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5 17:08:5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对古典文学的看法，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知识社会学有一观点：“现实”，其实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客观存在，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由人的主观作用“建构”出的。“知识”和“学科”乃至“古典”，也是“建构”的产物，是通过人们的话语实践而由特定社会所生产出来的。（参看二书：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nchor Books，1957及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st，Routledge，1994）
什么事物都有一个来龙去脉，对某一事物来龙去脉的清楚洞悉，是把握该事物的关键。福柯把这个简单的道理应用在对某些司空见惯的概念语词的分析上，创立了话语分析的方法，对知识社会学和20世纪后期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80年代中期以来，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逐步译介到我国，对我国理论界的影响可以说也是与日俱增。很可惜，在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界，虽然也有关于新方法之利弊的种种讨论，有重写文学史的种种尝试，但是多数人似乎对这位法国思想家并不了解，也不太想去了解。的确，古典文学研究者面临的课题很多，需要读的经典、考据、校勘、注疏之类的古书都读不过来，哪里还会有闲情逸致去光顾爱出风头的当代外国人的时髦理论呢？
知识社会学和话语分析在何种意义上为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所需要，尝试用话语分析来反思一下“古典文学”或“国学”这几个看家饭碗的概念，或许能够明确一些。
首先，现代汉语中的“古典”和“文学”这两个词都有各自的外来背景。先看“古典”。
“典”是随时代和空间而发生变化的，英文中Canon一词，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经典、典范，台湾学界又译为“典律”。围绕着“典”的设定标准问题，当代西方文论有相当热烈的讨论。美国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oom）出版《西方的典律》一部大书，选出26人作为西方文学经典作家，其中既有人们熟知的文豪莎士比亚、但丁、乔叟、蒙田、弥尔顿、歌德等，也有批评家萨缪尔.约翰逊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布卢姆在序言里说，既然“典”是人为建构的，当然也是可以解构和重构的。“如果人们认为不必要有这些东西，很容易找到武器去毁掉它们。” (The Weston Canon ，New York: Harcourt & Brace，1994，p.4.) 这种做法表明，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典”之标准，甚至同一个时代的不同时段都有自己的“典”之标准和谈论“典”的特殊话语背景。试回想一下，我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如何先后把“人民性”、“阶级斗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批儒评法”、“评《水浒》批宋江”等不同名目作为“典”的判断尺度，就不难理解“典”是如何随着话语的转换而不断得到重构（recanonize）的。意识形态氛围对知识生产的制约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古典是同现代相对的概念，所以，古典文学是同现代文学相对应而划分的。但是，如果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随着时代的突变而不复存在，现代文学与当代之间的隔阂远远大于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别时，原来所称的“现代”也就成了古典。换言之，假如我们承认某些学者的判断，20世纪文学理论的成就超过了文学本身，或者承认“文学已死亡”，那么整个的文学都已成为逝去的古典了。研究文学也自然成了研究古典。
文学死亡与文学时代终结的另一层意义是，在现代传媒的革命性变革作用下，以印刷术为基础的书面文学阅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电子媒介的图象多媒体传播模式所取代，与此相应，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已经不复存在。象肥皂剧、网上互动文本等新的文艺形式，是否也应看作文学？如果也算，那么文学的边界就难以划定，至少传统定义的文学就不再有效，必然面对消亡。
古典作为一个时间性概念，有其意义上的相对性，而文学和国学作为学科性的概念同样也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性。既然古典文学研究被看成国学研究的一部分，那也不妨将二者联系起来做一点话语分析。近代西学东渐以来，“鉴西看中”或“援西释中”已经成为每一代学人无法逃避的宿命。但很多人不以为然，特别是那些出于民族防卫心态而坚守国学壁垒的人。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反对拿来西方的理论应用于本土的文学研究。但是试问一下，离开了西方知识分类与术语体系的纯粹“国学”如今还存在吗？即使我们出于主观的愿望想让它存活下来并同外来的学术相抗衡，其客观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呢？当我们说到“文学”，难道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按照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来划分的文学，而是我国史书“文苑传”中的文学吗？当你打开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看到中国文学发端于古代神话的章节时，你是否想到，在20世纪以前我们中国人还不知道“神话”这个概念，更不用说什么“中国神话”了。同样，我们所说的史诗、悲剧、喜剧、小说，无一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概念。只要翻一下《四库全书》子部“小说”类，你就不难明白古汉语中的“小说”与今日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是怎样的不同了。“国”的想象共同体（对“国”的话语分析请参拙文《山海经神话政治地理观》，《民族艺术》99年3期）已然向世界开放了，附着于一“国”的“学”又怎能封闭不变呢？如果我们再深入一层追问如下问题，国学倡导者们在“国”的幻象背后的乃至文化沙文主义也就可以由隐到显了：为什么产生于公元前后流传至今的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传》会被排斥在“国学”和各种“中国文学史”之外呢？洋洋数百万言的鸿篇巨制不能算在我国的“古典文学”概念之内，是不是概念本身就有问题呢？
还有一组相对的范畴是口传文学与书面文学。过去我们的“古典文学”和“国学”只包括记录为文本的作品，这是老概念的又一个盲视点。限于篇幅不展开谈了。
二、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古典文学研究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知识全球化的时代，它与以往时代的区别很值得人文学者深思。它不仅要求研究者改换已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而且还要改换传统的价值观和心态。特别是对待异文化的那种习惯性的自我中心和党同伐异心态。怎样才能实现这种转变呢？为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贡献了跨文化阐释方法与文化相对主义原则的一门学科，也就是率先从全球化视野审视各种地方知识，并由此而建构文化理论的学科——人类学，可以提供有效的启发。首先，人类学的训练有助于培养对“文化他者”的中性态度，在此前提下才有可能把“他者”作为反观自身的镜子，把在自己文化中早已熟知的却又习焉不察的东西加以“陌生化”。
这样做的效果是什么呢？蚁布思说：“如果我们自觉的参与到一种以上的文化中去，就有可能对创造力的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同时，这也会使我们领悟到，每一种文化传统，都有其武断性和局限性。”（《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从另一方面看，每一种文化传统，又都有其独异性和自足性的一面，具有人类学者所说的“地方性知识”的不可替代、不可通约的价值。而正如本土社会成员看不到自己社会的文化特征，不能把握其地方性知识的不可通约价值，有待于外来的人类学家的田野发现。
福柯的一位法国学友，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写过一部书《差异与重复》，其第6章题为“他者理论”。 德勒兹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人类学关于“文化他者”的看法。特别是他提出的一个公式：“他者=一种可能的世界”。（C.V.Boundas编 《德勒兹读本》英文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1页。） 同以前的存在主义公式“他人即地狱”相比，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在容忍差异、尊崇他者方面的巨大跨越是显而易见的。按照德勒兹的这个他者公式，人类若想要在未来更多的保留生存方式的多样可能性，那就毫无疑问地应当从根本上改变在前全球化时代各自独立的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党同伐异心态，开始把学习如何容忍差异、尊重差异，理解他者和欣赏他者作为地球村公民的一项必修课。然而，从攻乎异端到容忍差异，从党同伐异到欣赏他者，这种认识上、情感上和心态上转变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其阻力和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本土的人文研究者能否打破坐井观天式的学术眼界、画地为牢式的知识结构，关键在于自己的反思能力。
