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1 17:23:3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变更抚养权的法律依据，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再婚生育对于抚养权并不会有所影响，不过只要满足变更抚养权的条件即可对抚养权进行变更，当然双方协商一致的话是可以直接进行抚养权变更的。
【法律依据】
《婚姻法》第三十六条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
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来源：文章屋网 ）
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子女抚养权。如果协商不一致或者出现法定情形，可以起诉到法院变更抚养权。
【法律依据】
《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6条，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支持：
(1)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患严重疾病或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的；
(2)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待子女行为，或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的；
(3)十周岁以上未成年子女，愿随另一方生活，该方又有抚养能力的；
(4)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变更的。
第17条，父母双方协议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应予准许。
（来源：文章屋网 ）
最近，与我承包地相邻的一户人家，由于劳力少。不懂技术，在病虫害防治中出现了失误，梨小食心虫、梨黑星病、梨木虱发生量极大，几乎绝收，还严重影响了我的果树。我多次催促他打药，他不是推辞就是找借口，我找村干部，他们也是无可奈何。我想就类似问题讨个说法，像他这样由于自己失误已殃及周边邻居，并且造成邻居损失的，我能否要求赔偿？
读者二黑二黑读者：
你所提问题是一个如何处理好相邻关系的问题。我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给相邻方造成损害的赔偿，致害人主观上要有直接的故意或者过失。从你信中所述来看，造成你果园损失的主因是自然灾害，属于不可抗力范畴，相邻果园的所有人同为受害者之一，你们只能协商一致，共同合力抗拒自然灾害，你要求相邻方赔偿你的损失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宁夏银川市律师协会律师 李文成
汽车夜间被砸，酒店应否担责？编辑同志：
半个月前，我在一家酒店住宿时，按照工作人员的要求，将所驾驶的汽车停放在其指定的专人看管的停车场中。次日晨，我发现车窗玻璃全部被砸，车身也多处被划、毁损。而酒店在我质问之前竟然一无所知，甚至因监控摄像头已坏而无法提供砸车人、砸车时间、经过。面对我已花费的26800元维修费用，酒店却一再拒绝赔偿，理由是停车为免费服务，小车被毁是他人的违法行为所致。与住宿并无关联，故其不应当担责。请问：酒店的理由成立吗？
读者 罗丽丽罗丽丽读者：
酒店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一方面，从保管合同上看，酒店难辞其咎。你为住宿，将车开到酒店指定的停车场，交由酒店专门人员看管，与酒店之间已经形成小车保管合同关系。《合同法》第三百七十四条规定：“保管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保管是无偿的，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表面看来，酒店并没有单独收取停车费，似乎由于属无偿保管而可以免责，其实不然，酒店提供免费的车辆停放保管服务，并非是独立的服务项目，因为只有住宿才能享受该项服务，否则便不能享有，其实质是酒店出于招揽生意，为住客提供的差异化增值服务。即在你与酒店之间形成的住宿服务合同法律关系中，免费停车是住宿服务合同内容的延伸，实际上仍然属于有偿。正因为保管的有偿性，决定了小车不论出于何种原因被毁，酒店均必须先向你作出赔偿，然后由其再向砸车人追偿。另一方面，从消费合同上看，酒店同样必须担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第十一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小车最终被毁，而酒店对此一无所知，甚至无法提供相关砸车人员，表明酒店未尽职责，其服务不符合保障财产安全的要求，你因而享有赔偿请求权。
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法官 颜东岳
临时让前夫抚养孩子，抚养权该怎样变更？编辑同志
