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5 17:08:4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现当代文学思潮，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在叙述模式上，一直是先进行理论，后进行创作，该思维模式就是指，文学史家对某个时期的文学创作理论进行研究，掌握该时期文学创作的特点，在此情况下继续文学史的阐述。另外，现当代文学史还有另一个思维模式，就是先思想后形成，说的就是文学史家在文学史叙述的过程中，觉得文学创作工作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内容所构成，即文学形式、思想主体。因此，在现如今，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工作，该思维模式一直对现代文学史造成巨大的影响。为此，当文学史家进行文学创作时，存在固定的几种思维，第一，社会背景与文学理论紧密相连，前者可决定后者；第二，文学理论、主张、创作在同一时间形成，第三，文学创造建立在文学理论的基层上，而文学创作的形式，完全取决于文学史家的思想。进行文学创作时，文学创作者，首先对作品做全面的分析，掌握作品的主要思想、人物特征等，最后再对其中的艺术价值进行分析。文学界在80年代得到人们的重视，并有“重写文学史”的历史事件，即便如此，具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却少之又好，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受到“先理论后创作，先思想后形式”这样一个固定思维模式的影响，该思维模式忽略了文学作品本身的特殊性，文学作品已经转变成为独立存在的个体。
二、重构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有效方法
1.认识到文学思潮史重构的必要性我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史进行重构，首先要使人们对文学思潮史具有一定的认识度，掌握中国文学思潮史发展中存在的特点，并对认识到文学思潮史构建的必要性。在重构的过程中，分析古代文学思潮的发展历程，并结合当代文学思潮的情况，进行重构，保证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顺利开展，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建立在古代文学思潮史、当代文学思潮史的基础之上，为现代文学重构工作提供重要的信息，使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得到良好的发展。认识到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的意义，了解到文学思潮史在发展中具有长期性、整体性两大特征，为此，在文学思发展中，要将文学思潮史质量放在第一位，对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鼓励当代人积极参与到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工作当中。
2.进行文学思潮分类工作文学思潮史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每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都具有该时期的特点。在传统的文学思潮史研究中，通常是从时间的角度出发，对文学思潮史进行研究，理清文学思潮的脉络。但是，该研究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时间出发进行研究，会受到历史事件的影响，将文学思潮史与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导致文学思潮史演变成为社会思潮史。在现当代文学思潮重构工作中，为了预防此类问题的出现，在文学研究上要做改变，不再采纳以时间为线索的研究方式，应对文学思潮做分类，根据文学思潮本身的特点进行划分，该分类是文学思潮本身的一种类别区分。此分类方法，可将文学作品的整体结构进行优化，将文学思潮按照专题分类，分类处理后，文学思潮内在逻辑更加清晰明了，有效预防社会思潮混入到文学思潮史当中。
3.文学思潮史重构符合发展规律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需要符合发展规律，并兼顾着各种思潮，现代文学思潮分为三类，人性、社会以及审美，这三种文学思潮在现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兼顾文学思潮，去除时间化，避免文学思潮受到时间的制约，但是，并不可完全将时间概念所摒除，而是在文学思潮的叙述当中，对时间意识做适当的调整，使用互见性的叙述方法。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需要兼顾人性、社会以及审美这三类思潮，并顺应文学思潮史的发展规律。现当代文学思潮史的重构，保证其符合文学思潮史的发展规律，意思就是在文学思潮重构过程中，要全面认识到文学思潮史的发展规律，确保现代文学思潮史重构顺应思潮史的发展规律，另外，还需要对现当代文学史重构工作的实际情况走分析，结合实际情况，顺应思潮史发展规律的同时，提高文学思潮重构的质量。
三、结束语
现当代文学思潮史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文学思潮史的重构工作是促进文学思潮史发展的有效途径，现当代文学思潮史重构，需要人们认识到文学思潮史重构的必须性，重构过程中需进行分析、顺应发展规律等，保证重构工作顺利开展。
作者：康小红单位：西安外事学院人文学院
美国中国学家奚密没有把“归化”与“异化”对立起来,或者说,她放弃执着纠缠于两者谁是谁非,努力调和两者的紧张关系,提出了“选择性的亲和”的理想方案。她在《现代汉诗:翻译与可译性》里说“,可译的中国”必须到“选择性的契合”或者说“选择性的亲和”里寻找。以现代汉诗为例,她说,首先,译者与其翻译作品之间最明显的契合是它的“新”,即“高度原创性的前卫作品”;其次就是读者、作家、诗人、翻译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建立广泛的、在知性与美学共鸣基础上的“接触”。她的结论是,“翻译既不是对‘同’的确认,也不是对‘异’的追求。它是相遇,是亲和,是一种开启新世界的方法”。④其实,不管是谈“归化”,还是谈“异化”,还是谈“选择性的亲和”,它们还都只是在封闭的纯翻译学的“小天地”里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综合工程”的“大问题”。其视野的狭窄,观念的陈旧,显而易见。也就是说,传统翻译学理论已经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这一庞杂的问题。我们首先有必要走出以上那些认识上的误区和盲区。从“译介学”的视角,分析制约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的综合因素。与传统翻译研究不同的是,译介学“它以文学译介为基本研究对象,由此展开文学传播、接受、影响等方面的研究”。⑤这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西方兴起的“文化转向”在翻译研究领域所取得的一个成果。它突破了纯粹的语言学研究视野,“转而讨论跨越语言界限的文本生产所涉及的诸多因素”;⑥也就是说,它不再追究“应该如何翻译?”、“什么是好的翻译?”、“翻译的原则是什么”诸如此类的老生常谈的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是,去探索‘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⑦
美国华盛顿大学伯佑铭教授认为,“中国国际综合实力、意识形态差异、影视传播、作家交流、学术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域风情、民俗特色、传统与时代内容,以及独特文学经验和达到的艺术水平等,都是推动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原因”。⑧质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域传播,不仅仅是如何翻译,翻译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要综合考虑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内因和外因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诸多文本之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因素中,首当其冲的是,传媒的介入和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电影化、电视剧化助力了它的域外传播,比如,电影《红高粱》、《人到中年》、《活着》、《边走边唱》(《命若琴弦》)、《大红灯笼高高挂》(《妻妾成群》)和电视剧《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张洁)等。谈到自己的作品在国外的影响,莫言说,客观地讲,有张艺谋的功劳在里面。1987年,《红高粱》在德国得了金熊奖,很多人先是看了电影然后找小说、找作家。80年代末,早一点被翻译出去的作家都沾了张艺谋的光,他的电影开路,后面的小说跟上去。⑨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把电影、电视剧的助力强调到极点。其实真正能持续影响读者的还是小说本身的魅力,像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等作品并没有被拍成电影或电视剧,但它们在域外的影响不比《红高粱》低。尤其是近年来,域外翻译家、出版社和经纪人开始摒弃意识形态、文化隔膜和流行“跟风”,理性化地、审美地关注中国的作家和中国的文学。比如,葛浩文对毕飞宇、苏童等作家作品的翻译就是例证。此外,中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与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国立大学合作正在建设中的中文翻译网站“译道”,专为翻译提供中国文学作品的作者和译者介绍以及翻译时间等信息,可以用中英文进行查询。它将大大便利于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与研究,等等。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之大背景下,政府着力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对外宣传。中国作家协会开展的与文学对外译介相关的工作有:一是中国作家百部精品工程,由中国作协组织推荐作品,如果国内外翻译家有兴趣,可以补助翻译出版费用;二是国家图书推广计划的工程,中国作协也接受汉学家、翻译家的申请;三是互译出版,中国作协与某个国家或当地文学组织相互出版文学作品,具体作品由双方商议决定,方式是各负其责;四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作协资助在域外出版的当代中国小说选有:俄文版4卷、英文版5卷、波兰版3卷、韩文版1卷、捷克版1卷、德文版1卷,涉及100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五是从2009年起中国作协在境内举办了中美、中法、中德、中西、中意、中澳、中日韩论坛活动。国务院新闻办每年都会提出“对外译介推荐书目”。由国务院新闻办主导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也加大了支持中国作家和作品的创作推广力度:2006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正式实施,通过资助翻译费用鼓励国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的计划;2009年“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启动,以资助系列图书为主,不仅资助翻译费,同时资助出版费用和推广费用。2005年国家新闻出版署设立中华图书特别贡献奖,已有22人获奖。2005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设立主宾国,至今有法国、俄罗斯、德国、希腊、西班牙、印度、荷兰、韩国等为主宾国,并在“文学之夜”等主题活动中提供中外作家交流的机会。高等教育出版社与美国老牌Springer出版社联合推出英文版的季刊FrontiersofLiteraryStudiesinChina,先由编委会从近年来中文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挑选出优秀者,翻译成英文,然后交美方出版社定稿。在此基础上,有人建议:一是建立“中译外”基地,如翻译夏令营、工作坊、翻译研讨班等;二是通过网络形成了几个翻译圈子,如着名的PaperRepublic(纸上共和国)等。三是设立域外译介奖。
许多中国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怀有深厚而真挚的情感,有个别人为此停止乃至放弃原有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译介和研究中来。因此,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相关部分应因势利导,募集“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译介”专项基金,奖励那些翻译、评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国外翻译家、图书评论员、媒体记者和中国学家,以资鼓励他们及时翻译中国文学的最新力作,撰写新书推介文章,并发表在域外主流媒体上,像当年拉美国家打开美国市场那样。真正要使翻译出去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域外得以广泛传播,乃至有产生深度的接受和影响,落地生根,就必须把“走出去”方略与“中国学”建构联动起来。也就是说,鉴于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和“中国学”建构的有限性、零散性和可能性,我们有必要进行如下的多维度思考:既要建设好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工程;又要开展好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推广活动,让自我传播与他者传播相融,把文化认同与文化改写结合,使小众话语与大众话语互渗,同时,要处理好本土经验与普世价值、文化自信与文化自省、仿造性与原创性的关系;⑩还要分析外媒的相关报道;最后要研究现代文学的域外传播史与接受史。因为悠久的汉学传统,良好的汉学环境,以及领先的综合国力,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域外传播的坚实基础。像法国那样有着深厚汉学传统的国家,18世纪就掀起了“中国热”,还由此催生了世界的“中国热”。那时,法国的启蒙思想运动是全世界的榜样,而中国的道德哲学,乃至康熙皇帝又是法国的楷模。也就是说,经由法国,汉学在世界进入了一种良性互动的传播轨道。正是有了这样的氛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基本上在法国都有译介。另外,像美国这样的世界超级大国,面对中国的崛起,在21世纪加紧了对中国的研究,而在美国译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可以同时影响到整个西方国家。因此,为了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必须把“走出去”的战略考量与夯实“中国学”基础结合起来予以通盘考虑,以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传播得更长久,更有实效。质言之,我们需要从翻译层面、译介学层面、国家与社会支援层面以及中国学学科层面规划中国文学域外传播的战略方案。至此,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出去”与“中国学”建构的探讨并没有停止。在此基础上,有的专家又作出了如下进一步的提醒。他认为,不要以为仅仅“依靠文本翻译输出、文学史扩容或者文学教学课程”,中国文学就能顺理成章地走向世界,更不能以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就真的成了世界文学了,要“重新理解和建立关于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新观念”,要把中国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文学来反观自身,也就是说,只有以这种“文学外位性的普遍理解”,克服民族文学僵化的片面性和封闭性,中国文学最终“才有可能在鲜活的存在层面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部分”。
