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4 17:18:1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的前景，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除了能够提高个体的劳动生产率外，还认为因为受教育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就是说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的经济价值不仅能够在微观层面提高受教育者的各种技能、从而促进个体收入的增加，还能从宏观层次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关于教育对经济的宏观促进作用，Schultz(1961)［4］首先在理论上做了巨大的突破。随后Denison(1962)［5］通过计量发现1929－1957年美国经济的增长，有23%归功于教育带来的贡献。一般认为，正是随着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力资本关于微观层次促进个体劳动生产率和宏观层次促进社会经济增长这两条主线的发展，教育经济学才逐渐兴起。因此，教育经济学的核心就存在于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研究中［6］，也就是说研究教育的外部效率，包括私人与社会的教育收益与收益率(教育收益率一般用明瑟收益率①
1或者内部收益
率来衡量)、教育的溢出效益(比如:教育与受教育者自身健康及家人健康之间的关系、自身教育与子女教育之间的关系等)等。随着教育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还有很多学者开始将研究视角深入到教育过程这一黑箱中去，探究具体是哪些因素影响了教育对学习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研究怎样用最小的投入导致最大的教育产出。因此，教育经济学开始研究教育生产的各个环节，即开始研究教育系统的内部效率，使得教育经济学从一个纯粹的经济学学科向教育学学科转向，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交叉学科。对于教育内部效率的研究，包括教育生产函数、教育成本函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研究、教师培养的经济学、教育技术的经济学等。随着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是一个生产过程的观念越来越被政府、大众所了解，如何为教育生产提供充足的资源并且体现公平与效率，开始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这就为教育经济学开辟出了一块新的研究领域，也即教育财政，包括拨款、成本补偿、学生资助体系等。
可以说，正是上述三个领域的研究，使得教育经济学最终成为一个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学家等共同关注的学科:(1)教育的外部效率即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2)教育的内部效率即教育生产的各个环节与教育产出之间的关系。(3)如何公平、有效地为教育生产提供充足的资源，也即关于教育财政的研究。我国远程教育经济学可以研究的领域经过近40年的发展，教育经济学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学科，但是相比其他教育的实践环节，目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于远程教育这一重要教育实践环节的经济学问题的研究并不多②。但是目前对于远程教育经济学的研究不多，并不意味着对于它们进行研究的意义就小或者它们可研究的问题不多。接下来，我们就参照教育经济学的三个主要研究领域来探讨我国未来远程教育经济学可以开展研究的领域。(一)远程教育的外部效率1.远程教育与经济增长虽然在经济学领域，关于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切关系并没有定论，但是人力资本理论和新增长理论，都认可教育能够促进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撇开经济学学术内部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目前对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而言，基本上都是认可教育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如果我们也认同教育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那么远程教育作为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则肯定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
关于远程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应该有以下两个方面值得去研究和探讨:其一，研究远程教育的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现有关于发展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度量过不同阶段学校教育的发展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7］，从而论证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那么关于远程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可以借鉴发展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的这一思路，考察远程教育的规模对于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如可以考察远程教育受众的绝对规模即远程教育受众的绝对人数和相对规模即按照人口分布的远程教育受众所占的比例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其二，研究远程教育的发展对于学习型社会的促进从而间接推动经济的增长。学习型社会的建立，是能够从本质上改变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构建方式———学校教育作为构建人力资本的核心主体地位将削弱、整个社会和所有个人都将成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主体;可以预见的是人力资本积累方式与主体的改变，将进一步提高远程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那么远程教育的发展不仅能够直接促进经济的增长，还能通过构建学习型社会而间接推动经济的增长。那么将远程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这一间接促进作用度量出来，也是非常重要和迫切的。
2.远程教育的社会收益、私人收益以及收益率
从教育经济学诞生起，对于学校教育的社会收益、私人收益以及收益率等方面的研究一直是经久不衰的［8］。通过对不同年代、世界范围内多个国家学校教育投资收益率的分析与整理，研究者发现一般而言:(1)初等教育的收益率高于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收益率;(2)初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要高于私人收益率;(3)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要高于社会收益率;(4)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收益率［9］。正是因为上述有关学校教育的社会收益、私人收益以及收益率的研究发现，才吸引了国家、社会以及个人对于学校教育进行投资，也为国家通过法律形式将初等教育设立为义务教育，而在高等教育却实行收取学费、建立学生贷款制度等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与此相对应，如果要发展远程教育，要吸引更多的受众、更多的主体来关注远程教育、来投资远程教育，那么科学测算、对外公布远程教育的社会收益率与私人收益率就是非常有必要的工作。
如前所述，教育收益率一般用明瑟收益率或者内部收益率来衡量，李锋亮等(2009)［10］就利用南京电大和哈尔滨电大远程教育本科在校生的数据，运用明瑟收入函数，计算了远程教育的明瑟收益率。这项研究发现远程教育的确能够给受众带来可观的私人收益，整体而言远程教育的明瑟收益率为6.9%，也就是说学习者每多接受1年的远程高等教育，其个人收入能够显著提高6.9%。不过和2004年我国普通本科教育的私人明瑟收益率18.9%相比较而言［11］，显然远程教育的收益率还是远远不足的。李锋亮等(2009)的这项研究在远程教育的收益率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尝试，后续的相关研究还应在以下等方面进一步扩展与提高。
其一，需要质量更高数据。李锋亮等(2009)的这项研究所用数据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横截面数据，更不要说用目前国际学术界流行的面板数据(Paneldata)来进行分析。除此之外，研究所用样本只是两个地区的学员，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因此，极其需要全国范围内的大样本的跟踪数据来分析远程教育的收益率。其二，需要测量远程教育的内容与质量的收益。在教育经济学领域，除了测量平均的教育收益率外，很多研究都对准了教育的质量以及教育的内容、比如不同专业、学科与类型(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教育收益率。
其三，需要测算远程教育的社会收益率。李锋亮等(2009)的这项研究只是测算了电大远程本科教育的私人收益率，并没有探究社会收益率。而实际上，远程教育除了帮助每个学习者更好地获取私人收益外，更为重要的是一项社会要务，具有很强的社会效益与收益。这是国内学者彭坤明(2008)［12］所呼吁的“远程教育发展的整体效益观”。他认为:“所谓整体效益，是指远程教育发展的社会贡献、人本价值、经济效益的综合……远程教育的发展是旨在为社会公众提供广泛的学习机会……远程教育首先必须注重于社会化与人本化的效益评价。”
因此，要进一步科学测量远程教育的社会收益。只有准确、科学地测量出远程教育的社会收益和私人收益，才能为今后制定科学的远程教育财政投入政策以及成本分担政策提供坚实的实证基础。这说明要研究远程教育的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要研究远程教育的社会收益率更是需要高质量数据的支撑，而目前国内相关的数据建设基本上是空白。这也从侧面表明这一研究领域有大量的宝藏等着后续的研究者来挖掘。
(二)远程教育的内部效率
如果说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研究教育的外部效率，那么对于远程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核心应该是远程教育的内部效率。这是因为学校教育较之远程教育，前者的投资主体较为单一，尤其是基础教育，主要还是政府投资，政府投资自然更多关注教育的外部收益，而不太关心或者不太擅长评价教育系统内部的效率;而远程教育的投资主体可能更加多元化，会有很多企业、NGO参与其中的投资与运营，他们之间必定要形成良性而且有序的竞争，那么只有在对于这些投资主体内部效率做出科学评价后，才能更好引导潜在受众对于不同运营商进行理性地选择从而促进市场秩序的发展。所谓教学机构的内部效率是指整个教育系统内部或者单个教学机构内部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
简单地说，就是衡量办学机构内部资源的配置状况是否合理、是否经济有效。所以，远程教育的内部效率是度量、评价远程教育的资源使用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手段。常见的分析教学机构内部效率的方法有教育生产函数以及成本函数，其中通过成本函数的估计，可以精确测算办学机构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等。接下来的内容将一一分析和远程教育相关的教育生产函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以及远程教育的师资供给与培训。
1.远程教育的教育生产函数
教育生产函数是教育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主要研究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学习者的学业成就，从而判断哪些投入的效率更高、哪些投入的效率更低，从而指导政府、学校、老师与家长来调整不同资源的投入方式与构成，以达到用最少的资源促成最好的学习效果。这个学业成就可以是学习成绩也可以是其他的可以衡量学业成就的变量，比如辍学率、保有率、毕业率等。而影响因素更是包括了从家庭到社区(比如父母亲的职业、受教育情况、社区的治安等)、从学校到老师的方方面面(比如学校的建筑、图书馆、班级规模、师生比、教师的职称、受教育情况、参加师资培训情况以及年龄与收入等)，甚至同学、同伴对于学业成就的影响(peereffect)也是重要的研究问题。远程教育作为一个以现代技术手段与理念支撑起来的教育体系，对于它的教育生产函数的研究就有非常强的时代意义。除此之外，对于它的研究还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首先是理论意义，和传统教育相比较，远程教育的教学过程与组织架构都有着很大的不同，那么对于远程教育的教育生产函数的研究就能够扩展、丰富整个教育生产函数的研究;其次是实践意义，将来教学质量肯定是决定远程教育生存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对于远程教育的教育生产函数的研究，将指导远程教育的运营方根据研究成果来改进自己的服务。关于这一研究领域，我们认为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应该马上进行研究和探讨:
其一，技术手段。教学中技术手段的使用对于学习者学业成就的影响，这在传统的教育生产函数研究中并不是研究的重点，然而在远程教育中，这必然将是研究的重点。因为技术手段的组合使用是远程教育得以跨越时空组织优质教育资源进行教学的特点所在，而且技术手段的使用远远不是将书本知识、课堂内容简单地复制到网络或者其他现代媒体上，而是应该发挥不同技术手段的优势、避免它们的劣势，使得不同技术手段的组合与特定的教学内容、教学形式默契配合，才能真正使得技术手段的使用更好地促进学习者的学习。因此，实证考察不同技术手段的单独与组合使用对于学习者学业成就的影响，应该尽早提高到相关远程教育运营方的日程上来。
其二，对远程教育教育生产函数的研究应该注重对于学习者的辍学概率或者保持率或者毕业率的研究。传统的教育生产函数研究将研究重点更多关注在学习者的成绩上;而对于远程教育而言，对于学习者辍学的研究其重要性可能要超过对于学业研究的重要性。这是因为远程教育具有开放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学习者入学门槛低，中途放弃学习的概率也就随之增大。英国的开放大学就非常关注学生的辍学率问题，他们也承认对于远程教育而言，较高的辍学率似乎是难以避免:尽管学习者入学前的教育程度越高，他们辍学的概率会有所降低，但是入学前就拥有了本科学位的学习者的辍学率依然高达20%(Simp-son，2004)［13］。Simpson(2004)认为对于远程教育的辍学问题，一方面要正视其不可为的一面，即无论如何都具有一定的最低辍学率;但另外一方面，也要积极研究教育机构可以有所作为的一面，并认为远程教育机构可以降低学习者辍学率的空间大致为7%左右［14］。那么具体有哪些因素会降低学习者辍学的概率呢?目前国际上一些实证研究③专门考察了远程或成人学习者辍学的影响因素，得到了如下发现［15］［16］:(1)如果学习者对教育机构缺少归属感，那么他们放弃课程学习的可能性更大(2)如果学习者对教育机构提供的教学与支持服务不满意，那么也会导致学习者做出中止学业的可能。(3)学习者所学科目和课程不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辍学概率的高低。比如如果课程含有过多的数学成分、如果课程内容有很多重复，那么学习者中断学习的可能性就更高。除此之外，如果学习者感觉到专业学习困难或者觉得错误选择了所学的专业或课程，那么辍学的概率也会增加。(4)研究还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有些特定人群的学习者本身就具有较高的辍学率，比如初始教育程度越低者、以及那些年轻人更容易辍学;而且那些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辍学的概率更高。Simpson(2004)［17］还专门研究了辍学发生的时间问题，并发现30%多的学习者在第一次交作业之前就已经中止了学习。因此，他认为在初始阶段对于学习者的支持服务活动具有异常重要的有意义。他还指出，减少学习者的辍学率，以下四个阶段是关键:(1)入学咨询阶段;(2)注册就读阶段;(3)课程学习阶段;(4)针对辍学或未通过课程考试学生进行的挽救阶段。之所以国际上尤其是英国开放大学如此关注学习者的辍学率问题，并且对其进行了大量细致而且科学的研究，这是因为:(1)大学学生保持率是英国政府对大学进行拨款的重要评价指标。(2)对于辍学率的研究，使得学习者和社会越来越相信教学机构本身能够对辍学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而并不是无可作为，因此对教学机构有了更多的问责。(3)不同教学机构间为了争夺生源展开了激烈的竞争。(4)对辍学问题给予关注，将促使教学机构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从而提高办学效益，避免教育投入的闲置和浪费［18］。国内对于远程教育辍学的研究，应该借鉴上述研究的方法与成果，探究远程教育中学习者发生辍学的共性与特性，然后有针对性的采取应对措施，减少远程教育的辍学率，提高远程教育的教育生产效率。