我和丈夫去年离婚，3岁的女儿判给了我。今年，我得到一个国外深造2年的机会，但是，孩子刚刚4岁，生活还不能自理，无奈之际想起了前夫。我提出希望前夫能带孩子两年，他满口答应，但要求把女儿的抚养权变更给他。可孩子只是让他抚养两年，属于请他帮忙性质，这种情况下，这抚养权该怎样变更呢？
读者 佟茹芸佟茹芸同志：
你和丈夫离婚时，取得了女儿的抚养权。这抚养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只要有利于子女的成长，只要父母双方协商一致，这抚养权随时可以变更。现在你临时让前夫抚养，说是“临时”，其实时间蛮长，整整2年时间，前夫提出变更抚养权的要求，也在情理之中。不过，这变更抚养权，得加上临时两字，否则，你国外深造回来，要拿回女儿的抚养权，就得看前夫同意不同意了，前夫不同意，你要再把女儿抚养权变更回来，只能上法院打官司，这官司能不能打赢，还很难说。为今之计，你应当同前夫就临时抚养的内容协商好，尤其是临时抚养的时间要写清楚，为2年之后接回女儿作好法律准备。
协议拟定好了，双方签字捺印，便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到公证机关对协议进行公证，或者到法院对协议进行确认，那当然更好，不进公证机关，不到法院，也没关系，不影响协议的效力。你只要把协议收好，2年之后，就可以重新取得女儿的抚养权。
湖南省会同县人民法院法官 罗新祥
从事保险是否形成劳动合同关系？编辑同志：
我于去年被某保险公司招募为保险营销员，报酬与业绩直接挂钩，报酬形式为保费佣金（返点），我与保险公司签署的《保险合同书》约定：双方基于保险合同形成委托关系，保险营销员从事约定的业务，获得保险公司支付的费报酬。去年5月，我在前往办理一笔保险业务的途中发生单方责任的交通事故。事后，我多次要求保险公司给予工伤待遇，均被保险公司拒绝。请问：从事保险是否形成劳动合同关系？
读者 陈军陈军读者：
你从事保险，并未与保险公司形成劳动合同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一百一十七条第1款规定：“保险人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佣金，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机构或者个人。”保险人包括保险机构（最常见的为银行）、个人保险人，保险营销员即是“个人保险人”。个人保险人并不加入保险公司成为其成员，其每天的工作时间、工作量由保险人自行安排和掌握，其每天的工作量化标准保险公司是不能掌握和控制的，保险公司对保险人的唯一考核指标就是保险人收取保费的数额。你与某保险公司签署了保险合同书，报酬体现为佣金（即返点、提成），你的报酬与你的业绩直接挂钩，因此，根据保险法的规定及《保险合同书》的约定，在签订合同的基础上，你除了在保险公司授权范围内拥有诸如推销保险产品、收取保险费、从保险人处收取佣金等权利外，与保险人并没有其他法律关系，因此，结合保险的特点应当认定，你们双方基于合同形成的是平等主体之问的委托关系，并非具有隶属关系主体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解决你们之间的争议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第二十一章“委托合同”的法律规定，而不适用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
依据我国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我国公民在申请变更抚养权而提起诉讼时，如果确实因经济困难没有能力委托律师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备以下条件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一)确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
(二)有充分理由证明为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需要法律帮助。
经济困难标准参照法律援助实施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
法律援助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根据有关公益福利组织或公益事宜举办者的申请，决定并提供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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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婚姻法》在第38条，新增加了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享有对子女的探望权。这一条文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这是一个很有人文意义的法律规定，对于离婚双方当事人的亲权将起着重要的保护作用，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对于这一条文在理论上怎样理解，在实践中怎样适用，都应当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对此进行探讨。
一、探望权的概念和性质
