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3 16:59:0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微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要】 本文综合微观经济学说与微观经济研究方法，运用需求和供给曲线分析归纳经济单位活动内在客观规律，提出了微观经济进深理论和更为实际的研究方法。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对人类行为的目的与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资源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强调了资源的稀缺与选择的问题。人们在生产和生活活动中，必须做出多种多样的选择，使绝对稀缺的经济资源得到充分而有效的合理利用。根据资源配置与资源利用的不同内容，可将经济学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本文就微观经济学研究进行一些综合性的探讨、论析。
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个体经济单位，诸如单个消费者、单个生产者、单个市场等。通过研究个体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和相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价格分析是微观经济学分析的核心，微观经济学也被称为价格理论。在微观经济学中，任何商品的价格都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给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应用分析，通常被当作微观经济分析的出发点，而微观经济学分析所涉及的经济变量都是个量，主要从分析单个消费者和单个生产者的经济行为、分析单个市场均衡价格的决定、分析所有单个市场均衡价格的同时决定三个层次上逐步深入的。这种由个别到一般再到全部的总结、推导，形成了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合乎理性的人”完全理性、完全信息、完全竞争三个基本假设是整个微观经济研究的前提。两种分析方法均衡分析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相对稳定，二是相对最佳。各种理论所寻找的最佳答案，最终都是在某种均衡状态确定了它。对于边际分析的方法，要想确定问题的最佳解答，必须考察经济变量在原有水平即边际上所发生的微小变化，以明确事物向最佳状态发展变化的趋势或方向，直至达到极值。需求曲线、供给曲线确定单一变量，各种影响因素的分析方法，得到供求定理的过程，以及弹性概念的提出及应用都为各种问题的研究、解决提供了便捷的途径。
需求曲线斜率为负值、供给曲线斜率为正值是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基本特征，它表明了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之间成反方向变动的关系、商品的价格和供给量成同方向变动的规律。微观经济学中，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相互影响构造出了市场的均衡状态，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分别是以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分析作为依据的。效用论分析需求曲线背后消费者的行为，并从中推导出需求曲线，因而效用论也被称为消费者行为理论。分析供给曲线背后生产者的行为理论，从生产者行为的分析中推导出供给曲线。将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结合在一起，并将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及结果表现为产品市场中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相互作用及结合结果，即可分析出产品市场的均衡状态。
效用是消费者对商品满足自己欲望能力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运用效用论中基数效用论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分析得出基数效用论的消费者均衡条件，即消费者应该使自己所购买的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运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可推导出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同时可得出消费者剩余的概念，表示一种愿意支付与实际支付的差额，代表着一种状态。效用论的序数效用论从消费者偏好进而应用无差异曲线细化分析出消费者消费行为。应用无论在函数形式上还是在曲线特点上都非常的相似的长期生产理论等产量曲线与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无差异曲线，再由边际技术替代率和预算线共同推导出序数效用论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即所购买两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两商品的价格之比与之对应，由等产量曲线和等成本线（企业预算线）推导出既定成本条件下产量最大化，既定产量条件下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最优生产要素组合；以及原理相对应的消费者的价格—消费曲线、收入—消费曲线，生产者的扩展线，规模报酬及规模报酬曲线，而规模报酬的变化又是规模经济与不经济的一个特例。商品价格变化所引起的该商品需求量的变化（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再由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到市场需求曲线，补充了不确定性下消费者的行为。生产者行为理论从企业的本质分析各种类型的生产函数，再由一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分析得出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短期成本变动的决定因素正是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与之对应的长期成本可推论出长期生产技术的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是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呈U型的决定因素，而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特征又决定了长期边际成本也呈先降后升的U型特征。长期成本曲线是在短期成本曲线的基础上不断调整规模，选择最优后推导出来的。
完全竞争市场和非完全竞争市场的内容构成了市场结构理论。市场论的中心是分析不同类型市场中商品的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的决定。在各种市场的类型以及划分市场类型的四个主要因素中，第一市场上厂商的数目和第二产品的差别程度是最基本的决定因素，第三个因素对价格的控制是第一、二因素的必然结果，第四个因素进出一个行业的难易程序是第一个因素的延伸。市场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取决于市场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决定了市场的需求曲线，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决定了市场的供给曲线。收益取决于市场对其商品的需求状况，成本取决于厂商的生产技术方面的因素，收益和成本决定了利润。不同类型的市场对其产品的需求是不同的，完全竞争市场是一种最有效率的市场类型，为其他类型市场的经济效率分析和评价提供了一个参照对比。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均衡和供给曲线及行业的短期供给曲线推导得出完全竞争行业的长期供给曲线、完全竞争市场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的三种类型中，垄断市场的垄断程度最高，寡头市场居中，垄断竞争市场最低。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即论证市场经济能够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微观经济学以需求、供给和均衡为出发点，通过效用论研究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推导出消费者的需求曲线，进一步得出市场的需求曲线。生产论、成本论和市场论主要研究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推导出生产者的供给曲线，进而得出市场的供给曲线，就可以决定市场的均衡价格。完全竞争市场最优，垄断市场最差，而垄断竞争市场比较接近完全竞争市场，寡头市场比较接近垄断市场。在所有个体经济单位追求各自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一个经济社会如何在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下实现经济资源的配置，是我们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寻求最优值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的第一宗旨和目标，而微观经济学说和微观经济研究是总结、指导、实现这一宗旨和目标的有效方法和途径。但是，认知和研究的局限性、人类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影响因素的多元性，决定了对现实经济不能简单地以帕累托最优理想状态应用“看不见的手”原理去研究、推理每一个家庭都具有一系列反映该家庭对两种物品的偏好的、向原点突出的无差异曲线及一系列代表生产任何一种产品所需的劳动和其他投入品的有连续性或平滑的等量曲线，存在经济中任何一个部门的一系列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存在生产过程中一切投入品的一系列的边际物质产品曲线。我们只有以客观、辩证、唯物的方法，深入市场经济社会实践，总结、认知市场经济社会内在的运行和发展规律，反过来指导、推动市场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方能达到微观经济学说和微观经济研究的真正初衷。
【参考资料】
[1] 钟世洪：微观经济学教程[M].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
[关键词] 产业经济学 西方 理论 发展 中国特色 构建
一、西方产业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及进展
1.“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范式
西方产业经济学分为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新奥地利学派,其中哈佛学派的核心观点为SCP范式,即 “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范式,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便是此范式的主要构成要素。市场绩效的产生由市场行为引起,市场行为被企业所在市场结构所决定。在这一范式下,行业集中度高的企业总是倾向于提高价格、设置障碍,以便谋取垄断利润,阻碍技术进步,造成资源的非效率配置;要想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和改善不合理的市场结构,限制垄断力量的发展,保持市场适度竞争。
2.新产业组织理论:SCP范式的修订和补充
新产业组织理论兴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此理论对企业在市场上的行为进行了着重研究,致力于紧密结合产业组织理论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数学方法与博弈方法是此理论的主要研究方法,也就是说,对于此理论的研究主要以理论模型的建立来对企业行为的合理性进行探索,同时对经济福利问题进行强调。
在上述发展之外,新产业组织理论对产业组织的具体问题有了新的发展。以产品差别为例,在新产业组织理论中,以模型的建立为依据,产品差别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垂直产品差别,一类是水平产品差别。在古诺双头垄断模型下对进入壁垒问题进行考察,企业对市场需求的满足能力决定了企业所拥有的优势,并且企业所能够承受的沉没成本的多少决定了企业能够满足市场需求能力的大小。在博弈理论下,对厂商的竞争在不确定性问题和不确定条件下进行研究,可竞争理论诞生了。在此理论下,不赞成对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强度对市场竞争的维持,提出企业市场的多少并非由较好市场绩效的市场结构所决定,认为可竞争性市场是进入市场的成本非常低,且已经在市场中的企业存在可感的潜在压力时的市场,在这种可竞争性市场中良好的市场绩效才会产生。
3.产业组织理论: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是与新产业组织理论同时发展起来的理论,与传统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相比,芝加哥学派所提倡的理论是截然不同的。在芝加哥学派中,其分析方法依据严格的经济理论,并对理论的经验证明进行着重强调,认为SCP中的结构、行为、绩效三个因素之间的单向因果关系是不科学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双向的、互动的;在市场经济发展方面,认为应该放任自由,而不是以政府为主导进行干预。
4.新制度经济学:“后SCP”流派
科斯、诺斯、威廉姆斯、阿尔钦等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以制度角度来进行,是新制度经济学这个新兴流派的主要特点。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其研究内容包括企业“黑箱”内部的产权机构、组织结构的变化、市场绩效受到前两者的影响,简言之,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已经深入到产业组织内部。所以说,在研究企业行为方面,与其他学派相比,新制度经济学拥有一个全新的理论施教,不仅对深化了产业组织的理论,更催化了其对企业行为产业的结果。对我国在产业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有着巨大的启迪意义。
二、构建中国特色产业经济学的设想
1.在研究对象方面
第一,概念方面。在我国,在研究产业经济学时依然继续沿用行业、部门等过时的概念,并没有以市场的角度来进行,也就是说还没有明确产业的概念。
第二,重点确定方面。与产业组织的内部研究相比,更加重视对产业之间关联关系的研究,因而在产业组织方面的研究缺乏深度。
第三,内容构成方面。使一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等原本不与产业经济学相关的内容纳入到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中,导致产业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过大、过杂,模糊了产业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为了使上述问题得以解决,从而保证产业经济学的路径回到正轨之上,使市场机制和企业组织的运作机理得以突显出来,首要问题就是纠正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2.在学科体系方面
为了使中国特色在产业经济学中体现出来,必须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状为依据,主体内容替换为企业组织和市场交易机制来对产业经济学的卢纶逻辑体系进行构建,同时压缩目前的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内同,将关注点转移到研究和检验产业运作的实证上来,在对产业经济学体系进行探索时必须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层次差异相结合。
3.在方法论体系方面
规范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是研究经济学的两个基本的方法。其中,在规范研究中必须对经济事物的逻辑合理性与伦理价值观进行强调;在实证研究中,研究重点必须放在经济事物的实证检验方面。定量研究,指的是在考证理论与实践时的主要方式是经济计量、实证检验和模拟试验等,这是研究现代产业经济学的主要方法。我国在研究产业经济学时应当对这些方法进行吸收、借鉴。
4.在教育教学方面
在进行财经教育教学活动时,必须将当前的市场发展现状融入产业经济学的课程之中,对产业经济活动中产生的新为题进行探索,不断更新、创新产业经济学的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同时,将企业在市场决策中所遇到的新问题
纳入到研究范围之中。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主观价值理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其产生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根源—反和微观经济管理的需要。本文还对主观价值理论的产生发展历程和理论缺陷进行了简要的探讨，并提出应该批判与借鉴主观价值论，为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服务。
一、主观价值理论的发展历程
(一)主观价值理论的理论渊源
主观价值观念，即效用价值的思想早已有之，在近代大致与劳动价值思想同时出现。边沁的功利原理和自利原理，是主观价值论的哲学基础。17世纪英国的巴尔本就认为商品价值是由效用决定。论文百事通18世纪中叶，瑞士数学家伯努里提出边际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的思想。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加里安尼于1750年在《商业与管理》中，从物品的稀缺性论述效用，他认为效用随物品的稀缺性而变化，稀缺的物品往往具有最大的效用，为边际分析开了先河。西尼尔则从供求关系的角度来考察效用，把效用归结为人的主观感受，效用的大小取决于商品供求关系，效用随供给的增加而减少。意大利经济学家孔迪亚克在1778年出版的《谈商业与政府关系》一书中，就提出了效用价值观，他认为价值是经济学的中心问题，而效用则是价值的源泉。孔迪亚克所谓的效用是消费者基于商品消费所得的满足感而赋予商品的主观属性。可以说孔迪亚克是主观效用价值论的开山鼻祖，孔迪亚克的这种经济思想迅速地传播到法、德、英等国，并得以深人和发展。重农学派的杜尔哥和法国经济学家萨伊都在不同程度上把价值看成人们对产品效用的主观评价。
不过，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30年代，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占支配地位，效用价值论仅缓慢发展。19世纪30年代以后，古典经济学的衰落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和刺激。英国的劳埃德被认为是明确以边际效用来说明价值决定的第一人。爱尔兰的朗菲尔德提出了边际成本和边际需求的概念。法国的古诺较多使用了边际分析方法，并且是数理经济学的鼻祖。德国的屠能也使用了边际分析法，并对马歇尔产生重大影响。戈森被视为边际学派的直接先驱者。他1854年发表的《人类关系法则及人类行为规范》中提出了“戈森定律”，即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效用最大化规律(边际效用相等规律)，为边际效用学派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主观价值理论体系的创立与发展
主观价值理论体系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法国的瓦尔拉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几乎同时并独立地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效用价值论，该理论首先从价值理论开始，然后推进到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进而引发了几乎整个西方经济理论的变革。他们认为价值具有主观性，从而把经济财货的价值归结为主观价值，并提出用主观价值(即对人类福利的重要性)和客观交换价值(即购买力)来替换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认为主观价值决定客观交换价值。奥地利学派在考察价值尺度或主观价值量的测定时，出了边际效用量决定财货价值的规律。边际效用学派认为，价值不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是取决于物品的效用和稀缺性，取决于消费者主观心理上感觉到的边际效用。效用价值论包括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两套原理和方法。在帕累托之前，整个边际效用学派都是在基数概念的基础上建立效用理论。帕累托第一次清楚地区分了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这两个概念，并系统地提出了序数意义上的效用理论，即假设商品效用能用第
