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5 17:08:4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古代的文化常识，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技校生 中国古代文化常识 兴趣激发
中科院院士杨叔子先生曾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没有先进技术，一打就垮；而如果没有人文精神，不打自垮。” 人文精神的塑造离不开教育，尤其是社会历史文化的教育。中央电视台的名嘴——朱军，在做节目的时候曾闹过一个笑话，他在谈话时将对方的父亲称为“家父”。这件事一度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就是因为他没有弄清楚称谓中的敬称和谦称，所以才会犯这样的错误。笔者所在学校的学生连请假条都写不好，不但不写“尊敬的某某老师”，甚至连“老师”俩字都不写，直接就是“我今天病了，请假两节课”，然后大笔一挥，在落款处签上他或她的大名，前面也不写“学生”二字。远至名人，近至我们的学生，对于古代文化常识的了解都是不够的。因此，学习古代文化常识，并将它作为本校语文课堂教育的补充，是学生在语文基础课业中放松的极好的清凉饮料与滋补剂。
一、学习古代文化常识的意义
（一）古代文化常识概括了古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适当积累有助于学习文言文，对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也有着重要作用。
（二）读史使人明智，古代文化常识能帮助我们吸取古人的经验和教训，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丰富我们的思想和知识，帮助我们解放思想、增强创新精神，使我们更有智慧。
（三）古代文化常识了解得多，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个人素养。通过学习，引导学生关注古代文化常识，如论语、唐诗、宋词或者一些有气节的文人，帮助自己找到方向，培养文明礼仪，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四）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了解古文化常识可以增强民族自豪感。
古代文化常识是前人长期生活经验的重要总结，涉及面较广，包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但是，由于知识性太强、趣味性不够等原因，学生对于此模块的学习积极性不够，导致古代文化常识缺失的现象更加严重。技校生对于古代文化常识的学习更是认为，“此模块可学可不学”，态度消极怠慢。
二、对技校生古代文化常识缺失原因的分析
（一）学生学习兴趣低，态度不端正。技校学生大多来自于在九年义务教育中被淘汰出局的学生，甚至有的来自于初中没毕业就在社会上四处打工又被家长揪过来接受“回炉”再教育的学生，他们有的是抱着“到技校长身体，学知识无所谓”的心态来学习的。这些文化基础知识先天不足的学生普遍存在“混张文凭，好找工作”的思想，对课堂上的学习直接由听不懂变为听不进，进而变成反感。学习缺乏兴趣、态度不端正等给高效课堂带来了许多困难。
（二）技校教育是以一定的专业教育为基础的，专业教育是技校教育发展中的抓手，语文课被划分为基础文化课，在课程设置和平时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都不被重视，甚至提出“基础文化课要为专业课服务好、让好路”的观点，既然从课程设置上看，文化课不被重视，那学生也就顺势不重视了。
（三）一些学生的自我意识呈现功利化、现实化的趋势，古代文化常识知识性太强，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不大，以致学习和生活脱节，因此，学生积极性不高。
三、完善古代文化常识课的对策
古代文化常识作为语文基础课业中补充的“清凉饮料”与“滋补剂”，作用不言而喻，对于完善古代文化常识课堂，本文从课堂教学的角度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一）创设情境，激发兴趣。中国最早的教育家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知者。”可见，只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激发其求知欲望，使其真正体会到“好学之乐”。古代文化常识由于知识性太强，对生活的直接指导意义不大，因此学生都不愿学，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发挥主导作用，将所学知识和学生实际结合起来，调动学生求学的积极性。笔者曾在教学“天干地支纪年法”时，以算命先生如何算命来导入，这样学生的兴趣一下子就被激发了。然后，讲解完再给学生进行示范，让学生利用学到的方法自己计算，这样学生就了解到我们日历中的某某年是怎么推来的。
（二）引进讨论，拓宽思维。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以学生为主体的集体对话和互学形式，进行学生之间或师生之间的多向信息交流，以实现教学目的。古代文化常识由于知识性太强，“满堂灌”、“一言堂”的教法都不利于课堂的高效进行。采用讨论法，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又可以调动学生的思维，挖掘学生的潜力。如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在古代，怎么样才可以当官？让学生进行讨论，明确古代科举考试制度为我国选拔人才做出的重要贡献。
（三）联系实际，还原生活。学生对自己身边的文化总是倍加亲切，也最熟悉的。在教学中，教师尽量还原古代文化常识，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如古代的学校与书院和我们今天的学校概念是否一致？课程内容是否相同？让学生了解到，我们能坐在教室学习是多么来之不易，今天学习的课程都是千百年来的经验积累的，在教学的同时进行德育渗透，转变学生的学习态度。
在校企合作和毕业生就业实践中，企业和社会反馈的信息更多地强调毕业生的素质要求，而把技能要求放在第二位。语文课在学生的素质教育中承载着不小重担，寓教于乐，寓教于人，是我们的追求。古代文化的常识教学要根据古代文化常识的基本特点，将知识的教学贯穿学生的实际生活，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让学生学到更多的文化常识，提高自身素质，达到用人单位的用人需求。
参考文献：
[1]陈德勤.浅谈初中文言文教学的几个重要环节[J].中华活页文选（教师版），2009（06）.
一、趣味汉字教学与字音、字形教学相结合依据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新课标》的内容，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识字与写字”依然是一项比较重要的教学目标。可是，传统的识字、写字教学大都是单一的“讲解”“抄写”“听写”模式，十分枯燥，大量的重复工作，让学生对文字产生了极大的厌烦情绪和逆反心理，教学效果很难达成。因此，此时汉字的趣味教学就能起到比较显著的效果，汉字的趣味教学，通过有趣的汉字故事，以及教师生动、形象的描述，让一撇一捺写成的汉字丰富、立体、鲜活起来，能够加深学生对汉字字音字形的记忆，自然能够收到较好的识记效果，也能大大提升学生写字的兴趣。
（一）趣味汉字教学有利于学生对形声字的理解。形声字的教学难点在于让学生真正理解“形旁”“声旁”的意义，并能够将其融会贯通，深入理解形声字的意义。在教学这一课时，我特意给学生讲了一个有关的故事：一个财主少爷见一位美丽的少女在木桥上淘米，便上前有意戏弄，吟道：“有木便为‘桥’，无木也念‘乔’；去木添个女，添女便为‘娇’；阿娇休避我，我最爱阿娇……”结果，少女也是读过书的，对这样的财主少爷十分厌恶，不客气地说道：“有米便为‘粮’，无米也念‘良’；去米添个女，添女便为‘娘’，老娘虽爱儿，儿不敬老娘……”财主少爷碰了一鼻子灰。这个小故事中少爷和少女的打油诗通俗易懂，涉及了“桥”“娇”“粮”“娘”四个形声字，通过偏旁的拆分与组合，把形声字的基本特点既形象又生动地展现出来。对联对得妙，同时加强了学生对形声字的辨别能力，让形声字的教学更富有生趣。
（二）趣味汉字教学有利于学生对字形的记忆。会意字、象形字与形声字相比，更富有形象性，相对比较容易理解，但是由于现代的简化字与造字时的文字相比，有的地方已经简化，不再是最初的模样，这时，学生理解起来就比较困难一些，因此需要教师在教学时配合教学内容加上生动、活泼的趣味讲解，学生对于字形就能形成更深的印象。比如“忐忑”二字，就是会意字，表示的是心神不定的意思，字形表示的是：心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上上下下的，就像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这怎么能够宁静呢？教师在讲解这两个字的时候，可以配上形象的多媒体动画，表现出“心”上下不宁的感觉，通过这样有趣地讲解、展示，学生就会很直观地记忆字形，并形成十分深刻的印象。许多汉字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进行趣味讲解，比如“炎”“炙”“逐”“盥”“轰”等，都可以借助汉字自身的构字法，用形象的事物来描述或者模拟，编故事做动图，加深学生对字形字义的理解。
二、趣味汉字教学与文学常识积累相结合