在没有修改《婚姻法》的时候，在实际生活中也是有这个权利的。夫妻离婚以后，独生子女只能由一方抚养；有两个以上的子女的父或者母，也有可能将孩子交由一方抚养；即使是对几个子女分别抚养，父或者母也有探望不归自己抚养的子女的必要；而现在的绝大多数夫妻养育的子女都是独生子女，只能将独生子女由一方抚养，另一方享有探望的权利。离婚，只能消灭配偶关系，并不能消灭血缘关系，也不能消灭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因此，不论法律是不是有明文规定，夫妻离婚后，都是要探望自己的子女的。在《婚姻法》对此没有规定时，当事人离婚要进行约定，出现争议，要进行调解或者判决，但总不是理直气壮。现在，法律正式规定了这个权利，就使它从幕后走到了前台，成为了名正言顺的法定权利。它的后果就是确定，探望子女，在一方是权利，在另一方就是义务，不履行义务的，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所谓探望权，是指夫妻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义务协助非抚养一方行使探望的权利。在原来的《婚姻法》修正草案中，这个权利不叫探望权，而是叫探视权。修正案正式通过，改为现在这个称谓。有人问为什么不叫探视权而叫探望权？这是因为在法律上，探视已经用在了对在押人犯的探望，在生活中，对在医院就医的患者的探望也叫做探视。为了避免在概念上的混淆，也不至于将对子女的探望与对在押人犯和患者的探视混为一谈，故而叫做探望权。
探望权在国外通称为探视权，它起源于英美法系，为处理离婚后父母探视子女提供了法律依据，为各国立法和法理所接受。确立探视权符合世界婚姻家庭制度发展的潮流，如《德国民法典》规定，无人身照顾权的父或母，保留与子女个人交往权，请求告知子女的个人情况权（以符合子女的利益为限），及对子女财产利益必要时承担财产照顾权之全部或一部，还规定无人身照顾权的父或母和人身照顾权人不得为任何损害子女与他人的关系或造成教育困难的事由。我国台湾地区将探视权称作会面交往权，其民法典1055条第5项规定，“法院得依请求或依职权，为未行使或负担（未成年子女监护）权利义务之一方酌定其与未成年子女全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间。但其会面交往有妨碍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请求或依职权变更之。”我国婚姻法在修订时，正式把探视权规定为非抚养子女一方父或母对子女亲权中的一项基本权利，同时规定了抚养子女的一方具有协助的义务。这个规定弥补了我国婚姻法中探视权制度的缺失，是婚姻立法上的一大进步。
规定探望权的意义在于，保证夫妻离异后非直接抚养一方能够定期与子女团聚，有利于弥合家庭解体给父母子女之间造成的感情伤害，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探望权不仅可以满足父或母对子女的关心、抚养和教育的情感需要，保持和子女的往来，及时、充分地了解子女的生活、学习情况，更好地对子女进行抚养教育，而且可以增加子女和非直接抚养方的沟通与交流，减轻子女的家庭破碎感，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我国宪法规定，子女从出生一刻起就有自己的权利，其中包括获得父爱、母爱的婚姻家庭权利，这些权利是他们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更是社会未来安定的重要因素，规定探望权有利于保护子女受关爱的权利，并对社会道德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
这个权利究竟是什么性质，究竟是监护权，还是配偶权，还是其他的什么权利？需要研究。我们认为，这个权利既不是监护权的内容，也不是配偶权的内容，而是亲权的内容。我们设定一个前提，就是被探望的对象只能是未成年的子女，因为已经成年的子女接不接受探望，完全有识别能力，可以自己做出决定，只有未成年子女才是被动地接受探望。这个前提是成立的，那么，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就是亲权，是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和财产照护权。探望权就是亲权这种身份权中的具体内容，是亲权的支分身份权，即亲权的具体内容。这种权利不可能是监护权，因为没有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既然没有直接抚养，当然就没有监护权。同样，它也不会是配偶权的内容，因为这是对子女的权利，不是对配偶的权利，况且享有探望权的人的配偶关系已经消灭，所以探望权不能成为配偶权的内容。