其三，对同伴效应(peereffect)的研究。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者就开始关注同学或者学伴对于学习者学业的影响［19］。远程教育教学的发生，不但是师生分离而且还是生生分离的，那么远程教育学习者的学业成就是否也具有同伴效应呢?上面提到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远程教育的教学过程中，如果学习某门课程的学生太少，那么学生辍学的可能性越大［20］。这证实了即使是生生分离的远程教育可能依然存在着显著的同伴效应。根据2009年奥鹏研究院的一项针对网络学习者学习障碍的调查发现，网络学习中成人学习者最常见的学习障碍就是和人交流太少，缺少归属感［21］。这说明在远程教育中可能也会存在着显著的同伴效应，也就是说学习者之间的互相交流能够减少学习者的障碍，进而可能提高学习者的成绩、降低他们辍学的可能。在远程教育下对于同伴效应的研究，应该和对于技术手段以及组织架构的研究结合起来，看同伴效应是否在不同的技术手段中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是否不同的组织架构会影响到同伴效应等。
2.远程教育的规模经济
远程教育工业化理论一直是远程教育的经典基础理论，这个理论认为远程教育和制造业的工业化生产一样同样存在着机械化、流水线、成批生产、标准化等特点。根据该理论，远程教育的生产是和其他工业产品一样，其经济效益必须建立在大规模产出的基础上，也就是只有实现规模经济才能保证远程教育的持续运行［22］。早期国际上有关远程教育规模经济的实证研究也相继证实了有关远程教育工业化的理论。Wagner(1977)的研究发现，随着英国开放大学在校生规模的增长，开放大学获得了规模扩大带来的好处，即规模经济［23］。国内最新的一些研究也证实了在省级电大远程教育生均成本存在规模经济特征，即随着在校生规模的扩大，生均成本下降，而且通过二次型的单一成本函数计量模型，发现省级电大远程教育在校生数的最佳规模在55000人左右［24］。
3.远程教育的范围经济
1989年，著名教育经济学家Cohn和他的同事，首先运用多产出(multi－product)的成本模型研究了普通高等教育的范围经济(EconomiesofScope)［25］。在这篇研究中，高校被当作典型的多产出组织，比如高校产出起码包括教学产出(teachingoutput)和科研产出(researchoutput)。而教学产出又可以划分为不同级别的产出，比如专科教育产出、本科教育产出、研究生教育产出等。在现有有关远程教育的成本函数研究中，大多数是将远程教育的办学机构当作一个单产出的组织(singleproductorganization)研究远程教育的规模经济，却很少将远程教育的办学机构当作多产出的组织(multi－productorganization)来研究它们的范围经济。这是因为当远程教育还处于工业化大生产阶段的时候，远程教育的主要职能和目标是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而错过最佳学习年龄的人提供补偿式的继续教育或者成人教育，产出主要就是学历教育，其他产出非常少［26］。然而对于远程教育而言，“远程教育”本身就包含了多产出的概念与含义。因此，可能单纯的规模经济并不能很好地评价远程教育的内部效率。因此，必须高瞻远瞩地将远程教育当作一个多产出的组织，加强对于远程教育的范围经济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范围经济的“范围”是有“边界”的，如果办学机构跨越了“边界”，就很有可能导致从“范围经济”走向“范围不经济”，也就是说不同产出不但不会实现成本互补与节约，反而会出现相互制约，导致成本的增加或者产出的减少。因此，对于远程教育的范围经济研究应该注意到“范围”的边界、服务的对象与内容应该符合成本互补的原则。Lloyd等人(1993)［27］考察了澳大利亚大学合并中的范围经济问题。他们对澳大利亚高校合并的研究发现，在中等规模以下的合并高校中出现了范围经济，合并带来的成本节省程度从3.6%－13.1%不等。这项研究对于远程教育范围经济的研究特别具有启示意义。这是因为大学的合并不是常态，而远程教育办学机构的合并却可能是常态，将来的远程教育办学机构可能将会出现各种不同形式的合并与拆分，因此对于远程教育合并与拆分的范围经济研究就必将成为远程教育经济学的一大亮点。
4.远程教育的师资供给与培训
师资供给的经济学和师资培训的经济学都是教育经济学研究内部效率的重要领域。这是因为根据教育生产函数的研究，在传统的面授教学中，教师的水平与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的学业成就［28］;因此就牵扯到在有限的教育资源中，到底是投资给学校、学生和教师的问题?我们认为师资供给与培训的经济学也是关系到远程教育能否健康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目前可能有些远程教育的实践者与研究者认为远程教育最大的优势在于技术手段，至于师资可以整合社会上其他优势师资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远程教育就可以忽视在师资供给与培训上的投资。相反，我们认为应该让优秀的师资团结在远程教育周围，并对其产生归属感与主人翁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优秀师资的教学潜力。那么如何吸引优秀的师资，如何通过培训保证优秀师资的忠诚度以及持久而且高质量的教学能力，这都是远程教育的实践者和研究者需要去做理论探讨与实证考察的重要领域。
(三)远程教育的财政问题
教育财政主要研究的是谁来为教育提供财政与经费的支持，以及如何在不同人群中分配教育资源，比如政府财政投入的比例问题、学习者进行成本分担的比例问题、政府对于学习者资助的政策问题等，这些都可能是远程教育应该涉及到的经济学问题。
首先，是政府对于远程教育的财政投入。在上面的内容我们提及了应该实证度量出远程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远程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如果真的有了这些扎实的实证数据作为依据，那么政府是有动力也有义务对于远程教育的发展进行投资与投入，以避免由于溢出效益的存在而导致整个社会对于远程教育的投资不足，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与福利(welfare)的减损。在此，我们也有一个这样的大胆假设，当社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在质疑目前国内远程教育发展遇到的困难时，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到政府对于远程教育投入是否充足这个问题呢?如果政府承担的财政责任存在缺位的话，一味指责远程教育的实践单位，那么这是不公平的。因此，远程教育一定要注重对于政府财政投入的研究，包括财政投入的充足性、公平性与效率的研究。
其次，是学习者进行成本分担的比例问题。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是不需要缴纳学费进行成本分担的，然而在高等教育阶段，进行成本分担就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如何制定合理而且科学的成本分担比例，一直是学术界和社会上争论的热点问题。可以相信对于远程教育而言，关于学习者的成本分担同样会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地方，尤其是如果得到了政府的财政投资后，学习者、社会和政府会有更多的理由要求远程教育的运营方提供成本分担的科学依据。对于这个潜在的问题，远程教育必须正面去面对它。
再次，如果远程教育收费达到一定标准后，可能有些人群就无法来接受远程教育，这必然会带来新的公平与社会分层(socialstratification)问题。一个可行的方案是借鉴普通高校的学生资助政策，由远程教育的运营方和政府以及社会力量建立起一个面向远程教育学习者的资助体系，比如可以提供学费贷款、比如给优秀的学习者提供学费减免，鼓励学习者提高学习效率等。结论与建议本章从教育经济学的三大研究领域分别引出和远程教育有关而且重要的经济学研究问题，并且对于这些经济学问题给出了研究的建议与展望，包括:
(1)远程教育的外部效率，比如远程教育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远程教育的社会收益与私人收益以及收益率的度量等。
(2)远程教育的内部效率，比如远程教育的教育生产函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师资供给与培训等。
论文摘要：信息经济实践活动的发展要求建立信息经济学，而要建立和完善信息经济学，就要对信息经济学进行研究分析。
一、信息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和发展前景
信息经济学可以同时作三种理解：信息的经济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信息(学)与经济(学)关系的研究。信息的经济研究可以囊括信息的费用与效用、价值与使用价值、信息资源的分配与管理、信息系统和信息网络的经济评价等研究；信息经济的研究可以囊括信息产业、信息市场、信息经济规模及其确定、信息技术对经济的影响、信息基础设施经济问题、国民经济信息化等研究，信息(学)与经济(学)的关系研究则可以囊括非信息对称条件下市场参加者的经济关系、信息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信息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信息学与经济学交叉结合等研究。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许多问题需要信息经济学去参与研究，并从中提高信息经济学的水平和加快信息经济学发展。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型的经济学科，它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体现信息经济的发展，最能充分反映经济活动中信息及其交流的特征。
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信息经济学研究目前正处于发展阶段，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如马费成教授认为，信息经济学是把信息和信息活动当作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来加以研究的学科。乌家培认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活动的经济问题和经济活动的信息问题。陈禹认为信息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经济活动中的信息现象及其规律的经济学。总之，学者们对信息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是围绕信息活动中的经济问题及经济活动中的信息问题展开的。
三、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1、信息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由于其研究领域中的矛盾特殊性所规定，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并按照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来建立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系。要学习、研究信息经济学，不了解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知道信息经济学围绕什么内容来研究，不清楚信息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和地位，就不可能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就会降低研究效率，甚至会影响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在基本理论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经济的涵义、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学科地位、学科性质以及其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
2、信息资源的研究。
如果说物质资源是“第一资源”，那么信息资源可称为“第二资源”。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逐渐变革，信息资源完全可能成为“第一资源”。如果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好，不仅物质资源能充分发挥作用，信息资源本身也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信息资源的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资源的涵义、信息资源的类型与特征，信息资源提高经济决策水平、提高生产力、优化产业结构的功能，信息资源共享的前提——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及配置的机制，作为信息资源主体的信息产品的性质、生产过程、生产方式，信息生产力的相关内容。
3、信息市场的研究。
信息市场是作为信息形态独立存在的商品，在流通领域传递交流中形成的一种特殊流动方式，也是信息商品买卖双方进行交易或交流，使之扩散、应用、渗透到生产领域，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在信息市场中我们主要研究信息市场形成的历史及其作用，信息市场的基本类型与功能，信息市场的基本特点及其运行机制，信息市场的价格水平极其运动变化规律。4、信息产业的研究。
信息产业被认为是信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信息产业的研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巨大作用。这部分主要研究信息产业涵义、分类、产生过程与发展，信息产业的特征、作用，信息产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信息产业结构的涵义、形态、演进的特点和规律，信息产业结构优化的标准、基本思路和调节方式，信息产业的投入产出分析，信息产业与信息经济规模以及与信息产业发展相关的政策措施等。
5、信息化的研究。
信息化是当今社会的热门话题，什么是信息化，乌家培认为，信息化是信息活动(包括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利用等)的规模相对扩大及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相对增大的过程，它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讲，信息化一定要成为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信息化的直接作用在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可见，研究信息化的意义重大。
6、信息系统的研究。
信息系统按信息种类的不同可以分为经济信息系统、科技信息系统、社会信息系统等。而经济信息系统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任何信息系统功能的发挥，都离不开经济信息系统的帮助。信息系统的研究主要也是侧重于经济信息系统，包括信息系统的产生与发展，国家、地区、企业信息系统的基本任务，信息系统的费用与效益的比较，对信息系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评价和评价方法，信息系统的运行、反馈、控制、监督等有关理论。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在分析发展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前提下，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和学术流派作了回顾，着重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综述，最后对发展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前景作了展望。
一、发展经济学的来源