下文以一个具体的文学案例来说明，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如何从与封闭的知识传统相适应的单一的训诂考据，发展到比较文学的方法，又从一对一式的比较发展到与知识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多参照和通观性的跨文化阐释。
三、从传统训诂到跨文化阐释的三重证据法
从学术传统看，我国的人文学在方法论上主要以诗文评和训诂考据校勘两大线索为主。20世纪西学东渐背景下，学者们参照西学反观自身，对我国人文学术的这两大线索持不同看法，出现厚此薄彼的倾向（参看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具体而言，就是轻视诗文评的方法，因为它发端于直觉和感悟，无法有效地与西方的“科学”范式接轨；看中考据学的方法，因为它通过经验材料和逻辑分析的“实事求是”宗旨与西方的实证科学相通。这种厚此薄彼的结果，是以传统诗话词话为代表的诗文评方法的全面衰微（各种名目繁多的《鉴赏词典》似乎是它的回光返照），和训诂考据传统的发展与变化。笔者以为，从文化相对主义眼光看，西方的“科学”范式只是文化多样性中的一种，以此为普遍标准去衡量或统一所有的文化，难免遮蔽有特殊价值的“地方性知识”， 压抑“文化他者”自身存活与发展的多样可能。对“科学”万能的迷信随着“赛先生”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的霸权确立，早已被人们习以为常，不加反思。而直觉感悟的诗文评方式正是被以实证为尺度的“科学”霸权所压抑，才濒临绝境的。现在西方人对其“科学”的迷信已打破（参看霍根《科学的终结》，中译本，远方出版社1997），这有助于我们反思“赛先生”的两面性，重估诗文评方法的合理性。下面仅说明训诂考据方法的一种可能的变化方向。
（一）《天问》注释史上的争议①
屈原《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阙利惟何，而顾菟在腹？”几句，是对远古流传下来的月亮神话发问。由于年代久，那时的神话具体内容已经不可详知，所以后代学者对《天问》的理解和注释就成了两千年来的难题。自汉代以来注释家大多认为菟即兔。王逸《楚辞章句》说：“言月中有菟，何所贪利，居月之腹而顾望乎？”朱熹反对把“顾”释为“顾望”，认为顾菟是一种兔子的专名。王夫之认为，月中并没有兔子，有的只是像兔子形状的暗影，正是这种暗影使本来又圆又亮的月亮在体形和光明上都受了亏损。屈原写这两句的意思是用比喻规谏那些包容小人自损其明的人：你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以上各家解说，尽管有分歧，但在月兔这点上是一致的。20世纪闻一多写《天问释天》（《清华学报》第9卷3、4期，1934年）要推翻旧说：月中兽不是兔，亦非兔形暗影，而是蛤蟆！作者用了大量的语言学，训诂学上的证据，列举理由11条，考证“顾菟”不是兔而是“蟾蜍”，并认为月中有蛤蟆的神话早在战国时就存在。自此以后，学者多采闻一多说。汤炳正也以训诂材料为据，提出“菟”为虎说。这样，月兽之争从两种发展的三种，争论基本在训诂学的圈子里进行，是非难辨。
（二）二重证据与比较文学
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帛画的发现，使兔子与蛤蟆之争再度兴起。根据这幅在地下沉睡两千年的古画造形，一轮红日上有只黑乌鸦，一弯新月之上有一只大蛤蟆和一只小兔子。长沙本为楚国故地，也就是屈原生活的地区。帛画中神话题材的年代也同屈原相去不远，人们自然会把画中所描绘的月亮神话同《天问》的相关内容相联系，对以往注释上的争议重新考察。这正是由考古发现的第二重证据给传统训诂考据方法带来的重要变化。
与此同时，海外有学者提出中国的月兔传说是从印度输入的。钟敬文先生发表《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一文，维护闻一多的月蟾说，同时驳斥外来说：“因为印度传说带有深厚的佛家说教色彩。中国早期关于月兔的说法，却不见有这种痕迹。”“产生在中国纪元前的月兔神话，为什么一定是从印度输入的呢？”稍后，季羡林发表《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正面反驳闻一多的“蟾蜍”说，肯定传统的月兔说，并也认为是从印度输入，因为印度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吠陀》就有月兔神话。（《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第120-136页）
两人在月兔神话来源上的观点针锋相对。月兔神话是土产还是外国进口呢？按照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原则，需要找出“事实联系”，方能判定两个文化之间的文学交往关系。虽然公元前的中印典籍中都分别提到了对方国家的名称，如《山海经》称印度为“天毒 ”，印度史诗中称中国为“支那”。另一公元前的印度古书《治国安邦术》还提到“支那产的丝”，可是要使输入说成立，应找出文学交往的具体途径和证据。在没有交往的场合下，不同国度也完全可能产生相似的神话传说，这是非输入说立论的基点。
从月兔月蟾月虎的争论，发展到月兔神话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争论，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在方法上已经历重大变化。二重证据的应用和比较视野的引入，都使国学的封闭格局被打破，研究者的思路和心态也发生相应的变化。用外国的、文化他者的东西，来说明本土的东西，开始被部分人接受，当然也引发了不少怀疑和反对。
伊荣方《月中兔探源》（《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3期）一文，从月与兔的周期性变化的吻合点来解释月兔神话的类比理由，把问题引向月与兔关联产生的神话思维基础的层面：兔子生理上的特点是：后约一个月（29天）产小兔，产兔后马上能进行，再过一个月又能生产。兔的这些特点与月的晦盈周期相一致。关于月兔观念产生的时间，他以为远远早于屈原，理由是5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已有猎兔之习，“中国人对兔的观察认识至少在5万年前就已开始”。虽未直接反驳月兔神话外来说，但是说5万年前山顶洞人已有对兔的观察，显然要把这一神话“专利”发明权落实在本土。不足的是，无法证明有猎兔行为人就有月兔观念；而且5万年前的人也不宜看成“中国人”，那时“中国”尚不存在。
至于月兔与月蟾的神话想象之根据孰先孰后，兔、蟾、虎三说的训诂是否可靠，仅从训诂学考据学本身无法判定；仅从中印文学的对比看，也还不能获得全景性的总体关照。
（三）三重证据与跨文化阐释
马王堆出土的帛画表明，月中兔与月中蟾未必是对立的，二者可以并存。跨文化的考察还可看到，月兔与月蟾观念都不是哪个文化的专利，而是世界性的。月虎说则相对罕见。“对于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兔子或玉兔代表人化了的动物英雄。我们想起了美国黑人中“兔子哥”的故事，它与非洲西部的兔子英雄神话一模一样。在北美印第安人的神话中，玉兔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例如在易洛魁人中，大兔子就是一个“伟大的自然神”，一种了不起的精神实体。或者兔子本身就是月亮，或者它的祖母就是月亮。”（哈婷《月亮神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7页）从这个事实看，一旦把眼界从《天问》的注释史拓展开来，国别文学的问题就成了比较文化的问题。某些神话观念和原型的发生是不受民族和地域限制的，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在没有“事实联系”的情况下，不能证明美洲印第安人的月兔观念来自印度，同样也难以证明《天问》的月兔说传自印度。同月兔一样，月蟾或月蛙观念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也非常普遍。
关于蛙或蟾的神话象征意蕴，瑟洛特（J.E.Cirlot）《象征词典》（p.114—115）是这样介绍的：青蛙代表着土元素向水元素的转换，或者是水元素向土元素的转换。这种和自然生殖力的联系是从它的水陆两栖特征引申而来的，由于同样的理由，青蛙也成了月亮的动物（a lunar animal），有许多传说讲到月亮上有一只青蛙，它还出现在种种求雨仪式上。在古埃及，青蛙是赫瑞忒（Herit）女神的标志，她帮助伊西丝女神为奥西里斯举行复活仪式。因而小蛙出现在泛滥之前几天的尼罗河上被认为是丰殖的预兆。按照布拉瓦斯基的看法，蛙是与创造和再生观念相关的主要的一种生物。这不只因为它是两栖动物，而且因为它有着规则的变形周期（这是所有的月亮动物的特征）。荣格在此之外还提出他的见解说，在解剖学特征方面，蛙在所有的冷血动物中是最象人的一种。因此，民间传说中常常有王子变形为青蛙的母题。
那么，蛙蟾类变形动物是在什么时代、怎样进入神话思想的呢？限于有文字记载的史料的年代界限，考察的重要线索只能到书面文学出现以前的史前考古中去找。吉巴塔丝所著《女神的语言》一书，对此很有帮助。她考察了旧石器至新石器时代数万年间的考古文物中的造型和图象，得出有关“女神文明”的论点，该文明由于覆盖空间广大，持续时间久远，形成了在整个欧亚大陆通用的象征语言，表现为各种常见的象征生命赐予、死亡处置和再生复活的原型意象。后者也就是月亮“死则又育”功能的体现，其中的一种象征模式被称为“再生性的子宫”（regenerative uterus），分别以动物形象或拟人化形象出现。象征再生性子宫功能的动物形象是以下8种：牛头，鱼，蛙，蟾蜍，豪猪，龟，蜥蜴，野兔。象征同一功能的拟人化形象则主要是鱼人、蛙人和猪人3种。（M.Gimbutas， The Language of the Goddess， Sanfrancisco :Happer & Row，1989，p.328.）由于蛙、蟾蜍和蛙人意象在此模式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所以尽管它们与野兔的意象同时作为再生的象征而进入神话想象的世界，但是数量方面的优势在考古材料中还相当明显。仅从吉巴塔丝《女神的语言》和《古欧洲的女神与男神：6500-3500BC》等书例举的图象资料看，蛙蟾之类的造形要比兔的形象普遍得多。对照中国考古学近年的发现，情况也是相似的。诸如半坡彩陶和马家窑陶器上的蛙纹与蟾蜍造形，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兔的形象则相对少见。
