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3 16:59:3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区别，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金融创新；影响；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2-0155-02
1 金融创新的微观基础与微观经济效应分析
1.1 金融创新的微观基础
首先，微观经济主体对多功能、多样化金融工具的需要是金融创新的源泉。一般而言，经济越发展经济对货币化程度要求越高，工商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对货币资产轻便、快捷的运作方式要求越高，从而对币值稳定、风险小的货币及其相关流通手段与价值贮藏手段的多样化需求越大。这种需求就呼唤着新金融工具与手段的出现。正如有些学者在总结金融创新时代时指出的：“需要是发明之母，如果目前还存在着尚未被满足的需求，就可能发明一种方法去满足那种需求，并且这种创新将会成功。”
其次，金融机构在激烈的金融业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是金融创新的原动力。随着金融市场不确定性（风险）的增加和金融机构之间竞争的加剧，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盈利空间被空前地压缩。然而面对经济对多样化、多功能金融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在趋利避险动机促动下，在有些国家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或者利用政府或金融监管当局放松对金融严格监管的有利条件，或者处心积虑地设法规避政府或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业的严格监管与约束，展开了金融创新活动。
1.2 金融创新的微观经济效应
首先，金融创新扩大了闲置资金由资金盈余单位流向资金赤字单位并转化为赤字单位投资的融资渠道。一般而言，银行通过负债类金融产品创新扩大资金来源；通过资产类金融产品创新扩大资产篮子，进行资产组合，使资金的运用更为科学；此外，银行还通过对中间业务产品的创新加强资产与负债、资金来源与资金运用的流动性。
其次，金融创新扩大了金融资产、负债规模，使金融机构有充分的空间调整金融产品组合，分散风险，改善金融产品流动性和安全性从而使金融产品流动性和安全性管理更好地体现了规模效益。如股票期货（权）、股指期货（权）等金融创新产品与股票、货币等现货金融产品之间有较强地替代性。而利用股票和货币现货买卖来对现货资产进行调整不仅要经历较长的时滞，而且还要承担较高的支付清算成本以及因交割时滞而丧失交易机会而造成的机会成本等各种成本。
再次，金融创新使不同金融机构之间打破了有分业经营的体制，突破了各自原有的业务领域，互相参透、互相竞争，有利于资金市场价格向资金影子价格的回归，有利于资金在全社会的有效分配。同时金融创新提供了多样化、多功能、高效率的金融产品于金融服务，使金融资产选择面增大，有利于满足不同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与偏好，有利于促进整个经济的高效运行。
2 金融创新的宏观影响
2.1 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首先，金融创新改变了人们的货币需求动机，从而引起货币须在结构和数量规模方面的变化。一般而言，金融创新就是在原生金融工具（Initial Financial Tools）基础上对某一原生金融工具的功能进行延伸或者对多个原生金融工具的功能进行综合而形成的。然而金融创新产品或金融衍生工具一经形成便成为原生金融工具的替代品（Substitutes）。
其次，金融创新改变了货币的流通速度，增加的货币需求函数的不稳定性。因为金融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M1基础上创造M1的替代品，所以，我们用M1需求函数模型来考察金融创新对M1的流通速度乃至M1需求函数自身稳定性的影响。按照凯恩斯货币需求流动性偏好性理论的观点，货币需求是由交易性和预防性货币需求以及投机需求共同构成的，交易性和预防性货币需求是收入y的增函数，投机性货币需求是利率i的减函数，这种关系可以表示为（1）式：＝f（y，i）， ＞0， ＜0，其中：M1/P＝实际货币余额，y＝实际收入，P＝价格，i＝名义利率。
在凯恩斯看来，M1/P在短期内实际收入y是相当稳定的，因此，可视为常量。于是M1 / P=f (y, i)可变型为（2）式M1 / P=f(y, i)或（3）式（M1 / P）/y =f ( i )，而（3）式实际上是M1流通速度的倒数，即（4）式y / ( M1/ P )= （ i ）＝v（ i ）。因为人们对金融创新产品 的需求来自于部分M1转出（即 M1）和部分储蓄S转出（即 S），且S＝ y（i）。所以人们对金融创新产品 的需求函数会表示为（5）式： ＝ M1+ S（、 分别表示M1 和S的转出比例）。将（5）式变型为（6）式M*1/P= f （y， i）+ y（y，i），于是 的流通速度可表示为（7）式V*＝Py/M*1=1/［ f （i）+ y g（i）］。由（7）式我们可以看出，如果 ＝1且 ＝0，则金融创新不会引起M1流通速度的变化。但是，若0且0时，在n 1的情况下，收入y越高，则M1流通速度越低；相反，在n 1的情况下，收入y越低则M1流通速度越高。由于现实生活中、 要受到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所以、 具有不稳定性，从而使货币流通速度乃至货币需求函数也具有不稳定性。
再次，金融创新弱化了货币当局的利率控制力。随着金融创新活动如火如荼的展开，金融市场上的利率逐渐由资金供求双方共同决定，许多货币当局的利率监管措施及其效果大大减弱。金融创新产品种类和数量增加的同时，衍生金融工具市场也在增加。然而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上有不同的供需状况，在有些市场上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会上升，而另一些市场上却在下降，从而弱化了凯恩斯主义主张的以利率为中间目标的需求调节型货币政策的效果。
2.2 金融创新对货币供给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首先，金融创新是货币供给的乘数效应增大，同时增强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这可以通过金融创新条件下的货币供给模型来说明。假设人们愿意持有的通货C、定期存款T以及银行的超前准备金E与活期存款Dd的比率分别为K、t、e，则有：式（1）：C＝k・Dd；式（2）T＝t・Dd ；式（3）E＝e・Dd。
在没有金融创新的条件下，由于基础货币B是商业银行的准备金R和人们持有的通货C构成，即式（4）B＝R+C；如果令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分别为rd和rt，则银行系统所持的总准备金R为：式（5）R＝rd・Dd + rt・t・Dd + e・Dd＝（rd + rt・t + e）Dd ；将（1）、（5）式代入（4）式得：式（6）B＝R+C＝（rd + rt・t + e + k）・Dd ；从而有（7）式：Dd＝［1/ (rd + rt・t + e + k）］・B。
根据狭义货币供给量定义有（8）式：M1＝Dd + C，所以将（1）、（7）式化入（8）得式（9）M1＝Dd + C＝［（1 + k）/( rd + rt・t + e + k）］・B。（9）式就是在没有金融创新时的M1供给模型。
下面以美国货币市场互助基金份额、货币市场存款帐户、隔日回购协议和隔日欧洲美元等金融创新产品为例，探讨金融创新条件下M2的货币供给关于模型与M1供给模型的区别。根据M2的定义，有（10）式M2＝Dd + C + T + MMF，其中：T=定期存款，MMF=货币市场互助基金份额、货币市场存款帐户、隔日欧洲美元的和。令T与Dd 的比率为h，MMF与Dd 的比率为l，则有（11）式T＝h・Dd 和（12）式MMF＝l・Dd ；将（7）（9）（11）和（12）式代入（10）式得（13）式： M2＝Dd+C＋T＋MMF＝［（1＋k＋h＋l）/( rd + rt・t + e + k)］・B。
通过（9）式和（13）式比较可以看出，在金融创新条件下的货币供给乘数在分子上比M1的货币乘数多了个h+l，因为h＞0、l＞0且都为微观经济主体控制，所以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金融创新的确加强了货币供给的乘数效应，扩大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控制力。此外金融创新货币供给模型（12）式中已经包含了M1，所以M2在总量上很难区分什么是货币，货币供给的组成中哪一部分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哪一部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如果我们在（13）式基础上再推导出M3，M4等货币供给模型，那么货币的计量甚至定义都很困难，从而削弱了货币的可测性。
其次，在金融创新增加了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需求函数不稳定性的情况下，又由于金融创新货币创造的微观经济主体增加，并且已不局限于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于是货币创造主体呈现多元化。同时，金融创新特别是直接融资方式的金融创新，使商业银行派生存款的机制逐渐弱化。加之回避监管型金融创新使利率限制，法定保证和信用配给等选择性工具失效等原因，使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总量控制力下降，从而货币主义主张的以货币总量为中间目标的供给调节型货币政策，随着货币需求函数稳定性前提的丧失，其货币政策效应亦有所弱化。
3 金融创新微观最优化与宏观最优化冲突对金融监管的启示
从上面对金融创新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金融创新虽可以为金融机构等微观经济主体带来扩大资产组合、分散风险、增加流动性和增加收入等好处，但可能给宏观经济的管理者金融监管当局带来货币资产效用弱化、系统性金融风险等不利影响，危机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但是，我们不不能因此就断言金融创新有益或有害。
金融创新在微观和宏观最优化的矛盾并不是不能解决的，金融创新本质上是宏观经济管理者，货币政策制定者政府或金融监管者或货币人员与微观经济主体――微观金融创新主体之间的一场博弈。只有政府或金融监管者和金融创新微观状态共同采取合作的态度，使政府或金融监管者的金融监管兼顾金融创新微观主体利益，使金融机构等微观经济体的金融创新不危及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只有政府或金融监管者监管与金融创新互相促进，才能够得出有效均衡的博弈解。这就是解决政府或金融监管者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的矛盾，解决宏观最优化和微观最优化冲突的有效方法。
参考文献
［1］Harry D.Hutchinon，“Money, Banking, and the U.S．Economy”Seventh Edition ［M］.Prentice Hall，Engleuwood Cliffs， 07632，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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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弗里德曼著，高榕译.弗里德曼文粹［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4］劳伦斯．哈里斯著，梁小民译，货币理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
一、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主流观点
(一)纵横统一说
该学说认为,经济法调整的关系比较特殊,与我们传统的民法及其行政法所规定的关系不同;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带有显著的国家“计划、组织、监督”等特征。然而,上述所说看法却将国家机关为管理主体的经济管理关系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经济关系混淆于一起了。究其原因,是我们的国家机关在经济生活中,在对平等经济关系进行监督和规范以及调节干预的管理工作时,市场主体和国家机关之间由于“联系”而形成的经济关系只能是纵向管理关系,但是对于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经济关系,却并没有在其平等关系性质上有所改变,不管它和经济管理关系的密切连结如何,它在根本上只是横向经济关系;由此观之,由管理工作行为而形成的经济管理关系则是经济法所应该调整的范畴。
(二)行政经济关系说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以行政隶属关系为根本特征的经济行政管理关系;本质势必决定其方法论,上述观点亦不例外,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因带突出的行政性质而决定了它的调整方法为指令或者服从。曾有学者将此观点称之为“经济行政法”或者“行政经济法”。其主要观点是对经济法和行政法于调整对象上的共性与一致性以及逻辑上关联的充分认可,然而在经济法和行政法于调整对象的异同上却没有做出科学合理的论述,只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行政法调整对象的一部分上作了些较为简单的说明,没有真正合理科学地指出它们二者在各方面的异同。
(三)宏观调控关系说
调整“国家经济管理主体和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间接宏观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就是经济法。“宏观调控法说”认为,经济法在其调整对象上本质就是宏观经济管理关系,也可以这么说,即是一种纵向间接的经济管理关系,同时它并试图以此来区别经济法和行政法、民商法的不同。特别的一点,此学说将经济法的调整范围定在经济管理关系范畴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排开了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此学说将经济管理关系划分为:微观经济管理关系由行政法调整,而宏观经济管理关系则由经济法调整;当然,此种尝试可以,但却不一定是科学的。深入分析得出,整个国家经济管理活动是个完整体,运用间接手段和直接手段,进行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它们之间原本就是互相融合、互相补充、互相渗入以及依存的;因此,调整这类经济管理关系的法规自然亦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不论是宏观管理还是微观管理,此两类管理于根本上都是国家行政机关的职能,由此观之,据此就断分经济法和行政法显然是不具备完全的信服力的。
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一)宏观调控关系
当经济运作发展到相应程度时,由于市场经济的缺点所在,市场经济调控则会失灵,由此市场中会出现资源浪费以及经济资源配置无序现象,进而需要国家对这一现象进行规范和引导。我们把这样的由国家规范和引导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关系称之为“宏观调控关系”。
(二)微观调控规制关系
由于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经济运行过程中势必会出现垄断组织的不正当竞争,在法律上多是以强行规范为主;我们把市场经济中这样的社会关系称之为“微观调控规制关系”。
(三)国有参与关系
此一关系是指,基于国家整个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国家动用财政力量进行的社会经济投资再分配的经济活动。基于国家直接参与整个市场经济的经营活动,从而实现宏观经济的调控目的以及体现国有经济力量参与世界范围内经济实践中的重要性,我们把此独立作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结合实际和时展特征看,我们国家的国有参与应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个大背景而进行。
(四)对外管制关系
对外管制是指于制度规范角度而言,一国在其对外经济交往过程中所采用的手法比较强硬。由于相关“涉外”问题,对外管制则是列入为经济法的特殊领域内,基于对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双方面通盘辩证思考,把对外管制纳入经济法的一类调整对象是非常科学合理的。在学术界,经济领域的制度经济学说特别强调一个制度前提问题,认为一个国家的绝对本身就是个最大的制度前提,这是无需置疑的。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尚未形成完备下,完全不设防地对外开放本国经济是非常危险的。全球经济一体是不可逆转的,是大趋势,对于加入世贸的我国而言,怎样熟练并灵巧地运用我国的对外管制权,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进而在以后的世界经济贸易中具备更大更多的主动权。
三、我国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定位
1979年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的大步发展促使经济法的生成,经济法调整的对象自然就出现了。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引进外资,与境外资本合作开办合营企业。合营企业是由我国和外资方双方投资兴办的,资产的所有权则不仅是我国的,而同时由合作双方共有。如此背景下,继续使用以前的行政法对此类经济作调整定是不合科学的,国家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以所有者的身份对此类企业进行管理,因此势必要制定出一种新的法律法规对这样的新型经济进行管理调整。为此,国家在不久便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此部法律是建国以来我国的第一部经济法律,国家试图借此法律对此类的合营企业进行管理,对此类合营企业活动中出现的经济关系进行调整。紧接着,我们国家相继出台了很多针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活动的法律法规。1979年后,国家经济实际上开始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由上述可知,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是没有经济法调整的对象的,1979年后才逐渐出现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自此,我国法律学界、经济学界对此类新兴法律法规和经济法调整对象开始了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宇：货币政策，经济波动，利率管制
一、引言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增长，与此同时增长并不平稳，出现了较大的经济波动，然而，中国经济波动的大起大落现象在1997年以后基本上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经济在此以后实现了平稳快速的增长，也就是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出现了缓和化的趋势。那么，在这一过程中，货币政策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对于稳定经济和降低经济波动是否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否降低了中国经济波动，这是一个值得分析和考察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货币主义将货币因素看作是经济波动的核心因素，而圣路易斯方程的提出更是为此观点提供了经验支持，从此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广泛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高增长和低通胀的现象，经济学家将这良好的经济表现与美联储正确的政策联系在一起，从而对美国经济稳定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例如，Cladda，Cdi，andCerder(2叩0)根据类似泰勒(1993)提出的美联储的利率规则——泰勒规则——为基础，估计了美国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规则，指出1979年以前美国经济不稳定的原因是因为此前美国的货币政策是适应性的而不是采用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规则，而此后则采用了反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规则。
中国货币政策有自身的特殊性，不能简单的通过考察利率政策就能确定其操作方式，因为在中国利率还没有实行市场化，中国人民银行可以直接决定市场上最基本的利率，同时中央银行还通过调控货币供应量来实施货币政策，所以考察中国货币政策的变化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变化不能只考虑其中一个指标的变化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而应该结合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充分考虑利率与货币对中国经济主体行为的不同影响方式，从而建立一个反映这些因素的货币政策指标，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其变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正是基于中国人民银行这种对利率和货币量的双重控制的现实，本文提出了反映这一现实的货币政策指标，并根据这一指标分析了货币政策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通过分析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虽然具有反周期的操作取向，但是货币政策本身却是造成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中国自1997年以来宏观经济波动明显缓和化，其原因既包括基础因素冲击降低，也包括货币政策冲击的降低；中国货币政策在1997年以后有了很大的改善，主要是货币政策自身的波动减少了，货币政策更加稳健，不再像1997年以前那样在短期内出现巨大的变化。
