一种新型医学就是在这样的人文背景下产生了。
2.中医文化倡导“悬壶济世、大医精诚、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救死扶伤精神是中医医德观的体现。对此，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指出，名利思想“此医人之膏育也”，作为一名医生必须“无欲无求”、“志存救济”。张仲景的医德[3]观完全体现了中华民族以“仁爱”为核心的传统美德，形成以“仁”为核心的职业道德。中国医学史上著名的“医乃仁术”的命题，充分体现了医疗实践的伦理价值。
可见，中医文化的内涵与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要达到的目标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
二、当前高等中医院校中医文化教育工作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从目前中医院校大学生对待中医学和中医文化的态度看，有的学生不热爱中医专业，不相信中医、学习不认真、缺乏职业道德和人文精神，更不愿意去了解和学习中医文化，有的学生毕业后不愿意从事中医药事业，而已经走上中医业岗位的人员，他们的中医文化知识和底蕴不能让人满意，这样就难以培养出合格的中医从业人员。形成这些问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一）新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给中医文化教育带来了挑战
1.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复杂的国际形势变化和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渗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和多元文化背景下，给中医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带来了挑战，也给高等中医院校教育工作带来了新的课题。
现代中医大学生，进大学前接受的主要是以现代科技文化为主的教育，再加上他们从小就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一旦接触到精气、阴阳五行这些传统理论，自然就会与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发生冲突，容易导致认识上的困惑、理解上的偏离，甚至对所学专业失去信心。
2.此外，近代以来一直没有消除的中医废存之争给中医文化带来了危机。近代百年曾有过三次关于中医废存的论争。在中医文化发展过程中，近代以来的中医废存之争给中医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危机和困境，同时，也给中医院校大学生中医文化教育工作带来了一个新的课题。
（二）现代高等中医教育模式中中医文化教育的淡化
现代高等中医教育模式的偏差也是导致中医文化教育淡化的主要原因。面对强势西医的冲击，现代高等中医教育应该遵循继承与创新并举的原则，在坚持中医传统理念、保留中医精髓的基础上，学习借鉴西医学的先进技术和方法，以培养具备传统医学知识和技能的高等中医人才为目标。然而，目前高等中医教育强调掌握中西医两套本领，即“两条腿走路”，这种教育模式使得高等中医教育正在丧失中医特色。同时，因有限的教育时间变得更加有限，也就决定了学校的目标定位和质量标准以及课程设置等方面中医文化教育的淡化。
1.中西医课程同时开设的教育模式，冲淡了中医传统理念的确立和中医特色思维方式的养成。由于就业压力和中医创新发展的需要，现代中医院校普遍开设西医课程，中西医课程开设比例普遍达到了6:4，有的甚至达到了5:5。[4]这种教育模式也造成了中医思维模式养成的滞后性。
2.传统人文课程开设不足。从中医院校目前开设的课程结构来看，人文素质类除必须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外，某些院校也探索性的以选修课形式开设了一些医学人文课程，诸如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等，但作为中医学文化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史》、《中国古代哲学史》等课程则普遍没有开设，或者也仅仅以选修课的形式开设，很难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
3.中医学术研究“西医”化。近年来中医学术研究严重偏离中医传统，走上了西医化的研究道路，中医科研在中医现代化的光环下，被“异化”为采用西医的实验方法对中医的印证性研究，却放弃了经典著作的研读，忽视了中医临床能力的培养。
三、建议与对策
面对中医文化教育工作面临的危机与挑战，高等中医院校工作者不仅要从意识和理论上重视中医文化教育工作，也应在实践中加强中医文化教育工作：
（一）课堂教育：课堂教育是对中医院校大学生进行中医文化教育的主阵地
在课程体系建设中体现中医文化教育，提高中医文化育人效果课程教育是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要加大传统文化课程比重，形成对中医大学生进行多学科的中医文化教育的课程体系；将专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医文化教育相结合，在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加入中医文化相关知识教育课及在其它学科中渗透中医文化思想。
（二）在校园文化活动突出中医文化主线
大力发展中医文化，营造一个健康向上的文化环境。必须构筑浓厚的文化氛围，积极开展学习中医文化相关社团建设，定期组织中医文化等传统文化讲座；在校报、网站等媒体开设专栏；开展征文比赛等方式，让学生潜移默化接受中医文化的精髓，在继承祖国医学的同时，也得到品性的培养和锻炼；在人文素质教育中侧重进行医学人文与中医文化教育。
（三）在科研活动中重视中医文化研究
中医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突出中医文化研究的地位与作用。中医院校应注意培育中医文化科研队伍；在各类各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申报中，加大中医文化相关课题的申报力度；撰写和发表高质量的中医文化研究论文；培育和建设中医文化研究与教育基地；指导大学生学习和研究中医文化。
（四）在中医院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传播中医文化
鼓励中医院校大学生走出校园宣扬中医文化，引导中医院校大学生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在中医院校大学生就业和创业教育中融入中医文化内容。
进一步发掘中医文化，结合时代特征，对中医文化进行扬弃，找出时代背景下中医文化的合理内核，将中医文化与中医院校大学生的培养工作有机联系起来，进一步探讨中医文化与中医大学生的教育工作的联系，探索将中医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内化到中医院校大学生培养工作中的手段、方式，对中医院校大学生开展中医文化教育，培养具有中医文化精神的中医药从业人员，显得尤为重要。转贴于
参考文献
[1][3]曲黎敏.中医与传统文化[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3，15.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武术 保护与发展 对策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识码：A
中华传统武术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瑰宝，其以“禅”与“武”的高度统一，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然而，伴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作为传统武术的发展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在一些老拳师的相继离世后一些珍贵的老拳种也相继永久性消失，为拯救中华传统文化瑰宝，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手中失传，许多武术理论研究者争相奋笔疾书，呼吁社会救救我们民族文化，并就当前武术发展现状提出了自己的对策与建议。保护传统武术，关键在维护其生存土壤，同时少林功夫应与社会发展相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浓缩着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是一个民族自尊自信的精神湿地。本文旨在通过对传统武术的现代文化价值和面临的时代挑战研究，来讨论如何保护和发展好这一笔具有悠久历史和博大载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便在全球化进程中增强传统武术的保护力度和发展方向。
1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内涵