对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应该从它的起源开始深入研究它的发展历程。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发展是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萌芽，经过十年，该学科就被冷落。从发展经济学定义看这一问题，在上个世纪经济迅猛发展，很多国家渐渐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桎梏，逐渐走上经济发展道路。
最早的经济学萌芽是从1938年威廉姆·吕彼克用法文发表的《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一般把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这是结构主义兴盛时期t经济学在这一阶段得到迅猛的发展；第二阶段，60年代中期。这是新古典派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复苏并出现依附论，这是发展经济学发展昌盛时期，紧接着在7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断节。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时期，这个时期发展经济学达到了理论成熟的时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学家渐渐地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二、发展经济学的定义
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概念是：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狭义的概念是：发展经济学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三、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过战后50余年的探索，人们对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在研究方法选择上，以及方法论认识上均达到了较高水平。不过，即使如此，人们尚无法解释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许多问题。可见该学科知识体系的复杂性。了解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这有助于在研究过程中减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选择不当带来的各种困难，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学地解释问题、解决问题。可以大体划分为三类：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只有通过观察(感觉)获得的知识才是可信赖的，旧的实证主义甚至认为推理亦不可靠，而较新的实证主义则信奉事实的逻辑延伸产生的知识也可以认为是可靠的，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认为，只有直接可以观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关系才是真实的，认为只有当理论或命题能够用数量表示时，这种理论才是有效的。
四、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如果说发展经济学中工业化理论对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工业化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定义。前世行副行长、经济学家钱纳里把工业化界定为“一般可以由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份额的增加来度量”，我国的张培刚教授则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技术创新角度对工业化进行解释，认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础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概括起来说，工业化的实质就是高效率的工业部门比例上升，低效率的农业部门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业化理论历经几十年发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也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参照物。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是发展经济学研究工业化问题的最初阶段，以刘易斯模型为代表。刘易斯认为，主导经济发展的是工业部门，决定经济成长的关键是工业部门自身的扩张过程，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他还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三种工业化战略：农产品出口，强调国内市场和制成品出口。
新古典学派这种发展观点，显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事实上，市场机制起不了合理调节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贫困，失业、社会矛盾、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现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增无减。除了前述对发展的基本看法外，发展经济学也承袭了新古典学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的规定性。
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之下，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从而在贸易条件、商品出口、跨国公司投资各方面都蒙受损失。但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却往往从发达国家的角度去解释和辩护，从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关键词]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关系
引言
很多学者认为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的关系就是理论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基础，而今应用经济学是理论经济学的具体实践和应用。然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现在普遍存在着轻理论以及重实务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存在使我国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受到了较大的局限。必须要认真的梳理清楚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够与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相适应，并且能够对我国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的指导。
1.我国轻理论以及重应用的经济学研究现状
1.1出版界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片面倾向
目前出版界普遍的认为，相对于理论经济学而言应用经济学的成果更加受欢迎，因此现在很容易发表和发行关于应用经济学的刊物或者论文。相比之下，大部分的出版社并没有对理论经济学研究成果具有太大的兴趣，而且往往会冷淡理论经济学的投稿作者。甚至还有一些出版社将一些硬性的规则和条例颁布了出来，要求作者如果要出版理论性学术专著必须要对相应的资助金进行提交，而且资助金额均有非常高的额度，这样就导致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很难发表出来，造成了这一类高水平学术著作的严重流失，从而严重的影响到了经济学的整体发展。
1.2不受重视的理论学术研究
在应用经济学在我国的经济研究学术界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这样就导致很多学者急功近利，对经济利益和名誉进行片面的追求，特别是在研究和解决各种经济实务的问题上存在着很多的人才，很多学者不惜运用各种手段从而能够在应用经济学的研究队伍中加入进去。而现在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却变得越来越冷门，由于经济实务问题以及应用经济学方面集中了大量的年轻的学者，因此造成理论经济学研究严重的缺乏人才[1]。
2.导致经济学研究出现片面倾向的主要原因
市场从客观上调控的人们对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进行追求的行为，现在理论基础研究具有见效慢以及收益少的特点，而应用经济学则恰恰相反，因此不管是学校研究人员还是学生都对应用经济学在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方面存在的巨大潜力具有充分的认识，因此使得应用经济学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学校的研究基金大量的倾斜于应用经济学，而经济刊物编辑社和出版社也对市场效应和经济利益进行片面追求，从而忽视了自身应该在学术研究中需要承担的各种责任。总之，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应用经济学占有了大量的资源和人才，最终造成理论经济学严重的缺乏发展的动力[2]。
3.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从本质上来讲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就是实践和理论的关系，理论体系告诉我们，实践是理论的来源，而理论又能够对实践进行指导。然而现在在很多人看来理论经济学只是具有学术价值，真正具有实际价值的是应用经济学，只有应用经济学才能够将各种经济问题很好的解决掉，哪怕不需要理论经济学，只需要有应用经济学就能够对企业进行很好的管理，并且可以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建设的发展。然而理论告诉我们事物都是有规律的发生和发展，而且其规律具有不可替代的客观意义，只有具备基础理论上的支持，才能够真正地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只有充分的认识到这一理论，才能够将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真正的找出来，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最终能够有效的避免出现类似问题。因此，只有大力的发展理论经济学才能够将前进的动力提供给应用经济学，并且能够将各种经济变化和现象的理论依据和价值找出来。
总之，要想真正的对应用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首先必须要将理论经济学作为指导。而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也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因此，从本质上来讲现有的片面化的重实务、轻理论的的思想属于一种本末倒置的落后观念[3]。
3.对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片面发展的问题进行解决的有效对策
3.1促进学术界研究现状和观念的积极转变
现在我国的学术界过于倾向于对应用经济学的研究，要想保证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实践平衡发展，首先必须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学术界在经济学方面研究现状和观念的积极转变，并且将当前轻理论以及重应用的研究误区扭转过来。积极采用政策上的支持、鼓励以及研究基金的投入措施从而将更多的动力提供给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将更广阔的前景和发展空间提供给理论研究者，这样才能够使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中集中更多的学术工作者，使当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片面现象得以根本解决，并且充分的保证两大学科之间的平衡发展。
3.2对经济学教育观念进行积极的革新
不管是学校也好还是教师学生也好都必须要清楚的认识到应用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之间具有缺一不可一击相辅相成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要深刻的了解理论经济学指导应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植根于理论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并且要积极地鼓励教师和学生展开对基础经济学理论的学习，这样才能够使学生在理论经济学的学习中自觉地参与进来，并且致力于自身学习和实践基础理论的不断加强，对理论经济学进行积极主动的钻研。
3.3对教学手段和学习方法进行创新
教师在对理论经济学进行讲授的时候要尽可能的避免采用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方式，这样很容易导致课堂学习变得十分乏味和枯燥，很难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在具体的理论经济学教学中必须要鼓励学生多交流、多思考以及多阅读，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拓宽学生视野以及启发学生思路的作用，同时还要对学生的写作进行积极的鼓励，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必须要对学生进行引导，使其在学习应用经济学以及理论经济学的时间和精力得到有效的平衡，最终能够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4]。
3.4真正的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对理论经济学的重要性进行强调，并不是要将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分割开来，如果完全脱离实际的纯理论也并不具备对实践进行指导的作用，因此必须要密切地结合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才能够保证理论经济学研究的长远进步。在对经济学人才定向培养的时候也要注意到使经济学研究人才真正的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紧密地结合经济学实践以及基础理论的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相关的理论，并且能够更加有效的认识经济实践活动，最终能够使经济研究者能够对所拥有的知识进行充分的运用，从而将经济实践活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解决掉。
4.结语
各种应用经济学的基础就是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由于理论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而具备了更强大的动力和支持，如果只是对应用经济学进行研究，不具备扎实的理论经济学基础，那么其无异于纸上谈兵。因此应用经济学要想实现更好的发展，必须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学作为基础和指导，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的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1]余斌.“第二届全国现代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创新研讨会”综述[J].研究，2011（08）.
[2]程恩富，王朝科.用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J].教学与研究，2012（02）.
[3]刘汉林.从经济学的分类看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关系[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4）.
