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4 17:16:5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摘 要: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的培养重心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该专业的研究生人才应该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以及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与此相适应，古代文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也应做出相应调整。
从本质上而言，古代文学是一门特殊的历史科学。它通过研究具有相对独立审美价值的各种现象和符号，探索以审美心理为主的古代人类心灵运动轨迹，又通过古人的心灵感悟了解各时代社会的全貌。它与探索古代人类认识发展的哲学史一起，构成了一部有层次的人类精神史，进而与主要研究古代人类物质活动的一般历史科学一起，构成了整个古代社会的立体透明复原图象。然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门带有深厚历史积淀而又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学科，其发展的空间经受了种种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唯有不断更新和改进古代文学学科教学和科研的内容和方法，挑战和考验才会转变成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和现实。而要实现这一转变，关键在于后备力量的培养，准确而言，在于研究生人才的培养塑造。这里所说的“研究生人才”，具体是指学历在本科层次以上的硕士、博士乃至于博士后。当前学界对古代文学专业的本科层次教育―通识教育探讨甚多，而对该专业研究生层次教育-精英教育甚少涉及。《中国大学教育》2006年第12期刊登了南开大学文学院宁稼雨教授的《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一文，该文从学习重点的差异、科研能力的培养以及学术研究过程的艰难三方面对怎样培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精英素质这一重要议题进行了探讨。宁教授所论皆为凿凿之见，然笔者读后颇有意犹未尽之感，故作此文以论述之，聊作宁教授文章的一点补充。
当今学界，新的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年轻学者已露头角，学术刊物不断增多，人文社会科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就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而言，老一辈学者渐次凋零殆尽，而以新时期培养的博士为主体的学者全面占据了学术舞台。整体而言，学术的传承完成了顺利的交接。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担心的:“我们对古典文学的命运却有一丝隐忧，担心在当今学术体制的制约下古典文学的内在精神逐渐消亡，担心未来古典文学界的话语霸权被毫无古典情结的学科带头人所占据，担心未来的新进博士最终以现代学科建设的名义‘革’掉古典文学的‘命’”[1]，这种忧虑绝非空穴来风，当前学界的古代文学研究确有沦为其他现代学科附庸的倾向。笔者认为:要想在当今多元化的语境下保持古代文学内在精神的纯一性，要想让古代文学不至于消失在其他学科的侵袭之中，根本环节还在于对从事该门学科研究事业的研究生人才培养，这是一个极具现实性和紧迫性的课题，也是古代文学学科能否发扬光大的命门所在。
一、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内在品格
外在行动发生于内在品格，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应该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内在品格。
首先必须具备崭新的文学观念，摒弃将古代文学作为历史附庸、技巧渊擞的狭隘理念，树立将古代文学视为一部与当代相通、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民族心灵史的文学观，具有宏观的大文学意识。古代文学学界倡导宏观研究已有数十年，也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似乎存在一种误解，以为题目大才是宏观，于是有了许多大而无当的东西。其实，倡导者的本意并非如此。著名学者陈伯海说:“于是我联系唐诗的发展，晚唐诗坛的分派，乃至由唐诗向宋诗、宋词转变的轨迹，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历史地位，写出《宏观世界话玉溪》的文章……此后，由作家研究进入唐诗总体研究，由唐诗进人中国文学史总体研究，甚而涉足于文化史研究。”[2]陈先生阐释了他本人治学的轨迹，即由宏观步入微观，再由微观回归宏观。由此可见，没有宏观意识的宏观研究实为微观研究的大杂烩，却失了微观研究的严谨扎实，正是一种空疏无用的学风。形成大文学意识观的客观依据是: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以审美心理为主的整个心灵世界感受客观现实作用而外化形成的特殊物质形态;作家的心灵也就是民族心灵的浓缩和积淀，他寄寓在作品中的心灵也就是民族的心灵，体现了民族心灵发展的历史。因此，就本质而言，文学是人类心灵的科学，古代文学本质上也就是人类心灵史的科学。此外，不能满足于从丰富的文学作品中寻绎出古代民族心理的特征及其拓展脉络，还要探明那些消极民族心理的形成原因，用以指导现实，人为消除某些心理环境，从而避免消极民族心理的不良影响。这里的大文学意识并不意味着取消学科界限和专业分工，而是强调在当前信息爆炸的时代，从事人文科学研究必须具有尽可能宽广的理论视野和尽可能渊博的知识储备。就古代文学专业而言具体体现为四方面，一是打通文学史与文学理论;二是打通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三是打通古代文学内部各分支学科的联系;四是打通研究与创作的关联。
其次，应该具备将方法、主体、客体三者加以最佳整合的能力。
方法是从实践和理论上把握客观世界，为解决具体课题而采取的途径和手段的总和，也是联系主体和客体的中介。古往今来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总是与其完善的研究方法紧密相关。任何科学的方法都具有实用性，但任何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方法有其适用的对象，但它没有事先设定用它进行的研究所能达到的层次，出神入化地运用某种方法，自可取得成功。方法、研究主体、研究客体都有自身规定性，要入化境，除首先要把握三者各自的规定性外，还要寻求三者的最佳整合。李泽厚认为:“人们的性格、气质、背景、基础、兴趣、潜力才能因人而异。。。例如有人适合于搞精确考证;有人更长于提出理论问题;有的长于分析;有的喜欢概括;有的更偏于冷静的客观描述;有的则不免主观情感倾向的注入。”[3]他主张在多样的方法中，寻求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研究客体的规定性只有靠苦读积累才能把握，在这一基础上，我们似可采取“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用什么方法”的策略[4]，以方法为手段，舍筏登岸，决不可为方法而方法。因此，三者的有机整合是不易的，既有客观的限制，又需主观的努力和识力。也许正因如此，当前古代文学学界我们看到的运用“新方法”的典范性成果还不多。
再次，应该具有大胆可贵的开放式创新意识。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能够拥有今日之辉煌，靠的就是历代具有创新精神的有识之士所组成的这支中间力量的开创性探索，假使没有魏晋以来大胆主张文学脱离史、哲而另立门户的有识之士，我国漫长封建社会的文学研究或许长期只是游离于文、史、哲研究之间的“四不像”，假使没有进行纵横贯穿、探索规律的开放式研究的有识之士，古代文学研究也只会停留在诗话、词话式的小本经营;假使没有建国以来大胆主张古代文学研究应不拘于单一社会学模式的有识之士，今日的古代文学研究又岂能呈现出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局面?然而，相当部分学者认为:古代文学并非与现实联系紧密的前沿学科，在当今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已难以像具有实用价值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时髦学科一样，有着施展创新才能的广阔天地。这种偏见促使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在业务上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更遑论去进行创新和开拓了。殊不知古代文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创新与开拓的余地将永远是难有穷期的，正如人的认识能力不断前进而难有穷期一样。从问题的多端性，可以产生大量新的假设;从问题的伸缩性，可以改变思维;从问题的新颖性，可以去探索不同于传统方式的解决方法。因此，创新意识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生人才而言至关重要。
上述三种品格，即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必备的人文素养。与该素养相适应，研究生人才还应该具备扎实的美学、心理学、语言文字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对伦理学、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学说史知识也应有基本了解。总之，应最大程度地掌握关于人的学说，尤其是有关汉民族学说的知识。
二、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措施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历经的各种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对于学术的推进，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与学术界其它领域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仅仅是一场序幕。本世纪初，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掀起的“新方法”热及“宏观研究”热，其意并不是某种方法或研究模式的单纯倡导，实质上是借助当时思想界和文艺理论界的新的话语方式，旨在清理长期盘踞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旧的政治一元论霸权，扬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使古典文学研究由单一的政治批评转变为多元的文化、美学、文学批评，同时又不致于影响古代文学的学科地位.，要想实现这一目的的话，新型研究人才的培养对古代文学研究系统的更新转变具有战略性的价值意义。而哪些人更有可能成为新型研究人才呢?我们认为:老年学者和大部分中年学者的知识结构以及研究方法基本已经定型，能够使文学观和研究方法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只能是青年古代文学研究者，其范围主要包括在高校从事古代文学教研任务的人员，在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从事古代文学科研的人员，在校学习深造的研究生，大学生以及部分青年业余文学研究者。他们中的部分人有可能通过广泛接触各门人文学科及其前沿动态，并广泛接触新科学方法论知识而转变成新型人才。而在这些人员中，研究生群体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何才能实现研究生向新型研究人才的转变?首要条件是研究生本人基于当前学术界发展状况而对古代文学现状产生的不满情绪和改革需求，这是转变的内在动因。此外，必要条件是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有关制度和观念的相应改革，具体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改革传统的单纯传授知识的教育模式，建构以传授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创造力为主导的新型教育模式。这种新型模式可以避免将古代文学研究塑造成泥古不化，矜夸多识而盲于现实，无益新知的“掉书袋”，而有利于使其在接受知识的基础上，充分开动智力去鉴别，评价所学知识，积极运用所学知识，并由此出发去发掘创造新知识。导师可以要求研究生独立查阅文献，要求他们针对相关问题写综论或述评，并争取在有关的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是对研究生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归纳与分析能力、汉语的写作能力的综合训练。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导师还应从多个角度了解研究生的情况，从入学直至论文撰写阶段，要不断发现学生在科研基本功训练上、知识面上的薄弱环节，并及时指出，使之加以充实改进。也要了解学生的为人，并与其及时交流。同时，导师也要主动让学生了解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捕捉研究生思维活动的闪光点，才能有利于开发研究生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塑造其创新人格。
其次，与教育模式的改革相适应，要调整古代文学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并改变教学方式。除了教育部规定的专业课程和基础课程外，要适当根据学科的相关性以及研究的兴趣和要求，广泛开设人文科学各学科的选修课，对于一些相关性密切且研究生兴趣浓厚而本院校却不能开设的课程，应允许并积极支持研究生跨校选修。所有选修课程都应该采用多提示、低课时的(包括提示学科重点、主要书籍文献和解疑)的教学方式，而不必进行规定性考试，研究生在学习中确有所得者，可作自选题论文呈教师批阅。只有做到广泛开设选修课与讲授方法的改变相统一，才能使古代文学研究生既不致因课程繁多、考试频仍而被动听讲、死记硬背，从而泯灭了想象力和创造力，又能够多、快、好、省地获得形成创造力所必须的广厚知识基础，这一知识基础也是形成全新文学观和宏观研究气魄所必需的。
再次，要改变古代文学研究生信息相对闭塞的现状，充分保障其信息来源。不仅保障其一般信息来源，如各类古籍文献和前人研究著作以及本学科的各种刊物杂志，而且要重点保障那些传达相关学科前沿动态以及新技术革命和新科学方法论最新成果的信息来源。不仅要保障其静态信息来源，积极主动地提供各类书刊和网络资源，而且也不能忽视动态信息来源的摄取，允许、支持并积极组织古代文学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指导教师不要以自己习惯的传统治学方法限制研究生的学习和思维，不要将研究生所具有的新文学观念及其所运用的新方法视为旁门左道，也不要以研究生在科研中的失误和偏差来否定其研究，而应该在责任中加入对其勇于创新的理解和支持。如果各有关方面都能对古代文学研究生采取宽容谅解乃至支持的态度，那就必然会促使大批研究生迅速转变为新型研究人才。
注释:
[1]周裕锴:《原文阅读与经典模拟》，中国大学教学，2006年，第12期。
[2]陈伯海:《中途小识—谈谈我对文学史模式的探求》，文史知识，1993年，第4期。
[3]李泽厚 :《在多样的方法中找到最适和自己的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22页。
[4]董乃斌:《古典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和新方法》，《文史专家谈治学》，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44页。
参考文献:
[1]周远清.深化文科教育改革的几点思考[J].北京:中国高等教育，1996，(9).
