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4 17:18:45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极具代表性的部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如何介绍这部分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教学，如何创新教学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依据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留学生汉语言专业需要而设置的课程。一般在留学生本科四年级讲授。“古代文学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留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如何介绍这部分中国文化的精髓，本着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教学，如何创新教学的手段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一、明确中国古代文学史与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体系
我国现行的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学生掌握汉语言技能课程、汉语言理论课程、中国人文知识课程、经济管理课程。汉语言技能课程包括综合汉语、汉语口语、汉语阅读、汉语听力、汉语写作、汉语翻译、商务汉语等；汉语言理论课程包括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汉字与文化、汉语语法精讲、现代修辞学引论等；中国人文知识课程包括中国概况、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概论、中国简史、跨文化交流导论等；经济管理课程包括进出口贸易实务、市场营销学、国际贸易等。通过讲授这些课程力求优化留学生的知识结构，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其中，中国古代文学课主要讲授中国古代文学知识，要求学生大致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概况，熟悉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源流变化，以及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要求学生了解、熟悉一定数量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并对古代作品的艺术表现特点有初步认识。在内容安排上以时代先后为序，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诗歌（词曲）、散文和小说三大类，突出重要作家作品的介绍，力求突出重点，让学生形象而具体地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这门课程能使外国留学生较多地了解中国优秀的文学遗产，提高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阅读能力，属于提高留学生整体汉语水平的课程，为留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文化课程奠定基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进行汉语教授的同时，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让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切实提高学生素质，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根本目的。
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古代文学
对外汉语教学中教授中国古代文学非常具有特殊性——外国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知之甚少，或者根本就是一窍不通，想要把精深而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化向他们展现开来，得到共鸣，非常困难。所以，当代对外汉语教学应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的理念，使用多媒体技术向外国学生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是切实的选择。
多媒体技术能拓展课堂，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和热情。因此，在进行教学活动的时候，应当尽可能地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教师应注意搜集和整理有关素材，向学生传播。比如周杰伦的《发如雪》、《台》，林俊杰的《江南》等意境古典、唱词含蓄优美的佳作、香港艺人黄?创作的许多古韵词曲运用得炉火纯青的影视歌曲，教师还可以自己动手创作一些中国古代文学课件。
但是，推行教学手段的改革，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表现中国古代文学应注意适度原则。不能将多媒体的“白板”变成扩大的“黑板”，不能将古代文学课变成影视赏析课。多媒体技术手段只是教学的手段之一，不是教学的目的。一定不能俗用滥用、喧宾夺主。在影视作品的使用中，要注意改编的问题，教师要以文本为主体，处理好原著和改编的关系，切忌以改编代替原著，混淆视听。
三、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
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界对古代文学课的定位多是服务于语言的研究，认为对外汉语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留学生的言语技能和言语交际技能，古代文学课是为学习语言而设置的课型，将古代文学课边缘化、弱势化和冷漠化。其实，留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非常感兴趣。国外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古代文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汉城大学为例，29个课目中与古文相关的课目就有11个。
古代文学课是为了培养学生们讲授、阐释、鉴赏和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借助文学这一载体传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专业基础课，它是通过对语言艺术的审美鉴赏进而吸收和理解中国文化，在传授文化知识之外，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辐射出中华优良传统的精神内核，通过作家的人格魅力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集德育、智育、美育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具有独特价值的课程。对留学生的古代文学教学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对教师来说，更重要的任务是如何突出现代思想，体现当代意义，将古代文学课程的讲授真正应用于当代留学生的生活。如何用当代意识去激活古代文学，将“死”的文本还原为活生生的生活，是古代文学教学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首要问题。
四、切实处理好文学史与作品选的比重问题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由文学发展史与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很好地衔接文学史与作品选的内容，如何具体分配它们在课堂教学中的时间比例，怎样更合理地采用与各自的内容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是教学的重中之重。不能只讲作品，不讲文学史，也不能只侧重文学史。目前此方面教材很少，笔者建议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语言文化学院主持编写的“对外汉语教学· 中国文化系列”教材。该教材收录了从先秦至明清的文学作品二百多篇，涉及到散文、小说、诗歌、赋等多种体裁。每篇作品后面都有详尽的注释，以便于留学生理解。书中还对每个时代的文学发展情况进行了概述。该书适合中级以上汉语水平的外国留学生学习或自读，也是普通高校大学生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参考资料。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是一项非常复杂、具有很大难度的工作，它要求教师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灵活的现代意识，同时还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必须熟练地掌握现代教育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将对外古代文学课传授好。
参考文献：
[1]涂文晖.论对外汉语高级阶段古代文学教学的特殊性[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
[2]杨冬梅，訾希坤.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的教学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课程标准和新实验教材以及考试对文言文策略的一些变化，本身就体现了社会对文言文基础教学的关注。初中语文教师一定要重视古诗文的教学。笔者在平时尝试从以下几方面引导学生进行文言文知识的积累。
一、积累语言素材
教材中的古诗文，堪称精品，大多布局严谨、行文简洁、气韵生动、文采斐然。多读这样的作品，确实会使人受益匪浅，对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十分有利。
初读课文要注意引导学生读出句中的停顿，句子的节奏要把握好。反复朗读，培养语感；通过熟读、背诵、记忆，积累语言；同时引导学生鉴赏体验古诗文所描写的意境，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受到艺术的感染和熏陶。
古诗文积累，不单纯是为了中考，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民族精神的延续。通过“诵读、记忆”的方法，让学生背诵古典名篇，引领他们把无意识记忆转变为有意识文化储备，使他们腹有诗书，在传统文化滋养中成长。
二、积累词语
有学者研究发现，古汉语常用字绝大多数仍然保留在现代汉语中，而且还保持着相当强大的生命力。另外现代汉语要发展，就需要继续从古代汉语中去提取养料，吸纳其中仍然鲜活的因子。所以在古诗文教学中，“词汇”的积累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我们学习、理解文言文必须跨越的门槛。
1.一词多义：单音多义是古汉语实词的特点。如“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的“顾”指拜访，“顾野有麦场”的“顾”，本义是“回头看”，但这里指“往旁边看”。一个多义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它的意思是不同的。理解、掌握多义词的繁多义项，可通过归纳整理、分析义项间的内在联系来进行。
2.古今异义：所谓“古今异义”，就是指文言词语或短语的意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中书写相同的词语之间的意思不同的现象。这其中包括：词义的扩大、词义的缩小、词义转移、词义弱化、词义强化、感彩变化、名称说法的演变等。对于初中的学生，没有必要告诉他们这些概念性的东西，只要求他们学习文言文时要注意古今词义的变化。如《唐雎不辱使命》中“长跪而谢之”，句中的“谢”解作“道歉” 与现代汉语“感谢”“凋落” 完全不同；《桃花源记》中“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妻子”解作“妻子和儿女”，现代汉语“妻子”的意思是指男人的配偶；《出师表》中“先帝不以臣卑鄙”的“卑鄙”，古代是中性词，“卑”指地位低下，“鄙”指见识短浅；而现在则是个地道的贬义词，用来形容人的行为品质恶劣……引导学生积累这些词语的“古”“今”意思和用法，有助于提高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3.通假字：“通”是通用，“假”就是借用。字的通假就是两个字的通用，或者这个字借用为那个字的意思。本字和借字必须是两个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通假字一定要按本字的意义去理解，按本字的读音去读。如“便要还家”的“要”通“邀”，“被坚执锐”的“被”通“披”，“两岸连山，略无阙处”的“阙”通“缺”。注意积累学习通假字，有助于我们很好地理解文言文。
4.成语、警句：成语在古今汉语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文言文中的一些词语现在作为成语在现代汉语中被广泛应用，注意积累这些词语更有利于丰富我们的语文素养。例如：《童趣》“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中的“明察秋毫”。《论语》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孙权劝学》中“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题破山寺后禅院》“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中的“曲径通幽”等，这些现在都还有很广泛的应用。
三、积累语言现象
关键词： 技校生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 兴趣激发
中科院院士杨叔子先生曾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打就垮；而如果没有人文精神，不打自垮。” 人文精神的塑造离不开教育，尤其是社会历史文化的教育。中央电视台的名嘴——朱军，在做节目的时候曾闹过一个笑话，他在谈话时将对方的父亲称为“家父”。这件事一度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就是因为他没有弄清楚称谓中的敬称和谦称，所以才会犯这样的错误。笔者所在学校的学生连请假条都写不好，不但不写“尊敬的某某老师”，甚至连“老师”俩字都不写，直接就是“我今天病了，请假两节课”，然后大笔一挥，在落款处签上他或她的大名，前面也不写“学生”二字。远至名人，近至我们的学生，对于古代文化常识的了解都是不够的。因此，学习古代文化常识，并将它作为本校语文课堂教育的补充，是学生在语文基础课业中放松的极好的清凉饮料与滋补剂。
一、学习古代文化常识的意义
（一）古代文化常识概括了古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适当积累有助于学习文言文，对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也有着重要作用。
（二）读史使人明智，古代文化常识能帮助我们吸取古人的经验和教训，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丰富我们的思想和知识，帮助我们解放思想、增强创新精神，使我们更有智慧。
（三）古代文化常识了解得多，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个人素养。通过学习，引导学生关注古代文化常识，如论语、唐诗、宋词或者一些有气节的文人，帮助自己找到方向，培养文明礼仪，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四）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了解古文化常识可以增强民族自豪感。
古代文化常识是前人长期生活经验的重要总结，涉及面较广，包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但是，由于知识性太强、趣味性不够等原因，学生对于此模块的学习积极性不够，导致古代文化常识缺失的现象更加严重。技校生对于古代文化常识的学习更是认为，“此模块可学可不学”，态度消极怠慢。
二、对技校生古代文化常识缺失原因的分析
（一）学生学习兴趣低，态度不端正。技校学生大多来自于在九年义务教育中被淘汰出局的学生，甚至有的来自于初中没毕业就在社会上四处打工又被家长揪过来接受“回炉”再教育的学生，他们有的是抱着“到技校长身体，学知识无所谓”的心态来学习的。这些文化基础知识先天不足的学生普遍存在“混张文凭，好找工作”的思想，对课堂上的学习直接由听不懂变为听不进，进而变成反感。学习缺乏兴趣、态度不端正等给高效课堂带来了许多困难。
（二）技校教育是以一定的专业教育为基础的，专业教育是技校教育发展中的抓手，语文课被划分为基础文化课，在课程设置和平时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都不被重视，甚至提出“基础文化课要为专业课服务好、让好路”的观点，既然从课程设置上看，文化课不被重视，那学生也就顺势不重视了。
（三）一些学生的自我意识呈现功利化、现实化的趋势，古代文化常识知识性太强，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不大，以致学习和生活脱节，因此，学生积极性不高。
三、完善古代文化常识课的对策
