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3 16:58:2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古代文学文化常识，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鲁迅先生曾在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指出“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鉴赏”，“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①。这句话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和传播也是适用的。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个部分，深刻而生动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其在现代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当前国学热虽然持续升温，但是古代文学受众范围比较有限，多数时候还是被束之高阁，这是影响其繁荣发展及文化建设功能发挥的最大绊脚石。近年来有些学者开始关注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问题及学术普及工作，这些只是古代文学大众化问题上的一部分，对整个古代文学的大众化问题关注者甚少，存在缺失。因此，大众化问题应该是古代文学教研的出发点和目的地所在。
古代文学虽然离我们时代久本文由收集整理远，但并不意味着它就应该是枯燥无味、曲高和寡的。很多时候，只要用心挖掘、品味，它就像一座古墓，充满了玄机和珍宝。研究成果就是其中的玄机和珍宝，它不是每个普通大众都能挖掘到的，但研究者能挖掘到。因此，本文所谈的古代文学的大众化，不是让每个人都成为学者，而是进行学术普及工作，使古代文化在大众文化中占一席之地，雅俗共赏。这并不是要降低标准，一味迎合大众低俗需求，而是通过古代文学的研究、传承、传播使大众文化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提高大众文化品味。
一、表面的热火朝天与深层曲高和寡的落差
当前国学热持续升温，古代文学呈现出了繁荣的一面：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开设国学启蒙课程，很多大学设立了国学班或国学研究院，北大、清华、复旦、人大等高校也曾纷纷开办国学班，全国几乎所有高等学校都开设了“大学语文”的必修课或选修课，众多“大学语文”课本中古代文学内容几乎都占绝对优势；古代文学教研和科研文章日增、研究角度、方法日益翻新，几乎到了“四海无良田的境地”②；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下问题，如俞香顺在《中国荷花审美文化研究》中提到“从文学与文化角度研究中国花卉也体现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开放意识和当代意识”，“其研究的原动力或者说是归宿点都是为了提升当前博兴的‘花卉热’内涵，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品位，从习焉不察的花卉中去了解中华民族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从而增强爱国信念和民族自信心”③。一些古代文学及文化研究者也由象牙塔默默无闻的教授走向公众成为学术明星，引起了学界和普通大众对于学术大众化、学者偶像化的纷争。电视、广播、报刊等大众传媒大量开设古代文学与文化讲座或讨论版块，受到大众的广泛欢迎和积极参与，如百家讲坛。各种形式的解读经典、改写经典成为时尚，解读、改写经典的图书也尤为畅销，如《人生若只如初见》自上市伊始，便进入卓越网图书排行榜前十名，《于丹〈论语〉心得》签售会后一个月内销量突破一百万册。很多优秀古代文学作品被拍摄成影视剧（如电影《孔子》《赵氏孤儿》等）且收视率一路攀升。以上使我们欣喜地看到社会大众对了解古代文学的热情十分高涨，古代文化经典也在逐渐走向人民大众。
但审视一下当前大众的阅读现状，中国古代文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据调查，“读过四大名著的大学生仅为5%，即便在中文专业的大学生里，这个比例也少得可怜”④，更别说在普通大众中的比例了。研究文章的读者更少，主要局限在学术圈内。书店里多数古代文学类书籍问津者甚少。如果大众了解古代文学多数靠讲座、影视剧、课堂讲授，缺少主动的原汁原味的文本阅读、品读，大众无疑只会徘徊在古代文学和文化的边缘，难以抵达精髓。目前媒体对古代文学的传播、包装、炒作明显存在偏差，受众也经常是一笑而过，并没有对精神起多大影响。大学语文课程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尴尬局面⑤，古代文学课程也好不了多少。文本阅读不足容易使其走向低俗化和物质化，是影响古代文学传播质量的关键，成为国学热的硬伤。这注定目前的国学热只能是表面上的、隔靴搔痒式的。这些与当前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和人民大众物质化、功利化的生活态度，以及科技的发展，文化信息传播渠道的日益增多，书籍、报刊、电视、广播、电子网络等传媒手段令人应接不暇，文化消费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有关。与古代文学自身先天阅读障碍（社会文化背景、字音、词义等）有关。与学术界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存在、学术抄袭剽窃和模仿翻新等问题比较严重，学术文章的论述空洞、乏味，真正创新性、价值高、实用性强的研究成果少有关。可见，当前古代文学的大众化主要停留在表层，普通大众与真实的古代文学还有很厚的隔膜，大众对很多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知之甚少，或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者存在一定的误差、偏差，难以抵达精髓。
二、里应外合，推进古代文学走向大众、大众走进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的大众化道路涉及面广且漫长。王长华、杜志勇提出：古代文学研究成果由研究者到普通受众一般要经历一个较长过程。从产生成果——同行专家学者认同——众多学者结合自身体会广播于众——渗透到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化形式。⑥在此过程中以下方面值得注意：
1.整个传播过程都要注重实用性、通俗性、人文性和审美性，不断提升自身吸引力
首先，要注重挖掘古代文学的当下意义。所谓当下意义是指现代意义、实用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同样要考虑当下实际意义。古代文学的意义和内涵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流派依据主观意志所规定的，而是结合具体的时代精神，不断注入新解。”⑦詹福瑞同时强调古代文学研究必须关注现实人生，“现实人生永远是文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⑧。那么古代文学中有没有对今天依然特别有价值的东西呢？赵逵夫的《继承优秀文学遗产弘扬伟大民族精神》、李文英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意义阐释》等文章中有详细阐述。具体归纳如下：一是能为现代社会所倡导的社会准则、道德风尚、文化热点等追宗溯源，丰富发展其内涵；二是中国文学重人伦、重礼仪、讲“家国同构”“天人合一”以及其突出的抒情特色可以增进父子、夫妻、兄
弟、师徒、朋友等关系，是现代社会医治人情冷漠的一剂温补的汤药，如《论语》对于今人处理人际关系、人生价值观架构就有重要启发；三是大量描写自然，体现作者对生活环境深切关注，对大自然热爱的诗歌与散文不管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特征，是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破坏严重矛盾的一种呼救；四是大量表现作者闲情逸致、坦荡胸襟的作品，可以涤荡现代人浮躁不安的心灵，成为现代人舒缓压力、心灵安宁的一副安神剂。五是学习中国古代文学是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可以使人端视自我心智，是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品位，提高人生修养的一种途径。作为学者或教师能够深刻认识、挖掘古代文学的当代现实意义，推进古代文学与现代社会生活结合，这样古代文学作品在每代人心中是常新的，在每个研究者笔下也是常新的，对每个读者也都是有吸引力、有实际意义的。
其次，无论是教研还是科研都需要注入人文关怀和审美体验，从而在提高人生境界、丰富情感上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古代文学本不应该是枯燥、难懂，甚至曲高和寡的，因为文学本身就是需要心灵沟通、情感体验与人生感悟。古代文学有时候就是一座古墓或曾经无比繁荣的古城，教学和研究的过程就是在探索、解密，研究者和教师需要在如何抓住观众好奇心理、如何倾注情感上下功夫。很多当代学者会有这样的共鸣，以前的很多研究者（如叶嘉莹、顾随等），都是带着浓厚的学术情感、文化情感开展教学和研究的，而今天还有多少学者带着浓烈的情感进行教学和研究并体现这种情感和担当的呢？有了情感，古代文学就有了血和肉，就是活生生的了，就是通俗而不低俗的了。通俗的背后往往需要有研究者艰辛而高深的学术支持。所以，在古代文学的传播过程中如何通俗的同时又不低俗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可以多编著一些通俗的古代文学知识读物，多写一些普及性文章，新编选一些适合当下的总集、别集，使古文底子、社会文化背景隔阂不再成为读者阅读的障碍。文学研究者应该担负起将深奥难懂的经典通俗化、生动化的重任。20世纪80年代，古代文学各领域里著名学者撰写了一套普及古代文学知识的读物——《中国古代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叶嘉莹先生也曾萌生过普及古代诗词的愿望并身体力行，2007年中华书局和北京出版社推出了根据她上课或演讲而整理的录音稿，主要是面向社会大众的普及读本，包括《唐宋词十七讲》等。2013年首届“诗词中国”传统诗词创作大赛上中华书局出版了《诗词写作常识》《诗词格律》《怎样赏
诗》等“诗词中国”普及读物。这些书籍对于普及古代文学知识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总体量少，宣传力度不够，受众范围有限。我们至今背诵的经典唐诗依然沿用清人孙洙辑选的《唐诗三百首》，两百多年过去了，它是否还适合当下的审美需要值得质疑。结合当下编选新的《唐诗三百首》及其他总集、别集也是极有必要的。学术普及意识在整个社会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部分学者也不屑为此事。所以，学者们躬下身来，有意识的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喜欢的语言多编写一些古代文学通俗读物、结合时展多编选一些集子是非常有意义的。