[2]王前新.创新教育全书[M].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7.
[3]王小盾.在文学研究的边缘[J].文史知识，2003，(5).
[4]宁稼雨. 古代文学研究生教学要培养精英素质[J].中国大学教学，2006，(12).
[5]李素娟.大学文科教学改革之我见[J].江苏高教，2004，(6).
一、从学科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认识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一般情况下，学术史包括学术人物、学术事件、学术流变等，从学术史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进行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的学术史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学与古代文学之间的相互渗透，早很多古代文学中得到了证实。其中，宋学和宋代文学观念的关系，是国学与古代文学相互渗透的典型代表；二是，国学学术史具有比较独特的特点，在很多时候可以更好地凸显文学家多方面的思想观念，使古代文学家的思想得以充分展示。同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全面地研究古代文学的文学成就；三是，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的相关研究必须客观、公正，才能对国学学术史和古代文学学术史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和评价。因此，从学术史角度进行研究，可以对国学和古代文学的关系有更系统的了解，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可靠参考依据。
作者：牟春语 冀马超 陈旭健 单位：沈阳理工大学
一、扩大读者群、为读者提供网上开放阅读
它不单纯依靠文字，而是打破了传播载体的界限，视听结合、图文结合，可以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这使读者群也从纸媒读者扩大到习惯网络阅读的读者，而这些读者更多是年轻群体，有利于把中国古代文学与青年读者衔接起来，促进中国古代文学的年轻化、时尚化。如现今流行的网络漫画电子版，以《三国演义》为例，改编成漫画版后，其精髓也不减少，依然能见当年英雄本色，适合任何年龄段的人观赏。漫画是视觉艺术的一个画种，既给读者一种形象直观、快畅淋漓的审美感受，同样可以使读者在轻松阅读间，能领略到这部经典名著的博大精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如果拒绝网络这一日益强大的媒体，无疑是自绝于读者。因此，充分运用网络传播来争取消费者以拓宽自己的空间是文学当然的选择，从而打开一个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新局面。
二、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优质的服务
网络环境的出现和数字技术的发展，虽然只是当今社会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的一个部分，却对现代教育教学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肯定的说，数字化资源的利用必将成为学习与教学中的必要途径和手段。随着教学环境的变化，在教学方法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必须不断探索适应新时代的教学模式。目前，全国所有大学及大部分的中小学校都能够上网，使广大师生能够共享网上资源和学习资料，提高教育质量和学习效果。网络技术可以直接运用到课堂教学过程中，就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而言，中国许多高等院校利用网络技术为辅助手段，建设了跟中国古代文学的课程相关的网站或者建立了一个小型的中国古代文学数据库，为学生提供了大量古籍资料和文献作为教学与研究的参考。在建设的过程中，将不同版本中收录的中国古代文学尽数录入，并且予以有序和系统的分类。在课堂讲授的过程中，教师就可以充分利用了这样的数据库，引起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的认知和思考能力，从而更好的完成教学目标。有论者曾指出，在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上，为了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必须坚持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其中的“直观演示法”是采用数字技术为辅助的教学方法。“直观演示法适合于演示比较复杂的事件或介绍相关的背景材料。如《晋楚城濮之战》叙述晋楚双方的作战态势、作战过程，叙述颇为复杂，但运用电脑课件将其绘制成图表，则一目了然，避免了烦琐的叙述，有效地节约了教学时间。在介绍曹雪芹时，通过曹雪芹画像、曹雪芹故居、《红楼梦》手稿的演示，使学生对其有一个直观的感受。”现今，很多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完成数字化转换，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信息资源。古典书籍的数字化使读者可以快速方便地检索到所需内容，甚至是在传统古籍中很难查找到的内容。只要了解相关的网络资料，计算机网络可以在几秒钟内提供出所有上网相关文章，并且有的还能够全文复制下来。对于查找资料者来说，这些数字资源更有自己不可替代的巨大优势。黄灵庆在《信息时代的古文献研究感言》一文中用自己的亲身体验阐述了古籍数字化为学术研究带来的影响。他经历了从手工抄书———电脑抄书制作电子数据———购买古籍数据库的过程。黄先生原有手工抄书的习惯，仅古今注释《楚辞》的书，抄了四十多种。翻阅材料时，得一迭一迭搬出来，很费功夫。他在电脑写作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在电子稿中查找某个词语的便利。于是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将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在电脑上又抄写了一通。通过对电子数据的查找，任何一个字、词、次数等，都快速而准确地显示出来。黄先生后来购买了《国学宝典》，运用电子数据库的技术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服务。可见，古代文学研究者只要懂得应用这些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源，这样就不用在研究工作花费漫长的时间。大多数数字化的古籍都可以速快准确地为研究员及学者提供古典文献资料，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很大的作用。三、使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范围更加广阔利用信息技术，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数字化，最主要的推动力就是便于文学作品的传播、普及和弘扬。文学作品进行数字化将打破了传统文学传播方式。以前的传统文学传播，无论是口头传播还是印刷传播，都要符合“物质、时间、空间”这三个条件，而这三个条件往往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对外传播的最大障碍。可是现在的数字技术解决了时空的制约、消除了距离上的局限。现今所谓的“数字图书馆”(DigitalLibrary)就是最佳的例子。数字图书馆是通过多媒体方式，将图像、事件与背景材料展现于世界每一个角落。数字图书馆可以提供电子出版物、数据库、网络上的各种信息。用户从数字图书馆中不仅可以查找文献，还可以得到文献全文以及多媒体信息。在服务方式上，读者只要有互联网，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能享受到图书馆的服务。各国的研究者不再需要出国去查找资料，文献资料共享的范围大大扩展。比如，美国的哈佛大学图书馆2002年建立了开放馆藏计划(OCP)，由WilliamandFloraHewlett基金会赞助。后来又推出在线阅读计划，这一计划是开放馆藏计划的延伸，由阿卡迪亚基金(ArcadiaFunds)提供赞助，全球用户可通过网站在线阅读由25万个网页构成的1200本图书和手稿。至于中国的数字图书馆，CADAL(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是目前最大的公益性图书馆之一。由中美两国计算机科学家共同发起的合作计划。其总体目标是构建拥有多学科、多类型、多语种海量数字资源的，由国内外图书馆、学术组织、学科专业人员广泛参与建设与服务，具有高技术水平的学术数字图书馆。在项目一期建设面向教育和科研的百万册图书。在二期建设中(2010年起)，CADAL的国际化程度将进一步提升，将与美国哈佛大学、伊州大学香槟分校(UIUC)图书馆、德国柏林中央图书馆、瑞典皇家工学院图书馆等等展开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促使中国在大规模数字图书馆建设和信息服务领域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这种数字图书馆为全球各地的学者提供了优质、便捷的信息服务。全球性虚拟图书馆服务将打破地域限制，将全人类连接成一个整体。同时也为中国古代文学赢得前所未有的传播范围和传播速度。不过，文学的数字化也有其负面的影响。一个影响可能是文学书籍的大量消失。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文学的基本载体就是书籍，而在数字技术产生以后，书籍的印刷与出版将被改变。作品可以直接置于网络服务器，所有的人可以通过网络去阅读，而不必买传统的文本。一张小小的光盘就可以容纳几十本书的内容，而且还可以有声、像的配合。这一点是目前最直观的变化。此外，我们将数字技术运用于古典文学的整理和研究，如果从事古典文学研究者对计算机了解不深，会制约了计算机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应用。比如说，中国文字存在着多样式、多种类型的复杂情况，在古典文学数字化过程中怎么处理与规范语言文字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研究者在整理古典文学上不够专业，仍有很多冷僻字不能输入，会使文学作品的内容、语言出问题。因此，如何进一步规范古典文学数字化过程中的字库问题，包括简繁字处理、异体字处理、字量不足等等，仍然是IT业者和文学研究者需要共同面对的事项。中国古代文学的数字化虽然还处于初步的阶段，但却为中国文学的传播、教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了促进中国古代文学数字化健康稳步发展，大家应该更加关注相关的工作方面，比如国家与政府对古代文学数字化项目投入的资金;古代文学专家和电脑专家必须进一步紧密结合;建立全国统一规范的古籍数据库;加强中外、两岸的三地的学者交流互动，有利于促进中国古代文学数字化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作者：许玉敏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当代文学史料作为支撑当代文化发展的基石，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横向上，它与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所处的环境形势相互关联;在纵向上，它与当代文学、古代文学以及史料自身的存在形式上、规范模式上，有着难以割舍的传承关系。换句话说，当代文学史料是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与发展，由于历史的传递性，现实社会思想也产生了独特的时代属性。当代的文学史料研究者主要思路都是发现历史、追溯历史等，寻求历史与现实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交融，及时发现贯穿整个文学新规则、新形态、新问题。
一、古代文学史料和当代文学史料的关联
当代文学史料是由古代文学史料为基础，逐步发展而来，因此二者具有多种外在与内在的联系。古代文学的重要基础便是文献史料，我们知道，现代书籍课本中，只要有关历史素材或历史文学内容的大多都会留有相应的史料出处，比如史书、现代史书、诗歌作品等，我们在分析和研究这类作品之前往往都要对作者的生平履历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加以了解，这是古代文学史料为当代文学史料留下的宝贵遗产。无论是当年明月著的《明朝那些事儿》，还是百家讲坛栏目中《王立群读史记》等，都是来自于古代文学史料，正史、野史等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文化视野，现代文学也多与古代文学史料参考参照，如家族宗谱、墓志铭、乡间笔记等社会性的材料，也都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式记录了不同人物的人际关系、社会活动和历史影响。