新课改以来，语文教学的目标更为重视学生语文素养的培养，而这其中文学常识的积累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传统的文学常识教学往往与汉字识记教学一样容易陷入死记硬背的僵硬模式，不但十分枯燥无味，而且由于学生学习时不理解、没兴趣，常常弄得张冠李戴，唐朝的诗人变成汉朝的文学家，宋朝的文集变成了清代的著作，对于作家的作品特点、写作手法也难以形成清晰的认识。因此，在文学常识教学过程中，结合有趣的汉字故事，抓住文学常识中与汉字有关的趣味“点”来进行教学，也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利用趣味汉字记忆作家名人的字号。比如，作家老舍的笔名就起得很有意思，他的本名叫舒庆春，字是“舍予”，很明显，他的字“舍予”，就是他的姓“舒”拆开来而成，而他的笔名“老舍”也就是在字的“舍”前冠上一个“老”字。这样的拆分与组合，正是汉字的构字、构词的魅力所在。以这种方法来取笔名的还有很多，比如杨木易、李木子等。在讲解作家名人的字号时，多关注这样的“点”，自然会让学生背诵时形成较深的印象，想起姓名就能联想到字号，记忆起来更为轻松。
（二）利用趣味汉字记忆作品和作品集。比如，鲁迅先生的代表作《且介亭杂文集》，这个文集名中的“且介”两个字，就是从“租借”两个字中拆分转化而来，先生的目的是暗示自己其时所处的是“半租界”。因而理解了“且介”的由来，对于这个作品当时的时代背景、写作背景等就有了更深地了解，对作品集的记忆也更为容易了。
（三）利用趣味汉字积累中国古代的文化常识。中国古代的文化常识是比较庞大的，也是比较难以掌握的一部分语文知识。因为古代的文化常识往往涉及当时的社会背景，表述也大多是文言文，学生理解、记忆起来比较困难，因此教学时要教会学生善用“巧劲”，让学生在娱乐和趣味中积累，在形象和生动中理解。比如，关于古代“阴阳”之说，有文章说“阳，高明也”“高明”的意思就是高而光明，所以“山之阳即山之南”，对于这样的文化常识，教师在教学中，可以一边讲解字义，并引申说明其文化内涵，一边画图说明，让学生结合汉字的“趣”来理解、积累这个文学常识。
三、趣味汉字教学与汉字魅力熏陶相结合
《新课标》中，对于不同阶段的学生，不仅在“识字与写字”这一方面提出了分阶段不同目标，而且在让学生感受汉字魅力的方面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比如“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能使用硬笔熟练地书写正楷字”“能用毛笔书写楷书，在书写中体会汉字的美感”等。因而汉字魅力熏陶在语文教学中也是很重要的部分，需要教师多方努力达成教学目标，而利用趣味汉字教学展现汉字魅力是一个最为行之有效的办法。
（一）趣味汉字教学能够让学生感受汉字的艺术感。趣味汉字教学能够将汉字的起源、原理等生动形象地呈现给学生，比如“山”字，虽然只有3画，结构也很简单，但在书法家的笔下却似一幅写意的水墨画，粗重有力的笔画，绘出了一座座山峰高高挺立的形象，这也正是汉字象形因素中，模天地万物之状，展万物之灵秀的浓厚艺术力量。
（二）趣味汉字教学能够激发学生写毛笔字的兴趣。在新的课程标准中，书法已经作为教学目标被提出，因而在教学中多多激发学生学习并练习书法的兴趣，让他们养成好的书写意识和书写习惯很有必要。趣味汉字教学能够将各种字体的发展过程生动地展现给学生，对于各种古代名家的不同字帖也能形象呈现，而且辅以书法家的奇闻轶事，能够真正地激发起学生学书法练书法的兴趣。
关键词：文言文；节奏；文意；语法；古代文化常识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21-209-01
在听课和阅读优秀文言文教案时常常遇到这样的说法，“请同学们朗读课文，注意读出句子的节奏”，那么怎样就是注意了朗读节奏了呢？老师含糊其词，学生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注意节奏就是读清句读，正确停顿。停顿，是以词或词组为单位，根据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来划分的语气停顿。对于读清节奏，师生均模棱两可，但它却是学习文言文的要求之一。这里我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浅见。
首先，要理解文意。保持句子语意的完整性是停顿的基本要求。
我们在朗读文言文时，要结合平时的生活经验、以前学习文言词义的积累、页下译注和查阅《古汉语字典》等，基本弄清语意。然后在此基础上，细细体会哪些词连在一起，哪些又不该连在一起，这样读起来的文章就晓畅通顺，使人明白。理解文意划分节奏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入手：
一、按音节兼顾意义划分
例1：是以/必得躬历山川，亲劳胼胝。“是以”是因此的意思所以连在一起停顿。
例2：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由是”是通过某种办法的意思，所以也要放在一起读。
二、古今异义词朗读时要分开。古代是两个单音节词，而现代汉语是双音节词，朗读时它们之间就要停顿
例1：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句中“其”是“它们的”，“实”是“果实”。是两个单音节词，就不能连在一起读，这句话的节奏应该是，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例2：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于”是给的意思，“是”是代词，这。也不能连在一起读。这句话的节奏划分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像这样的特殊的词还有“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中“妻子”，“中间力拉崩倒之声”中的“中间”，“可以一战”中的“可以”等等。
三、古汉语固定词组不要划破
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中的“得无”，“吾城北徐公美”中的“孰与”，“有朋自远方来”中的“不亦”等等都是固定短语，这样的词应连在一起读。
正确地进行句中停顿时，可以先将句子翻译出来，确定它的基本文意，然后朗读时，保持语意的完整性，即不读破。把意思结合紧密的文字，看成一个“意义单位”，“单位”与“单位”之间往往需要一定的停顿。
其次要借助语法知识来划分。
在弄懂文言文句意的基础上，可以用语法知识分析句子结构。先判断一下构成句子的词或词组，在句子中个充当什么成分，这样也能把握文言文句子的自然停顿。
1、主语和谓语间要停顿。如：滕子京 / 谪守巴陵郡。若 / 毒之乎？ 吾父 / 死于是。佳木 / 秀而繁阴。急湍 / 甚箭，猛浪 / 若奔。水 / 皆缥碧。永之人 / 争 / 奔走焉。
2、谓语与宾语间要停顿。如：予 / 尝求 / 古仁人之心。问 / 今是何世。
3、谓语与补语间要停顿。如：刻 / 唐贤今人诗赋 / 于其上。能 / 谤讥 / 于市朝。渐闻 / 水声潺潺 / 而泻出 / 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收任 / 于败军之际，奉命 / 于危难之间。咨臣 / 以当世之事 。骈死 / 于槽枥之间。
4、主语谓语宾语间停顿。如：先帝/不以/臣卑鄙。予/尝求/古仁人之心。予/谓/之隐逸者。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
5、并列短语间要停顿。 如：山肴/野蔌。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
6、能愿动词和动词之间要停顿。如：能/谤讥/于市朝。曾不能/损魁父之丘。
7、修饰语和中心词之间的停顿。（1）充当状语的名词和中心词之间要连读，即名词作状语时，不能把状语与中心词读开。若分开读，就错将状语当成了主语，改变了的意思。如：其一/犬坐/于前。山行/六七里。
（2）偏正短语中，修饰语较长的，一般要停顿。如：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再次，还要仰仗古代文化常识来读准节奏。
关键词: 古文献学 人文素质教育 作用
随着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对人才全面素质的需求,发展素质教育尤其是人文素质教育已被诸多高校提到议事日程,并由此引发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许多高校纷纷增设文学、文化课程,譬如增加古典文学的课时,开设大学语文、诸子散文导读、书法等诸种课目,期望通过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研习,培养青年学生的艺术鉴赏力,提高思想道德境界,重振民族文化的自信力。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国际社会地位的日益提升,世界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提高,海外也纷纷掀起学习汉语的新一轮热潮。广泛而深入地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向世界其他民族介绍、传播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则势在必然。
众所皆知,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社会积累了丰厚而辉煌的文化,承载文化的古文献浩如烟海,经、史、子、集,诗、书、词、曲……门类繁多,举世罕见。文献学,尤其是古文献学,在保存和利用我国丰富的文献典籍,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作为研习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古文献学所做的工作是对古文献进行校勘注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为其他各门学科提供材料。显然,在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古文献学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是其他学科不可取代的。