2.从受众方面看，要培养与引导并重，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一方面要“培养成熟的受众群体”⑨。受众文化和文学选择能力高低直接影响古代文学传播质量。历史上的文学大众化，繁荣了文学发展的同时也隐藏了对文学发展带来的致命伤害，主要表现在降低文学审美水平和质量上。为避免或缩小这种伤害，培养高素质的受众群体，加大对大众阅读的引导尤为重要。学校教育应该更加重视文言文阅读训练和古代优秀文学作品的学习，承担起培养成熟受众的重任。研究者或教育部门可以有意识的做些阅读引导工作。1997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举办了读书文化节活动，主要目的是倡导读书风气、指导读书门径，由此产生了季羡林、张岱年等国内54位著名学者联合推荐的《人文经典应读选读书目》。可是十余年过去了，这样有力的引导工作我们却没有继续做好。各个层面有意识的进行传统文化、古代文学的宣传也很有必要，如在各种宣传品上印古代诗词名句、经典名篇名句，在城市街道旁印刷图文并茂的古代文学名篇。
3.充分利用现代媒体，使古代文学走出学术圈，走向社会大众
现代网络、传媒高速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尽管目前其对古代文学的影响远不如其他领域深刻，偶尔还有些负面影响，但是在古代文学大众化的道路上我们不能无视或回避。在评议百家讲坛时有人说“高雅文化与现代媒体联姻，便找到了一种覆盖面最广和受众人数最多的现代传播的载体”。古代文学文本及其研究中的艰难晦涩往往为广泛传播带来困难，而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中受众面最广，观众平均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大众化传播媒介，恰可以弥补文字传播的不足。电视、电脑等媒介集图像、声音、文字等多种艺术手段为一体，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能把高雅文化中用语言塑造的间接形象转换为直观的视觉形象，能用通俗生动的方式消除文字那种需要通过接受教育才能理解的间接性，使观众容易接受，因而能扩大传播的广度。在这样一种现实趋势下，以高雅文化为内核的经典文学文化借助现代传媒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也就实现了高雅文化的大众传播。在网络化的今天，如何扩大古代文学与现代媒体的结合度值得思索。
吟诵、歌唱、说唱、讲唱、演唱等是古代文学较为常见的传播方式，对当前的传播依然有现实意义，《一剪梅》《虞美人》《雨霖铃》等被谱成曲后，其传唱之广泛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唱的程度，通过传唱大众既娱乐了身心，又获得了古诗词意蕴美之熏陶。今天，我们也不妨借鉴历史，重新为诗词谱曲，以古代小说等文学作品为基础编写剧本、歌词。
一、文言断句
文言断句设置一道题，考查的方式是用斜线断开，不要求加标点符号，试题的难度不算大。文言文断句，首先要把文段先通读几遍，以便对文段内容有整体的感知，把能断开的先断开，然后逐步缩小范围，再集中精力分析难断的句子，根据语境，作出准确的判断。下面结合江苏近三年高考试题，谈谈具体方法。
（一）通读文段，理清文意
拿到文段，首先要通读，认真钻研，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然后根据文段的内容，分析出文段的层次，把有把握的地方先断开来。
例如2009年高考江苏卷第19题：
用斜线(／)给下面文言文中的画线部分断句。(限6处)(6分)
观足下所为文百余篇实先意气而后辞句慕古而尚仁义者苟为之不已资以学问则古作者不为难到古者其身不遇于世，寄志于言，求言遇于后世也。自两汉以来，富贵者千百，自今观之，声势光明，孰若马迁、相如、贾谊、刘向、扬雄之徒，斯人也岂求知于当世哉。
(选自杜牧《答庄充书》，有删节)
经过通读，我们就能了解文意。文段首先写的是阅读了庄充所写的一百多篇文章，接下来写了阅读文章的感受并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据此能够很容易地判断出第一句，后两句阅读感受是用了两个“而”字分别连接的并列结构，而下面的“苟”、“则”字一般放在句首，这样可以初步断开，然后再精心阅读，就可以准确判断。
参考答案：观足下所为文百余篇／实先意气而后辞句／慕古而尚仁义者／苟为之不已／资以学问／则古作者不为难到／古者其身不遇于世
（二）抓住标志，找准句式
阅读中，首先标出文段中的名词和代词，如人名、地名、官名、族名、器物名、动物名、植物名、时间等等，因为名词一般为文章陈述、描写、说明或议论的对象，名词或代词一般用作句子的主语或宾语，在它们的前后往往是要断开的地方；其次要找出语段中的虚词，特别是句首和句末语气词，这些词往往也是断句的标志；再次要掌握一些对偶、排比和特殊句式，熟悉常见的固定结构。
例如2010年高考江苏卷第19题：
用斜线“／”给下面画线的文言文断句。（限6处）（6分）
欧阳修尝慨《七略》四部，目存书亡，以谓其人之不幸，盖伤文章之不足恃也……然读《史》《汉》之书，而察徐广、裴驷、服虔、应劭诸家之注释，其间不得迁固之意者，十常四五焉。以专门之攻习犹未达古人之精微况泛览所及爱憎由己耶夫不传者有部目空存之慨其传者，又有推求失旨之病，与爱憎不齐之数。
（节选自《文史通义》）
在阅读中，我们发第一句较容易判断，又发了一些虚词，“犹”、“况”一般放在句首，“耶”“者”一般放在句末，而“夫不传者”与“其传者”构成了对应，在此基础上再精心阅读，细细推敲，不难得出答案。
参考答案：以专门之攻习／犹未达古人之精微／况泛览所及／爱憎由己耶／夫不传者／有部目空存之慨／其传者
（三）结合语法，落实关键
文言文也是讲究语法的，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语法知识，对文言语段的句子进行语法分析，根据语法确定该如何断句。文段中有些词语是属前还是属后，有时难以断定，而当运用语法知识划定主、谓、宾时，这些问题就变得容易解决。
如2008年江苏卷第21题：
用斜线（／）给下面的文言文断句（限6处）。（6分）
班固论司马迁为《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弊也予按此正是迁之微意。
（选自沈括《梦溪笔谈》，有删节）
首先可以找出三个“……则……而……”的相似句式，这样中间的几句已经断开，前面“是非颇谬于圣人”可以单独成句。再看后面，根据语法，“此其弊也”、“此正是迁之微意”、“予按”都可以单独成句。
参考答案：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弊也／予按／此正是迁之微意
（四）反复诵读，详加检验
语段断好后，还需反复诵读，综合运用多种断句方法，根据文言文断句的基本要求，结合文段意思，检验断句是否正确合理。
在掌握了方法的基础上，平时还需要加强积累，要以课本为本，掌握实词、虚词、句法、句式等，培养扎实的文言功底，并熟读一些典范的文言文，培养语感。此外，就像古人说的“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还需要适当做一些专题练习。这样，断句的能力自然会不断提高。
二、简答题
古文阅读简答题设置两小题，考查同学们对文段相关内容的理解和相关知识的掌握，侧重于考查与语段内容相关的古代文学、文化常识和对文段内容的理解把握。根据这一规律，同学们在备考时应注意：
（一）积累掌握文学、文化常识
例如2010年高考江苏卷第20、21题：
20．“四部”是我国古代图书的分类名称，通常指哪四类?（2分）
参考答案：经、史、子、集。
21．《文史通义》作者是清代的哪位学者?（2分）
参考答案：章学诚(章实斋)。
又如2009年高考江苏卷第21题：
文中所举的汉代作家中，哪一位是《说苑》《新序》的作者?（1分）
参考答案：刘向。
这三道题考查的都是文学文化常识，只需对相应的常识有一定的了解，自然不难答出。
（二）全面把握文段，准确筛选
例如2009年高考江苏卷第20题：
20．从画线部分找出三个词，说明杜牧认为好文章所必须具备的要素。(3分)
结合整个语段内容，通过对画线句“观足下所为文百余篇/实先意气而后辞句/慕古而尚仁义者/苟为之不已/资以学问”的分析，从中不难找出句子中表好文章的三个要素的词语，即“意气，辞句，学问”。
（三）提取关键信息，准确作答
例如2008年江苏高考第22、23题：
22．“黄老”和“六经”分别指先秦时期的哪两个学派？（2分）
参考答案：道家学派 儒家学派
23．写出这段文字提到的《史记》中的两个篇名。（2分）
参考答案：游侠列传 货殖列传
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在阅读语段时，首先抓住先秦的两个学派，结合“黄老”中的“老”可能指“老子”，可以判断是“道家学派”，结合“六经”可以判断是“儒家学派”；而对《史记》中的两个篇名，从文中“序游侠”和“述货殖”可知“游侠、货殖（商人）”应为所述对象，而《史记》中记述各方面代表人物的应该是列传，据此可以判断出篇名应为“游侠列传、货殖列传”。
关键词：国学经典；古诗文阅读；积极作用
无论是哪个版本的高中语文教材，古代诗文的内容都占据半壁江山而不止。古诗文是母语长河的源头，是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窗口，特别是现在“一点四面”在高考育人功能方面的深化，使得古诗文的地位更加稳固而不可撼动。可以说，古诗文教育无论是素质教育的宏观方面还是应试教育的微观方面，其重要性日益突出。
同时，不可否认，进入高中，古诗文的学习让学生望而生畏。使得古诗文教学举步维艰。究其原因，无外乎是由于古诗文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对学生来说太过于陌生。学生既没有文化底蕴，也没有知识基础，面对费解如天书一般的古诗文阅读，学生没有了学习的兴趣，
另外，在教学方式上，由于缺乏对学生古诗文阅读心理的研究，“满堂灌”的教学方法仍充斥在文言文教学的课堂中，因而文言文教学低效是可想而知的。面对此种现象，语文教师们应努力改变传统的古诗文阅读教学的观念和方法，在语文教学中探索研究出一些古诗文阅读的教学新方法，既适应新课程的标准，又能激发学生学习古诗文的兴趣，促使学生自主学习。这对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的提高，和语文课程改革的实施都具有实践意义。
国学经典的知识性可以增加古诗文阅读的底蕴，国学经典的趣味性可以增加古诗文阅读的理解基础。国学经典的长期诵读既增强了语感，又能提供孜孜不息的能力源泉。
我们应该明确，“古诗文阅读”这个概念是基于高考试卷中包括文言文阅读，诗歌鉴赏和名句名篇默写在内的共35分的考试内容的总体提法。它所占分值，在高考试卷中几次与作文。那么怎么学好这部分内容，下面我们谈谈国学经典在其中能起到的作用。
一、国学经典之于文言文――润物细无声
任何一个教师和考生都知道2015年试卷中开始出现了古代文学文化常识的考试内容。2017年新修订的考试大纲更是很正常地明确了文学文化常识的“合法地位”。面对这部分内容，学生不可能大量背诵，而国学经典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的渗透作用，真正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巨大作用。比如，国学知识讲座中提到的“弄璋”之喜，学生就可以很好的在文言文翻译中，把它理解成一个家庭喜得贵子，随便也能积累到，“弄瓦”之喜指的是生了个女儿的喜事。文学文化常识在不知不觉中就得到了很好的学习，学生能联系现实生活很接地气的学习，而不是死记硬背，况且还学会了举一反三。
另外，长期诵读国学经典篇目，其中语言形式，停顿规律，常用虚词的位置等会让学生形成很好的语感，这样语感很好地应用到了文言文考试内容的断句部分。断句固然有规律，但是，规律如果来源于学生自己亲身所得，效果一定更好。