梁启超曾将文学史料分为“文字记录者”和“文字记录以外者”两大类，这主要是对古代文学史料的分类，按现代人们的理解含义，这种史料分为“宫廷正史”和“民间野史”，其实都是集汉代朴学的目录和版本、训诂学的历史影响与清代乾嘉学派的标注、伪辨上，将历史史料的研究当做一项基础性工作来开展。而当代文学史料在这一方面却有着古代学术研究并不具备的文学个性，其历史化、政治化的特点随着程朱理学的发展演变为一种推论的反拨，古代文学多纠结形而下学的细节，在问题的分析和论述上多就题论题，往往忽略了形态意识的理论总结，往往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而现代文学将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相结合，运用多种思维方式，灵活而又具体，与古代文学史料相比还是避免了封建传统思想，意识上也更加现代化。
古代文学史料向当代文学史料演化的必然性主要表现在20世纪以后，报刊杂志陆续出现，印刷技术也有着突破化的进程和推广，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开始兴起，外国文化思潮的引入和现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人们开始喜欢现代化而又通俗易懂的语言，传统的文学风格已经不适应人们的需要，在演化发展中，现代研究者继承了传统的治学方法，尤其是清代乾嘉的考据学派，结合当代人对现代精神生活的需求，又对西方先进思想和观念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借鉴和吸收，着手在传统文学史料的基础上挖掘能够被广大民众接受的文学研究方式，利用“地下新史料”和“补充史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分析法，扩大了史料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向，将古代文学史料和当代文学史料自然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以古代文学史料为主，更加注重现代化理解的新层面。
在古代文学史料与当代文学史料的演进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文学者有梁启超、郑振铎、鲁迅等。梁启超主要研究古代文学史，并提出了“要让文学史与时代相结合”的新思想，鲁迅主要整理古代小说，将不同文学风格的小说分类研究并整理，并将古代文学的相关文化运用到了他的作品中，为后来我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研究当代文学史料，还要结合战争和动乱，因为它对史料的存在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以及灾难性的后果。一些知识分子在战争和动乱中无法安心进行史料写作，很多人才在战争和动乱中被埋没，也有部分知识分子将战争和动乱，以及自身的复杂出境作为动力，如汉代的司马迁，因维护正义，却忍辱受宫刑，但是他却在狱中写成了享誉后世的《史记》，可见，战争和动乱通过作用于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更为直接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在改革和启蒙思想的传播中，也形成了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新思想，如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谭嗣同的为革命流血的坚强意识，都为文学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由于战争局势，特别是国民战争时期，很多作者抨击现实、传播新思想的过程中要躲避各种各样的政治嫌疑而不敢署名、只能匿名发表，甚至要不断更换笔名来避免追查，出版也难以利用正规渠道，甚至一些史料发行之后还要遭到停刊，也有大量文学史料在战争中受到焚毁、避难遗失等而被完全破坏。
二、文学史料的意识形态
中国的文学由历史史料演变为当代历史史料直至发展为一门学科是在1949年，王瑶先生所写的《中国新闻史稿》，一直到今天，当代文学史料的发展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基础，然而，文学史料在我国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形成一套全面系统的理论，当代文学史料的现实发展还受到各种制约，要想发展下去，需要不断的历史沉淀，因为从文学总体来说，当代文学史料的结构框架、思维方式、对史料的整理和研究等方面还相差太大，尤其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着难以突破的发展局限。这主要还是与文学研究着重文学理论而轻历史有很大关系，也与当代文学史料的存在形式有关。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着《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一、现状分析
众所周知，学科建设在高等学校各项工作中可谓是“龙头”工程。因为，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基础，学科综合实力体现着高等学校的水平。学科建设，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其重要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学科建设是一项基础性和长久性的工作，需要常抓不懈、持之以恒、不断创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高等学校设置最早、最普及、影响最广泛的学科之一。全国民族高校也都有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只不过和一般院校有所不同的是，一些民族高校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中单列了出来。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相对于许多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而言，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专业建设、教学改革等方面既有相似的问题，更面临着自身特殊的困窘。最主要的在于:第一，在民族高校内部，由于强调和突出民族特色因而对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重视不够，无论是经费或者是项目等方面都很难向其倾斜;第二，民族高校内部一味强调应用性、实用性的学科，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基础性、应用性地位和作用，忽略该学科对其他那些应用性、实用性学科的支撑作用;第三，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往往又不被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所认可，处于几近边缘化的境地。因此，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在校内被忽略，在校外被边缘。有感于被忽略、被边缘的尴尬境地，西南民族大学才在2008年11月年发起并举办了“全国民族院校和民族地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科建设研讨会”［1］。此次研讨会由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西南民族大学主办，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承办。
在首届研讨会上，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2010年6月更名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对于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提出了“坚守与突破”的主张。“坚守”指的是虽然我们是民族高校的中国语言文学，多民族语言文学是我们的特色，但我们必须坚守全国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旨趣、主要原则和共同追求，否则我们就无法融入主流学术界;“突破”指的是我们在遵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主流学术界有关规则的同时，必须在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上做出特色、突出优势，从而突破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被忽略、被边缘的困境。其后，2009年11月20日至2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召开;2010年8月22日至25日由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主办的“全国民族院校与民族地区高校中文学科及相关专业教材建设研讨会(第二次会议)”在大连民族学院召开;2011年12月9日至1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多维视野下的文艺学学科发展暨文学理论教材建设研讨会”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2014年9月19至21日由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民族大学召开。这些研讨会，使民族高校学人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上，达成了许多共识，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毋庸置疑的是，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现状，与我国众多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生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对人才的需求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民族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还任重而道远。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作用
在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上，同行专家学者就“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地位及特色”“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模式及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全国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材建设及编写”等十项议题进行了研讨，共商民族大学及边疆院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问题。我认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是一种唇齿相依、互相依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具有辐射作用和整合功能。首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中，可能促进这些学科在传统研究领域之外开拓出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从而产生新的研究成果。“比较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异中见同，同中见异，从而认识某一或某类事物的特殊本质和共同本质。”