一、第
二、第三这样的序数来计量，从而使边际效用理论“摆脱”了“主观感觉不可计量的批评”。而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则标志着边际主义学说的完成。20世纪初边际学派已从异端和支流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正宗和主流。
均衡价格论的创立可看作是主观价值理论体系的发展。马歇尔在其供求论基础上对各种相关的价值论进行了综合:他将效用价值论当作需求的基础，通过需求价格的引进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转化为边际需求价格递减规律，推导出需求曲线;将生产费用当作供给的基础，把实际生产费用看作是劳动的“反效用”和资本的“等待”的总和，通过货币生产费用的引入，在边际生产成本递减的基础上推导出供给曲线;然后，由供给和需求所决定的市场均衡价格来解释价值决定问题。后来，希克斯利用序数效用论推导出需求曲线并扩展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而最终的集大成者是萨缪尔森。
二、主观价值论的政治经济根源
(一)主观价值论的政治根源
反对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主观价值理论(边际效用价值)产生的政治根源。19世纪70年代，在政治上，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由于未能合理地解决利润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和平均利润与价值规律的关系两大难题，已远远落后于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并且最终全面崩溃，经济学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危机。而萨伊的客观效用价值论也已经不能满足大资本家的需求。另一方面，19世纪末，由于的广泛传播，各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资产阶级急需一种和劳动完全脱钩的价值理论来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边际效用价值论应运而生，西方经济学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边际革命。以边际效用学派为代表，在理论内容上把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作为商品的价值实体，而人的主观评价是由人的趋利避害心理决定的，所以价值是由人的心理规律决定的。他们借助于当时的心理学的发展成果，将心理分析引人经济学研究领域，认为商品价值的实体是商品的边际效用。所谓边际效用，按照边际主义经济学家的观念是:消费者在消费某种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或每增加消费一个单位商品或劳务时)所获得的满足程度。是一种主观心理上的东西，商品的价值就是消费者以边际效用为依据赋予商品的一种主观的评价，从而形成一种主观效用价值理论—边际效用价值论。
边际效用价值论是“边际革命”时期西方经济学乃至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边际主义经济学家们继承了其辩护性的固有传统，表现在更加敌视和反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他们将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观定位在边际效用价值论上。这样一来，商品的价值就和劳动彻底脱钩，不会留下任何口实说社会的财富都是工人创造的，资产者得到的部分是对工人的掠夺和欺诈。边际效用价值论被西方经济学家奉为经济学全部理论的基础而沿用至今的原因正在于此。
(二)主观价值论的经济根源
经济建设的需要是主观价值论的经济根源。19世纪末，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古典经济理论已经不能很好解释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与此同时，劳动价值论的产生与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对当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完全站稳了脚跟，资本主义己经向世人充分地证明了其相对于封建主义的种种优越性。现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现有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来增加社会财富，提高公众的生活水平，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扬光大。即如何搞好经济建设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投人获得最大的产出(对消费者来说就是如何以最小的支出获得最大的满足)。这一问题实际上又是微观经济管理问题，即社会对既定的资源量，企业(个人)对既定的资源量如何进行管理。要实现这一点，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往的各种经济理论都无法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而边际效用价值论可为这种分析提供理论基础。于是以理性经济人和资源稀缺性的假设为前提，研究在现有生产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始终追求效用最大化是其目标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应运而生。它从需求和效用角度，以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为原则，研究为达到效用最大化的资源和产品在生产与配置中的最优数量和途径问题;从微观层次，通过对个人消费者、单个厂商的行为分析，寻求单个产品市场的均衡问题。
总之，边际效用价值论作为一种资产阶级价值理论，从其发展、演变的轨迹看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的功利目的，以效用取代劳动，以效用解释价值。边际效用价值论旗帜鲜明地表现出西方庸俗经济学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发展服务和辩护的特征。
三、对主观价值论的评价
(一)主观效用价值论的错误与缺陷
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根本谬误在于，把价值归结为一种没有社会历史内容的主观的永恒范畴，一笔抹杀了价值范畴的社会规定性和客观性，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抗性和剥削性。不仅被用来反对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且具有强烈的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色彩。
主观效用价值论的缺陷深植于其理论体系中。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人对物品的效用(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的主观评价。价值来源于效用，又以稀缺性为前提，其尺度是边际效用。不能满足人的欲望的生产资料价值由其生产最终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决定。物品的市场价格是供求双方物品主观评价达到均衡的结果。效用价值论研究的重点是商品的主观的使用价值，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从财富的效用到边际效用，从基数效用到序数效用等。其缺陷主要有下列几点:(1)效用不能计量。效用价值论的根本错误在于违反了确定交换比例的原则。因为，效用价值论所说的效用，是消费者对物品满足自己需要的一种心理感受和主观评价。不同的人对同一种商品的偏好和评价是千差万别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对同一种商品的偏好和评价也是千差万别的。不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通常没有也不可能用基数或序数来计量商品的效用。商品的效用是无法计量的。(2)效用不能说明新价值的创造和旧价值的转移，因而不能解决价值的补偿问题。生产中耗费的价值应在交换中得到补偿，这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按照效用价值论的观点，效用是消费者对商品带来的满足程度的评价，消费者在评价某件商品的效用时，是绝不会考虑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效用是多少，劳动耗费是多少。因此，效用根本不可能转移。按照效用价值论的观点，产品的效用决定生产它的生产要素的效用，相应地，产品的价值决定要素的价值，这在现实中显然是不成立的。(3)效用不能在交换中决定。价值理论的任务是要解释商品交换的比例和价格的确定。现实情况表明，凡是参与交换的商品，都必须有明确的价格，不存在没有交换比例或价格的交换活动。但效用价值论所说的效用却不能在交换中确定，只有在消费者实际开始消费商品后才能做出评价。至于边际效用，更要等到消费足够数量的商品之后才有结果。但事实是，消费者在消费他通过交换而得到的商品之前，已经支付了商品的价值或价格。
边际效用价值论将边际效用混同于商品价值的基础和实体，并以此错误的理论基础来证明其系统理论的先进性、科学性，这就使整个理论推理过程充满矛盾、混乱，使得“边际革命”以后，西方庸俗经济学走人了死胡同。新晨
(二)主观效用价值论的借鉴作用
近来我国经济学教育的国际化步伐日益加大，随着越来越多海归人才引入国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众多高校研究生培养体系逐步向欧美国家看齐，其培养模式日趋与国际接轨，经济学研究生培养水平不断提高。然而，地方院校由于在资金投入、师资力量及生源等方面国内985和211高校存在较大差距，与国内名校相比研究生培养的差距在逐步拉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河北大学作为地方高校的一员，近年来河北大学经济类研究生培养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招生专业不断增加，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但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如何完善研究生培养机制，提高培养质量，缩小与高水平名校的差距，是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为深入了解经济类学术型研究生培养状况，尤其是从学生角度发现现行研究生培养机制存在的问题课题组在多次研讨，并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设计了系列调查问卷。并于2012年6月-12月，在河北大学组织了一次在校研究生教学状况调查，涉及2010,2011,2012三个年级9个专业，样本量204。通过对问卷的数据进行处理后，分析目前学术型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经济类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学生学习动机和投入不足。(1)研究生以就业为导向，普遍对专业缺乏兴趣。研究生入学动机和专业选择动机决定了学生在研究生期间的目标和时间分配。本项调查显示，研究生入学的动机占最大比重的是为了取得学历，找个好工作，在总样本中的比例高达39%。第二是为了成才，实现自我价值，占到24%，而对科学或学术研究感兴趣，希望探索真理只占到总样本的9%。在是否对本专业及科学研究感兴趣的调查中，研究生平均兴趣度为3.25，处于不感兴趣区间，而且非常不感兴趣的人数占很大比重。这充分表明了现代研究生在校期间缺乏学习兴趣，攻读研究生不是为了学术而是为了工作。(2)课余时间分配的非专业倾向。在学习过程的统计中，充裕的课余学习时间本是研究生提高自身知识和能力的宝贵时间，但是通过调查发现，各专业研究生在课外时间分配中，备考各种资格考试成为占比最大的选项，最大的占用课外时间多达70%以上，考证人数占总样本的98%。在专业课学习中，学生选出的不太符合及不符合的选项中包括阅读专业文献旁听其他专业相关课程和经常阅读外文文献。在与导师的交流频率和参加学术报告频率的统计上，各个专业平均频次分别为1次/2.5周、两月一次。总体来说，研究生对专业和课程学习兴趣不高，投入精力不足，这对研究生培养质量有深刻影响。
2.培养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研究生自身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及研究生对学习与科研的精力投入直接影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为保证和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应当加强对研究生的管理。从本次问卷调查所反映的情况来看，研究生认为在学习与管理上的自主性不足，自控能力差，认为学校的管理制度有待改进。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1)研究生在课程选择上缺乏自主权，基本上是研究生按照课表来上课，不利于研究生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2)缺乏对研究生约束的机制，由于研究生课程学习及论文环节缺乏严格的过程管理，使得研究生缺乏有效的压力和动力搞好学习和科研;(3)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对于研究生的行为缺乏有效引导。
3.学习环境方面存在问题。从河北大学调查问卷回答中可以看出，学生对于学校的硬件条件及学习环境打出不太满意的评价，主要问题有:(1)缺乏产学研的机会。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未制定支持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倾斜政策和鼓励措施，学校培养人才长期性和企业追求经济效益紧迫性的矛盾客观存在。因此产学研合作各方需要在这方面进一步加强协调。(2)缺少学术交流机会。研究生参与学术交流的机会，取决于是否有必需的经费、是否有能力邀请到举办高水平讲座的专家学者、研究生是否有进行学术交流的意识。这对于培养单位与研究生来说，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二、研究生培养机制和培养方案改革的思路
1.高度重视研究生培养工作。总体来说，地方院校对研究生培养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对本科生的培养。与本科生培养相比，研究生培养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与此相应对研究生培养与管理方面的人力、物力投入远远不足。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要做到以下几点:(1)提高对研究生培养的重视程度。我们应深刻认识研究生培养对于学科发展，以及建设高水平大学的重要意义，急需切实加强管理，加大投入力度，将研究生培养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2)认识到研究生培养与其他高水平学校的差距，提高紧迫性。(3)坚定信心。只要我们推进相关改革，制定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并扎扎实实地贯彻执行，研究生培养质量会有大的提升。
2.对现有培养方案进行修订。(1)加强研究生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的训练。对于现有研究生课程结构调整，强化加强研究生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的训练，开设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计量经济学、经济学中的优化方法等课。(2)对现有二级学科的研究方向统筹和凝练。要组织力量，进一步凝练各二级学科的方向课，打破专业的界限，实行专业课选课制度，使得各专业学生可以跨专业选修课程，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在课程总量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增加学生可以选修的课程，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3)加强研究生教学环节的组织与管理。借鉴本科生教学和课程管理的方法，加强对研究生教学环节的组织和管理。一是完善各门课程教材、教学大纲、网络资源建设。二是建立和完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对研究生课程教师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各项评比和考核，研究生课程应与本科生课程同等对待。三是规范和完善课程考核的管理。规定基础课和方法课程考核应有书面考试为主，并增加期中考试环节。各方向课和研究性课程，可以以课程论文形式考核。降低以课程论文作为考核方式课程的比重，加强对学生的督促。
3.加强对研究生培养过程的管理，为研究生创造良好的环境。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相应规章制度不完善，以及一些规章制度流于形式，缺乏淘汰机制，是导致研究生松懈，在学业投入时间少的一个重要原因。(1)建立中期综合考试制度。在第三学期末，山学院统一组织中期综合考试，考试科目为(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考试方式为笔试，三门考试均及格者方为合格。如果有两门科目同时不及格者，学院将劝其退学;若有一门不及格的科目，可在第二年重新补考一次，补考仍不及格者，予以退学。综合考试合格后，进入准备开题阶段。进一步严格开题环节、预答辩环节和最后答辩环节的把关，建立淘汰机制。(2)在基础课程和核心课程实施研究生教制度。在笔者实际调查了解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高校均在研究生的主要课程中推行助教制度，助教在年级研究生中选拔。尤其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院研究推行的助教制度最为完善，各门课程每周都安排习题课时间，山助教讲解每周布置的习题，补充正课没时间讲解的预备知识是提高研究生课程质量的重要环节。(3)创设良好学术氛围。学院积极创造条件，为研究生举办更多的高水平学术报告，鼓励和支持研究生参与到学院教师的学术活动和科研课题中，将研究生作为科研发展的重要依靠力量。
受到近年来理论界多视角和多元研究方法的启示，作者认为，高校的学生教育管理就其实质来说，是学校和学生双方在一定规则下各自寻求最优理性决策的互动行为，是双方为各自利益最大化所进行的利益博弈。
关键词: 博弈 高校学生 教育管理
博弈论(game theory)又称对策论，它是研究决策主体（决策者）在冲突或合作中的策略选择的理论。它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当两个主体的行为互受对方行为的影响时，各方应该选择何种行动方案，才能实现各自收益的最大化。
在我国，虽然博弈论的研究起步很晚，但博弈的思想却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著名的“田忌赛马”就是一个经典的博弈事例。它揭示的是，在给定齐王的比赛策略不变的情况下，田忌应该采用何种策略才能取得比赛的胜利。这实际上就是现代博弈论中的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两人博弈问题。我国古代典籍中的《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以及《三国志》中都有大量的博弈事例，蕴育了丰富和深刻的博弈论思想。
