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07 02:50:4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管理沟通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关键词：frog，设备管理，地铁
0 引言
设备管理表面上看是对设备进行管理，但其设备管理水平的好坏实际上取决于员工能力的高低。因此，如何持续有效的提高员工能力水平，是任何一个企业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未来能力持续成长Frog”，即FutureRe- implementing Operators’ Growth，是指通过员工能力分析、员工成长约束分析来制定个人成长计划、创建积极思维和没有借口的团队，实现企业知识资产管理与信息共享，从而达到员工和企业一同成长的培训体系。
1 推行frog体系的目的与意义
⑴员工素养的提高将会带动企业持续进步
每一个员工是企业的一个基本组成单位，员工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企业发展的好坏。从环境的角度上来说，一旦一个企业形成人人要求进步，各个自发学习的企业氛围，那么任何一个新人进了企业后自然会有自发学习提高能力的意识。长此以往，不仅仅可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更可以使得企业拥有顽强的生命力，长盛不衰。
⑵企业的发展需要员工的素养持续提高
企业要发展，要承担更大的项目，要实现更大的收益，必须由能承担起大项目的人来实现。这里我们说的人交通论文，不仅仅是担任项目负责人的领军人物，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项目团队的其他成员。结合南京地铁的发展来说，2010年以前，一个专业只需要做好一号线的设备管理工作，管理好一条线上的4-6人的队伍就可以了。步入2010年，一个专业扩大到需要管理三条线设备管理工作，需要安排好近20人的队伍协调工作。如果我们不提高技能水平，那只能成为企业高速发展的绊脚石。
2 frog体系在设备管理中的应用
Frog体系包括了如何进行员工能力分析、如何进行员工成长约束分析、如何制定个人成长计划、如何建立自上而下的五维培训体系、推动和建立单点课程——OPL体系、如何培养积极思维和没有借口的团队、企业教练法则、如何实现企业知识资产管理与信息共享、如何进行行动至上和行为管理、员工和企业一同成长等10个方面的内容，我们结合设备管理工作中的实际需要采用4S+C的模式落实这项工作。
2.1 课程体系——从菜鸟到高手
每个专业从各自角度出发，搭建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使得任何一个新员工，哪怕是零起步的，在经历了一套课程培训后，都能胜任这个专业的各项工作。在课程体系搭建的时候，将课程分为基础课程、中级课程、高级课程、实践课程四个部分。其中，基础课程、中级课程、实践课程是必修课，每一个员工必须参加；高级课程为选修课程，员工结合自身的发展需求，自行决定是否学习。
基础课程设置了公司安全方面、企业文化方面、公司架构方面、专业基础知识等课程，旨在让员工了解公司，了解岗位，为下一阶段的培训夯实基础；中级课程包括了各专业日常工作中的主要工作摘要员工人人动手，各个过关，避免出现纸上谈兵论文开题报告。
2.2 培训内容——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有效的培训应该是针对学员因材施教，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同的，需要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于设备管理人员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设备管理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它既需要我们有现场处理故障的动手能力，又需要我们具备管理、写作等多项综合能力。南京地铁新进员工中由于自身能力参差不齐，动手能力差；老同志管理能力、写作等的综合能力稍弱，需要针对每个人的情况分别进行培训，构建的培训方案如下：
⑴制定员工培训档案
每个员工在进入公司后，为每个员工建立培训档案。该档案记录员工自进入公司后参加过的所有培训，并分阶段的对员工的综合技能给予评定。同时结合员工的培训状况以及自身的情况阶段性的给予培训意见，为后续的培训工作提供参照。
⑵建立五维能力发展模型。即通过故障判断、故障处理、沟通能力、现场管理以及写作能力五个方面对员工进行综合考评，针对其薄弱环节制定培训计划交通论文，有效提高其能力短板，如图1所示：
图1 员工五维能力图
2.3 培训形式——自助式与套餐式混搭。
在培训形式上，主张自助式与套餐式双管齐下，具体实施上鼓励多样化发展，利用一切可用的资源，最终实现员工能力持续提高的目的。
⑴以员工的培训需求为指南，自主选择需要的科目进行培训。在前期的工作中，各个专业把自己的课程细化分类，方便员工选择。员工可以根据需要，通过OPL/OPS库，视频教学库，网络学院，每月的培训讲座等多个渠道选择培训项目。自助式培训打破了传统培训讲什么听什么的思维模式，由授课方市场转化为听课方市场，有效的提高了培训的效果。
⑵结合专业需求，制定岗位需求的套餐课程。目的旨在经过套餐课程的培训后，员工可以胜任所在岗位的需求，完成所在岗位的日常工作。套餐式课程的内容是各个专业资深工程师，结合地铁运营多年来的经验总结出的最有效、最精炼的课程。能帮助员工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掌握专业的核心内容。
参考文献：
[1]王晓燕.创新专业技术人员培训的路径与方式[J].中国培训,2010(5):38-39.
论文关键词：中国学；教育国际化；学科整合；人文学科
在教育国际化的潮流中，浙江大学充分发挥学科门类齐全、人文学科实力较强的特点与优势，整合学科资源，创新国际化的载体与方式，在人文学科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道路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有益的实践，设立了中国学（China Studies）专业。
中国学专业是全国第一个由浙江大学自主设置的、以外国留学生为招生对象、进行研究和教学的硕士学位授予点。2007年，浙江大学中国学硕士点获得教育部批准。目前该专业有在校外国留学生85位，已毕业25位。
一、设立中国学专业的背景与现实需求
中国学主要是为适应人文学科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要求、海外学生的需求与学科发展趋势而拟新设立的一门综合学科。
1.人文学科教育国际化的要求
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教育已明显呈现国际化趋势，招收外国学生从事中国学研究与学习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回顾一百余年来，无数英才跨出国门，远涉重洋，求取新知识、吸纳新观念、掌握新技术，他们回国后为中国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吸收引进的同时，也同样需要在国际交流层面提供精神与思想资源，在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前沿和话语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不应缺乏来自中国的声音。通过招收外国学生攻读中国学学位，可以扩大学科影响力、提升学术声望和提高办学水平，有利于促进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有利于推动人文学科国际化办学进程，有利于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而从更广泛的层面来看，这也是提高中国综合国力与“软实力”的重要基础。
2.海外学生的需求
中国数千年灿烂的历史与文化对海外人士历来有强烈的吸引力。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渐提高，中外文化与经济交流日益频繁，大量的外国人渴望走进中国、理解中国，想到中国来深造。他们既希望较好地掌握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又希望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情况。目前，在华学习的外国学生总数已近23万人。中国正在逐步成为国际学生流动最重要的目的地国之一。而我国目前的专业方向和学位体制主要是针对国内学生设置的，不完全符合海外求学者的特点。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专业划分过窄过细，不能满足海外学生全面了解中国的需要；学科分类复杂，海外学生无所适从，难以选择；有些领域太偏太深，大多数海外学生学习有难度等等。而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的某些大学都根据求学者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美国学”、“德国学”、“韩国学”等研究本国文化的综合性学科。了解研究中国，最好的选择无疑是到中国来学习，而国内高校恰恰都没有设置中国学这一学科，因此海外求学者都期待我国大学的学科体系能作出适当调整，开设出适应其特点、满足其需要的中国学专业。
3.学科发展的要求
当代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趋势就是在继续进行各种学科专精研究的同时，努力创造各种综合性、交叉性、边缘性学科，通过学科汇聚和各种知识的碰撞实现创新。中国学学科的设立符合当代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这一趋势。它继承和借鉴了已有的传统“国学”、海外“汉学”以及海外“中国研究”等学科的学术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同时又根据现代学术演进的趋势和中国本土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的特定条件而有一定的发展与创新。传统“国学”与海外“汉学”的研究主要是以人文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化，而近来兴起的海外“中国研究”则多以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现实的经济、政治问题。浙江大学所设立的中国学是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中国的一门综合学科，既包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既涵盖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的研究，也涉及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问题。它将有利于沟通历史与现实，打通文学、语言、历史、哲学、艺术、经济、管理、教育等不同学科，运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多学科手段和多维视角，实行多学科的交叉和融合，使研究者（包括教授和研究生）在更宽广的视野下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必定能形成新的学术理念和视角，取得新的成果。
二、浙江大学建立中国学专业的探索
1.招生培养
（1）招生模式。浙江大学中国学专业的招收对象是具有本科学历，有较好的汉语基础，有志于学习、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与学术的海内外人士，以外籍学生为主要对象。中国学硕士专业的招生有两种模式：一是通过个人申请、招考入学的方式，主要招收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克兰、泰国、韩国等亚欧1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二是通过中外合作办学、进行联合培养的方式，主要招收来自柏林工业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都灵大学、基尔大学等学校留学生。
（2）培养目标。通过专业的课程学习和研究训练，使国际学生熟悉中国国情、理解中国问题，具备良好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较好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成为能够适应在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合作与交流、知华友华的复合型、职业型人才。本专业的毕业生接受过系统的中国学专业知识训练，兼具传统底蕴和现代意识，既可以在海外从事中国学研究或教学工作，也可以参与中外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工作。
（3）学制与学分。学制2年，要求修满24个学分；其中中外合作培养的留学生在浙江大学学习时间至少一年，至少修满16学分，其余学分可由学生个人提出学分转换申请，认可后予以免修。
（4）研究方向。根据中国学专业不同的培养模式，学校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中国现当代问题研究两大研究方向，并设置相应的课程模块。各模块之间的课程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交叉。
中国学以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为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设置汉字文化圈语言文学研究、中国思想资源与和谐文化、中华文明发展源流、中国艺术与东方审美意识4个专业方向；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方面，设置中国社会与政策、经济与管理、历史与文化、特色课程四个模块。
（5）奖学金。中外合作办学的留学生可根据对等原则收费或者减免学费。其他国际高水平大学的优秀学生可以申请孔子学院奖学金、国家政府奖学金、浙江省政府奖学金和浙江大学奖学金。奖学金涵盖国际学生在华期间的住宿、学费、医疗保险和基本生活费。
（6）学位授予。学生在修满学分后进入学位论文撰写阶段。学位论文选题要求有理论和实践意义，能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方法。论文完成后，经导师认可后进入答辩程序（论文可以用所在国文字撰写，但须提供中文文本）。论文完成后，经导师认可进入答辩程序，通过者经学校学位委员会审核同意即可被授予浙江大学中国学专业硕士学位。
2.课程教学
中国学专业构建了综合性、交叉性、灵活性的课程体系，其中既有按宽口径设置的平台课，又有按方向设置的专业课程模块。
（1）双语教学和英语授课并存。为适应国际留学生不同的语言基础，除开设双语教学课程以外，还提供了系列的英文课程，部分课程还可以使用日语、韩语、法语、德语等进行教学。总体上，根据不同的培养模式，中国学专业课程分为两大模块：一是以汉语教学为主，在PPT、课件和课后交流时可以采用英语的双语教学。二是以英语教学为主，辅以一年汉语课程的学习。
（2）探索数字化教学。针对外国留学生思想活跃而语言能力一般的特点，要求每一位任课教师都准备PPT课件，通过多媒体教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国留学生听力相对一般与课程内容较深之间的矛盾；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准备制作教学录像，通过互联网，供学生自我学习之用。
（3）不同课程分别要求。对新增的学位课程，要求初步形成专业教材大纲，为任课教师配备助手，协助一些录像、搜集同学意见、组织讨论等具体工作。对原有的学位课程，针对授课对象的改变，要求课程教材以文本为主、以原著为主，减少通论式内容，增加可以具体感知的篇章内容。
（4）加强教学实习。针对外国留学生对中国缺乏直观深入的体察与了解的情况，加强教学中的实践环节就显得非常必要。如在讲授佛教文化时，学校组织他们参观新昌大佛寺等寺庙，体验寺院的一日生活，参加早课、过堂、坐禅等活动；再如在讲授中国音乐时，组织他们参加中国传统音乐赏读会，从中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风采。
（5）强化师资队伍。目前中国学专业教师均为学术造诣高、教学经验丰富、具有国外学习（访学）一年以上经历、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其中教授的比例占60%以上。同时，还组织教师参加学术交流、调研和讨论活动，每学期举行“中国学教师沙龙”，开展研讨。
3.学生管理
为使留学生尽快认识中国、认识中国学，更好地投入到课程学习中，除加强与浙江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联系与沟通外，在完善学生管理方面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专门为中国学硕士点留学生配备班主任老师。班主任由留学日本且有丰富留学经验的专业任课教师担任，并不定期与留学生谈心；组建班委，设立班长和副班长，不定期召开班会。二是通过开学典礼、座谈会等形式，加强与中国学硕士研究生专业留学生的沟通与交流，听取留学生对课程教学、管理、学位论文等的意见与建议。三是给每个留学生结对中国学生，在生活、学习、语言交流上进行指导与帮助等。四是通过组织大量的活动，尽量营造留学生与中国学生交流及了解中国社会的机会。
三、结语
从移动网络普及的那一刻起，似乎什么都动起来了，移动视频、移动阅读、移动购物等。终于医疗也移动起来了，而且来势汹汹、千头万绪。从管理的角度说，移动医疗就是将一个人从第一次预约挂号那一刻起到停止呼吸那一刻止，所有和医疗挂钩的信息全都连成一张网放在云端，每根线、每个节点上的信息都可以随时被查看。这种全方位的电子病历在中国还没成型，但起码在英国已经初具规模。
把病历存在移动终端里
拿Lisa的一次病在他乡的经历来说。第二天一早要交A科目的小组作业，下周一要交B科目学期论文，偏偏在这个周三的晚上，Lisa突发高烧。现在对于Lisa来说。最恐怖的甚至不是持续了两周的低烧突然爆发成了高烧，而是如何在明天成功请到病假，既让A科的老师体恤突发疾病，又让B科的老师同意论文延期。
给两位老师发了病情陈述的邮件后，Lisa开始播社区医院的急诊电话请求医生上门服务。然后听天由命地等了3个小时，出诊的医生终于提着小药箱敲门了。从拿出温度计到收起听诊器，整个看病的过程不到5分钟。最后，医生拿出一个像拉卡拉一样的东西指指戳戳，留下两盒药和一句话：“吃过药就休息吧，明早去社区诊所复查，已经预约好了。”
第二天，退了烧的Lisa走在去诊所的路上不停地提醒自己，一定记得补一份病历，没有病历拿什么请假?谁知竟然换了个医生，而且如果想开具病假证明竟然要交10英镑手续费，Lisa别提多绝望了。这时，新医生给她打印了一张纸：“这是昨晚和今早你的病历，可以拿这个试试，有的学院不强制开具病假证明。”病历?难道昨天医生手里的“拉卡拉”是电子病历的终端?
