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1 17:23:5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微观经济学亏损时的决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实验教学方法经济学风险偏好一、引言
经济学是高等院校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学习并掌握经济学原理对于学生认识现实世界和解释经济现象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由于经济学理论较为客观抽象，其内涵难以被学生深刻理解，如何利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述经济学原理是教学过程中面临的难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被视为建立在演绎和推理方法基础之上的思辨性哲学，而不是在可控实验室中进行检测的实验性科学，导致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难以有效提升。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发表了开创性论文“竞争性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之后致力于实验经济学领域的探索，建立了用于经验经济分析尤其是可变换市场机制的实验室测试方法，并将其作为一种工具应用于经济分析中。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弗农・史密斯，标志着实验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已步入主流经济学的舞台。从课程讲授角度来说，实验经济学的出现为经济学的教学开拓了新的模式，是激发学生利用经济学原理思考周围世界的一种有效方法。
一般地，实验经济学是在挑选的受试对象参与下，按照一定规则以仿真方法创造与实际经济相似的实验室环境，不断改变实验参数，对得到的实验数据分析整理加工，用以检验已有的经济理论及其前提假设、发现新的理论、或者为一些决策提供理论分析，所做的实验具有可控制性和可重复性。基于实验经济学的教学方法，能够吸引学生积极参与到经济学的探索和研究中来，在深化理论学习的基础上举一反三。事实上，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很多美国大学早已将经济学实验列为经济学本科教学内容，以参与式的经济学实验教学作为传统授课式教学的补充。在我国，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也先后成立了经济学实验室，实验教学方法开始付诸实践。尽管实验教学方法逐步应用于经济学课堂，但详细阐述一项经济学实验过程的文献较少。本文将以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风险偏好”实验为例，对此项经济学实验的目的、设计和结果讨论加以分析，为实验教学方法在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提供一个借鉴。
二、“风险偏好”实验的目的
按照消费者行为理论，人们在面对风险进行投资决策时，不同行为者对风险的态度是存在差异的。根据投资主体对待风险的偏好态度，将其分为风险回避者、风险追求者和风险中立者。如果面临确定收入和具有相同期望值的风险性收入两种选择，风险规避者更偏好确定性收入；对于风险中立者来说，二者是无差异的；而在风险偏好者看来，即使风险性收入的期望值小于确定性收入，也可能会选择风险性收入。传统经济学教科书假定，多数理性经济人属于风险规避者，但现实真的是这样吗？行为经济学摒弃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理性人的假设”，认为不同类型的主体对待风险的态度是有差别的，而且处于不同的环境下，风险偏好可能会发生逆转。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投资问题，最为典型的就是股票买卖。当股市存在大量机会时，有些人愿意冒风险大胆投入，有些人则会相对保守；同样，当股市大幅下跌时，有些人会果断止损，而有些人则会继续持有等待机会。上面列举的不同选择，都源自人们对风险的不同偏好。了解一个人对待风险的态度，将有助于认识和解释个体行为决策的原因。而在经济学课堂教学中利用实验方法分析风险偏好，一方面能够帮助同学理解现实投资决策中出现的传统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实验过程的参与让同学切实地认识到自己的风险偏好类型，从而激发经济学研究的兴趣。
风险偏好实验的根本目的在于验证以下三个观点：第一，尽管大多数人都是风险规避的，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人们却会做出风险偏好的选择；第二，对风险持同一态度的主体间（例如，均属于风险厌恶者）也存在差异，即风险偏好和厌恶的程度各不相同；第三，周围的环境特别是他人的选择会对行为主体产生影响，使其风险偏好程度发生变化。
三、“风险偏好”实验的设计
“风险偏好”实验分为两个阶段：热身实验和分组实验。通过热身实验，检验观点一，即不同条件下风险偏好不同；分组实验证明观点二和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选择模拟股票交易市场的经济实验室，以便将学生们带入情境，让他们真正以决策者的身份参与实验。各小组成员视情况进行人员分工，主要角色有决策者和记录员。
（一）热身实验
假定参与实验的班级共33人，在将同学们进行分组之前，为调动全员参与的气氛，由老师作为主持者，同时挑选5名学生辅助老师充当记录员的角色，首先集体进行一个热身实验：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假定参与实验者是一个有责任心的投资人，现在需要对一个项目做出投资决策，我们已经知道选择该项目可能有两种结果：A.你一定能赚10000元；B.你有80%可能赚20000元，20%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
在此种假设条件下，实验者会作出什么选择呢？选择A、B的同学分别举手，尽量使每个同学都参与进来，不允许弃权，统计人员按选项分别统计人数并记录。
如果参与人身份不改变，投资项目也不改变，但是学生们要被告知结果发生改变，投资项目的两个可能分别为：A.你一定会赔10000元；B.你有80%可能赔20000元，20%可能不赔钱。
同样，让每个参与实验者做出自己的选择，统计人员进行结果统计并做好记录。经过统计分析之后，老师大致可以判断出学生风险偏好的倾向。具体地，第一个实验中选择A的同时偏好确定性盈利，选择B的同学则偏好不确定性盈利，实验结果可能是多数参与者选择A，说明多数人处于收益状态时，往往是小心翼翼、厌恶风险的，害怕自己失去已有的利润。第二个实验中，选择A意味着偏好确定性亏损，选择B则代表偏好不确定性亏损，实验结果可能是只有少数人愿意接受确定性损失，大部分人愿意选择风险性较大的B。也就是说，处于亏损状态时，多数人会极不甘心，宁愿承受更大的风险赌一把，以追求更小的损失。
通过上述两个实验，可以完成后面分组实验中的成员分组问题。在两次选择中，能够根据结果区分出三类行为个体：（1）都选择A；（2）都选择B；（3）一题选A一题选B。根据结果，三类人群分别代表着风险规避、风险偏好和风险中性。将每一类同学进行大致的平均分配，进入到分组实验的三个小组中，保证每个小组中有11人。分组的原则是：每个小组中都存在不同风险偏好类型的学生，差异越明显越好，以便于进行对比实验。
经过简单的热身实验后，同学们对“风险偏好”实验的好奇心和参与热情会大大提高。进一步开始进行分组实验，33个同学均分为3个小组，每组11人，指定1人为记录员，其他10人为实验决策的行为主体。三个小组分别位于教室的三个方向，中间为老师统一组织实验的进行。在每进行一个小组实验时，参与的同学除了做出决策外还要进行相关的记录，这里的记录并不是像记录员一样记录每个决策者的决策行为，而是记录自己做出决策行为时的内心变化，以及对其他决策者决策时的内心反应。实验参与者的记录作为实验课的笔记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课堂笔记，因为融入了更多的自身对于风险偏好的认识和理解。在每一组实验结束后，还要设置针对实验的提问、讨论与讲解环节，期间多鼓励学生发言提出问题，与普通讲授式的教学模式不同，基于实验过程的参与式教学将会给学生们自身带来更多的体验，无论是对实验的各个环节，还是对风险偏好理论，都会有更为深刻的感触和理解。
（二）分组实验
分组实验将对三个小组成员分别进行两组实验：同时决策和有序决策。同时决策的实验中，每位参与者都被分给10000股现价为7元的A股票，其中5000股以6.5元买入，另外的5000股以6.8元买入。有序决策的实验中，给每个同学分配现价为10.5元的10000股B股票，5000股以10.1元买入，5000股以10.6元买入。为了保证学生对所持有股票的真实感和可控制感，每人发十张卡片，每张卡片代表1000股，同时记录着买入价。
准备工作就绪后，分组实验开始进行。老师给出五次价格，一定要保证每次出价的秘密性，除老师之外的任何学生都不知道具体价格。每次出价后，学生自行决定是否要将自己手中的股票卖出和具体成交量，且规定只允许卖股票而不允许再次买股票。在同时决策阶段，每个参与者同时给出自己的决策，即在老师宣布股票价格后马上拿出相应数目的卡片做交易，记录员做相应的记录；在有序决策阶段，每位参与者按照座位顺序依次做出决定，要保证每个参与者掌握之前所有决策者的决定，以此来考察对风险偏好态度会不会受到不同行为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
表1分别给出了同时决策和有序决策的实验记录卡片：同时决策阶段，老师给出的五次价格分别为7.2元、7.5元、6.8元、6.5元、6元；有序决策阶段，五次出价分别为11、11.5、10.6、10.1、9。为了让学生感觉到是在进行两次实验，所以两阶段的买入价和卖出价完全不同。但实际上，两阶段实验的价格走势是一致的，都为先上升后下降，这样有利于将两阶段情况进行对比，考察有序决策情况下，参与者受到其他同学影响，是如何改变自身卖出决定和成交量的。
四、“风险偏好”实验的结果及讨论
在两组实验的过程中，同学们表现出了极大地参与热情，认真地按照实验步骤和实验要求进行操作，保证了此次实验的质量和结论可靠性。下面，将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讨论。
（一）热身实验
通过热身实验，我们发现：面对确定性收益和风险性收益，大多数同学都会选择确定性盈利，与行为经济学中前景理论的“确定效应”相符；而在面对确定性损失和“赌一把”之间，大多数同学偏向于“赌一把”，即前景理论中的“反射效应”。很显然，传统经济学教科书所描述的“理性人假设”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成立的。
我们还发现，一些在热身实验的第一个环节中表现出对风险偏好，即选择获益更多的不确定性收益的个体，第二个实验却选择了确定性损失选项，并不愿意冒更大的风险去赔更多的钱；同时，部分在第一个环节表现出风险厌恶的个体，在第二个环节做出了风险偏好的选择。
显然，热身实验证实了观点一，即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并不是固定的，虽然多数人是风险规避者，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人们反而会追逐风险。
（二）分组实验
先考虑同时决策阶段。第一次老师给出的价格7.2元高于买入价，不同的行为主体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决策：一部分同学选择抛售全部股票或是部分股票，属于“见好就收”的偏风险规避者；另一部分同学可能预期股价还会上涨，所以继续持仓，这些同学具有一定的风险偏好倾向。当老师第二次给出了更高的报价后，仍保持满仓的同学明显减少，大部分参与者选择抛售一部分或是全部股票，说明多数人偏向于“确定性收入”。后三次股票报价逐渐降低，当第三次出价6.8元时，仍然持仓的同学抛售的股票数目很少，他们认为这只是短期震荡，股价还会上扬。但是，当第四次报价进一步下滑，甚至低于买入价时，一些参与者大量抛售股票以“止损”。当第五次给出的价格只有6元时，仍然选择持仓的决策者很少，这部分同学的风险偏好倾向最为强烈。
再分析有序决策阶段的情形。在有序决策的实验中，出现了许多有趣的现象，比如，顺序排在后面的参与者发现前面的同学在股价为11.5元时做出清仓决策后，对自己的股票是否还要大量持有产生了明显的迟疑，甚至会向先决策同学询问缘由，进而可能会改变最初的决定。还有的一部分同学发现后决策者大部分做出和自己不同的选择后，会影响到下一轮决策。与同时决策相比，有序决策条件下同学们的股票持有决定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掌握了其他参与者的持有信息导致的。
经过分组实验的同时决策，能够验证观点二，即对风险持同一态度的主体之间其程度也存在着一定差异，有些同学风险偏好程度较强，有些则较弱。而有序决策实验恰恰证实了观点三，即周围的环境会对行为主体产生影响，使其风险偏好程度发生改变。
五、结论与建议
一直以来，由于受到传统教学模式和方法的限制，经济学的教学效果始终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提升。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兴起，这种状况有望得到根本性的改观。本文以经济学的风险偏好原理为例，通过实验目的、实验设计与实验结果的阐述，探究了实验教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过程。在实验准备和进行中，学生较为容易地掌握了实验规则，能够严肃认真地完成每一个步骤，积极参与到实验中来，愿意作为行为个体亲自在实验中发现和检验经济学原理，而不是被动地学习理论知识。从信息反馈来看，参与式的实验型教学模式让同学们感受到了经济学的魅力和学习经济学的乐趣，在更加牢固地掌握课本知识的同时，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对经济学的研究热情，取得了远比传统课堂传授式教学更好的效果。
尽管目前一些国内高校开始意识到实验经济学的重要性，并且已经尝试建立不同类型的经济学实验室，但是如何在经济学课程中深入推进实验教学改革，尚需进一步探讨和实践。一方面，众多高校应该不断加强经济学实验室的建设，保障完备的教学实验设施，完善实验教学内容的研究、开发和实施工作；另一方面，不能让经济学实验教学仅仅流于形式，切实以学生的需求为本，紧跟实验经济学领域的前沿内容，将最先进的实验教学思想、理念和方法应用到经济学教学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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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鸿桢.实验经济学导论[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关键词：季节性商品 会计利润 经济利润 机会成本
对季节性商品而言，每年的销售旺季一般只有1-2个季度。这样，商家经常会面对季节性商品何时销售的决策问题。例如，某商场的羽绒服专柜在回春转暖之际还剩羽绒服150件未能售出。该羽绒服当时的进价为200元/件，相关的进货费用为20元/件，商场旺季销售价格为500元/件。这时，商场销售部门认为：若以360元/件的价格出售，估计可将剩余的羽绒服全部售出；若库存至明年初冬，估计售出价格可以升至400元/件，但还需支付库存费用10元/件。销售部门此刻面临着是立即降价出售(方案A)，还是库存到旺季再售(方案B)的抉择。若商场预期的资本报酬率为20%。那么，对这些季节性滞留商品如何决策才对商场比较有利呢？
会计利润与经济利润
会计利润 (Accounting Profit，简称AP)是建立在公认会计原则的基础上，遵循权责发生制原则和稳健性原则，将销售收入减去相应的成本费用后的余额确认为其计算的结果。会计利润仅扣除债务利息，而没有扣除权益资本成本。
经济利润 (Economic Profit，简称EP)的对称是会计利润。经济利润是扣除了所有资本成本后的利润，它也可以理解为是在会计利润AP的基础上减去机会成本 (Opportunity Cost，简称OC)后的余额。
通常，在分析上述问题时，人们习惯以会计利润为基础，而非经济利润。
若以上述问题为例，A、B两方案的会计利润为：
APA=销售收入-营业成本=150×360-150×(200+20)=21000(元)；
APB=150×(400-10)-150×(200+20)=25500(元)。
此处需说明的是，库存到下年旺季再售，其资金占用时间只有3个季度，若按单利计算，此时贴现率应为15%，而不是20%。这样，若基于会计利润的计算结果，商场会选择方案B。但是，我们认为对于上述互斥方案A、B的决策分析，更科学的方法应以经济利润为基础。由经济利润的概念可知：
经济利润(EP)＝会计利润(AP)－机会成本(OC) (式2-1)
若式2-1的计算结果为正数，说明企业获得了经济利润；若为负数，说明企业蒙受了经济亏损 。此处的机会成本不是实际的货币开支，而是指“由于选择了某项业务而放弃了除此项业务之外的最好的业务的损失 ”。上述羽绒服过季滞留的决策问题，不论选择方案A或方案B都存在机会成本OC，即：
OCA=(400-10-360)×150/1.15＝3913(元)；OCB=360×150×15%＝8100(元)。
根据式2-1，两方案的经济利润EP分别计算如下：
EPA=21000-3913=17087(元)；EPB=25500-8100=17400(元)。
然而，上述计算的经济利润是两个不同时点上的结果，为便于比较，以现在为基准时点，则方案B的经济利润为15130元(17400/1.15)。显然，方案A的经济利润大于方案B的经济利润。因此，若基于经济利润的分析结果，商场会选择方案A。这与基于会计利润的分析结果不一致。从经济学角度看，基于经济利润的分析决策显然更合理，因其兼顾了因选择此方案而放弃彼方案的代价。
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在上述问题中，若商场销售部门预测库存至明年冬季初的售价为430元/件，则方案A和方案B的会计利润分别计算如下：
APA=150×360-150×(200+20)=21000(元)；
APB=150×(430-10)-150×(200+20)=30000(元)。
方案A和方案B的机会成本分别为：
OCA=(430-10-360)×150/1.15＝7826(元)；OCB=360×150×15%＝8100(元)。
这样，两方案的经济利润分别为：
EPA=21000-7826=13174(元)；EPB=30000-8100=21900(元)。
同样，以现在为基准时点，方案B的经济利润为19043元(21900/1.15)。显然，方案B的经济利润大于方案A的经济利润。因此，若基于经济利润的分析结果，商场会选择方案B。可见，当下年旺季售价为430元/件时，方案B对商场就比较有利了，这与下年旺季售价为400元/件时的决策结果相反。那么，何时该选择“立即降价出售”，何时该选择“库存到旺季再售”呢？
若设某商品立即降价的售价为P0元，库存至下年同季度初的售价为P1元，单件商品进价及相关进货费用为a元，库存费用为d元，滞留商品数为Q件，企业预期的资本报酬率为i(此处仍按单利折算三个季度的贴现率，商家在具体分析时，可采用实际要求的贴现率)。显然，两方案当且仅当其经济利润相等时才能给企业带来相同的经济效应，据此，建立如下等式：
由于商品的进价及相关进货费用、库存费用和滞留数量已知，企业预期资本报酬率在短期内一般不会变动，而P0也可根据市场调研确定，因此式3-1中只有下年售价P1受市场不确定性影响而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这样，可得P1的表达式如下：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商家在进行过季滞留商品的销售决策时应注意以下两点：首先，在销售时机决策的分析方法选择上，应选用经济利润而非会计利润。因为基于经济利润的分析考虑了机会成本，因此该方法比基于会计利润的分析方法更科学更合理。其次，该销售决策的关键在于下年售价的预测，因此应充分考虑影响下年售价的相关因素，如产品过时、消费者偏好等。此外，由于买卖双方认知性亏损的存在，如塞勃等通过大量心理实验验证而提出的“拥有效应” 和阿克劳夫提出的“旧车市场的逆向选择效应” ，容易导致销售方估计的售价高于消费者可接受的价格。这样，对下年售价P1的不同预期就可能出现不同的决策结果。
参考文献：
1.杨君昌主编.微观宏观经济学[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9
2.张培刚，历以宁等编.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关键词：信息不对称；供求均衡；旅游市场
中图分类号：F713.5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7-0161-02
一、逆向选择问题的提出
西方经济学理论中，信息作为一种有价资源在市场上的分布通常是不对称的，即一些经济主体拥有某些信息，而另一些经济主体却无法享有这些信息。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委托）两种问题的产生。逆向选择是指在交易发生之前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低质量商品把高质量商品逐出市场的现象（1970年Akerlof的旧车市场模型正式提出了逆向选择问题）。而道德风险则是指交易发生后信息优势方可能采取有悖于合同规定的行为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破坏另一方利益的情况。
在现今的旅游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由此而引发的逆向选择问题也尤为突出，以旅游产品即旅游线路的销售市场为例，旅游者对不同旅行社的旅游产品信息的掌握相对较为充分，是信息优势方；旅行社对旅游者的相关信息的掌握则十分匮乏，且需要从信息优势方即旅游者自身获得，所以是明显的信息弱势方。当旅行社面对“知己不知彼”的市场，销售旅游产品时，优质线路就会被劣质线路逐出市场。这就对旅行社的经营稳定性构成了威胁，同时对旅游产品的设计提出了挑战。
二、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均衡点选择的经济学分析
首先来分析一下信息对称条件下最优旅游产品选择的曲线图。假设两条曲线为消费者无差异曲线，则曲线U1代表消费者未进行旅游消费时的期望效用，曲线U2代表消费者较高的期望效用水平。那么与曲线U1相交于A点的直线L1为旅游者零期望消费线，而与曲线U2相交于B点的直线L2为旅游者最高期望消费线。帕累托最优实现的可能区间即在AB线段上，即均衡点的选择在线段AB上。而最终的均衡点落在哪里，取决于旅游市场的竞争度。