博弈论作为一种理论最早是由美国数学家冯・诺依曼(Von Neumann)在1937年提出的，而冯・诺依曼(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恩(Morgenstern)于1944年合著的《对策论与经济行为》概括了经济主体的典型行为特征，提出了多种基本的对策模型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创立了对策论的科学体系从而成为博弈论诞生的标志。50年代，纳什(Nash)等人奠定了现代博弈理论的基石；60年代，泽尔腾(Selten)将纳什均衡的概念引入动态分析，提出了“精炼纳什均衡”概念；海萨尼(Harsanyi)则把不完全信息引入博弈论的研究。80年代，克瑞普斯(Kreps)和威尔逊(Wilson)发展了动态不完全信息博弈论，将博弈论的研究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博弈论作为一种方法，最重要功能就是为其他学科提供研究方法。实际上，博弈论的应用范围不仅包括经济学，在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犯罪学、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公共选择和法律等诸多学科和领域，博弈理论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博弈论的特殊视角和特殊方法决定的。博弈论研究决策与其他理论研究决策的最大区别是，博弈论研究的决策是在一种互动状态下的策略选择，而不是一种孤立和静态的策略选择。比如，微观经济学研究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就是在给定一个价格和收入参数的情况下来说明消费者怎样实现效用最大化的问题，在这里，个人效用函数只是价格和收入的函数而不是其他人的选择的函数。而我们知道，一定时期的价格实际上是市场上所有人行为选择的结果，当每一个市场参与者都根据价格来进行选择的时候，价格就会发生变化，这就意味着，单个主体进行决策所依据的价格参数中，包含着其他无数主体的决策过程。因此，单个主体的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他个人的选择，而且也依赖于他人的选择。但微观经济学则没有考虑这一问题，它仅仅是把其他人的选择后果归结为一个价格参数，这样，单个主体决策时面对的就是一个价格，而不是其他的决策主体。他既不会考虑自己的选择对别人选择的影响，也不必考虑别人选择对自己选择的影响。博弈论则正好相反，它强调是，单个主体间的选择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个人的效用不仅依赖于自己的选择，而且也依赖于他人的选择。因此，博弈论研究的决策实质上是一种存在外部经济条件时的个人决策。正是由于博弈论研究的“决策”更接近现实且普遍存在于各个领域，因而博弈论的应用十分广泛。
虽然博弈理论的应用非常广泛，但是用博弈论作为分析方法运用在高校学生教育管理研究中的文章却很少。
高校学生教育管理问题的研究主体，过去多由从事学生教育管理的人员组成，其研究多数局限于实际工作的对策性研究领域。但最近几年高校学生教育管理研究的主体数量迅速扩大，且日益多元。一批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从不同学科的视角和方法介入这一领域，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也被运用高等教育管理的研究之中，并且取得了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如吴晓莉，黄芳在其《高等教育与博弈》提出的“高等教育领域存在许多对博弈的组合”的观点；郭萍，胡军对高等教育服务中的信息不对称及规制的分析以及“教育评估中介应该与政府、市场互补，进行合作规制”的主张，都为运用博弈论进一步研究教育管理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作者认为，大学生是高校教育管理的主要对象之一。学生的教育和管理是高等教育管理工作最重要的内容。对高校学生的有效教育和管理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促进学生的思想道德的提升，提高学生的生活能力及素质，从而有助于高校管理目标的最终实现。因此，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博弈论的方法进一步开展高校学生教育和管理问题的研究，从新的角度来审视高校的学生工作，它可以帮助人们拓展学生管理工作的思路，提高高校学生学习、生活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的水准和质量，有利于学校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同时也可以创新学生管理研究的方法，拓展了学生管理研究的理论视野，对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高教育质量，建设和谐校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高校学生教育管理涉及的主体就是学校和学生。作为学校来说，进行学生管理的目的就是引导学生努力学习，力争使最多的学生达到自己的人才培养规格，引导学生努力学习，实质就是要求学生增加学习成本，即学生的时间成本，物质成本以及克制某种欲望而付出的精神成本等等。而在假定学生都是理性经济人的前提下，学生的目的则是以尽量少的成本来取得学校的认同，这种认同的直接表现就是顺利毕业。学校希望学生顺利毕业，学生也希望学校能允许自己顺利毕业，这一点决定了二者之间具有合作关系，其次，双方都对对方有要求，学校要求学生通过增加学生的成本来使学生顺利毕业；而学生则希望在不增加自己成本的情况下自己也能顺利毕业。由于二者要求的对立，因而使二者之间具有竞争关系。这种竞争的实质就是争夺决定学生学习成本增加或减少的主动权。在这种合作与竞争的关系中，双方也有不同的手段和对策，学校的手段就是在符合国家学生管理规章的前提下，通过制定激励和处分制度来引导和约束学生的学习行为、思想道德和生活行为，包括设立奖学金，评优和进行违纪处分等等。学生则是在认可学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前提下，努力寻求有利于既能减少成本，又能达到自己目的的对策和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和学生的任何一种行为都会影响双方进一步的行动以及未来的对策，从而影响学生的潜在资源在学习和休闲两种用途中的分配。从理论上说，当我们把教育看成是一种社会公器时，只有学校拥有主导权才符合权利配置最优原则。而由于学生作为受教育对象的不成熟性，又决定了这一配置过程必然充满了竞争和不确定性。因此，学校学生管理中学校和学生的关系，必然是围绕争夺决定学生潜在资源分配的主导权而展开的博弈关系。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高校学生教育管理中，不仅存在着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博弈，而且也存在学生之间的博弈，比如，在学校对学生实施奖励和处分时，就存在学生与学生的博弈。当学校要对表现好的学生进行奖励时，由于名额有限，学生之间必然存在为获奖而展开的竞争，在竞争中也就必然存在个人竞争策略的选择问题。同样，当学校要对各种违纪行为进行处罚时，违纪学生中也存在一个如何逃避处罚或减轻处罚的策略选择问题。
总之，高校学生教育管理过程，决不是一种单向的管理与服从的过程，而是各主体之间互相影响的一个互动过程。一方面，学校的选择要主导学生的行为和选择，但同时，学生的选择也要影响学校的选择以及学生之间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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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经济学经济集聚城市化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时候，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关注城市经济问题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城市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当时不仅有城市“劳动分工”说(AdamSimth,1776)，而且还盛行另一种可用以解释城市的经济学说——古典区位理论(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后，城市经济学不仅没有在马歇尔天才的综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却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徘徊。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多次试图推动城市经济学的勇敢的努力，但它们最终均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到了199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经历了一番反思和调整之后，终于涌现了两股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参见图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之后，城市经济学却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具备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诞生。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为什么却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相对沉寂，甚至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曾经出现了几次试图将城市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为什么它们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再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再次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回答，本文将按如下顺序组织：第二部分回顾并评价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简评以屠能为代表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及其与城市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对新古典时期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的种种努力进行评述；第五部分对近年来十分盛行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进行评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对城市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二、“古典劳动分工”说——最早的城市经济学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有关城市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无疑是城市出现的先导，而专业技能的提高和产品开发无异于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很显然，这已经是最早的有关城市的经济学说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380年)则遵循着色诺芬的这一思想路线，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柏拉图写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种对劳务的相互交换，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们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图的这段话为城市产生于专业化和分工确立了经济基础，并奠定了交换理论的基础。很显然，在柏拉图那里，是专业化创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确立了互惠的交换，在这当中，城市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的相当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专业化有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又提高了这里的工人们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17世纪、18世纪，“古典劳动分工”说在解释城市问题时仍然占据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认识到，大城市与劳动分工的内在关联以及专业化的好处等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只有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独一无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方面，“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这里，分工的结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都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地谷物的全部价值。此外，他们还节省了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
在这里，斯密不仅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好处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进行了阐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页)的一个简单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则更为直观，其中，k代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p代表劳动生产率，w代表实际工资率，g代表物质增长率。很显然，在实际工资率w给定的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城市的经济或财富增长便主要取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比率k和因分工扩大而导致的生产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来，k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由此看来，斯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统地从劳动分工角度来论述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经济学家。
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优点在于：它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的好处、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等看法均颇富创见性，但由于这些阐述比较零碎、散乱、没有模型化，因而其内部组织和架构颇为散乱，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传播。
三、古典区位理论——城市经济学的摇篮
进入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在当时的后发展中国家——德国——萌发，工业革命的迹象已经凸现，但农业经济仍占据德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对城市周围农业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定程度上的接纳。虽然屠能(VonThunen)开创的理论(TheIsolatedRepublic,1826)阐述的是农业土地利用和地租问题，但从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力作。
在屠能的理论中，一个孤立的城市（镇）作为整个农业生产布局的中心事先给定，在它的周围布满了为它供应农产品的农户；同时，每一种农作物的产量和运输成本也各不相同，相应地，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着农户与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并且每一个体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农户之间相互竞争土地的结果，将使地租从中心向由高向低依次递减，直至为零。由于每个农户将面临地租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并且不同作物的运输成本和产量也各不相同，因此，农作物的生产将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给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观的结果。该图横轴代表距离中心城镇的距离，纵轴代表租金。图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竞租曲线”(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给定的距离时农户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实线组成的包络线定义了租金级差。该线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者愿意比别人出更高的地租，结果便会得到图下半幅同心圆式的种植圈层。越靠近最里层，土地的租金就越高，运输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为零，但运输成本最高。
从上看，屠能的理论似乎仅能对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化的解释，比如，它能解释不存在李嘉图式肥沃程度差异条件下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释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农户售卖农产品所得的价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然而，该模型在多方面的扩展也使得它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的一块理论基石，比如，该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问题，这构成了后来的“新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时期，通过建立有关集聚经济的模型，该理论又可以被扩展到探索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内生形成问题(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农业时代，当时盛行所谓“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经济，这也许正是他的模型能够与以竞争范式为特征的诸多新古典应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与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用劳动分工解释城市经济问题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的实质则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作为分析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所谓“离心力”。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的所谓“向心力”，他的模型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释，这样，有关城市为什么形成以及怎样形成的关键思想便被他人为地假设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区位理论形成了两个基本分支：第一个分支是要考察：在给定所有其他“经济人”区位的情况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经济人”的成本问题，也即“最小成本区位问题”。