古代文化常识作为语文基础课业中补充的“清凉饮料”与“滋补剂”，作用不言而喻，对于完善古代文化常识课堂，本文从课堂教学的角度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中国最早的教育家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知者。”可见，只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激发其求知欲望，使其真正体会到“好学之乐”。古代文化常识由于知识性太强，对生活的直接指导意义不大，因此学生都不愿学，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发挥主导作用，将所学知识和学生实际结合起来，调动学生求学的积极性。笔者曾在教学“天干地支纪年法”时，以算命先生如何算命来导入，这样学生的兴趣一下子就被激发了。然后，讲解完再给学生进行示范，让学生利用学到的方法自己计算，这样学生就了解到我们日历中的某某年是怎么推来的。
（二）引进讨论，拓宽思维。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以学生为主体的集体对话和互学形式，进行学生之间或师生之间的多向信息交流，以实现教学目的。古代文化常识由于知识性太强，“满堂灌”、“一言堂”的教法都不利于课堂的高效进行。采用讨论法，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又可以调动学生的思维，挖掘学生的潜力。如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在古代，怎么样才可以当官？让学生进行讨论，明确古代科举考试制度为我国选拔人才做出的重要贡献。
（三）联系实际，还原生活。学生对自己身边的文化总是倍加亲切，也最熟悉的。在教学中，教师尽量还原古代文化常识，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如古代的学校与书院和我们今天的学校概念是否一致？课程内容是否相同？让学生了解到，我们能坐在教室学习是多么来之不易，今天学习的课程都是千百年来的经验积累的，在教学的同时进行德育渗透，转变学生的学习态度。
在校企合作和毕业生就业实践中，企业和社会反馈的信息更多地强调毕业生的素质要求，而把技能要求放在第二位。语文课在学生的素质教育中承载着不小重担，寓教于乐，寓教于人，是我们的追求。古代文化的常识教学要根据古代文化常识的基本特点，将知识的教学贯穿学生的实际生活，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让学生学到更多的文化常识，提高自身素质，达到用人单位的用人需求。
参考文献：
[1]陈德勤.浅谈初中文言文教学的几个重要环节[J].中华活页文选（教师版），2009（06）.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我们时常发现教师累到腰酸背痛讲解文言知识，学生还叫苦连天，觉得文言文离我们太远了，太难学习了。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学习文言文呢？撇开为了应付高考考试原因不说，另一方面从一个伟人的话语中就知道了：“不会善待自己民族文化遗产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我国古代的文言文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在大力倡导高效课堂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寻找合适的方法进行文言文教学呢，笔者想从“文到”和“言到”两个方面谈谈。
先要搞清楚“文”与“言”的不同，言是文言字词句、句式等基础知识。文是文章的内容、结构、主体和情感等。“言”与现代文的差异，是必须正视和解决的。而作为文章，“文”又是不能完全抛弃的。
一、夯实文言基础知识
首先，教会学生积累知识的方法。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知识积累是能力提高的基础，有计划地进行积累，不仅可以丰富学生古汉语的语言材料和知识，使之形成系统，而且也能转化为能力，提高文言文阅读水平。我们要求每位学生都准备一个笔记本，建立“文言知识库”，有计划、有重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整理。例如在一次复习课上，教师列出这样一系列词——负、任、担、荷，让学生比较异同。经过讨论，学生将这些词归为“携带物品”的系列词，教师接着启发学生回忆、整理出其他的系列词，结果学生的积极性很高，一下子整理了不少。有：“生病”系列词——病、疾；“土山”系列词——丘、山、陵、阜、阿；官吏升降系列词——除、拜、擢、拔、迁、贬、谪、黜、左迁。还有关于词的引申义问题，利用学过的文言文去整理一些词的古今意义变化，比如“兵”——兵器、士兵、军队、战争、兵法，“问”——询问、追究、音讯、问候、审问、命令。通过比较归类，学生既了解了古代词语的变化，又提高了在文言文阅读中的词语辨析能力，让课文这个“例子”真正起到“举一反三”的作用，体现学会积累带来的极大益处。
其次，注重诵读，增强学生的感悟能力。诵读是我国语文学习的传统方法之一，只有反复诵读才能品味辨析，增强语感，对语言的优美才会深有体会。在诵读时，应注意加以指导，如读准字音、读准句读、读准语气等。朱熹在谈读书时也提到过要眼到、口到、心到，所以让学生在阅读时，眼、口、心、耳并用，逐渐培养语感，提高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准确的理解课文。
二、注重教学中的文化渗透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明确指出：“培养阅读古今中外各类小说、戏剧作品的兴趣，从优秀的小说、戏剧作品中吸取思想、感情和艺术的营养，丰富、深化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认识，提高文学修养。”因此作为语文老师要启发和引导中学生陶冶身心、涵养德性，提高学生对我国古代经典文化传统的认识，加强学生对优良文化传统的热爱，并增强学生阅读和分析古文的基本功，培养学生把握社会、人生问题的能力。
比如，阅读必修五中第二单元的四篇文章《归去来兮辞》、《滕王阁序》、《逍遥游》、《陈情表》，作者时代不同，文章体裁也不尽相同，所以教师在教授时应特别注意让学生恰当把握文中所抒发的情感；有回归田园的乐趣，有士人不遇的凄情，有物是人非沧海桑田的感慨，有奋力前行的壮志酬筹，也有依依不舍的友情和暖暖的亲情。在教学过程中，应加强对情的理解和体会，披文入理，对学生进行人文的熏陶和感染，激发他们内心的情感经验，并能够学以致用，符合新课改标准，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另外，文言文中蕴涵了大量的古代文化信息，包罗了天文地理、星象历法、宗法礼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等，所有这些信息，不是系统的，而是零星地散落在学过的文言文的字词句中。比如古代姓氏文化：上古贵族有姓有氏，如贵族男子，或以受封的国名为氏，如郑文公（郑捷）；或以受封的邑名为氏，如屈完，或以祖先的字或谥号为氏，如孔丘。如古人的座次：在《鸿门宴》中我们知道，座次代表着尊卑，皇帝往往是坐北朝南，朝臣们一般面向北而坐，并按官位高低从东往西排列，这样，官位高的居右，官位低的居左，这也是古代右为上的原因了。还有古代年号问题：年号是中国古代封建帝王用以纪年的名号，第一个年号出现在西汉汉文帝刘恒时期，年号为“前元”。一个皇帝在位时，可以进行多次改元，如汉武帝有11个年号（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等）。武则天在位21年，有18个年号（光宅、永昌、天授、垂拱等），明朝以后，基本上都是一个皇帝一个年号，因此常用年号来称呼皇帝，如明世宗被称为嘉靖帝。以上都是中学生从文言文中学习到的我国古代的一些文化知识，这样就不用单独开课程学习古代文化知识了，这就是文言文学习的“文到”意义。
在后殖民批评意义上大量论述中国文论的“失语”并引起国内学术界普遍关注与讨论的，是曹顺庆先生及其弟子的一系列文章。《东方丛刊》1995第3期(总第13期)发表了曹顺庆先生的《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可以说是他的“失语”论的前期纲领。此文的核心关切与问题意识可以概括: 21世纪将是中西方文化多元对话的世纪，然而中国文论话语近代以来却“全盘西化”，我们应该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以便在世界文论中有自己的声音?曹顺庆指陈中国文论“失语症”的症状是:“中国现当代文化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理论话语，而没有自己的话语，或者说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文化(包括哲学、文学理论、历史理论等等)表达、沟通(交流)和解读的理论和方法”，而“一个患了失语症的人，怎么能够与别人对话?”“对话”是他的最强烈欲望，而对话的第一步则是“确立中国文化自己的话语。”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作者的这种振兴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与启示却是得自于一个美国白人理论家拉尔夫·柯恩主编的西方学者的论文集《文学理论的未来》，①他重点征引的那篇黑人理论家盖茨的文章就发表在这本书里。另外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作者一方面在文章的开篇大谈文化对话的重要性，另外方面又认定:“不同的文化之间，有着不同的规则，因此不同的话语之间，常常难以相互理解，这是话语规则不同使然。”比如，作者用“风骨”为例说明西方文论话语无法对于它进行有效阐释。问题是:既然西方文论不能有效解释中国文论，而我们“五四”以来的文论“基本上是西方的”，那么我们的最后选择只能是“以古释古”，而这种以古释古怎么能够叫“现代转换”呢?作者自己也意识到这点，于是开出了这样的药方:选择一些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涵盖面广的理论“原命题”，“同时用中西方文论对这些文学理论基本问题进行阐释。……人们将会惊异地发现人类智慧的共同之处。”一方面作者断言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话语是完全不同的，无法相互阐释;另一方面又认定可以“相互阐释”，而且可以发现“人类”智慧的“共同处”。既然已经说了西方文论不能解释古代文论，那么，它又怎么能够对于从古代文论中选择出来的“原命题”做出阐释呢?曹先生一开始就说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是属于不同文化类型中产生的不同的论文类型，相互阐释是何其难啊!
曹先生此后的文章进一步具体化了他的论题，但是一些前期暴露出来的问题仍然没有消除，而且我发现他个人写的文章与他和学生合写的文章在对于“失语”的解释上存在差异。“失语”与“话语重建”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中国文论话语是否已经“失语”?如何判断它的“失语”?“失语”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克服失语，也就是如何重建中国自己的文论话语?
曹先生非常明确地断定:中国文论失语了。他判断这个问题的角度与标准不是中国文论是否还在生产着，而是它是否是中国的。这表明他一直是在代表中国说话。他的论述单位不是个人，而是民族—国家。至于中国文论的“失语”的原因，曹先生在《文论失语与文化病态》[1]中认为是“五四”以来西方文化冲击以及我们一味“学习、模仿”西方的结果，而我们模仿西方又是“外力强迫下的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并非中国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使然，因此必然是一种非正常的文化发展，或者说是一种病态的发展。”这里说这种“学习”是“不得已”或许是正确的，已经有许多学者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迫的”。①但是说它是“非常态”、“病态”则大可商榷。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文论)所采取的发展道路常常取决于各种复杂因素，有些因素是非常偶然的，很难说哪些发展道路是“正常的”或“常态的”，哪些是“不正常的”、“病态的”。是否像中国古代社会那样连续几千年且基本上在同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框架中缓慢发展就是“正常的”，而像“五四”那样采取了激进反传统方式的发展就是“病态的”?或者在一个文化自身传统中自发的、内部促动的发展就是“正常的”，而源于外来异质文明影响冲击的发展就是“不正常的”?中国近代的现代化发展动力的确来自西方(所谓“不得已”)，但是所有的现代化后发国家都是这样，它们的发展、它的文化也是“病态的”?再说，“病态”显然不是一个纯描述性的概念，它更是一个包含价值判断的规范性概念。也就是说，传统是不应该断裂的，“五四”导致了传统断裂，所以是不足取的。这里判断“病态”与否的标准实际上是民族主义或民族本位的。也就是说，它没有考虑这个传统的延续在超民族的立场看是否是可欲的。离开超民族的立场谈一种传统的延续是否可欲是很成问题的。比如某些民族共同体的“传统”在整体上看可能很糟糕，可能本身就是病态的，那么打破这个传统到底正常呢还是“病态”呢?结合中国的情况，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决不是概不足取，但它在整体形态上显然是前现代的，是与传统中国的小农社会及王权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它在总体上说与现代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以及文化价值存在本质差异，不对它进行“整体上”的改造恐怕很难创立适合现代社会新文化价值系统。①坚持传统延续的曹先生却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这个“基础”的表述如果是指在整体上保持传统文化的延续，那么，所谓“现代转换”只能是在传统整体框架内部的零星变化，它不可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这篇文章还把“五四”的激进反传统与“文革”时期的文化大破坏进行类比，认为两者“一脉相承”，都是“偏激心态的大泛滥”，区别只是前者是文化自卑心态，而后者是文化自大心态。这样的类比应该说即使有一点道理也是十分皮相的。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五四”的激进反传统即使偏激，却是在追求现代的“民主”、 “科学”、“自由”、“个性解放”，而“文革”却完全相反，是对于民主、自由、个体生命价值与精神独立性的极大践踏。仅仅从所谓“心态”角度把如此价值取向如此巨大的不同社会文化运动简单类比、轻易地忽视了两者的根本差异，不能不说是十分轻率的。激进的行为或心态可以有不同的目标也有不同的“革命”对象，我们不能把一个意在推翻专制制度的激进运动与意在镇压民主自由的激进运动等同起来。
在《“话语转换”的继续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3]一文中，曹先生较为具体地谈到如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问题。他坚决否定了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概念术语(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内容、形式、风格等)来阐释古代文论(如“风骨”、“神韵”等)的所谓“帖标签”方法，而是应该“从传统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等方面入手，发掘、复苏、激活传统文论话语系统”。问题是:拿什么样的理论去激活古代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既然曹先生认定西方的文论话语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格格不入、不能用以“阐释”中国古代文论，而中国现代当代的文论又“全盘西化”了，不幸我们手头有的又只有这些洋文论或洋化的中国当代文论，我们用什么去“激活”呢?因为即使是“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作者选择这样的术语，是为了避免谈论单个的中国论文范畴)，也是由古代文论的具体术语、概念以及思维方式构成的，是存在于语言中的，它之被“激活”同样只能依赖、使用语言，而我们已经“失语”!我们没有自己的话语!怎么激活?即使像作者在其他文章中提出的“虚实相生”这样的“原命题”或“意义生成方式”，其具体的阐释或激活也同样是需要一套现代理论话语的，而作者认定所有的现代理论都是西方理论，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文论这种“拼贴法”不但不能激活、而且只能导致更严重的失语。那么，出路在那里?当作者激动地说:“一个没有自己学术话语的民族，怎么能在这世界文论风起云涌的时代，独树一帜，创造自己的有影响的文论体系，怎么能在这各种主张和主义之中争妍斗丽!”“这种‘失语症’已经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于我们不仅在西方五花八门的时髦理论面前，只能扮演学舌鸟的角色，而且在自己传统文论的研究方面也难以取得真正有效的进展”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情绪(我相信是真诚的)而不是切实的、可操作的解决方法。在曹顺庆与李思屈合作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4]和《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5]，我发现他们论述最后选择只能是“以古释古”，而这种以古释古怎么能够叫“现代转换”呢?作者自己也意识到这点，于是开出了这样的药方:选择一些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涵盖面广的理论“原命题”，“同时用中西方文论对这些文学理论基本问题进行阐释。……人们将会惊异地发现人类智慧的共同之处。”一方面作者断言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话语是完全不同的，无法相互阐释;另一方面又认定可以“相互阐释”，而且可以发现“人类”智慧的“共同处”。既然已经说了西方文论不能解释古代文论，那么，它又怎么能够对于从古代文论中选择出来的“原命题”做出阐释呢?曹先生一开始就说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是属于不同文化类型中产生的不同的论文类型，相互阐释是何其难啊!
