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4 17:16:5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海洋经济研究报告，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以纺织起家的雅戈尔和众多浙江民企一样，早年进入地产领域。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浙江，近年来传统的制造业利润日渐微薄之时，房地产业已经成为这些民营企业的发展重头。
浙江民营经济重镇温州，8月19日了一份“2010温州市百强企业”排行榜，值得一提的是，与房地产沾边的企业高达50多家。
民间资金炒楼、民营企业造楼，已经成为浙江民营经济巨大收益的来源，大量“食利”阶层也由此涌现。但浙江也正开始为此付出代价。一个直接的表象是，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这些涉猎房地产的企业，发展动力出现衰竭迹象。
常年关注浙长三角区域发展的河海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奇洪，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由于浙江投资环境欠佳、产业升级缓慢、过度热衷于房地产等短期投资，近五年来，浙江的经济与江苏、广东、山东几个一线省份相比，出现了过早衰退。
制造业遭遇房地产业
“前几年制造业很困难的时候，民营企业都涉及房地产开发。”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一方面房地产利润高，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培育没起来。所以民企就一拥而上。”
“但是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目前充斥着巨大的风险，温州政府方面电在呼吁引导企业回归制造业，但是企业都是自主经营，需要更多努力让他们认识到实体产业的重要性。”
温州百强企业排名中，专门从事房产开发的中梁置业和巨龙房开分别位于33位和53位，中城建设、东瓯建设、温州建设集团、三箭建设和鸿厦建设分别名列第3、13、19、44和45位。可见，房产已成为温州经济总量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当低利润的制造业日渐衰弱之时，高利润的房地产行业则成为诸多企业的优先选择。
内雅戈尔带头掘金房地产之后，宁波的企业对房地产的兴趣正在日渐倍增，诸多制造业龙头企业均涉足该领域。无论是做空调的奥克斯、做纺织的维科、做文具的广博、还是做服装的培罗成、铜管行业的金田，抑或是以注塑机起家的海天，在房地产行业上都一拥而上。
发展动力衰竭
刘奇洪认为，浙江资本在省内投资大多集中在房地产业，追求暴利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在产业创新上投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在河海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奇洪的一份研究材料提供的浙江、山东、江苏、广东四省近5年的经济总量柱状图中，与苏、粤、鲁的经济总量差距在被逐渐拉大，2009年浙江经济位于四省第四位。
仅以长三角的兄弟省份江苏相比，2003年浙江省生产总值约9050亿元，江苏则实现了12451.8亿元，两省的差距为3000多亿；但5年之后的2009年，江苏实现了34061亿元生产总值，浙江则为22832亿元，两省的差距超过了1万亿。
关键在于，浙江的经济发展增长的动力已经呈现了疲态。2009年，在经济增速上，江苏增长了12.4％，山东、广东增长了11.9％、9.5％，而浙江仅增长了8.9％。
背水一战
“产业升级的缓慢、不愿意将过多的资金投入研发和企业的升级上，而满足与追逐房地产、股市等近年来获利丰厚的行业中，成为了大多数的浙江民营企业的‘通病’。”刘奇洪认为。
如何脱离传统的发展套路，为经济衰退创造新的制动力和拉动力，从而实现转型升级，浙江开始背水一战，并希望从制度创新上取得突破。
此前，浙江省正在申报经济转型升级、海洋经济发展及民营经济创新等三大国家级改革试验区。想通过土地等要素资源激活民间投资，推进区域内均衡发展战略。
将民营经济发展纳入国家改革发展试点，成为浙江拉动民间投资的一个有力抓手。
Abstract： The article introduced the preliminary works of high-speed railway and expounded the important role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struction units and administration of prospective design， external coordination at early stage. The article presented some advices for reference only to complete the preliminary work of high-speed railway.
关键词： 高速铁路；建设单位；前期工作
Key words： high-speed railway；construction unit；preliminary work
中图分类号：TU7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34-0065-03
1 高速铁路建设项目单位前期工作的主要内容
铁路建设程序包括立项决策、设计、工程实施和竣工验收。立项决策阶段，依据铁路建设规划，对拟建项目进行预可行性研究，编制项目建议书，根据批准的铁路中长期规划或项目建议书，在初测基础上进行可行性研究，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按国家规定报批；设计阶段，根据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在定测基础上开展初步设计，初步设计经审查批准后，开展施工图设计；工程实施阶段，在初步设计文件审查批准后，组织工程招标投标、编制开工报告，开工报告批准后，依据批准的建设规模、技术标准、建设工期和投资，按照施工图和施工组织设计文件组织建设；竣工验收阶段，铁路建设项目按批准的设计文件全部竣工或分期、分段完成后，按规定组织竣工验收，办理资产移交。其中立项决策阶段和初步设计阶段的工作属于项目前期工作，是整个项目建设程序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根据我国铁路建设项目管理规定，项目建议书批复后，出资方代表应及时成立项目管理机构，我国高速铁路的主要出资方为国务院铁路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为便于专业化管理，一般由铁路行业主管部门出资代表组建合资铁路公司作为项目的建设管理单位，积极开展前期工作。
高速铁路合资公司应认真履行管理职责，按照国家审定的规模标准投资组织建设或委托建设，依据公司章程履行公司决策程序，对建设全过程负责，在项目的前期需完成主要工作：
一是建立建设管理机构，制订管理制度。及时成立建设管理单位，规范内设机构设置，按规定配置机构人员，加强规章制度建设，强化建设管理人员培训。
二是积极介入勘察设计工作。要配合和参与勘察设计工作，履行监督责任，认真开展设计文件初审工作。
三是切实做好对外协调。要做好建设规划许可的报批工作，做好征地报批和实施工作，完成三电和管线迁改等协议签订工作，做好环保、防洪等评估工作，做好建筑材料调查工作。
2 建设单位在高速铁路建设项目前期工作中的必要性
2.1 建设单位通过管理人员前期工作的磨合以及规章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建设单位在高速铁路项目管理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近几年我国处于铁路建设快速发展期，目前在建铁路项目308个，建设规模大，建设管理机构多，其中铁道部负责管理的铁路公司就多达42个，主要负责高速铁路的建设管理工作，建设管理人员不足，由于高速铁路技术新、标准高，而且铁路公司多为新组建的建设单位，建设管理人员来至不同的建设、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及地方政府派出人员，他们有着不同的工作经历，受到不同企业文化的影响，这些因素虽然为建设单位提供了较全面的管理经验，但这些个体的差异又不利于整个团队合力的形成，这些来至不同单位的管理人员，通过项目前期的共同工作，从产生矛盾，到相互修正，再到彼此适应，最后提高了团队的管理能力。同时，建设单位在项目的前期工作中，要不断的加强和完善单位自身以及整个项目管理的规章制度建设，通过管理人员对制度的遵守和适应，理顺建设管理程序，为建设单位在项目的实施、验收以及运营管理的全过程中的管理创造了重要的内部条件，有利于建设单位在高速铁路项目管理过程中更有效的发挥主导作用。2012年3月，铁道部《关于调整铁路大中型建设项目管理的通知》（铁建设[2012]37号）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提升18个部管项目管理机构的建设专业管理能力，承担高速铁路等新项目建设管理任务，可以避免项目立项后新组建的建设单位在人员、设施和制度上的不健全，更加有效的对项目的前期工作进行管理，正是基于加强建设单位在高速铁路项目前期工作中的作用而制定的。
2.2 建设单位提前介入勘察设计工作，对勘察设计工作进行有效监管，提出合理化建议，有利于勘察设计工作的顺利完成，维护项目出资人的利益。
高速铁路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是项目前期勘察设计工作的两个重要阶段，可研是项目决策的依据，初设是确定建设规模和投资的依据。建设单位如何监管勘察设计单位在可研阶段进行社会、经济和运量调查，综合考虑运输能力和运输质量，从技术、经济、环保、节能、土地利用等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论证，对建设方案、建设规模、主要技术标准等进行比较分析后，提出推荐意见，进行基础性设计，提出主要工程数量、主要设备和材料概数、拆迁概数、用地概数和补偿方案、施工组织方案、建设工期和投资估算，进行经济评价编制，论证建设项目的可行性，在初设阶段开展定测、现场调查，通过局部方案比选和比较详细的设计，提出工程数量、主要设备和材料数量、拆迁数量、用地总量与分类及补偿费用、施工组织设计及工程总投资后编制，满足主要设备采购、征地拆迁和施工图设计的需要，是建设单位提前介入项目前期工作的重要任务。由于勘察设计单位是项目的合同单位，是建设项目众多参与者之一，具有企业的本质属性，即首先是对自己企业负责，其次才对自己承担的勘察设计工作负责，这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当其企业利益与高速铁路项目利益冲突时，勘察设计单位会优先维护其企业利益而牺牲项目的利益，比如高速铁路沿线某企业规划建设一企业专用道路，勘察设计单位为了赢得该企业的其他勘察设计任务，将本该由该企业出资建设的专用道路纳入铁路项目改移道路设计，增加了铁路建设成本，损害了铁路出资人利益。但建设单位代表的是出资人利益，通过在建设前期介入勘察设计单位，通过有效监管，可以及时发现和阻止类似事情的发生。其次，建设单位可以通过前期介入勘察设计工作，熟悉和掌握设计细节，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或者利用社会其他技术力量对勘察设计成果进行审查，提出合理化建议，达到优化设计的目的，比如，可以通过聘请隧道施工方面的专家，对控制性隧道工程的施工组织进行辅助坑道的优化，补充设计单位在施工组织方面的不足，降低项目实施的风险，保证高速铁路项目按期或提前投产，实现项目经济和社会效益。
2.3 建设单位在高速铁路项目前期完善项目的外部协调工作，有利于为项目创建和谐的工程实施条件，维护项目自身及公共利益。
高速铁路项目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经济活动，涉及面广，内外协作配合的环节多。铁路建设属线型工程，线位经过区域有特殊要求的，还得主动办理有关审批、许可手续，才能保证建设工作顺利推进。只有在项目前期充分做好经济和设计调查工作，完善项目各项外部协调工作，才能科学合理确定项目功能定位、建设标准、规模、方案、工期、投资，确保勘察设计深度和质量，才能确定施组方案、建设工期和工程数量，才能尽可能减少建设项目标准、规模、方案、投资、工期等重大调整，才能为项目顺利实施创造有利条件。按照现行法规要求，我国高速铁路前期外部协调工作主要有：
①组织征询项目规划选址意见，取得省级规划主管部门颁发的项目规划选址意见书；
②组织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经国家环保部审查批准；
③组织进行水土保持方案评估，经国家水利部审查批准；
④办理建设用地手续，经国家国土资源部审查批准；
⑤办理占用林地批复；
⑥办理占用河道防洪论证及水系调整规划批复；
⑦办理跨越航道通航论证批复；
⑧办理海洋、湖泊环境影响报告批复；
⑨办理占用海域论证批复；
⑩办理地震安全性评价批复；
{11}办理文物保护报告批复；
{12}办理纳入城镇规划许可批复；
{13}办理穿越自然保护区批复；
{14}签订跨、穿、改移高等级公路、航道、既有铁路和重要管线的技术方案协议；
{15}签订重大军事设施、地震监测台、测量标志、中直企事业单位等同意拆迁的意向性协议或取得产权人同意拆迁的复函。
这十五项外部协调工作都是涉及到国家及公众利益关系，多数重要工作法规作出了明确要求，必须由建设单位完成，其他任何单位或个人不能替代，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16条明确规定“……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组织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其次，建设单位有条件做好外部协调工作，高速铁路出资人为国家铁路主管部门及各级地方政府，其建设单位代表的就是国家和政府的利益，维护的就是国家和政府需要维护的公众利益，这一本质属性导致建设单位在完善各项外部条件工作是能够得到各行业政府主管部门以及项目涉及的各级地方政府的支持，较勘察设计单位更有条件做好外部协调工作。再次，项目前期外部协调工作中的任何一项发生遗漏或者错误，必将导致工程实施期的重大变更，影响到项目目标的实现，甚至导致项目中止，直接导致投资浪费。
3 建设单位做好高速铁路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的几点建议
3.1 建设单位处于核心位置，在前期工作中要推进建设项目标准化管理。要选择配备热心铁路建设，有经验、会管理，有事业心的管理技术人员，按岗位配置人员。必须按照“事事有流程、事事有标准、事事有责任人”细化完善管理制度，并用制度管理人，让人适应制度。
3.2 建设单位介入勘察设计工作应配合和参与现场调查，有利于提高设计质量，减少实施阶段的设计变更 首先要抓好勘察工作，勘察工作是设计工作的依据，是保证建设质量的基础，铁路建设必须重视勘察工作。铁路工程勘察主要包括初测、定测，初测主要查明线路通过地区的地形、地貌、地物、区域地质条件、推荐方案和主要比较方案的地质条件，初测资料是可行性研究的依据，定测主要核实方案通过地区的地形、地貌、地物，详细查明方案的地质条件，为各类建筑物提供地质资料，定测成果是初步设计的依据。铁路勘察实行勘察大纲审查制度，勘察单位应依据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意见、规程规范编制勘察大纲，建设管理单位应对勘察大纲组织审查，审查后的勘察大纲为工程勘察合同的组成部分。铁路勘察实行监理（或咨询）和勘察成果验收制度，建设管理单位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勘察单位依照批准的勘察大纲对勘察进行监理（或咨询），应组织对勘察资料和勘察报告进行验收，对实际完成的勘察工作量进行审核。建设管理单位应按照工程勘察合同约定解决勘察工作的外部环境问题，协调解决勘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勘察工作提供条件，同时对勘察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其次要抓好设计文件的审查工作。建设管理单位应根据项目批准文件、设计文件编制规定，对勘察设计单位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文件等勘察设计文件进行审查，利用建设单位管理人员的专业技能以及对现场情况的掌握，对高速铁路建设项目的进行审查，审点包括维护出资人利益和涉及公共利益、公众安全、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等内容，对于一些难点工程，可以通过组织对应专业的专家进行审查，提出合理化的建议，提高设计质量，但同时应注意到勘察设计单位是勘察设计工作的主体单位，任何意见建设单位可以通过与设计单位直接协商得到落实，或者通过上报铁路行业主管部门，纳入项目正式审查意见，由设计单位落实。
3.3 建设单位是对外协调的责任和组织单位，要严格履行职责，在勘察设计单位的配合下，切实做好对外协调和各种协议签订工作。
首先要对高速铁路具体项目进行分析，明确项目涉及的外部协调工作，比如内地项目就不涉及办理占用海域论证批复等；其次要认真分析各项外部协调工作办理程序以及审批权限，比如办理穿越自然保护区批复中涉及长江珍稀鱼类保护区批复的行业是农业，审批权限在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等；再次要组织相关单位对现场情况及利益相关人进行详细调查，避免出现关键事项的遗漏，造成设计变更的发生；最后要充分发挥沿线各级地方政府的以及政府各部门的作用，地方政府是各项社会事务的管理者，是全信息的集散点，对地方情况有最全面的了解，同时又是高速铁路多向对外协调工作的相关者，要充分利用好高速铁路建设单位是地方政府打工仔这一关系，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做好对外协调的各项工作。
4 结论
