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第1篇

强化学生对古典文学作品的诵读与积累

目前，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是以文学史为主干，以经典文学作品为枝叶的分段式讲解。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学生对各个时期的文学会有一个大概的比较宽泛的了解。

1.学生的诵读与积累是课程实施的基础条件

首先，只有勤读作品才能真正领悟文学知识。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欣赏，最基本的思维活动是调动自己的想象能力将语言文字转化为一定的场景和画面。另一方面，好的文学作品，往往是将深邃的思想融入到故事叙述、感情抒发、场景描写等形象化表述之中，容纳了十分丰富的科学知识或思想内容。如果读者注重这种对话和交流的效果，不仅可以丰富自己的思想，提高认识水平，培养思维能力，而且必将不断地丰富见闻、开阔思路，从而领悟文学知识。

其次，勤读能够绿化心灵家园，有助于塑造完美人性。绿化心灵家园是经典文学作品的永恒魅力。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形式将人类所热爱、所困惑、所好奇、所痛苦的一切方面纳入文学范畴，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人性命运、人生理想、个体价值和道德伦理的思想，因而文学亦被称为“人学”。文学形象总是散发着无穷的独特魅力，展示着无限广阔而复杂的人性世界。

再次，只有勤读作品才能真正体悟文学发展规律。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说，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文学现象、风格流派、文学思潮和审美特征。如果学生对古代经典文学作品一知半解，那么在课堂学习中，师生之间的互动、自由讨论等就难以取得良好的效果。学生只有通过大量阅读、背诵不同时期的经典文学作品，不断积累自身文学知识，才能在教师讲解文学现象和解读文学作品时提出不同的想法，从而在思想深度、审美境界等方面不断进步。因此，只有勤读作品才能真正体悟文学发展规律。

第四，只有勤读作品才能奠定扎实的文学功底。积累情感和知识是诵读的另一大好处。“腹有诗书气自华”，当学生将大量的文学作品烂熟于心时，便可以任其调用并将终身受益。通过对文学作品的反复诵读，学生能够更好地感知作品意象，更好地体会作者的思想情感与文章中体现的深意。

第五，只有勤读作品才能真正学好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不管是启发式、讨论式还是探究式教学，只有当学生有了一定阅读量的积累之后，师生之间、学生之间才能有良性的互动与交流，也才能真正提升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简言之，只有勤读作品才能真正学好中国古代文学课程。

2.阅读需掌握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

第一，博览与精读、熟读相结合。博览，是说阅读的涉猎范围要广泛，要博采众长、集思广益。博览群书，拓宽视野，知识便会丰富起来；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思维就会变得活跃起来。精读、熟读尤其重要，所谓“文选烂，秀才半”、“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对于经典文学作品，尤其是篇幅短小的美文要能熟读成诵，加以细细考究，可以从中悟出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立意谋篇等写作方法与技巧。

第二，读与思相结合。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就是说，读书应以学为先，学思并重。我们认为，读书的更高境界是多思重于多读。多思当然要以多读为基础，但是只有多思才可能产生质疑，也只有在质疑、解疑的过程中才能有所进步。如果不注重思考，根本就难以真正理解作品。就写作而言，尤其需要深思熟虑，只有这样才能产生自己独特的主张和见解。

第三，读与写相结合。常言说：不动笔墨不读书；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读书时应尽量注意“四到”，即眼到、心到、口到、手到。所谓手到，就是要勤做笔记、摘录，勤写心得、体会，逐渐养成以读促写、以写促读的读写结合的良好习惯。作品所反映的不仅是丰富的现实生活和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主观体验，还有写作的一般规律，以及一定的写作技巧。我们在阅读时不仅能够理解作品的内容，而且在头脑中逐渐形成了“文章是什么”和“文章怎么样”的知觉印象，这印象就是“写作图式”的雏形。随着阅读的文章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对写作的立意、选材、布局等将发挥强有力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同时，心中的“写作图式”越来越完善，因鉴赏而生的创作灵感也越来越丰富。反过来，它又会影响阅读欣赏口味的形成，促进我们自觉进行阅读欣赏。

强化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所涉及的历史知识的学习

让学生更广泛、更深入地了解和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助于他们学习和理解中国古代文学。为此，中国古代文学在课程内容上的改革就应该做到与相关学科的整合，例如与古代文献学、中国古代史的整合。

1.课程内容改革要强调与古代文献学的整合

就中文系大学生而言，其思考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往往体现为通过理性分析对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问题获得准确结论的能力。就目前情况来看，中文系学生掌握的知识大多是书本上缺乏联系性的知识。他们普遍缺乏全面系统的历史学知识的学习，因而不善于从各个角度全面分析问题。古典文学研究与古代文学教育教学自身的需要，都要求古代文学课程的改革要强调与古代文献学的整合。系统的中国历史教育在古代文学教育过程中似乎难以做到，但是教师最起码应该通过加强自身对古代文献学的了解，给学生介绍不同作家的生活时代、风格流派，以及文学思潮的兴起等，使学生对某一历史时期文学的时代背景有所了解，从而形成系统的、立体的感知与认识。正如一句俗话所说：“文史不分家。&rdqu o;

2.适当把一些历史知识搬到古代文学课堂上

在进行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难免会时常用到与之相关的历史知识。比如，当学白所写的“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时，必须了解当年秦统一中国的相关历史；学习贾谊的《过秦论》时，假如学生不知道战国时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与战国七雄大致分布的地理状况，就无法理解其中多次提到的“合纵”与“连横”的策略其实就是六国与秦的战争策略，也就无法全面深入地对文章进行把握和解读。由此可见，适时适量地将一些历史知识搬到古代文学课程的课堂上，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十分必要且大有益处的。

3.增设中国通史为公共必修课程

关于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不仅要从课程教学内部着手，也应兼顾到课程设置的外部。学生通过以往的学习，只对一些历史大事件例如朝代更替等有所了解。因此，要全面提高学生的文史知识水平，就应该把中国通史作为一门公共必修课来开设，并且教师在传授知识时重点应该放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及对当时人文精神、社会思潮、社会发展的影响上面。

强化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哲学解读意识

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的母语教育始终是以哲学为核心的经义教育。古时候中国大文学家生活、思想与社会实践的主流似乎并不是文学，许多文学家都是带有浓厚哲学思想色彩的经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且往往具有较高的音乐、美术与书法等艺术修养。他们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文化与艺术价值。然而，一直以来，古代文学教学偏重于对语言文字的分析，导致人们普遍缺乏对古典文学文本的哲学解读意识。就笔者看来，从语言角度分析文本的解读方法是具有片面性的，用这样的方式去理解古代经典作品，不利于学生紧密结合作者所经历的生活去把握作品本身的思想内容与情感，同时也不符合我国数千年来科学人文教育的精神与基本思路。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在教学内容上的改革还应努力增强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哲学解读意识。

1.理解古典诗词须强化哲学解读意识

尽管中国古代思想学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是在诸多思想学说中以儒家与道家的影响最为深远。许多文学形态都体现了儒道两家的哲学思想，这里以诗词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深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的中国古典诗词，主要以性情胜、气象胜。比如诗经中大雅、颂等诗中赞叹祖先之长寿以及子孙之众多等，体现了赞美人的自然生命的平和与延续；如陶渊明的“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体现了人与自然之相通；如辛弃疾的“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等体现了个人命运与他人命运的相生相依。

深受道家思想文化影响的中国古典诗词，主要以神韵胜、胸襟胜。如陶渊明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现出超尘俗以自化于自然；如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表现出化自然物以归于虚灵；如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表现出将人间惊天动地的历史化入寂寞天地。

2.理解古代戏曲和小说也须强化哲学解读意识

中国儒家与道家文化和哲学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古代戏曲和小说。这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大多是兼济之志、求忠尽孝，亦或是遁迹江湖、超然物外。不论是正面人物、反面人物或是其他人物形象，其言谈举止等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了儒道两家所提倡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不论是歌颂还是批判，人物的思想意识及行为都折射出了不同的哲学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若要更好地还原作品的思想内容与情感，就必须增强对古代文学作品的哲学解读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领悟古代文学作品的精髓。

总而言之，要想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实践中达到良好的效果，笔者认为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进行课程改革：强化学生对古典文学作品的诵读与积累，强化学生对古代文学教育所涉及的历史学的学习，强化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哲学解读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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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羊春秋.历代治学论文书信选[M].长沙：岳麓书社，1982.

[3]巴金.巴金散文选：上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4]张向云.中学语文诵读教学论[J].新课程改革与实践，2009，（13）.

[5]宋子俊.《红楼梦》中的哲学意蕴及曹雪芹思想的价值取向[J].红楼梦学刊，2006，（2）.

[6]杨实和.论《红楼梦》折射出的哲学理念[J].文学教育，2006，（17）.

[7]贾勇.新编大学语文[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

第2篇

补充文学作品，完善学生知识体系

中文专业的古代文学教学，主要是使用现行的古代文学史教材，教材内容按照历史发展线索，对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作历时性的描述与解释。其目的是给学生介绍古代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不同文学思潮变化的背景，文学演变与社会变革、朝代更替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时代重要的作家作品等。这个梗概性的文学史有利于对中国的文学发展作鸟瞰式的宏观关照，有利于把握文学发展、思潮演变，了解不同时代的重要作家作品。

但对于文科专业的学生而言，仅就文学史的学习是完全不够的，是不能满足中文学科的基本知识建构的。高校古代文学教师，应该结合教材的进度，有选择地给学生介绍一些重要的文学文献，指导学生阅读。一是利用教材提供的文献知识线索。推荐学生自主阅读。授课教师在备课讲课的过程中，应该有意识地要求学生依照学习进度，跟进文学文献的阅读，补充文学作品选和文学史文学作品提供的不足。二是利用文学史教材的注释，介绍文学文献。授课老师在备课讲课的过程中，能够做到对教材心中有数，一方面对教材取舍适度，重点难点突出，起到教师授课的主导性作用，另一方面利用一定的时间，介绍文学史提供的文学文献，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让学生利用图书馆文献自主学习，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作用。三是给学生推荐重点书目。这些书目既要能结合古代文学的教学进度，又要能突出建构学生的文学文献的知识框架，满足学生本科教育完成后继续学习的知识向度。比如在教学先秦文学之时，教学者应该给学生推介介绍这几本古典文学文献：《诗经原始》、《诗集传》、《楚辞集注》、《庄子》、《论语》、《孟子》等书。通过每一阶段教师有意识介绍推荐不同朝代的代表性文学文献书目，让学生在跟进学习进度的同时，能够开拓知识面，较为全面地把握文学文献全貌。