所幸学院对学生还是很信任的，没有多糟蹋10磅。更令Lisa喜出望外的是，一周前在校医室就诊的记录也有联网显示，证明她已经是“久病之身”，论文拖着没完成情有可原。就是这样，从登记了社区诊所开始，作为一个合法居民，Lisa的信息已经进入了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的数据库，她的每一次预约、就诊、用药，都记录在数据库中，可以随时调用。这样一来，要伪造病历也变得不容易。
电子病历的好处还不止这些。相信很多人都看不懂拿在手里的处方和病历吧，医生们显然都是速写高手，只是一手狂草不管好不好看都不好认，有了电子病历，就可以免去这项烦恼。药房不用费力辨认处方，医生查房的时候也不用抱着一摞病历翻前翻后，只需要报上姓名和医保号，你和医药打交道的点点滴滴就一目了然了。
不仅是文字数据，随着移动设备分辨率的增强，CT等影像数据也可以方便地查看。这更加重要，因为即便有人谨慎到随身带着病历本，也不可能随身带着CT片。而iPad的视网膜技术如果仅仅用在海底捞里点菜不是太浪费了吗?
APP帮人们自助保健，远程就医
相关的系统可以装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设备里，让医护人员实现网络化交流。那么医医、医患和病患之间的交流是否也可以进行呢?鉴于现在医生严重短缺，有没有什么技术能够帮助人们在医疗保健方面也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APP供应商们显然不会对这一大片市场坐视不理。
通用电气公司(GE)就和著名的在线健康社区网站Med Help合作推出了免费的APP“Sleep on It”。这是一个自助保健应用，把睡眠跟踪器与手机闹钟结合到一起，通过跟踪人们的睡眠模式，计算出其每晚所需的、能够最有效恢复体力的睡眠时间，并为用户量身定制睡眠质量月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Med Help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医患、病患沟通论坛。用户在这里提出自己的健康类问题，会有Med Help签约的医生或者志愿者给予解答。除了睡眠软件，GE和Med Help还曾推出过一款针对准妈妈的APP“I’m Expecting(在孕中)”。这个应用可以记录孕妇孕期的体重增长及孕症，还可以把问题张贴在社区，获得其他热心准妈妈的回答。目前在iTunes商店，它已经是最受准妈妈欢迎的下载应用。
但如果仅仅是给手机安装软件，就只是APP领域的产品扩展了，没什么颠覆性。现在各大科技公司的科技狂人们，正在将手机等移动终端本身变成听诊器、血压仪、超声仪等等。结合手机的普及率和智能化，过不了多少年，用户和手机的语音系统之间的对话就不再局限于“这条路怎么走”、“那家餐馆的招牌菜是什么”了。而是手机里的私人小护士提醒你，今汞的血压有没有超标，近一个星期的身体状况如何，应该注意哪些健康问题。
爱立信的Mobi Health目前正在欧洲进行测试，该系统以PDA为依托，通过蓝牙技术与放置在人体上的传感器进行连接，将传感器获取的病人数据，通过无线电话网络系统传输给医生，供诊断咨询及治疗监护使用。话说如果这一套技术得以普及，每个社区医生都能直接和自己负责的社区居民时刻保持联系，Lisa就不用在宿舍里足足等了3个小时才把出诊的医生盼过来了。当体温冲上40℃的时候，她的医生应该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同时这个消息也被同步进NHS系统。如果这样，看急诊就能够免去一系列繁琐的手续。
光在手机、平板电脑、PDA上做文章，实在满足不了科技巨头们颠覆医疗方式的野心。他们正在致力于让人们将诊疗设备穿在身上。比如美国加州的Vivo Metrics公司就新成立了Life Shirt(生命衬衫)公司，正在开发能够监测人体呼吸功能的衬衫。这款衬衫上将装有传感器，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病人穿上它后，就不必专门挤在医院睡眠诊室观察一整夜再接受诊断了，穿上它在家里睡一夜，第二天拿着结果去找医生就成了。目前，这种衬衫已被用在5种药物的临床试验研究之中。
一、重复现象岂容忽视
在秘书学的建设中，重复研究的现象较为普遍，且迄今未能引起秘书学界的重视。如果此种现象继续存在与蔓延下去，不仅会影响秘书学的发展和成熟，而且也不利于秘书学的教学及秘书专业的课程建设。
秘书学研究的重复现象，是指秘书学与文书学、公文写作、档案学和行政管理学等相关学科在研究上出现的某些相同或相似之处。其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秘书学与文书学重复。现有的劝书学著作(教材)，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文书学的内容，但大多是照搬文书学的研究成果，如文书的一般知识，文书工作的任务和原则，文书处理的程序和要求，乃至文书立卷业务，等等。笔者案头的一部秘书学著作，以全书近六分之一的篇幅，详细论述文书和文书工作,包括文书立卷业务。①
其二，秘书学与公文写作重复。多数秘书学著作(教材)，都把公文写作的部分内容作研究对象，而且多从微观操作上进行研究。其中有各种通用公文的写作，也有机关应用文的写作，还有经济文书、涉外文书和交际文书的写作，甚至学术论文的写作。如笔者所藏的一部企业秘书著作，有近一半的篇幅是论述企业公文的写
作。②另有一部秘书学著作，则以超过三分之二的篇幅论述各种应用文体的写作，酷似一部应用写作教科书。③
其三，秘书学与档案学重复。
有相当多的秘书学著作(教材)，均以独立的章节和较长的篇幅论述档案和档案工作，主要是机关档案工作，其内容与档案学的的某些部分并无二致。如笔者备用的一部秘书学著作，系统地论述了档案工作的性质，档案工作的原则和档案工作的作用，以及档案的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统计和提供利用等业务知识，此外还介绍了档案室的类型、任务和制度。“这些内容，显然与档案学特别是档案管理学的有关部分一模一样。由笔者主编的一部秘书教材，亦将机关档案工作划归秘书学的研究领域。⑤
其四，秘书学与行政管理学重复。
有一部分秘书学著作(教材)，或多或少地撷取了属于行政管理学的内容。如笔者手头的一部秘书著作，在“行政与行政管理”的标题下，分六节论述了行政管理与行政原理，行政领导与行政决策，行政组织与行政机关，行政法与行政方法，人事行政与财务行政，行政改革与行政效率等与秘书学关系不大的内容。“另有一部秘书学著作，则以相当的篇幅论述了诸如基建、房产、物资、财务、车辆、食堂、宾馆、招待所和机关环境等后勤工作。⑦
不难看出，秘书学研究的重复现象是普遍的，也是严重的。难怪有人怀疑秘书学能否成为一门科学，也难怪有人认为秘书学不过是多学科的拼凑，尽管看法失之偏颇，但问题确实存在，其症结何在呢?以笔者之见，大体有以下几种原因：
第一，由于秘书学发展迅猛，致使许多研究者忽视了对秘书学自身理论的研究，如秘书学的学科对象、学科分类、研究内容、研究领域、知识体系和相关学科等。从一定意义上讲，秘书学的兴起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背景下开始的，带有某些先天不足的成分。
第二，由于秘书工作与文书工作、文字工作和档案工作密不可分，而且秘书工作迄今包含文书工作和文字工作，因此秘书学与文书学、公文写作和档案学的交叉或重复，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加之秘书学的研究没有处理好借鉴与创造的关系，又助长了重复现象的发生。
第三，由于秘书学评论落后于秘书学研究，学术上的是非缺乏必要的争鸣与批评,象秘书学研究领域如此重大的理论课题，迄今未能开展认真的讨论。因此，使出现了秘书学著作虽然纷纷问世，而重复现象却依然如故的态势。
二、研究领域能否划定
任何一门科学及其分支学科，因受学科对象的规定，都有其特定的研究领域。那么，如何给秘书学的领域划分界限呢?笔者认为，这需要明确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是认识问题。在划分研究界限的认识上，必须坚持两点论：一方面要承认，给秘书学划定研究领域，到头来可能只是一种姿态而已，甚至有失败的危险。这是因为，不同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研究兴趣、研究重点、研究层次、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再说，任何一种划分，哪怕是最权威的划分，也缺乏约束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要承认，如果不大体上划分其研究领域，那就会出现两种后果：一是漫无边际地研究，致使秘书学无所不包；二是研究领域过窄，致使秘书学的研究难以拓展。不论是哪一种后果，都有碍于秘书学的建设与发展。正确的认识，应象美国社学家亚历克斯·英克尔斯所言：“那些界限应当象一件能勾画出形体的宽大的斗篷，而不应当象一套僵硬的盔甲，盔甲固然能防御别的学科的人对同一领地提出要求，但它毕竟太约束人⑧
其次，是观点问题。秘书学作为一门科学，即使研究内容再庞大，研究领域再广泛，也总是要有个界限的。要给秘书学划分研究领域，首先必须坚持发展的观点，即从秘书学自身发展演变的过程，去划分其研究领域。秘书学原来的研究领域是十分广泛的，如清代的幕学著作，就包括刑名、钱谷、挂号、书启、征比等知识。民国时期，由于政治制度的变革，秘书工作开始侧重于文稿撰拟、文书处理和档案管理等业务，因此研究文书与档案的著作相继问世。在五六十年代，档案工作逐步独立，档案自成体系；文书工作日趋完善，文书学开始兴起。自八十年代以来，写作学另立门户，行政学走向成熟。这就是说，用发展的观点来看，有不少研究内容不断从秘书学中分化出去，不再属于秘书学的研究领域。诚然，也有些研究内容不断进入秘书学的研究领域，如秘书人才学、秘书教育学、秘书心理学和秘书美学等边缘学科。如果将已经分化出去的研究内容继续留在秘书学之中，或者将已经进入秘书学之中的研究内容继续拒之门外，都不利于科学地划分秘书学的研究领域。
再次，是途径问题。要给秘书学划分研究领域，还必须解决途径问题。笔者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认为有三条途径可供采用：一是历史的途径，即通过对早期秘书学著作的研究，寻找开创者们最为关心和感兴趣的是什么内容。从八十年代初期问世的几部秘书学著作来看，当时秘书学研究者共同关心和感兴趣的内容是秘书史、秘书组织、秘书实务和秘书人员。其中的秘书实务，就包括了公文处理、公文写作和档案工作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内容。“受其影响，在其后的秘书学著作中，大多沿袭了上述研究内容，且成一种传统。不难发现，历史的途径可使秘书学的研究领域保持相对的稳定，保证秘书学发展的连续性。但它也有僵化的危险，因为传统具有保守的天性。二是现实的途径，即通过对近期秘书学著作的研究，探讨研究者们最关心的是什
么问题，以确定秘书学的研究领域。从九十年代初期间世的十余部秘书学著作来看，除了继续保留秘书史、秘书组织、秘书实务和秘书人员等传统领域外，又新增加了辅助决策、沟通信息、督促检查、公共关系和办公自动化等内容。⑩这种变化，不是研究者心血来潮，而是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秘书学研究的重复现象依然存在，且有不断扩大之势，除了沿袭公文处理、公文写作和档案管理等内容外，行政管理学的某些知识成为秘书学的研究领域之一。显然，这是某种程度上的倒退。三是比较的途径，即通过对秘书学与相关学科的对比分析，从总体上区分各自的研究范围，将不属于秘书学的内容归还给相关学科。
三、秘书学领地知多少
划分秘书学的研究领域，应本着宜宽不宜窄的原则，从而勾画出一件形体宽大的“斗篷”来。笔者根据现有的秘书学著作(教材)，拟将秘书学的研究领域界定为四个区域、25项内容：
(一)秘书史
秘书史主要研究秘书活动起源、形成和发展演变的过程，其任务有三：一是描述秘书活动的演进过程；二是总结秘书活动的历史经验；三是探讨秘书活动的发展规律。秘书史的研究应包括以下内容：(1)中国秘书史，即综合研究中国秘书活动起源、形成和发展演变的过程；(2)外国秘书史，即综合研究外国秘书活动起源、形成和发展演变的过程；(3)国别秘书史，即研究某一国家或地区秘书活动发展演变的过程；(4)断代秘书史，即研究某一朝代或某一历史阶段秘书活动发展演变的过程；(5)专题秘书史，即专门研究某项秘书活动发展演变的过程；(6)秘书思想史，即研究历史上不同阶级、阶层和人物关于秘书活动的理论和主张。
(二)秘书理论
秘书理论是泛指关于秘书现象、秘书活动和秘书学自身的理性认识成果。其基本职能有三：一是描述；二是预言；三是解释。①秘书理论研究应包括如下内容：(1)基础秘书理论，即研究秘书学自身的理论，如秘书学的学科对象、逻辑起点、知识体系、相关学科、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和历史演进等。(2)应用秘书理论，即研究秘书活动及其构成要素的理论，如秘书活动的性质和特点，秘书活动的职能和效率，以及秘书活动的主体、秘书活动的对象、秘书活动的空间和秘书活动的媒介等。此外，还有行业或部门的秘书活动。(3)交叉秘书理论，即研究秘书学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边缘学科的理论。
(三)秘书业务
秘书业务是指秘书人员或秘书部门的专业工作，由于秘书工作的范围较为广泛，且有扩大之势，秘书业务也随之不断增加。其主要内容有：(1)文字工作，即文稿的撰拟和审核工作；(2)文书工作，即文书的制发、传递、办理和保管工作；(3)信息工作，即信息的收集、加工、提供、存贮和检索工作；(4)协调工作，即组织之间、工作之间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与改善工作；(5)督查工作，即对重大决策、中心工作、重要行
动和领导交办事项的督促检查工作；(6)工作，即人民群众的来信处理和来访接待工作；
(7)提案工作，即对人大、政协、职代会等所提意见、建议、批评、提案和议案的办理工作；(8)会
议工作，即对会议和会谈的准备、组织和善后工作；(9)接待工作，即对客人的迎送、招待和服务工作；(10)值班工作，即在值班室固定或轮流担任工作；(11)保密工作，即保守和保护秘密，使之不泄露的工作；(12)其他工作，即领导临时交办或突发性工作。
(四)秘书技术
秘书技术是指秘书人员用于处理事务的方法、手段和技能。它与秘书业务相比，具有更强的实践性和动态性，其功能主要是培养秘书的操作能力。秘书技术应包括如下内容：(1)秘书工作方法，即秘书人员或秘书部门处理事务工作所运用的方式、程序、途径和技巧；(2)秘书办公场所，即秘书人员按照一定的制度，并借助于一定的手段处理公务的处所5(3)秘书办公手段，即秘书人员为达到某种办公目的而采用的办公设备，操作技术和操作程序等；(4)公关艺术，即秘书人员为达到“内求团结，外求发展”而采用的一系列的公关措施、方法和技巧。
以上四个区域、25项内容，是就秘书学目前的主要研究领域而言。可以预言，随着秘书学研究的深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秘书学的研究领域还会不断发生变化。
注释：
①王熙梅、王景清主编：《现代秘书学通论》，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第90至167页。②钱祺喻，刘开文：《企业秘书学》，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至381页。
②张金安、常崇宜编著：《秘书学概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9至305页。
④张希林、吴长有主编：《文秘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5至203页。
⑤董继超主编：《秘书学教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至202页。
⑥袁维国编著：《秘书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至142页。
⑦搂宇生编著：《通用秘书学》，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至278页。
⑧[美]亚历克斯·英克尔斯著：《社会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l981年版，第l页。
⑨八十年代初期问世的秘书学著作有翁世荣等编著的《秘书学概论》(1984年9月)、王千弓等编著的《秘书学与秘书工作》(1984年10月)、张金安和常崇宜编著的《秘书学概论》(1984年10月)、孙云洁和王慎先编著的《实用秘书学》(1985年9月)。
⑩九十年代初期问世的秘书学著作有钟辉编著的《现代秘书学概论》(1990年7月)、袁维国主编的《秘书学》(1990年9月)、楼宇生编著的《通用秘书学》(1991年2月)、程明华等编著的《秘书学教程》(1991年5月)、饶士奇、曾斌主编的《秘书学概论》(1991年5月)、娄山关等著的《秘书学教程》(1991年10月)、任群主编
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应具备的知识和技能分析