身份权都是法定权利。夫妻离婚后，基于婚姻关系的各种身份权、财产权归于消灭，但是离婚并不能消灭父母和子女间的身份关系。父母离婚后，子女还是父母的子女，父母和子女的身份关系并没有改变。父母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不仅是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也是非抚养方对子女的探望权的法律基础。只要父母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存在，探望权就是非抚养子女一方的法定权利，非有法定理由不得予以限制或剥夺。因此，在离婚的当事人之间，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对探望权怎样行使，进行约定，并且应当遵守协议，不得违反。正如《婚姻法》第38条第2款规定的那样：“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当事人在协议离婚，或者在判决离婚时，应当在这个问题上协商出一致的协议，约定好探望的时间、地点、次数等等。如果在协议离婚或者在诉讼离婚中，对此协商不成的，则应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约定探望权内容的协议是什么性质，也值得研究。按照一般的道理，应当是合同性质。但是，在婚姻关系上，更多的人反对将关于人身关系的协议称之为合同，例如结婚，既然是双方自愿结为夫妻，共同生活，为什么不能把缔结婚姻关系的协议就叫做结婚的合同或者契约呢？道理明确，不一定就在使用上没有障碍。其中的原因，不能说得太清楚。这种约定探望权内容的协议，大概也是这样。一方违反协议造成对方精神损害的，要承担赔偿责任，就顺理成章，认定为契约或者合同，对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倒是有了障碍了，因为不能基于合同关系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二、探望权的主体及其权利行使的方式
一、离婚案件缺席审理增多的原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流动性加大,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涌入城市务工,导致夫妻双方长期分居,这种情形日益增多,使很多夫妻常年聚少离多,严重的影响了夫妻感情。一旦双方感情出现裂痕,一方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由于其往往不能准确提供对方的详细地址,使得法院常常很难通知被告应诉。在这种情况下,法院通过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的,往往只能采用公告送达方式送达应诉通知书和开庭传票。
此外,有的当事人缺乏家庭责任感,对婚姻无所谓,常常行踪不定,表现为不辞而别,独来独往,另一方很难把握其行踪;还有一种当事人是恶意缺席,故意规避法律,不愿承担不利后果,如不想离婚,不想抚育小孩或不想让对方获得财产之利益。故意不到庭,造成对方当事人举证困难,人为增加法官判决离婚难度;还有的拖延诉讼,迫使对方当事人让步。
二、离婚案件缺席审理的弊端
1、双方感情是否破裂难以查明。在缺席审理时,由于被告未到庭,给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质证程序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审判中,法官主要看原告的举证,不能通过听取双方的陈述、辩论并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来判断双方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有时原告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往往夸大其词,甚至杜撰一些不实的事实来证明夫妻感情不和,法官仅凭原告的陈述及其提供的证据确实难以判断双方的夫妻感情是否破裂。
2、财产及债权债务状况难以查明。原告在庭审中提供的财产情况,可能有遗漏,因为对被告在下落不明期间所得的财产,原告不知情,亦无法查清,更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在这种情况下,财产的分割仅局限于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所得的财产和被告下落不明期间原告所得的财产;同时还可能存在虚假,因为原告为了达到多得财产的目的,也有可能隐瞒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这种情形如果涉及的财产多、数额大,缺席判决后,一旦被告重新出现,新的财产分割纷争必起无疑。同时,因为被告未出庭参加诉讼,对夫妻间的共同债权、债务亦无法查清。在共同债务问题未查清的情况下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有可能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3、子女抚养问题难。缺席审理时,夫妻双方不能就子女跟谁生活及抚养费的承担等问题进行协商。当原告不同意抚养子女,对被告公告送达缺席审理时,若判决由原告抚养,而被告又下落不明,对原告来说是不轻的负担,且对原告不公平;若判决由被告抚养,而其又下落不明,子女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的保护,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
三、离婚案件缺席审理应注意的问题