关于女神文明及其象征语言产生的原因，包括吉姆巴塔丝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有相当成熟的看法。一般认为，女性特有的生育功能和月经现象是使史前人类产生惊奇感、神秘感，进而导致敬畏和崇拜的主因。当代的比较神话学家鲁贝尔在她的《包玻女神的变形：女人性能量的神话》一书中指出：“女阴是旧石器时代的女性能量和再生能力的一种象征。其时间从公元前3万年开始，它冲破各种压抑的界限，作为一种意象遗留后世。艾纹.汤普森注意到，“女阴的这种神奇的特质似乎主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想象力。但是女阴又是巫术性的伤口，它每月有一次流血，并能自我愈合。由于它流血的节奏与月亏相同步，因而，它不是生理学的表现，而是宇宙论的表现。月亮死则又育，女人流血但是不死，当她有10个月不流血时，她便生出新的生命。据此不难想象，旧石器时代的人是怎样敬畏女性；而女性的神秘又怎样奠定了宗教宇宙观的基础。”（W. M. Lubell， The Metamorphosis of Baub Myths of Woman ’s Sexual Energy，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1994，p.6-7.）对女性神秘性的理解以及由此引发的敬畏和崇拜，贯穿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从史前进入农业文明，女神信仰时代传承下来的最重要神格，除了地母神，就是月女神。而蛙、蟾、鱼、龟、蛇、兔、蜥蜴等女神的动物化身形象也流传后世，只是它们的原始象征意蕴逐渐变得复杂和模糊了。信仰和巫术性的色彩日渐消退，文学性和装饰性则日渐增强。
从跨文化的大视野回到古籍《天问》注疏的争端，我们还会偏执地在训诂学的小圈子里打转，做非此即彼的判断么？就连嫦娥和不死药之类月神话的象征物之由来，也变得易于理解了。晚唐诗人陆龟蒙在他的诗意幻想中把月中的兔与蟾两种原型意象巧妙结合为一，
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可谓是十分悠久，在这五千年的历史里，有些数以万计的文明财富。其中文学是其中一种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宝贵财产。老祖先们把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对时事的看法都写入书中，尽管载体不尽相同，但都能从中看出老祖先的无穷智慧。
说到古代文学不得不提就是文言文了，这种简单又意味深长的文字实在是太有魅力了，也难怪即使是使用白话文的今天也依然要学习文言文。这种文字时常简简单单的几个字都可以描绘出一副充满想象力的画卷。例如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仅仅是两句话就把瀑布的雄伟壮丽描写得淋漓尽致。
古代文学中除了诗歌以外还有小说，例如古典文学的巅峰四大名著，即有纪实也有想象，还有着对政治军事的启发。至今仍然被后人所顶礼膜拜。
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古代文学，继承好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努力把它们推向世界。
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而作为古代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古典文学作品在经历了上千年的大浪淘沙之后，留下了古人以生命写成的颇见性情的篇章，这些文章表现出来的独特的语言形式，是那个时代历史风貌、政治概况、文化风情的绝好体现。高中文言文所选用的都是这些名篇佳作，这些名篇佳作千百年来滋养着一代又一代读书人的精神乐园。
文化的传承性决定了文言文教学不能只是做到“字字落实，句句清楚”的“空中楼阁”式的窠臼。学习文言文是丰富情感知觉的重要载体。经历了上千年锤炼的古典文学是我们民族精神内涵的源头活水，深沉的思想，诚实的品德，宽宏的怀抱，深深地为我们所折服。阅读古典文学作品的同时，丰富了我们的情感知觉，不知不觉间情感变得雅致、俊朗、跳脱、博大了许多。学习文言文是陶冶情操，历练品质的重要手段。通过长期阅读古典作品培养的艺术敏感和实践中总结的经验心得，往往能让你捕捉到作品的象外之象、言外之意、味外之味、弦外之音、神外之韵。
要想从学生视古文为陌路，教师视文言为畏途，学生害怕，教师头疼的怪圈里走出来，就必须摒弃照本宣科，一味串译，一译百了的教学模式，就必须转变文言文教学思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古文教学的质量。教师在教学中，应能以生动的课堂讲析，丰富的古文化知识来吸引学生，以古文的魅力来感染学生，把他们带到古文学作品的优美境界中。
首先，要把握一个教学的根本──诵读。诵读（朗读和背诵）是千百年来人们从学习文言文的实际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和好经验。古人云：书读百遍，其意自见。可以说，诵读是学习文言文的唯一正确途径，是学习文言文的一把钥匙，除此别无他法。但应注意在诵读时应注意句读，注意去理解它的意思，注意作者的思想感情，而不是去死记硬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对学生进行诵读指导。第一遍可称之为“吟读”，学生根据注释和工具书读准字音，揣摩其停顿、轻重、语气和节奏等。紧接着再高声朗读，除读出轻重缓急和节奏语气外，力求表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初步领略作品内涵，我把它称之为“品读”。在“品读”的基础上，让学生结合“课前提示”，课文注释及有关的工具书，疏通文意，划出百思不得其解的句子，再让学生多做些探究性的工作，教师有的放矢，进行讲析，在真正弄清文意的情况下，再指导学生进行朗读和背诵，我把它称之为“诵读”。
其次，文言文是“文”，应该按照文章阅读的规律和方法去“解读”。由于语言的古今演变，读文言文必须面对的就是语言的疏通理解问题。学习文言文的目的之一就是能够积累一定的文言词汇和文言知识，为以后自己能独立进行课外阅读打下良好的基础。但是，语言的积累不是简单的等同于对课文的随意“肢解”，而是在对课文进行语言分析的过程中培养文言意识和语境意识，能够站在历史的角度理解古今词义的异同，能够根据语境合理推断词义。当然这只是“读”文言文的基础。关键的应该从文化和思想的层面去解读文本，让学生从中汲取精神的营养。文言文以简约凝练的语言承载着传统文化的精华与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的结晶，读的时候要学会用“泡”的方法去丰富还原，从而获得精神上的陶冶与心理上的愉悦。如孟子的“性善论”与“仁政”思想，荀子的“性恶论”与“劝学”的关系，庄子思想的现实意义，古代知识分子“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对立统一，魏晋人士的生死观等等，如果在些地方多少有一点自己的一点感悟，那就是最大的收益。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文言文阅读教学还应品味鉴赏古人为文之精妙，学习古人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叙述描写、人物刻画等方面的为文之道。选入教材的文言文是从几千年的文化宝库中优中选优的精品，含英咀华，学习借鉴，无疑是提高审美与写作能力的一个捷径。
其实，无论是现代文教学还是文言文教学，让人文情感走进课堂，才是我们教学的最终目的。文言文教学不能仅停留在字词句的解释上，文言文也要上出人文情感，让学生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滋养中，情感上产生共鸣。《触龙说赵太后》一文的教学中，许多同学就字词的理解提了很多问题，也有的同学就课文内容理解提出了疑问：“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玉体之有郗也，故愿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曰：“日食饮得无衰乎？”曰：“恃粥耳。”针对触龙的发话，太后的回答令人费解，应作何理解？此问触及文言文的人文情感，提问质量很高。对这一问题教师绝不能就此轻松绕过，敷衍回答。我让学生思考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问题有思维力度，学生参与热情很高，说出了个人独到的见解。
总之，我们的教师在文言文教学中，应能以生动的课堂讲析，丰富的古文化知识来吸引学生，通过对每个语言文字的精确、智慧的组合的分析，来展示中国文字的语言魅力，通过展示作品文化意蕴的深层内涵，让学生感受作品魅力，把他们带到古文学作品的优美境界中。这样才能真正地提高中学生对古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提升他们的文学鉴赏品位，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让中国的古典文学艺术光辉永驻。
【关键词】诗歌音韵美；朗读技巧；因声求气；鉴赏者的投入
从古至今，朗读与音韵美就是诗歌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人们在朗读中发现了诗歌的另一面，体会到诗歌用眼睛无法看出的有声美，即使是五四时期之后，古典诗歌渐渐退出社会的舞台，现代诗取而代之的时代，对于诗歌的朗读也从来没有中断，人们依然在寻觅着从诗歌中读出来的美丽。古人为此做了巨大的贡献，提出了“因声求气”的鉴赏理论以更好地理解诗歌之美。这一理论的提出为我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鉴赏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我们不单单要继承前人的心血，更要不断地开拓“因声求气”的范围，对其进行新的阐释。
所谓“因声求气”，就是沿着声音的轨迹获得隐藏于诗歌深处之“气”。鉴赏者通过对诗歌的朗诵体会到诗歌的音韵美，感受诗歌情感的变化流动，从而能在理解上达到更高的层次，更好地把握到诗歌的精妙所在和作者的情感体验，并且在朗读中升华自身的感情，完成第二文本的再创造过程。笔者认为，“因声求气”这一理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诗歌体现于书面的音韵美，二、富于感情的朗诵，三、由声至气的过程，四、鉴赏者的投入。其中第三方面又分为两点，分别是对诗歌气的阐述和由声到气的把握。