简而言之,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不仅仅是浅表上的、空间上的“扩容”问题,而是深层次的、时空兼备的、灵活的“融入”问题。看来,重新梳理、反思我们现有的文学观念、翻译观念和译介学观念,从观念的改变着手,才不至于出现方向性错误,更不至于最终导致将西方文学永久放在“超经典”的光荣榜上,相应地,把中国文学始终钉在第三世界文学/弱国文学的耻辱柱上。对此,陈思和作了更为深入的反思。他说:“这时候‘走向世界’就成为文学界的一个时髦话题,这个语词里隐含着时代的焦虑与渴望:所谓‘走向’,即意味着中国至今尚未走进‘世界’,尚未成为世界的一个成员,那么,是什么样的‘世界’既排除了中国又制约着中国呢?(与此相伴的是当时的流行语‘落后要挨打’‘开除球籍’等,都反映了类似的时代情绪。)显然,在现代化的全球性语境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一种时间性的同向差距,中外文学关系相应地趋向于这种诠释:中国的现代文学是在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中国文学惟有对世界文学样板的模仿与追求中,才能产生世界性的意义。虽然在影响研究中也注意到民族性的关系,但所谓‘愈是民族的愈具有世界性’的格言,使用的仍然是‘世界’的标准,潜藏其背后的依然是被‘世界’承认的渴望”。
今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此前许多现代中国作家获得国际各级各类文学奖项后,是否意味着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不存在“时间性的同一差距”了?是否能够就此证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学已然处于“空间性的同一位置”上了?说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终极的“世界文学”?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同一性的“世界”标准?面对“中国走向世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时代呼声,以及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纷纷建立,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文化走出去,到底是为了向世界解释中国崛起的意图?还是要另立一个足以与西方抗衡的主流文化标准?还是与西方携手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的东西文化秩序?我想,后者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理想境界。俗话说的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以上这些思考纯属“远虑”或者说“愿景”。而愿景终归是愿景,现实终归是现实。现实是在中外文学的输出与输入中,我们的文学赤字惊人!如果我们暂时还达不到双向、多向交流,那么在“走出去”不畅达的情况下,进一步“请进来”仍是必要的。这样以退为进、攻防并举的目的是,进一步促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互相聚首,尤其是让世界文学理解中国文学,长此以往,中国文学“走出去”就顺当了。也就是说,增强沟通、对话与理解,在“走出去”的同时也不要忘了“请进来”。因为,我们既在世界中,也在世界外。同
一、更新教学理念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教育的功能将更多地从传授现存知识和培养现有技能转向培养学生不断学习的能力,以使学生获得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与方法。教会学生学习,将是现时代教育的主旋律”[1]要培养学生的终身受益的多种能力和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也应具有灵活性,建构互动而开放、动态而灵活的探究式文学教学理念。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现行主流教学模式主要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师讲生听”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虽然有利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有利于教师对“文学史”和“文学思潮”等知识的系统传授,也有利于教师组织和监控整个教学活动的进程。可是这种教学模式过分强调教师的“教”,比较封闭、缺少弹性,缺乏师生互动,从而使学生成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和灌输对象,学生“学”的主体性就不能很好地体现出来,学生综合能力的开发就受到限定。为此,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人本”思想,我们拟建构“师-生”协作式的教学模式,即在教学过程中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教师和学生以平等的地位进入知识场域,在师生互动协作、学生与学生合作中合理利用开掘教学内容和使用有效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创设对话式、活动式和探究式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能利用各种教学环境要素,有利于加强实践教学和进行素质拓展,使学生成为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教师则成为学生知识建构的协作者;这种模式还可充分发挥教师与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教学相长。
二、不断丰富教学方法
要建构“师-生”协作式的教学模式,教师必需要不断运用和创造各种新的有效的教学方法,以增加教学过程中的互动,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意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所有的教学方法的使用,都要根据教学和对象和教学的客观条件进行选择。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选择要以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探究精神为目的,从而解决学生学得“被动”和学得“无趣”的问题。
为了实现文学课教学的目的,即“不仅仅在于教给学生文学知识,更在于使学生获得文学审美能力、文学想象能力以及写作能力。”[2]为了培养应用型人才,就要重视实践性教学方法。教师要把握好教学进度,在课堂上注重学法和文本解读法的指导,并进行示范性的文学分析与阐释。
有许多论者对一些很有效的教学方法进行了诸多实践和探究。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不妨借鉴和综合使用这些方法。在读图时代,影视文化大行其道,学生对文本阅读比较淡漠,这是不争的事实。使用影视与文本互读法,不仅可以创设师生对话的可能,也可以促进学生阅读文本的兴趣。如果有条件的话,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作家故居的实地考察、就近进行当代作家采访等。讲抒情性的文学,如诗歌、抒情散文等,朗诵法可以使学生融入教学情景。讲叙事性的文学,如戏剧、小说等,可以使用讲评书的方式,也可以让学生进行小说改编和表演;表演既发展了学生的个性,也有利于建立对话式的教学态势。这样既可以给学生“新”的感觉,活跃课堂气氛,又可以让学生在读、讲、编、演的过程中,通过文本与作者发生思想情感的交流,能激发学生的文学想象力和再创造力。
三、变革教学评价机制
要建构“师-生”协作式的教学模式,还需要变革现行的较单一的教学评价机制。在教学评价机制的改革中,要不断建构起过程化、多样化、灵活化的评价机制。
（一）师资较弱，难以胜任本科教学
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课程建设的灵魂所在。在成为本科院校之前，很多专科学校的老师多为本科学历。大多数学校升本之后，都会实施一些提高教师学历学位的措施，这对于提高师资质量具有重要作用。虽然教师们大都通过各种形式取得了硕士学位，但绝大部分是通过在职形式取得的。由于学历欠缺，又缺乏严格的学术训练，导致教师在知识结构、教学方式、能力素质等方面难以有质的提升，也就很难胜任本科阶段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工作。部分新升本科院校由于地理位置较偏僻，办学条件较差，办学经费较为紧张，在引进高学历教师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也就难以形成一支年龄、学历、职称等方面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缺乏有影响力的学科带头人。
（二）教师的教育理念不能适应本科教学
教育理念就是人们追求教育的理想。升本之后，学校虽然会采取多种形式对教师进行培训，但在短期内很难搞清本科与专科在人才培养目标、课程教学目标等方面的区别，甚至有不少教师认为本科就是比专科多一个学期的课程而已。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不少老师仍旧固守专科阶段的教学模式，只是多讲一部分文学史和作品，教学缺乏广度和深度，不能满足本科教学工作的需要，也就难以发挥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提升本科学生素养能力方面的作用。
（三）教学内容更新慢，教学手段落后
由于科研能力的限制，很多教师不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也就无法把最新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学生。甚至有一些教师把多年前写的教案反复使用而不做任何更新，采用与中学语文类似的教学方法，认为讲文学史就是了解作家生平和分析作品总结其中心思想，根本没有自己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见解。在教学手段方面，即使采用了多媒体教学手段，也只是把教学内容一字不落地复制到课件上，板书变成了念课件。教师对知识体系的勾勒、课堂结构的设计和教材知识的整合等方面做的很不到位。
（四）生源整体质量偏低
新升本科院校的声誉往往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考生报考积极性不高，生源质量远不如老牌本科院校。再加上当今社会就业压力大，很多学生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将来的工作没有直接的作用，他们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英语、计算机等实用课程的学习上。
二、存在问题的应对策略
（一）以文本为根基，加大阅读原著经典
当下的现当代文学史以史德方式注重对整个文学发展脉络的梳理，对发展轨迹的描述，对重点作家作品的点拨，而相对忽略和轻视了文本阅读。老师和同学们热衷的是各学术期刊、论文专著所撰写或者转发的各类文学评论与文学批判，各类考核也以文学史的现象为主体，而忽略了对第一手文本作品的研究描述。更加奇怪的是师生对随手一个作品、随意一个作家都能评论的头头是道，对原本原典却没有完整、系统、深入地品读过。简单化和程式化的表达首先违背了文学教学的根本目的，它很难做到让学生在阅读思考中提升自己的审美分析能力、激荡自身的人文情怀，进而最直接地去感悟文学的魅力，而限于背诵熟记一些万能回答模式的条条框框。将教材、论文当中的给定结论作为定论来规范答案，严重限制了学生自由思考的空间。而在文学的四要素（作者、读者、世界、作品）中，作品才是根本，离开了作品，文学史、文学思潮、文学学派也就失去了依附的基础，再多分析也是纸上谈兵式地夸夸其谈。因此尤其在学生基础薄弱、师资力量较弱的新型本科更应该提倡、鼓励、支持、要求学生大力阅读原著。在课前教师可以告诉整个文学史的教学进度和大致规划，告知学生什么时间段大致应该阅读完哪些经典代表性篇章，保证自身阅读进度与教学进度跟进，有可能的话阅读整本的原著；课堂上课前可以抽查几名学生复述小说情节、畅谈散文感悟、背诵优美诗歌，真正能够鲜活地感受到文学作品的熏陶；课下也可以以小组形式让同学书写读书笔记、撰写课程小论文。
（二）改变传统教学方法，增强互动模式
现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繁杂、各类流派交错层叠，原本传统式的课堂讲授方式往往让学生应接不暇，在上一节课的课程还没有理解消化吸收的同时下一节的内容又出现。因此教师可以适当调整教学方法，改革教学内容和模式。要寻求师生之间的“共振”和协调，既要学生跟上老师，也要老师服务学生，尽可能在与教学大纲等硬性规定不冲突的情况下，多一些软性的活动。因为教学过程不仅仅是忠实地执行教学课程计划的过程，更应该是一个师生共同熟悉课程、填充课程的过程。分成小组有代表的在课堂进行讨论演讲，在最大程度上增加了文学教学课堂的丰富性，扩大了信息量，提高了教学效益，同时触类旁通、融会贯通，真正使教学成为创造性的活动。
（三）改革原有考核方式，多以“大作业”形式
如今的现当代文学考核方式仍多以书面为主，而且题型基本稳固在名词解释、简答、论述、作品赏析的老态模式。学生也只需要将可能考试试题进行整合，考前突击硬背一下就可以应付。这种单一的书面考试确实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生知识的识记与掌握，但是在相当程度上也滋生了学生懒惰心态，以为考前刻苦背书就能够过关。因此教师在考核上要尽可能使用“大作业”的方式，由一元到多元让学生开动脑筋。比如制作关于现当代某位著名作家的年谱，让大家知晓分享作家一生的起伏事迹；排练优秀话剧，在彼此协作当中增强自身的团队意识、角色意识，培养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分享作家的照片、手稿、作品原版封面设计等图片；抑或者让大家分享介绍自己获取文献、查找文献的经历，为将来撰写专业的学术论文打下基础。总之尽可能多种考核综合考察，减少单一方式的简单命题，只有老师想尽办法、出尽点子，才能防止学生懒惰，应付考试。
（四）依托地方文化资源，学以致用显成效
绝大部分的新生本科院校都是地方院校，更多的是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因此依托地方资源，在地方文化热土当中吸取营养、感悟文化是水到渠成，也是必然要求。现当代文学教学时一方面可以“走出去”，尽可能组织学生走出课堂，到作家故乡实地考察，研究特定时代的人文环境和特有底蕴。这种将原先传统的“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体系当中加上“实践育人”更易凸显实效。以我校所在地新乡市为例，以刘震云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作家已经进入了文学史教材。在课堂讲授的同时，就可以组织学生去探寻作家足迹、参观博物馆与展览馆、做社会调查，这样就可以建立文化底蕴，提高其在社会实践中融会贯通文学知识的能力和素质。另一种就是“请进来”，邀请本地作家、诗人代表来学校和学生面对面做直接的沟通交流，让大家真正近距离了解作家的生活状态、喜怒哀乐，分享作家们的创作经历、展示其创作成绩、更直接地去激发学生的创作欲望。
三、结语
[关键词]文学非文学 辟文学 他者思想 新文学理论 新地中海精神
[中图分类号]IO；1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0)02―0001―09
一百多年来，法国文学在剧烈地变化。探索其大势所趋，是一个颇费踌躇的课题。近几年栾栋教授组织了一个创新团队，集中探讨这个问题。他们新近完稿的《法国文学他化启示录》(以下简称《启示录》)，就是课题组成员对法国现当代文学他化趋势的多方位把握。其中涉及了30多位代表性作家，20多位文学思想家，10多种影响深远的文学思潮和重大流派。无论从选题的重要，还是从发掘的深切，抑或过程的严谨来看，都对法国现当代文学演变中的这一重大现象作了思想独到的立意命篇，其中有笔触深切的传神写照，也有化感通变的发覆履新，在法国文学研究方面创辟了一条新的理路。
该文本给人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其中文学非文学的论述尤其发人深思。这个提法集中体现了法国现当代文学他化趋势的本质所在。文学成为文学，是人类数千年在文化方面惨淡经营之一种。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文学的化他生成。迄今各类文学史、文学原理、文学概论以及形形的文学论著，努力树立的就是这样一种文学如此这般的理念，修筑的不啻一座文学是文学的金城汤池，最终分封的无非文学能够养生糊口的壁垒性学科。峰回路转的现象千载难逢地出现了。法国现当代文学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让世人瞠目结舌的变局：文学非文学。