1、依法通知被告应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起诉或者答辩时向人民法院提供自己准确的送达地址、收件人、电话号码等其他联系方式,并签名或者捺印确认”。第十条规定“因当事人自己提供的送达地址不准确,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或者当事人拒不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而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当事人实际接收的,按下列方式处理:(一)邮寄送达的,以邮件回执上注明的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二)直接送达的,送达人当场在送达回证上注明情况之日视为送达之日。上述内容,人民法院应当在原告起诉和被告答辨时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告知当事人”。对恶意缺席的被告,法院可以依法要求其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然后向其邮寄送达诉讼文书,其签收与否不影响送达的法律效力。对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若用《民诉法》规定的其它送达方式均无法送达的,采用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2、对一方以下落不明起诉离婚的案件,要把查明对方当事人是否确属下落不明作为案件审理的重点,因为查清该事实是确定案件能否适用缺席判决的关键。诉讼中对原告提交的证明被告下落不明的证据,因无法质证,不能直接作为定案依据。审判人员应根据这类案件的特殊性,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除调查核实原告提供的证据外,还应当调查下落不明一方当事人的近亲属,因为一方当事人若非下落不明,其一定会和近亲属保持联系。如果其近亲属也不知道其下落,那么结合原告方提供的证据,可认定被告下落不明。在程序上应尽可能保证下落不明一方当事人多渠道获取通知其参加诉讼的信息,在发出公告的同时,应在下落不明一方当事人直系亲属住所地张贴公告,防止原告采用欺诈手段,骗取法院适用缺席审理。
3、认真审查原告方提供的证据材料。由于离婚案件不同于一般案件,离婚纠纷除涉及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关系外,还涉及婚姻家庭的稳定,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婚姻关系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在审理涉及一方下落不明的离婚案件时,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要认真细致地进行审查。特别是涉及到夫妻感情破裂的证人证言,应该通知出具证言的证人出庭作证,并核实其证言的真实性。对共同财产、共同债权债务,最好通过当地基层组织调查核实,在无法查清时,应暂不处理共同财产、债权债务问题,待下落不明一方当事人出现后再行处理,充分保障下落不明一方当事人的诉权。同时,加强与下落不明一方当事人亲属的沟通,尽量减少日后可能出现的缠诉。对被告恶意缺席的离婚案件,审判人员要耐心做被告的思想工作,争取让被告到庭参加诉讼。对被告明确表示不到庭参加诉讼的,应要求被告出具对婚姻、财产分割及孩子抚养的书面意见或将其意见记入笔录,或采取就地调解或到案发地开庭等措施,解决被告不到庭参加诉讼的问题。
一、瑞典儿童保护与教育的国家机制
1、政府部门承担儿童权益保护与教育的主体责任。瑞典内阁政府在多个部门中设立专门负责儿童事务的机构，承担着儿童权益保护与教育的主体责任，其中主要部门包括司法部、卫生社会部、教育研究部、文化部、财政部、国家反歧视委员会等。司法部主管司法行政，包括起草瑞典的各项法案，与儿童事务相关的法案，如家庭法、社会法、教育法等，均由司法部起草。卫生社会部主要负责家庭政策、儿童权利、残疾人权利、医药和退休金等事务。下设社会保险署、儿童代表署和国家青少年问题群体管理署等部门，其中社会保险署向公众提供保险和各类补贴的服务；儿童代表署在瑞典代表儿童利益参与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监督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在瑞典的实施；国家青少年问题群体管理署负责酗酒、吸毒等问题青少年的管理，对他们进行矫治与教育。教育研究部部长由副首相担任，主要负责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以及青年事务。下设教育署、学校改进署、特殊教育署、民族教育署、青年事务署五个署。国家反歧视委员会（平等监察署）旨在推动所有人有同等价值和权利，主要职责是提出立法建议，研究、传播法律，受理反歧视投诉并调查和处理。目前反歧视的重点是性别、种族、、残疾、性取向、年龄等七个领域。文化部基于媒体对儿童教育的影响于2011年1月设立了国家媒体署，该署的主要职责是引导儿童和青年人正确使用媒体，审查并决定电影分级，主要服务对象是儿童和儿童工作者。财政部主要职责是依据瑞典预算法，参照瑞典12个部下属各署上报的预算，提出预算提案，提交国会审议通过；同时审计各个署预算执行情况。