而比较文学最根本的性质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2］。如果我们自觉地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文化阐释”等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属其他二级学科的研究当中，可能会促进这些二级学科的研究有新的突破、质的飞跃。比如我们可以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来寻觅人类共有的“诗心”，发现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形成更全面、更宏观、更理想的文学观念，建立更科学、更完善的文学理论。又譬如我们在从事语言学的研究时，如果有意识地进行比较分析，把不同语系的语料放在一起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它们在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异同或对应关系，从而可能加深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把握。再有，现在不少青年学人谈到中国古代文学时都说可供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很有限了，如果有意识地把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当中，我们不仅可以继续对大家已经熟悉的文本的情节内容、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等方面进行研究，还可以对过去较少涉及的文本的文艺思潮、文学团体、文类结构、美学风格、原型母题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这样也许会发现新的研究领域，使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得到拓展。尤其要强调的是，有意识地将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中，更应该成为民族高校从事民族文学研究学人自觉的学术理念和为学意识。我们曾撰文指出“文学性、可比性、跨越性———比较文学的性质和特征，决定了多民族国家内部自成体系的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属比较文学范畴，从而内在地决定了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联姻的可能性、必要性、必然性。”［2］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扎拉嘎研究员也曾说:“只有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审视民族文学，才能使民族文学研究不断深入。这就是说，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对提高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论水平，会产生重要影响。”［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汤晓青教授曾说:“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都属于比较文学的范围”。
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民族文学史更应该是一部各民族的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的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等运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已经有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果我们进一步自觉地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置于比较视域，有意识地开展研究，肯定能开拓新的研究空间，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其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的运用，可以整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其他二级学科，形成教学科研团队，其整合功能有利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人才队伍建设。近年，国务院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就是实施“2011计划”即“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这一战略计划是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紧密围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问题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公益性问题，集聚创新团队，形成创新氛围，巩固创新成果，培养创新人才。“2011协同创新中心”主要有四种类型: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面向科学前沿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工程技术学科为主体的面向行业产业的协同创新中心、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面向区域发展的协同创新中心。这一战略计划，逼使高等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的科研工作者，必须更新观念，打破专业甚至学科界限和壁垒，跨专业跨学科组建科研团队，协同攻关。“‘跨越性’是比较文学的根本属性和区别性特征。跨越性是比较文学之所以能安身立命之根本所在。没有跨越性，比较文学也就无从存在，这在目前国外和国内比较文学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至于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术实践中，是遵循跨国界、跨民族、跨语言，抑或是坚持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甚至要求兼跨这几者，学界与学人至今仍有不同看法，我们完全赞同陈惇教授的观点:“如果从研究实践来讲，只要跨越其中的某一界限，就进入了比较研究的领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课题每一项研究都同时跨越这四种界限”。［7］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样一种“跨越性”的思维、理念，可以启发我们在当下的教学和研究，尤其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中，跨越专业界限，消除学科壁垒，多专业甚至多学科地组建教学科研团队，组建以哲学社会科学为主体的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的协同创新中心，联合申报项目，握紧拳头，齐心协力，超越突破。近年，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就有意识地跨专业跨学院组建了创新团队，推动科研和学科建设上新台阶。2013年“中国文论传统的民族性与文论研究的范式转型”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术创新团队项目。当年，在此基础上又成功申报四川省省属高校科研创新团队建设计划项目。2014年“中国多民族文论传统的本体性研究”成功申报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优秀科研团队及重大孵化项目”。我们组建科研团队集体申报项目，取得了明显的实效。这几个团队，由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博士生导师等担纲领军人物，成员以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为主，同时还有来自学校办公室、研究生院、科技处、彝学学院、藏学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单位从事中国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老师，范围几乎涵盖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属全部二级学科。由于我们打破专业界线，跨越学科壁垒，根据项目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需要来组建科研团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
再者，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有关理论、方法、理念、思路运用到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中，所获得的新成果，又可反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不可能离开文艺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有力支撑。我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界许多知名学者，或是在文艺学、或是在中国古代文学、或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都有非常精深的造诣，然后才成为海内外知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家。比如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原副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原会长乐黛云教授，就是在北京大学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基础上走向比较文学;又譬如，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博士生导师曹顺庆教授，1976年至1980年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是古典文学热爱者，1980年毕业时报考了四川大学的研究生，成为著名学者、龙学泰斗杨明照教授招收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硕士研究生，再后来成为我国第一位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博士，明显地表现出从古代文论到比较文学的学术转向，从最初的硕士论文《〈文心雕龙〉中的灵感论》到后来的博士论文《中西比较诗学》，再到教育部比较文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现在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曹顺庆教授在2014年9月18日－21日于延边大学举行的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百年回顾与展望”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11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当选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无数学界大家成功的学术经历明白地昭示我们，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所属其他二级学科所获得的新成果，能够很好地反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
三、结语
1大数据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
经数据研究表明，海量数据主要是通过云计算技术进行处理，该技术当前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比如中国知网，论文标题中包含有“大数据”字眼的数据明显增加，2013年以前，数据变化并不十分明显，在2013到2016年之间，论文数量高达10000篇，增长明显。国务院对社会发展中大数据的应用予以重视，并坚持认为，在现代化发展中，大数据技术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大数据技术不仅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影响，同时也带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国外许多发达国家早已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文学研究，例如通过统计数据来对文学图标进行绘制，从而揭示出文学秘密[2]。当前，中国许多学者也纷纷展开利用大数据技术来进行当代文学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展开：第一，探讨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当代文学的研究方法，在对文学作品进行阅读和阐述时，人脑和电脑之间的合作性和交融性。第二，在大数据时代下各学科之间的研究关系分析。在2005年，《文学遗产》中指出，“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应该借鉴社会学中先进的数据统计方法，比如开设统计学、电子信息等课程，在路径研究、知识结构方法的设计中弥补学科欠缺之处[3]。计算机真正在社会普及之前，早已有相关文学研究者在对《红楼梦》研究中通过大数据进行分析，对于《红楼梦》小说前八十章与后四十章节的内容是否为同一人所写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并通过数据加以论证，说明数据分析方法早在古代文学领域中进行了研究。而与此同时，利用大数据技术对语言学、文艺学及网络文学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已经成为术界的热门话题。经过对中国知网的检索发现，在大数据背景下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发展的论文数量仍然较少，从文章内容上来看，大部分仅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大数据之间的一般问题进行讨论，缺乏深入的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研究方法和研究思维一直都具有创新性和先进性，学者们将西方新思想和理论在文学史研究中加以应用，但在大数据时代下，给当代文学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2大数据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