用文学非文学概括法国的文学他化现象，并非为求新图变而别出心裁。这个命题实在是法国现当代文学演变之真实状况使然。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法国文学经历着是已非己的嬗变。本质上属于哲学的存在主义，将文学推演为反思“前我思故我在”的营构。出发点是心理救治的精神分析思潮，使文学成为想入非非的病理学医案。叔本华的大意志哲学和尼的非文明强力思想，给广义的法国文学带来了灵肉皆转的退蜕。处处与文学作对的“新小说”，把小说置换为面目全非的异类。人类学思想作为预全球化的学术脉动，催生出大人文以至超人文的泛化诗学。马利坦的新宗教救赎一反神学故态，赋予文学以出神入化的色彩。语言学转向在法国文学的几乎所有方面都产生了影响，以致于人们试图从语言的渠道重建巴别塔式的兼通文论。乌埃尔贝克的小说为法国文学拓展着新科技神话的蓝图。所有坚称非政治甚至憎恶政治的作家，到头宋竟然渗透了政治寓意。结构与解构思潮本意是想给文学开辟纯审美的艺术气脉，终了却成为“零度写作”、“谋杀作者”、“绑架作品”的非文学态势。悖论推理原本是逻辑哲学的理路，在安妮，埃尔诺的笔下却表现为“回归”兼“游离”的矛盾书写。德勒兹的文本给了人们既史且哲又诗的创造，让人想起“天倪”人物庄子，尽管德勒兹更像一个“地窍”式的鬼才。德里达的解构开发了延异、裂变的分延智慧，他把任何一个事物(当然包括文学)的非己化和他向化，抽绎小了层了出不穷的变数……。
诸如此类的现象带来了惊心动魄的后果。有人发现文学曰益远遁，有人感慨文学逐渐式微，有人窥见文学潜移默化，有人哀叹文学行将就木，有人对文学边缘化颇有兴趣，有人对自己的文学研究前矛后盾，有人在人文学科之间解疆化域，有人索性一举多能地书写融通人文群科的文本。这些现象都说明文学在剧烈而深刻地变化中。捕捉其中的深层意蕴不易，把握总体的发展趋向更难，这就是为什么马尔罗、杜拉斯、特洛亚等大作家让人难以归类，萨特、德勒兹、德里达等大手笔几乎跨越了我们能涉及的所有学科：这就是为什么副文学及其研究流派看到了“文学日副”而不知其可，抓住了文学自性而无所适从，其结果无不是在文学性与非文学性问题上犹豫不决；这就是为什么茨维坦・托多洛夫前几十年竭尽全力以形式性的文本论抢占风头，而近年来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一头倒向了欧洲的古典诗学；这就是为什么法国高等学府的文学教授们类型学讲述多、描述性罗列多、二级三级学科梳理多，但是在文学原理问题上却裹足不前的主要原因。
文学不会暴富，也不会死亡，但是的确在嬗变。这种嬗变还不是一般性的小有变迁，而是超越了我们过去耳熟能详的所谓原理之类的变化。用栾栋教授的话来说，是人文根本意义上的归藏、归潜、归化，是对有史以来文学化他性趋势的矫枉纠偏。从根本处看，法国文学的他化是文学归藏、归潜、归化的必然，“三归”所体现的是自然演化和人文文化原始要终性演变的非已有己之本然。从矫枉纠偏的文史长河转渡而言，法国文学他化披露了文学卅年西东、百年浮沉、千年往返、万年沧桑的一种运程，从学科化裁的去留成全而论，法国文学他化揭示的是门类拆迁、方法变通、学术和合的大人文景观。这样的现象是千年难遇的契机，正是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激烈冲击的特殊阶段。才让人类文教经历到如此变化；也正是在全球化风起云涌的人文聚合之际，才能使有幸者赶上了这样一个在跨文化风浪中大起大落的文学非文学的诺亚方舟。
如果说过去所有文学理论教给我们的东西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即文学是文学，那么今天我们从法国文学中领悟到的理念却是文学非文学。前一个命题提挈的是文学生成与自足的所有内涵，后一个命题把握的则是文学的他化和通变的开放格局。前一个命题在肯定文学的同时，潜在地暗示了文学的排他气质。后一个命题明显地昭显出文学是己而又非己的大气风范。从表面上看，这两个命题整合才能构成合而为一的完满。然而在兼容并包的命题心态上透视，文学非文学已经包含了文学的是非、人己、去留、发覆、成否等一系列相反相成的通和致化的范畴。而这些可被文学非文学命题统合的众多范畴，都是我们从法国文学他化现象的研究中可以提取和发见的有关思想。
课题组的研究没有停留于只对某个把握新趋势命题的精心提炼，也没有局限于仅仅对一系列突破性范畴的爬梳剔抉，拾级而上的探索要求他们对新命题和新范畴融会贯通，即对新命题和新范畴所体现的诸多问题作理论上和方法上的解决。这是难度很高的学术设计，也是自我否定的思想挑战。他们在《启示录》的“文学他化疏”、 “辟文学通解”等章节中，对这个难题作了全方位的关照和“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钻研。辟文学的提出就是他们所提交的一份答卷。在这里引述几个要点很有必要：
文学是多面神，古来很难解说明白。文学是九头怪，今天依然变化多端。文学是星云曲，比兴 风雅与天地参。不论是关于文学的巨型叙述，还是分解文学的单体论文，一旦对它们进行牵枝带蔓地追究，立刻就会看到不同观点之间的对垒。领悟到对立各方不无根据的分歧。复杂的争议固然原因繁多，然而一个根本的问题却来自文学本身，那就是文学非文学。这个命题之所指，在于文学的是己非己，通俗地讲， 即文学既是文学，而又另有所是。
上述这段话，实际上悬置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学原理，提出了适应全球化以及文学他化的新思路，即前面所说的新命题。对这个新命题的深层解析，是课题组全力以赴的学术钻仰：
有没有一个思想要领将文学非文学的命题剖开?换言之，有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把文学非文学的悖论化解?笔者尝试过辟文学的纲目。辟文学的提纲挈领，有望统合多面神的复杂情态；辟文学之纲举目张，兴许揭示九头怪的浑身解数，辟文学的钟鼓和鸣，或可促成大千世界的律吕和畅。辟文学何指?辟文学为什么一定适合文学非文学的征候群现象?下面我们从辟文学的内在精神及其与文学非文学的深层联系方面解析诸多难题。
关于辟文学思想，《启示录》的最后一章还有详细的论述。此处我们仅作一个要略性的引述：
辟文学是文学非文学的的理论纲领，文学非文学是辟文学的逻辑命题。辟文学是文学非文学的思想方法，文学非文学是辟文学的文史根据。辟文学是文学非文学的理论诉求， 文学非文学是辟文学的真实体现。辟文学是文学非文学的诗学导向，文学非文学是辟文学的生态涵养。文学非文学和辟文学是一种新文学原理的两个侧面，前者是文学走向辟学时代的全新视点，后者是文学实现自我改造的思想脉络；前者是文学脱胎换骨的理论前提，后者是实现理论转化的运作技艺。作为一种对文学亘古难题的A通解读，辟文学之擘画也是华夏文明因应文学全球化大潮的一个理论方略。
作者简介：侯长振（1977―），男，汉族，山东菏泽人。山东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菏泽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 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摘 要:文章结合具体语境，对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思潮进行梳理，归纳出上世纪90年代主要存在包括闲适散文思潮、学者―文化散文思潮、新散文思潮在内的几股散文创作潮流，并进行比较与反思，希望从中找出某些历史经验，对今后的散文创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散文；闲适散文；文化散文；新散文
文学发展的实际进程早已证明，20世纪的“五四”时期是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正如鲁迅所言，“五四”时期“散文小品文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但散文的辉煌也仅仅存在于“五四”时期那一特定的时代。此后散文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中，似乎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点缀。一路领先的是现代小说、诗歌，甚至是西方舶来的戏剧。这一情况的改变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经历了“”浩劫，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松动，散文创作开始复苏；而散文写作的又一次繁荣是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确立，以及现代化程度的增强，当被认为文学“精英”的小说和诗歌一步步走向“失语”的时候，时代选择了自由抒写、形式活泼的散文。散文在90年代获得了长足发展，从而形成堪与世纪初的“五四”时期相比肩的又一个散文创作高峰。其间既有“文化散文”“作家散文”“学者散文”，又有“小资散文”和“新潮散文”“先锋散文”等等，不一而足。倘若从思潮的视角来看待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大致可以把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梳理为闲适散文、学者―文化散文和新散文三股散文思潮。
一、“闲适散文”思潮
闲适散文思潮是典型的时代产物。首先，它与90年代的社会文化转型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这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得讲求娱乐、趣味和物质享受成为这一时期人们的某种共识。快餐式的文化消费成为时尚，闲适散文正是其中的一种。同时，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传媒有了极大发展，随着传媒的发展和报纸的改版以及各种各样“副刊大战”的加剧，报刊散文或专栏散文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再者，闲适散文思潮在90年代之所以大行其道，还受到30年代以林语堂为代表的“幽默闲适”散文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一些出版社敏感地把握到了社会的脉搏和读者的心理需求，及时推出了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等现代散文大家的散文随笔，并迅速在读者中传播开来。“五四”至30年代大量散文作品的重版并热销，在新的时代营造了一个良好大散文发展的氛围，吸引众多作家到散文园地来大展身手。从读者方面来说，在为生存而疲于奔命的闲暇之余，也需要片刻的安宁，需要一种既轻松愉快又能调节心理的阅读，闲适散文，无疑满足了现代人这种心理和精神需求。任何一种文学思潮的发展，都离不开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变化，90年代的闲适散文思潮，恰恰印证了文学思潮发展的这一规律。
90年代的闲适散文思潮涉及的范围较广，包含的散文品种也较多。包括“小女人散文”“小男人散文”，甚至一些没有思想含量却颇具媚俗倾向的“伪文化散文”或“假学者散文”。从散文的题材选择和写作姿态来看，这一散文思潮的创作特点一是“俗”；二是“闲”。作家常常以平民的视角，以平凡的姿态面对世俗，我们在这类散文中极少见到重大的题材和壮阔的画面，也感受不到时代的精神和激烈悲壮的抒情，我们读到的只是一些无关宏旨的凡人俗事，比如饮食、衣着、养花、蟋蟀斗、菜市、澡堂或者民间风俗、传说典故等等。此外，还有乡间的回忆、童年的趣事和现代的生活时尚，不一而足。当然，也有一些作品谈禅论道、寄情于山石、明月，或借助一些生活小事表现传统士大夫那种甘于淡泊、幽默达观的情趣。尽管这些散文已没有“五四”时期的“性灵散文”那份典雅、优美与高贵，也缺少一种深度模式的追求，但它们毕竟顺应了商业社会的要求，贴近了现实生活和读者，因此，它们理所当然成了读者的宠儿。
闲适散文思潮是时代的伴生物，是散文走向民间、走向大众、走向普及化的不无意义的实践。闲适散文作为一种消费品，它固然需要迎合商业社会中的读者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倘若能在日常生活视野中去观照一般民众的生存状况，表现他们在感情和精神上的积极因素，展示新的价值观和新的生活形态的话，闲适散文也不致沦为时代的一个注脚和点缀。但这毕竟只能是假设而已。
二、“学者―文化散文”思潮
这里的“学者―文化散文”是包括了“学者散文”和“文化随笔”在内的散文样式。既有张中行，金克木，陈平原等纯学者身份的散文，以余秋雨散文为代表的“大”文化散文，还包括了以史铁生、张炜等作家创作的另一种风格的作家散文。正是创作主体的强大，决定了20世纪90年代学者散文、文化随笔和作家散文创作的繁荣，使得“学者―文化散文”成为散文领域的一道重要景观。
学者散文是指“主要由学者创作的且以才学、理趣等学术文化内涵见长的散文作品”①。现代意义上的学者散文出现在“五四”文学以后，从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到四五十年代的钱钟书、梁实秋、秦牧等，都写下了许多文化品位极高的学者散文。六七十年代由于文化受抑，学者散文曾一度沉寂。新时期以后，学者散文的传统才得以修复并进一步发展。
学者散文在90年代的崛起与繁荣有着深刻的现实与历史动因。首先，从文化境遇上90年代的中国处于历史转型期，纯粹的学术文化价值受到怀疑与压抑。散文文体的选择固然是一种被动但同时也表达了一种自觉。其次，学术文化价值观念在大变动时代的失落，极大地刺激了知识者良知中的忧患感。以专家学者的身份步入文坛成为散文作家，是学者对民族文化命运内心忧患的责无旁贷。第三，从客观上文字媒体，主要是杂志、报纸副刊等，提供的大量版面，成为学者散文崛起的重要保障。学者散文大都蕴含着浓厚的人文精神和学者情怀，表现为对终极意义的关怀和对文化价值观念的关注，反射出巨大的文化与历史内涵。在诸多学者中，以张中行、吴冠中、周国平、陈平原、钱理群、朱学勤等为代表，创作了大量以深厚的思想力度和凝重的批判立场见长，引导社会向理性与自由方向进步的学者散文。
如果说“闲适”散文思潮是关注当下、面向凡俗的创作，文化散文思潮则是连接传统，面对历史的思考。文化散文的滥觞，应归功于两个文学事件：一是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出版；二是贾平凹提倡“大散文”主张并引发一场论争。
早在1988年，余秋雨便在上海的《收获》杂志开辟专栏发表文化散文，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兴趣。正是由于《文化苦旅》以及稍后的《文明的碎片》和《山居笔记》的问世，文化散文思潮才渐成气候。从理论方面来看，文化散文思潮的旗手则非贾平凹莫属。90年代初，贾平凹在他主编的散文月刊《美文》中率先打出了“大散文”的理论主张。提出“‘大散文’是一种思维，一种观念，不能简单说成这样写就是‘大散文’，那样写就是‘小散文’，或别的不大不小的散文”。“大散文的观念要注入我们的意识里，深深地注入”②。贾平凹的“大散文”理论主张虽然遭到了刘锡庆等一些论者的批评，但客观而言，“大散文”理论对于传统的散文理论无疑是一种冲击，对于纠偏越来越走向小气、走向甜腻的当代散文创作功不可没。至此，在创作和理论的实践和倡导下，文化散文热火朝天地发展开来。
“大散文”与“文化散文”有关联但两者不能完全等同。“大散文”的内容较广较杂，它既包含着“文化”的许多内容，也涵盖了没有多少文化内涵的社会散文、记叙散文和旅游散文等；而文化散文主要以文化思考和文化意味为特征，严格来说，它只是“大散文”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同时，“文化散文”也不完全等同于“学者散文”。有的学者散文本身就是文化散文，而有的学者散文却必须排除在文化散文之外。文化散文主要是作家在创作时采用了一种文化的视点，同时有丰富的文化内容和文化思考，有优美的文笔和浓郁的情调；而90年代的不少学者散文并没有采用文化的视角，也缺少文化的内涵，它所叙述的要么是过去的书斋生活或校园生活，要么是闲谈一些“书话”，或者将所学的专业知识通俗化和普及化。既没有文化上的独特思考，也没有在散文中体现出批判的意识和现代精神，更没有生命情调的渗透和优美的文学表达。
20世纪的90年代，包括王小波、史铁生、韩少功、张承志、张炜、王安忆等在内的诸多作家，也创作了大量的文化含量较高的作家散文，壮大了文化散文的阵容。“学者―文化”散文思潮之所以能蔚为大观独树一帜，能够激发起读者的无限热情，主要原因是文化散文是一种“大气”的散文，是对过去的“小气”“小格局”散文的一种超越；同时它具有浓厚的文化含量，将“人文山水”、历史的进程、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人类的困境等重大命题置于侃侃而谈的叙述中，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文化批判精神。“学者―文化散文”思潮在风光了多年之后，也面临着一些困境。一些学者追求成名和时常效益，损害到学者散文的质量；刻意追随余秋雨的“苦旅”模式，从而把文化散文引向理性过于强大而感性欠缺、“文化”有余而“文学”不足的偏颇。
三、“新散文”思潮