2、议会建立了儿童权利保护的监督机制。瑞典新宪法规定了议会监察专员制度，议会选举产生四位监察专员具体行使监督职能，监察专员任期四年，其中一位是儿童监察专员，专门负责儿童事务，代表议会监督儿童权利是否依法得到保护。儿童监察专员的工作职责包括：受理公众投诉，所有人包括儿童均可通过网络、寄信等各种方式投诉，但匿名投诉不受理；登记公众投诉，接到投诉后，由监察专员下设的行政部门进行登记；开展调查，儿童监察专员调查情况可以把相关机构和人员请进来，也可以走出去了解情况。儿童监察专员采取的处理措施包括对有关机关和人员提出建议，对有关人员提出批评和警告，对的人员提讼，对发现的法律漏洞提出修改建议。
3、非政府组织在儿童权利保护机制中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在瑞典，儿童保护不仅是政府的责任，社会各界特别是一些非政府组织也积极致力于儿童保护事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瑞典拯救儿童组织、瑞典儿童社会权利委员会。瑞典拯救儿童组织成立于1919年，是瑞典拯救儿童权益方面最大的组织。主要工作是关注和解决一些突出的儿童问题，如近年的难民儿童问题；还针对瑞典执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状况定期提交附加（影子）报告。该组织的资金主要来自政府、公司和私人捐赠，三者基本各占1／3。瑞典儿童社会权利委员会成立于1999年，全国共有专职人员80人，志愿者700人。主要工作是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为受虐儿童提供心理咨询等服务。值得一提的是，为有效保护儿童权益，该机构与儿童的所有往来联系均采取匿名方式。该组织的经费10％由国家提供，其他渠道占90％。2010年该机构共接听孩子电话126000次。
二、瑞典儿童保护与教育的政策法律
瑞典没有儿童权益保护的专门法律，但在家庭法、社会法、教育法、儿童代表法、反歧视法等法律中涉及到相关内容。这些法律规范成为儿童权益保障政策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
1、儿童、家庭福利制度完善。瑞典建立了一整套兼顾普遍性和高水平的儿童、家庭福利制度，使有子女家庭与无子女家庭保持基本相当的生活水准，利于双亲平衡好工作与家庭。具体而言，儿童和家庭福利政策覆盖到儿童的生育、抚育、看病、医药等多个方面，主要包括父母津贴、儿童补贴、抚养补贴、住房补贴、领养孩子的补贴、孩子生病残疾的补贴、儿童抚养津贴等。父母津贴包括母亲怀孕津贴、父母产假津贴、父母临时津贴等，旨在补贴资助符合条件的父母和家庭，最终达到保护儿童的目的。儿童补贴是16岁以下子女享有的补贴，旨在消除有子女与无子女家庭间的差别，目前的津贴标准是每月每个子女1050瑞典克朗，至子女16岁时止，多子女家庭可领取大家庭补贴。抚养补贴指婚姻或同居关系破裂时，若不抚养子女的一方无能力支付或不支付抚养费，由社会保障部门先行支付的补贴，该补贴旨在确保单亲家庭的子女过上与双亲家庭子女同样稳定和正常的生活。住房补贴是经济困难的单亲母亲或父亲依法领取的补贴，支付数额取决于子女数量与家庭收入等，旨在让经济困难的家庭有足够的住房面积。
2、儿童教育体系完备。瑞典建立了从幼儿园到老人的全程教育体系。该体系包括学期教育、义务教育、义务后教育三个阶段。瑞典秉持传授知识与能力、公民意识培养并重的理念，这样的教育不仅为瑞典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力资本，还为社会和谐提供了社会资本。在瑞典，对儿童的教育主要由学校负责，家庭教育是儿童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62年起，瑞典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一般情况下，孩子1－5岁接受托幼一体的学前教育，6岁上学前班，7－16岁阶段接受9年义务教育，17－19岁接受三年高中教育。目前公民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全部免费。瑞典学前教育的重点是儿童保育和教育，使幼儿得到全面发展，托儿所（幼儿园）在瑞典的福利系统中非常重要。在义务教育阶段，瑞典非常重视平等问题，所有孩子不论穷富都进入同样的教育系统，尽量避免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教育资源的不平等，每所学校要确保对所有的学生都一视同仁，不论其性别、种族或民族出身，宗教或其他信仰，性取向或残疾。高中教育在瑞典被视为整个教育系列中的关键环节，因为它在终身教育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使学生在义务教育基础上继续学业，为今后接受高等教育、从事职业和当一名合格公民做好准备，所有孩子都可以进入高中学习。
3、儿童监护制度健全。瑞典家庭法确立了健全的儿童监护制度。关于儿童的监护人，根据瑞典家庭法，父母双方是子女的法定监护人。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必须有监护人，监护人对未成年子女有抚养和教育的义务和责任。父母双方结婚的由夫妻进行共同抚养；如果父母没有结婚，孩子的抚养权则属于母亲。夫妻双方离婚的，如子女未成年，夫妻双方仍应当共同承担抚养义务。夫妻离婚时，由卫生社会部的家庭顾问帮助促进双方自行达成协议，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可以到法院。法院会尽力促使双方和解，不能和解的将做出判决。法院解决子女抚养问题须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并注意了解和考虑孩子的意愿。