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3 16:58:2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古代文学文体，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包含《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两门基础必修课和一系列选修课，是中文系排名第一的主干课程。但和丰富的教学内容相比，《古代文学》课时却被严重压缩，在教学中，教师必须合理分配《文学史》与《作品选》的讲解时间、各段之间的教学时间及各种文体之间的教学时间，争取在有限的课时内，尽量完整和合理地讲授出文学史和经典的文学作品。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包含《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两门基础必修课和一系列选修课。不计选修课，单从《文学史》和《作品选》来看，《古代文学》课程在整个高校中文系也是属于重中之重的专业课。以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为例，在诸多专业课程之中，《古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文学概论》等七门课程被定为专业主干（核心）课程。而从学分和课时设置来看，古代文学凭借16学分、288学时的权重，远超排名第二的《古代汉语》和《外国文学史》[1]，成为名副其实的中文系第一主干课。但和古代文学大量的教学内容相比，排名第一的288学时仍然显得捉襟见肘。从先秦到明清近代，数千年的文学史和汗牛充栋的优秀文学作品，远非288个学时所能讲毕。在此情形下，古代文学的教学想要面面俱到，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且大多数高校在《文学史》和《作品选》之外，还开设有多门选修课，由古代文学任课教师结合自身的学术专长，对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及专门文体进行讲解，开设了诸如《诗经》、《楚辞》、《史记》、“唐诗”、“宋词”等选修课，以之辅助《文学史》和《作品选》的教学。故此，《文学史》和《作品选》的讲授内容须突出教学的重难点，而无需面面俱到。从课时分配来看，一般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段和唐宋文学段分配学时较多，元明清段分配较少。讲授内容主要以作家介绍、作品艺术风格的分析、文学现象、文学史流派、文学理论、文体衍生变异等为主。
具体来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合《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为一体的课程：“史”是对文学发展脉络的叙述，“作品”则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作为文学课的落脚点。大致说来，《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时间，一般是平分给《文学史》和《作品选》，二者各占一半。具体到某一阶段，则会有一些出入。例如在讲授元代文学时，笔者通过和学生的交流，发现只有极个别的学生会在课后阅读《作品选》中的戏曲作品，绝大多数学生对元杂剧丝毫不感兴趣，也就没有自主地去阅读《作品选》。因此在讲授元代文学时，更需要教师在课堂上多讲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诸种文体之种，学生最感兴趣的是诗词。最为典型的便是唐诗宋词中的一些名篇，有些篇目是学生在小学、中学的语文课堂上就学习过的，甚至有些作品在孩子入学之前，便被家长拿来作为启蒙读物来教授孩子。因此，学生对这些作品熟悉、有感情。而先秦段如《诗经》、《楚辞》等作品，因时代久远，文字艰涩，学生阅读时有较大难度，对其熟悉程度自然不能与唐宋段相比。而元明清段虽然阅读难度降低，但学生的阅读兴趣与唐、宋段相比，也大为降低，这既因学生对戏曲的兴趣没有诗、词那么高，同时也因为有“一代之文学”之称的明清长篇小说，篇幅较大。大学生的课后时间多花在对英语、计算机等科目考级、考证的准备上，他们不太愿意花过多时间去阅读长篇小说。对于作品的陌生，使得一些学生在考试答卷时，只能空谈一些通过死记硬背得来的文学史概念、常识，而不能通过具体的作品来加以印证。因此在教授先秦、元明清段文学时，作品的讲解便显得尤为重要，教学时间的分配上，也要适当倾斜于《作品选》，让学生通过对具体作品的阅读，找寻自己的感悟，而不是仅仅止于被动地接受文学史教材所提供的结论。对于中学教材已选的一些篇目，不能因为学生已经学过，便一笔带过；恰恰相反，对于大多数将来要走向中学讲台的高师学生来说，此类篇目更需要精讲、细讲。对一些重要的篇目，最好是要求学生背诵。事实证明，这一看似落后的教学要求，却最能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文学修养。“读书百遍而义自见”的道理在今天并不过时。
文学史的教学内容，大多数高校是按照从先秦到明清近代的时间顺序讲授。这种做法易于把握每段文学的总体风貌，但也容易遮蔽文体发生、演变的历史。在按段教学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突出文体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李炳海先生指出：“文学史教学的重要任务是使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在知识上具有系统性。不仅如此，这门教学还要有一定的深度，对于相关的文学现象，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具体落实到文体上，就是不仅要知道某种文体的生成根据、发展演变，而且要了解文体名称的由来。而对于文体名称进行追本溯源，正是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薄弱环节。”[2]以时间顺序进行教学，并无不可，但要有意识地突出文体的变迁。比如，在讲授到唐代近体诗时，要对历代诗体的发展作一综述，让学生了解《诗经》、《楚辞》、汉魏古诗、齐梁新体诗以来的诗体演变轨迹，从而更好地理解唐代近体诗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又如，在讲授元杂剧之前，应对中国戏曲的发展、成熟作一系统介绍，将中国戏曲成熟之前的诸种艺术形式如原始社会歌舞、春秋战国的优伶伎艺、秦汉百戏、南北朝“代面”等歌舞戏、唐参军戏、宋杂剧、金院本、诸宫调等略作介绍，指出以上艺术形式可以归纳为说唱艺术、歌舞戏、滑稽戏三类，而元杂剧正是在综合这三类艺术形式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
另外，教师还应注意对教学内容的更新，关注学术界最新动态，及时将学界已经有定论的新成果加以吸收，不能一本讲义用数十年而不变。比如，袁行霈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在介绍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著述时，说：“至于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说还有‘《诗说》若干卷’，可惜已失传，只能从前人的诗文和《儒林外史》中看到只言片语。”[3]1999年，失传已久的《诗说》被复旦大学学者周兴陆于上海图书馆发现[4]，这自然可以修正文学史教材的旧说。又如，《寒花葬志》是明代归有光的散文名篇，还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教材，但今天我们所见的版本实为删节本，删节本把寒花当做归有光普通的侍女，遮蔽了她为归有光之妾的事实。复旦大学邬国平教授从上海图书馆所藏《归震川先生未刻稿》中找到足本《寒花葬志》[5]，补出今本所无的“生女如兰”等重要内容，这就颠覆了对《寒花葬志》的传统认识。在《作品选》教学时显然也要将此成果及时加以吸收，对《寒花葬志》进行新的也是正确的解读。如此教学，既能传授学生最新的知识内容，也能调动学生的兴趣，引导他们进行研究型学习。
注释：
[1]古代汉语和《外国文学史》均为7学分，126学时，见http：///wwwroot/jdnewsview.asp?id=733，2010年12月12日。
[2]李炳海：《关于中国古代文体的思索》，学术交流，2010年，第7期。
[3]袁行霈主编，黄霖，袁世硕，孙静本卷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页。
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祖国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为后人蕴蓄了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在高等学校,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最重要的主干课程之一,是传统的基础学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学好其它各门课程的基础,它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侧重于理顺文学史的发展线索,侧重于对文学作品思想内容及其艺术特点的掌握,教学中仅仅满足于局部知识的传授,未能高屋建瓴地宏观地对待文学遗产。这样,势必会挫伤学生学习古代文学课程的积极性,影响教学质量。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重新把握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实质,总结古代文学的教学特点,探索适合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已成了学界同仁共同面临的课题。古代文学学科的教学目的,应该是知识与能力兼顾,重在学生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认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演变与审美特征,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鉴赏能力与审美感受能力,在潜移默化的古代文学课程的学习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思想境界,成为知识基础雄厚、能力素质良好的新型人才。对于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改革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更新观念,增强古代文学教学的现代意识
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大潮的冲击与现代西方思潮的涌入,中国古代文学这一古老的学科日受冷落,古典文学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一度有所动摇,部分学生产生了古典已成过去,没有必要再钻故纸堆的想法,厌学的情绪有所增强,这不能不引起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者的深思。而在反思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过程中,不少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观念的落后和教学方法的陈旧,是导致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滑坡的重要原因;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更新观念,增强古代文学教学的现代意识,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才能激发出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古代文学这一学科其内容凝聚着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结晶,其知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封闭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变动性。说它稳定、封闭,是因为古代文学的基本框架、基本体系是已经成型了的。说它变化、开放,是因为对古代文学的诠释都会有那个时代的影子,因此,在挖掘古代文学课程中精华的同时,运用现代意识对古代文学进行诠释就成为本学科课程的主要内容。古典文学教学内容的重点在于通过对古代作家作品的阅读,把握文学发展的进程。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提出了“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指出与古人对话不仅要“颂其诗,读其书”还要“知其人”“论其世”。然而古代作家生活的年代距离现代已经相当遥远,古人的思想观念、处世原则、文体形式甚至语言习惯都与当今现实生活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因此我们与古人对话的障碍不仅仅是文字上的。
在教学中找到一些至今也仍有现实意义的话题切入,不失为消除障碍,进而激发学生兴趣的途径。例如讲授《离骚》以及先秦诸子散文,就可以把表现在屈原、孔子、孟子、墨子、荀子、庄子身上各有侧重的那种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对现实的积极参与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豪迈气概,忧世与愤世精神凸现出来,而这些正是当代知识分子依然承袭着的美德。可见知识分子阶层与它诞生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的士阶层之间有着割不断的血脉联系。当今知识分子的许多优秀品质,正是士阶层某些特质的延续。这样便拉近了古代与现代的距离。学生会理出从屈原的“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东林党人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样一条一脉相承的红线,从而理解了古人对“士”的种种解释,如“士,事也”,“凡能事其事者曰士”,“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等等;也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弘扬古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在当今振兴国家与民族大业中的现实意义。在讲述古代文学作品时,要着重于对作品的现代阐释,发掘其民主性的精华和艺术上的创造性成就,突出对于现实和未来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能运用现代意识观照古代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例如《老子》有云:“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我们不能只认为它是玄而又玄的玄学,其实这里含有宇宙形成的科学。试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世界科学报告〉摘要》中这样一段话:“(宇宙)大爆炸以前是什么样子?严格地说,什么也没有,就连空间或时间也没有。”这段话的意思与两千多年前的老子的认识竟有着惊人的相似!这正说明我国先哲的高度思辨的伟大成就。《诗经》中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古人这种提倡、崇尚、高度重视创新的思想正是推动我们中华民族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对此我们都要用现代意识加以阐发。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其实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的诞生、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新的文学思潮的出现,无不包含着创新意识和创造活动。我们也要把古代文学教学视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它的作用不仅在于阐明作者和作品原来怎么样,更在于阐明文本及各种文学现象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或者说,通过教师运用现代意识,创造性的阐释、激活作品,使之与现实世界发生意义联系,并转换成一种精神滋养。这样,古代文学教学也就成为一个创造性过程,一个审美过程。例如,苏轼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传统的解释是表达了苏轼思想的苦闷,反映了它出世和入世的人生矛盾。这个说法自有其道理,但仅仅这样理解显然是不够的。有一位老师通过对此词的深入钻研,联系现实的人生体验,在讲课时着重分析了它的动人之处:一是揭示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人生的缺陷是绝对的,我们不能指望人生和世界完美无缺,只能在绝对的缺陷中寻求相对的完满;二是苏轼以博大的胸怀对人们发出的深情的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因为人生的缺陷难以避免,人与人之间更需要互相关怀和抚慰。因此苏轼这一美好的祝福,才始终拨动着人们的心弦。由于教师注意用现代意识对古代作品作合乎情理的阐释,激活了作品的内在价值,拉近了古代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从而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共鸣,取得了育化心灵的效果。可以说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文史结合,加大与历史学科的横向联系
我国古代学者,在文史学习研究中形成了一种很好的方法,这就是文史结合。学文学的也注意兼学历史,学历史的也兼学文学,形成了人们所常说的“文史不分家”。文史结合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古代许多著名学者往往如此,如司马迁、班固、范晔、沈约、欧阳修、元好问等皆是。很多现代学者、教育家,它们也大多是走文史结合的路子而获得卓越成就的。如王国维、闻一多、陈寅恪、郭沫若等都是文史兼通,在文学、史学上做出巨大成就的学者。它们在总结治学经验、教导学生时也都强调文史结合,说明相得益彰的道理,强调指出二者不可偏废。但不知从何时起,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上,这一行之有效的优良传统却渐渐为人所淡忘,极端地甚而加以轻视。在部分青年教师与学生中曾存在着这么一种看法,学习研究文学,只需从文学作品本身着眼,即从文学作品本身去学习研究,而忽视甚至不管作品所产生的时间、背景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状况,也就是进行所谓的纯文学研究学习。
因此,学文学的仅学文学,而不注重历史学习,文史严重分家,致使一些教师在教学中,学生在古代文学学习上,都存在着忽视学习和联系历史的倾向。这种脱离历史时代、离开作品所产生的社会人生土壤的教学与研究,是很难做到实事求是,切中要义的,因此也往往缺乏科学性。文学与历史往往是密不可分的,古代文学是人类社会在历史进程中的产物,是受一定的历史时代社会环境的制约影响,经由作家的体验感受而创作出来的。因此,它本身就与历史、社会背景、人生遭际等紧密相关,不能断然分割,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本身也是一种历史,它本身就具有历史的属性,是一种历史的存在物。我们只有采用文史结合的方法,将文学作品置于它所产生的历史时代及社会人生具体的背景中,加以分析说明,将文学与历史、与历史中的社会、人生境遇相联系,给予实事求是的合理阐发,我们才能对文学作品有准确而科学的了解。这种实事求是的教学才能还古代文学作品以合乎历史真实的原本面目,索解其真意真韵,也才具有真实性、科学性,而不是一种虽然五光十色、耀人眼目,但却是虚浮不实的凭空虚织的花环。
[关键词] 古代；当今；文学；社会意义
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原始社会的神话传说和歌谣，在人们口中代代相传，经过漫长的时间，才用文字记下了一鳞半爪。尽管零星破碎，但却是最早为人知的历史，禹时涂山氏之女所歌“候人兮猗”，是比较可信的夏代歌谣，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虽语言简陋，却记载了原始生民真实的生活。
至文字产生之前，文明就已经存在，文字的产生是文明产生的标志之一，从结绳记事，到甲骨卜辞，再到钟鼎铭文，文化借助文字延伸，如果说原始社会，诗乐舞一体，那么到春秋时期，诗歌从乐舞中独立分化出来，产生了以《诗经》为代表的写实主义风格，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浪漫主义风格，便是文明的一种进步，而先秦文学文史哲不分的状况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互有侧重，经学之于两汉文学、禅学之于唐宋文学、理学之于宋明文学；包括唐诗、宋词、元曲、清小说等都标志文学的发展与成熟，在漫漫文明长河中流光溢彩。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我们不难了解，古国的成长与曾有过的辉煌。我国一直以来就缺乏古籍整理方面的人才，老一辈的古文献研究学者，他们旧学根底好，博学多识，且有丰富经验，然这笔宝贝财富，被时间无情地渐渐失去，中青年一代又跟不上，青黄不接，一方面，这一阶段的人旧学根底不好，两一方面，在这个信息高速发展的阶段，只有极少人能够沉淀下来一心一意做学问。尽管国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各学校设置了培养相关专业人才的硕士、博士点，但想要超越前人的成就，还是有比较大的难度。
古代文学在古代的价值与意义自不待言，倘若百无一用，就不会有产生的土壤，纵而观之，研究古代文学对于当今社会也不无价值，主要体现在
第一、传承真、善、美。就古代文学本身而言，它最本质的特征在于艺术的感染力和审美价值，求真、向善、尚美。求“真”体现为“历史理性”，向善体现为“人文关怀”，尚美体现为“文体升华”，三位一体，相互交融，是人类三个最根本的精神世界：认识、伦理与美学，给人以感染，引起情感共鸣。古代文学的研究因此显得更加有必要，它对于培养以“真、善、美”为内在核心的人群有着无可取代的作用。
中国古代文明，大体看来主流思想不外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对人际关系新的认识，体现了对人的尊重，而强调“德政”则体现了强烈的人文关怀，人道主义思想，具有历史责任感、使命感，这一点纵使在今天也有着莫大的指导意义，与儒家思想不同，道家强调个性解放，注重单个的人，追求“无为”洒脱，是精神层面的另一种反应，且无论是儒是道，共同汇注了中国人独有的性格特质，连接起了祖国灿若星辰的历史文明，古代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教导我们前行。
第二、研究古代文学，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孔子提出的儒学，作用不仅仅局限于个人修养方面，也体现在维护社会秩序层面，表现了对政治的一种美好理想。《礼记·大学》提出“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是对和谐的一种比较早的阐释，《礼记·礼运篇》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为人们构建了一个理想社会，这些都为社会和谐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三、深化古代文学研究，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发展，与世界文明和谐共融。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我国古代历史文化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不容忽视，它有利于培养我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以社会为己任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团结各个名族的人民，有利于传承中华独特的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的研究不可能终止，文化的传承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努力。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敞开国门，就走入了全球化的世界中，机遇与危险并存。如何保持本民族特色，始终值得思考，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古代文学在面临现代文化的冲击下，日益边缘化，所以文学研究者更有责任深化对它的研究，疏源流，传文明。
“无用之用”意即世俗世界中，没有直接而实际的效用的事物，往往有着间接不显著的大用，研究古代文学对于当今社会的价值意义，也在于此，它帮助人们感受真善美，传承中国文明，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李芳民.展望、回顾与探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高层论坛综述[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3（4）：171-175.