新散文思潮也叫新艺术散文、新潮散文、先锋散文等。这是90年代散文界的一道奇特风景。新散文是在散文界呼唤“散文变革”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90年代中国历史与文化进入全面转型时期，散文也日益呈现出失去其艺术原创力而走向商品化、模式化的危险态势。1998年初，《大家》杂志开设“新散文”专栏推出一批散文作品。这批散文作者包括张锐然、于坚、王小妮、海男等。他们不满于当时散文创作的现状，试图将蓬勃的激情与深邃的思索融入散文创作中，进行一种将诗与散文融合的跨文体写作实验。
刘烨园在《新艺术散文札记》中较集中地提出了新散文的理论主张：“打破‘形散神不散’的套路。……大量进入想象、虚构和组合；它不再完整、明晰，变得更主观更自我更灵魂更内在也更膨胀更支离破碎。”在老愚编选的《群山之上•新潮散文选萃》的“编选者序”里，对“新生代散文”的概括则是“回忆的终结”“抒情的解体”和“新潮的散文语态”。王兆胜发表于《山东文学》上的长篇论文《新时期中国散文的发展及其命运》，则集中探讨了“现代主义散文”的内容和艺术特征，可以说是对新散文思潮的全面性总结。
新散文思潮是一个宽泛的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的概念，而构成这一思潮主体的作家也相当庞杂。这里既包括了曹明华、老愚、冯秋子等“新生代”的散文作家，也包括了胡晓梦、杜丽、张锐然、庞培、止庵、钟鸣、于坚、洪烛等新潮或后现代主义作家，甚至还包括南帆、刘烨园、斯好、余杰、孔庆东、王开林等追求散文创作的深度模式、创作态度较为严肃的作家。新散文的与其他散文的主要区别在于它的异质性，即某种程度上的先锋性与创新性，这也是能把这些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创作范式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差异的散文集体命名为“新散文”的最主要原因所在。新散文不同于闲适散文和学者/文化散文之处即在于它是以反叛的姿态向传统的散文创作和理论提出了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散文话语进行反讽与解构；一是表现个体与现实世界的认同、对抗与疏离。他们既是现代文明的追随者和享受者，但又时时厌倦这个物欲横流、人欲膨胀的世界，于是回到心灵，在怀疑和游戏中探询人的生存价值，寻求人的精神家园，从而使得他们的作品成为怀疑与矛盾的混合体。
新散文更引人注目的特色，是在散文文体方面的探索与创新，故而有很多评论者把这一散文创作样式命名为“新艺术”散文。在结构上，他们的散文打破了传统散文的顺序叙述方法，用“情绪”或“意象”来结构主旨；在叙述上，新艺术散文改变了传统散文作者与叙述者合一，和第一人称的全知全能叙述视点，而是多种叙述手法并用，有的还吸收了小说、戏剧等其他文体的表现手法；在语言表达上，新散文走得更远，他们的语言不仅富于感觉、体验的张力，而且充满了隐喻、暗示和反讽。此外还有大量的奇特的词语组合，以及语言的扭曲、变形和夸张，正是这些“陌生化”的语体加上其他方面的艺术形式上的探索，新散文思潮才有可能对现有的散文秩序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冲击。
以“艺术”创新的新散文写作在90年代前期曾红火一时，但到90年代末之后逐渐平静，最终归于沉寂。有人认为这是新散文破坏颠覆了传统的散文规范，在艺术上引进了太多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而导致的“水土不服”所致。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由于新散文创作者在思想观念上的过于偏激，在心态上的过于浮躁，加之太多的思想苍白、生命匮缺和支离破碎而导致的与文学产生的巨大鸿沟。新散文由于自身和时代的原因像当年的“先锋小说”一样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不无慷慨和悲壮。但它对于当代散文写作的探索勇气以及对当代散文创作的意义，是不容抹杀的。
中国散文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丰收，形成了建国后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尤其是在时隔多年之后――90年代散文的确存在某种“苍白”和“虚浮”现象。主要表现为媚俗倾向（散文创作一定程度上成为商品经济的产物，通俗文化的变种，不自觉中降低了散文的格调）和思想苍白（不少散文内容屑碎、思想苍白，甚至是无话找话且多为废话，损害了作家的名声）。即便如此，20世纪90年代的散文创作仍然以其探索和实绩为中国散文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应该把90年代的散文思潮置于整个20世纪散文创作的历史中去考察，放眼全局又做具体分析，全方位地探讨其潮起潮落的原因。
时至今日，散文发展的90年代已与我们具有相当的距离。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距离，使我们具有梳理与反思的某种可能性。不论当时的我们如何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而急于为每次刚出现的散文潮流来感性地命名，甚至不无武断地盖棺定论，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时隔多年之后我们的反观与思考。而这种梳理与反思，既能正确总结其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并且对于繁荣当前及今后的散文创作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注释：
於可训，著名文学教育家。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与评论，文学活动和学术研究先后涉及文学评论、中国新诗、中国现当代小说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等多个领域。个人专著有：《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新诗体艺术论》、《当代诗学》、《小说的新变》、《批评的视界》、《新诗史论与小说批评》，主编著作主要有：《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小说家档案》、《“我读”丛书——当代文学新秀解读系列》等。曾获宝钢教育奖，湖北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湖北省第三届文艺明星奖，湖北省文艺论文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文联第三届文艺论文奖二等奖，第三届湖北文学奖，第六届屈原文艺奖，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大学版协等全国性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优秀教材一等奖等奖励多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最近成了一个热点话题。就其字面的意义而言，所谓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无疑是指文学批评活动应当产生实际效果。这种效果包含文学效果和社会效果两个方面。前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与它的工作对象，即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创作现象等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看文学批评活动相对于这些对象而言，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是对该对象的思想和艺术或内容和形式所作的阐释与评价，更进一步说，则是这种阐释与评价，是否有效地揭示了该对象所显示或隐含的意义与价值。后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与文学的读者，也包括文学批评的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看文学批评活动及其结果，是否对读者产生影响和这种影响的深广程度及性质与结果如何。前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作为一种文学活动的有效性，后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的有效性；前者是文学性的效用，后者是社会性的效用；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是通过前者的效用而发生效用的。谈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不能不注意二者之间的这种依存关系。
以上，是就文学批评的有效性的字面意义或词语（概念、范畴、命题）意义而言，如就其现实性而言，则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当今文坛，存在太多无效的批评，或缺少有效性的批评。以我粗浅的观察，这种无效批评或缺少有效性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种表现，是不读作品的空头批评。说完全不读作品，可能冤枉了这类空头批评家，但粗粗浏览一下作品的梗概，或借助推介材料了解一点作品的大意，抑或抽读一些作品的章节段落，就开展批评，却是这类批评家的通病。更有甚者，是借助他人的转述，在他人的文章或发言中，掠取若干情节或命意，借鸡生蛋，就汤下面，假争鸣、商榷或多义、歧见之名展开批评，如此等等。对作品的精细阅读、对批评对象的深入了解，原本是文学批评的起点和依据。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就十分强调对文学作品的精细阅读，留下了许多丰富的经验。20世纪初兴起的英美新批评，甚至以“细读”二字为其派别的标志。这类空头批评却对文学创造的产品视若罔闻，仅凭大致的印象和一己的揣测作徒手的操练，结果既无益于创作，又有负于读者，是一种典型的无效批评。
第二种表现，是专在作战的迂回批评。这类批评又有不同的表现。其一，是赞扬作家的创作精神，常有甘于寂寞，潜心创作，数年磨一剑之类的赞词。其二，是述说作家的创作经历和已取得的成就，借当代文学史或文学界公认的评价，称颂作家的水平和能力。其三，是讲说与该作家作品或批评对象相关的理论或文学常识，以之为导引，作意欲具体评论该作家作品或批评对象的跃跃欲试的趋向和态势。其四，更有甚者，是搜罗作家的生平、创作轶事，或与作家交往的见闻，间有与作品相关的本事、原型，随意铺张，大肆渲染，迹近文学“八卦”。如此等等，这类所谓文学批评，最终都不直接深入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而是点到为止，或在需要涉及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时，绕开正道，行走两厢，顾左右而言他。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在这类批评文章中，如草蛇灰线，时隐时现，或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无法把捉其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的阐释和评价，因而也是一种无效的批评。
第三种表现，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的宏大批评。这类批评假学术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流行的宏观研究之名，且借助这种宏观研究的方法和观念，动辄高屋建瓴，以西方某家某派的理论为蓝本，构造一个宏观的理论框架，而后从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中寻找适合证明该理论的具体例证，又以该理论的观念和方法加以阐释和说明，结果所得的不是或不完全是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的独立自主或客观公允的判断与评价，而是证明了该理论的正确无误和应用于批评对象的普适性。这类文学批评虽然不拒绝阅读文学作品和深入批评对象，但因为这种“主题先行”的批评观念和方法，和各取所需的实用主义的批评态度，割裂了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性或批评对象所特有的现实性，对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同样是无效的。即使这类批评家所运用的理论，对阐释、评价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可能存在某种有效性，这种有效性也只限于与该理论对应的部分，而非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整体阐释和评价的有效性。
第四种表现，是缺少经验和感悟的纯理性批评。这类批评源于学院派长期形成的一种学术著述传统或论文写作方式，这种著述传统和写作方式，不重视作者对文学作品的感觉和经验，相反，却认为这种感觉和经验有害于学术研究的理性判断和理论表述。批评对象尤其是文学作品，在这类批评家眼里，不是一个感觉经验的整体，而是依各种构成要素，诸如题材、主题、结构、语言、方法、技巧等分类切割的碎片。批评家的工作，就在于将这些分类切割的碎片，进行理论上的说明，指出它的性能和特点，而不顾及它在整体上给人带来的审美经验和艺术感受。文学批评与一般的社会文化批评的不同之处，是它十分重视审美感悟或感性经验。虽然它最后也要像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形成一种“哲学的认识”，转换成“论理学的语言”，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上升到理性认识，但却是从感性经验出发的，离不开审美感悟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十分讲究体味、参悟、品评之类的感性活动，以此追求艺术感受过程中无穷的意境和韵味。西方文学批评在一般认识论的意义上重视感性经验的同时，也有偏重感性经验的印象主义批评，都说明文学批评离不开对批评对象，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经验和感悟。无视文学作品的感性特征，在文学批评中放逐经验和感悟，自然不能对文学批评对象作出有效的阐释和评价。
第五种表现，是以新闻、广告为手段的炒作批评。新书或新作评介，本来是近现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初级形态，在近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也是最早独立的一种文学批评样式。在常态下，这种批评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对文学作品及相关背景知识的介绍、说明，向读者推荐新书新作，帮助读者进行阅读选择，充当一种“导游”角色。其形式和内容虽然比较简要，但却包含有文学批评基本的写作要素。以新闻、广告为手段的炒作批评，虽然也大多以新书、新作推介的形式出现，但往往不是以忠实地引导读者的阅读选择，而以其活动的商业或其他功利目的为目的。这类炒作批评，往往善于借助名人或某些文学组织、出版机构的社会效应，利用纸质或电子媒体，制造新闻热点，或通过销售渠道，用广告的形式进行商业包装。虚张声势，华而不实，夸大一点，不计其余，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招徕看客，吸引眼球，是这类炒作批评的一个共同特点。结果既不能对文学作品作出客观评介，又不能对读者的文学阅读进行正确的引导，失去了应有的文学效用和社会效用。
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问题，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问题。中外文学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包括文学批评的观念、方法和模式的产生，都不是向壁虚构的，也不是冥思玄想的结果，而是针对某些具体的批评对象，或从某些文学理论和相关学科，如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等的理论派生出来的。前者是因为要回答某些具体的文学批评对象中提出的问题，并对之作出相应的阐释和评价。有些问题是文学创作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为此前的文学批评所无法回答，或不能解决的，故必须构造一种新观念、新方法，创建一种新模式，以适应文学批评阐释和评价新对象的需要，因而这些批评理论的产生，都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的。如美国学者韦勒克就认为，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取代新古典主义文学批评，一方面是由于创作“转向艺术的情感效果而引起的冲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创作“日益强调艺术家的自我表现”的倾向造成的。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当代文学批评一度重视精神分析和神话—原型，以及结构主义和各种形式主义批评理论，也是因为新时期文学创作，尤其是当时的先锋文学实验中，出现了新内容和新形式造成的。后者则是因为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其中包含有丰富的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等精神基因和思想元素，需要文学批评去感知和发现，并给予恰当的阐释和评价。因而从这些学科的理论中，就派生出了专门的文学批评理论。如社会历史批评之如社会学，道德批评之如伦理学，精神分析批评之如心理学，神话—原型批评之如人类学，文化批评之如文化学，结构主义和各种形式主义文学批评之如语言学等等。有些学科的理论，如属于社会学范畴的孟子的“知人论世”的理论，丹纳的影响文学生产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的理论等，因为包含有一种普遍性的意义，而见之于不同的批评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批评实践，成了文学批评最基本的，也是最普遍的原则和方法。可见由这些学科派生的文学批评理论，同样是为了适应批评对象的需要，因而对具体的批评对象而言，也是具备有效性的。