二、国学经典之于古诗词――也无风雨也无情
国学经典无论是《论语》的智慧，还是《菜根谭》的豁达，抑或《道德经》的博大等等，其中无不蕴含着古人先贤的处世思想。而理解古代诗歌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知人论世”。只有知道了古人的思想轨迹，我们就不难理解《锦瑟》中李商隐的生命的纠结和痛苦。也更能理解李白和杜甫同是诗歌的先贤，同时有济世为民的追求，李白能洒脱如道家的无为，而杜甫却苦寒交迫，生活潦倒。
另外，国学经典大多数是文质兼美的古诗，其或句子错落，或语言整齐，或典故生动，或故事丰富，这本身就是难得的教材，我们可以因信手拈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t殆”，这可以让学生自然接受了很严格的平仄的规律。也可以因牢记《菜根谭》中的“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而明确了如何潇洒大度的过一生。
三、国学经典之于名句默写――只缘身在此山中
国学很丰富，国学经典很集中地出现在了初高中的课本中，学习经典本身，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上下句，现在的考查也是理解性的默写，所以，有了国学经典中的名句的理解，更能很好地把握古人的文化思维，让学生顺理成章地去体会出出题者的出题意图，而不至于在答题时张冠李戴。
为了能让国学经典在古诗文阅读教学中发挥它的作用，作为教师我们在教学中有哪些好的方法呢？
1.灵活生动的课前演讲
课前演讲活动主要形式是”我解名言”，也就是说，让学生通过课余时间广泛阅读自己喜欢的国学经典名著。例如《论语》、《道德经》、《菜根谭》《庄子》等，这其中有许多名言，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学生们结合自己的生活阅历，从中找出对自己影响大，感悟深的句子，在语文课开始之前，先把名言写在黑板上，演讲者先解释名言的大意，然后讲解名言的适用场景和自己对名言的解读。积极进取的儒家，洒脱无为的道家，与世无争的佛学，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丰富了学生的视野，锻炼了学生的表达能力。通过教学实践活动的成果来看，不仅提高了学生学习这些知识的热情，而且进行了很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的教育
2.形式多样的假期阅读
为了更好的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我提倡学生假期阅读《古文观止》，这不仅仅是对古诗文的一次深入探究，也是学生们培养对文言文的认知度，让枯燥的文言文成为“陌生的熟悉人”。为了推动这项活动的成效，在开学初，我组织学生进行读书交流活动，交流能互补缺漏，交流能增长智慧，交流也能让学生更自信更积极的投身到下一步的学习中去。
3.妙趣横生的竞赛活动
有竞争才有压力，为了推进国学经典与高中古诗文的学习进程，教师可以精心编排了一些试题，既体现高考的命题特点也结合国学知识中的经典。一是精心搜集一些有历史内涵的成语，如，破釜沉舟、东施效颦、草木皆兵、指鹿为马，共挽鹿车等成语，然后组织了一场成语大赛，效果特别好。二是，教师可以精心筹备古诗文默写大赛，大赛可分为几个阶段初赛和决赛，让学生在比赛中找到学习的乐趣。
4.雅俗共赏的讲座辅导
结合学校培养自主招生人才的需要，我举办了国学知识讲座，把国学知识一点点的渗透到少年学生的心中，让学生为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而感到骄傲。让学生从心灵深处加深国学经典学习的价值。
关键词：用心诵读；品位文学；激感；兴趣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8-0-01
在英语热席卷全球，网络用语日益盛行的今天，饱含深厚文化底蕴的文言文却现状尴尬，是学生们口中照本宣科的“老古董”，并不被接受和喜爱，老祖宗留下的文化明珠却不能在现代社会依然光芒璀璨，文言文的境地确实令人堪忧。自从实施新课标以来，语文课堂教学改革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文言文教学改革仍然是步履维艰。那么，在课改的大背景下到底怎么改革才能让文言文教学走出困境呢？
教学观念陈旧化和教学形式单一化是当前文言文教学改革的两大难题。陈旧的观念认为，“为考试而学，为升学而学”是文言文教学主要甚至唯一的目的，以致教学内容向艰深、琐碎、偏僻延伸。老师教学也进入了一个误区，教好文言文就必须把课本，甚至教师用书中涉及的知识统统灌输给学生，若有所遗漏，教师便认为没有尽职尽责。这种观念促使一些教师把大量的精力和宝贵的时间用在不必的细讲详析中，使学生成了接受字、词、句的工具。所以就形成了“满堂灌”的枯燥教学模式，忽视了学生学习的心理，教学过程枯燥乏味。大量讲解古今异词、词类活用、通假字、句式特点、人物分析、布局谋篇的艺术特色……如此繁多。学生无所适从，苦不堪言中发出“学文言文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这种课堂教学极易导致教和学的脱节,缺少探索与研究,缺少师生互动,严重束缚了学生的思维,遏止学生的创作力。
一、用心诵读，体会情境
文言文教学要做到每堂课都能听到读书声。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诵读是文言文语感教学的重要方法，是整体感知语言的有效途径。停顿、重音的准确处理，语速、语调的准确把握均可唤起想象，引起共鸣。学生口与耳会，眼与心谋，整体感受文言文的情味理趣，通过诵读整篇文章记熟了，其中实词的意义、虚词的用法记住了，古人说话、写文章的语气、语调、方式、方法也就品出来了。诵读越多，越能触类旁通。熟读或背诵一定数量的文言篇目，有助于加深对文言文的文意理解，培养语感。要能读出文言文的情味，在读中发现问题。就要体会文章表达的情感，揣摩语言的运用;要在读中发现问题，就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就要在读中有自己的发现。因此文言文的诵读，不仅是用口，更强调要用心。
二、激感，品味文言
文言文教学可以引导学生努力挖掘文言文中的审美因素，在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不少文言文名篇都是优美的散文，文章音韵和谐，对偶押韵，读来如风行水上，琅琅上口。有的句式整齐，有的骄散结合，间或运用多种艺术修辞手法，艺术性较高。优美的语言芳香四溢，沁人心脾，令人耳目一新，心旷神怡。学习这样的文言名篇，简直就是一种美的享受。如《桃花源记》、《岳阳楼记》、《陋室铭》、《爱莲说》等，篇篇都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生动形象的图画，体现出一种艺术的崇高美感。《报任安书》句句血泪，读来回肠荡气；《项脊轩志》字字真情，让人泪湿青衫，还有大量的语言修辞方式的运用以及平仄的考究，使文言文读起来或节奏分明，音调铿锵，或声韵和谐、气韵悠扬，给人一种说不出的美感。文言文教学就是要让学生感受作品的情，感悟作品的理，让学生得到更开阔的视野、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文言文的优美、壮丽、朴素、含蓄。
三、日积月累，归纳学习
知识积累是提高能力的基础，有计划地进行积累，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古汉语的语言材料和知识，使之形成系统，而且也能转化为能力，提高文言文阅读水平。平时要求学生准备一个记录本，建立“古文知识仓库”，有计划、有重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知识梳理。如要求掌握的实词、虚词等。但对每课词语的整理积累不能局限于该篇，要回顾、总结以前学过的意义和用法，并随着新课的学习去丰富，即做到纵向积累和横向积累相结合。此外，进行积累不能机械地照搬照抄，而是让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联系、归类、比较。通过比较归类，让学生提高在文言文阅读中的词语辨析能力，真正起到了“举一反三”的作用。体现了学会积累带来的好处。
四、活动多样，兴趣教学
文言文教学应打破传统的课堂、课文和教师“三中心”，努力创设开放而有活力的文言文教学活动。如把文言文教学与文艺活动结合起来，举办班级古诗文朗诵会、经典名篇朗诵欣赏会，根据文言戏剧或改写的文言课本剧进行戏剧表演，等等。在文言文教学中开展研究性学习，引导学生去探究所学课文中包含的文化、文学、语言等因素，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而且可以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提高学生文言文的阅读水平。有条件的学校可以组织学生搜寻、查访当地有价值的碑文、地方志或古代文化名士留下的作品等。开展研究性学习，可以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学习活动中近距离地感受文言文所承载的浓郁的文化气息。
五、教师先锋，提升素质
教师是文言文教学改革的主导者，应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古汉语如训诂学、音律学等知识。教师只有对古文词语的训释既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才能给学生的追问以满意的解答，才不会犯望文生义、以今律古等文言文阅读的大忌。当然也要有文学鉴赏能力，教材中所选文言文大多是文学作品，教师必须从文学鉴赏的角度去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如古诗词中涉及许多文学意象，这些意象在我国古代文学中都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是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教师应对此适当加以引申和强调。丰富的古代文化常识对文言文教学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体现，它包含着传统文化最深刻的秘密。语文教师只有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才能在教学中高屋建瓴、举重若轻，给学生以深入浅出的指导，与学生一起营造和谐的教学情境，享受教与学的乐趣。
针对文言文学习，《语文课程标准》提出了如下要求：“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背诵优秀诗文80篇。”“考查学生记诵积累的过程，考查他们能否借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诗文大意。”
近年来中考文言文阅读考查的方式主要有：课内文言文阅读，课外文言文阅读，课内文言文比较阅读，课外文言文比较阅读。题型主要有：填空题、选择题、断句题、文言文译题、理解运用题。考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顺畅朗读，掌握文言的句读；理解常用的实词和虚词在文中的含义；理解和翻译句子；理解作品所蕴涵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情感；了解作品的主要艺术特色和表达技巧；能结合作品内容进行评价，谈出感受；借助注释阅读理解浅易课外文言文。