物流业是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就业市场的需求量非常大，尤其是对专业的中、高级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然而，很多独立院校对物流人才的培养与企业需求不对接，无法满足市场需求［3］。那么，企业对于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到底有何要求，作者通过对德邦、天地华宇、大道物流、四方物流等公司招聘人员进行采访交流，得出以下结论:学好主干课程，扎实专业知识本专业主要课程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管理学、法学通论、基础会计学、市场营销学、生产与运营管理、运筹学、物流管理学、运输管理、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国际物流学、供应链管理及物流综合实训等。通过这些专业课程的学习，接受管理技能、管理方法、管理思维的系统训练，练就分析和解决物流管理问题的基本能力。获取相关职业技能资格证书物流管理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可以考取的证书主要有:助理物流师、物流师、采购师、国际货代员、报关员、报检员等;同时，应该掌握英语以及计算机方面要求的能力，获取资格证书，在面试求职时，多一把打开企业招聘大门的钥匙。具备实践动手能力，培养个人综合素质物流管理专业是一门注重实践的学科，物流业属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由多个环节组成。学生应该在寒暑假期间，主动深入物流企业，进行社会实践，获取相关工作技能和工作经验，培养自身实践动手能力;同时，在校期间，多参加学校组织的社团活动和创新创业竞赛活动，包括案例分析大赛、演讲比赛、辩论赛、就业模拟、企业经营模拟、营销策划大赛、物流设计大赛等。通过各种社团活动和比赛，在实践中不仅能提高自己的社交能力、表达能力、写作能力，也能培养自身的团队合作意识和创新精神。此外，由于目前物流对于地域的特殊性要求，大中型物流公司在全国大中城市一般都设有办事处或是营业点，这就要求招聘的学生能够服从公司安排调动，同时具备较强的吃苦耐劳能力，以赢得公司的器重［4］。
独立院校“订单生”培养的益处
“订单生”改进高校人才培养理念长期以来，我国教育体制决定高校的人才培养思路是产品型生产方式，即人才培养模式是政府或高校自己认为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高校的资金来源于政府，教学观念是满足政府的要求，教材和教学方法的设计不是为了服务于人才的需求者(企业)，因此，经常出现重理论知识学习，轻能力培养的现象;同时，大学生培养时间为四年，生产周期长，而人才需求变化快，这两方面决定了经常出现学校人才供给与企业人才需求脱节。而“订单生”人才培养模式，是面向需求的培养模式，将企业对人才的专业知识、沟通协调能力和职业素养等方面的要求，早日融入到高校的人才培养计划中，并根据企业的要求在教学活动及时调整，这样才能培养出有思想、实用、实干的人才，满足企业的要求。“订单生”降低企业人力资源成本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对大学生的水平不了解，大学生对自己的水平了解。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企业招聘大学生，通常通过大学生的文凭、获奖证书以及各类证书等方面来考察新进的员工。虽然这种方式能解决部分人才的逆向选择问题，而员工的能力，需要其在企业工作一段时间才能显示出来，若企业发现某些人才不合适他们的要求，想解聘这些员工，将付出高额的赔偿金。采用“订单生”培养模式，企业通过对大学生寒暑假工作的观察，可以对大学生的水平和素质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这将进一步降低人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企业人力资源的培训成本和解约成本。“订单生”提高学生竞争力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大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学习了很多知识，但有相当多的大学生对大学教学的学习动力不足。刚进大学时，一部分大学生觉得离毕业很遥远，放松学习;另一部分大学生继承了高中的学习习惯想努力学习，但由于学习目标不明确，没有问题要去解决和分析，当然也就不会去刻苦钻研，虚度光阴是必然的。“订单生”培养模式促使学生早日与企业接触，明确企业要求，产生学习问题，掌握学习目标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更好地掌握事物发展规律，将来按规律办事，这促使大学生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提高他们竞争力。
独立院校开展“订单生”人才培养的建议
只有高校、企业和学生等三方精诚合作，并做好计划，注重落实和加强监控，“订单生”人才培养才能开展得好。本文以XX独立院校08级物流管理专业学生2011年暑期社会实践为例，阐述独立院校开展“订单生”人才培养的建议:重视组织，责任到人首先需要学校和企业的双方领导重视，达成一致意见，并分别指定具有一定“梦想”———也就是事业心的教师和人员组成专门的“订单生”人才培养中心，该中心负责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的具体事宜，对人才培养计划、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等方面统筹规划、注重落实和严格监督。本次社会实践由某独立院校领导重视，由某个老师带领，圆满完成了2011年物流管理专业学生赴企业实践学习的任务，并为2008级物流管理学生打开了就业的大门。了解需求，有的放矢“订单生”培养与传统培养的最大区别在于，传统培养是生产导向，而“订单生”培养是市场导向。做好前期的专业人才需求调研，不仅了解合作企业的人才需求，而且掌握相关企业、甚至行业的人才需求，也就是应注意高校人才培养的专用性和通用性，紧密结合人才市场发展，并具有适当的前瞻性，才能制定好相应的人才培养行动纲领———即人才培养计划。例如，2011年上半年，在XX独立院校的物流管理专业“订单生”人才培养中心，就物流管理“订单生”培养计划，多次组织学校的老师、企业的人力资源部和相关职能部门，其他相类似的物流企业和生产或商贸企业的人力资源部，以及相关的物流专家学者共同协商，制定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方案。签订订单，责任分清充分考虑企业的人才需求，结合学校实际情况，校企双方就人才培养内容、方式和人才订单人数应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订单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做到责任分清，为“订单生”培养有效履行提供法律保障。2011年6月，08级物流管理学生在期末考试考完之后，20名同学在班长的带领之下，以团队的形式赴武汉市某物流公司参与暑期实践，同时，学生代表和公司领导就实践时间、岗位、待遇、人数、以及工作过程中的培训、学习等细节进行了商谈，达成一致认可。合理安排，精选学员精心安排订单生人才培养的时间，建议用“1+0．5+2+0．5”模式替代现行“3．5+0．5”模式，第1学年基础理论学习;第2学年上半年企业顶岗实习，具体是学生主动报名，企业通过笔试和面试环节选拔定向人才，确定培养名单，并到企业顶岗实习半年;接着2年时间专业知识学习，采用单独编班的形式，并配备专门的辅导员，在教学计划的制定和组织安排上，要更加灵活多样，适应企业的需求，可以设置更大比例的选修课，且将选修课开班的基本人数下调，形成小专业方向，这样更有利于学生的长期发展;最后半年顶岗实习和论文写作。同时还可以对订单生实行弹性学制，结合企业具体需求和学校实践情况，双方共同商定学生赴企业实习工作的时间，尤其是充分利用暑假时间。注重落实，提高效果“订单生”的培养要求学校和企业双方共同努力，企业不能将订单生当作闲人，不安排具体工作，仅仅参观，也不能疏于订单生的管理，任他们到或不到，迟到或早退，同时，企业毕竟是经营单位，不可能将培养订单生的任务放在其日常工作的首位，这就需要学校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并不时通过正式拜访、不正式聊天、定期巡访等方式对订单生在企业工作进行检查，日常的“订单生”培养中，企业可以进行监督，对于不符合企业需求的环节，可以和学校进行沟通，从而有效地将订单落到实处。例如:在2011年5月参观某物流公司之后，不少学生对于和本专业对口的物流公司表现出来较大的兴趣，2008级物流班班委在了解公司要求之后，在6月份按照要求对学生进行了筛选，最终确定了20名学生，在暑期赴该物流公司工作。在赴该物流公司之前，他们精心学习了解公司企业文化，查询各种资料，对于物流公司的工作有了初步的了解。对于本次物流管理专业学生的企业实践，物流公司领导表示非常满意，多次对学生实践进行了报道;在离别之际，公司领导更是在公司贵宾室召开了规模宏大的欢送会，表彰了实践过程中成绩突出的学生，颁发了“青年标兵”这一荣誉证书———绿色通行证，并给予了现金奖励，同时向该校08级物流班的学生们抛来橄榄枝，希望毕业之后能继续在公司工作。独立院校开展“订单生”人才培养模式还处于摸索阶段，还存在企业能否配合，如何能扩大订单生模式的受益面等问题，而准确的掌握未来市场的需求方向，做好准备，及时转型。对于独立院校能否培养出合格的适合企业的人才来说，至关重要。所以独立院校必须根据自身特色，结合社会实际状况，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教学模式，为社会输送优秀的人才，以此来促进独立院校自身的发展。
研究结论
在当前就业形势下，企业需要的是综合素质较高、实践动手能力强且能认可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复合型人才。独立院校培养的“订单生”具备较高的思想文化素质和一定的实际操作技能，符合当今社会企业的用人需求［7］。在一本、二本的重压之下，独立院校学生要想在就业市场上被单位乃至社会认可，必须学好主干课程，扎实专业知识，提高实践动手能力，培养个人综合素质;同时，端正心态，先就业再择业。独立院校培养“订单生”适应了当今社会的需求，同时可以实现校企之间的“无缝”对接，提高办学效益;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培训成本和管理成本;也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就业的竞争力。
作者：汤国生 单位：华南理工大学 湖北经济学院
［摘 要］ 工学结合的教育模式对高职院校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高职教师的素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笔者通过对工学结合教育模式下高职教师素质结构的分析和归纳，提出了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
［关键词］ 工学结合；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素质结构
［中图分类号］ G64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1）05-0012-02
doi：10.3969/j.iss.1671-5918.2011.05-006［本刊网址］ http：//省略
近年来，随着高职教育扩张到一定的程度，各高职院校已逐渐将办学重心转移到学校的内涵建设上来。这是高职教育发展过程中必然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当下和今后高职教育发展的主旋律。随着高职教育的发展和社会对人才需求的不断发展，高职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不断被大家所共识。在进行一系列的工学结合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改革的同时，人们也关注到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指导作用的关键人物――教师，而教师的核心内容在于其专业发展。工学结合教育模式对高职院校教师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促使了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内涵的新变化。因此在工学结合教育模式下探索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是高职院校加快发展的必然要求。
不同研究者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理解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从对教师专业发展概念的认定，阐述对其内涵的理解，一种从对教师内在不同素质结构进行分析［1］。本文试图从后者来探讨在工学结合教育模式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高职教育在我国的发展历史较短，对于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也缺乏系统性，不同的研究者根据高职院校教师的特殊性，提出了自己对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内涵的理解。李庆原等从教师专业发展的三个基本范畴：专业知识发展、专业技能的娴熟和专业情感的健全出发，结合高职教育独特要求的特定专业素质及技能，提出了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人文素养、知识、探究能力、研究能力和较强的实践教学能力等［2］。郝立宁等通过对高职教师自身应具备的素质的访谈进行编制量表，经过对量表数据的统计综合分析，得出高职教师的素质结构主要为：职业道德、企业服务、就业指导、专业开发、学术研究5个方面［3］。叶小明通过对传统教师专业发展机理的批判和反思，提出了自己的高职教师专业发展观：以教师专业自主发展为核心；以“双师”资格为目标取向；以实践性知识建构为基础；以职校、大学、企业‘三元’合作为培养模式；以多样发展为途径和以自我评价为主体［4］。总体来看，研究者对于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理论知识，专业技能教育，教学能力，职业道德等。本论文主要以工学结合教育模式为背景，通过对高职院校教师的素质结构的分析来探讨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
一、工学结合教育模式下高职院校教师的素质结构
我国没有建立具有高职特色的教师资格认证制度，高职院校教师申请教师资格是依附于普通高等院校，因此对于高职教师素质结构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而我国对职教教师有着具体的职责要求［5］，主要包括：具备《教师法》规定的教师任职资格，熟悉职业教育、教学和管理的特点；有本专业领域内系统、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特别是具有与应用型人才的职业实践能力直接相关的知识；掌握本专业领域较广的职业实践能力，具有较丰富的职业实践经验；能够系统地讲授两门以上专业课程，并且能熟练承担相应的实践教学任务；具有现场教学能力和现场分析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具有一定的课程开发能力；能够正确分析评价该专业领域的职业行为和职业过程；承担学生的职业道德、安全生产、文明作业的教育及教学管理工作，具有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和职业发展提供指导能力和处理公共关系的能力；了解国内外专业发展情况，能承担教学研究、技术革新、产品研发等方面的工作；外语和计算机水平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标准。
国家对职教教师的职责要求是我们构建高职院校教师专业素质结构的一个基本依据。高职教育有着普通高等教育的共同属性，同时又具有职业教育属性，因此它不但要求教师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和具备一般的教育教学能力，还需具备一些与职业相关的素质和能力。工学结合教育模式 “做中学，学中做”、“工作与学习相结合”的重要特征对高职院校教师提出了新的挑战，从教师的“双师素质”、课程开发与教学设计能力、职业教育教学方法［6］等核心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在工学结合教育模式背景下探索高职院校教师的素质结构是高职院校师资建设的关键前提和努力方向。蓝欣和孟庆国在《推行工学结合呼唤专业化职教师资》一文中指出高职教师必须能够承担实施职业教育与训练、制订训练计划与评价训练效果、指导与帮助企业和企业员工开展技能训练、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与技能水平、理解生产岗位及其现场环境、合理高效地组织与管理教育培训活动。在这里说明高职教师除了具备教学能力和专业能力外，还必须具备社会技术服务能力，能够帮助企业进行人才培训，提供技术咨询等服务，了解企业，洞察企业的关系和需求，将学校教育、人才培养与企业的人才需求联结起来。同时在文章中也提出了高职教师职业指导能力的素质要求，教师通过对生产岗位及其现场环境理解，根据现实的体验与观察开发设计教育培训课程，这无疑在教师的教学课程中渗透了对学生职业背景、职业态度等的教育。
二、工学结合教育模式下高职院校教师的能力要求