2.1中国当代文学的数字化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首要的是建立数据库，目前我国在文学领域中的数据库建设方面仍然较为落后，目前常用的数据库包括中国知网、上海图书馆等，这些大型数据库中所包含的专业与学科较为广泛，对于古代文学专题研究数据较多，如《全唐诗》《四库全书》等，但对与当代文学学科专业研究很少，因此对于当代文学数据库的建设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4]。从当前已经建设的数据库来说，仅仅是完成了从纸质图书向图像转变的过程，可以根据关键词搜索，但无法对全文进行检索，仅仅完成了数字化的转变。在谷歌服务器中，将文本数字化扫描，并存储到高分辨率的图像文件中，使纸质图书内容转变成数字文本，但这些数字文本并不能通过关键词搜索查找，也就不能直接进行分析，只能通过人为阅读的方式才能对信息进行转化。随着大数据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谷歌浏览器通过采用光学字符识别软件，即可以对数字图像进行在线识别，从而完成对数字图像文件的数据化转变。但就目前而言，当前中国许多数据库仍然停留在数字化发展时期，并没有深入地完成向数据化转变的过程，进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5]。
2.2大数据时代背景环境下中国当代文学新的发展路径
在传统数据下，主要是通过局部或是抽样数据的方式来研究人文、社会及自然科学，凭借以往的经验或是理论方法进行假想和推测，难以获得实证数据，同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6]。大数据时代下，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主要是通过对字频或词频进行统计，通过搜索关键词进行检索和研究。例如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通过检索“反封建”“新思想”“启蒙运动”等关键词，利用数据统计这些关键词的使用频率，从而分析出我国文学观念演变的过程。例如在2013年，在研究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发展问题中，通过检索“资产阶级”“影响”等字词的出现和使用频率，利用大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而体现出资产阶级文学的更替和变迁。这种研究方式是一种复杂的文学史研究问题，即不仅是通过统计思想关键词，另外还可以统计诗歌意象，或是文学意象等，分析出文学史实变化情况。“大数据+文学”是一种以别样姿态发展的过程，人们在对当代文学中更应该看到文学本质属性，以及在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文学精神，并以更丰富的思想面貌呈现出来，从精英化向大众化意识形象进行转变，给当代文学的生存和发展模式带来多样化的影响。例如在互联网时代下，互联网技术给人们的政治、文化与生活等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知识分子从社会中心地位逐渐走向社会发展边缘，给当代文学的创作方式也带来了冲击，逐渐向商业化、娱乐化等方向发展，如何能够被消费者和市场所接受成为作家首要考虑的问题，呈现出严重商业化倾向[7]。其次，大数据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打破了空间和时间限制，网络文学点击量明显增长，网络文学作品的数量也随之增加，和传统文学作品相比较而言，虽然网络文学带来了新的突破，实现了创作自由化，文学创作空间得到拓展，文学承载方式不再是通过文字来进行描写，也不仅是通过单一的流通渠道，网络数据已经成为文学领域在运营中的重要环节，说明大数据作为一种新兴力量，逐渐从文学外延向中心扩展，产生新的文学形态。而大数据背景的发展加快了网络信息的传播速度，目前网络信息已经构成文学领域的重要维度，不再只是文学的一种传播渠道，而成为当代文学活动中的重要组成。有学者认为，我国的当代文化已经逐渐从印刷文化改为视觉文化，海量的网络数据在文化领域中以一种新的文学形态出现，大数据已经渗透当代文学的内部。
3结语
在大数据背景下，大数据技术、互联网技术和中国的当代文学领域之间具有复杂的联系，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使原有文化结构发生改变，推动了文学传播，拓展了文学研究深度和广度。总体而言，大数据技术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大数据背景下所带来的新的思维方法，给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新的革命，在新环境下，未来必然是要对自身进行重构与发展，对原有的文学形态进行重新塑造。
典是必要的。阅读文学经典时，首先是注意端正阅读态度;其次是采取课下教师指导，师生共读，讨论交流，深入阅读的方式。最后，对于阅读结果不做苛刻的评价，达到人人阅读，身受影响即可。
关键词：古代文学 经典文本 阅读态度 深入阅读
现在社会竞争激烈，人们功利心很强，这也使得教育改革不可避免的具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因此古代文学因为短期实用性不强而日益边缘化。加之，文学史的编写体例，也使得教师们更加注重古代文学知识系统的完整性，而淡化文本阅读，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高校学生在学习古代文学时不太注重文本阅读。然而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文本比起文学史中的知识系统更能形象而又深刻地体现古代文学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审美价值。因此，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经典阅读是不可或缺的。
一.端正学习态度
所谓学习态度，指学生对学习的看法和情感以及决定自己行动倾向的心理状态。在学习态度的三个因素中，情感是核心，起决定性作用。阅读文本是学习古代文学的最基本方式，因此古代文学的学习态度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经典文本的阅读态度。因此，在学习古代文学文本前，树立正确的阅读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1.确立非功利意识，培养情感。
在学习古代文学时，学生要明确自己对它的看法：古代文学是中国文化之根，文化具有非功利的特点，阿诺德曾说：“文化是一种慢功夫，来不得浮躁，因为它着眼于转变人的内心，而不是急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古代文学经典文本是古代文学最重要的构成部分，所以也要明白古代文学经典阅读的心态必须是无功利的，自愿的，是放松惬意，无负担的。它要求的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正如培根在《谈读书》一文中谈到阅读须全神贯注，孜孜不倦。其二，就努力培养学生对古代文学的情感，就是对而培养情感的第一步我们必须对待古代文学，尤其是文学有一番诚意，把它当做一项事业来做;其三，明白文学文本经典，是古代文学的精华，极具艺术魅力，淡化重知识轻经典的思想，这些都为日后平心静气的深入阅读经典阅读做了一定的铺垫。
2.持之以恒的阅读态度。古代文学距离现在时间遥远。其语言系统与现在完全不同。这使得文言文功底不深的青年阅读文学经典带来一定的难度。再者，现在的文化特点虽来源于古代，但是与古代文化毕竟有不同之处。即使在古代，每个时期的文化特色也是不同的，人们的思想也是有差异的，因此透过艰涩的文言文理解与自己时代思想、文化有差异的古代思想与古代文化，难度是很大的。而古代的文化与思想恰体现在文学经典中，因此不怕困难，持之以恒地系统地阅读古代文学经典才能够理解古代文学的文化精神与思想精髓。
3.科学求真的阅读态度。
对于古代文学经典要坚持科学求真的阅读态度。其表现有三：首先对于经典本身的语言阅读，要准确的弄懂经典语言的含义;其次是要联系作者的时代、思想、系统而准确理解文章的内容;其三是结合经典本身及其有关因素，对它做出自己的评价。要做到这三点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对于文学经典要吸取精华，避免就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做出片面的评价;二是要相信自己，避免盲从。
二.深入阅读经典文本
在端正了阅读态度之后，最重要的是进行古代文学经典的文本阅读，这些经典内容过多，大多不能在课堂上详细讲授，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在老师的指导下选择一定的经典文本，在课外深入阅读。在阅读时，可按以下方式进行。
1.教师按照自己的教育角度，选一本经典，提供指导方法，学习要求，师生课下共读。比如在先秦文学中，《论语》是一本比较重要著作，但又不适合教师课上详细讲授。因此布置学生课下深入阅读，其教育目的是了解我国的儒家思想及其蕴含的人文精神。而古代文学中本身就有论语内容讲授。因此在上课前布置论语深入阅读。要求一个学期完成。
2.课堂指导。学生学习一门功课，重要的不是学习知识，而是学习方法。虽然，我们并不在课堂上用大量的时间去指导课下所布置的文学经典，但是老师的教学方法，在学生身上会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刚开始，我们在讲授古代文学时，有意的将一些学习文言文的方法和工具书的使用方法传授给他们。这样他们就能进行论语文意的疏通了。在讲孟子、荀子时，有意地点出孟子思想特点及有关经典之间的关系，并将他与孔子的思想进行比较，有助于他们对孔子思想的深一步理解。也使得他们有从经典中理解人物思想的意识。
3.作业深入。作业对于学习具有一定的巩固作用。因此古代文学课的讲授中也有作业要求。对于文本经典的阅读，也需要老师做出一定的作业设计。分层次，按步骤，由浅至深，由易到难地布置作业。如古代文学的整个学期的作业，可以围绕经典而作。比如要求学生阅读论语，可分为如下几步：首先，要求在上《论语》前搜集孔子及论语的有关资料，等到上课时，准备讲课。之后进入文本阅读，选择较好的论语文本，如论语译注。教之文本阅读方法。其次是检查学生的读书笔记：内容包括文意疏通与零星感悟;再次是让学生分类总结论语所反映的思想;最后是让学生搜集资料看一下，儒家思想对我国古代社会与文人的影响，谈一下自己的感受。
4.讨论交流，活跃思想。英国作家萧伯纳说：“如果你有一个人苹果，我有一个苹果，彼此交换，我们每个人仍只有一个苹果;如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彼此交换，我们每个人就有了两种思想。”每个人关于文本经典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专门安排一课时。进行经典文本讨论，在讨论前，可以让每个人写出自己的发言提纲。老师先收集学生的发言提纲，将观点相近的分组，让他们进一步融合观点，选一人发言。分成几组。课上先让每组代表发言，陈述观点。然后再由其他组的人进行品评。
5.选修课升华认识。如果学校开的有相关经典的选修课，可以让学生在自己深入阅读经典后，选上该选修课。如学生在深入学习了《论语》，学校开的有《论语解读》，学生可选上，也会有一定收益的。