曹先生非常明确地断定:中国文论失语了。他判断这个问题的角度与标准不是中国文论是否还在生产着，而是它是否是中国的。这表明他一直是在代表中国说话。他的论述单位不是个人，而是民族—国家。至于中国文论的“失语”的原因，曹先生在《文论失语与文化病态》[1]中认为是“五四”以来西方文化冲击以及我们一味“学习、模仿”西方的结果，而我们模仿西方又是“外力强迫下的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并非中国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使然，因此必然是一种非正常的文化发展，或者说是一种病态的发展。”这里说这种“学习”是“不得已”或许是正确的，已经有许多学者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是“被迫的”。①但是说它是“非常态”、“病态”则大可商榷。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文论)所采取的发展道路常常取决于各种复杂因素，有些因素是非常偶然的，很难说哪些发展道路是“正常的”或“常态的”，哪些是“不正常的”、“病态的”。是否像中国古代社会那样连续几千年且基本上在同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框架中缓慢发展就是“正常的”，而像“五四”那样采取了激进反传统方式的发展就是“病态的”?或者在一个文化自身传统中自发的、内部促动的发展就是“正常的”，而源于外来异质文明影响冲击的发展就是“不正常的”?中国近代的现代化发展动力的确来自西方(所谓“不得已”)，但是所有的现代化后发国家都是这样，它们的发展、它的文化也是“病态的”?再说，“病态”显然不是一个纯描述性的概念，它更是一个包含价值判断的规范性概念。也就是说，传统是不应该断裂的，“五四”导致了传统断裂，所以是不足取的。这里判断“病态”与否的标准实际上是民族主义或民族本位的。也就是说，它没有考虑这个传统的延续在超民族的立场看是否是可欲的。离开超民族的立场谈一种传统的延续是否可欲是很成问题的。比如某些民族共同体的“传统”在整体上看可能很糟糕，可能本身就是病态的，那么打破这个传统到底正常呢还是“病态”呢?结合中国的情况，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决不是概不足取，但它在整体形态上显然是前现代的，是与传统中国的小农社会及王权政治联系在一起的，它在总体上说与现代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以及文化价值存在本质差异，不对它进行“整体上”的改造恐怕很难创立适合现代社会新文化价值系统。①坚持传统延续的曹先生却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必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这个“基础”的表述如果是指在整体上保持传统文化的延续，那么，所谓“现代转换”只能是在传统整体框架内部的零星变化，它不可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国文论的情况也与此类似。中国的古代文论当然有自己的价值，但是它在整体形态上同样是前现代的，如果要想对现代当代的文化与文学发言，就必须进行整体性的转换。这种转换以后的中国文论可能依然保留了一些古代文论的成分，但是它的整体形态却不能不与古代文论存在结构性的差别。[2]
这篇文章还把“五四”的激进反传统与“文革”时期的文化大破坏进行类比，认为两者“一脉相承”，都是“偏激心态的大泛滥”，区别只是前者是文化自卑心态，而后者是文化自大心态。这样的类比应该说即使有一点道理也是十分皮相的。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五四”的激进反传统即使偏激，却是在追求现代的“民主”、 “科学”、“自由”、“个性解放”，而“文革”却完全相反，是对于民主、自由、个体生命价值与精神独立性的极大践踏。仅仅从所谓“心态”角度把如此价值取向如此巨大的不同社会文化运动简单类比、轻易地忽视了两者的根本差异，不能不说是十分轻率的。激进的行为或心态可以有不同的目标也有不同的“革命”对象，我们不能把一个意在推翻专制制度的激进运动与意在镇压民主自由的激进运动等同起来。
在《“话语转换”的继续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3]一文中，曹先生较为具体地谈到如何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问题。他坚决否定了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概念术语(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内容、形式、风格等)来阐释古代文论(如“风骨”、“神韵”等)的所谓“帖标签”方法，而是应该“从传统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等方面入手，发掘、复苏、激活传统文论话语系统”。问题是:拿什么样的理论去激活古代文论的“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既然曹先生认定西方的文论话语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格格不入、不能用以“阐释”中国古代文论，而中国现代当代的文论又“全盘西化”了，不幸我们手头有的又只有这些洋文论或洋化的中国当代文论，我们用什么去“激活”呢?因为即使是“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表达方式”(作者选择这样的术语，是为了避免谈论单个的中国论文范畴)，也是由古代文论的具体术语、概念以及思维方式构成的，是存在于语言中的，它之被“激活”同样只能依赖、使用语言，而我们已经“失语”!我们没有自己的话语!怎么激活?即使像作者在其他文章中提出的“虚实相生”这样的“原命题”或“意义生成方式”，其具体的阐释或激活也同样是需要一套现代理论话语的，而作者认定所有的现代理论都是西方理论，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文论这种“拼贴法”不但不能激活、而且只能导致更严重的失语。那么，出路在那里?当作者激动地说:“一个没有自己学术话语的民族，怎么能在这世界文论风起云涌的时代，独树一帜，创造自己的有影响的文论体系，怎么能在这各种主张和主义之中争妍斗丽!”“这种‘失语症’已经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于我们不仅在西方五花八门的时髦理论面前，只能扮演学舌鸟的角色，而且在自己传统文论的研究方面也难以取得真正有效的进展”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情绪(我相信是真诚的)而不是切实的、可操作的解决方法。
在曹顺庆与李思屈合作的《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4]和《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5]，我发现他们论述“失语”与“重建”问题的思路有了一定变化:开始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而不是传统来思考文论转换的问题，并对于原先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他们虽然认为中国文论中断了传统，但又指出传统中断的内在学理原因在于“传统的学术话语没有能够随着时代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及时得到创造性的转换，因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失去了精神创造能力，活的话语蜕变为死的古董，传统精神的承传和创新也就失去了必要的手段，这就是当今文论的严重‘失语症’”。[5]这段话重要性在于:不再只局限在中西的框架中寻找“失语”的原因而且兼顾到了古今。中国文论的“失语”似乎是时间问题而不只是空间问题。这应该说把问题推进了一步，即认识到中国古代文论已经与我们的当代生活脱节，“如果不经过必要的转换，就不足以担当言说我们丰富复杂的艺术人生体验的任务，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基本事实”。[5]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作者的立场明显地由原先的传统文化本位转化为了民族存在本位，承认古代文论的原来形态不能言说当代人的存在。这样，问题的要害就是:中国的文论
如何对我们当今的生存状态说话?由于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古今问题常常是与中西问题纠缠在一起的，曹先生的思路也就在古今中西之间滑动。一方面，他把当今文论的“失语”归结为古代文论没有能够“创造性地转换”，因而“蜕变为死的古董”，认为应该“把传统文论从故纸堆里解放出来，并运用到现实的文学批评之中”，“这将是中国文论走向生活，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是将一个古老的文化传统发扬光大、不断创生的必由之路。”[4]但作者没有从传统文论为什么不能有效阐释当代现实(古今问题)这个思路上继续思考下去，而是话题一转回到了中西问题:古代文论不能“创造性转换”的原因在于:我们一直是套用西方的理论来阐释古代文论，而这两者本属于两套完全不同的话语。作者断言:我们“五四”以来的文学理论因为“西化”而不能言说我们的存在:“直到今天，尽管我们已经明显地感到借来的鞋总难合自己的脚，别家的话语难以言说自家的存在，尽管我们能够体察到自己的存在，却无法说出自己的存在，一旦离开了别人的基本理论范畴，我们就无法思考，无法言说了”。[4]他们认为，用西方文论阐释中国文论的人“过分看重了西方理论范畴的普适性，把某些西方文论概念当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了，而对文化的差异和任何一种理论范畴都具有的先天局限性重视不够。”[5]思路又绕回到中/西上去了。作者的理想是建立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文论话语:“既不简单地回到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传统话语体系中去，也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文学现象。”[5]这使得作者反对对于古代文论的“考古式”的整理而是要激发其活力而使其介入当代生存，就是所谓“现代化转型。”这个理想好是好，但是在实施的时候却依然难以回避主次问题。虽然曹先生表示要“立足于中国人当下的现实生存样态，潜沉于中国五千年生生不息的文化内蕴，复兴中华民族精神，吸纳古今中外的人类文明的成果，融会中西”，[5]好像面面俱到，无懈可击，但是骨子里依然是回归传统。到底是以中国当今的现实为基础还是以中国的传统文论为基础来判断中国文论是否失语以及如何重建，这是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也是我与曹先生的最大分歧所在。中国自己的当代形态的文论建构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它必然受到各种力量的牵制，利用各种可能的资源，但是其中最重要的资源恐怕是中国的现、当代的文化与文学现实。我们既不能照搬古代文论，也不能照搬西方文论来替代阐释中国现、当代的文论，这是因为它们都与中国的现、当代文化与文学现实存在隔阂。西方的文论产生于西方的现、当代文化与文学语境，这个语境与中国现代当代文化与文学的语境是不完全一样的。但是同样不必讳言的是:相比于中国古代文论，西方现代当代文论在解释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时要相对合适一些，这是因为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后出现的文学，与西方的现、当代文学存在更多的近似性。比如西方的小说理论(叙事学、符号学等)在解释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时，恐怕要比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更有效一些。这样，我们的文论重建之路恐怕更多地只能借鉴西方的理论，而同时在应用的时候应该从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的现实出发加以不断的修正和改造。(详见本文“结语”部分)
在这两篇文章中作者还提出了在中西文论的对话中进行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的问题。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中，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只有在与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中才能实现“现代转化”。所以，如果说曹顺庆的多数文章都在强调中西方文论的差异与不可通约性，那么，这篇文章却重在论证相通性与对话可能性。但“平等对话”之说已成老生常谈，问题是如何实施对话?对话的基础的什么?由于作者原先一直认定中国与西方的文论差异甚大乃至不可通约，所以对话的基础或前提就非常重要。在此文中，作者提出的理由是:中西方文论尽管在言说方式上存在重大的差异，但是“话语所指涉的对象和话语的功能是大体相同的。”这里的问题很多。中国文论的“对象”与“功能”与西方文论相同么?中国的什么文论?古代文论还是现代文论?西方的什么文论?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我认为，文章有一个未加充分反思的假设是:古今中外的文论具有一个共同的对象也有共同的功能。这是一个本质主义的界定。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文学理论，只有具体的文学理论，而具体的文学理论的对象只能是具体的———特定历史条件与地域环境中、带有特殊性的文学活动，因而不存在抽象的文章所谓“文学艺术现象”、“艺术”、“人生”的。“文学艺术现象”也好，“人生”也好，都因其具体的文化与历史环境而带有明显的特殊性与差异性。《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
基本路径及其方法》一方面认为中西方的文学理论所扎根的东西方人的“生存样态”和“体验”是不同的，而其作为“人”的“存在论基础上的根源”却是相同的。作者举例说，作为艺术的本质论或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论，西方的模仿论、表现论和中国的“虚实相生”论虽然内涵存在差异，却是可以“对话”的，因为它们都是对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的探讨。这样的观点其实早就体现在比较文学中的所谓“平行研究”中。如果内涵不同而只是有共同的论题———“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这样的“对话”不知道有什么意义。而且把“虚实相生”纳入“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范畴，不是犯了作者一直批评的以西(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是西方文论一直谈论的话题)释中(“虚实相生”)的弊端么?而且我以为“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之所以成为西方文论的重要问题，是因为西方哲学有关注认识论的传统，而这个问题在注重道德伦理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上不成为中国文论家的重要关切。我们也许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对中西方的文论的差异进行“横向的比较”，但是却无助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作者随后举出的所谓对话中的“互照”、“互译”、“互释”法也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它搞得不好很可能成为作者自己曾经否定的那种“贴标签”法。①即使是比较成功的“互照”、“互释”，在朱光潜、宗白华等一辈学贯中西的学者那里，早就存在并取得一定成绩(当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以西释中”的问题)，如果这就是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那么，“失语”之说就无从谈起。作者自己也承认这点，所以，问题只是在文论“互译”上“以西译中多而以中译西少”，在互释上是“基本上是以西释中，而少有以中释西”。这样，问题被转换成了数量问题而不是性质问题，似乎只要多一点“以中释西”就可以扭转乾坤。这又把中、西方文论对话的艰巨性低估了(在曹的别的文章中则把“对话”之难绝对化为不可能的)。曹先生所向往的综合古今中西的文论大概只能是他自己所说的“杂语共生态”，即把它们糅合在一起，这不是真正的融合或转化而是拼凑。对此我同意季羡林先生的观点:“这是完全办不到的。因为东西方两方面的文论话语来源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季先生因而主张“就让这两种话语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下去吧。”季先生根本否定有与西方文论进行互译、互释的必要，因为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在思维方式上存在“根本差异”(西方是“分析的”，中国是“综合的”。[7]