文献引入，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文科学生除了应该具备阅读当代文献的基本能力外，还应该具备阅读古典文学文献的基本能力。古籍文献多数为没有标点断句的白文文献，繁体字、异体字以及避讳字的使用，让很多学生望而生畏，古代文化知识不足，古代汉语知识的不足更让一些学生止步不前。古代文学任课老师，要有自觉处理课程之间关系的主动意识，要利用文学作品选的选讲过程，推荐学生阅读未经过整理的文学文献。这样，学生利用图书馆提供的有关古籍，结合《古代文学作品选》的进度，在老师的督促指导下，开始由被动完成作业的惰性转向积极主动阅读古代文学文献。在阅读的过程中，第一，他们无意识地养成了阅读古籍文献的能力，能够对未标点的文献实现自主断句，能够领会文章的主旨大意。例如在选讲先秦文学作品时，推荐学生阅读未经标点的《礼记》、《论语》、《庄子》、《荀子》以及《楚辞集注》等书。学生开始都会有畏难情绪，读不懂的烦躁情绪，教师应该积极引导解释，逐渐推进原始文献阅读的进度，逐渐培养其学生阅读古籍的主动性。第二，是在阅读过程中，学会处理各种文字的疑难问题，比如避讳字、繁简字以及大量的异体字。阅读未经整理的古代文学典籍，学生面临的巨大问题是字词。阅读古籍，能够自主处理未经整理的古代文化典籍，又是文科高校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之一。现在除了专门开设的选修课程《文献学》和骨干专业必修课《古代汉语》之外，如何让学生具备初步的原始文献阅读能力，就是高校教师应该思考的教学方法难点之一。笔者在教学过程中，随着文学史的进度，配合《文学作品选》学习，积极介绍、要求学生阅读原始文献。规定学生到图书馆阅读《四库全书》中的书籍。培养学生熟练掌握古典文献中的字词处理技巧。第三，通过自觉阅读古典文学文献，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了解古代文化知识，了解古代文化详细历史演变过程，加深学生对古代文化的认识。推荐给学生一些著名的注释书籍。例如《四书五经》，学生在阅读这些书籍的时候，自然受到儒家经典精神的浸润。而在阅读诸如《老子》、《庄子》之类的古代书籍之时，同样会对道家学说产生清晰的认识。从而总体上形成对中国文化的完整认识，养成他们自己的文化认知能力。第四，通过阅读文学文献，熟练掌握其他课程的基本知识，比如，《文献学》中的校勘注释的知识应用，《古代汉语》的知识体系等。综合各方面的优势，文献导入为学生今后的工作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他们的应用能力养成提供了文献与能力的双重保证。

文献引入，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有一些固定成说，这些固定成说并没有随着学术发展和时代变化而有所修订。在教学过程中，如何让学生辨别这些文学史中那些固定成说的不合理性，以及这些固定成说的局限性，还需要教师引导学生自主阅读原始文献，通过对原始文献的阅读，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从而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

比如袁行霈版《中国文学史》第313页在论述柳宗元寓言时说：“《黔之驴》的故事已广为人知，被贵州山中小老虎吃掉的那只蠢笨的驴子已成为某些外强中干者的绝妙象征，而‘黔驴技穷’、‘庞然大物’也作为富有形象性的成语流传下来。”①在引用的这段话中，有两个是固定的成说，是需要让学生思考辨析的。一是关于“黔”的归属辨析，一是关于《黔之驴》的真实写作目的辨析。教师在备课的时候，有意识地引导学生阅读《旧唐书》中的有关章节和《柳河东集》、《韩昌黎集》。学生通过阅读《旧唐书》的有关文献，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唐代的“黔”的区划和现在所指的贵州代称“黔”一致吗？《旧唐书》卷四十有关于黔州地理区划的演变过程与我们现行教材所说的“黔”地是否互相包含？通过阅读思考，学生自己解决了“黔地”归属问题。而对于《黔之驴》的写作目的，通过自己的阅读思考，学生自然会得出柳宗元的《黔之驴》是讨论一个关于如何引用人才、使用人才的严肃问题，并不是文学史沿用成说的所谓“黔驴技穷”的问题。通过这样的原始文献阅读，学生自主思辨的能力增强，认识能力也提高了。也实现了中文专业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思辨能力的目标。

文献引入，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审美感悟力

《古代文学史》教学还有培养学生审美感悟的目标任务。如何在教学过程，有效切实地完成这一目标？不同的教育者采用了不同的做法。笔者在教学过程，注重采用介绍特定文献阅读的方式，让学生在阅读原始文献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审美判断。

例如在教学《中国文学史·盛唐诗人群体》这章时。要求学生快速阅读《王维集》、《孟浩然集》，以及《唐才子传》、《新唐书》中有关王维、孟浩然传记介绍，让学生自己阅读原始文献，了解诗人的生平经历以及诗人作品中传达出的独特审美情感。

学生在自己阅读之后，对袁行霈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第四编第200页《春晓》的解释表示不满。他们认为，《春晓》中透露出的不仅仅是对美好自然景色的欣悦之情和“似有的惋惜之情”，而应有另外一层喜悦之情：这就是国家盛世生活、安定生活的赞美。这样理解就超出了文本意义范围，成为学生自己的阅读审美。

同样学生在阅读了有关王维的文献之后，对王维《使至塞上》中的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理解也不仅仅限制于教科书所说的“那无尽的长河、广阔地平线上的落日、大漠孤堡上的烽烟，透露出诗人走马西来天尽头的豪迈气概。”②而是透过文本，理解到这也是王维对边塞祥和安定的描写与赞美。

总之，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一方面要自觉优化教材，在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下，有的放矢地突出教材的重难点，同样，也要在此目标下，引导学生自觉自主地形成自己的能力。文学文献的选择性引入，能够有效地完成学生能力培养的目标，形成学生终身的学习与工作资源与能力。

注释：

①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4.

第3篇

关键词：趣味性；古代文学课堂；策略；提升

大众化时代，使很多学生觉得古典文学的学习不仅枯燥乏味，而且还对现实的职业化没有太大的帮助，这样会无形中增加讲课的难度。而作为汉语言文学中最重要的专业课之一的古文学，仍然有众多的群众基础。据相关调查显示，有超半数以上的学生对古文学中的唐宋文学比较感兴趣。而如何让这门课程在课堂上产生强烈的吸引力，教师的教学方法非常主要。教师应从自身出发，改变教学思路，使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提高，帮助学生学好这门课程。

一、引入情境，制造悬念

为了使古代文学对学生产生一定的吸引力，教师应善于在课堂引入情境、制造悬念。大学生已经具有一定的古典文学基础，教师针对学生耳熟能详的一些名篇，应将作品鲜为人知的内涵更多的挖掘出来，将一些有争议性的问题引入，并对更多的资料进行搜集，尽量给学生带来新鲜感，将学生原有的认识颠覆。如孟浩然的《春晓》，教师在讲解的过程中，可围绕“落花”“风雨”的意向内涵，讲解“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诗句，究竟是表示喜悦，还是代表忧伤？和宋词相比较，区别究竟在哪里？通过这样的讲解，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再如，杜牧的《江南春绝》的“千里莺啼绿映红”的诗句，很多人都有争议，认为此句描写失真，谁人见得千里绿映红？谁人听得千里莺啼？教师可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引出质疑，抓住学生的好奇心，并提出如何更好地理解该问题。这种如抖包袱的讲解方式，不但能将学生视野开阔，还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的本质，让陈旧的内容更加富有新意，将学生学习古文学的兴趣激发出来，这比单纯的讲解写作特点和对作品主旨的提问等，能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变换角度，转变思维

教师在古代文学课堂上，对于作家作品的讲解，需要不断变换角度、转换思维。如李白、白居易、李清照等作家，都是学生非常喜爱和熟悉的，这样教师讲课会比较轻松。但对于一些不容易被大学生所接受和了解的，如韩愈和杜甫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非常的突出。这就需要在讲课的过程中，不断转换角度，对作品中的特征进行挖掘，以此增加作品的感染力。很多学生对李白的仙风道骨和潇洒飘逸非常崇拜，而认为杜甫总是悲悲戚戚、让人伤感，所以，对杜甫的诗歌不喜欢。这就需要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有效引导，而不应该仅仅是局限于杜甫诗歌的政治性和那种忧国忧民的诗史，通过围绕杜甫“情圣”的特点，对其热爱国家、人民和妻儿的真挚情感进行分析，并和李白进行比较，分析两个人对情感的表达方式和对亲朋的态度，这样会使学生对杜甫更容易接受和理解，进而对杜甫人格、品行更加尊重。在对韩愈诗歌的研究中，学生也难认同其诗歌中古怪的意向，因此教师在讲授时，可独辟蹊径，从诗歌创作的动机出发，对作者矛盾的心理和躁动的性格进行分析。通过了解作者的心理，而对诗歌外在表象的成因更好地掌握，进而对作者的诗歌和人品进行更深入的了解。由此可见，教师只有变换常规的角度，从不同的切入点入手，才能使教学更有新意，在将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出来的同时，来实现最佳的教学效果。

三、要使古典文学的教学更加富有生活化气息

在古典文学教学时，应有机结合现代生活和古典文化，通过总结文学现象，并且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阐述，才会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在唐诗教学中，为了能对李白诗歌的夸张与想象进行形象的阐述，教师可利用多媒体，播放芜湖天门山和庐山瀑布的图片，使学生真正的感受“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波澜壮阔，并且能更深地领悟，在诗仙眼中“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的奇妙。在对王之焕的《登鹳雀楼》进行讲解时，可比较大历史时期同题诗。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尽管是面对同一景象，诗人却有着不同的精神面貌和胸襟气魄，进而产生了不同的境界。通过对这类古文学的学习，启发学生要加强自我的修养，待人处事时要襟怀宽广，只有不沉湎于自己预设的狭小空间，永远心怀美好，才不会形成抑郁心理。学生通过正确理解古典文学作品的意蕴和作家心理，可帮助自身形成健康的人格。在学习古典文学时，教师应适当介绍作家的生平，如陈子昂、李商隐等，尽管满腹才华，却备受打击，但他们在挫折面前却敢于面对、勇于承受。这样的感性认识，对学生所起到的效果，甚至高过思想政治课的说教。学生可通过学习唐宋文学而寻找到心灵寄托的净土，并找到摆脱烦恼和减轻压力的方法。

四、要实现古典文学的学以致用

准确和恰当地表达作者的所思所想所感，是唐诗宋词的魅力所在。同时，用精妙的语言对古今人类所经历的情感和事件进行传达，更是它的魅力所在。因此，对于古诗词的学习，并且能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信手拈来，熟练地运用，不单单能够提高个人学习的动力，同时，还能增添古诗词的魅力，并且使个人的表达能力进一步提升。心胸开阔是一种境界，妙笔生花是一种才华，出口成章是一种修养，教师应通过古典文学的学习，而使学生成为有才华、有修养、有境界的人。因此，通过欣赏古典文学，培养学生的审美，并且在运用中不断思考，使学生的思辨能力和欣赏能力进一步提高。在《唐诗宋词活学活用》这本书中，将唐诗宋词分为九大类，即为人处世、理想抱负、思念情怀、恋情爱意等。先通过赏析诗词，再对其写作和口才运用进行举例说明，最后对心灵的启发进行探讨。在唐宋文学教学中，完全可以应用这种模式，不单单是介绍文学知识、解读文本，还需要进行适当的发散思维，从诗词中获得联想和启发，进而更好地在现实生活中运用。

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看似枯燥乏味，但教师在课堂上采取有趣和生动的教学方法，依然会使这门课程生趣盎然。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善于制造悬念、引发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有机地结合现代生活和古典文学，准确、细致地解读文本。并以此为基础，围绕作家和作品创设教学情境，在提高课堂趣味性的同时，也不丧失必要的学术性，使古典文学的学习效果进一步增强，并且促进学生学以致用，培养审美能力。

参考文献：

[1]语文新课标与高等师范中文系古代文学课程体系改革研究课题组.高等师范中文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放谈[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1）.

[2]潘殊闲.西华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古代文学教学改革问卷调查报告[J].高等教育研究，2008（03）.

[3]王丽芬.传道、授业、解惑：浅析古代文学教学在当代教育中的功能定位[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S2）.

[4]郑海涛.高校古代文学课程面临的困境及对策[J].青海社会科学，2008（03）.