中国传统武术文化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武术为核心内容的一种传统文化。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融会和汲取了诸多社会领域的营养，同时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人文色彩。中华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哲学的本体论、古朴的周易学说、太极哲理以及五行学说、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哲学是武术理论的源泉，习练武术者的基本行为准则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其影响下，武术界形成了人们普遍尊崇的武德规范和标准。我国东方古典美学的特殊范畴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武术。武术不仅要求外在的优美动作与形体美，而且还讲究有神韵，形神兼备，进而引申到崇高的思想境界，达到和谐统一。“拳起于易，理成于医”，将传统医学理论与武术相结合，使武术理论体系更加充实，内外兼修正是武术区别于其它体育项目的一大特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武术始终是围绕“武”的价值和规律发展的，它是一门特殊的技能和技艺，这也是它能在历史长河中屡经厄运而不断发展的生命活力所在。
2传统武术的保护现状及其保护对策
2.1传统武术的保护现状
2.1.1政府对传统武术的保护
社会对传统武术的保护措施多是以宗教、文物保护及旅游开发为出发点的。国家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对传统武术的实体建筑和相关文物的保护，筹措资金来修复和重建一些重要文物建筑等就是对传统武术存在的最好的保障。伴随着近些年国家对传统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传统武术的保护也被提上日程。相关部门也对传统武术周边环境进行了大幅度的整治，还对周边进行了新的规划，逐步形成了正规合理的文化与自然环境。
2.1.2传统武术自身的保护
传统武术的传承与保护与传统武术本身的功劳是离不开的。总的来说体现在对传统武术品牌维护、资料搜集、科学研究、宣传等几个方面。传统武术传承人多次到国外弘扬传统武术功夫，足迹遍及世界各大洲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了国际社会各界的赞许。传统武术传承人对于传统武术的保护付出了巨大努力，然而仅靠传统武术在宣传、资料整理、科研等方面很难全方位涉及到， 传统武术在资料保护、传承、品牌维护及科研等方面的专业化还有待提高。
2.2 传统武术保护的对策
2.2.1以传承为本
保护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传承人”是传统武术保护的重点，是武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前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依托于“人”而存在的，是以形象、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口传身授为基本方式而得以延续的。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来讲，“人”就显得非常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强调的并不是这些物质层面的载体和呈现形式，而是蕴藏在背后精湛的技艺等。
2.2.2以民间力量推进武术保护
发动民间力量，借助政府部门作用，对传统武术进行梳理、整合是对传统武术最有效的保护。第一，建立民间武术文化遗产分级保护体系。流落在民间的传统武术拳种繁多，且分布在各地域，对民间武术文化遗产建立分级保护体系，即从中央到地方，实行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级四级保护体系，有利于有关部门有序管理和开发，有利于服务本地域，并逐步向周边辐射。第二，对民间武术文化进行数字化整理和编目。第三，大力开展民间武术在学校中的教育。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规范下，强调整体合一，注重道德修养的原则，它不仅能让习练者通过练习传统武术、学习和理解中国文化中的整体特点和伦理特征，还能将这些有利于人类进步与和平的知识内化为锻炼者的行为准则，取得良好的教育作用。传统武术进入学校是传播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途径。
2.2.3以健全的法律保障来推动传统武术（下转第103页）（上接第100页）发展
正确认识传统武术的性质是做好知识产权保护的前提。传统武术具有体育性、技击性、传统性和文化性的特点。从体育性看， 传统武术的套路可以受到著作权的保护；从传统性看， 传统武术能够受到传统知识和商标的保护。从文化性看， 传统武术将文化内涵渗透在练功的全过程，完全可以受到未公开信息的保护。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律还难以保护好传统武术，建议国家制定《中国武术保护条例》，明文规定国家对传统武术予以保护和扶植义务。
3 结论与建议
（1）传统武术是通过中华武术得以具体表现，成为中华武术文化最有力的象征。对于传统武术的认识，过去更多的是从技术层面和专业角度去考虑。随着社会认识的提高，人生阅历的积累和视野的扩大， 传统武术已经发展成多元文化交流为基点的文化融合体。传统武术在面向世界推广和发展的过程中开拓创新，吸纳新的文化因素，不断获得生命之源，获得创新因素和内力，形成丰富多彩而富有魅力的传统武术，并保持自身以武弘法的特色，勇敢地接受世界体育文化一体化的挑战，这真是了不起的事情，应对意味着冲撞，也意味着寻求新的交流与融合，创造新的文化高点。传统武术果敢的担当起弘扬中华武道大业的重任，当仁不让，义不容辞。传统武术走向世界，世界需要传统武术，让传统武术在全世界闪耀光芒。
（2）根据社会变革思考传统武术发展。现代开展武术运动既要有通过武术的训练达到身体健康、磨练意志、精神修炼的目的，也要从时效性、趣味性入手，重组武术的内容和形式，吸引更多的青年学生参与。如果武术一味是枯燥的，一定经过柔韧、力量、灵敏、耐力等一系列基础训练，才能进入套路与对抗，要漫长的练习才能见到乐趣，那么在多元文化的现代社会，武术将失去大批爱好者。比如，现在中小学文化课学习任务繁重，时间紧张，每周用在武术上的时间不可能多，因此在武术教学安排上须紧凑，武术套路教学中，传统的压腿、蹲马步等单调枯燥的练习应改进，多增加有安全保障的对抗性内容，增加趣味性，实践证明，技击性武术教学课，学生往往乐在其中。
（3）武术的发展需要大学生的参与。我国武术界具备较高文、史、哲素养的学者太少，致使武术研究难于深入。都说武术是传统的文化，体现着中国的哲学思考与中国人的行为论理等。但是真正能够将中国文化与武术技术融成一体的理论研究，仍是相当薄弱。在对外交流方面，能够用外语与国外学者进行直接交流的武术学者，实在是凤毛麟角。所以必须着眼在大学生中培养武术爱好者，必须重新组合出能够被大学生所喜闻乐见的武术形式。
参考文献
[1] 周伟良.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统武术[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7）.
【关键词】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养生旅游产品；开发类型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以及“亚健康”人群不断增多，人们的健康意识日渐增强，健康养生的需求成为继温饱需求之后的又一市场主流趋势和时展热点，养生旅游市场前景广阔。养生旅游是一种以养生为目的特征，满足消费者追求身心放松、心态调整、康体健身、医疗护理要求的新型旅游形态[1]。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包括黄山、池州、宣城、马鞍山、芜湖、铜陵、安庆等七市，涵盖了整个皖南山区，以及皖西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怡人，空气质量好，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具有发展养生旅游的独特优势。
一、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养生旅游开发条件分析
（一）高品位的山地森林资源
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山地森林非常丰富，特别是以黄山、九华山、天柱山、齐云山四大名山最负盛名。黄山是我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也是全国唯一拥有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地质公园三顶世界级桂冠的景区，国家5A级旅游区。黄山是一座著名的花岗岩名山，集泰山的雄伟、华山的险峻、衡山的烟云、庐山的飞瀑、雁荡的巧石、峨眉的清凉于一身。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历来被誉为黄山四绝[2]。九华山为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全国首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和国家地质公园、国家5A级旅游区，被誉为国际性佛教道场。齐云山属低山型山岳风景区，面积约110平方公里，也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和国家地质公园。齐云山与黄山、九华山并称皖南三大名山，又和湖北武当山、江西龙虎山、四川鹤鸣山齐名为中国四大道教圣地。天柱山位于安庆市潜山县西部，又名潜山、皖公山、万岁山等，全国首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5A级旅游区，世界地质公园，中华十大名山。此外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还有牯牛降、鹞落坪、清凉峰、浮山、妙道山、敬亭山等山岳型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