[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VOL4：270.
[3]许倬云.中国古代文化的特质[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生来说，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大约要用4个学期200个学时的教学时间才能完成。以这样长的时间进行古代文学教学，就不能不使人去思考它在现代社会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的有效性问题。反观多年的传统教学，却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教学目标的界定缺乏现代含量，多满足于文学史知识的介绍和文学现象生成的一种可知性追求，而与现代人的生存缺少必要的和有效的关联。二是教学资源的处理方面，重视“史”的梳理，轻视“作品”的个性化解读；重视文学知识的静态传授，忽视古与今的动态对接、知识与能力的意义建构、继承与创新的有效衔接、文学与文化及人的生存的密切相关。三是教学方法单一、陈旧，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作用凸显不出来，师生之间缺少有效交流。四是教学评价循规蹈矩、类型单一，缺少对学生多元化的综合考量。以上诸多问题归结到一起，实质上还是一个学习过程和教学过程的有效性问题，亦即有效教学问题。有效教学可以说是20世纪极具代表性的一种教学理论。它既是一种现代教学理念，也是一种教学实践活动。作为一种教学实践活动，有效教学是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合乎教学活动目的性，以学生发展为宗旨的教与学统一的活动。对于以上问题，笔者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思考和实践过程。在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快节奏、高消费、重功利的文化语境下，我们应该如何确定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目标？如何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现代改造？如何把古代文学化虚为实？如何使古代文学教学与现代人的生存相关联？如何培养以及从哪方面培养学生的能力？如何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密切师生的关系，从而达到既教书又育人的目的？在此，笔者不揣浅陋，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以求教于方家。
二、对古代文学教学有效性的思考
首先，以“厚基础，重表达，成教化”作为古代文学的教学目标，以积累厚素养，以鉴赏促表达，以观照成教化作为实施路径。文学向来被认为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成果之一。中国古代文学史可以说就是人类的文化史、生存史、发展史。它不仅积淀了人类数千年的文化结晶，更包含了可资借鉴的丰富的人生经验，可以说具有丰厚的现代人格教育价值。早在2500年前，孔子在谈到《诗经》的重要性时，就曾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137在现代社会，面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学宝藏，教师如能择其精华，导以正途，完全可以实现这一教学目标。
其次，围绕教学目标的有效性，对教学资源进行现代改造。一方面，教学重心由文学史向文学作品倾斜；另一方面，根据不同文体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可以以诗歌和小说作为教学的两翼和重中之重。
第三，将目标意识、问题意识、致用意识作为课堂教学的具体追求。这三个方面的意识，既是对教师提出的要求，也是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一般来说，在给每届学生上古代文学课的第一次课时，就要让学生明白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落实。目标意识。对于教师来说，不仅在宏观上要对这门课具有目标意识，对每一个学期具有目标意识，而且在微观上要对每一次课、每一个具体教学内容的处理都要有目标意识。对学生来说，不仅要有人生的整体目标意识，还要对这门课的每个学期、每次课都有一个具体的目标追求。问题意识。可以说，学生学习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具备了一定的问题意识。这个问题意识首先老师要具备，才有可能在教学过程中灌输给学生。其次是学生对于古代文学现象以及研究的任何结论，都要有一种发现、质疑和探究的精神。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有意培养学生的这种意识，而且要善于利用各种机会加以训练。之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强调这一点，应该说跟学生的毕业论文不无关系。如果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没有刻意培养学生这种问题意识和研究能力的话，那将直接影响学生毕业论文的顺利撰写。这也是笔者提出并贯穿致用意识的一个出发点。致用意识。对于任何知识的学习都不是以积累为目的，而是以运用为终极目的。有了这个意识，就得想着怎么把古代文学教学化虚为实，使之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
第四，重视过程性评价。用口试、笔试、仿写、论文四级测评法代替传统的一张试卷定成绩的格局，以实现对学生学习能力的综合考量。
第五，在教学手段方面进行开发与创造，充分利用网络为教学服务。教师不仅要研究以多媒体技术为核心的多种教学手段，整合文、史、哲、音、画等多种文化资源，还要利用网络空间关注学生动态，密切师生关系，使网络空间成为学习的阵地。第六，以文学文化观、文学生态观、文学古今观的通识教育为指导思想，通过对古代文学资源的现代改造，在分文体教学基础上，尝试建立强迫式积累、个性化解读、文学化表达、观照式体验四级教学建构。从而既为学生提供一个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又使学生在“死去活来”中体验到学习古代文学的魅力。下面笔者以诗歌文体为范例说明在这四个方面所做的一些尝试。
三、以古代诗歌为范例的四级教学实践
之所以选取诗歌，是因为古代文学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诗歌的历史。在古代文学整个教学时间里，诗歌教学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而传统的高校古代诗歌教学，除在文学史知识及诗歌数量上有所扩充外，基本上延续了中学的教学模式。为此，笔者首先把古代诗歌的教学目标界定为：丰厚学生的人文素养；具备个性化解读古代诗歌的能力；仿写古代诗歌的文学化表达能力；以古鉴今的能力。因此，古代诗歌教学的第一级教学建构就是强迫式积累。
（一）强迫式积累
宋人严羽在谈到诗歌学习时说道：“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词，朝夕风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2]506这说明了诗歌学习过程中积累的重要性。其目的不外乎积累语汇，培养想像力、感受力和修辞能力。纵观古代诗歌由民间到宫廷、由通俗而雅化的过程，可以说就是汉语言由俚俗到典雅、由口语而骈俪、由自然之音到声律之美的过程。骈俪化是汉语诗歌构成其形式的自然趋势。因此，范文澜认为，丽辞的出现是为了引起联想，便于记诵。对于诗人来说，“如何表达往往要比实际观察和体验重要得多”，其“写诗更多的与熟读诗书和涵咏前人的佳篇名句联系在一起。诗人的创新不是发明全新的主题，而是在相同的题目下探索新的意境”[3]129。这里所说的强迫式积累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概念，是硬性要求和自主学习的结合。从硬性要求来说，老师要求学生必须具备不少于500篇的诗歌积累。但从选篇来说，老师不搞硬性规定，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做出自己的选本。在每个学期之初，学生要做的首要工作就是选取背诵篇目，然后将所选目录以电子版发送给任课老师。这就成为老师考量学生掌握情况的一个依据。这是选篇标准个性化。其次是实施步骤具体化。对选取的篇目，学生再进行朗诵吟咏、默写抄录、情景创设，极力营造一种个性化、情感化的学习氛围。最后是考核内容及要求明确化。口试成为衡量学生掌握情况的主要方式。
（二）个性化解读
这是对强迫式积累的一个深化过程。由于古今在社会背景、政治背景、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的种种时空差异，使得今人在理解古代诗歌时，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心理的、语境的、语言的、表达方式的等各种阻碍。因此，对古代诗歌的解读首先就要破除这些阻碍，最大限度地接近作品产生的彼情彼境。这样做的可能性在于，古今尽管存在时空隔膜与差异，但人类的情感，如婚恋、功业、离愁别绪、人生的失意和无常等，却有其相通的一面。正是这种相通性衔接起过去、现在与未来，因此成为人类认识和破解不同时期生存状态的一种密码。从操作层面上讲，教师要引领学生关注两个方面的要素。一个方面是内容要素，包括诗题信息、产生背景、诗歌内部的叙事性因素、写景性因素、抒情性因素、说理性因素，甚至典故的本意与再生意；另一个方面是形式要素，包括诗体特征、结构技巧、表达技巧等。综合这两个方面，教师可以运用拆分法、情景模拟法、归类比较法等解读方法，引领学生以“我”（解读者）之性格、情趣、经验去探求、领略、打通古人之种种。既要探求建立在作品已有信息基础上的客观“存在”，又要探求“我”与“存在”之间的主客观统一。由于每个人的性格、情趣、经验不同，领略到的诗歌境界自然有别。因而对一首诗的解读可能会出现意义上的各种分歧，但这恰是学生的创造性所在，也是诗歌的不朽及想像力所在。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欣赏一首诗就是再造一首诗。每次再造时，都要凭当时当境的整个的情趣和经验做基础，所以每时每境所再造的都必定是新鲜的诗。……创造永不会是复演，欣赏也永不会是复演”[4]63。而记忆中储存的作品越多，越容易触发相关信息的联想和分类。理论的指导固不可少，但毕竟是抽象的意识存在。只有让学生亲身去感知诗歌创作的底蕴，才会在鉴赏时做到联类而及和有的放矢。个性化的解读没有一定之规，学生可以自选篇目，但对解读的数量和质量，教师会作为日常考核指标纳入考核范围。由于要求学生将作业放在网络空间，这不仅方便了师生之间的交流，也促进了学生之间的交流。其效果是常规性做法所不能比的。
（三）文学化表达
文学化表达是对前两个层级的更高要求，也是目的性落实。因为记得再多，分析得再好，如果不能转化为运用，至多只能算是书呆子。因此，在积累、解读的基础上，教师会进一步要求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仿写古代诗歌。其目的，一是将静态的知识储存转化为动态应用，从而培养其文学化表达能力；二是发挥文学创作抒忧娱悲的宣泄功能，使诗歌创作起到释放压力和调节、平衡或转移不良情绪的作用。白居易说：“历览古今歌诗……多因谗冤、谴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情发于中，文行于外，故愤忧怨伤，通计今古，十八九焉。”[5]1474韩愈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6]414“诗言志”就是“不平则鸣”、“舒愤遣忧”的结果。这也正是中国古代诗歌得以流传和感人的重要原因。纵观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几乎每个时期的文学都存在着创作范式①。例如，屈原的骚赋建立了一种审美范式，后代“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辞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规范”[7]137；《史记》为史学建立了一种叙事纪实的范式，足以师范万古。今人吕叔湘先生也说，语文的使用是一种技能、一种习惯，只有通过正确的模仿和反复的实践才能养成。诗歌创作亦然。模仿古诗的程式、修辞、意象，体会其情趣与想像，是走向艺术创造的第一步。而观察生活与体验生活，是表达生活的内在动因。在教师示范下，学生须先熟悉各体诗歌规范，然后尝试用古人之规矩，抒自己之性灵。在诗体选择上，可以先易后难；在表达方法上，教师可引导学生先将意思表达出来，然后再以诗歌的韵律格式规范之，以语言的典雅锤炼之。当学生能够自如地驾驭诗歌规范，并能于人生世相有取舍，有剪裁，且胸中有数百篇诗歌供其左抽右旋，又有感受、想像、修辞这些创作因素发挥作用，个性化的诗歌创作就会成为一种逸趣横生的艺术游戏。而教师的示范以及师生之间的唱和，不仅增加了学习的兴味，也大大密切了师生的关系。比如下面这些学生习作：八月八日漫步归来张全发①二十年来如客家，白衣胜雪簪风华。佯狂步入胡梦里，寂寞行近是天涯。七分潦倒非落魄，三分无谓亦真假。雨里歌来非放浪，亦有工部思广厦。游园李晓超日暖青山远，人游茂林间。柔枝为素冠，柳笛奏野弦。幽幽紫气凝，郁郁槐花繁。久做羁旅客，难得逐笑颜。对于学生在网络空间的习作，或者是以短信发到教师手机上的习作，教师不仅要及时回复，而且最好以诗歌的形式与之形成唱和，这样就会对学生的学习起到一种促进和激励作用。比如，笔者读完张全发的二十首组诗和李晓超的《闲云行》组诗后，以诗歌的形式在其后分别留言：读张全发组诗东山二十首，佳作一何多。行来如采秀，掩卷思放歌。游目皆为景，纵心任诉说。有徒也若此，弥慰老怀何！读《闲云行》组诗我读闲云行，时思时复停。如蜂逐花嗅，沉醉忘归程。秉性喜洒脱，自然爱佳声。得识此徒者，长怀此间情。最初驾驭和迁就诗歌规范或许有若干困难，但艺术的乐趣就在于由限制中争得自由，由规范中溢出生气，犹如织丝缕为锦绣，凿顽石为雕刻。如果说鉴赏的过程是将紧缩的诗歌节律和内涵加以释放，那么，创作的过程就是将松散的情趣和意象加以契合。由于每个人的性格、情趣和经验不同，其所创造的世界也不尽相同。这种文学化的表达活动，不仅使学生积极消化了学过的知识，而且在将古人的生活与自己的生活对接中为心灵寻到了一个释放压力的出口。为了鼓励学生的创作活动，2006年和2010年，石家庄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借助《凌云木》这一平台，为学生刊行了《缤纷集》和《斑斓集》两部诗集。
关键词： 《古代文学》 课堂教学 教学改革
《中国古代文学》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教学中的专业必修课，但因其时间跨度长，上迄先秦，下至近代，涉及内容庞杂。除浩如烟海的作家、作品外，古代哲学、宗教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都与之有着或近或远的联系，需要有所了解，给《中国古代文学》的课堂教学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加之绝大多数古典文献又是竖版繁体字，学生尤其是刚入学的新生对此极不适应。以上种种，都是摆在每个古代文学教师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如何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他们完成由单纯听老师课堂讲解到课上课下相结合学习过程的转变，充分调动学生自行阅读的主动性，是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
一
笔者承担的教学任务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中文系本科一年级学生第二学期的课程。魏晋南北朝是乱世，政权更替、朝代更迭异常频繁，文人生活其中少有全者，同时，这个暑期儒学衰微，佛学、玄学兴盛。因此，了解这个时期的历史风云变化和社会文化氛围，特别是洞悉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士人心态，是学习和掌握推动文学发展、变化因素的必要前提。此即“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479之谓也，也符合“文学即人学”[2]的理论原理。孟子曾提出的“知人论世”方法，仍是当今学界普遍认可的文学鉴赏与文学研究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它同样是本课程秉承的教学原则之一。基于以上认识，在每节课讲授之前，笔者布置学生阅读内容之一就是史书中相关文人的传记资料。如建安文学中《三国志・武帝纪》，《三国志・陈思王曹植传》；正始文学中《晋书・阮籍传》《晋书・嵇康传》，等等。其实，这样做完全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学生经过一个学期关于先秦、秦汉文学的学习，奠定了坚实的文言基础，解决了繁体字的困扰，已经具备阅读古典文献的基本能力。