工学结合教育模式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师除了应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和一般的教育教学能力（教学基本技能、教学方法能力、教学组织和管理能力），还需具备以下的能力和素质：专业实践能力，课程开发能力，职业指导能力，学术研究能力，社会交往能力，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
（一）专业实践能力。高职院校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主要是指专业实践教学的能力以及为企业等提供人才培训、技术咨询等社会技术服务能力。实践教学包括了学生的实验实训指导，毕业实习指导，技能竞赛指导等。工学结合教育模式高职教育的重要特征就是“工作与学习相结合”、“教、学、做一体化”，这就要求高职院校教师具备较高的专业理论水平的同时，还需具有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这正是“双师型”教师最关键的特征表现，也正是高职教育区别于普通高等教育的关键所在。高职教育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决定了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实践能力的关键素质，高职院校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决定了其实践教学的质量，更是反映高职教育的质量关键。
（二）课程开发能力。高职教育是在照搬本科和专科的模式开始形成的，一开始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本科教育的“压缩饼干”，在人们不断地实践探索研究中，工学结合高职教育模式逐渐被大家所认识和肯定。工学结合教育模式的高职教育必然要求建立符合工学结合要求的新型课程模式，工学结合课程开发是工学结合模式高职教育改革的核心。工学结合课程的基本内涵是：“学习的内容是工作，通过工作实现学习［7］”。工学结合课程开发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综合职业能力发展的培养目标；二是学习领域课程；三是职业资格研究；四是典型工作任务的分析；五是基于工作过程；六是职业成长规律；七是课业文本设计；八是行动导向教学；九是学习环境与实训基地的建设；十是课程质量控制［8］。这与其他类型教育的课程开发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而工学结合的课程必须紧跟行业、企业的发展，因此在工学结合教育模式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师还必须具备课程开发的能力。
（三）职业指导能力。职业指导能力是指对学生进行相关职业道德教育、提供相关职业的最新信息和背景状况，指导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教育的能力，及时了解人才市场信息，并帮助学生分析信息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第四条：“实施职业教育必须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传授职业知识，培养职业技能，进行职业指导，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素质。”明确指出了职业指导是职业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而高职教育以就业为导向，以市场和经济发展的需求来选择专业，培养的是社会的“准职业人”。作为高职院校教师当然首先要完全成为他所教授的“专业”即行业中的职业人。高职教育作为培养“准职业人”的教育，是帮助学生从一个自然人向职业人过渡，这必然要求学生接受一定的职业内容教育，这就要求高职院校教师必须具备进行职业指导的能力。
（四）学术研究能力。学术能力是指从事学术研究的相关素质。一个人的学术能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问题的发现与提出的能力、文献的收集与整理能力、概念的生成与厘定的能力、作出学术命题的能力、设计研究过程的能力以及对学术前沿的敏感［9］。高职教育是一个新类型的高等教育，工学结合教育模式也只是刚被大家所共识，然而对于在工学结合教育模式背景下的高职教育都只是在宏观上的研究和实践，因此有关于高职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还有待于更多高职教育工作者积极参与。作为高职教育的核心力量――高职院校教师不仅是一个教学工作者，更是一个教育研究者。高职院校教师除了完成一定的教学工作量，还必须参与教研、科研等工作。教师要善于在教学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通过对教学内容、教育方法的研究和改进，进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学术研究不仅促进高职院校教师自身的发展，同时也促进高职教育的发展。
（五）社会交往能力。社会交往能力是指与行业、企业的交往联系以获取行业、企业等社会单位对高职教育支持的能力，组织开展促进学校与有关部门、人士的合作的能力。行为学的社会交往能力是一套行之有效的行为模式，是指一个人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用适当的方法去实现某个与己有关的社会目标的能力。人际技能、沟通技能是社会交往能力的组成部分。工学结合模式高职教育更是一个开放型的教育，更需要教师走出校园，走进相关企业行业，走进社会。高职院校教师的社会交往能力不仅包括了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同事之间的合作关系，更是与专业行业的交流和联系，与企业的信息技术交流，从企业行业获取的教育教学支持，以及与企业行业等进行科研项目合作。
（六）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高职院校教师的专业精神包括敬业乐业精神、科学创新精神。职业道德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工作和劳动过程中应遵循的特定的职业行为规范。高职院校教师的职业道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教师言行的道德规范和教师职业的伦理要求，这是作为教师的专业准则；二是指教师作为他所授“专业”即行业中的“职业道德”――行业的伦理规范。高职教育是一个新类型的高等教育，面临很多新问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索和研究，这就需要高职院校教师付出更多的心血和精力，要求高职院校教师具有高度的专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教师专业发展作为教师个体的内在素质发展过程，同时也是教师自我发展的一个过程。教师的自我发展是指教师自觉、主动地对照新时期教师职业形象和专业要求，在认同的基础上不断设计自我、改造自我、塑造自我的过程，是教师在认识、平衡自己多种角色基础上的自我选择、自我追求、自我完善的过程。因此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是建立在教师的主动发展意识和自觉发展意识上，更大地决定于教师的主动性。
参考文献：
［1］郝立宁．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J］．职业技术教育（理论版），2007（1）．
［2］李庆原．高职教师专业发展探析［J］．教育与职业，2006（23）．
［3］叶小明．高等职业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4］叶小明．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发展的特点与趋势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07（12）．
［5］周明星．职业教育学通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220．
［6］苏志刚．准确把握示范性院校建设对教师的要求［J］．中国高等教育，2007（23）．
［7］赵志群．对工学结合课程一些基本概念的认识［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8（11）．
【关键词】 酒店业； 组织公平； 工作满意度； 关系绩效
一、问题提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管理国际化以及经营跨国化的发展，酒店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发凸显，同时酒店服务业的管理方式也逐渐由传统的高度集权制慢慢向现代管理模式转型，组织结构更加趋于规范化和专业化，进而衍生出了如何提高员工绩效管理的系列问题。
据调研，当前酒店大多追求员工的任务绩效，即员工任务完成的结果。这与目前酒店业要求低人工成本、专业要求规范性弱、管理粗放和员工年轻化、流动性高等因素有密切关系。重视任务绩效仅仅是完成员工绩效易观测到的一部分，是公司短期绩效的保障。但从公司战略发展角度来看，员工的关系绩效（Contextual Performance）是目前必须亟待关注的问题，它是任务绩效的支撑与保障。关系绩效又称周边绩效，是指并非被正式工作规范规定的，但为技术核心提供支持（组织的、社会的、心理的情境）的那些活动，如助人、合作、支持组织目标等。关系绩效管理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促进了组织与员工的绩效，而且还能有效促进组织的学习，构建和谐友好的企业文化氛围；由于关系绩效与员工本人工作任务具有潜在联系，故许多酒店对此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基本未对其进行有效考核。
汪新艳、卢威等认为组织公平感对关系绩效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组织公平感能够满足员工精神激励需求，进而强化其对组织的认同和忠诚，更多地做出有利于组织的周边行为，进而提高关系绩效。组织公平感（Organizational Justice）是指个体或者团体对组织对待他们公平性的知觉。如果酒店的薪酬制度不透明，同一部门中员工薪酬差异等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员工产生不公平感，从而降低其工作积极性。酒店业作为服务业的一个分支，其产品本身具有无形性、相连性、易变性，即酒店业人员本身就是产品的一部分，因此酒店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对酒店的现有顾客及潜在顾客都具有重要影响，从而间接影响了酒店的长期营业收益。同时Tetter，Meyer JP认为还可以通过提高工作满意度能够激发员工的参与意识，增强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忠诚度，进而提高组织关系绩效。Cohen-Charashy，Spectorpe等学者也表示工作满意度同时与组织公平感也有较强的相关性。
关于组织公平感与工作满意度及关系绩效关系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成熟。工作满意度与组织公平感之间有密切关系（Robbins，2008），与关系绩效之间的关系却分歧很大（Iaffaldano & Muchinsky，1985）。
基于以上逻辑线索，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公平与关系绩效以及满意度与关系绩效的两两关系探讨上，缺乏对两者机制的探讨，再者现有的研究也未关注到酒店业这一特殊行业，且也鲜见酒店业组织公平感与工作满意度及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因此本文利用Weiss（1967）等人模型，期望通过引入员工满意度这一中介变量，能够厘清组织公平感与员工关系绩效的作用机制，并揭示其相互影响与预测作用，从而丰富原有的理论，如图1为本研究的概念模型。
二、文献回顾
（一）组织公平感
关于组织公平（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Justice），最早始于1965年Adams对分配公平的研究。早期公平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分配的“结果”，即分配公平（Distributive Justice）或结果公平的问题上。直到1975年Thibaut 和Walker（1975）提出了程序公平（Procedural Justice）的概念后，才将报酬的分配公平转移到了制定报酬分配的程序上来，后来这一理论广泛地应用到了其他领域当中。随着公平理论的不断发展，Bies和Moag在1986又提出了互动公平（Interactional Justice）的概念，即在程序执行过程中程序的执行者对待员工的态度、方式等对员工的公平知觉的影响。Greenberg（1990a，1993b）认为互动公平包含两个特殊的人际关系处理方面。近年来我国学者龙立荣等人针对我国员工进行研究时认为互动公平应进一步分为领导公平和信息公平要更为准确。
以上前人研究更多是关于组织公平所包含的要素，而员工的组织公平感对其他组织效果变量的影响却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二）关系绩效
关于关系绩效（Contextual Performance），最早来源于Katz和Kahn 1978年提出的对职务绩效进行划分的三维分类法，他们认为员工加入到一个组织中、能够有效完成超过绩效标准的任务、能够自发地进行有益于组织的活动这三类活动非常重要。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职务绩效认定在职务说明书范围之内。然而，Borman 和Motowidlo于1993年提出，应将职务绩效划分为作业绩效（Task Performance）和关系绩效（Contextual Performance），他们认为关系绩效能够影响组织的许多方面，如组织整体满意度、员工心理满意度等，从而在员工任务完成的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从此工作绩效的二维度划分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并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1996年，VanScotter和Motowidlo将关系绩效分为人际促进和职务奉献。
关系绩效的二维度划分不仅有利于后来学者对关系绩效的进一步研究，而且也为企业中关系绩效的考核提供了有效的依据。由于前人对关系绩效与其他组织效果变量的关系研究甚少，因此本文引用了关系绩效的二维度划分方式。
（三）工作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是由Hoppock（1935）首先提出的，他认为工作满意度是工作者心理与生理两方而对环境因素的满足感受。
国外有很多学者曾经对工作满意度做了深入研究，但大多都是基于工作本身以及员工激励的方面来进行研究的。如Edward E. Lawler等人曾经提出了“工作五因素”，即：技能多样性、任务完整性、任务重要性、工作自主性和工作反馈。后来还有Herzberg所提出的双因素理论也是围绕工作满意度来叙述的，他认为一些因素总是表现稳定且与工作满意度相关，另一些因素总是与工作不满意相关；除此之外，公平理论、需要层次理论、期望理论等都与工作满意度的研究有密切的关系。
从工作满意度产生的理论基础来看，根据Adams（1965）的公平理论，工作满意度的产生来自员工将自己的收益和他人相比较的结果， 也就是说员工所有的不满意和满意几乎都源于自己比较后的公平感知。Witt和Nye（1992）则认为分配公平与工作满意度存在相关性。国内学者龙立荣也认为，组织公平中的分配公平与结果满意度有强关系作用。因此，组织公平是影响工作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工作满意度导致工作绩效，这是关于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关系的最早论点， 突出的表现为快乐的工人是生产率高的工人的口号。但在1985年，Iaffaldano & Muchinsky的研究表明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的相关系数仅为0.17，这说明工作满意度与绩效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直接相关关系，还有学者提出异议，如Locke（1970）认为工作满意度产生于工作绩效，是员工行为目标与其实现价值的函数。但当时的工作绩效主要还是指任务绩效，关系绩效则很少有人去研究。再者，工作满意度与关系绩效之间的关系很可能会因为研究对象的改变而有所差异，因而本文将以酒店员工为调研对象，在下文着重讨论工作满意度在组织公平感与关系绩效之间所起到的中介作用。