关键词：行为经济学；传统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12-0-02
一、行为经济学的起源
行为经济学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不是新学，只不过，自1950年代至1990年代，它沉寂了几十年。2000-2005期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至少有三位被视为“行为经济学家”――阿克劳夫.史密斯、谢林，以及至少有一位被视为是“计量经济学家”的行为经济学家――麦克法顿。狭义而言，行为经济学是心理学与经济分析相结合的产物。广义而言，行为经济学把五类要素引入经济分析框架：（1）“认知不协调”；（2）“身份――社会地位”；（3）“人格――情绪定势”；（4）“个性――偏好演化”；（5）“情境理性与局部知识”。长期以来，正统经济学一直以“理性人”为理论基础，通过一个个精密的数学模型构筑起完美的理论体系。而卡尼曼教授等人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则从实证出发，从人自身的心理特质、行为特征出发，去揭示影响选择行为的非理性心理因素，其矛头直指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基础――理性人假定。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基于的理性人假定偏重对个体的共性描述，这不利于对日趋复杂的经济行为进行概括。经济人（Economic Man）是该理论的基石。经济人做出符合逻辑的、理性的、对自己有利的决定，充分考虑利益与成本，追求价值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经济人是个聪明的、分析的、自私的动物，在追求未来目标的时候进行严格的自我管理，不受身体状况和感情的影响。经济人是建立学术理论的非常方便的工具。但是经济人有个致命的缺陷：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行为经济学突破了这种主张共性的理论迷思，回归于个体行为的异质性本质，并巧妙地把“同质理性人”容纳为“异质行为人”的极端特例，从而在本质上超越了主流理论的解释能力。由此可认为，行为经济学绝不是区别于主流经济学的分支流派，而是主流经济学的顺承发展，它对异质行为的开创性研究，对当前经济理论的创新与实践具有深刻的触动与启示。人类经济活动的日益丰富与多样化，使得新古典理论不断与现实经济世界产生矛盾与冲突，许多经济现象仅通过对理性人模型的量变扩张已无法解释，这在客观上要求经济学家必须对理论实施质变突破以适应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家开始反思理性人作为研究前提的合理性，其中一个关注焦点就是理性人假定与心理学因素之间的关系，这为行为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契机。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开始研究行为经济学，但早期的研究比较零散。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由卡尼曼与特沃斯基（Tversky）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广泛而系统的研究。行为经济学利用试验心理学方法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从而获得规律性认识的学科。其基本特点是不满足于一些缺乏试验依据的假设或“拍脑袋”假设,力图把经济学前提建立在可靠的试验方法的基础上。它不满足于传统经济学主要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共性的倾向,主张也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个性。它是心理学、经济学和试验方法三者的结合。
二、行为经济学的主要理论
（一）直观推断法
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判断或决策，往往会以偏概全、以小见大，但是根据理性人的假设则并非如此。概率论中贝叶斯定理的大数法则告诉我们，一个理性推断行为不仅会使用大样本的所有信息，也会利用所有的先验信息。但实际上人们往往只是重视了条件概率（即所直观到现象），而忽视了先验概率。例如，如果你在电视中看到坏人中30％的面貌为丑陋，那么以后你看到这类面孔的人一定会认之为坏人。与典型描述的示范性偏差相关的是，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提出了他们称之为“小数法则”的许多例子，即人们通常会根据自己已知的少数例子来做推测。我们都知道，概率论中存在“大数定理”，指的是当分析样本接近于总体时，样本中某事件发生的概率将接近于总体概率。而“小数法则偏差”是指人们将小样本中某事件的概率分布看成是总体分布。卡尼曼与特韦尔斯基在1971年就指出，这实际上也是由于忽略了先验概率而导致的对事件概率的判断失误，其来源是夸大小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与此相应的是对大样本代表性的低估。人们在根据现有信息对不确定事件进行判断时似乎不关心样本的大小，也就是与“样本无关”。
（二）前景理论
卡尼曼等人开创了利用实验研究个体决策行为的先河，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似乎取决于结果与设想的差距而不是结果本身。换言之，人们在决策中，通常会在心里有个参考标准，然后看结果与这个参考标准的差别是多少。像一个人工资涨了100元，他可能觉得没什么；但如果减薪100元，那他肯定要问个明白，且感觉不舒服。常言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也是这个道理。为了解释这些现象，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发展了“前景理论”，认为它与期望效用理论是互补的。效用理论可用于刻划理，“预期理论”则用于描述实际行为。目前，这一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对金融市场的研究。传统的经济学是一个规范性的经济学，也就是教育人们应该怎样做。而受心理学影响，经济学更应该是描述性的，它主要描述人们事实上是怎样做的。风险理论演变经过了三阶段：从最早的期望值理论（Expected Value Theory），到后来的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到最新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其中前景理论是一个最有力的描述性理论。
概括来说，前景理论有以下三个基本原理：（1）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的时候是风险规避的；（2）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的时候是风险偏爱的；（3）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比如说有这样一个例子，假定美国正在为预防一种罕见疾病的爆发做准备，预计这种疾病会使600人死亡。现在有两种方案，采用X方案，可以救200人；采用Y方案，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救600人，三分之二的可能一个也救不了。显然，救人是一种获得，所以人们不愿冒风险，更愿意选择X方案。现在来看另外一种描述，有两种方案，X方案会使400人死亡，而Y方案有1/3的可能性无人死亡，有2/3的可能性600人全部死亡。死亡是一种失去，因此人们更倾向于冒风险，选择方案B。而事实上，两种情况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救活200人等于死亡400人；1/3可能救活600人等于1/3可能一个也没有死亡。可见，不同的表述方式改变的仅仅参照点――是拿死亡，还是救活作参照点，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三）偏好逆转
关键词:法经济学/内涵争论/主流学派/非主流学派/反思
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作为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法经济学为研究法律制度和经济现象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和工具，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业已成为20世纪后半期以来法学界和经济学界最重大的学术成果。但是，由于学科立场与研究视角的不同，法经济学的研究者们并没有就这一学科的内涵、范围和研究方法达成一致意见。可以说，法经济学自从产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争论、怀疑与批判，在其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和观点。正如麦克罗和曼德姆在《经济学与法律：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所指出的：“法经济学的研究并非是一个一致性的运动，而是不同学术传统并存的研究过程，其中有些研究具有互补性，有些研究则是竞争性的，或者说，是具有冲突对立性质的。”[1]这其中，关于法经济学内涵或学科性质的争论，是自始就存在并直接导致了法经济主流学派和非主流学派的对立。
一、法经济学内涵争论的由来
一般认为，法经济学是在20世纪法学研究方法变革运动中发展起来的。19世纪的法律研究充斥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大陆法系的法学家“主张法学研究的过程，要如同化学分析的方法一样。通过它，人们可以发现那些并不直接包含在法律渊源中的原则。”[2]学者们将包括经济理论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理论、观点和材料都因为没有法的意义而被赶出法学研究之外”。[3]他们“使法学纯粹化，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纯粹的法律现象及其意义上。”在普通法系国家，遵循先例原则使法官的判决成为法律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表现形式。19世纪，美国著名法学家、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克里斯多夫·C·兰代尔将法律视为隐藏在法律案例后面的原则或教义，法学研究或法学推理的目的就是从法官的判决和对司法的解释中发现法理。在兰代尔那里，法学研究的唯一素材和法律发展的唯一动力就是案例判决，其他的文献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这直接引发了英美法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运动。从此，在普通法国家，法学研究或法律活动仅仅成了法官根据三段论从判例中推导出所谓法理或教义来。
对人类的科学发展史的研究表明，法学和经济学都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从古代“诸学一体”的状态中分化出来，并逐渐发展成为独立学科的。因此可以说，法学和经济学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们的分离本身标志着两个学科的发展和繁荣。然而随着发展的深入以及研究者的推波助澜，最终导致两个学科从分离走向分立，使得他们的发展进入瓶颈期，难以取得突破。法学的缺陷是抽象的强调正义而忽视效率，经济学的问题是过分追求效率而牺牲了公平。正如哈耶克所说：“学科专门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没有哪个能比其在两门最古老的学科即在法学和经济学中所造成的影响那样明显。”现实的困境要求法学和经济学在各自发展的基础上重新走向融合，解决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法律问题和经济问题，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法经济学作为一种交叉学科才应运而生。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法学界开始全面批判兰代尔的教条主义法律思想，并进而引发了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学者们意识到法学研究不可能是“法律自治”，而应该运用多学科的综合力量，在法学研究中向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社会学科借鉴的尝试不断出现。同时，随着凯恩斯主义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失败，美国的经济学家们也开始寻求经济问题的新的解决办法。1960年，罗纳德·科斯教授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标志着法经济学的问世。其后，许多经济学家和法学家都加入进来，为这一理论体系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然而，随着这一学科的发展，我们惊奇的发现，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法经济学的内涵或学科性质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以科斯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法经济学是包含了法律的经济分析和经济的法律分析两个部分的，他强调既应该关注运用经济学原理研究法律制度，也应该重视运用法学原理分析经济问题，甚至更重要的是后者。而以波斯纳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却认为，法经济学的内涵就是法律的经济分析，偏重强调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学中的应用。这就直接导致法经济学分化为两个派别——主流学派和非主流学派。而这一争议也直接导致了法经济学发展方向的差异，并可能最终决定法经济学的发展前景。那么，两大流派对法经济学的内涵的理解是如何认识的呢？
二、主流法经济学派——法律的经济分析
所谓主流法经济学派是指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经济学家，他们把“法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界定为“法律的经济分析”，强调的是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这一学派的代表任务还有尼古拉斯·麦考罗和斯蒂文·曼德姆等。
法经济学自产生发展至今天，理查德·波斯纳法官的贡献是巨大的，1973年波斯纳出版《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运用经济学的理论解释法律制度，创立了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一举奠定了其在法经济学领域中的领军地位。[4]波斯纳认为，法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5]具体地说，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而目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或称微观经济学)，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特定社会的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其研究的主要目的仅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现出来，而不是改变法律制度”。同时，波斯纳认为：“法律的经济分析就是法经济学的内涵”，“正统的法经济学从来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野心去改变经济学”。[6]
从法经济学发展的历程来看，波斯纳对法经济学内涵的界定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前面述及的主流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麦考罗和曼德姆的观点都和波斯纳相似，他们将法经济学定义为“运用经济理论（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运作以及法律与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学科。另一位学者乔治·麻森大学的查尔斯·罗利教授则将法经济学定义为“运用经济理论和数量经济学的方法检验法律和立法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和影响”的学科。[7]
因此可以看出，在主流学派看来，法律的经济分析是法经济学的唯一内涵，法律的经济分析范式是法经济学的唯一研究范式，法律的经济分析就是法经济学的全部。
三、非主流法经济学派——经济、社会、哲学的比较分析
在法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虽然非主流法经济学派的地位不够突出，贡献似乎也没有主流学派那么大，但是这个学派的观点是不能忽视的。其实，法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对法经济学内涵的理解就和波斯纳存在巨大差异。1997年，针对主流学派对法经济学的片面理解，科斯曾经强调指出：“我所关心的是法律系统的运行对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不同法律系统对特定的经济系统的影响有何不同？当采用这种而不是其它法律规则时，对经济系统又有何不同影响？这才是我对法经济学感兴趣的原因。”而法律的经济分析“这部分研究现已高度发展，某种程度上，已不再那么令人激动了。”[8]同时，科斯指出，尽管经济的法律分析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法律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也未得到很好的研究。”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未得到很好的研究和探讨。在这种态势下，法学和经济学的互相依托的关系不存在了，法学成为了纯粹的受益者，纯粹的恳求者，在从经济学中获得了有益的营养后，却未能给与经济学任何的回报，这种不对称显然是不合理和不应该的。这也根本违反了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论完整性，使得它成为了一个残缺的理论体系。
此外，非主流法经济学派的其他学者更进一步的认为，法经济学甚至不单是包括“法律的经济分析”和“经济的法律分析”两个部分，这一理论应该有更大的价值空间。作为非主流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麦乐怡在其《法与经济学》一书中就指出，“法经济学”与“法律的经济分析”是既有联系，又有很大区别的学科，应该加以鉴别。他认为，法经济学的研究，带有比较性质，注重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与法律哲学的相互关系，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相对于法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比较方法，法律的经济分析则采用经济学的方法，用经济学的术语来作为分析特定社会所实行的法律的理论工具，通过对法律规则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及经济效率的分析，使我们可以就法律实施的结果得出结论并对特定的法律安排的社会价值作出评判。法律的经济分析仅仅采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界定特定社会制度下不同法律规则的效率，而法经济学的首要目的，则是发现变化中的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怎样影响特定的价值观以及原则。这种方法会导致比用有限度的经济方法分析法律，更见析理和人性。另一位美国法学大师德沃金则认为，法经济学是研究财富分配和社会公正的科学。