由于学科知识的专业化特点和时展的自身特征,今天,人们乃至高校的年轻学子对文献学特别是古文献学,缺乏必要的基本了解。提高人文素质,提升国际竞争力,不仅仅专业的、研究型的人才需要涉猎古文献学,作为未来社会文化的建设者,高校中的青年学子都应该接触、了解古文献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的理论与方法。我认为,古文献学所提供的关于如何阅读古文献、选择何种版本的文献阅读、怎样使用中文工具书等具体的方式方法,对于大学生提升学习质量,实现学习的目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他们将来的学术之途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一
古文献学涉及的内容极其广博,尽管对于文献学的阐释,不同学者有不同的侧重,但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即其根本任务是引导人们对于文献典籍的阅读和利用。古文献又不同于现代文献,它是以文言文记录,借助于不同的载体流传至今的。所以,对于后学者,首先要疏通、把握古文献的语言文字意义。根据我多年的高校一线课堂教学的体察,当代高校的青年学子,甚至中文专业的学生,对于古代的文献典籍普遍缺乏兴趣,而一个共同的原因即是文字阅读上的障碍,由此导致畏难情绪,以及深层意义上的误读。显然,高校学生掌握一些相关的古文献语文解读方法,是进一步学习、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首要之举。
古文献的语文解读涉及三个方面:字形、字音和字义。无论汉字的字形、字音还是字义,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流变。首先,记录文献的中国文字(汉文字)不同于西文的线条性特征,不是单纯的表音文字,而是音义结合的方块文字,其形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相差很大,经历过从甲骨文到小篆、隶书、草书、楷书等主要形式的演变。汉语语音的流变明显而突出,不同的历史时期,即使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地域,汉字的发音都有很大差异。譬如古无轻唇音,上古没有f这类轻唇音,凡后代读作f的轻唇音上古时代都读作b、p一类的双唇音。至于汉字的字义、词义的古今差异更为明显。字形、字音、字义的流变特征,显然很早就受中国古人的重视并被研究。古代研究者们经过反复的校勘,对留存下来的浩繁的古文献材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然后给以详尽的注释,还原字词音义应有的历史风貌和演变历程,且分别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史称“小学”。“小学”的形成和发展,显然为古文献的语文解读提供了必要的钥匙,为揭开中国传统文化面纱提供了必备的工具。所以,涉猎、了解古书校勘的基本方式、方法,了解古人作注的基本理论和相关术语,就会有助于把握文字在形、音、义上的历史变迁,从而有助于对古文献的正确解读。
对古代经典诗词的赏析,是现代人文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而研读古代诗歌的基础则是音韵学。中国古诗追求声律,讲究节奏、押韵和乐感,特别是唐代的格律诗,为了极尽诗句乐感的抑扬顿挫、曲折变化之妙,有意将平上去入四声分成平仄两类,并规定了严格的交替格律。因此,若不具备古文献学的基本常识,缺乏必要的音韵学方面的修养,按照现在的语音朗读古典诗词,就无法理解古代诗歌的音韵之美,欣赏和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懂得训诂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对于现代学子阅读古代文献也是不可或缺少的。训诂,换现代通俗说法,就是解释,即用易懂的语言解释难懂的语言,用现代的语言解释古代的语言,用普通话解释方言。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训诂形成了自己的体例,产生了大量的术语。只有理解了这些基本术语,才能准确地把握词句的历史含义。比如,《诗经》《楚辞》等古典诗歌,不断为后学者注释,形成了“笺”“集注”“正义”“章句”之类诸多的训诂术语,学生选修大学语文、古代文学作品选读等通识课程,倘若不理解这些基本术语的含义,不仅可能对这些人类早期的经典产生误读,而且无法领略我们的先人在保护、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方面所做出的艰苦卓越的不懈努力。
汉字字形的流变,不仅折射了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和民众集体智慧的提升,而且催产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瑰宝――书法。当代学子涉猎文字学,不仅有助于古文献的解读,而且有助于书法艺术的鉴赏和审美能力的培养。
二
承载传统文化的中国古文献浩如烟海,就整体而言,他们都具有各自的价值,后学者不可能都一一通读,对于现代有明确专业的大学生而言,选择性地阅读是必要的,也是可取的。因此,解决了阅读方法,进而选择适合自身、有益于个体发展的有价值的古文献阅读。我国古代的图书,主要是以写本和刻本两种形式流传于后世,因写刻的时代不一,地区有异,写刻者的不同,抄写方式和刻写方式上的差别,使得古代图书不仅品种繁多,就是同一种书,往往还有几种乃至十几种、几十种不同的版本。这些不同的版本,不论在刻印、批校、注释等方面,都存有高低优劣之分。清代张之洞在其编撰的著名《书目答问》一书之《略例》中曾开门见山地说道:“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遍举既嫌挂漏,志趣学业亦各不同,因录此以告初学。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
青年人读书不仅要解决读什么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应读何种版本的问题,这关涉学习的效果和质量。研读中国古代文献,尤其要慎择版本,且要择其精本和善本。尽管今天“版本”一词的语义已远远超出了其历史的内涵,泛指古往今来所有以不同方法、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形成的各种不同的书本,然而,作为未来社会文化的建设者,当代青年学子通晓古籍版本学的相关基础知识,对今天的学习深造仍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版本学对于为文治学不可或缺。进行学术研究,势必要参考和依据各种图书文献,而任何一种图书文献,如果不知道它产生的时地,不了解它出版制作的情况,不明白它的源流、演变、真伪、优劣,那么它就不能用来作为参考依据,否则研究的结果或结论就不能令人信服,甚至可能造成误导。学术研究过程中,一定要慎择版本,借助版本学的知识和方法,研究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辨识精善粗劣,鉴别真伪正误,从而避免以误为善,或以讹传讹的现象,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建立在真实、准确、可靠、科学的基础上。
其次,当今高校学子接触中国古代典籍,多以提高人文素养、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旨归,有别于纯粹的学术研究。由于专业的限制,他们不可能沉溺于故纸堆中作精细的爬梳,主要是从中吸取有益于人类和个体全面健康发展的思想、道德、情感和审美力量,所以,就古典文献的学习而言,学习的重点是对古典文本所孕育的思想、情感、道德力量等内涵的辨析和把握。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都希望读到那些文字没有错误或错误甚少、内容真实可信、注释翔实的精善本,以便真切地感受不同年代人们真实的情感和思想,获取精神的滋养。显然,面对浩繁的古典文集和诗选,具备了一定的版本学常识,就会有所鉴别,有所取舍,避免遇到什么就读什么的盲目性。同时,将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进行比较、对照,还有助于了解文献(文本)不同版本所表达的思想、作者的情感取向。譬如,在校大学生都曾阅读过的《水浒传》有不同的历史版本,比较这些不同的版本,能体悟出不同年代的编撰者的思想倾向性。而阅读记载社会历史的文献,通过不同版本的对照、比较,通过基本的辨伪,还可以了解、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可以区分哪些是作了文学加工处理的野史,哪些是真实的历史。可见,具备一定的版本学常识,不至于读书时不加分析地生吞活剥。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商品物欲社会,粗制滥造的书籍俯拾即是,识别版本则至关重要。掌握了版本鉴别的基本方法,就会有双明亮的慧眼,选择吸取真正的精神营养,陶冶情操,提升自我。
三
在人类已有的古籍图书中,有一种特定类型的书籍,便是工具书。这些工具书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体现和承载,也是后人读书治学的必备工具。显然,对于今天的高校年轻学子,无论是为文治学,还是触摸古人的思想情感,在对古典文献的解读过程中,都会涉及对工具书的查找和利用,而在讲求效率和质量的今天,能快捷地使用各种工具书尤为重要。
首先,工具书是读书治学的必备工具。工具书曾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案头顾问”与“良师益友”,纵观人类历史,历代学者都极其重视对工具书的编纂和利用,不争的事实是,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曾产生了众多的工具书。在研习民族传统文化、研读古代经典的当下,工具书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为了更好地借助工具书,当代学子首先要了解中文工具书的基本种类,每一类工具书的基本功能,某种工具书的主要排检方式等。比如,就功能划分,中文工具书就有字典、词典、百科全书、类书、政书、年鉴、手册、书目、索引、文摘、表谱、图录等诸多种类;就排检方法而论,主要有字顺法、分类法、主题法、时序法、地序法等,而每种排检法中,又有很多具体的检索方法。只有掌握了工具书的这些基本常识,遇到问题时,就会有的放矢,选择合适的工具书、依据合适的检索法来查找资料,解决疑难,从而提高读书治学的效率。