现在，再来看一下信息对称情况下的分离均衡曲线图。这里，我们将具有较多的可自由支配收入、闲暇时间和较为充分的旅游动机的旅游者称为高可能性旅游消费者H，反之则是低可能性旅游消费者L。假设H收入为X1，L收入为X2。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知道，H的出游概率要远高于L，这就使得H收入线的斜率小于L收入线的斜率。从而两种类型的旅游者的期望效用曲线出现分离。由于信息对称，旅行社将分别与两种买方达成交易，从而实现信息对称条件下的分离均衡。与H达成合同的均衡点为点A，与L达成合同的均衡点为点B。
最后，我们假定信息存在不对称性，即旅行社不知道旅游者的类型，这就使得旅行社不得不面向市场出售相同的旅游产品（即相同类型的旅游线路），由此可知在直线L1 和L2之间必然存在一条零期望利润线。但在这条零期望利润线上取到的“均衡点”不可能是真正的稳定的均衡点，因为这一点使得L的效用甚至达不到他们不进行旅游活动时的期望效用，所以L将会选择不进行旅游活动。优质旅游线路从市场上的退出使得旅行社经营将会亏损，这样旅行社就不得不采用与H取得的均衡点。从而，逆向选择问题产生了。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帕累托最优合同是无法形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L必须退出旅游活动。我们可以在45度线以下寻找均衡点，即使得L在旅游活动进行过程中的实际收益低于不进行旅游活动时的实际收益。同时，由于H在点A与旅行社达成合同，即在曲线U1上寻求达成交易的点。而我们也正在直线L2的下端寻求L的均衡点。所以，不难找到这个均衡点C。它不仅满足了L要求，同时也可以使旅行社对两方的顾客都满意。（不选点B是因为两种类型的旅游者混同后会使旅行社产生亏损，而H则在其中得到收益）。
三、理论分析的应用
旅游市场信息对旅游者的决策行为有着极大的影响，然而旅游市场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旅游市场信息不对称不仅造成了旅游市场的不正当竞争,而且对旅游者权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由于旅游业的特殊性，其信息不对称体现于多个方面：第一，旅游业的外向性和涉外性决定了其信息来源的片面性，是旅游市场信息不对称的主要来源之一；第二，旅游活动所涉及行业的多样性，使得旅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体现在更多的经营环节；第三，信息不对称影响到所有旅游过冬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旅游目的地政府和经营者、旅游客源地经营者、旅游者本身等。
表面看来，旅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并非一定会带来负面影响，从理论分析中可以发现，实际的市场均衡点是可以找到的，也就是说存在可以使利益双方共赢的情况。因此，各利益相关者应该共同努力，以期真正市场均衡的产生，那么从旅游企业的角度来看，就应该积极地避免不正当竞争，而合理的应对市场情况，认真地分析市场需求，采取正当的手段赢得市场份额，提高经济收入。从政府行为的角度来看，应该正确地分析当地旅游市场情况，对于旅游活动本身、旅游企业经营活动、以及媒体宣传等给与相关的支持政策，进一步弥补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影响，维护城市形象，给与旅游行业发展的空间。从游客的角度来看，充分的信息收集和辨识风险是做出明智的旅游决策的基础，一方面不能抱有坐收渔翁之利的想法，成为市场不正当竞争的促成者；另一方面也要了解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能成为市场不正当竞争的牺牲者。这二者是彼此关联的。
总之，利益相关者们都应该了解市场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但是也需要维护和保持，采取积极的行动才能为每一方带来真正的收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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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y and demand balance in the circumstanc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Tourism market as an example
LIU Wen， SHENG Hong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Management College Department of Tourism, Qingdao 266071, China)
关键词：金融衍生品；改进型IS-LM模型；市场失灵；风险预警
作者简介：刘兵权(1981～)，男，湖南长沙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跨国公司。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4-0151-04 收稿日期：2008-05-25
一、问题的提出
衍生品市场，尤其是金融衍生品诞生30多年来，获得了长足发展。然而，金融衍生品市场在风险管理、价格发现、宏观经济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金融衍生品交易风险事故，很多原本拥有雄厚资本的机构因为衍生工具的不当使用而接连导致巨大损失、甚至破产。由金融衍生工具直接或间接引发的经济金融风暴也在全球多次出现。
金融衍生工具是一柄双刃剑：利用好，微观上可以给公司达到规避风险、套利保值的目的，宏观上可以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提高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利用不好，则反而加剧风险，带来破产威胁，甚至引发金融动荡和金融危机。所以，有必要深入认识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高风险性，加以科学的管理和合理的控制。
二、改进型IS-LM模型分析范式解释力不够
(一)改进型IS-LM模型的引入
在IS-LM模型里加入对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考虑，要考察金融衍生品交易对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影响。
首先，金融衍生品对产品市场的影响，可以通过对投资的影响来实现。由于各种套期保值方式的运用，产品生产者的生产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势必趋于减弱。这样可以设d(D)是加入衍生品交易的投资函数i=i(r)的系数，根据i=e-dr，得出新的投资函数i=e-dr。这样可得出新的IS曲线如下
(二)改进型IS-LM模型在衍生品市场分析中的局限
诚然，加入衍生品市场分析的改进型IS-LM模型为我们提供了分析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条件下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影响的框架，然而这种分析也只是一种思路性的。尽管IS-LM模型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于说明理论和政策效果之间的关系，但是如果仅用改进型IS-LM模型研究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对宏观经济政策影的响，就会显得粗陋和不足。
在金融创新和衍生品市场发展的情况下，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等重大经济问题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改进型IS-LM模型是对现实经济关系的高度抽象，虽然阐明了宏观经济均衡变化和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的关系，但很难有效地解决有关问题，更不能以此作为宏观决策的依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对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不一定通过利率一投资关系实现。金融衍生品交易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如石油、粮食等)的贸易情况同样具有重要影响。这些基础产品价格变化对于整个价格水平变化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其相应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是通过价格水平变化实现的。其次，金融创新和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对金融市场和货币政策，进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也是异常复杂的，而且这种影响究竟如何，还与各国的金融系统特征和市场经济体制等多方面因素有密切关系。
三、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市场失灵剖析
从上文已知，改进型IS-LM模型还不足以深入认识金融衍生品市场交易。微观经济学理论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只是在严格的假定条件下的一种理论抽象，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金融衍生品市场作为一种特殊的市场形态。也会出现一般市场中经常出现的市场失灵现象，表现为金融市场上可能存在不完全竞争、负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和公共物品等，这给深入认识金融衍生品市场交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一)金融衍生品市场可能存在不完全竞争
就金融衍生品市场来说，由于交易的高杠杆性和产品的虚拟性，更容易产生投机者共谋垄断或操纵市场的行为。如1936年CBOT玉米期货交易的卡吉尔风波、1979年～1980年NYMEX的韩特兄弟白银市场操纵案、1989年CBOT的费卢之黄豆案和1995年滨中泰男操纵铜市案等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美国、英国和新加坡这些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比较完善的国家，它们尚且难以避免垄断或操纵市场行为的发生，对于法制不健全、监管不完善、运作经验不足的新兴金融衍生品市场，垄断导致市场失灵的事件将更加难以避免。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从1992年底起步，在经过几年短暂的国债期货试点后，由于市场的非理性发展和动荡不定，被迫于1995年5月暂停交易。其中直接的原因就是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少数交易大户蓄意违规操纵市场，引发了震惊的国债期货“327”事件。
除了共谋所造成的垄断行为以外，金融衍生品的差异性也可能导致一种类似资产专用性的交易“锁定”关系。在场外交易中，有一半左右的衍生品都是金融机构根据客户的需要定做的，这样就容易形成一种双边垄断关系，使得双方随后很难根据相对价格的变化调整自己的决策，那么价格机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自然就被削弱了。
金融业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即规模越大，成本越低，边际报酬越高。金融机构的规模越大：分支机构分布越广，就越有可能为客户提供安全、便捷的金融衍生品，因而就能吸引更多的客户。一旦它占领了相当的市场份额，就出现了垄断的倾向。更重要的是，金融业的垄断增加了其与中央银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使央行的货币政策难以有效地实施。而垄断所形成地超大银行在“大银行不能倒闭”的惯性思维下增加了其冒险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大了金融风险。
(二)金融衍生品市场上的负外部效应比一般市场更为严重
外部性对市场机制有效性的影响在于它导致了经济主体行为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差异。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要充分发挥其效用就必须要求个人正视其决策的社会代价，从而在各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下达成一致的社会选择。外部性的存在破坏了这一潜在假定，使存在负外部效应的行为过多，而存在正外部效应的行为却因为私人收益太少而无人去做。
负外部效应表现为私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而金融衍生品市场上的负外部效应主要有：一是金融机构与一般的企业不同，特别是银行业，高负债经营是基本特点。一般企业倒闭时，受损失的只是少数的企业主。如果金融机构倒闭，由于金融机构所有者的自有资本只占整个资产的很小比例，受损失
的是广大的客户。二是金融衍生品市场出现的问题具有极强的“传染性”，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金融系统的崩溃。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负外部效应有自我放大的功能。
金融衍生品市场中的外部性突出表现在它对基础产品市场的冲击上。由于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高技术性和分散风险的需要，巨型金融机构占据了金融衍生品总交易额的绝大部分，信用风险较之基础产品市场更加集中。根据美国1993年“联邦储备报告”，全美90％的衍生品业务集中在摩根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和花旗银行等6家商业银行手中。由于金融衍生品市场高杠杆交易带来的高风险，一旦一家银行在金融衍生品交易中发生巨额亏损，将很快会影响其基础产品市场的履约能力。鉴于它们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到时不仅衍生品市场将流通不畅，整个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都将受到严重损害。由于投机者在金融衍生品市场上的冲击而导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当然，金融衍生品市场若得到健康发展的话，也会起到显示未来价格信息、平抑基础产品市场波动的正外部效应。
(三)信息不对称导致金融衍生品交易的低效率
信息不对称是指交易双方在对与交易有关的信息的了解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代表现代经济学最新发展的信息经济学认为，现实的世界不仅是信息不完全的世界，而且是信息分布不对称的世界。在市场信息不完全和(或)不对称的条件下，博弈或交易双方拥有的信息量是不相同的，仅仅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动地调节经济运行和资源地配置是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是一种以契约为基础的交易，这种交易是以信用制度的发展为前提的。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这种契约关系中普遍存在这信息不对称问题。但在衍生品交易中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从事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公司内部，所有者(股东)和经理层(交易员)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交易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经纪机构和金融衍生工具交易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金融衍生交易监管者和交易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金融衍生品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是怎样引起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和金融风险的呢?一般情况下，知情较多的当事人可能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导致交易的低效率，并具体表现为交易量的减少。
由于信息不完全所导致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失灵可归结为两个信息不对称模型：一是双方在交易前存在的信息优劣之分所产生的隐藏信息问题，这会导致逆向选择的发生；二是金融衍生品交易后由于对对方行为监督的困难而产生的隐藏行为问题。这会导致道德风险的发生。隐藏信息的存在使交易的双方无法识别交易的真实条件，从而在错误的预期下做出利益非最大化的选择。隐藏行为内生于交易双方事后的行为。它的存在可能改变事前确定的交易条件，从而使原来的利益最大化选择失效。
对于事前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隐藏信息问题，金融衍生品市场存在着交易双方对信息掌握的不同、分析能力和技术水平不同，经济机构和交易者之间对对方的类型不清楚等。一般来说。机构交易者拥有在基础产品市场上活动所积累的知识与经验，拥有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和现代化的分析技术，在信息占有方面比个人投资者或散户有优势，因此具有隐藏自己占有的正确信息，诱骗投资者以牟取暴利的动机与能力。而在交易过程中，企业管理部门与具体交易的部门之间、交易者与经纪机构之间也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巴林银行事件中，银行的管理层对尼克・里森越权进行的日经指数交易一无所知。而同在1995年被发现的日本大和银行纽约分行长期非法买卖美国国债导致14亿美元的巨额亏损案中，大和银行总部对具体操作此事的交易主管井口俊英长达12年的违规行为同样毫不知情。在金融衍生品市场上，企业为增加具体交易部门的激励而简单地进行分权会大大增加道德风险的危害。
(四)公共产品
经济学家们认为，公共产品的存在是干扰自由竞争市场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大量免费搭车的存在，市场机制下公共产品的供给将严重不足，这时就需要拥有强制收费和合法界定产权功能的政府出来承担公共产品的供给，并通过集体选择(而不是个体的单独决策)确定所提供的产量。
如果忽略获取金融衍生品市场形成的价格信息的成本，对间接利用衍生品市场的社会公众来讲，价格信息就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这使得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来保证价格信息的合理性难以实现，因此必须要有某种监管措施来克服这一问题。在金融衍生品监管中，行业自律被认为在整个监管体制中具有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行业的自律性组织本身就是一种公共产品，它对市场的正确监督会给整个行业的所有成员带来效益，但对于各个成员对行业监管的真实需求，却又是难以测度的。这样就可能使得建立的自律机制由于可能存在的免费搭车等行为而无法形成实际行动，最后形同虚设，并不能产生真正的约束力。如1991年成立的英国证券与期货管理局(SFA)本来是最大的行业自律性组织之一，它拥有1330个会员，管理着4.5万个金融机构。SFA推行的信誉等级等做法，不仅充分利用了自律监管资源，而且提高了市场透明度，但布莱尔政府后来将SFA并入英国证券投资委员会(SIB)中，恐怕与巴林银行事件中SFA的监管不力表现有关。现在，作为公共产品的自律性组织如何发挥作用，已经成为金融衍生品市场日益关注的问题。
除了以上根据微观经济学所列举的市场失灵外，金融衍生品市场也存在一些由于政府、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所造成的“非市场失灵”。这其中最为典型的要数因法规不明确或交易不受法律保障所造成的法律风险。由于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速度太快，市场建设的其他方面还没有跟上来，尤其是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很多国家要么因为政府对金融衍生品市场持保留意见而不愿给予衍生品合约应有的保护，要么因为经验不足而对这种新型金融工具不知所措。例如在交易一方申请破产保护时，其交易对手所持有的衍生品合约如何处置，其索偿权在一系列债权人、股权所有人中排在什么位置等，公司法就没有明确的裁定。20世纪80年代末期，英国两个自治镇由于从事利率互换协议而出现潜在的巨额亏损，结果两镇的议员通过议院的活动而使这些金融衍生品合约被宣布无效，导致交易对手蒙受了1.2亿英镑的损失。政府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否定态度无疑会扭曲交易者的决策行为，使市场很难顺利运行。
四、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失灵的数字化治理
各种交易治理机制都有其特定的实施者及其实施行动的环境。数字化治理着重强调治理市场失灵(特别是信息不完全)，依据标准化和程序化的机制实行，通过在交易初期(事前)筛选数据，中期分析数据以及后期得出交易的可实施方案达到规避金融交易风险和避免市场失灵的目的。数字化治理的实施者是由交易伙伴设计的计算机程序，它在对应机制下约束交易者行动决策的均衡策略组合是只根据程序化的条