基于以上种种，在老师有计划的引导下，学生们饶有兴趣地走进史书，贴近文人生活的时代，近距离地体验他们的生平经历，设身处地地感受他们的内心世界。学生们在课前完成的阅读内容，成为课堂展开诗风转变原因探讨的重要铺垫，有的甚至是有机组成部分。阅读文献的过程，同时也是学生们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的过程。明学家陈献章云：“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章初学时亦是如此，更无别法也。”[3]一些具备较敏锐洞察力和明确辨析力的学生，可以“以小明大，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4]。他们往往从史书叙述文人曲折坎坷的个体遭际中，嗅察出历史际会的风云变化，即所谓“见微知著”、“窥斑见豹”而已矣。但社会风俗和文人心态的改变往往会带来文学创作的变化，这几乎是魏晋南北朝文学课堂中经常要触及的问题、反复讨论的话题。往往经过抽丝剥茧、条分缕析之后，相关话题通常变得易于学生们理解与接受。
不仅如此，文人传记资料的阅读也成为理解和鉴赏文学作品的坚实基础。文人艰难苦恨的生活、愤懑不平的心情，势必在文学作品中得以最具体的、最形象的、也最富有诗意的体现，“发愤以抒情”[5]197其实就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因之一。感受并把握之，同时也是在感受并把握文人的命运和文学发展的规律。
了解并熟知这些背景资料之后再切入作品，学生们往往感同身受，仿佛已把自身“对象化”，真切地体会或设身处地地体验着文人的悲哀与焦虑，痛苦与愤懑。文人激越澎湃的情怀、痛苦徘徊的脚步、往复彷徨的身影化作的唯美诗语，缓缓地从诗人心头流出，或直白如话，或委婉含蓄，或浅吟低唱，或怒吼咆哮。这些语言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用何种方式抒情，都带着强烈的情感力量与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深深地撞击着学生的心灵世界，引发学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尽管学生与诗人生活的年代相距甚远，但此时此刻分明又与诗人息息相关、休戚与共。
无疑，正史中的文人传记资料作为古代文学课的课外阅读资料是必要与必需的，因为这些传记资料不仅仅是现在能够见到的、较为重要的、也较为可信的传记资料之一，更关键的是作为联系文人与当时社会的书面纽带，它真实地再现了文人生命轨迹与社会发展变化的交汇与游离、同步与分流、整合与异动的全过程，它是打开文人心灵的钥匙，自然就成为文人作品的最佳诠释。不管这些文学作品写得多么隐晦曲折、艰涩难懂，只要学生走进了文人生活的时代，体察到了文人内心的情感呼唤，由此而发的、至美至妙的文学胜境便极易纤毫毕现，穷情尽趣。特别是学生一旦透彻地理解了中国哲学文化对古代文人心理结构生成的作用，那么由此矛盾冲突而发的文学作品便极易掌握。它们之间的关系，程金城曾表述为：“中国儒道互补的哲学文化结构，对于诗人心理结构有着同样的互补又互相矛盾的作用。一方面是儒家的人格理想，另一方面是道家的人格理想，一方面不能忘怀于兼济天下，挣脱人与社会关系及其规范，另一方面，又崇尚独善其身，追求人格的独立。诗人又是每个时代社会心理的晴雨表，是最敏感者，最善于思考者。这两方面在现实中的矛盾，使得诗人的内心充满激烈冲突，常常有感而发。”[6]可谓简明扼要，一语中的。明白了此中真意，感受文学艺术美、品鉴文学艺术美的过程既不会生吞活剥，又不会冰冷生硬，而是水到渠成，兴味盎然，学生的学习兴趣自然会提高许多。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正是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随时随地地激发学生透过文学现象探究文学本质，激发他们穷本极源地思考文学史发展的规律，更激发他们进一步阅读作品、分析作品的动力。整个过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学生们往往沉浸其中，深入钻研，乐此不疲。据笔者所知，甚至有大二的同学依然还在思索探究魏晋文学的问题，可见其沉潜之深与沉潜之久。
二
文学作品永远是文学课的核心，是其灵魂所在。文学史演变的内在规律，也是通过文学作品得以体现。以文学作品带动文学史的讲授，不失为可行性较强的方法。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是半个世纪以来，高等学校文学院系绝大多数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都要采用的教材，具有权威性与指导性，在本课程的学习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充分利用这套教材，学生可以较为广泛地接触作家的作品，继而总结或理解文学的发展脉络、演变规律。对于这套教材，笔者采取课下阅读与课上讲授相结合的方法。
为了提高学习质量，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课前的作品阅读，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老师向学生提出问题，要求学生围绕问题研读作品。按照文学发展的历史时段，魏晋南北朝文学可分成建安文学、正始文学、太康文学等若干板块。老师要求学生阅读同一板块的作家作品时，采取横向类比分析法。这是因为虽然处于同一时期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具有一定共性；但是由于创作主体生平遭际的差异、性情的不同、创作心态的各异等原因，他们的文学创作呈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同中寻异，掌握共性，同时也要知晓个性。寻求同时代作家不同的创作个性、创作风格并探求其内在原因，是学生阅读作品时需着重思考的问题，也是老师讲授的重点所在。
此外，对于不同的教学内容，亦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思路。比如纵向对比分析法，即把不同时代但艺术风格接近、创作手法相似的作家作品整合在一起，让学生阅读分析、比较研究，考察文学史上的接受继承问题，分析同一文学流派在不同时代的兴衰消长及其原因所在；或对同一文学体裁的作品做纵向观照，引导学生思考文体的发展变化轨迹以及其中蕴含的深层原因，等等，诸如此类，都是笔者按照不同内容而采取不同教学思路和方法的体现。
老师课堂上的讲授或学生之间的讨论，则紧紧围绕上述问题展开。在详细分析、解读作品基础之上，绝大多数学生都能概括或总结出问题的结论。这些结论或是中国文学史中的重点难点；或是对中国文学史中相关问题所做的纵向梳理，从而使文学史现象的发生、发展轨迹更加清晰明了；或是对一些问题的深入探究甚至是不成熟的思考。但无论哪种，课上课下灵活多样的方法意味着对思维多维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培养与训练，都将有助于学生开拓思维空间，提升思想高度，使能力与素养得到相应提高。因此，课堂教学气氛普遍热烈，学生们不仅更容易理解与掌握知识要点，重要的是他们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养成了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最终将受益终生。
经过师生们一段时间的共同努力与不懈坚持，大部分学生已适应并接受了带着问题阅读、思考、尝试解答、讨论分享等学习环节，而且有一部分同学还能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开动脑筋，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在老师的鼓励下自行探索寻找答案，独立解决问题，这种难能可贵的“问题意识”正是笔者试图培养学生形成的学习能力。“问题意识”在学习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问题意识不仅体现了个体思维的灵活性、深刻性，也反映了个体思维的独立性和创造性。正是这种思维的品质使个体可以不断质疑问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推动个体创造力的发展。”[7]40相信随着学生们阅读作品的日渐丰富和思考的渐趋深入，兴趣会越来越浓厚，“问题”也会越来越多。
当然，介绍学术界权威观点、最新研究动态，引入古人对相关作品的评点，等等，同样是大学课堂不可或缺的内容。它们或可作为观点的佐证，或可成为分析作品的支撑，或是撬动学生深入思考的有效工具。不论哪种情形，都有利于开阔学生的眼界，打开学生的思路。此外，该课程的参考书目亦是学生阅读经典、接触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有效途径。
三
为了让学生有效地弥补课堂教学内容的不足（教学时数有限，教学内容繁多所致），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地布置学生阅读原典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如果说前文提及的文人传记只是要求学生泛读的话，那么这些原典则是作为精读作业布置完成的。学生必须完成书面的读书笔记或者撰写相关的小论文，以此加深记忆或促使他们思考。
事实上，学生确实也在思考，经过阅读产生问题同时试图寻找答案。有的学生课下、线上与老师交流思想、探讨问题，展示出一定的思想深度；有的学生向老师询问需要继续阅读的相关书籍，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和学习的主动性；有的学生在已完成的小论文中较清晰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凡此种种情形表明，阅读的良性循环已经形成，课上、课下俨然成为有效互补。“从某种角度来说，教学过程就是师生双方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启开他们心智的大门，使之从有疑到无疑再产生新疑，与教学的这一过程是一致的，其主旨都在于发展学生的智力、丰富学生的知识”[7]40。课堂教学过程紧紧围绕问题展开，课下阅读学习更是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尝试与实践。随着问题得到解决而随后又产生这样的过程不断交替发生，学生学习将不断深入进行，最终将会产生质的提升与飞跃，课堂教学与课下阅读因此进入良性发展轨迹。教学双方，教师全力以赴且欣慰有加，学生兴趣十足又信心满满，教师与学生形成良好的互动，教师引导学生学习与思考，学生亦促进教师反思与提高，教、学同心协力，齐头并进，真正体现了教学相长的内涵与实质。
综上所述，阅读、思考、提问这三个环节在整个古代文学教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阅读是思考、提问的前提和铺垫，没有阅读量，没有大量文学作品和相关文献作为支撑，思考和提问就无从谈起。思考是连接阅读和提问的中间环节，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认真而独立的思考，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就全然不可能出现，即所谓“学而不思则罔”矣[8]。而提问，则恰恰是思考的结晶，是阅读成果的体现，“问题意识”的重要性一如前文所述，此不再赘言。因此，阅读、思考、提问三个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整个环节的有机结合是学习知识的良好开端，是学生们在书海中畅游的助推器，也是学生们大量接触原典、吸收原典精髓的契机，很有必要在教学中长期践行。
必须说明的是，当达的信息技术确实为教学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尽管本校图书馆的藏书目前尚不能完全满足所有学生的阅读要求，但学校已购买回面向全校师生使用的电子图书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纸质书短缺的不足。学生们积极地上网查找资料，下载书籍，并在群里共享，为其他同学及时阅读提供了很大便利。借阅、下载双管齐下，线下、线上互相补充；再加上日趋完善的考核措施，推动学生积极完成各个环节。在这些前提下，学生们的阅读热情也日益高涨。晚上8点半，仍有学生在学校的主区图书馆借阅图书；完成并提交作业，已成为绝大多数学生自觉普遍的行为。往往是已到深夜，学生仍然在古代文学学习群里提交阅读过书的图片。甚至在节假日里，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还能坚持每天阅读书籍，提交作业。显然，学生们业已深深意识到阅读在学习古代文学中的重要性，因此才乐此不疲。
是的，辛勤耕耘，天道酬勤。相信大量阅读会增强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感悟能力，而文学的“感悟力是研究作品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能力”[9]63。“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1]518，“博观”的作用当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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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多媒体课件中的基本素材，对其最基本化的使用方法是代替板书的作用，提高教学效率。这方面的使用问题在此不作论述，重点论述一下文字素材在板书功能之外的合理使用问题。
（一）引证文献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常常涉及文化背景的介绍、同类诗文的比较、代表观点的讲解等内容，需要引证大量文献。古代文学涉及的文献大都比较书面化，相较口语比较疏离。板书书写效率低，语言介绍难理解，这种情况下多媒体的优势便比较突出。比如讲解元代社会政治中的等级制时，适当征引文献：《通制条格》卷二十八“蒙古人殴汉人”条记载：“蒙古人殴打汉儿人，不得还报，指立证见，于所在官司陈诉。如有违犯之人，严行断罪。”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从理论与文学两个角度讲解悲秋文化的成因和内质，一定会起到很好的效果。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不一一累述。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一定要注意引证文献的“精”和“要”，即引证代表性的文献（不必面面俱到，需要突出重点）和引证文献量的适度（种类及字数上都要适度，否则淹没在文本中，便失去了意义），而且要“引”与“讲”结合，教师需要对引证的文献有自己的分析与讲解，文献只是辅助手段，教师才是课堂主体。
（二）拓展阅读古代文学涉及文本众多，内容广博，课堂上所能讲解的数量非常有限，适度拓展学生的阅读，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一方面，现代教育技术有着传统方式所难以比拟的优势。拓展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课内拓展：比如讲解杜甫诗歌时，课堂讲授量是很有限的，如“三吏三别”基本只能选讲一两首，如《新婚别》。在讲完《新婚别》之后，可以讲《垂老别》和《无家别》的原文附录，稍加点题，让学生延伸阅读（注意突出主次）。
再如讲长篇的文学作品，如汤显祖的《牡丹亭》，不可能面面俱到，可以将重点的章节如“闺塾”“肃苑”“惊梦”“寻梦”“写真”等开列给学生，作为重点阅读。还有一种是课后拓展：可以为学生介绍讲授内容相关的重要参考书目，如《三国演义》，可以介绍朱一玄、刘毓忱主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沈伯俊、谭良啸主编《三国演义辞典》（巴蜀书社，1989年版）等，让学生准确掌握经典，少走弯路。而且，现在图书馆藏书有限，很多书籍学生不易找到，教师可以向学生提供电子版的书籍资料，用网络和电脑共享给学生，学生课后可以在自己的电脑上阅读，这是传统教学手段难以比拟的优势。关于文字素材的使用，还有很多可以探讨的空间。比如注解图片资料、代替板书框架等，这里只就课堂教学中体会到的几个重点略加论述，抛砖引玉，希望方家指正。
二、图片素材的使用
相较于文字素材而言，图片及音频、视频素材更能展示多媒体技术的优势。传统教学模式下，板书加教师讲解的方式，很难达到形象再现的效果，合理利用图片及音频、视频素材却能够事半功倍。对于图片素材，一个误区是仅把图片作为多媒体课件的装饰品，只将其用于美化课件，对教学起不到真正的促进作用。合理地使用图片素材，是多媒体教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下文就个人教学实践，浅谈几点拙见。
（一）引证参考图片文献在教学活动中，对某一个文学现象进行解读，单纯的文字说明比较抽象，适当地引用图片文献，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讲解元杂剧的舞台演出情况，用文字介绍诸如角色、乐工、戏台等，始终比较抽象，如果结合泰定元年山西洪洞县霍山明应王庙（俗称龙王庙）正殿墙面壁画“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讲解，则会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再如讲解《西游记》成书过程时，结合唐僧取经故事遗迹———两处“西游记壁画”：甘肃安西县境内榆林窟和东千佛洞的六幅取经壁画及张掖大佛寺（建于西夏永安元年即1098年）的《西游记》连环壁画，学生对取经人物的形象演变以及故事内容的转变，都会形成更为直观深刻的印象，促进课堂教学的效果。