文学批评有效性的丧失有很多原因，市场和商业化环境的影响，以及某些功利性社会因素的作用，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显而易见的，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容易引起关注，得到矫正。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当代文学批评在顺应市场化、商品化潮流的过程中，缺少必要的自我反思和在这个基础上的理论重建。“”结束以后的新时期以来，在我的印象中，当代文学批评先后经历过两次较大的自我反思和理论重建。每一次反思和重建，最终都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和当代文学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一次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当代文学批评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对长期形成的政治标准第一的文学批评进行了历史的反思，促成了这期间文学批评标准的改变，以真实性为核心的文学批评标准，不但对正在兴起的伤痕和反思文流，起了积极的保护和有力的促进作用，而且对其中所表达的真情实感和真诚思考，也作了有效的阐释和评价。第二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随着当代文学革新潮流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先锋文学实验的广泛展开，进一步更新文学批评观念，改变文学批评方法，就成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当务之急。短短数年间，域外各种批评流派的观念和方法，尤其是西方20世纪以来各种新的文学批评模式，被纷纷引进，在这个基础上，同时也开始了文学批评理论的基础建设，1985年甚至因此被称为文学批评的观念和方法年。这期间文学批评的自我反思和理论重建，同样有效地保护和促进了当代文学革新和先锋文学实验潮流，造就了新时期文学和新时期文学批评的一个黄金时期。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我认为，当下文学批评有必要进行一次新的自我反思和理论重建，庶几能尽快改变这种无效性的批评局面，使当代文学批评能为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该书中，杨经建从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文化语境入手论述小说创作，其中关于90年代文学的“新状态”概念，显然是他出于有效地考察当代文学特质而提出的。在他看来，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现代化追求事实上已经将当代中国带到了一个新的“时空维度”，在与西方接轨的过程中，消费主义文化业已深深地在中国当代文学观念、风格上打上了烙印，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审美出现了时尚化、休闲化、形象化的特点。进而，杨经建对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精神向度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概括，将创作风格各异、流派纷呈的作家进行了精神上的划分———新理性主义、新本土主义、新民粹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表现主义，从宏观上把握了该时期中国文学与前27年以及80年代文学精神品格的本质区别，不论是坚持艺术信仰和精神操守的新理性主义，还是意义的空缺与意义的过剩奇妙地共存的新表现主义，它们都与此前文学作为政治的传声筒或政治理念的映射有了根本的不同:市场体制的到来固然携带着难以预料的对文学世俗化的诱惑与刺激，但同时文学却拥有了一改过去受制于国家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局面，具备了多样发展的可能性。杨经建对世纪末文学所作的精神划分，彰显出浓郁的理论意味和宏观的学术视野，无疑有助于廓清众说纷纭的当代小说现状，直接触及小说所承载的时代精神与文化品味，在一种整体的观照中梳理出这一阶段文学清晰的脉络。杨经建的文学批评具有强烈的存在主义色彩，这种批评底色并不是到其专著《存在与虚无———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论辩》写作、出版时才表现出来，而是在其文学批评的初期便具备了此特质。
存在主义式的文学批评直抵文学内核，规避了文学细枝末节的遮蔽，显示出大气磅礴的思维智慧。正是立足于存在主义的立场，杨经建从数千年潜移默化的家族宗法传统造就的中国家族小说的繁荣中，从《金瓶梅》、《红楼梦》一直延绵到《四世同堂》、《白鹿原》等优秀家族长篇的文学实践中，敏锐地发现了中国家族文化母题的诸多共性。在他看来，“在人类的天生的‘叙事动机’的鼓动和作用下，将潜在人类意识中的那些基本情结外化、升华为叙事文学所要讲述的内容，换言之，生命、死亡、、家族成为叙事文学古老而稳定的创作母题，也是理所当然的。”进而将中国百余年来的家族小说视为一种文化母题，它有着自己的叙事规范、结构功能和模式，是人类基本精神、民族风情在小说中的必然反映与遗存，是人类情感集体无意识的象征，“它充分体现了人类艺术的历时态与共时态的一体两面的本色”。杨经建敏锐地感觉到，家族小说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必然会朝着城镇、都市、个人体验的层面推进和衍变，其中蕴含着一种独有的沉重、悲怆美感，其根源在于“知识分子文人在种种剧烈撞击中出现的‘忧新’和‘患旧’的精神敏感病”。
同样基于存在主义的文学批评立场，杨经建对于人们所熟知的王国维的“三重境界说”也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论断。他认为，王国维身处在生存论的精神困境中，因而借助诗学的方式传达着一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即“人生困境与终极忧患与其说是在有我之境中的种种人生的苦恼与选择，不如说是人处于有我之境中却要去追求与实现无我之境的困惑”。于是，王国维的三重境界在存在主义视野下得到了重新理解:“其中的第一境乃俗境，人在俗境中却想超越此俗境去追求理想之真境，故有‘望尽天涯路’之叹;第二境乃处于真境中的人，然而因为他太不食人间烟火了未免过于寂寞凄凉，所以只能是‘为伊消得人憔悴’;到了第三境，人终于豁然大悟:真正的胜境并非要完全脱离俗谛，原来在俗谛中也能实现真谛，这就是‘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以前之所以没有发现俗谛中也能实现真谛是因为没有真谛照耀之光，只有真谛之光的烛照才能使人摆脱异化现实的束缚进入自由的理想境界。如果转用存在主义的话语表述则是，通过现象学的还原使作为‘此在’的人进入本真生存的状态，人脱去生存的蔽障从‘此在’入手探询生命的本源，从而进入艺术的极度陶醉的境界———澄明之境。”
同时，在谈到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艺术审美偏向时，杨经建发现了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步入现代性进程的20世纪中国文学却延续了传统社会中艺术审美偏向于维系社会协调、团结的理而丧失了现代文学自由的品格和突破现实局限的非理，尤其是，当‘现代性’的理性精神逐渐被置于中国式政治革命运动所导致的单一狭窄的工具理性、实用理性运行轨迹后。”这样切中肯啟糸的凝练表述，在杨经建的文学批评中并不鲜见，读来饶有趣味，这与他对于存在主义哲学著作的喜爱、对于存在主义文学作品的熟读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积累的丰富阅历、人生经验密不可分。
杨经建的学术批评智慧和发现还远不止于此。他对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中西文学保持着长期的广泛涉猎和研究，因而在分析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现象时常常能够发人所未发。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很多研究者尤其是同属于文学学科内的研究者，都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只停留在概括和分析的层次，没有掌握综合批评或跨学科研究的能力，因而缺乏学理内涵。而杨经建既对西方文化与文学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又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的其它学科的知识，并且能够很好地综合、化用，因而在解决文学与文化现象时能够独具匠心。
只有以敏锐的目光定位好用力的方位，以长期的才学沉淀与缜密思维、生命意识相结合，批评家才有可能发现他人所不能发现的真知。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到20世纪90年代无疑已经发展为一个影响范围相当广泛的文学思潮和现象，充盈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话语日益成为众多女性作家的基本“话份”和权利。杨经建先生在书中巧妙地运用了“女性主义文学”概念，从而避免了“女性文学”与“女权主义文学”这些概念的无谓纠缠，认为女性主义文学“主要是以女性主体意识为本位的，以文学为切入点的艺术审美建构现象”，并且业已转入到自律性存在的状态和阶段。他从“五四”时期冰心、萧红、丁玲等女作家的创作一直联系到80年代以来的张洁、铁凝、残雪，勾勒出女性主义文学所经历的对自我、自我价值的认识过程以及商业文化进程中造成的女性文学发展存在着的“新的裂隙、诱惑与可能”。
杨经建先生关注着女性文学产生、发展的宏观语境，并真正触及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的内涵———“除了政治、经济等等的社会民权运动外，必须伴之以意识和文化的变革”;在对“私语性”写作的分析中，论者深入到女性作家的精神成长履迹中，由“房间”意象指涉到女性作家对私人经验、隐秘心理的大胆揭示与解构男性话语霸权的微妙关系，思考着当代中国女性在市场经济并非完全“自由竞争”态势下再次滑向社会边缘的危险性和窘迫性，面对着她们可能存在着的写作经验的复制与话语空间日益狭窄的缺陷，论者也就如何避免女性主义文学重新陷入到被传统男性社会“窥视”陷阱中去提出了自己的新见。杨经建的学术视野开阔，又不失对于文学细节的感悟，这是他在长期的文学阅读和理论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根底。没有长期积累的学术观察力、丰厚的学养、跨越的思维、活跃的生命感知力，是难于达到的如此警觉、睿智的批评深度的。杨经建的文学批评深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现场，既有对文学现象条分缕析的解读，又有对文学思潮及其产生根源的透彻剖析，通过对宏大历史文化语境的分析来考察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特质。他以简明扼要的方式，将创作风格各异、流派纷呈的作家进行了精神上的整体归类，直接触及当代文学所承载的时代精神与文化品味，在一种整体的观照中梳理出当代文学的内在脉络。
杨经建非常擅长把握行进中的文学现象和思想命脉，对于当前的都市文化和城市文明特质也有着正确的理解。在他看来，目前一个新的城市文化语境和社会文化背景已经形成，都市文化和城市文明逐渐地改变着过去以农业文明为核心的中国社会轴心。杨经建从中国古代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入手，对城市以经济交往为中心的性质进行了分析，廓清了城市文学概念的基本要素。因此，他将王朔视为20世纪90年代城市小说的第一人，究其原因则是王朔的小说符合了城市化时代的商业性文化要素的需要。杨经建十分赞同用“bus”这个比喻来喻指城市小说的精神要旨与世俗准则，认为判别一种文化具有生命力与否的标志就在于它对人的同化能力的强弱。同时，在对“城市民谣”体小说的审视中，杨经建将自己的思维触角延伸到了城镇民间社会、淳朴真挚的小城故事中去，展现了这类小说对自然审美理想的追求和知足常乐的生存方式;论及市情商态小说时，作者以都市商业文明景观下的生存境况为基本考察点，将张欣、王刚、邱华栋、何顿以及贾平凹等作家统统归于此类;在谈到贾平凹引起巨大争议的《废都》时，论者独具匠心地分析了小说中“四大闲人”的城市中产阶级身份和精神追求，凸现了由政治中心向市场中心转变过程中传统文人的无奈，并对中产阶级的心理状态、人生态度和生存方式、价值追求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从另外的一个侧面揭示了某类可能的真实存在。
在文学批评过程中，杨经建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和研究对象融为一体，从彼之时代、学说以及人性、人情之常理出发，由人及己，将人生经验、生命感受和文学问题完美地融合。正是因为如此，读杨经建的批评文章使人常有如沐春风却又有恍然大悟之感。这既是思维之奇，也是创新之妙。杨经建的文学批评强调文学创作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品味与时代意旨，并由此为切入点将自己潜心研究的文学现象进行了宏观扫描，体现出厚重的学术品质和宽阔的研究视野。杨经建对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现象进行审视时，不仅思考着当代小说发展的趋势和可能，而且对当代知识分子如何寻找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如何在市场挤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无形压迫下寻找新的出路作了诸多的反思。基于这一立场，他在肯定20世纪90年代城市小说繁荣必然性的同时，也对其历史理性精神的缺失表示了自己的忧虑;在审视“现实主义冲击波”现象的时候，他也对其问题意识的淡薄与过度挂靠主流的缺陷进行了批评。杨经建的文学批评在对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进行分析和归纳时，也具有直面当下、烛照现实的探索力量和由此所带来的精神愉悦，这种精神层面的努力在学术日益平面化、枯燥化的氛围之中显得尤其可贵。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他的文学批评看作是现代知识分子进行文化价值重建的一次有益尝试。
杨经建的文学批评不仅具有可以感知的有血有肉的文本支撑和细读，而且饱含深厚的社会文化底蕴。他对文本的细读与分析、感悟，为文学批评补充了来自细节的审美刺激和精神鼓动，它打开了研究者批评展开的感受力和心灵维度;而深厚的社会文化底蕴，则使他能够超越一般文学批评的狭小天地，获得思想力和观察力的飞升。杨经建将逻辑缜密、严谨的学术探究与人文精神的把握、评介融为一体，浑然天成，这种探索在当代文学的研究乃至知识分子身份确认过程中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作者：龙其林单位：澳门大学中文系
一、主体要素层：立足文学专业，以专业整体建设为依托