件实施的方式交货。为了使该种特定的市场交易治理机制能够在合理的社会成本下有效运行，或者为了达到其本质目的――使该种特定机制作为博弈稳定结果出现并被制度化，交易博弈的域必须在一些方面满足某些性质，在数字化治理中，交易必须满足通过网络可提供的数字化内容和服务进行交易。通过在交易之前(事前)由交易对方(第二方)设计的计算机程序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数据的录入，进而进行分析，输出可供行使的方案，从而达到预防交易风险和避免市场失灵的目的。
(一)引入电子商务，克服信息的不完全
电子商务的发展克服了信息的不完全，它能够在第一时间向全球范围内的交易者发送信息，所以它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范围跨越了国界，而这又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在电子商务的定形阶段，有必要鼓励私人域的各种试验，最终以进化的方式选择通用规则。事实上，电子商务域已经涌现了各式各样的私人和准政府的第三方机制。如信息中介服务的出现，网上拍卖和发行信用证书给网上合格交易者的认证机构。由于潜在的匿名交易者在网上交流信息的速度非常之快，第三方或交易商违约的消息可以迅速传播。这种可能性使得第三方私人裁决机制可以推广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很多事件表明在金融衍生品交易域的交易者受到无数匿名同行的监督，一旦有不当行为，其声誉将可能立即遭到损坏。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时代的来临，背景导向型信息分享所赖以建立的比较优势和那些网络集成型信息分享相比已经大大削弱了。而且，当组织所接受的信息在数量上趋于巨大，在内容上趋于多样化的时候，以组织参与人之间对知识的解释性协同为基础的组织协调变得在信息上越来越缺乏效率。如果数字信息具有全球普遍可得性，在此基础上日益加剧的竞争反而将增加那些无法成文化的知识的经济价值，这些知识只有在现场或社区内相关参与人(职业人士、专家等)才能获得，这导致了信息的普遍可得性和信息的专业性的矛盾，对它们的最佳利用要求合适的机制。所以对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治理来说，其复杂性和多样性将会与数字化时代持续存在。
(二)建数字化风险预警系统，防范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交易风险
在金融衍生品市场上的市场失灵可以描述为风险，有必要通过计算机程序建立起数字化风险预警系统，防范于未然。
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事前设定的特定指标来度量金融机构风险，可以设计出比较准确、简单且能反映金融机构风险的量化模型。
此外，确定一串数值，G1＜G2＜…＜G8，将风险划分为s+1个区来进行度量和评估。根据风险度量，通过计算机计算出综合风险值，就能确定风险预警程度。然后对处于不同阶段的金融机构实施不同的监管手段和措施。
鉴于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特征，尽管筛选了不少重要的监测指标并建立起数字化风险预警系统，但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应综合看待预警指标。单个预警指标超标，并不一定导致金融机构的风险，只能是产生风险的导火索。产生金融机构风险的根本问题还是它的整个经营出现问题，表现为多项指标都出现了警情。一般地，当出现警情的指标达到50％时，这个金融机构就很危险了。以往实际经验表明，在大部分银行危机中，很多月度指标都超过了预警限度。只有不到1/6的危机发生时，发出预警信号的指标只有或少于1/3。
2 剔除错误信号。在指标预警分析中，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信号。平均每2～4次正确信号中可能有一次错误信号，即使表现最好的指标也会发出错误信号。故应注意警情发生之前的行为是否具有重复性，重复出现次数较多的警情可能是真实的，偶然出现的可能会有错误。通常情况下，表现较好的主要指标预测银行危机的概率在50％～100％之间。
3 早期危机的时间定义。金融危机的爆发从经常出现不良指标开始通常要经历4～5年时间，通常情况下，将出现警情开始1～24个月确定为早期。如果警情持续存在并且预警级别不断提高，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则越大，必须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如果警情持续达4年并且预警程度达到重警，则必须采取关闭的措施，以免发生危机。
[关键词]发展内涵；主体素质；市场效率；交易质量；监管效率
发展与增长是经济学中相对的概念。增长指经济规模扩张，主要通过GDP、人均收入等指标来衡量；发展不仅包括增长，而且指在增长基础之上的结构优化、效率提升、质量提高，以及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发展。经济发展的概念，既有量的内容，也有质的规定。20世纪50、6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仅仅注意到发展的数量问题，即经济总量的扩大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从而导致两极分化愈演愈烈，人力资源严重浪费，自然资源大量毁坏。故而制定经济战略时，不仅要关注数量的增长，而且更要追求质的变革。
具体到保险业，增长主要是指保险业规模的扩张，即保费收入、保险资产规模的扩张。一般用保费收入、保险业总资产等绝对数量指标，或保险深度、密度等相对数量指标来衡量。借鉴经济发展的概念，保险业发展不仅指保费收入或保险资产规模的扩张，而且包括在此基础上的市场主体素质、市场效率、交易质量和监管效率等四个方面的优化与提升。这四个方面涵盖了保险业的微观层面一参与主体，中观层面一市场结构与组织，宏观层面一行业监管与调控，还包括了从福利经济学角度进行的效率与消费者剩余分析。
我国保险业一度普遍存在“以保费规模论英雄”、以规模增长替展的现象。目前的保险市场上，这种现象仍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把保险业发展有意或无意地片面理解为保费收入增长，是保险业粗放型经营的集中表现，导致了过度竞争、偿付能力不足、盈利能力弱、诚信状况不佳等问题。因此，理清保险业发展内涵，对我国保险业明确发展方向，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平稳而顺利地转型，实现集约化、内涵型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提升保险市场主体素质
保险市场主体包括保险人、中介人、投保人。保险市场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市场，道德风险、逆选择等机会主义行为阻碍了保险交易的实现。促成保险交易需要疏导信息渠道，保险人和中介人的实力、信誉、品牌等素质是信息释放的有效手段，投保人对保险的认知能力是决定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从此意义上看，市场主体素质是决定保险交易的根本前提之一。
(一)保险人的素质提升。评价保险公司的价值是衡量保险人素质的主要核心指标。内含价值(EmbeddedValue)是评估保险公司价值的有效指标，它指在充分考虑总体风险的前提下，适用业务对应的资产未来产生的收益中可以分配给股东的利益的现值，等于自由盈余、要求资本与有效保单未来产生的股东现金流现值(现有业务价值)之和，减去持有要求资本的成本。内含价值更为准确地评估了保险公司的价值，被英、美等保险市场发达国家广泛使用。表1是根据我国两家已上市的寿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报反映的公司内含价值。
从表1可看出，内含价值包含了调整净资产的价值和有效业务价值，涵盖面更广，对公司价值的衡量也更加全面。同时，保险人素质还包括偿付能力、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治理结构、内控管理水平、品牌价值等多方面因素。从一段时期来看，这些因素最终会通过公司的经营业绩反映在内含价值的变化上。因此，我国保险业应该依据内含价值评估来制定经营战略，优化业务结构。对一些内含价值相对较低的业务，如目前我国寿险市场上的银行保险业务、产险市场上的车险业务进行革新。这类业务虽然内含价值不高，甚至时有亏损，但往往是经营费用的主要来源，维系了公司经营的固定成本支出，内含价值不高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市场过度的费率竞争。对此类业务不应该采取简单的限制措施，而是应该通过进一步细分市场，深入挖掘客户资源，提升增值服务水平，树立品牌影响，变单纯的费率竞争为多样化的产品、服务和品牌竞争，在此基础上逐步提升此类业务的内含价值。对于内含价值较高的业务，如期缴个险、企财险等，一方面应当通过加大对此类业务的资源倾斜力度，不断拓展和深化其覆盖面。另一方面要意识到此类业务之所以内含价值高，原因可能是费率定价不合理、竞争程度小等因素。因此，保险人还须积极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给予客户实际的优惠，巩固有效的客户资源；预先制定应对竞争的策略，包括产品储备、渠道维护等等。
(二)中介人的素质提升。保险中介人主要包括保险人(含保险营销员、专业公司和兼业机构)、保险经纪公司和保险公估公司。保险中介人素质主要指：资本实力、专业技术能力、公司治理和内控管理水平、营销能力等等。衡量保险中介人素质可以综合看中介业务占保费总收入的比率，投诉和违规经营频率等指标。我国保险营销员从业队伍庞大、素质良莠不齐，误导、欺诈现象时有发生。专业中介机构普遍存在专业经验和技能不足、违规经营频繁的现象。保险中介总业务占保费收入的70%左右，但2006年专业中介业务仅占保费收入的7.3%。因此，加强保险营销员的管理，促进专业机构的实力、技能和管理水平提升，是目前提升我国保险中介入素质的关键。
(三)投保人的素质提升。投保人的素质主要指保险意识、对保险法律及条款的认识与理解水平等。投保人的素质在很多情况下被忽视，但它是决定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消费者对保险业的经营特点缺乏了解，一些国家普遍遵循的管理方法在中国被看作是“霸王条款”和不公平的歧视，使得一些本来有购买欲望和能力的消费者因此放弃了购买。同时，又有一些消费者由于缺乏对保险产品的认识，而忽视投连、分红或万能险中投资账户的风险，从而做出不合理的购买决策。可通过公众媒体讲解保险消费典型案例、积极开展投保人教育、向广大居民普及保险知识等方式，提升投保人素质。
此外，保险市场参与者还包括为保险机构和中介机构服务的独立会计师、审计师和精算师等，保险市场主体素质的提高也包含了这个群体专业技能和职业操守的提升。对此，相关监管机构也应该制定相应的资质审核和准入标准。
二、增进保险市场效率
效率是西方经济学核心概念之一。根据经济学经典著述，“效率是社会从现有资源中取得最大消费者满足的过程。更确切的说，配置效率(allocativeefficiency)——有时称帕累托效率(Paretoefficiency)出现的条件是：社会无法进一步组织生产或消费，以增进某人的满足程度，而同时却不会减少其他人的福利。”限制市场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s)和不能被接受的收入分配。保险市场失灵，主要包括不完全竞争、外部效应和不完全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保险交易的实现，是保险业发展需要克服的限制因素。
(一)不完全竞争。根据西方经济学原理，不完全竞争损害效率、均衡交易量低于自由竞争时的水平，导致消费者剩余受损，影响社会福利的实现。目前，我国保险市场结构中存在寡头垄断现象，产寿险市场前三家保险公司分别占据了70%左右的市场份额，2000年和2006年产险市场前三家公司市场份额总计分别为97.8%、67.32%，寿险市场前三家公司市场份额总计分别为96.3%、71.57%。
但是，相对于西方经济学原理中的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而言，我国保险市场结构具有特殊性。根据西方经济学原理，寡头垄断市场指少数几家厂商控制整个市场的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市场组织。在寡头垄断市场中，厂商的长期边际成本LMC(相当于产品的边际社会成本)低于商品的市场价格P(相当于商品的边际社会价值)，厂商能够长期获得超额的经济利润Q)。而我国保险业处于市场份额前列的公司长期处于低盈利水平，尤其以财产保险公司为甚。某产险公司2002年—2005年净资产利润率见表2。
我国保险市场的寡头垄断主要体现于销售渠道对客户资源的垄断。中介渠道控制了近70%的市场资源，处于市场份额前列的保险公司所具备的优势是销售渠道的优势，而不是客户忠诚度或管理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因此，尽管保险公司本身取得较大的市场份额，但维持销售渠道所支付的费用也高，冲销了保险公司的营利，导致了高成本率。我国产险的综合成本率从2005年的97.5%上升到2006年的102.7%；寿险公司营业费用从2005年的270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340亿元，增幅高于寿险公司保费收入增速14.7个百分点。同时，这种模式使得公司市场份额具有相当大的易变性。比如财产保险市场中，新兴保险公司往往通过高手续费就可以从中介人手中迅速获取业务，获得靠前的市场份额。
优化我国保险市场结构首先要变革保险营销模式，改善过度依赖营销渠道获得市场份额的现象。1.探索建立保险产品、服务创新保护期制度，保护保险公司在一定时期内独享创新带来的市场份额，逐步改变保险产品过度同质化的现象，鼓励通过创新来实现市场份额拓展。2.推进保险机构在资本合作基础上，与银行、邮政储蓄等系统性兼业机构开展更深层次的业务合作，改变目前保险机构在交易谈判中的劣势地位。3.进一步强化保险中介市场监管，特别是要通过治理中介市场商业贿赂行为，逐步改善中间环节垄断客户资源的现象。4.加快保险公司业务创新，利用电话、网络等方式，开拓直销业务的新模式。
(二)外部效应。投保人在消费一些保险产品时具有正的外部效应，如责任保险、农业保险，它们的社会收益大于投保人的个人收益。这类业务存在一定程度投保不足的现象，不能满足大数法则的经营原则，导致此类业务长期亏损，又进一步加剧了业务规模的萎缩。
近年来，我国保险市场上除了机动车三责险、承运人责任保险等少数责任保险由于法律或行政强制，覆盖面得到较大幅度提高外，火灾公众责任保险、高风险行业雇主责任保险等具有正外部性的责任保险覆盖面仍然不高。农业保险覆盖率则一直处于较低水平。2006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8.5亿元，同比增长16.2%，占财产险总保费收入的0.56%；责任保险保费收入56.3亿元，同比增长24.3%，占财产险总保费收入的3.73%。针对上述情况，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具有正外部性的部分保险产品的扶持，采取法律强制、财政补贴、税费减免等多种手段，克服外部效应带来的保险市场效率减损。
(三)信息不完全。保险人、中介人和投保人构成了两对信息不对称关系：在保险产品方面，此三方信息优势依次递减；在被保险人信息方面，此三方信息优势依次递增。同时，信息不完全还包括保险业作为费用支付的第三方，与医疗机构等相关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不对称影响了保险交易的实现，阻碍了保险市场规模的扩张，导致交易各方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我国保险市场存在典型的信息不完全链：一方面，保险条款、费率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晦涩难懂，且还存在一定的保险人或中介人隐瞒、误导现象；另一方面，少数知悉保险业运作的投保人又利用漏洞欺诈骗赔，有的医疗机构也存在协助被保险人故意扩大保险赔付的现象。保险监管机构应针对以上现象，组织和协调保险业、医疗等行业，采取多种手段疏导信息渠道。一是推进保险条款的通俗化，加强投保人教育，推进保险产品信息的传递。二是组织行业建立共享信息平台，积累损失数据，联合经济侦察等部门打击骗保骗赔等犯罪行为。三是与医疗管理部门沟通，建立通行的诊疗和理赔标准，实现诊疗信息的共享，并组织保险行业对医疗机构的理赔情况进行评估。四是探索建立有效的保险公司信息披露机制，强化保险机构的市场约束。
三、提高保险交易质量
经济发展理论十分强调产品质量的提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产品质量提升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消费者剩余增加的过程。保险交易质量的提高，即在一定的费率水平下，保险产品、服务的质量与水平的提升；或在现有的保险产品与服务条件下，保险费率降低。如果仅仅维持当前的保险产品与服务水平，即使保险业的规模在一定时期内不断扩大，保险业发展的可持续性也值得质疑。
消费者剩余可以从消费者支出角度衡量保险交易的质量。保险交易中的消费者剩余是保险消费者愿意为购买保险产品而支付的价格与其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部分，差额越大，相应的保险消费者剩余也越大，消费者从保险交易中获得的总福利也越大，意味着保险交易的质量相应较高。总体来说，我国部分保险费率高于国外同类产品费率水平，这也是地下保单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特别是监管机构规定了寿险产品预定利率上限为2.5%。在目前市场利率和其他金融产品收益率走高的背景下，寿险产品费率水平相对较高，与货币市场基金、部分银行理财产品相比，实际收益率低，风险相当且流动性不足。对寿险产品预定利率的管制影响了消费者剩余的实现。
同时，保险产品与服务存在诸多不足：1.居民健康、养老、财产等保险需求与现实的保险产品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往往是居民有保险需要，而现有保险的保障程度不能够满足。2.保险费率制定过程中，缺乏公允的纯费率标准，部分返还型(分红、万能和投连)险种，在风险保障程度较低的前提下，实际收益率相当或低于银行利率，且流动性差，费率有失公平。3.保险产品同质性强，不同公司保险产品之间主要的区别在于品牌，居民多样化的保险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4.保险理赔环节缺少统一标准，一些公司动辄以内部规定来拒绝赔付，甚至为实现年度账面利润而拖延赔付。5.在保险营销过程中，诚信缺失现象突出，误导和欺诈行为时有发生而难以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取证和惩戒。这些都是保险产品与服务质量方面的不足与缺陷，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保险交易的质量，影响了保险业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保险产品与服务质量需要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技术、定价技术、内控管理水平、营销模式等多方面的综合素质的支撑。为提升我国保险交易的质量，一方面，保险监管机构应逐步改革费率监管体制，赋予保险人在定价等方面更多的自，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通过管理等手段，适当降低保险费率，增加消费者剩余。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应加强管理与创新，建立有效的内控管理制度，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样化、更优惠的产品与服务。
四、提升保险监管效率
监管的公众利益理论认为，政府监管主要是修正由于市场失灵导致的资源错误配置，进而对社会福利进行再分配的一种机制或方法。保险监管的动因和目的在于克服保险市场失灵，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实现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保险监管效率体现在一定成本和资源(主要是财政预算和机构人员编制)约束条件下，应实现以下五个方面的增进与优化：
(一)克服保险市场失灵。1.限制垄断，通过市场准入、资本扩张等方式配置新的市场主体，促进市场充分竞争。2.疏导信息渠道，实现保险信息的传递与共享，并且通过适当而公允的信息披露手段加强对行业的监管与约束。3.治理外部效应，通过适当的政策扶持和补贴，支持具有正外部效应的保险业务扩大覆盖范围，以增进市场效率。
(二)保护消费者利益。在条款设计、费率厘定，乃至理赔环节，保险人具有相对的信息、法律和精算优势，在交易时处于优势地位，因此需要有外在的权威力量介入，以维护交易的公平。在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保险监管机构应组织设计行业通用的保险条款，对基本险种的保险责任范围、除外责任等进行界定；建立集中的保险损失数据库，在公允的纯损失率基础上审批各保险公司费率；建立通行的理赔标准，为被保险人提供标准而公开的理赔服务。
(三)防范保险业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保险业属于金融行业的组成部分，在金融市场融合的背景下，保险业与其他金融同业之间具有风险转移和扩散效应。我国保险监管机构应当通过深化偿付能力监管制度，建立风险资本管理体系，加强对保险资金运用的动态监控等手段，建立有效的保险风险预警、防范和处理机制，保障保险业和金融业的安全。
(四)适应经济金融系统的创新变革。保险监管机构要在管制与鼓励创新之间实现平衡。特别是当今国际经济一体化、金融混业经营的背景下，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假借或利用金融创新，寻找金融体制变革过程中的漏洞以实现不当利益的行为也层出不穷，保险监管机构要进行审慎的判断和甄别，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同时鼓励提高市场效率的创新行为。
(五)克服自身的政府失灵现象。“监管俘虏”理论(Capturetheoryofregulation)认为，组织严密、资金充足的特殊利益集团，如保险人、再保险人、保险中介入等，可以影响立法和监管为他们的利益服务：1.排斥外来竞争者和新的市场进入者，保护市场优势。2.获得政府的补贴。我国保险监管机构应当始终保持公允、中立的地位，在草拟法案、出台规章、行政审批与处罚等工作中，把保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作为自身的首要职责，避免受保险行业特殊利益集团左右。
[参考文献]
[1]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M].华夏出版社，1999.