（二）丰富多样的水体景观
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不但山岳型景观丰富，水体景区也丰富多样。湖泊有太平湖、升金湖、龙感湖、花亭湖等，风景河流有新安江、青弋江、秋浦河、皖河等，温泉有黄山温泉、香泉温泉、汤湾温泉等。太平湖位于黄山市黄山区，介于黄山、九华山之间，太平湖旅游资源丰富，湖光山色得天独厚，湖水清澈碧透，青山起伏连绵，岛屿散落如珠，被誉为“黄山情侣”、“东方日内瓦湖”。以自然风光与古村落的美妙结合著称于世的新安江有“自然山水画廊”之称。被誉称为“吴楚第一泉”的汤湾温泉，在花亭湖的西北部，日出水1500吨，水温稳定在47.5℃，属偏硅酸锶高温矿泉水，含有偏硅酸、锶、氡、硒、锂和钾、钠、钙、镁及丰富的微量元素。洗浴之后，可达到消除疲劳、镇静安神、促进体内新陈代谢的作用，对治疗皮肤病、风湿病、心血管系统疾病尤其有效。此处自古就有“温泉润凝脂，浴汤赛华清”的赞誉。
（三）富有特色的溶洞资源
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不但有奇峰秀水，还有异洞，特别是皖南山区北部低山丘陵带，喀斯特地貌普遍发育，溶洞中的石钟乳、石笋、石柱绚丽多姿。著名溶洞有贵池大王洞、广德太极洞以及石台蓬莱仙洞等。这些溶洞西连江西彭泽龙宫洞，东邻江苏宜兴诸洞，构成了我国长江下游喀斯特溶洞富集带[3]。南陵西山风景区、贵池齐山风景区更是以地表岩溶发育而构成岩溶地貌特色。
（四）享誉中外的宗教文化
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历史悠久，享誉中外。九华山是地藏菩萨应化度生的道场，现存寺院90余座，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寺院9座，省级重点寺院30座，僧侣600余人，各种佛教文物2000余件，各类佛像1万余尊。齐云山道教源远流长，始于唐代，现有道观道房70余座，亭台楼阁遍布全山。此外安庆岳西司空山的二祖禅寺、潜山的三祖寺分别为禅宗二祖、三祖的道场，在弘扬禅宗佛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佛教、道教都主张修身养性，佛教和道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养生长寿。
（五）独具魅力的新安医学
新安医学是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文化瑰宝――徽州文化和汉族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安医学肇自北宋，盛于明清，昌盛不衰近千年，是我国传统底蕴深厚、文化特色鲜明、学术成就突出、历史影响深远的中医学术流派。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自宋代至清末，涌现著名医学家543人，撰写、编辑了了460多部医学著作，为发展祖国医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新安医学特别重视脾胃、肝肾和气血的调养，用药平正中和，主张“调补气血，固本培元”。
二、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养生旅游产品开发类型
（一）森林养生旅游
依托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山地原生态环境，以山林溪谷为生态本底，以负氧离子、绿色环境、湿润空气、适居温度、山野菜、中草药等为养生原料，开展徒步登山、日光浴、雾浴、竹海浴、矿泉浴、生态食疗等项目，建设避暑山庄、酒店等配套设施，培育山林养生旅游精品。此外，皖南山区是我国难得的中草药动植物资源宝库，盛产黄山毛峰、太平猴魁、祁门红茶、天方雾里青等名茶以及茯苓、铜陵丹凤、贡菊、宣木瓜、潜厚朴、九华黄精、鹿茸、麝香等中药材，可以开发食疗养生旅游项目。
（二）温泉养生旅游
温泉度假是世界范围内健康养生的重要方式之一，依托黄山温泉、马鞍山和县香泉温泉、安庆太湖的汤湾温泉等资源，以体验温泉文化为核心，开发天然温泉、富硒温泉、花草温泉、酒温泉等多样化产品，配备治疗设施及专业疗养师，建设集温泉浴汤、康复疗养、商务会议、水上游乐为一体的温泉养生度假区。
（三）洞穴养生旅游
洞穴一般四周封闭、洞厅宽敞、冬暖夏凉，具有丰富的空气负氧离子、微量元素和地下水资源。用溶洞特殊的环境，充分挖掘旅游洞穴内外潜在的一些特殊功能，如康体疗养、度假、探险等。选取一些远离地下水位及石钟乳发育较差的旱洞，如青莲洞、仙姑洞，开发洞穴温泉疗养、洞穴鱼疗、洞穴沉积矿物质泥浴、洞穴禅修等洞穴疗养产品，依据地势配套建设美食、娱乐、购物设施，将其打造成融休闲、度假、养生于一体的洞穴养生度假区，让感冒、鼻窦炎、哮喘、肺气肿等患者进行定点定时治疗[4]。
（四）宗教文化养生旅游
佛教是一种信奉出世哲学的宗教，讲究佛法、秉承佛性，佛法、佛性立意于自然。中唐以来风靡整个中国的禅宗，改写了佛教的人生哲学，佛教的人生哲学渐渐从禁欲苦行转向适意自然。道教崇尚自然，师法自然的“天人合一”观，讲究修身养性，通过生理与心理的和谐发展，达到养生的目的。利用佛教名山、道教名山、禅宗圣地等开展宗教养生旅游，可以充分发掘宗教旅游资源，让游客游览宗教文化遗址，聆听宗教的养生讲座，做佛教、道教功课，进行禅修。
（五）运动保健养生旅游
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运动保健养生游可开展的旅游项目有：一是登山。登山可以调节人的心理压力，放松人体紧张情绪，改善身心状态。每年举办黄山国际旅游登山节、天柱山登山赛。二是天柱山气功养生。借问养生知何处，方家遥指天柱山，天柱养生功不但在国内，而且在俄罗斯和东南亚地区影响广泛。三是骑行和徒步，是一种健康自然的运动旅游方式，能充分享受旅行过程之美。黟县每年举行中国山地自行车越野锦标赛吸引了全国的专业和非专业的骑行爱好者。
（六）新安医学养生旅游
中医药文化养生旅游是一种建立在自然生态、人文环境、保健体验基础上，结合观赏、品尝、休闲、游乐、避暑、避寒、康体等形式，以达到延年益寿、强身健体、修心养性等目的的新兴旅游，具体包括健康人群的养生保健旅游、亚健康人群的养生康复旅游和患病人群的疗养旅游[5]。充分挖掘新安医学的养生理论，将养生与旅游有机地结合起来，建设新安医学博物馆、新安医学文化养生旅游基地，开发特色医疗保健产品，开发除湿清热宴、养颜美肤宴、养生护肝宴、固本培元宴等养生药膳[6]。
三、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养生旅游开发对策
（一）加大宣传，树立养生旅游品牌
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山水风光、宗教文化和徽州文化闻名遐迩，但是养生旅游是一种新兴的旅游形式，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养生旅游产品并不为外界所熟知。要想使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的养生旅游得到发展，首先加大宣传促销的力度，在综合宣传、赴外参展、邀请来访、媒体推广和户外广告的基础上，重点在新媒体推广、节庆营销、直击营销、主题营销等营销方式上取得新突破。在以后的宣传促销中，既要重视名山胜水古村的宣传促销，也要重视养生旅游产品的宣传促销，以提高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养生旅游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二）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特色是旅游业的灵魂，没有特色的旅游业是没有生命力的。要根据不同区域特征，不同海拔高度，开发适合不同健康状况人群的养生旅游产品，可以推出森林养生、温泉养生、宗教养生、文化养生、富硒养生等旅游产品。同样是温泉养生旅游，要根据环境特性、温泉水质等发展背景的不同，进行差异化开发，突出特色，真正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三）培养人才，提高服务水平
引进和培育一批高层次养生旅游专业人才，尤其是创意策划、宣传营销、项目开发、养生主题酒店经营、康体疗养、养生文化等方面专业人才。有效整合和利用安徽师范大学、黄山学院、池州学院、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芜湖职业技术学院等旅游教育资源，开展养生旅游规划、康体疗养、护理等专业人才培养。要加强旅游从业人员养生知识的教育培训，通过引进人才、组织现有员工进行培训等方式尽快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拥有养生知识的专业的旅游管理、旅游服务、旅游营销队伍，加强专业人才梯队建设，提高对游客的服务水平[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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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文智,庄志民.成熟型旅游洞穴持续发展研究[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8(3):378-382.
[5]孙晓生,李亮.广东中医药文化养生旅游示范基地标准构建研究[J].中医药管理杂志,2012,20(8):730-733.
[6]杨力民.国学旅游——中国传统文化与旅游[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2,184-185.
一、什么是国学。