（二）再现情景，营造氛围古代文学与现代生活相隔较远，很多古代文学作品必须在其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才能够深刻理解。那么，该怎样再现情景，将学生引入到古代文学情境中，营造良好的讲读氛围呢？利用图片拉近古今，切入主题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以笔者个人教学经验为例，讲解陆游《沈园》一诗的时候，以沈园园景图片为媒介，讲解历史上的沈园故事，何处是传说发生“惊鸿照影来”的地点，尤其是刻有《钗头凤》的石壁等景物，引起了学生强烈的共鸣，拉近了古今的时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讲解赵孟頫《岳鄂王墓》一诗时，将岳飞墓图片投影给学生，介绍墓地雕像的寓意，四大奸臣跪像的历史等，将岳飞故事讲给学生，把诗的文化背景形象地再现给学生。学生对岳飞形象有了深刻的理解，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诗歌的讲解也就变得生动形象，令人印象深刻了。
（三）历史实物直观展示多媒体技术的一大优势，便是其直观性。讲解古代文学作品时，常常涉及古代典章名物、历史遗迹、服饰文物等，传统教学方式很难使学生形成直观的印象，这时便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的优势。比如讲解元代文学背景时，介绍元朝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将纸币作为主币来发行，便可以图片形式展示“交钞”实物，加深学生印象；元代的青花瓷艺术、渎山大玉海（酒具）等都可以通过图片方式加以展示，如果能与文字解说（文献）配合使用，会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再如讲解《儒林外史》时，涉及科举考试，如“周进撞号板”，如果能结合江南贡院的实物图片，配以讲解科举考试的实际情况，可以使学生形成更为形象直观的印象。这方面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诸如《诗经》《山海经》的名物，《楚辞》的服饰，古代书籍的版式等，合理使用会对教学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四）复杂结构关系整理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作品，其内在线索或人物关系常常非常复杂，讲授时学生非常容易混淆，而且也难以理清，这种情况也可以借助多媒体来进行处理。比如讲解《红楼梦》这样的作品，涉及到四大家族，人物关系非常繁复，仅就贾氏宁荣二府理清五代人物关系就非常困难，如果加上旁支及丫鬟就更加繁乱。这时就可以将主要人物关系列表，以图片形式展示给学生，讲课时据此讲解，就不会出现学生分不清人物身份的问题。处理复杂的线索，同样可以用此方法来列表图示解决。
（五）地图平面图等应用古代文学作品中，常常涉及大量地理名词，而由于时代久远的原因，学生经常难以理解。如杜甫《潼关吏》中强调潼关地理位置的重要，如何重要？柳永《望海潮》的“东南形胜”又从何而来？如果能借助地图讲解其特点，则明白易晓。《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隆中对”特别强调荆州的战略意义，其后来北伐时“六出祁山”，为什么不选择别的路线？如果只是口头讲解，很难真正明白，结合三国地图，则一目了然。《三国演义》的“失、空、斩”情节非常有名，涉及极为详细的战略部署，充分显示了诸葛亮及司马懿的才能。其中涉及地名众多，如街亭、阳平关、箕谷、新城、列柳城、郿城等，如不知道山川形貌的地理特点及战略位置，是很难理解二人运筹帷幄的的才能的。配以三国地图讲解，则问题迎刃而解。再如讲解《红楼梦》，涉及到贾府大量居所，单就大观园就有怡红院、潇湘馆、蘅芜苑等，文字解说很难表述，这种情况就可以借助贾府平面图来讲解，以收到形象生动的效果。
三、音频与视频素材的使用
音频、视频的使用范围广泛，诸如范读、再现实物等，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而且具有比图片更加形象生动、信息容量更大等特点，优点自不必言。但是，有一个问题必须特别注意，运用图片素材时教师的讲解依然是课堂的中心，教师依然主宰课堂教学；运用音视频素材时，教师则退居次要地位，如果使用过度，很容易喧宾夺主。使用音频、视频素材时，“度”的把握及对素材精当剪裁是必不可少的，一定要注意控制课堂，不可被多媒体控制“，以播代讲”。音视频素材的应用，以下几个方面比较突出：
（一）营造艺术氛围图片素材的形象性来自于视觉效果，而音频、视频可以营造艺术氛围、再现情景，在视听两个方面形成立体感知，具有其他素材所不具备的优势。如讲解柳永《雨霖铃》之“寒蝉凄切”，阐释蝉的文化内涵，可以讲得清晰明了，但对“凄切”两字，还是很难有更直观深刻的感受。现在的学生生活远离自然，对自然事物比较陌生，对蝉的形貌及特点很难有深刻了解。如果结合音频和视频，不但可以让学生更深刻地了解蝉的习性及特点，还可以对其“高洁”的象征意义尤其是“凄切”的悲鸣形成深刻认知。而且，很多时候音频、视频可以让学生在声、光、电多角度的刺激下，更快进入艺术氛围。讲解《红楼梦》时，笔者曾用电视剧《红楼梦》的《枉凝眉》曲引入正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直观感知艺术古代文学与音乐关系密切，早期诗歌本就是诗、乐、舞三者一体，词与散曲更是本身就具有抒情歌曲的功能。从文体上讲，中国古典戏剧都是可以配乐演唱的诗剧。虽然一些艺术形式的演出情况已不能得知（如元杂剧），但还是有部分剧本保留了原貌，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比如昆曲。在讲授《牡丹亭》的时候，便可以适当地使用昆曲《牡丹亭》的音频资料。学生身临其境感受其艺术魅力，不但可以了解昆曲的特点，也能更加深刻地体会不同艺术的差异。徐渭《南词叙录》说“：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南曲则纡徐绵渺，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这段文献所谓的“柔媚”，不亲身体验，很难真正理解。当然，所选音频、视频的时间不能过长，而且要精当剪裁，如可选择最经典的《游园惊梦》一段，否则会影响教学效果，喧宾夺主。
（三）重现经典章节在文学作品讲解中，经常有一些经典段落，人物众多，剧情复杂，教师讲解可以清晰地分析文本，但当时的故事场景却很难再现。比如《三国演义》之“舌战群儒”一段，描写诸葛亮只身过江，与东吴群儒辩论的场景，写得极为精彩，极见诸葛亮的气度风神。这时完全可以借助影视作品《三国演义》的片段，复现当时的历史场景，将学生带入到场景之中。结合视频讲解这一段落，可以取得良好的课堂效果。
其他方面诸如文化背景介绍、历史概述等，都有音频、视频发挥作用的空间。多媒体素材的应用方式必须结合课堂实际情况，这是最基本的问题。这里仅就个人教学实践经验浅谈几点，不足之处请方家指正。
论文摘要摘要：中国学术形态对古代文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批评文体产生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摘要：先秦子学的对话模式使得古代文论长久呈现出一种“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经学采用“传”、“注”和“章句”等形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评点中的夹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玄学的“自得忘言”使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新问题时经常借助于隐喻。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
中国历史上每个时期均有其独特的学术形态摘要：先秦的子学、汉代的史学和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宋明的理学等。学术形态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具有传承性和辐射性，不仅会超越时代继续发展演变，而且能顽强地渗透到新出现的学术形态中去。它们共同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也影响着批评文体的创造和选择。
笔者认为，中国学术形态对古代文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批评文体产生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摘要：先秦子学的对话模式使得古代文论长久呈现出一种“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经学的“传”、“注”和“章句”等形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评点中的夹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玄学的“自得忘言”使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新问题时经常借助于隐喻，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
一、子学之“对话”和批评文体
先秦诸子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为后世学术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后世的文学、文论深得诸子学说的滋养，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和文论。
何谓诸子学说?《文心雕龙·诸子》曾云摘要：“诸子者，人道见志之书。”刘勰眼中的诸子学说是一些“人道见志之书”，这里的“道”，应该是指诸子们熟悉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总结出的规律。
先秦诸子由于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群体，其思想主张千差万别。思想理论的自由，诸子个性的张扬，使得子学文本的言说方式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姿态。然而细观诸子文本，发现不同的文本表现出的对话模式却是惊人的一致，诸子们喜欢在主客问答的对话中表达他们的思想，阐述他们的理论观点。
诸子学说都是在游说、讲学和论辨中产生的，诸子文本多为这些活动的真实记录，对话理所当然成为最基本的表达方式。《论语》是孔子和当时一些统治者及其门徒、朋友谈话的记录。很多章节写出生动的谈话场面，人物对话口吻、神情态度都写得十分逼肖。《墨子》是墨翟及其门人的言语记录。其中《耕柱》《贵义》等五篇是对话体，语言朴实明晰，条理清楚，富有逻辑性。《孟子》也是对话体，是孟轲游谈论辩的记录，在语言文字上已相当铺张。孟子能言善辩，善于向别人陈述自己的主张，语言明晰流畅，意无不达，形象生动。《庄子》是庄周一派著述的辑录，其中不少是庄周和时人或者弟子谈话的记录。《庄子》中，不仅修养极高，神通广大的至人、神人、圣人时常妙语连珠，就连缺臂少腿、形貌残缺丑陋的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之流。甚至形形，离奇古怪的动植物，也不时在进行对话，以此来阐明庄子及其后学形形、离奇古怪的思想。《荀子》《韩非子》基本脱离了对话体，表现了专题论文的完整形式。尽管如此，藉对话形式阐述理论观点仍时有存在。从《论语》到《韩非子》，我们可以窥见诸子文本中主客对话形式由实(真实)到虚(虚拟)发展到虚实相间，然后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议论手法的历史过程。不管是描写还是议论，主客问答即对话形式是先秦诸子文章中采用得最为普遍的表达方式。对话体既有着极强的思辨性，更具有鲜明的审美特性。论证形象直观。行文极具审美张力和雅俗共赏的审美魅力。由“说”成“论”于是成为子学的一个突出特征。“论”和“说”本来就存在互相融合的可能性，“论”之理论性和“说”之教谕性、“论”之感情性和“说”之形象性，成为了互相融合的内在依据。先秦诸子学说的对话模式以及由“说”成“论”的学术形态对中国古代文论著述产生极大的启示功能，古代文论长久呈现的“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就是一个显著的证实。
汉代以降虽然没有先秦百家争鸣的言论环境，文人士子也逐渐丧失了高昂的精神魄力。但他们骨子里对立德立言的追求从来没有改变过。对先秦诸子人格精神的向往也从来没有终止过，历代士子无不崇尚诸子，他们读子书、研子学、习子体，这股研习诸子的热情延至近代都没有消退。刘勰深刻地洞察到这点，他在《诸子》篇说摘要：“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两汉以后。体势浸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以扬雄的《法言》为代表的那种用“言”、“语”来立“论”的言说方式就是一个绝好的证实。扬雄他们的著作大多标榜“咸叙经典，或明政术”，但正如刘勰所说摘要：“虽标论名，归乎诸子。”这些著述沿承子学文本的对话模式，在“或问”、“或曰”等拟设虚构的对话中，文学批评思想得以形象呈现。从文本言说形态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诸子对话影响下的鲜明印迹。
宋代，一种独立的批评文体——“诗话”出现。诗话自诞生始，就带着诸子“对话”影响的痕迹。诗话最初是一种口头的和社交的话语形式，后来行之于文字变成书面文本时。就成了那些口头诗歌创作和谈诗论赋社交场景的追想性记录，保留了许多文人讨论诗作诗法有趣对话的原始记录。生动有趣的对话模式，奠定了诗话“以资闲谈”的基调和轻松活泼的漫谈风格，假如说诗话最初确实是凭借着欧阳修在文坛的声望发展起来的。那么最终它能成为古代文论使用最广的一种批评文体，靠的还是自身独特的魅力。诗话不仅著述繁富，蔚为大观，还带动了一系列类似文体，诸如赋话、词话、曲话的出现。形成中国文论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追寻诗话的历史根源，应该可以上溯到先秦的诸子学术，其“以说为论”的对话形态在诗话里得到发扬，而诗话亦凭借着“以说为论”的形态使其自身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形式，尽情彰显了它独特的风格趣味。
二、史学之“实录”和批评文体
在中国所有学术中，史学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它和其它学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又是其它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基石。每种学术史都是一种史学，因此史学成为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早在上古时期，人们就有了以史为鉴的初步意识，《诗经·大雅·荡》就有了这样的诗句摘要：“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以夏商史事为借鉴，周代人才能更好地处事。到春秋战国时期，以史为鉴意识变得愈发强烈了，《战国策·赵策一》提出摘要：“前事之不忘，后世之师。”史学虽为历史记录之学，但其所蕴含的经世致用精神，透过历史记录表现出来。因此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史的现实功能，把前朝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变成治理当今现世的明鉴。
中国的史学产生于春秋时代，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溯史传体之源，称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刘知几《史通·叙事》讨论史官文化的叙事传统及叙事原则。亦视《尚书》、《春秋》为滥觞摘要：“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要；《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尚书》是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春秋》是最早的编年体国别史。而“务于寡要”、“贵于省文”则是它们的语体特征。这也就是《文心雕龙》反复论及的《尚书》辞尚体要、《春秋》一字褒贬。《尚书》《春秋》的体势及体貌，构成中国史官文化的叙事之源。