三、假设提出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员工组织公平感和绩效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汪新艳等人认为关系绩效是员工的人际性和自主性活动，所以应该与组织公平中的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都强相关；吕晓俊等人在研究公务员的组织公平感对其工作绩效影响时也发现分配公平与互动公平对人际促进有显著影响。此外，李超平和时勘通过研究发现组织公平中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对员工的工作倦怠有较强影响，而工作倦怠的特征之一就表现在员工被动地完成工作以及与同事保持一定的距离上，同样这一特征亦体现在低关系绩效的员工身上，从而间接说明了组织公平感与关系绩效的相关关系，因此提出假设：
H1a：酒店员工的程序公平对关系绩效中的工作投入有正向影响
H1b：酒店员工的程序公平对关系绩效中的人际促进有正向影响
H2a：酒店员工的分配公平对关系绩效中的工作投入有正向影响
H2b：酒店员工的分配公平对关系绩效中的人际促进有正向影响
H3a：酒店员工的领导公平对关系绩效中的工作投入有正向影响
H3b：酒店员工的领导公平对关系绩效中的人际促进有正向影响
H4a：酒店员工的信息公平对关系绩效中的工作投入有正向影响
H4b：酒店员工的信息公平对关系绩效中的人际促进有正向影响
根据上文可知，员工所有的不满意和满意几乎都源于自己比较后的公平感知（张平，崔永胜2005），学者Dyer和Theriault（1976）Iaffaldano和Muchinsky（1985）通过研究也发现员工的满意度会随参照对象的付出所得比而改变，由此可见组织公平感对工作满意度有影响作用。但工作满意度与关系绩效之间并无定论，正如所说，在不同的研究中对工作满意度或工作绩效的定义不同则会导致研究的差异。要验证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则还需进行以下假设：
H1c：酒店员工的程序公平对其工作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H2c：酒店员工的分配公平对其工作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H3c：酒店员工的领导公平对其工作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H4c：酒店员工的信息公平对其工作满意度有正向影响
H5：酒店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在组织公平与关系绩效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四、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和抽样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四川省成都地区的A、B、C三家酒店，其中B酒店与C酒店是三星级酒店，A酒店是五星级酒店，酒店业员工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本次研究对三家酒店采取随机抽样，共发放问卷140份，回收问卷140份，为保证研究质量，剔除无效问卷之后，最终有效问卷为113份，有效率为80.7%。
（二）测量工具
问卷中的每个条目都是用5点利克特式量表测量，按照程度不同，1为“完全不同意”，5为“完全同意”。
组织公平量表采用龙立荣、刘亚等人根据中国员工实际情况所设计出的四维度量表，即将组织公平分为程序公平、分配公平、领导公平与信息公平进行研究，其信度分别为0.815、0.881、0.872、0.783，量表整体信度为0.949。
工作满意度量表采用的是由Weiss（1967）等人编制的“明尼苏达满意度调查量表”（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简称MSQ），本研究所选用的是短式量表，其整体信度为0.903。
由于国内外学者对关系绩效的研究尚未成熟，有关量表较少，在本研究中，引用了王雁飞等人研究的关系绩效量表，该量表分为两个维度，即工作投入与人际促进，信度分别为0.787、0.823，量表整体信度为0.882。测量结果可见信度都比较理想。
五、结果
（一）主要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表1给出了6个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由表1可知，关系绩效的均值最高，为3.7112，程序公平的均值最低，仅为2.9867。标准差最高的是分配公平，为0.83243，最低的是工作满意度，仅为0.48352。此外，还可以看出程序公平、分配公平、领导公平、信息公平与工作满意度以及关系绩效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回归分析
根据Baron & Kenny（1986）提出的层级回归分析法分三步验证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第一步，用组织公平中的程序公平、分配公平、领导公平、信息公平对关系绩效中的工作投入和人际促进进行回归；第二步，程序公平、分配公平、领导公平、信息公平对工作满意度进行回归；第三步用程序公平、分配公平、领导公平、信息公平与工作满意度一起对因变量工作投入和人际促进进行回归。其中第一步和第二步都要求回归系数显著。第三步中，如果工作满意度回归系数显著，而自变量程序公平、分配公平、领导公平、信息公平回归系数不显著，则说明工作满意度起完全中介作用。而如果工作满意度以及自变量程序公平、分配公平、领导公平、信息公平回归系数都显著，并且程序公平、分配公平、领导公平、信息公平回归系数显著减弱，则说明工作满意度起部分中介作用。
从表2的模型1、模型2的直接效应的回归结果可见，程序公平、分配公平、领导公平、信息公平分别对关系绩效中的工作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β=0.291，0.222，0.305，0.271，且各自P
从模型1、模型2的中介效应的回归分析结果可见，当把程序公平、分配公平、领导公平、信息公平分别与工作满意度一起放进回归方程时，以工作投入为因变量，结果显示，自变量程序公平、分配公平、领导公平、信息公平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β=
-0.017，-0.093，-0.009，0.031，）工作满意度的回归系数均显著（β=
0.707，0.798，0.698，0.657，P
表2组织公平各维度的层级回归分析结果由此判断工作满意度程序公平、分配公平、领导公平、信息公平对关系绩效中的工作投入影响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当以人际促进为因变量时，结果显示自变量程序公平、分配公平、领导公平、信息公平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β=0.119，0.115，0.045，0.071），工作满意度的回归系数均显著（β=0.507，0.499，0.585，0.561，P
六、讨论与分析
本研究旨在探讨酒店业组织公平感对组织关系绩效的影响机制，尤其是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组织公平感对关系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员工的组织公平感越高，则关系绩效越高。提高组织公平感可以有效提高组织关系绩效。这与国内学者龙立荣、王颖等研究是相吻合的，他们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组织公平感对组织公民行为、组织承诺、工作绩效等组织效果变量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当员工的组织公平感高时，他们的组织承诺也会有所提高，从而工作满意度提高，进而员工产生工作热情并积极与他人合作，促进人际关系等行为，使得员工关系绩效提升。就本次研究对象而言，由于酒店服务的特点，他们比其他生产型企业中的员工更容易与其他部门中的员工进行正式或非正式沟通，然后将他人的付出所得比与自己比较，产生公平或不公平感，从而对工作绩效产生显著影响。
研究还发现组织公平对工作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员工的组织公平感越高，则工作满意度越高。验证了组织公平对工作满意度具有重要的影响。从工作待遇角度来看，其涉及到了员工报酬的公平分配以及报酬制定的程序公平等因素，因而影响到工作满意度；从人际关系角度来看，人际关系包括员工与领导、同事以及下属之间的关系，那么在组织内各项程序实行的过程中程序执行者对待员工的态度、方式等（即领导公平与信息公平）都将影响员工对公平的感知，从而影响到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最后，工作满意度在组织公平感与工作绩效中的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这一结论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组织公平感与组织关系绩效的内在作用机理的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企业人本管理理论提高满意度的预测作用，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组织公平感的影响路径。
本文的研究结果也具有较高的管理实践意义。首先，组织公平感不仅有利于提高组织关系绩效，也有利于增加工作满意度。因此酒店企业管理应当从增加员工程序公平、分配公平、领导公平、信息公平角度予以完善。比如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中招聘、培训、绩效管理、薪酬管理等流程是否科学、有效、清晰和易于执行；在薪酬、晋升、岗位等诸多资源分配时完善员工参与机制和申诉机制；管理者需要加强与员工的沟通。通过与员工的沟通，能够切实了解员工的需求状况与组织需求状况的差异，从而保证大多数员工需求方向与企业需求方向的一致性。另外沟通还体现在酒店管理者对员工的恰当评价上，根据Herzberg的双因素理论，领导对下属积极性的认可将起到激励作用，进而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在绩效管理方面，酒店内部应当建立360度关系绩效管理体系，同时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的共享机制。其次领导者要有意识改变不适宜的管理模式，有效提高员工满意度，通过提高工作本身兴趣与挑战性、提高工作待遇、改善工作环境以及完善人际关系等方式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并最终达到提升员工关系绩效的目的。
七、研究的局限性和展望
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局限之一在于截面数据的研究设计，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必要利用纵向研究，利用面板数据进一步探索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本研究的另一个局限性是样本的局限性。由于条件所限，我们只好选择较有代表性的宜居且旅游城市成都进行样本收集，虽然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以此来推断整体中国酒店业的情况难免以偏概全。未来研究在更大范围选取更多样本进行进一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路平.关系绩效理论对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意义[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5）：21-24.
[2] 彭剑锋.人力资源管理概论（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374-375.
[3] 汪新艳，廖建桥.组织公平感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07（9）.
[4] 卢威，赵维良，刘中权.公务员组织公平感与关联绩效——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J].科技与管理，2011（14）.
[5] 李超平，时勘.分配公平与程序公平对工作倦怠的影响[J].心理学报，2003，35（5）：677-684.
[6] 郭国庆，汪晓凡.市场营销学通论（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03—204.
[7] ettrp，Meyer JP.Job satisfacti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turnover intention，and turnover： path analyses based on meta -analytic findings[J].Personnel Psychology，1993，46（2）：259-293.
[8] Cohen-Charashy，Spectorpe. The role of justice in organizations： a meta-analysis[J].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01，86（2）：278-321.
[9] 刘亚，龙立荣，李晔.组织公平感对组织效果变量的影响[J].管理世界，2003（3）.
[10] 沈峥嵘，王二平.关系绩效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2004，12（6）：924-931.
[11] Katz D，Kahn R L.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ation[M].2nd ed. New York： Wiley Publishers，1978.
[12] Borman W C，Molowidlo S J. Expanding the criterion domain to include elements of contextual performance. In： N Schmitt，W C Borman（eds.）. Personnel Selection in Organizations. San Francisco：Jossey Bass，1993：71-98.
[13] Landy F J，Shankster L J. Personnel selection and placement[J].Annual Review of Psycholigy，1994（45）：281.
[14] Hoppock，R.，Job Satisfaction，New York：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35.
[15] 张平，崔永胜.员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J].经济师，2005（2）.
[16] 斯蒂芬. P. 罗宾斯. 孙建敏，李原，等译. 组织行为学（第七版）[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138， 151- 156.
[17] Iaffaldano，M.R.，& Muchinsky，P. M. Job atisfaction and job performance： Ameta-analysis[J].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5（97）：251-273.
[18] Locke，E.A. What is job satisfacti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Performance[J].1970（4）：309-336.
[19] 汪新艳，廖建桥. 组织公平感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07（9）.
[20] 吕晓俊，严文华.组织公平感对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9（1）.
[21] Iaffaldano，M.R.，&Muchinsky，P.M.Job atisfaction and job performance：Ameta-analysis[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85（97）：251-273.
[22] David J. Weiss.Manual for the 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M].1967.
[23] 陈颖.IT企业员工心理契约与周边绩效关系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24] Baron R，Kenny D.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6，51（6）.