[2]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教程[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关键词：创业投资 税收优惠政策 外部正效应 经济学分析
国外创业投资成功的经验表明，完善的税收体制是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环境保障。我国近几年也对创业投资的发展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目前我国整个创业投资税收优惠政策还不完善和成熟，尚没有一套成熟的法律制度用于对创业投资予以规范和激励。
一、税收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必要性
（一）创业投资具有显著的外部正效应
外部效应是指在市场活动中没有得到补偿的额外成本或额外收益。外部正效应，是指某个人或厂商的经济行为为他人或其他厂商带来了利益却没有获得相应报酬的现象。创业投资主要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决定了创业投资行为一方面出于厂商本能追求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具有生产公共产品的属性，比方说提升科技水平等。正是由于创业投资兼具提供公共产品的属性，在市场经济中产生了正的外部效应，就需要政府给予税收激励来矫正“市场失灵”，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创业投资对提升产业结构、培养高科技人才、提升一国国力等都具有外部正效应。
（二）税收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经济学分析
在一个没有政府干预的纯粹自由市场经济中，经济外部效应使得人们在进行经济决策中所依据的价格，既不能精确地反映其全部的社会边际效益，也不能精确地反映其全部的社会边际成本。因此，带有正向外部效应的创业投资的市场交易价格，并不能充分反映其所能带来的社会边际收益。创业投资企业依据这种失真的价格信号所做出的投资决策，会使社会资源的配置发生错误而达不到帕累托效率所要求的最佳状态。
对于一种创业行为来说，由于存在外部正效应，在没有政府参与的情况下，仅凭市场的力量达到的均衡，根据经济学原理是不能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的。因此，政府只有通过税收优惠补偿外部正效应，使创业投资重新达到均衡，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建立如图1所示的正外部效应与资源配置效率关系模型。图中，MC表示创业投资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创业投资企业的边际成本就是投入资本的时间价值，它在一定时期是不变的。需求曲线D用于衡量创业投资对投资者的边际私人收益（MPB）。投资者将选择其需求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相交处q1作为其创业投资量的最优水平。边际社会收益曲线MSB是通过把每个创业投资水平上的边际私人收益和边际外部收益相加得到的，即MSB＝D＋MEB。有效创业投资水平q*处于 MSB和MC曲线的相交处，这时，增加创业投资的边际社会收益等于创业投资的边际成本。由于投资者没有得到其对创业投资的所有收益，就出现了无效率，价格p1太高，不能鼓励投资者对创业投资的投资数量达到社会理想的水平。要鼓励投资者提供有效的供给水平q*，就需要较低的价格p*。因此，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政府给予创业投资税收优惠政策正好可以弥补创业投资者不能获得的外部收益，从而实现创业投资的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我国目前创业投资税收优惠的现状
（一）创业投资优惠政策法律层次不够
目前，我国创业投资的优惠政策仍只停留在部门通知和部门规章的层面上，其法律层次较低，不具有稳定性。这一点与国外对于创业投资的优惠政策出台了很多相关法律相比差距甚大。如英国的《1998年金融法案》和1982年的《企业扩大计划》，日本2000年的《天使投资税制》，新加坡的《创业投资激励计划》，美国1999年的《R&D减税修正法案》和1981年的《经济减税法》等。国外创业投资税收政策以法律形式存在，使创业投资者的权利义务关系相对稳定，能够较准确地把握其收益。
（二）税收优惠政策不适用个人投资者、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
财税〔2007〕31号文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我国创业投资，通知中规定创业投资企业的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公司，其对创业投资的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所得税额的减免，其具体实施要结合2007年的新《企业所得税法》。鉴于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征税对象为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明确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适用《企业所得税法》。这样，财税〔2007〕31号文对创业投资的优惠政策仅有法人制创业投资企业才能享受优惠，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以及个人投资者就不能享受创业投资优惠。对于个人投资者和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仍然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原因是从创业企业中获得的投资收益不能进行抵免。
（三）税收优惠政策抵扣期限规定太短
财税〔2007〕31号文关于创业投资企业抵扣期限的规定年限太短，不利于鼓励长期投资，创业投资企业投资的高新技术企业本身就存在周期长的特点，这样使得部分创业投资企业在市场上寻找投资周期较短的企业进行投资。另外，投资减免额规定为70%，这与国外很多国家对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给予免税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毕竟创业投资企业从事的是高风险行业。
三、完善我国创业投资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
（一）建立统一的鼓励创业投资发展的税收政策法规
为促使创业投资规范运作，并使创业投资的激励性政策和相关管理办法有法可依，政府应尽快从税法方面对创业投资加以扶持，可制定全国统一的、符合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需要的创业投资税收政策。另外，税收优惠的有关规定，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层次高、操作性强，使创业投资者的权利和义务相对稳定，不仅增加了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同时也使税收稳定和税制透明。
（二）充分考虑个人投资者和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
创业投资具有很大的风险性和正外部效应，而目前《个人所得税法》并没有规定个人投资者从事创业投资的税收优惠，因此从鼓励创业投资全方面发展的角度，有必要出台个人投资者从事创业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具体建议如下：一是对从事创业投资的个人征收股息、红利或者股权转让所得税时，改变按“次”计算征税的方式，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内（比方说5年）计算该投资者损益相抵后的净值，作为计税的依据。二是对个人投资者（风险投资家）给予个人所得税的优惠待遇。三是提高创业投资者所得税免征额；对于大额的支出可以在一定年限内分期扣除；对创业投资企业的高级管理人才的期权之类的风险报酬适用优惠税率，并在其所得实际收到时纳税。四是对创业投资损失给予抵减个人所得税税款的优惠，允许有限合伙和个人所得税税款的优惠，允许有限合伙和个人独资的创业投资企业的亏损用以后年度的个人所得税予以弥补5年。
（三）关于抵扣应纳税额投资期限的问题
目前我国《企业所得税》规定税率为25%，财税〔2007〕31号文规定创业投资企业的可抵扣比例为70%，实际可抵扣所得税为投资额的17.5%，这一比例低于许多发达国家的水平。为了鼓励创业投资企业投资周期较长的投资项目，可规定对投资期限2―5年的可抵扣比例为70%，投资期限5年以上的可以全额抵扣。这样鼓励创业投资企业投资创业企业成为一项真正的投资行为，可以避免创业投资企业的短期行为，也可以避免创业投资企业专门寻求短期项目投资，而不愿意投资长期见效的项目。
四、结论
国外经验表明，税收优惠是激励创业投资发展的有效措施之一。我国也有必要完善现有的创业投资优惠政策，并把这些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充分发挥税收促进创业投资发展的激励作用，鼓励各种形式的创业投资企业模式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①黄凤羽. 风险投资与相关税收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
②黄亚均，郁义鸿．微观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③曲顺兰，尹守香．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税收政策取向. 山东经济[J]．2004（5）：60-63
关键词：体育营销 体育赞助 赛事质量
随着我国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体育职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以及体育市场的日益扩大，体育赞助市场日益活跃，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体育赞助对树立公司品牌形象的独特功用。但是，选择什么样的赛事作为赞助对象能够更好的适应本企业的发展战略，获得更好的赞助效果，是企业经常遇到的决策难题。本文寄希望在新的视野上，通过构建一个赛事质量的评估模型，来帮助企业做出理性决策。
赛事相关主体
企业在做赞助决策时，通常关注目标赛事本身的精彩程度和受欢迎程度以及媒体曝光率等方面（苏义民，2004），认为赛事越精彩观众越欢迎曝光率高的赛事就可以作为赞助选择目标。事实上，由于一项赛事所涉及的相关利益群体很多，在做赞助决策时，单纯的从赛事本身出发做出赞助与否的决策常常是有失偏颇的。
对于一项赛事的举行到底涉及到哪些相关群体，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人们的观点略有差异。
有关学者认为，体育赞助所涉及的要素包括五个方面：赞助方、被赞助方、中介机构、传媒机构以及赞助目标受众。（苏义民，2003）；也有的学者则认为，体育赞助系统的五个因素为：赞助方、被赞助方、中介机构、体育赛事和大众传媒。（朱庆，2004）；还有学者认为体育赞助系统包括：赞助方、被赞助方、中介机构及传媒（赵长杰，蔡俊五）；有学者在考察体育赛事的供求关系研究时指出，体育赛事的供给方有三个：赛事承办组委会和主办地区、直接参与赛事的运动员、还有各种类型的赞助商。（江广金，罗彦，2004）
前三种分类都是从体育赞助这个角度出发，对赞助要素进行描述。他们都考虑了中介机构作为赞助协调人对于赞助活动是具有影响的，但是中介机构在一项赞助中并不是必须的，有时候赞助方可以直接联系被赞助方，而绕过中介机构的作用。后一种分类，是从赛事的本身角度出发，考察赛事相关的利益方，这与本文的思想较为一致，但是其忽略了传媒机构和观众的影响因素。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在考察一项赛事时，需要考虑的相关主体应该包括：赞助商、被赞助方（赛事组织者）、运动员（运动队）、传媒机构以及目标受众（观众）。这五方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赛事是五方存在的基础，运动员是赛事的主角；被赞助方拥有赛事的举办权； 赞助方有赞助需求，可以直接与被赞助方联系，也可以通过中介机构联系；如果没有媒体宣传，体育赞助就失去了意义；赞助的最终目的是要把公司的产品、品牌以及公司形象传达给消费者，而直接的感知对象就是赛事观众。
赛事赞助理论基础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一项赛事的举办过程，实际上是与赛事相关的各群体的投入产出过程。投入产出原理最基本的就是考察所投资项目的成本和收益，如果收益大于或等于成本时则投资方的投资是可行的。
VOLVO盛事管理公司总裁stern提出了业内普遍认可的“stern法则”，即：“赞助是一项长期的行为，一般至少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在观众心目中留下较为清晰的印象，随后的两年才会对公司的业绩有影响”。因此企业在考察赞助目标时不能短视地仅仅从自身的角度出发，而更要关注赛事涉及的其他各方的利益。因为从长远来看，如果其他各方利益得不到保障，势必会对赛事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进而会影响赞助效果。
对于被赞助方，如果获得的收入不能冲抵其组织管理及运营成本的话，长期看，将不会愿意继续该项赛事的推广运作。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前，因为历届主办国都是面临着巨额亏损的境遇，这直接导致了后继者申办热情大减，甚至人们纷纷担心奥运会将面临停办的危险，后来由于洛杉矶奥运会成功的商业运作，获得巨大盈利，才使得人们恢复了对奥运会的信心。
媒体同样也是盈利机构，如果电视台花费的购买转播权的投入大于其从收视率和广告方面的收入补偿，那么，很显然该媒体在下一次的转播中将不会有积极性，愿意花费的转播权费也必将降低。2002年中国甲A联赛开始之初，由于足协与央视之间因为转播权费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央视不仅所有比赛没有转播，而且对所有有关比赛的消息不予报道，导致了联赛各级赞助商蒙受巨大损失。
对于运动员来讲，如果不能拿到与之投入的训练比赛相适应的工资奖金收入，那么其在比赛中的情绪势必会受到影响，比赛质量将大大折扣，甚至会直接影响到赛事的顺利进行。在1998－1999赛季，因为劳资纠纷，NBA曾发生过长达7个月的停赛，常规赛不得不缩水至50场，仅商品销售一项，NBA当时的损失就超过3亿美元；2005北美冰球联赛因为同样的原因被迫取消，给相关企业带来不小的损失。
观众对于赛事影响经常被低估，实际上，赛事得以存在的基础就是观众的参与，如果观众花钱购票觉得物低所值，那么下次再继续观看比赛的热情将会大减，甚至会有诺大的球场空空如也的场景，这是赞助商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笔者曾经到现场观看在上海举行的某亚洲俱乐部顶级联赛，让笔者意外的是现场观者寥寥，原因是观众对高达上千元的票价望而却步，觉得根本不值得，赛会组织者不得不紧急采取免费赠票的方式以防止冷场。
赞助商同样对赛事的水准起到决定性作用，企业对于某项赛事的赞助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那么，赞助商们就不会有热情继续赞助活动，这必将影响到赛事的长远发展。2004首届中超联赛，由于出现了众多赛场以外的因素的干扰，极大损害了该赛事的形象和质量。而最大的受害者则是赛事的冠名赞助商―西门子公司，最后不得不同中国足协对驳公堂，合作关系也就此中止，这必将对以后该赛事的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赛事相关的各利益群体对于赛事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在考察赛事质量的优劣时，我们有必要把赛事相关主体作为独立的投资人进行考察，通过对他们的收益成本进行评估，来考察赛事是否适宜作为赞助目标，这样赛事的质量问题就可以转化为赛事各相关利益群体的投入产出比较问题。
赛事赞助目标模型构建
企业在选择赞助目标之前，有必要对赞助目标涉及的各相关主体的投入产出情况进行考察，以确定是否适合本企业投资赞助。
赛事质量问题可以用赛事相关主体的投入产出模型（图1）来表示，从长期看，只有达到五方共赢，即图示中的各方的投入都小于或等于其产出的时候，这样的赛事质量可以认为是好的，公司可以考虑其作为赞助选择的对象。
赛事赞助目标模型评估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考量各相关主体的投入产出比较问题。对于模型中所涉及的各方投入产出的关系，有的可以直接或者借助统计学的手段间接量化，比如被赞助方的成本和收益、媒体付出的转播权费和获得的收视率及广告收入，在此不予讨论。而对于其他几项的投入产出，不能很轻易的获得量化的数据，而需要借助相关的研究工具和方法才能间接的获得所需结果，下面将具体论述。
对于观众来讲他们购买门票的花费是既定的，但是他们对于比赛的感受则是不能用直接的钱财量化的。观看比赛后的所感受的满足与其所花费的票价之间的比较，只有通过他们自身才能体会到。为此，我们可以通过问卷的方式来考察消费者满意度的问题（唐雯、陈爱祖，2005），我们通过里克特五分量表设计相关问题让观众回答：您觉得票价是否合理?您对比赛满意吗？等问题来体现其对比赛的满意程度。
对于运动员（队）的收入等有关的问题也是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获得，但是是否这样的收入水平同他们的付出相匹配，也不能用直接的方法获得答案。为此我们可以同样借助问卷的形式予以考察。比如让运动员们回答：您对于现在的收入状况满意吗?您觉得在俱乐部的生活状况满意吗？等问题来考察其对于从事该职业的满意程度。
赞助商投入与产出的比较问题则要复杂一些，由于赞助商所希望获得的是品牌形象提升，实际上是考察赞助商的赞助效果评估问题，对于此类问题相关研究较多，学者们给出了较多的方法和解决方案，包括：曝光率为基础的方法、追踪法、实验法、事件研究分析法等。我们可以根据具体需要采用合适的方法进行考察。
这样，我们可以通过上述方法把所有的各相关主体的投入产出做一比较，解决了模型中的评估问题，企业可以借此估量某项赛事的质量好坏，进而确定是否适宜作为自己的赞助选择目标。
实际上，本文给出的是企业在做赞助决策前需要解决的赞助目标评估问题，即在众多的赛事可以作为赞助选择标的时，哪些赛事是可以列入选择范围，哪些赛事是暂时不该考虑的，并不是可凭此模型就可以确定选择目标。事实上，如果企业在圈定可选目标后，最后决定是否赞助该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是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赞助费投入对企业而言通常是很大的投资，而且需要花费更大的营销费用――通常是赞助费用的3到4倍，以配合赞助活动，因此企业在做赞助决策时需要慎重从事，多做一些事前的准备是非常必要而且有效的，希望本文的研究会给赞助企业些许启示，从而可以降低企业投资风险，做出合理决策。
参考文献：
1.曼斯菲尔德.微观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江广金，罗彦.“体育赛事供求关系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4.9
3.朱庆.“体育赞助系统及其整合”.福州体育科技，2004.6
4.赵长杰，蔡俊五.“体育赞助的体系”.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1.9