由此可知，非主流法经济学派把“法经济学”的内涵界定为“经济、社会和哲学的比较分析”，偏重强调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的比较研究和综合判断。这显然提供了一个与主流学派区别很大的新的研究方向，也无疑扩大了法经济学的研究空间，对于更加充分的发挥这种新理论体系的功能是有决定意义的。
四、法经济学内涵争论的原因
法经济学作为由美国学者开创的一个新理论，正处在蓬勃发展的时期，不但在美国学界很是流行，其影响早已远渡重洋，在欧洲和其他地区也已经被广泛接受和开花结果。但是，任何理论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完美的，事实恰恰相反，它们总是伴随着争议和怀疑，这是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在承认和尊重这种争议的同时，需要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明确造成这种争议的原因。法经济学的内涵争议，其产生的原因大体如下：
（一）两个学派学者的学科背景的差异
上已述及，法经济学这门学科是原生于美国的，四十多年来有多位学者为这一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对这些学者尤其是代表性学者的身份背景或者学科背景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主流学派的代表一般都是法学家，以法学为自己的学科背景；非主流学派的代表则大都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哲学家，以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作为自己的学科背景。例如主流学派的代表波斯纳，他于1959年在耶鲁大学取得医学学士学位，然后进入著名的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1962年取得取得法律博士学位，毕业后曾担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助手，1969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1981年被里根总统任命为联邦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法官至今。从其履历可以看出，波斯纳的学术成果是与其一贯的法学教育和实践背景分不开的，可以说他是一个成功的法学理论和实践家。此外尼古拉斯·麦考罗是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法学教授，罗伯特·考特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法学教授等。非主流学派的代表罗纳德·科斯则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于1951年在伦敦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布法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其一生主要致力于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学术背景带有典型的经济学烙印。非主流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罗宾·保罗·麦乐怡虽然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印第安那大学和塞洛库斯大学法学院担任法学教授，也接受过专门法律教育，但是他的第一学位却恰恰是经济学；而著名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在从事法学学习和研究前接受过系统的哲学教育。
不同的身份背景或者学科背景造成了他们对法经济学内涵的不同理解和定义。这个理由看似表面甚至片面，然而这很可能是造成学派差异的最直接原因，是符合规律和不能简单否定的。
（二）理论基础的差异
学科背景的差异决定于理论基础的差异，人是有思维定式的，尤其在当代的教育模式下，不同的学科教育经历决定了不同的理论归依，而这个理论归依正是开展研究的基点。考察波斯纳的经历可以发现，他是一个典型的法学家，对法律制度和法学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在长期的法学教学和法官实践中，他一直坚持把法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主张把经济学的理论作为分析和研究法律的工具和手段，对经济学的问题则并不关心。非主流学派的学者们则认为，法学与经济学的关系是互动的，法经济学应该定位于“经济、社会、哲学等的比较分析”，强调经济学、法学和哲学的综合运用。[9]由此可见，两个学派的理论根基是存在明显差异的。
（三）关注视角的差异
站在不同的理论阵营里的学者们，虽然都以法经济学作为开展研究的工具，但是他们关注的视角是有区别的。主流法经济学派关注的是如何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法律现象、探寻法律制定和运行的经济学根源，发现指导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经济学规律，最终的目的是不断提高法律的效率。而非主流学派关注的则是如何发现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学科的内在联系。他们主张挣脱“法律的经济分析”这种狭窄的分析框架，既强调用经济学的理论去分析法律，也注重用法学的理论去分析经济，并且要参考社会学、哲学的理论成果。他们将更多意识形态的内容纳入到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中，力图发展出一种新的思考法学和经济学的方法，其关注的视角无疑是更为广阔的。
五、法经济学内涵争论的反思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主流的“法经济学”是从法学与经济学互动的视角研究社会的重要学科，同时也是一种综合考察经济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方法论。它将法律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加以理论诠释，主要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如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等)来研究法律制度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发展趋势，其讨论问题的出发点是基于法律问题和法学研究的现实需要，方法及手段是经济分析方法和经济学，分析解决问题的最终归宿和落脚点是法律和法学。即：法学——经济学——法学。[10]而且我们认为，首先应分析法律制度变迁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确定法律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肯定法律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进而在此基础上应用经济学原理分析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和成本收益等。
但从根本上讲，法经济学理论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创造性过程。也许是科际整合的秉性使然，法经济学不但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宝库中搜求一切有用的养分，深入展开对法律的部门法和法律规范的分析，而且以一种更高的解决问题的姿态将法学、社会学、经济学乃至于哲学结合起来，探究法律权利、法律价值、制度效率、司法正义等最基本的法理问题。因此，非主流的“法经济学”涵盖了一切对社会中法律和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不仅要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而且要对经济进行法律分析；不仅要分析法律系统的运行对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而目要注重分析经济系统的运作对法律的影响。
作为新兴的理论学科，法经济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正如科斯在1988年所指出的：“在法经济学这一新的领域里，人们将面临艰巨的任务。经济制度和法律的关系极为复杂。法律的变化对经济制度的运行和经济政策具体表现产生的许多效应，我们还一无所知。……在我们面前，是那遥远、艰难而又值得试探的旅途。”[11]
注释:
[1]（美）尼古拉斯·麦考罗、斯蒂文·曼德姆著，吴晓露译：《经济学与法律——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法律出版社，2005，中文版序言第19页。
[2](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配东、禄正平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
[3](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配东、禄正平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4]魏建：《法经济学：效率对正义的替代及其批评》，《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73页。
[5]转引自杜莉、高振勇：《法经济学释义及其辨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5月第46卷第3期，第60页。
[6]理查德·A·波斯纳,1997：《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7]转引自秦海：《法与经济学的起源与方法论》，《比较》，2003年第5期。
[8](美)道格拉斯·贝克尔：《法经济学的展望与未来》，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4期。
[9]杜莉、高振勇：《法经济学释义及其辨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5月第46卷第3期，第60页。
长期以来，决策一直是经济学、心理学、神经科学等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者所努力探索的主题。自19世纪开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理论时都深思熟虑地将人的大脑看作一个黑箱，忽视大脑的细节以及心理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理性选择模型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现代经典经济学理论不论是在理论体系上还是在对实际问题的解释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一系列经典经济理论难以很好地解释所谓“异象”也在不断出现。行为经济学借鉴大量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研究个体经济行为，它认为人们在实际的决策行为中，其选择偏好并不满足“理性”假设，而是存在着诸多“非理性”的局限。
神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试图揭示大脑在制定复杂决策时实施怎样的计算、如何计算以及这些知识对于个人行为有怎样的意义，并通过借鉴心理学、神经科学以及经济学领域的诸多成果来探寻一种更加准确与完善的决策模型。它不仅为行为经济学的很多理论和思想建立了初步的神经学基础，而且，它最大的创新还在于发现了那些对决策有重要影响的、但却被理性决策理论低估或忽视的生理学变量。
二、决策的研究视角
(1)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决策理论
古典经济学认为人是理性经济人，它假定决策者的偏好是固定不变的，遵循贝叶斯理性，并且能够稳定地对具有不同重要性的各种结果按效用大小做出安排；在此基础上，理性决策者对可能发生事件的概率做出估计，接着对其决策产生的后果做出预测，最后对所有可能的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并做出使得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最优抉择。这种完全理性的决策理论植根于期望效用理论(eut)和贴现效用理论(dut)。
期望效用理论作为不确定情境下个人决策的规范理论框架，它认为，决策者选择能够使得最终财富状态的期望效用最大的方案。贴现效用理论则要求决策者的偏好满足一系列公理，并进一步假设贴现率是固定的并且效用率最大化，该理论已成为研究跨期决策的标准框架。
(2)行为经济学的决策理论
行为经济学引入大量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进行修正，将复杂的非理性人类行为融入标准的经济理论之中，形成了前景理论、含糊决策以及跨期选择等主要思想。
前景理论认为在决策时，人们通常不是从总财富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从收益和损失的角度考虑。与期望效用理论相比，它存在以下差异：首先，个体在收益和损失情境中，对风险的偏好是不同的；其次，价值的载体是财富或福利的变化而不是最终状态，并且这种变化根据对参考点的偏离程度来进行定义，决策行为随着参考点的变化而变化；第三，前景理论认为偏好是“决策权重”的一个函数，这些权重并不总与概率相对应，它常常会强调小概率事件而忽视一般或高概率事件，这被称之为“非线性的概率权重”。
著名的ellsberg悖论对期望效用理论构成7很大挑战。ellsberg(美国，1961)认为相比于拥有含糊概率的选项，人们更偏好具有确定概率的选项，即使这些选择与期望效用的预期相违背。
近年来，贴现率递减、量值效用和符号效用等许多市场“异常”的发现，使传统的指数贴现时间模型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大量的行为经济学实证研究发现时间偏好并不是固定的。其中双曲线贴现②作为指数贴现的替代，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至此时间偏好理论研究呈现新的繁荣局面。
(3)决策的神经功能学基础
神经经济学引入大量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来探讨个体的经济行为，逐渐打开其经济行为背后的“黑箱”。经济决策研究作为当前神经经济学领域最热的主题(camerer，美国，2004)，正日益对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决策模型提出新的挑战。
诸多研究学者发现大脑的神经运作过程实际上是受控过程与自发过程、情感过程与认知过程的统一(camerer，美国，2005)。并且，不同于其他执行系统，大脑的决策制定要求一个范畴很广的输入，它包含多模式的感官输入，基于先验经验、感觉和情绪反应的条件，以及对未来目标的预期。为了得到更合理的决策，大脑需要将这些输入物加以整合，使之与不确定性、期望以及结果相关，并有序地进行处理。
决策制定的神经运作系统由高度复杂、紧密联系的回路组成。下表给出了一些与决策相关的大脑区域以及相应的功能分类。
三、神经经济学的决策研究主题
经济决策的研究或许是当前神经经济学领域进展最快的主题，而不确定性决策与跨期决策又是其中两个重要的研究主题。
(1)不确定性决策
根据各选项结果的概率是否可知，可将不确定性决策划分为风险决策与含糊。决策。近年来，随着无损伤脑成像技术的快速发展，神经经济学在此领域内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初步成果。例如，smith等人(美国，2002)研究了个体在风险和含糊情境下决策的神经基础，研究发现：在风险情境下，个体在面临收益时厌恶风险，在面临损失时追求风险；而在含糊情境下，个体无论是面对收益还是面对损失都采取含糊规避。而如，smith等人(美国，2002)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将被试的主观经济偏好与相应的大脑神经活动相连。该实验要求被试在每组博弈中做出选择，实验发现被试的含糊偏好能够预测外侧前额叶皮质的活动，并且该区域的活动与个体行为冲动的临床测试负相关，这说明大脑此区域主要负责情境分析并且抑制冲动反应；相反，被试的主观风险偏好能够预测后顶叶皮质的活动。
与古典经济决策理论的观点相反，神经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发现风险与含糊情境会影响个体的决策选择。例如，hsu等人(美国，2005)设计了一个类似于ellsberg悖论的实验，发现决策时含糊的程度与杏仁核以及眶额皮质的活动正相关，而与纹状体系统的活动负相关；眶额皮质损伤的被试对于经济决策中含糊和风险的水平不敏感。这表明大脑可能存在一个神经回路参与不确定性的决策。另外，大量针对猴子的动物研究也表明顶叶以及后扣带回的神经活动与决策选项值和风险有关。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风险与含糊情境下决策的神经机制将被进一步揭示。
(2)跨期决策
经济行为个体在进行跨期决策时，其时间偏好并不固定，而是存在着诸多“异象”。因此，神经经济学不仅要揭示与跨期选择相关的神经活动的认知机制，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能合理解释这些“异象”的更加完善的神经模型。近年来快速发展的神经影像学实验已经找到了这方面的一些神经证据。
mcclure等人(美国，2004)研究了与即时或延迟的货币报酬决策相关联的神经系统，研究发现，相比于延迟很长的报酬，在面对即时交付或延迟很短的报酬时，大脑的边缘系统区域能被更强地激活；同时，每一种选择都会激活外侧前额叶和顶叶皮质区域，但是当被试偏好延迟更长的大数额报酬时，外侧前额叶区域的激活幅值会升高。这说明人的大脑中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系统分别对应于α与β系统：边缘系统可能与短期的β系统有关，而外侧前额叶与顶叶皮质区域则可能与长期的α系统有关。相似的结论在tanaka(日本，2004)等人的研究中也可以发现。2007年，mcclure等人重新设计了实验，每次实验的报酬值不同，延迟范围以分钟计，而非周或月。实验结果与前一次相似，因此他们认为有关大脑存在双重神经系统的猜测，在更短延迟的原发性报酬(即每次出现的报酬都是不同的)情境下，也是成立的。
然而，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有关结论是有争议的。例如，glimcher等人(美国，2007)测量了不同报酬和延迟下个体层面的无差别的行为数据点，通过适合贴现函数的边缘系统区域的血氧水平依赖(bold)信号来获得相关的神经贴现参数。该研究表明边缘区域的bold水平是与实际的行为相联，而不是与过于冲动的短期系统相联。并且，短期的β系统仅在包含即时或短暂延迟的收益的选项集里才会被激活，当集合中的延迟时间相对变长时，边缘系统不会被激活。而且，目前仍然没有足够的神经证据显示不同的选择系统到底如何影响决策。此外，对于跨期选择，目前能支持此双重神经系统假设的动物实验证据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与发现。
四、总结与展望
神经经济学在此领域的很多研究尚处于新兴阶段，将它看成是完全颠覆古典经济学的新范式还过于乐观。然而，正如很多学者所述，神经经济学通过详细地阐述大脑如何工作来为微观经济学奠定更深层的基础，正逐步打开个体经济行为背后的“黑箱”。据此观点，在决策研究领域，神经经济学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心理学、神经科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都认为自发的情感过程会影响个体经济决策，然而，情绪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不确定性决策?