【关键词】教师合作；知识分享；机制
【中图分类号】G451.2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09）04―0059―04
引言
目前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多侧重于教师个体“反思”的视角，而对教师“合作”关注不足。反思固然重要，但反思的意愿和能力并不能简单地自我生成，还需要一定社会文化环境的支撑。如果说反思的路径强调教师发展中的“自主建构”，那么合作的路径则推崇“社会建构”。教师合作不仅能促进教师个体发展，对于学校内部的知识管理、知识分享、组织学习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探讨如何构建一种促进知识分享的教师合作机制，并结合实例展开相关讨论。
一 教师合作的概念及特征
很多学者对合作的概念和特征进行研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那么在此基础之上该如何定义教师合作、教师合作又具有哪些特征呢？
1 合作的应有之义
很多学者基于一定的研究语境，提出了合作的定义。美国学者卡根[1]认为“合作是一种组织的或跨组织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资源、信息、权利都是共享的，所有成员都被组织在一起，共同行动，以实现单个成员或机构无法达到的目标。”美国学者霍司•李斯[2]认为“合作就是围绕共同目标的实现，把各组织的资源、信息、权利、兴趣和利益进行再组织、再调整而产生一个新的有机体的过程。”美国学者弗里恩德和库克[3]则认为“人际间的合作是至少两个相互平等的当事方之间的直接互动方式，他们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工作目标而自愿地参与共同决策。”学者们对合作的不同界定，恰恰体现了合作的不同层面。究其本质，合作是达成某个个体无法实现或不能有效实现的目标的一种手段。如果目标是组织层面的，合作体现出的就是组织的资源、信息、权利、兴趣和利益等通过再组织、再调整而产生一系列变化的过程；当目标的实现落实到人际层面时，合作体现出的就是一种人际互动方式。
2 教师合作的定义及特征
本文将教师合作定义为“为了实现某种组织目标或个人目标，同一学校或跨学校的教师组织起来，共同完成工作任务的行动方式。”这里强调“共同完成工作任务”意在区别于工作领域之外的非正式合作，特指教师在工作领域范围内的合作行为。
教师合作具有如下显著特征：
（1） 知识分享的特征
教师通常是在相对隔离的空间内独自面对一个或几个班级的教学任务，解决教学中出现的独特问题，这给他们带来了自由发挥的空间，但也极易造成教师个人主义的行为文化。教师的工作方式决定了教师不能以流水线生产的方式进行合作。教师在分析问题、设计问题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可以寻求同伴的帮助，但在具体的问题解决过程中必须独自操作和实践。教师的合作更多地体现在问题解决前期的分析、设计阶段，表现为知识、资源和经验的共享。
（2） 具有缄默知识、实践性知识分享的特征
教师的实践性知识具有强大的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功能，指导甚至决定着教师的日常教育教学行为[4]。有很多能力出色的教师，他们个体的、实践性的知识常常被作为教师的个人技能来看待，得不到充分外化，在组织内的分享更是无从谈起。如何使这些具有“缄默性”的实践知识显性化，并为其他成员所共享，就成为学校组织学习和教师发展中的一个关键。
（3） 兼顾教师教学的共性与个性
教学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教学必须依照特定的规律来进行，违背规律的做法必然导致失败；教学又是千变万化的，必然反映出每位教师的教学风格和特色，因而教师的合作并不意味着要合作生产出一套统一的问题解决方案。以近年来十分走红的“集体备课”为例，一些学校把它操作成了“教案之和”，将教材的各章节平均分给各位教师，教师们分头撰写教案，完工后交由备课组长装订成册，这就是没有兼顾教学共性与个性的典型做法。
二 促进知识分享的教师合作机制构想
教师特有的工作方式决定了教师合作具有知识分享的特征，成功的教师合作也必然促进教师间的知识分享。在提出教师合作机制构想之前，有必要先对知识分享以及教师知识分享的障碍加以界定和分析。
1 知识分享
关于知识分享学者提出了“沟通论”、“学习论”、“知识互动论”、“市场论”[5]等不同观点，但都强调主体之间的知识外化、传递、吸收和重构的过程。由此可将教师知识分享的概念界定为：在学校情境中，教师之间运用语言、符号、行为、信息技术等多样化的沟通媒介，进行的专业知识的外化、传递、吸收和重构过程。知识分享不单是发生在主体间的互动，还涉及到主体自身知识的转换过程；知识分享不单是知识的传递过程，还是知识产生、创新的过程；知识分享不仅包括显性知识的分享，更包含缄默知识的分享。
2 教师知识分享的障碍分析
知识分享是教师合作的重要特征。如果知识分享有障碍，教师合作就很难达到效果。那么什么因素可能会阻碍教师间的知识分享呢？
（1） 教师知识分享的动力障碍分析
尽管知识分享对组织学习、个人发展都有促进作用，但其还是难以摆脱复杂的利益和情感关系，因为知识分享并不符合人的本性。从经济学视角来看，教师通过学习、思索和试误等一系列过程才形成了个人的实践性知识，在这一过程中，他所付出的脑力、体力、时间、金钱等构成了个人的知识成本，每个教师的知识成本不同，其在知识分享中的地位和身份也不同。按照经济学最基本的等价交换原则，只有当知识需求者付出相应的报酬，或者对方也能提供相应知识成本的知识，再或者通过一些制度上的设计使知识提供者能获得一定的声誉和地位，维持双方在付出和回报上的平衡，知识丰富的一方才愿意进行知识分享。
（2） 教师知识分享的时空障碍分析
设计教师知识分享的空间要素时要充分考虑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个方面。显性知识虽然可以通过语言、文字、图表、规则等形式来呈现和传播，但其共享也需要一定的平台作支撑。隐性知识不易保持、传递、掌握，且只有在实际工作的直接接触中才能得到。因而为了达到教师知识分享的目标，必须为教师们创造更多与经验丰富的专家、模范教师沟通互动的机会，让教师通过观察比自己技术更熟练的同伴或与之协同工作，来掌握这种隐性知识。
设计教师知识分享的时间要素时也要多角度考虑：一方面如果不做硬性的规定，教师们在繁忙的工作当中很难抽出时间来与他人分享知识，即教师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知识分享；另一方面如果不对知识进行及时的整理、储存和分享，一些拥有丰富经验和知识的能手、模范一旦离职、退休，整个组织就会失去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即教师知识由于没有及时分享而流失。因而给予知识分享充分的时间保障也很重要。
3 促进知识分享的教师合作机制构想
教师合作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教师间知识分享的过程，因而教师合作机制的设计必须以对合作双方知识分享过程的分析为前提，并且尽可能地破除知识分享过程中的种种障碍。
（1） 教师合作的知识分享过程
教师合作的知识分享过程可用如下模型（图1）表征：
首先，为了达到与其它教师交流的目的，每个教师都应当提供一套能充分体现个体实践性知识特征的作品、方案，使得大家可以基于这样的知识外化的产品来进行交流和讨论。这涉及到每个教师自身的缄默知识显性化的过程。
然后，基于每个教师的知识外化产品，教师们可以在一定的共享平台上展开讨论和碰撞。讨论将涉及显性知识及其背后的缄默知识。对显性知识的组合、整理可以知识库的形式存储下来，方便组织中的成员共享。而教师在共享有关感觉、情绪、经验和心智的缄默知识过程中，会实现缄默知识在个体间的传递。
最后，教师在与他人知识分享过程中所得到的显性知识需要一个内化、日常化为缄默知识的过程。而教师在与他人缄默知识共感化的过程中，对自身的缄默知识也进行了反思和更新。这种缄默知识的增长将对下一轮合作中的缄默知识显性化过程产生有益影响。
（2） 教师合作机制的设计
促进知识分享的教师合作机制是一种以知识分享过程模型为基础的机制设计。它包含知识分享机制、知识存储机制、激励评价机制三大部分，如图2所示。
知识分享机制是整个机制的核心。教师在合作中经历了从个人到群体，再从群体到个人的知识碰撞的过程，也实现了自身显性知识与缄默知识的互动转化过程。
知识存储机制的作用是将在群体互动中所产生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以适当的形式外化、表现出来，并作为组织知识的一部分保存和延续下去。
激励评价机制的作用是通过一定的制度、规范设计来激励知识分享，评价教师合作的过程和效果，以保证合作有序进行。反过来，对教师知识分享过程和结果的评价也能进一步激励知识分享。
在整个合作过程中，教师个人知识将得到螺旋式的增长，学校组织也不断扩充着知识总量。组织中被分享的知识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分享知识的双方或多方都将有所裨益。
三、促进教师知识分享的教师合作个案分析
在课题组的指导下，太师屯镇中心小学设计并实现了一套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师合作备课机制（见图3），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6]。
教师合作备课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1） 教师个体进入教研组讨论室提交对教学内容的文本分析，同时可以浏览其他教师的文本分析成果，进行文本分析是每位教师缄默知识显性化的过程，也是下一步与其他教师进行讨论的前提基础。
（2） 教师们每周一下午共同备课。教师先对文本分析、流程设计、课件设计等内容分别交流，最后将交流的成果上传到教学平台的“教师共享地带”栏目中。这一过程是知识分享的核心。显性知识经过组合、整理被保存在教师共享地带中，缄默知识也在共享经验、情感的过程中得到了传递。
（3） 教师进入个人备课室，对教师共享地带中的资源进行消化、重组，形成具有个人风格的教学设计。这是教师知识内化的重要过程。
（4） 教学干部、骨干教师等教学能手可以随时进入网上教室查看教师的备课情况，这对教师合作起着重要的指导、评价、调控作用。在教学能手的指导下进行实践，是教师获取缄默知识的一条重要途径。
（5） 教师个体在教学结束后再次进入教研组讨论室撰写课后反思。虽然课后反思超出了备课的范围，但对于教师缄默知识的获得具有重要作用。
太师屯镇中心小学的设计和实践较好地体现了教师合作的知识分享特征，其知识分享机制、知识存储机制都比较完善，但其激励评价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细化。
四 结论
教师合作是实现学校组织学习、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重要手段，而教师特有的工作方式决定了教师合作更多地以知识分享为特征。本文将理论分析与实验校的具体经验结合起来，试图揭示一种促进知识分享的教师合作机制。这种初步的探索必定还有不足之处，我们将在理论和实践中继续探索，使研究走向更深入。
参考文献
[1]Bullogh Jr. & Robert V.:Partnerships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Secondary Schools: Some Problems[J].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Teaching , 1997,10:1-3.
[2]Elisabeth Hess Rice: The Collaboration Process in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hools[J.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2002,1:55-67.
[3]Friend,M. & Cook,L.Interactions:Collaboration Skills for School Professionals[M].White Plains,NY:Longman,1992:5.
[4] 陈向明.实践性知识:教师专业发展的知识基础[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105-106.
关键词：汉语国际传播；语言传播；策略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3-0093-05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which is one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e content， the roles played by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dissemination， and also the media of dissemination. This paper firstly explores the basic features and motivators of language dissemination and the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the paper then explores the forms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from such perspectives as the awareness of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he subject and media of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latform of Confucius schools.
Key words：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dissemination； tactics
汉语在海外传播历史悠久。在汉代汉语已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远播中亚；到元明之时随着海外贸易兴起，众多来华传教士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和见闻介绍到西方，西方汉学逐渐发展起来，汉语在海外得以进一步传播。近代以来，华人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计、到美洲做劳工，汉语也随之远渡重洋。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商贸往来，人文交流等推动了汉语在海外的传播。
近年来，海外“汉语热”持续升温，海外孔子学院建设获得长足发展，汉语教学主体已经由国内转向国外，国际汉语教学的广泛开展促进了汉语在海外的进一步传播。同时，汉语国际传播作为展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已成为汉语国际教学学界和传播学界研究的新领域。但是众多研究多从语言学角度或孔子学院建设方面探讨汉语的海外传播，较少围绕传播的基本特征从国家文化战略角度讨论汉语国际传播。面对汉语在世界上传播带来的一系列挑战，我们不仅要从教学层面解决汉语教学中的出现的各种微观问题，也要从传播学角度考虑汉语传播策略、传播体系等方面的宏观问题，因而，本文分析汉语国际传播的特征和语言传播的动因，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之下地探寻汉语国际传播的途径和方法。
一、语言传播及传播动因
（一）语言传播及模式
由于研究者关注的角度不同，语言传播的概念也有差异。库柏（Cooper）将语言传播定义为“采用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所实现特定交际功能的交际网络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扩张的过程。”[1]该定义强调语言变体和语言变体的交际功能。李宇明从语言学习和使用的过程则将之定义为“民族（包括部族）的语言被B民族（包括部族）学习使用，从而使A民族（语言领属者）的语言传播到B民族（语言接纳者）。”[2]贺阳则从语言传播结果的角度 定义语言传播“语言传播是指掌握和使用某种语言的人数增加和该语言使用范围的扩大。” [3]24总之，语言传播是语言及语言变体在更大的人群和更广的范围内交际功能的实现，语言向外传播并非是一种语言代替另一种语言，有时会出现语言的变体，甚至在语言的接触过程中，也会导致传播语言内部结构的变化，出现语言的借用、双语现象、融合以及混合等现象。语言传播应该由“以我为主”向“主体间性”传播原则转化[4]，在对等交流和接触中，营造语言传播的良好氛围。
以上定义是从语言使用和学习的角度探讨语言传播，从宏观层面可以将语言传播归纳为三大类，即人口模式、帝国模式和经济文化模式。人口模式是指语言传播归因于人口大规模的|移，语言随着人口的流动实现传播。英语和西班牙语即是通过这种方式传播到美洲和南美洲等地，充当移民者的母语。帝国模式是将语言传播归因于殖民帝国的政治统治，语言作为做官方语言被强制接受而传播，同时语言的使用被视为身份的象征进而促进民众接受该语言。英语和法语在亚洲、非洲等地的传播即是这种模式。经济文化模式强调了跨国经贸往来对语言传播的作用。二十世纪美、加、澳等国的崛起、以英语为载体的科技和文化事业快速发展，加速了现代英语的传播速度，促使英语成为世界上通用语言[5]。
按照语言从以其为母语的人群向其他人群扩散的特征，语言传播还可分为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两类。语言的对外传播也可以称为语言国际传播，它是指一种语言超出了以其为母语的民族国家的疆域范围而逐渐被非该国公民学习和使用的过程， 该过程强调语言发展的自然性和自身主体性，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地传播语言，不同于语言推广。
（二）语言传播动因机制
目前，有关语言传播动因的研究多是基于英语，但是探寻英语的传播路径也会对汉语传播有所启发。根据语言传播的能动性标准，可将语言传播动因研究分为三大阵营：自然主义观、帝国主义观和文化政治语境观。“自然主义观认为语言全球传播的能动性完全归结于各国政府及其学习者的个人决定；帝国主义观主张语言推广的能动性完全掌控在西方霸权手中，各国及民众是不具有能动性的被动接受者。文化政治语境观则强调受到外力制约的现实语境。”[6]实际上，无论是基于实用主义的基础上的自然主义观，还是文化政治语境观始终未能系统揭示外部语境如何影响语言选择的具体过程。依靠武力和强权进行的语言刚性传播是语言传播中重要的动因，但是显然已不合时宜，过分强调语言背后的文化功能也会导致“语言主义”[7]。