该分支主要由韦伯(Weber,1909)、艾萨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萨卡世塔(Sakashita,1987)、贝克曼(Beckmann,1987)、师叶和麦(ShiehandMai,1997)等继承和发展；另一分支则要考察：在给定厂商相互直接竞争的条件下，厂商们如何寻找最佳的区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条件下控制它们的市场区域问题，也即“中心地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该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纳(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经济问题的某一方面，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能够解释厂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趋势，克里斯蒂纳的“中心地理论”能够解释城市体系在具有不同区位的市场区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们在解释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均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们在解释城市区位问题时大多借用了物理学、几何学而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结果便在客观上限制了它们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中运用了“物料指数”、“位置权重”和“劳动系数”三个工具来解释工业区位中的最小成本问题，但该决策问题中的决策者到底是谁，是一家工厂还是企业主？如果是厂商，它是私人厂商还是其他？韦伯对此并未给予任何交代，换句话说，韦伯所说的最小成本问题既不是关于理性决策者如何做出合理决策的问题，也不是这些决策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问题，因此，严格地说，韦伯的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没有多大关联（Krugman,1995）。还有，克里斯蒂纳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论”讲述的是在权衡了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后，生产者决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结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提品，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个体相互影响的决策问题，但是，它没有给出明确的决策者是谁，也没有言明决策者决策时的市场结构或者厂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问题，因此，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心地理论提供的是某种纲要，一种可以把你对城市系统的思想和数据结合起来的方法，而没有提供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结构的经济模型”。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中的很多变量均表现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区在空间上是不连续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规模后可能会停止增长并在它的周围产生出更多的中小卫星城，还有，由于外部性的影响，一定量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经济活动具有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难完全体现在商品的买卖价格上，这样，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便无能为力，而应该用专业化和分工的方法来求解。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古典区位理论均在一个轻松的假定中将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总之，古典区位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时调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础上，它所作的假定与农业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小城镇经济相匹配，但是，当工业经济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识、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优势日益彰显的时候，它难以对城市经济的核心——城市形成——做出解释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结果，古典区位理论便走进了其理论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时期的城市经济学——无能而无奈的努力
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基本处于沉寂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区位理论一样，均与完全竞争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相容，这就决定了它难以对城市经济活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人理性，对价格和彼此之间的活动具有完全知识。企业被假定为规模较小、不能行事其权力的价格接受者；生产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场上交易，因之生产者能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支付全部费用，而消费者除非得到合理补偿，否则不会被强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极小的数量进行生产和消费；最终所有的经济活动在价格机制下均达致最优的均衡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经济是个非常不完善的领域，也即它以广为分布的外在性为特点，因此，客观上看起来比较理智的资源分配事实上很难办到，此外，城市的投资和生产倾向于“大批量、大规模”，这很难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相容(参见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以空间上的集聚为主要特征，这样的客观现实均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报酬递减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马歇尔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界流行的数学方法是所谓的“微积分法”。微积分法对于处理完全竞争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传统新问题得心应手，可对解释地理空间、城市等具有非线性特征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用于处理城市和空间问题的数学工具——非线性规划、库恩—塔克条件等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先后出现，这样，在经济学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好满足于现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构筑城市经济学的大厦，结果便导致了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时期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演进：第一条路径主要是继承所谓的“马歇尔传统”，将城市经济问题放在“外部经济”这一黑箱中来处理，从而演绎出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的诸多文献；第二条路径便是对屠能的理论进行简单地扩展和修补，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新城市经济学”的工作。
（一）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城市
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现象的始作俑者是马歇尔，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而且首开了运用“外部规模经济”解释空间集中和厂商相互接近的优势，“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区位时，他会是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相互从临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得到良好的市场”。
更一般地，马歇尔所说的同一产业的厂商相互毗邻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以支持专业化的投入品生产者；第二，雇佣同一类型工人的厂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劳动市场蓄水池的作用，也即当一个雇佣者的经营不好时，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类似的工作，反之，当他经营好时，又可以雇佣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厂商之间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马歇尔对城市或工业集中问题的处理法，给那些试图进行正规模型化的后来者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术方面的，还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则它会通过直接影响个人的效用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其作用，从而它与竞争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将影响以价格机制作为交易中介的厂商、工人和消费者，比如，厂商相互临近可以相互借债、融通资金，但是，当他这样做时，一定会与整个经济的微观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的程度、厂商垄断权利的强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金融外部性与完全竞争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实也许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所说，正是由于技术外部性与竞争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定集聚来源于技术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临的模型化难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此后的城市经济学在劳动分工之外的另一条道上越走越远。
比如，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为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例如，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两难冲突，其结果是最优的城市规模由此给定。如图2所示，该外部经济的净效应产生的城市规模与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现实中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规模的城市？亨德森争辩说，不同产业的外部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经济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城市规模，与具体的产业关系不大，比如，钢铁产业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经济的回旋余地也大，轻纺城市则相反，最终，轻纺城市的最优规模在O点，金融城市在P点，但不同类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将达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他通过假定将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布局在中心商业区来论述城市集聚现象。也就是说，他不能真正从微观主体相互逐利的结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诉诸于一个人们其实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匣子——外部性——来解决问题。比如，他在论述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时，依赖一个假想的大型开发商或者城市发展商来解决问题。从现实和理论来看，发展商或城市开发商均有内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趋势，这一点肯定是对的，因为内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让开发商或者发展商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该大型发展商或者开发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又来自哪里？作者对此含糊其词，并没有给予多少解释。因此，尽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几者均多前进了几步，但他在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经济学模型一样的错误。
（二）“新城市经济学”
“新城市经济学”(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其经典模型是一个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该中心被假定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该城市拥有一个事先给定的中心商业区（CBD），它规模既定，从每一个方向远离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是土地和居住区，居住区被假定为一维空间；该城市地区人口给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业；唯一的交通成本发生在居住区与中心商业区之间，中心商业区内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义为对中心商业区复合商品的消费和土地的消费；均衡时，消费和价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结果，城市的规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条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时间以及农业对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内生决定，土地价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区位等均由模型内生决定。
虽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经济学前进的征程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也产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见，比如，比如，它运用了经济学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将厂商、消费者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看待，又如，它的结论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优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与中心商业区的距离的函数，而该密度问题很可能与交通体系的拥挤有关；还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经典模型和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单中心城市(mono-centric)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解释：在工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城市为什么会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会形成很多居住区和农业区。换句话说，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样，均不能将城市的形成作为一个变量而内生决定，而中心内生这一点在工业经济时代却变得比农业时代越来越难以回避。尽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成了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此之前，城市经济学零星、散乱、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释力差、适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经济学开始拥有较为完整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分析工具较为先进、模型内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释力和适用面大大扩展。很显然，城市经济学在“新城市经济学”之后作为一门具备较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真正诞生(Mills,1998,pp.1-11)。