比较文学作为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门新兴学科，具有鲜明的综合性、跨越性、交叉性等特点。它一方面与文学专业的所有学科都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不以众多学科本身为研究对象，而是以多门学科中与跨越和比较有关的那些内容为研究对象。这一特殊的学科性质使比较文学在文学专业中的身份非常类似于专门处理国际事务的“联合国”。它的实际教学与科研功效有时虽不直接地体现在自身的具体行为中，但却可以通过许多间接的影响使整个集体受益。而这也意味着构建有效的比较文学教学创新体系，不仅可以极大地提高整个文学专业的整体水平，同时这一体系的成功构建，也必须要以整个文学专业为依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统筹规划。就潍坊学院而言，在主体要素层，潍坊学院文学院专职比较文学老师共有三人，其中两人为博士，一人为硕士，队伍建设整体层次较高。但除了对自身素质的严格要求外，比较文学教研室还尤其关注对众多教学辅助力量的争取和吸纳。目前，除了三位专职老师外，在我院实际参与这一学科建设工作的老师还另有五人。这五位老师有的来自于现当代文学，有的来自于古代文学，有的来自于文学理论，有的来自于新闻学，而且身份也各不相同，有普通老师，也有行政人员。这些老师最初大都是出于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好奇而初涉这一领域的，但是在长期的课题合作与教学研讨中，他们现在也都成了比较文学学科的中坚力量，并在实际工作中承担起了比较文学课程教学智囊团的任务，从多个方面为我院比较文学的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群策群力，共谋发展。而在学生方面，比较文学所面向的学生在以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为主体的同时，还通过选修课的形式把对外汉语、新闻学等多个专业领域的学生也吸引了过来。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比较文学在主体层面的建构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举院参与”的局面。而这种“举院参与”的模式无疑对我院比较文学的发展起了一个非常好的推动作用。首先这一模式不仅使我们有效地把整个文学院最精华的教师力量凝聚到了一起，从学术资源、人才资源上为比较文学创设了一个较高的发展平台，而且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学科壁垒，促进了其他学科老师对比较文学的了解，为比较文学在文学院的总体发展创造了一个较为和谐的人文环境。其次多领域、多方向学生的参与，也极大地提高了比较文学在学生群中的影响力和关注度。这不仅为我们教学改革的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我们的努力成果。
二、环境要素层：以重点学科与精品课程建设为契机，改善教学条件，完善监控机制
比较文学作为文学院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是其他专业基础课程的后续理论发展，它的教学往往是奠基在其他专业课程如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等的先行授课的基础上的，涉及面很广并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它不比文学史课程从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到经典的作家作品分析，都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情趣，吸引学生产生强烈的共鸣。比较文学一定意义上讲是抽象的、枯燥的、不易消化的。而另一方面受学科和研究方向的限制，高等学校比较文学的教研经费来源往往十分有限，长期以来教学条件简陋、教学资源不足，是困扰这一学科长远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传统的粉笔加黑板的简陋教学条件无疑也更加加重了这门学科的抽象性、枯燥性，并增加了教师讲授的难度和学生接受的难度。因此如何摆脱困境，寻找突破口，优化教学资源，改善教学环境，全面推进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是摆在每个比较文学教学单位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我院比较文学而言，作为对困境的反拨，从2003年起，我们就确定了以高起点的课程建设目标来实现自身超越的思路。契合当时学校大力建设重点学科和精品课程的需要，我院比较文学抓住时机，率先投入竞争、建设，经过一定的筹备，从2004年起，我院比较文学便被评为潍坊学院的校级重点学科，同时还是校极精品课程的重点发展对象。以此为依托，比较文学相对也就获得了较多的校方资金支持。现在我院比较文学教研室不仅单独享有一定的科研、教学活动基金，同时还拥有一个独立的比较文学图书资料室，藏书5000余册，另外还配有专门的电脑仪器和上网设施。这些资源、设备有效地保证了比较文学教师教研活动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而作为一种制度保障，我院比较文学教研室也采取了一些有力的监控措施来督促和规范比较文学的教学能持续不断地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如制定了各项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对影响教学质量的各个环节作了具体规定；如改革了课堂教学效果的考评主体，把考评主体由过去的学生单一主体改变为领导、专家、同行、学生“四位一体”。以一种多元、立体的考评方法纠正了以往考评制度视角单一的弊端。另外根据师生互动原理，我们还建立了师生互动反馈制度，每学期授课过程中任课老师都会通过各种渠道和教学环节及时获取学生反馈的信息。此后不断调整并完善教学活动并再反馈给学生。这种互动反馈，不仅有效地提高了教师单位时间的教学效率，而且还能及时地帮助教师找准教学创新的方向，同时也为教师发挥学生潜力和进一步地重点培养学生提供了条件。
三、功能要素层：弘扬对话精神，培养学生的人文意识
作为人文学科中一门兼具对比性、跨越性和开放性等诸多学科性质的课程，比较文学的具体学科功能无疑也是多重的，如它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新的学习平台，帮助他们把已经学过的中外文学知识统领起来；它可以给学生提供一种新的文学研究视角，让他们能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切入文学研究；它还可以建构起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是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互沟通的桥梁，大大开拓学生的知识视野。但在比较文学的众多学科性质与学科功能中，开放性以及对话精神可谓是其核心本质。首先比较文学对跨越性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的研究，不以对研究对象的异同对照为目的，而是通过联系和比较，来寻求不同文化、文学的理解与和谐共处。其次，比较文学自身也是一门动态的、以理论的不断创新为特色的学科，它既易于吸收人文学科的最新知识成果，也较少受学科壁垒的拘囿。因此，诚如乐黛云先生所说，比较文学所体现的实际上是一种人文精神，一种对话精神，它对于“培养国际精神，提高人文素质，促进跨文化沟通”[1]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无独有偶，李达三先生也同样指出：比较文学的开放性、对话性思维“能把我们从个人的心智形式与传统的思想模式中解放出来。比较的思维习惯使我们的心智更有弹性，它伸展了我们的才能，拓展了我们的视界，使我们能超越自己狭窄的地平线(文学及其他的)看到其他的关系。……比较文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创造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新平衡，求得人与机器之间的协调，庶几乎建立一种新的人文主义。”[2]在这两位比较文学大师的理解中，一种以对话性思维为主要特征的人文精神的弘扬都不约而同地被确立为是比较文学的终极培养目标。与比较文学以对话为代表的人文精神相适应，我院比较文学在功能因素层的建设上，始终把握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从教学理念、课程内容、课堂教学到综合测评都非常重视比较视阈和对话式思维习惯的培养。如在具体的比较文学课程教授过程中，老师往往非常注重引导学生通过区分不同的学派特点看到比较文学的发展性与开放性；在讲解文类学、主题学、形象学等比较文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时，也有意识地引导学生通过对话式思维去寻找、分辨和归纳不同文化、不同文学的同异点，使学生学会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以比较视域进行文学对话或文化对话。显然，这种对话式思维训练将非常有助于培养大学生成为国家需要的复合型人才。无论他们未来所从事的职业、生活方式如何的千差万别，这种对话式思维习惯以及随之而来的理解、宽容和博爱的精神将伴随他们终生，成为其内在人格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也是比较文学课程的终极教育意义所在。#p#分页标题#e#
四、实践要素层：以学生为本，重实效，求突破
教学方式的现代化，首先必须是教学思想的现代化。多年的教学经验告诉我们，引导学生喜欢一门课程是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一环。只有当学生喜欢这门课程的时候，他才会有学习的主动性，才会进入积极思维的状态，而不是仅仅为了应付考试。作为一种教学实践，新时期我院比较文学本科教学的创新，在教学理念的设定上，突出地贯彻了以学生为本的现代化教学思想，并在多项工作中予以了凸现。首先在教学内容的设定上。在反思传统比较文学教学内容过于晦涩、难懂的弊端，我院比较文学新的课程内容尤其强调教学内容的纵横两维链接。即一方面注重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现当代文学、古典文学等传统课程之间的纵向链接，另一方面注重比较文学与本院开设的非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如广播电视新闻、对外汉语等的横向链接。如在谈到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时，我们的具体授课内容既有纯文学领域多国文学的交流影响，也有中外知名记者对比较视阈的采用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介绍，同时还也糅合进我院留学生在具体文化、文学交流中的收获和感受。授课内容生动、广博，并富有时代气息，这种纵横两维链接模式极大地调动了学生深入钻研人文学科的兴趣，也有效地扩充了学生的知识视野，并扩大了比较文学在学生群中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其次在课堂建设方面，我院比较文学教研室开创性地构建了教室课堂和虚拟课堂两类课堂，其中“教室课堂”主要是指教学课堂，它强调“知、行、研”相结合，把基础理论的系统教学与科学方法的训练相糅合，把基础理论转化为多个具有较强实践性、操作性的教学知识点，鼓励学生通过分组讨论、个案研习、专题演讲等方式参与课堂教学，并以此来培养学生分析与解难的能力。而“虚拟课堂”，则是指建立虚拟网络课堂平台，它通过网络平台建设，把问题咨询、互动交流、学生作业、参考文献、教学录像等放到网上。使教学过程突破了有限课时的限制，扩大了学生课外自主学习的空间。虚拟课堂为我院比较文学师生交流、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并也成为了我院教学信息传递与反馈的主要渠道之一。而从学生角度而言“，教室课堂”与“虚拟课堂”的联合使用则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的学习场景及大量的学习素材。这一方法在学生中的反响非常好。另外，在测评方法上。鉴于文学的审美本质以及文学所特有的不确定性、不精确性和模糊性特征，我院比较文学课程在测评方法上也有意识地摒弃了以往过于绝对化的价值评判标准。如在考试内容上，我们在试卷中加大了教师自由命题的份量，不仅考察学生的记忆、理解的程度，还关注他们的知识应用与创新水平。另外在学生个人课程总成绩中不仅包括期中和期末的考试成绩，还包括平时作业和课堂练习结果。现在我们这种全新的评价方式正有力地推动着教学模式朝着素质化教育的方向转变，同时也形成了两者互动互进，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
五、教学创新的初期效果
目前我院比较文学教学创新体系的构建，无论是在推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还是在社会影响等方面都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首先，我院的比较文学目前已成为整个文学院的龙头学科，无论是在科研水平还是在教学水平等方面都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另外我院的比较文学在省内同行专业建设中也名列前茅，许多经验、方法都为其它院校借鉴使用。其次，我院比较文学开设的虚拟课堂，具有比较鲜明的特色，其为我院师生交流、学生自主学习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并成为教学信息传递与反馈的主要渠道之一。对其他学科的教学建设也具有较好的示例作用。再次，从学生能力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我院比较文学教学创新体系促进了文学院本科生的系统学习和对基础理论的掌握，同时其科研活动的参与程度和创新成果均有明显的提高或增加。在近几年的我院毕业生对母校专业建设评价与意见信息反馈中，比较文学的评价一直高居前三位。总之，在经过以上体系性教育改革之后，目前我院比较文学教学创新效果显著。不仅这一学科的生存空间得到了进一步拓展,而且学生的综合素质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而这些成绩也进一步提醒我们，新时期中国大学比较文学的教学改革必须与时俱进，顺势而动，不断吸收新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改革成果,全面提高教学过程的各个组成元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取得教学改革的最后成功。
[关键词] 伦理道德；宗法秩序；性格缺陷；悲剧宿命
拍摄于1990年的电影《菊豆》是一部由张艺谋执导、中日联合出品的影片，这是张艺谋继导演颇受争议的《红高粱》时隔两年之后推出的一部力作，同样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是却颇受西方电影评委的欣赏，这部影片先后获得第43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入围、第6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张艺谋执导的影片很多改编自文学作品，并且与原著基本保持一致。但是《菊豆》却对原著有较大改动。原著《伏羲伏羲》有着明晰的时代线索，即从“民国三十三年寒露和霜降之间的某个逢双的阴历白昼”[1]开始，一直叙述到“”结束，涵盖了几十年的时代变迁。此外，原著中的人物命运也与影片存在较大不同。原著中杨金山属于自然病死，天青是自杀而非死于天白之手，菊豆最终过着平淡而冷清的生活。除了天白之外，天青与菊豆又生育了一个儿子天黄，天白、天黄也都各自拥有自己的新的生活。电影《菊豆》将历时性的故事情景集中放置于20世纪20年代江南农村这一共时性的时空范畴中加以展示，这种更为紧凑的情节设置以及电影所采用的“阴冷”色调，给人带来了强烈的精神震撼。通过改编，《菊豆》片尾天青被亲生儿子天白扔入染池溺亡，菊豆放火自杀，这种人物命运的安排更加重了影片的压抑、阴暗氛围，同时沉重地揭示了封建宗法秩序、传统世俗文化对人性的压迫、扭曲，在旧的文化形态和封闭僵固的传统乡村环境中，人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宿命轮回的精神荒原之中，无法自救，而且永远也不会得救。这种笼罩在《菊豆》中的强烈的悲剧色彩，深刻的体现着张艺谋早期对历史、人性的反思与批判。
一、菊豆：欲望与封建伦理之间的悲剧冲突
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制度强调尊卑有别、长幼有序、贵贱有差，表现在家庭婚姻关系上便是男尊女卑。“三从四德”要求女性“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产生之后中国更是出现了大批的贞女、烈女。总之，女人的一生都操纵在男人的手中，在纲常伦理的拘束下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久而久之，女人就会自动接受这种命运，尤其对名誉和看得比生命都重要，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如果与丈夫之外的男人私通，就会被视为“”，而在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中，“万恶为首”，这是为封建伦理道德所万不能忍的。