第4篇

中文类专业主要包括汉语言文学、文秘学、新闻学等几个学科。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开设中文专业的高校多达500余所，综合性大学、人文社科类高校基本都有文学院或中文系。近10年来，不少理工科院校也相继设立了中文系。这么多学校开设中文专业，自然就形成了各地区的中文专业教学特色。形成鲜明对比的主要有“京”派和“海”派院校。

“京”派代表：

1．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文科的“中国文学门”，这是我国最早的中文系。北大中文系学术根底深厚，名家众多。目前，北大中文系已发展成为全国中文学科中规模最大、学科最全的一个系。就业率也排在中文专业前茅。但是，作为名校，北大的报考难度是众所周知的。

2.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专业在全国也是响当当的，它的历史悠久，基本可以和北大中文系分庭抗礼。北师大图书馆收藏有北师大古籍所历时16年编纂完成的《全元文》，被认为“是本世纪初古籍整理的辉煌成果”，报考中国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的考生应该特别注意。中文系学生毕业后很多都加入了教师队伍。 （北大未名湖）

3. 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有很多外国留学生，是一所多元文化相互交流的国际型大学，素有“小联合国”的美誉。北京语言大学既以“语言”冠名，它的语言学极富特色，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和支柱学科，聚集了一支优秀的研究队伍。北京语言大学图书馆以收集语言文字类文献为主，兼顾文史哲类以及中华文化类文献的收藏。如果立志研究语言学，北语图书馆是一个查找资料的好去处。

4.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是“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长期主编《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语言文学系列》的学术月刊。人大文学院是一个师资雄厚、特色鲜明、并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群体。报考文学院竞争最激烈的是古代文学专业。

5.中央民族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是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最高学府，有志研究民俗学和少数民族学的同学可以报考。中央民族大学紧邻中国国家图书馆，查找书籍、翻阅文献非常方便。

“海”派代表：

1.复旦大学

“海派”的中文院校首推复旦大学，复旦与北大不相上下，其“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学术传统与北大“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学术传统是一脉相通的。复旦又被称作“人文复旦”，上世纪的名师有刘大白、陈望道、夏尊、郑振铎、、洪深、梁实秋等。

2.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从钱谷融引发的“文学是人学”的全国大讨论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研究方法论大讨论，20世纪90 年代的人文精神论争，都可以听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声音。

3.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有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国家文科人才培养和科学基地，古典文献专业有全国重点培养人才基地。

除了“京”派和“海”派的代表院校之外，其它地区也有中文专业非常出名的院校，例如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报考。 （复旦校园景色）

随着高校扩招步伐的加快，中文专业的毕业生开始面临着一种尴尬的择业境地。 “中文系的学生出来能干什么？”其实中文专业素有“万金油”之称，就业面较很广。国家党政机关、科研部门、新闻媒体、出版机构、广播影视机构、地方高校、中小学、军队、企业等都是中文系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但是选择中文专业后，一定要为就业做好两手准备：在学好专业课的同时，最好培养一技之长，提高就业竞争力。

师范类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毕业后从事教师职业的不在少数。北师大、首师大汉语言文学(师范类)毕业生，大都到中小学当语文教师。非师范类学生考取教师资格证后也可当教师。北师大文学院一学生介绍，她本科读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除了考研外，不少同学当老师，一些同学到报社、杂志社等从事记者、编辑工作，还有的同学到各种单位从事文秘工作。

第5篇

【关键词】高职高专 古代文学 教学 改革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08C-0126-03

高职高专语文教育专业主要是培养从事基础教育的技能型教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指出：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这表明由过去单一重视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转变为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位一体。在这样的形势下，语文教育专业培养的学生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既具备理论知识，又拥有实践能力。古代文学作为语文教育专业的专业理论模块，在教学上既要注意夯实学生的专业文学知识，也要建立新型的教学模式，完善教学手段，深化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

古代文学是高职高专语文教育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它内容博大精深，涵盖学科广，包含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和名家们无数优秀作品。它要求学生能够掌握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提高鉴赏和评析作品的能力，提高自身的文化底蕴，为将来从事小学语文教学打下夯实的基础。然而，在实际的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却感到困难重重。一方面，教学内容庞杂，教学课时却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教学模式单一、呆板，强调文学史解读，忽略文学作品的欣赏，使得学生对教学内容丧失兴趣，也使得学生失去品析作品、感受美感的机会。

如何进行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走出纯理论课的教学困境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笔者大胆尝试，对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模式进行革新，选取知识点中最具有个性的知识点，将知识与实践、能力相结合，以激活学生的思维。另外，运用信息技术改变教学的方式方法，构建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做合一”的古代文学新课堂。

一、整合教学内容，优化教学过程

古代文学这门课程包括了上古到近代三千多年的历史内容，跨度相当大，除了文学发展史外，还有大量的作家作品、不同时期的文学现象及文学流派。文学体裁包括诗、词、曲，赋、骈文、散文、戏曲和小说，涉及的学科有语言学、哲学、史学、美学甚至包括文艺学、文献学。但古代文学在语文教育专业的教学计划中只占64个学时。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该结合学生实际，优化内容，整合课程，让学生在有限的课时里最大限度地吸收文学常识和提高分析作品的能力。首先，选取各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思潮作为突破口，让学生领会在文学史上，不同的时期都有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思潮。如先秦的百家争鸣、汉代的独尊儒术、魏晋的建安风骨、唐代的古文运动，这些文学思潮不但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现状，体现时代特征，展示中华民族的思想特征，而且也代表了文学的时代性。其次，提取具有经典价值的文学作品作为重点讲授的内容。先秦有《诗经》《离骚》，唐诗有李、杜，明清小说有四大名著，这些作品不但具有代表性，通过学习它们，也可以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和文学素养，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教师可以通过设置学习情境，对整个古代文学的过程进行整合，优化学习内容，让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自主学习。以诗歌起源为例，教师可以通过对中国古典的精神源头进行情境描述，让学生了解现实主义诗歌以浪漫主义诗歌为开端，然后引出代表作《诗经》和《楚辞》，让学生通过对经典作品的诵读体会作品的魅力，并对作品通过讨论、分析，提高鉴赏能力。通过对教学内容的整合，突破了以往过分着重文学史的描述的平面教学，做到了点面结合，纵横交错，文学知识与文学体验并重。这种融知识传授、文化提升、精神陶冶与审美养为一体的课程框架，有利于高职高专的学生构建合理的知识谱系。

二、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教学手段与方法

当前古代文学教学存在不少问题。表现在压缩教学时间，不少高职院校安排古代文学只有一个学年，这就产生教学容量大与教学课时数过少的矛盾。教学模式上，大部分教师都沿袭了分段文学史教学与文学作品讲授的模式，这使得文学史与文学作品割裂开来，从而造成在教学过程中重视理论建构轻视知识积累，强调观点灌输而忽略基础知识积累，对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形成自己的观点十分不利。因此，要使古代文学教学在质上有提高，教学改革迫在眉睫。

（一）深化信息技术与课程融合，改革课程教学模式。2012年3月，我国教育部了《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的通知》。该规划指出“探索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的全面深度融合，以信息化引领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的创新，充分发挥教育信息化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支撑与引领作用”，而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的实质就是要“变革传统课堂教学结构――将教师主宰课堂的‘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结构，改变为既能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突出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主导―主体相结合’教学结构”。古代文学传统的教师分析作品、学生记笔记的课程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培养技能型教师人才的目标，必须结合时代的要求，改革课程教学模式。

古代文学的内容十分庞杂，但一节课的时间十分有限。教师在课堂上常常要旁征博引地补充相关的材料。如对一些古代的典籍的介绍、一些作品的解读，由于文字晦涩，如果单纯靠教师在讲堂上讲解，不但效率低，而且也激发不起学生的兴趣。利用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度融合，结合课程特点，将教学模式改变为“情景―项目―学习档案”的循环模式，把学生引入情景激发学习兴趣，然后学生基于项目的主动学习，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知识系统的档案。在这个模式中，情境创设是关键，教师首先创建一个开放而自由的学生环境，把学习者带入到学习环境当中，与此同时，教师要准备充足的教学资源，如媒体素质，资源索引和学习网站。这样就充分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而学生利用数字化资源，根据任务驱动，进入到问题任务环节。第二阶段是基于问题与任务的过程学习。学生带着明确的问题或任务进入学习当中，他们的角色就由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变成知识的主动探索者和个性化的独立学习者，同时还能和共同体有积极合作的机会。学生可以利用即时通信工具与教师甚至专家进行互动，并且有丰富的资源作后盾，学习者就可以真正实现创新性学习方式的转变。最后是学习的评价阶段。有信息技术的支撑，学生的评价可以更加完善且更有利于学生的发展。教师可以通过学生建立的学习档案了解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结果。如在先秦文学的诗歌教学，教师创设出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这个教学情境，引导学生结合“开端”这个关键词去收集和学习相关的诗歌，了解诗经开创了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楚辞开创了文学创作的浪漫主义。并把诗歌的写作背景、思想内容、作者等相关知识分门别类，学生写读书笔记、作品分析，然后把这些建立成一个个学习档案。这个教学模式遵循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并将信息技术作为一个隐形的因素融入课程当中，它虽然没有显性表现，但是在课堂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模式里，信息技术是一个有机结合的部门，它支撑着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探索与学习，从而培养了学习者自主学习以及主动探究的研究方法，支持学生从多渠道获得学习知识的机会，使其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获得更多的学习自由，从而在教学中摆脱对教师的依附，使自身的主体地位得到彰显。

（二）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面对古代文学广而深的特点，在教学实践上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够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因此，在课堂上可综合运用研讨式教学、诵读式教学、讨论式教学。

1.研讨式教学。对于教学而言，重要的是“授之以渔”，培养学生的各种学习能力。研讨式教学就是将学生由知识性学习变成探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教师让学生在指导下自主地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获得结论，从而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例如，在学习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时，可以根据教学内容设计问题，让学生通过阅读作品获得，培养他们对作品的鉴赏能力和分析能力。比如在《关雎》一诗的讲授中，提出古人的认为这首诗是吟咏“后妃之德”，让学生去讨论是否认同这样的说法。并且通过分析，理解《诗经》里的主要题材、现实主义的反映，以及赋比兴手法的运用，并且从这些爱情诗引申到后世对《诗经》的吸收。运用研讨式教学，能够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扩宽学生知识面，更引导学生乐于探讨，敢于质疑，从自己的角度去解读作品、赏析作品。

2.诵读式教学。文学的美在于赏析，在于发现。古代诗文的美除其文学性外，还有音乐性。诵读式教学是通过诵读作品，引导学生细致深入地体验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把获取文学知识、提高审美能力、增强文学素养结合起来。诵读教学法包括示范诵读和学生诵读两种。示范诵读可以通过教师示范，也可以通过音像示范。教师必须深入了解文学作品，把握作品思想内容，与作品产生共鸣，才能读出作品的感情，从而起到感染学生的作用。而学生的诵读分为集体诵读和个人诵读两种，学生通过对作品的理解和分析，了解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从而有感情地诵读作品。这样不仅能体会古代文学的文字之美，也可以体会其音乐之美。如对汉赋的解读。让学生诵读抒情小赋《归田赋》。先让学生集体诵读，然后再由个人诵读。在不断反复的诵读中，体会里面的清新平浅的语言，理解作者不满黑暗现实，情愿归返田园的心情。而在学习《焦仲卿妻》时，也可以让学生分角色诵读，要求学生从焦母、兰芝和仲卿的角度去理解作品，体会三个不同身份、不同意愿的人的想法。通过诵读的教学，可以避免学生为了应付考试而去机械地背诵课文。通过诵读作品，学生将自身的情感体验融入到对作品的理解和赏析中。