关键词：经济学；管理学；异质性分析
一、引言
管理学和经济学是两门独立学科，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假设前提和研究方法迥然不同。但是两者在形成、发展、创新及演进的过程中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具有一定的同质性。管理学被引入我国之初就与经济学产生了混淆，其定位和发展一直受到经济学的深刻影响。目前我国已经出现了“经济学泛化”现象，经济学在企业、咨询机构和政府智库等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与“经济学泛化”相对应的是“管理学弱化”的现实。作为专门研究各种组织管理问题的管理学，不仅在理论成果方面距离世界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在实践方面远没有经济学家活跃。相对来说，作为一门学科，管理学是尴尬的。这种局面的形成与人们对管理学的认识偏颇有很大关联。
二、认识上的偏颇及其原因
从学科起源来看，管理学与经济学有着共同的经典――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直到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基础，1911年泰罗出版了《科学管理的原理》，开创管理学科学研究，管理学与经济学从此分立，各自发展。由于二者具有一定的同质性，而且作为成熟学科，管理学出现的时间晚于经济学，所以为了获得学科合法性，管理学在某种程度上过于依赖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甚至模糊了自己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边界。久而久之，人们对于管理学的认识出现偏颇。
1.认识偏颇一：管理学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
管理学与经济学都是以资源的经济效率和节约为研究宗旨，这就决定了管理学与经济学紧密相连是必然的。作为学科理论基础之一，经济学为管理学提供了多种分析方法与研究路径。因此，管理学吸收、借鉴了大量的经济学知识，其发展受到特定时期主流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与制约。但是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管理学越来越依赖经济学，自身学科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的构建缓慢，同时又脱离了管理实践，陷入价值困境。与此同时，随着边缘学科研究的兴起，经济学对管理学的渗透更加明显。
我国的管理学教育和研究起步较晚，由于历史原因，管理学在我国长期居于从属地位。1998年国家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把管理学科作为一级学科列入学科专业目录，从此管理学正式从经济学科中分离出来，和经济学成为两个不同的、平行的学科。但是直到目前我国很多院校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设计都与经济学院具有较高相似性。管理学无形之中仍然处于经济学分支的地位。
学科借鉴主要诉求是在方法论上有所发展，突破学科壁垒，它在管理学的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有助于管理学披上合法的外衣。经济学的借鉴丰富了管理学领域的知识，但是如果长期依赖经济学及其他学科，始终将经济学理论作为自己的学科基础，那么管理学将无法形成自己的框架和研究范式，也就无法保持独立的学科价值。
2.认识偏颇二：管理学的研究场域无限大
随着边缘学科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大都兼有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双重性。在这种情境下，管理学理论研究大大突破了应有的边界，研究目标偏移，学科泛化和空洞化不可避免。
法约尔最早给出了管理活动的边界，他将管理活动从企业的其他五项活动（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中分离出来，从管理职能上给出明确界定（“管理就是实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这种界定方法得到了学术领域认可。现在我国很多高校在设置管理学科的时候出现混乱，将宏观经济、商业、营销等都纳入管理学院，而且很多管理学者也将管理活动之外的内容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有学者提出管理学是没有边界的，把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泛化，将管理学的研究场域无限扩大。
无论是将管理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还是无限扩大管理学的研究场域，管理学的发展都会逐渐失去“硬核”（核心范畴），学科范式和基础理论框架的构建更趋混乱与缓慢，发展前景堪忧。
2011年，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提出“建立现代中国管理学”的“十二五”发展战略目标，强调“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管理理论创新”。要实现自身创新，管理学首先就必须与经济学区别开来，回到自己的学科场域，回归注重实践的研究方法，找回自己的独特价值。基于此，我们应当从管理学与经济学的异质性出发，对管理学进行再认识。
三、管理学的再认识
1.管理学应坚守自己的研究场域或者“硬核”
管理学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场域是不同的，两者有不同的“硬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中的人，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组织中的人。即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经济行为，而管理学研究的是人的管理行为；经济学研究以社会资源的使用为主要内容，而管理学研究以特定组织资源的使用为主要内容。以对企业问题的研究为例，经济学是从整体上把企业作为市场的一个主体来考察的，而管理学在研究企业时，则从管理细节开始。
管理活动的核心要素是组织、目标、人、协调、效率与效果，因此管理学研究也应当围绕这些核心要素来划定研究边界。也就是说战略、领导、人力资源、组织行为、创新等是管理学边界内的子领域；而金融、财务、会计、营销等子领域则明显不应在管理学场域之内。该管理学场域界定已在美国管理学界得到承认并持续良性运行，值得我们借鉴。
实际上，明确管理学的研究场域重点在于厘清学科基本假设和基本问题。有了确定的研究场域，即使研究主题相对较为宽泛，也不会导致管理学学整体弱化，失去自己的“硬核”。
2.管理学的研究应注重人文性
人性假设是经济学也是管理学的重要研究前提。与经济学相比，管理学的人性假设更为复杂，“经济人”“社会人”“观念人”“复杂人”等人性假设相继提出。经济学以节约成本、扩大产出、优化资源配置为目标，从大多数人的一般行为出发展开分析，其人性假设偏重于人的“自然属性”，假定人是经济人、理性人；管理学以激励人的积极性、提高组织效率为目标，既分析多数人的一般行为也分析少数人的特殊行为，其人性假设侧重于人的“社会属性”，假定人是社会人、复杂人。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决定了研究方法偏向于客观描述与分析，力求形成公理体系和系统的原理定律，如果管理学也受到经济学的过多影响，那么管理学研究就会忽略人的主观感受与体验的抒发与阐释，“人”的主观性与复杂性被遮蔽，管理学的研究将会出现重大偏差。
行为学也是管理学的重要学科基础，随着行为科学研究发现，情感、需求等人文因素在人的行为决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管理学的研究也应当注重人文性，关注人文因素在管理活动中的重要影响。
3.管理学研究应提高实践相关性
管理学被认为具有艺术属性，这说明管理活动的成功除了需要管理理论和知识之外，还必须依靠在实践中获得的运用知识的能力与技巧。所以说，管理学是不能脱离实践的。
经济学很早就走出了经验总结的阶段，其分析与论证向精密科学靠拢，从系统假设出发，形成一套逻辑体系。因此，经济学以演绎法为主，从一般到个别，先在逻辑或理论上构建预期的模式，然后观察和检验该模式是否确实存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管理人员主要凭经验来管理，没有统一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基本上处于积累实践经验的阶段。因此，管理学以归纳法为主，从个别到一般，从一系列特定的观察中提炼出一种共同模式，可以说管理学是经验的总结和运用。
管理学是具有较强应用性的社会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存在于实践当中，理论成果需要应用于实践当中。因为对“学科合法性”的过分强调而依赖从经济学引进理论层面的研究方法，反而会失去“实践合法性”，脱离了实践的理论假设与模型构建对于管理学的发展弊大于利。因此，管理学研究必须提高实践相关性，从实践中汲取理论创新思想，使理论能够更好地指导实践。
四、结论
与经济学相比，管理学在中国是年轻的、不够成熟的，梳理出学科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有一定的难度，并由此造成管理学弱化的现象。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管理学与经济学具有异质性，经济学是管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而非全部，适当借鉴经济学研究方法可以促进管理学发展，但经济学并非是万能钥匙。严格的区别和紧密的联系是经济学与管理学能够不断发展和繁荣的基本前提条件。经济学与管理学的联系不能割断，取长补短相互借鉴能够使二者在学科之林中繁荣发展，但我们不能因此模糊两学科的区别，只有严格区别才能使得两学科各自独立，形成自己独特的学科优势，从而形成互补互相借鉴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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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经济学;精神品格;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F12;B0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5-0005-03
经济学的精神品性是经济学发展的灵魂支撑,也是经济学走向学科成熟和繁荣的标志｡中国经济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融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和经济生活之中,鲜明地呈现着自己的精神品格和价值追求｡
一、当代中国经济学的精神品格
1.实践性――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合理内核与内在追求｡实践性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知行哲学中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合理内核与主张,也是哲学的内在灵魂｡中国经济学所凸显出的这种实践品性是指经济学对社会世界的理解､阐释及构成关系｡这是经济学区别于一般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我们正确认识经济学的属性和合理评价经济学当代社会意义的重要前提｡经济学与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的整体结构有着内在的契合和构成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领域具有明显和强烈的实践性｡
中国经济学从诞生到今天,历史虽短,却始终充溢着浓郁的求实致用性和求真致知性｡在经济学最初从西方导入之时,就有“经世之学”､“富民之学”､“强国之学”之称｡当时因内忧外患而引发的救亡图存的迫切形势与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的契合,使中国经济学从一开始就被蒙上了“经济强国”､“实业救国”等求实致用性色彩｡不仅如此,19世纪末经济学在中国的导入和产生,也使中国学者在研究学问､获取知识途径和方法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学中大量借鉴采用的自然科学领域的观察比较和分析的方法,开辟了从社会现实和经济事实中求取真知,获取学问的道路｡这一道路的开辟也更强化了经济学走向生活走向实践的取向,推动了一大批学者走出书斋步入生活,步入民间,步入工厂,步入田野,熔铸了中国经济学求实致用和求真致知的实践性品格｡
在当代,经济学更是不断地､及时地渗入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和改造着作为经济学之研究对象的社会本身,影响着人们行动价值判断和目标选择,以至于我们难以区分经济学理论与经济现实生活和边界,也难以确定经济现实､生活经验与经济理论之间的因果关系之链｡如果说,中国经济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如何以最小的经济代价获取最大的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那么,中国经济学始终如一所进行的,就是这一具有求实致用､求真致知性工作｡在求真的基础上,它始终不渝地将自己的问题视阈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始终不渝地把现实的中国经济与中国现代化作为自己的立足点､源点和归宿｡
2.科学性――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在逻辑与理性诉求｡经济学是一门应用性､实证性､综合性的科学,它并不将自己建立在一般经济常识和依靠无确凿根据的经验与信念的基础上,它是一门科学,必须依靠科学的证据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些科学的证据和认识是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系统研究和理性分析所获得的｡经济学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研究过程上的实证取向､逻辑和表述上的因果分析,以及研究结果及其理论目标的客观规律性,等等｡经济学这种既区别于自然科学,又区别于传统人文学术的知识体制,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要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因此,立足于社会实际,以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为导向,经验而客观地研究经济的现状,探讨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分析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制度的可能路径,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学的根本使命｡
由于经济领域不具有自然界的实体性和可直接操作性,经济学研究往往要借助抽象力,借助“经验假设”､“变量语言”和“理想模型”方法手段,来探求经济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是尽可能多地把定性与定量的方法､解释与实证的方法､科学与人文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是要尽可能多地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如物理学方法,生物学方法｡马克思曾说过,任何科学只有发展到能够成功地利用数学的阶段,才算达到了科学的水平,获得了真实的发展｡
当然,经济学的“科学性”并不是对自然科学规律和模型的简单搬用,也不是机械地用某一自然要素和生物的机能来说明经济历史现实及人的能动行动｡自然科学中的观察､实验､比较是基于“物”的层次,具有很强的实体性､可控性和可操作性｡但对经济现象将这些方法简章照搬,将无法深入到经济活动的本质中去,虽然在逻辑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更趋向于“科学”,然而,这种理论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理论创新,离现实也会越来越远｡
3.人文性――中国经济学根本价值的源点和归宿｡如果追溯经济学的“根”,显然,道德哲学是经济学的母体｡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看不见的手”之后,又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道德体系的建立｡尤其是在晚年,他不再将社会秩序的希望寄托于“看不见的手”,而是呼吁伦理道德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民众､特别是有权势的人物来创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文条件｡由此可见,经济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与人文交织在一起,排斥人文因素不仅将使经济学流于肤浅和表面化,而且容易使经济学迷失“自我”｡从经济学的属性来看,“人文”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认识方法,它不同于经济学本身的实证方法,是一种以主体的体验､理解为基础的认识方法｡科学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实证性,它的最高价值在于求“真”｡与科学主义相对,人文通常是关于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学问,它的特点是包含价值的规定性,即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等,它的最高价值在于求“善”｡经济学作为一门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不仅要求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准确地､客观地反映经济现实,而且要从人的社会因素这一本质出发来考察经济活动本身｡