5.唐晓彤，丛湖平，陈冀杭.“关于大型体育赛事服务的生产投入品及消费主体的讨论”.浙江体育科学， 2004.12
关键词：国有企业 委托问题 监督机制 两权分离
一、 绪论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多年，取得了很大的历史性转变，积极推行“两权分离、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明确国有资产的委托关系和权责关系，逐步开拓国有企业稳步发展的新局面。但在近些年的国有企业经营过程中，产生了众多不良问题，如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亏损严重，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少数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私欲泛滥、寻租投机行为屡禁不止等等，分析其深层次原因，其中委托问题是关键问题之一。
二、 理论基础
委托关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最普遍、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存在于一切组织、一切合作性活动中，存在于企业的每一个管理层次上。所谓委托问题是指委托人和人均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并且两者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往往是不一致的。1
2.1委托理论的研究现状
委托理论（the Principal agent theory）是过去30多年里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之一。经过30余年的发展，委托理论由传统的双边委托理论（单一委托人、单一人、单一事务的委托），发展出多人理论（单一委托人、多个人、单一事务）、共同理论（多委托人、单一人、单一事务的委托）和多任务理论（单一委托人、单一人、多项事务的委托）。
委托理论是现代企业理论的主流理论之一，国内外研究较多。主要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委托关系及原因；委托的成本和激励问题。哈里斯、拉维夫、霍姆斯特姆、罗斯、哈特等人开拓了委托理论，构建标准的委托理论，考察问题和委托问题。格罗斯曼和哈特构建完整的道德祸因模型；艾克洛夫构建逆向选择问题研究的分析范式；詹森和默克林创立了实证理论，考察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情况下的企业内部对管理者的激励问题。
我国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我国国有企业的委托关系问题，张维迎（1994）研究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人人关系，试图解释为什么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等；张维迎（1996）对理论的模型进行详细的介绍；张春霖（1995）探讨存在道德风险的委托关系，并运用理论分析初始委托人的界定和人对风险的态度。阎伟（1999）解决国有企业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间的激励不相融，从而根除企业经理的道德风险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消除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刘以安等（2003）分析国有企业委托关系，温海珍等（2003）提出委托风险的防范可以从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两个方面来考虑；李绪红（2004）基于管家理论对委托关系中经营者的“人”角色和委托管家关系中经营者的“管家”角色进行对比。2
三、 对我国国有企业委托问题的分析
3.1我国国有企业天然存在委托关系
在个人企业和合伙企业中，并不存在着委托关系，只有在企业形态演变到公司制企业阶段，出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委托关系才随之产生。但是，国有企业中天然存在着委托关系。国有企业的存在总有一定的目的，无论是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为了坚持公有制，还是在经济管理上为了消除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缺陷，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从理论上讲，国有企业总是属于全体人民所有。但是，全体人民不可能集体去管理企业，首先委托给政府。政府是一个公共法人，他需要将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委托给具体的经营管理人员来运营。因此，国有企业中天然存在着委托关系，并且这种委托关系的存在并不完全是出于分工效果和规模效果，而是主要由国有企业的属性决定的。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委托者追求的是在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国有企业职能的实现。企业的经营者既是具体的受托者（即人），又是一个经济人，不可避免地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包括货币收益、控制权收益等。委托人和人的目标不相一致。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之间同样还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责任不对等，因此，国有企业中同样存在着委托问题，并且由于国有企业有着复杂的属性，国有企业中的委托问题比私有制为基础的公司制企业中的委托问题更为严重。
3.2我国国有企业委托关系的特点
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中的委托关系与西方国家企业中存在的委托关系有较大的差异，表现为一种双重体系，即第一重体系是从初始委托人（全体公民）到政府的自下而上的多级授权链，亦即公有产权由全民授权国家来，成为国有产权，国有产权又由国家授权政府来，政府再委托有关部门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第二重体系是国家到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再到经营者（最终人）的自上而下的多级链。政府是这两大体系中的特殊角色，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初始委托人的人，又是最终人的委托人。我国国有企业的委托关系与西方私有制企业的委托关系具有以下不同点：
（1）与私有制企业中委托关系相比，国有企业中的委托关系表现为是一种更为纯粹的委托。国有企业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全体人民作为一个集合是无法直接经营国有企业，只能实行委托经营。全体人民作为委托人，在监督人时，由于存在着监督的成本和收益的不对称，积极性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并且，全体人民也无法直接去深入企业内部了解企业的真实经营管理状况，无法直接参与企业的决策、经营等管理，是纯粹的外部人。因此，国有企业中委托人和人之间表现出一种非常纯粹的委托关系。而私有制企业的所有者往往也直接参与企业的决策，对企业的内部信息有较多的了解，不仅仅纯粹地作为企业的外部人，是积极的内部所有者。
（2）国有企业中委托人目标多元化、复杂化。由于政府的目标函数不仅是多重的，而且有的目标之间还存在着深刻的冲突，如一方面要求经济增长、效率提高，一方面又追求高就业、社会安定等。委托人目标多元化不可避免地对人的行为造成影响。政府官员作为委托人的行为人，其本身不是股东，并不能享受所有者的权益，在现实中往往干预而不是支持、配合人的行为人的工作，其行为存在着侵犯企业利益问题。私有制企业不同的是，委托行为人一般为所有权的拥有者，其目标单一，追求利润最大化，对自己谨慎选出的企业人必定会密切关注、密切配合。
（3）国有企业的委托层次比私有企业多。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相比，国有企业中委托关系表现为间接性、多层性、复杂性且协调关系繁琐。全体人民作为最终所有者，不可能对众多的国有企业直接行使监督权，只有借助多层关系间接加以管理。这样导致信息的非对称性增大，委托人监督能力减弱，使得协调委托人与人目标不一致的费用较高。
（4）国有企业中委托关系选择的非市场化。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中，委托关系完全是通过市场自由选择形成的，委托人出于追求委托收益，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经理市场上选择有能力经营本企业的经理人员，并根据经理人员的经营绩效决定对其进行奖惩。但在国有企业中，政府官员作为委托人的行为人既不具备私人股东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机，又无自主支配资产转让的实际权力，因而在选择经理和约束经理行为时，难以借助市场化自由契约特征，或多或少倾向于行政手段。
（5）国有产权代表缺乏风险责任能力。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公司企业虽然也实行法人治理制度，但大股东仍能通过董事会控制企业的重大决策，尤其是风险决策。而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因缺乏承担企业决策风险责任的物质基础，市场中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高风险性因素，在缺乏企业风险责任联带机制的情况下，国有产权人的决策行为难以与个人股东一样理性化。
四、 结束语
委托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而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委托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以是无法根除的，并且我国国有企业委托问题有自己的特殊之处。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让大家更加清楚的认识到国有企业委托问题，从而通过有效的举措进行预防，通过加强各方面监管着力于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减少国有企业的损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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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features Of Agency and Principal problem in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关键词：股权重组；债务重组；资产重组；企业重组
企业重组指的是在改造、改组、改制企业的过程中，重新组合企业股权、负债以及资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重组是一种组织变动形式，而在微观经济学理论中，企业重组则是关键的概念。企业重组的内容包括资产重组、债务重组、产权重组。股权、负债、资产等则是企业重组的对象。产权重组是企业重组的核心。结合税法的规定，从各方面对重组进行考虑时，纳税筹划在遵守企业整体成本效益的原则下进行，为获得真正的节税利益，应对重组的程序和内容进行研究。我国的企业重组模式主要为股份制改造。扩大管理者控制权益、市场分量的获得、企业增长的谋求、优势互补、经营的多元化、最大化企业利润等是企业重组的内因。创新资本市场、政府与市场竞争维护市场竞争、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等是企业重组的外因。企业重组应紧密联系企业目标，因此，企业的经营活动不能仅仅对股东利益进行考虑，考虑的对象还应扩大为社会、政府、客户、供应商、债权人等。而企业还需要兼顾其他有关基团的利益，不能单一注重股东利益。企业重组的目标同时也是企业目标。以企业目标为核心，促使企业重组这项重要经济活动能够有序进行。
1、 资产重组的税务问题和会计问题
1.1投资时的税务和会计问题
该企业向其他企业投入整体获利能力的资产，该企业仅仅保留重大经营决策权，而不再对这些资产进行经营，这就是整体资产投资。整体资产投资会计处理应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来进行，例如《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投资》等。投资成本中还包括投资方投出的整体资产所包含的应收款项。外商投资企业向其他企业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时，财产转让收益则是投资合同认同的原账面净值与价值之间的差额。
1.2置换时的税务和会计问题
非货币易处理指的是货币资金未超过资产公允价值百分之二十五的交易，因为资产重组的重要特征就是按净资产转让及受让，在接受资产时，受让方也保持企业经营连续性，同时承担负债，因此，交易补价不是受让方所承担的相应负债。资产重组纳税中没有区别开来应税重组与免税重组，因此，整体资产纳税处理问题也相应存在。换出企业在换出后，置换依然是包含于纳税主体整体资产重组的存货，则不用缴纳增值税，因为不能作为买卖。换出企业原整体资产所包含的、而无法再独立承担的纳税义务则仍旧延续，因此，可能继续抵扣未抵消完的进项税额。在已经抵扣进项税的情况下，以销售计算销项税额的标准来置换存货，并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给换入方。
2、 企业分立税务和会计问题
2.1企业分立税务问题
当货物部分被转移至分立企业，分立出去的企业并非独立增值税纳税义务人，销项税额的计税依据应按照近期同类货物平均价格进行计算，城市维护建设税的按照其计缴增值税计缴。完整的异地业务分部如果分立出去，在进行分立之前，则为独立的增值税纳税人，在进入分立企业后不应该计算这些分部货物的销项税，但可以继续抵扣抵扣部分。如果与被分立企业是一个纳税义务人，企业分立是统一核算被分立企业的负债和资产部分的分离就是企业分立，购买分立出去的货物部分时，被分立企业抵扣了进项税额，应以销售标准定位这部分货物。企业所得税免税重组，企业分立各方在进行处理时可按照下列规定进行，第一，被分立企业股东取得该公司的股权是因为放弃了某公司的股权，则旧股成本应是新股成本的基础。第二，被分立企业全部负债和资产成本由分立企业接受，那么结转确认以被分立企业账面净值为基础。第三，接受资产的企业承担起被分立企业已分离资产的纳税义务，可按照分离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对未超过法定弥补期限亏损额进行分配，弥补由接受资产企业继续承担。第四，以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为换出股权支付额对应的增值部分。
以企业纳税处理为例进行说明，S公司资产一千万，由丙丁两个公司各出五百万，分立S公司分部，设立为Y公司，S公司股东不变且存续经营。Y公司将股权支付给S公司原股东。按照下述进行各方所得税处理：第一，不计算S公司分立资产转让所得，因为分立企业时没有产生非股权支付额。第二，在分立时，S公司若存在不超过法定不亏期限亏损，其分配可按照Y公司净资产所占S公司的比例进行，在分立后剩余补亏年限内，弥补由Y公司承担。第三，S公司在分立后，相应的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负债、资产同时转销分立，在此应注意，对所有者权益进行转销时，必须经过税务机关核准，方能进行盈余公积与未分配利润项目的转销。转销的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是应税属性。
2.2企业分立会计问题
企业分立与分立企业、被分立企业股东、被分立企业三方面会计处理等问题有关。第一，应遵循不改变历史成本原则，必须按照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在企业分立时，不应按评估价值对分立企业存续经营资产账面价值进行调整。第二，应按照账面价值转销被分立企业分立出去的负债和资产，若该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相等，则与被分立企业净资产问题无联系。被分立企业如果放弃企业全部权益或部分权益，必须要将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减少。需要按照评估确认价值计价标准将新的投资成本反映出来。财产分割是在企业被批准分立后进行的。被分立企业按照所有者权益、债券、财产、被分割的债务等，贷记相关资产类科目，借记相关所有者权益、负债类科目。
例如：A公司分立，股东根据A公司资产负债表余额，根据协议给分立后所成立的B公司划分了七百万资产，负债总额为四百万。A公司分立基准日净资产为八百三十万，其中实收资本为五百八十万，未分配利润五十万、盈余公积一百一十万、资本公积三十万。被分立企业会计处理首先应对未分配利润五十万进行冲销，之后对A公司的资本公积和盈余公积进行冲销。
3、 企业清算的税务和会计问题
企业清算程序如下：向法院申请破产；法院受理后将清算小组成立；对债权人公告、债务的登记与确认、重新对债务分类；对清算方案进行确定；清理债务、变现资产、追索债权；对剩余财产进行分配；企业清算程序结束、企业相关登记注销。企业清算的过程中，企业不能够以任何名义开展经营活动。清算期间会计问题有：①清算报表的编制；②结转清算损益；③债务会计核算的清偿；④将有关费用支付给职工、将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⑤会计核算破产费用；⑥会计核算破产资产重新估价；⑦会计核算破产财产清算。企业在进行清算时，一个纳税年度则为清算期间，如下公式则为企业清算所得，清算所得必须依法缴纳所得税。清算财产盘盈+非存货变现损益+存货变现损益=全部清算财产变现损益；剩余资产或净资产-累计未分配利润-税后所提取的基金节余-法定资产评估增值-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接受捐赠财产价值-注册资本金=企业清算所得；适用税率×清算所得=应缴清算所得税；企业全部清算财产变现损益-未支付职工劳动保险费用、工资等-清算费用-企业拖欠税金-还未偿付的各项债务-偿还负债收入+收取债权损失-企业净剩余财产或净资产。记录清算全过程需要会计办法的精确性，且需要设置如清算资产分配、清算损益等新的会计科目，因为在企业清算时，如历史成本原则、全责发生制等会计基本原则已经不再与时俱进，必须从综合计算清算损益原则、逐个清算原则等新原则上进行清算。企业要想从事经营活动就必须经过人民法院的允许。企业清算时，一个纳税年度为清算期间，清算所得必须依法缴纳所得税。企业办理注销登记之前缴纳清算所得税，缴纳须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可筹划清算日期。
结束语
企业必然出现的现象就是企业重组，经营管理环境、公共政策、发展战略等都有可能成为重组的内容。文章对企业重组涉及到的会计问题以会计要素的视角进行研究。基于税务问题的产生，为纳税的合理筹划，反作用于处理企业重组的会计问题办法。（作者单位：嵊州剡穗税务师事务所）
参考文献：
[1]闫国权. 煤炭企业重组与中原经济区建设的研究――以河南省矿井为例[J].中国商贸，2013（19）.