高速铁路建设项目的建设管理单位是建设项目的组织实施机构，是实现建设目标的直接责任者。建设管理单位由建设项目出资人选择或组建，是出资人的利益代表，建设项目出资人按权力和责任统一的原则，明确建设管理单位的职责和权限，并监督其完成建设工作，贯彻国家和铁路主管部门的有关工程建设的方针、政策、法规和规定，按照批准的建设规模、技术标准、建设工期和投资，组织铁路工程项目建设，就工程质量、安全、工期、投资等全过程对出资人负责。在高速铁路项目前期完成建设单位的组建，让建设单位提前介入勘察设计工作，完成项目涉及的外部协调工作，对建设单位完善内部条件，创建良好的外部环境，降低设计风险，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式基于这样的需要，2007年6月，铁道部《关于建设单位提前介入并做好建设项目前期相关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建设单位提前介入并做好建设项目前期工作是建设项目顺利实施的基础，是确保建设项目工程质量、投资控制和按期完成的重要前提条件。建设单位必须提高对提前介入并做好前期工作的认识，主动提前介入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理顺建设外部环境，确保铁路建设顺利实施。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关于建设单位提前介入并做好建设项目前期相关工作的通知[S].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8.
[2]韩同银，杜守继.铁路建设项目管理中业主地位和前期决策的作用分析[J].建筑施工，2006，（03）：175-177.
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的报道内容，因各个学报的办刊历史和学校特点呈现出比较鲜明的个性。科技期刊在选稿方面要提高话题意识、注重选题创新，注重期刊载文的科学性、新颖性和先进性［7］。高校学报报道内容的选择主要体现在其报道的学科上，也反映在其作者群上。另外，科普等相关功能的探索也在业界有讨论，有的利用封二、封三报道科研快讯，有的开辟了研究简报的栏目。总体来看，报道内容体现各高校的特色，没有统一的要求，也没用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专门的研究尚不多见。笔者对于部分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目次中的栏目设置情况进行了整理和分析。
1.1核心类高校学报报道内容
这里指的核心类高校学报主要包括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和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栏目设置选择部分核心类高校学报近3年的情况（见表1）。通过分析，发现这类刊物报道内容特点如下：
（1）与本校学科结合紧密。有的是独具特色的交叉领域，如电子科技大学的复杂性科学；有的是所在学校的优势专业，如武汉大学的化学、生物，武汉科技大学的冶金科学与工程，福建农林大学的作物科学；师范类的报道内容则紧密结合了所开办的专业，全面而细化。
（2）反映了地域科技资源。如华中师范大学的城市圈研究，宁波大学的海洋水产与生物技术。
（3）在拓宽报道内容上有新的尝试。由于这些高校学报办刊的优势，在吸引优质稿源上有条件，也逐步在尝试宽口径的栏目设置，如沈阳师范大学的主编约稿、武汉大学的综述，河北师范大学则设置了专题研究和学科综述两大栏目。
1.2综合类高校学报报道内容
综合类高校指的是世纪之交高校合并后出现的学科相对齐全的一般院校，具体栏目设置情况见表2。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类刊物报道内容特点如下：
（1）栏目设置比较全面，优势学科体现不足。部分高校学报没有栏目设置，究其原因，有的是栏目正在形成中，有的是办刊实践中发现栏目设置与报道内容有冲突，干脆取消栏目。
（2）开始注意与学科、地域结合来设置栏目。如江汉大学的光电化学材料与器件研究栏目，依托于部属重点实验室举办特色栏目；武汉纺织大学的纺织科学；东北大学的信息与控制、材料与冶金栏目；武汉工业学院（武汉轻工大学）的食品科学与工程，等等。在地域科技资源上，贵阳学院开设了区域经济研究；四川理工学院开设了工程质量、安全与防灾减灾。
（3）办刊实践中的新尝试。综合类高校学报难以借助刊物影响吸引优质稿源，在拓宽报道内容上也没有太多的内动力，但也进行了不少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青海大学的研究报告与学术论文。这里一个重要的尝试是浙江海洋学院和青海大学推出的研究简报。一般高校学报在高端的努力是必要的和艰难的，但在快速报道方面是有优势的和有需求的，研究简报的推出，很好的挖掘了自身的办刊优势，值得推广。
1.3农林师范类高校学报报道内容
选取农林师范类高校单独分析，是因为这类高校围绕优势学科办学，专业特征明显，对它们的分析也有解剖麻雀的意义（见表3）。通过分析，发现这类刊物报道内容特点如下：
（1）与学科、地域的结合十分明显，所报道的内容能够全面反映办学资源。关于这一共性特点这里不再展开。
（2）在学科的纵深方面有探索，从理论和应用上都有拓展，很好地体现了栏目设置的延展性。如杭州师范大学的有机硅专栏；新疆师范大学的竞技与健身研究。
（3）在报道的时效性上也有初步尝试。如内蒙古农业大学的简报栏目。
1.4学报自然科学版报道内容的主要趋势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当前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报道内容的主要发展趋势。
（1）立足优势学科开门办刊。学报是“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披露心得之机关”（见《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编辑略例》）。与本校优势学科的结合是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办刊的立足点。
（2）着力报道地域科技资源。不同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不同特点，学报应抓住这些优势科技资源，在与地域科技资源结合上不断着力。
（3）创新办刊思路注重延展性。高端的主编约稿、院士特稿，大综合的专题研究，注重时效的研究简报都是栏目设置的新趋势。实际上，学报报道内容和栏目设置的领域相当宽广，是和经济社会发展、学科的动态、学校的建设紧密相连的。按照中国图书分类办法，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类别就有10大类，其中T类就有TB一般工业技术，TD矿业工程，TE石油、天然气工业，TF冶金工业，TG金属学与金属工艺，TH机械、仪表工业，TJ武器工业，TK能源与动力工程，TL原子能技术，TM电工技术，TN无线电电子学、电信技术，TP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TQ化学工业，TS轻工业、手工业，TU建筑科学，TV水利工程，等等细类。在国外，科技期刊的科普功能得到重视和应用。学术期刊论文中阐述的新方法、新实验和新观念，也会作用于人的思维，具有科普功能。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学术期刊中完全可以融入科普内容，成为重要的科普载体［8］。科普报道以科技在线、编辑精选、网络观察、读者来信、学科视点等栏目出现在诸如Nature、Science等刊物上。然而，我们的高校学报编辑部多以“不能改变读者对象、降低学术水平为代价来招揽读者”的理由，没有在这方面进行尝试。总的来说，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在报道内容上既要细化栏目、精耕细作，又要提高固定栏目的比例、强化优势特色栏目。
2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特色栏目建设
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是典型的小众传媒、综合性学术期刊，文章数量少却专业种类众多，难以体现学科特色，是这类期刊的致命弱点。
2.1学报界和研究者多数主张策划特色栏目
多数研究者和学报界同仁认为高校学报影响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涵盖的学科和专业太多，信息集中度太差，最终造成了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排序的下降。一段时间以来，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压缩报道内容，甚至举办专业期刊成为时尚。其中不乏成功的例子，如《中国地质大学学报》变更为《地球科学》，成为地球科学类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大幅度上升；《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刊载论文内容集中，脱离了一般学报大综合的特性，成为全国众多高校学报中的佼佼者。为此，自科学报界多主张向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习，举办特色栏目。他们认为突出特色，以特制胜是普通大学学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途径［9］。《江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开辟了“光电化学材料与器件”专栏，《海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开辟了“热带药用植物化学”特色栏目，《湖北民族学院学报》有“民族医药”栏目。综合性大学按照重点学科凝练特色栏目，民族师范类院校按照地域和传统优势学科打造特色栏目，专业明显的农林类学校更不用枚举了。这些特色栏目立足本校的重点学科，主动围绕栏目组稿约稿，成为倍受业界注意的重要阵地。
2.2不少办刊人和管理者主张坚持办刊规律不强求特色
也有学者质疑了大学学报的“特色论”［10］。他们的理论依据是学报是学术期刊，不能同文学期刊等消费类期刊等同，不可盲目学习其特色建设的规律。他们列举了中科院系统的学术期刊、国外的期刊办刊实践，特别强调：科学无特色，创新和反映创新的科学研究是学术期刊的第一要务。其精神实质在于质量［11］。当然，这些质疑论者也没有否定编辑的策划努力，他们承认学术期刊有学术引导的使命，提倡以问题为中心。
2.3对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特色栏目建设的建议
关键词：水循环经济；开发利用；可持续发展；发展模式
水是重要的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必要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危机”日益显现，人们对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也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起初人们对水资源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水资源的时空分布规律和运动规律，即着重于水资源自然属性的研究。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现代科技革命，使人们对水资源的研究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逐步从水资源自然属性的研究过渡到水资源的社会经济属性研究，从社会经济系统的角度广泛开展对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研究，这些研究领域包括水资源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水环境安全的研究、水权水价的研究、水资源管理体制的研究等。随着水资源的日益短缺，以水资源的节约使用、清洁生产、水循环利用、污水资源化为核心的水循环经济理论与发展模式的研究逐渐成为当今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研究的最新方向。
1水循环经济的概念与特征
1.1水循环经济的概念
关于水循环经济的概念，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并未明确提出，大多数是在循环经济的概念基础上，从城市或产业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近似的概念。
陈琨[1]从实施水循环经济的模式方面，提出水资源循环经济应该至少包括两层内涵：一是在用水环节，对于跑、冒、滴、漏、污实现最小量化，最大限度地实现水的净化、回收、循环利用，达到或接近水的零排放；二是尊重自然界水的循环规律，在区域范围内，通过经济、工程技术、立法等手段调整水的时空合理分布和利用，维护水的自然循环系统，使水资源得以永续利用。张钡[2]从社会水循环的角度，提出了水产业循环经济的概念，他认为，水产业的循环经济应是一种在对水资源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中污水处理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是水产业循环经济的一条重要原则和标志。
正确而又合理的水循环经济定义是水循环经济系统分析、核算与制定水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综上所述，在对水循环经济及其应用这一研究过程中，虽然各位学者给水循环经济所下的定义，规定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等都有所不同，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研究成果的大量问世，彼此间的差异将逐步缩小。本文认为，水循环经济首先是一种先进的水资源经济发展模式，它是建立在社会水循环系统分析的基础上，遵循循环经济的思想，按照水资源节约、水环境友好的原则，在人们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在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各个环节，始终贯穿“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重视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并以完善的制度建设、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为保障，提高水的利用效益和效率，最大限度地减轻和降低污染，来实现社会发展的最终可持续性。
1.2水循环经济的特征
根据水循环经济的定义，通过传统水资源利用模式和水循环经济模式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水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如下特征。
1.2.1发展目标上追求效率、效益和可持续的统一性
水循环经济模式在发展目标追求水资源利用的效率、效益和可持续性三者的统一，要求水资源利用模式必须按这三大目标进行重新构建。
（1）效率特征要求水资源利用注重节水，节水应在不降低人民生活质量和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前提下，在先进科学技术的支撑下，采取综合措施减少用水过程中的损失、消耗和污染，提高水的利用效率，高效利用水资源。
（2）效益特征表现在中观上水资源配置的高效益，要构建节水型经济系统和节水型社会系统。例如，非农产业的用水效益大大高于农业，低耗水产业的用水效益高于高耗水产业，经济作物的用水效益高于种植业，这要求通过结构调整优化配置水资源，将水从低效益用途配置到高效益领域，提高单位水资源消耗的经济产出。
（3）可持续性是指水资源利用充分考虑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这是水循环经济模式追求的最高目标。可持续性主要体现在宏观层面，要求区域发展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塑造持续发展型社会；要求一个流域或地区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打造与当地资源禀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要求通过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和精心管理，协调好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的关系，将农业、工业的结构布局和城市人口的发展规模控制在水资源承载能力范围之内。
1.2.2管理环节上追求供水、用水和排水等环节的健康循环
发展水循环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为人类提供健康的水资源生存环境，水循环经济要求水资源利用的各个环节和途径都应追求健康循环，且贯穿于整个水的社会循环过程中。水循环经济的健康、良性循环特征体现在水资源利用的各个环节中，需要贯彻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1）输入端的减量化原则（Reduce）。要求在供水环节，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流程的水资源量，即用较少的水资源投入满足既定的生产或消费需求，在经济活动的源头就做到节约水资源和减少污染。在生产中，要求采用清洁生产技术、节水技术和节水实践，从而减少生产过程中对水资源的需求量；在生活中，要求人们使用节水器具和采用节水实践来减少对水资源的过度需求，从而达到减少废水排放的目的。
（2）过程控制的再利用原则（Reuse）。为了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要求从上一工序或过程排出的水资源能够直接为下一工序或过程所用，水资源在生产过程中尽量多次重复利用。在生产中，要求企业采用清洁生产和先进技术，以便于排出的水能够不经任何处理就能为另一用途所用；在生活中，鼓励人们采取措施将生活水重复使用后用于冲厕、灌溉等用途。