转贴于 总而言之，作者在这篇文章似乎意识到自己前先的观点有点偏颇绝对，所以试图变得辨证;但实际上却走向折中。强调中国古代文论的差异性、独特性会导致不可对话的结论;而强调中西方文论的对话性、互释性则又走向拼凑和折中。这是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论者至今没有解决的困境。在《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作者似乎又从“杂语共生”退回到了民族本位。他反复强调“返回家园意识”。它的含义有二:一是返回语言之家，返回“中国固有的言说方式”;二是返回传统的“意义生成方式”。有趣的是，作者一方面说要返回“中国固有的言说方式”，同时又强调这个言说方式不是“文言”，文言早已不是汉语的主流形式，白话才是，而且当代日常生活中的汉语口语也是“母语”的组成部分。这样，我就不明白“返回”“中国固有的言说方式”或者“话语复活”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母语的主流恰恰是现代汉语，那么，“母语”或者“固有的言说方式”不是本来就一直被人们言说着么?何谓“返回”(“返回”“复活”的前提是我们的母语已经“死了”)?而且作者不是一再说中国的现代汉语已经“西化”了么?它怎么又可以作为我们的“家园”了呢?至于“精神返家”或者“返回我们民族特有的意义生成方式”，作者除了重复“日日新，又日新”外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新见解。这样，所谓文论“重建”之路，前者(返回母语)自相矛盾，而后者(返回民族特有的意义生成方式)则笼统无当。尽管试图作到逻辑周延但最终还是不能周延。①1998年第3期的《文艺争鸣》在“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标题下发表了曹顺庆等人的笔谈。其中李清良的文章《如何返回自己的话语家园》十分典型地表现出两个对于“失语”论与“重建”论者来说十分典型的思维方式:一是在口口声声声讨西方文论霸权导致中国文论“失语”的同时，又不断地援引西方理论，比如海德格尔、现象学等;其次是把中西方文学理论的问题彻底还原为文化侵略与反侵略、文化霸权与反霸权的问题，其他的评价标准已经被完全放弃或转化为民族主义话语。前一个问题显示了“失语”“重建”论者的悖论:在批评“失语”的同时自己陷于“失语”;第二个问题表明了更严重的价值混乱:在民族的标准之上没有更高的文化价值标准。文章基于中国文化已经没有“精神家园”而提出了“话语返家”，并把它当成了一个自明的前提，然后把中国的现代当代文论史完全描述为一个“他者化”的历史:“一般来说，近代以来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话语丧失，是以强大的军事、经济优势为其支撑的西方文化霸权的结果。”具体到中国，作者认为:自鸦片战争以来，被西方征服的屈辱历史使我们将其军事、科技、经济等优势等同于其文化的优越，而将中国的落后等同于中国文化的低劣。这样的论述所存在的问题是:首先，西方的军事、科技与经济的优势是否可以与它的文化脱离?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同样，中国经济、军事上的落后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紧密相关的(这些都是“五四”以来的文化启蒙主义者已经充分论证的，这里不做赘述)。中国现代的启蒙知识分子虽然的确是从经济军事的失败作为动因开始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但是却不能由此认定中国文化本来是没有弊端的，是完美无缺的;其次，如果完全用军事与科技上的失败来解释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文化批判，那么，就会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文化与文论本来是没有一点缺憾的，只是因为中国在经济、军事上的原因，才使得中国的文化处于西方文化的霸权之下从而被中国知识分子自己抛弃的。当文化与文论的得失问题完全被转化为中国与西方的文化权力斗争问题以后，就没有了超越于权力之上的评判标准了。这必然导致价值的混乱，或者走向民族虚无主义，但更可能走向对抗性的立场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逻辑。因为我们对于中国的和西方的文化都失去了普遍的价值评判标准而只剩下对于其民族出身的鉴定。其实，“失语”论之所以能够引起为数不少的文论界人士的共鸣，其感召力主要在于它的民族主义立场，它迎合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民族主义(至少是文化民族主义)情感。这大大地影响了他们在思考中国文论建设时的思维空间与学术态度，主要是不能建立起超越民族主义的普遍性标准，也忽视了对于文论内部问题的学术考察。总体看来，“失语”与“重建”论是20世纪90年代普遍的民族主义倾向在文论领域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关于“失语”的言论中，谈得最多的是“怎样才能抵制西方文论霸权”、“如何把中国的文论传统发扬光大”，而不是“文学理论到底应该如何发展”。①这种民族主义诉求不可能不影响论者的学术立场、态度乃至具体的观点。
二
在引起广泛的争论，同时也遭到不少质疑以后，肖薇与支宇发表文章从另外一个理论层面捍卫“失语”与“重建”论。他们的文章《从“知识学”高度再论中国文论的“失语”与“重建”———兼及所谓“后殖民主义”批评论者》[7]指出，从知识学的层面讲，“失语症”具有“话语学”与“存在论”的双重内涵。“失语症”的批评论者只看到其“后殖民主义”的表层意义，而对其在“知识学”和“存在论”上的内涵则并未有所领悟。文章认为:“失语”论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前提———汉语文化的知识学问题。“失语症”和“重建论”的倡导者认识到汉语文化的百年来的“现代转型”“不是细节性思想、观念乃至语言方式的变化，而是中西知识谱系的整体性切换。”这主要表现在“知识质态的变化”和“知识谱系背景的切换”两个方面。其主要含义是，中国文化从“感悟型知识质态”整体切换为逻辑分析性的“理念知识形态”。[8]但是肖薇与支宇又认定:中国文论的知识谱系虽然已经被“整体性切换”，但中华传统文化在生活方式层面上却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断裂(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思维特征和行为方式等仍然有着自己的特殊性)。所以只是在“知识学”或者说“知识质态”的层面上，汉语文化才真正产生了根本性的断裂。中国传统文化从“知识质态”上讲，是一种“感悟型知识形态”，是一种与西方“理念知识”迥然不同的知识形态。它从不像西方“理念知识”一样在现代学科体系的逻辑构架中分门别类地展开，并不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紧随中国文化“知识学”转型的必然是汉语文论和诗学相同的“知识学”转型和断裂。在他们看来，汉语文化与诗学的全面“失语”状态，正是上述“知识质态”的整体切换(而不是单个范畴的消失)造成的。这就是所谓“话语学”层面上的“失语”(另外一个是“存在论”层面的“失语”)。在文化对话中，“自身传统话语”或“文化身份”的丧失，也意味着“话语权力”和对话地位的丧失。“话语”与文化对话中的“权力”和“身份”紧密相关，没有自己的“文化身份”也就没有了对话的“话语权力”。这样，从“话语”层面上讲，“失语症”是在中西文化对话中汉语文化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寻找，是在后殖民主义批评语境下对“话语权力”的争夺。
在上述分析中，除了二元对立的逻辑设定与中西对抗的斗争意识表现得非常突出以外，①学理上的问题同样突出:中国古代知识形态(感悟型)的丧失或许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失语，却不见得是中国当代文论的失语。当代中国文论是否失语的标志不是它是否不同于传统文论，而是它能否言说中国人当今的生存状态，这是曹先生与李思屈的文章中本来已经提出的看法，可惜在这里反而丢失了。事实上，现代型的文化(包括文论)在主导方面已经不可能是感悟性的而必然是理性—逻辑型的，这不是什么中西的问题，而是古今的问题。肖薇与支宇的文章还从“存在论”意义上分析了汉语文化与诗学的“失语”。他们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在“存在论”的视野下，将人与世界理解为“天人合一”的境界。人生在世，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是“人在世界之中”、“人与世界纠缠在一起”。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人生是一个“情景合一”的审美“境界”，而不是“现象”与“本质”相互隔绝的“此岸”;人是“知行合一”的活生生的生命存在，而不是冷冰冰的“认知理性”。上个世纪以来，在西方近代理性文化的冲撞之下，中华传统文化更加快速地由“存在论”转型为“知识论”。于是世界、人性分裂了。“知识论”式的汉语文化与诗学再也无法关切“存在的诗意”，再也不会“敞亮”和“引领”出“世界的意义”。正是在这一“知识论”的意义上，在汉语走想逻辑分析和认知理性的同时，作为我们原初语言的“母语”，汉语才真正“失语”了。——作者引。用吴兴明先生的观点指出:“所谓‘失语’，并不是在知识论或信息交流的意义上‘无话可说’，……失语只发生在人们呼唤为‘人文精神’的那些学科，……在信仰、道德形而上、文学、艺术、人生的意义价值等相关涉的文化领域。一句话，失语是本民族20世纪末的内在事件，它的核心是存在诗性即意义的失落。只是因为内在的意义失落了，外在的言谈才不得要领。仅就文学理论而言，当前并不缺少各式各样的主义、观点和流派，只要不关涉对存在真相的揭示和内在诗性的通达，照样可以谈吐如云。”[9]
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失语”论与“重建”论显然是在努力为“失语”论注入存在哲学的内涵。它把论述言路从民族话语———中国文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失语，引向文化哲学与存在哲学话语———我们的“诗性生活方式”的丧失。如果在 “失语症”的第一重含义即“话语学”层面上，“失语症”尚只是针对世界文化对话中处于弱势的中国文化(只有中国文化才 “失语”)，西方文化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力”，它并未“失语”;那么，在“失语症”的第二重内涵即“存在论”上，“失语症”同时也针对西方文化，或者说针对整个现代人，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在“存在哲学”看来，西方传统理性形而上学长期以来遗忘了“存在”。这一致命的错误使得他们无法领悟“世界之意义”并通达“本真存在”。从而，汉语文化与诗学发生的由“感悟体验型知识质态”向“理念知识质态”的现代转型，使得它处于与西方传统理性形而上学完全一样的困境。正是在“存在论”意义上，现代汉语文化与西方传统理性形而上学一样处于全面的“失语”状态。这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对于“失语”论的一个巧妙的挽救努力。但这里的问题是:这个生存哲学的言述方式实际上不过是民族主义话语的改头换面的表现形式。因为在作者看来，中国古代的文论与文化本来处于“存在论”视野下的，它达到了“天人合一”、“人在世界之中”、“人与世界纠缠在一起”(海德格尔)的境界。只是在上个世纪以后的西方近代理性文化的冲撞之下，中华传统文化才遗忘了“存在”而转型 “知识”。于是世界、人性分裂了，于是中国文化与文论失语了。可见，生存哲学意义上的“失语”说到底还是西方文化惹的祸:在(西方的)逻辑分析型知识对(中国的)体验感悟型知识的整体切换过程，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与文论、也是整个世界的文论不能通达存在的诗性意义。西方现代性害了中国文化不算还害了整个世界文化(包括西方人自己的文化)。而重建中国(同时也包括西方)的文论话语的唯一道路仍然是回到中国的“天人合一”传统这个思路令人想起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以及当代新儒家的陈词滥调: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可以拯救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端只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文论语言是可以抵达“诗意生存”的，而西方的硇灾饕逵镅栽虿荒堋0所以，返归诗意的家园只需发挥中国传统文化即可。由是之故，我以为它仍然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思路。
实际上，“诗意”生存(以及感悟性知识)的失落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它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这种“失落”源于工业化或现代性工具理性的扩张，不能把这个问题转换为西方文化导致中国文化的诗意的失落，从而也不能开出通过恢复传统文化即可以返回“本真”的药房。这个药房显得过于廉价而不切实际。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包括西方人)能否以及如何处理现代性导致的“天人分裂”的状况。我们显然不可能完全摧毁已经成为现实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与制度环境，我们所能够做的是反思现代性并在保持现代性的成果的基础上克服它的问题。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资源不仅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正如我们的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西方的就算我们承认西方的理性主义(逻辑分析型知识)的确不能言说生命本真，我们也不要忘记西方也有悠久的生存论哲学传统不能把西方的文论简约为理性主义文论比如“失语”论者反复引用的海德格尔(此外还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人名)，它对于所谓逻辑分析型的知识传统形成了强大的制约力量，我们若要寻找返诗意生存之家的语言，也不能只把眼睛盯着自己的祖先而不提西方的大哲。实际上，中国现当代鼓吹中国的传统智慧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哪一个不是受到伯格森、海德格尔等西方思想界内部反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或存在哲学的启发?