本文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讨论行为基础；第三部分探讨在利率管制下产出波动与货币政策的关系，讨论货币政策冲击与产出波动的定量关系；第四部分从经验角度考察中国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关系；最后，第五部分总结全文。
二、微观行为基础
中国目前的利率还没有实行市场化，中国人民银行可以直接决定市场上的最基本的利率，当然，现在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逐渐放开利率的管制，但是最主要的存款利率以及贷款利率的基本利率及变化范围还是由央行决定。在控制利率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并没有简单地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工具，而是宣称以名义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工具。那么，在名义货币总量和利率均由货币当局控制的情况下，显然这二者都是影响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通过调整这二者之间一个或两个变量来调控经济波动，下面结合中国货币政策这一特点来分析中国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动态。
考察货币政策如何影响经济活动需要考察货币传导机制，而考察货币传导机制首先需要考察货币需求函数。货币需求函数形式可以表示如下：
(1)
其中lnMdt为t期名义货币量的对数，lnPt为t期价格水平的对数，lnYt为t期的真实产出对数，it为t期名义利率水平，即持币的机会成本，c，α，β为常数，并且α>0，β>0，这三个参数均为反映经济主体的偏好的结构参数。(1)式所表示的是货币需求函数，如果当名义货币供应量M由中央银行直接控制，并且货币市场是出清的，即货币需求Md等于货币供给M，那么，(1)可以表示为
(2)
通过对(2)式进行差分可以得到货币增长率m与产出缺口y、通货膨胀π以及潜在产出增长率g*的关系如下：
(3)
IS曲线反映的是在商品市场均衡条件下支出与真实利率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真实利率越高，投资成本也越高，消费的机会成本也越高，所以支出就会降低；反之则反之。产品市场出清要求支出与产出相等，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以产出缺口与真实利率表示的IS曲线其形式可以表示为：
(4)
其中πet+1为本期对下期通货膨胀的预期，ut是自发的需求冲击，为白噪声过程，φ是结构参数，并且φ>0。由于消费受到消费习惯的影响，过去的消费会对本期的消费具有正的影响，而投资由于技术原因往往具有滞后效应，所以在IS曲线中应该考虑过去支出对当期支出的影响。因此，符合现实的IS曲线应该为如下形式：
(5)
其中λ为大于0小于1的常数，当然λ也是反映消费者偏好和生产技术状况的结构参数。
以上分析了需求方面，现在来讨论供给行为，即讨论物价与产出或者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之间的关系。反映产出缺口与通货膨胀关系的曲线是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在考虑不完全竞争市场和预期这些比较现实的条件后，Calvo(1983)在结合生产者的最优价格调整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下的菲利普斯曲线：
(6)
其中k是大于0的结构参数。(6)式所代表的菲利普斯曲线是在微观主体的最优行为基础上推导而来，因此可以克服Lucas(1976)所提出的对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批判。
三、利率管制下的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的关系
以上简要地介绍了用于宏观经济分析的IS-LM-AS框架，虽然中国目前的利率没有市场化，但是中国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还是适合用这一框架来描述。首先，对于货币市场均衡而言，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如果货币当局控制名义货币量，微观经济主体可以改变交易数量和价格以及改变货币需求量来影响均衡利率以实现货币市场均衡；而如果在利率非市场化条件下，货币当局控制名义货币量，微观经济主体可以改变交易数量和价格来实现货币市场均衡，这一关系仍然可以用(2)式和(3)式来表示；在这一情况下，如果Mt和it固定，那么Yt和Pt就必须调整，即如果产出上升，那么价格水平将下降。对于商品市场均衡而言，利率管制与否并不影响经济主体的优化行为，如果在预期通货膨胀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利率上升会导致真实利率的上升，从而降低支出；如果本期支出上升，而利率不变，那么预期通货膨胀将会调整，即预期通货膨胀上升；如果预期通货膨胀上升，那么当期支出会因为真实利率下降而上升；这与利率市场化情形下的情况没有区别，因此(5)式可以表示在利率管制条件下的商品市场均衡。菲利普斯曲线并不受利率是否由央行控制的影响，(6)式所代表的菲利普斯曲线能够反映中国生产者的最优地调整价格和产量的行为，而利率管制并不影响这一曲线的结构。
通过以上说明可以知道，虽然利率管制条件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利率市场化情况下有一些区别，但是IS-LM-AS框架可以用来分析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同时，根据郑超愚(2002)对中国需求管理导向的小型宏观经济模型的经验考察，IS-LM-AS框架是可以作为分析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与中国宏观经济动态是相吻合的。现在分析由(3)式、(5)式和(6)式组成的动态系统对货币政策的变化是如何反应的。由于该系统由三个行为方程组成，并且正好有三个内生变量，因此，可以实现三个市场均衡，并且这个均衡是惟一的，即中国经济在利率管制条件下存在惟一均衡。由于(5)式中包含预期变量，所以利用菲利普斯曲线(6)式将预期通货膨胀消去得到产出缺口、利率和通货膨胀的关系如下：
(7)
(7)式显示了产出缺口与利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即产出缺口与名义利率负相关，与通货膨胀正相关，这看上去类似于IS曲线，正是因为这种关系，许多人错误地将(7)看成是IS曲线。在对中国经济的进行动态分析或经验研究时，很多研究者将形如的曲线认为是IS曲线，这显然是不对的。从理论分析角度来讲，μt不是简单的需求冲击；从经验分析的角度来说，利用这种设定而得到的参数估计并不能正确反映经济主体对利率的反应程度，因为所估计的参数并不是IS曲线本身的参数。所以利用形如的曲线当作IS曲线进行经验分析是不可能避免卢卡斯批判的，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理论结论与政策建议都是不可靠的。
利用(3)和(7)消去通货膨胀可以得到产出缺口与货币增长和利率的动态关系如下：
(8)
其中是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组合，故也是为白噪声过程。
从(8)可以看出，产出缺口除了受到供给需求影响以外，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利率水平及其变化——是影响产出缺口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目前实行利率管制，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通过对利率和货币总量的调控来实现其稳定经济的目标，这与利率市场化的情况存在很大区别，因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不会导致利率水平的变化，除非货币当局改变利率水平。
当货币当局增加货币而利率不变时，由(8)知道，产出在短期内会上升，由于故产出缺口会逐渐减少，最终产出回到潜在产出水平。当利率减少而货币供应量不变时，产出或产出缺口的变化取决于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β的大小，如果β大于1，那么产出不但不会上升反而会下降；如果β小于1，那么产出会上升；如果β等于1，那么产出没有变化。对于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β的大小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研究，一般认为其小于1，所以，利率下降会导致短期内产出增加，然后逐渐回到潜在产出水平。
以上分析了中国利率管制下的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的动态关系，现在分析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某一时期利率上升或者货币供应量上升，我们可以认为实行了紧缩货币政策，但是在利率管制条件下则不能这样简单的判断，即不能简单地以货币供应量或名义利率水平作为货币政策的指标，因为在利率管制条件下，货币政策是利率变化与货币量变化的组合。从(8)式中可以看出，货币政策是通过mt-it+β(it-it-1)-αg*t这一复合变量影响产出的，因此任何导致mt-it+β(it-it-1)-αg*t变化的政策措施均可以理解为货币政策发生了变化。金融货币">经济,金融货币-[飞诺网]
令mpt=mt-it+β(it-it-1)-αg*t，故mp是利率管制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指标，那么(8)式变为，
yt=ayt-1+bmpt+vt(9)
令σ2y为产出缺口y的方差，这一指标可以表示产出的波动性，令σ2mp为货币政策指标mp的方差，σ2v为随机冲击v的方差，ρ为上一期产出缺口yt-1与本期货币政策指标mpt的相关系数，由(9)可以知道产出缺口的方差为：
(10)
从(10)式可以看出产出缺口的方差取决于货币政策指标mp的标准差σmp，随机冲击的标准差σv以及上一期产出缺口yt-1与本期货币政策指标mpt的相关系数p。产出缺口的标准差σy是随机冲击的标准差σv和相关系数p的增函数，但是产出缺口的标准差和货币政策指标的标准差之间的关系则比较复杂。由(10)可知产出缺口的标准差和货币政策指标的标准差之间的单调关系取决于下式
（11）
一般而言，相关系数p小于0，的符号不能确定，所以的符号也不确定，也就是说货币政策指标的标准差减少也不一定会降低产出的波动。如果即如果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取向不是很明确，那么，货币政策本身会加剧经济波动而不是稳定经济。如果那么即如果货币政策具有很强的稳定经济的取向，那么，货币政策的强烈变化是为了应对经济波动而产生的，货币政策的变化有助于经济稳定。
由于货币政策面临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货币政策不能对当期的需求和供给冲击做出反应，所以货币当局往往采用反馈的货币政策规则，反馈的货币政策规则要求对上一期的产出缺口采用逆周期的货币政策，也就是
(12)
其中0＜θ≤1，θ反映的是货币政策反经济周期操作的力度，wt为白噪声过程，是货币政策因为非独立性等其他原因而对货币政策反馈规则的偏离。在(12)这一货币政策规则下产出缺口为yt=a(1-θ)yt-1+bwt+vt，在此政策规则下，产出缺口的方差为：
(13)
显然，在0<θ≤1的条件下，即随着货币政策反经济周期操作力度增加，产出缺口的波动性下降；另外，货币政策中由其他因素引起的政策冲击wt是影响产出缺口波动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当货币政策专注于稳定产出，而不受其他因素影响，那么产出缺口的波动性就会降低。
从(9)式可以看出，如果货币政策是中性的，即mt-it+β(it-it-1)-αg*t=0，在这一货币政策取向下，货币政策仅仅满足潜在产出的需要，而不对产出波动进行任何逆周期的操作，那么，在这一政策取向下，产出缺口的方差为如果货币政策对稳定经济有贡献，那么即产出波动小于由于基本因素(fundamentals)冲击引起的波动；反之，则即产出波动大于由于基本因素冲击引起的波动。如果一种货币政策mp''''比另一种货币政策mp″有所改善，那么一定有
(14)
其中σ2v''''和σ2v"分别反映的是在实施货币政策mp''''和mp"时经济面临的基本冲击。由于在现实经济中，经济学家不可能像物理学家一样进行可控试验，因此考察一种货币政策与另一种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方面的表现时，需要考虑不同货币政策所处的经济状况，具体而言，就是当时所面临的供给和需求冲击。正因为如此，比较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效果时不能简单比较[σy(mp’)]2和[σy(mp")]2，还应该将反映不同政策所面临的现实差别考虑在内。
如果货币决策当局采用反馈规则，那么评判货币政策是否改善就可以直接考察货币政策本身。例如，如果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更强，货币决策当局更加严格地遵循货币政策规则，即σ2w越小，那么从(13)可以看出，由货币政策而造成的经济波动也就更小；如果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没有改变，即σ2w不变，那么货币政策反周期的力度越大，经济波动越小；当然，如果这两者均改变，评判货币政策只能采用(14)所示的一般判定方法。
四、中国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经验考察
(一)参数估计
以上从理论角度考察了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现在需要结合中国的现实来考察1980年以来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方面的效果及其是否有所改善。为了评价中国货币政策，首先需要对反映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参数进行估计。
本文分析所用的数据中名义GDP采用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支出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货币供应量采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IFS所提供的数据，并且采用以中央银行定义的M1代表货币总量；通货膨胀率是GDP缩减指数的变化率，GDP缩减指数通过计算得来，其计算方法为，t年的GDP缩减指数的计算公式为(t年的名义GDP/t年的真实GDP指数)／(1978年的名义GDP/1978年的真实GDP指数)，其中1978年的真实GDP指数为100；中国真实GDP缺口采用HP滤波得到，其计算方法为，由采用HP滤波(其参数λ=25)获得真实GDP对数的趋势值，真实GDP缺口就是真实GDP对数与其趋势值之差；利率采用税后的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一年期银行存款利率rt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居民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水平和执行时间加权平均而获得，计算公式为rt=∑(riΔti)／∑(Δti)，其中一年的时间度量按财务年度计算，即一年按360天计算，一月按30天计算。具体数据见附表。
现在对(2)、(5)和(6)式中的参数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下：
LM曲线估计结果如下：
（15）
IS曲线和菲利普斯曲线包含预期变量，所以对其估计需要采用GMM估计，IS曲线估计结果如下：
(16)
其中工具变量集合包括：产出缺口及两期滞后，通货膨胀及两期滞后，利率三期滞后，名义货币及滞后。
菲利普斯曲线的估计结果如下：
(17)
其中工具变量集合包括：产出缺口及滞后，滞后通货膨胀，利率和名义货币及滞后。
根据估计结果可以得到a=0.78，b=0.17，vt=0.17st+0.57ut。显然，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太大与理论不相符，因此按照一般的理论分析，将其设定为0.5比较合适。
(二)中国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稳定作用的经验考察
根据以上估计我们可以得到反映中国利率管制条件下的货币政策指标mpt=mt-it+0.5(it-it-1)-1.32g*t，代入历年的货币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利率变化和潜在增长可以得到历年货币政策操作的情况(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变化状况，中国货币政策在历年中有较大的变动，最高年份和最低年份之间相差达到0.36，根据货币政策指标mp，是否大于0可以知道货币政策是否是扩张的或紧缩的，从图1中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前货币政策的扩张或紧缩力度都很大，以后就比较小了。
由(9)和(10)知道，经济波动由基础因素冲击和货币政策两种因素决定，通过对(5)式和(6)式的估计可以分别得到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而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的组合就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基础因素(基础因素冲击和产出缺口见图2)。从1980年到2004年基础因素冲击的方差σ2v为1.81×10-4，而产出缺口方σ2r为8.27×10-4，根据(10)式可以得到货币因素对产出缺口的方差的影响为由此可知显然，货币政策冲击并没有降低由基础因素造成的经济波动，反而因为自身的波动造成了宏观经济的波动。如果没有货币政策冲击，由基础因素造成的产出缺口的方差为,由此可知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缺口方差的贡献为44%。
1997年来中国经济波动缓和化，那么，这是货币政策改善的结果，还是基础冲击减少的结果，或者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为此必须进行详细考察。为了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这里需要采用(14)式所提出的方法进行比较(比较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冲击和基础因素冲击均大幅度降低，基础冲击的方差下降87%，而货币政策导致的产出缺口方差下降了89%，因此共同造成产出缺口方差下降88%。同时，货币政策导致的产出缺口方差占产出缺口方差的比例也从44%下降到39%。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在1997年以后在稳定经济方面有了很大改善，尽管其改善没有提高到降低基础因素冲击的程度。
下面分析中国货币政策反周期操作的反馈规则。根据(12)式，反馈规则是货币政策对过去产出缺口的函数，由于政策时滞，在经验考察时，货币政策可能并不只是对过去一期的产出缺口做出反应，所以本文采用滞后三期进行回归，然而滞后两期的产出缺口和滞后三期的产出缺口的系数均不显著，采用逐步剔除不显著变量后，回归的结果表明只有滞后一期的产出缺口系数显著。故对估计参数θ的估计结果如下：
(18)
由此可以得到货币政策规则值，以及对规则值的偏离情况(见图3)。从图中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对其规则的偏离程度越来越小，具有明显的时间趋势。令zt=w2t，通过与时间趋势进行回归可以看出zt具有显著的时间趋势(见图4)。货币政策对其规则的偏离越来越小表明货币政策更加关注经济稳定。
通过以上分析说明，中国经济波动缓和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货币政策越来越稳定，货币政策对其规则的偏离程度越来越小，尽管货币政策的波动一直以来都是导致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经济波动缓和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基础因素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均减少了，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缺口方差减少的贡献大约为45%。
五、结语
语本文根据中国利率非市场化的金融市场现实，结合中国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推导了中国宏观经济动态与货币政策的关系。中国的利率不是由市场决定的，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节利率和货币量中的任何一个或两个政策工具来实现其政策目标，所以中国的货币政策指标不能简单的采用其中一个来反映，而是一个包含这两者的复合指标。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本文根据利率和货币量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方式，提出了适合中国现实的货币政策指标——该指标包含货币量的变化，利率水平及其变化。
1.会计与税收的基本关系
税收和会计是经济体系中的两个重要分支，二者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会计工作能为税收提供相应的信息支持，税收工作的开展要以会计核算的数据为依托，税收征纳的处理结果会及时反馈给企业会计，能为企业的利润计算提供相应的数据信息。会计制度是以会计目标作为支撑的，会计目标的制定又能影响到会计制度的处理程序以及核算原则。近年来，我国会计制度不断完善，会计核算工作逐步强调谨慎原则，会计工作的业务处理程序和方法偏重于对经济实质的重视，但是目前还有许多措施与税收的目标原则相抵触。税收是国家依据法律条文对纳税人进行征税的行为，是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税收法规的制定，对企业的纳税行为起了导向和调控的作用，是一种强制执行的政策，纳税人缺乏自我选择权。
2.税会关系模式与协作思路