一、诗歌的音韵美
诗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在体式方面有其严格的要求。最早的《诗三百》对于体式没有过多的要求，尽管如此，它也需要表现出节奏感和音乐美；汉魏六朝时期，出现了五言诗和七言诗，在用韵方面逐渐讲究，一般偶句的末一字用韵，避免用重韵；在唐代，诗歌的发展达到鼎盛，产生近体诗，分为律诗和绝句，有庞大的韵律体系，开始讲究平仄，表现出对于诗歌形式和音韵美的高度重视。五四时期之前，诗歌的格式和音韵要求基本成为定式。但另一方面，诗歌又在不断地被要求口语化，表现出诗歌形式的多样性。其实诗歌口语化的要求同样旨在强化诗歌的音乐美，希望读起来能够朗朗上口。诗人们在不断地实践中创造了诗歌之美，而诗歌的这种书面之美最终只有付诸于口诵，才能发现它的独特价值。
二、形之于口的感情朗诵
上一节提到诗歌在形式和音韵方面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要求，而这些要求无不是为了增加诗歌的音乐美，使诗歌读起来能够富于感情，朗朗上口。中国的朗诵具有自己的独特魅力，因为汉语发音整体上比较圆润到位，从嘴唇中流出字字珠玑，通透饱满，有十足的音乐美。诗歌的朗诵更加能够体现这一特点，诗歌中平仄和押韵的使用都符合中文的发声要求，从而使字与音达到和谐的统一。
朗诵诗歌需要技巧与情感的结合。首先，朗诵者要充满力量，用胸腔发声，如此才能饱满，力量是朗诵的底气：其次，要注意修饰音色，使声音听起来干净舒服，不拖沓、浑浊：第三，注重朗读的抑扬顿挫，这与体会诗歌感情有着重要的联系：婉约之诗应以温柔幽远为基调，豪迈之诗则以壮丽奔放为准则，轻快时应似银铃般活泼清脆，忧伤处该当箫鸣之幽咽，阔达时有如万马奔腾，悲壮处有如仰天长啸。注意字句停顿，缓急轻重拿捏得当。这些都是以对诗歌的理解为基础的。朗诵与对诗歌的理解相互照应，形成一个上升的螺旋，在诗歌的理解之上，朗诵渐入佳境，反之，在一遍遍地朗诵中，走进诗歌，发现了隐藏于其中的“气”。
三、因声求气
“气”最先由老子提出，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是宇宙间最高的范畴，“气”则产生于“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其中的“一”就是“气”，“气”产生于“道”，又是“道”孕育万物的媒介。之后，“气”这一命题逐渐由哲学转入文学，用来表现艺术作品的内在生命力。中国历代的文学家和美学理论家都非常重视艺术作品的“气”，它决定了一件艺术品是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因此，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鉴赏，最重要的是把握到艺术作品中的内在之“气”，只有把握到“气”，才真正是理解了诗歌与作者。把握诗歌之“气”有很多种方式，“知人论事”说，“以意逆志”说，“文需辨体”说等等，“因声求气”也是一个角度。
梁·刘勰所著《文心雕龙》中提到：“诗者，持也，持人隋也”，“人禀七隋，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毛诗序》中也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由此我们能看出诗歌最主要的是抒发人之情感，那么情感就是诗歌最重要的“气”。而朗诵是声音与情感的结合，只有声音没有情感的朗诵是死的，只有富于情感的朗读才能诵出鲜活的生命。所以，情感就成了朗诵和诗歌的纽带，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正因为情感，我们才能通过激情澎湃的朗诵把握到诗歌的内在之气。一遍遍地揣摩朗读诗歌，不断改善朗读方式，这一改善的过程必定伴随着对诗歌理解的加深。一次朗诵的过程就是一次回味诗人创造诗歌的过程，你在体悟诗歌情感的同时深深感受到诗人的情志。情与气与声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但是，这一理论也有其不足的地方，那就是声音毕竟是有声物，受到一定的生理心理条件的限制，因此在某些时候无法做到与诗歌情感的紧密贴合，甚至有可能导致背离。
四、朗诵者主体的投入
【关键词】中国趣味；公知；社命；二元性视角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之行”对芥川的“中国认识”及其后期的文学创作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产生，诚然与芥川龙之介深厚的“中国趣味”与残酷的“现实中国”之间的巨大落差相关，但在分析这种影响的根源之时，或许对芥川龙之介的“中国之行”所背负的“使命”和由此所产生的二元性视角也不能忽视。
一、芥川龙之介的“中国之行”
二十世纪初期，日本通过国内改革和对外扩张跻身强国之列，通过一战时与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和战后的“凡尔赛公约”，攫获了山东半岛及胶州湾地区的实际控制权。此外，创立于1906年的满铁，此时已控制中国东北多段铁路路权，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扩张打下了基础。
1921年3月至7月，芥川龙之介以大阪每日新闻社特派观察员的身份来到中国，按照计划先后游历了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天津等中国中东部地区省市。日本的大阪每日新闻社于芥川到达上海后的第二天，即1921年3月31日，刊登了题为《芥川龙之介氏支那印象记——新人眼中的新支那近日将于本报刊载》的预告：“芥川氏在现代文坛首屈一指，是新兴文艺的代表作家，同时也是人所共知的支那趣味的爱好者。氏今携笔墨赴上海，猎尽江南美景之后，将北上探访北京春色。寄途中所感于自然风光，同时结交彼地新人，竭力观察年轻支那的风貌。”
可见，大阪每日新闻社对作家芥川龙之介的“中国之行”寄予了厚望，希望通过“中国趣味公知”的视角窥探当时的中国现状。并且，大阪每日新闻社也安排了芥川龙之介与当时的社会贤达的面谈，自然“这样具有纪念意义的会谈若不是有当代日本文坛首屈一指的人气作家芥川龙之介也不决计不能成的”。然而，怀揣着汲取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幻想”，芥川亲眼所见的“现实”却让他失望至极。沉湎“中国趣味”的芥川本意是要寻找王阳明、诸葛亮一类的英雄豪杰，然而满眼所见的却尽是横冲直撞、满身铜臭、龌龊肮脏的黄包车夫，在歌舞厅外虽是可怜却贪得无厌、纠缠不休的卖花老太太、还有那悠然地往又脏又臭的池子里小便的男人……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使得芥川头脑中来自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美好形象轰然倒塌。
在记叙与几位社会贤达的面谈时，芥川也充分表达了对于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看法，“现代中国的空气中，积蓄着二十年来的政治问题”。章太炎“提到的都是些彻头彻尾的以现代中国为中心的政治话题与社会话题”，芥川龙之介感慨地写道“令人遗憾的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已经完全堕落，不正之风横行甚至要甚于清末，学问艺术方面更是停滞不前。”郑孝胥也提到“在政治方面，对现在的中国感到非常的绝望”。即便是与甚有好感的李人杰的谈话，仍然绕不开政治的话题，“当今的中国毫无民意科研，无民意则无从爆发革命，更何谈革命的成功？”
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文笔之中隐透着作为“中国趣味公知”和“肩负社命的新闻记者”的二元性视角，由此可窥豹一斑。
二、《中国游记》中的二元性视角及其形成
尝试分析上文提出了芥川的中国之行所具备的“中国趣味的公知”与“肩负社命的新闻记者”的两种视角，是对《中国游记》重新解读的一种路径探索。
在明治维新之前，中国不管在风俗习惯和文学艺上都对日本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日本从中国古典文化的元素中汲取了许多养分并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日本的文人墨客通过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典籍了解中国，“幻想”出强大与文明的中国。大正时期，日本文坛流行着一种“中国趣味”。西原大辅在《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中提到：“所谓‘中国趣味’，是流行于大正时代的、针对中国的一种一过情趣。”这种“趣味”“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充满异国情趣的国度的热爱，和对亚洲国家的偏见这样一种奇异而又矛盾的框架之上。”芥川龙之介作为日本大正文坛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也注定承袭这种对中国的思维模式。基于这种“中国趣味”，芥川在来到中国之前，创作了许多取材与中国古代故事的短篇历史小说，如《杜子春》、《秋山图》，以及小说《南京的基督》等文学作品。“他用从小就树枝的汉诗作为‘想象中国的方法’，发挥自己小说家兼诗人的丰富的想象力，将中国幻化为一副古色古香的水墨画，精致而又唯美，他一直憧憬这如世外桃源般的中国，想象那里是一个充满了唐诗宋词意境的美丽、神秘的国度。”上文提到的大阪每日新闻社的连载预告中也提到，“芥川氏在现代文坛首屈一指，是新兴文艺的代表作家，同时也是人所共知的支那趣味的爱好者”，“中国趣味的公知”视角已然形成。
在谈到“肩负社命的新闻记者”这一视角时，不可忽略当时的时代背景。上文中已有所提及，日本当时在军事上的强盛与觊觎东亚的野心。那么大阪每日新闻社的“社命”又是什么呢？大阪每日新闻社希望通过当时炙手可热的作家芥川龙之介“竭力观察年轻支那的风貌”，“年轻支那”指的就是战后不复强盛、封建势力妄图复辟、民主革命不甚彻底、军阀混战的中国。芥川在《中国游记》中毫不避讳地批评中国的政治，还原了令他“失望”的“年轻支那”。芥川以二元性视角，向日本读者展示了一个不复风雅、满目疮痍的“颓唐”中国。
三、重读《中国游记》的路径
对《中国游记》的解读，从问世之初从未间断。研究的焦点也已从文本研究转向更为创新的比较研究。但对芥川龙之介创作视角的研究，较为单一。以二元性视角解析芥川龙之介后期的文学创作，或许能打开新的思路，成为重读《中国游记》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1] 芥川龙之介著，秦刚译.中国游记[M].中华书局，2007.