最后，在如何处理两种知识质态，即“逻辑分析型知识质态”和“体验感悟型知识质态”之间的关系上，他们一方面认为:“汉语诗学”不是简单地偏向任何一种知识形态，而是要在两种知识质态的基础上，致力于“知识质态”的重构，好像非常辨证;但同时又认定:当代人文思想已经证明，现代西方式的“逻辑分析型知识”根本无法通达存在的诗性意义。这使得自己陷入矛盾。更严重的是作者承认:“体验感悟型知识”虽有诗性言说的特质，但又为当代繁杂的社会生活所累。中国传统式的知识系统也无法担当言说当代人生存真相的重任。这等于一方面认为中国的传统感悟性知识能够表达“诗意”存在，另一方面又自我否定地认为它现在不能担当言说当代人生真相的使命。
三
在学术界许多学者痛陈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失语”并致力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或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时，也有一些学者对“失语”论提出了反对意见。这里我们结合介绍这些批评，把我自己的意见简要加以总结。
关于中国文论是否失语问题，高楠认为，20世纪中国文艺学发生了三次转换，但它从未发生“断裂”。“中国文艺学所以经本世纪三次转换而仍为文艺学，在于它未变其根;中国文艺学无论怎样受西学影响而仍为中国文艺学，也在于它未变其根。”而这个中国文艺学的“根”表现为人伦本体的价值观、知行统一的实践理性以及整体思维方式。从这个角度出发，高楠先生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艺学“并未失语”。西方文论进入中国后大都被中国文艺学同化了，“即是说，本世纪的文艺学转换中，思想总是被及时地组织为话语，话语也总是被及时地转化为思想。中国文艺学始终在说着历史要求它说的话，时代要求它说的话，它说出了自己的思想理论，它并未‘失语’。”[10]
这个判断遭到了肖蔚和支宇的反驳，他们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文论是中西(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冲撞、对话中的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论还存活于现代文化与文论当中。但又认为:虽然中国现代文化与文论的确是中西文化有机融合后形成的一种崭新的人类文明成果，也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论的某些甚至是重要的因素，然而，“从‘知识学’的眼光看，中国现代文化与文论在整体上与传统文化与文论截然不同。在知识形态上，现代文化与文论主要是一种逻辑分析型的‘理念知识’，而传统文化与文论是一种重经验的‘直觉感悟知识’。而这一判然有别的两种知识样态的存在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汉语文化与诗学在‘知识学’意义上的的确确产生了‘断裂’。”[7]
我认为肖薇和支宇所说的“断裂”现象是存在的，但却是古代文论方式向现代文论方式的转换中必然要产生的，这是现代文论与古代文论两种形态的差异。“风骨”、“气韵”等概念之所以难以说清，是因为它们与现代文论形态存在表述方式与知识—文化质态上的结构性差异。用现代的文论去“翻译”或“阐释”它均将失去至少是部分失去其本来的“韵味”。但这不意味着这种“翻译”、“阐释”是完全不可能的。绝大多数有生命活力的古代文论范畴都有其再阐释的空间，而再阐释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将使得原先的范畴在失去某些东西的同时又获得某些东西，绝对忠实的再阐释是不存在的(除非我们甘愿让这些范畴真的寿终正寝或躺在博物馆里供人瞻仰)。换个角度说，用现代文论话语去阐释古代文论范畴，恰恰是激活它的有效方法，也是古代文论能够参与当代文论建设的惟一途径。在充分意识到中西方文化与文论差异的基础上进行相互阐释的成功例子也不是没有(如叶维廉，宇文所安等)。关于重建什么样的中国文论话语问题，绝大多数参与“失语”问题讨论的人都认为:我们要建设的文艺学应该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两者缺一不可。这个观点是1997年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主导性倾向。[11]比如杜书瀛先生不赞成回归古典儒家传统，理由是:儒家传统虽然有积极因素，但是“与现代社会又有矛盾”，它在政治上维护专制制度，经济上维护自然经济，道德上提倡忠孝节义。[12](P23)这样的观点不是孤立的，毋宁说是受过“五四”启蒙主义洗礼的学者的普遍看法。又如蔡仲翔先生一方面说:“古代文论含有及其丰富的理论资源，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如果丢失了这份宝贵的遗产，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同时紧接着指出:“古代文论毕竟存在着历史和社会的差别，古代文论主要是中国封建时代文艺创作实践的总结，它不能涵盖西方和现代的文艺创作实践，……用古代文论的概念、范畴来建构当代文艺学的框架是不切实际的。”[12](P51)
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紧张，这种紧张实际上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形式”讨论与50年代的“新诗发展道路”的讨论中已经引起重大争论。问题是如何协调好两者的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切中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内在困境: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紧张:中国的现代化是在西方冲击下启动的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西方化，这使得现代性进程不仅表现为对传统的冲击，而且也表现为西方对于中国的冲击。具体到文论，中国自己的传统文论不是现代形态的，而其现代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西化色彩，从而文论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也呈现深刻的紧张。如何建构一个即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文论与文化形态，是苦恼了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世纪之久的文化问题。
我的理解是: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是存在的，但却不是不可化解的。一方面中国现代人的生活样态、知识—文化样态文论样态等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或“断裂”)，这个断裂以后产生的现代文论当然存在浓重的西方色彩，但却不能说与中国的现代文化完全格格不入。因为既然同是“现代型”的文化—文论，它们就必然分享一些基本的共同点。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坚持文论“重建”的民族现实本体论那么，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形态已经受到西方现代化的影响正因为这样，我并不认为西方的现代文论完全不能阐释中国现代当代人的生存状态与文化状态。20世纪80年代文艺的主体性、自主性等来自西方的理论不是比较恰当地阐释了中国新时期的文化与文学么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文论不经过现代文论的再阐释，与我们今天的生存状态的隔阂远甚于西方现当代文论(比如:我们怎么可能直接用“神思”“意境”等来阐释今天的大众文化?)。这同样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现实在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而逐渐地进入了现代，用中国古代文论来阐释中国现代当代的文化与文学现实反倒显得极为隔膜———因为生活现实发生了基础性、结构性(而不是零星的、局部的的变化。问题在于:我们切不可认为现代文论是西方的，所以这种再阐释或转换就一定是不可能的(比如徐复观、叶维廉顾彬等西方学者，宗白华、童庆炳等中国学者的古代文论研究，就是用西方现代的文论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的成功例子)。“失语”论者自己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他们指出的那些机械套用西方文论(拼贴法)只是一些不成功的例子，从中不能得出西方文论不能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的结论。
注释
①
此书的中文版199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②
比如著名美国汉学家史华兹的“冲击-回应”说。
③
其实在鲁迅这样的思想家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病态”的。
④
可以补充的是，“贴标签”的方法即使是大家有时候也很难避免，比如王国维用叔本华的理论解释《红楼梦》就是“贴标签法”。
⑤
作者最后指出，重建以后的中国文论话语特点是“杂语共生”。它不是对于西方话语的排斥，而是“并存”。但作者所希望的“中西并存”并不是目前我们见到这种“并存”，因为目前的并存方式在作者看来是以西(方)释中（国）———理论框架是西方的，只是选择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些范畴概念“点缀其间”。那么，怎么才能不“以西释中”?“以中释中”行么?我们古代已经有浩如烟海的以中释中的文论，但是它们依然是属于古代文论的范畴，以中国古文论解释古代文论显然无法达到“现代转换”的目的。
⑥
比如《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开篇就指出:“在多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国文化能否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呢?我们能否贡献出具有世界影响的文论家，和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理论?这将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摆脱代洋人立言的失语症状，摆脱目前这种‘除却洋腔非话语，离开洋调不能言’的尴尬局面，取决于我们能否为世界贡献一套新世界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取决于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是否能够做到以本民族的话语言说本民族的存在，从而真正成为一个民族的学术代言人。”
⑦ 文论话语的重建背后强大的文化心理动力实际上是对于自身身份的焦虑。虽然我们不否认文学理论话语建设与文化身份建构之间的确存在紧密关联，但是文学理论话语依然具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与自身规则，过于强烈的文化身份焦虑与对抗心理必然极大地影响与阻碍在文学理论研究在学理层面的深入。
参考文献:
[1]曹顺庆.文论失语与文化病态[J].文艺争鸣，1996，(2).
[2]陈洪，沈立岩.也谈中国文论的“失语”与“话语重建[J].文学评论，1997，(3).
[3]曹顺庆.“话语转移”的续继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J].文艺争鸣，1998，(3).
[4]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J].文艺研究，1996，(2).
[5]曹顺庆，李思屈.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J].文学评论，1997，(4).
[6]季羡林.门外中外文论絮语[J].文学评论，1996，(6).
[7]肖薇，支宇.从“知识学”高度再论中国文论的“失语”与“重建”————兼及所谓“后殖民主义”批评论者[J].社会科学研究，2001，(6).
[8]曹顺庆，吴兴明.替换中的失落———从文化转型看古文论转换的学理背景[J].文学评论，1999，(4).
[9]吴兴明.谁能够返回母语————对重建中国文学理论话语的策略性思考[A].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辑[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
一、借助文言语法，准确理解词义
《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评价学生阅读浅易文言文，重点在于考查学生记诵积累的过程，而不应考查对词法、句法等知识的掌握程度。”从各省的中考试题不难看出，对语法的考查题几乎没有了，于是部分教师在文言文教学时对能帮助学生准确理解词义的语法一字不提。但我认为淡化语法并不意味着可完全不讲语法，相反结合教材实例适当介绍古今异义、一词多义、通假字、词类活用等语法知识，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准确理解课文中的语言难点，而且对提高文言文的阅读能力有一定的作用。如，在教学《桃花源记》中“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这句时，笔者结合“妻子”这个词，向学生介绍古汉语单音词，他们就能明白“妻子”在文言里是两个词，指妻子和儿女，而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词，仅指“丈夫的配偶”。学生了解这一语法知识后，触类旁通，碰到“无论、不足、交通”等词时，就不易和现代汉语的意思混淆而错译词语，出现以今解古的笑话。
二、巧用方法，化难为易
（一）反复诵读，弃同记异。
宋代朱熹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选入初中课本的文言文，大多是一些故事性、趣味性强的文章，作品的语言与现代汉语相比继承得多，演变得少，现代汉语中的大部分词语至今还保留着古代汉语的意义和用法，这给学生学习文言文带来极大的方便。因此，在文言文的教学中，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反复诵读课文，然后结合注释理解课文内容。对文中古今意义相同的字词教师不必花时间和精力讲，让学生自己感悟、理解，而只需将重点放在“异”上，即对那些古今异义、一词多义的字词重点讲解，让学生强化记忆。遵循“字不离词，词不离句”的原则，把古今异义、一词多义的字词放入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去理解、积累，这样既减少记忆的量，又记得快、记得牢，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总结规律，举一反三。
任何知识的学习，再难，再复杂，总是存在一定规律的。掌握这些规律不仅可以加深学生记忆，而且能让学生收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效果。所以，在文言文教学中要注意指导学生多动手、多动脑，分析比较，归纳总结，找出学习的规律。如，实词“许”在文言中有“答应、允许、同意”和“左右、上下”两个意思。如：①潭中鱼可百许头。②高可二黍许。③安陵君其许寡人。④时人莫之许也。仔细观察分析可发现①②句的“许”属于“数词 +许”，“许”往往表约数，指“左右、上下”。③④句的“许”属于“许”+名词（代词）”，“许”是动词，指“答应、允许、同意”。又如，虚词“之”的用法虽灵活，但仍有规律：（1）之+名词，此时“之”往往是结构助词“的”；（2）动词+之，“之”往往是代词；（3）名词（代词）+之+动词，“之”往往是放在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学生只要掌握这些规律，以后碰到相关的情况，就能不假思索地准确判断。
（三）特殊句式，归纳记忆。
在文言文的学习中常会碰到一些特殊句式，了解和掌握它们有助于正确理解和翻译句子，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情感，从而有效提高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我们把教材中常见的文言特殊句式：判断句、被动句、倒装句等分门别类地归纳、整理，使知识条理化、系统化，有利于学生提取知识，记忆更容易。如：判断句，常用“（1）……者，……也。（2）……也。（3）乃、则”等表示；被动句，常用“（1）为……所。（2）见……于”等表示。
三、在拓展运用中巩固提高
我们大家知道在小学语文教学阶段，识字教学都是语文教学的重点，但是到了中学阶段，识字教学却逐渐退出了广大教师的视野，大家不重视字词教学。作为语文教学，无论是中学还是小学，字词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作为语文教学，字词教学是语文教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在中学阶段识字教学不但不能淡化，而且应该把字词教学作为提升学生语文水平，培养学生语言素养的重要基石。当然，作为中学语文教学，识字教学应该要提高档次，不能再让他们机械地识记字形，要让他们从字的文化内涵上来把握汉字的特点，体会文字之中所包含的智慧，从而真正理解字的含义，体会汉字的魅力之所在，增强他们对祖国语言文字的认同感。