由于微观经济理论与宏观经济理论存在差异，所以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存在统一与分离两种基本模式。税会模式是以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它强调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统一，税会职能侧重于为政府部门提供控制与管理服务，政府部门强制执行相应的会计准则；但是以微观经济模式建立的税会模式，强调二者的分离，而我国的税会关系一般表现为分离的模式。要正确处理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的关系，必须实事求是，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相一致。目前，我国的税收监管体系尚不完善，会计制度的确立应该遵守“会计信息服务于宏观经济管理”的原则，另外，制度制定应该实事求是，充分利用税收工作对会计信息的依赖性，同时要充分发挥税收的反馈作用，指导企业的会计工作，进一步实现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良好协作。
二、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业务差异分析
1.收入类、成本类业务差异
企业的会计制度是这样定义“收入”的，收入即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入情况，但是税法对“收入”并没有明确地界定，但是它对与收入相关的“营业额”“、销售额”等概念却作了具体阐释，而且税法对收入的定义较为宽泛。会计制度更注重形式，而且特别强调谨慎性原则，较注重实质性收入的实现，而且会计制度要求会计人员具备较强的职业判断力。相较于会计制度，税法对主观判断、不确定性以及选择性等基本不予考虑，以此保证国家税收收入的充分实现，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且，税法虽然重视业务的实质，但是更注重相关法律文献的规定。一旦发生应税行为，就必须开展征税处理。我国会计制度对费用及成本进行了相应阐释。但是会计计算的方式以及税法中的销售额并不直接对应。会计制度也同样遵循谨慎性原则，但是税收法规却不一定遵守此原则，二者存在一定的差异。税收法规以及会计制度对成本费用类的业务处理以及收入类的业务处理都进行了相应规定，而各项规定间的差异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针对差异间的协作，要充分考虑不同收入来源的实际情况，及时协调各项关系。同时，对于经常性的业务往来，会计处理方式应该不断完善和规范。税收处理能够充分实现税收政策与会计制度的协作，实现成本控制。相较于税收政策，会计制度对具体事宜的规定并不明确，它为会计人员提供了自主判断的空间，但是税收政策具备一定的强制性，纳税人没有自我选择的权利。
2.特殊业务差异：以企业并购和跨国公司转移定价为例
我国目前缺乏健全的会计准则进行会计核算，导致会计核算工作缺乏规范性。例如，跨国公司在处理税收法规以及会计制度转移业务的相关内容时，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会计工作需要解决各关联方的利益，妥善解决税收障碍，促进会计工作的开展。同时，会计制度在企业价格转移以及定价会计报告等方面与税务信息也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税务部门应该加大信息获取成本，进一步协调相关的定价纳税。除此之外，加大对信息成本的投入在其它业务中也至关重要。由此可见，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应该重视差异的分析，并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总结税务信息与会计工作的差异，保证会计信息得以充分、全面、准确的披露，使税务部门获取真实的会计信息，充分发挥会计对税收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国家应该建立健全会计制度，进一步减少税务部门获取信息的成本，实现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的良好协作。
三、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协作方式
第一，要实现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的协作，必须实现二者的协调。通常情况下，会计制度先于税收制度，尽管二者由于不同的业务需求存在差异，但是税收法规应该不断谋求与会计制度的合作；除此之外，会计制度应该时时关注税收监管的相关信息需求，充分发挥会计制度对税收法规的支持作用，实现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协作。
第二，要进一步强化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的合作关系。税收的法规制定和会计的日常管理隶属于两个不同的部门，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由于各自利益的不同，其立法取向也存在显著差异，所以税务部门以及财政部要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从源头上保障会计制度以及税收制度的协作。
第三，税收法规和会计制度应该根据不同的差别制定不同的标准导向，实现业务上的协作。有的企业对会计处理的方式较为规范，所以税收法规和会计制度要实现协作，必须保证税收的主体原则，适时与会计原则实现协作。另外，有的企业的业务类型在会计处理方式上还存在一定的空白，所以首要的工作是建立健全会计制度，妥善处理税收与会计的协作。
第四，会计要充分发挥信息披露的作用，对税法提供必要的支持。我国的会计制度要不断完善，实现具体业务的制定，同时还要加强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使得会计信息得以具体、充分、全面的展示。
税收能依据会计信息披露出来的不足，及时调整相关政策，加强会计系统的建立，解决信息不畅所带来的经济压力。除此之外，税务信息由于自身的非公开性，也加大了数据搜集的难度，使得税务工作的开展面临巨大的压力，所以税务部门应该充分利用其数据优势，加强税务管理，实现税收法规与会计制度的协作。
四、总结
本文主要探讨的就是会计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的传导作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二者之间存在价值联系，因此而产生互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在互动运行的过程中，其信号传导的主要机制就是会计。通过会计，可以对会计计量的过程中的价格波动真实的反映出来，利用财务报告的披露传导和信息使用者非理性的行为，将市场的价格波动幅度进行有效的放大，这样一来，会计和实体经济以及虚拟经济可以形成一个对因果积累进行循环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就是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和波动性。
关键词：
会计；实体经济；虚拟经济
利用会计信息，可以对经济的发展奠定决策的依据，通过世界经济的发展的角度，可以将经济分成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个部分。针对虚拟经济，主要是以实体发展为基础，如果发生很大的偏离，就是引发金融危机。通过金融危机，其实就是社会资源的配置出现严重的失衡，与此同时，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当中，会计的作用也没有发挥出来。经两种经济进行比较，虚拟经济更加复杂，但是从本质上将，主要就是实体经济的价值交换。两种经济类型其实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对于经济体系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无论是哪种经济发生变化，另一个经济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一、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二者进行互动的基础和特点
经济的发展需要银行的融资，针对融资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对于资本的回笼，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进行有效的分析，表面虚拟的资本和原始的资本二者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换一种说法就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联系非常密切，二者不能独立进行运作，在一定的基础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需要进行联合运作。针对虚拟的资本价值，其主要来源就是实体的价值，实体经济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各种资本带来的利润也是各种各样的，其具体的资本与其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异，从人们当前的预期收入水平为出发点，具体的范围主要就是虚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的发展，换一种说法，当金融产品和基础债券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会带动虚拟经济的信号发生变化，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但是这种变化和实体经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对比虚拟经济的股票等债券形式，实体经济和它们的关系逐渐变得模糊，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渐显现出各种价值关系，使企业得到更好的收益。将概率进行折算，主要是将其作为一种具体的价格符号，对于整体的债券进行收益分红的措施，而折算出来的分红，要测算其虚拟的经济，预算的整体水平和国内经济的发展都会具有很大的影响，使整体项目收益可以更好的发展下去。充分利用利用率和整体的衍生程度，主要是在金融的角度，达到合作共赢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与其收益和水平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
针对当前我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这种密切的关系主要是在经济发展的水平为基础。针对当前的实体经济，在盈利能力上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欠缺，对未来经济的实体进行准确的衡量的主要依据就是财务自身道德发展水平，这也是经济投资未来的发展方向，我国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针对价值符号，做出了有关价值的相关的判断，这就导致虚拟的符号和商品之间出现了明确的劳务关系，二者可以相互进行脱节，针对其价值符号，其主要的循环方式和周期也是比较短的。总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变化，导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二者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当发生变化之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变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具有十分密切地方关系，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就是相互配合和相互影响，二者之间的影响力也会随之不断加大。针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历史，经济的发展是具有一定的规律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总是要比虚拟经济的发展要快，随着现代化和信息化的水平不断发展，就会发生金融抑制的具体现象，这样一来，资金就会产生回笼的情况，针对资金的运作能力，也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经济发展在不断的影响之下，会导致虚拟经济发生膨胀的现象，就要将实体经济过渡到虚拟经济，这样一来，就会引发金融风暴的产生。当前的经济发展要保证由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方向发展，否则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实体经济收入就会变得更加多样化，出现比较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实体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二、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主要特点
虚拟经济主要是从实体经济中进行脱离的，在经济市场中，逐渐进行独立的发展，在本质行上说，实体经济发展的利润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二者的主要区别就是虚拟经济是预期收入，而实体经济是实际收入。针对企业的发展，将其发展利润进行固定的时候，企业这个时候的实际发展就会越来越高，而虚拟经济也会受到更高的收入。经济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符号种类也会不断增加，二者之间的价值体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三个具体的体现：一个就是公里的股票等需要借助企业的预期经济收入，进行有效的评估。另一个就是例如证券资金和担保证券，其主要的评估基础就是企业的证券收入，最后一个就是类似政府债券，其决定和影响因素就是国民经济发展直接进行影响，主要就是社会资本收入的主要价值的体现。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主要特点就是相互依存，其主要评估预期收入基础就是经济的财务情况和发展能力，可以有效的提升经济符号价值，在实体经济中出现的经济风险，对于虚拟经济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使虚拟经济产生很大的波动。在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对于交易价格的变化都会起到严重的影响，是价格和价值之间出现偏差，对于实体经济中的活动产生很大的偏差，使实体经济的各种经济活动受到一定的影响。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具体的发展模式是不同的，在实际的经济市场当中，资金的具体利用效率就会变得很低，具体的市场活动也会发展的比较缓慢，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直接影响。当实体经济的发展比虚拟经济慢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出现经济泡沫现象，使虚拟经济面临发展危机，而实体经济也会遇到更大的困境。针对周期性的波动来说，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最普遍的状态就是失调状态。
三、会计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的传导作用
(一)会计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互动当中的传导作用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具体的投资的过程中，企业要进行全面的评估，就要对投资对象的价值提前进行评估，随后才能进行有效的投资。在这个过程中，会计会提供出具体的投资信息，对会计信息进行披露和采用，使信息的获取可以做到多渠道和多来源，而得到的具体信息也要做到具备一定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以及经济性，与此同时，利用会计准则，对跨级目标进行准确的定位，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要将会计的支持作用充分的展示出来。在披露跨级信息的过程中，会计的主要作用，就是向企业提供主体财务信息，是投资决策者可以活动具体的决策信息，在这个过程中，虚拟信息符号定价的基础性信息。总之，会计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的传导作用，其主要的体现就是对企业的偿还能力企业债权等进行准确的评估，可以提供基础性的信息，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过程中，会计的主要的作用就是信号传导。无论是对虚拟经济还是对实体经济进行投资，都需要投资对象进行全面的价值评估，会计在这个过程中的责任非常重大，需要提供相关的投资信息。当前针对投资者的投资信息的来源和渠道，具有很大的多样性，而在这些渠道中，最可靠和稳定的就是来自会计的信息披露，针对具体的跨级准则，对于会计的目标进行了准确的定位，在经济运行中，对于跨级的支持作用进行强调。企业通过会计，获取有关虚拟经济主体和实际经济主体的相关的信息，这样一来，企业才会针对现实的情况，根据会计提供您的实体经济的信息，来选择虚拟经济的具体的符号，这是非常基础的信息，将会计这项功能进行充分的应用，可以将股票价值和会计信息之间的关系进行有效地梳理。
(二)会计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的传导流程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主要经济体系中，具有比较明显的互动流程，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信息传导当中可以具体的体现出来。针对当目前的市场价格的具体的变动，市场价格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所影响，这样一来，市场价格就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处在波动之中。可以利用会计确认或者会计报表的主要方式，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主要的变化情况进行有效的结合，将企业中各种权益变化充分的反映出来。会计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中的传导流程当中，这个过程主要就是通过微观经济的运行，对宏观经济产生变化的具体过程，利用企业的财务信息，可以将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有效的调整。在企业具体的会计报表当中，主要披露的是市场价格，针对市场主体，可以将企业和相关的预期收入进行有效的调整，使国家投资和融资决策以及市场价格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完成具体的互动环节时，针对下一个因果循环，可以自动的进入，确认和计量会计信息披露，在财务报表当中将循环的变化进行有效的传导，由具体的财务报表进行再一次的披露，从而就开始另一个投资和融资发生变动。
(三)利用会计传导将风险进行规避对经济体制的风险进行有效的避免，将会计信息的传导功能进行有效的控制，在这个过程中，信息的生成和信息的反馈特别重要。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二者之间具有很大的关系，将会计信息在两种经济体制之间的局限性和特点进行展现。市场的具体价格会受到各种因素的有效的影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针对会计的计量计算，主要就是对市场价格进行依赖，其主要的成本、价值等都要对市场价格进行依赖。而政府机构对于商品的价格会进行有效的干预，这就说明市场定价具有一定的失允性，利用会计信息，这个时候很难将企业的投资价值反映出来，在跨级信息中会呈现一定的风险，在两种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进行传导。针对当前的财务跨级信息记录，要使会计信息的及时性得到有效的保障，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就要进行有效的分段假设，如果具体的公式信和报表的信息进行比较，稍晚一些，当具体的信息被公示之后，决策和需求之间会产生很大的矛盾，对于市场的价格会产生很大的波动，因为会计信息和实际的市场信息会产生很大的偏差，这就需要具体的投资人员或者财务人员，要将信息生成的方式进行改进，对于财务会计的信息要准时完成，对于市场的情况也要不断进行分析，针对财务的个体因素的影响要进行减少，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当中，这对会计信息进行科学的选择。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我国当前的发展模式主要就是实体经济为主，虚拟经济为辅，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将会变得更加虚拟化，而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桥梁就是会计，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要将会计的作用进行充分的应用，是二者实现有效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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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宏观金融效率 现状 评价指标 定量分析
一、国内外学者对金融效率研究的基本状况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对经济效率的研究比较早，并且研究分析较为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富，而对金融效率的研究相对较少。对金融效率的关注源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金融发展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研究的重点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经过短短30年的演进，金融发展理论形成了三个有代表性的成果：一是1973年的麦金农・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学术界简称为“金融深化论”；二是20世纪90年代赫尔曼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论”；三是20世纪90年代末由中国学者提出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前两种理论对“金融效率”没有提出明确的概念，而中国的学者则对“金融效率”提出了明确的界定。