史学和史官密切相连，从上古时代的南史和董狐等被称为良史以来。确立了中国史学据事直书的传统。这种据事直书的精神，以后则成为以儒家价值观为中心之传统史学的重要标准。也提高了中国史学表述的客观性，因此中国史书皆是一个事件接着再叙述另一个事件的形态，在事件之间似乎没有联系性，但实际上。那些史料是经过一番筛检，按照一定原则整理出来的事实。史书体裁基本上可分为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三种。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经，史事为纬，反映出各历史事件的关系。纪传体的重要特征是以大量的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呈现出记言和记事结合的状态；纪事本末体以记事为主，具体叙事历史上各大事的来龙去脉，完整叙述整个事件的过程。
史书的实录性叙事极大地影响了古代文论的言说方式。《尚书》和《左传》有关“诗(乐)言志”的记载，实为古代文论叙事性言说之滥觞。语出《尚书》的“诗言志”和语出《左传》的“季札观乐”，都是在历史叙事的语境中出场的。《尚书·尧典》对“诗言志”的记载，有人物(舜和夔)，有事件(舜命夔典乐)，有场景(祭奠乐舞)，有对话(舜诏示而夔应诺)，叙事所须具备的元素一应俱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吴公子札来聘”实为“乐言志”，和舜帝的“诗言志”相映成趣。季札观乐而明“乐言志”，也是在历史叙事中生成的。之后司马迁闻名的“发愤著书”论也是诞生于历史的叙事中，《史记·太史公自序》具体地叙述了著《史记》的前因后果，描述了自己的家世和人生遭际以及发愤著书的过程。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序跋最初是作者在文章或著作写成后，对其写作缘由、内容、体例等加以叙述、说明。明代徐师曾解释说摘要：“《尔雅》云摘要：‘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但他又说序文“其为体有二摘要：一曰议论，二曰叙事”(《文体明辨》)。也就是说，议论和叙事本来就是序文的两种功能，两者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大量的序跋在议论中叙事，在叙事中议论，彼此交融。
“诗话”之体远肇六朝志人小说，而“诗话”之名却近取唐末宋初之“说话”或“平话”。“说话”是小说，是文学文体；“诗话”是文论，是批评文体。“民间说话之‘说’，是故事，文士诗话之‘说’，也一样是故事；二者所不同者，只是所‘说’的客观对象不同而已。”“说话”和“诗话”，虽然叙事内容有别，但叙事方式却是相同的。当然，“说话”(文学叙事)可以完全虚构，“诗话”(文论叙事)则以征实为主，后者和中国史官文化的信史传统及实录精神血脉相联。北宋欧阳修早年撰写过《新五代史》和《新唐书》，史书经世致用的实录型叙事，深刻地启发了他晚年的诗话创作，那些“退居汝阴”之后写下的“以资闲谈”的诗话，秉承的就是历史追忆性的微小叙事传统。欧阳修之后，司马光也同样进行两类叙事摘要：史学实录和文论叙事，前者有《资治通鉴》，后者有《温公续诗话》。
除此之外，史学著作的体例对古代文论批评文体影响也极为深巨。“论赞”是史著一种独特的评论方式，史学家往往详记史实后在篇末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进行直接评述，《左传》“君子曰”成为史论之滥觞，之后司马迁《史记》有“太史公曰”，于是这种形式遂成定制。班固《汉书》用“赞曰”，范晔撰《后汉书》除用“赞曰”，另加“论曰”，陈寿《三国志》用“评曰”，来表达对史实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国古代史著这一体例影响了后世文学评点，其篇末论赞是评点这种批评文体篇末或回末总评的直接渊源。明代历史小说评点，还直接保留了“论曰”这一形式，如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题“论曰”、《征播奏捷传通俗演义》题“玄真子论曰”、《列国前编十二朝传》题“断论”等，带着明显的史著体例影响的印记。
三、经学之“传注”和批评文体
儒学定于一尊之后，儒家典籍的地位也相应地上升至经典的位置，“经”成了所谓“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经学是有关儒家经典的学问，通过阐释儒家经典的思想内涵，用以指导人们的思想和实践。经学最基本的探究对象就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典籍“十三经”。从个人角度言，学好儒家经典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实现自己的伟大抱负；从政权角度言，儒家经典确立了君权的绝对权威，令天下士子臣服在他的脚下，甘愿为大一统的政权服务。这样来看，儒家经典的价值确实是无和伦比的。经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揭示这种价值，从而发挥儒家学说的治世效能。清代学者朱彝尊的《经义录》，著录两汉到清初的经学著作8400余部，经学家4300多名。据此，不难想见古代经学的繁荣状况。
经学探究者在不同的时期走着不同的治经路径。汉儒重小学训诂和名物考订，其学术特征是注重训诂文字，考订名物制度，务实求真，不尚空谈。宋明理学旨在阐发儒家经典所蕴含的义理，褒贬议论，重视发挥。可见，经学是不断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以原始儒家的思想理论为核心，以学术探究为方式，为统治阶级建构一种政治理论体系的活动。
无论如何，汉代最为流行的解经形式“传”、“注”和“章句”，成为历代经学最基本的探究方式。根据《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分类，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摘要：《诗》类，《毛诗》传、笺各一种；《书》类，《尚书》传一种；《礼》类。《周礼》注一种，《仪礼》注一种，《礼记》注一种；《春秋》类，《春秋公羊传》解诂一种；另外还有不属于六经范围而被后世视为“经注”的《战国策》注一种。《孟子》章句一种，共计九种。西汉经类传注的产生和不断出现，是适应了当时经学传布需要的。让更多的人准确把握儒家思想的“微言大义”，从而揭示和发挥儒家经典中所隐含的义理。进而达到诠释经学义理和揭示儒家经典宗旨的目的。
治经的学者采用“传”、“注”和“章句”形式细致而充分地阐释经文，一方面对字、句的意义加以解释，包括句读点勘；另一方面又对经书作分章阐说，从而对经书获得从宏观到微观的多层面的理解。这种方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可以说，“文学评点中的总评、评注、行批、眉批、夹批等方式，是在经学的评注格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代经学的点勘评注，发展到魏晋，在经注之外，子、史、集三大门类的典籍都进入了注释的范围，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等在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再历经唐宋，直至明清，从唐孔颖达注《五经正义》、李善注《文选》到吕祖谦《古文关键》、真德秀《文章正宗》，再到明代中期唐宋派诸家的评点选本，评点这一文学批评形式被文论家广泛运用，之后运用于戏曲和小说这两种文学样式上，更是蔚为大观了。
经注对评点形式的影响主要在体例上，“经注一体”是后世评点注文和正文一体的体例之源，经学家将传注或附于经文之下，或附于整部经文之后，或附于各篇各章之后，甚者将传注和经文句句相附，这些方式都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评点中的央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于是运用文字、音训等治经方法以进行文学批评已然成为时尚。
四、玄学之“自得忘言”和批评文体
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对魏晋这个时代有个闻名的论断摘要：“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聪明、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从汉末开始，社会动荡不安，大一统的观念瓦解。正统的儒家思想失去了约束力，魏晋士人看透社会的黑暗，开始以一种出世的心态和追求来面对多变的社会，于是在思想、生活情趣、生活方式上也随之发生变化，从统一的生活规范，到各行其是、各从所好，任情。
魏晋玄学是在那样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企图调和“自然”和“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在刘宋时，玄学和儒学、史学、文学并称“四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流行，代表着魏晋的时代精神，它把人从两汉繁琐的经学中解放出来，以老庄(或三玄)思想为骨架，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天地万物存在根据的本体论新问题。从思想发展上看，玄学是对汉朝学术的一种扬弃。相对于两汉经学来说，它对人们起着思想解放的功能，用形而上的“本体论”取代了形而下的“宇宙论”；但它又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而是对先秦老庄思想的一种发展，玄学纳入《周易》，调和儒道。
一种新的哲学思潮出现。其在内容和方法上必定是创新的。魏晋玄学在内容上主要探索“有无”、“本末”、“才性”、“言意”的关系新问题，摈弃有名有形的具体事物，而专言形而上的抽象本体和绝对精神。汤用彤先生曾总结说摘要：“玄学者，谓玄远之学。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而进探本体之存在。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夫具体之迹象。可道者也，有言有名者也。抽象之本体。无名绝言以意会者也。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针对如此抽象的本体论新问题，玄学家们必然要提出思索新问题的新方法，王弼的“自得忘言”之法就是其中最闻名的一个。“自得忘言”语出《庄子·外物》摘要：“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自得而忘言。”庄子这段话强调在言意关系中，“言”是工具，“意”是目的；“言”的目的在于“自得”，即在于表达意思，因而不能拘泥和执著于作为工具的“言”而忘却了“自得”的目的，相反，只要意思表达清楚，能够使人领悟，忘却了“言”也无妨。“自得忘言”成为玄学家们思索新问题、阐述观点的基本方法，也揭示出唯有透过丰富而具体的语言，才能理解玄学抽象新问题的本质所在。因此隐喻成为玄学论著中常见的修辞格，隐喻作为一座桥梁。引渡人们通向意义的彼岸。花草虫鱼、山川景物成为喻体，但它们所喻的对象不是某一个概念或事物而是一种完整的思想，所喻的意义包含在对喻体的整体理解之中。隐喻使人们对这种崭新而抽象的哲学思想的特征有较为深刻和准确的把握，从而为玄学思想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玄学对魏晋文论影响深远，玄学中闻名的“有无”、“本末”、“才性”、“言意”之辨，直接促进了魏晋文学理论的产生。且受玄学“自得忘言”方法论影响，在富于诗和哲理色彩的中国古典文论中，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新问题时经常借助于隐喻，他们既然无法直接地坚实地把握住文艺作品中言和意、形式和情感等变动不居的现象关系，求助于隐喻是最佳途径。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
历代批评家通过构筑鲜明的意象来隐喻批评意旨。晋陆机《文赋》论创作云摘要：
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览营魂以探赜，顿清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其中每一个意象都发挥着隐喻功能，联结起来就是对整个创作过程的隐喻性描绘。
用“象喻”说诗也是唐代文论最常用的话语方式。假如说作诗用“象喻”肇自，那么论诗用“象喻”则盛于李唐。据《旧唐书·文苑杨炯传》，初唐张说叙论当世之诗人多用象喻，诸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丽服靓妆，燕歌赵舞”等等，一连串的象喻评说一系列的诗人，佳句如潮，颇具规模和气势，令人应接不暇。
论文摘 要:汉语言文学专业本身的应用性不是很强,但是现代社会竞争残酷,学生要想适应就业的大趋势,就要加强本专业的实用性。本文所提出的方式就是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优化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加强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要突破专业的局限性,在教学上进行创新,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来丰富学生的知识,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让学生在社会上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汉语言文学专业不像工程建筑和医学一样,它的职业定位没有那么清晰,不是应用型的专业。它是传统的人文科学,能够体现人文的精神,传承并且发扬汉语与中国文化的作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要内容就是文学文化的遗产,是对人类的一种认识,承担者某种社会的责任。所以说,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就是毕业后的学生所从事的工作是和人相关的,教学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要能够体现对社会观念的适应,不是能够直接创造经济效益的,而是创造社会效益的。社会的不断进步,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教学的实用性被提升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来说,也要进行一定的改革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让学生在社会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1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创新不仅包括教学方法以及教学内容的创新,还有教学思维方面的创新。要突破专业方面的限制,创新教学内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就业面很广,这也导致了学生学习期间做不到专和精,在毕业后找工作的竞争力方面比不上其它的专业。这种专业的特殊性让我们在教学当中不能仅仅局限于语言以及文学本身的教学,要结合目前的就业状况对学生进行能力方面的培养。新闻、文秘以及公共管理等等专业都是从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慢慢发展而来的,所以,我们不仅要保证学生的专业基础很扎实,要打破汉语言文学专业所设定的界限,发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独特优势,比如新闻传播、文秘、广告策划、公关以及文化管理等等的课程都可以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内容,学生可以通过对这些课程的学习来增强自己的从业能力以及动手操作能力。
还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想法决定行动,只要学生内心想进行创新的活动和学习,就一定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汉语言文学专业本身要求学生具备丰厚的东方文化底蕴。该专业有极强的文化特征,其教学直接影响学生对汉语的感情,对东方文化的亲合及从中汲取创新精神动力,并影响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因此,汉语言教学中必须重视对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首先,教师应有强烈的创新教育意识,思想上要勇于开拓,力求提出独特的、新的教育活动思路,行为上善于探索,潜心实验,不断总结和不断进取。在教学中不能满足做文化的传声筒,要适当的通过文化评论等多种方式激发学生的思维,并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思考,如博客,新媒体等多种文化传播方式都可以成为学生思考的问题。其次要勤于思敏于行,发展创新思维能力。教师应以其丰富的知识做背景,在教学中不断抛出新观点,给学生以震撼,激励他们也去发现、思考、创新。可以说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必须在不讷于言的同时,还要敏于行。沉默寡言不是该专业的个性,只有言行结合,才能让学生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思考的动力。