掌握中文工具书的相关知识,还有助于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人类在岁月的变迁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而随着现代社会的高度发展,人类积累的知识越来越广博无垠,图书文献浩如烟海,所谓“一人之知识有限,天下之义理无穷”,仅凭一个人的博闻强记,势必如衔石填海,结果只能望洋兴叹。故,为了掌握日益庞大的知识内容,充分地占有资料,必须借助“知识宝库的钥匙”――工具书。工具书不仅仅是“工具”,其自身就承载着人类代代相袭的文化成果。因而,了解不同种类工具书的功能,能快捷使用各种工具书,就能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前人积累的优秀成果和人生经验,提高现代人的生活质量。
放眼世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提高现代人文素质,人们常提国学,倡导传统文化。显然,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是指研究中国传统的学问,实际上可用以概括全部中国古代学科,传统正是把古文献学包括在国学之内的。中国民族文化发展的历程证明,古文献学不仅属于国学,而且是国学的基础,是国学之根。读书治学要有根,根深才能叶茂,当代学子研习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充分认识到古文献学的作用,高度重视对古文献学的学习。
一、体现地理知识的歌词
1.歌名反映区域特色产业
蜀是四川的简称，蜀绣，又称川绣，是指出产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及其周边的刺绣品，是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刺绣品种。蜀绣作为我国四大名绣之一，源远流长，早在汉晋时期就被视为“蜀中之宝”，与苏绣、湘绣、粤绣齐名，是中华工艺美术中一颗璀灿的明珠，被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蜀绣也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盆地是我国第二大桑蚕基地，蚕桑业遍及四川盆地的150多个县，约占全省面积的 70%左右。四川盆地气候温暖湿润，无霜期在275天以上，一年可采桑养蚕3～4次。现在这里的蚕桑业已向丘陵地区发展，其前景极为广阔，在全国久享盛誉的蜀锦、蜀绣、巴缎就出在这里。
2.歌词蕴含历史典故与旅游地理知识
羽毛扇至今已有三千年的历史，为汉族传统工艺品。三国时诸葛亮手持白鹤羽毛做的“白羽扇”，据《语林》记载：诸葛武侯与宣王在渭边，将战，武侯乘素舆，葛巾，白羽扇，指挥三军，三军皆随其进止。后来他在刘备手下当军师，这把羽扇帮他出谋划策，屡建功绩，成为智慧和谋略的象征。
成都，别称“蓉城”、“锦官城”，简称“蓉”，自古被誉为“天府之国”，是中国四川省省会。成都历史悠久，有“天府之国”、“蜀中江南”、“蜀中苏杭”的美称。关于成都一名的来历，是借用西周建都的历史经过，取周王迁岐“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而得名。五代十国时，后蜀皇帝孟昶偏爱芙蓉花，命百姓在城墙上种植芙蓉树，花开时节，成都“四十里为锦绣”，故成都又被称为芙蓉城，简称“蓉城”。“锦官城”是因为三国蜀汉时期，成都的织锦手工业特别发达，被称为蜀锦的丝织手工艺品驰誉全国，是蜀汉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成为蜀汉政权财政收入的大宗来源。因此蜀汉王朝专门设置锦官以管理蜀锦生产，并且特别筑城以保护蜀锦生产，被称为锦官城。
成都是我国西南部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已有2 300多年的历史，是全国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文明。著名旅游景点有都江堰、青城山、武侯祠、杜甫草堂、金沙遗址、宽窄巷子等，都江堰和青城山（道教名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青城山、西岭雪山、九龙沟、九峰山、天台山、龙池森林公园等都是理想的避暑胜地。
二、违背地理常识的歌词
1.歌词违背成都气候特征
成都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由于四周高山环绕，又呈典型的盆地气候。春天来得早，通常在春节前后就春暖花开。由成都基本气候情况统计表（表1）可知，成都每年7、8两月是雨季，春季和冬季少雨。而三月正值春季，“芙蓉城三月雨纷纷”与成都气候特征相违背。
关键词：数字；历时演变；修辞；文化；象征
人们应用语言进行思维活动，并用语言进行交流，传递信息，语言是意义的载体。除语言外，还有许多载体，如文字、图画、身势语、数字符号等。其中的数字除了表示基本的数量概念外，还可以表达一些别具特色的文化意义。而不同的文化下孕育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思维方式下造就了不同的数字使用倾向，而这种倾向从某一层面上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和语言功能。
一数字在古代应用中的文化倾向
数字文化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文化现象，它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类前理性时代的原始数概念，当数字附着于数字的表面，没有被人的理性把握的时候，会被赋予种种神圣意义，而这种观念一旦产生，便有持久的传承力量，世代相沿。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认为事物都是由阴、阳两面构成的，只有阴阳相配，才会滋生万物，这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呼应的。《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由此，中国素以对称为美，所以在国人看来，双数是富有祥和意象的。从中国古代两两相配的婚配制度，到人际交往中送双份礼，生育风俗中的坐双满月，还有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追求好事成双，双喜临门，甚至是文学形式中的对联和修辞手法中的对偶、对仗，都表现了中国人对双数的独特喜爱。
数字在古代的应用中，除了表示基本的数目概念，多用于诗词歌赋中。这是因为数量词具有其他词类所不可比拟的修辞作用。尤其是两汉至南北朝时期，以数字见诗意的诗词逐渐增多。这种现象与语言的发展有关，随着语言的发展，量词增多，特别是南北朝时期，量词大量发展，数量增加，运用数量词可以增强诗歌的强烈感染力。如在《孔雀东南飞》中，首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托物起兴，“五里”和“一徘徊”渲染了全诗的依恋不舍、缠绵凄凉的悲剧气氛。
在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中，“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十六岁豆寇年华，六十岁白发垂暮。这巧妙的对比，将十六岁颠倒，时间跨度为四十四年，涵盖了一个女子的整个青春岁月，而其最宝贵的时光竟断送在深宫中，这又具有多大的讽刺意味啊。
除了在修辞上的表达外，数字还在构句和构词时起到独特的作用。像是中国古典诗词中很多的用镶嵌数字构成的对称句，在意义相互对称衬托，而在音节上和谐上口。如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辛弃疾《西江月》）、“池上碧台三四点，叶底黄鹂一两声”（晏殊《破阵子》）。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带数字的汉语四字格，其中大多是虚义用法，在结构上起镶嵌作用。比如在间隔数字“三”和“五”在一个词组中可以表示次数多或者是达到了一定的数量，例如“三番五次”、“三令五申”、“隔三差五”等。这种功能与汉语的语音和书写形式的特点有关，在英语等印欧语语言中是没有的。
除了在诗歌等文学作品中，数字在中国古代的大量使用还体现在熟语表达中，如：三岁孩儿宝八十；五十步笑百步。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八十”意味着一个人的最高年限，表示着生命的极限，“三岁看老”，这里的数字“三”就有长大，成人的意思。这是隐喻一个人的某个年龄阶段，用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数字（一般是年龄），来表示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形象生动，语气缓和且具有代表性。
二数字在现代的应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相较于古代，数字词在现代的应用方式更加多样化，多以阿拉伯数字词为主。这也跟阿拉伯数字融入汉语的程度较深有关。首先阿拉伯数字借入汉语的时间较早。唐开元年间，阿拉伯数字通过历书传入我国，由于我国早已有自创的数字系统，这套阿拉伯数字系统也遭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顽强抵抗。因此，在唐宋时期，我国官私文书中概不采用这套数字系统。至元朝，这套数字又由伊斯兰教徒再度从中亚传入我国，但仍未被采纳。直到明末崇祯年间，方以智作《通雅》才将这套阿拉伯数字正式用于汉语当中。阿拉伯数字作为一种国际上通用的数字形式，由于它引进时间比较早，影响比较广泛，已彻底融入汉语交际当中。