什么是国学？简单地说，就是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学问。换言之，国学就是中国之学、中华之学。因此国学不仅包括数千年来积累流传下来的经典，比如“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也包括研究中国人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乃至娱乐方式的各种学问。关于国学，这是个细致活。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慢慢积累，培养兴趣。强按牛头可能适得其反。如果不感兴趣，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以后有机会慢慢来。这也是一门艺术，相对于其它文学艺术的培养学习又有些许不同。比如关于作文写作，这是个技术活，有相对固定的套路，写的像流水账，说明作文课真的没学进去。再就是对作文或者作文的题目真的不感兴趣。关于书法绘画，这是个熟练活，得练习的。是不是你们家长写字也不好？有字帖有书法班，练一练，立竿见影。如果一个人开始有逆反心理的时候，千万不要对立起来，多引导，少强迫，跟他交朋友，多从他的角度想想，爱因斯坦的作文和书法未必好，牛顿的作文和书法未必好。不在同一个时代，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二、学习国学的意义。
在传统与现代的对抗中，中国文化经历了两次热潮，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虽然今天“国学热”仍在继续，但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并没有树立起来。因此，重树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要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从中，我们可以体味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烈的责任感和迫切的使命感。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以人为本”和“天人合一”的人文主义精神，指出中国文化中的人文思维具有“动态的、整体的、联系的、随机的、综合的”等特点。这些论点，无疑从整体上指出了中国文化中最宝贵的地方。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源性典籍、儒家与中国文化、道家与中国文化、佛教与中国文化，多以中国历史背景为线索，论述了中国文化中的三种主流文化——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不仅哲理丰富、逻辑性强，而且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主要精神及其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密切关系也都作了详细的论述，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和中医与中国文化是中国文化思想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与中华传统医学领域里的延伸，涉及中国艺术的特征、中国人的艺术与生活、中医的根本理论、中医与养生等许多饶有趣味的内容，切近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颇具现实意义。中国法律与韩国法律中有没有儒家精神的比较，中国大陆与港台以及韩国家庭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上的比较等。广泛的比较既增强了说理的力度，又开阔了广大国学爱好者的视野。比如中国佛教禅宗里的一个故事：一个贫困的人怀揣宝珠，但自己却不知道，所以只好沿街乞讨。禅宗用这个故事指明佛性本在心中，不必外求，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虽然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但国人自己却看不到，经常崇洋——这个比喻真是再确切不过了。中国的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国人却看不到它的重要性，非要等到西方人吸收了中医成果再拿到中国来时才肯接受，这一怪象被他戏称为“出口转内销”，很有意味。再比如，“理一分殊”是儒家思想发展到宋明时期一个很重要也很难理解的命题，用一个饶有趣味的比喻来说明其中的道理：“你不能说我只是一个父亲，我没有体现别的，那不行啊，对于你父亲来讲你是儿子，对于你儿子来讲你是父亲啊。所以你身上既体现了父亲的理，也体现了儿子的理，这个理是完整的，不是孤立的，这就叫‘理一分殊'。也就是说每一个具体的个体中都包含了整体的全部内容，所以是一个整体的体现。在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中，要重视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外文化交流的大潮中，要树立起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强调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在今天的中国人中，懂得自己民族文化精髓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从整体上看，目前社会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理解还是在不断地衰减，而且可以说是一代一代地衰减”。
三、如何学习国学。
1、学习国学，弘扬传统文化，不只是时代的需要，也不只是暂时的热潮，而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历史使命。现在我们的社会风气很浮躁，人们的生活节奏很快，很少有人能够完全沉静下来读一两部国学经典，更多的人则对国学经典所知甚少且找不到阅读的门径。因此，我想推荐《中国的品格》这本书给那些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和急切想要学习国学的朋友，希望他们以此为学习国学的指南，去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奥妙。相信读完这本书之后，有志于学习和研究。
2、国学之学习其实并不难，非常简单，如扔一块石头一般。佛家有一小故事，有位禅师对僧人们说，学佛其实很简单，就象举起自己的双手一样容易，就让这些僧人练习举手，日日练习，不得间断。这些僧人开始还都在练习，日子一长就怀疑了，说这不是佛法，都不练了。只有一位僧人，他不顾别人，独自一人坚持不懈。终于这位禅师对坚持练习的僧人说，你已经悟到佛法真谛了，并传其衣钵。《论语》中一些理也非常简单，如不要巧言，要时时省察自己，对朋友要讲信等，人人都能做得到，是平常朴素平凡的道理。但正因为其理朴素而平凡，却包含着真理。人可以一时能行善，但要坚持行善就难。坚持就是修养，克服自己暴露出来的缺点，使自己心态趋向于安和镇定，而少为外界私心所干扰。但很多人就是如此，因为简单而不去行，不去实践，所以失去了修养的基础，如此就无法进阶学问之门了。
3、做学问，人们常说智慧，那么什么是智慧呢？“莫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能知已的人是智人，知已就能知人，就能知宇宙人生。学问除多闻，多问，还需多思，如此疑惑大解也就是心悟了，此悟是在实践中来，而生真知。《论语》中“贫而乐，富而好礼。”这就是一种淡泊名利，心境安然的超然心态，如此心态，不以物喜不以物忧，心宁而思畅，是大智慧者修养。人无忧，则思无滞碍，能通明观察，而得常人所难理解妙理，这就是为什么修身能开启人智慧的原因。人的行为合于道，顺于天时，心态必定是顺畅的，他们比没有修身的人智慧高是合乎常理的。“吾日三省乎吾身。”非常朴实的一句话，有人说这话太简单了，我真想说他几句，简单吗？理解是简单的，但理解又什么用呢？就象僧人举手一般，最后没几个紧持到最后。这句话在修养中非常重要，修身就是要时时反观自己，知道自己的过错，知道自己的不足，并时时加以纠正，如此学问才会长足进步。一个人做学问，最怕三天打鱼，二天晒网，外境一来，就放纵自己，不反省自己，稍有些长进，一放纵，老毛病又犯了，不但于学问无进，并且使老毛病更加顽固，做学问人于此不可不慎。现在人开始懂得了，人心应该向善，一步步完善自己。千里之足始于足下，百层的高楼都是一砖一瓦添加上去的。人们在学问之初不要好高骛远，应从实际里地简单做起，使自己确实感到有体会，确实感到“乐在其中”。国学很简单，就象迈开自己的腿一样方便，但一步一步就可以行千里。学问虽简单，确贵在坚持，要有信心，确信一定会有所成就的。
4、国学的基础是背诵。要将这些经典文学烂熟于胸才行。这也是现在为什么很少人学习国学的原因了，觉得枯燥，乏味。满口的之乎者也，很陈旧，很古板，很落后。那是他们没有这样高的慧根罢了。然后是结合实际的生活体悟其中的奥妙。没必要逐句逐句的去翻译，去理解。它是一种很自然而然的文学，是人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的文化。所以，只要烂熟于胸，以后遇事，便会自发思考，举一反三了。看近年来很火爆的翟鸿燊教授等等一些大师级人物，都是通过对古典国学的领悟，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去，从而取得了非凡的效果。国学在当今的教育领域可谓是相当的冷门了。建议可以挑选《弟子规》、《三字经》、《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千家诗》、《声律启蒙》这类古人发蒙的读物2至3种。这些读物大多浅显易懂，易于记诵，尤其适合小孩。其中《幼学琼林》最好，几乎是传统文史常识的大荟萃。想要涉猎更深一点的，唐诗宋词可背100到200首，《诗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可以借助译注反复通读。《诗经》有助于我们得到文化源头的滋润。而唐朝是中国最鼎盛的社会时期之一，其文化在唐诗中得到高度凝结。熟诵能得到其文气脉络。宋词则具有了部分现代的气息，对于人生终极意义的探讨极富启发性。这些诗词的基础能使我们的文化个性富有自由、灵活、隽永的精神。《论语》是我们文化的本根之一，最好能背。如果立意于深探国学要义，则《易经》不可不细品，《尚书》、《礼记》、《春秋》不可不熟稔，大乘佛学经典要作深入研阅。其他如诸子中荀子体正用博，可以反复涵咏，韩非子、孙子也值得深入把玩。真理往往是朴素的，是最简单的。我们读国学，应重于实质而不要流于形式，领其意悟其道，并用于实践。国学文化博大精深，要靠悟！