[2]蔡旺清，蔡旺. 企业吸收合并中合并各方会计与税务处理的研究――以同一控制下合并各方均选用一般性税务处理方法为例[J].会计之友，2013（4）.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点，即具有社会性、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自身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现代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使它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起着“减震器”和“安全网”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也显得越来越重要。社会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社会稳定担负着巨大作用，因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非常重视医疗保险，政府以各种形式来组建、完善和提供社会医疗保险。在理想的情况下，医疗保险的提供不应改变被保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和医疗费用的变化，也就是说，保险当事人的行为不应该影响保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增加医疗费用的支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一条件是很难满足的。在医疗保险中，医疗费用并不是完全由个体所患疾病来决定的，它还受个体对医生的选择、就医习惯和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内容等因素的影响。大量的事实表明，由于医疗保险的提供，它为患者提供了过度利用医疗服务的动机和激励机制，也给医疗机构的过度供给创造了更多机会和条件。即通常会引发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是医疗保险机构所面临的一个最重要风险，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我国如何减少道德风险，提高对有限资源的利用率，防止对医疗卫生资源的过度消耗，却值得我们认真去探讨与研究。
二、道德风险及表现形式
在保险领域里，道德风险是任何一个保险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风险。国家实行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后，使医疗机构和患者都成为“经济人”，而“经济人”在做决策时就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其出发点。我国的基本社会医疗制度推出时间较晚，医疗卫生体制也存在诸多的缺陷，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在我国就更为严重。如何对其加以有效的防范与控制显得极为迫切。
（一）道德风险的概念及其影响道德风险最早源自于保险业，现在已经被广泛应用到经济生活中各个领域的各个方面，成为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道德风险亦可称之为“败德行为”，一般是指一种无形的人为损害或危险，是市场失灵的一种形式。泛指市场交易中一方难以观测或监督另外一方的行为而导致的风险。[1]在医疗保险领域，道德风险是指一方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在经济活动中，道德风险问题相当普遍。获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斯蒂格里茨在研究保险市场时，发现了一个经典的例子：美国一所大学学生自行车被盗比率约为10%，有几个有经营头脑的学生发起了一个对自行车的保险，保费为保险标的15%。按常理，这几个有经营头脑的学生应获得5%左右的利润。但该保险运作一段时间后，这几个学生发现自行车被盗比率迅速提高到15%以上。何以如此？这是因为自行车投保后学生们对自行车安全防范措施明显减少。在这个例子中，投保的学生由于不完全承担自行车被盗的风险后果，因而采取了对自行车安全防范的不作为行为。而这种不作为的行为，就是道德风险。可以说，只要市场经济存在，道德风险就不可避免。
（二）不同角度下的道德风险
1、从时间的角度分析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来自于个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机会主义倾向假设以有限理性假设为前提。[2]是指人们借助于不正当的手段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倾向。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以发生时间上的先后为依据，可以将道德风险分为事前的道德风险和事后的道德风险。事前的道德风险与事后的道德风险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1）事前道德风险。保险可能会影响被保险人的防灾、防损措施，改变被保险人的行为，个体通过选择不同预防措施会影响自身疾病发生的概率。事前道德风险会对被保险人疾病发生的概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增加保险人在医疗费用方面的支出，给医疗资源带来更多的消耗。心理风险是与人的心理状态有关的一种无形的因素，它指由于人的不注意、不关心、侥幸或存在依赖保险的心理，以致增加风险事故发生的概率和损失幅度的因素。如企业或个人投保了财产保险后放松对保险财产的保护措施；投保人身保险后忽视自己的身体健康等。逆向选择是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现象。逆向选择是说一个制度的实施非但没有把好的对象选出来，反而使比较差的入选了，逆向选择的存在说明此项制度是不合理的或者说是有待改进的。利用制度缺陷而获得额外利益的行为肯定是非道德的，或者是道德水平下降的。逆向选择使社会承担的风险随着道德水平的下降而提高。心理风险直接影响个体的逆向选择，也影响事后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个体的心理活动必须通过其行动来实现其目的，但心理风险是个体的心理活动，法律无法对其加以控制，只能通过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对其具体行动进行约束来减少心理风险。事前道德风险的发生是制度安排不合理所造成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扭曲的现象。
（2）事后道德风险。个体在患病后相应的治疗成本不是固定的，患者可以在从便宜到昂贵的各种治疗方案中进行选择。实际上，对于治疗方案的选择并非越昂贵越好。由于这种形式的道德风险对于医疗费用的影响更大，因此，在医疗保险中，事后道德风险的防范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道德风险的发生与疾病费用的价格弹性有关，价格弹性大的医疗服务可能产生更大的道德风险。在这种道德风险的作用下，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相对较高的个人可以靠玩弄道德风险来解决不能享受医疗保险或享受待遇较低的家属及亲戚朋友的看病吃药等问题。[3]因此，在经济学中，将道德风险看作是人们医疗保健服务价格的需求弹性造成的经济激励机制的理性反应。
2、从微观的角度分析。根据道德风险中不同主体在微观上的表现，可以将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分为患者的过度消费引起的道德风险和医疗服务人员的诱导性需求而引起的道德风险。
（1）患者的过度消费心理。患者在投保之后，其实际承担的医疗费用下降导致其对医疗服务需求的上升现象。由于社会医疗保险的提供减免了个体所需支付的部分或全部医疗费用，造成个体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就会比没有医疗保险时的需求量大，从而导致对医疗卫生资源的过度利用。
（2）医疗服务人员的诱导性需求。医疗服务人员利用其信息优势诱导患者接受过度医疗服务的现象。在诱导需求中，患者的不合理的医疗需求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医疗服务人员激发出来的。医生兼具医疗服务的指导者和提供者的双重身份，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又存在严重不对称，医疗服务机构和医生的收入与医疗费用的高低成正比，促使医生对诱导需求产生强烈的愿望和动机。他们就会通过增加服务量和提高服务价格来实现自己目的。
三、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分析医疗服务具有准公共性及专业性的特点，决定了其在提供服务价格和数量时，可能偏离市场的实际需求水平，造成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经济学对医疗服务的观念，在于强调医疗服务的需求是强调医疗服务是消费者用于生产健康的投入要素。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不受伤害，而且还是生理、心理和社会幸福的完好状态。由于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医疗服务又具有高度专业性，这导致消费者和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严重不对称。信息不对称使得医疗服务的供给方缺少内在的成本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甚至可以造成供给方的诱导性需求，必然使医疗费用上涨的趋势得不到有效抑制。确立医疗保险制度，其初衷在于分散疾病风险，减少因医疗费用开支过大而造成的家庭收入水平的大幅度下降，从而保障公众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但是，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客观上提高了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水平，加大了对医疗卫生资源的消耗。我们必须看到，医疗保险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消费者的道德风险意识，使得人们对医疗服务产生过度消费，进而导致全社会医疗费用开支不合理的过快上涨。医疗保险领域所涉及的医院（医生）、患者、医疗保险机构三方都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且都会尽量维护自己的利益，相互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博弈关系，于是，道德风险也由此而生。在医疗保险运行过程当中，无论是医疗机构还是患者都不需要自己掏钱，而是由第三方来支付的，因此造成道德风险的概率就大大增强。
四、道德风险产生的途径探讨如何防范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必须首先对道德风险产生的途径进行分析，才能对如何防范道德风险提出有针对性建议。医疗保险市场与普通的市场相比有它的特殊性，医疗保险市场实际上存在三个主体，即：保险人、被保险人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也来自这三个方面，即：一是被保险人（患者）；二是医疗服务提供者（医院）；三是保险人（医疗保险机构），医疗保险机构的职能是直接由法律、法规规定的，因而其实质上属于医疗卫生体制范畴。在我国，由于体制原因而给医疗保险带来的道德风险更为严重。
（一）患者的道德风险作为医疗保险的需求方，患者就诊时医药费不需要自己支付，而由第三方（即医疗保险机构）来支付，患者的医疗消费需求可能会无限膨胀，出现小病大养、门诊改为住院等现象。在参加医疗保险的情况下，人们将面临较低的医疗价格，当消费者只需支付其医疗费用的一小部分，且他们的消费行为又难以观察时，过度消费医疗服务的需求就不可避免。这种因医疗服务的提供使社会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而形成的过度使用医疗服务资源的道德风险与医疗保险的目标相冲突，不利于医疗风险的完全彻底转移。而且会严重破坏医疗保险系统的正常运行，造成医疗保险机构支出增加，甚至亏损，正常运行难以为继，进而导致医疗保险市场萎缩。患者对医疗服务需求的膨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预防的忽视从而增加疾病发生概率。众所周知，良好的生活习惯、合理的饮食结构、自我保健行为可以预防疾病的发生，减轻疾病造成的危害。参加医疗保险后，被保险人往往认为自己参加了保险，患病时医药费可以报销，不需要自己掏钱，对如何避免风险的工作可能就会较少去做，如吸烟、不太注意饮食和不太注意锻炼身体等等；个人减少了健康预防措施，从而改变疾病发生的概率，增加了医疗费用的支出，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短期内虽然无法观察到，从长期上看却增加了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
2、患者的“过度消费”心理。参加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后，患者就诊时不需要自己付费或付费很少，部分患者会提出要求给予过度检查及选择昂贵治疗方案。“过度消费”的心理倾向很普遍，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多多益善”的消费动机。许多患者会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在许多情况下，治疗方案的选择可以有多种，使用其中任何一种治疗方案都可以使患者恢复健康，而使用何种方案取决于医生的偏好和患者个人的意愿，在提供社会医疗保险的条件下，患者相互之间存在攀比心理，使用低成本方案治疗的患者会觉得自己吃亏，因此往往会放弃“便宜”的治疗方案而选择“昂贵”的治疗方案，出现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现象，从而影响医疗保险机构的成本控制。
（二）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在医疗卫生服务过程中，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患者对医疗知识的匮乏，使患者缺乏对医疗服务的质量和数量进行事先判断的知识和能力，缺乏对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所提供服务的质与量是否符合自己病情的准确信息。国家不允许其他资本进入医疗市场，医疗行业具有较高的垄断性，造成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是各类道德风险中最为严重的。
1、医疗机构对医疗服务的垄断性。医生在其提供医疗服务的整个过程中，掌握着主动权，对医疗技术又拥有足够多的信息，患者在接受治疗时不能讨价还价，难以控制卫生消费的种类与数量，加上疾病具有突发性和需求缺乏弹性的特点，患者的被动地位非常明显。病人在接受医疗卫生服务时，通常不能像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购买一般物品那样可以通过比较的方式来进行选择。医生则可以通过抬高医疗费用，或降低收治标准或分解住院套取结算单元等方式增加医疗机构收入。在医疗卫生市场，病人获得的信息是相当不充分和不透明的，如医疗卫生的服务质量，医生的工作资质与技术水平等几乎找不到客观真实的鉴别资料。尤其对要支付的价格具有不可预测性，病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就更没有选择余地，一直要到医疗服务提供结束后才能知道。医疗卫生市场存在的这些信息障碍使其不能正常而又有效地运转。
2、医疗服务的过度供给创造了需求。较高的专业性使医疗服务常常处于垄断地位，医院具有医疗服务供给的排异特权，不允许外行提供医疗服务。在信息不对称严重存在的情况下，医生要求病人做什么检查，吃什么药，病人只能唯命是从。一方面，医生为了保护自己，减少医疗事故发生的风险，存在着不适当服务现象，医务人员从最大限度减少自身利益损失的角度出发，要求患者做“高、精、尖”医疗设备的检查，甚至在病情已确定的情况下，仍然建议患者做这些检查。另一方面，来自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表现为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过度供给”行为，也就是在传统的按服务付费制度的情况下，医疗服务提供方因为其提供服务越多，得到的收益就会越大，医生的收入与其提供服务量的多少是成正比的，这种经济利益上的好处往往鼓励医疗服务提供者提供过多的或昂贵的医疗服务，从而诱发了需求。并且医院和医生的收入与其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数量相联系时，在利益驱动下，开大处方、小病大医等就成了一种必然出现的现象。由于医疗行业的特殊性，通过更换不同剂量的药品，提高用药档次，将过去价廉、疗效高、实用的药品变为价格昂贵的药品。这就是所谓的医疗服务领域的“萨伊定律”：医疗供给创造医疗需求。[4]
（三）医疗卫生体制造成的道德风险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医疗卫生体制，也使我国医疗卫生领域道德风险更具有复杂性。实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后，对基本医疗保险政府在认识上存在误区，认为医疗卫生服务不创造经济效益，为减少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而把医疗卫生事业市场化、产业化，许多道德风险也由此而生。
1、“第三方支付”制度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道德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第三方支付”的制度设计有关，医疗服务的费用不是由被保险人本人直接支付，而是由第三方支付。这种“第三方支付”的特点和结果是：（1）患者（被保险人）和医生（医疗服务机构）在“交易”过程中的感觉是“免费的”。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尽管医疗费用在交易过程中金额可能很大，但他们双方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都面临着“零”成本；由于医疗服务的需求者并没有受到其支付能力的限制，其结果必将是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背离。（2）在“第三方支付”制度下，医生事实上是被保险人和保险人这两个委托人共同的人，在这复杂的委托关系中，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医疗机构、保险机构、患者三方之间信息不通畅，加之健康的标准和治疗的效果与其他服务相比很难界定和度量。所以，“健康”这个标准就难以写进合同之中，更何况一种疾病存在着多种治疗方案，不同个体之间在体质上也存在差异，采取哪一种为最佳就更难以明文规定了。由于医、保、患三方权利义务的不对等，医务人员和投保人为了各自的利益可能联合起来对付保险机构。[5]
2、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我国对卫生资源的配置过多地集中在东部地区、大城市、大医院，集中在医疗上，而不是公共卫生和广大农村基层，造成了卫生资源分配的不合理状况。受市场经济作用的影响，卫生资源的重复配置所形成的闲置和浪费，加上医疗机构基础设施的改造、医疗补偿机制不完善所引发的诱导需求等因素。[6]
表1卫生总费用
年份卫生总费用(亿元)卫生总费用构成(%)城乡卫生费用(亿元)卫生总费用占GDP%
合计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现金卫生支出政府预算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城市农村
1978110.2135.4452.2522.5232.247.420.43.04
1988488.04145.39189.99152.6629.838.931.33.27
19983678.72590.061071.032017.6316.029.154.81906.921771.84.70
19994047.50640.961145.992260.5515.828.355.92193.121854.384.93
20004586.63709.521171.942705.1715.525.659.02621.691964.945.13
20015025.93800.611211.433013.8915.924.160.02792.952232.985.16
20025790.03908.511539.383342.1415.726.657.73448.242341.795.51
本文的任务，就是要对”企业拖欠“这一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它对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在经济波动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并对处理三角债问题的基本思路与具体做法，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本文所讨论的对象，是以企业财务报表当中的“人欠货款”为数量界限的企业间债务。由于缺乏债务拖欠时间、企业债务中拖欠部分比例的数据调查，我们主要通过对企业间债务总量的分析来展开讨论。除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料之外，我们还利用了两个样本数据，一个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37万家乡以上工业企业”（以下简称37万家）统计资料，另一个是工商银行搜集整理的4000家大中型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以下简称4000家）的统计资料。