看起来简单的汉字结构里面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凝聚着丰富的民族智慧。我们只要从这个角度来学习字词，就可以很容易让学生理解字词的含义。识记字词的形状，同时又是丰富开阔学生的眼界，培养学生的思维，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的有效载体。比如年龄的“龄”字，许多同学不理解为什么要以齿字作为部首，如果我们让学生从身边的知识学习了解，他们很容易就会对这个字的结构有全新的认识，对这个字也会有全新的感受和认识。在我们本地，有许多牛羊贩子，他们在买牛羊的时候，常常了解牛、羊、驴子的年龄，都要看牛羊等动物的牙齿，他们可以通过牙齿来断定它们的年龄。在本地，我们还在一些羊的名称中带有这样的信息，比如“二齿”表示这个羊年龄是二岁，“六齿”说明这个羊年龄是六岁，如此等等。
我们有丰富的成语典故，这些典故非常精炼，生动，形象，且富有一定的哲理性，寓意深刻，每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我们应该充分挖掘成语背后的这些知识，让学生准确把握成语的内涵，理解成语的含义，避免在使用过程中出错。学习古文，重视挖掘用典，特别是古诗还要重意象。比如松，竹，梅，菊，在古代有许多别称，让学生学这些词语的别称，一者可以体会作者行文风格，二者可以了解内涵；感受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汉字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书写工具，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积淀着许多的民族智慧。学习汉字的过程既是学习语言文字，更是学习一种文化，一种民族文化的思维习惯的过程。文字的创造与发展过程，字义的演变过程，是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也是我们民族智慧凝聚的过程，学习字词不但可以让我们受到民族文化的熏陶，同时还可以获得许多思维上的启迪。语文之所以是人文性的课程，原因就在这里。因此，字词的学习不仅仅是字形结构的识记，更主要的是对字形的理解和认识。我们说语文是人文性的课程，那么语文的人文性表现在哪里？笔者认为就在这些基础的字词之中蕴含着。我们许多老师似乎把人文性神圣化了，认为人文性是单独进行培养的，但是他们不知道，人文性的培养是蕴含在语言性之中的，是通过语言的习得而获得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文性和语言性统一了起来。
其次，根据部首，深挖字的原始意义，从而从根本上来认识这个字。比如，“红颜知己”的“颜”有“页”部，而页部与头有关系。这就使许多学生不能理解。头与颜色差距很大，这二者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原来，“颜”现代有“颜色”意义，但在古代却是“额头”的意思。后来词义扩大，由额头到人的脸面。因为人的脸上的颜色既是健康的象征，也是美的外在表现。这样，“颜”就了“脸色”的意思，进一步发展，进一步扩大，就有了“颜色”的意思。顺着这样的词义演变的轨迹，我们就能看清楚古代人们是如何思想的，这对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学生创造性的思维能力都是很有意义的。叶圣陶先生早就指出，语文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的。思维能力不是刻意来培养的，而是渗透在学生的语言的习得过程之中的，离开了语言，思维能力的培养也就失去了依托。许多时候，我们只将思维能力的培养放在阅读写作教学中，却不知道在字词的学习中来渗透思维能力的培养。再比如，成语“不刊之论”，大家常常把这个词语理解错误，原因就在于他们不知道“刊”的本义。这就需要我们从“刊”的字形上来辨析。刊，干声，立刀部，与刀有关系，古代指消除刻错了的字，不刊是说不可消除，修改。比喻不能改动或不可磨灭的言论，用来形容文章或言辞的精准得当，无懈可击。这样就不至于将这个成语理解错误了。再比如，乌鸦的“乌”和鸟儿的“鸟”字。这两个字差别只有一点，为什么？原来乌鸦是黑色的，它的眼睛也是黑色的，因为这黑，它的眼睛也就看不到了，而鸟能看到眼睛。天下乌鸦一般黑，乌鸦是黑色的，这个乌鸦的“乌”字就有了黑色的意义，然后我们可以让学生通过乌云、乌黑等词语进一步了解认识这个词的意义。
学习文言文， 最有效的办法是把古代的字词意义和现代的词义联系起来学习，这样既拉近了文言文和现代文之间的距离，也可以让学生很好地理解古今汉语言之间的差异，从而找到一条有效学习古文的途径，可谓一举两得。我们知道古代单音字占大多数，而现代汉语多音词占大多数。古代的许多字在现代都作了一个语素，要理解文言文，我们就必须要寻找与之相关的现代汉语的双音词，寻找与这个词相同或者相近意义的那个语素的词，这样，既对理解古文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对字的释义也有很大的帮助。古今词义尽管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这个变化过程也是有迹可循的，我们要顺着词义发展变化的过程，让学生深刻认识该词语的意义，把握词义变化发展的规律。这样可以让学生触摸到中华民族的思维习惯，开拓学生的思维领域，深化他们对字词的认识。
时下，我们的语文教师轻视语文基础知识的教学，似乎新课改不要语文知识。说到语文知识，许多教师都会嗤之以鼻，以为这有点落后。其实作为一种教学，语法知识是语文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语言的组织规律，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的学生掌握词语的含义，掌握词语的用法，不至于他们在写作中出现一些不该出现的错误。这会对规范民族用语，规范学生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起到很好的作用。学习词语，我们必须对词语的词性有基本的认识，这对学生使用语言具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我们能结合语法知识，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我们还要掌握一定的语言知识，特别是语法知识，让学生初步认识汉字的结构规律，规范它们的语言学习。使他们从小就受到严格的语言训练，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学生写作中词汇贫乏的毛病。
总而言之，我们说学生的语文素养，最根本的还是学生的语言素养，语言素养的核心是语言的使用。我们只有从根本上来了解一个字词的含义，才可以使学生获得真正的语言能力。同时，语言素养的获得，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培育学生的思维能力。
（周庭槐 甘肃省山丹县南湖学校 734100）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但基于不同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汉语学习者较容易形成跨文化的理解障碍，基于这样的教育现状，教师需应用跨文化意识，优化教学理念和手段，降低汉语知识的理解难度，真正提升跨文化教育的实效性。
关键词：古代文学；对外汉语；跨文化；有效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1-0080-02
一、对外汉语教育
随着我国社会的飞速发展，近年来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愈加提升，国家形象及文化符号也获得了更多国外友人的关注和喜爱，有很多外国人及华人华侨对于中华汉语也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兴趣。基于这一发展现状，世界各国各地区建立了许多孔子学院，大学或是中小学机构也开设了汉语学习的相关课程，更好地去了解我国语言及文化，同时也有许多外国人及华侨来到中国学习汉语，为了满足当前教育需求，我国在高校范围内开设了留学生专业及对外汉语课程，同时国家汉办也在对外输出优秀的汉语教学人才，从而更好地推广中氲挠镅约拔幕，更好地满足国内外对于汉语的学习需求。另外包括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等机构在内的组织也成为了对外汉语教育的重要推动力量，为世界各地热爱汉语教育的学习者们提供了更多的学习平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二、在对外汉语中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从狭义层面可指中国古代古典文学作品；从广义层面而言则包括自先秦至清代末年的中国文学内容，除了狭义层面的内容以外，还包括重大文学运动及事件、不同文体的起源及发展、典型作家研究及作品考据、文学流派及理论等内容。在对外汉语教学课程体系之中，中国古代文学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同时也是留学生汉语言专业的必修课程。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教学地位与其自身的文化底蕴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古代文学又可称之为中国古典文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结晶，通过中国古代文学的熏陶和教育，有助于国内外汉语学习爱好者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中华语言的博大精深，从其优雅韵律，精美构词，遣词造句之中充分了解中国的悠久文化底蕴及民俗特征，对于对外汉语的学习也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更有利于学习和掌握与文化背景息息相关的汉语言。
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学的教育意义便在于中华文化向域外的传播，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输出过程，同时也是树立我国国际形象、扩大文化影响、激发汉语学习者兴趣的机会所在。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可以基于古代文化类型及其衍生作品进行系统化知识归纳和教学，引导汉语学习爱好者进入一个雅致和古典的汉语言学习氛围，更大程度地发挥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魅力，真正激发学生对于古代文学及汉语言学习的兴趣。这首先可以让学生对于我国古代文学有所了解，同时还能了解每一个时展阶段涌现的优秀作家及作品，另外还可以对古代文学的文论进行学习，这样不仅能建立感性的文化认识，还能够将其升华至真正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之中。
三、在对外汉语中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现状问题
（一）对于古代文学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工具性和技术性特征日益增强。针对教育层面而言，由于受到就业导向型教学目标的影响，各类型专业性技能及职业资格考试更加受到关注和重视，而类似于文学教育等偏向于理论研究专业的重视程度则相对较低。针对对外汉语专业教学而言，关于汉语的基础知识及实际应用等方面的知识教学重视程度更高，但就古代文学教学等文化熏陶类课程的重视程度则相对不够。这样的教学现状将直接导致古代文学教学课时的缩减，同时教学内容无法得到相应的拓展和加深，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仅仅只能停留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史的概括勾勒之中，对于具体的经典文学作品的鉴赏和分析则较难实现拓展教学。
（二）过于注重语言技能教学
在当前教学形势之下，我国教育体系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常容易将其与汉语言专业这两者之间进行混淆，或将对外汉语专业等同于中文专业，这样的教育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学科教学和专业教育的本质区别，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存在过于注重语言应用技能的掌握及实践训练的问题，忽略了文化输出和熏陶的重要影响作用。这样的混淆实质上来源于对外汉语教学目标的错误认识，认为对外汉语即汉语言能力的应用教学，忽略了其跨文化教育及文化输出的重要本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作为对外汉语教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其直接应用性并不高，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及定位还是存在不太明晰的情况，同时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容易导致一知半解的情况，较难真正理解和认识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
（三）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模式较为单一
首先在对外汉语教学体系中，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安排现状并不乐观，教师较难有较大的发挥空间；另外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依赖于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以古代著名作家的经典作品为主，机械化地讲解相应的创作背景、文体风格、篇章主旨及文学艺术特色等知识，力求在有限的课时安排和课堂教学时间内灌输更多的古代文W常识，这一教学模式客观而言有其系统教学的优势，但由于其教学模式的单一和刻板，较难激发学生对于我国传统文化学习的兴趣，忽视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主体性和积极性的发挥，同时也不利于真正培养学生在文化素养、审美鉴赏及人格素质等方面的提升。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模式较难发挥文化的长期熏陶和潜在影响的真正作用，不利于跨文化教育的长效开展.
四、中国古代文学在对外汉语中的跨文化教学
（一）重视古代文学的教学，引导学生感受中国古代文学的含蓄感
为了更好地实现古代文学的教学目的，需要从教育理念上加强重视，建立有效的教学模式。中国古代文学基本上可分为诗词曲赋这四个类别，按照我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又可以分为先秦文学、秦汉文学、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金元文学、明代文学以及清代文学等。在古代文学中最为典型的特征当属其含蓄感。一方面这来源于汉语言自身的意义和简约特性，另一方面则来源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含蓄表达习惯。这对于国内外不熟悉中国文化的学习者来说，极容易带来跨文化理解方面的障碍和不适感。为了更好地实现中国古代文化的教学目标，教师首先需要尊重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在跨文化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心理变化，在这一个重要的心理转换阶段需给予学生充分的鼓励，在学习异域文化过程产生的文化理解障碍是极为正常的，需引导学生在积极的心理指导下进行古代文学的学习。
（二）由语言技能转化至文化内涵熏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民族精神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具有极其显著的民族文化烙印，对于处于不同生长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下的汉语学习者来说，在不同环境下容易造成跨文化理解困难，很有可能形成一定的误解，这对于学生更好地掌握汉语言知识是极为不利的。中国古代文化倡导乐于奉献、隐忍坚持、忠君爱国、追求理想等崇高的情怀，如中国古代神话大多弘扬了具备某种特殊力量，同时愿意牺牲自我全身心奉献的英雄主义精神，如开山辟地，骨血化为山川河流，但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则较难理解这样的民族精神。再如屈原忠君报国的伟大精神，勾践卧薪尝胆的不懈坚持，外语学习者较难理解为何君王已厌弃自己，但依然要选择以身殉国。
（三）应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引导学生感受古代文学的内在魅力
在上文提及到，我国古代文学具备极强的含蓄感和意象美。因此汉语学习者往往容易对此产生心理疑惑，较难将抽象意象与内在情感相结合，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针对这一现象优化教学方法，提升跨文化教学的实效性。
五、结束语
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学的跨文化教学需真正以学生为主体，以汉语学习者实际的认知水平和汉语能力为基础，选择难度和广度较为适宜的古代文学教材，如可以选择与学习者母语文化相联系或相比较的教学内容，应用图像、视频等多元化元素丰富教学效果，有效地帮助学生消除母语文化的负迁移影响，加深对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文化及现代文化的认同感。
参考文献：
[1]侯婧怡.论中国古典文学及其衍生作品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的作用[D].四川师范大学，2014.
[2]查金萍.对外汉语专业“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模式改革初探[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2）：131-134.