总之，如前所述，传统城市经济学只提供了经济活动如何在城市周围扩散开来的有关理论，而没有提供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城市集聚起来，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正构成了传统城市经济学的共同缺陷。毫无疑问，对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区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讨无疑将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五、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两股试图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联系和互动大大加强，这样，以研究单个厂商乃至一个行业的规模和资源配置问题为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难以适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个以空间上的集聚、交易成本节约、分工和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城市化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主载人类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能深刻、完整地解释和分析城市内生演进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经济学已成为时展的客观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有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等，所有这些发展均在客观上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为例，在该模型出现之前，城市经济学在“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视野内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在该模型解决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以后，有关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经济问题变得可以处理了。因此，该模型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鲁格曼和维纳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们的学生等为代表，其主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城市中心的内生性，还有，为什么在特定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福基塔和欧格华(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论证说，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区位同时决定的话，就必须在一个没有外生给定中心的区位上进行研究。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决定城市区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弃完全竞争而采用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投入会带来网络正外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新经济地理学所说的“城市中心的内生性”就是“集聚经济”的另一侧面。那么，集聚经济的源泉又来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释说：第一是非市场相互作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知识的共享，这会产生区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邻效应”(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垄断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其中厂商生产差别化的产品，而消费者则偏爱多样化的消费；第三，由于相互竞争的厂商在地理上的毗邻，便会产生所谓的战略外部性。正像一个铜板有两个面一样，集聚经济既是中心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由于集聚经济在产生正外部性的同时会带来两个“冲突”，第一是集聚带来的效率的提高与相应的内部运输成本的提高之间的两难；第二是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与其他城市之间的集聚的两难。总之，当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达到饱和时，它便会让位于拥挤、污染等“集聚不经济”，从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开始占主导，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网络化的城市体系会形成。
“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这样一些优点：首先，它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城市经济学核心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地解决；其次，它运用了非常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假设，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合理地解决了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空间外部性之间的古老难题；最后，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更高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低程度的差别化与城市分散对应，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高程度的差别化与集聚对应，这些结论大多已得到实践和现实的检验。然而，它也存在缺点，比如，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和生产者截然两分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虽然恰当地降低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但是，因为城市经济活动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事实，而使它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种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经济很可能与多种因素的集聚相关；最后，它不能预见很多与城市化进程共生的现象（杨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该模型能将地理学的生产布局理论、主流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结合在一起解释城市的出现和城市化进程，所以，它却为以后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线索和参考素材。
（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主要有这样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这些模型虽然数目较少，但内容丰富，且隐含了很深的政策和应用意义。
(1)从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经济的独特角度解释城市经济现象。在这些模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虑了不完全竞争和分工经济，从而内生化了城市的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交易效率优势、城乡低价差别以及与城市化进程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在这些模型中，第一，专业化经济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则它的报酬便是递减的。而专业化经济的报酬是递增的，它不仅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能内生出产品的多样性。第二，每一对“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将会引起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自发演进到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状态。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能通过缩小“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而使市场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第三，在新兴古典城市经济框架中，市场的功能将更加复杂，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这个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不仅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商业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化本身不过是专业化和分工程度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发生变化和改进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产力就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正是这个正反馈机制不断推动城市和城市化的进程。
(2)这些模型的内生程度更高，解释力更强。第一，它合乎逻辑地解释了城市的出现。在城市起源说中，既有“军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说，也有“社会分工说”，还有“私有制说”和“集市说”乃至“阶级说”和“宗教说”，但是，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相结合来解释城市的出现既能从整个社会分工网络的角度解释城市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又能从个人自利决策的角度解释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经济根源，因而，该说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说”更具说服力；第二，这些模型可以解释与城市化进程中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比如，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在城市生产的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相对比率的提高、每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职业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场范围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的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和每种产品生产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鲁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虽然也能解释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因为这一点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给定。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恢复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思想零碎模糊、体系组织性、逻辑性差、难以模型化等内在缺陷，能在一个具有严格组织体系的框架内将过去城市经济学的很多核心思想组织起来，此外，它的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很多现象能给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复杂程度较高，还有，很多人批评它的假设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比如，程炼，2002），另外，它的相关经验和政策分析还很少，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在经济学界的传播。
六、结论与展望
一部城市经济学的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失败的累积史。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洞见就是劳动分工对经济发展、城市和国民财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么重要的思想却在马歇尔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遗弃。同样的是，以屠能等人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尽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现实，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漠视”；在此之后，虽然也曾有些经济学家拿着锐利的分析工具，试图为将城市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不懈努力，但无情的现实却将他们远远抛弃；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痛定思痛的城市经济学家们终于抓住了城市问题的症结，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经济学的锐利武器，于是，过去几个时代的陈旧思想似乎一下子复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们去做的也许只是记取这些经验和教训，保持一个清醒、理智的头脑。:
首先，简洁的数学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学科的共同特点，要想使一门学科步入科学的殿堂并成为后人传承的经典，模型化也许是不多的几条出路之一。因为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不仅能为给定的理论模型提供从假设到结论的最简捷和有效率的逻辑链条，而且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多次的反复假设和检验来剔除模型中非本质的因素，并更快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大大提升一个理论或者模型的严格和内洽程度，从而加速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很显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关城市与劳动分工关系的学说尽管颇富原创性和说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进行严格的定义，且其理论没有用数学逻辑很好地组织起来，所以，它们只能是一些缺乏内部组织和秩序的理论片断的集合体，结果，在马歇尔对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这一缺陷便在客观上阻碍了古典城市经济学说的发展；一个可作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经济学”理论，虽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时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业区外生给定，但是，由于它拥有较为系统、严格的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基础，并且其模型均从“经济人”自利行为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导而出，所以它反而成为城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其次，一个理论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标多么宏伟，也不管它的假设是多么地不符合现实，但是，只要它能预测和解释现实，它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时代是典型的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时代流行的是所谓的“报酬不变规律”，城市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论虽然在解释城市形成时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现实，因此它是那个时代最具解释力的模型；与屠能相比，“新城市经济学”似乎显得比较幸运，因为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分析工具在那个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没有观察到现实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多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没有把握住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结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而未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笔者之所以相信“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可能有较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把握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报酬递增——以及相应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竞争、专业化和相应的数学工具。
再次，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质问题、根本问题，也是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寻找并把握核心问题，把握其规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视次要问题。古典和前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分工与城市关系的学说以及古典区位理论被时代遗弃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因为他们观察到了一个当时时代里并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并且当时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当时的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而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的兴起则是时展的必然，因为当代的社会已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城市已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而理解城市的内生形成已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和重点。同样的是，新古典时期用外部性来解释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经济学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区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将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放进一个人们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箱中而试图掩饰自己对城市经济学问题的无能和无奈。
最后，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综合、调整和融合的新时期，一方面，过去的传统理论不断在新的躯体上复活，比如，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就借用现代的分析工具——超边际分析——将前古典和古典时期的城市与劳动分工的理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再现在世人面前，新经济学地理学则在屠能的地租理论、缪尔达尔“循环累积”(Myrdal,1956,1957)、马歇尔“外部性”、赫希曼的“产业关联”(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城市经济学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断涌现，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将计算机模拟、演化经济学以及动态学来描述城市的演进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论则借助于非线性规划和库恩－塔克条件甚至计算机模拟等来建构起理论模型。还有，不同理论之间已经在某解关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均看到劳动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将主要由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组成：第一，两者均有一个比较接近现实的分析框架作为支撑，前者以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集聚经济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劳动分工、专业化和不完全竞争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两者均拥有一个具有相当高级的数学工具作为支撑，前者以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后者以超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第三，两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同时这两个学派又均熟知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演进路径。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城市经济学派的复兴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某种回归，而且是对过去的古典区位理论、新城市经济学、以亨德森为代表的用外部性对城市的解释、经济地理学经验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的总结，同时也是对过去城市化理论的某种综合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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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课程设置；研究生；培养质量；粮食经济