5、人们所谓学以致用，觉得国学学了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用处。还不如多学几门外语，到时候好找工作。这也是当今这种快餐文化和拜金势力的风气所致的。国家没能够有效的保护和推广我们自己的文化，深深的陷在抓经济发展的“泥潭”里，顾不过来啊。所以能有这样一批爱好国学的年轻人，是非常可贵的。这是我们的文化，不能丢。它的价值是非凡的，我们要好好的保护它，发扬它。根据是多大年纪的人，有什么基础，学来干什么的来决定如何学好国学。总之需要多看经典，《十三经注疏》里面，挑你想看的，实在看不懂的话，可以找上海古籍出版社或中华书局出版的现代人的解释来看。推荐论语、孝经、周易。史学类史记和资治通鉴可以多看看。如果还是不喜欢看的话就看看文学类的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什么的。解行相应就是学了就做，做了接着学，如此反复因为做了以后，再学就会有更深层的理解，以便更好的学，反之亦然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专看一位大师的著作，或者专门研读一部经典，解行相应了，就一门深入了不能间断或者贪学其他，就是长时熏修切忌贪多嚼不烂这样才是学好如果光学不做，那么只是学到的知识而已，却不会学到精髓。
参考资料：
闵军--怎样学习国学——读《中国的品格：楼宇烈讲中国文化》
周汝昌--梦解红楼
赵玉平--心悟水浒--解读水浒传的团队策略
我们前面提到，真性霍乱在嘉道之前，就有可能传到过中国，但却未能生根、蔓延。不过这一次显然没有这般幸运。自1917年在印度大流行并向外流传后，这一冷面杀手就在世界各地开始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肆虐。包括江南在内中国也概莫能外。根据已有的研究，世界医史学界一般认为有6—7次世界性的霍乱大流行，其中伍连德认为是7次：1817—1823，1826—1837，1846—1862，1864—1875，1883—1887，1892—1895，1910—1925[1] 。而中国的上官悟尘则列举了6次，前4次与伍相同，后两次为：1883—1896，1902。[2] 很明显，上官实际上是把伍的第5和第6次合并为第5次，真正的区别只在于最后一次，伍没有注意到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的情况，而上官对清末以后的情况没有顾及。不过就我们搜集的有关清代江南的资料看，霍乱的流行与上述流行时间虽有相合之处，但似乎更为密集。除嘉道之际这次疫情外，自道光十七年（1837）至宣统三年（1911）的75年中，整个地区有23年有霍乱流行记录，涉及范围较广或比较严重的就达10次之多：道光十七年至二十四年（1844）在浙东和浙西有零星流行；咸丰元年（1851）至六年（1856年）也在浙江局部地区流行；咸丰十一年（1861）至同治三年（1864）伴随着战乱，出现了全区域性的大流行；光绪三年（1877）至八年（1882）在上海、苏州和宁波等地有小范围的流行；光绪十一年（1885）至十四年（1888）又一次出现全区域性的大流行，特别是浙东，为害尤烈；光绪十六年（1890）至十七年（1991）在苏南出现较大范围的流行；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苏州、松江和宁波府出现疫情；光绪二十五年（1899），杭州城有霍乱流行；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苏州、松江、嘉兴、绍兴等地有较为严重的霍乱流行，而且与疫喉痧相伴随；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在上海、南京和宁波等地流行霍乱。其中有三大特别严重的流行：咸同之际（1861—1864）、光绪中期（1885—1895）和光绪二十八年[3] 。而且进入民国后，这一流行趋势亦为停止，根据苏州市区的比较确切的统计，民国期间，苏州市共爆发有明确疫病名称的瘟疫25次，其中10次为霍乱，另有两次包括霍乱[4] 。
这些无疑表明，霍乱不仅在此后的江南频繁流行，而且还在众多的传染病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形出现，首先应该跟江南稠密的人口有关。江南地区人口之繁密，无疑为全国之冠，据统计，嘉庆二十五年该地区人口每平方公里多达596人，大约是全国平均密度86人7倍[5] 。而人口密度，在外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一定的限度内，乃是影响瘟疫分布最为关键的因素[6] 。其次也与自然生态环境以及有关生活习俗密切相关。霍乱等肠道传染病大都爆发流行于夏秋湿热季节，主要通过食物、水和接触传染，江南温暖湿润的气候，密布的水网，以及当地人长期以来养成的某些生活和用水习惯，非常有利于其滋生流行。我们知道，江南以“水乡泽国”著称于世，河网湖荡星罗棋布，对于江南民众来说，水不仅赐予了他们丰富的物产，还极大地便利了其日常出行，实在无异于衣食父母。不过水也像一把双刃剑，在给人们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密布而四通八达的水网既给予了人们出行的便利，也为疫病传播提供了方便。这种方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霍乱弧菌在水中极易存活，在河水中可活2周，是在蔬菜和水果上的3—5倍[7] 。丰富的水源自然就为病菌提供了优越生存环境。其二，相互流通的水流也为病原的四处流传提供了可能。另外，更为重要的是，江南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生活习惯，更有利于霍乱等病菌的传播。这些生活习惯包括厕所简陋、在河水中洗涮马桶甚至倾倒粪便和以河水为生活用水等。这方面的情况，虽然当时的记载较少，不过从当今江南农村的状况和此前的一些记载中不难看出一斑。共和国成立之初，当出身广东张国高来到江南的城乡后，便对这里有利于疫病传播的环境颇感惊诧，其中对这里厕所之简陋就印象非常深刻，他说：
我到乡间，生活上感觉最不习惯的要算大便这件事了！……无论乡间或镇上，可以说没有一处的厕所不是很简陋与龌龊的，破蓬烂席就当墙围绕，一个不大的粪缸不是满满的，便是屎尿荡漾，坐在装在粪缸前面的木架或蹲在两条湿滑的薄板上大便的时候，总得要提心吊胆！晴天的时候，已然如此，遇到雨天，更觉难堪！[8]
对此，从苏州人流传已久的“五步一池（粪池），十步一楼（厕所人称一步楼）”[9] 的说法中也能看出一二。而且这些厕所不少就建在河边，“由于平时不断的渗漏，已将水源污染，假如遇到河水涨升，满缸的粪便就全部流入河中了”[10] 。人的粪便一直中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的肥料来源，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随着农业和桑、棉等经济作物种植业的扩展，对肥料的需求急剧增长，粪的身价也日趋高涨，甚至出现了“粪便即金钱”的说法[11] 。所以，农民肯定不会轻易将粪便倒入河中，而城里之粪便也都有专人收集并运到乡下出售。在清代，这已成了专门的产业——壅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苏州一份《肥壅业商人的禀呈》透露，壅业商人各有专门划定的收集粪便的地段，这些“祖遗粪段，世代相传，自国初迄今，相安无异”[12] 。说明这种状况清初已然。嘉庆时，昭文的吴熊光在与皇上谈话时也说：“（苏州）城中河道逼仄，粪船拥挤，何足言风景？”[13] 这里所说的粪船，显然就是壅业商人的运粪船。粪船在河中来回穿梭，船身摇晃，自然难保粪便不泼漏河中。而且，在河中洗涮马桶，也是江南普遍的行为。根据笔者的生活经历，这样的情形，至今在江南农村，仍还不时可以见到。张国高在文中也指责说：“倒了粪桶，在河中冲刷，只晓得要洗净马桶的污秽，却不顾这些污秽已污染了大众用作饮料的水源。”[14] 这样，一方面是粪便等污染物不时流入河中，另一方面，人们以这同一河流的水为生活用水，不仅汲取饮用水，而且于此淘米、洗菜、梳洗乃至游泳嬉戏[15] 。霍乱等病菌无疑主要通过粪便派出体外，而江南的河水，经常地会受到粪便的污染，这些被污染的水源同时由是江南人的生活用水，在这种情况下，霍乱一旦出现，便在江南迅速反复流行也就不足为怪了。所以，在现代编辑出版的一些地方志中，往往会谈到这一点。比如，
绍兴江河密布，湖泊众多，解放前，水乡农民习惯饮用河水、天落水，山区、半山区饮用溪水、塘水，且人触畜混用，易受人畜粪便和各种地表废弃物污染，饮水不洁，常引起肠道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传播流行[16] 。
（民国时，无锡）城区无完整的下水系统，污水塘、臭水沟较为多见。病媒昆虫大量孳生繁殖，居民饮用水采自河道，倒洗马桶和淘米洗菜同在一个码头，一些烈性传染病经常大流行[17] 。