鉴于当今青少年普遍对语文学科不重视,不感兴趣的情况,我们进行了对青少年语文知识储备的调查,希望通过此次调查,能详细全面了解现代青少年的语文知识储备情况,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对青少年对语文知识的积累提出一些看法。
调查方式
首先我们通过小组内的讨论编出一份调查问卷,再通过在街头和校园向青少年散发问卷进行调查,最后进行统计与分析并得出结果。
调查结果
通过在街头和校园内问卷的散发,我们得到了45份答卷。经过统计,结果如下:
调查结果分析
1青少年语文知识储备情况分析
从整体上来看,青少年的语文知识储备比较匮乏。我们小组认为这份问卷的选择题应答对六道题以上算是正常水平,因为选择题只考察一些比较简单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可是通过调查反应出来的情况不是很理想。选择题答对六道以上的只有53%,只答对3到5题的人还有38%,全部答对者只有一人。这说明还有47%的人语文知识储备不够充足。这些数据是不容乐观的。此次调查反映出青少年的语文知识储备情况只能勉强合格,而仍有一部份人的语文知识储备情况只停留在初一甚至小学的水平,而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去更进一步的加深对语文的了解。在新世纪的今天,语文不光是一门基础学科,还是帮助人们提高交流能力,理解能力的重要工具,更是塑造完善我们人格的途径。青少年语文知识的匮乏对于要求高素质人才的今天来说是不相适应的。青少年语文知识的匮乏将影响着青少年的全面发展,造成理解能力,语言运用能力的低下,甚至影响青少年心智的健康发展。
从各题答题情况来看,我们还发现了青少年语文知识储备的片面性和不均衡性等。
第一题,第二题的正确率是比较低的,分别只有38%和40%。这两道题调查的是外国文学,相比调查中国文学的第四,第五题的高正确率说明大部份青少年对于外国文学的了解不如对中国文学了解的多,也说明了青少年缺乏一个广阔的语文观,仅仅局限于自己平常接触较多的中国文学,而没有去关注世界范围内更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而对于中国文学,青少年也缺乏全面的认识。虽然调查中国古代文学的第四,第五题的正确率高达75%,但像调查中国近现代文学第七,第八题的正确率却略低,只有平均50%左右。这说明青少年对近现代中国文学的了解没有对古代文学了解得多。而大多数青少年对于现代文学的了解也只停留在校园文学,网络文学上,这可以从回答问答题时,有不少人认为韩寒,郭敬明等也属于现代文学大家这一现象看出,现在青少年可能会有大多数人读过或比较了解四大名着,但有较少人会了解像茅盾,沈从文,贾平凹等近现代作家的作品。这从连线题只有11%的正确率可以看出,大多数青少年对于近现代的文学作品不甚了解。
2原因分析
(1)青少年对与语文的学习兴趣不大。从网上的一些调查我们得知,青少年对于语文学习的兴趣远远低与对数理化一些学科。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其一,学科爱好表现个人差异,随着青春期心理的发展,偏爱某些科目而冷淡某些科目,似乎是难于避免的心态。其二,课程增加,学习负担加重,使中学生不可能还像小学时那样将主要兴趣集中于语文学习。其三,独立思考和批判意识日渐形成,使他们对语文教学现状逐步感到不满,兴趣下降,有的甚至把学习兴趣从课内转向课外。其四,“重理轻文”等社会风气的影响也使部分中学生学习语文兴趣不浓。其五,我国的传统教育是应试教育。即使在大力实行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仍难摆脱应试教育的模式,对兴趣的培养有很大的抑制作用。
(2)青少年的阅读贫乏。从此次调查反映出青少年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不仅在量上达不到要求,也在广度上达不到要求。青少年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只限制于一些中国古典文学名着和现代的一些校园文学,武侠作品等,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和世界名着较少涉猎。现代青少年较为偏向流行阅读而不去注重经典阅读。尽管流行阅读也有其价值,但青少年更应注经典阅读,这更有益于打好自己的语文基础,更有利于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
结论与建议
经过此次关于青少年语文知识储备的调查,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1青少年的语文知识储备情况不容乐观。大部份人的语文知识储备水平勉强合格,而另一部份人的语文知识储备低下。
2青少年对于中国文学的了解程度较好,尤其对于古典文学了解较多。但对于近现代文学了解较少。
3青少年较少接触世界文学,对于这一方面的语文知识储备最为浅薄。对于一些经典文学作品的作者与人物知之甚少。
对于青少年的语文知识储备我们有以下建议:
《世说新语》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代表作之一，又是我国古记小说的先驱，更是我国古代文言志人小说的经典之作。该书主要记录了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也可以说是一部记录魏晋风流的故事集，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小说的代表作。该书由南北朝刘宋宗室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全书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门，共一千多则，包括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涵盖了人物的言行、性格、学识等多个方面，囊括了儒家、道家的思想和精神。所记虽是片言只语，但内容非常丰富，对后世笔记小说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鲁迅先生称它为名士底(的)教科书，称赞其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鉴于此，理洵先生精选了《世说新语》中的一些代表性篇目，运用现代白话文，直白浅近、幽默风趣地重新解读了这本古记体小说，是为《魏晋风流多少事》。
《魏晋风流多少事》以《世说新语》为蓝本对魏晋风流人物进行解读，包括王羲之、王献之、谢安、阮籍、王戎、桓温、谢道韫等，用散文的笔法和美学的眼光再现了魏晋名士风流。从中既可以品鉴魏晋时期的名士生活，也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风貌，并将魏晋风流与现实观照，以与魏晋名士之心有通达而增益于当下。这本书精心挑选解读篇目，生动叙写故事七十篇，囊括了魏晋时期的门阀士族、寒门士子、才女隐士，诸如竹林七贤建安三曹旧时王谢等，可以说魏晋时期的代表人物无一不在其中。作者从一个话题点切入，引出一段人物故事，将魏晋风流与当下现实观照、映衬，语言通俗浅近，结构灵活多变，幽默诙谐，趣味横生，极具故事性和可读性。在本书的结构安排上，作者考虑到《世说新语》毕竟是古代人、古代事，且是古代文，所以不仅有鲜活有趣的解读文章，还在每篇文章后面附以原文进行对照，这样既丰富了文章的形式，也增强了史实性。同时，作者在故事书写上语言简洁，明白晓畅，观点鲜明，旁征博引，具有美学立体感和历史在场感。
对于魏晋风流，冯友兰先生在《论风流》中进行了深刻诠释，他认为《世说新语》这部书是中国的风流宝鉴，其中常说的名士风流是真名士的风流，真风流者必有玄心、洞见、妙赏和深情。《世说新语》中的三十六真名士的真风流都体现在魏晋风流人物的言语、德行、智慧、品格、才华等方面。比如，容止门里丘壑独存的庾亮、伤逝门里学驴叫的孙楚、贤媛门中千万不要做好事的赵母、言语门中人何以堪的桓温、咏絮之才的谢道韫、用世与放达统一的王羲之、哀而不怨的王导、任诞门中何须身后千载名的张翰、雅量门中不生气的王衍、处变不惊、泰然自若的谢安、德行门中人己之心相度的庾亮和阮裕、伤逝门中与谢安惺惺相惜的王珣，等等。
诚如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所言，他们完全适应着门阀士族的贵族气派，讲求脱俗的气度神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要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姿容貌，才成为人们所欣赏、所鼓吹的对象。
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开篇即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作者还说：在这个时代，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的审美意识的觉醒，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他们会心于自然，深情于艺术，种种自我而又不乏美感的表现，实在是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世说新语》时代。然而，《世说新语》中人物众多且复杂，他们有雅人致深的一面，也有俗物败兴的一面，可以说，他们是一个个性解放、彰显自由的特殊时代的一群人他们有的崇尚老庄，追慕旷达，不拘礼法而傲慢自放;有的因门第优越而凌人傲物;有的为飘逸方外、为官不问政事而故意玩忽职守，标榜超凡脱俗，目空一切;有的自命清高，故作姿态而轻慢于人，等等。比如，巧艺门中传神的顾恺之，任诞门中我自为之，干卿底事的王澄，简傲门中傲慢的谢万，仇隙门中以愤慨致终的王羲之，假谲门中爱才、嗜杀、奸诈的曹操，俭吝门中吝啬、俗气的王戎，等等。
相比之下，《魏晋风流多少事》另辟蹊径，从细节处书写了魏晋风流人物的故事，也从《世说新语》整体的三十六门中同一个主题下的不同人物出发去梳理，同时引用了前辈大家对《世说新语》的各种解读观点和看法，注重以开放的视角去看待魏晋时期的人、事、物，并时刻不忘比较和观照当下现实，避免陷入一味厚古薄今的旧题之中。因此，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一个个鲜活立体的魏晋人物形象。本书对古典文学作品的挖掘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实实在在地兼顾了文化传承与文化阅读两方面的体验和感受，何况魏晋风流又岂止是风流而已呢?
【关键词】高中数学；情境创设；策略
引言
在高中科目的学习中，数学知识的学习历来是教学的重中之重，怎样体现高中数学教学的时效性，让更多的学生掌握其所学的知识，成为了广大教育工作者所谈论的话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涌现出了许多富有成效的高中数学知识的教学方式，其中以创建有关于教学内容的教学情境尤为突出，下面我将结合多年的一线教学经验，来探讨开展这方面工作的意义，并对于怎样创建高中数学知识的教学情境给出自己的看法.
一、高中数学课堂教学情境创设的意义
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求知进取精神
高中数学不同于以往小学、初中数学，其抽象性是后两者所不能够比拟的.面对高中的数学知识，学生在学习上通常表现得比较吃力.而情境创设虽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降低高中数学知识的难度，但是其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开发学生在数学知识学习上的潜能是功不可没的.学生体会到了学习的乐趣，外在的表现为上课认真听讲，做笔记，课下勤于思考等，学习成绩也在不知不觉中得到提升.
2.加深了学生对于数学知识的理解
高中数学知识涉及大量烦琐的公式，在不加理解的基础上强制性地进行记忆显然是不科学的，而教学情境的创设却为高中学生充分地理解数学知识创造了条件.在情境创设中，一些以往让人感觉头疼的数学知识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学生有了日常生活中直接经验作为指导，将两者直接地联系起来，加深理解的力度.
改进了学生学习的方式
高中数学教学情境的创设不仅是老师的教学任务，同时也是同学们积极参与数学学习的一种方式.在这其中学生会一改以往被动学习的状态，能够积极地参与到数学知识的学习中去，实现学生由理论知识的学习到实际应用的跨越式发展.
二、高中数学课堂教学情境创设的策略
结合实际生产生活来创设教学情境
在数学知识的教学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数学知识的最初起源都是与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息息相关的.就比如等比数列的引出一样，当年国王对于发明国际象棋的西塔承诺奖赏，当时西塔回答，其实我不需要重赏，只需要在我发明的棋盘里面放上相应的麦子就行.在棋盘的第一个格子里放上一粒麦子，第二个格子里放上两粒麦子，第三个格子里放上四粒麦子，后面以此类推，后面一格所包含麦子的数量始终是前面一个格子的两倍……但此时我们也要注意到这里有一个先后的顺序，那就是由生活引出数学知识，而不是由书本上的数学知识来反推到生活，于是教师在平时要认真吃透教材，课余时间细致地留心周边的生活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在节假日快要来临时，许多商场都会作出各种各样的降价措施.有的商店第一次购买打a折出售，第二次购买打b折出售，另外一个商店第一次b折，第二次a折，还有的商家干脆取平均数对待，无论是第几次购买都是〖SX（a+b[]2〖SX）折销售.这其中肯定会有一个怎么样买更加实惠的问题.从这个生活的实际中引出问题，创造不等式的教学情境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在比如引入概率这一概念时，可以举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笑话.例如，一个人很怕坐飞机，因为他担心飞机上的人携带炸弹.因为他咨询过有关专家，说飞机上炸弹的携带率为百万分之一.虽不大，但还是会发生.但突然有一天，他的朋友在机场见到他，感到很奇怪，便问：你不是害怕坐飞机吗？他回答说：是的，但这次我携带了一枚炸弹，专家说两个人同时携带炸弹只有亿万分之一的概率，所以这次我再也不用担心有其他人带炸弹啦.