中图分类号：G643.8文献标识码：ADOI：10.16465/j.gste.cn431252ts.202009
伴随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研究生教育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但是，研究生培养质量仍有待提升。课程教学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核心环节，在完善研究生知识结构、架构完整的理论体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科学、合理地设置研究生课程体系直接关系到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当前，我国粮食产业经济发展迅速，粮食行业供给侧改革加快推进。然而，行业发展所需的专业人才却十分短缺，补齐粮食行业人才短板成为行业发展的当务之急。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可知，2000—2019年，围绕粮食经济相关问题开展学位论文研究的研究生年均约为200名，毕业生数量远远不能满足行业需求。面对粮食经济领域高层次人才日益凸显的供需矛盾，南京财经大学在2011年设立贸易经济（粮食经济）专业并于次年开始招收研究生，至今累计向政府机关、粮食企业、金融机构及高等院校（读博深造）输送毕业生55位。
本文主要以南京财经大学贸易经济（粮食经济）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中的主干课程为对象，分析课程类型和课程内容，目的是下一步更好地完善和修订研究生课程体系，并且为其他高校相关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提供决策参考。
1课程设置情况
根据课程性质，本文将贸易经济（粮食经济）专业的研究生课程划分为学位课和专业选修课，具体课程目录见表1～表2。在《南京财经大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2015）》（以下简称《培养方案（2015）》）中，学位课共7门，学分合计20分。2019年，学校对研究生培养方案进行了调整和修订，在《南京财经大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2019）》（以下简称《培养方案（2019）》）中，学位课共8门，总学分较之前增加了1分，为21分。通过对比发现，《培养方案（2019）》对学位课的课程名称进行了较大调整，“三高”改成了“三中”，删除了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课程，增加了产业经济学和现代流通经济学课程。专业选修课的课程设置在《培养方案（2019）》中有较大变化，新增了研究设计与论文写作、新制度经济学等课程，删除了资本市场与公司分析、跨国公司组织与战略、市场与流通理论等课程，保留了中外粮食经济专题、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发展与政策等课程。
《培养方案（2015）》和《培养方案（2019）》均规定，贸易经济（粮食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应修总学分为48分。也就是说，不计算公共基础课（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综合英语等）、学术活动、专业实践及学位论文的学分后，研究生应修满专业课学分约31分，相当于14门课程（其中专业选修课6门）。
从《培养方案（2019）》的修订可以看出贸易经济（粮食经济）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具有如下特点：一是重视学科基础。“三中”课程、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流通经济学是从事粮食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必修课程，能够帮助学生构建起系统的理论知识体系。二是注重培养数据分析能力。数据分析能力是指对数据具有敏感性，能够有效利用各种途径搜集、整理和处理数据，并对结果具有批判性分析的能力，是信息搜集能力和数据统计能力的延伸和拓展[2]。三是强调课程和研究方向的关联性。例如，粮食经济学、中外粮食经济专题、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发展与政策、粮食文化与社会实践等课程无不与该专业的主要研究方向相一致。《培养方案（2019）》中的课程设置，有助于学生系统掌握粮食经济研究方向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数据分析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
2贸易经济（粮食经济）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2.1课程结构仍有继续完善的空间
贸易经济（粮食经济）隶属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对应用经济学科培养的硕士研究生要求为具备扎实、全面的经济学基础与专业知识，规范严谨的学术训练，能够及时掌握专业领域最新科研成果，具备基本的学术研究能力；针对现实经济问题能够开展实地调查、设计严谨方案、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检验；具备检索和研读本专业经典和前沿文献资料的能力；具备发现、提出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显然，当前的课程结构在厚基础、博前沿、重能力等方面仍有待完善，例如缺少关于社会调查实践方面的课程。
2.2缺少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课程
作为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高校，目前正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学科发展要求从以往的高度分化转向交叉融合；知识生产要求从以往的以学科为中心转向以问题为导向；人才培养也要求从以往的专业教育转向跨学科教育。基于学科交叉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已然成为现代社会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教育思考和行动先导[3]。当前，贸易经济（粮食经济）专业自主开设的研究生专业选修课容易使学生的学术视野受限，缺乏诸如公共政策分析、粮食工程与科技、食物营养与健康等选修课程，难以針对不同学生的研究兴趣及特点提供教学指导。尽管《培养方案（2019）》允许研究生选修学校其他学科、专业的选修课和专业课，但总学分不能超过4分。并且，从实际情况来看，历届学生也很少选修其他专业的课程。
2.3缺少国内外前沿文献选读课程
在目前的培养方案中，仅有1门专题课程，并且主要是针对中外粮食经济问题，缺少关于实证研究方法、跨学科研究的前沿专题，如效率分析方法前沿专题、食物浪费与健康营养专题等，导致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视野受到很大限制。培养学生的科研及创新能力是研究生教育的使命。培养这两方面能力，不仅要求研究生扎实、全面地学习基础理论知识，还要求其在专业或学科领域能够发现新问题并进行学术创新研究。后者要求研究生必须掌握学科前沿知识。因此，有必要开设学科或专业领域的前沿专题课程，这对于研究生学术洞察力和鉴赏力方面的培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培养研究生的学术敏锐性，从而使其科研及创新能力得到切实提升。
3措施与建议
3.1按照一级学科设置专业课程
贸易经济（粮食经济）专业隶属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应用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既包括理论、宏观经济学理论和微观经济学理论，又包括计量经济学及其他经验分析工具，还包括相关的交叉学科知识。按照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设置课程培养方案应遵循科学性、合理性原则[4]。课程设置既要有较高的专业基础课程功底，又要有广阔的知识视野。在课程设置时应注重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各门课程相互之间的关系。课程之间应相互促进，形成整体。二是基础课和专业课之间的关系。研究生阶段的基础课比例应少于专业课比例。三是课程种类的丰富性。应根据本专业的优秀师资开设课程，比较重要但缺乏条件开设的课程可外聘名师进行讲授，以系列讲座、网络课程等形式进行。
3.2课程设置应强调学科交叉融合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强调学科交叉融合的课程体系能够培养适应社会所需的应用复合型人才，也有助于在推动创新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与单一学科相比，学科交叉融合的课程体系能够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培养学生的学术兴趣、提升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不仅如此，如果研究生不及时了解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前沿动态，将很难实现科研创新和突破。跨学科需要各学科围绕共同的培养目标促进学科融合，需要由学校统一组织，对相关学院和学科进行协调，构建起相关学科间的合作机制，破除学科间的传统壁垒，促进学科交叉和专业渗透融合。
摘要:会计学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具有很强的技术复杂性和理论抽象性,但解决会计技术复杂性和理论抽象性难题的办法并不在于会计问题的技术形式,而在于会计理论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基于这一基本观点,笔者认为:只有全面揭示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剖析会计现象所内含的辩证关系,才能深刻理解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而只有把握住了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才能顺利地解决会计理论抽象性和会计技术复杂性的难题;才能提高学生理解会计问题,分析会计现象的能力。
关键词：会计理论哲学思想经济实质
在会计学科体系中,会计学原理具有基础和核心的地位,学好会计学原理,对于学好后续会计课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把会计学科体系看作一颗树,会计学原理则是这颗树的树根,“根深才能叶茂”。因此,只有学好会计学原理,才能顺利进入会计科学殿堂,才具有必备的能力在这座殿堂里进行探索。但是,会计学原理既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技术性,又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抽象性,而普通高校的教学对象在学习会计学原理之前不仅对该学科一无所知,而且严重缺乏相关的社会实践经验,这必然使教学双方都感到困难重重。据笔者了解,财务会计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不明白会计等式的经济实质者为数不少,不少毕业生只掌握了会计问题的表现形式,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通俗的说,就是没有开窍。究其原因,就是我们会计教学工作者,片面的理解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目标,表现在教学实践中就是过分注重会计分录和报表编制等技术性问题本身,没有很好的贯彻“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育哲学思想,[1]这不仅造成教学负担过重,而且事与愿违,所培养的学生缺乏理论根基,其应用能力只能适应一时,很难跟上会计理论改革和会计实践变化的步伐。笔者认为,会计学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之上的,解决会计学教学难点的基本方法就是要牢牢把握住会计学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广泛采用辩证分析的教学方法,使学生通过对会计理论的辩证分析加深对会计现象经济实质的理解。本文以会计学原理的几个基本问题为例,阐述会计学的哲学基础以及辩证分析法在教学中的具体应用,以期抛砖引玉。
一、会计等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会计等式是设置账户、复式记账、编制会计报表的理论依据,是会计理论的基石。它全面反映了资金运动的过程和结果,体现了会计对象各要素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2]其重要性和所蕴含的经济内容的复杂性不言而喻。因此,如何理解和把握会计等式,自然就成为会计原理教学中的重要问题和难点。资金在运动中呈现两种状态:相对静止状态和显著变动状态。因此,理解会计等式也必须区分这两种状态。从资金运动相对静止的状态来理解,会计等式由资产和权益(权益包括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所构成。资产和权益是资金的两个不同侧面,体现着资金的二重性:资产表明资金的使用去向或占用形态,构成资金的物质内容,体现着资金的自然属性;[3]权益表明资金的取得方式或来源渠道,构成资金的社会经济关系,体现着资金的社会属性。可见,资产是权益的物质基础,权益则表明了资产的归属。通俗地讲,在资产的背后,隐藏着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其中:负债对企业资产的利益要求表现为企业债权人要求企业到期还本付息,所以也称之为债权人权益;所有者权益对企业资产的利益要求表现为企业所有者要求企业对其资本保值和增值,在股份公司也称为股东权益。这种与资产相联系的利益要求权就是会计学所阐述的权益。[4]可见,资产和权益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由此形成了静态会计等式(基本等式):资产=权益。对于这一关系,人们往往把它理解为资产和权益在数量方面的必然相等,但这只是资产与权益内在联系的表现形式。从本质上看,这一平衡关系反映了资产和权益在对立统一运动中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体现着资产所有权、债权与资产经营权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会计等式的左边,不仅反映企业资产的总量(存量)是多少,更重要的是反映企业资源的配置状况(资产结构);会计等式的右边,不仅反映权益总量是多少,更重要的是反映企业经济关系的形成情况和现状(权益构成)。因此,会计等式所揭示的实质是企业的资源配置与企业的社会经济关系之间的对立与统一:企业资源的配置合理与否,决定着企业经济关系的性质(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而企业经济关系的处理是否适当,又反过来制约着企业资源的配置(调整资产结构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来源作保证)。微观经济学研究什么?笔者以为,其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会计等式乃至会计学就是为研究这些问题提供基础数据,从现实的角度反映一个企业这些问题的当前状况,从而成为一门应用经济学。从动态的角度观察,资金的运动过程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资金投入、资金运用、资金退出。资金投入企业会引起资产和权益同时等量增加(增加资源的同时形成新的经济关系);资金退出则会引起资产和权益同时等量减少(减少资源的同时解除某些经济关系);资金运用则可能引起:资产内部有关项目同时等量增加和减少(资源配置)、权益内部有关项目同时等量增加和减少(调整经济关系)、发生费用(导致资产减少或负债增加)、实现收入(引起资产增加或负债减少)。可见,资金在运动中可能会引起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等多个会计要素发生变化,而每个要素的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的与其它要素发生联系。这种联系综合起来就形成了动态会计等式(综合会计等式):资产=权益+(收入-费用)。如何理解动态会计等式呢?如果看不到会计等式各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仅仅从其形式出发,就会从静态会计等式和动态会计等式的比较中得出一个荒谬的逻辑:除非收入等于费用,否则这两个公式自相矛盾。事实逻辑是:收入与费用相等是偶然的,不相等则是必然的,二者之间对立统一的结果表现为利润或亏损,即,收入-费用=利润。这还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收入的实现会引起资产增加或负债减少或二者兼有;费用的发生所导致的结果则相反。即收入和费用的增加不仅仅使其本身发生了量的变化,也同时使资产或权益发生了变化;而资产和权益的变动不一定都是由收入或费用的发生所引起,如资金投入和资金退出。这说明,动态会计等式与静态会计等式中的资产和权益不仅在数量方面存在差异(动态等式中的资产和权益既包括存量还包括增量),其所体现的经济实质(资源配置和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可见,动态会计等式全面揭示现了资产、权益、收入、费用等各个会计要素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是人们对经济现象从会计对象出发所作出的哲学概括,从而成为会计理论的基石。
二、借贷记账法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借”、“贷”二字是一对矛盾概念,原意表示“债权”、“债务”,但在借贷记账法中,这两个字却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涵义,被用来表示多对矛盾概念:(1)分别表示一个账户的左方和右方;(2)分别表示某个会计要素的增与减;(3)分别表示资产和权益;(4)分别表示收入和费用。用一对简单的矛盾符号同时表示多对矛盾概念,这一方面表明了借贷记账法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也给初学者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系统地阐述其所体现的对立统一思想并将其所蕴含的辩证关系简单而又形象地刻画出来,兹以图1予以说明:图1借贷记账关系图图1说明:从动态角度看,“借”,既表示资产和费用的增加,又表示权益和收入的减少;“贷”既表示权益和收入的增加,又表示资产和费用的减少。从静态角度看,由于账户的余额是借贷双方增减变化后的结果,通常在账户记录增加的一方,即资产和费用账户的余额在借方,权益和收入账户的余额在贷方(收入和费用账户的余额是指期末结转前的余额)。换言之,借方余额表示资产和费用,贷方余额表示权益和收入。这样,资产与权益之间的平衡也就表现为借贷平衡。在特殊情况下,如果某资产账户出现贷方余额,则说明该账户此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资产性质转化为权益性质;同样,如果某权益账户出现借方余额,则说明该账户此时由权益性质转化为资产性质。例如:“应收账款”账户(资产)如果出现贷方余额,则这一余额的实质是预收账款(负债)。这一情况的产生,正是由于“借”、“贷”这对矛盾符号同时表示多对矛盾概念的结果,说明借贷记账法为设置双重性账户提供了可理解的基础。同时也说明,只有深刻理解借贷记账法所内含的对立统一思想,才能正确理解和运用账户,才能根据账户余额方向判断账户的现时性质,正确地编制会计报表。