此外，随着十八世纪以来的人口的急剧膨胀，嘉道以后，江南环境不断恶化可能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虽然仅就地形地貌来说，清代江南似乎没特别明显的变化，不过从总体环境来说，清代可能是历代中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期。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1、巨大的人口压力所导致的对山林的滥垦；2、在人口密集之地过量的生活垃圾和手工业、工业废物对环境的污染。由过度开垦而造成对环境破坏，目前已引起学术界较多的关注，对于江南及周边地区，更是有不少成果论及棚民对当地山丘地的开垦及其后果。这些研究认为，从清代中期以后，不断有浙南、皖中以及湖广等地的农民进入浙东西和皖南的山丘地，开山垦种靛青、苞谷等作物，导致植被破坏，水土流失[18] 。当时的一些文献纷纷指出：“近今棚民开垦山场，多致浮土下泻，塞港填溪，尤为水利农田之大害。”[19] “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一雨未毕，沙石随下，奔流注壑，涧中皆填污，不可贮水，毕至洼田乃止。及洼田竭，而山田之水无继者。是为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无税之佣，而瘠有税之户也。”[20] 显然，当时对山林的滥垦已造成当地自然环境的恶化，至于说这种变化与霍乱是否存在直接关联，虽然现有的资料还难以给出肯定的回答，但至少这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自然界对社会污染的自净能力。
与目前对棚民垦植关注较多形成对照的是，对当时环境的污染情况至今还很少有人作过专门论述。而实际上，这方面的因素显然与疫病流行的关系更为直观和密切。就目前掌握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一时还很难对该地区的环境污染状况作出全面的描述，不过在人口稠密、工业生产相对发达地区，特别是苏、沪、杭等大城市，还是有些资料表明清代自中后期起，污染已经出现并渐趋严重。比如，在苏州，乾隆二年（1737年）所立的一块石碑对此有着较为典型的描述，兹节录如下：
元和 张
江南苏州府长洲县正堂沈，特调江南苏州府正堂加级记录次黄，（中缺）
吴 陈
等下，则请匝，高僧桂锡供皆题再建圣祖仁皇帝行宫，万年御书龙案，必当肃敬肃。蓦有狡狯，于皎缸（中缺九字）染作过（中缺七字）荡布（中缺十五字）渐致纠壅河滨．流害匪浅，圜山四，雨灌溉，定伤苗。姓之饔餐等（中缺七字）且白公堤衅，口口口口在生（中缺十五字）系民生物命。缘塘花市．红紫芬菲，口口相承，滋生时口口虎丘口胜概，荡（中缺六字）桥年代口之于水前（中缺六字）兹（中缺八字）概且毒口肠胃。更有甚焉，傍山一带，到处茶棚，较资（中缺二十五字）味．不堪饮啜，（中缺十六字嗟）嗟嗟！亘千百余选佛名胜之场．一旦渐成湮（中缺七字）蒙（中缺）介（中缺七字）获准（中缺）作口飞不寒心。雍正二年，曾有异籍冀创漂（中缺十四字）奉批：虎丘（中缺二十二字）故敢口口口口，伏乞俯电舆情，即赐饬县查案[21] 。
从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从染坊流出的污水造成禾苗受损，花园胜景遭到破坏，饮水更成问题。由于这种污水有害肠胃，因此市民深受其害。许多傍山的茶棚也因水质而使茶无法饮啜。更有甚者，名山景观也随之默然失色，昔日之情流，变成满是“青红黑紫”散发使人窒息臭气的污水沟。这是典型的工业废水造成的污染，这种污染除苏州外，在晚清的上海，由于建造了大量的近代机器工业，无疑更为严重，比如，光绪十五年正月十九日，上海城边的嘉定“晨降微雪，色黑，按之即消”[22] ，黑雪的出现，显然是当时上海严重工业废气污染的结果。不过总体而言，当时的环境污染更为主要的还是由生活垃圾不能得到适当的处理造成的。当时的城市，基本没有有效的下水设施[23] ，而且也多缺乏对垃圾的专门管理[24] ，故垃圾不能及时外运。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谈到，清代苏州的粪便是由壅业商人的粪船运出城外，其它城市也应大体相同。通过粪船外运，一般很难避免污染环境。比如，在一份有关晚清上海的研究指出：“这些臭气难闻的垃圾粪便完全用驳船运出上海，多数驳船是敞开的，在流经市区的各条水道上，这种驳船过去到处可见。”[25] 而对其它生活垃圾，往往扫地出门后便不再理会，比如在杭州，“道路窄狭，各家扫出砖灰泥土，水洗鸡鱼菜等，泼堆墙角路侧，行人有碍，秽污浊气熏蒸。”[26] 在这种情况下，一遇气候炎热，势必会造成秽气熏蒸，蚊蝇丛生。比如，晚清上海的一些地区，“矮巷旧屋愈形洼下，小沟积水竟无出路。交夏后，聚蚊成雷，难免湿郁之患”[27] 。由于这双重的污染，在一些中心城市，嘉道以后，污染已不容小视。比如，苏州的潘曾沂在道光时，感到当时人生疾多因不用井水，而饮污浊之河水之故。他说：
盖凿井而饮，其语最古。《易》只六十四卦，而有井卦，信有二十八宿，而有井宿，其要可知。而今人乃匀焉不察，听其填塞，蔽固等之无用之地，而别取污秽之河流以自给。宜其饮水而多疾，服药而不灵，皆不明乎资一之故也[28] 。
这与唐代陆羽在《茶经》中所谓“其水，用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29] 的观念已有显著的差别，反映了当时苏州水质状况的恶化。而咸丰时王士雄到上海后，看到此地，“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30] 由于大量城市工业和生活垃圾大多不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河中，使水质遭受污染，“在20世纪初，市内的众多小河浜已经变成了肮脏的水沟”[31] 。在棚户区，情况更是糟糕，比如，在沪西药水弄，数千间破烂的草棚和“滚地龙”密密麻麻地拥挤在一起，到处是垃圾堆、臭水沟，曾有一首民谣这样反映道：“走路不平，吃水不清，点灯不明，出门不太平。”[32] 而且，在一些人烟稠密的乡下，水污染也与时疫发生了关系。下面这样一则带有些“迷信”色彩的故事中，似乎有所反映：
华藏寺前，旧有望湖亭，今遗址荡然，其西南有一泉，泉水清澄，合湾取汲。清光绪二十五年间，泉中青石上现光绪元宝一文，迄二三月忽然不见。宣统时，现同上金钱六七文，逾年余而没，其时四方疫气厉行，惟此湾人民无恙[33] 。
显然，该地未受时疫之患的原因，不是泉中出现铜钱，而极有可能是合湾取汲的泉水清澄。
以上所言的环境破坏与污染，显然有很大一部分，特别是上海的城市污染，主要由西方传入的近代机器工业造成的，不过，同样明显的是，江南的这一进程并不是始自机器工业的传入，而是从乾嘉时期甚至更早就开始了，到嘉道时，已趋向严重。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虽然与霍乱在江南的出现和反复流行并不直接相关，但无疑加剧了其在该地区的蔓延和肆虐。于此亦可充分说明，疫病并非只是一种个人的生理现象，而更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生活习俗、自然环境变迁以及交通与国际交流等密不可分的社会问题。
六 霍乱对医药卫生事业的触动
瘟疫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刺激和触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34] 。这一世界性的霍乱流行发生后，在欧洲，不仅引起了医学界瘴气学派和接触传染学派的论争、新式卫生保健法的陆续出炉，还直接促成了英国新下水道系统的建立[35] 。十九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充满生机，生产技术突飞猛进的社会，那么，古老而被认为衰败的中国情况又是如何呢？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霍乱在中国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疾病名称，不过此前的霍乱多为急病胃肠炎一类传染性不是很强的疾病，故在嘉道之际南亚真霍乱传入之前，专门的论述并不很多，更没有专著问世。然而，在此次大疫之后，在真性霍乱反复流行的刺激下，不仅相关的论述在大量的医籍中涌现，而且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专门论著。最早作出反应的是当时江南的温病学大家王士雄，道光十九年（1839年），他刊行了我国第一部关于霍乱的专著——《霍乱论》[36] ，二十余年后，经过修订，同治元年于姑苏再梓，更名为《随息居霍乱论》[37] 。此后，相继出现比较重要的专著还有：徐子默《吊脚痧方论》（咸丰十年，1860年）[38] 、江曲春《霍乱论》（光绪十四年，1888年）[39] 、许起《霍乱燃犀说》（光绪十四年）[40] 、田宗汉《伏阴论》（光绪十四年）[41] 、连文冲《霍乱审证举要》（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42] 、姚训恭《霍乱新论》（光绪二十八年）[43] 、陈虬《瘟疫霍乱答问》（光绪二十八年）[44] 等。这些的著作的撰成，无疑与当时霍乱的凶猛和不时流行有关，比如，苏州许起自述其著述源起曰：“是症也，每于夏秋之间，甚则流人似疫，合境皆然，而莫甚于去年，往往有灭门之染。谓非暑、湿、热三气所酿，兼之医药之害，抑何至于斯极乎？余目击病霍乱，而疫者之丁附姜桂，服之无不含冤而毙。每一念及，辄为心痛。兹姑缕述钱仁之名论若干，……”[45] 钱塘的连文冲之撰书缘由则为：“目下霍乱盛行，同人悯之，鸠资为施药举，……故不分寒热，胡乱施治，爱人之心，转为杀人之事。……爰发秘籍，撷群书，猎菁华而荟萃之，……遂撰《霍乱审证举要》。”[46]
即使仅仅是以上表面化的列举，已不难部分看出传统医学对疫病刺激的能动方应。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医学究竟是如何应对新疫病的出现的，以下就进一步对传统医学对这一疫病的认识和治疗发展过程作一探索。
上文曾谈到，霍乱刚刚出现时，社会一时出现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景象。即便如此，深厚的文化积淀还是使不少人留下了不少对疫病症状颇为准确的描述。比如我们前面引述的一些地方志中的记载以及郑光祖的描述。疫灾过后，一些医家便纷纷开始积极探索这一疾病原理和疗法，十几年后，王士雄出版了《霍乱论》。虽然王著并没有把真霍乱与传统的霍乱作区分，但他在论著中提出霍乱有“热霍乱”与“寒霍乱”之别[47] 。寒霍乱说法实际已部分表明了真霍乱的特性，民国年间鄞县的曹炳章在编纂《中国医学大成》时对《随息居霍乱论》所作的提要指出：