（3）输出端的再循环原则（Recycle）。要求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污水重新变成可以利用的资源而不是无用的废水。废水资源化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水资源循环利用后形成与原来相同的产品，二是水资源循环利用后形成不同的新产品，废水资源化后形成不同的产品可用于不同的用途。再循环原则要求水资源相关者将失去功能的废水恢复功能，从而可以再利用，以使水资源整个流程实现闭合。
1.2.3利用手段上追求科学技术、经济与行政手段的一体化
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循环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如果没有先进技术的输入，水循环经济所追求的经济和环境多目标将难以从根本上实现。水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持体系由五类构成，包括替代技术、减量化技术、再利用技术、污水资源化技术、系统化技术等。
有效的经济政策是水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必要保障。水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要求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水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充分利用价格、税收和财政等各种经济手段，包括建立征收水资源税制度、上下游生态补偿制度、污水资源化税收优惠制度等，从而实现符合水循环经济发展要求的3R原则。
法律和法规作为一种强制手段可以有效地推动水循环经济的发展，也是所有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重要手段。从目前法制建设的需要来看，我国在水循环经济立法中存在着很多立法空白，极大地影响了水资源循环利用的顺利进行，迫切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各种水资源利用的行为，例如：建立《节水型社会基本法》、《污水资源化利用管理条例》等法律和制度，是水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在管理手段上的重要特点。2水循环经济国内外研究进展
在水循环的研究与实践应用方面，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结合自己的实际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纳米比亚、日本、欧盟成员国以及西亚、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Asano等[3]认为水资源需求的数量和调配的范围随着人类生活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扩展水资源的调配范围；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提高了调水的经济和技术实力。Metcalf[4]从污水再生的角度系统论述了污水处理、处置和回用的基本原理。Beekman[5]从节水减污的角度系统论述了水体保护、循环利用的基本原理。Lund[6]对调水的成本与风险交易以及对自然、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Glenn-Marie[7]建立了国家层面水资源循环体系和水实物量核算投入产出表，并用于南部非洲国家（如纳米比亚）的水资源核算，进而分析水资源对各部门经济的影响，提出产业发展政策。
其中，澳大利亚无论在水循环研究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颇为成功。从1977年开始，澳大利亚有关部门便开始着手再生水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为了成功举办2000年悉尼奥运会，澳大利亚政府相继出台了《国家水资源管理战略框架》和《NSW城市和社区循环水利用导则》，并建立了相应的循环水管理机构、管理制度和标准；目前，在澳大利亚大约有500个污水处理厂，其中有一半从事循环水的开发，每年大约有150GL到200GL的废水被循环利用。2004年，在澳大利亚国会资助下，澳大利亚技术科学与工程学院出版了《澳大利亚的水循环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介绍了澳大利亚当前水循环利用情况，主要强调生活和工业废水的处理程度和循环利用问题。报告讨论了一系列问题，既有国际的，又有国内的经验，并提出了未来水循环利用和管理的24条建议：水循环的定义、水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循环水的水权问题、相关制度和标准的修订和建立、循环水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循环水成本与价格方案与操作办法、对污水处理过程的技术创新、循环水项目的投融资方式、国家水资源管理机构改革、公众参与循环水项目的必要性等[8]。
随着水资源的日益紧缺，在中国，许多城市将废水循环利用作为满足日益增长水资源需求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对于水资源节约利用、社会经济系统水循环利用的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但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深度不够，成果较少。代表成果主要有：陈志恺[9]的“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研究”，贾绍凤[10]的“社会经济系统水循环研究进展”和陈琨[1]的“我国实施水循环经济模式的途径”等，这些成果对节水型社会的建立、社会经济系统水循环的研究方向、社会经济系统水循环的评价、水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在实践方面，废水循环利用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农业灌溉，同时改善河流质量；作为工业冷却水；市政用水，如草地和树林；酒店和居民区冲洗厕所；经过处理的废水再利用于城市景观绿化；为了更加明确再生水项目执行的可行性，许多水资源短缺和污染严重的城市，如北京、天津、太原、大连和青岛，已选择部分地方和工业园区作为试点。
综上所述，随着水资源危机逐渐加剧以及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追求，传统的以“扩大水资源供给”为目的的工程水利管理方式以及对水资源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对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要求。传统的单一管理方式逐步向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协调利用的循环经济方式转变，水资源与社会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也逐步由过去的单一水文学向多学科交叉延伸。
3水循环经济研究的新理论支柱
关于水循环经济研究的理论基础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物质代谢理论以及产业生态学理论逐步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主要理论支柱。
3.1可持续发展理论
产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对自然的两重性愈加明显，随着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即全球问题的提出，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也成为全世界二十一世纪发展经济的主题。这就要求要将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提高到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共同协调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可见，“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将推进水资源的开发和管理，并由此构成未来水资源管理的新理论。
首先，可持续发展理论要求水资源利用要关注流域尺度或区域惊尺度的可持续发展。由于水资源与水环境系统以流域尺度为基本单元，可持续发展在协调水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关系时，必须以流域整体思想为指导。恢复和逐步改善流域水资源环境系统的功能，是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其次，可持续发展理论要求定量描述并分析水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关系，使得水环境核算研究成为当前水环境经济领域的最前沿课题。水环境核算包括实物量核算与价值量核算，实物核算是建立在水循环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用实物单位描述经济系统与水资源的输入输出关系；价值核算集中在水环境价值的内涵、类型及量化方法上，水资源价值核算将为水权、水价、排污权等水环境保护市场机制的形成奠定理论基础。
最后，可持续发展理论要求水资源利用从循环经济的角度考虑。循环经济作为生态效率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经济生产模式，在全球范围受到广泛的重视，是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贡献。
3.2物质代谢理论
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质是物质生产和消费方式在不同时期的动态演进，也是人类对自然世界不断进行改造的历史。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就曾注意到城市迅速发展导致养分循环代谢断裂的问题（MetabolicRift），并且指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重要生态关联[11]。但这以后，很少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物质代谢研究的重要思想或分析方法。
直到20世纪60年代，Kneese与Ayres以及Leontief等经济学家重新意识到现代经济社会中物质代谢过程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应当尽早开展关于物质流系统的研究，并且基于经济学理论和投入产出方法分别提出了物料平衡分析的初步方法，用以解释经济系统的生产与消费以及外部性问题，从而推动了物质代谢研究开始逐渐应用于识别产业经济结构及其导致的环境影响。1988年Ayres首次提出物质代谢（IndustrialMetabolism，也叫产业代谢）的概念，并且指出所谓物质代谢就是现代经济体系运用劳动力要素将原材料转化为产品与废物的一系列物质过程的集合，这标志着物质代谢研究范畴正式确立并得到广泛认可[12]。
进入20世纪90年代，产业生态学的建立和进一步发展为物质代谢理论和成果应用提供了切实的理论依据，促进了现代物质代谢分析技术的发展与繁荣，使得人们逐渐认识到现有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模式，即物质社会代谢的结构与组织形式，是导致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尖锐冲突的本质根源。由此，以优化或重组物质代谢过程为目标，从根本上转变现行经济结构使之更加符合自然生态规律，已成为实践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主流方向之一。同样，水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也需要分析生产、消费等环节的水资源物质流代谢过程，从根本上提出符合水资源节约、高效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物质代谢理论成为了水循环经济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
3.3产业生态学理论
产业生态学主要以物质和能量代谢为主要研究内容。其主要采用物质利用强度、物质生产力、循环利用率三种指标分析社会经济的物质代谢效率[13]。以生产部门的水资源为例，物质利用强度通过分析部门水资源消耗强度与其相应的经济产出在整个经济系统中所占比例，识别水资源利用效率；物质生产力则将水资源投入作为生产力要素之一，采用单位水资源的产品或产值指标来衡量水资源生产力水平。水资源利用强度越低、水资源生产力水平越高，说明经济体系对于水资源投入的依赖性越小，系统的封闭性越好；水资源循环利用率则用于表征经济系统内部产生的“废水”或“水污染物”的再循环、再利用程度，循环利用率越高，说明耗散损失进入环境的水污染物越小，经济活动对水资源、水环境的压力就越小，而系统的稳定性也越高。
应当指出，虽然自然生态系统的构成与运行模式为重新组织现代经济生产方式与消费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但是到目前为止产业生态学并未提出标准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来保证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目前关注的焦点问题主要包括：（1）自然生态系统的资源代谢过程的组织和协调机理如何？对于现代社会的生产和消费以及污染物的循环利用有哪些现实意义？例如，水资源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代谢规律如何进行定量描述？如何提高废水循环利用率？（2）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分解和再利用的方式有哪些？它们对发现水循环利用的新途径有哪些启示？例如，如何避免经济系统中污水回收和再利用过程本身也可能导致的环境污染？尽管产业生态学理论尚未发展完善，但是其提出的一系列理论方法为水资源的社会经济系统分析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使水资源循环经济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运行规则重构社会经济系统成为可能和可行。4水循环经济研究新方法与手段
在对水循环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的方法上，由于水的流动与循环，水环境系统与水社会经济系统在不同时空尺度下进行能量、物质的交换并交互影响，现代水资源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必须从系统的角度出发，研究水环境系统与水社会经济系统的整体行为、演化规律及其相互作用，从区域、流域方面加强水资源循环、定量分析。为此，物质流分析技术（MaterialFlowAnalysis,MFA）与投入产出分析技术（Inputandoutput,I/O）成为了水循环经济研究的主流方法。
4.1物质流分析技术（MFA）
物质流分析是根据工业代谢和社会代谢的概念，依自然环境为经济社会系统提供的物质输入，通过加工、贸易、使用、回收、废弃等过程形成的系统内存储，以及返回到自然环境中的物质输出等环节过程进行各类物质统计。根据物质守恒定律，整个系统中的输入量应等于输出量与存储量之和。物质流分析中，主要衡量的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物质投入、产出和物质利用效率，只考虑通过研究系统边界的物质输入/输出流，而对系统内部的物质流动结构不再细化反映。物质流分析提供了关于环境与经济体系运行机制的整体理解，使得决策者能够确定关键问题所在、选择优先控制目标和相应政策方案，从而通过改善整个经济体系的物质代谢效率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因此，物质流分析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管理和政策制订的重要技术方法，广泛为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所采用[14]。
从物质流分析和水循环经济的相互关系来看，物质流分析的调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减少水资源供应总量。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需水的多少直接决定水资源的供应量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水资源消耗的减少意味着水资源供应的减少，其对整个社会经济和环境的意义是极为重要的。通过物质流分析，可以发现各部门、各环节水资源输入量的多少，进而通过技术和管理手段，不断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增加水资源循环利用量。