关键词： 地方高师院校 古代汉语教学 学生本位 能力本位
古代汉语作为高师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以增进人文素养、培养学生阅读古代文献能力为目的，为日后中学语文教学打下坚实基础。但长期以来，地方高师院校古代汉语一直沿袭综合性大学的一般教学模式，教学组织大都有教师中心、教材中心、知识本位的倾向，着重讲授古代语言文化知识，教学实践中多是采用串讲文本、讲解语言知识点、辅助练习等方式，讲授内容较为枯燥，教学方法单一，不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教学效果、教学质量也受到较大影响。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理念渐入人心，地方高校的课程设置更加突出与市场需求接轨，地方高师院校教学应当充分结合自身的定位，从生源现实出发，紧密结合基础教育改革对人才的新需求，在保持课程基础性、人文性的同时，更加突出课程的实用性特点。地方高师院校古代汉语教学应围绕自身人才培养的规格要求，改进教学方法，调整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学习渠道，完善学习方式，从而提高教学效果，提升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质量，努力打造自身人才培养特色。
一、地方高师院校古代汉语教学必须坚持“学生本位”的教学理念
学生本位发展是21世纪人才培养的方向（李延平，2000），地方高师院校的古代汉语教学过程中必须树立以学生为本位的教学理念。学生本位教学理念是指在教学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个性差异，通过创设、调控、利用教学条件，灵活运用适合学生特点的教学方法，培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知识的学习、探索之中，从而形成良好的精神品质和专业素质。
（一）注重培养学生学习兴趣。
坚持“学生本位”理念，就必须围绕学生的实际特点展开教学。地方高师院校学生大都来自地区市县、农村乃至偏僻的山区，他们意志品质良好，勤奋好学，但知识基础与视野有限；感情丰富，但不够稳定，易于执拗倔强乃至莽撞冲动；自觉性、自制性相对较强，但毅力不够坚强，容易“朝三暮四”。学生毕业后绝大多数从事农村中小学教学工作，他们学习针对性较强，目标比较明确。针对学生的身心特点与成长成才要求，把握学生的学习动机，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提高古代汉语的教学质量重要一环。
1.教学应尽量贴近现代社会、贴近学生。例如，文选《庄子・不龟手之药》内容为：“宋人有个家族世代靠漂洗衣物为生，为了防止皮肤冻裂，制作了防冻药。有个人听说有这种药就去花重金购买，购买之后卖给了遭受越国入侵的吴国。由于吴越战争在冬天，士兵容易冻手，因此吴王花了更多的钱购买了此药，也因此打败了越国。”在讲解这篇文选时，我紧密联系现实社会：现实社会成功的商业人士都是能够发现某件物品的特殊价值，然后利用其特殊价值去创造财富。如一般人都知道花能够改善环境，但是有位小伙子转变思维，开了首家用花做菜肴的饭店，并因此创造了大量财富。学生听到当今社会的传奇故事，兴趣大增，并因此认为“书中果真有黄金屋”。另外，在教学过程中也应注重贴近学生的生活。例如，在讲到老子时，围绕老子故里是在安徽涡阳，离学生就学地阜阳很近，有的学生甚至就是涡阳人。我着重讲解老子的生平活动，以及老子所处环境对其思想形成的影响。由于讲解内容贴近学生生活，学生听起来十分认真，而且印象也非常深刻。
2.采用竞赛式教学。大学生正处于青春期，好胜之心强烈，如何利用他们的好胜之心去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呢？竞赛式教学可以打开学生的兴趣之门。在每学期当中，可以拿出2―3次课，让学生掌控课堂，教师点评。如，教师提供一个课题，让学生自主组队，充分发挥小组学习、团队合作学习优势，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相互学习、探究学习。组队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查找、教案（文章）撰写之后，让每个团队派出一名代表上台阐述自己的观点。阐述完了之后，学生可以发问，然后教师点评，最终评出优胜者。这种竞赛式教学，让学生在查找资料、撰写教案（文章）的过程中，让他们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学会探索。而学生经过积极的参与，对古代文化会有更加深入的认识，能够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
3.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多媒体是新的教学手段，它能充分利用文字、声音、图像等表现手段，提供界面友好、形象直观的交互式学习环境。在教学过程中穿插相关的电影片段、视频图像，学生的记忆要深刻得多，理解起来也容易得多。而电影片段、视频图像走进古代汉语课堂，也让课堂活泼起来，一改过去的“一潭死水”，也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注重教学内容的“实用性”。
地方高师院校古代汉语教学坚持“学生本位”教学理念，必须注重教学内容的“实用性”。这个“实用性”既包括针对中学教学的实用，又包括对所授内容的重新整合，提高效率。
地方高师院校培养的学生毕业后多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中学语文教材经过改革后，文言文的比重大大增加，大概占据整个课程的40%，可以说，文言文教学对整个中学语文教学举足轻重，而古代汉语教学对中学语文中文言文教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古代汉语教学中，我们应该侧重于与中学教学相关的篇章。如中学八年级课本有《大道之行也》一文，选自《礼记》，古代汉语中有与此相同的文章《大同》。那么，我们在讲解《大同》时，不但要讲解与此相关的知识，而且要联系中学教学的特点进行讲解。这样，今天的学生，明天的中学教师，就不会在今后教学中手忙脚乱。
注重“实用性”还应该对所授内容“减负”，提高教学效率。古代汉语包括内容十分丰富，仅通论部分就有文字、词汇、语法、音韵、修辞、古代文化常识等内容。这些内容（还包括文选和常用词）在短短的108课时内，不可能面面俱到。一些教师追求“面面俱到”，其结果就是“面面不到”。在108课时内，要提高教学质量，“减负”是较好的途径。所谓“减负”就是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联系紧密，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的延续，因此，古代汉语内容与现代汉语内容多有重合，如：文字部分，古代汉语、现代汉语都有“六书”；语法部分，都有数词、量词、代词，等等，并且很多与现代汉语差别不是很大。而判断句、否定句等和现代汉语联系紧密，有的现代汉语还在使用。基于此，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应重点突出与现代汉语不同的部分，而与现代汉语相似或差别不大的部分，应整合在一起，并且联系现代汉语知识讲授。这样，不但可以节约课堂时间，提高教学效率，而且可以在比较中让学生了解古今汉语的异同。
（三）提高辅导答疑的质量。
辅导答疑是教学的必要环节，它能够检查教学效果，弥补课堂教学不足。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学校规模急剧扩大，师生交流有稀疏化倾向，改进教师辅导答疑方式与渠道，能有效促进教师更多地听取学生意见，增进师生情谊，同时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强化教学效果。
坚持“学生本位”教学理念必须提高辅导答疑的质量，改变以往注重给结论、改答案、释疑解惑的做法，更多地鼓励学生发现问题，辅导学生找寻解决问题的路径，从而帮助学生掌握学习与思考的方法。为此，首先，应充分利用现代网络平台。如我校古代汉语精品课程网站设有专门窗口，保证教师能够随时辅导，提高了答疑的即时性与深刻性，此外，师生面对面的答疑与互动也非常必要，我们每两周集中辅导一次，集中回答学生学习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其次，答疑等方式应有新的转化，由传统的“生问师答”变为“师生交流”，变“教师完全主导答案”为“师生讨论、学生自主发现结论”。最后，应鼓励同学相互学习，每两周组织一次小班讨论，由学生选定研讨论题，讨论交流，在研讨中教师不再扮演裁判的角色，而是一个优秀的观众，只在最需要鼓励和支持，以及必要的引导之时，教师才发表自己意见以供学生参考。通过以上改革，学生的学习兴趣浓厚，知识和能力有了较大提高。
二、地方高师院校古代汉语教学必须以“能力本位”为教学目标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战略主题提出：“坚持能力为重。优化知识结构，丰富社会实践，强化能力培养。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教育学生学会知识技能，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人做事，促进学生主动适应社会，开创美好未来。”“能力本位”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将教学目标从单纯的掌握专业知识转向学生自我学习、自我管理以及职业能力等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成为学会求知、学会共处、学会做事和学会发展的人，成为适应时代、适应社会、适应市场需要和变化的高技能人才”。［5］地方高师院校培养的人才主要职业去向为基础教育岗位，教学过程必须坚持“能力本位”为目标。古代汉语的教学不仅要传授学生基础知识内容，而且必须指导学生学会自我学习、自我管理、自我探索，培养他们运用古代汉语知识分析解决未来教学问题的职业能力。
（一）坚持能力本位，确保能力培养，必须积极改革教学内容。
教师应当以能力养成为目的积极进行教材二度创作。地方高师院校主要采用王力（1962）、郭锡良（1990）、许嘉璐（1992）等先生编写的教材。这些教材体例精良、内容丰富、层次清楚，在过去几十年高校古代汉语教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高度网络化、信息化的今天，这些教材在古代汉语教学中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未能适应高校课程改革的要求。2000年，教育部实施“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工程”，要求高校实行教育改革，压缩课时量，给学生更多的自主学习时间和空间。古代汉语课堂教学时间也大大减少，只有部分院校保持原来的周课时4节，开设两学期，许多高校压缩为周学时3节，开设两学期，甚至有极少数高校压缩为只有50多个课时。而现行的几本古代汉语教材没有随着高校课程改革而调整。二是未能反映最新学术成果。以上古代汉语教材多是十几年前编写的，虽然也经过多次修订、增补，但最新成果吸纳有限。三是不能很好地和中学语文教学相衔节。中学语文课程改革之后，文言文的比重和难度都有所增加，高师院校古代汉语教学内容与中学语文教学存在脱节现象。如此就要求高师院校古代汉语教学工作者最大限度地发挥能动性，开展教学创造，积极开展教材二度创作，创造性地使用教材。
所谓教材二度创作，是指以原有教材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对教材内容加以调整、修改。教材是根据制定的教学大纲标准编写的系统性教学用书，是师生进行沟通的主要平台，是教学工作进行的基本依据，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有人认为教材的创新使用是提高教学质量之本。过去，古代汉语教学过于依赖教材，教学内容局限于教材的内容，教师教学难免照本宣科，如此则容易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教材的二度创作（教材创新）能够摆脱传统教学的束缚，让学生的思维从传统的“照本宣科”中“逃离”出来，让学生的思维“活”起来，这样才能够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能力的发挥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知识基础之上，以“能力本位”为教学目标的地方高师院校古代汉语教学必须夯实知识基础。古代汉语课程包括文字、词汇、语法、训诂、音韵、修辞、句读、诗词格律等，内容涉及到古代方方面面的知识，如文化、历史、地理、哲学等。古代汉语教科书一般都比较注重专业的基础性，如：对古代汉语基础知识文字、音韵、训诂、诗词格律、词汇、修辞等通论知识的专门章节的编写，但其工具性特点还需进一步充实。这就需要主讲教师积极增补相应的内容，如教材通论中有“古代汉语工具书的特点及其使用”章节，讲解了基本工具书的使用。然而，古代汉语课程的工具性特点并非仅仅指向工具书的介绍和使用。古代汉语课程的工具性应该指的是此门课程的实践性，即能够使用本门课程去解决实际问题。地方高师院校的毕业生毕业去向大多是中学教师，古代汉语的工具性就体现在与中学教学相关问题的解决方面。
此外，古代汉语作为语言类课程之一，其教学中应特别注意将其纳入整个语言学教学体系中。语言学科是规律性很强的学科，有自己独特的学科体系。古代汉语作为语言学科体系的组成部分，只有纳入到整个语言学体系，才能够更好地了解它的特点和规律。传统的古代汉语教材编写未能很好地将古代汉语纳入整个语言学体系，因而，古代汉语课程的学习者学习古代汉语，往往采取记诵的方式，对语言现象一知半解，为此，教材的二度创作应注重与语言学其他课程的联系，如现代汉语、方言等联系。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是汉语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现代汉语是从近代汉语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近代汉语又是继承古代汉语发展而来的。因此，古代汉语的语言现象与现代汉语存在共同点，古代汉语教材的二度创作应该充分利用这些共同点，以今溯古，古今贯通，这样必能活化古代汉语教学。同时充分利用学生方言母语特点，注重加强与方言的联系。如讲到“音韵学基础”中“古音的声调”章节时，学生无法了解“平上去入”，仅凭描述是远远不够的。我借用江淮方言、徽州方言等语音现象辅助教学，引导方言区学生充分利用自己母语特征自学，加深理解，帮助其他同学互相提高，教学效果大为改善。
（二）以“能力本位”为教学目标必须激活教学方法。
传统的教学方法主要是“师授生听”，强制灌输，形式单一，学生的个性、创造力、想象力长期被抑制，学生的“能力”就是会工整地记录笔记，成为记笔记的工具。地方高师院校古代汉语教学要夯实知识基础，达到“能力本位”的教学目标必须激活教学方法。
1.将师生互动交流变为“常态”。古人云“教学相长”，师生的互动能够较好地提高教学质量。传统教学方法是教师的个人表演，唱的是“独角戏”，学生是“看戏”者，“演员”喜欢“看戏”者看着，不喜欢“看戏”者睡着或者自娱自乐着。缺少师生互动交流的课堂就是“一潭死水”，“知识本位”居于“学生本位”之上，其结果是“伤害”了学生，无法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知识本位”也不能实现。以“能力本位”为教学目标的古代汉语教学必须突出“学生本位”、学生是教学主体的理念，将师生互动交流变为“常态”。师生互动交流就要求教师必须学会倾听学生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懂得接受学生提出的新思路、新方法、新观点，围绕学生实施教学，积极组织小组学习、合作学习增进同伴交流、同伴教育，努力开展案例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引导学生探究学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将“独角戏”变为“大合唱”，这样才能切实提高学生的能力。
2.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手段。传统教学主要依靠“一手、一口”，即口授、手写，方式单一，效果较差。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先进的科学工具，如多媒体、录像、幻灯片等都应用到教学之中。古代汉语的教学应依据讲授内容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或者将多种教学方式配合使用，形成互补，教学效果一定会更好。
3.采用联系的教学方式。传统教学“照本宣科”，禁锢了学生的思想，抹杀了学生的想象力。要提高学生的能力，就要多采取联系的教学方式，如古今对照联系法［6］等，将古代汉语知识和现代汉语知识联系起来。通过古今对照，学生既能深刻理解古代汉语的特点，又能了解现代汉语的来源。联系的教学方式，能够开阔视野，激发想象力，有助于能力的提高。
（三）以“能力本位”为教学目标必须坚持实践渠道多元化。
地方高师院校古代汉语教学要以“能力本位”为教学目标，必须坚持实践渠道多元化。古代汉语课程之所以被认为难学，以致学生厌学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是不少老师在讲授中只重视文本知识，将理论和实践完全脱离。而将所学知识用诸实践，实践渠道多元化，就会改变这种状态。为此，我们必须做到：第一，课后作业布置形式多元化。课后作业是将所学知识用诸实践的主要形式，传统教学作业布置形式单一，无法真正起到实践的作用。要培养学生的能力，作业形式必须多元化，如：组织学生成立“古诗社”，运用所学“诗词格律”知识欣赏或者创作古诗词，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组织文言文家书创作大赛，让学生使用文言文创作家书，使学生在创作的快乐中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作力，同时又掌握古代书信的基本格式及古代的敬谦辞；组织古代文化知识竞赛，让学生通过竞赛了解古代文化知识，开阔他们的知识视野。第二，教学活动形式多元化。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与中学联系，安排学生到中学听讲文言文课程讲授，分析中学文言文教学的现状，并展开中学文言文教学探讨；带领学生游览文化圣地，在旅游中讲述圣人的生平事迹，如带领学生参观曹操故里，讲述曹操的生平及其丰功伟绩，这种教学实践，远比课堂讲授教学效果好。多渠道的教学实践活动，能丰富学生学习生活，“寓教于乐”，必定能使学生夯实专业基础知识，从而达到“能力本位”的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别敦荣，王根顺.高等学校教学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徐继存，赵昌木.现代教学论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李剑萍.大学教学论［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4］黄甫全.课程与教学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5］薄守生，赖慧玲.古代汉语教学的困惑与思考［J］.中国大学教学，2007，（7）.
［6］任晓彤.高等师范院校古代汉语语法教学刍议［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0，（11）.
［7］梁忠东.提高古代汉语教学效果的探索［J］.高教论坛，2009，（4）.
［8］洪韩.从知识本位向以学生发展为本基础［J］.教育参考，2008，（7）.
［9］李延平.学生本位发展是21世纪人才发展的方向［J］.东疆学刊，2000，（3）.