事实上,作为经济学所涉及的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资源与效率､投资与就业等每一环节无不蕴涵着人的因素和价值诉求｡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将人文因素纳入经济分析当中,并认为,分析经济问题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应该看到,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归根到底是以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不仅取决于物质文明,而且取决于精神文明､人文文化的进步｡因此,经济学既要研究财富,又要研究人,只重经济缺乏人文的经济学是残缺的经济学,经济学应该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正是在此意义上,萨缪尔森指出,经济学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而布坎南则把经济学定位于“介于预测科学和道德哲学之间”｡
4.本土性――中国经济学从依赖性走向主体性的标志｡ 本土性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科学社会化的必经之路,也是一切世界性的运动｡所谓本土性,其实质就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中国现代进程中的经济现实与问题｡这是一种“民族意识”､“问题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通过这种有针对性研究,科学地描述和解释中国的经济现实,解决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经济问题,预测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并在此过程中检验､改进､完善和发展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丰富人类和世界经济的知识体系｡
由于中国经济学最初是按照西方模式构建学科体系和理论框架的,采用脱离中国实际的西方教材培养学生,并以西方人的思维眼光和方法来观察中国人的社会现实和经济生活｡这样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照搬､模仿国外模式的公式化､教条化､庸俗化的缺陷,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观察中的误差､认识上的误导和文本间的误读｡因此,经济学的本土性取向,也可以说是摆脱西方学术垄断或优势的一种反映｡是经济学从依赖性向主体性转变的一个标志｡
应该看到,从世界范围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占据了世界经济学的中心位置,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处于边缘位置｡在此种背景下,中西经济学的对话与交流难免不对等,往往有着“中心”与“边缘”的区别,处于中心位置国家的经济学文献总是被广泛讨论和引用,而处于边缘位置国家的经济学往往被认为没有什么价值｡可以说,这种状况的产生往往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所造成｡作为这种状况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处于“强势”,而相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学则处于“弱势”,并容易造成自主性的丧失和被殖民化倾向｡这要求我们的经济专家学者必须建立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信心,在民族经济与文化的比较与剖析中探寻经济的精微与要义,对世界先进经济理念进行本土化的阐释与升发｡通过与其他文化背景下的经济理论开展平等､深入的对话,正确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新思想和新成就｡力求通过维护､更新或建立自己的学术传统,摆脱中国学术的边缘化状态｡
二、中国经济学价值取向与追求
1.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经济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又终究要回到实践中去｡实践是经济学的起点和归宿｡经济学的这种实践属性表明,理论不再被概念所固化为抽象认识,理论总是在人类具体的经济实践中不断生成和创造｡正是在此意义上,生动鲜活的理论才真正获得了与丰富实践的本然结合｡从实践―理论―实践的循环往复知识获取的路径中,可以获得关于经济理论与实践本然联系的重要启示｡这种探索将依照社会经济生活本身的性质,在实践领域而不仅仅是作为认识去回答“经济究竟是什么”这种问题,也不是仅仅以知识概念形态作出表述,而是以实践自身为目的,在践行中得以显然,并因此而体现一种基于实践导向的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本然统一｡
经济的理论与经济实践分离,根源不是在于它们之间的距离,而是在于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性质上的本然统一性｡经济理论应当始终保持它应有的实践品格,让经济实践活动完整地表达自身｡经济理论不应当是对经济实践的抽象反映,经济实践也不应当是对经济理论机械地应用,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它总是表现在具体的经济实践活动中,并在参与现实的经济生活当中成就并实现自身｡因此,经济理论不仅是理论的,而且还是实践的,其价值不仅仅在于认识到什么,更重要的在于实现着什么,其意义也不仅在于得到一个概念认识的结果,还在于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就在参与和实现中表现出本然统一,经济理论亦在这种参与和实现关系中获得其合法性和有效性｡
经济学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从经济之作为实践的本性出发,在一个相当根本的层面上,经济理论应当有这样一种探索和建构,它属于实践哲学的范畴,作为实践的理论形态,完成并实现于经济实践活动之中,它并不与经济实践相对立､相分离,而是具有一种总是不可分割的本然联系｡当我们获得这样一种理解时,经济理论的生动性､丰富性和鲜活性也就跃然于我们眼前,经济理论与实践也才真正获得了本然的统一｡
2.科学性与人文性并重｡经济学既具有科学特征,又具有人文特征｡经济学应是科学与人文的统一｡经济学首先是一门科学,它的研究过程上的实证性､逻辑上的因果分析､研究结果及其理论目标客观规律性等表明它具有明显的科学性特征｡但经济学又不仅仅是科学,由于经济学脱胎于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经济学既要研究“物”,又要研究“人”,并且从根本上说,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科学｡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需要综合知识的运用和创造性的发挥,需要由创新来实现｡而创新不单纯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它需要科学与人文两者相结合才能获得成效｡经济中的科学与人文是无法分离,也不应该分离,经济分析必须将人文性品格因素纳入其中｡
经济学本应是科学与人文相权衡的,二者不可偏废｡但在科学主义占主流的经济思潮中,道德伦理作为经济学的本身的属性,往往被当做影响其“科学性”的绊脚石,科学主义认为自然科学工作者是人类知识的典范,通过科学家所描述的科学方法能够获得应用于任何的知识,相信科学方法可以推广到一切领域,包括文化领域,主张科学是价值无涉的两极｡科学主义在经济学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实证主义和经济学的数学化｡然而,将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方法(如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数学方法等)完全照搬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无视人的社会因素这一本质,难免造成研究的表面化､简单化,从而脱离经济社会现实｡对于现代社会的整个经济体系来说,既有“看得见的手”,又有“看不见的手”｡有时,“看不见的手”远比“看得见的手”更为重要,真正的幕后英雄往往是“伦理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介于科学工作者与人文之间,或者说介于科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经济学中的科学与人文,正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无法也不应该分离的｡
3.开放性与本土性相融合｡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努力学习､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文化和理念｡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和实践经验也一再表明,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使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并逐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动参与者｡但由于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背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实际状况不同,经济活动的具体表现也就各具特色｡因此,这就存在经济学本土化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学的发展要立足于借鉴和移植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因素以及经济治理的成熟经验,并以此作为创建中国现代经济学的前提｡中国经济的发展及相关理论的完善与西方现代化的经济活动和理论经验在许多层面上都具有共性｡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与之相配套的､历经曲折发展至今的经济理论和经验总结几经锤炼,因此,这些经验是可以为我所用的｡另一方面,在移植西方理论和经验时必须充分考虑本国国情｡目前,与国际接轨已经在我国各界达成共识,但在接纳和学习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经验时,切不可忘记本国的传统和特征,要将西方经验与本国传统结合起来,使西方的理论和经验本土化｡我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展市场经济,借鉴和移植西方的经济学说时,也必须立足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国情,能动地将国际经验转换为本国的具体经济实践,而不能完全套用或照搬别国的经验｡这是与我国的市场欠发达,还处于完善和提高阶段的实际状况相适应的｡
开放性与本土性相融合的过程也是两者不断寻求契合点的过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学的本土化过程,不仅要注意“本土”的要求,更要注意“现代化”的发展需求｡经济学理论和经验的形成及其被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认可说明其有存在的合理性因素｡中国经济要想与国际接轨,在走向和完善市场化的进程中就必须考虑开放性､国际化的要求｡“本土性”不等于抱残守缺,经济学理论的本土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在移植和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使之与本国国情相适应,使国家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都走向“现代化”｡只要是科学的理念､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及管理方法我们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付出的成本,而且可以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参考文献:
[1] 于祖尧.理论经济学在中国改革中的命运[J].经济学动态,2004(2).
[2] 樊纲.经济学现代化和中国化的再思考[J].中国书评,1995(5).
专业特点：宽中有窄，冷热兼备
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被界定为文科类专业，偏重于理论。但是，大多数院校高招录取时文理兼收，尤其随着近年来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大幅度上升，对理科生的招录比例也有所上升，而且理工科出身的学生在经济学专业硕博深造中的优势也日益凸显。
目前，经济学专业大多以宽口径为主，兼顾窄口径方向的发展。宽口径注重培养学生掌握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及操作技能，指导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初步训练，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发展方向来选择课程以及就业的方向。在宽口径培养模式的基础上，结合高校自身的科研侧重点，一方面开设理论经济学课程如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史等，相对抽象，往往偏冷门；同时也适当开设应用经济学课程，像国际贸易、金融、财政、投资等，与实践结合更为紧密。
不同高校其经济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把握宽和窄的度的差异。报考宽口径经济学专业，入学后先打基础，培养通才。宽口径经济学专业更注重综合素质的培养，有利于学生的继续读硕攻博，如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尤其是理论经济学课程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并不很强调处理社会关系之类的能力，希望以后做研究工作的考生可以考虑选择这些学校。至于窄口径经济学专业，培养目的明确，专才更有优势。有些高校直接将某些经济学方向直接从经济学专业中细分出来，将经济学专业和金融、财税等专业都分设于众多学院，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就设置有经济学院、财政税务学院、金融学院等。如果报考窄口径的经济学专业，学生在学校学到什么知识、将来进入什么行业的目的性会相对明确，毕业后能迅速地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就业前景：就业率高，质量喜多忧少
经济学是个非常实用的专业，每年的高考分数线相对其他文科类专业都偏高，尤其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名校，且这个专业也是通往高薪职位的一道“龙门”。
经济学的就业都是相通的，一般只有侧重，并没有严格的限定。经济学就业面还是很广的，如金融业（银行、证券为核心）、咨询行业、媒体、公司企业、政府、高校。根据教育部就业指导中心最新三年公布的全国高校本专科专业就业报告，全国高校本专科毕业生初次就业率，经济学所有专业就业率均超过90%。
高校选择：天时、地利、人和
1.学校性质：选择综合性高校还是专业性大学
综合性大学专业种类较多，资源结构比较完善，有利于同学们多元化发展。不足之处在于如考不上财经类专业，专业服从可能分到不想学的非经济学类专业。而对于专业性财经大学，由于专业底蕴厚实，如果遭遇调剂也仍然属于自己喜欢的经济学类专业，不足之处在于学校氛围相对综性型院校较为单一。
综合性大学以中国人民大学为龙头，其他比较有名的院校诸如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等重点大学，大都视经济学专业为他们的重点专业。同时，各省市也均有综合类院校，虽然这些学校的经济学专业在招生录取时并没有细化，但专业方向侧重点仍然存在细微差异，如：辽宁大学以政治经济学方向为优势，山东大学的制度经济学方向发展较好，暨南大学的金融学方向更为突出，以及兰州大学的区域经济学方向更有特点。
专业性财经院校中，中央财经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是所有财经类院校中的领跑者，占据北京、上海两大城市的地理优势，实力不容小觑。同样，西南财经大学和中南财经大学虽“地利”不足，地处中西部，但在“天时”上仍占一定优势，享受国家政策方面的倾斜也较多。至于省属的财经院校，如南京财经大学、云南财经大学、安徽财经大学以及江西财经大学等，由合并各种财经干部培训机构发展而来，历史渊源相对无从夸耀，但地域性较强。这些省属财经院校学科实力难于和前面这些高校抗衡，影响力只在本省和邻近省份。
2.地缘因素：选择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的高校