（2）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水资源利用效率反映了水资源消耗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其中生产技术和工艺是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核心。通过物质流分析，我们可以分析和掌握水资源消耗和产值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技术、工艺改造和更新，减少水资源的消耗定额，达到尽可能少的水资源消耗获得预期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3）增加水资源重复利用量。通过对生产过程的水资源利用的物质流分析，寻求提高水资源的重复利用率的途径，可以增加水资源的循环使用量，延长水资源的使用寿命，减少水资源的初始投入，从而最终减少水资源的投入量。企业内部、产业间的水资源重复利用，中水回用，雨水和污水资源化利用等都是提高水资源重复利用的重要内容和形式。
（4）减少最终水污染排放量。实际上，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增加水资源循环利用量，不但可能减少水资源投入总量（新鲜水量），同时也可以实现减少污水排放的目的。因此，在发展水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循环利用率，实行节约用水，达到减少水污染物排放的目的。
4.2投入产出分析技术（I/O）
投入产出分析起源于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列昂惕夫1931年开始研究“投入产出分析”，主要用于研究美国的经济结构，1968年联合国把它推荐为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现已在许多国家得到推广和应用。我国于1974年开始编制了部分产品的1973年投入产出表。一些省市和一些大中城市也编制了投入产出表。1988年底完成了国家1987年的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工作。同时，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外）也都编制了本地区的1987年投入产出表。这些投入产出表不同程度地为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应用于管理、决策，并取得了显著成效[15]。
投入产出模型应用于资源环境问题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Leontief和Ford[16]用投入产出模型研究空气污染问题，Carter和Ireri[17]用地区间投入产出模型研究加利福利亚和亚利桑那州的水资源调配问题，Thoss和Wiik[18]用投入产出模型研究水资源管理问题，Hendricks[19]用投入产出模型研究水资源的供需平衡问题，谢梅等人[20]用投入产出模型研究北京的城市水资源系统，陈锡康[21]建立了山西省水资源经济投入产出模型并研究水资源价值问题。
将水资源和环境问题纳入投入产出模型中进行研究，为观察经济活动的水资源消耗强度和水污染物排放强度（即计算水资源消耗系数和水污染物排放系数）提供了前提，同时也为进一步利用投入产出表的消耗系数，将水资源消耗和水污染物排放置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普遍联系之中，为水循环经济的物质流分析和价值流核算、循环水价格的制定等提供了良好的分析工具；此外，可以将投入产出模型与计量经济模型相结合，预测社会经济各部门未来水资源消耗量和水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根据水循环经济发展目标，提出产业结构调整的合理化建议，为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的探索奠定了基础。
5水循环经济研究的重点问题
水循环经济研究的目标首先是建立科学的水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其次是技术体系适宜，经济保持适度发展；第三是选择合适的水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第四是要建立良好的水循环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这也是今后一个时期水循环经济需研究的重点问题。
5.1水循环经济理论体系构建的研究
水循环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是水循环经济走向实践的重要基础，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不断地寻求理论创新，建立起符合社会经济规律的水循环经济理论与方法体系，从而更好地指导水循环经济发展的实践；（2）加强对水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和经济学分析，从而不断提高水循环经济模式的运行效率，促进水循环经济模式的推广；（3）加强对于流域、区域、城市和工业园区等水循环经济发展的长期分析，探索水循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并逐步试点示范，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水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制订；（4）加强对于水循环经济运行的多角度分析，如市场、价格、技术、规划、法律等，从而不断充实和完善水循环经济的内容体系；（5）加强水循环经济与相关学科的对比与借鉴研究，从而不断推进水循环经济理论的完善与发展。5.2水循环经济发展模式选择问题的研究
水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体现在水循环体系的各个环节之中，包括供水、生产和生活用水、污水资源化、雨水利用等。其目的很清楚，一是节水，减少对自然水资源的索取，二是减少排放，减少对自然水生态的扰动。水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在人类实践中早有应用，如节水器具，节水的绿色建筑，还有各种中水的回用等。总体来看，对这些模式的研究和分析还不够深入，没有更好地提炼总结，尤其是从经济学角度的分析还有待加强。由于水循环经济概念出现的时间较短，还难以评价各种模式实施的效果，这也都需要加以系统分析[1]。
（1）节约用水模式研究。长期以来我国农业采用大漫灌的灌溉方式，用水量大，利用率低，浪费严重。可见，我国农业节水潜力相当可观，应大力研究和分析农业节水模式，通过节水灌溉和节水农业相结合的办法实现农业节水。要加强对工业行业节水的经济学研究，通过产业布局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达到水资源节约利用和水环境污染控制的目的。在城镇，要加强水的循环利用研究，控城镇生活的用水浪费，减少城市给水管网和用水器具漏水损失，充分发挥节水的潜力。要研究和分析各种节水模式的成本和效益，通过成本和效益的比较，选择最优的节约用水模式。
（2）清洁生产模式研究。近年来，世界上大力推广清洁生产，广泛采用循环利用经过处理的工业废水。由于采取这一措施，20年来，日本和德国的工业用水的数量没有增加。美国钢铁业在每吨钢需要的280t水中，只有14t是注入的新水，其余用的都是循环水。至2000年，我国工业废水的重复利用率已经达到70%以上，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90%～95%相比，还有不少的差距。根据我国目前的工业用水效率预计，2020年我国工业的年用水量将由现在的1100亿m3增加到2000亿m3，增加用水量约1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工业用水过程的研究，多角度地选择清洁生产模式，改进工艺和流程，进一步提高多次重复循环用水，提高用水的效率。
（3）污水资源化模式研究。工业废水资源化的观念是对传统工业废水末端治理的革命，是工业废水治理的努力方向；城市生活污水的处理可以考虑变集中处理为分散处理，分散处理的主要场所是居民住宅的屋顶。通过在城市建立中水系统，将生活、生产污水处理之后再次使用，从而节约大量的日常用水。经处理过的回用中水，主要可用于冲厕、体育场馆、高尔夫球场、浇灌花草树木、清洁道路、清洗车辆或基建施工、设备冷却、工业用水及其他可接受其水质标准的用水。我国90%以上的城市水域遭到污染，城市污水（包括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以每年6.5%的速度增加，预计到2020年城市污水产生量将达到600亿t以上。因此，污水资源化应是我国21世纪城市水循环经济的着眼点，需要大力研究污水处理技术水平和污水资源化应用的方向。
（4）雨水资源化模式研究。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在我国北方地区，尤其是西北黄土高原的部分地区极度缺水。按可利用水资源统计，当地人均可利用水资源占用量只有110m3，是全国可利用水资源占有量720m3的15.3%，是世界人均可利用水资源占有量2970m3的3.7%。目前在我国的西部地区有近1000万人的饮用水极度困难。数百年来，西部地区居民积累了丰富的雨水汇集和利用的经验，使他们得以在这里生存。面对发展的需要，这种传统的集水方式受到了资金短缺的制约。为此，今后需要大力开展对西北地区雨水利用方式、雨水利用投融资方式等方面的研究。
（5）海水淡化模式研究。我国拥有1万8千多公里的海岸线和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管辖区，海水利用和淡化是解决淡水紧缺问题的有效途径。据测算，中国城市的用水中约80%是工业用水，工业用水中约80%是工业冷却用水。如果能够用海水替代现有工业冷却用淡水总用量的30%，就可以使沿海城市节约近20%的淡水资源，同时减少冷却水对环境的污染。我国的海水淡化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目前在技术上还不够成熟。今后，需要加强对海水淡化技术、海水对工业设备的腐蚀、海水淡化成本与效益、海水淡化产业化等方面的研究，使海水淡化利用成为我国解决缺水问题的重要选择之一。
5.3水循环经济技术创新问题的研究
“节流”与“开源”是解决水资源短缺的两个主要途径，在水资源供应不断减少的今天，其核心在于水的循环利用，即通过污水资源化、雨水资源化、节约用水等措施，增加水资源的间接供应，尽量减少水的使用量，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无效需求，减轻供水压力，还可以相应减少污水排放和污水处理的负担，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为此，循环用水可以说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战略措施。循环用水需要采取工程、技术、经济和管理等各项综合措施，特别需要不断更新的污水处理技术、节水技术与设备的支持。
技术创新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系统目标，考虑系统内外客观因素的制约，对各种可能得到的技术手段进行分析比较，不断研究和寻找新的最佳方案。对水循环经济的技术创新研究，主要是从事技术科学的学者，要将水循环经济的理念与思路引入水的供应、输送、使用、排放、处理和回用等过程中，通过对循环过程中水资源消耗、水循环利用、污水处理、水污染排放的分析，提出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工程流程或技术建议。
例如，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用水部门与行业中，各用水部门与行业都存在节水技术与相关设备；在污水处理厂，要实现污水的资源化利用，必须不断更新处理设施和技术，以提高污水的处理水平；同样，要实现污水的循环利用，需要对饮用水、循环水的管道系统进行技术改造。从经济学的角度，还需要考虑不同技术项目的成本与效益，如引入新的生产流程与工艺以提高水循环利用效率所需要的投入及预期产出。对于企业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来看，还要对比分析采取水循环技术的长期成本和短期成本，从而确定水循环技术的可行性。这些工作，需要根据各地的水资源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科学技术水平等因素，对各类循环水的技术和设备进行系统的分类，并提出相关的技术识别评价指标，以为水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 浙商；非洲；投资；分析
[中图分类号] F75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8-0156-03
[作者简介] 张艳茹，浙江海洋学院杭州校区教师，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与贸易。(浙江 杭州 311258)
近几年，去非洲掘金的浙商日益增多，投资领域和生意范围也在逐渐扩大。据浙江省外经贸厅提供的信息显示，浙江一些企业已介入非洲的资源开发领域，如余姚的“兴隆”公司、“长青”公司，相继在刚果(金)设立矿业公司，开发当地丰富的金属资源。事实上，浙江民营资本参与非洲资源产业开发正进入热潮。2007年6月，宁波华州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获得加蓬一处面积为2000平方公里的铅锌矿详细勘探权。此前，该公司在加蓬还获得一处1.1万平方公里锰矿的详细勘探权。
由此可见，浙江的企业正在加快“进军”非洲的步伐。据媒体信息披露，到2005年底已有182家企业到非洲投资、经商，投资额约5570美元，足迹遍及34个非洲国家。其中，生产型企业近年来呈现增多的趋势。对此，浙江省外贸厅外经处有关负责人表示，非洲很多产业还是空白，投资潜力巨大。
目前，浙商进入非洲有两种形式：一是贸易；二是直接投资。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非洲，这两种形式大有用武之地。贸易只是分享中非合作＂盛宴＂的一种谋略。非洲大陆素有＂世界原材料仓库＂之称，丰富的资源优势，大大激发了浙商不远万里赶去投资的热情。为了利用当地的矿产资源，越来越多的浙商采取直接投资这种方式，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成为中非合作双赢的真实写照。
一、 浙商投资非洲的内外原因
(一)浙商投资非洲的内在原因
1.国家和浙江省政府鼓励企业海外投资。中国政府在《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承诺，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兴业，继续为此提供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并愿与非洲国家探讨促进投资合作的新途径和新方式。继续制订和完善相关政策，加强引导，注重服务，提供便利。同时，中国欢迎非洲企业到中国投资。继续与非洲国家商签并落实《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与非洲国家共同营造良好的投资合作环境，保护双方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浙江省《实施“走出去”战略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规定，从2005年开始，浙江企业赴国外进行资源开发将享受政府“资助”：当年累计投资在100万～500万美元的资助人民币10万元；投资在500万～1000万美元的资助人民币20万元；投资在1000万～3000万美元的资助人民币30万元；投资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资助人民币50万元。
2.浙江省内资源紧缺。据浙江省经贸委公布的全省能源与利用状况的报告称，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浙江固有的资源捉襟见肘。资料显示，浙江省能源总量接近1亿吨标准煤大关，已步入全国能源消费大省行列，煤、电、油全面吃紧；过去5年中全省的森林蓄积量虽增加了0.57亿立方米，但今后5年可供采伐量与林木需求量之间的缺口接近10倍。此外，制造业发展所需的铜、铝及其他黑色金属绝大部分也依赖外供。
在资源要素制约日益加重的背景下，仅着眼于省际间的资源供给合作显然难以为继，必须争取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和建立稳定的资源供应渠道，也即实施全球化的资源战略。浙江对资源的需求度很高，这本身就是一种商机。一些具有一定实力的民企特别是大型民企完全可以尝试到境外从事资源开发，以减少紧缺资源与供应的不确定性，增强自主可控性。因此，浙江省很早就开始尝试从政府层面与国外的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国际组织机构、行业协会进行合作和互动，构建一个以资源开发为导向、有利于民企“走出去”的平台，主要为民企网罗并提供合适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国外资源信息。非洲正是在此背景下进入浙商的视野。
3.浙江企业的产业升级。据经济学专家分析，当前，浙江企业正直接面临着一个产业升级问题。从经济学上的收益比较原理来看，企业本身的产业在提升，对于浙江企业来讲要么将原产业转移出去，要么将资金转移出去，选择一个可以获利的市场。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对资金和技术颇为需求的非洲便成了浙商对新产业开拓的理想场所。
(二)浙商投资非洲的外在原因
1.非洲当地拥有丰富的矿产、石油、农业等资源