在影片中，菊豆大胆的选择与天青，一是身体欲望的本能需求，再则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对杨金山的暴虐进行反抗，以求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与安慰。应当说，菊豆对于封建纲常伦理道德是了然于心的，但她对性的追求表现了与封建社会所标榜的贞女、烈女之间的极大不同，她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人。在她的意识中已经有了向往自由、渴望个性解放的某种萌芽，而所有的这些意识又集中地表现为她的性意识的苏醒。为了满足自己的生理欲望及其背后的心理需求，必然要求菊豆与天青冲破封建伦理道德的枷锁，而这为宗法观念强烈的中国传统社会所不能容忍的，这种生理原始欲望与封建伦理道德的冲突是结构性的、不可调和的、根本对立的。在电影中，菊豆与天青在染池旁第一次时，她不慎一脚踢掉了染布机上的销栓，使得这部象征着封建宗法秩序和伦理道德的巨大机器瞬间失去控制力，悬挂其上的红色幕布如飞泻的瀑布一般坠入血红色的染池，此时此刻，充斥屏幕的红调与菊豆欢愉的喘息似乎宣告着欲望支配下的自然之性对于封建伦理道德的胜利。
但是，当这一场景结束之后，电影却响起一段低沉而又有些凄凉的笛子独奏，这实际上也预示了某种悲剧宿命。电影在即将结束的同时也将故事推向了，天白将自己的亲生父亲天青杀死，菊豆目睹了这一切，任凭她怎么声嘶力竭地呼喊、怎么撕心裂肺地哀号，一切都已发生，而这一切也早已注定迟早都要发生。在电影结尾，菊豆一把火将这个盛满了罪恶的染坊烧毁，熊熊烈火之后必然是一片废墟，或许这昭示着菊豆那被禁锢的激情被点燃之后曾经绽放得像烈火一样，然而最终一切都将归于虚空，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将被扼杀。这才是最大的悲剧，给你希望之后，又让你看到根本没有可能实现希望，而最终陷入彻底的绝望。对于菊豆而言，释放自然欲望，必然会触犯封建伦理道德的底线，由此受到惩戒。在封闭的江南乡村环境和旧的文化意识形态之下，无论菊豆如何挣扎，她都无法自救，也不会有他救，悲剧便成了一种宿命。
二、天青：人自身的性格缺陷造成的人生悲剧
翻开中国历史，满眼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然而正如诗人曹松的那句千古感叹：“一将功成万骨枯”[2]，在辉煌的业绩、灿烂的文明背后，又有多少底层民众在历史的重压之下沉重的喘息，往往正是这些推动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的原动力，在被榨干最后一滴血汗之后而又被无情地抛向了历史的尘埃之中。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农民往往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处在文明生态链的最底端，在历史沉重的包袱与强大的惯性之下，在封建宗法观念和伦理道德的禁锢之下，精神受到摧残，性格出现缺陷，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想反抗却又不敢反抗，在痛苦与矛盾中无力的挣扎，最后也只能安于天命，祈盼来生，着实可怜、可恨、可叹、可悲！
在电影《菊豆》中，天青可以说是传统中国农民的一个象征与缩影，从影片中他有些呆滞的目光和温顺的语气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淳朴厚实甚至有些麻木不仁的人，如果不是他在偷窥菊豆肉体时眼睛所投射出的那份渴望与冲动，那他与一具行尸走肉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正如张艺谋在接受访谈时所说：“杨天青就是典型的中国人。他有贼心没贼胆，偷偷摸摸，躲来躲去，外部的一举一动都让他心惊胆战，负担非常大，心态是扭曲的、压抑的。但他同时又抑制不住本能的冲动和欲望，就像被放在煎饼锅上两边煎，两边烤，结果却落得里外不是人。”[3]
当然，即便封建宗法制度和传统文化中的痼疾给他的精神造成了极大戕害，但是天青的人性依然是善良的，当他听到从正屋房内传来的菊豆受虐的惨叫声后，偷偷地抓了一把杀猪刀，悄悄来到正屋房下，偷听房中的动静，心中实在愤恨难平，举起杀猪刀猛然砍向楼梯扶手，这时，房中的声响戛然而止，金山突然问道：“谁？”天青并未回答，金山又用一种特别严厉的口气问了一句“谁？”，天青才怯懦而又极其温顺地答道：“我。”之后又与金山扯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悄悄地取下杀猪刀，放回原处去了。在这一片段中，天青原本是怒不可遏的，但是当听到金山的声音后，他却变得沉默乃至顺从，这深刻地揭示了天青身上那种软弱无能的性格缺陷，而这也是造成他人生悲剧的重要因素。再如一例，当瘫痪在床的金山得知天白不是自己的儿子，把小孩扔到地上的时候，菊豆对着天青大喊：“毁了他！毁了他！”天青却说：“再怎么说他也是我叔啊！”后来金山不慎跌入染池而死，天青却认为是菊豆杀死了金山，而对菊豆施加金山式的虐待。由此可见，封建的道德观念和封建宗法秩序下的权力崇拜对天青已经产生了异化作用，致使他性格软弱，缺乏勇气而又自私狭隘，短暂的获得权力之后又试图去压迫别人。在封建礼教依旧占据统治地位的境况下，天青与菊豆的性关系永远是被否定的，他与天白的父子关系也永远是不被承认的，天青不能去做什么改变，固然与他的性格缺陷有关，而他性格的缺陷又是因为他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观念在作祟，只要封建伦理道德依旧存在，他的悲剧便永远是一个宿命，而这种悲剧只能是一曲悲哀的挽歌，而绝不是一首悲壮的颂歌。
三、天白：无法得救的孩子
――悲剧命运的永恒循环
鲁迅曾在其名篇《狂人日记》结尾处写道：“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4]对封建礼教发出了沉痛的控诉，指出其“吃人”的本质，并寄希望于孩子。而在七十余年后，张艺谋在电影《菊豆》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宗法秩序的历史惯性是巨大的，如果无法在人的脑海中根除这种意识，即使孩子也无法得救，不能幸免，而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只能堕入悲剧循环的历史深渊之中。
十几岁的孩子大都应是纯真可爱、善良无邪的，生活中也应是充满了欢声笑语的，但是影片中的天白却并非如此，他总是带有一种阴暗、压抑的色彩，沉默不语，表面老实木讷但性格却相当凶狠，孩子的天性已经完全被封建宗法意识所扭曲、扼杀乃至毁灭，天白已经成为一个“成人化”的孩子。从小生活在封建闭塞的杨家四合院中，即使天白年幼，却仍逃脱不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浸染，从而也无法避免悲剧命运。天白的出生就是婶侄的结果，自出生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身份的矛盾尴尬与心灵的极度扭曲，在封建礼教的熏染和父系社会中“传统父亲”拥有权力的诱惑下，天白更愿意承认生父是法律和伦理意义上的父亲杨金山，而非血缘意义上的父亲杨天青。在片中，天白以一个孩子的身份参与了两次“弑父”行动，第一次误杀了伦理上的父亲金山却露出了诡秘的微笑，这里面隐含着一种弑父的原始冲动，而第二次毫不犹豫将生父天青杀死的弑父行为，则宣告了天白命运的悲剧性：他的一生都将落入不可拯救的恐怖的伦理陷阱，无法摆脱金山、天青、菊豆的悲剧宿命。
《菊豆》的拍摄年代恰逢中国知识界“寻根”热潮的时期，此时的张艺谋也并非日后的张艺谋，他通过此片向“民族文化之根”发出了悲剧性的索问，给出自己颇为沉重的思考：“根”已经病染沉疴了，无法孕育和生长出新生命。[5]而传统父亲正是“根”染病或者衰朽的罪魁祸首，但是即便除掉传统父亲，谁又能保证“根”能够重新绽放活力！影片中的天白间接地杀死了金山，又凶狠地打死生父，后者极强地加重了影片的悲剧感。只要封建宗法社会结构下的传统文化心理没有得到清除与改造，即使发现了民族之“根”，它也是黑暗、腐朽和暴虐的，即使孕育出了新生命（如天白），其仍将重蹈覆辙，一代又一代地永恒循环着人生的悲剧宿命。
[参考文献]
[1] 刘恒.刘恒自选集（第四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2] 羊春秋.唐诗百讲[M].广州：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
[3] 张明.与张艺谋对话[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
[4] 鲁迅.鲁迅小说全集[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
关键词：高职院校语文;教学内容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5）12-0017-03
国家教委在1998年版的《面向二十一世纪，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的原则意见》中明确指出：“职业教育要培养同二十一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的，具备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的，直接在生产、服务、技术管理第一线工作的应用型人才。”由此可知，高职教育是以服务为宗旨，就业为导向，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作为基础课的高职语文课程就要紧密配合高职教育的教育理念，以职业技能的养成为主线，以职业素质的培养为核心，以满足岗位能力的要求为依托构建授课内容。因此，高职语文课程的教学内容应与学生未来从事的职业有必然的联系，探索对专业课起协助作用的某些语文知识点，更要考虑学生的个性差异，重视满足学生未来潜能发展的某些语文基础课。
一、高职语文教学内容的结构
高职语文课程教学内容是指在高职教育办学与培养目标的指导下，结合学生在校期间的专业知识，面向学生的未来职业发展，教师与学生在教与学中所包含的一切文化知识及其能力培养。高职语文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分为两大板块：一是因专业不同而灵活选择的公共必修课，如大学语文（相对于基础知识扎实，理解接受能力较强，未来从事教学与设计表演等职业的学生）、应用文写作（主要针对财经，工科类学生开设）、演讲与口才（幼儿教育、汽车营销、旅游等专业）等。二是针对学生个体差异，依各自兴趣爱好可自由选择的公共选修课，如：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民俗文化学、影视文学作品赏析、网络文学、唐诗宋词鉴赏、社交礼仪、四大名著赏析等。除此之外，在某方面有研究专长的语文课教师可开展专题讲座，开阔学生的眼界，指导学生对作品作家的深度解读，引导学生感知人类文化的精髓，实现美育教育。
二、建构高职语文教学内容的意义
（一）开设语文课程是实现高职院校办学目标的重要途径
高职院校要培养的是具备综合职业能力和全面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具体来说，高职院校就要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审美教育、创新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个体受教育的程度与层次会影响个人在工作中的贡献率。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出现的一组统计数字表明，因个体的文化程度不同，所以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也是有高低之分的。平均统计结果为：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可以使生产率提高43%，中学为108%，大学为300%[1]。这充分说明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劳动者的素质和文化程度有明显的关系。而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各行各业对人才的需求标准越来越高。而作为直接和用人单位联系，面向企业，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的高职院校，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就是其办学与培养目标的重要方面。为了让学生转换角色，胜任自己未来的岗位，培养具备职业关键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职业关键能力中的自我学习能力、与人交流沟通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创新革新能力等的培养也是高职语文课程教学的目标。语文课程承载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具有其他基础课无可比拟的优势。
（二）开设语文课程是由高职院校学生的现实情况决定的
高职院校的学生来源较复杂。有来自职业高中对口的学生，有从普通高中毕业参加全国高考统一录取的学生，有高职院校单独招生吸纳的学生。高职院校的学生就生源地而言，相对来说还比较单一，多数高职院校的招生渠道多为本省，或者六七个外省录取，这就造成了封闭的生源圈，使学生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很难有较为开阔的视域。个体的差异也比较的突出。但就总体情况而言，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语文基础知识储备量不足、不够扎实。因此，在日常的写作中，错别字多，语句不通顺，思路狭窄，就事论事。第二，知识面窄，自学能力差强人意，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较差。第三，理解能力较弱，眼界不够开阔，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把握不了本质。第四，学习热情不高，独立思考能力差，更谈不上发明创造了。这种种不利因素影响着学生对专业课的认识与学习，牵制着学生的发展。为了让学生在三年之后顺利实现角色转变，走上工作岗位，除了学习本专业的知识与技能训练外，还要有相应的辅助课弥补并完善学生先天营养不良的缺陷。为此，作为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审美鉴赏素质、写作能力，交际沟通能力的高职语文课程就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此职责。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三）开设语文课程是高职院校学生未来职业所需
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直接面向市场，为适应经济建设需要以及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开设了不同的专业，例如汽车专业、机电专业、计算机专业、商务英语、物流管理、酒店管理、市场营销、水利水电、财会、美术、音乐、旅游、机械、农林等不同专业，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课程体系和自己的课程定位。高职语文课程在每个不同的专业都应有自己的教学内容，对每个专业学生的素质培养起到应有的作用。总之，在高职语文课程教学内容中应涉及对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团结协作和社会活动能力等的培养。叶圣陶先生也曾指出：“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说多数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还不够），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2]
三、建构“一主多体，立体化网状结构”的高职语文教学内容
当今教育的学科发展已趋于跨学科、多种学科互融互动交叉发展的态势。作为以培养技术人员为办学目标的高职院校，更应该看到学科发展的交叉特点。关于学科的疆界问题，历来是人们争论的焦点，也没有哪一种观点理清各个学科的边界。其实各门学科的疆界确难像做数学题那样，通过准确的运算得出确切的答案，各学科间的相互联系才会推动各自的发展。比如，汽车专业就融合了制造、营销、审美、提升品位等方面的知识。如果一门课程长期画地为牢，其本身在激烈的竞争中很难脱颖而出，甚而还有被出局的危险。知识的跨学科性已成为未来教育发展不争的事实，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会捷足先登，获得强大的职业能力。面对这种发展态势，高职语文课程的教学内容应遵循“一主多体，立体化的网状结构”。在语文基础课与学生专业课紧密结合的前提下，开设公共必修课，再充分照顾学生的兴趣爱好，开设辅的选修课。另外，充分发挥语文教师的专长，为学生定期安排汉语言文学类的专题讲座。高职院校根据专业课的设置特点，选择与专业课衔接密切的某一公共必修课，把高职语文课程的教学内容融入专业课，实现二者的共赢。在此基础之上，尊重学生的个好，有选择地开设一些公共选修课。