相较古代的汉语数字的构词，在现代汉语中，不管是构词还是句子表达时多会应用阿拉伯数字。如119、110、120、315、MP3、985工程、520（万能胶）、007（外国系列电影）等以阿拉伯数字为书写形式的词语，这是中国人在日常谈话中常常使用的一些数字词语，它们可能会是某一组织寓意特殊的代号或者是产品的型号，有常识的现代人不用设置语境一般都会理解它们所代表的意义。这些词的词义高度浓缩，简单明了，在写法上多用阿拉伯数字，因为这些词语的用法服从汉语语法和修辞规则，所以不但便于交流思想，而且还可以体现汉语的简洁和节奏明快的特点。这些特殊词语的出现与当今科技发展，进入数字信息时代，人们要求用更加快捷、简明、准确的语言来表达是分不开的。
因为数字具有很好的连贯性和排列组合性，除了构词，在现代汉语中还被大量应用于句子表达中。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手机短信、网络应用语言、数字节日等多种形式。总体看来，数字在这些具体应用下的构成角度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象形
象形是我国古代“六书”之一，用文字的线条或笔画，把要表达物体的外形特征，具体地勾画出来。汉字本身具有象形特点，中国人思维里具有这种将事物形象化的意向。
数字也具有象形特点，尤其是阿拉伯数字，这使数字文化的表象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中国人喜爱九，因为“九”起初是龙形之图腾化文字，后来演化出“神圣”之意，北京城有九门，天安门面阔九间，紫禁城房间据说是9999间。“0”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形状像“零蛋”，这种把数字象形化，在现代生活中得到大量应用，例如在手机短信中，
“9看见6说：没事儿玩什么倒立啊；0看到8说：胖就胖吧，系什么腰带啊；7看见2说：别以为你下跪我就嫁给你；2看见5说：哟，几天没见隆胸了。”
将枯燥的数字象形化，看作是各具形体特点的事物，甚至是拟人化，构成合情合理的对话，显得生动活泼。
（二）谐音
现代汉语中，阿拉伯数字在语音方面，全部采用相应的汉语数字读音，与原来外语数字的读音没有任何联系，在这一点上，完全与引进的英文字母词不同，而与日语中的汉字词有相似之处，这就使阿拉伯数字词更好的融入了汉语表达中。
谐音这种修辞方式是汉民族常用的一种语言表现形式，它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数字谐音在谐音类中表现突出，是重要的语言文化现象。汉语数字谐音或长或短，书写形式以阿拉伯数字为主，其对应的可能是汉语中的词或是句子。如：87（霸气）、809（保龄球）、1711（一心一意）、88（与英语byebye谐音，再见）、1314520（一生一世我爱你。）数字谐音是一种谐音双关，它采用一系列数字组合作为语义密码来表情达意，具有简练、含蓄之美。
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人们会赋予文字不同的文化内涵，其中以取数字谐音意象为主，或形成对某些数字的喜爱，或对另一些数字则会厌恶或是害怕，也就形成禁忌。南方经济发达的粤语区的“八”与“发”谐音，所以广东人特别喜欢数字“八”，以求生财有道，发财致富。现在对“八”的爱好已风靡在汉语里，常和喜庆,发财相联系，也有神秘色彩。电话号码中喜欢有八，汽车牌照号码最好有八，有的商店取名“518”(“我要发”的谐音)，公司企业等单位开业把含有“八”的日期选作黄道吉日，开业典礼的时间也要定为8点18分(“发一发”的谐音)。相对的东方人忌讳“4”，因为它与“死”的发音相似，而被视为一个不吉利的数字。电话号码、车牌号码尾数有四的就不受欢迎。人们尤其要避开“14”(谐音“要死”)，“54”(谐音“我死”)。
（三）方言意义
数字除了表示数目之外，还可以隐含别的意义，尤其是在方言中会有不同的表意，而这种表意具有汉民族鲜明的文化内涵。
比如“二百五”，除了表示基本的数目之外，在方言中还指傻气或是鲁莽的人，这是因为古时候人们把五百钱串起来为“封”，后来因为太重，就将其分为两份，所以二百五为“半封”，而“半封”与“半疯”谐音，所以才有了“二百五”数目之外的“傻气”意义。
“二”在古代汉语的表达中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在现在的方言中，如陕西、东北等方言中是贬意词。常用于形容人愚笨，弱智的意思。现在多用于彼此取笑的意思（有很大的玩笑成分）。而且在现代汉语中有时也会有这种表达。如“二怂，二锤子”。“那个人二得很！”像今年2月22日，星期二，农历正月二十，如此多的“2”凑到一起，这一天就被年轻人戏称为“最节”。
总体看来，数字在现代的应用，是古代应用形式的继承和发扬，像是在现代汉语中许多手机短信的构造形式，就采取了我国古代的“十字令”形式。“十字令”是我国古代数字运用的一种重要形式，它共十句，是将文字用数字连缀成文，每句开头是数字，其形式工整，读起来大多风趣幽默，通俗易懂，有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得到人们的喜爱，如：抗战时期，有人用“十字令”刻画汉奸的丑恶形象；一副奴才相，两手往下垂，三角眼发亮，四楞脸堆媚，五官不周正，六神透阴气，七寸长脖子，八两小脑袋，九根黄胡子，十分不像人。用讥讽的语调，表现出阴险狡诈的民族败类的形象。一般在古代“十字令”多用于讥讽刻画一些不好的东西。而在现代汉语中，多用来歌功颂德，或是节日祝福。如：
新的1年开始了，祝好事接2连3，心情4季如春，生活5颜6色，7彩缤纷，时时8大财，烦恼抛到9霄云外！请接受我10全10美的祝福。
这例短信巧妙地利用了具有祝福意味的带数字的词语、成语来表情达意，新鲜别致，各尽其妙。在形式上类似古代的“数字体诗”和“十字令”。
现代汉语中，这些“数字化”的语言主要存在于口语和网络语言等非正式的场合中，使用者大多是年轻人，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在报纸、电视等媒体中也会出现，有的报纸传媒为了节约版面，报纸标题和内容有时会使用数字和缩略语。尽管目前这种表达形式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应用主要是一些非正式的场合，适用人群往往限制在年轻群体中，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它应该会大量的融入寻常百姓的言谈之中。
参考文献：
[1]熊文华，汉英应用对比概论[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2]张威,许小婷，阿拉伯数字词探析[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
[3]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杨振兰，汉语词汇的语用探析[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5]葛本仪，现代汉语词汇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文/陈书秀
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古代在端午日午时,切菖蒲以泛酒中,饮之可辟瘟疫之气,故曰蒲节。《帝京岁时纪胜》曰:“五月五日细切蒲根,拌以雄黄曝以浸酒,饮余则涂抹儿童面颊、耳鼻,并挥洒床间帐,以避毒虫。”这一天,士人还于郊野或演武厅走马较射,谓之藉柳。传说师旷在这一天采艾占病,为采艾日。又传说因五日午时,头柄星正掩五鬼,送药行业在此时制百药,无不灵验,是古代的制药日。这天以五彩丝系臂上,谓之“续命缕”,可辟兵及鬼,令人不病。又以石榴、葵花、菖蒲、艾叶、栀子花插瓶中谓之五瑞,可辟除五毒(蛇、壁虎、蜈蚣、蝎子、蟾蜍,民间百姓多用此说)。“榴花角黎斗时新,今日谁家酒不樽。堪笑江湖阻风客,却随蒿叶上珠门。”这首古诗是描述当时人们欢度端午佳节的种种习俗。端午节前后,人们除了吃粽子、插艾叶之外,还要给孩子们带上香囊。
农历六月初六为天贶节。传说这天为大禹的生日,故又称神诞节。《燕京岁时记》曰:“京师于六月六抖晾衣服、书籍,谓可不生虫蠹”。据《宋史・真宗记》和宋・赵升《朝野类要》所载,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六月六,天书降,诏以此日为天贶节。这一天要辟恶驱蛊。
农历七月初七为乞巧节。历史上许多名士在这一天晒衣、晒书,遂成卫生民俗。古人还认为,这一天是化生之日。以蜡做婴儿,浮水中以为戏,为妇人生子之祥。也有做泥孩儿,巧饰金珠,七夕用以馈送,为天仙送子之祥。
农历八月初一以朱墨点小儿额,谓之天炙,以厌疫。
农历九月初九为重阳节。汉代时有宫人在九日这天饮酒和茱萸酒,后得长寿,此后民间也在九月九日饮此二种酒。
至除夕,即是年底请傩神驱逐疫鬼,每家又有门神。传说黄帝时,有兄弟二人,名神荼、郁垒,能执鬼除疫,后世祀以为神,便画成两幅图像,贴在两扇门上,后世演为对联。传说上古西方深山中有恶鬼,名山魈,人犯之即病寒热,畏爆竹声。除夕,人以竹烧火中,噼啪有声,则惊走。火药发明后,以鞭炮代之。故除夕放鞭炮,意在祛除瘟疫。
举白旗的由来
文/刘元
两军对峙时,战败的一方准备投降,就要打出白旗,战胜的一方则会停止使用武力允许其投降。
在战争中使用白旗起源于远古,但当时白色旗帜代表要求先休战进行谈判,而不表示投降。
当交战的一方打出白旗时,对方便知道另一方要求谈判,于是下令停止一切进攻活动。持白旗的一方则派出军使、号手、旗手和翻译到对方指挥部说明条件或意图。军使从展示白旗开始到再回到本方为止享有不可侵犯的权利。谈判期间双方谁也不能向对方发动进攻。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把在战争中打出白旗认为是投降,后来,打白旗就成了“投降”的标志,且一直沿用到今天。
“三”为什么在成语中遭贬
挑三拣四、丢三落四、推三阻四……你注意到了吗?这些含“三”和“四”的成语多为贬义。
细翻成语词典,发现成语里不光三和四有这个问题,三和其它任何数字只要一碰头,基本上贬义居多。如“三长两短”、“三心二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难道问题出在“三”上?