关于“金融效率”的内涵国内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王广谦（1997）认为，金融效率是指金融运作的能力；杨德勇（1999）认为，金融效率是指一国金融整体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所发挥的效率，即把金融要素（人力、物力、各类金融资产的存量和流量）的投入与国民经济运行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王振山（2000）、李木祥、钟子明、冯宗茂（2004）认为，金融效率就是资金融通的效率；白钦先（2000）认为，金融效率为金融资源在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以及金融系统的内部系统之间配置的协调度；郑旭（2005）认为，金融效率就是金融资源（货币和货币资本）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二、金融效率内涵的认识和分析
我们认为，金融体系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金融效率也包含丰富的内容，所以在实证研究中，国内学者对金融效率涵义的不同理解是无可非议的，对金融效率作不同的分解、分成不同的层次来研究是完全必要的。由于我国学者对于金融效率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对金融效率这个概念还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考察，我们认为：金融效率是指资金融通和运用的效率。我们把金融效率划分为“宏观金融效率”和“微观金融效率”两个层次。宏观金融效率是指金融体系资金融通状况对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促进效率；微观金融效率是指资金在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融通和运用效率。这也就是本文主张的基本内涵。按照这一思路，宏观金融效率主要包括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微观金融效率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企业的融资效率。本文将重点对国内宏观金融效率的现状进行分析和研究。
三、数据采集的相关说明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银行贷款和发行股票是企业融资的两个重要途径，图1对比了这两种渠道的比重。从1991年到2008年，除了2000年外，通过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占比都在20%以下，说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还存在一个艰难的旅程，而通过银行贷款筹集的资金在80%以上，客观说明银行贷款是国内企业尤为重要的融资渠道。鉴于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绝对优势，在下面的分析中所用到的数据将主要以银行的数据为主。
四、宏观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金融效率的基本内涵，我们认为宏观金融效率的评价指标应该包括融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存贷比、新增贷款生产率。鉴于宏观经济学上也有这样的概念和指标，本文以下将宏观经济学上的储蓄率、投资率称为国民储蓄率、国民投资率。为了明确两者之间的区别，我们作一下说明。
1、融资率。等于新增存款/GDP，它综合反映金融体系的资金（储蓄）动员能力，表明GDP中通过金融机构转化为储蓄资金的比例。
2、储蓄投资转化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中来源于贷款的资金/存款增加额，该指标用于近似反映整个金融体系的储蓄转化为生产领域投资的效率。
3、存贷比。等于贷款额/存款额，反映间接融资渠道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与上一个指标相比，这个指标从总体反映银行体系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
4、新增贷款生产率。等于新增GDP/新增贷款，这个指标反映每新增一个单位的贷款带来多少单位的GDP增量，反映新增贷款的生产能力。
5、私营企业获贷比。等于私营企业所获贷款额/贷款总额，它反映了在银行体系的贷款中有多大的比例流向私营企业。
以上几个指标的选取与资金的流向是一致的，分别与资金的筹集、资金的使用、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资金的流向相对应。通过量化的指标可以对宏观金融效率的现状有直观的认识，以下是我们对这些指标的考察和分析。
五、我国宏观金融效率的分析与考察
1、储蓄投资转化率。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的计算，在1991―2008年共18年间，融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存贷比、新增贷款生产率、国民储蓄率的均值分别为20.42%、37.94%、85.66%、102.35%、42.6%，前四个指标的变化趋势则如图2所示。
（1）融资率的经济意义是一个单位的GDP中有多少单位转化为金融机构资金来源（存款），均值为20.42%的融资率意味着一个单位的GDP中有0.2042单位的GDP成为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在趋势图上，金融机构的融资率表现为在20%上下波动。与国民储蓄率的均值42.6%相比，金融机构的融资率为20.42%，表明国民储蓄中有一半是以金融机构的负债形式存在。
金融机构的一个最基本功能就是促使资金从资金供给方向需求方流动，使国民经济的运行顺畅进行，金融机构的储蓄投资转化率和存贷比是反映这一功能的指标。
（2）金融机构的储蓄投资转化率的经济意义是指每一单位的新增存款转化为多少单位的资本。资本是实体经济运行的基础，统计上包括固定资产和存货的投资，金融机构融资来的储蓄只有转化为资本，进入生产领域运行才能带来价值的增值。从图2看，该指标以37.94%为均值上下波动的变动趋势，而且其波峰和波谷与融资率恰好相反，表明每一新增的存款中，有0.3794单位转化为资本进入生产领域。
（3）存贷比的经济意义是每一单位的存款放贷出多少单位的贷款，均值为85.66%意味着一个单位的存款中放出了0.8566个单位的贷款。从经营的角度看，一元的存款最多只能贷出一元，即存贷比最多只能是100%；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应该不超过75%，因此85.66%的均值意味着存在风险。再从图2看，该指标变化很大，从1991年的近120%下降到2008年的65%左右，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表明银行的贷款在相对下降，沉淀在银行体系的资金逐渐增加，这对于经济运行来说是一种严重的资金浪费，对金融机构来说是效率的降低。
如果我们把以上三个指标联系起来看：一个单位的GDP中，有0.426单位转化为国民储蓄，其中有0.2042单位通过金融机构转化为储蓄（存款）；在一个单位新增的存款中，有0.3794单位的存款转化为了资本，从而进入生产领域，因此通过金融机构这一途径进入生产领域的资本是0.078单位。
（4）新增贷款生产率的经济意义是每单位新增贷款能带来多少单位新增GDP，该指标反映了贷款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该指标均值为102.35%，即一单位的新增贷款能带来1.0235单位的新增GDP。相对于以上三个指标，新增贷款生产率大起大落，最高时超过了180%，最低时接近40%，但波动的幅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窄，总体的趋势与存贷比相似，呈下降的趋势。该指标九十年代的大幅波动反映出这个时期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随着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增强，其波动幅度逐渐变窄，也意味着新增贷款的生产能力趋于稳定；其下降的趋势反映新增贷款的生产能力下降。
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国民储蓄率已经超过了50%，而金融机构的融资率一直徘徊在20%上下，说明更多的资金是从非金融的渠道流向投资，反映了金融机构筹资效率的相对下降。金融机构的储蓄投资转化率的均值为37.94%，说明通过金融机构渠道进入实体经济生产领域的资金并不高。2008年65%左右的存贷比表明相当数量的资金滞留在银行系统，这与实际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经济主体缺乏资金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说明通过金融机构融通的渠道不通畅；新增贷款生产率趋于下降反映贷款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下降。这些指标表明金融的储蓄投资转化率低，从而反映出我国较低的宏观金融效率。
2、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调节应该使资金流向效率高的行业和企业。私营企业是活跃的市场主体，运行效率高，因此应该获得与贡献度相当的资金支持，这也体现了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为此本文提出私营企业获贷比指标是考察宏观金融效率的重要方面。
截至2008年末，企业法人单位495.9万个，其中私营企业359.6万个，占比72.5%；全国第二、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额为207.8万亿元，私营企业资产总额25.7万亿元，占比12.3%；全国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190.3万个，私营企业145.7万个，占76.6%，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私营企业占44.4%。
我们从表1的有关数据来看，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五种企业类型在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总计、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和全部从业人员人数这六个指标的合计占85%以上，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居绝对优势；在七个指标中，除了资产总计外，私营企业的其余指标都位居第一。以上的数据表明，工业私营企业的经营效率相对于其他类型企业来说是较高的，同时还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对社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我们从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来看，并不理想。根据前面的提议，私营企业获贷比的经济意义意味着每一单位贷款总额中有多少比例流向私营企业。图3是2001―2008年私营企业的获贷比例，该指标呈上升趋势，比重最高的2008年私营企业获贷比仅为1.39%，数据充分说明一个单位贷款只有0.0139单位贷款流向了私营企业，这一比重不仅在贷款总额中可谓微乎其微，而且与私营企业的社会贡献极不相称。
以上分析表明，经济效益好、运行效率高的私营企业并没有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私营企业所获得的资金支持与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对等的。私营企业获贷比例低也充分揭示了私营企业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融资难”的本质问题，融资难进一步制约了私营经济的发展，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国宏观层面金融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不高。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尝试性地构建了宏观金融效率的评价指标，目的在于对我国宏观金融效率的现状进行客观的定性和定量评估，以便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解决问题。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从金融的储蓄投资转化率还是从金融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来看，都反映出我国宏观金融效率低下的基本现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宏观金融效率的低下必然直接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这对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是极为不利的。为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对宏观金融效率的分析和研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宏观金融效率的评估指标体系，进行实时跟踪、监测和研究，及时为国家宏观经济决策提供可靠的决策信息。
第二，我国是世界上高储蓄率的国家，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是我们面临的现实课题。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将面临着长期而艰难的考验，把希望寄托于国外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投资―出口―消费”三架马车中，选择投资拉动也仅仅是权宜之计，消费拉动内需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重要途径。当然，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并非是单边战略措施，它必须与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就业制度等多项改革整体配套，协调推进。
第三，我国私营企业的发展逐步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对社会贡献率逐年提高，但是多年来的政策、制度设计成为私营企业健康发展的软肋，虽然多年来中小企业融资难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可是本质性问题仍未解决。因此，从社会贡献大小的角度来设计金融资源的配置政策、制度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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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供给和需求格局，具有一个“两低”的特征。
从供给一端讲，就是以低成本劳动为主体的要素价格较低，不仅劳动工资水平较低，土地、生态环保补偿，以及其它的自然资源，价格均较低。从需求一端讲，国内需求由于城乡居民购买能力较低，需求层次长期难以提升，服务业难以发展；而从国外需求讲，则以纺织服装、鞋、组装加工电气机械产品等的出口为主。现在我们则能看到，这种状况正在出现根本性的变化，这就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
“豆芽菜”经济
“两低”格局曾经一度给中国创造了发展机遇，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中国制造的世界影响。1997～2007年的10年间，中国商品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20.8％，大大快于同期世界贸易增长，也大大高于我国同期GDP增长。
然而这种状况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它逐渐导致国内出现了长期累积的结构性矛盾。劳动所得占GDP比重长期较低，且持续下降，导致国内消费低迷，缺少对于经济增长的足够推动。资本所得占GDP比重长期较高，加之出口增长较快，导致中国经济形成了主要以投资和出口推动的“跛脚鸭”式的增长格局。同时企业缺少较强的外部约束，以及在长期的低层次需求激励情况下，长期陷于粗放增长而难以自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情景就是，中国经济长期处于“跑量”增长状况之中。GDP虽然增长较快，但能源原材料消耗也迅猛增长，生态环境付出了很大代价，产业结构长期缺少应有的优化提升，近几年则出现了重化工业过快增长问题。
而我们又取得了哪些回报呢?其中一个回报就是那些贬值压力巨大的巨额外汇储备，而为此我们付出了洁净的空气和水，以及农民工的健康等巨大代价。
处于长三角的浙江工业目前的状况，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2003年特别是2004年3月以来，浙江工业增长速度，持续居于全国各省市的第11位以下，且多半时候是居于全国第20位以下。这并不是浙江企业出现颓势，而是因为省内低层次产业已处于充分竞争状态，一些企业纷纷向回报更高的省外传统产业投资，从而导致省内制造业“失血”。
根据研究测算，浙江自2001年以来，以全国平均水平衡量，工业固定资产起码少增长了1500亿元，相当于浙江目前工业固定资产净值的1/5多。如绍兴有一家轻纺企业，在河北投资30多亿元创办钢铁厂。年产量已达250万吨，成为当地最大的民营企业。这对于企业来说是无可指责的，是浙江人对于全国经济的贡献，浙江为此而骄傲。然而对于浙江来说，则不仅产业结构优化提升缓慢的痼疾长期难以缓解，又产生了省内工业增长速度持续较低的新问题。
可以说，浙江经济有点类似于“豆芽菜”。豆芽菜迎着光线的方向迅速生长，短时间内就长得很高，但根基不扎实，又细又长，大风一起就会东摇西摆。而浙江的制造业，包括浙江人投资的制造业，迎着国内外的低层次需求快速增长，整个的规模虽然很大，但附加价值较低，工艺技术水平较低，抵御风险能力较弱。
而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低收入群体生活状况改善不大，大量农民工的生存状况缺少应有的改善，滋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因为一些企业的钱来得容易，在我们这个还不太富的国家里，出现了未富先奢、投机盛行等不良风气。
转折性变化的出现
2008年将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分水岭。做出这个判断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低成本劳动和低层次需求为主体的供需结构，正在发生转折性的变化。
首先是劳动供给出现相对短缺的重大转折。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就业数据，中国的就业增长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在2008年达到相等之后，将出现年度新增就业人数高于年度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状况。虽然由于存在着历年积累的剩余劳动，劳动的总量短缺将延迟几年出现，但由于新增就业需求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因此从2009年开始，将出现青壮年劳动力的相对供给短缺。
浙江各地对于劳动力短缺早有深刻感受。湖州织里的缝纫工，早在三五年前，每逢春节后，就会出现512难求局面。前些天笔者去一家房地产公司调研，老总说现在最头疼的是找不到民工，再如杭州城里保姆长期难找，这些都是生活成本上升后，劳动力出现短缺的重要征兆。
近年来，浙江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增长的减缓，是对劳动力短缺的一个反应。2004年一季度，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同比增长15.6％，此后逐年减少，而2008年一季度则同比仅增长3.6％。
其次是商品出口出现重大转折。影响中国商品出口增长的因素较多，但其中商品出口增长空间缩小和出口成本“恢复性”上涨是其中的主要因素。
根据WTO公布的数据，中国2007年商品出口总额为1218亿美元，已占世界出口商品的9.0％，超过美国，以低于德国109亿美元，列世界第二。从这一状况看，不管今后世界商品贸易形势如何变化，对中国来说，都存在着商品出口增长空间有限的问题。假如再持续保持高达2位数的商品出口增长，就会大大挤压其他国家的商品出口，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严重的双边和多边贸易摩擦，所以商品出口增长的市场环境将越来越不利于中国。
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价格，总的也将是一个较快的恢复性上涨的趋势，如原材料价格、劳动工资、其它要素价格的恢复性上涨，以及美元贬值等。中国海关公布的第一季度主要出口商品数据显示，在数据完整的28种出口商品中，出口金额增长快于出口数量增长的商品有18种。十分明显，中国商品出口将出现“高级化”的重大转变。
再次是宏观经济结构将出现优化的重大转折。
在劳动力相对短缺情况下，劳动收入将能够获得恢复性增长，从而劳动所得占GDP比重将有机会恢复上涨、资本所得占GDP比重将出现回归。由于劳动收入相对于财产收入具有更大的消费倾向，因此消费比重必将随之而较快提高。同时由于资本利润占GDF比重减少，如果储蓄率不变，则投资比重亦将随之下降。在这一格局下，中国经济长期来未能解决的消费增长较慢、投资增长过快，消费比重较低、积累比重过高的顽症，将发生积极的逆转。
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经济的增长格局将出现根本性转变。
其一，企业高利润率、劳动受挤压的时期行将结束。随着分配天平向劳动者回归，短期内既相对降低企业利润率，也相对降低其利润增长速度，同时还意味着资本所得占GDP比重的下降。与此同时，企业所得税这一块
的财政收入增长将相应放慢。这10余年来，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双双超高增长，相当程度是挤压了劳动收入增长实现的，因此并不能认为这就是高的经济效益导致的。而在这以后，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相对较低增长，也不能认为这是效益下降了，关键还是得看宏观经济的整体状况。
其二，经济增长格局向内需主导的型式转变。当劳动出现短缺，同时其它主要经济变量也随之发生变化的时候，将会促使中国经济增长格局由外需主导向内需主导的格局转变。企业由于劳动等要素“挤压”力度加大，就会强化技术进步、注重管理、优化营销；同时由于消费“拉动”力度增长，从而不仅将消除成本增长的负面影响，还会加快推动一部分优势企业脱颖而出。进一步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国民经济终于有望从根本上转变以往不合理的增长方式。