3.讨论式教学。讨论式教学是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分小组对某个问题进行研讨，发表各自的意见和看法，相互启发地进行学习的一种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增加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增加学生课堂参与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语言表达能力。比如在《史记・项羽本纪》的教学中，可以通过创设“如何看项羽的‘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这个问题让学生进行讨论。通过讨论这个观点的正确与否，让学生了解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方法，并引导学生从《史记》里的《高祖本纪》《淮阴侯列传》里找资料，从多个侧面的材料中去把握项羽这个人物，通过文章中太史公对项羽的评价，了解《史记》的创作特色，并进一步引导学生从后世文人对项羽的评价中寻找材料，进行讨论。教师的作用主要是引发学生讨论，并在学生进行总结发言后进行点评，对学生的讨论过程进行评价。

三、延伸课外活动，注重专业技能培养

高职高专语文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技能型的小学语文教师。在这个前提下，学生不仅应该具有文学鉴赏能力、分析能力，还应该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因此，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不能局限在课堂教学中，还应该延伸到课堂外，注意与专业技能相结合。我们可以通过举办各种课外活动，“逼”学生自主学习，把学生的诵读能力、书写能力以及教学能力融入到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如在班上举行经典诗文诵读大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结合唐诗宋词的教学，举行书法比赛，让学生通过临摹字帖进行诗文书写；在一些绝言律诗的教学上，结合教师技能，让学生扮演教师，撰写讲解的简单教案，并进行讲解。举办这些教学活动，学生是主体，老师起到指导作用。这些有竞争的活动，不但能够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还能弥补课堂教学知识局限性的不足，从而使得学生能认识自身的不足，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

总之，单一的课堂教学模式已经不再适合高职高专的课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学会“备学生、备课本、备内容”，改变教学思想，整合教学内容，调整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古代文学的教学质量和效果。

【参考文献】

[1]何克抗.如何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J].课程・教材・教法，2014（2）

[2]戴干明.高职高专语文教育专业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创新的思考[J].南昌教育学院报，2012（9）

[3]黄澄华.高职院校中国古代文学实践教学困境与对策[J].宜春学院学报，2011（3）

[4]刘伟.关于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0）

【基金项目】贵港职业学院2013年教学改革课题（130208，A）

第6篇

古人云:“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理思考的逻辑起点应从正名,即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关键词的意涵辨析开始。

1.“中国文学”之辨。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中国文学”是第一个关键词,辨其意涵,一是确定主体研究对象与内容是“中国文学”,而非其他国别文学,或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等;二是确定主体研究对象与内容是通代“中国文学”,而不是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是对中国文学从起源到当今时代的古今贯通。

2.“古今”之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第二个关键词“古今”,这本是一个时间概念,是基于对中国文学“古”、“今”两大时段划分,同时又具有“古”、“今”两大时段中的两种不同文学形态———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意义。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分属两个不同学科,治中国古代文学者不知中国文学流向何方;治中国现代文学者不知中国文学源自何处。章培恒先生最初由“重写文学史”倡导开展“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其目的就是为了打破目前这一人为的学科壁垒,融合古今,贯而通之。当然,“古今”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相对概念,今天之“古”曾是昨天之“今”,今天之“今”又将成为明天之“古”,以此类推,以至无穷。换言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古今”之别,这只是一个绝对变动中的相对界定。就当今对中国文学的“古今”划分与学科设置而论,则“古今”分别对应于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通常以五四与新文学诞生为界,或由此往前追溯至1840年前后为近代文学,作为“古今”之间的中介与过渡。以此衡量当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古今贯通、就古论古、就今论今的三种取向,严格地说,只有第一种才真正契合“古今”这一关键词的内在意涵。

3.“演变”之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第三个关键词“演变”反映的是一个动态过程,即中国文学由古而今的发展变化过程。但“演变”一词的意涵较之“古今”宽泛得多,因而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也就困难得多。对此,黄仁生教授新近提出以下三种思路:一是中国文学观念的古今演变;二是中国文学内容的古今演变;三是中国文学形式的古今演变,可以视为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中的“演变”这一关键词内在意涵的方向性理解与阐释[1]。需要略加补充的是,在观念、内容、形式之外,还有一类交叉性、综合性、影响性的演变研究,如文学原型研究,即合内容与形式于一体而难分彼此;如有关区域文学的古今演变,同样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特点;如古代文学精神、内容、形式以及某一文学经典对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影响等;又如文学形态与规律的演变研究,这不仅兼具观念、内容、形式三者,而且更具宏观性、本源性意义。

4.“临界点”与“关联点”之辨。由于“古今”的游动性与“演变”的宽泛性,不同的学者对此多有不同的理解,因而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意涵辨析,需引入“临界点”与“关联点”这两个概念。“临界点”研究重在探索中国文学由古而今的发展变化过程、形态与规律,葛永海教授的《文学古今演变的临界点之辨》[2]、范伯群教授的《文学语言古今演变的临界点在哪里?》[3]分别从理论范畴与具体形态两个层面对此作了比较精辟的阐述。葛文指出,所谓文学演变的临界点也就是文学古今演变的关键时间点,具体指的是文学体系各要素在由古而今的演进中发生重大改变的转折点,它可能是一个时间点,亦可能是一个时段。“临界点”之于文学演变的意义,譬如江之入海,其境始阔大,铁之淬火,焕然已成钢,在古今贯通的文学视域中,“临界点”的辨析与判定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正是它的存在使文学古今演变的概念被赋予了完整的内涵而获得了合法性的意义,同时具备了方法论的内涵。实际上,“临界点”是从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从“古今”“演变”研究的游动性与宽泛性概念落到实处的关节点。因此,基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范畴,对临界点研究的内涵特性进行学术层面的界说、解析和提升,使之转化为有效的学理资源,可以为自觉的学术探索提供足够的启示和借鉴。

“关联点”研究重在探索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古今具体作家或作品的某种源流关系。“关联点”之不同于“临界点”,主要在于“临界点”具有明显的时间标志,是指文学体系各要素在由古而今的演进中发生重大改变的转折点,而“关联点”则主要是指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源流关系,并无明显的时间标志。若要探索和研究古代文学精神、内容、形式乃至某一文学经典对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影响,其前提条件是彼此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然后才有可能发现和确认彼此的关联点,包括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后者对前者的借鉴,从而有助于彼此之间的意义互释与重释。关联性程度越高,关联点的研究也就越有价值。

5.“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整体意义。概而言之,即是力图打破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分学科设置的人为壁垒与鸿沟,而对中国文学发展演变作贯通性的研究。因此,它既不能局限于中国古代文学或现当代文学各自演变的研究,也不只是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或加上近代文学的简单连接,而是着重强调在古今贯通中对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内在关系和演变规律的重新审视及探索。从总体上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理论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内涵、外延、理论、范式、方法等重要学理问题的研究。二是实体性研究,又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有关中国文学由古而今的发展变化过程、形态与规律的整体性研究;其二是有关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古今具体作家或作品之间存在的源流关系的研究。

二、“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科定位

对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而言,如果说“正名”重在辨析其名称之争,那么学科定位则旨在辨析其身份困惑。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究竟是一种研究方法、研究领域还是一个交叉学科,目前学术界尚存在不同看法。然而,既然“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被定位于贯通两个不同学科的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那毫无疑问应该具有某种交叉学科的准学科性质。所谓学科,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学术分类体系,即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学科的分类,如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哲学、文学、史学、法学等;二是指高校教学、科研等的功能单位,是对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与专业密切相关。目前,高校的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划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11大门类。在各门类之下,又由88个一级学科、381个二级学科所组成。例如,在文学门类之下再划分为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等四个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之下再划分为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八个二级学科。有关学科的以上两种含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两个二级学科,是贯通这两个二级学科的一种交叉性、综合性研究,所以应从一种特定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作出跨学科的定位与设计。从一般的学科含义上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偏重于前者,即重在学术研究之意义。自2001年9月起,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中新辟“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这一研究方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03年9月,又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再至2005年,经国家学位办公室批准,终于将“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增列为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平行的二级学科,至此,“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总算在国家学位序列中拥有了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二级学科同等地位的“户口”,取得了某种合法身份,同时也因此拥有了学科———包括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相对完整的意义。

然而,从深层次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身份困惑并没有获得真正解决。一方面,在目前国家学位序列中,“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仅仅是一个临时“户口”,还没有真正确立与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两个二级学科同等的地位,迄今为止,在大部分高校中,古代文学还是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要打通彼此的课程、教材都显得十分困难;另一方面,学术界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科归属与定位上还远未达成共识。鉴于现行学科体系中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依然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状况,倡导和设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这种人为壁垒而进行贯通古今的研究,因而,它既不能等同或附属于中国古代文学,也不能等同或附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贯通性研究。那么,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是否真正确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三分天下格局,或者一并合之为中国文学?的确需要学术界一同思考并作充分的论证,但不管那一种方案,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学科定位与建设涉及到学术理念发展、学术分类体系、人才培养体制、学术交流平台以及学术组织形式。学科分类与“身份”确认的负面作用是“画地为牢”,在打破旧的学术壁垒的同时,又可能会制造新的人为壁垒,但其正面意义是对现行学科体制进行重新调整,是对学术资源进行重组和优化。所以,“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独立设置,从总体上说还是有利于其作为一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可持续发展的。

三、“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理论引领

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中,是否具有前沿性、导向性、创新性的理论引领,是一个事关学科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事实求是地说,在过去十余年的学术探索过程中,这一核心问题尚未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整体理论创新不强,直到新近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黄仁生教授从中国古代文史理论中发掘、重释“通变论”并应用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理论建设[1],才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现以此为基础,一方面参照相关研究成果对“通变论”加以重释;另一方面以“转型论”、“对话论”为辅助,通过与“通变论”三位一体的组合,一同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通变论”可以上溯至《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西汉司马迁自述编纂《史记》宗旨为“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遂以“通变论”运用于史学研究。南朝时期,以沈约、刘勰等为代表,又以“通变论”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与文学理论建构。沈约率先承接和借鉴“通变论”论述文学源流变迁,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首倡“文体三变”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论汉魏至晋宋两段文学,文体各有“三变”,实为两个“文体三变说”。

刘勰《文心雕龙》则进而承接和借鉴“通变论”运用于文学理论建构,其第二十九篇经直以“通变”为名,提出“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忘今制奇,参古定法”。第四十五篇《时序》进而结合时代变迁,论述上古至于当代的文学演变进程与规律,谓:“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可以说是对当时自古而今文学演变研究的典范论述,富有理论创新性与历史深邃感。