《语文课程标准》在继承传统的接受式学习的基础上，增加了探究性学习的内容，注重培养学生勇于创新的能力。这一理念反映在考试评价方式上，就必须打破传统的“封闭题”，增加“开放性探究题”。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近年来文言文阅读的命题形式有所改变，出现了文言文比较阅读题，并渐成时尚。其命题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文本材料的选择上，由单一文言篇段变为两个有所关联或类似题材的文言篇段；二是由于文本材料的变化，考查内容也有所变化，出现了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表现手法等方面的比较分析试题；三是打破了以往文言阅读试题为封闭性、客观性试题的常规，出现了不少能激发学生思维的主观性的开放性探究题。开放性探究试题立意新颖，内容丰富，答案多元，解法富有创意，给中考文言文试题带来了勃勃生机。
【考点解析】
一、文言实词。根据《语文课程标准》各地考试大纲及对近年来各地中考试卷的分析，今年及今后对文言实词的考查将呈这样几个不变的趋势：一是对文言实词的考查更加注重理解和运用的趋势不变；二是考查对象为常见的实词的趋势不变；三是题型重具体释义（含句子翻译），轻选择、判断的趋势不变；四是命题的文本材料由课内向课外迁移的趋势不变（但考查的知识点仍是课内文本材料中的知识点）。对文言实词的考查是中考的重点，主要是对常见的实词在文中含义的理解，理解时必须结合具体语境，即我们平常所说的“根据上下文”来理解词义。进行文言实词的复习，应重点注意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古字通假现象；二是古今异义现象；三是一词多义现象；四是词类活用现象。
二、文言虚词。在中考中，文言虚词虽不是文言文阅读的考点，但对常见的文言虚词用法的考查还是很普遍的。随着中考改革的逐步深入，对文言虚词的考查将更加注重理解和运用，不再考查那些烦琐的词法、句法等古汉语知识。纵观近年各地中考试题，对文言虚词的考查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虚词在语境中的意义；二是虚词在朗读中的作用；三是文言句子的翻译。前两种是对文言虚词的显性考查，后一种是对文言虚词的隐性考查。要掌握常用文言虚词的意义和用法，我们不妨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识记常用文言虚词的基本意义和用法；2.结合语句翻译确定该文言虚词在句中的意义；3.根据文言虚词在语句中的作用，巧妙地用现代汉语中的词语来替代；4.先多朗读，体会语气，再进行判断。还有一点应特别注意：一个虚词有多种用法，而相同的用法又可以用不同的虚词来表示。在平时学习中应勤练多思，把握规律，这样在运用时才能做到游刃有余。
初中阶段常用的文言虚词大致有4类：第一类是起指代作用的，如“之、其、何”；第二类是起组合作用的，如“以、于、为”；第三类是起链接作用的，如“而、则、乃”；第四类是起语助作用的，如“也、乎、夫、焉”。其中最为重要的文言虚词有“之、其、而、以、于”，在复习中应多加注意。
三、文言文翻译。中考文言语句翻译题考查的题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选择题，另一种是书面表达题。翻译文言语句要做到3点：一是务必做到准确，忠实原文，力求字字落实。要想做到这一点，平时学习一定要注意积累，分门别类地牢记一定量的文言词语的活用义和通假字，翻译时尽量使用直译的方式，文中涉及到的名、号、朝代等不必译出。二是语句要通顺。对文言文的特殊句式（倒装句、后置句、前置句）要调整语序，使之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习惯；对文言文的省略成分，要根据上下文的语意补齐；直译后如果行文不连贯，应增加必要的词语，使译文文意贯通，语言流畅。三是译文语言应得体、生动、优美。值得注意的是，翻译文言文切不可不辨句式，望文生义，也不可词义含混，只求大概。
四、内容理解。要求能在正确领会文言文基本内容的基础上，进行初步分析。在理解的基础上，有时需要根据文段内容作进一步的延伸，即针对文段内容谈体会、感悟、认识和观点，这就需要紧扣文段内容，进行开放式的回答。
【备考策略】
一、立足课内，注重积累
虽说文言文阅读命题取材的重心在逐渐由课内向课外转移，但是，即使阅读材料取之于课外，题点还是在课内。复习时，必须牢固确立读通读懂文言课文，认认真真做好文言知识的归类积累工作的思想，切不可舍本逐末。一要做好文言实词的积累工作。这是阅读文言文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在复习时，要收集散落在每篇课文中的生字生词和通假字，对常用的实词要按照“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类活用”等进行归类积累。二要做好文言虚词的积累工作。初中阶段应掌握的常用文言虚词有“之”、“于”、“而”、“以”、“其”、“为”、“乃”、“焉”等。我们要根据这些文言虚词的不同用法，结合例句进行归类积累。三要做好文言句式的积累工作。由于历史的原因，文言文的语法与现代汉语有较大的差别，所以要读懂浅易文言文，必须了解一些常见的文言句法。初中学生应当着重掌握这样几种句式：判断句、反问句（反诘句）、省略句、宾语前置句、状语后置句等。四要做好文言名篇（段）的积累工作。《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初中学生背诵一定数量的古代优秀诗文。从命题情况看，古代诗词名句的考查一般都单项命题，而文言文背默的考查往往融入文言文阅读题。在复习时，我们不仅要做到准确地背诵，还要做到在理解的基础上准确地默写。五要做好古代文学文化常识的积累工作。除了要掌握重要作家及其生活年代、代表作品等常识外，还应适当积累一些文学史知识。
於可训，著名文学教育家。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与评论，文学活动和学术研究先后涉及文学评论、中国新诗、中国现当代小说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等多个领域。个人专著有：《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新诗体艺术论》、《当代诗学》、《小说的新变》、《批评的视界》、《新诗史论与小说批评》，主编著作主要有：《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小说家档案》、《“我读”丛书——当代文学新秀解读系列》等。曾获宝钢教育奖，湖北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湖北省第三届文艺明星奖，湖北省文艺论文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文联第三届文艺论文奖二等奖，第三届湖北文学奖，第六届屈原文艺奖，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大学版协等全国性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优秀教材一等奖等奖励多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最近成了一个热点话题。就其字面的意义而言，所谓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无疑是指文学批评活动应当产生实际效果。这种效果包含文学效果和社会效果两个方面。前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与它的工作对象，即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创作现象等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看文学批评活动相对于这些对象而言，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是对该对象的思想和艺术或内容和形式所作的阐释与评价，更进一步说，则是这种阐释与评价，是否有效地揭示了该对象所显示或隐含的意义与价值。后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与文学的读者，也包括文学批评的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看文学批评活动及其结果，是否对读者产生影响和这种影响的深广程度及性质与结果如何。前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作为一种文学活动的有效性，后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的有效性；前者是文学性的效用，后者是社会性的效用；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是通过前者的效用而发生效用的。谈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不能不注意二者之间的这种依存关系。
以上，是就文学批评的有效性的字面意义或词语（概念、范畴、命题）意义而言，如就其现实性而言，则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当今文坛，存在太多无效的批评，或缺少有效性的批评。以我粗浅的观察，这种无效批评或缺少有效性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种表现，是不读作品的空头批评。说完全不读作品，可能冤枉了这类空头批评家，但粗粗浏览一下作品的梗概，或借助推介材料了解一点作品的大意，抑或抽读一些作品的章节段落，就开展批评，却是这类批评家的通病。更有甚者，是借助他人的转述，在他人的文章或发言中，掠取若干情节或命意，借鸡生蛋，就汤下面，假争鸣、商榷或多义、歧见之名展开批评，如此等等。对作品的精细阅读、对批评对象的深入了解，原本是文学批评的起点和依据。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就十分强调对文学作品的精细阅读，留下了许多丰富的经验。20世纪初兴起的英美新批评，甚至以“细读”二字为其派别的标志。这类空头批评却对文学创造的产品视若罔闻，仅凭大致的印象和一己的揣测作徒手的操练，结果既无益于创作，又有负于读者，是一种典型的无效批评。
第二种表现，是专在作战的迂回批评。这类批评又有不同的表现。其一，是赞扬作家的创作精神，常有甘于寂寞，潜心创作，数年磨一剑之类的赞词。其二，是述说作家的创作经历和已取得的成就，借当代文学史或文学界公认的评价，称颂作家的水平和能力。其三，是讲说与该作家作品或批评对象相关的理论或文学常识，以之为导引，作意欲具体评论该作家作品或批评对象的跃跃欲试的趋向和态势。其四，更有甚者，是搜罗作家的生平、创作轶事，或与作家交往的见闻，间有与作品相关的本事、原型，随意铺张，大肆渲染，迹近文学“八卦”。如此等等，这类所谓文学批评，最终都不直接深入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而是点到为止，或在需要涉及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时，绕开正道，行走两厢，顾左右而言他。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在这类批评文章中，如草蛇灰线，时隐时现，或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无法把捉其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的阐释和评价，因而也是一种无效的批评。