三、账户设置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根据马克思《资本论》所论述的再生产原理,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各阶段体现着资金运动的形态变化,资金的各种形态“在空间上并存,在时间上继起”,形成了一个又一个辩证统一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所体现的对立统一规律正是设置与运用账户的哲学和经济学依据。换言之,账户的设置以及账户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必须体现这一规律的要求,教学中只有充分揭示这一规律,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每一账户的作用以及账户的对应关系,使教学困难迎刃而解。兹以图2概括说明工业企业主要账户的设置及其作用:图2说明,各账户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着资金运动中的对立统一关系。会计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反映这种关系的具体变化过程和结果。进一步分析还可发现,这种关系表面上反映的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例如,“物资采购”账户从表面来看反映的是物资采购情况(采购成本和在途物资),实质上却体现着采购部门和采购人员的经济责任;物资验收入库,物资成本从“物资采购”账户转入“原材料”账户,不仅表明库存材料的增加,还表明在该批物资上所产生的经济责任已转移到材料仓库保管部门和保管人员身上,既体现了资金形态的变化,还体现了两个不同部门之间经济责任的转移与落实。谁应该负什么责任,负多大责任,在账户中一目了然。这不仅说明设置账户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实现会计的反映职能,同样也是为了实现会计的监督职能;[5]而且进一步说明,账户的设置只有充分体现资金运动中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同时满足会计实现其两大基本职能的需要。可见,每一个账户不仅仅反映资金运动的某个方面,账户之间的辩证联系即账户对应关系则反映了资金运动的来龙去脉、来踪去迹,并为会计监督提供了现实依据。
四、会计报表所体现的哲学思想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从形式上来看,是会计等式以一定格式的表格的具体化。前者是“资产=权益”这一基本会计等式的具体化,后者是“收入-费用=利润”这一等式的具体化,而综合会计等式的具体化则通过各个报表之间的具体联系体现出来。因此,会计等式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最终集中体现在不同的会计报表以及各会计报表之间;从内容上来看,会计报表主要是根据账户资料编制的,是对账户记录所进行的综合总结。因此,在账户设置与运用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最终也都集中体现在不同的会计报表以及各会计报表之间。在资产负债表中,左边按流动性排列各种资产,右边按先负债后所有者权益排列各种权益,负债再按其流动性排列,所有者权益再按原始资本和增值资本排列。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实质上,正是这种形式才得以将其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和经济关系清晰地展现出来:从左右两边分别可以看出资金的空间分布(资源配置)状况和资本的现实结构(经济关系),从左右两边之间的对照可以看出资源配置的合理与否对现实经济关系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以及经济关系顺畅与否对资源配置所产生的反作用情况,从而为下一时期调整资源配置和理顺经济关系提供事实依据;利润表按利润产生的主次因素分段计算各层利润,以便分析利润的来源构成和不同因素对利润的最终结果所产生的影响,进而为分析企业经营结构的合理性和企业的发展前景提供事实依据;现金流量表是基于现金资产在企业经营与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和在权责发生制下编制的利润表所产生的缺陷而产生的。现金资产的存量与增量,尤其是增量的来源情况,不仅对于真实的反映企业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具有极端重要的价值,而且是调整企业资源配置,处理和改善企业经济关系的重要的依据。现金流量表就是为揭示企业现金资产的变化情况以及现金增量的来源构成而产生的。上述三张基本会计报表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不仅体现在各自的报表之中,还体现在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之中。例如,利润表中的净利润是形成资产负债表中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增减变动的基本原因之一,现金流量表中的现金净流量是利润表按现金制调整后的净利润,等等,说明这些报表之间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它们既分别从企业经营的不同侧面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又相互联系在一起反映企业经营的全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会计反映体系。因此,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会计报表进行分析,以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会计报表中的每一个数字,才能洞察这些数字背后所蕴藏的经济实质,才能对一个企业的现时经济活动和未来发展前景做出科学的评价和预则。综上所述,会计学是一门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和理论经济学基础之上的经济应用科学,只有牢牢把握住其中的哲学思想,采用辩证分析的教学方法,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动静结合、相互联系的进行教学,才能把会计问题的经济实质讲深讲透,才能取得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的效果,才能提高学生理解会计问题、分析会计问题的能力,才能使学生在会计实践中具有持久的适应能力和发展潜力。
参考文献:
[1]涂汉光.中国高等教育史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185-207.
[2]裘宗舜.财务会计概念研究[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0:210-214.
[3]耿建新,张光福.现代公司会计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5-6.
关键词：主体视角；研究范式；交易费用理论；治理机制
基金项目：湖南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湘教发[2011]76号）；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城际产业链及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研究”（2012YBB070）；湖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低碳经济背景下湖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2013ZK3046）；湖南省科技厅软科学重点资助项目：“湖南特色产业创新战略联盟机制研究”（2013ZK2015）
中图分类号：F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1月17日
一、引言
交易费用理论（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简称TCE）创始人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9、1991、2002a）以交易的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频率等基本属性描述交易特征，并通过比较相同交易基本属性下不同的交易治理结构（Governance form）所产生治理成本的高低来选择适用于该交易特征的治理结构。Williamson（2002b，2010）以契约（Contract）作为研究视角和基本分析单位，来审视经济组织并强调对契约关系的治理。由于理论以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自我约束等特征作为基本假设，更符合人们经济生活的实践经验，因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同时，威廉姆森TCE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有力支持（Shelanski、Klein，1995；David、Han，2004；Macher、Richman，2008）。不过，由于以交易契约作为研究视角和基本分析单位，实证研究在数据获取、指标选择、数据量化、结果比较上遇到了诸多局限。Shelanski和Klein（1995）指出当采用访谈和调查问卷作为数据来源时：首先，所陈述的是研究者的信念而非访谈者自己的信念或评价；其次，采用分级评价方法量化数据后得到的评价结果无法进行跨行业比较；最后，用于测量的指标定义模糊容易造成混淆。David和Han（2004）也指出各类实证研究对同一理论构件的指代变量过多、缺乏一致性，没有针对理论构件提出共享的、特定的理解，不利于研究成果的积累和发展。由于直接计量事前及事后交易费用很困难，威廉姆森本人转而通过制度比较来对交易费用作出测量，即比较两类合同交易费用的相对水平（胡浩志，2007）。交易费用理论近期归于沉寂、概念引用多而实际应用少，一个重要原因是交易费用内涵过大、外延模糊、缺乏微观层面细化，导致测量困难（王耀光，2013）。由此可见，相比交易契约视角在规范研究上的巨大成功，实证研究由于受到视角特征的制约而存在一些客观的困难和问题，从而不利于理论的精炼和发展。
本文针对上述局限性，提出了交易费用理论新的研究视角。由于交易主体与交易契约同为交易的主要构成要素、两者间存在紧密联系，而且交易主体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积累了客观的、丰富的、体系化的财务管理数据，因此以交易主体为研究视角，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有利于解决原有实证研究存在的困难。但是，交易主体视角的理论是否成立也面临着一些难题：首先，视角转换后，原有的研究范式是否依然适用；其次，交易主体视角下的理论构件指标体系如何建立，例如如何评价公司资产的专用性大小？本文在提出视角转换的理论时不仅要考虑解决原有视角所面临的困难，还要考虑解决新视角建立当中的问题。本文结构如下：首先阐述交易主体视角观点、分析转换视角的合理性；其次从交易主体视角来建立TCE理论基本构件指标体系；最后在实证中检验交易主体视角对于威廉姆森TCE范式假设的依从性。
二、文献回顾
Williamson（1979）最早系统性地提出交易的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频率三个基本属性决定了节约交易成本的最佳交易规制选择。Williamson（1991，2002a，2002b，2010）认为应当用有限理性和满意原则取代完全理性和最大化原则来作为契约选择的原则，这种选择平衡了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关系。威廉姆森进一步提出了关于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基本构件间关系的一些核心原则，认为交易费用随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频率的不同而改变，交易方为控制交易费用将调整治理结构以与相应的交易基本属性相对应，即区别对齐假设（discriminating alignment hypothesis）（David、Han，2004）。因此，威廉姆森TCE研究范式就可以概括为依据决定交易成本和交易规制间关系的交易属性，如何选择合适的交易规制手段，以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目标。
威廉姆森TCE提出后迅速在企业治理、产业组织、公共管理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威廉姆森综合运用组织理论、行为理论、法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于经济学研究当中，从而具备了较强的解释能力和较好的应用性，特别是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完全理性的假设，使得理论基本假设具备了现实性；另一方面威廉姆森又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即在假定前提下，以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资源配置效率为研究目标（刘东、张捷，2012）。由于使用了一致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便于各领域研究成果的积累和借鉴。据统计，TCE实证研究数量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年均不足2篇，而到了2004年年均数量达到80篇，应用也从企业领域扩展到广泛的非企业领域（Macher、Richman，2008）。
然而，随着实证研究的迅速发展，研究者也发现在概念内涵、指标选取、研究借鉴、比较分析上存在诸多困难。以资产专用性为例，威廉姆森把专用性的经济含义理解为资本用于其他方面的价值比其原定的特殊用途小（Williamson，1979），但在与具体交易结合时，他把资产专用性分为位置接近、物质资产专用性、人力资产专用性、品牌专用性、符合特殊客户要求的专门资产、时间专用性等六类（Williamson，1991）。而研究者们在具体交易契约中，所面临的业务特征和情境环境千差万别，相应用于指代资产专用性的指标更是种类繁多。例如，仅就人力资本专用性来说，David & Han（2004）的综述文献中所列举的就有专用技巧、培训需要，关键客户重要性、购买者忠诚、信息保密性等九种。由于概念和指标的具体化和情境化，各类基本构件的指标种类不统一，共享的、一致的、可比较的指标体系难以形成。
威廉姆森以交易契约作为研究对象，但是交易契约在提供量化数据方面存在局限性。首先，商业契约涉及价格、数量等企业商业秘密，详细内容一般没有披露的法律义务，因而不易通过公开途径取得；其次，商业契约内容以文字为主，并不一定从数量上清楚述及所有相关的交易组织理论基本构件，例如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等。因此，在实践当中往往采取调查问卷、人员访谈等形式来取得原始计量数据。然而，Macher & Richman（2008）指出调查数据是被访者所陈述观点而不是客观的评价，其定义的差异和潜在的主观性使得产业间乃至企业间的比较困难；如果要做连续性测量，区分专用性资产和一般资产比较困难，跨产业情况则更为困难。公开途径的二手数据尽管采集时间短、样本数量大，然而对于所研究目标不够精炼和剪裁。因此，数据来源、量化过程和量化效果限制了所研究方法和结论的有效性、合意性和可比较性。
威廉姆森（1991）在说明其制度选择原理时采用了分立结构比较方法，通过比较不同类型制度的治理成本的差异来确定合适的制度选择，不仅规避了治理成本度量困难的问题，也规避了制度本身度量困难的问题。威廉姆森上述方法主要是为了说明的方便，但并非就意味着交易成本成为了制度的原因，事实上恰恰应该相反。然而，在David和Han（2004）所综述的文献中，相当多的实证研究把治理成本作为了自变量。他们指出，经过20年的时间推移，实证研究还没有对某些基本关系逐步达成共识，而且由于缺乏对几个关键假设的支持，TCE还将继续在实证上遭到质疑。
此外，在实证研究中广为采用的邮件调查形式，调查对象包括采购经理、销售经理或制造企业商等（Rindfleisch、Heide，1997）。不仅存在被访者主观判断和调查问题设计者主观意图所带来的主观性问题，以及存在调查问卷需要征得诸多调查方的同意和配合、调查对象及内容范围受到限制的问题，而且所潜藏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所观察的视角已经悄悄从合约转换到交易主体，数据所体现的不只是某一合约的相关情况（调查者事先掌握某一合约具体情况并针对此合约进行调查设计的可能性很低），而是企业某一类合约的相关情况。在金融领域的一些实证研究甚至直接使用了企业层面的成本，例如固定成本（胡浩志，2007）。在微观层面企业理论也被运用，不过仍然运用于企业合约范畴内（王耀光，2013）。
综上所述，尽管以契约作为视角的威廉姆森TCE理论在基本理论假设上获得成功并广为接受和应用，但是实证研究中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不利于理论的精炼和发展，以至萌生了一些以交易主体数据作为实证数据来源的情况。
三、分析论证与研究假说
（一）交易主体视角遵从TCE研究范式。研究范式规定了所研究领域的问题和方法（库恩，1962）。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经济学提出了几个基本问题，包括“交易有哪些基本属性？交易规制和交易成本有怎样的联系？交易属性如何影响这种联系？”提出了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即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来研究交易规制选择为某一类属性的交易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差异。此外，其规范在于使交易成本最小化。
交易主体和交易契约同为交易的基本要素，交易主体是交易契约的拟定者、执行者、监督者和修改者，主客体在基本属性、治理制度、经济性上存在内在一致性，相应地在问题、方法以及规范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因而两种视角遵从一致的研究范式。下面将按照三种基本理论构建顺序、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来加以论证。按照基本理论构建顺序，可在说明交易主体视角内涵的同时证明两种视角研究范式的内在一致性。
首先，交易主体的基本属性体现了交易契约的基本属性。交易主体的业务模式所具有的基本属性，如产品专用性、技术及需求不确定性、产品使用周期对应着交易契约的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频率等基本属性。以通信设备制造行业为例，通信设备制造商为电信运营商提供设备和服务时，软硬件产品和服务内容不仅应符合电信运营商的电信网络专门用途，而且受到电信技术进步和电信市场波动的影响，还要在交付时点和维护周期上符合电信运营商网络的建设和使用周期，一系列软硬件和服务合同明确了这些项目特征，也相应塑造了供应商的业务模式。一旦企业明确自身的使命、宗旨和任务，选择了所进入行业和发展战略，便按照一定的行业业务模式经营，并在执行交易契约过程中不断调适自身的业务模式内容，以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获得生存与发展。因此，从本质上讲，企业所赖以运转的业务模式基本属性与交易契约基本属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其次，企业的治理机制体现了交易契约的治理结构。无论交易组织形式选择的是市场治理结构、混合治理结构，还是科层治理结构，都塑造着企业的外部治理机制、乃至内部治理机制。外部治理机制此处主要指包括产品市场在内的外部治理机制，其中产品市场是首要的外部治理机制；又如，当交易双方相互持股或控股时，内部治理机制就会发生改变。仍以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为例，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与电信运营商构成了持久的、彼此影响的合作关系，双方在组织资源、资本资源、声誉资源、知识资源上形成了密切的共享机制（常耀中，2014），是一种专用性较高的混合治理结构。电信运营商对通信设备制造商的销售管理、生产流程、研发技术、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形成了一套异常复杂的监督评价体系，并与选择供应商、购买数量和支付价格直接挂钩。Kole & Lehn（1997），Renni（2006）指出外部市场竞争深刻影响着治理结构的变化，在竞争压力下经理人会做出最大化公司价值的决策、会试图减少用于控制委托冲突的高成本治理结构。由于电信运营商决定着通信设备制造商的市场、收入、利润和声誉，前者诉求深刻影响着后者包括战略管理、生产制度、激励约束制度、高管聘用、融资制度、乃至对外合作等各方面制度，从而促使通信设备商把电信运营商对于性价比的追求转化为自身对于交易成本的控制。毫无疑问，双方交易治理结构在企业治理机制的塑造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企业治理机制优化的目标也在于达成交易治理结构要求，促进交易过程中的谈判、执行、产出和分配环节的效率提高和费用降低。两者具有内在一致性。
最后，交易主体和交易契约在经济性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当企业依据交易契约基本属性来选择交易治理结构从而降低交易费用时，同时意味着企业依据业务模式基本属性来选择内外部治理机制从而降低销售费用、提升企业价值，前述Kole & Lehn（1997）以及Renni（2006）的观点支持了这一点。以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为例，由于较高的资产专用性使得采用集中采购来有效节约交易费用具备了可能性（否则若是标准产品采购，可以随时以较低费用来交易），交易双方采用了集中采购的形式，制定专门技术标准、实施特定评价流程、集中签订合约，一方面交易过程效率更高、交易费用降低；另一方面交易主体交易成本降低。由上可知，两种选择并非各自独立完成，而是观察同一过程的不同视角，降低交易过程费用则降低了企业交易成本，交易属性成为了选择规制以降低交易成本的基础。