作为文学“通变论”的一种更为具体的文学史观,由沈约首倡的“文体三变”说在南朝之后,一再得到各代学者的回应和重释,进而演变为中国文学史的一种基本论述模式。比如,梁代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提出“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北周庾信《赵国公集序》提出“自魏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雕虫篆刻,其体三变”。而后到中唐,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提出“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的“唐文三变说”。北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文艺列传序》提出“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的新“唐文三变说”。北宋杨龟山、南宋刘克庄等提出盛唐、中唐、晚唐的“唐诗三变说”。再到南宋周必大《广昌县学记》、楼钥《北海先生文集序》、元代脱脱《宋史·文苑传序》提出“宋文三变”说;南宋刘克庄《江西诗派序·黄山谷》提出“宋诗三变说”,汪莘《方壶诗余自序》提出“宋词三变说”;元末陈基《孟待制文集序》提出“元文三变”说,杨维桢《玩斋集序》提出“元诗三变”说;明代黄佐《文体三变》提出“明文三变”和“明诗三变”说;清钱谦益《题怀麓堂诗钞》、邓显鹤《岳归堂全集序》亦有“明诗三变”之说。由上可知,沈约的“文体三变说”在其后的一千多年里影响深远,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的基本论述模式。李定广教授总结由沈约首倡的“文体三变说”的主要理论意义在于:一是开创了中国文学史论述的基本模式,是古代文学史论述最富理论形态、最有方法论意义同时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论述模式。后世的理论家从此掌握了一种最简洁、最有效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和论述模式,并广泛运用于各个朝代各种文体,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二是开辟并规范了古代文学史论述的基本视角,即从“文体”角度来观照文学史的演变。三是确立了古代文学史论述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即以“变”来观照和研究文学史。《周易》从哲学上强调“变”的精神,有所谓“变化日新说”,唯有“变”才能“久”,是为后世文学新变思想的哲学依据。四是创立了一种推尊某些作家或流派文学成就和文学史地位并使之合法化的基本论述方法,尤其是将某些作家放在第三变上,突出其崇高的文学史地位,从而树立文学偶像和文学经典。这也许是“文体三变说”最重要的理论意义[4]。

明清时代,随着大量区域性文学流派的产生以及诸多区域性文集的问世,区域文学的意识与研究开始受到学术界重视,相继出现了一些总体性或专题性的有关区域文学古今演变的论述。比如,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文集序》称:“广东居天下之南,故曰南中,亦曰南裔。火之所房,祝融之墟在焉,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故今天下言文者必称广东。”是为区域文学的古今通观之论。

“通变论”的核心意旨在于通观古今之变,洞悉和把握文学演进的形态与规律,臻于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这是通中之变与变中之通的互动和结合,积淀着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蕴涵与重释价值,因而可以作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理论支撑的基石和主轴。

“转型论”的提出,主要基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不仅标示着中国文学从古代延续于现代的不同时段之意义,而且标示着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的不同形态之意义,因而需要“转型论”对“通变论”加以补充和完善。所谓“转型”,是指事物的外部形态与内在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不同转型主体的内质与状态及其与客观环境的适应程度,决定了转型内容和方向的必然性与多样性,“转型论”即是对这一现象和规律的深入思考与研究而形成的系统理论及模型。就“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而论,“转型论”要系统解释和回答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型的动因与动力、方向与模式、过程与结局、成效与影响等问题,并对其成果与不足、经验与教训加以历史性的反思和总结。

“对话论”的提出,主要基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中的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既有内在的相通性,又有各自相对的独立性,因而需要“对话论”对“通变论”与“转型论”加以补充和完善。“对话论”既源于古老的先哲智慧,更有现代的理论创新意义。现代对话概念的提出与对话理论的发展,是与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布伯、英国物理学家、思想家戴维·伯姆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巴赫金强调了对话的必然性,认为人类情感的表达、理性的思考乃至任何一种形式的存在都必须以语言或话语的不断沟通———对话为基础,“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意识的对话本质,人类生活本身的对话本质,用话语来表现真正的人类生活,唯一贴切的形式就是未完成的对话”(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布伯强调了对话的平等性,认为因为原初之词“我—你”和“我—它”是双重的,所以,人们在认识世界时也是持双重的态度,世界也因此变成双重的了。由世界的二重性与人生的二重性,构成了“你”之世界与“它”之世界的对立以及“我—你”与“我—它”人生的对立。“存在”并非“我”自身所具有,“我”只存在于“我—你”或“我—它”之间,个体之“我”不应当把“他者”视为客体而形成“我—它”关系,而是应当建构平等的“我—你”关系,使人与世界、与他人之间构成平等的“相遇”,这种“我—你”关系和敞开心怀便被称之为“对话”(马丁·布伯《我与你》)。伯姆则强调了对话的创造性,认为“对话仿佛是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溪流,它使所有对话者都能够参与和分享这一意义之溪,并因此能够在群体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对话所追求的是“一赢俱赢”,“在对话中,人人都是胜者”(戴维·伯姆《对话论》)。就“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而论,对话的必然性、平等性、创造性意义,对于通过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深度对话而相互走进对方进而发现新的意义,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要之,“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理论引领,应以“通变论”为主轴,以“转型论”、“对话论”为两翼,由此形成三位一体的稳固性结构。这不仅可以进一步夯实“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学科基础,而且对“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范式建构具有导向和启示意义。

四、“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方法整合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方法选择,伴随着研究实践的兴起而兴起,并且日益呈现为多样化趋势和丰富性特点,而从学理上加以探讨,则与其范式建构密切相关。笔者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科范式的探索与建构》[5]一文中曾简要涉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提出就“古代—现代”的第一重维度而言,在方法论上可以从三个层面入手:一是站在古代文学本位立场的从“古”观“今”;二是站在现代文学本位立场的以“今”溯“古”;三是站在“近代文学”本位立场的“古”“今”连通。但其最高境界应是超越以上三个本位立场的古今通观。就此而论,以往有些论文仍局限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或近代文学本身论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实不符合跨学科研究的基本规范。就“西方—本士”的第二重维度而言,在方法论上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入手:一是以现代文学为本位的以“中”溯“西”,接近于比较文学的渊源研究;二是以西方文学为本位的以“西”观“中”,接近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三是基于平行视点的中西互观,接近于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但其最高境界应是超越以上三个本位立场并与古今通观相交融的中西通观。就此而论,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既需借鉴于比较文学研究,但彼此有分有合,不能简单等同。就“文学—文化”的第三重维度而言,在方法论上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入手:一是站在文学的本位立场,由文学演绎文化;二是站在文化的本位立场,由文化审视文学,两者都属于交叉研究,其最高境界或最高价值是文学与文化精神脉络的寻绎、复原与重释。现在看来,需要进一步强调和凸显以上“三重维度”中的中介———“近代”、“日本”与“审美”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第7篇

首先，摆正研究生教学管理的位置。明确好教学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对学校的有关规定与通知，做到上传下达，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其次，对研究生教学和管理文件进行系统整理。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使研究生导师和学生在执行工作、任务时，能够做到有章可循。可建立的教学管理文件体系包括：教学类如课程教学安排（含教学大纲、教师授课计划书、听课记录、课程试卷等）、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开题报告、科研情况等；管理类文件包括研究生推免工作章程、中期考核办法、导师守则等。最后，制定教学工作安排。条理安排学期各阶段事务，有条不紊开展工作，切实为师生服务，提高教学管理工作的实效性。

二、加强学风管理

要严肃学风纪律，做好教学情况检查，完善考勤管理制度。可成立学院研究生教学情况检查小组，由教学院长担任组长。小组成员有：学科带头人、各导师、教学秘书、辅导员等。其中，教学院长重点负责对教师上课进行听课检查和评价；学科带头人重点负责对本专业的教师授课准备工作进行检查；导师重点负责对学生专业学习、科研活动情况进行检查；辅导员重点负责对学生报到情况、学风等方面进行检查；教学秘书重点负责对学生上课情况进行检查，并对相关工作进行协调和总结。任课教师加强上课点名制度，缺勤学生履行请假手续，限制迟到、早退、旷课现象的出现。

三、加强研究生专业兴趣培养、学术实践及交流

在研究生入学动机较为复杂的情况下，培养其对专业的兴趣。研究生扩招后，在绝大部分学生追求学术理想的趋势下，不乏存在学生为逃避社会压力、获取高学历文凭等而读书的现象。因此，培养研究生的专业兴趣，将其注意力吸引到学习上来，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首要任务。学术实践和交流则是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锻炼和检验其学习效果的最好机会。可采取措施有：（1）鼓励学生加强学术实践，定期参加各种读书会、学术交流，在认真读书的基础上，撰写各类学术论文，以此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2）加强学术交流。鼓励导师带领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拓宽其研究视野和领域；在本学科和跨学科领域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给研究生讲学，通过与名师面对面的交流，帮助研究生了解治学途径，掌握研究方法，熟悉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等。

四、改革课程设置

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分为课程学习阶段和学位论文阶段。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打好学术基础，可以使研究生更好地完成论文写作。因此，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设置对研究生的培养至关重要。文科课程设置一般在一年内上完所有课程，论文写作、答辩在余下两年完成。第一年大量课程的设置使研究生缺少时间主动学习研究，后两年的空闲又容易滋生惰性，不利研究生的健康成长。这种情况下，以一级学科下课程设置实践为例，我院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学院情况及培养合格研究生的需要，对课时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中专业类课程进行整合、精简，修订后每生需修公共基础课2门，专业基础课2门，专业课2门，选修课6门（要求学生跨专业选修一门，跨学科选修一门），总学分达到34学分，符合学校要求。此外，专业类课程授课方式调整为讲授与实践两方面，基础理论课程讲授课时精简了三分之一，选修课程课时精简了二分之一，其目的是让学生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毕业论文的撰写及理论实践部分，取得更好的学习成效。

五、加强研究生培养环节管理

加强对毕业论文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的管理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几个关键环节。在进行培养环节的过程中组织学科进行自查。制定开题、中期检查、答辩工作的时间表及工作步骤，定期召开学科带头人会议，通报各学科毕业生论文撰写基本情况，及时布置学科进行自查工作。毕业论文的开题确定了论文的选题依据和意义、进度计划等，是研究生学习生涯的立足之本。开题环节要求学生与导师反复调查和论证，确定选题，做好开题报告。论文中期检查能够及时发现研究生论文撰写过程中的问题和不足，加强论文工作的过程控制，保证论文的质量。论文预答辩、答辩的组织管理主要做到按时提交学位论文，评审人员认真做好论文评阅工作，答辩过程严格公正。抓好研究生培养环节的同时，还可在学生、导师、学科各个群体层面分别开展工作。针对不同年级研究生的培养进度对其进行教育。对处于课程阶段的一年级学生，鼓励其对自身严格要求，定好学习计划和发展目标。对进入论文写作阶段的二、三年级学生，加强学位论文质量管理。强调论文抽检不合格的后果，要求学生在撰写论文过程中端正态度、尽心尽力，严格遵照论文规范，严禁剽窃、抄袭等。此外，可聘请相关博士，对硕士生开题、答辩、修改等环节进行辅导，帮助学生写出优秀的毕业论文。学科之间进行经验交流也是提高研究生培养水平的一种有效手段。我院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7个二级学科。其中，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3个学科具有较为丰富的研究生培养经验，在按照学校统一步调进行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从招生、订立培养方案、论文开题、中期考核到毕业答辩等，都能根据专业特色及时进行培养措施的调整和加强，做到切实可行。在历届毕业论文抽检中，被检论文均顺利通过检验。新增学科尚缺乏研究生培养经验，学习老学科的经验，努力提升带教导师的个人水平，是顺利完成研究生培养任务的良好途径。

六、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第8篇

关键词：创新；提高；信任；负责

我2006年秋进入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跟随余恕诚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迄今已经六年。恕诚师是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安徽省的文化教育界享有崇高声誉。从教半个多世纪以来，桃李满园。能够忝列门墙，亲承教训，对我而言确为一种莫大的荣光与幸运。在侍学余门的六年里，我与老师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对老师的道德文章，也有了更加真切的体会，其中感受最深的，是他在研究生论文指导上的深入思考、大胆探索。