第三种表现，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的宏大批评。这类批评假学术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流行的宏观研究之名，且借助这种宏观研究的方法和观念，动辄高屋建瓴，以西方某家某派的理论为蓝本，构造一个宏观的理论框架，而后从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中寻找适合证明该理论的具体例证，又以该理论的观念和方法加以阐释和说明，结果所得的不是或不完全是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的独立自主或客观公允的判断与评价，而是证明了该理论的正确无误和应用于批评对象的普适性。这类文学批评虽然不拒绝阅读文学作品和深入批评对象，但因为这种“主题先行”的批评观念和方法，和各取所需的实用主义的批评态度，割裂了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性或批评对象所特有的现实性，对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同样是无效的。即使这类批评家所运用的理论，对阐释、评价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可能存在某种有效性，这种有效性也只限于与该理论对应的部分，而非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整体阐释和评价的有效性。
第四种表现，是缺少经验和感悟的纯理性批评。这类批评源于学院派长期形成的一种学术著述传统或论文写作方式，这种著述传统和写作方式，不重视作者对文学作品的感觉和经验，相反，却认为这种感觉和经验有害于学术研究的理性判断和理论表述。批评对象尤其是文学作品，在这类批评家眼里，不是一个感觉经验的整体，而是依各种构成要素，诸如题材、主题、结构、语言、方法、技巧等分类切割的碎片。批评家的工作，就在于将这些分类切割的碎片，进行理论上的说明，指出它的性能和特点，而不顾及它在整体上给人带来的审美经验和艺术感受。文学批评与一般的社会文化批评的不同之处，是它十分重视审美感悟或感性经验。虽然它最后也要像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形成一种“哲学的认识”，转换成“论理学的语言”，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上升到理性认识，但却是从感性经验出发的，离不开审美感悟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十分讲究体味、参悟、品评之类的感性活动，以此追求艺术感受过程中无穷的意境和韵味。西方文学批评在一般认识论的意义上重视感性经验的同时，也有偏重感性经验的印象主义批评，都说明文学批评离不开对批评对象，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经验和感悟。无视文学作品的感性特征，在文学批评中放逐经验和感悟，自然不能对文学批评对象作出有效的阐释和评价。
第五种表现，是以新闻、广告为手段的炒作批评。新书或新作评介，本来是近现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初级形态，在近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也是最早独立的一种文学批评样式。在常态下，这种批评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对文学作品及相关背景知识的介绍、说明，向读者推荐新书新作，帮助读者进行阅读选择，充当一种“导游”角色。其形式和内容虽然比较简要，但却包含有文学批评基本的写作要素。以新闻、广告为手段的炒作批评，虽然也大多以新书、新作推介的形式出现，但往往不是以忠实地引导读者的阅读选择，而以其活动的商业或其他功利目的为目的。这类炒作批评，往往善于借助名人或某些文学组织、出版机构的社会效应，利用纸质或电子媒体，制造新闻热点，或通过销售渠道，用广告的形式进行商业包装。虚张声势，华而不实，夸大一点，不计其余，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招徕看客，吸引眼球，是这类炒作批评的一个共同特点。结果既不能对文学作品作出客观评介，又不能对读者的文学阅读进行正确的引导，失去了应有的文学效用和社会效用。
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问题，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问题。中外文学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包括文学批评的观念、方法和模式的产生，都不是向壁虚构的，也不是冥思玄想的结果，而是针对某些具体的批评对象，或从某些文学理论和相关学科，如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等的理论派生出来的。前者是因为要回答某些具体的文学批评对象中提出的问题，并对之作出相应的阐释和评价。有些问题是文学创作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为此前的文学批评所无法回答，或不能解决的，故必须构造一种新观念、新方法，创建一种新模式，以适应文学批评阐释和评价新对象的需要，因而这些批评理论的产生，都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的。如美国学者韦勒克就认为，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取代新古典主义文学批评，一方面是由于创作“转向艺术的情感效果而引起的冲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创作“日益强调艺术家的自我表现”的倾向造成的。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当代文学批评一度重视精神分析和神话—原型，以及结构主义和各种形式主义批评理论，也是因为新时期文学创作，尤其是当时的先锋文学实验中，出现了新内容和新形式造成的。后者则是因为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其中包含有丰富的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等精神基因和思想元素，需要文学批评去感知和发现，并给予恰当的阐释和评价。因而从这些学科的理论中，就派生出了专门的文学批评理论。如社会历史批评之如社会学，道德批评之如伦理学，精神分析批评之如心理学，神话—原型批评之如人类学，文化批评之如文化学，结构主义和各种形式主义文学批评之如语言学等等。有些学科的理论，如属于社会学范畴的孟子的“知人论世”的理论，丹纳的影响文学生产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的理论等，因为包含有一种普遍性的意义，而见之于不同的批评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批评实践，成了文学批评最基本的，也是最普遍的原则和方法。可见由这些学科派生的文学批评理论，同样是为了适应批评对象的需要，因而对具体的批评对象而言，也是具备有效性的。
文学批评有效性的丧失有很多原因，市场和商业化环境的影响，以及某些功利性社会因素的作用，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显而易见的，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容易引起关注，得到矫正。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当代文学批评在顺应市场化、商品化潮流的过程中，缺少必要的自我反思和在这个基础上的理论重建。“”结束以后的新时期以来，在我的印象中，当代文学批评先后经历过两次较大的自我反思和理论重建。每一次反思和重建，最终都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和当代文学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一次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当代文学批评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对长期形成的政治标准第一的文学批评进行了历史的反思，促成了这期间文学批评标准的改变，以真实性为核心的文学批评标准，不但对正在兴起的伤痕和反思文流，起了积极的保护和有力的促进作用，而且对其中所表达的真情实感和真诚思考，也作了有效的阐释和评价。第二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随着当代文学革新潮流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先锋文学实验的广泛展开，进一步更新文学批评观念，改变文学批评方法，就成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当务之急。短短数年间，域外各种批评流派的观念和方法，尤其是西方20世纪以来各种新的文学批评模式，被纷纷引进，在这个基础上，同时也开始了文学批评理论的基础建设，1985年甚至因此被称为文学批评的观念和方法年。这期间文学批评的自我反思和理论重建，同样有效地保护和促进了当代文学革新和先锋文学实验潮流，造就了新时期文学和新时期文学批评的一个黄金时期。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我认为，当下文学批评有必要进行一次新的自我反思和理论重建，庶几能尽快改变这种无效性的批评局面，使当代文学批评能为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1.学科定位不准确。近几年来,高等教育逐步进入大众化时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文学院系进行了一系列的课程改革,教育部也对各级高校进行了专业合格评估,但是,我国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对汉语言专业依然缺乏准确的定位,不少高校尤其是诸多地方高校仍然抱着传统的专业意识,未及时调整培养目标,更没有顾及就业市场的实际需要。所以,培养的学生与社会实际需求形成了强烈反差。
2.课程设置不合理。汉语言文学专业有自身的特殊性,除少数继续深造或在中学任教之外,大部分学生不会在相对应的行业领域就业。因此,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只是作为广阔的背景存在,实际工作中并不直接涉及到。但是,在实际课程设置之时,承接传统的惯性,学校依然将焦点集中在传统专业课上,如古代汉语、中国文学、外国文学、文艺理论等占据了汉语言文学课的90%以上,专业基础知识也是重复出现在专业课程、基础教学课程、选修课程之中。而一些新兴课程如网络编辑学、现代办公技术、公关礼仪、DV制作等紧跟时代前沿并且学生非常感兴趣的课程,往往没有开设。这种课程设置对于专业的人才培养确实有一定好处,但却限制了学生的视野,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影响了学生的择业能力。这样就形成了现阶段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与用不能协调的现象。