一种语言在国际间能够持久广泛地跨文化传播是该语言的输出力和影响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强权、民族迁徙、技术强制侵入等因素在短期内是语言传播的决定性因素，但是语言输出方的国际地位、经济拉动、科技带动、文化诱导等因素将长期影响着语言接受方的开放程度和跟进程度，直接影响着语言选择。语言选择的动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一因素的研究无法真正揭示语言传播的真正原因，只有多维度才能更助于阐释语言选择。
语言的传播最终必须实现为语言接纳者选择学习和使用某一语言，语言国际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取决于行为主体的语言选择。当行为主体认识到该语言的有用性和以此解决交际目标的需要时，他们才会有意识学习和使用语言。整体而言，语言选择的动因机制包括语言需要、语言价值和语言态度三大要素。吴应辉在探讨语言国际传播的动力源泉时强调语言的需求决定论，他认为“只有具有传播价值的语言才能传播，只有具有国际传播价值的语言才能在国际传播”[8]。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语言需要也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有作为基本交际工具满足生存的需要，也有更高层次精神需要，如获得尊重和归属感，基于兴趣爱好的自我实现等。语言价值可以理解为基于语言需要上的判断，李宇明指出“这一价值不仅取决于语言领有者的社会及历史地位，而且同时还要看它对语言接纳者有无价值，以及语言接纳者是否认识到其价值”[9]。语言的经济价值对于语言国际传播而言至关重要，可以说是语言国际传播的首要条件，但它并非影响语言国际传播的唯一因素。行为主体对于某种语言及其使用等一切相关事物的观念和认识也影响着语言的选择，语言行为主体的语言态度除受语言的现实或潜在用途大小、应用领域宽窄的影响外，还受情感好恶因素的影响。综上所述，语言选择的动因归根结底是语言价值、行为主体的语言需要和语言态度之间形成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汉语国际传播的内涵
汉语国际传播、国际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推广是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上提出的新概念，体现了汉语走向世界的时代特征。由于受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观念的影响，人们习惯将国际汉语教学等同于汉语国际传播和汉语国际推广，实际上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汉语国际推广具有主动性、强制性和目的性的一面，而汉语国际传播呈现出自然性、温和性和学理性的特点。汉语国际传播涵盖了人类传播和非人类传播，体现了语言传达和交流的一切，而汉语国际推广只能归入人类传播的行为，因而汉语国际传播的内涵要大于汉语国际推广。从语言的感彩和作用来讲，汉语国际推广显得积极、强势和功利化；汉语国际传播则重视接受者的态度，讲究传播艺术和策略，遵循语言规律，因而显得客观、规范。汉语国际传播过程中的语言使用采用柔性的文化方略和全球视野，注重推广效果，不会因我方强力推进汉语而掉入他国所设的传播“陷阱”之中，为他人留下口实和把柄。因而，汉语国际传播作为一个较为学术中性色彩的学术术语，已广泛应用到国际汉语教学研究领域。
国际汉语教学是从知识体系角度进行的学科范畴界定，汉语国际传播则是国际汉语教学基础上泛化的概念，已不是简单的学科概念，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国家文化事业，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外交战略和国际经贸战略，体现着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汉语国际传播作为一种传播行为，“必须关心各类信息对人的影响和影响方式，关心这些信息赖以发出与接收的机制，必须研究传播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必须研究传播者、受传者、媒介和信息，社会功能和社会效果。”[10]6汉语国际传播要解决的不仅是教学问题，“还需要采取恰当的策略和措施设法吸引更多的人关注汉语，扩大汉语学习者的群体， 不断拓展汉语在国际交往中的应用领域”[3]24。汉语国际传播应包含汉语符号信息传播和汉语能力培养及应用两个层次。语言符号在经济文化交流中作为一种元素或背景，依赖于文化的魅力和媒介的引导，被作为符号信息输出，带有无意识性，具有隐性传播特点；在汉语培养和应用过程中，需要通过教授和媒体的宣传引导，使得语言接受者获得应用语言的能力并在社会生活中加以应用。传播者和接受者均带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这时汉语向外传播则具有显性传播的特征。
国际汉语传播的功能不只是停留于语言知识和技能形成的基础上的信息沟通，也是中国价值观念、文化传统传播和创新的过程。国际汉语传播形式多种多样，并非国际汉语教学一种，“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10]41-55也应是汉语国际传播的方式。从传播学的角度上看，汉语国际传播需要围绕汉语这一传播内容，挖掘汉语传播的动因，兼顾受众的情感因素，从传播过程、传播行为和传播媒介等方面探寻汉语在海外的传播。
三、汉语国际传播的方式与策略
（一）提高汉语符号的信息功能，增强汉语隐性传播
语言是信息的载体，同时语言符号本身也是一种信息，传递者特定的意义，影响着受众对语言的感知。一个人若想学习一门语言首先是获悉这种语言的存在，然后再去评估它的价值，最后决定是否学习和使用。因此，中国在提升整体影响力同时，需注重语言作为信息载体的功能，加大汉语符号传播力度和广度，提高世界各国人民对汉语的认识。首先，应该营造接受汉语的文化氛围，提升文化的诱导作用。比如，以经贸活动促进中国的表层文化和行为文化的输出，通过直观的文化要素和文化景观释放文化诱导的能量。其次，注重个人形象和企业品牌，形成文化输出自觉。语言符号描述着社会生活，也体现着科技文明发展程度。当前，中国企业在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也应注重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形成影响世界的中国产品品牌，企业品牌。在此基础上，以汉语为载体的品牌标志将会扩大汉语的影响。再次，以创新引领时代潮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并非只是强调民族的独特性。在文化交流的开端，“民族的”会让人耳目一新，但这并不意味着缚足不前。在世界文化交流日益活跃的当下，传统元素与新技术结合的产品才会彰显民族的独特魅力。所以，充分调动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挖掘传统文化元素，揉入人文关怀和时尚元素，开发文化创意产品，丰富中国物质产品的文化内涵，将会悄无声息地影响消费者对中国语言文化的感知和理解。
（二）重视汉语的需求驱动，培育亲近汉语的态度
用该语言的选择来实现的。海外汉语传播面向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文化、社会环境的不同，受众对语言的需求也有差别，所以在进行语言传播时应当考虑受众的国家语言政策和文化特点，然后考虑受众的不同层次需求和不同国家、民族对汉语持有的立场，以便形成具有针对性的精细化汉语传播模式。
需求是语言学习和使用的驱动力。总体上语言需求具有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点，但一般可以分为满足工作需要的工具性动机和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的内部性动机。前者属于生存驱动，因而创造工作机会，使用本土化人才，体现汉语在传播地域的应用价值，则会提高汉语的需求；而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则可以理解为事业驱动和兴趣驱动。语言在实现交流的同时也提升语言使用者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提高汉语在国际交往中的使用频度和使用层次，充分利用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所带来的有利契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逐步为汉语争取更大的使用空间，比如，把汉语作为国际会议工作语言、学术交流语言，提升大众传媒的汉语使用比重，增加汉语节目的覆盖率，扩大中文图书的海外发行和经典翻译。这些都将带动汉语产业的发展，从而形成不同的汉语应用和研究领域。在此基础上，人们对汉语的兴趣会更加持久，甚至会由兴趣驱动产生大批海外汉学专家。
语言传播的过程也是语言信息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信息传递过程中的“编码”是否合理直接影响信息的“解码”。无论是在语言信息的主动传输还是语言符号的客观呈现过程中，注重语言的呈现形式和语言接受者的反应，不仅有利于探索语言的柔性传播途径，也有利于语言接受者对语言的解读和选择。对不同国家的汉语传播，媒介需要改进语言组织模式和表达方式，进行换位思考和心理移情，提高受众对语言的接受程度。另外，受众对语言的理解是一个能动的过程，不可避免带有文化背景的影响。为了让受众顺利、准确地解读语言信息，必须注意跨文化因素的影响。
如上所述，语言态度影响语言的选择和传播。由于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不同区域民众的汉语态度存在差异。例如，拉美地区民众对汉语的需求和对语言的态度与汉语在北美和欧洲一些地区的传播大不相同，即使是在北美一国之内，不同地区对汉语所持有的态度也有差异。拉美文化既有欧洲遗风，又具本土特点，奔放热情的性格已根植与拉美民众的心里深处，他们在语言、宗教、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生活习惯等方面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他们对汉语带有急切的渴望，这与拉美文化特点不无关系。这说明汉语在走出国门时需要“知己知彼”，适时调整传播策略，避免由当地语言政策和文化环境等因素导致的传播障碍。
（三）扩大汉语传播主体，多方面传播汉语
“传播主体即传播者”[11]，在此不妨将语言传播主体理解为完成语言活动的个人或者组织，它既包括微观层面的个人，也包括宏观层面的机构团体、大众传媒等，它是多种传播主体共在结构。
语言教师作为语言技能的传授者在语言传播中起到重要作用。除此之外，人际交往、社会组织活动和传播媒介也在输出语言和语言的影响力，并影响着人们对语言的选择和使用。语言的接受者在感受到语言的价值和意义之后主动地学习和使用汉语，在直接影响其他语言接收者的行为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华裔人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加之近年来出国游人数和双方贸易量的增加，汉语作为工具性的内外需求增加，使得汉语得以迅速传播。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些人群为工作需要，学习和主动使用汉语，这些均是以语言的人际传播体现着语言自传播。
“凡有海水处皆有华人”，遍布世界各国海外华人是汉语人际传播过程中最具有活力的因素。分布各国的新老华侨虽已成为侨居国的公民，但是他们一般仍保持中国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他们参与各自社团组织，构成了当代各国的华人社会。汉语在维系华人的故土情怀和人际关系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加强与侨民组织联系，支持侨团建设，将会有助于推动汉语在华人群体和居住国人群中的传播。
资讯平台和活跃在世界各国的人文交流组织既是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机构，也是语言人际传播的平台。例如，文化代表团、艺术演出团、对外展览公司、图书贸易公司、文化旅游公司等也在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向外输出汉语形式和汉语影响力。
当前网络、通讯技术日益发达，由各种媒介相互融合所形成的新媒介形态对传统的信息内容和传播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改变了负载信息的语言。在全媒体时代，传播语言可以综合运用文字、图片、声音、画面、网络等形式全方位地展现信息，增强汉语传播的效果。例如，央视中文国际频道、西班牙、法语、俄语频道的开播，“新华网”“人民网”海外网络版本的开设，《今日中国》七种语言版本都是投射汉语的新途径。其中，中国影视在海外颇受欢迎，也是语言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因此，推动、引导中国电视剧、电影和中国纪录片的创作和海外传播，通过影视的立体化展示，并借助影视的娱乐性对语言文化传播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此外，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台使沟通变得更加迅速和便捷，汉语传播也可以尝试利用微传播达到汉语裂变式的传播目的。
（四）拓展孔子学院的平台功能，提升汉语传播层次
作为向世界各国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为主要任务的机构，孔子学院成为海外中国汉语热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目前，孔子学院数量已有500家，1000所孔子学院课堂，孔子学院未来的发展应由数量扩展向质量提高转化。在尊重各国国情和遵循一般汉语教学规律的情况下，拓展服务功能、健全运营机制、明确发展目标、提高办学质量。
在汉语教学中，“教材”“教法”“教师”是常谈的话题。教师作为教学工作的实施者，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不容忽视。近年来，孔子学院总部向海外派遣汉语教师和志愿者人数逐年增加，但是与海外汉语教师的需求尚存在一定的距离。为解决教师紧缺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制定海外教师及志愿者培训细则和规范；另一方面加大教师选聘工作。比如，从国内派遣专任汉语教师和汉语志愿者，聘用国外合作院校汉语教师，选聘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实现教师本土化；进而形成良性的执教机制，保证每所孔子学院都拥有数名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保障海外孔子学院的办学质量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在此基础上，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促进教师从语言教学的技术层面更新教材内容素材，探索教学方法，形成具有国别化的汉语教学新方法，解决汉语难学的负面认识，使汉语学习成为一件具有成就感的愉悦事情。
海外孔子学院从事的汉语教学多属于非学历教育。众多海外孔子学院工作的重点在于营造语言文化氛围，展示中国文化，培养海外民众对汉语的兴趣和亲近汉语的感情，实际上孔子学院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校。为实现海外汉语的稳定传播，孔子学院需要在办学模式进行创新，拓展教学服务。比如，采用总部授权孔子学院与国内高校达成合作办学模式，推进“孔子新汉学计划”顺利实施，通过来华攻读博士等高端项目促进孔子学院所在国家重视汉语基础教育，推动汉语被纳入当地的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为此，孔子学院需要加强本土化汉语师资建设和教学标准制定，以输出语言标准和教学规范来降低外界对汉语传播的心理抵触情绪。
汉语教学法创新和教材本土化均是汉语传播技术层面的问题，是汉语传播中的“术”而非“道”。汉语国际传播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不同国家，需要政府部门、公司、学校、各类机构的参与合作，更需要从宏观层面整合各方面资源，协调各部门，引导和利用媒介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汉语，在世界范围内提升汉语传播速度。单纯汉语教学和汉语向外自由扩散难以承担汉语国际传播之重。
参考文献：
[1] Cooper， Robert. A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Spread[A]. In Robert Cooper. Language Spread： Studies in Diffusion and Social Change[C].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2：32.
[1] 李宇明.探索语言传播规律――序“世界汉语教育丛书”[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07，5（4）：1.
[2] 贺阳.汉语学习动机的激发与汉语国际传播[J].语言文字应用，2008（2）：23-31.
[3] 李建军.实现中国语言文化传播的六大转变[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34（6）：43.
[4] 朱风云.英语的霸主地位与语言生态[J].外语研究，2003，82（6）：23-28.
[5] 李清清.英语和法语国际传播对比研究[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14：17.
[6] 张西平.国际汉学教育：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9，7（2）：2.
[7] 吴应辉.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23.
[8] 李宇明.什么力量在推动语言传播[J].汉语国际传播研究，2011（2）：4.