综上所述，以交易契约为视角的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在交易主体视角上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双方在交易属性、规制和费用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遵从了同样的研究问题、方法和规范。契约视角的TCE研究范式是依据交易基本属性来选择交易治理结构以降低交易费用；主体视角的TCE研究范式是依据业务模式基本属性来选择企业治理机制以降低交易成本，两者在属性依据、采用手段上和实现目标是一致的。
（二）交易主体视角的拓展。现实情况下，由于分工效率和比较优势原则，很少有企业能在内部生产所有原材料、零部件及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同时具有成本优势。本文把这种情况称为场景I，把此类企业称为单一终端企业。常见情况是本企业与供应链中的上游企业协作来为最终客户提品。本文把这种情况称为场景II，把前者企业称为供应链终端企业。本文把终端企业与最终客户间的契约称为终端契约。仍以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为例，芯片、天线等零部件供给会外包给供应链上游企业提供，由此产生出本企业的供应契约体系，衍生出内容和结构更为复杂的业务模式。产品供应者也从单一终端企业的科层组织（场景I）转为供应链的混合组织（或“准公司”，场景II），部分内部协调关系转为外部协调关系，如图1所示。（图1）此时，对于身处于供应链中的终端企业，交易主体视角是否仍与交易契约视角在研究的问题、方法和规范上保持一致？
如果把“准公司”视作一个整体来参与交易，则与场景I下的单一终端企业的交易主体相当，将受到终端契约属性约束、满足终端契约调适性要求、实现治理成本的最低，否则将被其竞争模式（场景I的单一终端企业）所替代。在实际操作中，“准公司”之所以在交易属性、治理机制和经济性上与场景I中的单一终端主体一致，是因为在场景II中，作为供应链核心的终端企业发挥了关键作用，使供应链与自身保持一致，进而使供应链在属性、调适性和经济性上与终端契约相一致。
首先，终端交易契约的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频率等基本属性要从终端企业传导到上游企业。例如，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会把电信运营商对于产品结构要求、技术与质量标准、订购批次等专门要求分解并传递到各个原材料零部件供应商。因此，由一个供应链提品时的业务模式基本属性与由单一企业来提品时的业务模式基本属性一致。
其次，最终客户与终端企业间交易的治理结构，塑造着整个供应链的治理机制。威廉姆森（1991）认为交易治理结构调节着交易双方的契约关系，使之具有调适性来有效地应对波动（Adjustment to disturbance）以完成交易。一旦供应链内部治理机制及其契约关系调适能力与最终客户和终端企业间的治理结构及其契约关系调适能力不相匹配，就会妨害最终客户与终端企业间的契约关系适应能力，使之不能应对原有边界内的扰动。例如，终端企业对上游供应商的评价、监督和考核机制不能保障产品技术标准达到最终客户对终端企业的评价、监督和考核机制所要求的水平，后者就难以有效地发挥应有的调适作用。
最后，最终客户与终端企业间交易的经济目标，塑造着整个供应链的经济目标。依据终端交易契约基本属性来选择交易治理结构从而降低交易成本，会促使作为供应链主导者的本企业选择供应链治理机制从而降低供应链内企业间交易成本，提高竞争力。例如，与电信运营商集中采购相对应地，通信设备制造企业会对原材料零部件实施集中采购，以适应前者对专用性、时效性、低交易费用要求。随着分工协作和市场竞争的深入，企业间竞争逐步被供应链间竞争所“替代”。现代供应链管理理论强调核心企业对于整个供应链而非仅仅自身的成本控制以提升本供应链的产品竞争力（黄群慧、黄速建，2007），即支持了这一论点。
现实情况下，由于规模效应原则，生产企业往往会有多个客户，因而会存在多个交易、多个契约。当交易主体同时执行多个交易和契约时，交易主体视角在维持与交易契约视角在研究的问题、方法和规范的一致性上是否会受到影响？事实上，企业往往维持较为稳定的业务模式，服务于相互竞争的、业务模式相似的多个客户。即便交易客户变化，业务模式变化也很小，相应地在交易属性、规制和经济性上相似。否则，若业务模式不稳定，一方面交易专用性资产的次优使用会带来较大损失；另一方面企业将面临较大风险，原有组织和规制的调适作用可能失效。在通信设备制造行业企业实践中，除非内外部条件发生重大改变，常常维持某种效率较高的业务模式。
综上所述，一方面当采用供应链协作提品时，供应链内部一系列契约的属性及规制受到终端契约属性及规制的深刻影响，与其在基本属性、治理结构和治理目标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相应地，供应链协作方式不会导致作为交易主体的终端企业在基本属性、治理结构和治理目标上的较大改变，仍然与主契约保持内在一致性（或者说对齐）。因此，交易主体视角可采用原有的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即使企业存在多个交易和契约，由于业务模式保持相对稳定，因而有着稳定的基本属性、治理机制和治理目标，其研究问题、方法和规范仍然遵从威廉姆森TCE的研究范式。
（三）交易主体视角的数学表述
1、新古典经济学的主体视角和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视为生产函数。在生产过程中，在价格由市场确定下，最优目标即通过选择投入要素来实现利润函数的最大化，如式（1）所示；相应地，利润函数最大化的变体是成本函数的最小化，如式（2）所示（瓦里安，1997）。
？仔（p）=max■（y，-x） （1）
式中，p表示投入和产出的价格向量；x表示投入数量向量；y表示产出的数量向量；Y表示生产可能集。
c（w，y，z）=■ （2）
式中，w表示投入要素价格向量；V（y）表示投入要求集。
首先，生产技术决定了生产过程的基本属性。与生产技术决定投入产出关系相似，交易契约基本属性、业务模式基本属性也决定了各自视角的投入产出关系；其次，交易契约视角的治理结构选择对应投入选择、治理结构调适能力对应产出水平，交易主体视角的治理机制也对应投入选择、治理机制激励约束能力也对应产出水平；最后，交易过程的交易费用对应成本函数，交易主体的价值对应利润函数。
2、交易契约视角的交易费用函数。与企业的成本函数最小化相对应，首先，交易契约的基本属性对应于生产技术，后者决定了投入要求集的映射关系，前者决定了交易规制和交易成本的映射关系，即投入产出关系；其次，交易契约的治理结构选择对应生产投入，治理结构调适能力对应产出水平；最后，交易过程的交易费用对应成本函数。参考瓦里安（1997）关于成本函数最小化的描述，如式（3）所示，x表示契约谈判、起草、执行、监督和修改的工作量投入向量；y表示产出量的向量，其中契约调适能力是一种正产出，机会主义行为是一种负产出；w表示单位投入的价格向量；V函数是产出向量y所需投入向量x的要求集，代表契约规制耗费与调适性间的函数关系，反映了交易属性决定的内在规律。由于契约的基本属性影响投入产出关系，因此资产专用性AS、不确定性Uc、频率Fr是影响x、y、V的参数。
3、交易主体视角的交易成本函数。与企业的利润函数最大化相对应：首先，交易主体的基本属性对应于生产技术，后者决定了生产可能集的映射关系，即投入产出关系，前者决定了治理机制和企业价值的映射关系；其次，交易主体的治理机制选择对应生产投入，治理机制激励约束能力（即调适能力）对应生产产出；最后，交易主体的价值最大化（或者说，使得交易成本最小化）对应利润函数最大化。如式（4）所示，x表示内、外部治理建立、执行、监督、评价和调整的工作量投入；y表示产出的向量，是治理机制的激励约束能力向量；w表示单位投入的价格向量；V函数是为带来激励约束能力产出y向量所需投入向量x的要求集，代表治理机制耗费与激励约束能力间的函数关系，反映了企业业务模式的基本属性的内在规律。由于主体业务模式的基本属性影响了投入产出关系，因此资产专用性AS、不确定性Uc、频率Fr是影响x、y、Y的参数。
？仔2（p）=max■（y，-x） （4）
综上所述，当把观察交易的视角从契约转向交易主体时，威廉姆森TCE的基本研究范式仍然发挥作用，数学表述形式内在一致。
（四）基本构件间逻辑关系假设。假设是对研究范式中所提问题的具体表述。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经济学包含了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频率、交易费用、市场组织、混合组织、科层组织等理论构件。现实当中，差异化战略广泛使用，标准化产品的纯粹市场组织治理结构很少；同样，在分工效率和比较优势原则下，最终使用者与制造企业的一体化的科层治理很少。因此，本文着重分析最终使用者与制造企业间的混合交易组织。如果把交易限定在混合治理模式下，参考David & Han（2004）所梳理和总结的威廉姆森TCE遵循的核心原则以及胡浩志（2007）对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理论相关计量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可以就交易属性、交易规制和交易成本等基本理论构件（Theory construct）间关系提出如下理论假设1-4。为深入研究TCE实证中较少涉及的机会主义行为，还提出了假设5-6。
假设1：资产专用性将提高交易成本；
假设2：资产专用性低时，不确定性或频率提高不能显著影响交易成本；反之，则较显著；
假设3：治理结构选择将降低交易成本；
假设4：资产专用性将增大机会主义；
假设5：资产专用性低时，不确定性或频率提高不能显著影响机会主义；反之，则较显著；
假设6：治理结构选择将降低机会主义。
下一节将对假设1-6进行实证检验。
四、计量模型与结果分析
（一）指标选择。依据威廉姆森TCE理论，在契约视角下的基本构件包括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频率、治理结构和交易费用等。依据前述分析，企业作为交易主体仍然适用交易组织理论的研究范式。从交易主体视角看，对应的基本构件是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频率、治理机制和交易成本等。企业财务指标体系是企业经营状况的客观的、直接的、量化的体现，本文将从中选取体现基本理论构件的财务指标，如表1所示。（表1）
1、资产专用性。威廉姆森（1979）认为资产专用性是一种资产次优使用会带来损失的特性。因此，次优使用损失大小体现了资产专用性强弱。企业对于资产的账面估价体现了资产处置的价值（用BV表示），即次优使用价值；市场对于企业的估值体现了企业最优使用时的权益价值（用MV表示），再加上企业负债（用DT表示）即得到企业最优使用时的价值。两者之差相应为次优使用损失。为使企业间的资产专用性具有可比性，本文以次优使用损失除以资产账面估价所得到单位资产的次优使用损失来表示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越高，单位资产的次优使用损失就越大。经济意义上的资产专用性是包括技术、人力、地址、品牌、专门资产等在内的技术意义上的专用性的综合体现。
2、不确定性。威廉姆森（1979、1991）所指出的不确定性包括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企业业务的不确定性也涉及到这几个方面。而无论哪方面的不确定性，最终都体现在企业价值的波动上。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中，β系数是资产市场风险（股票价值波动）的标准度量指标（刘淑莲，2013）。Levy（1985）采用股票市场收益波动来作为不确定性指标。本文用企业股票的β系数作为衡量不确定性Uc的指标。
3、频率。频率即威廉姆森（1979）所指的交易的重复频率。企业产品库存受到产品销售速度的影响，随后又影响了材料零部件采购的速度。因此，库存的周转速度反映了一定业务模式下的交易周期。此处用营业成本（OC）与平均存货（ST）之比来衡量频率。
4、交易成本。从交易主体视角看，企业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因此在交易中要最小化交易成本。销售费用是反映一定业务模式下由于交易所产生费用的财务指标，能较好地反映交易成本。交易费用在实证中大量使用与销售相关的指标，例如发展交换关系费用、开发和监控交换关系的综合费用、交易复杂性、变换交易伙伴费用等（David、Han，2004）。基于以上兼考虑企业间指标的可比性，本文采用销售费用（SE）除以营业成本（OC）后得到的单位营业成本的销售费用作为交易成本指标。
5、治理机制。调适方式与治理机制关系密切，治理机制所发挥的激励约束作用决定了双方关系的调适方式和调适范围。威廉姆森（1979，1991，2002a）提出一体化程度与调适作用密切相关，科层组织使用严格协调机制，混合组织次之，市场组织最少。关联交易直接决定于一体化程度，反映出交易关系协调能力的强弱。因此，采用关联交易规模（CT）与营业成本（OC）的比值来表示治理机制及其调适作用。
6、机会主义。机会主义被威廉姆森（1979）视为交易费用研究的核心概念。有限自我约束的交易方会利用因人的有限理性所导致的合约不完整，来窃取资产专用性所带来的可窃取租金，而资产专用性所导致的锁定会使得敲竹杠能够得逞，从而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坏账是事先难以合约周密预防的、事后容易产生的、法律制度难以准确判定与执行的信用风险。当资产专用性较高时，供给方不易转化交易对象、会放宽信用政策来减少机会成本，从而纵容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准租挤占、增大坏账风险。本文以坏账准备值（BDP）占应收账（AR）的比例来表示机会主义的程度。
（二）数据样本。不同行业的业务模式不同，相应的基本属性、治理机制和交易成本也不相同。因此，数据样本企业应从属于同一个行业，否则不同企业将缺乏可比性，也无助于分析行业的理论构件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以我国通信设备制造行业48家企业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来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于WIND金融资讯。
（三）假设检验。计量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2）
假设1：资产专用性将提高交易成本。资产专用性AS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交易成本TC正相关。结果支持假设1。
假设2：资产专用性低时，不确定性或频率提高不能显著影响交易成本；反之，则较显著。（1）高AS情况与低AS情况相比，不确定性Uc尽管都不显著的增加TC，但高AS下的显著性明显高于低AS。此外，两种情况下Uc都提高了TC，与理论一致；（2）高AS情况与低AS情况相比，前者的频率Fq对TC的影响显著，后者不显著。此外，两种情况都降低了TC，与理论一致。结果支持假设2。
假设3：治理结构选择将降低交易成本。治理结构选择Ad对TC产生显著性水平19%的负面影响，尽管不显著但却接近15%的显著性水平。David和Han（2004）所梳理的购买者和销售者一体化程度作为自变量的实证研究中，仅有67%与理论相一致。因此，可以认为行业数据计量结果基本支持假设3。
假设4：资产专用性将增大机会主义。资产专用性以1%的显著性与机会主义Op正相关。结果支持假设4。
假设5：资产专用性低时，不确定性或频率提高不能显著影响机会主义；反之，则较显著。（1）高AS情况与低AS情况相比，不确定性Uc尽管都较显著的增加Op，但高AS下与低AS下结果非常接近。不过，两种情况下都提高了Op，与理论一致。（2）高AS情况与低AS情况相比，前者频率Fq对TC的影响显著，后者不显著。此外，两种情况都降低了Op，与理论一致。结果基本支持假设5。
假设6：治理结构选择将降低机会主义。尽管治理结构选择Ad能降低机会主义，不过影响较不显著。结果不能支持假设6。
（四）基本结论。实证结果整体上支持所提出的假设。在交易主体视角下，一方面资产专用性会促进交易成本提高；不确定性会增加交易成本、交易频率会降低交易成本，但是较高AS下这种作用要比较低AS下显著；治理机制选择将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资产专用性会增大机会主义行为；不确定性会增加机会主义行为、交易频率高会降低机会主义行为，但较高AS下只有频率的这种作用要比较低AS下显著；治理机制选择将并不能明显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实证结果在主体上（假设1-4）支持了交易主体视角与交易契约视角遵从相似范式的观点，支持了前述交易主体视角下对于基本理论构件间关系的理论分析与数学表述。不过，机会主义作为因变量与属性和规制间呈现的关系特征与交易费用作为因变量的关系存有程度差异。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和实证分析，充分证明了交易主体视角下交易的属性、规制和成本的研究范式遵从了交易契约视角下交易的属性、规制和费用研究的范式；初步建立起交易主体视角研究范式的数学表达形式；初步建立起相应的实证研究指标体系。本研究建立起交易主体视角的TCE理论基础，为TCE实证研究拓展了新的空间，为研究企业交易活动及其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其主要观点如下：
（一）交易主体视角的研究范式特征。（1）交易主体仍然具有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频率等基本属性。基本属性在研究范式中处于核心的地位。无论从何种视角来分析交易，基本属性都决定了交易活动的投入产出间映射关系，提供了可行的交易规制与对应交易绩效的集合，是交易规制选择的基础。其中，交易资产专用性是关键的属性，不仅对其他属性作用的发挥起着制约作用，而且直接对包括交易成本和机会主义行为等在内的交易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当交易资产专用性较高时，不确定性增加交易成本和频率，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更为明显。较高的交易资产专用性会显著导致较高的交易成本和机会主义行为；（2）交易规制的选择减少了交易成本。尽管因为基本属性复杂的影响而使得规制作用发挥得不那么显著，但仍然较容易观察到。而通过制度优化来提升交易绩效是TCE最重要的价值所在；（3）交易成本的大小范围直接受到交易基本属性的影响，交易主体将在此范围内通过规制的选择来最小化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最小化与企业在交易过程中实现价值最大化相一致。
（二）交易主体视角的适用范围。首先，交易主体视角既适用于产品生产的单一企业，也适用于处于供应链中的企业。一体化组织形式与混合组织形式是相互竞争的两种组织形式，选择何种形式，要看谁能提供与终端交易契约所明确的交易基本属性约束相一致的、使交易成本更低的调适能力。而这恰好是研究范式所表达的基本逻辑；其次，交易主体视角还适用于企业为多个竞争客户服务的场景。为避免专用性资产次优使用损失和避免现有调适能力失效，在内外部条件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企业会维持较为稳定的业务模式来提供客户服务。而稳定的业务模式意味着稳定的交易基本属性和组织规制；最后，交易主体视角更适用于同一行业内企业的比较研究。当行业不同时，意味着业务模式的差异，相应基本属性对于交易规制和交易成本间关系的决定性也会发生变化。对于两个行业企业间的比较研究或者跨行业企业样本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将变得较少有指导性。
（三）交易主体视角与企业治理理论的联系和区别。尽管研究对象同为企业，但是前者侧重于交易活动成本控制的研究，后者侧重于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委托关系优化的研究。然而，交易规制是企业面临的十分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这种外部治理机制直接关乎企业得到的评价与支付、决定了企业交易成本和收益，因而会促使企业优化内部治理机制以提升企业竞争力。因此，两者间的关系仍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上述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如下的启示：首先，在运用TCE范式来研究交易主体时，应先对业务模式作出分析，概括出包括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频率等基本属性特点，在此基础上才能对交易规制与交易绩效间关系作出准确判断。如果为研究某一业务模式特征采用比较研究和计量研究，则应选择业务模式相似的企业案例或样本；其次，交易的内、外部规制应结合交易的基本属性来设计和制定。对于企业来说，应分析包括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频率带来的影响，考虑交易规制所带来的调适能力是否满足降低交易成本控制的要求，包括对于上游供应企业协作关系的调适能力是否满足要求。对于政府来讲，应考虑不同行业交易基本属性间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的交易成本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差异，努力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减轻企业交易负担；最后，交易主体交易活动决策和交易绩效拟定时，不仅应分析所投资项目的基本属性特征，而且应考虑当地的法律法规环境，还要考虑本行业的契约规制手段，从而正确作出项目投资决策和拟定合理的目标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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