3.教学手段落后。随着教学设施不断更新,近几年现代化教学设备迅速在高校之中普及,但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讲,在大多数高校,普遍采用的是“灌输式”“填鸭式”教学方法,受教学内容的影响很少使用现代化的电教设备,在课堂上很少能形成声文并茂、生趣盎然的教学情境,也难以激发学生的高度热情,不能丰富见闻,更无法培养浓厚的兴趣。由于教学手段的落后,导致了在教学过程之中,只有教师一个人在津津乐道,学生只是消极地接受知识,而没有积极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之中,他们动脑的思维能力及动手的实践能力受到了严重的禁锢。
4.对学生的评价体系单一。现行的教育评价体系只注重学生知识的评价,而忽视了学生能力的评价。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考试中也只是重视考察学生知识掌握的程度,评价的依据基本上是笔试的成绩。奖学金的评定,优秀学生、预备党员的选取,很大一部分依据学习成绩,而对学生的视野广度、电脑技能、职业规划及交际交往等非专业能力则没有明确的评价标准。
二、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
1.学科定位要有层次性。不同类型院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根据社会需求和自身条件,来制定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例如:国家重点文科院校师资雄厚,图书资料齐全,其人才培养目标应该定位在全面发展,不仅能从事以后的教学及各行各业文字工作,还应有较强的科研和管理能力,培养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级汉语专业人才。综合性大学、重点师范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基本定位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从事汉语教学与训练,具有文字编辑和新闻采编能力,同时也应该兼有社会文化工作的指导能力的综合型人才。普通专科院校、高职院校和“专升本”时间不长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其人才培养目标应将重点转向为农村、社区培养专门人才,培养出既能在艰苦办学条件下担任教学与训练任务的学校教育工作者,又能够胜任其他行业的专门人才。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划分不同的层次,就可以改变原来“一刀切”的弊端,使学科定位明晰,并具有明显的层次性。
2.专业方向要有多向性。当前社会各种部门和行业之间的融合渗透越来越多,所以,单纯的语言文字工作者已经不能满足各个部门和行业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进行深入研究,重新对本专业的方向设定问题进行全方位的考虑。我们应该根据社会的具体要求,根据不同行业、领域对人才规格的需求模式进行方向分流,形成基础加特色的培养模式。我们可以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之下分设语文教学与教育管理(即师范类)、涉外高级文秘、文化产业管理、新闻学、对外汉语教学等方向。实施低年级通修专业基础课,侧重培养专业基本能力;高年级分流主修专业方向限选课,侧重培养主攻方向能力的模式,并鼓励跨专业方向兼修。这样就能使学生在掌握系统知识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兴趣与需要,选择不同的方向学习,从而完成从单一性到多向性的转型。
3.课程设置要有科学性。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的具体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必要条件,因此,课程体系的改革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整体改革的核心。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下,对于课程设置的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优化传统专业基础课。当今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的专业基础课程,存有繁琐重复之弊,所以,新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首先要精简课程内容,每门课都要根据对本领域最新知识结构的分析来设计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确定教学重点和难点,强化核心内容。其次要整合各课程之间的内容,避免内容交叉重复,如文学概论和写作学都讲文体学知识,文学史和文学概论都涉及文学思潮,前面的课程已经讲过的,后面的课程不要再重复,使整个专业基础课的结构严密而紧凑。其次,增加专业技能课。刘颖聪先生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结构分为考研模块、教育与教学模块、文秘与公关模块、新闻传播模块、社区文化管理模块等五大模块,其中后面三个模块基本就属于专业技能课。专业技能课程的系统设置与强化,是实现培养本专业应用型人才目标的基本保证。在现有的课程设计中,我们设置的应用性课程相对来说较少,且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根 据社会的需要和专业方向的要求,我们应该相应地增加新兴的课程,如在文秘与公关方向之下,应该开设应用写作、秘书学、行政法学、公共关系学、新闻采访与写作、公务员基础知识管理学、广告学、人力资源管理学、档案管理学、办公室礼仪等课程,培养学生从事企事业、机关文员及秘书的能力。在新闻传播方向之下,应该开设编辑与采访及相应的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实践的系列课程,培养学生在文化及新闻领域从业的能力。对外汉语教学方向之下,应该开设教学理论、外国文化及相应的实践课程。这种课程体系的设定能够使我们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与用的矛盾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平衡,能更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技能培养要有实用性。原来培养的汉语人才往往是只懂得运用语言文字工具、与书本打交道的人。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汉语人才必须要多方面地掌握实用性的技术。如,现代科技日益发展,各种网络、传媒技术日新月异,并成为安身立命的必备技能,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就是要既能耍笔杆子,又能扛摄像机,还懂得编辑与制作,能够将语言文字传播、影像传播和网络传播等知识和技能融会贯通。再如,汉语在国际上地位日渐突出,世界各地有众多外国人在学习汉语,对外汉语教师极其紧缺,特别是汉语言文学基础深厚又熟悉一门外语的人才更是倍受青睐,对此,一定要指导有意于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生熟练掌握英语技能,这无疑比单纯的汉语人才更具有竞争优势。
5.教学环节要有实践性。实践性教学环节的作用十分重要,是保证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具有稳定与广阔就业前景的重要一环。2007年,教育部等十部委就大学生就业政策联合采取五大新举措,其中有一条是“广泛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技能培训和就业见习活动。使一大批高职学校的毕业生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虽然只是对高职院校毕业生提出的要求,但也是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方案调整的重要参考。在教学环节之中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提高职业竞争力,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使教学不仅仅局限于教室,还要让学生走出教室,注重课内与课外的结合。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性、综合性比较强,打好扎实的专业功底,将会为学生的发展提供不可替代的原动力,所以对于专业课程,不能采用一律压缩的态度,在引导学生掌握好专业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和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和学生社团的各类活动,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努力培养和加强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进行有效的衔接,帮助学生完成由学校走向职场的过渡。加强实习基地建设,也是教学环节的一个重要的步骤。老师要积极借用,整合教育资源,为学生搭建课外训练平台,加强学校和用人单位的合作,建立学校与实习基地间的直接通道,扩大实习基地的选择范围。鼓励学生利用寒暑假到有关部门学习锻炼,或参加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相关部分也要专门为在校学生提供实习和国际交流的机会,要及时各类信息,使学生在第一时间收到公司短期实习或者校内研究助理等招聘信息,从而建立以学生为核心的教育培养机制。
6.就业指导机制要有明确性。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职业定位模糊,此专业学生对于毕业后就业的意向往往比较模糊。很多同学在大学四年之中,随波逐流没有任何规划,致使毕业找工作之时手忙脚乱。所以,老师要注意此种情况,并根据学生的实际,分阶段地指导学生制订职业生涯规划,建立有效的就业指导机制。大一是就业教育的萌芽期。在大学一年级时,老师要向学生灌输职业规划的理念,介绍就业工作的相关概念和基本常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成才观,指导学生制订大学四年规划。大二是就业的储备期。对大二的学生要进一步深化就业观教育,帮助他们分析就业形势,调整完善职业生涯规划,引导学生积极锻炼就业必备的素质和技能,夯实基础。大三则到了就业取向的分化期。在这个年级阶段应注重分类指导,帮助学生分析几种职业去向,是深造读研当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工作者还是自己创业,根据学生的不同选择通过专题讲座、报告会、橱窗宣传、个别辅导等集中的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分类指导。到了大四进行考研与就业分流,对考研学生重点进行学科纵深教育,让准备就业的学生重点学习就业相关课程和参加专业技能实践。