在深入阅读文学经典时，我们不能奢望每个人都有独到的见解，因为并不是每个学生都喜欢阅读文学经典，人们的理解程度也不一样，但是，古代文学是中国文化之根，学生在阅读文学经典的过程中，古代文化的精髓对其内心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他们的内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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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史》 教学改革 教学模式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极其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有着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独创的艺术风格,形成了繁花似锦、色彩绚丽的艺术园地,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学史》是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核心课程,一般高校在教学计划中都安排四个学期完成,学分16分,我校也是这样安排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材版本非常多,比较知名的有游国恩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史》;褚斌杰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袁行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史》;章培恒等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等等。还有很多简明中国文学史。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任务: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与发展的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内容及其繁荣发展的情况和艺术规律,说明重要作家作品和当时社会的关系,以及其在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介绍、评价历史代表作家的生平、思想、创作活动。分析代表作品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目的要求:通过本门课程的教授使学生获得有关我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基本认识。对我国古代文学伟大成就和基本发展线索、规律有较为全面、系统的认识,并对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家、重要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作出科学评价,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初步运用的立场、观点、方法、独立阅读、分析、评价我国古代文学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思想和文化素养,提高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操,以及审美素质,为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般教材都是按照历史阶段将整个中国文学史分为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辽金文学,以及元、明、清、近代文学等几大部分。
在教学过程中针对该课程的教学,我们认为有以下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加强理论学习,转变教育教学思想观念
1.转变承继性教育思想,树立创新教育观念。
2.转变以专业对口的教育思想,树立加强全面素质培养的教育观念。
3.转变以学科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树立整体化知识的教育观念。
4.由注重共性教育向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全面因材施教观念的转变。
5.树立以质量求生存,以效益求发展的教育教学思想和观念。
二、具体的教学实践中立足一个“改”字,以改促教
1.在教材的选定上立足稳中求变。
2.课堂教学坚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起点和归宿。
三、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由单向灌输变为双向沟通的模式
1.打破传统的“传授式”教学法,请学生上讲台。上讲台的方式有四种:学生教学生,讨论会,即兴发言,师生问答,这种活动每学期至少三次。教改活动是逐年增多趋势,体现一种从被动到主动自觉的发展过程。通过有意识的教改活动,我们认为:最佳的讲述方式是师生问答式,它要求教学双向互为主体,互相促进,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它表现了教与学是一种平等的、友好的、和谐的交流。它能使学生在单位时间进行全方位的能力展示,是学生发现自我、肯定自我、积极思维的最佳形式。
2.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相结合,是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巩固课堂教学效果、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途径,它能够为学生创造一个自由、宽松而又扎实的学习氛围。
3.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调查。鼓励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了解社会,是加强大学生素质培养的重要方面,也为大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处理解决问题提供了良好契机。
4.要进一步完善教学手段,采用深入浅出、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从而提高教学效率。目前的教学手段基本上还是一块黑板,一枝粉笔。而古代文学的信息量大,许多知识学生陌生,教师需要大量板书,而且要作比较细致的阐释,这就耗费了相当多的不必要的课堂时间。要提高教学效率,就必须借助于投影仪、录音、教学课件等教学工具,减少板书内容和不必要的知识阐释,从而节约一些有效的教学时间。特别是在诗词教学中,有些诗歌的意象比较朦胧含蓄,甚至难以言传。运用多媒体转化为画面的形式,化朦胧为清晰,化含蓄为直观,可以启发想象,减少课堂语言,如《春江花月夜》、《锦瑟》等。有时利用背景音乐,虽然不及画面直观,但可辅助对诗歌意象或意境的理解。
5.要注意在教学中把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作为传统文化课教学的主导思想。要在教学中贯穿这样一条红线,即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具体说有这样几点:一是爱国主义的传统。例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追求真理的奋斗精神,“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以及信、义、诚、达、仁、礼等优秀的人格层面,如能通过教师的讲解,让学生辩证地加以继承,无疑会极大地提高年轻一代的思想道德水平,而且对社会不良风气也能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二是团结统一的博怀。我们民族的精神一贯是团结统一的,这从古代文学、古代文化的研究中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三是热爱和平的高尚情怀。四是勤劳勇敢的优秀品质。五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这两句话是《周易》《象传》里边的,原话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古人看到天体永远在不停地运行,比如太阳东升西落,很刚健,所以古人有感于此,认为人生也应该自强不息;又看见大地是很深厚的,可以承载万物,所以想到人也应该“厚德载物”。教师要有博大的胸怀,能够承载各种各样的事物。清华大学把这两句话作为他们的校训,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应该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也是对我们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我一直认为,应当让学生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首先学会做人,然后去做事,再去做官。假如连做人都没有做好,要去做事,事也做不好;要去做官,那官也做不好。现在的一些腐败现象也给我们提供了反面教材。郑板桥说:“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这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我们教学生,也要让学生首先做个好人,而不是首先要求他去做官。此外,传统文化中有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丰富知识,如中国古代在天文、历法、地理、交通、建筑、工艺制造、医药,以及音乐、歌舞、书法、绘画、衣食住行等方面所取得的高度成就,如能有选择地在课堂上加以介绍,则不但能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而且能补充他们平时所学知识的不足,从而使学生的整体素质和文化修养得到提高。对目前高校中不同程度存在的重智轻德、强调分科而忽视整体联系的倾向,传统文化课的教学也能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而只要年轻一代的文化素质提高了,优秀中华文化的传承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自然就有了保障。
四、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如果仅强调我们是教学型的大学,忽视科研工作,那么我校的地位注定是三流学校。若没有科研成果,不仅老师自己会不自信,而且学生也会看不起。因此,学校在抓教学的同时,应该而且必须加大对科研的投入。中国古代文学虽然研究上很难突破,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对它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如九江地区古代文学),取得一定的成绩。
五、未来的设想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认为课程建设的确势在必行,学科建设的基础就是课程建设,没有课程建设,根本谈不上学科建设,当然它涉及到许多方面,教材、教学、科研、教师的知识更新、能力更新,无不和它有关,因此,这决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件长期的工作,要一直做下去。
今后我们可以开展以下工作。
1.加强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培训。提高现代化教学手段实际效果,提高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
2.加强古代文学教学模式的探讨,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教学理论研究的深度。
3.科研立足江西,加强赣文化研究的理论深度,形成地方特色。
4.注意和省内外的古代文学界同仁的交流和沟通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保持同步,提高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水平。
5.还可以请一些专家、学者来我校举办一些讲座活动,扩大学生的视野。
参考文献:
[1]游国恩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键词：中国文学 唐诗艺术 公开课 课堂教学 文化传播
1904年5月，京师大学堂国文教习林传甲编印《中国文学史》讲义，是中国大学教育的第一部中国古典文学教材[1]。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门课程来讲授，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一些研究成果分析了现阶段古代文学史教学的现状，认为其面临着教学课时持续减少、教学内容僵化、教学模式单一、学生兴趣降低等多层困局，有的主张走突出能力培养路线，有的主张走突出人文精神培育路线，有的主张建立新型教学模式，欲以化解危机[2]。笔者认为，在开放教学时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型教学至关重要，因为文献的获取已不成问题。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尚永亮教授《唐诗艺术》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缘自主讲人2007年为武汉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开设的唐诗艺术课程，2008年收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名师讲课实录丛书”，时分说声律（上下）、立意（上下）、结构（上下）、语言（上中下）、比兴、剪裁、情景、言意（上下）、技巧（上下）、时空（上下）、诗画（上中下）二十一讲。《唐诗艺术讲演录》，没有一句诸如“帅哥”、“酷”等当下开讲人插科打诨的现代语，而深切感受到的是其教学的严肃性和艺术性[3]。作为面向社会的开放资源，《唐诗艺术》公开课取其精华，编为概论、情景、比兴、语言、立意、结构、剪裁、技巧、意象、时空、声律、对偶十二讲。2013年5月，教育部确定为第三批“精品视频公开课”。
一.深度：教学内容的学术性
平心而论，百家讲坛传播和弘扬经典功不可没。但它并非完整、严谨的文化课程，它使经典更为通俗化、更为平民化则与“中国古代文学史”以踏踏实实研读经典为主要宗旨的教学背道而驰[4]。《唐诗艺术》公开课选取若干重要关目，如情景、比兴、语言、立意、结构、剪裁、技巧、意象、时空、声律、对偶等，予以集中而深入的解说，重艺术赏析，更重创作脉理的探寻;重文本解读，更重理论概括。
而将某些问题集中起来，更便于把耳熟能详的唐诗讲透。譬如讲唐诗“技巧”，以柳宗元《江雪》为例，此诗采用的是一种排除法，视线由远而近，由大而小，由广而狭，凝聚于一叶“孤舟”，进一步聚焦到一个老翁，聚焦到老翁的一个“独钓”的动作，再聚焦到诗中没有出现的钓钩。再举柳宗元另一首诗《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重点谈与聚焦式相反的发散式、扩张式手法，使读者对诗人欲化一身为千亿而散上各个峰头的设想获得真切领会。大学课堂要以研究高深学问为原始职能，即使应用型本科院校也要保证本科教学要求，以区别于高职教育目标。