如果法院认为父母有虐待、遗弃等行为可能会伤害子女，有权将孩子暂时交给寄养家庭抚养，寄养家庭由社会部负责遴选。夫妻离婚后不与子女生活的一方有探视子女的权利，但必须征求子女的意见，另一方父母有协助的义务。父母必须根据孩子需要和自身经济状况支付孩子抚养费，直至孩子满18岁或者进入义务学校或者综合高中时止。如果离婚后一方父母不支付抚养费或者支付数额达不到协议或判决的标准，可向社会保障部门为孩子申请抚养补贴，由社会保障部门先行支付后向不支付的一方父母追索。关于监护权的变更，分为双方协议变更和一方要求变更。如果父母双方达成变更孩子监护权的一致意见，应当向社会福利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社会福利委员会批准与否取决于此申请是否符合孩子的最大利益。父亲或母亲一方要求变更孩子的监护权，必须到法院，法院会权衡孩子利益以及孩子自身的愿望做出裁决。未征得监护人同意擅自带走或滞留孩子的，监护人可以向地方法院请求将孩子送回。
三、瑞典儿童保护与教育工作特点
1、理念先进。在瑞典，“儿童最大利益”的理念得到广泛认同，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及涉及儿童的所有事务，均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这一理念在儿童福利、儿童教育及儿童监护等制度中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在家庭法、社会法、教育法等法律中得到充分表达。如瑞典卫生社会部专设儿童代表委员会（署），以了解、反映儿童的诉求。瑞典明确将儿童福利定位于普遍性儿童福利制度，儿童每月享受儿童津贴；瑞典通过资助家庭，为有儿童的家庭提供母亲怀孕津贴、抚养补贴、住房补贴等多种政策支持，使子女享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夫妻离婚解决子女抚养问题时，法院首先考虑的因素是未成年子女的意愿和利益，等等。
2、机制健全。瑞典将保护和照顾儿童视为国家责任、社会责任，并建立了政府主导，多机构协作的国家机制。首先，瑞典实施三级政府管理，国家、省政府、市政府构成三个纵向管理系统。每个系统有相对明确的分工和相对独立的运行方式，中央政府负责道路、铁路、航空、法院、大学；省政府负责医疗保险、牙医保险、公共交通、制定地区计划等工作；市政府负责社会服务、学校、孩子照管、环境、保护、紧急事件服务、老人看护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工作。各级政府任务明确，工作相对独立，高效运行。其次，瑞典儿童保护工作大多是以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多机构参与的方式开展，充分调动社会各种资源共同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政策的贯彻执行力度。以瑞典性别平等工作推进方式为例，1980年国家颁布《平等机会法》，中央政府成立性别平等部。因性别平等与所有的部门和机构都有交叉关系，故同时在各部委设性别平等处，由专人负责监督其分管机构执行平等机会法；在各省行政部门聘请性别平等问题专家参与性别平等的培训和推进工作；教育研究部在小学、中学和高中开展性别平等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国家平等检察署接受性别不平等、种族歧视等方面的投诉和调查工作；NGO组织以独立身份进行调查。多部门、多机构的参与和合作，自上而下，左右交叉的工作网络使得瑞典性别平等工作得到快速推进，并成为世界上性别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目前，女性就业率达74％，女性参政率45％，大学本科生中女性达65％。
3、体系完善。儿童保护体系完善。瑞典的儿童保护体系从内容上看，包括了生活、学习、照料、住房、看病、护理、伤害等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方方面面；从时间上看，包括了孕育、出生、婴幼儿、儿童、青少年阶段。瑞典儿童保护体系具有内容广泛，保护项目细致、具体、易操作等特点。目前，瑞典儿童保护体系大致涵盖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家庭基本生活保障、儿童权益保障三方面。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包括儿童补贴、领养补贴、残疾儿童护理补贴、儿童抚恤金、教育补贴等；家庭基本生活保障包括父母保险（父母补贴、临时性父母补贴、怀孕补贴）、老年生活补贴等；儿童权益保障主要针对不良环境、家庭的儿童权利保护，凡家长有酗酒、吸毒等不良嗜好或存在家庭暴力等问题，政府将采取强制抚养措施将儿童保护起来。儿童教育体系完善。与瑞典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瑞典建立了从幼儿园到老人的全程教育体系，该体系包括学期教育、义务教育、义务后教育三个阶段。值得一提的是，瑞典重视早期教育，将学前教育完全纳入教育体系当中，由教育部门统一规划和实施。