目前，世界上已经探明的150种地下综合性矿产资源在非洲均有储藏，尤其是与发展高科技产业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50种贵重稀有矿产品在非洲储藏量巨大，其中至少有17种矿产储量居世界首位。特别是非洲石油资源丰富，目前已探明储量950多亿桶，占世界已探明总储量8%左右，仅次于中东地区和拉丁美洲地区。原油日产量800多万桶，占世界原油日产总量11%左右，预计2020年达到15%。未来5年，内全球石油产量增幅的1/4将来自非洲。非洲石油属“轻质”或者“超轻质”品种，质量上乘，距离欧洲传统市场近，开采成本和运输费用相对低廉，深受国际市场欢迎。非洲土地肥沃，海岸线漫长，是宜农、宜牧、宜植、宜渔之地，被称为世界上重要的农业区域、牧业区域、经济作物产区和渔业产区。非洲的可可、丁香、腰果等产量居世界第一位。非洲也是世界上拥有热带森林最广阔的地区，盛产乌木、桃花心木、墨檀木、紫檀木、罗汉松等珍稀名贵树种。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已是人所共知。总之，非洲是名副其实的资源大陆，它每年向世界贸易市场提供20%的石油、70%的可可、34%的咖啡和50%的棕榈制品，被称为“世界重要战略原材料仓库”和“世界上最后的投资边疆”。
2.浙商投资非洲的客观条件日益成熟
(1)市场前景看好。根据长三角经济研究专家吴民为分析，与国内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南亚邻国相比，非洲更具投资价值。非洲制造业和轻工业不发达，有的国家连根针都不会造，产品绝大多数依赖进口，价格昂贵。因此，价格适中且品质不错的中国小五金和小百货在当地销得很好。在整个非洲市场上，中国货通常能卖到很高的价位。
(2)非洲制定吸引投资的优惠政策，积极改善投资环境。目前，非洲许多国家都为外来投资制定了优惠政策，投资环境也逐步改善。非洲许多国家都推出了富有吸引力和鼓励性的外资政策，包括简化投资审批手续、设立出口加工区、减免税收等，以吸引更多外国投资。其中，针对中国还有专门的优惠政策。中国目前已同28个非洲国家签署了投资保护协定，与8个非洲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与其他非洲重点国家的协定商签工作也在不断推进中。中国对非承包工程涉及工程建筑、石化、电力、交通运输、通讯、水利、冶金等国民经济各领域。
二、浙商投资非洲存在的问题
1.不同的文化背景，存在入乡随俗问题。非洲地广人稀，国家多，各国政策也大不相同，并且拥有悠久的文明和历史。中国企业投资者首先面临的就是语言文化交流、是否熟悉当地政策等问题。而目前光有国家政府间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投资者尽早地适应非洲。
2.不同的就业观，出现雇工难问题。在非洲投资经常困扰企业的一个难题就是雇工难。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就业观念大不相同。非洲一些人相对懒散，喜欢“今朝有酒今朝醉”，常常是今天领到工资后，明天就不来干活了。“高薪聘不到技工”、“老板到火车站抢民工”这样的事例在非洲已不再是新闻。“技工荒”和“民工荒”的突如其来，给许多正在非洲快速发展的浙江企业增添了不少困难。
3.筹资渠道过窄，企业融资产生瓶颈。目前，企业筹资首先还是依靠自有资金占多；其次是利用银行贷款。利用有限的自有资金使企业实现高速发展，即使有大规模的跳跃式的商机，但对于有些企业由于资金的短缺或银行利息过高还是会不得不放弃企业的发展前景。
4.企业用人机制不够灵活，管理方式有待进一步改进。大多数企业家都非常重视人力资源，浙商也不例外。但现实条件下很多企业面临着严重的人才危机和信任危机，其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家传统的“资本雇佣劳动力”观念，认为员工和企业的关系仅是劳动力的雇佣关系。而且，有些企业家认为，只要高薪，市场上多的是人才，而没有真正从思想意识上重视过人才和他们的人格尊严。
此外，许多企业都选择家长式管理模式，管理体制主要表现为“家族”和亲缘化特征，实行集权化领导、专制式决策，经营者既是资产所有者，又是资产经营者。当企业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后，家长式管理因决策层和执行层的双重统一而变得界限模糊。
三、浙商投资非洲之策略
1.解决文化冲突。由于双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浙商在非洲投资前，必须充分了解非洲的人文背景、文化习俗，并掌握所在国的经济贸易特点、法律、宗教等，采取包容的管理方法，并据此创造出企业独特文化的管理过程。企业在开始运作后，还要与当地同行保持良好关系。为了尽可能地规避风险，浙江企业可以选择一些投资环境好、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作为首选地。在投资方式上也可以选择与当地企业合资的形式。另外，应注意控制好雇工规模，也要提防陷阱。
当然，浙商首先自己要做一个讲信用的人，建立一个信用的团队，构建完善的信用体系。其次要有企业的信用品牌，树立良好的信用意识。自己守信了不等于人人都守信，当你与对方合作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对方有没有信用。
2.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创新。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在注重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应注意管理方式的创新，实现和谐管理。和谐管理是指使组织系统达到内外协调、融洽的管理。和谐理论是建立在系统理论与系统分析的框架之上的。企业组织是一个系统，它与外界各系统及其本身内部的各种要素之间都是密切联系的，和谐管理的基本思想就是如何在各个子系统中形成一种和谐状态，从而达到企业组织整体和谐的目的，以实现效率最大化。
要实现企业内部的和谐，首先，领导者应有很强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带头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奋斗，并处处关心体谅员工，善于联系员工，为企业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之间的沟通创造条件。其次，领导者应有谦逊、诚信的品德和民主平等的作风，尊重员工的人格，虚心听取各种意见。再次，领导者应善于在物质和精神上体恤员工。要实现企业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和谐，首先，提高产品质量是促进企业与客户、市场和消费者之间关系和谐的重要方面。中国台湾体育用品巨豪、光男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罗光男在讲述自己在促进企业内外部环境和谐方面的经验时说：高质量的产品是实现主动调试客户，使自己与客户能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达到和谐的最根本条件。其次，在和谐管理中还必须处理好“和”与“争”的关系。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必然要被淘汰，“和”与“争”是事物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必须正确对待，不可偏废。
3.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利用两地政府的政策优势，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为鼓励企业“走出去”，中国先后出台了建厂投资的中长期贷款、流动资金贷款、贷款贴息补助，设备、零件、原材料享受出口退税等一系列优惠政策，调动了国内与国外、中央与地方、官方与民间各方面的积极性。建议今后继续加大对中小企业开发非洲的扶持力度，在项目、资金、保险等方面支持中小企业到非洲投资兴业。如：建设中小型的农副产品加工厂、各类水果饮料厂、碾米厂、电池电瓶制造厂等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中小型项目。另外，中国企业不但可以享受非洲国家推出的富有吸引力和鼓励性的外资政策，包括简化投资审批手续、设立出口加工区、减免税收等，还可以从中国和非洲的商业银行获得优惠的贷款。刚刚成立的中非发展基金就是其中的一种途径，这个总额将达到50亿美元的基金，主要用于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
此外，近年来，随着非洲总体政局逐渐走向稳定，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把发展经济置于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实行开放政策，着力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吸引外资和争取技术转让，其中有不少国家希望与中国在农业、加工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加强合作。如2006年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在杭州主办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论坛会议上，中国驻贝宁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前来替贝宁做宣传，就非洲的投资环境和贝宁目前正在推出的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向与会的企业代表作介绍和推广，希望浙商前往贝宁开辟市场。这正是浙商去非洲投资办实业的有利时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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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与现状
世界发展史显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曲折、持续发展的过程。据美联储和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发表的报告，近两千年来，世界经济出现了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第一波浪潮出现在两千年前的罗马帝国时期，由于交通网络的建立和共同语言、法律、货币等的出现，英国与中东地区之间的贸易获得了大发展。第二波浪潮发生在16世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拓了海上通道，推进了欧、美、东亚地区的贸易。随着这些地区的贸易后被英国、荷兰的贸易公司所控制，欧洲国家内部出现了反对声音，国际贸易扩张受挫，全球化发展一度陷入停顿状态。第三波浪潮出现在1815年一1913年间，国际贸易再次大幅扩张，金融资本和劳动力加速流动，新技术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轮船、火车、电话、电报的广泛应用，大大降低了运输和通讯成本。比较优势理论问世并日益受到重视，许多国家开始接受国际贸易不是零和而是双赢的理念。科技发达和资本丰厚的欧洲，特别是英国成为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中心，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土地的国家则已成为其。制成品、金融资本及熟练的劳动力从“中心”流向“”，自然资源和农产品从“”流向“中心”，形成了互补互利的交换格局。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时间里，各国政府对贸易、资本流动和移民实施开放政策。但由于来自“”地区的廉价谷物进口使“中心”地区的地主收入面临下降压力，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不少欧美国家相继提高关税。后来，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相继发生，第三波经济全球化浪潮进入低潮并出现倒退。
第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出现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时期，并持续至今。与以往相比，第四波全球化浪潮发展具有新的特点。
首先，全球化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持续发展。世界贸易迅速增长。按2000年美元计算，世界出口额从20世纪60年代初1万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10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约5.5%，高于同期世界CDP增长率(约3.1%)；同时，世界投资大幅度扩大。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额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100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9160亿美元。目前，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占全球GDP的25%，FDI占全球CDP的21%，而1913年仅分别为8%和5%。随着中国、印度、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的规模空前扩大。
其次，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劳动分工和资本流动已突破了“中心”与“”的格局。过去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购买大宗初级产品，现在新兴市场经济体有能力生产并出口包括高科技在内的制成品。更重要的是，国际资本流动出现重大变化。19世纪世界最大经济体英国拥有经常项目盈余并对外输出资本，而当今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出现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并从新兴市场经济体输入大量资金。据联合国报告，2006年从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资金达7630亿美元，这种资金倒流现象已持续了几十年。
第三，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生产过程布局达到了新水平，高新科技开发和应用，不仅使发达国家企业将制造业生产流程转移海外，也将服务业部分业务流程外包到发展中国家，以降低经营成本。服务外包使可交换的服务范围迅速扩大，从而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据统计，世界服务出口额从1984年的3578亿美元增至2004年的20093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服务出口额从541亿美元增至3953亿美元。
第四，国际资本市场流动性加强。目前全球资本流动总量扩大，资本流动形式也在增多。过去国际证券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等少数领域，而现在投资者把投资范围扩散至众多部门的债券、股票及其他衍生金融产品。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提高金融开放度，西方银行等金融机构扩大全球经营规模，有助于新兴经济体金融部门发展，但也带来较大风险。
第五，劳动力全球一体化水平提高。近20年来，随着中国、印度和前东欧国家与世界市场联系增加，全球有效劳动力(经出口加权计算的劳动力)扩大了3倍。发达国家通过进口最终产品、将中间产品的生产外包到境外以及吸收外来移民等，利用这些不断增长的全球劳动力供应。劳动力的日益全球化提高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劳动力报酬。
二、动力与阻力
第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持续发展，主要得益于科技进步、政府开放政策及新兴市场经济体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等三大动力。
第一，科技进步导致运输与通讯成本大幅度降低，航运、水运技术的改进及通讯、电脑、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不仅降低了运输、通讯成本，而且改进了全球供应链条的管理，加快货物、资本、技术及人员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
第二，经济自由化程度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开放政策。二战结束前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后来制定的一系列经贸规则，为全球化深入发展奠定了机制基础。近几十年来贸易自由化的持续进展，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多轮谈判取得了成果，较大幅度降低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支持全球化发展的政策。目前，世贸组织成员已增至150个。发展中国家平均关税从上世纪80年代的30%降到目前近10%的水平。
第三，人口众多的东亚、南亚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为全球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二战后历史表明，向世界经济输送廉价、勤奋和较高素质劳动力是一些亚洲经济体通往繁荣的重要路径。专家认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已走过这一道路；如今中国、印度等规模宏大的新兴经济体也正沿着这一路径发展，并将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中、印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成功转型，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成功的发展范例。