二.温度：教学过程的启发性
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应加强现实感、生活感、亲近感。在保证完成教学大纲规定内容的前提下，注重课堂教学中的“故事性”，培养学生的“历史感”，古代文学应该“活”在当下[5]。例如讲唐诗“对偶”，从缘起和发展、种类、艺术及其功用三个方面，结合生活中的“偶”现象，在知识传授的基础上，强调诗中对偶扩展、改变作者的思维方向的特殊功用，以及对中国文化精神领悟的启迪。再如在“立意”一讲中，通过比较中唐诗人杨巨源《城东早春》、白居易《买花》、陈陶《陇西行》三首咏春之作，意在说明角度新颖、巧妙传神和与众不同是唐代诗家追求的立意标准。
讲课是一门艺术，能不能把课讲好，不光在于口才的好坏，也不完全在于知识面的广狭，我们认为最重要的，还在于能否授人以渔，让听者既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改变思维，举一反三，进而由此养成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是研究性教学的本质。
三.广度：课外学习的研究性
在《唐诗艺术》这门课里，很少单独讲述抽象的理论，也尽量避免孤立的作品赏析，而是试图把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对作品的具体分析结合起来，让同学们以理论为线索，顺藤摸瓜，获得对作品艺术特点的深入解会，并围绕作品的艺术特点，把握唐诗的某些创作规则。受国家精品课程技术规范，课内传授容量有限，关键还是课外的温故知新。
譬如中国古代的诗论中有三部书是不可不读的：第一部《文心雕龙》，要精读，借助此书可以在创作、鉴赏、文体、理论等方面，对唐以前的中国文学有一个系统的了解;第二部，严羽的《沧浪诗话》，这是继《文心雕龙》之后又一部力作，而且在某些方面如妙悟、兴趣、韵味等方面有较大升进，对此后的诗论特别是神韵一派极具影响，借助此书可以对唐宋诗的特点有一个较细密的把握。第三部书，就是叶燮的《原诗》了，此书字数不多，是一部较为系统深入的论诗的学理性著作，其中一些见解远超前人，如果能抽出时间，不妨去细读一下，一定会有收获的。个性化学习是大学课程的突出特点，又与研究性学习相关联。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各人。国家精品开放课程一时难以体现课外，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可以向Coursera、Udacity、edX等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网站借鉴组织方式。
四.高度：实践教学的专业性
人文学科的实践教学近年受到国家的重视。有学者将专业规范纳入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教学，将其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等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学术规范的教育落到实处，包含学术道德层面的、研究方法层面的和具体技术层面的[6]。因为高级专门人才是大学培养目标，所以专业思维、专业方法、专业精神是要必须掌握的。受时间和录像技术要求的限制，公开课实践教学一时难以展现，只能放在第二课堂进行，如对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元（稹）白（居易）等人的诗歌作些比较考察，运用比较专业的话语，分析其文化意蕴。
如果能进而通过学习唐诗的立意、剪裁、声律等知识，尝试古典诗词创作，就更能体会唐诗艺术的真谛了。除了平时勤于练笔外，加入校内外诗词社团是条捷径。若想进一步提升，可参加高层次免费学习班。如中山大学“广东省诗词传承与实践研究生暑期学校”（招少量本科生旁听学员），聘请两岸四地著名学者、诗人授课。此为真正的诗歌实践教学。
五.厚度：教育技术的互动性
读图时代不可回避，对深受新媒体影响的当代大学生更是教学必备手段。现代教育技术的使用本应能引起教学内容深度和广度变化，体现引导学生思维、激发创新精神而走向广阔的课外世界。然而，有时新媒体过度使用和粗制滥造，却妨碍了课堂教学和伤害了学生胃口。具体到人文学科尤其是诗歌艺术，则更要精心设计课件，否则就会注重了形象性，却忽视了文学形象感知的间接性特点。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不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它只能通过接受者的想象和联想才有可能间接地被感知，歌德说“造型艺术对眼睛提出形象，诗对想象力提出形象”就是这个道理。
六.亮度：课程考核的创新性
讲课大可即兴发挥，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以获得师生互动、兴会淋漓的效果。譬如律诗所以要对、要粘，就是为了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就好比一把折扇，可以收放自如。在唐代格律诗的ABBAABBA式中，不仅是上联和下联之间互相粘合，而且首照应，首句是A，末句也是A，起点预示着终点，终点又回到了起点，整个形成了一个首尾圆合的环形。这不是一种统一、一种和谐吗？但演播室全程录像，还是与平时课堂情境有别。譬如既有山西省太原市网友“引经据典而又通俗易懂，学术功底厚重”的赞赏，也有浙江宁波大学网友“内容很好，就是讲得平淡了，缺失了唐诗的热情”的关注，这恰恰是开放课程的特色，受众与单纯大学课堂层次相对一致不同。
有时怎么考决定着怎么学，进而影响着怎么教。同时，还涉及到怎么“管”。一般来说，知识性考题不宜超过40%，原典诵读默写可占20%，而不低于40%的含量应放在个人论文、小组作业和课外实践上，基本规范前提下可不拘形式，尤其对于90后大学生。再进一步说，如果有学生能够写出具有一定艺术水准的古典诗词，也完全可以拿到课程学分（民国时期陈寅恪先生主持清华大学招生入学考试就曾出过对联题），当然教学管理改革要跟上，教师应拥有课程考核自。
因为《唐诗艺术》背后有专业技术制作团队，课件都比较丰富、精美，但作为国家精品开放课程，主要还是老师放、学生看的单向传播。在师生共同投入上，尚需进一步改进和提升。而开放课程的优势，也为受众赐示批评提供了条件，使大学课堂更有益民生，贡献社会。
方兴未艾的“慕课”潮流正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7]。学生的学习方式颠覆着教学传统，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也在相应演进。出新是必要的，但具体到传统学科，则要具体分析。另外，现有的一些教学管理方式还不能适应研究性教学的需要。仅就课堂教学规范要求而言，就可能束缚了某些人文学科的教学个性。我国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的体会，值得一线教师和管理人员深思：
中央大学期间，一些狂放的教师每以恣肆的作风进行讲学，林损讲《老子》，开头两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讲了两个多月;徐英上课，只拿两支粉笔进场，对那些手持讲义和参考读物的教师反加讥笑。小石老师因系两江师范学堂出身，备课一直很充分，教学效果特佳，但也总是完不成教学计划。其它教师能按部就班完成教学计划的也很少。凡事有利有弊，有得有失。过去一些水平高低教师常是随便谈谈，聊聊掌故，甚至攻击他人，自诩高明，但他们确有两手，否则也站不住脚。到了六十年代教师队伍加了不少新人。这时开始使用材，教师上课时，不会再发生什么离题的怪论，大家都能全面完成教学任务，但往往流于照本宣科，不再强调什么个人心得，研究成分大为减少，对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研究人才而言，可未必有利[8]。
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也是中文系教学时段最长的一门主课。这门课程在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加强学生的文学修养等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实质上就是学习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这里从《唐诗艺术》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资源入手，取法乎上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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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陈寅恪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术大师，他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这种历史社会文学研究法对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小说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近代的学术大师中陈寅恪是其中非常有特点的一位。正如学界所说的，是哲学家，俞平伯是文学家，王国维的优势在政治和理论，而陈寅恪却是历史学家。与在学术研究上主要采用考证的方法不同，陈寅恪是在文化的研究上打通了文史哲，从根本上分析历史现象，阐释历史原因，从而解释文学上的现象。他将考证的方法与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打通了文学的内部与外部。陈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研究开辟了古代文学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陈寅恪用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对唐传奇的研究。对唐传奇兴起原因的探讨一般认为“温卷”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先生亦引用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记载说明这一点。但认为对唐传奇影响更大的是古文运动。早期写传奇小说的人，如元稹等人都是古文运动的主将。所谓的古文与小说是二者一也。而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安史之乱有很大的关系，由安史之乱上推到了唐代前期河朔文化的兴起，河朔文化与唐代的种族分布又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这样的研究方式，就说明了唐传奇的兴起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深入地指出了其兴起与唐代社会种族之间的关系。具有文化研究的意味，同时加深了研究的深度。陈先生的学生刘开荣在《唐代小说研究》一书中继承了他的这一研究方法。目前学界，陈寅恪关于唐传奇的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陈寅恪先生对学界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唐传奇的研究上，而是他的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后世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式。在明代的小说研究中，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广泛地运用。
在《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考证上这种方法运用得最为充分。著名的明史研究专家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写了三篇文章论述了《金瓶梅》的成书时间是在万历年间。他的依据主要是，《金瓶梅》中有皇帝向太仆寺借马价银的细节。历史上只有在万历十年以后，皇帝借用马价银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多，先生据此推测《金瓶梅》成书时间的上限是万历十年。其次，根据小说中戏曲的演出情况，《金瓶梅》中的戏曲唱的都是海盐腔，而此唱腔在万历时期很盛行。再次，根据历史上万历时期佛教的兴衰情况。确定了《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年间，先生以他深厚的历史功底与史实的证据使得万历说压倒了嘉靖说。
黄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在万历17年到万历24年之间。黄先生认为《金瓶梅》的成书时间与两个壬辰年有关系。一作者选择小说的开场时间是在壬辰年即政和三年。二由于作者仓促成书，全书年月干支甚是混乱，独人物生肖从其壬辰年为立足点推算往往不误。说明作者可能是从这一年开始创作的，因为用生活中同一干支来构思历史故事的发生和借用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生肖年龄都比较方便。黄先生更进一步由此推测《金瓶梅》的作者不可能是这时已故的李开先、薛应旗、冯为敏、和将死的王世贞、徐渭，尚年幼的沈德符、未出世的李渔。并且认为笑笑生在抄《水浒传》时所作的改动，暴露了他习惯用吴语和对山东地理十分模糊情况，而且如果是山东人的话也没有必要在描写山东发生的事情时加入吴语。并且在小说中存在着不符合山东口气的地描写。所以作者应该是一个南方人，懂得北方的官话、方言和习俗，但又不是十分的熟悉。黄先生发现了屠隆曾经用过笑笑先生的化名。所以，推测《金瓶梅》的作者试屠隆。