（一）与专业课衔接，紧扣专业主干课
高职语文能否融入高职院校所开设的各类专业课，这的确是个问题，关乎语文作为人文素质课的地位，更直接影响高职院校学生的人文素质、语文修养和语文水平。为了使高职语文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得到充分的显示，就需寻找高职语文课程新的发展出路。路在何方？是我们语文基础课教师多年来探讨的中心话题，又是一个十分棘手的老大难问题。这个问题难以解决的最大障碍便是语文课程同高职教育的既定目标之间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因此，很多高职院校就顺理成章地削弱或取消高职语文课程。为了给高职语文课程争取话语权，发挥它在育人中不可替代的作用。针对高职院校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目标，在专业课处于绝对优越地位的前提下，将专业课和语文课进行衔接，既保持专业课的优先地位，也不放弃高职语文教育对人才培养的贡献力度，紧扣专业课，开设与专业课紧密相关的某一语文主干课，作为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建议开设“大学语文”“应用文写作”“演讲与口才”等语文类公共必修课，突出高职语文课程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人文素质性。
“大学语文”包含了文言文阅读、古代文化知识、历史典故、神话故事、诗词文鉴赏、现当代文学赏析等内容。而内容博大驳杂、难度系数较高的大学语文课，对学习者的要求也就比较高。那些汉语基础知识扎实、知识面宽泛、对文章有一定鉴赏能力的高职院校学生可选择“大学语文”为自己的公共必修课。在开设有学前教育、平面设计、动漫设计、艺术表演等专业的高职院校也可进行“大学语文”的授课任务，因为这些专业对学生的文化修养要求较高，学前教育是培养幼儿教师的，能真正成为一名教师，非德才兼备不可。平面设计、动漫设计和艺术表演等专业的学生必须对事物有自己的想法，还需要美的东西感染熏陶才会有独特的创造力。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名家名作、诗文鉴赏等是讲授的重点。同时可把古代文学中的意象群作为解读的突破口，让学生从文章中的意象入手，发掘文意，理解或深度赏析作品。
“应用文写作”是学生对实用文体的写作，即行政公文、事务文书、专业文书、日用文书的书写。“应用文写作”课的学习内容可以解决我们学习、生活、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现实问题，如寻找丢失的物品可写启事;入团入党要写申请书，自己家庭有困难，希望校方能够减免学费需写申请书;校园内有不良现象时，可写倡议书。可以说有困难的地方，就会有应用文。在所有的高职语文课程中，“应用文写作”是最具实用性、最有功利色彩的教学内容，因此，也受到多个专业的欢迎，比如，财经类的、机械类的、新能源类的相关专业都将“应用文写作”作为首选基础课程。在兼顾学生专业课与学生实际情况之下，某些专业课任务重的学生可选择“应用文写作”课作为自己的语文主干课。学生在学习中，掌握了应用文语辞的特点，写作的惯用或规范格式，篇章结构的要求，段落衔接的技巧。不仅锻炼了自己的思维水平，遣词造句能力，归纳概括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提升了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在功利目的之下又加深了对母语文化的理解与认可。
“演讲与口才”是高职院校学生训练口才的一门重要课程，是由基本理论和口才训练两部分内容组成。“演讲与口才”在理论授课时，讲清楚演讲与口才的基本原则、口语交际的技巧及其手段。在实用训练时，应加强日常交际口才、求职口才、公关礼仪口才、协商谈判口才、论辩说理口才等的训练。为了使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流畅无碍，需要培养学生扎实的理解能力、机敏的应变能力、熟练的语言表达能力。口语交际发生在特定的场景之中，因交际对象、交际场合、交际话题不同，所以谈话内容，表达方式通常也不同。在授课中结合学生的专业特点，理论知识上各个专业讲授的内容可以相同，但在具体的专业中又要有区别地进行授课。如旅游管理、酒店管理、市场营销、商务英语、汽车营销、护理专业等都直接同各种类型的人打交道，因此，一口流利、清晰的普通话，成了顺利开展工作的敲门砖、剂。在校期间训练这些专业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为他们毕业后站稳岗位，实现角色的转变至关重要。
语言文字是人类思维的工具，而个体的行动又是思维的具体表现，还可以外化为人的道德素质。因此，人的语言文字修养自然会影响到思维的准确度、宽度、深度和灵活度，进而影响到思维的质量。由此可见，语文修养与人的素质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培养学生一定的语言文字听说读写能力是我们每个高职语文教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以学生长远发展为着眼点，设置辅选修课
在上述与专业知识相融共存的公共必修课基础之上，我们更要看到学生的个性特点在未来职业发展中的隐性作用。为了满足学生的个人趣味，弥补高职语文基础课在课时数、教授内容不足的现实问题，高职语文课程教学内容还要用公共选修课来填补这些漏洞。语文课程作为我国母语文化的承载者，其肩负的文史哲知识极其丰厚，仅仅依靠一学期36课时，难以让学生对母语文化有较深较宽的认识，对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道德修养、审美情操的提升也收效甚微。面对高职院校培养技术人才的现实，建议开设“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影视文学作品赏析”“民俗文化学”“外国文学”“唐诗宋词鉴赏”“网络文学”等公共选修课。
“中国古代文学”可以古代哲学、文学流派、文学体裁、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作为讲授的重点。“中国现当代文学”将文学分期、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名家名作作为讲授重点。“影视文学作品赏析”这门选修课向学生梳理电影的历程、电视的历程、文学与影视既疏离又联姻的双重关系、著名文学作品的改编、影视剧中呈现的人文精神。“民俗文化学”向学生讲解民俗文化的缘起、发展规律，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语言民俗这四类民俗中所体现的民俗文化。“外国文学”可将希腊罗马历史文化先作总体的讲解，再进行名家名作的赏析。“唐诗宋词鉴赏”把唐诗与宋词作为两大模块，捋顺唐诗流派及代表作家作品、宋词流派及代表作家作品，唐诗与宋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这两种文学样式存在的社会历史原因。“网络文学”作为新型媒介之下的文学存在样态，可为学生梳理出网络文学的特殊生存空间，重要的网络文学（小说、诗歌、散文等），并启发学生联系现实探讨网络文学存在的主客观原因。
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育人，高职院校培养的是高技能型人才，而不是无人文素养的“工具人”。 正如杨叔子所言：“大学的主旋律应是‘育人’，而非‘制器’，是培养高级人才，而非制造高档器材。”[3]为了提升高职院校毕业生的整体素质，就需要进一步提高学生运用语文知识的能力。高职院校应既注重专业课学习，又不放弃语文课程的教学，不再使语文课成为与专业课争抢课时的外来者。让语文课程融于专业课，通过语文教师的不懈努力，将语文课程的有用性呈现出来，用事实证明它存在的必要性，进而体现高职语文对专业建设和岗位需求的服务性特点。
参考文献：
[1]周振华.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群体[J].上海社会科
学院学术季刊，2001，（4）.
[2]叶圣陶.叶圣陶教育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
版社，1994：150.
汉语言文学专业能力，指综合运用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的能力、广博的文化科学知识储备能力、优秀的语言表达能力、写作能力、阅读能力、审美能力以及敏锐地感知并吸取新知识的能力等。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能力是在专业能力的基础上，将汉语言文学各学科所涉及领域内的知识转化为实践成果或指导实践发展的能力，也包括学科毕业生运用专业知识的实践能力和水平。长春大学光华学院在学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能力培养及实训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的改革和实践。
一、围绕专业应用能力培养，科学设置课程体系
首先，在突出专业核心课程的基础地位以保障学生的专业素质的基础上，增设并强化部分对学生专业应用能力培养作用较大的课程。汉语言文学专业主要包括文学类、语言类两大课程群。为保证专业基础课的整体性和稳定性，本专业的核心课程如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学理论、写作在我院继续开设。通过专业基础课的学习，使学生把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本知识结构，形成汉语言文学专业领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围绕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几项基本应用能力的培养，设置了相关课程，形成课内教学指导与课外第二课堂活动相结合的方式。写作能力的培养主要定位于应用性文体的写作。叶圣陶曾说：“大学毕业生不一定要能写小说、诗歌，但是一定要能写工作和生活中实用的文章，而且非写得既通顺又扎实不可”。为此，我们压缩了写作基础课的学时，增加了应用写作、新闻与采访写作、学术论文写作系列课程，引导学生进行不同文体尤其是应用性文体的写作训练。根据学生实际写作基础，对文章字数不作过多要求。创建文学社，积极鼓励学生投稿。主讲教师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网站上创建“雏鹰习作”平台，发表优秀的学生作品，并以作品发表的数量作为期末考核的重要依据。具体实施方案及考核要求由课程主讲教师完成。同时，文学史及文学理论主干课程，结合学生写作能力培养目标，要求大一的学生能够完成“读书笔记”；大二的学生能够完成“热点评述”、“问题综述”；大三的学生能够进行“读书报告”及“学科论文”的写作。具体实施过程及考评措施由相关主讲教师负责。围绕口语表达能力开设《演讲与口才》课程，同时结合《现代汉语》语音部分，对学生进行普通话规范及表达能力的训练。《演讲与口才》课程突出课堂实训，并采用精讲精练的方式，考核方式以口试为主。同时定期举办诵诗会、演讲比赛、辩论赛。围绕文章阅读解读能力的培养，开设《先秦文史哲精读》、《论语研读》、《外国文学名著经典精读》等经典文本解读类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不同风格作品的赏析方法。文学类课程除了基本的文学思潮及知识点外，要求教师用主要精力引导学生阅读、感悟作品，以培养学生阅读元典的能力。
定期开展读书报告等活动，强化对学生课外阅读的管理，使课内课外有机结合。其次，分设专业方向，开设系列专业技能类课程，以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此部分课程主要根据市场“出口”确定课程内容，使学生的专业学习能与社会工作接轨。目前针对汉语言文学的专业特点结合就业需要，开设了教育教学方向、新闻传播方向、文秘文员三个基本方向，实施低年级通修专业基础课，侧重培养专业基本能力；高年级分流主修专业方向选修课，侧重培养主攻方向能力的模式，并鼓励跨专业方向兼修，以适应学生就业流向多元化的趋势。再次，加强开设专业拓展类课程，如中国文化史等，开阔学生的视野，拓展学生的社会工作适应性。同时适当压缩专业深化类课程，保留一些对于完善学生专业知识能力结构，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的课程和系内特色课程，如文献学、中国文学批评史、比较文学、西方文论等。增加选修课门数，扩大学生选择的自由度，整体课程体系突出“开放式”和“动态型”。开放式指课程向就业所需课程辐射；动态型指除决定专业性质的专业核心课程系教育部规定的公共基础课程外，部分课程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毕业生就业趋势以及学生选择意愿适时调配。课程体系改革与建设为学生专业应用能力的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以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加强保障专业应用能力培养
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基础性综合性强、适应面宽等多方面优势，但在以科学技术、物质生产、经济指标为价值尺度的现代社会，却凸显劣势。尤其是独立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由于成立时间较短，基本沿用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加之生源素质的差异，培养的学生很难与一本、二本院校的同类专业学生相抗衡。因此，只有注重应用能力的培养实现“错位竞争”才能更好地生存发展。学生专业应用能力的形成除了基本课程的调整外，还需增强实践教学环节来保障。根据汉语言文学专业特点和未来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在切实提高学生理论水平的基础上强化实践教学，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已成为高校研究的重点课题。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环节内容主要为学院统一规定的课内实训、毕业见习、毕业实习。但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就业面较宽，很难进行统一的实习，大多采用分散实习方式，指导教师很难进行跟踪指导。因此我们将实践课与活动课列入正式的课程体系，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变过去积极分子个别参与的实践活动为普及式教育，使每个学生都在实践性环节中受到专业技能与职业技能训练。同时，鼓励学生在校期间积极参加与本专业相关的各类资格证书考试。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职业竞争力。
三、以教学方法的改革强化专业应用能力的培养
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式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尤其是独立学院的学生学习基础差，缺乏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课堂听课状态及课堂纪律都与其他本科类院校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教师讲什么、讲多少不是首要问题，学生学了什么、学了多少才是最重要的。基于此情况，我们尝试运用了以下教学方法。
1.运用“系统讲授法”，建立学科知识结构大学低年级学生尚未形成所学专业的知识结构，同时独立学院学生由于入学分数较低、知识面较窄，因此要对学生进行系统的讲授，使学生对汉语言文学主干课程的基本原理有一个整体认识。合理地使用系统讲授法或案例教学法有利于学生建立系统的知识体系，使学生打下牢固的知识基础。为避免出现“一言堂”的情况，可以设计讨论等环节。
2.倡导“学导式”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学科思维方式这一方法主要在高年级实施。随着学生专业理论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课程内容逐步深化，教学方法可以逐步过渡到以“学导式”学习方法为主。所谓“学导式”学习，就是让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主动地探索、发现，从而增强思考力和创造力，培养创新精神。倡导学在导前，凡是学生能独立完成的课程内容，尽量让其主动完成，教师主要进行过程指导。这种课程形态的核心是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强调一种主动探究式的学习，形成学生的自学能力。教师的指导更多地体现在组织和服务上。师生可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课下讨论交流，使教师对学生的指导由课内延伸到课外，也使学生在探究性学习中充分展现自我，增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