然而，经济全球化发展也遇到不少阻力，突出表现为三对矛盾。一是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地化的矛盾。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迅速流动，但自由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受制于一国国内政治力量特别是国内政治意向。全球化发展需要国家政府支持，而政府决策需要国内政治支持，缺乏民众支持的开放政策和全球化是不可持续的。目前，美、欧一些国家受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贸易政策正处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西方国家社会和政界对经济开放的反对声音在增加，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二是全球自由贸易机制与双边、区域优惠贸易安排的矛盾。美、欧在农业补贴政策方面的分歧导致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困境。与此同时，美国却热衷于双边及次区域自由贸易谈判。目前，世界范围已达成的双边和区域自贸协议多达数百项。三是经济全球化的近期结果与长期效益的矛盾。从理论上看，经济全球化将惠及所有国家和群体，但眼下的现实是不少国家和群体并未或甚少获益，他们对全球化采取反对或不支持的态度。
总之，经济全球化这一列车仍将不停顿地前进，因为其动力仍大于阻力。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从战争、大萧条、疾病恐慌、自然灾害、金融危机、股市泡沫破灭、恐怖袭击及能源危机等重重磨难中挺了过来，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韧性。在可见的未来，第四波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仍不会重蹈上一波全球化浪潮倒退的覆辙。
三、前景与趋势
未来较长时期经济全球化将持续的前景得到了一些重要国际经济机构的认可。
去年3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情报部和美国思科公司发表“展望2020年经济、产业和公司趋势”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显示，未来15年经济全球化发展将可能出现四种前景(见表格1)，其中出现“有管理的全球化”的几率达65%，而出现停滞、倒退和无限制发展的几率分别为10%、5%和10%。在“有管理的全球化”情况下，世界开放程度和速度不一定高于上世纪90年代，但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是毋庸置疑的。
去年底，世界银行在《2007年全球经济展望：驾驭新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报告，预测未来25年经济全球化将出现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首先，在全球贸易扩张、金融市场一体化、技术扩散效应增强和国际移民持续进行四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球生产要素流动性和配置效率将进一步提高，未来25年全球化进程很可能将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新阶段。尽管降低农产品和服务贸易壁垒仍困难重重，贸易保护主义还可能以新的面目出现，但未来全球贸易自由化趋势仍十分强劲。据估计，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将从2005年的10万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27万亿美元，出口占世界GDP比重将从2596提高到34%。
其次，在全球化推动下，世界经济可望长期保持较强增长势头，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将从世界经济的走向中心，逐步成长为全球增长的重要引擎。未来25年，世界GDP年均增长率将达3%，高于过去25年的增长率。按2001年美元计算，世界GDP将从2005年35万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75万亿美元，其中.增长的近一半来自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体抓住全球化机遇，实现高速增长，发展中国家GDP将从2005年的8万亿美元增至2030年的24.3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比重将从23%提高到33%。
第三，在全球化增加总体收入的同时，收入分配将可能更不平衡，世界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未来25年，世界有高达三分之二的国家面临收入分配不均问题，全球赤贫人口(每日消费低于1美元)分布将出现重大变化：东亚和南亚所占比重显著下降，而非洲和拉美所占比重明显上升。
第四，随着发展中国家富裕程度的提高，未来“全球中产阶级”的人口数量和构成将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各国社会和全球市场可能产生深刻影响。据估计，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中产阶级”行列的人数将从2005年的4亿增至12亿。
第五，中国、印度的经济发展，将对日益一体化的全球劳动力市场产生压力的同时，也创造新的机遇，从而改变未来全球就业结构。
第六，环境风险将明显增大，从而损害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成果。全球经济快速增长将带动能源消费急剧上升，相应加剧全球气候变化。据估计，如不采取新技术抑制排放，到2030年，每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增加50%。另外，跨国人员流动和物流的增加，带动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的爆发，不断增加食品需求等，也将加大对海洋资源开发的压力。经济四、机遇与挑战
经济全球化如同一把双刃剑，对世界经济、各国经济社会都产生双重综合性影响。
从正面看，全球化对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它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从而有利于减贫。据世界银行估计，1980年以来，世界人均收入增长近100%；1990年以来，世界约4.5亿人口摆脱赤贫状态。
其次，全球化使发达国家出口大量增加，生产率提高和投入成本降低，导致劳动力消费物价下降、生产增长和工人报酬提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MF)报告，过去25年里，进口品价格下降使发达国家实际GDP和劳动报酬平均提高了6%。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显示，近几十年来，按2003年美元计算，全球化使美国每年6DP平均增加1万亿美元，人均收入增加2800—5000美元。国际贸易对美经济增长作用增大。美进口占GDP比例从1970年的12%提高到2005年的.24%。近十多年来，出口对美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25%，支持着美国内1200万个就业岗位；外国直接投资每年为美提供约600万个就业机会。相反，近几年来，美国会日益蔓延的排外情绪已经使外国对美直接投资减少，从而使美国丧失了几十万个就业机会。西方跨国公司从海外特别是新兴市场投资经营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许多中小公司也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发展的机遇。芬兰诺基亚公司得益于全球化，从一个乡村小型公司发展为全球首屈一指的移动电话制造商。
再次，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化获得了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市场、资源等，从而加快了自身的经济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据世界银行统计，发展中国家GDP年均增长率从1980年—2000年的3.3%提高到2006年的7.3%，其中东亚和南亚地区持续快速增长，同期年均增长率分别从8%、5.4%提高到9.5%、8.6%。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外国资金不断增多。世界银行《2007年全球发展金融》报告显示，发展中国家的FDI净流入额从1998年的1700亿美元增至2006年的3247亿美元；同期，汇款流入额从727亿美元增至199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同年官方援助额的3倍。不少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提升产业水平，增强国际竞争能力，成为世界重要技术产品出口国。目前发展中国家已有40家跨国公司跨入全球跨国公司500强的行列，在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投资设厂。韩国上世纪60年代曾是个穷国，参与全球化使它加快了经济增长步伐，目前已进入工业发达国家(0ECD)行列。
从负面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全球化的严重挑战。第一，发达国家部分企业和工人受到外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竞争的冲击。制造业等传统产业陷入困境，失业增加，工人工资下降压力增大。近几年来，美总体失业率下降，但制造业失业状况改进不大，美企业主及高级主管收入大幅增长，而非管理员工工薪增长几乎停滞，这一定程度上与美企业向海外转移产业流程和大量进口外国产品相关。由于服务业离岸外包，发达国家白领工人工作及其工资水平也受到一定影响。据估计，美国外包服务工作岗位将从2004年的54万个增至2015年的340万个；2004年一2009年间，发达国家将把200万个金融服务岗位外包到低工资国家。但不应夸大外包对发达国家就业的影响。美学者研究显示，在当前美、欧失业队伍中，只有4%—5%与离岸外包活动的裁员相关。
第二，发展中国家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其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参与全球化能力较弱、自然资源缺乏的低收入国家，受到发达国家等的“挤压”，不少国家债务负担加重，与富国及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国内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其二，新兴市场经济体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与发达国家的经贸摩擦增多，经济增长和国内金融市场易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着金融危机的现实和潜在风险。其三，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发达国家政府可通过较完备的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等机制缓解全球化对其民众的冲击；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建立或健全此类社会保障机制，缺乏规避风险和缓冲压力的能力。更严重的是，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的话语权很小，无力改变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不利地位。
第三，全球化在世界范围造成的受益不均问题更加突出。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大金融企业主、高级管理人员等是全球化的赢家，但部分中产阶级，如美国中西部传统产业密集的业主和工人没有或很少分享到全球化的好处。全球化不仅使发达国家原有的贫富差距拉大，还使不少中产阶级沦为新的贫困阶层。在发展中国家，能适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亚洲中低收入国家已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和科技进步中获益，低工资、科技传播及进入全球市.场等因素使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快速增长。但拉美、东欧地区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分得的“馅饼”不断缩小，撒哈拉以南非洲多数国家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经济结构单一，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发展受制于国际市场，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全球化使许多国家贫困加剧，世界贫富鸿沟继续扩大。非洲赤贫人口的比率从1981年的41.6%提高到21世纪初的47%。
经济全球化面临的许多问题并非都是全球化自身的问题，症结在于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不合时宜，全球化管理方式存在问题。第一，全球化进程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控制，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其财政基础，缩小其政策抉择范围。第二，支配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不公平，其总体设计向发达国家倾斜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世贸组织等国际体系本应以国平等、自由让步为基础，但实际上仅向具有贸易、金融实力的西方强国提供角逐的平台。第三，全球化使西方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向全球扩展，物质价值高于其他价值，片面追求GDP增长，忽视了环境问题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第四，对全球化进程缺乏有效管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自，并危害其民主进程。第五，面对全球化的冲击，发达国家缺乏有效的调整机制，而发展中国家则缺乏有效的缓冲机制。第六，全球化进程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美式自由市场模式趋于失灵，给拉美、东欧等国家带来难以消除的负面效应。第七，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全球化发展不同步，一些西方政客的短视言行又加剧了两者的不平衡，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需要加大协调的力度，但当今世界却缺少能够进行高效、民主协调的机制。
五、路径与对策
目前，经济全球化发展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国际社会“拯救全球化”的呼声日高。如何应对全球化进程中各种问题和挑战，让各国、各阶层、各群体更广泛和更公平地分享全球化的好处，并更有效地规避全球化的风险，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不少国际知名智库、专家、学者在积极探索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持续发展的路径。他们大都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加强协调合作，从全球范围、长远角度和战略高度进行谋划，制定出标本兼治的综合性方案。
(一)发展中国家应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可供选择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突出市场主导作用的“华盛顿共识”；二是强调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的“综合发展理念”。西方在拉美国家等推行“华盛顿共识”效果不彰，原因是过于强化市场的作用而淡化政府的作用，大力倡导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忽视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忽视社会公平性。“综合发展理念”在东亚地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发展理念”主张市场、政府、社区和个人协调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受到推崇和借鉴，一些西方专家也承认，“北京共识”比“华盛顿共识”更适合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展。