霍乱本有因寒因热之分，而属热属湿者多，寒者俗名吊脚痧，西医谓真性霍乱，死亡甚速。此书对于属寒属热属湿，俱各分析详明，实为治霍乱之最完备之书也[48] 。
继王之后，山阴田雪帆著《时行霍乱指迷辩证》一书[49] ，对真霍乱作了更为准确的描述，并提出颇见成效的治疗方法。据陆以湉的转述，其主要内容如下：
世俗所称吊脚痧一症，以为此真寒直中厥阳肝经，即霍乱转筋是也。初起先腹痛，或不痛，泻利清水，顷刻数十次，少者十余次，未几即手筋抽掣，呕逆，口渴恣饮，手足厥逆，脉微欲绝，甚则声嘶舌短，目眶陷，目上视，手足青紫色，或遍身青筋硬凸知索，汗出脉绝，急者旦发夕死，夕发旦死，缓着二三日或五六日死。世医认为暑湿，妄投凉泻；或认为痧气，妄投香散（十香九、卧龙丹之类），鲜有不毙。宜用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当归二钱、炒白芍钱半、桂枝钱半、炙草一钱、通草一线、吴萸钱半、细辛八分、生姜三片、黑枣三枚，水煎冷服），轻者二、三剂（－日中须须进二三剂）即愈，重者多服数剂，立可回生，百治百效，其神方也[50] 。
有人认为徐子默是中国对真霍乱作出典型和准确描述的第一人[51] ，不过从以上的描述来看，这一荣誉似乎应归于田雪帆。而且田所用的四逆汤也确实有效，据章太炎的回忆：
余十六岁时，尝见一方数百里中，病者吐利厥冷，四肢挛急，脉微欲绝，老医以四逆汤与之，十活八九。三十岁后，又见是证，老医举四逆汤吴茱萸汤与之，亦十活八九。此皆目击，非虚言也[52] 。
此后，嘉兴徐子默不仅再次对真霍乱（即其所说的吊脚痧）做出典型、准确的描述，并进一步对真霍乱和类霍乱（即其所说的霍乱）作了比较。他说：
古无吊脚痧之名，自道光辛巳夏秋间，忽起此病，其症或吐或泻，或吐泻并作，有腹痛者，亦有不痛者。吐泻数次后，即两腿抽搐，或手足并皆弯挛，痛愈甚，抽亦愈甚，顷刻肌肉近削，渐觉气短声嘶，眼窠落馅。渴欲饮，冷周身，冷汗如冰，六脉渐无，或半日即死，或夕发旦死，或旦发夕死，甚至行路之人，忽然跌倒，或侍疾之人，传染先死。医以霍乱之法治之，百不救一。……余创为温经通阳之法，遇所见信者，必苦言相劝，或候其服药，坐守片刻，治之未有不生者[53] 。
霍乱之症，吐泻者为轻，不吐泻者为重，或取嚏，或引吐，或攻下，或外治挑刮，或内服痧药。因其病，由于热闭，嚏则开其肺气，吐则开其胃气，下则开其脾气，挑刮开其皮毛经络之气，痧药开其脏腑之气，总取其通，通则气行热亦泻矣。从无愈吐愈重，愈下愈剧者，此吊脚痧之不同于霍乱也。盖霍乱为病发于阳，吊脚痧为病发于阴，霍乱为热，霍乱为热一语，似未尽然，盖霍乱尚有寒热之分，若吊脚痧则未有不因寒者。读者勿以辞害意可也。吊脚痧为寒。霍乱初起，心中不爽，不吐不泻，必须引吐引泻，使其热毒一出，中脘即松，则四肢必温；吊脚痧初起，心中不爽，非吐即泻，必须治吐治泻，倘阴寒不散，中脘关住，四肢渐冷。更惨之病机外象，何致涉于疑似哉[54] 。
同治元年，王士雄重订《霍乱论》，虽然仍将类霍乱和真霍乱混称为霍乱，不过他在原有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经历和思考，增加了不少的新内容，特别有关“寒霍乱”的内容。比如，他说：
如风寒暑湿，皆可以为霍乱，则冬寒内伏，至春夏不为温热病，亦可以为霍乱也，特不多见。故从来无人道及。今年（同治元年）春夏之交，余在濮院，即有是证。未交芒种薄游海上，则沿门阖户，已成大疫。盖去冬积雪久冻，伤寒者较深，而流离失所，斗米千余，精神之不藏者既多，中气之不馁者亦罕。且今春过冷，入夏甚凉，殆肃杀之气未消，发生之机不畅，故伏邪不能因升发之令外泄以为温，久伏深藏，如奸匪潜匿，毫无觉定。或其人起居饮食之失调，或外感稍侵而引动，遂得乘机卒发，直犯中枢而为霍乱，故多无腹痛之兼证，而愈后辄有余波。与向来夏秋所行因于暑湿为患者，证候则一，病情回殊也。治法亦稍有不同[55] 。
这里王显然已准确地认识了当时所流行瘟疫的性质，而且还以自己深厚温病学理论素养，对此做出了理论阐释。
从嘉庆季年到同治建元，不过40余年的时间，就是在这一段并不算太长的时间内，江南的医学人士已初步完成对真霍乱这一新疾病的医理和疗法的探索。不仅如此，霍乱还促进了一些新的卫生观念的形成。我们知道，清人对瘟疫的认识基本是建立在吴有性的“戾气说”的基础上的，故对空气传播以外的疫病传染途径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认识。虽然，人们很早就对污泥秽水抱有本能的排斥，但却几乎没有人将疫病的传染与水质的污染、蚊蝇的叮咬等直接加以联系[56] 。但自真霍乱传入后，这样的认识便开始出现了，比如汪期莲在《瘟疫汇编》一书中提出：
忆昔年入夏，瘟疫大行，有红头青蝇千百为群，凡入人家，必有患瘟疫而亡者[57] 。
该书首刊于道光八年（1828年），嘉道之际的大疫刚刚过去。汪为安徽旌阳人，不过道光元年他似乎在南京亲眼目睹了霍乱（他称之为脚麻瘟）的流行[58] ，因此，他所谓的昔年入夏之疫很有可能指的这场瘟疫。若如此，则显然是霍乱流行促发他观察到了苍蝇能传播瘟疫，并进而提出了驱蝇避疫的新思想。此后不久，王士雄根据他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明确指出了环境污染与疫病的关系。他说：“今夏余避地来游适霍乱、臭毒、番痧诸证盛行。而臭毒二字，切中此地病因。”[59] 并针对这种情况，对居所环境和用水卫生提出了要求：
一、人烟稠密之区，疫疠时行，以地气既热秽气亦盛也。必湖池广而水清。井泉多而甘冽，可藉以消弭几分，否则必成燎原之势，故为民上及有心有力之人，平日即宜留意。或疏浚河道，毋须积污，或广凿井泉，毋须饮浊，直可登民寿域，不仅默消疫疠也。
一、当此流离播越之时，卜居最直审慎，住房不论大小，必要开爽通气，扫除洁净。设不得已而居市廛湫隘之区，亦可以人工斡旋几分，稍留余地，以为活路，毋使略无退步，甘于霉时受湿，暑令受热，平日受秽，此人人可守之险也。
一、 食井中每交夏令宜入白矾、雄黄之整块者，解水毒而辟蛇虺也。水缸内宜浸石菖蒲根、降香[60] 。
二、
虽然，我们很难将这些认识的提出完全归功于霍乱的刺激，但它所起的激发和推动作用应该是不容忽视的。
以上这些论述，显然不是为了给霍乱表功，而是希望藉此表明，无论是对新疫病的认知和治疗的探索，还是对由此引起的相关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江南地区的社会和医学文化资源都显现了相当能动的应变能力。就此，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传统医学卫生的发展，还有清代江南社会所具有的活力。
转贴于 七 结语
随着交通工具的不断改进和国际交流的日趋频繁，各种地方性的传染病就愈益容易越过原有的地理界域而远播各地，人类共享同一个“疾病库”的程度也便越发加深。在人类社会重要的传统烈性或急性传染病中，真性霍乱乃是最后一个加入世界性疫病行列的成员。尽管这场发生在嘉道之际的江南大疫在人类乃至中国的疫病史上，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个案，但它显著地体现着国际交流日趋加强的时代背景，亦为疫病国际化进程序列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自的炮声打响以后，中国人民便开始经历一段灾难深重的历史，对江南民众来说，除了西方的影响外，还遭受了更为严重的战乱。然而比起这些，霍乱这一冷面杀手显然是捷足先登了。由于这一疫病明显属于“舶来品”，因此，如果从一些通行的历史理念出发，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作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新的罪证，或者西方对中国影响日趋加深的又一例证。这些认识尽管都不无道理，但似乎都是以西方为基点而展开的。不管怎样，假如我们抛开各种既有的成说和预知的结果，回到历史本来的起点，从中国社会自身演进的角度来看待这一事件，便很容易发现，这场大疫的出现，既有一定的偶然性，同时又与对外交往频繁和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似乎是不可避免又十分自然的事。通过以上围绕这一事件的论述，我们已然看到，当时的江南社会，既不封闭，也非停滞：对外贸易持续增长，沿海和内河的航运业渐趋昌盛，人口日渐加增，由滥垦山林、早期工业化[61] 以及不断增多的生活垃圾造成的社会环境破坏正趋加剧，传统的医学和社会人士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一新的疫病做出不无成效的能动反应，如此等等。由此显现出的不仅仅是所谓传统社会的变动不居，还有江南地方社会所具有的活力和能动性。
真性霍乱主要由于工业革命的车轮滚滚而流播四海，最终又因现代医疗技术的改进和公共卫生制度的确立而逐步淡出历史舞台。在这一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同传染病恣肆相互竞逐的典型案例中，中华文明尽管不是完全无所作为，但没有做出决定性的贡献显然是无庸讳言的不争事实。但是，我们是否可以蔽于西方文明的突飞猛进和强势而忽视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变化呢？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对十八世纪以来中西文明之间的显著差异进行比较和思考，固然是必要而深具意义的，但如果这种比较和思考不能建立在实事求是地深入认识各自社会变迁本来面目的基础上，那又将会具有怎样的科学价值和实际意义呢？！
注释
[1] 参见程恺礼：《霍乱在中国（1820——1930）：传染病国际化的一面》，第750页。程还罗列了其他五家的说法，迄止年代都互有出入，不过差距不是很大。伍是其中唯一熟悉中国情况的学者，故这里仅举其一例。
[2] 上官悟尘：《霍乱与痢疾》，第3—4页。
[3] 详细的论述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55—57、209—221页。
[4] 苏州市卫生局编：《苏州市卫生志》，江苏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1页。