【关键词】壮汉双语教育；价值取向；实现路经
【作者】滕星，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海路，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师、博士后。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2-0067-006
一、壮汉双语教育价值取向的认识误区
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一概念包含了价值的三个要素：主体（人们）、客体（外界物）、关系（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或主体对客体的要求和期望）。价值取向体现了价值主体在主观上希望客体能够满足自己的哪些价值需求。教育价值取向是指人们认为“教育应该是什么”，是一种“应然”状态的价值判断，它代表了教育的可能或预期空间。壮汉双语教育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人们希望“壮汉双语教育应该是什么”的主观价值目标和判断。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有1700多万人，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在壮族农村地区，大多数壮族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使用壮语交流。“壮汉双语教育”是指在壮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中使用壮语和汉语两种语言进行教学。
壮汉双语教育是一种以第二语言习得为目的的过渡型双语教育模式。当前，壮族地区教育行政部门主要是从提高汉语文教学质量即“以壮促汉”的角度来开展壮汉双语教育，将学习壮语作为学习汉语的“拐棍”。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实验学校往往把“以壮促汉”作为壮汉双语教育的核心，所有的壮文教学工作都是围绕着学好汉语文而作准备的，壮语文学习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一些学校为了挤出更多的时间复习其他课程，在期末考试时往往压缩或占用壮文课时。有的学校甚至以壮文教学为幌子向上级部门申请经费，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开展双语教育。
壮汉双语教育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主要在于人们对壮汉双语教育价值取向的认识过于功利。不少人在思想认识上把壮汉双语教育简化为“学习汉语”，认为壮汉双语教育的唯一目标就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向汉语文过渡。很多教师、家长、学生觉得学习壮语文作用不大，甚至出现了某些壮族父母在家庭中主动放弃说民族语而只教子女说汉语的情况。
人们对壮汉双语教育价值取向的认识产生误区，其根源在于主流文化的影响和壮族文化主体性的失落。长期以来，壮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与壮族传统文化是相互脱节的。壮族知识分子为了谋得一官半职，必须学习和掌握汉语文，才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晋升。梁庭望教授指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壮族地区的官方教育传播的是汉族封建文化，讲钦定的正统伦常，使用的是汉文。壮族文化不仅不能登大雅之堂，还要受到贬低和丑化，久而久之，壮族的文人学子几乎都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在封建重压下，形成了虚无主义的畸形思想和变态心理，反而看不起本民族文化。”由于壮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历来传播汉族主流文化，汉文化对壮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尤其深远。不少壮族人甚至以学习汉族文化为荣，鄙视本民族文化。这种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亲汉疏壮”的心态，使得壮汉双语教育的发展缺乏明显的内部推动力。从现实看，学校教育中壮族文化主体性的失落也是壮汉双语教育面临的一大困境。有学者认为，“民族教育的管理者和实施者所理解的民族教育，实际上是少数民族学生接受汉族文化的教育，所关注的重点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是高考的升学率，而不是作为广西主体民族的壮族文化的本身的教育问题。”壮族地区现代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仍然是汉文化和现代科学知识，这当然是学校教育的重点，但不应是唯一内容，更不应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排斥在学校课程之外。
二、壮汉双语教育价值取向的内涵
学术界通常将教育价值取向的利益主体分为国家（社会需要）和个体（个人需要）两大类，或国家、集体和个体三类。壮汉双语教育是壮族地区民族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其教育价值取向的特殊性在于它的“民族性”和“文化性”，一是它能够满足壮族地区群体和个体民族语言及文化传承的需要，二是它能够满足壮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此，我们在一般教育价值取向“国家”和“个体”的基本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了“地方”作为壮汉双语教育价值取向的分析单位之一，即壮汉双语教育的相关价值利益主体分为国家、地方和个人三类。这里的“地方”相当于“地方社会”或“社区”，是民族和地域概念的复合体。从国家、地方和个体的视角出发，壮汉双语教育价值取向的内涵应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提高壮族人民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程度
从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的高度来看，壮汉双语教育应具备以下两项功能。
第一，实施壮汉双语教育，有利于落实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首先，在壮族地区的学校实行壮汉双语教育，保障了壮族人民在语言文字上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平等地位，赋予了壮族人民对民族身份的自信，这是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在公共教育领域内得到公平传承的具体表现，是党和国家的民族语言平等政策的体现，也是保障各民族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的体现。其次，壮汉双语教育主要指壮族学生学习本民族语和汉语。壮语是绝大多数壮族学生的母语，是传承壮族语言和文化的重要工具。汉语文是我国的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个民族之间相互交流、相互交往，共同进步、共同繁荣的重要交际工具。壮汉双语教育不仅有利于维护和保障壮族学生的母语教育权利，而且也有利于保障壮族学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权利，使壮族学生掌握国家通用语这一中华各民族之间交流、交际的基本工具，有利于增进壮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了解和交流，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第二，实施壮汉双语教育，有利于提高壮族学生的文化素质，使他们更顺利地融入主流社会，更好地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过壮汉双语教育，壮族学生可以在传递和继承本民族语言文化的基础上，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了解更多的现代社会信息，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从而更容易与外界沟通、交流、交往，更全面地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这不仅有利于少数民族学生的升学、就业，而且也有利于其社会地位的提高，使他们更容易跨越语言、文化障碍，在现代化社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更好地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促进民族语言文化传承，为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服务
从壮族地区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壮汉双语教育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传承，推动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
一方面，壮汉双语教育有利于促进壮族语言文化的传承。壮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遗产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壮族人民创造了自己优秀而独特的文化。如花山崖壁画、铜鼓、民歌、壮锦等，这些文化遗产凝聚着壮族人民的生产斗争、生活实践的聪明智慧，强烈地表现出壮族的共同心理、民族理想、民族情操、民族伦理和价值观念。壮族优秀文化不仅是壮族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壮族语言文字是壮族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壮汉双语教育，有利于壮族学生学习、了解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中吸纳、继承、发扬健康的成分，促进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新和发展。
另一方面，壮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大批来自本乡、本土，有较好的适应当地文化生态和本地区生产、生活方式，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少数民族人才。壮汉双语教育有利于壮族学生在传承民族语言文化的过程中学习和了解本民族、本地区的“地方性知识”，如环境、生计、民俗等方面的知识，这不仅有利于增进学生的乡土认同、地域认同和民族认同，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自豪感，也有利于其掌握适应当地文化生态和本地区生产、生活方式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具备服务地方社会、促进地方社会发展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三）促进个人和谐发展，提高个体的文化适应能力
从受教育者个人的角度来看，壮汉双语教育有助于促进个人的和谐发展，提高个体的文化认知、文化适应能力。
一方面，对于从小说壮话的壮族儿童来说，壮语是自己的母语，学校教师在启蒙教育阶段用学生的母语来授课，而后在此基础上再逐步引进汉语的教育方式，可使壮族儿童在学校环境中感受到学校教育和教师对他们的关怀和爱护，从中获得莫大的自尊和自信。“用母语教学有助于学生肯定自我、人格、价值等健康素质的形成和发展。一旦学生的自信心、自尊心及人格、价值得到肯定，享受到使用自己母语的自由权利，那么，他们的学习潜力和积极性也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因此，壮汉双语教育有利于壮族儿童接受最适合他们语言、文化基础和认知水平的教育教学方式，使他（她）能够在身心愉悦的教学环境中从事学习活动，树立学习的自信心，获得体验成功的学习经验，从而有助于促进其德育、智育、美育、体育等全面和谐发展。
另一方面，壮汉双语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教育。壮族学生通过双语教育学习本民族语言和国家通用语，不仅可以了解和认同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且还可以从中学习、了解汉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从而学会欣赏、理解和接纳不同民族的文化，在跨文化学习和交流中提高自己的文化适应能力。总之，壮汉双语教育要教导学生从尊重自己的文化出发，“推己及人”，学会尊重和理解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从而对不同的文化秉持积极、包容的态度。
三、壮汉双语教育价值取向的特征
（一）多元性
由于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文化冲突和价值冲突，由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阶层分化和多元价值取向，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同样面对复杂的文化生态环境。笔者曾指出，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普遍面临着“全球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国家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冲突与和谐，这是21世纪全人类和多民族国家所面临的、不可回避的两大挑战，而两大挑战的核心是人类单一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问题。在壮汉双语教育的价值取向上，这种“国家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冲突与和谐具体体现在国家取向、地方取向和个人取向三者之间的冲突与和谐，如：有人把壮汉双语教育简化为“学习汉语”，认为壮汉双语教育的目标就是为了更快地向国家通用语言过渡；有人认为壮汉双语教育是传承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发展的有效工具，应实施从小学到大学“一条龙”式的壮文教学；有人认为壮汉双语教育对个人的升学、就业没多大作用，没必要开展民族语言文字教学。正确认识以上几种关于壮汉双语教育的不同观点，对壮汉双语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在全球化时代，壮族地区的学校教育需要多元的价值取向。上述三种价值取向都有其存在的合理之处，但又不能无限扩大。如何培养学生对主流文化的接纳和认同，对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认知、理解和传承，以及对丰富的民族语言、文化资源进行选择、加工和创新的能力，都是人们在开展壮汉双语教育时需要积极思考和应对的问题。因此，壮汉双语教育需要兼顾国家、地方和个人对教育的文化价值选择，满足不同利益主体对双语教育的需求，实现壮汉双语教育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二）互补性
壮汉双语教育的国家价值取向、地方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取向三者之间并非是对立和冲突的关系，它们是多元并存、和谐互补的。从地位上看，壮汉双语教育价值的国家取向居于中心地位，双语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使壮族学生掌握壮汉两种语言，熟悉壮汉两种文化，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顺利进入主流社会，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但是，国家价值目标的实现，并不是要以取消或否定个人价值和地方价值为代价的。实际上，国家价值、地方价值和个人价值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国家价值目标的实现，是建立在个人价值目标和地方价值目标实现的基础上的。如果壮族学生通晓壮汉两种语言，适应不同的民族文化，那么他（她）的学业质量、文化认同感、民族自信心都会得到相应提升，这不仅有利他（她）学好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也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最终促进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从层次上看，国家、地方和个人的双语教育价值取向分别处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其中，地方价值取向往往结合了地域和民族的因素，是联接个人生活经验和国家价值目标的中介。比如，理想的国家认同教育模式应是从培养受教育者的乡土认同和民族认同出发，由珍爱家园、重视乡土开始，达到认同民族文化，再上升到热爱国家。这样循序渐进、由近及远、由浅至深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才能产生深远、实在的效果。
因此，在壮族地区，只强调双语教育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取向是不够的，而单纯从个人升学、就业的功利目的出发来评价双语教育也有失偏颇。壮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民族文化的滋养，需要培养对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具有高度认同的跨文化人才，这也要通过壮汉双语教育才能实现。因此，壮汉双语教育价值的国家取向、地方取向和个人取向三者的关系是互补的、和谐的。我们需要兼顾壮汉双语教育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工具价值和人文价值，整合壮汉双语教育价值取向的国家利益、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
（三）时代性
从教育价值取向的时代变迁视角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和普通教育一样，过于强调“国家一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体现的是不分地域、族群的国家“大一统”的教育原则和教育为政治、经济服务的基本理念，而极少关注双语教育的“地方一个人”的价值取向。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多元文化社会的格局开始彰显，人们开始更多关注地方、个人的利益和话语权，教育的地方、个人价值取向也日益受到关注。壮汉双语教育的地方、个人价值取向的实现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也具有可行性。从学校教育体制的内部改革来看，2001年，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规定“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这就为基础教育阶段乡土知识能够影响并以一定的方式进入学校课程提供了重要政策依据，为学校教育在传承乡土知识和保护文化多样性方面能够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也营造了基础性的制度环境。在外部环境支持方面，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部门积极实施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政策，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作为地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从而为壮汉双语教育的地方、个人价值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更大的可能空间。
因此，壮汉双语教育的国家、地方和个人价值取向的表征及实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积极的现实意义，既是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国家利益、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在当下少数民族地区复杂的文化权力格局和文化生态环境中相互对话、协商、妥协的结果。
四、壮汉双语教育价值取向的实现路径
我们认为，应当采取整合的策略，从实施“多元文化整合教育”、培训多元文化教师、改革教学和评价方式三条路径出发，拓展壮汉双语教育价值取向的现实空间，使其从“应然”走向“实然”。
（一）实施“多元文化整合教育”
实现壮汉双语教育价值取向的关键在于对壮汉双语教育目标的正确定位和认识。壮族地区的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不能仅仅把壮汉双语教育局限于作为“贯彻民族平等政策”和“以壮促汉”的手段，而应将壮汉双语教育视为促进壮族学生全面发展、提高其文化适应能力，以及促进民族文化传承、推动壮族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和载体。
为此，壮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应实施“多元文化整合教育”。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认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担负人类共同文化成果传递功能的同时，不仅要担负传递本国主体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而且同时也要担负起传递本国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对象不仅包括少数民族学生，也应该包括主体民族学生。“多元文化整合教育”较好地兼顾了壮汉双语教育价值取向中国家利益、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关系，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模式。当然，这一模式在实际操作中还面临许多问题，如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学校对双语教育的要求不一，不同学段（学前班、小学、初中、高中）双语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也不相同，如何科学安排双语教育课程及教学时数，如何开发双语教育课程资源，如何改革双语教育评价机制，如何进行双语教育的教材建设和师资建设，等等。这些问题有待人们在壮汉双语教育的实践工作中进一步探索和解决。
（二）培训多元文化教师
教师是壮汉双语教育工作的具体实施者，也是壮汉双语教育中最重要的课程资源。教师文化素养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语教育的成败与否。要有效实施“多元文化整合教育”，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多元文化教学知识和技能。如果教师没有一定的多元文化知识和素养，就很难实施多元文化教育，培养出相应的具有一定多元文化意识的学生。
因此，有关部门和学校应加强对双语教师进行多元文化教育方面的培训。在培训的内容上，应结合国家的民族政策、双语教育的培养目标、少数民族学生的特殊性、多元文化教育的理论和方法等多种因素实施；在培训的形式上，应提倡教师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参与式培训，通过撰写教学札记、设计多元文化教学案例、参与现场讨论等形式交流学习心得，反思多元文化教育理念的缺失和不足，不断提高教师自身的文化敏感性。
（三）改革教学和评价方式
在树立“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目标和提高教师多元文化素养的前提下，应改革壮汉双语教育的教学和评价方式，提高壮汉双语教育的质量和绩效。
在教学方式的改革上，首先，教师应积极贯彻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念，以培养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为目标，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方式，注重学生实践的、互动的、参与式的学习方式，在教学中积极开展互动、交流、讨论，创造民主平等的教学氛围；其次，教师要积极开发和利用各种课程资源，特别是民族地区丰富多彩的语言、历史、地理、文学、艺术、风俗、生计等“地方性知识”，以及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应满足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对学校教育的需求，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学生在学校中的文化适应。
在评价方式的改革上，应改变“唯分数论”的单一评价观，代之以发展性的评价原则。这就要求双语教育评价要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为学生的发展服务，把评价过程看作是一个促进学生自身不断完善和提高的过程，将其贯穿于学生双语学习活动的始终。在评价的具体方法上，应注意双语教育评价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将诊断l生评价、形式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有机结合，质性评价与量化评价相互补充，综合运用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同学评价以及家长评价等多种方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滕星.壮汉双语教育的问题及转向[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3]梁庭望.论壮族文化的断裂现象[J].广西民族研究，1988（4）.
[4]覃德清.壮族文化的传统特征与现代建构[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
[5]叶澜.试论当代中国教育价值取向之偏差[J].教育研究，1989（8）.
[6]黄济.教育哲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
[7]王卫东，石中英.关于建国后教育价值取向问题的思考[J].江西教育科研，1996（4）.
[8]韦达.壮族地区壮汉双语双文教学的意义和作用[C]//韦茂繁，戴庆厦.第五届国际双语学研讨会论文集.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7.
[9]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10]裴娣娜.教育创新视野下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育的思考[J].中国教育学刊，2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