2.利用古典文学来创设教学情境
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灿烂历史的国家，其中关于数学知识的古典理论层出不穷.如果能够将我国古代经典的数学知识带入到现代高中数学的教学中去，发挥我国古典文化的价值，探究知识进步的轨迹，那将会为学生的学习注入新的动力.比如，在讲授等比数列求前n项和的章节时，可以采用《庄子》中“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来营造良好的教学气氛，学生在古典气息的熏陶下，接受并理解数学知识的效果自然比以往都要好得多.再比如，南北朝时期《张丘建算经》中：今有女子不善织布，逐日所织的布以同数递减，初日织五尺，末一日织一尺，计织三十日.问共织几何？北宋时期的杨辉三角及其发展史等都是古典文学情境创设的很好的材料.
摘 要：语文是高中阶段最为基础但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门学科，长久以来，语文教学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师的课堂教学缺乏趣味性，导致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课堂教学的效果。
关键词：课堂教学;愉悦教育;课堂关系
诸多的教育实践表明，学生在愉快的心情状态下，其学习效率将会比普通状态下高出很多，对于知识记忆和理解的程度也会提高，因此作为教师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努力提高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将学生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出来，让学生能够在效率相对较高的状态下完成课堂学习，这样学生的学习自信心也会逐渐培养起来。
一、建立友好平等的课堂关系
长久以来，之所以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高中语文课堂显得相对乏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生和教师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不平等关系，教师与学生之间存在着感情上的隔阂。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因此建立愉悦课堂的第一步就是要建立平等友好的师生关系，教师要真诚对待每一位学生，关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实际感受，用自身教学的热情去感染学生，让学生的心灵能够得到释放，对于学习上存在困难的学生要给予心灵上的关怀。在课余时间也要加强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学生一起谈天说地，消除与学生之间的心灵障碍。
二、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为了有效地开展愉悦课堂教学，教师除了保证自身的积极情绪之外，还要采取必要的教学手段来激发学生的愉悦心情，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要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要给学生在课堂上留出适当的时间和空间来让学生去自行主宰，这样学生的积极性会被充分调动起来，随着学生参与程度的提高，其主观能动性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其学习热情也会被逐渐激发出来。例如在高中阶段很多文章的学习过程中，教师可以在课堂上留出10分钟到15分钟的时间让学生从他们的角度来剖析整篇文章，谈一谈他们对于文章内涵的看法。另外在学习古典文学的时候，教师也可以为学生讲述一些关于作者的故事以及时代的背景，让学生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追随作者的身影去体会当时的情景。同样教师可以让学生利用课余的时间去了解一些作品诞生时期的历史，然后让学生在课堂上用自己的语言从时代的角度去点评文章。这样学生的语文学习能力也会大幅度的提升，对于文章的内涵以及深层寓意准确把握。
总而言之，在高中语文教学中，面对高考的巨大压力，学生始终摆脱不掉课堂压抑的情绪，在这种状态下学生的学习效率很低，所以教师要有意将课堂气氛带动起来，实施愉悦教育，让学生摆脱压抑的心情，去享受在课堂学习中的每一分钟，让学生能够在愉悦的心情中完成课堂学习，这样不仅学生的学习效率会大幅度提升，同时学生在高昂的学习情绪之下，其主观能动性也会得到充分的发挥，语文学习能力也会随之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陈健华.如何构建愉悦的语文课堂[J].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2012（3）.
我国的传统绘画源远流长，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它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对自身表现形式反复锤炼、丰富、升华而日臻完美，形成了很多的流派，留下了无数的旷世杰作。它们不仅为我国历代人民所珍爱，同时也对世界艺术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在中学的美术课堂上，应该让学生对中国的传统绘画——国画有较多的了解，使青年一代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文化内涵，让同学们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上好国画欣赏课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下面对于如何上好国画欣赏课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首先，要让学生理解中国画的特色。我认为应当把中国画与西洋绘画作一下对比。上课时除准备国画外还应准备好西洋油画，通过比较两种不同风格技法的绘画作品，学生们就能对中国画独特的形式美有初步的认识。西方绘画更多的侧重于表现形象的质感、量感和空间感等。中国画是我国所特有的一种艺术，它是用毛笔蘸墨在宣纸（或绢、帛等丝织品）上进行描绘的一种造型艺术，其表现手法是以线为主要造型手段，画家们利用毛笔的灵活变化，或粗或细，或缓或急，或干或湿地在宣纸上创造出千变万化，极富魅力的线条，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形象。如徐悲鸿的《八骏图》，画家采用国画水墨技法，通过线条的干湿、浓淡、粗细、疾徐，寥寥数笔，便将马的奔腾气势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由于课本上的画幅较小，教师应充分利用各种多媒体电教设备和挂图，使画面达到较理想的显示效果，以增强欣赏教学的直观性、趣味性，使学生乐学、想听、爱看，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营造好民主、愉悦的课堂气氛，只有在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中，同学们才能敞开心扉，畅所欲言，达到师生的良性互动。
第二，要引导学生理解国画的以“写意”为特点的艺术观。中国画中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特点。画家善于抓住动植物与生活遭遇、思想感情的某种联系，而给以艺术的夸张、强调，来达到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目的。教师应对作品的作者、时代背景、艺术特色等作简明介绍，以启发学生思维，使之通过欣赏而能“身临其境”，从而领悟画家的思想感情。例如清初僧人画家山人，在19岁时遭国破家亡之痛，为了逃避政治上的迫害，同时也表示对清朝统治者的仇视，不久便削发为僧，以后又当过道士，他的这种身世和经历，决定了他的绘画具有强烈的借物抒情意味，大都是表现亡国之恨的伤感情怀。徐悲鸿的《八骏图》，画面中绝非单单表现了八匹马，而主要讴歌了那种勇往直前、战斗不息的大无畏精神。齐白石老人在抗战时期毅然辞去艺专学校的职务，深居简出，闭门谢客。日军抄了老人的字，他毫不畏惧，寄愤怒于书画，在一幅《水墨螃蟹》上题诗“处处草泥乡，行到何处好，昨岁见君多，今年见君少”，辛辣讽刺了日本侵略者，体现了齐老刚正不阿的人格。达到了内在人格和外在作品形象的交融统一。所以在引导学生进行国画欣赏时，在欣赏绘画形式美的同时，更要注重画家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在欣赏中国画时应结合作者自身情况、作画意图及当时的文化、政治背景等供学生参考，同时与画面的内容、技法等结合起来则更易使学生欣赏和理解画家所要表达的深刻的思想内涵。
第三，要加强中学国画鉴赏课与其他学科的整合。
（一）加强与古典文学的整合。世界上大多数的艺术门类往往都不是孤立的，现在大多数美术教师在教学中存在着一个教学盲点：易将美术与其他学科完全地割裂开来，这对国画教学是十分不利的。一幅国画往往是画家品格、修养、气度、才学的反映。崇高的艺术离不开深厚的文化底蕴，国画具备丰富的人文底蕴正源于此。特别是国画中的山水画、文人画，往往是画、诗、书一体，如王维的诗就被苏轼赞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对于中学生来说，让他们宏观地理解文化底蕴深厚的国画就必须通过微观的解析。而引入与画作有关的文学背景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如笔者在教学顾恺之的《洛神赋图》鉴赏课时，就曾引入曹植的《洛神赋》作为课堂的导入语。并着重将其中描绘洛神外貌特征的一段话作为讲解的重点。当然，需要将该段适当解释，大多数学生被优美的文字所吸引，学习兴趣骤然提高。同时，笔者又引导他们以该段文字所描绘的特点去领会该画在表达曹植与洛水边美丽的仙女洛水神相遇，以释放自己对失去情人的伤怀和思念的思想内涵。
又如笔者在介绍宋朝马远的《寒江独钓图》时，引入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通过重新解读这首诗歌的内涵后，着重让学生领悟“绝”、“灭”、“孤”、“独”这四个字连缀起来同环境描写结合所达到的效果，把握诗所传达的静寂、肃杀的氛围。看了画作中漂浮于水面的一叶扁舟和一个在船只上独坐垂钓的渔翁以及四周除了寥寥几笔的微波之外，几乎全为空白的特点后，学生也大都能体会该画所传达的境界。而且欣赏这一诗一画，学生也可以领略到“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的艺术趣味。
当然，国画还与其他的古典文学文体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如与词、民歌、散曲等，这些都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