4、形式灵活。儿童保护服务提供方式大致分为三类，即政府直接提供服务、政府购买服务、政府委托NGO和私立机构承办。公民在选择服务时可自由选择，如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可根据家长的意愿到公立学校或私立学校就读。如果上私立学校，市政府将教育经费按照学生人数下拨到私立学校。医疗服务也是如此，自2001年起公民可在全国范围内的任何其他地方获得与所在省同等的健康医疗保障。政府鼓励多种形式的服务，一方面希望通过竞争提高服务质量；另一方面，多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提供服务也可减少政府机构的人员配备。如国家教育部青年署仅有75名工作人员，每年国家预算加各种项目经费约有10亿瑞典克朗。因此，大量工作是以项目的形式与NGO组织、省市一些机构和部门、高校等研究机构进行合作完成。教育形式与内容灵活多样，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有机融合。瑞典存在着相当比例的私立或者非政府举办的学校，它们接受政府拨款，按照国家教育大纲实施教学，但是可以贯彻自己的办学理念。同时，政府也在鼓励特色学校的发展，多样化教育形式的存在为儿童和家长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在学校教育之外，瑞典有多个机构和社会组织关注和支持青少年的教育或者关注儿童权利，如国家媒体委员会、国家青年事务理事会、儿童代表署，以及拯救儿童和儿童救助会等非政府组织，它们分别从不同方面关注青少年的受教育权利，为儿童提供法律、心理帮助和咨询，为家长提供教育支持等等，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社会教育网络和家庭教育的支持系统。隶属于社会部的国家青少年问题群体管理署，则承担着类似于我国工读学校以及少管所等机构所承担的对不良青少年的教育和矫治功能，但其职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管理和教育更为专业。
四、启示与建议
启示之一，家庭政策的完善和社会管理制度的创新，应当成为今后我国推进改革、促进科学发展的重要方面。重视家庭、以家庭为核心是我国文化的悠久传统，但是对比瑞典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特别是贯彻促进工作与家庭平衡的一系列家庭福利政策，以及家庭法等法律制度，目前我国尚缺乏完善、系统的，以促进家庭和谐、支持家庭维系与发展为目标的法律与政策措施。关注家庭，重视家庭工作，加强对家庭的支持，在社会管理中形成以政府综合职能部门为核心，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的合作机制，可以作为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一种选择路径。
启示之二，政府职能应当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断调整完善。瑞典政府的职能相对简单，社会福利、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是政府职能的重要方面。政府机构的设置很多以落实理念、解决问题为宗旨，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不断面临新的社会问题，如果能够围绕社会管理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调整政府的机构与职能设置，围绕重要问题，推进不同部门、机构之间的整合与重构，将更有利于应对新的矛盾与问题。
启示之三，家庭教育的立法应当更加注重对现有资源的整合，通过支持与引导促进家庭教育的发展。法律制度的建立都有各自的背景与传统，根据我国的现实状况，在相对缺乏相应支持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制定家庭教育法整合和创设相应的制度还是十分必要的。家庭教育的立法思路应当以机制创设与制度整合为手段；以促进政府、社会关注家庭教育、加大相应的经费与资源投入，促进家庭和谐、教育发展为目的，有必要考虑将法律调整的范围延伸到对家庭的支持与引导方面，成为健全家庭政策的组成部分。法律的名称也可以考虑确定为《家庭教育促进法》。
综上所述，就目前促进中国儿童保护和教育工作的发展提出具体建议如下：
1、重视学前教育，明确0—3岁儿童早期教育的主管部门。学前教育对促进儿童发展、社会公平具有重要的价值，加快学前教育发展，要在体制、机制上有所突破。目前，我国0－3岁儿童早期教育是多部门分头在做工作，没有牵头负责部门，早教机构教育质量参差不齐，早教市场混乱，建议国家明确0－3岁儿童早期教育的牵头部门，形成部门负责、其他相关部门和组织配合的工作机制，以促进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
2、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改革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针对目前一些特殊家庭疏于教育、无力管护，导致子女成长环境恶劣的问题，近期国务院颁布的新一轮中国儿童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要建立完善儿童监护监督制度，除应设立和完善父母监护权的中止、消灭制度以外，要逐步建立以家庭监护为主体，以社区、学校等有关单位和人员监督为保障，以国家监护为补充的监护制度，建议切实采取措施加以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