一、企业间债务的一般原理
1．1企业间正常信用关系的经济基础：最终产品销售前景
从基本理论层次上说，企业之间的债务，无论是怎样发生的，属于社会总流通手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现代经济中最经常使用也是最主要的交易手段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由政府货币当局发放的货币。但交易手段并非必然是由政府发行的，信用手段也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信用或国家信用。从历史上看，纸币的最初形态是私人之间的信用票据以？quot；银行券；而另一方面，商业票据，也就是企业之间的债务凭证，至今仍然是中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而广泛使用的一种交易手段。在企业之间交易中，卖方根据对买方产品销售前景的信任（这是信用的基础），对其实行一定时间内的“赊销”，买方则在一定时间之后再支付货款，在市场经济下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信用关系。
从个别企业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取决于对债务方产品销售前景的预期与信任，而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的存在，取决于对最终产品（投资物品、消费物品以及出口产品）的销售前景的预期。在现实中，多数企业之间的交易所涉及的只？quot；中间物品”；多数企业生产的也并非最终产品，或者（如钢材）并不用作最终物品的目的，而是中间物品（钢材并非用作投资的目的，建设厂房，而是用作原材料，加工出其他物品）；但是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来看，只有最终产品的购买能够由货币实现，中间产品的价值才能够以货币形式实现；假定最终产品的购买是必须用货币实现的，①中间产品的价值也就可以最终由货币来实现支付，实现只不过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因此，企业事实上是以最终产品的销售前景为信用保证，赊？quot；中间产品“。
由此可以看出：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问题，企业之间的正常的信用规模，取决于”最终产品“的市场需求规模；一切对总需求（最终产品需求）产生影响的因素，都会影响到企业正常信用的规模。这也就意味着，企业间债务状况，与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是密切相关的。这些基本关系在我们分析企业间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问题时十分重要。
1．2总交易量与两种不同的交易手段
虽然企业间债务最终一般还是要由货币来进行支付或结算从而完成交易的全过程，但在一定时间内（在一定的观测时点上），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未付商业票据的价值总额，就是在这一时期内由商业票据为中介的交易活动的总额；企业债务的存在表明在一定时期内已经实现交易的商品，有一部分不是由货币中介的，而是由企业间商业信用中介的。公式（1）表达这一关系：
（1）PT＝MV＋D
式中P代表物价水平，T代表交易总量（实物量），M代表货币量（政府信用），V为货币流通速度②，D为在本期内发生的未支付的企业间债务（增量）。等式右边的总和表示的是以一定速度流通的交易手段或信用手段的总额。
在有的情况下，经济现实中的企业间债务会达到或接近某种最大值，虽然还了旧债之后还会再欠新债，但总量基本稳定下来，不再增长（D＝0），社会交易总量PT和经济增长规模的变化，就主要由货币量M和其流通速度V所决定。这是人们通常忽略商业信用存在而只注意研究货币量变动的作用的原因。
但是，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即：给定货币量和流通速度，企业间债务增加，经济活动的规模（PT）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重要关系是本文，特别是在后面几节里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1．3企业间债务总量无限增长的可能性
假定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没有进出口），也无需向政府交税，只有工资（各种个人收入）是必须用货币支付的，只有消费品是必须用货币购买的（在假定工资只用于消费的前提下，这两个假定是等价的）；所有中间物品以及投资物品都可以在支付相当于工资成本的那一数量的货币之后，用企业间债务的手段进行交易。我们就有了一个极限性质？quot；乘数”，即工资成本与总销售额的比率的倒数。这一乘数与总贷款额的乘积，就是企业间债务的理论极限值。
而且，这一极限值并不是债务总量的极限，而只是债务增量的极限，因为这里的乘数是本期的工资成本与本期总交易量的比率。这就意味着，如果企业可以不还旧债的话，企业间债务的总量是可以无限地增长下去的，每年都可以增加不超过极限值的一部分债务（这也可以构成一？quot；稳恒态“，steady－state）。这时，要想使企业间债务增长速度放慢，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货币的供给从而使可支付工资和消费品购买力规模下降并因此使整个经济活动的规模缩小。
这一极限值对于任何一个现实经济来说都显得”太大“，实际债务增量总会小得多。这其实不说明别的，只是说明，人们是”还债的“，企业间的交易并不是只靠相互欠债，企业间信用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接受的信用，一个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地欠债不还再无限地借新债。
因此，问题归结为，人们为什么要还债和企业之间为什么不会无限地借债？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说，这无非是因为欠债和被欠债都是有成本的，而及时还债和不过多向外借债是有好处的。
1．4企业间债务的微观行为分析
现在暂时假定我们将要讨论的企业都是”预算硬约束“的（下一节再放松这一假定），来看一下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说，它借给别人债时和欠别人债时所考虑的各种因素。
（1）债权方。作为债权人，进行赊销对他的主要好处是与客户保持长久的交易关系从而保有市场；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生产过程的波动所带来的成本。在经济不那么景气的时候继续给老顾客们发货并给他们一些信贷，也能使生产持续不断的进行，避免今天停产、明天再重新组织起来而引起的”生产重组成本“。
当然，这样作是有代价的，最基本的就是付出隐含的资金利率。一般说来，在商定的时间内，企业间债务是没有利息的，在各国实践中，发生债务拖欠时一般也没有利息惩罚（见Alrandariandschaffer，1995）。隐含在企业间债务中的利息通常表现为提前支付或直接用现金购买时卖方给予买方的价格折扣。如果发生”拖欠“，债权人除了利息损失加大之外，还可能发生资金周转的困难，影响自己正常的生产经营。因此，当一个企业允许另一些企业延长还款时间的时候（明知对方要拖欠，还是发货），可以视为一种”让利“行为或”降价“行为，是由于产品滞销或市场需求下降的时候企业不得不降价销售，降价部分就相当于允许拖欠时额外让出的利息（相反的情况是”抢手货“得先支”预付款“）。一般说来，企业不会无限地让不还债的人继续赊购下去。别人长期拖欠不还债，债权人却还继续发货，这种无法用正常经济原因解释的特殊情况当然只能由特殊的体制因素加以解释（见下一节）。
债权人长期拖欠债务，债权人一方还会发生”追债成本“：派人出去追债本身是费时、费力、费钱的，而且在对方”耍赖“的情况下有时还得作出的债务减免之类的”让步“；同时，债权人积极要债，可能使人们认为他自己的财务状况不佳，影响自己在市场上的形象与信用。这是所谓”消极债主“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见BeggandPortes，1992）。这些成本会从债权人一方阻止债务的无限增长。
（2）债务方。从债务人的角度看，他超过付款期拖欠债款的好处当然是多占有了一部分利息，更可以在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灵活性“，没钱也能继续投资、继续生产，或将自己的资金周转用于别的用途，”一块钱当作两块钱用“。但拖欠债务的代价是落下”不讲信用“的名声而使以后再借债发生困难。在商业信用极为重要的经济环境中，为了占一点利息的便宜丧失信用是很不值得的。这是市场经济中不到万不得已企业总是尽可能及时还债的基本原因。
1．5企业间债务的规模与货币量（银行贷款）的相关关系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和规模与货币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货币越多、越便宜，大家越没有必要相互欠债；而当政府采取宏观紧缩政策的时候，货币供给量越少，企业之间相互拖欠会变得越严重。但是在另一方面，根据前面第1．3小节的分析，货币量越多，企业以货币为基础所能创造出的企业间信用也会越多。就单个债务人的角度看，它越是能够获得较多的货币（银行贷款），它就越是可能更多地欠债，别人会因为相信它可以较容易地获得银行贷款而较为放心地借债给它；从债权人的角度看，如果他可以较容易地获得贷款，他就可能不那么积极地去”要债“，因为别人所欠债务虽然多一点，他仍可以从银行借到钱维持生产的正常进行。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人们都是在一定量的货币基础上”创造“企业间信用，货币量越多，以此为”准备金“所能创造出的企业间债务的规模就可以越大。
从统计经验上看，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间债务与企业贷款规模的比率一般为一比一（Rostowski，1994）。我国目前企业间债务与企业贷款的比率总的来说还较低，约为67％，所以债务增长还有”余地“。从个案情况看，当企业间债务与贷款比率较低的时候，债务仍会增长；当这一比率接近于一或大于一的时候，债务增长的速度明显下降，企业本身也开始积极清理债务。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关系。
1．6债务总量与债务增量
企业债务总量是指到某一时点为止经济中全部未支付的企业间债务的总和（比如我国1995年末存在的8000亿企业间债务），是一个存量概念；企业间债务增量是在一定时期内新增加的债务量（比如1995年一年间我国企业间债务增加了2000亿元），是一个流量概念。
在一定时期中，企业会还旧债欠新债。新债是在本期发生的，但只要它没有超出还旧债的数量，债务总量没有增加，就可视为没有发生新增债务，因为还旧欠新？quot；还”的过程使用了货币，相当于用货币进行交易，没有用新增债务来中介本期的交易。正因如此，只有本期新增的债务，才与本期的经济活动相关；其他债务存量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但是，企业间债务的存量与增量是相关的：就一般趋势而言，给定其他各种条件（包括宏观经济政策），企业间债务的增长速度会随着债务总量的增大而发生递减；存量相对于整个经济活动以及货币总量的规模越大，增量的相对规模会越小。原因就在于，从宏观的角度看，企业间已有的债务越多，建立在一定货币基础上的信用关系越是脆弱，新的信用创造余地越小。就个别企业来说，欠债越多，再借新债；或者别人欠的账越多，自己财务越难以再维持生产，进行更多？quot；赊销“。
因此，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在现实中企业间债务的实际极限是什么，但是由于以上两个小节所分析的种种原因，我们可以期待：给定货币供给的增长率（政策），给定经济的增长速度，企业间债务的增量随总量的扩大而递减（若货币供给增长率发生较大变化，债务增量会突然以较大幅度增长），至少，债务与交易总量的比重会发生递减。
企业间债务不会无限地增长，这个理论上的结论对于分析现实中债务的增长变动情况，也许是有用的。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宏观政策发生变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初期，债务增量数额很大（见表1，主要工业企业的数据）；但在这之后，随着债务总量的进一步增大，债务增量下降，增幅递减，而不是每年保持同样的增长幅度。1988－1989年实行宏观调控后主要企业间债务增量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1987年的0.76％猛增至1989年的3.98％，但随后逐步下降；1993年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之后，企业间债务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前一年的0.3％一下子猛增至14.63％，但在1994年这一比率已经下降至10.91％，债务增量的绝对值也开始下降。
二、中国现阶段企业间债务增长的特殊原因
2．1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企业间债务正常的”体制性增长“
国有企业的一个基本体制特征是”预算软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就一定相互拖欠债务。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企业仅与中央计划当局发生”垂直的“经济联系，企业之间并不发生直接的财务往来，交易的支付直接通过统一的银行帐户进行划拨，所以并不会发生所谓”三角债“现象。只有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当中，当集中计划的经济体制已经解体，生产经营决策权已经下放到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发生横向财务关系的情况下，”三角？quot；才会发生。这就是说，“三角债”是“改革了的国有企业之间发生的债务拖欠”现象。在现实中，所有实行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都发生了“三角债”从无到有、迅速膨胀的问题，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转轨时期，企业间债务总额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经济“货币化”、“信用化”的一种正常现象。我们称这种因体制变化所引起的企业间债务增长为“体制性增长”。我们当然很难确切地在统计上确定已经发生的企业间债务中有多少属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体制性增长”（在本文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忽略这个问题，但仍请读者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我们应该当作“问题”加以对待的只是超出正常的“体制性增长”的突发性“膨胀”或“额外增长”。
2．2国有企业的特殊问题
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体制特征决定着企业间的债务，可能会大大超出“预算硬约束”条件下的债务水平。这是对于国有企业间债务过度增长的一个最基本的体制原因。这一基本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有企业本身享有“国家信誉”的背景，借债较容易。法律上说，国有企业是国家作为所有者和债务人的“无限责任公司”，只要国家“不破产”，企业的“信用等级”就总会好于别的企业。这是人们较容易借钱、借债给国有企业的原因，无论它们是否欠债不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债务，一定程度上具有与法定货币同样的性质。
第二，在历史上，国有企业一般不会破产，亏损由国家补贴。财务状况不好的企业仍要生存下去，债务也就必然不断增加，不会因破产清偿而被勾销。不能破产，企业欠债就没有了最后的惩罚，债务的增长也就会“无所顾忌”，不良企业吃整个经济的“大锅饭”，占用盈利企业的资金，无法实现优胜劣汰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最终也会将盈利企业拖垮。
第三，在历史上，企业债务增加后，国家银行注入新的偿债资金“清理三角债”（1986年以后国家曾多次为清理三角债注入资金），更增强了人们对国有企业债务有国家作保证的预期。
正是在这种特殊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很容易膨胀，超出企业自身的偿债能力；而且，国有企业事实上能够通过扩大企业间债务拖欠，扩大其事实上的“购买能力”，从而导致总需求的膨胀或减缓总需求缩减的速度。国有企业间“三角债”，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企业以国家信用为背景自主先导发行的准货币”，也是货币发行“倒逼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见樊纲，1994，1995）。
假定D为企业间债务总额，ΔM为国家银行事后为“清欠”而注入的货币，则
式中的m可以定义为“企业间债务引致货币供给的系数”。假如“为清欠三元债务注入一元货币”，则m的经验值为3。
国家银行“注资清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国有企业间债务行为的预期并因此而影响到目前与今后一段时期中企业的行为。国家银行注入的资金越少，或者所承诺注入资金减少，m的“预期值”（Em）越低。理论上说，Em越低，“预算约束”越“硬”，企业间相互拖欠的数额会越小。所以，企业间债务在理论上是“预期货币供给系数”的函数：
（3）D＝f［Em］
任何经济中企业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在体制上和行为上的差别，就在于Em较高从而拖欠行为会较为严重。但这并不否定同样是在国有经济条件下，Em仍会是一个可变的量，并且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作为政府的一个政策变量。这一点在理解解决企业间债务拖欠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2．3企业为什么被严重拖欠时还会继续“发货”
中国国有企业在被严重拖欠的情况下还会继续给予其他企业“发货”并继续进行生产，除了前面所说过的（A）为了保持与客户的长期关系，（B）为了防止生产停顿之后发生“生产重组成本”等一般性的经济原因，以及（C）企业“预算软约束”这一基本的体制性原因之外，还有以下一些较为具体的经济原因与社会原因。
（1）为了能发放奖金与增加福利。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现行体制是，工资、奖金的发放和利润提留取决企业是否在本期内有“销售额”；而只要产品已经发出，就算作发生了“销售”，就可以动用企业现有的资金或者有资格向银行借款发工资、发奖金、提福利、提留利润进行各种支出。企业可以不关心自己的实际财务状况被债务人拖垮（在预算软约束条件下，债权人对于借出债务的风险考虑也会小得多），但总是会出于管理者和工人的现实利益（不是所有者的利益）而关心是否发得出工资。因此，只有当企业间拖欠已经使企业可动用的资金（包括自有资金和银行可能的贷款额度）“用完了”的时候，企业即使继续生产也不再能发工资的时候，企业才会有较为强烈的动机，停止在收不到货款的情况下还继续发货。
由此可见，在国有企业的体制条件下，企业间债务的增量，会更接近上一节所说的“理论极限”－－只有“工资成本”构成对企业间债务增长的限制。
这一因素，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企业都一直起重要的作用。在高涨期之后、紧缩刚开始的时候，许多企业还有利润、也还有现金，还能发奖金，这一因素的作用就大些；一般地说，对于有利润、有现金的好企业，这个因素的作用总会大一些，而对于其他一些企业，当问题已经是没有现金、发不出工资的时候，这个因素当然谈不上多大了。
（2）为了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在现行银行体制下，国有银行在分配贷款指标的时候，执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标准，其中重要的一个标准就？quot；企业的产品有市场“。在这种条件下，只要能够”发货“，无论是否收得到货款，企业都似乎更便于证明自己的产品有市场，以此作为申请贷款的理由。
（3）为了”社会安定“。作为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承担着一些国家的社会职能。别人欠债不还，企业到头来会拖欠工人的工资。但据企业管理者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解释，即使这样，只要生产还在进行，工人每天能有事作（同时企业和政府承诺以后一定补发工资），也比工人无事可作要更有利于社会稳定。这也构成”不付钱也发货“的一个重要原因。
2．4其他体制缺陷的作用
毫无疑问，中国电子商务目前整体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尤其是当唯品会上市这样在过去非常利好的消息，在今天却成为一句验证“流血”、“亏损”、“资金链”紧张的结语。这不得不让人心生喟叹，中国的电子商务，究竟怎么了?