2 修订教学计划
要拓宽对民族的文化进行了解,在教学计划当中增强民族文化的理论以及其它有关民族知识的课程,开展民族地区的考察等等活动,让学生多多了解我国的国情,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理论联系实际。要重视写作类课程的教学,要把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和写作都列入到教学计划当中。要增强对中国文化的介绍,而且要做到介绍的准确,介绍的完整。要注重基础课程和应用课程结合起来,增强实践教学的环节,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要注重专业的延伸,发展研究能力,发展实际工作的能力。
3 加强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的实用性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方向为教师、各类编辑职务、文秘、文案策划人员等。但事实上,该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岗位大多集中在政府机关、教育科研、新闻出版、企业公司等单位,还有少数人涉足律师、房地产、金融外贸等新兴行业。由此可见,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较宽的职业适应性,但同时,由于相关行业存在文秘、新闻、广告、公共管理专业的毕业生,造成了对他们较大的冲击力,所以汉语言文学专业要从现实的意义来看。
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包含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有必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对课程进行优化;精简课程内容,每门课都要根据对本领域最新知识结构的分析来设计教学内容,强化核心内容;优化课程结构,按照学科发展的当下高度来考虑学科基础,设计课程内容体系;整合各课程之间的内容,避免内容交叉重复,如写作学和文学概论中的文体学知识。
该专业的实用性教学应体现在五个方面:古今各种文体的阅读能力,现代各类文体的写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语文教学能力,信息调研能力等。学校和教师必须精心设置课程体系,安排教学内容,形成本专业课程的应用模块,通过系统的应用技能课程的设置,以保证学生在学校能够提高这五个方面的能力,获得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应用能力,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
参考文献
[1] 马晓华.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模式应向创造性教学转变[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2(1).
[2] 唐贤清.综合性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与方法[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4(5).
[3] 许海燕.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知识结构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1(3).
[4] 唐贤清.综合性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与方法[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4(5).
关键词：现代技工院校;语文教学;国学文化教育
现今，对于人才的培养，人们不仅关注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更注重人文素养的提高。因此，现阶段，国学文化的学习和传播再次为社会所重视。从教育角度来讲，国学文化与语文教学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因此，要想对国学文化进行再次发扬，就必须在语文教学中积极渗透国学文化内容，这样的做法在现代技工院校中同样适用。但是，目前技工教育中，大多学校只注重对学生实践技能和相关理论知识的培养，忽视对学生人文情怀的内化。面对这种情况，如何在技工院校语文教学中渗入国学文化教育，如何提高技工院校学生的内在素质成为急需思考的问题。文中，笔者主要从现行技工教育背景下国学文化学习现状、国学文化渗透的意义和方法等角度对该问题进行阐述。
一、国学文化在技工院校教学中的生存现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高。面对国内高技能人才紧缺现状，技工类院校将培养专业技能过关、专业过硬的技能型人才作为主要任务。基于这样的目标，学校教学工作的重心严重倾向于专业教学，语文、数学、历史、政治等科目对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要作用逐渐被忽视。面对此等状况，熏陶人文情怀的重要载体———语文学科作为技工教育中的辅助课程无法充分体现出其重要作用，更无法要求学校关注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或者在教学中设置与国学教育等人文素质培养相关的课程。而且，社会不断发展，科学文化普及范围越来越广。从学生自身角度来讲，社会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2］，促使很多学生在学习中更注重自身实用技能培养，忽视对国学文化等人文素养的培养。由于技工教育更注重的是学生的实际操作技能及相关理论知识，而忽略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语文学科的教学地位变得可有可无，技工院校的语文教师苦于无法找到语文教学出路而心存懈怠，教学中满足于照本宣科，不求创新，使技工教育中的语文教学只选用实用性较强的应用文体，放弃对学生来说有帮助的国学文化，甚至对古代文学经典避而不谈，国学文化的传播受到严重阻碍。另外，现在学校使用的语文教材没能充分结合国学文化特点，国学文化教育在学校教学中找不到着陆点，人文素养培养无从谈起。
二、在技工院校语文教学中渗透人文素养的社会意义
诺贝尔奖对于所有科学工作者们来说都是梦之所向，然而作为奥运金牌的大户———中国，却始终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究其原因：该奖项评出的大师不仅要有高深的专业知识，还必须具有非凡的创造力和超群的睿智卓识。这一切均来自多年积淀的深厚文化素养，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可是“功夫在诗外”的训练。目前社会上存在“两难”现象，大学生“就业难”和企业“选材难”。技工院校培养学生多重视专业技能，忽视文化素养，毕业生进入企业后多数表现出不善于与人沟通相处、生活自理能力低下、社会公德与公益意识不够、缺乏高尚的生活目标的现象。这类现象折射出的更深层次原因归根结底属于人文素质缺失，人生价值、人生意义消极和冷漠。陶行知先生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做真人即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包括教养、性格、习惯的真正养成。国学经典文化可以帮助和引导学生养成社会主义人文观，不断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内化为青年学生相对稳定的良好品质，使其情感智慧得到提升。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将在很大程度上克服目前由于教育的太专门化造成的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改变各专门人才的“单向度”倾向，使技能人才既有科学素养，又富有人文精神，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健全人格。这样的高技能人才才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时代引领的“知行并重，德技双修”的技能大师。
三、如何在语文教学中渗透国学文化教育
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必备条件，在语文教学中渗透国学文化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在教学过程中对国学文化进行必要的多元渗透，将对学生的发展和树立学校形象都有一定帮助。国学文化的推行，使学生学习语文知识的同时既接受到了国学文化的熏陶，又巩固了语文学习成果，最终实现了语文教学提高学生文化素养、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及传统美德的目标。
（一）培养学生对国学文化的学习兴趣
技工院校的语文教学主要是对学生的文化素养进行培育，是偏重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进行的教育活动。这样的教学活动不受应试教育的限制，教师可以自主选择教学篇目和知识点学习。教师可以选择那些易于学生接受且容易引起兴趣的国学故事作为教学载体，也可以选择与国学文化联系较紧密的篇目营造轻松的课堂气氛，让学生受到启发，在快乐中学习文化。由于技工院校的语文教学对学生语文知识的掌握能力要求不高，教师主要期望学生通过语文学习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化产生的积极影响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在国学文化渗透过程中，要注意对国学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发掘那些能引起学生注意并对学生的三观有深远影响的内容，以此激发学生对国学文化的兴趣，达到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国学文化的目的。
（二）充实国学内容
事实证明，要发挥传统文化对青年人灵魂的引领作用，仅停留在对经典文化浅层的解读和理解是不够的，必须在教学中对国学文化的内涵和思想精华进行拓展和挖掘。通过鉴赏有进步意义的经典作品，升华学生对国学文化的认识，也可以在欣赏那些具有丰富情感的文学作品的同时，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和审美能力。不仅如此，国学作品的产生背景和作者的人生经历、情感经历都可能引起学生情感的共鸣，促使学生对国学文化的认识实现理性飞跃。由于现今语文教材中能充分体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学作品并不多［3］，使学生学习语文时对传统文化没有正确认识，文学作品鉴赏能力不高，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对国学文化内容进行适当扩展，让学生充分感受到经典文化折射出的丰富人文精神。传统文化对人的文化素养及情感塑造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本国学文化的同时，还可以适当选择国外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让学生受到中西方优秀文化的熏陶，提高素养。
（三）调整教学方式
虽然技工院校语文教学目标主要是提高学生的文学素质和综合素质，但在实际教学中，教师通常采用传统教学方式，仅对课本上的知识进行详细讲解，而对课本知识的内涵和外延不加以拓展，在学生中造成语文学习枯燥乏味的错误认识，学生在学习互动中处于被动地位，学习积极性很低，更不用谈进行国学文化教育。通常情况下国学文化教育过程更多的是素质教育过程，而现在技工院校中的语文学科的尴尬境地使教师们对语文学科的发展前景感到迷茫，加之应试教育模式的影响，直接导致语文教师探索适合技工院校的教学模式的主动性不够，语文学科对学生的人文情感影响作用不大，对学生来说晦涩难懂的古代文学经典著作的学习和感受就更难推行了。因此，教师采用何种教学方式直接影响学生对文化作品的理解和精髓的吸收。笔者认为，教师应转变自身角色，从心理上到角色都应完成由原来的主导课堂到引导学生掌握课堂的角色转变，让学生变被动学习为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让文化知识在课堂上真正活起来。通过转变教师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学习国学文化。还需要注意的是实际教学中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抓住学生的性格特点及学习特点因材施教，只有这样，才会使技工院校语文教学更好地渗透国学文化教育，才能发挥其引导学生积极向上、完善学生人格的作用。综上所述，国学文化对人的影响是重大的、深远的。国学文化教育主要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和发扬，将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精华融入现代教学过程中，提高青年人对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可度，增强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塑造自身灵魂，完善个体人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针对技工院校学生只钻专业技能、情感淡薄、综合素质不高的现状，在语文教学中适当进行国学传统经典文化教育，是对技能人才文化素养及综合素质的有效补充。因此，在技工院校的语文教学中渗透国学文化教育势在必行。
作者:何丽 单位:临安市技工学校
参考文献：
［1］管美凤.馨香一缕浸润心田———浅谈在语文教学中渗透国学教育［J］.中国校外教育，2012，14：54.
关键词: 杂文学;纯文学;大文学;“沉思翰藻”;“缘情绮靡”;文学传统
abstract: by making comparison between mixed literature, pure literature and large literature, a con- clusion was drawn that the traditional mixed literature in ancient china confused the boundary of literature and non -literature; and the main traits of pure literature divide literaturewith related images; large literature is indeed a combination and eclecticism between mixed literature and pure literature. deliberate composition and combination of form and content are two factors to constituent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tur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mixed literature; pure literature; large literature; deliberate composition; combination of form and content; literary tradition
一 要编写一部汇通古今的文学史,前提之一是对古今 演变中的“文学”范畴作一梳理和辨析,从中提炼出足以 贯通全局的质素来;不然的话,古代有古代的论述对象, 现代有现代的论述对象,一部历史总不免打成两截.
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传统中,并没有今天意义上 的“文学”观念;虽有“文学”一词,主要指学术文化①,迥 不同于今人心目中的文学创作。约略与今天的“文学” 概念相通的,是两汉以后的“文章”之说,它指的是以经、 史、子书以外的成篇章的文辞组合(汇集这类篇章的书 册因而称作文集,在图书分类上构成集部),同时也标志 着那种驾驭文辞以组合成篇章的写作能力(所以有时也 将经、史、子书的好文辞阑入),这就是跟今天所谓的文 学创作靠近了。但古代的文章毕竟包罗广泛,不仅有 诗、赋之类文学作品,亦有论、说、记、传等一般议论文和 记叙文,更有章、表、书、奏、碑、诔、箴、铭各类应用文章, 通常是不列入文学范围的。古人讲求文体辨析,对各体 文章的源流、体制、作法等均有所考述,偏偏不对文学文 本与非文学文本作出界定。六朝时期出现过“文笔”之 辨,那么一点要将美文同一般实用性文章区划开来的用 意,但多停留于“有韵”、“无韵”之别②,未能切中肯綮,且 在唐宋古文复兴后已不再受人关注。整个地说,古代的 文学传统实际上是在“文章”谱系的笼罩之下衍生和发 展起来的,从而导致今人以“杂文学”的称呼加诸其上, 用以标示古今文学内涵的差异.