【关键词】新课标古诗鉴赏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从1993年开始至今，在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高考古诗鉴赏题从客观题转向主观题，很多省市将此题分值由6分提高到8分，分值的提高引起了师生的关注，成为高中语文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同时新课标也要求学生在了解和掌握诗歌的基本特征和表现手法的基础上，能进一步感受形象、品味语言，领悟作品的丰富内涵，体会其艺术表现力，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思考。因此提高诗歌鉴赏能力既是出于应对高考现实的考虑，也是提高语文能力本身的长远要求。
我们的学生古代诗歌鉴赏能力普遍较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诗歌本身的特点所致：用语含蓄凝练，跳跃性大，讲究余味和弦外之音；另一方面是学生阅读视野狭窄，阅读能力差，难以把握古典诗歌创作规律性的东西。这给学生的理解带来了一定的阻碍。表现在高考中就是得分率较低。如何在新课标下提高学生的诗歌鉴赏能力，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我提出以下浅显的看法：
一、从作者入手
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他的“知人论世”观就是说要对作者及作品的写作背景有所了解。要读懂诗歌，首先要做到知人论世。比如普希金的《致大海》，诗人因作诗歌颂自由而被沙皇放逐南俄，后又被押送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监管，《致大海》就是诗人在追求自由而又得不到的心境下写成的。因此，大海被拟人化，成了一个赢得自由的英雄。了解了这些，学生在朗读时就会一步一步地向诗人的心灵世界靠近。诗作往往会涉及到文学常识、生活常识、历史典故、神话传说、自然现象、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以及诗人的思想倾向、政治主张、志向追求和生活经历等。许多诗歌，人们不能很好地鉴赏它，还往往是因为不了解它的写作时代。比如，辛弃疾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其中下片写到：“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辛弃疾为什么会这么难说出口？如果不去了解辛弃疾，我们怎么能知道这里面蕴涵了他一生巨大的感慨？
二、解读言外之意
古代的作者往往以诗歌作为载体表达情感、主张、观点和态度，其表现方式有别，手法各异：或直白张扬，或含蓄隐晦，或开门见山。因此，正确评价作者的观点态度，必须建立在广泛阅读和准确理解的基础上，必须准确分析诗歌的具体内容，这样才能概括出作者在作品中表达的观点和态度。诗歌中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的跳跃性，它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意趣，昂扬生动的意趣，一种画面，闪动的瞬间即逝的美好画面，一种哲理，对生活、对自然、对人生的感悟和理解，用最简洁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给人以启迪和美的享受。诗歌鉴赏就是尽量还原其内在的真实含义，去探寻诗歌中隐含的背景，学会从整体感知和把握诗歌语表和语里等意义，解读出诗歌的言外之意。
三、辨明虚实
虚实结合是指现实的景、事与想象的景、事互相映衬，交织一起表达同一样的情感。诗从本质来说，是虚实相映的。实，是指生活形象等客观因素。虚，是指情感、氛围和格调等主观因素。对于学生，讲解太深奥或太专业的诗歌鉴赏术语名词，诗情画意，学生可能听不明白或似懂非懂。而你讲什么是实的、具体的、可触摸的；什么是虚的、抽象的、不可触摸的，学生是完全懂的。从诗的写法上来看，诗人也一般常采用以实带虚，以虚入实，虚实结合的方法。虚可生实，实可生虚，想象则是其桥梁，读者想象的介入，使得诗歌更为饱满，充满灵气，充满诗情画意。例如姜夔《扬州慢》中的虚景是指“春风十里”，写往日扬州城十里长街的繁荣景象；实景是“尽荠麦青青”，写词人今日所见的凄凉情形。由这一虚一实两幅对比鲜明的图景，寄寓着词人昔盛今衰的感慨。能够辨明虚实，对提高诗歌鉴赏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四、用心积累
反观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带有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它以独具的交际功用、文化意蕴与审美情趣跨越时空,成为维系华夏各民族的重要交际工具和精神纽带。它以古文(文言)教育为基本内容,坚持“文以载道”的指导思想,强调语文教育的社会教化功能,重视教学过程的综合性、整体性和实践性,重视根据汉语文特点进行语文训练。其实,我们民族精华的东西正是现代教育所缺乏的、忽视的内容。那么,语文教育应该走什么路才能在今天的教改中有新的突破呢?让我们回归传统教育去看看。
1.道德教育
学会做人是中国古代教育的精髓。中国古代教育家看到了思想道德素质在人才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他们把学会做人放在教育目标的首位,正如宋代教育家陆九渊所说:“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
由于教育目的是做人,中国古代学校虽然没有专门设置德育课程,可是品德教育却无所不在,思想品德教育贯穿于各种教学内容和形式之中。
首先,它贯穿于各种教学内容之中。如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学,在识字、读书、作文等常识教学中讲授如何立身处世、待人接物方面的知识。它将识字教学、知识传授和思想品德教育融为一体,在识字教学中传授知识,在传授知识中培养品德习惯,教学生如何做人。大学阶段则专门读儒家经典,学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主要是伦理道德教育。
其次,不仅课堂教学的各个方面均贯穿着道德教育,而且课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都受到道德规范的约束。为了了解学生在校外的行为表现,学校每天都要考德,逐一检查学生在家的情况,以督促他们切实遵守道德准则,使其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一致、学习和运用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学习与践行相统一,这是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的一大特点。
读书是为了明理,而明理是为了学会做人;学只是手段,行才是目的。只要真正将课内所学的行为准则切实用于指导自己的一切言行举止,身体力行,并且经常按道理去做,就会逐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而习惯一旦形成,道德教育也就取得了成功。
2.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化功能
传统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以忠孝为本的“三纲五常”。学校里教忠教孝,社会和家庭则要求人们做忠臣、孝子。学校、家庭、社会三者的要求是一致的,于是便形成一种合力,这样,学校德育便能充分发挥其效能,人们也会真正按照教师的要求去规范自己的行为。在道德品质形成问题上,环境的影响要远胜过学校教育的作用。古代教育家不仅抓学校教育,而且重视社会教化,他们紧紧扣住环境影响这一环,使其与学校道德教育的内容相吻合,从而产生了强化学校教育的作用。
3.综合性、整体性与实践性三位一体
我国古代语文教育,不是分科教学,而是综合性、整体性与实践性三位一体的教育。在教育内容上,是融识字教育与文史哲经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教育。在我国文化思想艺术史上,几乎没有纯粹和独立的哲学、经学、文学与史学著作,它们是充分交融于一体的至大至精的文化综合体,如史学巨著《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语文能力的培养和提高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积累、体悟和实践的过程。语文教学尽管也要进行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的分析与讲解,但主要是知识传授部分。要真正使学生的语文能力得到提高,还必须靠学生自身的学习和实践。强调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正是由于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历来坚持实践性原则,才造就了大量的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文思泉涌的文学神童和文章奇才。像三国时七步成诗的曹植,南朝时倚马可待的袁虎,唐朝四杰中的骆宾王、王勃等,均是得益于这一优秀的语文教育传统。
4.启蒙教育理念的实施
现代的语文教学是在教语文课本,只注重知识的传授、技能的训练,很少站在学生生活的高度来审视教学活动,致使语文教学成了学生生活的一种负担。中国古代语文教育,除了首先将学生培养成“人”外,还将文明传承、人生智慧的顿悟、生命的内在和谐与社会和谐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注重智商的培养,而且注重情商的养成,让每一个学生带着生生不息的精神,不断探索人生,不断探索人类的未知领域,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文明的精神内涵。文明借助教育给子民以终极关怀,子民又以自己的聪明智慧,以文明赋予的精神动力创造并壮大文明的生命力、能动力。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0到13岁是儿童记忆力的高速发展期,13岁以后记忆力逐渐减退。因此0到13岁是人生储备智慧的时期,是儿童的最佳启蒙期,这个时候最佳的启蒙做法就是以文明经典武装孩子的头脑,永久性记忆文明经典,一则传承文明,二则开发智力,三则顿悟觉解人生,从而冲破生命的极限,重塑辉煌的人生。儿童启蒙首先是心智的启蒙,如何做人的启蒙,其次才是智力的开发,再次才是技能的培养,中国古代教育做到了,做得很成功。而我们今天则刚好相反,本末倒置,许多人正以自己的爱心毁灭着孩子的未来。
古代语文教育的一个重点是读,不管学生是否理解文章内容,常常是先让学生把教材读得滚瓜烂熟,直到流畅背诵。古代教育家懂得利用少年的特点,在学生机械记忆力强、理解力弱的时候,让他们大量读背,多记一点“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之类的精美又富含哲理的美句、美文,或者读背一些包含自然科学常识、原理的新韵文,以备将来理解力强时享用。读,是感悟的前提;读,是理解的过程;读,是写作的基础;读,是继承的开端。没有大量具有丰富思想、情感和艺术的语文读物的熏陶,没有生活和社会经验的积累,没有对生活、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只靠几篇样板文章的学习,培养不出语文能力。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传承文明几千年而不衰的国家,只是到了近代才落后于其他民族。能够以礼仪之邦、文明国度领先世界千年,教育的作用功不可没,传统文化的价值可见一斑。只有不带偏见,不受观念影响,重新认识我们古代教育的博大精深,挖掘其合理的因素,并运用到现代社会,那才是我们教育的幸事,才是我们民族的幸事。
参考文献:
[1]教书育人.2007.3.