在国内，无论是大平台电商还是垂直品类电商，大家的思路都惊人的一致，不计成本地快速扩张、攻城略地，尽其所能尽快压垮对手，然后一家独大。与美国的电子商务相比较，中国电子商务企业们更执迷于亚马逊发展路线，这个想法不错。但当大家的战略意图都是如此相似和明显的时候，就如同麻将牌局中的每一个人都打“七对”，最后最有可能的结局是“黄庄”，谁也和不了。
先天不足的基因差异
从目前的竞争环境看，中国不难出现超大规模的电子商务企业，事实上我们已经有了，但不敢说我们这里能出现一个如亚马逊般成功的电子商务企业。我们不能忽视，中国的消费环境跟美国的消费环境有几个很大的不同。
缺乏忠诚的消费者
中国的消费者缺乏忠诚度，且品牌认知能力相对较弱，这让电商品牌难以快速积累。这一点也不能怪中国消费者，实在是有品牌积淀的电子商务网站没有几家，而有品牌积淀的，销售的又是必须通过价格维持忠诚度的同质化标准化商品。再加上互联网上的比价可不似在线下卖场中那么困难，所以哪里有便宜货，消费者就到哪里买，于是电子商务的拼斗，在今天看来，主战场仍然是价格战场。
是的，价格之外的其他用户体验也很重要。但我在实际中发现，没有什么用户体验能与价格相提并论。某些国外很重视的一些用户体验对中国电商而言，可能并非是最重要的。中国的消费者与北美消费者不同，前者恐怕是世界上最有耐心的顾客，他们愿意为更低的价格而忍受更多。一个基本习惯可以看出这种区别——从新浪开始，中国人就不介意看很长很长的页面，而美国人早就不耐烦了。更好的用户体验有所帮助，但价格变化会招致更多敏感的神经。价格每增加10％，消费者会流失10％甚至更多，而你的购物体验好到一定程度，总会有极限。
相反，美国的电子商务消费者有些“被动忠诚”的意思，一方面是价格本身，美国的电商难以持续低价维持自身，即使成功的亚马逊，照样陷入低价低利润困境，所以主流电商不至于陷入持久价格战，低价倾销也不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但却基本是中国电商的核心竞争力。
在价格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的时候，用户体验和购物习惯就成为重要的锁定的因素。另一方面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美国有很多“百年老店”的电商网站，或是在线下已经非常成功后又转向线上的品牌，它们本身就拥有相当坚挺的购物人群，中国却无这样成功的垂直电商品牌。
最后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物流。说来有意思，美国有更先进的物流体系，但美国消费者却不太愿意为物流埋单。这跟国情有关，美国城市化发达，购物人群十分分散，而人工成本昂贵，物流费用比中国要高很多。这种情况增加了用户的转移成本，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商品本身的价格敏感度，而客观增加了他们的忠诚度。这同时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副作用——美国的本地化电商比中国要更好更健康。
我们很难“变轻”
亚马逊的商品结构与国内的模仿者有很大的差异，利润率最高的那些商品，与知识产权有关。2011年第四季财报显示，亚马逊的多媒体商品销售占全部销售额30％多，但在中国这部分商品却很难实现大规模盈利，甚至无法实现大规模销售。因此，某种意义上，巨无霸亚马逊其实比它在中国的同侪要轻得多，但即使这样，在毛利率高达21％的情况下，这家巨无霸2011年第四季的净利润率也只有1％。未来，同样可以肯定，亚马逊会“变更轻”，而且它的主要利润不会出自那些“更重”的实物商品。
一个数字似乎印证了这个观点，数字内容订阅是2011年美国增幅最大的在线零售产品类别，增幅高达26％，数字内容订阅是一个主要由数字内容下载组成的类别，内容包括音乐、电影、电视剧和电子书。受益于平板电脑和电子阅读器的普及，电子书下载量加速增加，数字内容订阅因而获得了强劲的增长动力。
亚马逊另一个“变轻”的领域在于物流。亚马逊是自建物流中心的，但亚马逊并不自营配送，而是由第三方物流企业完成。对于美国电商，这是一个完全可靠的方式，物流中的关键环节——仓储和拣货，南自己控制，而供应链条的下端由专业化公司完成，高效率且更低成本，但复制到中国则几无可能。交通运输国情的差异加上配送行业本身的专业性，第三方配送难以实现美国同行的规模与高效的统一。因此，我们学习了亚马逊的自建物流中心，我们又不得不比亚马逊再迈进一步，自己建立配送力量。这使我们不得不为实现与亚马逊一样的高效率而付出更为高昂的代价。
所以，很可惜，在团购喧嚣过后，我们的电子商务并没有“轻量化”，京东的所有扩张都没有朝“更轻”的方向发展，反而变得更重，这是追求规模化的必然。同样，当当也不是没有努力，但市场反响微弱，且当当这方面的战略路线完全不明确。这不是技术问题，不是所谓商业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是国情决定的——我们的软性知识产品向来无法获得真正与其价值对应的收益，人们痛恨为此付费；我们的基础设施作为客观环境的存在，也增加了成本降低了效率。可扩展性太差
如果我们要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亚马逊，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可扩展性。亚马逊的利润增长点已非传统的图书零售，而是在不断高度规模化基础上的可扩展性业务。显然，不遗余力乃至亏本销售的Kindle系列产晶是一个充满信心的赌博，是为赢得未来五年网络零售的控制权。同样，网店平台服务、物流中心、云计算等一系列投入，都为提升自身的可扩展性而存在，而这些战略性举动的背后我们都能看到极为明显的意图——向消费者提供更轻的未来商品以进一步扩大销售规模降低成本；向商业伙伴提供更具前瞻性和基础性的高质量服务而赢得锁定商业客户的机会并创造更多盈利突破。
尽管以零售起家，但零售已经不是亚马逊的生死线，亚马逊在增加自身扩展性的同时，扩展了盈利的可能。
反观中国，我们在复制亚马逊?我们复制了亚马逊的零售部分，可能也将复制亚马逊的销售规模，但除此之外，我们和亚马逊的相似之处寥寥，尤其是亚马逊的盈利突破口在中国都很难复制。这是国情的不同——知识产权和第三方服务在这个国家总是在夹缝中存在着，它们从来都很难把腰挺得很直。这意味着，亚马逊在很多年后净利润扭负为正，而我们则并不能按照亚马逊的轨迹预期我们自己。
你可以说，尽管与亚马逊颇不神似，但有一点共同之处在于，我至少获得了用户。是的，没错，可惜这些用户并非忠诚的用户，在中国，我们面对的是一群显然更为“势利”的消费者。你也可以说，我们可以挖掘这些用户别的价值!嗯，这是有可能的，但现在还看不明朗，而且中国人在这方面似乎没有什么好办法。
规模不经济的本土现实
亚马逊的神奇和中国1.4亿购物人群巨大的购买力催生了在中国创造电子商务奇迹的冲动。资本市场按捺不住，各种机构和资金粉墨登场，一时云蒸霞蔚，蔚为壮观。
从这时起，我们的电子商务之路开始偏离轨道。规模和盈利成为悖论，规模经济迅速变成“规模不经济”。B2C电子商务与传统的线下零售不同之处实在太多，这里有完全不一样的游戏规则。规模不经济的原因在于三个最大的问题。小马拉大车
别看B2C电子商务动不动融资千万美元，在互联网圈子里面让人艳羡，但在传统零售行业，千万美元可真不是什么大钱。电子商务归根结底跟传统零售本质是一样的，是做零售而不是做互联网，因此需要的投入可不是千万美元那么简单。
我们来算一笔账，假如有一家500人的电子商务企业，销售中低端的潮流服饰，毛利率30％，客单价200元，流量转化率2％。它融资1000万美元，这1000万美元能管多久?
首先，我们假设他们需要购买流量，按照0.5元一个真实的UV的价格(这种价格今天很难做到了)，一个月假如他们购买200万UV，是100万元的花费。
然后，人工成本如何?500人，假设平均每人公司要付出的成本是一个月10000元(公司付出15000元，员工拿到手上可能也就6000多元)，那么一个月的人工成本是500万元。
此外，我们认为这家公司运营和物流水平中等，仓储、物流、IT基础设施等各种费用加在一起，一个月大约200万元。
这样一个月的成本近800万元人民币。请注意，我们没有计算买货需要花费的钱，我们这里甚至假设所有的商品都是代销而不是购销。
那么一个月它能赚多少钱呢?如果购买流量是200万元，加上自然流量100万元，一个月流量是300万元，转化率2％，客单价200元，那么一个月销售是1200万元，毛利是360万元。
现在，看起来每个月的亏损将达到440万元，1000万美元够他们亏十四五个月。还不错。
但既然融资来了，我不能跟以前一样保守，该要扩大规模。一旦扩大规模，情况立即发生变化。
通常情况是，这家500人的企业很可能扩张到1000人，品类扩张，毛利率下降到20％，客单价不变。假如转化率还是2％(其实通常流量增加转化率会下降)，这1000万美元又能管多久?
他们仍然购买流量，但流量翻番，从200万UV买到400万UV，价格还是0.5元。成本200万元/月。
人工成本现在变成1000万元。
人员增加，品类增加，各种管理、运营费用肯定增加，我们假设400万元/月。
一个月成本近1600万元。
看看毛利。流量此时增加到500万，转化率2％，一个月销售10万单，销售额2000万元，毛利为400万元。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人工增加了一倍，毛利并没有增加一倍——这种情况其实常见。人员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立即能够带来质变，很多时候反而带来负效应。
一个月的亏损变成1100万元，六个月融资将耗光。
如果这家公司做得不错，毛利率并没有下降，那么亏损则是900万元。假如转化率增加到3％，仍将亏损为700万元，十个月左右也将耗光融资。
六个月或者十个月，都不是太长的时间，若再加上浪费，尽管有融资，电子商务公司仍然行走在悬崖边。
惊人的浪费
上面的模型是理想化的，因为我们完全不考虑浪费。
但电子商务公司总是存在惊人的浪费。冗余人员的浪费只是一方面，因为销售预测或者决策的失误，品类或商品存在的浪费同样可怕。
我们都听说了凡客以亿计的库存难以消化的传闻。不论真假，这都并非个案，很多电子商务公司并非是完全代销或是赊销，而一旦购销，就总有消化不掉的库存。淘宝“双11”成就了不少电商，也让很多销售预测失当的电商压了无数货品在仓库中，这些货品或许要半年甚至一年才能逐步清理掉，这意味着利润率的降低，管理成本的提高。此外，物流管理的复杂度也增加了浪费，错误送货、退换货造成的损失，都可能造成每月百万级的损失。
由于专业性的不足，电子商务公司在成本管理上与传统的零售企业有太大的差异，浪费是诸多管理不到位的体现。
对了，还有一点，规模越大，浪费越大。浪费的损失，可能高达毛利的50％甚至更高。为规模牺牲利润
我们在上面看到了规模不经济，但电子商务仍然在追逐规模。
我们无法不追逐规模。如果没有规模，无法拿到融资，而拿到融资的那些，会用更低的价格和更凛冽的市场操作将我们赶出这场不快速奔跑就被无情抛弃的竞争。
但若我们追逐规模，我们又会开始走向一条不归路。规模增加，亏损迅速放大，于是不得不寻找更多的资金，而一旦资金不到位，会在快速奔跑中迅速瓦解。
这是一个似乎完全无法获取胜利的棋局，我必须变大，但变大的同时不得不流更多的血。我要在鲜血流于之前获得输血，或者一劳永逸的，我能到达血站(上市)。这真的是场流血战争，一方面我们在互相拼斗浑身是伤，一方面我们自己也在汩汩流血，足够惨烈。
所以，唯品会流血上市到达彼岸的血站，几乎到了不成功便成仁的关头，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否则很可能缺血而亡。
但我很担心，对于生意，理性地说，上市只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它完全不是结束。在上市之后，我们将面临更大的问题，我们将怎么获利?如果不能获利，我们将如何继续维持股价，说服二级市场埋单?不过，也许变现机会本身已经足够，但这是创业的初衷?如果你的事业纯粹只是为了财务自由，你往往无法达到目的。财务自由或者是事业成功的副产物，但不该是事业目的的本身。
不过，仅就上市而言，对目前的诸多玩家已是可望而难企及的梦想。投资机构无法将不能变现的盘子永远托下去。一旦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游戏偏离基本面并且无法被拽回正常的轨道，某种庞氏骗局被揭开的类似的效应就会显现。人们开始看衰，开始恐慌，某些过去华丽的外表就将迅速瓦解，而暴露出伤口之下的残酷现实。
疼痛开始蔓延。
谁更有机会?
我看到有电商评论专家说，中国的电商根本就没有迎来寒冬，因为我们的网络购买力增长仍然突飞猛进，我们的电商仍然机会大于挑战。
我当然同意，电商仍然只是起步阶段，这个行业的机会远大于挑战，但没有盈利且找不到盈利突破口却是不正常的。
生意的目标是赚钱，不赚钱的生意很难长久维系。过去，人们开玩笑说，中国的电子商务公司不是电子商务，而是股票公司。我那时还难以意会。今天，这样的公司面临的头等大事必然是如何盈利，股票公司的愿景则随着唯品会上市的投石问路变得扑朔迷离。
在不确定性的恐惧充盈业界的时候，谁更有机会熬过并胜出?我相信三种从业者将胜出并重组中国电商格局。
第一，快速转变战略思路，从跑马圈地更快转向精耕细作的；
第二，传统品牌商(制造商或零售商)成功电子商务化的；
第二三，创造新的盈利模式的。
最后一种，我无法评论，对于B2C电子商务，创造新的盈利模式相当困难。电子商务是“实经济”而非“虚经济”，因此美丽说、蘑菇街能够技惊四座缘自于他们的“虚”，但京东或者当当则是一砖一瓦垒起来的高度，缘自于他们的“实”。也许我们国家会诞生一个B2C的乔布斯，谁又能说没有这种可能呢?只是这种可能性太小罢了。
对于第二种，传统品稗商相对于目前这波从互联网起家的电商而言，具有太多优势。电子商务的本质是商务而非电子，对于商务这个基本面的各个方面，传统业者的品牌本身的知名度和可信度相当程度降低了市场和营销成本；供货本身具有更大优势；供应链的其他领域也可能存在优势；并且线下商业积累的管理经验与年轻浮躁的互联网电商相比绝不可同日而语。很显然，美国已经为我们做出了表率，看看2010年美国销售最猛烈的十家电商中有多少家是传统线下的品牌。
换句话说，电子商务是互联网和零售的结合。一种方式是互联网从业者向零售业的渗透，另外一种则是零售业向互联网的扩张。谁的资源更多，成功机会更大，天平会朝谁倾斜不言自明。
这样看来，摆在目前电商从业者面前的，唯有第一种机会了。
其实对于第一种，我们面前有太多鲜活的例子，不说远了，其实亚马逊就是精耕细作扭亏为盈的教科书似的案例。
亚马逊所做的，没有太多秘密可言——通过数字化重构供应链，使其更精细更具效率；无限增进对顾客的关爱——基于精耕细作的客户关系管理；踏实而稳健的品类及业务扩张。总之，亚马逊像是一片片长着不同作物的田地，上面开满奇花异葩却井井有条，联系各个田地的不是水流，而是数字，这世界上没有比亚马逊这种生意更需要精细的公司，精细是这家公司不可变异的基因和生死存亡的基线，一如创新的基因决定苹果的生死存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