“杂文学”一词显然是相对于“纯文学”而被创造出 来的。据此,则“纯文学”更体现了现代学者的立足点, 这跟西方近代文学观念的引进分不开。近代学术的一 大特点是学科分流,文、史、哲、政、经、教界限分明,不容 混淆。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既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 亦有别于各种非艺术功能的语言文本,于是成了“纯文 学”。拿这样一种至“纯”的观念为标尺来衡量古人集子 里的文章,自有许多格难合之处,所以嫌它“杂”,嫌它 不够“文学”。另一方面,西方的文学观念来自西方文学 创作经验的总结,未必全然切合中国的实际。比如说, 在西方传统中,叙事文学一向是大宗,于是形成了西方 人重视文学想象和虚构的职能,乃至主张通过艺术概括 以超越历史实然性的见解,就跟我们民族的传统大异其 趣。我国古代戏曲、小说的发展迟晚,抒情诗是主流,情 感的要素非常突出,想象和虚构则不占很重要的位置, 至于与诗并列的各种文类中,更大多缺乏想象、虚构的 成分。一味用西方观念来整合我国的文学事象,必然要 大量丢失其中的精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若 干种文学史著作,将叙述的内容局囿在诗歌、小说、戏曲 等纯文学样式上,对古代异常发达的散文和骈文传统视 而不见,便是显例。即使后来作了调整,在先秦两汉时 期收入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魏晋南北朝时期收入某些 骈文与骈赋,唐宋时期收入家古文,也远远不能反 映古代各体文章流别的完貌,可见“纯文学”观念对 我国文学史研究的拘限.
有鉴于此,便有了“大文学”的口号,“大”相对于 “小”而言,当是意在救正“纯文学”观的狭窄和和偏颇.
但是,“大文学”之“大”,其幅度又该如何掌握呢?考诸 史籍,“大文学”的提法实发端于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 一书,该书叙论部分将“文学”区分为广狭二义,狭义即 指西方的纯文学,广义囊括一切语言文字的文本在内.
谢著取广义,故名曰“大”,而其实际包涵的内容基本相 当于传统意义上的“文章”(吸收了小说、戏曲等俗文学 样式),“大文学”也就成了“杂文学”的别名。及至晚近 十多年来,“大文学”的呼唤重起,则往往具有另一层涵 义,乃是着眼于从更广阔的视野上来观照和讨论文学现 象。如傅璇琮主编的《大文学史观丛书》,主张“把文化 史、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引入文学史的研究,打通与文学 史相邻学科的间隔”[1]。赵明等主编的《先秦大文学史》 和《两汉大文学史》,强调由文化发生学的大背景上来考 察文学现象,以拓展文学研究的范围,提示文学文本中 的文化内蕴[2]。这种将文学研究提高到文化研究层面 上来的努力,跟当前西方学界倡扬的文化诗学的取向, 可说是不谋而合。当然,文化研究的落脚点是在深化文 学研究,而非消解文学研究(西方某些文化批评即有此 弊),所以“大文学”观的核心仍不能脱离对文学性能的 确切把握.
杂文学、纯文学、大文学,从以上三个递进演化的 文学观念中,可以引申出什么样的结论来呢?如果说, 杂文学体制的缺陷在于混淆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使 得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学科难于以建立,那么,纯文学 观的要害恰恰在于割裂文学与相关事象间的联系,致使 大量虽非文学作品却具有相当文学性的文本进不了文 学史家的眼界,从而大大削弱乃至扭曲了我国文学的传 统精神,造成残缺不全的文学历史景观。要在两难之间 寻求折中的大文学史观,除了取宏大的视野以提升文学 研究的历史、文化品位之外,还必须在文学文本与可能 进入文学史叙述的非文学文本间找到结合点,那就是通 常所说的“文学性”,因为只有这种性能才有可能将纯文 学与非纯文学绾接起来而又不致陷入“杂”的境地,它突 破了纯文学的封闭疆界和狭窄内涵,又能给自己树立起 虽开放却非漫无边际的研究范围,这才是“大文学”之所 以“大”的合理的归结点.
二 能否从我们的传统中提炼出足以构成中国文学的 “文学性”的那种质素来呢?我以为,历史上曾经有过这 样两种提法可供选择。一是“沉思翰藻”,再一便是“缘 情绮靡”,让我们分别加以探讨.
“沉思翰藻”一语,出自萧统《文选序》。作为现存最 早的文章总集,萧统在书的序言中着重说明了其选编的 原则,那就是选取经、史、子书以外的各类好文章,其着 眼点不在于“立意”、“记事”,乃在“以能文为本”。这个 原则显然是从文章学的角度提出来的。“能文”的具体 内涵是什么呢?萧统未加解说,而“沉思翰藻”即为最好 的注脚。“沉思”当指精心构思,“翰藻”谓注重文采,这 两点要求本来是针对史书中的赞论序述而发的,但不录 史篇而又选录其赞论序述,实际上意味着将这类文字当 作文章看待,于是“沉思翰藻”便成了区分史书与文章的 标记,也就是“能文”的进一步申说了。后世论者如阮 元,在其《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一文中,径以“沉思翰 藻”为萧统名“文”的依据,实非出于误读。当然,以“沉 思翰藻”界定文章的特质,亦非萧统独创。溯其远源,春 秋时代士大夫交往中讲求言辞的修饰,所谓“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3],即其肇始。汉以后文章勃兴,言辞的修饰 转为文字、篇幅的修饰,重视文采便成为文士的习性.
至陆机撰《文赋》,深究为文之用心,将文辞与运思结合 起来考虑,于是有“其运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的提 示,正是“沉思翰藻”的直接底本。由此看来,“沉思翰 藻”作为传统杂文学(即文章)的普遍性标志,是源远流 长且已成为人们的共识的.
然而,”沉思翰藻”之说仍有其不可克服的弱点在, 那就是偏重于文章的表现技巧,却忽略了构成”文学性” 的内质.文学作品之所以动人,不光要有美的形式,更需 要有足以打动人心的美质。而若缺少这种美质,内容空 虚浮泛,一味在”沉思翰藻”上下工夫,虽也能制作出一 些高文典册,毕竟嫌其苍白而无生命力。这就是古人集 子里的文章并不都具有真正的文学兴味的原因,也是传 统杂文学体制终难以卸脱一个“杂”字的缘由。再从另 一个角度看,“沉思翰藻”的提法又明晰地打上了文人雅 士的烙印,显示着雅文学的情趣,而对于那些出自天籁 的民间歌谣、故事,尚处在萌生状态中的笔记小品与野 史杂说,乃至停留于俗文学阶段的的小说、戏曲、讲唱 等,都显得不适用或不那么适用。因此,坚执“沉思翰 藻”为准则,一方面会阑入许多不具有内在生命力的膺 品,另一方面又会排斥那些虽够不上雅趣却不乏真趣的 艺术杰构,可见它只能成为杂文学的共同质性(即文章 之为文章的表征),尚不足以提炼、上升为合格的“文学 性”,以承担会通古今文学范畴的使命.
现在让我们转过来看“缘情绮靡”。首先要说明的 是,这个命题出现在陆机《文赋》中,仅仅作为诗这类文 体的独特性能而予指认,为什么要把它放置到“文学性” 这样一个大题目下来研讨呢?不错,“缘情绮靡”的原 初表述只限于诗体特征,但诗体特征同时便是诗性特 征,而由于我们的民族文化是一种诗性文化,诗在整个 文学传统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体现着诗性特征的 “缘情绮靡”说便也逐渐越出其原初的范围,进入了更广 阔的领域。明显的证据即在《文心雕龙》中的《情采》篇.
大家知道,《文心》一书论文是取最广义的“文”,各类文 章连同史传、诸子皆在讨论之列。《情采》所谈正是文章 的内质与外形问题,“情”标示其质,采显扬其形,“五情 发而为辞章”、“辩丽本于情性”则是说两者之间的本末 主从关系,这同“缘情绮靡”基本上是一回事,不过立足 点已从诗这一特殊文体转移到了文章的普遍质性上来.
稍后,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所下的断语:“文 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有同样的意思.
我们还看到,与这种泛化“缘情绮靡”说同时并存的,还 有一种着力突出其审美性能的倾向,代表人物便是萧 绎。在《金楼子·立言》中,他继承并发展了六朝“文笔” 的话题,称“不便为诗”、“善为章奏”的现象为“笔”,而将 “吟咏风谣,流连哀思”归属于“文”,更指出:“文者,唯须 绮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合,情灵摇荡。”其区分“文” “笔”的标准,虽仍带有“有韵”“无韵”的痕迹,而重心似 已转到文章适用功能与审美功能的差别,尤其是“情灵 摇荡”、“绮纷披”诸语,实即“缘情绮靡”的进一步发 挥。据此,则萧绎在拓展“缘情绮靡”说的应用范围的同 时,更注重于深化其审美内涵,而经此一来,“缘情绮靡” 作为传统杂文学体制中的“文学性”的表征意义便愈形 凸显了.
其次,关于“缘情绮靡”说的确切涵义,亦有稍加检 讨的必要,因为后世争议甚多,毁誉失实不在少数。依 我之见,“诗缘情”命题的提出,并不具有直接否定和取 代“诗言志”传统的用意,更谈不上倡导文学,但在 整个六朝文学个性化、唯美化风气的影响下,“缘情”的 极度发展,确有可能导向“发乎情,而不必其止乎礼 义”[4],这从萧绎的“流连哀思”、“情灵摇荡”以联系萧纲 的“文章且须放荡”之说[5],似可得到印证。不过在陆机 的本义,只是平实地表达诗歌的内在生命基于人的感情 这一判断,它开启了中国诗学的新传统,当是后来的事.
再说“绮靡”一词,也并非如后人所解为专指浮藻华辞甚 或丽文风。“绮靡”的提法直承自曹丕《典论·论文》中 的“诗赋欲丽”,无非讲诗歌语言要优美动人,李善释作 “精妙之言”[6],能得其实。由此看来,诗要“缘情”,要 “绮靡”,在当时都不是什么惊人之谈,亦非陆机新创,而 陆机的贡献则在于将“缘情绮靡”连成了一体,由诗歌的 内在生命推导出其外在形式上的文采焕发,换言之,将 文采视为生命本根的自然显现,这就给古代文学传统的 诗性特征和审美性能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概括,其意义十 分深远.
这里不妨将前引“沉思翰藻”之说拿来作一比较.
两个命题中,“翰藻”与“绮靡”的含义大体相当,都是指 文辞优美,看来这是古代文章的普遍质性,是“能文”的 重要表现。不同之处在于,在前一个命题中,“翰藻”是 跟精心构思相联的,而精心构思和讲求文采又都属于 “能文”范围,也就是表现技艺上的事,不涉及作品的审 美内质,所以用来揭示文学的审美性能便不够全面。至 于“缘情绮靡”一说,正如上面的分析,是将文学的内在 生命与外在形体结合起来,其体现作品的审美性能便更 为周全。由此引出的一个推论是,“沉思翰藻”有可能适 应古代整个的杂文学谱系(因其本身是从文章学角度总 结出来的),而“缘情绮靡”则更多地偏向于美文的传统 (故萧绎用以界分“文”“笔”)。但也正因为此,后者或许 更宜于用作杂文学体制中的“文学性”标志,它不仅能将 杂文学中的文学文本(美文)与非文学文本(实用性文 章)区划开来,而亦能用以探究和测定各类非文学文本 (包括经、史、子书)中可能蕴含着的“文学性”成分(即审 美因素),这就给大文学史的编写创设了必要的前提.
然则,“缘情绮靡”或者“情采”之说,究竟能否起到 会通古今文学范畴的作用呢?我以为是可能的。前面 说过,近代文学观念起于西方,西方的文学传统与我们 有异,故西方的文学观念也不能简单拿来套用。“五四” 前后的学者如周作人,在1908年5月于《河南》杂志上发 表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 一文中,据英国评论家亨特的见解,将文学的构成要素 归纳为思想、意象、感情、风味诸方面,并要求做到“裁铸 高义”、“阐释人情”、“发扬神思”和“普及凡众”。罗家伦 1919年2月发表于《新潮》第1卷第2号上的《什么是文 学———文学的界说》,则将文学定义为“人生的表现和批 评,从最好的思想里写下来的,有想象,有情感,有体裁, 有合于艺术的组织”。这些说法对于更新国人的文学观 念,推动文学创作的现代化,无疑是有好处的,但并不全 然合我们的民族传统。三十年代里刘经庵据以编撰其 《中国纯文学史纲》,公开宣称“除诗歌,词,曲,小说外, 其余概付阙如”[7],正是用的这把“西洋宝刀”,一下子砍 去了古代文学版图中的半壁江山。不过话说回来,古今 文学观念也并非全无沟通,一些现代学者的现代眼光里 仍有暗合古人之处。如在《什么是文学———答钱玄 同》一文中说到:“语言文学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 达意达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学。”[8]拿情意表达的 “好”和“妙”来解释文学,跟“缘情绮靡”说所寓有的以精 妙之辞抒述情怀,意思不是很相近吗?不光是,不 少文学家和文学史家在谈论文学时,都特别重视其中的 情感因素与美的表现,可见用“情”“采”二端来概括“文 学性”,还是有最大的普遍效应的,当然,这所谓“情”,决 非脱离思想的情感,而应是渗透着人生智慧的情意,是 一种真切的生命体验和经艺术升华后的审美体验;所谓 “采”,也不限于“翰藻”、“绮靡”之类的古典式样,更重要 的,是指传达情意的巧妙而合适的艺术手段,以及由此 而造成的具有动人力量的文学形态。经过这样的理解, 传统的“缘情绮靡”说当可获得其新的时代内涵,不仅能 用以会通古今文学,甚且好拿来同西方文论中的某些观 念(如苏珊·朗格的“情感符号”说)开展对话与交流,而 大文学史之“大”,便也会在这古今中外不同文学体制、 精神的碰撞和融会中逐渐生成.