地理位置对经济学专业的毕业生出路较为重要。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可以吸纳更多的经济类人才，而二线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对基础人才和技术类人才的需求更多。
长三角经济区域，如上海、北京、天津，以及珠三角经济区域，如广州、厦门等地的高校，均比中西部高校拥有更加优越的地缘优势，更容易把握到经济发展的脉搏和最前沿的发展。而对于中西部的高校，虽然其教学理念紧随东部高校的步伐，但相对滞后。中西部高校的培养主要是服务于其所在地区的经济，其毕业生对工资、福利、晋升等诉求相对较低，当地的银行、企业以及政府单位对本地生源也较为青睐。因此，中西部高校可以成为同学们今后有意向就近家乡就业的不错选择。
3.个人兴趣：专业，学校，还是兴趣
虽然国内经济学专业划为文科大类，数理知识要求相对较低，但是在国外对经济学专业的基础工具――数学却具有很高的要求。近年来，国内一些领先高校，尤其是东部地区高校的经济专业对经济数学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升，如在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经济学专业本科生往往双修数学和经济学。因而，逻辑思维强的理科生报考重点高校尤其还是名校的经济学往往具有相对的优势。而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这些地区的综合类院校和理工类院校，其经济学专业虽然也都开设了经济数学相关课程，但课程完成的要求却较低，因而适合一些数学功底比较差的文科类学生。
报考一个专业，不仅仅在于该专业的诱惑性，同时应考虑到自身的兴趣所在，然后根据各高校的经济学专业特色来进行选择：
希望毕业之后从事股票买卖工作，可以考虑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中偏向金融方向的经济学专业。
新比较经济学的出现
在新的形势下，更多的比较经济学家鲜明地打出了“新比较经济学？这面大旗。世界银行专家S．詹科夫、哈佛大学的学者R．拉・波塔和A．施莱佛、耶鲁大学的F．洛佩兹・德－西拉内斯等联合著文。他们声明：“从传统比较经济学的废墟上又浮现出了一个崭新的领域，我们称之为新比较经济学，它继承了传统比较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即通过比较不同的经济体制，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各种经济制度是如何运行的。”他们所谓的“新比较经济学”就是“对各个国家所实行的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比较分析”，而不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
还有些比较经济学家虽然没有使用“新比较经济学”这个名称，但是他们在剧变后的近十多年出版的比较经济学新著，也都在方法、理论、内容和观点，甚至体系等各个方面作了很大或根本性改进。因此，也应当属于“新比较经济学”的范畴。
新比较经济学的各种流派
根据我们的研究，新比较经济学可以大体上分为三个学派，即新“主义”学派(或称“资本主义”学派)、“组织”学派和“比较制度分析”学派。
新“主义”学派：可以归入的作者比较多，其主要代表是S．詹科夫、R．C．Mascarenhas、James Angresano等。我们之所以称他们为新“主义”学派，是因为他们抛弃了旧的“主义”方法，但同时却宣布他们的研究对象仍然是“主义”。他们认为新比较经济学将“侧重于对各个国家所实行的不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比较分析”。
在新“主义”学派看来，支配资本主义经济资源配置的各种制度中，最主要的是市场监管制度和政治监管制度。各国经济制度的差异不在于“主义”不同，而在于市场和政治制度安排的不同。(1)在市场监管制度领域，各国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产权保护和自由竞争的监管制度存在巨大差异。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地方司法体系可以较少受到破坏和威胁，而在有些国家却被利益集团所左右，“法院无法有效抵御新兴起的强大经济利益集团――‘强盗资本家’的破坏行为”。这是市场监管制度是否能够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2)在政治监管制度领域，各国的差异主要表现为行政、司法和立法三者制衡状态的选择。这一选择取决于一国政治制度的设计，而政治家们总是要自己设计和改变制度来“保证自己及其政治联盟者大权在握”。就政治监管制度来说，明显的存在着三种模式：1)英国模式，即法律一经国会批准，就由法院执行而不受政治干预；2)美国模式，即法院有权审查国会通过的法律和决定是否违反宪法，法院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干预立法选择；3)法国模式，即大陆法系模式，法官受国家雇佣．上级对下级司法判决进行多方面的控制和干预。显然，“影响许多国家制度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该国的法律起源”。这一因素也可以用来说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差异。(3)制度安排不同，绩效也不同。但一国制度的形成不是任意选择的，取决于内因和外因。内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种族等特征，外因主要指制度的移植。但制度移植必须服从于内因才能有效。
“组织”学派：这个学派以蒙泰斯、本奈和纽伯格为代表。他们在其《比较经济学》新著中充分表达了自己对比较经济学的革新思想，其突出的特征是把组织的分析与比较置于比较经济学的核心地位。所以，我们称他们为“组织”学派。
在方法论方面，除了静态的方法外，还加进了动态的方法，即在对组织进行描述或者比较的时候假设构成体制的规则、法律、风俗以及正式程序是不变的，在探讨体制变迁时，探讨了体制对于环境变化以及公共和私人组织功能分析以外，还吸收了信息经济学、产权理论的研究成果，并将“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信息不对称”等理论作为比较体制分析的出发点。
在研究内容方面，该学派力图将比较经济学微观化。蒙泰斯等人认为，经济体制虽然是由各种经济规则构成，但却是由各种组织来体现的。离开组织就无法理解体制。因此，他们把重点放在对组织的研究和分析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把制度等同于组织。
他们始终认为，比较经济体制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体制的绩效。因此，必须“将经济体制(更准确地说是体制规则、法律、习俗、一般程序)对基本的经济运行结果(比如，人均收入水平及其增长、收入分配、经济稳定、国家竞争力等)的影响加以识别和度量，并且将这种影响与环境变量的影响以及经济参与者的决策和政策区别开来”。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各种组织或一个组织不同时期绩效的差别的一般原因，用公式推导的方法作了概括。关于体制变迁和转轨，他们特别强调体制内的各种规则必须配套，单纯的从外部移植是不能达到预期目标的。
“比较制度分析”学派：以青木昌彦为首的“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独树一帜，他们并不把自己的理论归入比较经济学或新比较经济学的范畴，但是由于他们宣称“比较制度分析是对现行各种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因此我们仍然可把他们作为新比较经济学的一个学派来研究。
就其研究方法来看，他们使用了最广泛的、跨学科的研究工具，如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析工具等，特别是博弈论成为比较制度分析的主要工具。这是该学派不同于其他学派的一个显著特征。
新比较经济学研究的总体评价
比较经济学已经取得新的学科进展。首先，它在学科方面一个最突出的新成就是彻底摆脱了“主义”比较方法。虽然新比较经济学中也有一种新“主义”学派，但这只是一种“借喻性”的说法，其本质已经抛弃“主义之间”的比较方法，而是主张“主义内”(即资本主义内)各种体制进行比较。其次，新比较经济学各流派都吸收了现代经济学、甚至跨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最明显的是各流派都把新制度经济学(如企业与经济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的成果作为自己研究的理论基础，“比较制度分析”学派还大量使用博弈论和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这些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吸收大大推进了新比较经济学的探索和研究。再者，从研究对象来说，新比较经济学各流派都定位于制度或体制的比较，但又各具特色。新“主义”学派的研究角度是宏观经济体制，其基本的比较研究单位是各个国家；“组织”学派则着重研究微观经济体制，其基本的比较研究单位是各种“组织”(小企业、大公司、政府、工会等)；“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则主要研究体制或制度的理论与模型，如什么是制度或体制？制度怎样形成？制度为什么是多样性的等等。各个学派多多少少都已形成自己新的比较经济学研究的逻辑体系与结构。
1.1重视知识的传授，而轻视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创新能力的培养。只重视向学生传授知识，而忽略培养他们创新知识的能力；采用灌输式教学方法，而忽略了学生的兴趣；采用简单划一的评价方式，未能全面反映出学生的水平和能力。这些弊端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创新能力的发展。
1.2重视具体知识的传授，而轻视整体结构的分析和讨论。轻视整体结构，就不能进行比较分析，从而给学生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然而，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各个经济学派之间的“存同求异”。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发展中，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就是在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自发调节可以实现经济均衡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的挑战中才得以产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国家，又有许多经济学家对凯思斯主义正统宏观经济理论提出异议，建立了完全不同于凯思斯理论的新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如供给学派的理论、货币学派的理论、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等等，其中一些政策主张在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在教学中，只是简单地讲清楚各个不同理论与政策主张的内容，而不能将西方经济学家不同的分析思路加以比较论证，就不能理解西方经济学的整体发展脉络。
1.3重视经济理论结果的传授，而轻视理论结果的推理和来龙去脉的剖析。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然而无论哪种方法，都与数学方法紧密相关，所以，理解和使用数学是经济专业学生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不过，不能搞“题海战术”，掌握数学的思维方法尤为重要。
1.4重视经济理论的传授，而轻视经济实践的应用分析。对于高等院校财经类各专业，西方经济学既是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核心课，也是一门具有很强实践性的学科。然而，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以介绍性为主的简单教学模式，虽然能使学生了解一些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知识，记一些公式、图形，却不能达到能力培养和素质提高的目的，甚至造成了一些学生认识上的模糊性，难以科学、准确地理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更谈不上“学以致用”。
2科学合理的双语课程教学可以弥补上述不足
2.1外文教材往往按照科学研究的规律和顺序安排内容。这会大大有助于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的培养。创新能力是在智力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综合能力，它是人的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人的创新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它已成为21世纪人才必备的素质之一。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每个教育工作者肩负的重任，而课堂是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主阵地。因此，在教学中更应该积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外文教材常常遵循科学研究发展规律，这样，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培养了学生创新和科学研究的能力。
2.2对一些外文的综述文献的解读可以让学生清晰和深入的理解西方经济学的整体结构。微观经济学由马歇尔开创，由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完善。微观经济学：假定资源是稀缺的、人是理性自利的，讨论两个微观主体企业和消费者分别在自己的预算约束下进行利益最大化的选择问题。如果为学生解读“马歇尔”和“阿罗德布鲁”以及“帕累托”的经典文献，学生自然会对西方经济学的整体结构和发展脉络有更加清晰的认识。要理解宏观经济学，需要记住两个基本学派的划分。古典学派：假定市场由于理性预期等因素是可以实现出清的，所以政府并不需要干预宏观经济，只要控制货币发行量为理性惊人提供一个合理稳定的政策预期就好。其基本的分析工具是AD-AS曲线。凯恩斯学派：假设市场由于工资粘性的问题无法自动实现出清，至少在短期是这样的。为此，需要解读凯恩斯的经典文献，深入探讨两种学派的区别。
2.3对于西方经济学家的一些原始文献的解读可以有效理解理论结果的推理和理论背景。在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假设条件”是关键的一部分内容，“假设”是一切推理的基础，“假设”是一种抽象，甚至与现实不一定完全吻合。然而，若仅仅从西方经济学中哪一个假设条件与现实不符，来说明为什么否定西方经济学，也就把学生的思维局限于“是”或“不是”、“对”与“不对”的形式化、简单化思维模式中。因此，需要查阅原始文献，引导学生全面、深入理解这些假设条件的深刻的经济学背景，从而，更好地使用这些抽象的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实际的经济现象和问题。
2.4对于国外最新经济文献的介绍，可以让学生认识到西方经济学的强大应用前景。通过研读最新经济文献，可以让学生感受到西方经济学最新研究动态，特别是现代实验对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产生的革命性影响。从传统研究角度看，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自身利益驱动并能作出理性决策这一基本假设之上。虽然经济学是处理复杂性问题的学科，这一复杂性既来自于复杂的外在环境，更主要来自于人的主观因素，人有主观动机，其本身很复杂，而且对环境又十分敏感。因而，人们很难在实验室中建立可复制的经济环境，但经济学学科本身的发展，特别是在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建立了期望效用理论和博弈论以后，经济学理论逐步建立在较为严密的行为假设基础上，尤其是博弈论明确了规则、信息等基本概念，为深入开展经济学的实验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外，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及计算机软件的开发，为西方经济学教学走进实验室创造了条件。目前，我国普通本科教育无法达到经济学实验研究的国际水平，还难以做到建立完全可控的实验经济环境，直接以现实的人为对象，进行经济运行的一些实验，研究其实验结果是否与原有的经济理论的预测结果相一致，并分析经济环境中各种因素的变化对经济结果的影响。但目前可以使用相关的计算机软件，对采集到的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产生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或者建立相关的模型加以分析，从而做出预测。通过先做实验和模型分析，可以研究政策的制定，从实验的角度比较哪一个政策好。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实验教学也提出了多学科知识融合、综合运用的客观要求，西方经济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的知识是相互支撑的。
3《西方经济学》双语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些措施
①要按照科研的规律和顺序安排教学内容，调整传统的教学顺序和模式。
②要解读和指导学生阅读一些英文的综述文献，并与课程教学有机结合。
③要解读和指导学生阅读一些原始文献，并与课程教学有机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