[2]思想、理论、教育.2008.8.
《西游记》真正的主角，孙悟空是一个。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个不守规矩的造反人物。大家都知道他大闹天宫，把玉皇大帝那里搅了个七糟八乱，又到东海老龙王那里，把龙王搅得也是坐卧不宁。他干嘛呢？要兵器。老龙王给他拿出一百样兵器，他说这不行，要重的，最后看到了定海神针。这个定海神针就是后来的金箍棒。孙悟空本领非凡，出神入化，但是倘若他一旦丢失了金箍棒，任凭他天大本领，也难免赤手空拳之忧，只落得垂头叹气。所以，从早就留下一句俗话：“猢狲没棒弄”——立时威风顿减，活画出他那嗒然若丧的没奈何的神态。可见这支棒的关系，非同小可；西天路上，七十二难，妖魔鬼怪，哪一个不是见棒心惊，闻名胆战？后来孙悟空见到哪位神仙，我记不清了，好像是有两句对话，说是孙大圣，你怎么前倨后恭，刚才那么神气，现在为什么这么低声下气？孙悟空怎么答的？我老孙没有棒了，我的棒给丢了。你看看这个棒重要不重要!
自古英雄，都有自己爱使的一件兵器，得心应手，所向无前。关云长的刀，李逵的斧……哪里数得尽!但是孙大圣，却单单让他选取了一根“金箍”之棒，端的是何缘故？它的形制到底是什么样子，是像今日戏台上的镀镍的金光闪闪的圆棍儿一条？它果真是东海龙宫中的“定海神针”吗？这个棒究竟是什么呢？所谓金箍棒，金就是黄金、金属，金银铜铁锡的金；箍就是头上有一个箍，紧箍咒的箍。我有疑问了，那么厉害的一个棒还得靠一个箍，这个棒还结实吗？我读《西游记》的疑问从这儿开始。定海神针在海里的时候并没有金箍，带箍的玩意都是不坚固的，对吗？这是常识。我曾作一文章考证这个事情，金箍棒原本是“荆觚棒”，后来但记其音，不知其字了，于是附会出“金箍”来。金应该是荆，是一种荆条，比藤还结实的一种荆，上面原是一个竹字头，不是草，这个东西最坚最硬。箍应该是觚(音估)，左边一个角，右边一个瓜，觚楞，就是棱角。中华最古的一种兵器，是一根八角棒，就是用这种荆条子做成的，尖极了，这个东西叫殳(音舒)，是中华兵器的老祖宗。后来，比如说丈八蛇矛、青龙偃月，都是荆上面安上个头，也是殳演变来的。为什么这个东西能够降妖捉怪呢？哪来的？跟桃木有关。桃木是辟邪的，这是我们中国人民间最起码的知识。我们过年贴对子，就是春联，春联的原型不是纸写的，而是木头的，是两根桃木棒，挂在大门左右。桃木棒就是古代的殳，就是荆觚棒。觚，觚楞，八角，不是圆的。荆觚棒在民间一传说，讹了音，才变成了金箍。
我这篇文章考证了、引了很多古书，辩证了许多不对的说法，但问题不仅仅在这儿，还跟《红楼梦》有联系。贾宝玉的通灵宝玉上刻着：一除邪祟……诸位，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明白了。贾宝玉的通灵宝玉和孙悟空的金箍棒是一个老祖宗分下来的，大小不同，作用一致：辟邪。有趣极了。这种小玉棒，古代有专门名称，我买到过一种类似的，是汉代传下来的，上面也刻着字。这属于我们的民俗学问，中华民族民间的风俗习惯，里面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比如说五月端午节，那是古代搞大规模卫生运动的时候。第一次洗澡，悬艾人，葫芦里装着避虫子的药——雄黄，还有雄黄荷包，雄黄酒，都是为了消毒、辟邪。小说里面离不开民俗，我们重视、欣赏、钦佩、忘不了这四大名著，原因复杂得很，但可以归结一句话，请诸位一定要加强对我们中华民族基本的理念、知识、道德、观念的了解。然后你再读这四大名著，就会左右逢源，会更加明白它们的文化内容。
（选自《周汝昌评说四大名著》，中华书局）
走进名师课堂，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纷纭各异的教学风格当中，都包含着一个“趣”字。在他们的课堂上，学生学得轻松，学得愉快，也学到知识，听他们的语文课，几乎成了学生一种精神享受。时下，许多语文教师抱怨学生厌学语文，不肯听讲。仔细想来，我们的课堂寡淡无味正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在日常的语文教学中怎样增添课堂的情趣呢？笔者不揣浅陋，列举“四法”，供广大同仁参考。
一、联系生活，学用结合
生活中处处有语文，脱离生活来学语文，势必枯燥无味。在教学一些课文时，可以进行实物展示，模拟操作，现场观摩，让学生真正地走进生活――用眼睛看、手指摸、嘴巴尝。在一次升旗仪式上，有个领导的国旗下讲话中明显有两个病句，随后的语文课上，我让学生回忆刚才领导的讲话，指出并修改其中的病句，学生由衷地认为，语文就在我的身边，不学好语文还真的会闹出笑话来。
二、借题发挥，增补知识
讲到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垂髫” 一词时，我将豆蔻、总角、束发、弱冠、而立、不惑、知命、花甲、古稀、耄耋、期颐等与年龄有关的一组称谓都向学生做了交代。讲解《奇妙的克隆》一文时，我向学生介绍了人类研究克隆的最新技术，以及“克隆”的知识、研究价值。教学一些古文时，我除了向学生讲解九州、四海、六合、八荒等名词外，还补充讲解了中国、中原、江东、山东、关东、 百越、淮左、三秦等古代地理名词。诸如古代的人的称谓、官职、天文历法、风俗礼仪、科举制度、饮食器用、音乐文娱、文史典籍等文化常识都可以适时地对学生作一些补充。
三、跳出书本，“东扯西拉”
在课堂上讲到余秋雨时，我为学生介绍了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特点以及他对当代散文发展所作的贡献后，又为学生介绍了闹得沸沸扬扬的“二余（余秋雨和余杰）之争”以及评论界对余秋雨为人和作品等方面存在的一些争议，让学生对文化名人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在课堂上讲到老舍时，我由老舍谈到诺贝尔文学奖，由诺贝尔文学奖谈到中国文坛的现状以及中国尚未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进而谈到近年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和他们的作品。在教学饱含亲情和友情的文章时，云南大学爆出了骇人听闻的马加爵杀人案，结合马加爵的令人发指的残暴行为，与学生畅谈了珍惜亲情友情和为人慈悲善良的意义。在讲到外国作家作品时，我与学生纵论天下形势，讲伊拉克战争，讲美国霸权主义，讲巴以冲突，讲朝鲜核问题。
四、因“文”制宜，活用教法
在教学故事性较强的课文时，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相关的碟片，从而加深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理解；教学一些易于表演的课文时，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分角色表演，在表演中获得对课文内容的领悟。同样是诗歌，也有多种教法：有些诗歌，如果教师条分缕析地讲解，势必枯燥无味；如果教师就以朗读的方法替代讲解，效果可能会更好。朗读的形式可有多种多样，例如：教师可以示范作激情磅礴的朗诵；可以让女生读，男生当评委；可以让男生读，女生做评委，直到读出诗人的感情为止。又如有些诗歌不适合高声朗读，教师可以让学生默读，动手写出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在教学学生自能悟解的课文时，笔者认为琐碎的讲解倒可能削减文章的艺术魅力。在上《散步》一课时，笔者没有多讲，简介了作者后只是为学生读了一遍课文；那一堂语文课让我终身难忘，许多学生在听读课文时潸然泪下；那一周的周记，每个学生都不约而同地写了自己的父母。
教学实践证明，只有让语文课堂趣味横生，才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彻底改变过去那种“老师在上面讲得津津有味，学生在下面听得昏昏欲睡”的课堂状况，使学生想学、乐学，对语文课堂充满期待。这样，语文素养的提高也就指日可待！
一、《三字经》在蒙学教育中的地位和社会影响
何为蒙学？蒙，取自《易·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之义。注云：“童蒙之来求我，欲决所惑也。”（1）童蒙，即初入学的儿童。蒙学，《辞海》的解释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教育内容主要是识字、写字和封建道德教育。教材一般为《蒙求》、《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书》等。没有固定年限。采用个别教学，注重背诵，练习。”（2）由此可见，古代的蒙学近似于当代的学前教育和初级小学教育。
中国古代的蒙学教育，上起周秦，下迄民国，用于蒙学教育的书籍或文献随着社会历史的递进而增益。据张志公编的《蒙学书目稿》统计有580种之多。徐梓的《中国传统蒙学书目》在此基础上作了增补，达到1300余种。蒙学教育的书籍虽然门类繁多，但基本义理都是为启智、认知、修心、养性、立德、规行等必须遵循的教范。
在诸多的蒙学书籍文献中，有一本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这就是《三字经》。
《三字经》从问世起，就以其难以比拟的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那么，《三字经》是出自何人之手呢？明代黄佐的《广州人物传·十》、明末诸生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十一》、清代恽敬的《大云山房记·二》都记述为是宋代末年区适子撰著，依据出自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有“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子所作。适子，顺德登州人，字正叔，入元抗节不仕”之语。更有人迎合此说补证为“南宋末年区适子所撰，黎贞增广”；清代邵晋涵诗在其《读得贞黎三字训·自注》中断定为：“《三字经》，南海黎贞撰。”清代夏之翰在其《小学绀珠·序》中提出了：“迨年十七，始知其《三字经》作者自先生（王应麟），因取文熟复焉，而叹其要而该也”，认定为《三字经》是南宋学者王应麟（字伯厚，号深宁居士〈1223～1296〉）撰著；清代贺兴思《三字经·注解备要·叙》中也说：“宋儒王伯厚先生《三字经》一出，海内外子弟之发蒙者，咸恭若球刀，”明确认定《三字经》是王应麟所撰。经当代学者研究，清人夏之翰、贺兴思的论断是可确信的。《三字经》问世后，虽屡有人因应世化做了诸多适变增删，依佘人之见，这些增删本非但无有多少增益，反而留下了明显的斧砍雕凿的痕迹，对《三字经》时代特征及其思想蕴含有所损毁。