(二)在促进自由贸易的同时，加强公平贸易。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所处的地位不平等，贸易自由化会产生不公平的结果，许多国际贸易协议不公平，没有充分考虑穷国的处境，没有真正促进穷国经济增长。世贸组织应创立反映公平、社会公正和效率相结合的原则、法律框架，实施公平的国际贸易政策，有助于保证多数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益，确保各国更公平合理地分享贸易带来的利益和成本。发达国家应增加对最穷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准入，使这些资源贫乏的国家有能力进入全球制成品市场。另外，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制定确保社会最底层工资增长的措施。只有在这些改革举措到位后，全球化背景下的自由贸易才会使多数国家、群体、个人受惠。
(三)改革现行知识产权体制。在全球化条件下，现行知识产权体制带来了不少问题。一是垄断和不公平。二是压制了创新和经济效率。三是知识产权和专利压制了知识传播和应用，延缓了在创新基础上进行创新的研发活动。因此，应建立公平的知识产权体制，全面考虑对经济竞争力和创新水平的影响，实现垄断成本和创新收益间的平衡，激励创新和促进社会更加公平。此外，知识产权体制还应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特点，照顾其特殊利益。
(四)促进资源合理和有效使用。资源丰富本应是一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但长期以来却成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障碍之一。究其原因，一是经济上过于依赖自然资源，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影响；二是资源丰富的国家的资源容易被西方垄断集团或国内少数利益集团控制；三是资源行业的繁荣容易“挤压”其他行业的发展，导致其他行业萧条。另外，西方国家在开采资源方面追求短期利益，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促进全球范围内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国际社会应制定行动计划，积极参与采掘业透明度协议，健全产品认证制度，保护合法生产资源物品，切断非法生产的资源物品销售市场，开采自然资源应控制环境污染。
(五)共同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全球环境问题对世界各国的不利影响日益显著。美国作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至今仍不加入《京都议定书》，抑制了全球气体减排进程。在《京都议定书》的框架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美国等国家应尽快加入《京都议定书》，建立公平的体制来制订减排目标，确定实施共同减排的方式和议程，并寻求低成本的路径来促进减排目标的实现。鉴于《京都议定书》对解决全球减排有局限性，需要建立替代机制，也可考虑引入市场机制来解决问题。
(六)促使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积极作用。跨国公司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一方面，跨国公司的投资和贸易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少利益，并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不择手段地追求高额利润的做法，包括出现腐败及环境污染等现象，严重地损害了所在国利益。为了减少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使其更好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应通过激励机制加强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建立全球竞争法约束跨国公司的不公平竞争和垄断行为；改进公司治理，兼顾公司利益与社会利益；完善相关国际法规，加强对跨国公司全球经营的监管，限制腐败现象。
(七)切实减轻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沉重的外债负担不仅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国际减贫事业的进展。在解决债务危机时，应遵循不附加损害国利益的条件等原则，采取债务重组、适当减免债务及制定国际破产法等举措，确实减轻外债负担。同时，债务国也需在借债方面采取慎重态度，妥善使用和管理外债。
(八)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很不健全，特别是出现资金从穷国流向富国，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极为不利。近些年来，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大量用于购买美国国债，收益率很低，加之在交易过程中还要向银行支付交易费，其投资回报极低，无法支付国内有巨大资金需求的项目。如考虑美元贬值因素，发展中国家蒙受更大的损失。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体系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不稳定因素之一。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改革现行国际储备体系，使其对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融资，充分体现国际社会对全球公正性的承诺，并支持全球减贫事业。
【关键词】人类学转向/人种志方法/科学技术人类学/文化解释学/本土方法论
【正文】
社会学与人类学1是两个有着密切关系的独立学科，在它们的发展史中，其理论与方法的互相渗透与借鉴，对这两个学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史来说，至70年代中期以来，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相伴随，出现了“人类学转向”这种现象〔1〕，在文献中也出现了科学技术人类学这个提法。
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anthrohologicalturn），也可以称之为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研究角度（anthropologicalperspective），我简称为对科学的人类学研究。
那么，这种人类学取向的研究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我认为，至少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含义是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在这里，作为文化现象考察，并不是斯诺所提的独立于人文文化之外的、与人文文化相对立的科学文化，而是把科学当作整个人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作与宗教、艺术、语言、习俗等文化现象相并列的文化形式的一种。这样就把现代科学纳入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第二个含义是，对科学的社会研究采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选出某个科学家集本的场所，对科学家及其活动进行人种志〔2〕（ethnography）的研究，即对所观察到的现象作详细的记载、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从宏观上把现代科学纳入人文文化范围，决定了研究的总倾向，那么，人种志的研究就属于微观的经验研究。在我看来，知识社会学的宏观定向相一致的研究和微观倾向发生学的研究[2]正好与这两方面是相对应的。从这个角度说，整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都和“人类学转向”有直接关系。
（一）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一：科学是诗文化系统之一
特拉维夫大学教授、科学史家耶胡达·埃尔卡纳在《关于知识人类学的尝试性纲领》一文中明确地提出要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他提出，在传统上，“科学很少被认为像艺术或宗教那样是属于人文文化整体的，因为它被看作是某种不相同的、独一无二的、互相背离的东西”，但他的“基本前提是，文化的不同维度：宗教、艺术、科学、意识形态、普通常识、音乐，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是文化系统。”[3埃尔卡纳从人类学角度探讨这个问题，认为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特·格尔茨的观点。在他的论文《深描：迈向文化解释学的理论》中，格尔茨说：“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本质上是符号论的。和M·韦伯一样，我们相信，人类是挂在由他自己织就了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们必须把“文化看作那些网，因而对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4]我注意到，虽然格尔茨在他的论述中是把科学列入文化解释的范围中的，但是他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后面还要讲这一点）。而埃尔卡纳同样是把科学作为文化解释的对象，并且根据他对格尔茨的“深描”方法的理解，对科学史中的“深描”作出了解释。
而这也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论题。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凯、巴恩斯、布鲁尔等人都在他们的主要代表著作中，把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重点放到科学知识上面，并把自然科学知识等同于其他知识和信念、看作是文化现象。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在拙著《科学社会学》一书的第十章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在这里主要是把这种理论倾向与“人类学转向”联系起来。
爱丁堡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巴恩斯，在他的著作《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就指出，科学是一种信念，只是一种被接受了的信念，而不是正确的信念，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科学是亚文化的4集合’，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科学当然受到外部的整个大文化的影响。[5]因提出“强纲领”主张而著名的布鲁尔也是把科学当作文化现象、人类学现象来对待的。他的“强纲领”的第一条就把科学知识与信念并列，并且认为可以归结为社会的原因。[6]他在评述维特根斯坦的知识的社会理论时曾明确地说“数学是人类学现象”。[7]
马尔凯在他的著作《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中，以专门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该书第三章的标题就是“科学中的文化解释”，鲜明地表示出文化人类学的倾向，这也就是说，他要对科学作一种文化意义的解释、文化意义的分析。他的这种文化意义的解释和分析是怎样做出的呢？
首先，他分析了科学社会学中关于科学家行为的社会规范的争论，分析了默顿的规范和米特洛夫的反规范，认为，在科学中，科学家的社会行为规范是多种并存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都共同遵守某种特定的规范，并不存在一种体制化的机制来保证科学家们都一致遵从或信奉某组特定的规范。在科学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公式（verbalformulation），这就为科学共同体、为科学家们提供了节目单（repertoire）或字典（vocabrary），科学家们可以灵活地使用它去分类不同社会背景中的不同职业行为。”因此，关于规范的讨论就走到了关于科学的文化资源的说明。”[8]这也就是说，科学规范并不是像默顿所说的那样，并不是体制化的要求，而是“磋商”的结果，科学家们是从代表着不同文化资源的节目单及字典中去寻找自己的道德信奉原则的。
马尔凯的文化解释还在于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动力学考察。他研究了若干实际案例，从中做出分析，他的结论是，对于科学实验结果的意义是什么的评判、对于科学论断的有效与无效，并不存在普遍的、一成不变的标准，在实验和解释的过程中，个人的特点、具体的环境都会产生作用，他说，“科学一致，因而科学知识，并不是仅由证明正确或拒斥来达到的。科学家们经常面对的是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思想和智力方面的信奉不是由于应用事先确立的正式标准来实现的，而常常和必定是制作而成的。对于研究纲领的拒绝或采纳，是一个更加实用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科学家的相对具体的旨趣利益影响的。”[8]马尔凯承认在知识形成过程中，是存在着认识因素的，科学的判断和解释是受认识和社会因素影响的。他认为，不仅社会规范是社会地变化着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研究纲领来说，认识和技术规范也是可能有很不相同的解释的。”在社会意义的磋商和知识主张的评估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与技术的公式表述，在具体情况下，是由每个参加者所选定的，所说明的；这两种资源，在具体科学知识被认可的过程中，在非正式的相互作用和正式的证明程序中，是紧密地综合在一起的。”[8]
马尔凯关于科学的文化解释的结论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已经会聚到这样一种观念，即把科学看作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物理世界的本性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又说：“更好的普遍的公式是，科学知识是由磋商过程确立起来的，也就是被那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文化资源的解释建立起来的。在这种磋商过程中，科学家们也运用认识和技术的资源；但最终结果还是依赖于可利用的其他社会资源。因此，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社会结论并不是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特定行动者群体看来是正确的科学主张罢了。”[8]
以上是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一个含义的简单说明。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转向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源的，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代表着旧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的复活”，它反映的是“社会和人文科学注意重点的变化和重新取向的过程”。[1]深入的研究将会说明，这种转向与当代哲学的、社会学的以及文化的思潮有着多种复杂的联系，不过，这已不是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了。
（二）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二：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