一、《高考语文大纲》误读了《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的要求
关于“文言虚词”和“文言句式”的要求，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里是这样表述的：“了解并梳理常见的文言实词、文言虚词、文言句式的意义或用法，注重在阅读实践中举一反三。”在这句表述中“了解并梳理”是关键，“了解”“梳理”在认知上只要求“知晓”“懂得”“不陌生”就行了，可是到了《考纲》里就变成了“理解”，而到了命题实践中就变成了“掌握”和“运用”了。
《课程标准》中的“了解”“梳理”和它对文言阅读的总体要求是一脉相承的。关于“文言文阅读”在《课程标准》中的完整表述是这样的：“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词句含义，读懂文章内容。了解并梳理常见的文言实词、文言虚词、文言句式的意义或用法，注重在阅读实践中举一反三。”“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词句含义，读懂文章内容”是总体要求，其中“浅易”“借助”“读懂”都是关键词，所以后面采用了“了解”“梳理”等关键词。显然《课程标准》在“文言文阅读”上的要求是“浅读”，而命题实践对考生在“文言文阅读”上的要求则是“深读”――深度把握。
二、这样的命题立意有悖于高考命题为高校选拔学生服务的宗旨
也许有人会说，高考不是学业水平考试，它是一种选拔考试，它要为高校选拔学生服务，自然要高于《课程标准》的要求。笔者以为这其中也潜藏着一种误区。这句话只从字面上看去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命题实践的落实过程中却存在着问题。
“为高校选拔学生”不是“为高校中文专业或古汉语专业选拔学生”，命题者在落实“为高校选拔学生服务”这一宗旨时，有意无意地用高校中文专业的尺度来设置题目（不只存在于文言文命题中）。“文言虚词”辨识题在翻译中考查学生对文言句式的把握，就是在用“高校中文专业”的水准来要求高考考生的，显然这是在为“高校中文专业”选拔学生，而不是为“普通高校”选拔学生。
谁都知道，99%以上的考生进入高校后不会再深入学习文言文，他们不需要那么准确地去把握每一个文言虚词的各种用法与意义，他们不需要那么准确地去把握每一种文言特殊句式的特点，他们的任务是只要能够“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词句含义，读懂文章内容”就行了。在高考中实在没有必要来“拔高”对中学生“文言文阅读”的要求。《高考语文考纲》在“文言文阅读”上的“拔高要求”不仅是对《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相关内容的误读，而且与实现高考命题“为普通高校学生选拔服务”宗旨的对接也是错位的，同时，这样的要求也误导了普通高中的文言文教学。
三、从阅读实践上说，在“文言虚词”“文言特殊句式”上设题实在没有太大意义
谁都知道，对古代文章进行语法分析是舶来品。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在中国学习古文是没有语法分析的，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一代代新人对古代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对古文进行语法分析是一种专业性分析，形成了一门专业学问――“古代汉语”，这样的专业分析与大众对古文的阅读几乎没有关系。甚至与专业阅读也没有太大关系，古人不学习“语法”照样阅读古文就是一个坚实的例证。
中学生学习古文是一种大众阅读。其目标，《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说得很清楚：“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涵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文学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要达到这样的标准，高中生不学文言虚词的用法，不学文言特殊句式，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或者说高考文言文阅读命题中的“文言虚词”“文言特殊句式”上的设题与实现《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标准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上文已经分析，人对“文言虚词”“文言特殊句式”的认知与人阅读古文几乎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对文言虚词的意义与用法的分析，对古代文言句式的把握是一种专业化水准的要求，中学生学习文言文真的没有必要去掌握这些与“文言精髓”没有太大关系的僵死而陈旧的知识。
于此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文言虚词”“文言特殊句式”上设题对检查考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实在没有太大的实践意义。
四、这样的要求也是对中学文言文教学的一种误导
高考是中学教学的指挥棒。高考文言文命题将“文言虚词”“文言特殊句式”也设置为题目，就引发了中学文言教学中的“重言轻文”现象。
“重言轻文”就是教师把90%的教学力量都花在了文言实词、文言虚词和文言句式上，而古文中的精髓―― “古代文学的内容价值” “古代文学的艺术价值” 和“民族智慧”则常常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显然，这是一种“买椟还珠”的做法，这是一种带领学生学习古代文学作品必须摒弃的做法。然而，这种做法却是如今中学文言文教学中最为常态、最为普遍的做法。
老师也知道这种“留其皮毛，弃之精华”的做法是不对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因为高考命题考的就是“皮毛”，真正“精华”几乎不考，只能跟着高考走。而且，“文言虚词”“文言特殊句式”在高中进行教学是非常困难的。学好这两方面的知识，其前提是学生对现代汉语的语法有一些基本掌握，可是如今初中语文教学是淡化语法教学的，初中上来的学生对现代汉语的语法知识几乎是空白，老师对“文言虚词”“文言特殊句式”的教学几乎是在构建“空中楼阁”，其难度可想而知，正是因为难度的存在，才使得老师们不得不“弃其精华”而去“留之皮毛”，把大量的精力全都花在了古代文学作品的“皮毛”上。
关键词：隐性语言 古代汉语修辞 教学研究
潜显语言的理论是在上世纪末逐渐形成的，是一种语言观念，表示着语言发展的形式。在我国，王希杰先生最先提出了此理论，在他认为，语言是由显性语言和隐性语言共同组成的，语言是二者的有机统一。
一、隐性语言与显性语言
隐性语言也就是潜性语言，潜显语言都是相对来说的，显性语言是表现在表层的、得到社会大众认可的并被人们广泛使用的一种语言现象。潜性语言表达的则是潜在的、还没被人们使用过的语言现象。索绪尔说，语言在发出之前其实是隐性存在的，它存在人们的脑海中，但却并不能被看见摸到，不能直接地出现在我们面前。音位是属于语言的，但它也是隐性的，没人能发出一个音位，能发出的也就不再叫做音位了，它就成为言语中的声音了。而这里所说的言语和语言是相对的，言语就是显性存在的，言语可以直接的出现在我们眼前，被我们认识和理解。随着潜显语言理论的提出，隐性语言也加入了语言学的探索研究中，这不仅增大了研究语言学时的研究视野，还有利于研究者发现更多更新的研究方法，强化人们对语言学的理解和解释能力，使语言学在科学研究中的品味大大提升。
二、古代汉语修辞教学
在古代的文章、文献中都不难发现古人对修辞的重视。而古代汉语中的修辞也随着文学世界的不断进步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修辞学。在语言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对古代汉语修辞研究的意义仍是重大的。
在研究古代汉语修辞时，一般采用对比的方法，即通过对古现代汉语修辞的对比来详细的分析古代汉语修辞。首先，要做的就是区别两者中有无不同观念，这有利于教学过程中的有的放矢。这里所说的有无，就是指古汉语中的某些修辞方法是被现代汉语继承了，还是消失了，如果消失了，那么这些修辞就是教学中的重点、难点了。其次，就是应用现代汉语的词汇、语音等对古代汉语中的修辞进行翻译、解释，阐明其在文化中的重大意义，使学生能更加具体、全面、系统的理解和接受。最后，要通过古代汉语修辞教学使学生扩大眼界，并在今后表达语言和写作的过程中词汇、修辞不再匮乏、单一。
三、隐性语言在古代汉语修辞教学中的表现
修辞是语言要表达的效果，修辞学也就是表达语言效果的一门学问。以往的古代汉语修辞教学都是应用显性语言教学的，这种教学方式重视的是利用显性语言表达实事和修辞，极少注意到隐性语言在古代汉语修辞中的应用。因为语言是隐显性语言的整体，所以在进行语言研究时必须要两者结合，研究的结果才完整。
在古代汉语中有许多隐性语言。隐音、隐词、隐句等就是隐性语言的表达现象。隐音，就是相对显因来说的，显音就是已经被大众认可并且已经在使用的语音，相反的便是隐音，隐音虽然现在未被人们认可和使用，但却可能存在过。从很多的记载中，都可以发现汉语的语音经历了一个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隐到显的循序渐进发展过程。相同的，隐词是对应着显词来说的，就是未被社会认可的，但可能存在过的词语。
比如，现在人们所说的眼睛、建房、角落三词，在古汉语中被称为目、起房和阁落。现在不常用的后三个词汇也就是所说的隐词，但它们都曾在古汉语中被经常使用。古汉语中的最后一个隐性语言就是隐句，根据上述的隐音和隐词，不难得出隐句的意思，就是相对显句的，现在未被人们认可的，但可能存在过的句子。
四、隐性语言在未来古代汉语修辞教学中的应用
在传统教学中，教学方式都是以显性语言为主的，古汉语修辞教学也不例外，使用显性语言教学，力图增加学生对语言的理解，提高其对语言的应用能力。不但教学的方式以显性语言为主，教材的编写也是全部使用显性语言的。在显性语言的全面覆盖下，导致了学生只掌握了修辞相关的显性知识，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却没有多少提升。语言是两种语言的整体，即隐性语言和显性语言。两者中隐性语言还在语言整体中占绝大部分。但是在日常的古汉语修辞教学当中，学生却只接受到了有关于显性语言方面的内容，这样学生只是接受到了全部知识中的一小部分，学到的知识也一定是极其不完整的。所以在古汉语修辞教学中加入隐性语言的教学是非常必要的。隐性语言在古汉语修辞教学中的应用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1.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实践教学就是让学生亲身地投入到古汉语中去，例如，在学习一首古诗前，可以给学生一个上句或一个不完整的句子，让学生自己想象然后填写，在感受原作者感受的同时，也能清楚地明白自己的感受；或是可以让学生对原诗进行改编，加入自己的感情，这样不但加深了学生对古汉语的印象，还扩展了学生的思维。
2.设置场景和语境
通常，不同的情况下，所说的语言也不同；或是同样的语言在不同的环境下的意思不相同。在学习古汉语修辞的时候，可以先引导学生理解这是在什么场景下发生的故事，然后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体会这些古汉语在相应场景中的意思，感受自己在过程中的思维变化，使其能更好地理解古代汉语修辞。
五、结语
在研究语言时切记不要片面，不但要探索研究显性语言方面，还应在隐性语言研究方面下更多的功夫，因为语言中的主体是隐性语言。隐性语言理论的出现不仅完善了语言，还为可能出现的新语言提供了依据。隐性语言的出现还为古汉语修辞教学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所以在古汉语修辞教学中更应该将显隐性语言结合，这样才能使传授的知识更具全面性和完整性，课堂上的气氛更加生动、活泼，更加能提高学生理解古汉语修辞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王美君，金宝翠.兼容并包，和而不同――从文化差异看交际法在汉语教学中的应用[J].魅力中国，2010，（12）.
[2]李林立.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修辞教学研究述评[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2，（03）.
首先，整个社会的古典文学水平普遍偏低。在当今的中国，不说用口语文言文，读不懂文言文文章，不认识繁体字的大有人在。中国古文博大精深，是世界最难学的语言和文化之一，其中“假字”是文言文的特点之一。在中国各大古典电视剧中，由于怕电视观众看不懂文言文，而对其字幕的配制全套是白话文。其次，古典文学人才的严重匮乏。现代教育中，也许只有大学开设的汉语文学专业的学生和一些古典文学爱好者对古典文学有一定的了解，而大多数只是迫于义务教育或无意识而接触到它，古代的文学著作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
二、中国古典文存在危机的原因
首先，文学教育以现代文学教育为主。、新文化运动至期间，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只有以鲁迅为代表的的文学思想。直到1978年，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恢复高考，才让中国古典文学教育重新回到教育的层面。但由于深受影响，老师对学生的教育还是以“照本宣科”的教育理念为主。
其次，应试教育成为现代教育的主流。以高考古典诗词鉴赏为例，中国的高中教育，老师会给出文言文中高考的重点，而学生则根据重点去刻板的面对高考。从2002年开始，高考语文试卷（全国卷）的诗歌鉴赏考查由选择题型变为简答题型，改变了以往的诗歌鉴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转变为选项分析能力考查的状况。
第三，现代文学多元化的趋势对古典文学造成威胁。文化也是在时代中不断发展，特别是网络的发展，1998年，第一本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在网络上被疯狂转载，使台湾和内陆文学界掀起了一股网络文学的狂潮，此后的题材除了爱情，也有历史、武侠、恐怖、魔幻、侦探、悬疑、纪实等，拉开了一股“新新人类”的“新新文化运动”，人们更加愿意喜欢阅读新颖的题材类型。文化种类的增多，人们更愿意接受网络带给我们的快捷、娱乐化的信息，使得古典文学的地位更加削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典文学的教育。
第四，古典文学的接触渠道较少。中国教育的模式普遍是填鸭式教育，这也让在校的学生能够接触到古典文学的机会只限在课堂。但书本上的文言文、古典相对于中国2500年的历史文化来说，只是凤毛麟角。同时由于古代文学在地域上也有一定的差异，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人口繁密，民族众多，自古以来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使得学生在接受时有一定的难度。
三、如何面对古典文学教育存在的危机
首先，加强教师的职业知识素养。古典文学的传教，不一定要按严肃、古板的方法。而是要课内课外的结合，师生互动，教学相长。教师也必须加强古典文学“深”度、“广”度，才能满足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的需要。讲诗经侧重于艺术的角度，突出情感的渗透；讲唐宋文学，侧重想象力的发挥，扩散学生的思维；注重自己在各方面知识的扩展，不应只按教材式的方式，来完成教学任务，应用现代教学方法将古典文学拓展到学生心理。
其次，通过多渠道传播学生宣传古典文学教育。在信息时代高速发展的今天，可以把古典文学上传到网上，让更多的人能够方便、快捷的阅读古典。老师经常带动学生到名胜古迹、博物馆等地进行交流学习，使学生能够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优美；不断拓展古典文学的传播渠道。
第三，在先进的网络技术中发展古典文学教育。随着网络的普及发展，随着电脑的走家入户，我们的学习、写作条件已相当优越。我国最早论述为学问题的著名专论——荀子《劝学》即通过“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积跬步至千里”、“积小流成江海”的联翩喻体强调了诵读积累的重要意义，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读书方法常为人们所称道。古典文学电子版的出现，能给那些爱好古典文学又无迹可寻的人，提供一个大量的传播信息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