其三，产业结构优化提升加速。制造业结构将加快优化提升，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加快提高，制造业的较高档次产品需求将增加，从而加快制造业结构优势提升；服务业发展将加快，在收入增长加快情况下，城乡居民就有可能把更多的钱投向劳务需求，同时在经济规模扩大和进一步充分竞争情况下，生产业亦将加快。
其四，宏观经济更加坚实。虽然短期看，企业可用资金减少，从而减少投资，放慢资本扩张和产能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工资增长加快，消费增长加快，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正确解读转折期的适应性困难
当前虽然也遇到了一些企业销售增长放慢、利润增长速度降低，少数企业甚至出现了财务状况恶化的局面，但当前的微观经济问题主要是企业在国民经济主要变量出现转折性变化之后，遇到的适应性困难，这确实应该引起关注，因为如果应对不当，有可能危及今后长期的稳定健康增长。
首先，当前企业困难是局部的。从今年1至5月份浙江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虽然亏损企业数比上年同期提高18.3％，利润增长幅度下滑也很大，但利润总计仍比上年同期增长14.1％，以平常心看，这也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增长率了。进一步看，浙江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亏损比例并没有较大上升。去年1至5月份有18.0％的企业亏损，今年则是19.6％，仅上升了1.6个百分点，亏损企业并没有出现那种蔓延式的增长，与浙江比较困难的1990年相比，目前的日子还是不错的。总体而言，浙江的微观经济仍是比较坚实的。
其次，当前企业困难是短暂的。特别是一些摊子铺得较大、长期流动性较差的企业尤其困难。这实际上也是隐性问题的显性化，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今年1～5月份浙江制造业利润增长，在34个行业中，利润增长高于平均数14.1％的有20个行业。正常情况应该是高于和低于平均数的是一半对一半，现在的情况就表明是一种典型的两极分化，多数行业财务状况都比较好。
根本上，要促进企业积极实施“四个转变”。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是企业转型，而现在由于外部激励和约束条件都在发生变化，因此在不利于少数企业生产经营的同时，也有利于加快多数企业的转变，包括促进增长动力由以低成本劳动支撑为主向技术进步支撑为主转变，产品结构由低层次产品为主向中高档和高附加价值产品转变，贸易结构由出口增长为主向国内和国际贸易并重增长转变，企业资本运行由大量外投、向重新回归主业转变。
确立有支撑的新信心
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加紧确立转折期的新的信心问题。对于实体经济来说，确立信心是确保投资和企业营销稳步增长的关键。且这一信心与以往简单地追求数量型增长具有本质区别，是在强化激励和约束，优化企业行为前提之下的新的信心。
对于虚拟经济来说，这种信心就显得更为重要。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浙江的“豆芽菜”型经济虽然基础不够坚实，但豆芽菜通常都是很有韧性的。
首先，要确立当前宏观格局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共识。政府应加强调查研究，向企业提供全面的、积极的信息，从不利的局面中寻找有利的机遇，化压力为动力，采取有力措施应对当前形势。帮助企业解决问题时，也应该避免以往对企业过分“关爱”的做法，利用当前转型期的困难，坚决淘汰一部分污染严重、技术落后、管理混乱、财务严重恶化的企业。
其次是正确理解中央宏观调控的决心。中央政府已清楚认识到了当前的企业情况，将会有针对性地做到区别对待，有保有压。而且应该注意到，一些重要报告的措辞，已经发生相当微妙的变化。
[关键词] 产业政策实施保障机制 产业政策实施机制 产业政策
一、产业政策的考究
法学界公认，美国于1890年制定的《谢尔曼法》是世界第一部由国家保障实施的现代反垄断法。《谢尔曼法》的制定和实施,大大缓解了美国因长期的完全自由放任政策所导致的经济秩序危机,它是西方早期最有影响的产业组织政策的缩影。中国的产业政策实践堪称源远流长。由于我国封建时代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政府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工农业生产进行干预,政府行为成为影响封建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马克思甚至提到:“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的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的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而产业政策概念在我国的正式启用是在20世纪80年代。譬如，1986年“产业政策”一词正式出现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中；1989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政策――《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这标志着我国开始了产业政策的实践；1994年3月，国务院又颁布了《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标志着我国已开始建立以产业政策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体系；之后相继制订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水利产业政策》、《当前国家鼓励发展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等产业政策，基本形成了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等在内的、较为完整的一个政策体系。
综上，产业政策的本质是国家对产业经济活动的主动干预，它的产生及演化与国家的干预思想是相辅相成的，其间尤其要注意的是对它科学合理的界定及功能的理解。
二、当前我国产业政策实施机制的困境剖析
从市场经济体制与产业政策的关系考察，可以发现，我国现行产业政策在实施内容、实施目标、实施手段、影响因素等方面存在问题：
1.从产业政策的实施内容来看，产业政策与计划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交叉
目前的计划既管总量，承担着稳定宏观经济的任务，又管部分产业投资建设,承担着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任务。例如,我国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产业政策中应当对其给予重点支持,但是这些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同时也是国家计划管理的范围,国家所能掌握的手段,如直接投资、计划内信贷等如果已经在计划中,自然也就没有能力来深化产业政策的实施，因此必然面临着这两种手段的良性互动问题。
2.从产业政策的实施目标来看，产业政策目标与实施政策的手段脱节
传统理论认为，产业政策手段只是政策制定者(中央政府)和贯彻者(主管部门)所掌握的工具，这是必须摒弃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施产业政策中存在着多元主体，其各自利益目标通过协调渗透到产业政策目标中去，从而使每个主体都可能运用自身所拥有的一切手段，通过一定的产业政策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而这些多元主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仍没有从旧体制行政领导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因而它参与实施产业政策的手段就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从而导致产业政策目标与实施手段相脱节。
3.从产业政策的实施手段来看，过多地依靠增量调整，而存量调整的力度远远不够
由于资产存量调整力度远远不够，我国目前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增加投资来获取一定推动力的方式，以求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这非但不能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相反，却容易陷入低效率恶性循环的怪圈。
4.从产业政策的影响因素来看，当前对国际因素的影响及地区间经济关系的处理重视不够
我国虽然在沿海地带初步建立起外向型经济的基础,但从产业政策来看,尚未把外向型经济发展和利用国际产业结构变动机遇提高到战略高度上来,与此相关的是区域经济关系的处理,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与中西部地区拉开了差距。现行产业政策,在促进区域经济分工、发挥比较优势、共同发展方面作用乏力,致使区域间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地区间产业结构雷同、地方封锁等,既不利于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也不利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综上，我国目前产业政策上的问题来源于我国的二元经济体制：产业政策的实施缺乏有效的微观基础；地方利益格局的形成给产业政策的实施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扭曲的价格体系对产业政策的实施起着消极作用，基础产业与加工工业产品比价严重不合理，从而诱导地方和企业盲目发展加工业，使基础产业瓶颈作用加剧；宏观调控机制乏力。
三、我国产业政策实施机制困境的克服路径
针对当前我国产业政策实施的困境，其克服路径的完善应当从产业政策实施机制的理念、统一的产业政策体系、产业政策实施保障机制、产业政策法律法规体系等四个方面展开：
1.产业政策实施机制的理念更新
要真正保证产业政策实施机制完善的实现，必须实现产业政策实施机制的理念更新。具体包括如下内容：(1)在产业政策的制定环节中借助动态比较利益方法。用动态比较利益方法来制定产业政策具有较强的效用。我国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一方面通过动态的比较利益方法的运用可以提高产业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是适用性；另一方面，可以结合我国的资金、技术资源、人力资源等条件，着眼于未来，以适应国际产业加速转换的要求。(2)在产业政策实施机制的各个环节中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注重分区域、分阶段的理念。加入WTO后，我国的市场将会对世界各国更加开放，一些有关国计民生或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产业部门将面临严峻考验，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政策对于我国的产业安全与持续发展至关重要。(3)在产业政策实施机制中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产业政策实现。市场机制的运用对产业政策实施机制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国实施产业政策必须与利用市场机制相结合，而且只能是为了弥补市场缺陷。今后为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产业政策实现，国家应加速经济立法。尤其是应尽快制定产业振兴法，结合竞争法的适用，打破市场割据，建立健全统一的市场体系。
2.构建完善统一的产业政策体系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大难题是结构性问题，而合理的产业结构是我国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个有力的支撑点，因此，应该把以产业结构为其重要内容的产业政策放在中心地位。具体包括：
(1)产业结构政策方面；目前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依靠切实可行的产业政策，大力充实基础产业，积极振兴支柱产业，重点发展先导产业。国家有必要对基础产业实行倾斜政策，制定基础产业专项计划，建立和完善投资体系，进一步理顺价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扩大利用外资规模与领域，积极鼓励和引导各种生产要素向基础产业部门流动。(2)产业组织政策方面；要求新体制下的产业组织政策不仅要从外部规范市场结构与市场行为，而且要较直接地作用于企业，在不损害企业效率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企业兼并、合并和发展企业集团等形式，推进企业结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产业组织变动的合理性与高效性。(3)产业技术政策方面；把产业技术政策提高到其应有的高度。(4)产业布局政策方面；国际经济大循环客观上要求我国在内地、沿海地区和国际市场三者之间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循环圈。(5)产业政策手段方面。在产业政策目标的实施过程中，多元主体的协调是产业政策形成与实施的基础，那么产业政策手段就不仅仅由政府所操纵，因为每一个行为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目标时，都要借助于一定的手段或工具，企业和劳动者个人都是如此。在新的产业政策模式中，这些行为主体的利益通过协调渗透在产业政策目标中，也就是说，它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目标的同时，实现共同的产业政策目标。
总之，产业政策由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四部分构成。当然，这个体系不是静态的、封闭的，而是动态的、开放的，可以根据发展的需要而包括新的内容。同时，产业政策在各国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并根据各自经济的实际情况而不断进行调整。
3.建立健全产业政策实施保障机制
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然而，许多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因此，应当建立信息传递保障机制和政策监督机制来保证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
(1)建立健全产业政策信息传递保障机制。产业政策信息传递保障机制是以防止信息传导失真为目标的组织的行为和信息在组织内部的传导。要克服信息传递中的环节疏漏，提高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也可从三方面建立健全产业政策信息传递保障机制：①将产业政策的实施节奏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尽快提高地方和部门管理经济的水平、推进企业的自主健康有序发展，通过营造产业政策实施的微观经济基础，使政策执行主体充分发挥恰当作用，接收主体能够有效响应政策导向。②在推行产业政策过程中，当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质量和产业国际竞争力时，就要采取非常明确的调控手段，加大政府的协调、指导和督查等工作力度，保持产业政策的贯彻实施。③在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产业政策的实施与政府职能的互动，即在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不适应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时,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的机构设置、工作方式、管理方法适应发展形势的需要，通过高效率的政府工作为产业政策的实施创造条件。
(2)建立健全产业政策监督保障机制。建立健全产业政策监督保障机制应当明确以下问题：①以国家权力机关为监督主体的产业政策监督保障机制；国家的政治制度不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形式也不同。但是，产业政策监督保障机制中国家权力机关的支持是必须的。②以各级政府为监督主体的产业政策监督保障机制。经济管理是各国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我国的实际情况看，过去和现在政府直接承担的经济管理内容大大超出了应有的范围，管理职能部门太多，机构过于庞大，这相对淡化了政府应当承担的监督职能。从功能上讲，政府对产业政策实施的监督有时间区别，并且由此而引发出不同的监督手段和效果。这种时间上的差别又主要表现在政府产业政策监督手段的具体运用与监督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上。
4.构建完备的产业政策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管理活动中越来越重视利用产业政策，并且其法律化程度也在逐步提高，这对调整我国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组织素质和产业技术水平，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了多方面的积极作用。有人认为，最近二十多年来我国推行的产业政策的数量和涉及领域，远远超过以产业政策著称的日本。当然，如前所言，产业政策的法律调整和法治化的效果只是就其应然状态而言的，能否及在多大程度上收到这种效果还要取决于法律规定是否完善。就我国2002年通过的《中小企业促进法》来说，它是我国产业政策法中少有的高层次立法，其基本内容也是较为合理与有效的。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理应在遵守WTO基本规则的前提下保护民族产业，提高产业竞争力，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靠企业自身的力量来改变在国际分工和贸易利益中的不利地位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要在充分发挥市场功能的同时，积极利用政府的力量引导企业行为，通过实施产业政策，并使其上升为法律，加快产业政策的立法，用法律来保障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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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295
发达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29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遭受了经济金融危机的打击，金融业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因此，大萧条过后，美国便率先加强了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管制，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盛行，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金融业方面，各国政府普遍认为过度竞争是导致金融业倒闭的主要原因，于是纷纷强化对金融业的监督控制，试图消除金融存在的不稳定因素，维护金融长期稳健运行。例如：美国在1935年、1966年先后将Q条例（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适用范围扩展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险的非会员银行；对银行投资证券、新银行的开设都做了限制；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管理与监督。这些措施促进了战后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但也使金融部门由于过分管制而失去了活力。于是各主要发达国家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金融自由化改革，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达到。
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制度大都是在战后建立的。由于生产力落后的一致性规定了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制度具有经济货币化程度低下、金融体系欠发达、金融资源极为有限的特点。另一方面，政治上取得独立的新兴国家，在当时的发展经济理论的影响下，把工业化看成减少进口，减轻外汇约束并积极扩大外汇储蓄，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必由之路。政府为了把稀缺的资本导向工业部门，除了减免税收外，对货币金融系统进行了严格管制。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建立起以抑制为特征的货币金融制度。这种制度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初期集中利用国内储蓄资源、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发挥过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进口替展战略的实施。但是，政府信贷配给金融资源也导致投资效率低下，效率高的小企业和私营经济部门无法得到资金，只能从地下市场以较高的利率获取资金，或进行内源融资。汇率实行严格管制，造成对本币的高估，抑制了出口，影响国外资本的利用。因此，抑制型金融体系妨碍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改变政府干预的内向型发展模式，实施金融探化发展战略成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环节。