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学术论文的写作处于中心环节，是检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最重要标尺。恕诚师作为后第一批研究生导师，在几十年的研究生培养实践中，一直高度重视对论文的指导。他反复强调，研究生论文绝不能简单当作获取学位的敲门砖，而是要让学生真正受到锻炼、得到提高；强调研究生的论文写作，导师必须切实担负起指导之责。在论文指导中，恕诚师首先最重视的就是论文的选题。他多次严肃指出，现在少数导师给研究生设计的论文题目，就如同开采“鸡窝煤”一样，目光短视，缺乏应有的学术价值，无论是对学生个人发展，还是对推动学术进步，所起的作用都是有限甚至负面的。在恕诚师看来，一个真正好的论文选题，应当遵循三个原则：一要帮助学生打下厚实全面的专业基础，使学生具备从事科学研究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二要能让学生的科研能力获得提高，学术视野得到拓宽，提高是根本，创新是关键；三要题目本身要具备深入钻研的空间，要有后劲，要能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获得长远的学术能力。一句话，既要厚植根基，又要着眼未来。

既要厚植根基，又要着眼未来。这是恕诚师几十年辛勤探索的思想结晶，也被他始终如一地贯穿于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的全过程中。我自入学以来，亲身经历了老师对自己所带六届博士、硕士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他所直接或参与指导的研究生论文，选题多围绕着重要作家（如李白、王维、张籍、王建、元稹、温庭筠）；重要文学史现象（如中唐乐府诗、骈散文关系、民国唐诗学）；或能体现古典文学当代价值的学术话题（如皖南地域诗歌史、唐代戏谑诗、唐代涉外诗歌）。这些选题本身无一不是老师在长期研究深入思考基础上形成，全都瞄准学术研究的前沿或薄弱环节。有些选题，讨论的对象或许并不新鲜，但是由于所取的往往是一个独特的视角，因此就能获得全新的学术意义。还有一些选题更是直接从他本人所正在从事的研究中派生出来。由于老师本身就是一位有着学养深厚的大学者，且一直密切关注学术动态，经他用心思考而得的论文选题，自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老师多次讲，给学生一个选题并不容易，因为这也考验着导师的知识水平，如果导师自己都怠于学习、疏于思考，对于学术发展的敏感度不高，那么就很难想出什么有价值的选题来。他一直笃信这样的道理：一个老师要想让学生种好一分地，自己必须先具备种好一亩地的本领，否则就会误人子弟。

论文题目确定下来以后，还面临着一个交给什么样的学生来研究的问题，这同样不能率意而为。因为每一个学生的性格特征、兴趣爱好、知识储备，乃至于今后的职业选择，都会千差万别，好题目如果交错了对象，同样会损害题目的应有意义，也不利于学生的成长提高。譬如老师所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徐礼节，由于已在高校任教，原先又并未接受系统的硕士课程学习，为了让其进一步夯实基础，老师给他设定了中唐诗人张籍、王建研究的选题。徐礼节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围绕这一选题刻苦钻研，不仅撰写出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并且在毕业以后仍与老师合作，全面整理了张籍的诗集，最终形成《张籍集系年校注》的成果，在中华书局出版。又如2005级博士研究生方锡球、2006级博士研究生莫山洪与鲍鹏山，入学之前在明代诗学、骈文与先秦诸子研究上已有相当基础，老师则又量体裁衣，为三人选定了符合自身特点的论文选题，同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恕诚师作为著名的唐诗专家，又曾担任安徽省政府参事、安徽省政协常委多年，朴素的赤子情怀与自觉的社会担当，使其一直对传承安徽地域文化高度关注，并且很希望能从自己专业角度为宣传安徽地域文化、推动安徽文化发展尽一份心力。早在21世纪初，老师便与他最早两届研究生周啸天、丁放两位先生合作编著了《诗情画意的安徽》一书，引起社会广泛好评。2008年，任职于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的朱文根投考老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鉴于他的工作性质，恕诚师将研究魏晋至唐五代一段的皖南诗歌史的任务交由他来做。与此同时，又命2008级的硕士研究生朱少山着手撰写北宋一段皖南诗歌史。如今，经由二人的工作，南宋以前的皖南诗歌发展脉络已经得到初步梳理。曾经不止一次听老师谈起，一个学者应该要有人文关怀，要能承担自己的文化责任，学术研究也要能够尽量做到立足现实、关注当下，具有当代意义。有关断代皖南诗歌史的撰写，便突出体现了老师这方面的鲜明意识。老师的确是一个对社会热点抱有浓厚兴趣的学者，可举一例为证。以我这些年的观察，老师至少常年订阅《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政协报》四份报纸。这不仅能使老师能紧密把握时代脉搏，且往往会从中获得重要启发。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片面地强调两耳不闻窗外事，可能真的是一种故步自封，对学术研究绝非幸事。

将北宋皖南诗歌史这样的“大题目”，交由一个刚刚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人来做，在很多人看来，或许过于冒险。但恕诚师却敢于放手，且最终完成任务，这固然离不开他对研究生本人各方面条件的充分考察与评估，但这更是他这几年在硕士生培养环节中主动试验的结果。一直以来，基于对硕士生尚处于储备知识阶段的基本判断，一般不主张硕士生涉及大题目。这种意见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也带来明显流弊，硕士生的论文选题基本上局限在三流四流的作家作品或一些过于冷僻的小问题中，以至于造成一个硕士生即便是获得学位，也基本没有什么科研能力可言，甚至专业素养还不如本科生完备。这诚然有违研究生培养的初衷，也会严重损害知识体系的传承。恕诚师常常引用《易经》中“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担忧。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他在自己指导的硕士生身上开展试验，鼓励他们敢于触碰大题目（老师曾有“放野马”的形象比喻，看似信马由缰，不管不顾，殊不知，马儿只有在原野上奔腾起来，才能真正锻炼本领、砥砺意志。一味圈养，虽然草食无忧，但终将品种退化），哪怕失败了也没有关系。这一思路从我所在的2006级唐宋文学方向的硕士生中即得到充分体现。唐宋文学方向自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以来，就一直延续着集体指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优良传统。我们这一届总共是11人，最后论文指导时，陈有斌、郑传锐、胡玉兰和我四人安排由恕诚师负责。我们四人个性不同，知识结构与主客观条件也有很大差异，但恕诚师给我们四人确定的选题却无一陷于琐碎。在此基础上，考虑到陈有斌对于作品较熟、又年纪稍长、且毕业后将要从事中学语文教学，恕诚师给他设计了《李白与唐代诗歌》的题目。郑传锐韧性较强，长于材料搜集整理，他的题目就被确定为《唐代涉外诗歌汇考与研究》。胡玉兰是女生，根据她的情况，老师建议她做《李商隐的爱情诗研究》。通过这些题目的撰写，同学们大都进一步地夯实了基础、开拓了眼界、培养了能力、提高了品味，对于个人今后的发展是大有益处的。

给学生设计好论文选题，只是指导研究生论文写作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更为繁重的工作要做，这就是学生论文写作中，要密切跟踪关注，随时引导修改。但凡是研究生，无论是攻读硕士学位还是博士学位，自身的知识储备与学术经验，都还有这样那样的欠缺，因而很容易出现偏差。如果不及时匡正，就会事倍功半。恕诚师虽然从战略规划上鼓励学生大胆创新、敢闯敢试，但具体到实际的战术指导上，则是慎之又慎、精益求精的。几乎每一位学生的论文，从开始撰写到最后成型，都经过恕诚师多次修改。凡是由他指导的学生，论文写作中推倒重来的事情时有发生，程序上无疑是繁复周折了一些，但是那无疑是为了保证论文的质量。如果轻易蒙混过去，将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也是为师者的失职，更是对学术尊严的一种不尊重，恕诚师一直这样“固执”地认为。

作为仅有的几位硕士、博士阶段学习都由恕诚师直接指导并且未有间断的学生之一，我本人这六年来的学习与成长，似乎更是对恕诚师培养指导研究生理念的生动诠释。由于性格家庭的原因，我自幼较为喜爱文学与历史，上大学读中文系之后，又有幸获得相对正规全面的专业训练，尤其是在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两方面下了一定功夫。所以2006年秋，我以相对靠前的成绩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但是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对于研究生阶段如何组织学习，对于学术论文如何撰写，我是不甚了解的，连续交上去几篇作业，都很不理想。这反映了我的基础仍然比较薄弱。2007年6月中旬，导师组召集我们开会，询问我们的论文设想，我大着胆子提出一个题目，恕诚师当时并未表态。事后，他专门打电话给我，向我提出他的意见，认为那个题目虽然有一定价值，但更多属于文学研究，不利于发展与提高。接着他又问我是否知道《两都赋》与《二京赋》，我说知道（但直至当时，我对这两篇赋的作者归属，都十分模糊，只是大学本科在文学史课上接触过相关名词）。于是他说，今年春天《光明日报》上面搞了一个“百城赋”，是写城市的赋作，与《两都赋》与《二京赋》渊源很深，问我能不能做一个历代都邑赋的研究。当时听着老师平静的叙述，我整个人都懵了，因为我是唐宋文学的研究生，竟然让我面对赋这种毫不熟悉并且一般被当做两汉文学代表的文体，并且还要研究一个通代的发展史，这的确是我没有料到的。电话那头，老师可能也感觉到我的犹豫，于是让我暑假回家之前去他那里一趟。2007年7月13日，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面见老师。坐定之后，老师拿出了他早已准备好的从当年三月开始收集的“百城赋”剪报，厚厚一叠，交到我手中。又让我利用假期时间，先阅读《文选》与马积高的《赋史》，熟悉熟悉赋这种文体以及都邑赋题材的基本特点，然后再看看自己能不能把这个题目做下来。我就这样“晕晕乎乎”地接过了老师的剪报，也接过了老师的嘱托与期待，开始了一段在当时并不能确知未来的旅程。

事后知道，老师之所以想到这个题目，一是由于他在进行自己所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诗与其他文体关系”的研究中，认识到赋这种文体的确有其特色，对文学史的正面推动作用也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二是从《光明日报》当年所开辟的“百城赋”专栏并获得轰动的现象中受到启发，觉察到赋这一久遇冷眼的古典文体，即便是在当代社会仍有很强的适应性，仍拥有广大的受众，因此若就中国古代都邑赋的发展历程作一梳理，将会很有意义。而老师最终决定把这个题目交由我来做，也同样是出于替我补课，打牢基本功的初衷，经过慎重考量之后做出的。此后的两年时间，我认真按照老师的指示，一头扎进图书馆内，一边阅读大量原始文献与研究专著，一边积极深入进行理论思考。最终于2009年7月交出了《都邑赋史论》的学位论文，顺利通过答辩。通过这篇论文的撰写，我等于再一次复习巩固了古典文学的基础知识，并且有重点有方向，受到了很好锻炼。这篇论文后来连续获得安徽师范大学首届优秀硕士论文奖、安徽省第三届优秀硕士论文奖。2012年3月，我又获得了安徽省首届高校古籍整理优秀研究生奖，这篇论文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当时不是恕诚师为我在研一快结束时较早确定论文选题，那么我可能仍会继续迷茫，不知方向。人其实与生俱来就有一种惰性，一旦徘徊得久了，觉得希望渺茫，原先还可能存在的豪情壮志自然就会衰退，也就会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自甘沉沦、百无聊赖的境地中。此时如果能有一位伯乐及时指点迷津，那么局面就可能会完全改观。这篇论文最后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完全是老师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结果。在开始时，恕诚师并未对我提出过高的要求，甚至只是让我简单描述一下即可，消除了我的顾虑，给我以充分的空间。而等到真正进入论文写作中，恕诚师却又在旁全程指导，屡屡纠正我的错误，多次给我提供意见与材料，使我不敢有丝毫懈怠之心，自我加压。论文中的《走出俳优――论〈两都赋〉的赋史意义》《论古代都邑赋的现代价值》《“赋代志乘”说评议――以都邑赋为中心》等章节均曾以单篇论文形式刊发于国内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走出俳优》一文还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试想如果我抱着在付过去的态度，就不会对诸多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也就不会形成上述这些具有一定价值的研究成果。