[5] 王业键、黄莹珏：《清中叶东南沿海粮食作物分布、粮食供需及粮价分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第七十本，第二分，1999年6月，第376—377页。
[6] 参阅拙稿：《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第110—112页。
[7] 李梦东主编：《传染病学》，第104页。
[8] 张国高：《看，江南乡村的环境！》，《大众医学》，第4卷第2期（1950年6月号），第79页。
[9] 《苏州解放前公共卫生概况》，第6页，见《苏州市志·卫生分志》（送审稿，手稿本），第2卷，第4篇，《预防》，苏州市卫生局编志组1988年。
[10] 张国高前揭文，第80页。
[11] 参阅李伯重：《明清江南肥料需求的数量分析》，《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30—38页。
[12] 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苏州市档案馆合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年——1911年）》（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91页。
[13]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357，《吴熊光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册，第11324页。
[14] 张国高前揭文，第80页。
[15] 如道光时期，江宁的梅伯言曾指出，“沿河居民，日倾粪桶污水，荡涤无从，郁积日增，病症日作。”（甘熙：《白下琐言》卷9，第10b页。）并参阅张国高前揭文第80页下半部的两幅图片和文字说明，以及根据笔者多年的生活经历。
[16] 《绍兴市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绍兴市卫生志》上海科技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页。
[17] 《无锡市地方志·卫生卷》（送审稿，油印本），无锡市卫生局卫生志编纂领导小组1987年，第3页。
[18] 可参阅：安·奥思本：《丘陵与山地：清代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与生态互动》，见刘翠溶、尹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第349—386页（原载Late Imperial China No.1，1994，pp1—50）；陈桥驿：《历史上浙江省的山地垦植于山林破坏》，《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第211—215页；罗桂环、苏俭民：《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3、59—69页；张芳：《清代南方山区的水土流失及其防治措施》，《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第50—61页。
[19] 王凤生：《浙西水利备考·序》，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第4页。
[20] 梅曾亮：《柏梘山房文集》卷10，咸丰六年刊本，第6a页。
[21] 苏州博物馆等遍：《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1—73页。
[22] 民国《嘉定县续志》卷3，《赋役志·灾异》，第1册，第224页。
[23] 比如受西方影响最深的上海到光绪年间才彻有阴沟。（葛元煦：《沪游杂记》卷1，见葛元煦等著：《沪游杂记·凇南梦影录·沪游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无锡到民国十八年时，城区尚无“完整的下水系统”。（《无锡市地方志·卫生卷》[送审稿，油印本]，第3页）
[24] 比如在常州，清道事业要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由商会创办。（《常州市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州市卫生志》，常州卫生局1989年，第283页）
[25] 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0页。
[26] 不著撰人：《杭俗怡情碎锦·扫除垃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21页。
[27] 葛元煦：《沪游杂记》卷1，见葛元煦等著：《沪游杂记·凇南梦影录·沪游梦影》，第2页。
[28] 潘曾沂：《东津馆文集》卷2，《资一药房记》，咸丰九年刊本，第12a—12b页。
[29] 傅树勤 欧阳勋译注：《陆羽茶经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
[30] 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654页。
[31] 参阅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6页。
[32] 参阅刘吾惠编著：《上海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上册，第 398—399页。
[33] 奚铮：《无锡富安乡志》卷28，《杂著》，乡镇志专辑，第22本下，第948页。
[34] 马伯英曾提出“灾难激发机制”一词，其涵义为：“古代疫病流行如此频繁复杂且危害巨大，历代医家目睹惨状不能不怦然心动，积极寻索治疗遏制之法，并创造出新的理论。”（《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99页。）以笔者的意见，就医学发展而言，灾难一词范围似嫌过宽，或许以“疫病激发机制”为名更为恰当。
[35] 参阅麦克尼尔：《瘟疫与人》，第307—321页。
[36] 见陈修园编著：《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第4册。
[37] 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温病分册》。
[38] 见陈修园编著：《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第4册。
[39] 参阅庄树藩主编：《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医药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页。
[40] 见裘庆元辑：《珍本医书集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7册，《内科类》。
[41] 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温病分册》。
[42] 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温病分册》。
[43] 参阅庄树藩主编：《中华古文献大辞典·医药卷》，第207页。
[44] 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第4册，《温病分册》。
[45] 许起：《霍乱燃墀说·自序》，第1页，《珍本医书集成·内科类》。
[46] 连文冲：《霍乱审证举要·序》，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714页。
[47] 《霍乱论》卷上，见陈修园编著：《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第4册，第2426—2433页。
[48] 曹炳章：《随息居霍乱论·提要》，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643页。
[49] 该著笔者未见，有关情况转见于陆以湉原著 朱伟常考注：《冷庐医话考注》卷3，《转筋霍乱》， 第151页。该著成书年代不详，不过从王士雄《霍乱论》并未提及这一情况看，应晚于《霍乱论》而早于《冷庐医话》，《冷庐医话》完成于咸丰八年（1858年），故该著成书时间当在道光二十年到咸丰八年间。
[50] 陆以湉原著 朱伟常考注：《冷庐医话考注》卷三，《转筋霍乱》， 第151页。
[51] 比如马伯英，见氏著：《中国医学文化史》，第599页。
[52] 章太炎：《霍乱论一章》，见徐衡之、姚若琴主编：《宋元明清名医类案》（正编），附录《章太炎先生论医集》，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1988年，下册，第1236—1237页。
[53] 徐子默：《吊脚痧方论·总论》，《陈修园医学七十二种》，第4册，第1961页。
[54] 徐子默：《吊脚痧方论·论吊脚痧与霍乱相似不同》，《陈修园医学七十二种》，第4册，第1961—1962页。
[55] 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656页。
[56] 参阅拙稿：《清人对瘟疫的认识初探——以江南为中心》，《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
[57] 汪期莲编：《瘟疫汇编》卷15，《诸方备用·逐蝇驱疫法》，道光八年刊本，第15b页。
[58] 他在该书中写道：“麻脚瘟，其症脚忽麻木，肚疼痛，吐泻交作，朝发夕死。道光元年，金陵患此者甚众，用此多有生者。”（《瘟疫汇编》卷15，《诸方备用·三物备用》，第7a页。）
[59] 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医学大成，第4册，第6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