金融自由化动因的国际比较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各主要工业国家的GDP平均增速为7%-10%。因此，较之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主要是为了解决市场深化进程中出现的金融结构与金融管理体制的矛盾与冲突，即以金融创新为特点，本质是市场深化进程中的金融重构。
发展中国家推行金融深化发展战略之前，普遍存在金融抑制，如低汇率、低利率、信贷配给、贸易保护等。在其经济发展的初期，“金融压抑”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它能使政府有效地控制资源配置，为经济起飞创造条件。但随着经济发展的加快和市场体制的日益健全，其弊端则越来越明显，其中最大的弊端就是金融机构的效益得不到提高，从而限制了金融部门的发展，对经济起飞构成了“瓶颈”。因此，它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实施金融自由化的目标有别于发达国家。它是为了调动国内私人储蓄，增加金融储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保证投资更有效以及通过更多的金融储蓄减少对财政储蓄、外援和通货膨胀的依赖。其本质是为了消除“金融抑制”，解决落后的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以解除金融抑制为特征。
金融自由化动力的国际比较
从金融自由化的动力来源看，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是其经济自由化发展的组成部分，源自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的推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与完善，金融业本身的市场化、自由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尤其是像美国这类具有完善市场条件的国家，金融自由化主要由市场力量推动，由微观经济主导，而不是政府主导。政府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的作用主要是进行法律法规的重建，为自由化提供制度支持。从金融微观主体角度看，动力来自竞争压力下的创新。在工业化国家，由于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升竞争力显得非常迫切，而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创新，创新就要突破已有的规则和束缚，获得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活跃的金融创新成为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动力。在金融创新发展过程中，政府在信贷和利率方面的控制程度越来越松，逐步解除了对金融机构的各种束缚，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同时也去积极应对创新带来的金融风险，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确保金融稳定。
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动力与发达国家有所区别，这类国家经济市场化程度低于发达国家，市场机制并不完善，金融自由化的动力来源外部竞争力和内部追求效率的需要。从外部力量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和金融一体化发展程度的加深，原来的金融管制难以达到有效配置金融资源、实现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目标，从而导致本国资本的外流和国内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从内部力量看，国内经济在市场化进程中要求金融部门更具有效率，金融部门市场化程度急需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大多是与经济市场化同步进行的，构成了经济市场化、自由化的一部分。这是与发达国家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自由化的根本不同。
金融自由化理论基础的国际比较
从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到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早期工业化国家奉行“国家干预主义”，在金融内部实施比较严格的管制制度。但是，经历约20年的较快发展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工业化国家出现经济衰退，经济发展陷入“滞涨”的泥潭。一些经济学者开始思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金融管制还是否有效成为人们新疑问。以弗里得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动在经济生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任何相机抉择策略的必要性并不那么明显，对经济的任何干预都有可能加剧，而不是缓和经济震荡。因此，在货币主义看来，国家最好不要干涉经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也持有类似观点。他们认为，西方社会的弊病是由于国家干预太多造成的，如果国家干预少一点，竞争就会进一步加大，垄断就会大大减少。如果国家用人为的方法（如管制、财政方法等）来干预资源配置，其结果必然是降低经济效率，提高产品价格，导致通货膨胀，使经济陷于不稳定之中。这些理论转变了人们对金融管制和货币政策应起什么作用的看法，对大萧条的重新估价直接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改革，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改革进程。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还受国际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理论的影响。由于经济一体化和国际金融自由化趋势的出现，使发展中国家政府和金融当局对金融系统的管制权有弱化的趋势。况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实行利率自由化的要求。而爱德华•肖与罗纳德•麦金农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又为发展中国家推行金融深化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肖与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实施金融深化战略，可以在本国资金市场上筹集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发展中国家也认识到金融抑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有必要放松金融管制，提高利率水平，促进储蓄向其他金融资产转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金融自由化成效的国际比较
西方国家金融自由化实践的动因源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金融自由化也给经济发展、金融深化带来了一系列正向效应，从而使金融自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虽然不同国家所采用的改革方式不同，但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比如英国、新西兰实行的是激进式的金融改革，而美国、日本等国却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但却异曲同工，这些国家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理解不透，实践中不能根据自身情况推进具体改革，以致改革没有取得成功。总的来看，虽然各国的情况各异，取得的效果各异，但都可以从中吸取不少经验教训，形成对我国的有益借鉴。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金融自由化实践中，尽管南锥体国家与亚洲国家和地区采取的方式不同，具体实施带来的结果也有很大差异，但金融自由化实践确实给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带来了许多新变化：利率自由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当面临国际投机攻击时，高利率客观上使得投机资本进行攻击的成本加大，不敢轻易进入，从而可以用于保护本国货币；外资金融机构进出自由后，竞争加剧，从而提高了国内金融机构的效率。金融自由化在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成效，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效应：破坏了经济的良性发展；金融市场无法良性运行；金融业的脆弱性加大。
结论与借鉴
首先，金融自由化是工具而非目的。金融自由化是克服由“二元”市场结构所导致的“金融抑制”的有效途径，单从金融自由化本身的功能而言，它也仅仅是一种工具或手段，而非金融体制改革的目的。转轨经济应着眼于服务实体经济推进金融改革，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是危险而脆弱的。如果在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把利率自由化、金融业务自由化等作为目标，而不管这些措施实施的条件、后果如何，必将导致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失败。
其次，金融自由化不是无条件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进程与经济市场化进程相统一，与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行为理性化和成熟化的进程相统一；同时，金融深化的速度安排还要综合考虑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时进行必要调整，发达国家的金融本身就比较自由化，对利率往往只有上下限的控制，放开较易。而发展中国家对利率多数存在严格控制，因此，从严格控制走向放松，绝非易事。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强劲，市场发育程度高，不怕同别国竞争。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较弱，如完全开放，很可能被它国投机者操纵市场，以致产生金融危机。
再次，金融自由化不是无序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不应排斥金融监管。事实证明，由于一些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加之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过于激进，因而造成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在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推行金融自由化在使金融体系多样化、竞争能力增强的同时，也给金融监管造成了负担过重等问题，金融监管体系的发展与完善跟不上金融自由化的速度，金融自由化往往会陷入无监管或监管漏洞很大的状态。
参考文献：
1.田超.金融自由化的负产出效应与收益函数分析—基于经济转轨国家的视角[J].当代财经，2005
关键词：利益；利益平衡；经济法
一、经济法的利益平衡
(一)经济法中的利益“平衡”
在不同领域．“平衡”的涵义是有所区别的．任法学中我们所追求的平衡是社会锌种利益的平衡，是当其发生冲突时．要对各种利益进行比较和选择．做用评价的活动。平衡作为一个法学范畴．较多地见丁法理学和民商法学的论著中。人们在阐述与法律的正文性和公平性有关的问题时．常常使用这个范畴在较少涉及公共权力和国家利益的私法领域．使川“平衡”范畴比较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因为私法所渊整的是一种既平等又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平衡”较之“正义”、“公平”等范畴更为具体和形象。而界于公法和私法之问的经济法来说．其调整主体中还包括管理与被管理的不平等主体关系．这样．引入利益平衡慨念似乎让人难以置信但是，笔者认为．经济法叶，的利益平衡是站在宏观角度．运用理性思维审视社会利益．尤其是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发展为核心的相对和谐、平衡的状态．这种状态要求通过各种利益的平衡达到闻家经济在运行的过程中快速、稳步前进的目的。
笔者认为应从两个方面认识经济法的“平衡”范畴第一．平衡是从理论角度出发，是对经济法律戈系主体的权利义务状态以及经济法捌整内容上的利益平衡即经济法律主体与同家之问、经济法主体相互之问权利、义务的平衡以及经济法对于宏观调整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平衡。等二，平衡主要从立法、司法和执法角度出发．认为经济法的利益平衡要落实到立法、司法和执法的全过程．可将利益平衡作为实现经济法最优状态的一种方法在立法领域．立法者可以通过综合的分析．平衡配置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若立法中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得不到合理、平衡的配置．难以通过法律的解释和通川达到平衡但父键是如何把握合理平衡配置权利义务的“度”．这是一个有待实践中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运作良好的法律状态(法律天系主体的权利义务状态)对于一个谋求公正、和潴的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法应是使事物合乎正义的一个中道的权衡．维持事物的平衡是法律的本质所在。平衡应是法律的最优化状态．也应是经济法的最优化状态．经济法对平衡的追随意义深远而重大。
(二)经济法利益平衡的意义
“利益平衡”范畴从私法领域进人经济法领域．并不是一个范畴借用的问题。利益平衡对经济法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经济法自身的发展及其对礼会进步、国家发展、个人利益得到满足的积极作用正是通过利益平衡得以实现的。
首先．经济法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运用利益平衡的理念．为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综合运用各种手段防止“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状态的出现．为每个订亍场竞争主体自由竞争以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提供了有力保障经济法对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经济法通过直接作用于个体的利益的过程．以促进个体利益的最大限度实现．以此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最优。同时．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与平衡也将促进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普遍化和持续化，最终达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双赢”局面．．其次．经济法的利益平衡在于它不是仅仅致力于经济利益成果最大化，还同时注重宏观经济利益、长远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福利、人文和自然环境的．人的自由和自身价值等诸多利益的平衡协调。在利益的语境中．经济法对利益的追求是通过对当前发展的合理调节与限制．保存和创造未来的发展空间与发展条件．既满足肖代人的需要，不对后代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使得个体利益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个体长远利益的最大化。
再次．经济法的制度设计中表现出对经济弱者具体人格的特殊倾向性保护．要求国家通过经济法律规范对不平等的收人和财产实行直接干预．利用社会财富的目标再分配和对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予以一-一定补偿或救济．以此平衡经济弱者与强者的利益分配．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经济法的利益平衡表现出经济法为了纠正社会不公而采取的种种积极措施或手段经济法通过对市场经济运行中礼会经济利益的平衡．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例如：在财政方面，罔家要加大对不发达地区、行业、群体的支持力度：在社会保障方面，建设更为有效和覆盖面广的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法律．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和谐等。
二、经济法的利益平衡点
(一)经济法利益平衡点的找寻就是一个利益平衡的过程
利益是人的需求及其满足．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源泉和动力而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在利益主体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必定出现利益矛盾甚至利益冲突．为了不让人类在无休止的利益抗衡中停滞不前．甚至毁灭．必将有外力对这种激烈的对抗状态进行悯整．委此重任的就是法律，法律的天然使命就是时各种冲突的利益进行协调和平衡对经济立法而言．经济立法必须兼颐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协调，经济法从建立之初就以平衡协渊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与社会整体利镒为己任，在权衡个人利益、阁家利益、社会利益的过程中成熟与发展。利益平衡在实质上反映了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公正和适当的分配．经济法的利益平衡也反映着其对个人、国家、社会权利、义务分配的适度性与合理性一而这种适度性与合理性的把握是经济法利益平衡面对的难题．怎样找寻分配利益的平衡点需要经济法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摸索。诚然．在法学领域找寻平衡点并非易事．但是．不能因其是难垦之地就放弃对它的研究与利刚．其对经济法乃至整个法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人们对利盗的不断追求是世界发展变化的动力．整个世界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经济法埘利益的凋整与平衡必须顺应这种不断的变化．其对利益的平衡必然处于动的状态．从宏观的角度出发．经济法利益平衡点也同样是一个动态的运动点的集合。经济法追求利益平衡的过程实质上足找寻利益平衡点的过程．．由于理想的平衡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对这种状况的不断追求就是经济法不断完善的过程。
(二)经济法：利益平衡表达
经济法是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价值取向．平衡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经济法对个人、国家、社会利益的平衡协调体现在其对市场自身调节和政府干预的适度性、合理性的配置上。其理论基础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正因为经济法是渊节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产物．其对利益平衡的追求最终可以落脚到对政府一市场平衡的追求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是当今世界各困讨论发展的核心问题．正确协凋、处理二者的关系是经济法利益平衡的前提和基础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历史就是人与稀缺资源之问的矛盾史。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导致了社会的尖锐对立．．为解决此矛盾衍生出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和手段．一种是以具仃强制力的政府为核心的命令型机制．另一种是平等主体自发交易而形成的市场机制。在决定经济体制运行模式的支配力量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选择十分复杂．
因为，两者各有其内在的机理和发生作用的方式，一般认为．政府与市场各自的必要性源自于对方的不足和缺陷．两者都未达到尽善尽美．所以．现实中两者需要结合使用实践证明．纯粹的市场经济和单纯的计‘划经济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政府与市场各有优劣．市场如果没有政府的保护和干预．提供基础性的秩序和公共设施．不可能独立发挥其资源配嚣的作用。但政府作为一种权力机制．又往往有扩大其功能的倾向．从而使市场机制受到伤害。这样．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形成了一个悖论幸运的是．现代市场经济冈家都已清楚认识到这一点，借助于自主、权威和稳定的法律机制，以完备的法律体系为基础．通过不同法律部门的共同作用．保障现实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经济法的利益平衡实质就是对自由市场的限制和政府干预的尺度的平衡．经济法用一个全新的、辨证的视角认知、构造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不拘泥于非此即彼的纠缠和争辩．而是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寻求适合的法律控制机制．试图兴政府之力、去权力之恶，有效地将两种资源配置手段结合起来．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经济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寻求平衡点．使国家之手和市场之手齐举并用．形成不同的协调状态。