摘要： 诗禅关系论是学术界长期研究的热门论题，张勇以诗性精神为立足点，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接着说，论证禅宗法门、禅宗道性、禅宗诗学、禅宗文论等富于诗性精神，揭示寒山、皎然、子聪、孤山智圆、契嵩等僧侣的文学批评理论，为禅门文学批评史研究导夫先路。
中图分类号： I 207.2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6）06069106
Key words： Pattra Leaf and Catkin： the Poetic Spirit of Zen Buddhism in China；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ry and Zen； poetic spirit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ry and Zen has always been a popular topic in the academic studies.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research， ZhangYong further demonstrates the existence of poetic spirit in the field of Zen method， nature of Zen， Zen poetic and literary theory of Zen. His discussion about the the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by Hanshan， Jiaoran， Zicong， Gushanzhiyuan and Qisong marks the new attempt to the study of literary criticism in Zen.
第6期~当前： 诗性精神视阈中的诗禅关系论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4卷中国禅学与诗学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门论题，禅宗史、僧侣诗、禅学影响下的诗歌、禅学影响下的文学理论等领域都有著述出版。如张伯伟《禅与诗学》[1]阐述佛经科判与初唐文学理论的关系、佛学与晚唐五代诗格的关系、禅学与诗话的关系、禅学与论诗诗的关系，玄言诗、山水诗、宫体诗等与佛教的关系等，立足文学理论与诗歌创作，各照隙隅，综观衢路，从禅学角度揭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各体批评样式的源流与主要诗歌类型的佛学因缘，别具只眼。周裕锴《中国禅宗与诗歌》“力求成为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禅宗史和诗歌史关系的专著：勾勒禅宗的嬗递轨迹，探讨诗人和禅、禅僧和诗的联系，追求偈颂的诗化过程，描述在不同禅风影响下中国诗歌各个历史时期、不同流派诗人的风格特点，揭示诗禅契合的各个层面，阐释以禅喻诗的各种形态及其美学内涵，进而展示中国诗学的演进规律及其民族特征。”[2]前言，2张晶《禅与唐宋诗学》则选取禅与诗学关系这一特殊视角，“探索唐宋时期禅宗思想对一些重要诗人心态的影响，进而寻绎禅对唐、宋诗的渗透，讨论经过诗人心态（主要是审美心理）的中介，禅使诗歌创作形成了怎样的特点。”[3]3孙昌武《禅思与诗情》则力图从更广阔角度阐释诗、禅的相互影响，沿着两条并行线索展开：“一条是禅宗的发展，从兴起到中衰；一条是禅宗影响下诗歌的发展。而诗歌发展的情形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禅宗自身的创作，即所谓‘禅偈’，这是‘禅文学’的部分；另一部分是一般诗人及其创作。”[4]增订说明，21无论是宏观概览，还是微观剖析，中国禅与中国诗关系领域可谓著述丰富。张勇却不畏艰难，爬罗剔抉，以问题为中心，站在学术前沿接着说，出版《贝叶与杨花――中国禅学的诗性精神》一书，深入诠释了禅宗的自然观、禅宗法门的诗学意义、禅林的韩柳观等问题，重新界定诗僧与僧诗的概念，厘清偈与诗的界限，将中国禅与中国诗的关系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禅宗与诗学关系研究的专著大多力求全面系统，研究对象十分广泛，在禅宗史、僧侣作品、士大夫禅味诗歌、以禅喻诗理论等领域不惜笔墨，贪多务得，往往在概念上没有明确界定，容易产生芜杂之感。张勇则抓住核心问题，仔细厘清概念，明确研究对象，各个击破，“不刻意追求体系的完备，尽量避免常识性的叙述”[5]引言，6，重点解决了禅宗法门的诗性问题、禅宗道性中的诗性精神、禅宗诗学以及禅门韩柳学等四个方面问题，J而实腴，简易而深刻。
一、禅宗法门的诗性精神
诗性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在学术界对诗学、诗与思等问题重新思考时得以广泛运用，溯其源头，可能要从维柯开始。维柯《新科学》第二卷不惜篇幅论述诗性的智慧，关注伦理、经济、政治、物理、天文、地理等的诗性发生学问题，属于文化人类学的范畴。刘阳《文学“诗性”的语义学考察――以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为背景》[6]一文从维柯、海德格尔、雅各布逊三个点出发在学理上考察了“诗性”概念，属于文艺学的视角。在中国文学研究的实际操作中，学者们更倾向于在中华民族诗学意义上使用诗性精神这一概念。钱志熙认为诗性精神“指主体所具有的诗的素质、艺术创造的素质”[7]2。无论个体还是群体，都要以其是否具有产生诗歌艺术的可能性来判断其是否具备诗性精神，在这个意义上，禅宗虽然以道性为要，却具备诗性的本质，所以是有诗性精神的。周裕锴详细论证了诗禅相通的内在机制主要有“四性”，即：价值取向的非功利性、思维方式的非分析性、语言表达的非逻辑性、肯定和表现主观心性[2]297319。张晶则从诗人创作时空静的诗心、独特的审美体验与审美感兴等角度揭示禅是如何渗透进诗人的创作过程，突出从审美视角阐发诗人的创作心理。张勇总结中国禅学的诗性精神亦包括四个方面：首先，作为禅学基本精神的“自由”是诗性的；其次，超越的时空观是诗性的；再次，非逻辑的思维方式是诗性的；最后，不立文字又不离文字的表达方式是诗性的。这种诗性品格正是禅门群体诗性精神的活水源头，也是中国诗与中国禅产生交集的发生基础。张勇在周裕锴理论基础上凝练总结，可与周、张论述互为补充。
具体到禅宗法门诗性精神的研究，周裕锴按照禅学史系统诠释了禅学重大命题的诗意，包括拈花微笑、面壁九年、渐修、顿悟、平常心是道、离经慢教、呵佛骂祖、公案语录、棒喝机锋、看话禅、默照禅等，在简明禅宗史的叙述中探索禅学与诗学理论、诗歌创作的契合点。张晶则考察了较少有人涉足的话题“禅宗公案与诗的因缘”，借鉴吴怡总结禅宗公案十个基本格式中的四种模式吴怡《禅宗公案问答的十个基本格式》一文总结禅宗公案问答共十个格式，即以境表道法、遮断箭头法、不会不知法、柳暗花明法、投桃报李法、回光返照法、矛盾相示法、日常琐事法、旁敲侧击法、词锋相逼法，见《中国哲学的生命与方法》，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6981页。，分析诗境与公案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重点解决一个问题。张伯伟则从佛经科判、佛教术语“门”、“势”、“作用”、禅门语录、禅门三关、公案偈颂、话头、禅宗评唱等具体而微层面考镜禅学对初唐文学理论、晚唐五代诗格、宋代诗话、论诗诗、文学评点等的影响，以文献学的方法梳理禅宗法门术语在诗学中的运用，具体而微，令人信服。吴怡比较禅宗 “不立文字”、“禅定”、“公案”、“顿悟”四大法门与儒家、道家的关系，虽未涉足诗学，却在思想史领域为法门的诗性思考提供了借鉴[8]121139。
张勇重点考察东山法门、看话禅、水月喻等三法门的诗学意义，在诗禅关系论的学术语境中，有意识安排详略，力图发前人所未发，学术创新意识很强。
张勇在综合意义上使用“东山法门”概念，重点考察张说、王维、王昌龄、储光羲、杜甫、岑参等盛唐诗人与弘忍法系的交往，从题材、主题、风格、意境等方面申述东山禅法对盛唐诗歌的影响。指出东山禅法的营宇立象扩大了盛唐诗歌的主题与写作题材，一行三昧的修行法门令盛唐诗歌蒙上了一层“幽寂空静”的色彩，空净眼的观物方式影响到盛唐诗歌独特的“兴趣”。将外部研究与内部比较紧密结合在一起，理据俱足，为进一步理解东山法门立开创之功，为盛唐诗歌研究开辟新路。
论述看话禅的诗性精神则以大慧宗杲为核心，首先考察宗杲与南宋诗人韩驹、吕本中、曾几、周必大、张孝祥等的交往，接着比较大慧宗杲发起的“文字禅批判”浪潮与诗坛“江西诗派批判”的关系，总结两大批判在时间上同步、在思想倾向上一致这两个相同点，认为“两者都执着于文字知见，或偏离禅宗‘明心见性’之方向，或偏离诗歌‘吟咏性情’之本意，都病在一个‘死’字。诗禅领域的这两大批判在实质上都是针对‘死’字而展开的”[5]39。在此基础上自然打通看话禅的参话头、参活句思想与南宋中后期A活诗风转变的关系，迎刃解决诗学理论上借鉴看话禅“参”“悟”“活”论诗的学理逻辑。如此理路，在学术界对禅宗话头与诗学理论、诗歌创作的平行比较基础上揭示了诗禅影响的深层原因，张勇的接着说为看话禅、公案、话头等与诗学关系的研究推进了一步。
水月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经常运用的意象，张勇从佛教中发掘其诗学渊源，指出佛教“水中月”意象“无分别、绝对待、自在圆成、当下即是的特性，与艺术境界独立自足、超旷空灵的特性合若符契”[5]54，故而水月意象得以佛教偈颂为中介，通过僧诗、文人诗逐渐演绎为诗歌意象，呈现出“清”“静”“空”“明”四大审美特征。张勇考镜源流，对照诗禅，演绎学术界日用而不知的诗学命题，独具只眼。
从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点入手，以诗性精神为纽带，思考诗禅关系中的重点命题，既要熟悉佛理，大量爬梳佛教文献，又要熟精诗歌创作与诗学批评，批S导U，游刃有余，文字背后所需的深厚功夫，是难以估量的。
二、禅宗道性中的诗性精神
姜剑云认为：“诗性精神是指出乎原始冲动的、自发的抒感的精神。诗性精神亦可称之为抒情精神。”[9]209张勇以诗性精神来剖析中国禅学，便不得不面对禅宗绝情中的抒情，如何诠解道性与诗性的矛盾张力，将“无情有性”的禅宗思想与诗性精神统一起来，是一个在操作上很困难的问题。
张晶阐释“无情有性”说：“不但有情众生悉有佛性，而且一切山河大地、草木土石等无情物也都有了佛性。”[3]56以此出发，抓住后期禅宗佛性论，回归自然理解禅宗的诗学逻辑与诗人的禅学思维，在人与自然契合角度比较诗禅关系，指出：“禅家善于即色谈空，在万法的殊相中品味真如。诗人则善于抓住活生生的物象、剪裁下大自然鲜活的一草一木，摄入诗中，使它传写出宇宙的脉息，留住美的永恒。”[3]60这是从自然与主体的关系入手解决情性问题。张勇不避矛盾，直面张力，从正面体悟道性与诗性关系问题。
张勇借用齐己《寄怀江西僧达禅翁》诗中的“贝叶”与“杨花”意象来指诗性与道性，指出：“‘贝叶’象征佛教信仰，‘杨花’象征世俗歌诗；前者带有威严不可侵犯的神性，后者则满载着浓郁的世俗情感。‘未能精贝叶，便学咏杨花’，表面是说，自己禅修不精而只能以诗为业，实质上形象而准确地表达了诗僧的身份矛盾及矛盾张力中的创作心理、创作风格与创作形式。”[5]1的确如此，解析诗人作品中的禅味容易，诠释禅人诗歌中的诗性却不得不面对情、性这一组矛盾。只有解决诗僧的身份矛盾才能赋予僧诗以合法性。
吴言生《禅宗诗歌境界》从广义入手研究禅宗诗歌，将禅僧偈语、机锋对话等也包括在内，分别解读临济宗、沩仰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杨歧宗、黄龙宗等各宗禅诗，分门别类，演绎禅宗诗歌“所蕴含的佛教智慧、哲学意蕴、禅悟内涵、美感质性”，总结禅宗诗歌“触目菩提的理量境”、“水月相忘的直觉境”、“珠光交映的圆融境”、“饥餐困眠的日用境”等四重审美境界，立足点在禅宗，侧重在僧诗的禅理剖析[10]。张勇侧重点在于禅诗的诗性精神，故其先从诗僧身份的内在张力突破，力求找到打开禅诗诗性蕴含的钥匙。