正是因为有了撰写硕士论文所受到的学术训练以及表现出了一定的学术潜力，2009年上半年我又顺利通过了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并有幸继续跟随恕诚师攻读博士学位。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我与老师一直保持十分频繁密切的联系，从老师那里也得到了更为严格系统的指导。

博士阶段的学习仍以论文为中心，早在入学之初，恕诚师便为我设定了《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的论文选题。这一选题的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已故程千帆先生在与老师的通信中所提出的唐代外患在文学上的反映问题。后来老师虽然因事务繁忙，未能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但内心却从来没有放下。经过长期思考，老师认为在纷纷复杂的唐代外患之中，吐蕃问题最为关键，唐诗中有关吐蕃诗歌也占到全部民族题材诗歌的主体。抓住吐蕃问题进行深入解剖，实际上即可将其他一切相关民族联系起来，并且还可以有效避免研究对象过于零散的弊端，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2008年早春，在自治区首府拉萨市以及青海、甘肃两省藏区，发生了严重的暴力犯罪事件。一年多以后，乌鲁木齐等地的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分子与又在各地制造混乱，给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威胁。恕诚师一直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以及党和政府对事件的处置，并以其向来的敏锐眼光，意识到如果能将包括汉藏两大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交流融合的历史进程梳理出来，论证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则将会有力回击境内外敌对势力所编造的各种谣言。这是人文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此时，这一选题又超出了单纯的学术研究范畴，而具有了鲜明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2011年年初，恕诚师以“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研究”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课题论证中详细申述了选题的多方面意义。当年5月，选题获批，这本身就说明选题得到了业内专家的高度认可。

第9篇

关键词：左传 义法 叙事 褒贬

清代桐城派，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极具影响的一大古文创作与理论流派，方苞作为桐城三祖之一，其“言有物”、“义有序”的“义法”说，构成了这一派系文论的基础框架。“义法”的根源问题，历来学者争议不断，台湾学者张高评认为其形成是：“根柢于经术、规范于史义、化成于文法的……其大凡则归本于《春秋》书法；方苞义法论，标榜《左传》、《史记》二书，作为桐城派古文义法之经典，其大宗见于《左传义法举要》与《史记评语》二书中。” 表明义法最精备者为《左》、《史》二书。而《左传》作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其叙事艺术牵涉到“笔削褒贬”等《春秋》书法义例，借事明义，寓物示理，往往最具有义法。今取《左传》“寓论断于叙事”之书法特点，以方苞义法推衍，借鉴张高评先生的分类法，从“属辞比事”、“法随义变”、“笔削见义”三个大的层面加以阐述。[1]

一、属辞比事

“属辞比事”最早见于《礼记・学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解释道：“属，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会同之辞，是属辞；比次褒贬之事，是比事也。”即聚合、连缀有关文辞，比次、排列相关事实；张高评根据程端学、姜炳璋二家之语提出：“所谓属辞者，聚合上文下文之辞；比事者，连比其相类相反之事。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观之；其小者，合数十年之事而比观之；或舍大论细，或彼此相形，或前后相契，或并叙类及，或侧笔见义，或委婉显晦；凡此，皆属辞比事之书法。” 方苞《序》称：“通前后而考其义类，则表里具见。”《左传》叙事多长篇战争，易生散漫之语，运用“属辞比事”之书法，可使文章合理布局，上下左右交互参差，互为经纬，对比约束，是非成败，则呼之欲出。

宋吕祖谦《左氏传说》称：“看《左传》，须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一人之所以变迁。”如写季氏家族的兴衰荣辱，贯穿了整部《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记载：“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这一句是左氏所记最晚的预言，盖因《左传》擅长以预叙手法为之。[2]

《史通・模拟》篇称《左传》预叙的写法为：“将叙其事，必预张其本，弥缝混说，无取眷言”。如宣公十四年所载：“楚子使申舟聘于齐，曰：‘无假道于宋。’亦使公子冯聘于晋，不假道于郑。申舟以孟之役恶宋，曰：‘郑昭、宋聋，晋使不害，我则必死。’王曰：‘杀女，我伐之。’” 申舟根据对晋、郑、楚三国形势的分析，预见到自己此行凶多吉少，就提前把自己的儿子引荐给楚子而后出使。故《左传》叙事未必按部就班地记录事情发展的过程，而多先对事情的结局进行一番启发，使读者在潜意识里形成对它的特定期望，行文中又不断地以怪异的现象来暗示，从而于潜移默化中将作者自己的评论移植到读者的脑海之中，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左传》战争叙述尤其明显，故方苞的门人程在给《左传义法举要》作序时就说：“明于四战之脉络，则凡首尾开合，虚实详略逆断续之义法更无越次者矣。”

方苞在《左传义法举要》里亦提出：

“观伍参之言，则晋之衅，楚早见之；观士会、赵朔、栾书、韩厥之言，则晋之衅，合军皆自知之。……怙乱者晋人也，而引史佚之言及诗，则于郑石制发之。旁见侧出，不可端倪，神乎技矣。”

由此观之，方苞认为《左传》中多前后相照之言语，作者常借文中人物之口道出了其前因后果，只需联系前后相关之文辞，比观其事，由事之迹，便可晓明大义，使人读之不觉，然是非褒贬已定。[3]

二、笔削见义

司马迁曾阐述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春秋》依鲁国事记史，着重叙事，叙事之文又不能“赞一辞”，足见其对史料的筛选去取以明褒贬之义。赵伯雄先生认为：“所谓《春秋》的书法，是指孔子在修《春秋》时所作的‘笔’、‘削’，即孔子在遣词造句、书与不书中所表达的褒贬予夺。” “书法”一词，最早见于《左传・宣公二年》，孔子称董狐曰：“古之良史，书法不隐。”而后代学者多认为《左传》为《春秋》解经之作，其遣词造句、因革损益、去取有无，谓特笔，谓史义，谓笔削，亦谓书法义例也。清代方苞在《又书货殖列传后》中称：“《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深于文者亦具焉。”并以此创立桐城义法，论古文文法。[4]

杜预《集解・序》称《左传》：“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启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义。”这种“笔削”的方法，皆以良史的优质材料为先，所以方苞在《左传义法举要》里举出了书、无书、不书等多个条目。而所书之史料中又分先书、特书，方苞《左传义法举要》称：

论序事常法，出车大临乃被围常事，本不必书；而特书者，与能信用其民，义相发也。《春秋》之法，书入则不复书围；退师修城，乃复围以前之事，亦不宜书；而特书者，见楚子行师进退有礼，与篇末论武有七德，义相发也。[5]

四大战惟《》特书，以晋之丧师，有先毂而刚愎，而赵括、赵同实助之。巩朔、韩穿，则有设七覆于敖前事；荀首则有以其族反之，获连尹襄老囚楚公子毂臣事。苟不先书其职同，则不知其为何人，既备举六人，则赵旃求卿未得，魏求公族未得，皆以卿族在军行，而非有职司，亦见矣。

而先书、特书之中又根据其“义”、“不义”、“礼”、“不礼”等性质进行下一步筛选，以彰显作者褒贬之义。如《左传・庄公元年》：“元年春，不称即位，文姜之故也。三月，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秋，筑王姬之馆于外，礼也。” 此处以“不称即位”写庄公，且道出其原因，主要是桓公不以其道终，故子不忍即位也。故自庄公以下，僖闵二公均不以即位称。《左传》记此事，因其为符合礼数之大事。可见义法除了要求对史料进行筛选外，还对具体事件的篇章裁剪进行安排，以达到微辞贬刺、劝善惩恶的言有序的功用。[6]

三、法随义变

方苞 “言有物”、“言有序”之“义法”，即“义”为内容，“法”为形式，“义”决定“法”，“法”体现“义”，在强调二者统一之时，更偏重法的作用，正如郭绍虞先生曾经指出的，方苞的义法有时可看做两个分立的单词甚至是一个连缀的偏义副词，词头虽义法二字合用，但实质上是偏重法字，这种偏向体现了方苞义法说对文学艺术形式的重视，它涉及到的不仅是文学作品的题材体制组织结构文学语言，更是建立在这些形式基础上的审美意蕴。”

对此，张高评先生认为：“大抵如相体裁衣，因地制宜，按事命篇，或文随，或事不变而文变，或而笔调不变，此盖发挥《春秋》用辞有常有变之特点。” 姑且从《左传》所采用文体和风格两个方面论之。

1.文体

“文辞以体制为先。”早在南宋时期，陈就总结出了《左传》的八种文体：“考诸《左氏》，摘其英华，别为八体，各系文本：一曰命，婉而当；二曰誓，谨而严；三曰盟，约而信；四曰祷，切而悫；五曰谏，和而直；六曰让，辨而正；七曰书，达而法；八曰对，美而敏。” 即陈认为《左传》分命、誓、盟、祷、谏、让、书、对八体，不同的文体具有不同的特点，隐喻作者对于不同事件的不同态度。如许慎《说文》：箴，戒也。盖医者以箴石刺病，故有所讽刺而救其失者谓之箴，它具有讽谏劝谕之用。如宣公十二年魏绛告诸侯之言：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就是劝诫人民要勤劳，那样物质就不会匮乏； “四曰祷，切而悫”如《左传？襄公十八年》：

晋侯伐齐，将济河，献子以朱丝系玉二毂，而祷曰：“齐环怙恃其险，负其众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唯尔有神裁之。”沉玉而济。（襄公十八年，401）

此处祷辞，简洁明快，极力强调自身行为的正义性，在神明面前陈述齐国之罪过，从而为自己的行动找一个合理的借口，即伐无道。方苞所谓：“《左氏》……叙事之义法精深如此，所谓出奇无穷。” 便是如此。[7]

2.风格

《左传》的风格随文体而变化多端。刘熙载称其语言：“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左氏释经有此五体。其实左氏叙事，亦处处皆本此意。” 昭公三十一年“以惩不义，数恶无礼，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而它的语言风格，又是借不同的修辞手法深入浅出地表现出来的。叔向书就运用了“是故闲之以义，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故悔之以忠，从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教，之以强，断之以刚”，“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等一系列结构相似，富于节奏的排比句，以加强劝谏的效果。[8]

四、结语

方苞义法以《左传》史法为阶梯，向上借镜《春秋》书法，向下转化为古文义法，史笔文心，自相融洽。今以其“义法”说溯源考据《左传》“寓论断于叙事”之书法特点：一则属辞比事，以通篇大义贯穿叙事之文，微事两两相对，通览前后，比观详略；二则笔削见义，以圣心裁制，书或不书，义或不义，触发相得；三则法随义变，随地异形，变化无方，不可端倪，大有移步换形之妙。此三则，为作者悉心为之，细体察之，便可于通篇叙事之内，观其是非之论，褒贬之义。所谓“法由义起，因义定法，法随义变”之后世义法，均可见于其中。

参考文献：

[1]清方苞口授、清王兆符、程传述.左传义法举要[M]. 刻本.金匮：廉氏，1893

[2]陈、王利器校点.文则[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3]清刘熙载.艺概[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左丘明著、李维琦等注.左传[M].湖南：岳麓书社，2001

[5]赵伯雄.春秋学史[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6] 张高评.方苞义法与〈春秋〉书法[J].台北：中国文哲研究所，1994（6）