经济法中利益平衡原则和机制总是针对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的。这是由于利益平衡作为平衡的范畴，它也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科技、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环境中，一定时期经济法中利益平衡在价值取向上相对来说有所侧重。尽管利益平衡在不同的经济法中表现不一．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它作为建构经济法律制度框架的一个重要原则和机制是毋庸质疑的。
三、利益平衡：经济法的价值目标
(一)经济法的公平、效率与平衡协调
法律的价值目标是社会价值系统中的子系统，一般包括公平、自由、平等、安全、效益和秩序等内容。笔者认为．对于经济法来说，利益平衡(平衡协调)相较于公平、效率、可持续发展等更被经济法所青睐，应是经济法价值的侧重点。经济法通过努力实现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经济秩序、经济安全的现实要求，其指导思想或者说价值日标之所在就是利益平衡，经济法的利益平衡这一法益目标对传统公平、效率价值具有冲击性。
1．经济法中的公平与效率价值。经济法一直致力于寻找公平与效率价值整合的适度性。对经济法来说．重视效率．发展经济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经济法的任务不仅仅是提高个别地区．个别主体的效率和财富，而更多关注的是社会整体财富的增加建立在不同公平、效率观上的法律及其所保障的公平．效率或追求公平、效率的取向是大相径庭的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公平、效率价值区别就很明显就民商法而言．其是以个人主义为指导、以抽象的人格平等为假设条件、以等价有偿为原则建立的公平、效率体系民商法效益着眼于增加个别交易的效率．提高其经济效能．强调保护交易主体对市场的充分利用。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是民商法的基本要求．认为无数个体交易的市场累积，就是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增进：个人利益的实现程度，就是民商法对效益价值的评价标准。而经济法效益则强调对社会总体效益的追求．它要求个人经济行为与社会总体经济发展合拍．认为个人利益的实现程度并不重要，倒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有特殊意义。通过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来实现对个别利益的一般保护民商法注重保护个人经济理性．而经济法则要实现社会经济理性。
民商法中的公平价值强调机会公平．在法律上规定按照统一无差别原则对待一切经济主体．给每个经济主体以同等待遇．它强调利益与负担分配在特定交易相关者之间的对称性。这种公平观承认市场主体起点的不平等的合理性：只要这种不平等不是市场外因素造成的。民商法对公平价值的评价所取的参照系总是个别化的．它总是通过具体分配过程中对社会公平的维护．而无法将泛化的非特定的不平等的评价纳人自己的评价体系本质上民商法公平是一种个人公平．其对社会的贫富差距、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不协调发展等问题无能为力。而经济法却赋予公平以更丰富的含义．对公平的关怀更趋实质，使其存经济生活中得以更有效的实现。
基于人道主义和社会福利的观念．经济法将结果公平引入到自己的价值取向中．在认同分配差距经济意义上的合理性的同时．更兼顾社会意义上的合理性．体现出法律不同于经济学的人文关怀特性。经济法还注重长远发展将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引入其价值取向，认为对同一代人来说．每个人都公平的、平等的享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都享有公平分配和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得为谋求私利而任意破坏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并且在当代人追求其自身合法利益时．不能对后代人的利益构成威胁。这尤其体现在资源分配和利用上的代际平衡．体现了当代人为后代人代为保管、保存地球资源的观念。
综上所述．经济法的公平、效率价值打破了传统民商法观念中的公平、价值取向。经济法以个别经济活动与社会总体经济的对比效果为参照系来评价公平、效率的实现，因此，经济法的公平、效率价值是对公平、效率价值的平衡协调．平衡协调的价值理念应是传统公平、效率价值在经济法价值中的提升。
2．平衡协调是对经济法公平、效率价值的提升公平、效率被认为是法的基本价值．对于经济法来说，其同样也是经济法追求的价值目标．但是．经济法所追求的价值是对二者的平衡协调，可以说经济法的平衡协调是传统公平、效率价值的升级．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新价值取向。
尽管公平一直被视为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但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中．利益的分配可能并不主要考虑公平的目标．而且公平是一种主观性非常强的标准．在某些情况下．以公平为目标进行利益分配时．可能很难取得共识，也很难把握。例如，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很难说主要是以公平为目标。根据经济情况的不同、纳税能力不等的纳税人．其税收负担也是不同的如果说这是一种考虑社会利益的结果公平，不如说这是对利益的平衡协调．此外．效率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结果，虽然具有客观性．但在有些情况下，利益的分配同样不会或不主要考虑效率的要求例如．价格法中对生产者与消费者间利益的分配不是以效率为主要目标的。甚至价格法的利益分配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不利于生产效率提高的它不是确保经营者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是考虑经营活动对社会整体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促进。
平衡协调作为经济利益分配的价值目标．不仅能够超越公平与效率的局限．而且完全可以包括这两个目标的要求以利益平衡为经济法的价值目标。可以解决公平、效率在立法、司法、执法过程中孰清孰重的纷争问题：利益平衡关注个人、国家、社会诸方利益的整合．强调整个社会利益关系的合理状态，而不仅仅局限于具体个体间的利益分配的公平与效率：利益平衡要求经济利益达到整体协调与和谐．这种利益整体上的和谐与协调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保持相适应的必要条件．与经济法的宏观调控功能在思想与精神上是一致的。
(二)经济法利益平衡价值的现实性体现
1利益平衡与可持续发展。利益平衡价值取向是经济法保障经济上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基础．经济法的利益平衡价值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有着天然的一致性与统一性。可持续发展强调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发展战略．这种理念使得可持续发展理论本身具有更高层次上的社会本质性特征．它所强调的社会本质的范围较为广泛与高层次．它是以全球、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范围．其所强调的社会本位观念也突破了现实时间范畴．最大限度地为人类未来发展留下空间。在一定意义上．经济法利益平衡价值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微观上的体现和实践。
经济法中宏观调控法．其主要任务是规范国家宏观调控行为．保障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为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提供一个规范、可预期的制度背景和框架宏观调控法是国家进行资源配置，协调各部门、地区和行业利益，调控和引导国民经济运行，规范宏观调控权力和程序的重要法律，它能否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合理配置资源，协调好社会各方局部与整体、近期和长远利益．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亦即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宏观调控法也当然的以利益平衡为其价值目标．促进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法的利益平衡价值理念充满着社会化精神．它以社会为本位．追求着社会总体效益和社会总体经济发展．协调平衡各方利益冲突。经济法从社会经济总体角度出发，协调、平衡经济个体与社会总体、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之间的矛盾冲突．为实现经济上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战略．代表了人类未来的发展模式和方向．同样代表了中国经济法追求的法制理想。只有赋予中国经济法更为深刻、长远的使命．立足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模式，才能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生态i方面的良性协调发展。
2利益平衡与和谐社会。和谐是人类社会的至上理念．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美好的社会生活状态伴随着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人类追求的崇高的社会理想。人们在不断追求公平、正义和自由的进程中．不断平衡社会不公平、不平等和不自由．不断协调各种利益冲突以达到各种利益的相互协调和平衡。在现代社会，人类个体、群体之间及相互问互相依赖协作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基础．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和谐发展状态．已成为人类得以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实现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系统内各要素辨证运动的结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应然趋势。
和谐社会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能够容纳利益冲突．能够用制度化解冲突．使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是平衡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一个有效平衡协调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的社会，是行为文明、规范、制度化的社会．是社会结构合理的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就我国现阶段发展而言，就必须对体现社会生产关系的利益关系进行平衡协调。
关键词：双十一；消费者；中小电商
一、双十一成交额
1.2015年双十一数据
商家利用双十一进行大幅度的打折来吸消费者，利用实惠的价格来引导顾客购买一些堆积的库存产品。随着购物节这几年的发展，消费者和商家选择双十一活动的动机也在渐渐地改变。在2015年“双十一”购物过程中，消费者不再仅仅看重价格低廉的程度，而是更加注重在保证商品质量基础上的价格折扣程度。商家也发现了双十一活动的另一重要用途，推广新产品。
回顾2015天猫双十一全球购物狂欢节，一共912.17亿元的全天成交额里包括无线成交额626.42亿元，无线成交额占全天总比接近70.0%，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创造了消费历史的数据。强势的双十一用实际数据不断地攻破各项消费纪录，2015年双十一在开始的1分多一点就创造了交易额破10亿的惊人成绩，而打破百亿大关仅仅用了12分半，这一时间相比较2014年购物节整整快了一倍多。在购物节开始的11个小时后天猫成交额就已经超过570亿，这个数据已经超过2014年双十一全天成交额。最后结束的时候，2015阿里巴巴双十一购物节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数据――912.17亿，世界无不为之惊叹！
2.2015与往年对比
每一年的双十一实际上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2015年双十一与往年相比较，至少有五个方面是往年没有的。这些既包括宏观经济的大方面也包含微观经济的小个体。
（1）宏观政策上来说，2015年提出了经济新常态。国内需求是刺激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所以，2015年的双十一庞大成交额的意义也是巨大的。
（2）2015年双十一相比较于往年最大的也是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营销推广力度。2009年第一次双十一的时候，仅仅有27个品牌参与，折扣程度也仅仅是五折，最后成交额最大的是杰克琼斯500万元。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双十一的推广力度很小。而2015年的双十一在湖南卫视特意举行了双十一晚会，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去年一共有四万家商家参加活动，参与品牌总数超过3万。
（3）贷首次登上双十一的舞台。2015年上半年阿里巴巴推出了花呗信贷服务，其隶属于蚂蚁金服。去年双十一的时候大量的年轻人使用了这项服务。信贷服务无形中为双十一巨大的成交额提供了助力，反过来双十一也给花呗带来了巨大的用户流量。
（4）网购这一习惯已经被培养起来。B2C平台近年来发展迅速，双十一活动力度更是越来越大。随着参与商家与消费者的日渐增多，双十一活动也日渐规范化。互联网消费一人成为一种习惯。42.6%这是2014年的无线占比，而2015年这个数据则翻了一番，接近73%。这些数据背后的含义就是：网购已经成为普通大众的一种消费习惯。
二、成交额与盈利
自从2013年元月阿里巴巴集团重塑业务开始，平台、金融和数据三大方面就成了阿里主要盈利来源。平台主要是指淘宝和天猫，金融是蚂蚁金服，数据则是指大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数据将会发展成为阿里最重要的盈利来源。
1.淘宝和天猫商城
淘宝是C2C平台，而天猫是B2C平台，这两个平台是目前阿里集团的主要盈利来源。它们的盈利模式大体上是相同的。在双十一，销售提成和广告费是最为可观的财务收入。依据天猫的活动规则，不同商家不同品牌不同种类商品，天猫将收取2%-5%的提成。只提成这一项阿里收益就会在18.24亿元-31亿元。
2.支付宝和蚂蚁金服
支付宝和蚂蚁金服是阿里的支付与信贷的两大手段。网购不是传统的银货两讫的交易方式，我们的货款会在第三方平台“暂住”5-20天的时间。从买家付款到收到货需要的3-5天物流时间。买家确认收货后，货款从支付宝到卖家一般会有2-3天，但是超过80%的买家没有确认收货的习惯，系统自动确认收货时间会延长到15天。双十一912亿的成交额就有超过300亿的滞留款。支付宝利用其它协议获得高额利息收入。去年双十一，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支付默认花呗。花呗作为一个金融机构，不仅可以收取信贷的利息，更大的作用是对消费变相的推助。2015年双十一蚂蚁金服就至少盈利1个亿。
3.大数据收集与分析
大数据意味着大量精准且有商业价值的信息。双十一这个狂热的购物节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里有大量的消费者消费信息、店铺商家的信息和品牌的销售信息。厂家不需要直接面向消费者，他面对的是网上的批发商和零售商。如果能预测最热卖的产品的种类、质量和产品数量。厂商下的生产计划就会更加明确。他们就可以做好仓储工作，预防原材料涨价和订单不平衡。商家直接面对消费者，商家向阿里购买消费者的信息，得知和自己商铺相匹配的潜在顾客，以实现精准推广。物流在双十一是最为“受累不讨好”的企业。如果他们可以预先知道大概的包裹数量，他们就可以做好策划方案以应对大量的包裹。
三、成交额背后的意义
双十一最大的意义莫过于推动产业经济升级。电商及与其相关的服务行业隶属于第三产业，电商在几年之间快速的发展起来，第三产业由此加速了转型的步伐。巨大的成交量对拉动内需，带动东部地区和三四线城市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国内经济发展。
1.刺激了我国经济发展
从宏观经济上说，双十一最直接的意义就是带动国内需求发展。18.39万亿这是2011年全国零售的销售总额，平均每天的全国商品零售总额在504亿左右。而去年双十一仅仅一天的网络上的商品零售总额就接近2011年全天所有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的消费总额的2倍。依据三驾马车理论，巨大的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直接推动了GDP。
2.推动我国向第三产业转型
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巨额盈利，双十一庞大的成交额也为国内再生产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从侧面给传统的生产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机会，也让互联网+的概念以一种强势的态势进入传统企业的发展规划之中。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无疑是零售业，天猫超市、京东商城和苏宁均是零售+互联网的典型代表。物流也是比较容易与互联网相合作的行业，甚至可以说是互联网消费带动了物流行业的发展。近年来农业也从互联网+中受益良多。双十一是一次大规模的集中采购行为，农业产品基本是刚需比较强的必需产品，是无论大家在何时何地都会需要消费的产品。所以，在双十一也是农产品集中大量购买的良好时机。对于一些还没有加入互联网的传统行业也通过双十一巨大的成交额看到了互联网+的必要性。因此，与互联网相抱团的产业升级势不可挡！
四、巨大成交额背后的忧虑
不可否认，大额成交量背后本来被隐藏的问题也越来越难以忽视，并迫切地需要解决。双十一是大型电商举办的一次大型集中性采购活动。这其中有两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其一是大型电商是这次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小型电商几乎是被排挤到这个活动之外的。活动力度越大则电商参与的成本越高，相应的进入门槛越高，小型电商也就越难参与。其二便是过度集中采购的问题，过度集中采购会造成双十一后大量的退货以及很长一段时间的网购市场萧条，这些无一是一个健康的市场该有的现象。
1.存在过度集中消费
巨大的成交额让人心惊，消费者与商家为了抢占商机几乎失去了理性，但是作为双十一的发起者阿里集团却一直保持理性：挣钱的同时打击电商平台的各个竞争者，比如京东、国美、苏宁等。每一次双十一都是一次大型用户流量扩展活动。活动期间大量的新的注册用户涌入天猫商城，更多地消费者基群带来的是更多的大型商家或是品牌入驻。这些对阿里集团而言无疑是很乐于见到的局面，但是对消费者和商家来说这些都是不正常且易于产生危机的局面。
就消费者来说，双十一这种大型购物活动拥有很大的吸引力，会集中性购买很多产品。集中消费容易引发两个问题。其一是冲动消费，面对低价诱惑，消费者大量购买并无实际需要的产品，并且购买后造成大量的闲置，这对资源是一种浪费。其二是易上当受骗，2015年双十一后有许许多多的消费者反映，买到的商品出现活动前夕短暂提价，然后进行折扣的现象，给消费者一种很优惠的假象。这一现象在服装商上尤其明显，接近4成的服装商均有抬价后降价的行为。而在最新发现的虚假购物网站中接近一半是在阿里集团下的购物平台里发现的。
就商家而言，过度集中消费会带来更严重的损失。首先，消费者不理智过度购买和商家虚假宣传均会带来高退货率。高退货率代表着大量的后期整理工作，要花费原本可以避免的时间和资金成本。除此之外，过度集中消费还会给商家带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空巢”期。有很多商家反映在双十一之后的两个月甚至半年店里都不会有新的订单产生。
2.背后小微企业实际的盈利情况堪忧
双十一活动力度越来越大，参与的消费者越来越多，但是双十一商家进入的门槛反而越来越高。对于大型的参与商而言，这是一次如果不能赚钱赚吆喝但至少是赔钱赚吆喝的活动。小型参与商则可能面临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双十一是大家集中采购的时间，错过这次活动失去的不仅仅是这一天的机会，还有即将被其他商铺抢去的用户流量。要知道在集中采购后，很长一段时间消费者并不会进行下一次购买。另一方面，参加活动所提供的活动力度又不如大型商家，不能提供消费者满意的折扣。总的来说小型商家是赔钱还不能赚吆喝。
双十一零售商品销售额排名前20的几乎都是知名品牌和大型商家。大型商家具有规模优势可以承担大幅度折扣。并且这前20个商家的销售额占销售总额的5.4%。2015年天猫入驻商家一共有13万家。两者相比较能看出中小企业竞争相当激烈。
五、PDCA循环下的对策
PDCA循环即管理循环，是由美国著名的质量管理专家戴明（W.E.Deming）博士于20世纪50年代初率先提出的，它常常被简称为“戴明环”。PDCA循环是按照从计划（P）到执行（D）再检查（C）最后处理（A）的顺序管理并以此循环下去。在双十一活动过程中需要利用这个管理方法进行管理，从而为双十一寻找到扬长避短的发展方案。
1.周密的活动计划
一个周密的活动计划是面对所有问题的基本前提。就前文提到了两个问题都是需要精心且详细的活动计划来规避的。如果消费者在双十一之前就把自己需要的产品列出来加入购物车并做好价格记录就能够很完美地避免过度集中消费。如果商家能够在活动之前做好一个应对各种情况的出现的活动计划就能够有足够的策略应对活动后的各种退换货的麻烦事项，小商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活动中赔钱不赚吆喝的情况。
一张理智的购物清单是消费者面对双十一的必备武器。消费者在双十一中最大的问题在于过度消费。现在很多理性消费者开始在活动开始前就把自己需要的商品加入购物车。然后在活动当天依据相同商品不同品牌的折扣力度再进行购物。运费险是一枚互联网购物的后悔药，有了它消费者就有了退货的保障。
完善的活动策划是中小商家面对大型企业品牌最牢固的盾牌。一个完善的活动计划要包括强中后期三个部分，前期宣传、中期执行和后期售后服务。要环环相扣才能保护中小企业在双十一中不受打击甚至盈利。
2.高效的执行管理