注释: ① 按文学之名,始见于《论语·先进》中的“文学:子游、 子夏”,刑《论语疏》释“文学”为“文章博学”,并不 确切。二人不以“文章”著称,孔门传授中亦无“文 章”之目。“博学”庶几近之,但非一般意义上的博 闻强记,乃特指文化典籍与文化思想的承传,近于 后人所谓的“学统”。两汉时期称“文学”亦复如此.
至刘宋立“文学”一科,始有文章之学的含义,但也 不同于近世的文学创作.
② 据《文心雕龙·总术》所云,“无韵者笔”、“有韵者文” 乃当时常言,不过所谓的“韵”不光指押韵,还包括 声律、对偶等因素在内,故“文笔”之辨实际反映出 骈体文章兴起后的骈散之争,并不能等同于纯文学 与杂文学的区分.
参考文献: [1] 大文学史观丛书(总序)[m].现代出版社,1990.
[2] 先秦大文学史·导论·后记[m].长春:吉林大学出 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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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纪昀.云林诗钞序[a].纪文达公遗集(卷九)[o].
清嘉庆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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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三国演义》成书话本小说，章回体小说
引言
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文体”概念可包涵这几个层次：一是体裁与体制，[1]古人认为“文章以体制为先”，[2]“凡为古文辞者，必先识古人大体，而文辞工拙又其次焉”。[3]古人所说的“体制”，指每一种体裁都应有其特定的文体规范：“夫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4]二是语体与语式，指各种文体有其特定的语言特征与话语体系。曹丕《典论?论文》云：“夫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名诛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这里的“体”便是指不同文体的语言特征。三是风格与体貌，可分为文体风格、作家风格、时代风格等类别。陆机《文赋》云：“体有万殊，物无一量”，这个“体”便是不同的文体风格。在西方文论中，“文体”概念却有着与中国传统文论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古希腊的“文体”主要指文本的语体特征《三国演义》成书话本小说，西方现代文体学的文体概念与古希腊一脉相承，主要探讨作者在文本中表情达意的种种语言手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分析作者运用语言的特征。在西方文论中，与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体”相对应的是“文类”、“风格”概念。在中国现当代文论中，“文体”一词还具有与上述三义有别的“第四义”，指作品篇章体制、艺术结构、表现手法、语言运用等诸形式要素的综合体。它是与作品的题材、主题等内容要素相对应的文艺学概念，主要回答文本如何构成、内容怎样得以表现的问题。本文的“文体”概念基本采用现当代文论中的“形式诸要素综合体”之义。
《三国演义》的成书是广泛吸取民间传闻、说唱故事、戏曲题材以及史传内容的成果。在数百年的版本演变过程中，经过不同创作者的改订，其文体演变的轨迹清晰可循。从文体学的角度考察它成书过程出现的体式及其具体生成过程中主体精神结构的演变，将会促进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三国演义》的创作意蕴。
一、 脱胎于话本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在二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许多在篇章体制、结构布局、叙事方式、语言运用等方面各具特色的文体类型，总体上呈现出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四种文体类型之间虽有一定的传承性，但由于它们的渊源、历史发展过程不同，古人对各文体类型分别持有不同的文体观念和认识，四种文体类型本身形成了各自相对独立的文体特性和发展演变轨迹。
话本小说出现于 “说话”技艺发展成熟、定型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相对固定的体制轨范在市井间流行，其话本才成为一种社会普遍接受的、定型的通俗文学读物样式，也就进一步成为一种书面文学文体形式。鲁迅先生曾经指出，宋元话本的出现“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宋代话本小说与长期以文言文为语言的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完全不同，它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将白话作为小说的语言进行创作，这是一个突出的进步。“说话”艺术高度成熟，它偏离了以“雅正”为旨归的诗文创作传统，内容倾向于世俗化。
《三国演义》成书在话本小说中的孕育。三国故事早就广为传诵，民间的心理积淀极为深厚。从唐代开始，三国故事就已经于民间流传。唐段成式《酉阳杂姐》、李商隐《骄儿诗》都曾提及三国故事，宋苏轼《志林》有民间讲说三国故事的记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云“霍四究，说《三分》”，罗烨《醉翁谈录》亦云“史书讲晋、宋、齐、梁。《三国志》诸葛亮雄才”，三国故事在宋代己经成了专业说书人的专门题材。
三国故事既然已经成为说书人的科目，叙述三国故事的话本小说《全相三国志平话》便应运而生。《全相三国志平话》是元至治年间新安虞氏的刊本，虽然“词不达意，粗具梗概而已”，但是它上图下文的格式表明，这本书并不是说话人口头说书的简单记录，而是专供市井百姓所传阅的书面读物。
二、成长于章回体小说
小说分“回”是章回小说发展到成熟时期的表征，小说研究者意识到回目的设置安排已成了章回体小说区别于其他小说体裁的标志之一。曼殊强调“凡著小说者《三国演义》成书话本小说，于作回目时，不宜草率。回目之工拙，于全书之价值，与读者之感情，最有关系。”[5]以“章回”冠名小说更是近百年以来约定俗成的说法。一部章回小说至少必须具备这么几个特征：篇幅较为长大，行文上有分回的表现，有能概括各叙事单元内容的回目；至少有一条贯串到底的情节主线，不管小说中人物、事件的数量几何，其情节是连贯统一的；语言通俗晓畅，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以书面语为主体，并非口头说书的文字记录，但又多少保留了口头说书的痕迹。元末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的问世宣告章回体小说的产生，明末清初“四大奇书”文人评点本的出现则标志着章回小说文体的成熟。
1. 向章回体小说转变
罗贯中在《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据正史、采小说”编撰而成《三国志通俗演义》，《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结构体例受《全相三国志平话》影响非常深刻，《三国志通俗演义》分十卷二百四十则，每则有一小标题，如“虎牢关三战吕布”、“云长策马刺颜良”、“刘玄德三顾茅庐”等，回目的设置相对而言整齐统一，作者有意形成整体的形式美感，每个回目都是七言单句，能够较好地概括该节故事的内容。卷首有一首从“一从混浊分天地”叙至“万古流传三国志”的历代歌，各卷前均标明本卷叙事时间的起讫年限。开头无套语，少见后来章回小说常用的“却说”、“话说”之类引头语词，结尾多以简短的问句结束，较为随意，如“怎么取胜”、“性命如何”、“此人是谁”、“毕竟是谁”之类，这些特征都接近《全相三国志平话》。
蒋大器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撇开“士君子”鄙薄市井文学的偏见，确实道出了平话的根本缺陷。正是在惋惜《三国志平话》未将题材开掘好的心理支配下，罗贯中创作了《三国志演义》。
2. 文体上的改造
《三国志演义》对《全相三国志平话》的改造在文体上的表现主要有三点：
（1）扩大增饰《平话》中已有的故事情节，《平话》叙事简单，人物形象的刻画多为粗线条式的勾勒，对语言、动作、场面的描述不够细腻、深入，这些特点在《演义》中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描写细腻详尽《三国演义》成书话本小说，文采飞扬，故事情节曲折动人而人物形象也更加丰满。
（2）是语言由理俗趋向文雅。文人学士的审美趣味又决定了对“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的理俗口语，“士君子多厌之”，必然提升语言的文化品位，由原来的“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转变为“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小说的文人化得以加强。要实现历史的通俗化，“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小说语言自然不能过于深奥。
（3）删节了《平话》的一些故事，或嫌其情节繁琐，或嫌其与史无征，或嫌其不利于人物形象的刻画，增加了不少史实，如孙策大战太史慈、孔明遗计救刘琦等，以及奏折诏表等历史文献与诗词歌赋。减弱了民间野史传闻的色彩，加强了小说叙事的真实性，“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朝历史的通俗化叙述靠近。历史文献的大量引用，极大地增强了小说叙事的历史感与真实性，给《三国志通俗演义》带来了“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的赞誉。
康熙十八年，醉阱堂刊刻了毛伦、毛宗岗父子评点的《四大奇书第一种》，即后来坊间通行的《第一才子书三国志演义》。毛氏父子对《三国演义》的评改，彻底完成了《三国演义》的版本演变历程并最终确立了历史演义的文体规范。
随着章回小说文体形式的成熟定型，回目的功能也超越了单纯的概括故事情节，还要给读者带来赏心悦目的形式美感，如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三则回目“虎牢关三战吕布”、“云长策马刺颜良”、“刘玄德三顾茅庐”，在毛宗岗评本《三国演义》中己演变为“发矫诏诸镇应曹公，破关兵三英战吕布”、“屯土山关公约三事，救白马曹操解重围”、“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三顾草庐”，形式己为七言联句，对仗工整，涵义丰富，比《三国志通俗演义》进步了许多。毛评本《三国演义》不但是《三国演义》诸多版本中最完善的章回体格式《三国演义》成书话本小说，而且是众多历史演义中文体最为成熟的。毛评本出“而一切旧本乃不复行”，成为《三国演义》在民间最通行的版本。
结语
《三国演义》的问世标志着章回小说文体的产生，完成了从作为口头讲唱文学的话本向作为案头之作的章回小说的蜕变，初步确立了章回小说文体的规范并成为后世小说模仿的对象。《三国演义》在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对明清小说的创作极具诱惑力，引发了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热潮。据江苏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组织编写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所载，现存（包括残存）的章回小说计938种，其中演义类现存完整的作品60余种。《三国演义》开辟了历史演义小说创作的新道路，为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注释]
[1]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M] 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一38页。
[2]倪思语.转引自(明)吴纳《文章辨体序说?诸孺总论作文法》[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4页。
[3]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内篇五“古文十弊”，叶瑛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1页。
[4]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文体明辨序》，罗根泽校点[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77页。
[5].曼殊.《小说丛话》，参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小说理论资料》，第69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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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5、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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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章回小说考证》[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课程
【中图分类号】G623.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4-0054-02
1.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
汉语言文学专业很难和一些实用性较强的专业，如工程、建筑、医学、会计等一样获得准确的职业定位，更是很难直接和应用型人才挂钩。它作为传统 的人文学科，是体现人文精神的最直接的载体，担当着传承与提升全民语言与文化素质的重任。其主干内容是中外的优秀文学文化遗产，而核心内容则是对人类生存 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对自身、他人、集体、民族、国家，乃至对人类的一种认识与社会责任感。
为此，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在于：所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从事人的工作的，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学不体现在应用性，而是体现在对社会观 念与精神取向的影响上；不注意直接创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而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社会效益等。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当前就业压力的增大，教学实用主 义成为了教学的主要目标，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而言，也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之上，积极和社会接轨。
2.用实用性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中国大学生就业》杂志给出该专业的就业方向为教师、各类编辑职务、文秘、文案策划人员等。但事实上，该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岗位大多集中在政府 机关、教育科研、新闻出版、企业公司等单位，还有少数人涉足律师、房地产、金融外贸等新兴行业。由此可见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较宽的职业适应性，但同时，由 于相关行业存在文秘、新闻、广告、公共管理专业的毕业生，造成了对他们较大的冲击力。从现实意义来看，从实用性的角度指导教学应注意：
2.1 优化课程，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包含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有必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对课程进行优化：精简课程内 容，每门课都要根据对本领域最新知识结构的分析来设计教学内容，强化核心内容；优化课程结构，按照学科发展的当下高度来考虑学科基础，设计课程内容体系；整合各课程之间的内容，避免内容交叉重复，如写作学和文学概论中的文体学知识。
2.2 强化课程应用性，提高学生本专业的应用能力；以就业的观点指导教学改革，就必须讲求专业的实用性，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社会上立足。结合该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核心 竞争力，即现代"读"、"写"、"说"这三个方面的能力，必须加以强化。该专业的实用性教学应体现在五个方面：古今各种文体的阅读能力，现代各类文体的写 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语文教学能力，信息调研能力等。学校和教师必须精心设置课程体系，安排教学内容，形成本专业课程的应用模块，通过系统的应用技能课 程的设置，以保证学生在学校能够提高这五个方面的能力，获得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应用能力，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
3.用创新的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语文教育教学能力的强化和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几个人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的。基于此，我们应精心设计和 组织从而营造良好的氛围，形成巨大的教育合力，自觉主动强化学生的语文教育能力训练。创新包括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思维创新等。本文强调：
3.1 突破专业限制，进行教学内容创新；该专业的学生就业范围较广，但往往不精，竞争力上不如其他专业学生。鉴于该专业的特殊性，教学过程中不必过分拘泥于语言与文学本身，而可以结 合汉语言文学的历史发展与就业现状，对学生进行相关职业技能的培养。事实上很多新专业如新闻、广告、文秘，甚至公共管理基本上都是从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发 展而来的。因此，在保证专业根基扎实的前提下，应打破人为设定的专业界限，以便更大限度地发挥汉语言文学的专业优势。如教育与教学、新闻传播、文秘与公 关、社区文化管理、广告文案等等都可以设计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模块，学生通过这些模块的学习获得动手能力和从业能力。
3.2 重视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本身要求学生具备丰厚的东方文化底蕴。该专业有极强的文化特征，其教学直接影响学生对汉语的感情，对东方文化的亲合及从中汲取创新精神动力，并影响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因此汉语言教学中必须重视对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
3.2.1 教师应有强烈的创新教育意识，思想上要勇于开拓，力求提出独特的、新的教育活动思路，行为上善于探索，潜心实验，不断总结和不断进取。 在教学中不能满足做文化的传声筒，要适当的通过文化评论等多种方式激发学生的思维，并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思考，如博客，新媒体等多种文化传播方式都可以成 为学生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