[7]张高评.〈左传〉之史笔与诗笔[J].高雄：丽文出版社，1994（6）

[8]张伟.形式的超越――方苞义法说的审美阐释[J].社科纵横，2010（1）

第10篇

关键词：西厢记　前四本　第五本　理想　现实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2）12-0092-03

作者简介：王福元（1980―），湖南衡阳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

被誉为“天下夺魁”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自产生以来，历经七百多年而盛传不衰，是我国古代文学中的一朵奇葩。《西厢记》共五本二十折五楔子，前四本在人物塑造，曲文宾白运用及主题设计等方面取得了后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但对第五本的艺术成就及大团圆式的结局，历来争论不休，毁誉不一。笔者通过对比分析发现，《西厢记》第五本与前四本在风格上确实存在很大差异，两者实非出自同一人之手。然而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历经七百年而长期流传，并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正是因为两者展示了不同的风貌，迎合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如果说前四本给人们展示了中国式的理想爱情及困境，那么第五本则展示了这种理想爱情在现实中的最佳实现途径。

一

《西厢记》第五本在篇章结构安排、语言表达、情节设置、曲子运用等方面相比前四本而言艺术成就明显要低。在篇章结构安排上，第五本有重复之嫌。如第五本第一折，莺莺给张生所寄的东西“汗衫一领，裹肚一条，袜儿一双，瑶琴一张，玉簪一枚，斑管一枝”，莺莺本已经解释了其象征意义，张生收到时，又解释了一遍，过于重复。语言表达上，第五本有多处自相矛盾或不合适之处。如第五本第三折，郑恒骂张生“白衣饿夫穷士”，郑恒既已知道张生得中状元，而且莺莺、红娘也知道，这时再骂张生为“白衣饿夫穷士”就不合适了。再如第五本第四折“沽美酒”段赞美莺莺是个“四德三从宰相女”，莺莺本是个当时婚姻制度的叛逆者，何来遵从三从四德？情节设置上，第五本有多处不可理解，如郑恒自杀。郑恒本是狡猾之人，他既可以设计骗老夫人，还设想抢婚，这样深谙世情的人何以会“妻子空争不到头”就“触树身死”，明显不合情理，其后崔张“庆喜的茶饭”更是在郑恒尸骨未寒之时，更不可理解。再如崔张本是具有反叛精神的，在结尾处“锦上花”“幺篇”和“清江引”三曲中却大唱歌功颂德之辞，反叛精神全然不见，不合情理。再看曲子的安排。剧本中“四煞”“三煞”“二煞”和“尾”（或者用“煞尾”“收尾”）一折中连用的情况共有五处，分别是第一本第二折、第二本第二折、第三本第二折、第四本第三折和第五本第三折。前四处都是从“四煞”到“尾”依次按顺序使用，唯独第五本第三折将顺序打乱，为“二煞”“三煞”“四煞”“尾”，说明前后两部分在音乐运用上也有不同。这些都表明第五本与前四本在风格上存在巨大差异，可能非同一人所作。

二

《西厢记》人物美，莺莺、张生、红娘被称为“三绝”。前四本与第五本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显示出极大的差异。

莺莺是作品要着力刻画的形象，她性格明朗而又丰富，她身上有很多让人着迷的地方。莺莺在与张生的爱情中，既羞答答，又情不自禁，这在前四本别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如第一本《惊艳》折中，本该“非礼勿视”，而莺莺见了张生竟然“回顾觑末”，正是这情不自禁的一“觑”成了张生追求的动力。这之后，莺莺心中一刻也没有放下张生，但又害羞而不愿让人知道。听到张生月下吟诗，情不自禁去酬吟。做道场时她又与张生频频眉目传情，孙飞虎围寺时还主动出主意招亲退敌为张生创造机会。收到张生的“简帖儿”，她内心充满了喜悦，却装腔作势要红娘传言去责备张生，其实传去的却是私约张生相会的情诗，等到张生到后花园赴约，她又忽然变卦，正儿八经地把张生数落一番，然而在“赖简”之后又主动去找张生。

莺莺让人着迷的地方还体现在她的爱情没有一丝杂质，她从来没有要求张生有任何功名。当张生被迫上京考试时，她说功名是：“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长亭送别时，她的感触是“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她最担心是张生从此不归，爱情是她的全部，所以她给张生的叮咛是“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情”在莺莺的心中始终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功名利禄，是非荣辱，统统可以不管。

莺莺的闪光之处还体现在她的反叛精神上。她不愿接受父母对她婚姻的安排，要主动追求自己的幸福。她对张生处处留情，巧妙地表达对他的好感。当老夫人一心要维护相国门第，以不招白衣女婿而“赖婚”时，莺莺埋怨：“俺娘好口不应心也呵！”当听说张生因此而病倒时，更内疚不已，并指责其娘为：“口不应的狠毒娘。”与张生的“幽会”与“私合”更是以实际行动宣告了她的反叛。可以说莺莺的形象体现了东方女性的神韵，凝聚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

然而，到了第五本，莺莺的上述特征几乎全部消失，完全化为庸俗之辈。如第五本第一折“逍遥乐”段中，她不断地唱相思，唱愁绪，少女的羞涩完全消失。再如莺莺寄给张生的书信：“得见翰墨，始知中科，使妾喜之如狂。郎之才望，亦不辱相国之家谱。”莺莺何时变得如此庸俗，得知张生中科，她“狂喜”，而且也认同了其母“不辱相国之家谱”的观点。曾几何时，莺莺把功名比作“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还不如得个“并头莲”，莺莺一向是把情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的，何以在这里变得势利了？再看第五本第四折，莺莺既知老夫人将她许给郑恒，郑恒来抢婚，但作品中却没有半点提到莺莺的看法，以情为重的莺莺对自己的终身大事没有一点反应是不可能的。由此可知，前四本中的莺莺是美好的、理想的，第五本中莺莺是现实的、庸俗的。

不仅莺莺的形象在第五本与前四本不符，而且张生、红娘、老夫人的形象也都有出入。张生本是个“志诚种”，在第一本《惊艳》折中曾发出“小生便不往京师应举也罢”的宣言，然而到了第五本第四折中却满口的封建官宦意识，“玉鞭骄马出皇都，畅风流玉堂人物。今朝三品职，昨日一寒儒。御笔亲除，将名姓翰林注”，对于中举有欣喜若狂之态，得一个三品职，就感恩不尽，受宠若惊。还说“莺莺有福，稳请了五花官诰七香车”，完全不像一个“志诚种”，更像是一个功名心异常强烈的庸儒。红娘在前四本中是侠义心肠、刀子嘴豆腐心的人物。在第三本中红娘既骂张生是“花木瓜”，又开导他，并成就他与莺莺。但是红娘到了第五本更像是一个街头泼妇，如第五本第四折“折挂令”段中“口里嚼蛆”“虾朐”这样的骂法实在是太恶俗了。老夫人在前四折中是老而精干，把家族利益看得很重。如第四本《拷红》折，她很轻易地就发现了崔张的事，因怕崔张之事“辱没相国家谱”权且承认崔张之情，但又设下障碍――“俺家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要张生去应考。到了第五本，老夫人俨然像一个不会思考的人。如第五本第三折“夜来郑恒至，不来见我，……据我的心则是与孩儿是；况兼相国在时，已许下了。我便是违了先夫的言语。……拟定只与郑恒，他有言语，怪他不得也。”她的心只是“与孩儿（郑恒）是”，原因是相国在时已许下，她不能违抗先夫的话。老夫人在这里已经不顾“辱没家谱”的事了，只会尊从丈夫的话。而且老夫人对于后来郑恒一戳就破的谎言也不去推究，其精明之处全然不见。从人物形象上分析也可看出前四本与第五本存在的臣大差异，可知两部分非同一人所作。

三

那么《西厢记》第五本的作者到底是谁呢？前人早已提出了各种看法。最有影响的莫过于金圣叹，金批本《西厢记》以《惊梦》结尾，而对第五本认为“不知出何人之手”[1]　（P.205　）。其实，比金圣叹早半个世纪的徐士范在《重刻元本题评间释西厢记》刊本已经提出此问题，此本拥有两篇序文，即程巨源《崔氏春秋序》和徐士范《重刻西厢记序》，“对《西厢记》的作者……问题，提出了明确的答案。如关于作者，程序表示同意《太和正间谙》的说法，即‘王作关续’。徐序……又曰：‘盖《西厢记》自《草桥惊梦》前，作于实甫，而其后则汉卿续成之者也。’”[2]　（P.16　）明末凌初本《西厢记》在其卷首目录中明确标出前四本的作者为王实甫，第五本作者为关汉卿，是“按照周宪王本如此处理的”[3]　（P.59　）。凌刻本与金批本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王作关续”之说深入人心。

本文不拟讨论第五本作者到底是谁，但可以肯定的是其艺术水平较前四本低，实非王实甫所作。然而，第五本流传了几百年而又为普通民众所接受，自为它的原因。这是因为前后两部分展示了两种不同的风貌，迎合了中国人的审美观：前四本是在理想中隐藏着现实，第五本是在现实中渗透着理想。

《西厢记》前四本塑造了一个理想的世界，但已隐藏了现实的悲凉。据王季思先生论证“王实甫还遗留有《贩茶船》《芙蓉亭》二剧的曲文各一折，……风格就跟今本《西厢记》十分相近。”[4]　（P.248　）可见王实甫确实是一位写爱情剧的名家，基本可以肯定前四本是出于王实甫之手。《西厢记》前四本无论是人物形象塑造，还是语言艺术或是情节设置都是后人难以企及的，王实甫在这里给我们树立了一个理想的典范。在前四本中，莺莺、张生、红娘是活在理想世界中，崔张的爱情不掺任何杂质，甚至不食人间烟火。莺莺美得醉人，冲破门第观念，主动追求爱情，不附带任何条件；张生痴得惊人，为了爱情宁愿放弃一切，冒失而迷醉；红娘灵得迷人，周旋于崔张之间，两肋插刀，智斗老夫人。然而这种理想又是面向现实的，老夫人要逼张生进京赶考，莺莺则对自己未来的前途一片担扰，着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因为进京之后，无论中举或不中，一切都变得不可预料，这里作者已经隐约向我们透露出了现实的悲哀。所以说前四本是理想中隐藏着现实。

第五本则明显已从理想的世界滑落到现实中。人物现实了，更看中实际的功名利益。如莺莺得知张生中举了会“狂喜”，完全成了势利之人，对于郑恒的抢婚也不见任何反抗，又好像成了现实中只会尊从父母之命的“小姐”。红娘不再是灵动的人，倒更像一个街头泼妇。老夫人成了“从夫”的老实人。张生则成了歌功颂德的庸儒，反叛精神完全消失，剩下的只是对当时制度的遵从，对功名的追逐超越了爱情。这样的人物形象不正是当时社会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吗？他们绝不是先进爱情的代表，而只能是现实中的小市民。第五本在情节设置上、语言表达上，甚至曲子上的诸多不合适，也使它难以成为理想的典范，而更接近现实的普通作品。然而，第五本毕竟在现实中又给人们创造了一个可以追求的理想，它让张生在机率极低的情况下中了状元，并且让崔张最终得以结合。这种团圆式的结局只是一个理想，是人们追求的一种希望，但在现实中不是轻易能实现的。所以说第五本是现实中渗透着理想。

综上所论，《西厢记》前四本与第五本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理想中的现实与现实中的理想。

参考文献：

［1］金圣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A］.金圣叹全集（三）［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2］李玉莲.《西厢》版本三奇葩――刘、徐、何本《西厢》之发现与研究［J］.晋东师专学报，19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