整个销售活动的过程都贯穿着高效率的执行管理能力。良好的前期宣传是小微型企业应对大型商家的有力杠杆。虽然小型商家很难在折扣力度上击败对方，但是小型企业可以通过前期大量的宣传吸引消费者。最起码一个良好的前期宣传可以增加网点用户流量。有力流量就有机会。在中期需要高执行力，这时候每一个可能遇到的交易中的细节都要尽可能的预测到。在销售的过程中会有大量细节需要注意，这些细节都是要经验总结出来的。细节决定销售量的涨幅。
3.精细的再检查和处理
买家付款完成并不是一个销售活动的结束还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巩固已有的顾客。中小型商家用户流量来之不易，每一个流量用户都有可能是下一个消费者。有力度的前期宣传、良好的客户服务、稳定的商品质量和售后服务都是增加稳定客户源的法宝。前期宣传带来流量，良好的客户服务是消费者对店铺的第一映像，稳定的商品质量往往决定商品在消费者对商品的评论，二评论直接关系到店铺的声誉，售后服务一般会带来比较高的消费者的再购买率。
六、结语
双十一庞大的成交额从浅层次上来讲，双十一活动发展迅速几乎以周期的平方进行扩大，给阿里带来了数额巨大且持久的盈利来源。它的三大主要盈利来源（平台、金融和大数据）均有前景有潜力。从深层次上看，是三大马车的贡献者，对GDP增长和第三产业经济转型有重大的意义。虽然成交额背后包含了许多问题，但是利用PDCA循环也是可以改进的。PDCA循环是一种螺旋向上的管理系统，经历周密的计划、高效的执行、精细的再检查和处理一定可以营造一个健康积极的双十一购物环境的。
参考文献：
关键词 货币政策 上市企业 资本结构
一、引言
一个企业实现自我价值的最大化，关键是如何使企业实现其价值的稳步提升。国内外学者通过研究发现，调整自身微观的资本结构，会对该目标有所帮助。而与此同时，宏观的作用又不容小视，如2008年前后的经济危机，我国就实施了宏观的政策干预。这种宏观的经济政策会如何影响微观企业自身，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我国上市企业资本结构现状
股权资本是我国上市企业资本的结构特点。从长期资金来源构成看，企业长期负债比率极低，有些企业甚至无长期负债。从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的关系看，我国企业具有强烈的外源融资偏好。1995～2000年对于未分配利润大于0的上市公司，内源融资平均只有不到15%，85%以上是外源融资，而未分配利润小于0的上市公司，外源融资更是在100%以上，内源融资为负。在外源融资结构中，股权融资又占优势，融资的顺序一般表现为：股权融资、短期负债融资、长期负债融资。
从资产负债率方面考察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的现状。资产负债率，也称举债经营率，即当企业破产清算时，企业的债权人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得到保障。从股东的角度看，一个企业所筹措的资金包括了举债的数量以及股东自己提供的资金。当企业资本利润率超过了全部借入款项的利率时，企业的经营是有效果的，也是股东愿意看到的结果，反之，说明企业的资本利润还不够弥补借款的利息，这对股东和企业不利。因此，从股东的角度出发，企业的资本利润率超过借款利率时，负债比例提升是有好处的，反之则反是。
通过查阅资料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平均的资产负债率约为50%，这个数值与我国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水平60%也相差很多。相对于美国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60%，日本的70%与法德等国家高于70%的水平，我国上市公司明显没有采取措施使得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至最佳从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二）近年我国所采取的货币政策（从2008年开始）
2008年，根据年初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全年中冰雪、地震等自然灾害，中国人民银行执行了从紧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年初新增贷款规划3.87万亿元，年中为回应日渐蔓延的美国次贷危机，国家及时调整了货币政策的方向、重点和力度，综合运用了多种工具，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方法来保证一国经济体制能够顺利稳定的进行，五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在2008年上半年发生CPI加速上涨的情况时，央行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回笼资金，控制流动性过剩问题。下半年随着世界范围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由于高利率和国际压力等造成人民币升值，央行一改前期紧缩的货币政策并逐步转变为较为宽松的政策。
2009年中国经济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但坚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并不断完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率先实现经济形式总体回升向好。经过努力，我国第三和第四季度的信贷增长速度较上半年来说有所放缓，节奏更趋稳定，有利于防范和化解风险。
2010年中国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进一步深入推进金融改革，维护金融稳定安全。不过鉴于2010年我国通货膨胀严重，供小于求，物价上涨过快，我国实施了稳健性的货币政策。该对策也表明我国此前应对金融危机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正式结束。具体的措施有：提高税率和增加税种、提高银行存贷款利率和准备金率，减少货币投放量，增加货币的储蓄量。由于经济情况的好转和稳定，我国政府继续在2012年和2013年采取了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当扩大社会融资总的规模并降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成本。同时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假设一：货币政策中的货币发行量和信贷规模会影响企业的所有者权益比率。有学者如Bennanke和Gerlter（1995）认为在货币紧缩时期，流动性规模下降，中央银行降低了市场中的流通货币存量，直接导致了各大商业银行对于企业的信贷数量减少，企业获得的信贷则自动成为负债项。所有者权益比率从公式上来看等于所有者权益比资产。企业负债增加所有者权益会降低，从而降低所有者权益比率。反之在货币宽松时期，所有者权益比率会增加。
假设二：企业的资产负债比率会受到货币政策中的信贷规模和货币发行量的影响。一般来说，企业的负债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从商业银行那里获得的贷款。而当国家宏观进行货币政策的调控时，紧缩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率会在紧缩的货币政策条件下减少，会在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增加。
假设三：货币政策中的存款准备金制度也会对上市企业的所有者权益比率和资产负债率产生影响。央行在不同的经济大环境时期会设定不同的存款准备金率，当下调这个比率或上涨时，金融机构信贷产生放松或紧缩。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会相应增加或减少。而从所有者权益比率这方面说，企业获得的信贷额越多，就有越大的可能投资与其他上市企业以获得股东权益，因此所有者权益比率会上升。反之则会导致所有者权益比率的下降。
假设四：货币政策对于大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程度和对小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程度不同。有学者认为，大规模企业一般有较好的商誉和较强的偿还能力，所以其较容易获得外部融资。所以大规模企业投资规模受到货币政策变化的影响相对较小。如全林、姜秀珍和陈俊芳（2004），Gertler and Gilchrist（1994）和Gaiotti and General（2002）都是持这种观点。Simon and Gilchrist（1995）认为企业规模越大，企业投资行为对内部现金流就越敏感，相对而言小规模企业对外部融资更为依赖，因此货币政策对小规模企业投资行为影响更大。另外，谭兴民等（2010）在其文章中指出，企业的规模越大则市场价值越高，这会导致广大投资者认为其升值潜力越大从而优化在股票市场上对其的评价反馈。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对其投资，使这些大规模企业拥有可观的权益额。
（二）变量设计
自变量：由于本文研究的是货币政策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而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了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操作，M1，M2，市场信贷总额等等。由于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率等指标不易于量化，因此不予采纳。而M1以及市场信贷总额，存款准备金率等指标可以很方便地通过相关数据系统、门户网站获得，并且能够很客观地反映出来当期国家宏观货币方面的调控手段，因此选其作为自变量。
因变量：因变量的设定必定是站在企业的角度。客观来说，能够反映企业资本结构状态的指标有很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四个，分别是所有者权益比率、股权负债比率、资产负债比率、长期负债比率以及权益资本与固定资产比率。我们这里选用两个指标即所有者权益比率资产负债率。进一步说，前者能够很好地反映一个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而后者则是企业经营状态的衡量指标。通过这两个指标，我们不仅可以判断出企业目前所处的资本结构状况，还能通过这些指标客观地判断出一家企业发展的情况。
控制变量：在中外的多项研究中，发现有另外的许多变量会影响到货币政策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如Ozde和Mark（2012）指出一国的制度安排等会影响国内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Gertler and Gilchrist（1994）认为企业规模也是影响货币政策围观效应的因素之一。Fazzari and Habbard（1998）研究得出企业内部现金流即企业的流动性对企业的投资规模有较大影响。另外国内学者方面，邹萍（2012）指出货币政策在国有性质不同的企业中表现出不同的调整结果。还有学者从企业内部着手，研究得出企业高管的背景及运营特性也会间接影响到企业资本结构动态的调整。而根据苏秋家（2010）的研究，企业的盈利能力对于其资本结构也会产生影响。这里我们选取平均销售利润率来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另外，同时将企业董事会规模也纳入考虑。因此，在此次实证研究中，我们共设企业规模、企业盈利能力、董事会规模三个控制变量，分别用企业季度平均资产总额，季度平均销售净利润，以及季度平均董事会成员数量表示。
（三）变量描述
（四）数据的选择和模型的构建
本文所采用的财务数据部分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和Wind中各个上市公司的资料，包括所有者权益比率、资产负债率以及长期负债比率这些被解释变量还有诸如销售净利润，企业资产总规模，董事会成员规模等控制变量。存款准备金率以及货币发行量、信贷总额则来自中国人民银行首页的数据，还有部分其他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我们所设定的时间跨度为2008～2014年，数据涉及房地产板块的全部147家上市公司。选择房地产板块的原因是国家宏观政策对其影响较为明显，能够通过实证得到比较科学直观的结果。而在已经收集的数据中，有部分上市公司某些指标的数据缺失较为严重，个别缺失数据在实证分析之前已通过数据插值和数据拟合的方法补全。经过筛选，我们一共得到129家房地产上市企业的六个变量以及反映宏观货币政策的四个变量的数据。
单方程模型检验：
Capital Structure=Monetary Policy+Board+Corporation
Capital Structure，表示上市企业的资本结构状况，用两个变量衡量，一个是所有者权益比率（OB）；另一个是资产负债率（CBR）。这两个指标还能反映出企业的长期偿债能力和营运能力。
Monetary Policy代表了宏观货币政策，在实证研究中，我们用四个指标来刻画。一是M1，代表了某一时点一个国家流通中的货币量。它是分布在居民人中、信贷系统、企事业单位金库中的货币总计，是货币供应量影响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变量。第二个变量是信贷资金额QCN，即一国中央银行为了进行各项贷款，包括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而提供的可贷资金总额，可以很好地反映出一国货币供给量的充裕程度。第三个变量是存款准备金率，是指金融机构为了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需要而准备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存款准备金的提高意味着社会可流通资金量的下降，换句话说，就是社会货币供给量额的缩减。
Board代表了企业的董事会，用1个指标来进行衡量，董事会规模，用BN来进行表示。
Corporation，代表了企业的基本性质，我们用两个指标来衡量，第一个变量是上市企业的规模，即SIZE，在实证研究中我们用企业的资产来确定企业的规模。第二个变量是企业的平均销售利润率，用TAPR来表示。控制好这些指标，可以很好地突出货币政策量化指标对企业资本结构指标的影响。
表2提供了资本结构与货币政策量化指标的两两相关系数，从中可以看出，所有者权益比率与资产负债率之间，存款准备金率与信贷资金额之间都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在模型中为了避免这些变量之间的高度相关性，我们采取的措施是对它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而表中虽然没有列明，但是经过相关分析可以知道，本文所选取的几个控制变量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因此对其也进行区分回归分析。在这样的分析基础上，我们设定了以下一组单方程计量模型：
三、实证研究
（一）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研究的对象是129家在沪深A股市场上市的房地产板块上市企业。数据样本是选择时间跨度为2008～2014年的季度数据。其中董事会成员规模这项指标并没有季度数据。因此，本文就将同一年度的数据代表了四个季度中的数据。变量的选择上文已经有说明，这里不再赘述。通过Eviews7.0软件实现以下这些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二）回归分析
本文模型均采用Eviews7.0进行回归分析。
表4用一组单方程模型考察了货币政策量化指标与反映企业资本结构的指标的关系。
模型1到模型6中，我们所设置的变量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衡量国家宏观货币政策的量化指标，包括M1、信贷政策、存款准备金率等；另一类是从企业内部角度来讲的控制变量，包括用资产来衡量的企业规模，用销售利润率来衡量的企业盈利能力以及董事会成员规模。
从表4中可以看出，货币政策指标对于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有的很显著，有的则欠显著。我们可以大致得出以下几个观测结果：
（1）模型1、2、3和模型4、5、6分别是研究了货币政策对于企业的所有者权益比率以及资产负债率的单方程回归模型。而根据前文所做的假设并结合客观的公式情况，所有者权益比率与资产负债率这两个指标应该是呈现负相关即此消彼长之势。从图表中可以看到，不论是自变量还是若干控制变量，凡呈现出显著性的都呈现了相反的系数符号，这点很好地说明了这两个因变量指标之间的联系。
（2）理论上，货币发行量扩大了，市场上可供借贷的资金量变多了，自然会产生资产负债率增加，所有者权益比率减少的结果。而通过上述所进行的单方程回归看，模型1、2和模型3、4间M1对于两个指标的影响却各有不同。但是同时也观察到，两者是在不同的显著水平下观测到的结果。因此，不排除是模型估计中存在的误差。另外，也有可能是经济大环境中存在的影响因素。我们的模型设定时间区间是2009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四季度，而时间起始2009年初正是金融危机对中国造成最大影响的时候。因此，有可能是因为企业自身在融资渠道的选择方面，逐渐由外源融资渠道如通过银行信贷，转向内源渠道如支配企业未分配的专项基金等。这种内源渠道保密性好，企业不用向外支付借款成本，因而风险很好，在金融危机时期不失为一种选择。另外，在金融危机时期，一些平常不那么突出的行业因素、通货膨胀、利息率等因素都会对企业的资本结构产生剧烈的影响。关于这点，诸多国内学者都提出过，如劳文鹤（2010）。
（3）从理论上看，上调存款准备金会确实会削弱商业银行对企业的放贷能力，从而给企业融资带来不利影响。但是，这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贷款持续增长的势头。事实是，因为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的储蓄率将保持高额增长的态势，各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会随之高速增长，人民币的社会供给量也会保持快速增长，这些都给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提供了有力保障。而通过作者模型2和5，可以发现存款准备金率对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当央行提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时，房地产企业降低了对负债融资方式的依赖，更加偏向于通过股东权益融资，如增发股票、提高留存收益等方式。对于这个结果，刘媛媛和刘斌（2012）在其研究中也提出过。实际也是如此，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转暖和经济多元化的发展，企业在银行取得贷款已不是唯一的融资方式，企业的融资形式已得到拓宽，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可以采取上市融资、入股融资、发行企业债券融资、票据融资、委托贷款融资等多种方式，这些都可以为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这些资金支持，减轻了企业在资金方面对银行贷款的依赖。
（4）我们可以注意到，宏观货币政策对银行资本结构的影响是有帮助的。但同时，分析结果还显示，企业规模、盈利能力、董事会成员结构也都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企业规模大了，广大投资者会因为蜂群效应认为今后企业的升值空间越大，因此会在相应股票市场上给予规模大的企业一个更好的反馈。作为结果，企业的权益大量增加，反映出来的就是所有者权益比率的上升，模型1和模型3都可以说明这一点。而根据赵玉洁（2010）的研究可以知道，董事会的规模与资产规模呈现负相关。而通过模型4可以看出，企业的盈利能力对其资产负债率也有正的影响，这是因为当银行对企业的信贷是需要事先经过全面的风险考量的，对于那些有问题的企业或是小企业的信贷肯定会更加谨慎一些。而本文的研究还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因此那些销售利润率更高的企业（代表企业盈利能力越好）肯定能获得更充裕的信贷资金额，因此资产负债水平会提升。
四、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129家房地产行业上市企业从2009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四季度的数据，以M1、信贷总量、存款准备金率为代表的货币政策对以所有者权益比率和资产负债率为代表的上市企业资本结构影响调整进行了实证研究，并通过设定控制变量来增加模型的说明效用。通过实证和数据分析得到了结论，宏观货币政策如货币供给量和社会信贷收支规模确实会对企业的资本结构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仅仅是货币政策作用的结果，其他相关的内生因素如企业规模、董事会人员、企业盈利能力等也会对诸如所有者权益比率、资产负债率等企业资本结构指标产生干扰。
（二）建议
（1）改良存款准备金制定方式。从央行货币政策有效性角度考虑，从本文的实证可以发现，存款准备金对于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影响是负相关的。而中国国内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通常能达到60%以上，而中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通常达不到50%，差距着实不小。对于企业来说，资产负债率能反映出一个企业的经营水平。因此，为了更加有效地发挥出这项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可以考虑对不同规模的企业采用不同的存款准备金率。
（2）国家合理安排相应措施，帮助增加融资渠道。中国的大型企业非常依赖于以向银行申请贷款为融资途径开展业务活动。因此，也会因为经济大环境的变化而受到影响。相反，中小企业目前确实存在向银行贷款少、贷款难等问题。这些小企业的融资途径包括票据贴现到担保贷款等，却在数额方面始终受到限制。因此，国家应当采取措施，帮助增加大企业和小企业各自的融资渠道，以便于不论在经济上行、下行还是发生剧烈金融危机时都能有办法平稳经营。
（3）平衡国家宏观政策和企业内部治理的关系。从全文看出，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受到多重影响，不仅仅是货币政策。如果一家企业只是在被动地受到货币政策的影响而做出调整，势必显得比较被动并且其效果有待商榷。因此，为了更好地适应行业中的竞争，企业应当主动制定相关的发展策略。在合理分析将来货币政策走势的前提下，适当调整企业的内部因素，如经营策略，可以在需要时由稳健性经营转变为投机性经营等。
（作者单位为浙江工商大学）
[作者简介：余思淮（1992―），男，浙江杭州人，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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