（二）加强与历史知识的交融。国画大都经过了千百年的历史积淀，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因而，在教学生鉴赏国画时，教师应当介绍画作所折射的历史背景。如笔者在介绍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时，就曾介绍北宋经济发展的概况。说明北宋的商业与手工业迅速发展，城镇、城市乃至草市都呈现出巨大的繁荣之势。并说明汴京城中商贾辐辏，百业兴盛以及晨歌暮舞、弦管填溢的历史概况。通过重温历史，学生对画作的生成背景有了大致的了解，因而也就能通过画中的物象想象那个时代的历史图景。
又如笔者在介绍《步辇图》时，着重介绍了一段唐太宗择女婿的历史轶事：该画的历史背景为（唐为吐蕃）王松赞干布娶文成公主入藏之事。公元640年，吐蕃王派使者向唐太宗求亲，于641年到长安。由于唐朝国势强大，各族相处融洽，所以，那时竟有五个部落首领向唐太宗求亲，唐太宗倍感为难。于是想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方法，让五位使臣参与考试，结果松赞干布的使臣禄东赞勇夺头魁。唐太宗很欢喜，说：“松赞干布的手下都这么厉害了，他自己就更不用说了。”这张画是记录李世民于宫中会晤禄东赞的场面。这样，学生就可以进一步根据历史背景，分辨唐时吐蕃使者的穿着特点，和唐太宗等人服饰的差异等图画信息。
总之，中国画欣赏需要把握中国画欣赏的层次性， 做到循序渐进地开展。从中国画表层特色的讲述理解、领会欣赏到体会作者表达的意境方面，不断地深入欣赏评述，从而达到对画的美的感悟，体会这其中的国画之美。
“媚”作为一个审美范畴，在我国的六朝就已经定型，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都对“媚”的美学内涵进行了自觉的探讨。陆机《文赋》中说：“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②钟嵘的《诗品》中说：“宋豫章太守谢瞻，宋仆射谢混，宋太尉袁淑，宋徵君王微，宋征虏将军王僧达，其源出于张华。才力苦弱，故务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③他们的探讨的对象是诗歌，肯定了诗歌在文质彬彬之外的的清丽婉转之美，但以“媚”为美的诗歌并不占诗歌创作的主流。可是到了宋代，作为“别是一家”的词把传统士大夫所不齿的风花雪月，如花美眷作为主要吟咏的对象，这使许多人惊奇的发现作为一种新诗体的词无论在内容上、语言形式、作品风格上更接近“媚”的内涵，于是一些词评家开始用“媚”来指称词的审美属性和美学风格，并逐渐为时人所认同。如宋代的王灼在其《碧鸡漫志•卷一》中提出了所谓的“士大夫歌词尚婉媚”之说；魏庆之在其《魏庆之词话》中用“风流妩媚”来评价辛弃疾的《祝英台•宝钗分》；张炎在其《词源•卷下》中用软媚中有气魄“来评价周邦彦的词。……把“媚”作为词的审美特征来对其进行品评在宋人的词话中甚众。那么词究竟“媚”在何处？本文试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诗言志，词写情
诗言志是我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后经孔子、荀子、《毛诗序》等对这一观点的阐释，诗言志已成为中国古典诗学的一个中心命题。那么何为“志”？通行的看法是“志意，怀抱”。它既可以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也可以是对社会、人生的感悟，亦可是对君主、对师友的忠诚敬仰之情，当然它也可以抒发个人的一己之情，但是它必须是庄重雅正的。因为它承担着“兴观群怨”之职，肩负着“经夫妻，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任，它必须“为君、为臣、为民、为事”而作，可以说诗关乎着治国安邦之大事，它必须要“庄”。而词则不然，从它诞生之日起，它就与这些宏大叙事不沾边。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谈到词的缘起时说“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④，可见词就是公子佳人酒边樽前“助妖娆之态”的，酒席宴饮中，珠翠绮罗，才子佳人，轻歌曼舞，儿女情长、风花雪月自然成为了主要吟咏的对象，那么词的“媚”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了。可以说从词诞生的那天起，它和言志的诗就泾渭分明，男女恋情，离愁别绪，伤春感怀、佳人殊容就成为了词言说不尽的主题。
江城子
苏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可以说正是由于言情与言志的不同，让以表“情”为己任的词比诗更妩媚多姿。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在“情”与“志”的天空里词与诗是泾渭分明的。词中也有言志的成分。宋词从欧阳修、柳永开始就把个人的人生体验抒写在了词作之中，“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青春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到了苏轼更是“以诗为词”，开拓了词境，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树立了豪放飘逸的词风。如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沿着苏轼开创的词路继续前行，他“以文为词”，创造出刚柔相济、亦庄亦谐的词风。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可以说，苏辛二人联手开创了豪放词，使词一度在“剪红刻翠”之外，呈现出阳刚之气，并深深影响了南宋的爱国诗派，如张孝祥、陈亮、岳飞的创作，但是当时的许多词作家对此颇有微词，李清照就旗帜鲜明的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理论，反对苏轼的创作倾向。纵观词的发展我们可以说，词以婉约为正宗，从花间词，到南唐二主，到柳永，再到秦观、周邦彦、李清照，及至姜夔、，词的婉约柔媚之风一直兴盛不衰。就是以豪放著称的苏辛二人亦不乏婉约柔媚之作。
词为艳科，它从勾栏瓦肆中来，虽经文人之手，由俗变雅，登堂入室，但是它婉转、细腻、轻柔的妩媚之质却是贯穿始终。
二、风姿绰约的女性形象
词之媚不仅在于它言情的特质，更在于它的媚与女性有着不解之缘。媚字，从女，从眉，说文解字上说媚，说也；尔雅上说，媚，美也；广雅上说，媚，好也。这个媚字既可以指以眉目示人，讨人喜爱，亦可以指女子姿态婀娜多姿，娇媚秀丽。总之，这个媚字应该是指一种女性美。词的媚也和风姿绰约的女性分不开，同时，也正是因为有那么多风姿绰约的女性，词才媚。下面我们就分别开看一下男性词人笔下与女性词人笔下的柔媚女性。
（一）男性词人笔下的女性形象
1、符号化的美女
在中国古典诗作中，女性形象早就出现了，在《诗经》、《汉乐府》、《古诗十九首》中就有大量的女性形象，但是这些女性形象在社会关系上都是有所归属的，有的是将为人妻，有的是已有心上人，有的是被丈夫所弃，有的是丈夫远征或远游在外。而在词作中，我们却看到了大量社会关系不清晰的女性，在词作中呈现的只是对她们容貌、服饰、闺阁的描写，她们成了单纯的爱与美的对象，这在唐五代词中的表现尤为突出，如温庭筠的下面三首小词：金雀钗，红粉面，花里暂时相见（更漏子），霞帔云发，钿镜仙容似雪。画愁眉，遮语回轻扇，含羞下绣帏（女冠子），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宋代的词人晏几道、贺铸的词中也多此类的女性形象。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代表女性的的符号，突出的是女性的性别特征，淡化了女性的社会性，男性作家以男性的眼光和立场来看女性，女性处于被看的地位，从一定程度上说，这里的女性并不是真正的女性，而是男性心中的女性，是“符号化”了的美女。
2、闺阁思妇
词的一个主要表现方面就是闺阁情思，闺阁的女性自然也成了男性作家词作中的主角。但在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思想意识中，情和欲是不同的，两者之间横着道德的鸿沟，即使在以言情为主、品为艳科的词中，写到欲的时候，也是委婉迷离，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而不一语道破，所以闺阁中的女性经常以美丽动人、翠眉长皱、粉泪盈掬、娇慵无力、倚阑远望、温柔贞静，哀而不愤、怨而不怒的思妇形象出现：毛熙震《清平乐》中的“含愁独倚闺帏，玉炉烟断香微”妇人与李璟的“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中的苦情女子、柳永的“想佳人，妆楼顒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的苦守佳人、秦观的“放花无语对斜晖，此恨谁知”的心事无限的红颜、欧阳修的“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对景伤春的姝丽等可以说都是这类闺阁思妇的典型代表。
3、红粉知己
在中国古代婚姻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夫妻志趣相投实属不易，但宋代养妓成风，这些歌姬或家妓不仅姿容出众，而且具备了一定的文化修养，能理解歌唱诗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士大夫们在精神上可以沟通，因此她们填补了士大夫们的情感空白，够成为他们的知己。这些女性有着柔媚的外貌，但却有着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高洁的品性。如苏轼笔下的王定国侍人寓娘（参见苏轼“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辛弃疾恋情词中的歌妓，晏几道词中的歌妓频、鸿、莲、云，柳永笔下的他挚爱的歌女都可以看做是词人的红粉知己。
除了上述三种女性形象外，还有柳永笔下的“针线闲拈伴伊坐”的市井女子，辛弃疾笔下“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的弃妇等。男性词人笔下的这些女性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了男性对女性的构想：妩媚、贤淑、温婉、多情。
（二）女性词人笔下的女性形象
男性词人以男性的视角构建了他们心目中的女性形象，他们对女性世界的理解毕竟隔了一层，所以女性的世界最好由女性自己去体察，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宋代最著名的两位女性词人所塑造的两类不同的女性形象。
1、大胆示爱的闺阁女子