文化是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起源于对初民社会（primarysociety）的研究，起源于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对于“不开化的”、非欧洲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的发展相联系，形成了一种主要研究方法，这就是人种志方法（ethnogranhicatmethod）。人种志研究就是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进行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这种研究首先要选定地点，即某个部落或民族的聚居地，作为田野调查（fieldwork）的基地，进行参与观察，作详细的记载，最后形成描述性分析性人类学著作。许多文化人类学的名著都是人种志研究的成果。这种研究要求有较长的时间投入（一般在一年以上，离开以后有时还有通讯联系或回访）；这种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学习当地的方言土语，尽可能地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并保持一个观察者的客观独立的立场，除了参与观察以外，研究人员通常选定或培养某个当地人作为信息提供者（informants），等等。这种研究也常常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于所研究的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对照性的分析。
当代人类学的人种志研究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于初民社会的研究（可研究的初民社会愈来愈少），已经发展到为对现代社会中某个社区、某些特殊人群的研究，例如，对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研究，[9]对于工厂、精神病院、科层制的研究，等等。[10]人种志研究的技术也有很大进展，如广泛利用电影、录音、录像等等手段。显然，这种方法是可以同样应用于研究科学活动所在地和科学家人群的。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二个含义：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具体说来，这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对科学进行的人种志研究。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对科学知识持有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以人类学家的身份进入实验室，他们以实验室为田野调查的基地，进行长期持续的参与观察，对于实验室的环境、仪器设备、科学家的日常活动和对话，对于科学家与实验室以外的联系，以至于科学论文的形成、发表，论文引证等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记载，做出分析，写出研究报告或专著。这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它们有一个概括性名称，即“实验室研究”（IaboratoryS-ludies）。在这种成果中，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拉都尔对美国加州萨尔克实验室的研究、谢廷娜对伯克利大学中生物化学等相关实验室的研究和这两项研究的成果《实验室生活》和《知识的制造》以外，还有若干研究及其相应的成果。[2]虽然这一批著者在他们的进一步分析中表现出差异和分歧，但他们的共同认识是“深入到科学家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经验材料，就可有益于对科学的理解”。[11]而谢廷娜则把这一批“实验室研究”看作是说明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她说：“这个纲领是被若干个实验室研究所支持的。”[2]
拉都尔的《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工作基础是长达一年零十个月的田野调查，他进入实验室观察科学家的日常活动，进行相关研究，他的书内容确实展现了人种志研究所得的大量资料：有实验室场景的多幅照片，有科学家在不同场合的对话记录，有科学仪器状况的一览表，有某项化学物质合成的报告记载，有科学家个人事业经历的摘要，等等。拉都尔运用这些资料得出了认识论的结论：实验室是文学标记的系统，仪器所显示的现象是“技术现象”，科学实验室中的事实是“人工事实”，因而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科学的陈述是磋商的结果等等。其实，拉都尔在《实验室生活》的第2版后记中就说过，他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即科学认识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他在参与观察中的工作只不过是搜集详尽的材料罢了。这就使得这部运用人种志研究的著作读起来与其他文化人类学的著作很不相同：其描述与分析结论似乎有某种不连贯；这些分析，与其说是文化人类学的，不如说是认识论的，与其说是社会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
《知识的制造》这部书的特点就更加明显了。这部以人种志研究为基础的专著，已经完全把调查来的资料编纳入作者的认识论结论的框架中了。“科学家作为实践的推理者：知识是在环境中建构起来的”；“科学家作为索引性推理者：科学研究的机会主义和情境性”；“科学家作为类比推理者，取向的基本原则和革新的隐喻推理批评”；“科学家作为社会环境中的推理者，从科学同体到跨越科学的领域；”“科学家作为文学的推理者，或者实验室推理的嬗变”；“科学家作为符号推理者，或‘我们以什么造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这就是该书的章节标题所构成的框架。这样，在文化人类学著作中通常见到的对文化现象的完整而生动的描述性记载不存在了，资料“沦为”结论的例证。
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讨论这些结论与哲学、社会学思想的具体联系，那是需要专门的研究的。我们在这里要说明的是，科学知识的微观建构学派是运用人种志研究方法寻找经验资料支持和论证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因而就恰好代表了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不过，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个学派的运用，与本来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人种志研究是不完全同一的，因为他们进入了认识的领域，而且是科学认识的领域。拉都尔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他“所使用的人种志方法，只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与人种志方法相一致。”[11]因此，我们一方面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建构学派的“实验室研究”看作是“人类学转向”标志；另一方面，从严格的人类学意义上考察，又只能把这些研究看作是特殊的、值得讨论的具体运用。
（三）
科学技术人类学：有待开发的领域
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只不过是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取向或者科学技术人类学的一种类型。全面系统论述科学技术人类学，笔者尚力所不及，仅就目前的初步认识，说明以下要点：
（1）科学技术人类学，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科学技术所作的研究。在人类学领域，早已存亡可以归纳入这个范畴的研究成果，这就是：考古人类学及人种志研究对于含有科技内容的“物质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所考查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为民族数学（ethzo－mathmeties）、民族心理分析（ethnopsycehiatny）、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医学人类学所研究的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3〕，等等。因此，有的学者指示，“在这个意义下，人类学开始研究科学技术，要比跨学科领域STS研究科学技术早得多。”[13]当然，人类学家在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科学，是非西方文明中的传统科学，并不是现代科学技术。
（2）正因为人类学的研究传统是关注欧洲以外的文化，所以，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就必然处在专业人类学家的研究视野之外。现在，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已经发展为大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人类学家进入这个领域的仍然为数不多，为1988年美国的4S’学会召开会议，有来自各学科的学者529人，其中人类学家只有18人。[13]
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来毕竟出现了一批人类学取向的科学技术研究，其中就包括有前面提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那么，这些研究成果是由什么人完成的呢？”绝大部分科学人类学研究或者人种志研究是由社会学家、哲学家及其他并没有受过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专门训练的人完成的。”[14]这样一些社会学家哲学家在采取了人类学研究角度、完成了具有人类学特点的著作以后，就获得了人类学家的称号，如拉都尔就是一例。这些不是人类学家（或者说准人类学家）所作的研究，被人类学家看来是存在着某种混乱的，有人指出，“实验室研究”作为人种志研究的一种版本，是与人类学家的研究不相同的。”[14]拉都尔也谈到他的人种志研究所引起的批评。[11]
（3）正因为如此，为了更好地发展这个领域，关心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家的建议是：必须弄清人种志方法的真谛，弄清这种方法的要害在于记和写（grapy）、在于描述，在于通过写他们来说明人民和他们的文化；必须了解文化人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学者：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整体主义的人种志学，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比较主义方法，以格尔茨为代表的符号象征主义的文化解释学等等。[14]我以为对于当代有重大跨学科影响的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及其文化解释学尤应引起注意。[15]
（4）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做的工作也许是接近于格尔茨的文化解释学的。如前所述，马尔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对科学进行了文化解释，埃尔卡纳则以专门的章节论述了“深描”方法在科学史中的运用，讨论了科学知识增长、科学与其他文化因素，历史舞台上的科学等。但我们没能读到埃尔卡纳或是马尔凯都没有运用人种志的“深描”方法所作具体的研究。而“实验室研究”所作的经验描述的意义在于得出认识论的、哲学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版本。这是因为他们给自己规定去研究的文化现象，是格尔茨都认为是棘手的问题：科学。格尔茨是有法律实践经验的学者，他从文化解释的角度说明了法律现象，但是当他把科学与其他文化现象并列时，却不止一次地说过：“尽管我们很偏爱科学，但它仍然不失为一种棘手的事务”，“但物理学和雕塑以及其他所有的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类学上难以理解的问题。”[16]
（5）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决不局限于对实验室的研究，可以从实验室、研究所、研究中心扩展到学术会议上的扩展到法庭中的科学家，[10]这也就是说要“从实验室走向更为广阔的和多元的领域。”[13]有的社会学家选择了科学事业管理组织及其附属机构，[17]有的学者进入了政府设立的海洋生物养殖经济研究组织[18]在这些研究中，注意的集点也不单纯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涉及到了这些机构中科学家的社会身份，涉及到实验室与顾客、科学知识与生产方法以及科学政策和经济组织的关系等问题。特别要揭示的是，同样进入实验室，其研究重点也不一定就是科学知识的生产，以特拉维克对美国及日本的线性加速器中心的研究，其重点就是实验室组织结构，领导风格及什么是“良好”的物理学工作条件的模式差别。[19]
（6）正是因为如此，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并不局限于人种志的田野调查，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多样的；发展一种“跨学科的、批判的、文化的方法”，这也就可以包括历史的研究、比较的方法、文本阅读、……等方法；并且基于这种种方法的运用，“对于‘科学技术’意义的定义，不可避免地以理解专家到理解非专家。”[13]虽然我们对于上述这些方法也许还不能都了解和掌握，但多样性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7）总之，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极为扩散，各具特点，我们只要看看《诸科学与诸文化》（《SciencesandCultures》[1]）和《知识与社会第9卷，科学技术学人类学》[13]这两部文集的论文题目就可以知道了。每个作者都按照自己对于人类学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注意焦点，进行不同的人类学探讨。研究这些以及其他科学技术人类学的论著，要在纷云繁复的论述中弄清来龙去脉把握要害，我认为，有一项工作要做，这就是要注意作者所使用的主要关键概念，诸如“人工事实”、“技术现象”、“磋商”、“文本”、“深描”、“反思性”（reflexivity）、“结构的和形容的”（emveandetic），等等：它们就好像一片模糊背景中的亮点，了解除它们可以有助于深入的研究。
（8）在谈到实验室的人种志研究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对实验室的民俗学研究，这就是社会学中民俗学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4〕代表人物加芬克尔及其学派的工作。麦克尔·林奇把这一批研究称之为“对科学工作的民俗学方法论研究（tthnomethodologicalstudiesofscientificwork），指出这种研究要详细考察实验室中“自然地组织起来的日常活动”“讨论”有关实验室工作的暂时的秩序”[20]。他并且专门著书论述了民俗学方法论与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关系。[21]那么，这种研究与前述人种志研究有什么关系？在民俗学方法识者看来，人种志研究是与“民俗学方法论的文献是有密切关系”的，甚至认为那些作者都是“民俗学方法论的说明者”[20]；而人种志研究的学者则认为民俗学方法论是人种志研究的一种。[10]弄清这两种研究的区别与联系，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我们要指出的是，从已有的人种志研究的著作来看，他们确实从民俗学方法论者的著作中吸取了某些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知识社会学微观研究的特点也许是重要的。
（9）最后要说的是，科学技术的人类学研究中的专业人类学家在增加，〔5〕但是非人类学背景研究人员仍然会占相当大的比重。因为，专业人类学家即使转向现代社会生活的广大领域，能够专门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也毕竟是少数。这种情况，对于在人类学科并不充分发展的中国从事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学者来说，也许是一种机会：他们也许可以增添几分勇气，去涉足这个确实颇为陌生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
注释：
〔1〕人类学是一个大的综合性学科，包括有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或称文化）人类学等分支学科，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社会（文化）人类学。
〔2〕ethnography另一种译法是民族志，我这里采用的是《大英百科全书》的中文版的译法。
〔3〕1996年我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特尔多）人类学系讲学时，就见到一位研究藏医的研究生，她已不止一次到作田野调查。
〔4〕这个词在社会学中有多种译法，如：民俗学方法论，人种方法论。
〔5〕从两本文集中的撰稿人可以看到这一点：1992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第9卷9名作者中有4名是人类学家；而1982年出版的《诸科学与论文化》9名作者中只有1名是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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