在《三字经》出现之前，传统蒙学读物的句式主要是四言句式。《三字经》以三言句式这一新的面貌出现，从形式上对传统读物进行了创辟性革新，而且这种革新符合儿童阅读习惯。明人赵南星说：《三字经》“句短而易读……殊便于开蒙”。明人吕坤在《社学要略》中说：《三字经》“淹贯三才，出入经史”。“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义理。”（3）清人王相称《三字经》是“蒙求之津逮，大学之滥觞”；在《三字经注解备要·叙》中认为它是“一部袖里《通鉴纲目》”。近代章太炎称赞《三字经》：“其书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所以启导蒙稚者略备。”“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水之奇，历代帝王之统绪，诸子百家著作之原由”。是一部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内容丰富的启蒙读物，在中国古代蒙学教育中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堪称“蒙学之冠”。
《三字经》不仅对本民族、本土文化影响巨大，而且很早就在少数民族中传播。清代出现了陈格敬翻译的《满汉三字经》、崧岩富俊翻译的《蒙汉三字经》等，由此可知《三字经》在清代已为兄弟民族所接受；清雍正五年（1727）订立《恰克图界约》后，沙皇政府派来中国的学艺者就是以《三字经》为识字课本的。后来又被翻译成俄文，跨国界走出国门。道光九年（1829）俄国又在圣彼得堡出版了《汉俄对照三字经》，在俄国知识界和公众中广为诵读使用，被喻为“十九世纪的百科全书”；道光十五年（1835），由美国传教士出版的英文译本，被视为风靡世界的华夏古籍之一；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新英译本《三字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儿童道德教育丛书》。
二、《三字经》深邃义理和丰厚的文化蕴涵
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贯穿着一种精神动力，这就是“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自强不息”一词源于《易传·乾卦》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即时间不断的流逝，天体始终运转不止，君子应当仿效天体的这种精神，奋发有为，勉力向前，永不滞步。这是一种积极的进取精神，是个人健康成长发展的精神动力，也是《三字经》贯穿的基本的思想理念。
《三字经》的内容分为六个部份，每一部份有一个中心义理。从“人之初，性本善”到“人不学，不知义”，讲述的是教育和学习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后天教育及时，方法正确，可以使儿童成长为“经世致用”之材；从“为人学，方少时”至“首孝悌，次见闻”教导儿童要懂礼仪、孝敬父母、尊敬兄长 ；从“知某数，识某文”到“此十义，人所同”告知的是生活中的一些名物常识，有数字、四时、四方、五行、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等简明扼要，一应俱全；从“凡训蒙，须讲究”到“文中子，及老庄”，展示古代重要典籍和教授儿童习学的规程，胪列四书、六经、三易、四诗、三传、五子等儒家典籍和部份先秦诸子的著作；从“经子通，读诸史”到“通古今，若亲目”表述的是从伏羲神农至清代的朝代更替递嬗，中国两千多年变革发展史尽在其中；从“口而诵，心而维”至“戒之哉，宜勉力”劝诫习学要勤奋刻苦、孜孜不倦，只有自幼打下坚实的“治世”知才基础，长大才能有所作为，“上致君，下泽民”……
古代蒙教注重以人为本，首要目的是授教“做人”，教导“修身”。《三字经》的开首语云：“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在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人性”的争议向无定论。老子认为：人性像水一样，是一个自然的东西，“人性之无分善与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认为：性善是人的一种普遍的心理活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人性是本善的；荀子与孟子同为儒家的代表人物，然而，二人在人性善恶问题上却持截然相反的观点。荀子认为人生下来就是趋“利”的，饿了就要吃饭，渴了就要喝水，人性就是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而善的一面都是后天习得的；西汉儒家代表人物杨雄则认为人性是善恶混合的，学善则为善人，学恶即为恶人。其实，这些不同的观点是他们基于人这个生产、生活、文化、社会活动中的主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环境条件下的一种表现形态的感知思维，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也都不免有所偏激。《三字经》中“性相近，习相远”源自于《论语·阳货》，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并没有轻言人性，没有给人性定论，只是说人性相近，而后天的习惯与兴趣使人与人之间的天性相去甚远。先哲们尽管对人之初性善恶的观点不同，但对于后天环境对人性的影响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认可和赞同。“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本性的好坏，是可以通过教化来改变的；一个人的习惯也不是生来就有的，陋习也是可以通过教化来改善的。“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三字经》的作者是知晓在他之前关于人之初，性善恶的各种观点的，开首之语取人性本善之义，阐释“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足见其以人为本、劝人从善的理念是欲言于不言之中的。”
道德伦理是《三字经》的核心价值理念。《三字经》中：“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集中体现了“别尊卑，序长幼”的道德伦理修养。《三字经》里“三纲”指的是处理人际关系中的三个主要方面。以“君臣义”为例，它秉承了孟子处理君臣关系的思想，即“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义”、“孝”、“亲”这种真情真义无不体现了和谐的思想。即或是董仲舒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也是具有历史的积极意义的。如若“君”不能为臣所尊，不能号令臣子与天下，君也就不成为君，臣也就不成为臣，朝纲必乱，国之将倾，这是任何国度和社会所不期望的；如若父亲不能以自己的思维模式教养子女，父子关系将失去存续的基本基础，不成其为父子；如若夫不能为妇尽一家之主的责任和担当，那他（她）只是一双性器具的偶合，焉能成为夫妇？董仲舒的“三纲”在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也是不能冒然否定的。以今人的思维取向去苛求古人，否定古人，甚者批判古人，是忘根弃祖的不肖子孙。
《三字经》所倡导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不论是封建社会还是现今，是做人、做事必须具备的基本道德和最低的底线。上有道，下有德，真善美才能够彰显，社会才会和谐。
《三字经》倡导“首孝悌”。今天的社会中不赡养老人，不孝敬父母尊长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当一个人在高谈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阔论时，不尊古训，不讲“首孝悌”，对父母尊长尙且不存一颗孝心，岂能够恰谈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忠实诚心？
读书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种思维的磨炼。年轮的流转使已经逐渐苍老疲惫的古典教育中许多精髓在岁月侵蚀中散落；市场经济的大潮浪涛奔涌，物欲横流，人们的精神家园被荡涤的空旷溃颓。蒙学教育的根系不可中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不能滞弃。时代需要重新捧拾起尘封缺失的精神文化遗产，深入研习其义理，汲取其精华，延续其命脉，润泽其后世。《三字经》这一先祖遗留给后世的精神瑰宝将闪烁永辉。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