黄霖先生对《金瓶梅》成书时间与作者的推测也是建立在社会与历史的基础上进行的，亦是一种文化的阐释方式。
这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明代小说史中也是常见的研究方法。陈大康的《明代小说史》应该是典型的例子。陈先生主张，当涉及某一作家作品或事件现象时，一般都应将它置于“竖”与“横”的交叉点上现实价值与意义。所谓“竖”是指考察它所受先前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对后来小说创作的推动作用；而所谓的“横”则是把握它与当时的小说创作以及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横向考察时，小说与时代环境之间关系的考察也就是一种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只有将小说与它所产生的时代环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的揭示它所具有的不同于前代小说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在《明代小说史》中陈先生提出了自宣德以下的7朝是通俗小说创作的萧条期，通俗小说在这一阶段中的创作竟是一片空白。对这一特殊的小说史现象进行解释时论述了明初文学创作的概况与氛围，通过对明初诗文、戏曲与说书等文学样式发展状况的考察，说明在当时阴冷肃杀的环境与氛围中，整个文学的创作都步入了低谷，在这样的环境下，作为文学样式的之一的小说自然也不能例外。从文学创作的大背景上为小说创作的萧条进行了解释。随后，从政治的角度解释了小说发展停滞的原因。考察统治者对小说的具体态度。明初统治者一方面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同时又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学。文化思想界这种环境与气氛，正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已问世的作品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从传播的角度上，阐释了小说创作空白的根本原因是明代初期印刷业的落后。这就将通俗小说的流行与明初的经济技术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了。陈先生的这种观点，在明代小说史的研究上是眼光非常独到的。陈先生在对明代小说的研究上运用的亦是历史社会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将明代初期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与通俗小说联系起来的考察方式填补了明代小说史研究上的空白。
陈寅恪先生这种社会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学界广泛运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有利于揭示文学现象背后社会历史经济上的深层原因，加深研究的深度。但是在运用的时候，要注意以文本的研究为根本，不能本末倒置，把文学作为某种社会历史经济现象的注脚。
参考文献
一般的学术专著那客观冷硬的抽象概念性知识，很少让人读之而感动。许多年前，我读到罗宗强教授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所得却不仅是对文学思想的认知，而且更是“文心”直觉的感动。为什么如此？我不断回想着那样的经验，有些明白因为罗教授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流动着“士人”的精神生命：陈子昂的精神生命，王维、孟浩然的精神生命，岑参、高适的精神生命；李白、杜甫的精神生命，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李商隐等等文学家的精神生命，当然罗教授自己的精神生命也已融贯其中矣。
几年之后，我认识了罗教授，那么真诚、博通而赡才，非只学术卓尔成家，更精擅诗文、书画的创作。他就是一个优秀的文学家，文学家当然能“体会”文学家；其后读到他为门生张毅教授《宋代文学思想史》所作的序文，云：“文学毕竟是人学，描写人的生活、人的理想、人的心灵，社会上的一切影响，终究要通过心灵才能流向作品。”因此，罗教授之治文学思想史，掌握到独具只眼的锁钥：“士人心态的变化是文学思想变迁的关键。”当然，想要理解古代的士人心态，绝非史料考证、铺排，或套入某些抽象概念理论的框架，就能获致“体贴”的诠释；唯有学者带着自身精神生命的存在体验，契入历史情境中，借由文本而与古代士人相对“谈心”，才能获得“具体解悟”。罗教授就是这样在掌握古代士人的“心态”吧！我终于更加明白为什么罗教授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那么丰沛地流动着“士人”的精神生命，而让我读之感动不已。中国的人文学问，“文格”与“人格”不能切分，这又让我做了一次贴切的印证。
20世纪以降，知识生产分工越趋琐碎，各种知识专业学科化之后，彼此藩篱不可跨越；学者们也无意跨越，而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者；乃各个固守狭小如牢房的专业领域，不知方尺窗外，还有什么更广大的学问视野！其所为者，恐不在真理的无限创发；而仅是以学求食，知识也不过作为谋生的工具而已；研究的是儒是法是道是释、是文是诗是辞是赋、是戏曲是小说，又有何差别！都是一堆“死文字”罢了，与“人”的精神生命、存在体验、终极关怀全无贴切的关系；于是“学究”一仓库、“专家”满街跑，能博通而创发的学者竟尔难得！
知识专业界域的切割，使得近几十年来，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中国社会史、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或理论史、中国文学史等学科，各成铜墙相隔、铁壁互绝的专业知识界域。其实，从知识原产场域的存在经验情境与过程观之，并没有不能跨越、会通的界域；也就是当我们从观念上，拆除抽象、封闭的知识藩篱，而回归到“人”之生命存在所相即、开显，总体混融而不住衍变的世界，便可会悟到“真理”乃是原生于“人”所“感知”之总体、衍变的存在情境，其中各种要素交相渗透、彼此辩证，终而依借符号，形式化为各种产品。偏执某些知识界域的切分，都是在封闭、排除真理更多可能性、创发性的意义。
近些年来，在长期历经知识专业界域过度切分之后，前面所说总体混融、不住衍变、多元要素交涉辩证，已成为我的学术观念基调，并明确表达在几篇论文及演讲词中。因此，我认为所谓思想史、社会史、经学史、史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史等学科，都只是从总体切割为片面、从衍变抽离为固态、从多元缩减为单一，进而概念化表述为一种界域封闭的知识；但是，“说世界，非世界”，在这类片面、固态、封闭之知识的遮蔽下，吾人所真切相即的世界既无由开显，而自身生命的存在也毫不觉察地被遗忘了。“人文学问”之中，已经没有“人”了。
然则，人文的学问，其中必须有“人”；并且在理解、诠释以至建构为系统性知识的过程中，也应既知其“分”而又知其“通”。我认为各种人文知识的“意义结构”，在借由符号形式进行显题化、系统化建构时，纵然必须选择其中某一“显性”要素，作为“主位”的认识对象，但也得同时考虑它与其他“隐性”要素、“宾位”对象之间，如何彼此交涉、相互辩证，而“共显意义”。这是一个总体而动态历程的“意义结构”，其实是中国古代以《周易》《文心雕龙》为“典范”（paradigm）的“知识型”（épistème）。2012年6月间，我在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工作坊”研讨会中，提出这个源于中国古代人文学之本质论及方法论的“典范”。准此，各种被片面切分的知识之间，并非截然无涉，可以自成铜墙相隔、铁壁互绝的界域。它们只是认知及表述上，主宾显隐的分别而已。例如文学史知识，虽以“文学作品”为“显性”要素，为“主位”对象，却不能将它孤立认识；而必须同时理解到“文学”与其他相关的“隐性”要素、“宾位”对象，例如文化思想、政治处境、社会阶层化、、历史意识等，诸多因素之间如何彼此交涉、相互辩证，而“共显意义”。以此类推，“文学思想”等其他领域的知识，“意义结构”亦然。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家的“实存”世界中，“文学”从来不曾、也不可能“独立”，更无所谓“纯文学”与“杂文学”之分。汉代以前固然如此，魏晋之后也是如此。“为艺术而艺术”，乃是近现代五四新知识分子既反儒家传统又受西方美学影响之文化意识形态的投射，是一种不切乎中国古代历史实境的幻想。
我抱持这样的学术观念，在阅读罗宗强教授及其门生一系列“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的著作时，就经常产生“与我心戚戚焉”的共鸣。“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是罗教授独辟蹊径所建立的学科。五四以降，他面对中国思想史、文学批评史或理论史、文学史之专业切分，仅识其“区别”却不知其“关联”的学术形态，乃寻思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如何能做到各知识领域之间“分而能通、通而能分”；而以“文学思想”为基地，会通古代文学家总体混融的历史处境，从各因素之间的交涉、辩证，去诠释历代“文学思想”的内涵及变迁。罗教授所执教的南开大学文学院，就是这一门学术的重镇，由历代“文学思想史”，推及“士人心态史”，成果非常丰硕，俨然已形成特色鲜明的学派。张峰屹教授的《西汉文学思想史》，正是其中成果之一。
罗教授早已建立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的知识本质论与方法论，对于文学思想史与文学批评史或理论史、文学史之间的区分及关联，在他自己的著作及为门生的著作所撰写的序文中，已阐述得非常清楚。其中，最引起我的共鸣，厥为“历史还原”的研究进路。我理解到，罗教授所谓“历史还原”并非实证史学的“历史重塑论”，也就是并非仅就历史文献的考证，重塑纯为客观的历史事实。他所指出的研究进路，乃是强调“古代文学思想史”的“诠释”，首先就要做到原典文本的正确解读；那不仅是文字训诂而已，更重要的是原典所蕴涵“文学思想”的意义，必须契入产生这种思想的“具体环境”，才能获致深确的理解。假如容我以“诠释学”进一解，也就是对“历史他在性”的文本进行诠释时，必须限定在“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契入其中而体会之；而且所谓“历史语境”始终都处在动态中，并非僵固之物。“文学思想”乃是“文学家”面对他所处的文化传统及当代社会情境在进行“思想”，因此诠释“文学思想”，当然必须了解古代文学家在文化、社会，尤其政治处境中，所抱持或显或隐的“心态”。“士人心态史”也就成为研究“文学思想史”的要件之一。这是研究古代文化或文学所必要的“历史同情理解”，在这“理解”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有些合理的批判。五四以降，新知识分子之“反传统”已成文化意识形态，未理解而先批判，骂尽古人，而渐积为刻薄之风。其因就在于对待古人，缺乏“动态语境”的观念，没有“历史同情理解”的体贴心。罗教授的“中国文学思想史”，或可一矫这种习气。
张峰屹教授这本《西汉文学思想史》，的确实践了其师所建立的知识本质论及方法论。我仔细阅读，他对于西汉士人由文化传统及当代社会，尤其政治与经学处境所导致的“心态”，诠释得非常贴切而深入；而且能准确地辨识这种历史处境的演变，就在“动态语境”的基础上，恰当地区分出三个时期，并结合政治与经学处境所导致“士人心态”的迁变，以诠释各时期“文学思想”的内涵及转向，其中经学处境的影响尤深。同时，他也能适切地运用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文本，深度揭明政论、辞赋、乐府诗歌等作品，以及文学家的创作行为所隐含的文学思想。这显然是在西汉士人总体存在情境的基础上，从文化思想史或经学史、政治及社会史、文学批评史、文学史之与“文学思想史”之间，彼此交涉、相互辩证的关系，去诠释“西汉文学思想”的生成与变迁。张教授在其师所开辟的学术蹊径上，走得昂首阔步，成果斐然。
我仔细阅读，还发现张教授也的确能实践其师所教示的“原典文本的正确解读”。许多原典的征引，都不是笼统印象的浅说，而能经由契入历史语境的深度理解，再依借文本分析，而获致确当性的诠释。其中，不少对原典的诠释，颇具独见，这在罗教授为他作的序文中，已指出多处。此外，另如关于《旱云赋》是否为贾谊所作，马积高的《赋史》认为“把灾异与政治联系起来，这种现象是汉武帝以后才出现的事”，因而将《旱云赋》断为“非贾谊所作”。张教授不同意这个说法，举出《左传》文本为例，证述“把灾异与政治联系起来”的现象，东周时期已有之。又例如对于枚乘《七发》，他不同意刘勰《文心雕龙·杂文》所提出“始邪末正”之说——也就是刘勰所读出的文本之意，乃是前面描述听琴、饮食、跑马、游览、田猎、观涛六件事，皆是“发乎嗜欲”，应该戒除；而最后所描写方术之士的“要言妙道”，才是枚乘正面劝谏之旨。刘勰之后的读者，也多持此说。张教授认为这是误读，因而分析文本，论证听琴等六事皆非邪的“伐性之斧”、“腐肠之药”，反而与方术之士所言，同属疗愈的“妙道”。凡此，都可见张教授在“原典文本的解读”上，的确下了很深的工夫，才不致落于人云亦云的谬说。
同时，由于他对枚乘《七发》《柳赋》以及路乔如《鹤赋》、邹阳《酒赋》、羊胜《屏风赋》等这一类作品的细读，而看出汉代辞赋由贾谊《鵩鸟赋》《吊屈原赋》这一类“自我抒情言志”的作品，转向“歌功颂德、游戏逞才”的笔墨。其中，隐含着士人对于“词章”书写之“心态”的改变，这在西汉文学思想史上，具有值得诠释的意义。因此，张教授在文人“自我抒情言志”的主流传统之外，对于“游戏笔墨”特别重视；而在本书中，专立章节，另眼诠释与评价。汉赋的意义及价值，的确应该在“抒情言志”的主流传统之外，另辟“游戏笔墨”及“语言艺术”的诠释视域。这是张教授为西汉文学及其思想研究，所开拓的一条值得继续探寻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