在封建的中国社会中，爱情与婚姻是女人的全部，“士之耽兮犹可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脱也”。但在两性的婚姻中男性尚且不自主，何况女性。但是男性可以有红颜知己，女性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所以在男性作家笔下的闺阁女子，对待爱情是被动的，是依附与男性的，是男性失意时的心灵慰藉。辛弃疾不是反复吟唱“倩何人，换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而宋代女词人朱淑真却敢于大胆抒写对婚姻的不满，勇于追求自己的真爱，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一个知识女性的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她在《黄花》中吟道“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尤其是她的一些词作以身为女性所特有的细腻抒写了经历爱情时女性的心态，情状，这些作品不仅大胆、痴迷，而且缠绵、缱绻，如：清平乐（朱淑真）：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朱淑真追求爱情的勇气，热恋时的甜蜜与幸福跃然纸上。
2、女中丈夫
说道宋词就不能不提李清照，她不凡的出身，少女时宽松的家教，前半生幸福的婚姻生活，后半生国破家亡的凄凉晚景，使她的词做显露出一般女性作家少有的士大夫情怀，如“年年雪里，长插梅花醉”（清平乐），“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穷好”（怨王孙），但是她又不失女性气息，如“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一边是陶渊明的举动，一边是被离愁折磨至憔悴的女子，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显得的既香艳又高雅，别有一番风姿。
爱好生物，中学成绩倒数第一
1933年10月2日，约翰.格登出生在英国汉普郡迪本霍尔小镇的一个富裕家庭。少年时代，格登被自然界的各种生物深深吸引，甚至在学校养过上千只毛毛虫。尽管格登喜爱生物，但他的生物科成绩却十分糟糕。15岁时，格登在英国著名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求学。当时，在250名中学生中，格登的生物科成绩排在最后一名。其他理科成绩排名，也非常靠后。为此，格登被同学讥笑为“科学蠢材”。
虽然理科成绩差，但格登对生物的热爱从来没有减少过，并立志成为一名生物学家。他的这一志向，被认为是痴人说梦。在1949年的学校成绩报告单中，一名生物老师如是评价格登：我相信格登有当科学家的想法。但是，以他目前的学业表现，这个想法非常荒谬。他连起码的生物学原理都没有搞明白，根本不可能成为专家。对于他个人以及培养他的老师来说，完全是浪费时间。
据格登回忆，这名老师名叫加德姆，其实并不是一名真正的老师，而是一个博物馆馆长，被校方雇用用来教那些成绩最差的学生。当年伊顿公学的这张成绩单，被格登装进相框里，如今还放在他任职的剑桥大学格登研究所的办公桌上。格登说：“这张成绩单是我唯一装在框内摆放起来的东西。每当遇到什么麻烦，比如实验无法进行下去时，我都会看看这份评价，来提醒自己要努力坚持，不然真的就被以前老师说中了。”
歪打正着，报考文科却被理科录取
中学毕业后，格登的父亲看儿子成绩如此糟糕，认定格登不是学习深造的材料，建议他参军到军队或在金融部门谋求一份职业。但当时金融部门的工作不太稳定，而因为身体上的原因军队又拒绝了格登的参军申请。实际上，格登当时是一位很不错的壁球选手，身体相当健康。遗憾地是，家庭医生将格登的一点感冒诊断为支气管炎，认为格登不适合军旅生涯。格登至今还庆幸自己没有参军，不然不会走向科学研究之路。可以这样说，是家庭医生的误诊，成就了今日的诺贝尔奖得主。
在参军、求职和追求科学家之梦被认为不可能之后，格登转向研读英国古典文学，并申请进入牛津大学基督学院就读古典文学专业。然而意想不到是，他却被牛津大学生物系的动物学专业录取。格登一直不明白，自己明明申请的是古典文学专业，为什么会被动物学专业录取。原来，当时牛津大学的招生老师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导致理科专业缺少了30个名额。因此，他们不得不从其他专业的申请者中寻找合适人选，而格登恰巧被选中。也许是歪打正着吧，招生老师的一个严重错误，成就了今日的诺贝尔奖得主。
格登进入牛津大学的生物系，由于在生物学方面知识的不足，他的父母不得不支付了一年的额外学费，以弥补这些缺陷。对生物学的学习，使格登对昆虫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毕业时，他打算申请昆虫学博士。然而，这次又没有达成所愿。最后，格登只得跟随迈克尔.菲施贝格（Michael Fischberg）教授研究胚胎学。在菲施贝格建议下.格登决定研究两栖动物的核移植，并选择非洲爪蟾（Xenopuslaevis）作为实验材料。
1958年，在牛津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时，格登从非洲爪蟾蝌蚪的体细胞中提取出完整的细胞核，成功克隆出了一只爪蟾，一举成名，他被称为“克隆教父”。他的实验吸引了各大科研机构的目光，其用于细胞核移植的工具及方法直到今天仍被广泛使用。
1960年，格登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后，导师菲施贝格建议他去一个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菲施贝格恰巧认识加州理工学院的乔治·比德尔（George Beadle），比德尔是生命科学领域研究热门之一——噬菌体遗传学的先驱。通过这种关系，格登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获得一个博士后位置。然而，格登在噬菌体研究方面并不顺利，根本无法处理实验中出现的问题。在经历了一年的尝试后，格登终于放弃了噬菌体研究，重新回到胚胎学领域。尽管如此，格登仍然认为自己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一年教育非常重要，可以通过一些不同的研究方向拓宽思路。
潜心研究，发现细胞的特化机能可以逆转
1962年，格登的导师菲施贝格接受了日内瓦的一个教授职位。从而在牛津大学留下了一个空缺，系主任决定将这个位置提供给他。于是，格登从美国回到了英国，继续核移植的研究。
在格登之前，生物学家们都知道，哺乳动物都是由受精卵发育而来，在受孕之后的最初几天，组成胚胎的都是未成熟的细胞。这些细胞每一个都可以发育成成熟有机体中所有细胞类型的细胞。这种未成熟的细胞被称为“多能干细胞”。随着胚胎的发育，多能干细胞进一步形成神经细胞、肌肉细胞、肝脏细胞以及其他所有种类的细胞，这些细胞经过分化后，开始在机体内承担起特殊的机能。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这一过程是单向的、不可逆的。换就话说，成熟之后的细胞，是不可能再回到未成熟、多能性的状态。
但格登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假设：这些细胞的基因组仍然包含着驱动它发育成机体所有不同类型的细胞所需的信息。1962年，格登在一项被诺奖评审委员会称之为“经典”的实验中，以美洲爪蟾的卵细胞为实验对象，取出卵细胞内一个不成熟的细胞核，以一个成熟的特化肠细胞所含细胞核取代，而改性后的卵细胞最终得以发育成为一个正常蝌蚪。这一实验，首次证实了已分化细胞可通核移植技术将其重新转化为具有多能性的细胞。1962年，格登在英国《胚胎学与实验形态学杂志》以“细胞的特化机能可以逆转”为题报告了这一实验。
格登的实验最终取得成功还得益于实验室的2个先天优势：一是实验室拥有可有效去除细胞核的紫外显微镜；二是菲施贝格的另一个学生已发现了可作为爪蟾遗传标记物的基因突变，这将很容易区别发育后代细胞核来自供体还是自身细胞核去除不彻底引起。基于这2个原因，接下来的实验格登选择肠上皮细胞作为核移植实验的供体。格登从带有遗传标记物的非洲爪蟾肠上皮细胞中取出细胞核，然后移植到正常爪蟾的去核卵细胞中，在随后发育的胚胎中鉴定出了遗传标记物，一方面证明了核移植的成功，另一方面也证实了已分化的肠上皮细胞核仍有指导胚胎发育的能力，并没有发生遗传物质不可逆的改变。
这一里程碑式的重大发现曾经遭到许多人的怀疑，不少科学家认为这完全不可能。但在重复实验的验证下，该结果最终被接受并引发了密集的研究，最终导致了哺乳动物的克隆。
1966年，格登的核移植实验又往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他从蝌蚪肠细胞核进行核移植后，获得了完全发育成熟且可繁殖后代的爪蟾。这些细胞核可产生健康动物且可产生后代的结果证明：完全分化的细胞核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全能性，可指导所有类型细胞的形成。此后的1997年，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伊恩·维尔穆特（1an Wilmut）和基思·坎贝尔（Keith Campbell） ，通过类似的体细胞核转移技术，成功克隆出“多莉”（Dolly）羊，且“多莉”也顺利产下了后代。从而证明成年体细胞也拥有全能性，并印证了格登的发现。
1971年，格登转往牛津大学的最大对手剑桥大学。当年，剑桥大学医学研究理事会为格登及同事，在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提供了一层楼进行分子胚胎学的研究，此时格登担任研究教授。1983年，格登进入剑桥大学动物系，担任细胞生物学讲座教授和细胞生物学部的主任。1989年。格登进入剑桥大学很有名望的韦尔科姆细胞生物学和癌症研究所（Wellcome/CRC），并一直担任主席至2001年。2004年，剑桥大学为纪念格登的贡献，将格登所在的研究所改名为格登研究所。
老当益壮，79岁高龄仍坚持全职工作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格登主要研究分子生物学的机制和细胞核重编程的机制，格登对分子胚胎学领域的贡献几乎跨越了半个世纪，为推动该领域的发展做出了许多奠基性贡献，这些贡献覆盖了该领域许多激动人心的重大进展，因此被誉为“动物细胞核移植和克隆研究领域的先驱”。
格登是一个非常亲和、朴实的人，像他这样的著名科学家，通常到了这个年纪和阶段，精力会更多放在教学和著书上，很少有人还会亲自动手做实验。而79岁高龄的格登教授，时至今日仍经常在实验室里工作很长时间。格登曾经每天早上开着破车送实验样本给学生做实验。每周五在做完实验以后，他会和学生们一起喝啤酒。在被通知获得诺贝尔奖时，他还在实验室工作。一名英国记者曾试图联系格登进行连线采访，但格登的实验室答复称：“格登正在工作，请不要打扰他。”
格登介绍说，自己最先得知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还是来自一家意大利媒体打来的电话，当时是8日早晨7时30分左右，他身在实验室，电话另一头要他谈谈自己的反应。不过，格登认为他们的消息并不一定准确。一个小时以后，格登接到了来自瑞典文学院的电话，告诉他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一开始，格登依然怀疑是朋友或同事故意假装瑞典口音跟他开玩笑，直到最后才确认获奖的消息。
格登将和另一名获奖者日本人山中伸弥平分800万瑞典克朗（约合114万美元）奖金。对于这笔奖金，格登表示自己可能将奖金拨给他此前设立的一个基金，用于资助一些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
（作者单位：淮南联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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