诗僧身份属性在学术界众说纷纭，大多数学者从广义上界定诗僧，没有细致检讨诗僧这一独特群体诗人自觉与僧人面貌之间的冲突。正是这一点发现，张勇从严格意义上定义诗僧：“诗僧应专指那些既以诗闻名而又有自觉僧人身份意识的出家人。这个定义既排除身披袈裟却无佛教信仰的作诗者，又排除那些虽有佛教信仰而没披袈裟的居士诗人。”[5]77这一界定是苛刻的，却打开了一条寻绎诗僧心理的门径，为禅、诗关系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诗僧齐己、惠洪、贯休、归仁、道潜等一面要克服“诗魔”的侵袭，坚守禅修本务，一面又不断以诗言志，用诗的体式言说不能写诗，呈现出禅诗独特的身分张力。诗情与道性如何统一的问题自然成为禅诗研究中无法绕过的关节点。
张勇首先总结禅宗性与情的关系，指出：“在中国禅宗看来，‘性’或‘自性’是万法的本体，也是众生内在生命的主体，是众生成佛的内在根据。情是‘自性’之作用，但又能反过来遮蔽‘自性’之光明，禅宗修行实践的终极旨趣在于引导众生去除情尘欲垢，见自本心、达自本性，即‘见性成佛’。”因为情与性的矛盾性，诗僧绝情存性的修行要求，故“禅宗的‘性’本体论及情性关系论，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诗情与道性关系的看法，也把诗僧的创作置于诗情与道性的矛盾之中。”[5]8182放在诗情与道性矛盾冲突中考量，僧诗的合法性便需要论证。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因出发点的不同，对以诗说法的做法各执一端；唐代诗歌大盛与禅宗发展的综合语境下，诗僧们在理论上竭力寻找诗情与道性的契合点，文人墨客也在不断打通诗禅相通之途。执其两端，折中尤难，偏重一侧便在所难免。故张勇在周裕锴、汪琬等区分佛理与抒情的基础上，将僧诗分为世情诗与道情诗，重点总结道情诗在把世俗的喜怒哀乐之情过滤干净之后所呈现出来的独特个性，即涉佛题材，静态的、冷色调的物象，清冷的意境等，客观定位道情诗在诗学史上的意义，为研究僧诗提供了理论支撑。
僧诗自然富于诗性。然而，偈颂往往被当做诗来读，特别是禅门偈颂禅趣盎然，诗兴十足，诗偈因此缠夹不清。考察禅宗道性中的诗性精神，厘清诗偈界限很有必要。张勇总结出偈颂的三大特征及其与诗四个方面的区别：“偈颂的本质特征有三：一是阐扬佛理；二是以概念而不是意象作为主要表达手段；三是无世俗情感。这三条基本特征，决定了偈与诗四个方面的区别，即主旨上的‘为法作’与‘为诗作’之别，内容上的‘无情’与‘有情’之别，结构上的‘概念’与‘意象’之别，语言上的‘理语’与‘理趣’之别。”[5]108至于名称虽以“偈”称却符合诗性特质的，仍要以诗对待。因此，在公案话头中，能够梳理出一大批富于意境的禅诗，充实了丛林诗史。
三、禅门诗学中的诗性精神
在传统诗学研究中，“以禅入诗”、“以禅喻诗”的诗学命题已有充分研究。然而，身为禅门的诗僧，在道性与诗情的冲突中，在赋诗的自我辩护中，自觉不自觉地进行诗学批评，积淀了一批宝贵的诗学资源，值得全面梳理。张勇着重阐述寒山诗论、皎然诗论与子聪诗论，以点带面，阐释禅僧诗论的诗性精神，初步呈现禅门诗学面貌，在佛门文学批评研究史研究上迈出了坚实一步。
张伯伟《寒山诗与禅宗》一文考证寒山从儒生、道士到佛徒的历，发掘寒山诗中的禅理、禅典和禅趣，爬梳《对寒山子诗》原貌，研究寒山诗在禅门中的运用，重点在于阐发《寒山诗》的禅学特质[1]282309。然而，在考察论诗诗时，张伯伟指出，曹山本寂禅师《对寒山子诗》开创了禅家以诗论诗、绕路说禅的方式，是宋代论诗诗盛行的重要文化背景[11]405408。从《寒山诗》注本发掘论诗诗兴盛背景，为张勇直接从《寒山诗》中提炼诗学观指示了方向。张勇在考察寒山子为自己诗歌正名时，引用《寒山诗》“有人笑我诗”、“有个王秀才”、“余昔曾睹聪明士”、“世有聪明士”等首，阐释寒山子典雅的诗学观，认为《寒山诗》中“已经出现了多首谈论诗歌的作品，涉及对诗歌的创作动机、功能与特征的认识，虽是只言片语，若把它们集中起来放到特定的时代与学术背景之下考察，就会明晰地了解寒山的诗学观，发现这些论诗诗的独特价值”[5]110111。的确如此，“有人笑我诗”首认为诗歌“典雅”与通俗是相通的，“有个王秀才”首则表达了反对四声八病的意见。那么，这种与时代诗风几乎相悖的诗论指导下的“典雅”到底指什么呢？张勇从《寒山诗》文本分析出发，总结为“有典据”、“合雅正”、“典丽雅驯”三个方面，即《寒山诗》所涉及经史子集典故随处可见，来自《诗经》《楚辞》《论语》《庄子》、六朝诗歌乃至《列子》《史记》《世说新语》等的典故很多；《寒山诗》在内容上“关注社会与人生，爱惜亲情与友情，直至惜护生灵、泛爱生生”，“与儒家诗教观相一致”；《寒山诗》在形式上营构清远的意境、选择典雅的文辞、注意粘对和谐的音韵[5]121132。结合寒山子诗论主张，从文本出发，实事求是，分析问题，阐释关键，张勇提出寒山子部分诗歌是论诗诗的观点可以成立。
张勇认为寒山诗比杜甫《戏为六绝句》略早，尚待考证，然不影响其对寒山论诗诗价值贡献的判断：“促进了论诗诗的正式诞生”，而其对禅诗而言则具有指导意义，“指明了禅诗发展的‘典雅’方向”，“开启了以诗语禅的新思路”[5]119120。从而赋予《寒山诗》文学批评的功能，确立《寒山诗》在文学批评史与禅诗发展史上的地位。具备指导禅诗创作的素质，说明寒山子拥有较高的诗性素养。
皎然《诗式》研究成果丰硕，张勇另辟蹊径，从皎然僧人、诗人、诗论家三重身份出发，着重解析皎然诗论中的“情”范畴，以具体个案突出诗禅张力，丰富了皎然诗论研究成果。张勇细致考察皎然创作论方面情与景、情与言、情与韵、情与势关系论，风格论方面以“情”为一格论，批评论方面以“情”为准的论，还原出作为诗人与诗论家的皎然；又着力分析皎然诗歌与诗论中 “情”与“道”的冲突，揭示僧人皎然与诗论家身份的冲突，进而考镜皎然三个阶段的诗禅观。皎然个案是诗禅张力的生动体现，张勇以诗性精神贯串考察，抓住了牛鼻子，既解决了皎然诗论矛盾问题，又为佛门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作出了示范。
张勇论述子聪诗学思想，同样从身份视角切入，抓住子聪政治家与僧侣的双重身份，阐释其“出”“处”张力中的诗学思想，指出子聪在以出世之心践履入世事业的实践中，诗论主张带有明显的“教化”与“自然”双重性质。因不忘钟鼎，故子聪诗论提倡教化，标举风雅，认为从《诗经》至杜甫诗歌都贯串了风雅之旨，《离骚》由风雅所变，唐诗因上接秦汉风雅而可为诗法，张勇征引子聪“诗家体面儒家法”、“风雅变离骚”、《读唐人诗》《读工部诗》等诗论，结合唐人风雅诗论，交代了作为政治家的子聪重教化的诗学思想；因返归山林，故子聪诗论重视自然，张勇总结子聪诗论自然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透脱无碍的创作胸襟”、“自然天成的创作灵感”、“通透圆活的艺术风格”[5]165166。矛盾张力中的诗学主张，在“不二法门”的调解下，形成了子聪儒、佛、道合一的诗性精神。
四、禅门文论中的诗性精神
张勇取广义上的诗性即文学性为理论出发点，在诗性精神视阈下涉足禅门文论，选取禅林韩柳学论题，揭示孤山智圆、契嵩、法眼等对韩、柳思想的理解与评r，为建构禅门文学批评史导夫先路。
智圆尊韩、契嵩非韩，宋代前后相继的两位诗僧对曾经排佛的韩愈态度迥然不同，个中原由，值得深入探究。钱锺书《谈艺录》对契嵩非韩作出评判：“释契嵩激而作《非韩》三十篇，吹毛索瘢，义正词厉，而其书称道者。”又按断：
按契嵩非韩，特本《旧唐书》而扩充之。故《非韩》第十七篇、第二十三篇、第二十四篇、第三十篇皆引此传之语。契嵩老于世故，文集卷一《劝书》第一偏举韩文中道佛法之语，并谓韩子于老墨皆有取，非胶执一端而不通者，是赞昌黎也；《非韩》第一、第十四、第十七则前所举以赞昌黎者，今胥为诘难之资。盖《劝书》所以游说公卿，不敢悍然攻讦也。且于昌黎则非难之，于并世之欧阳永叔、自命为继昌黎而攘斥佛老者，则誉其知道能文，卷八《记复古》、卷十《上永叔书》可征，真堪一笑。[12]6263
钱先生批驳契嵩非韩，事实俱在，可谓不刊鸿论。然而，契嵩为什么非韩，其非韩有什么意义，并未细致推绎。学术界研究这一学术论题，多着眼于儒释关系论、道统论、心性论等哲学宗教问题。张勇则从文学角度研究这个问题，指出契嵩在尊韩排佛浪潮中选择了批判韩愈而避欧阳修锋芒的迂回战术，否定韩文传道功能，指斥韩愈为“文词人”，批评韩文构思怪诞、思理不周、语言随意等弊病，认为契嵩非韩具有重要的文学意义：“契嵩‘非韩’开启了宋学家‘重道轻文’文学批评的先河，从而使他成为理学文论的先驱者。”[5]201如此定位，便架起了禅门文论与理学文论的桥梁，从文学批评史角度证实了理学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论断。在援儒卫佛的实践中，禅门文论不自觉地迎合了诗性精神。
与契嵩相反，年长的智圆却是“有宋以来韩愈最忠实的拥护者”[5]172。张勇从古文、道、辟佛三个方面总结出智圆尊韩的表现，主要是称颂韩愈发起“古文运动”的功绩，梳理赓续儒家道统，同情理解韩愈排佛；发掘智圆尊韩的动因有两点：“一是吸收儒家思想以挽救危机之中的佛教；二是学习‘古文’写作，阐扬佛教思想。”[5]180同样是卫佛，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智圆从正面借鉴以弘扬佛教，契嵩则从反面驳斥以救佛教，张勇的解析在学术动态中展开，入情入理，令人信服。相同的是，两位僧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文学视角，客观上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发展。张勇总结智圆尊韩的文学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智圆“在‘未尝有道韩文者’的时代大力推尊韩愈，在‘时文’风靡文坛之时倡导‘古文’，以一先觉者的姿态为当时文坛指明了发展道路，也为几十年后‘古文运动’的最后胜利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二是“从‘文’的角度赞扬韩愈‘文以明道’精神，理学家则是从‘道’的角度批评韩愈过多地在‘文’上下功夫。虽然一个赞扬一个批评，但所折射出的‘文道合一’、‘重道轻文’思想是没有区别的。这一思想成为理学家文论的基调”[5]183184。如此看来，智圆、契嵩虽有尊韩、非韩的区别，最终在客观效果上却殊途同归。
柳宗元深谙佛理，学术界多从柳氏诗文发掘其佛学思想。张勇则对面发想，从禅门中发掘柳学观，在释氏文献引录中研究柳宗元在佛教界地位，总结法眼等僧侣对柳宗元佛教观的提炼：认为柳宗元具备“深明内教”、“深救时弊，有补于宗教”、“万世学佛者之指南”、“和会儒释”、“务行及物之道”等特质，为柳宗元研究开辟了新视角。禅林文献品评柳宗元多从柳氏诗文出发，亦属于文学解题与点评一类，是禅门文学批评史重要资料。张勇虽未提及这一点，但其研究禅林柳学观过程中诗性精神的立足点，客观上阐发了禅门文学批评。
最后，张勇以诗性精神贯串全书，不仅在内容阐释上紧扣主旨，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体现。如在研究诗禅关系时，不作全面铺展，而是以问题为中心，全书结构安排呈现出以点带面、串点成线的特征，符合诗性思考中的跳跃性；又，在检讨诗僧身份、诗情道性、尊韩非韩等问题时，既凸显张力，又步步深入，契合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融合无间。
当然，在沟通智圆、契嵩文论与理学文论时，仍需进一步研究二位诗僧文论在当时的传播状况，考察其效果史，从而确凿证实二者对士人文论的影响，否则，就有过高评估两位诗僧文论的嫌疑；在考察禅林柳学观时，主要侧重在宗教领域，尚待进一步定位这一现象的文学批评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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