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5 17:09:1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当前经济形势与经济政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每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历来有两大任务：评估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布局来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人们对于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关注和期待，自然要围绕上述两大任务的线索而展开。
然而，颇有趣味的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无论是说起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还是论及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人们总是要提到减税。在具有一些经济学常识的人们那里，还总是免不了使用结构性减税一词。
这样一个至少使用了十几年之久的老概念，结构性减税在今天之所以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和期待，显然同当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及其政策选择有关。
人们已经看到，最近几个月来欧美经济形势的持续震荡，对处于缓慢复苏中的全球经济形成了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在短期内尚难有根本性改变。由此而形成的辐射影响，必将拖累中国经济，甚至使得未来一年的经济运行充满变数。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在明年，中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已成定局。
不过，所谓“继续实施”，并不意味着将今年以来的政策内容“全盘复制”到明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历来有“名”“实”之别，在相同的政策提法下，往往蕴含着不同的实际内容。其间，有着很大的回旋空间。单就积极财政政策的布局而言，鉴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2012年的操作肯定不同于2011年。其中，最可能出现也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是，在2012年，“减税”而非“增支”将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所在。
形成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
第一，从迄今为止的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运行轨迹看，2008年末和2009年初无疑是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将其作为参照系并仔细审视处于震荡中的欧美经济态势，可以确认，尽管外部的不确定性会给中国经济造成拖累，但从总体上看，这种不利影响不会高于2008年末和2009年初。故而，我们尚不需要推出类如2008年末和2009年那样的超剂量、大规模的扩张性措施。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预调和微调，其扩张性操作可以相对从容。作为实行预微调的一种可选择的手段，减税的优越性不言而喻。
第二，在经历了主要依靠增加政府支出和扩大公共投资的反危机操作之后，其“粗放型”扩张对于经济结构的负作用已经逐渐凸显。较之于危机前，调结构的任务显得更为紧迫。故而，即便经济下滑趋势已经有所显露，即便当前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之一在于增加财政刺激力度，其扩张性操作也必须着眼于“精细化”，在保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寻求平衡。在此条件下，减税无疑是一种适当的选择。
第三，当前中国的物价上涨势头，既有通货膨胀因素的拉动，也有成本上升因素的推动。这两种因素所形成的拉力和推力，不仅在短期内难以缓解，而且，从长期看，很可能会持续波动。严峻的问题在于，在当前的中国，物价上涨一旦与以收入分配矛盾为代表的各种社会矛盾相交织，用总理的话讲，将足可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心的向背。故而，从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出发，相对而言，在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两者之间，物价上涨仍将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在总体上，仍应将维持物价稳定置于重要位置。这意味着，在2012年，财政上的扩张举措，其力度将有所控制。减税有可能取代增支，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载体。
第四，从今年前11个月的全国财政收入增长态势看，2011年实现全国财政收入“超收”10000亿元已无悬念。这肯定会进一步推高已经引致颇多争议的当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从而面临较大的有关减税的舆论压力。故而，即便把实施财政扩张的一系列因素统统考虑在内，实施一定规模的减税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换言之，在2012年，我们既有必要也有能力实施较大规模的减税。
新一轮的政策调整不是简单的松紧之变，而是要着力促进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向来被视作是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定调第二年宏观经济政策的权威风向标，而2011年的中央经济会议却因为当前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而一再推迟。
12月12日，这届号称“十年最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明确了2012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根据形势变化及时做出预调、微调。
此前，央行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可见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调已经启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预调、微调并不等于货币宽松，新一轮的政策调整不是简单的松紧之变，而是要着力促进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
另一方面，虽然关键字同样是“稳”，但与2011年多次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不同，明年的货币政策将重点突出“稳增长”。有研究指出，中国目前靠投资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动能已经减弱，长期发展目标将逐步从“保增长”向“稳增长”靠拢，而在这个过程中“调结构”的地位将逐年上升。因此，2012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将更加注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样的政策思路会贯穿货币、财政、产业等各个领域。
在产业方面，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多个国家级产业规划密集出台，并且均以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为主线，以改善民生、拉动内需、节能环保、低碳绿色和战略新兴为主要方向。由此可以看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成为未来“调结构”的重中之重。目前，新兴产业正处在加快发展并获得更多发展资源的时点，随着社会需求、国家政策和产业资金等市场环境的不断改善，未来将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明年是“十二五”开局后的第二年，“调结构、转方式”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对整个“十二五”目标的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目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经济减速将为改善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带来难得的好时机。
毫无疑问，“稳增长、调结构、控通胀”将成为最近几年乃至整个“十二五”期间的宏观调控主基调。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将会助力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而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关键词：中国证券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经济分析;预测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9月18日
一、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在整体经济形势较好的情况下，中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的阶段，中国原本以第二产业为支撑并重视发展第三产业，而现在要逐渐将国民经济收入的重点转移到第三产业并保持产业结构的健康比例，并力求将中国经济由投资推动型转化为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面临考验。
2014年开年以来，国内经济形势并不乐观，内需不足使许多企业难以盈利，在产业生命周期中被淘汰。2015年以来，国家发改委批准了七大基建工程，投资总额超过10万亿元，以投资来促进消费，增加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用拉动社会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的投资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并注重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国企改革、税制改革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增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
二、宏观经济规律分析
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及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影响着政府、企业或个人对市场的决策和调控的决策。2014年的中国经济，总体发展呈现以下几个规律：
1、GDP增长率逐年、逐季回落。中国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GDP增长一直十分迅速，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逐渐调整，走向成熟，GDP的增长速度也在逐渐降低并保持平稳。在产业分布层次看，第一产业占比远远小于二三产业，且第二产业的占比逐年下降，第三产业逐渐上升，中国正处于产业转型的新阶段。
2、CPI仍保持在较低的稳定水平。一般对于中国而言，CPI保持在3%左右是正常的，2014～2015年初我国的CPI一直在2%左右，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说明我国的物价涨幅低，经济下行，总体需求不足。
3、追求经济长期发展，实行微刺激政策。2014年以来到2015年初，中国经济出现了下行状态，内外需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激进的措施促进中国经济的短期发展，而是采用降息等微刺激的方式促进中国经济长期发展。
三、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宏观经济政策能够长期影响证券市场，一般影响时间为3～5年，所以把握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对判断股市的走势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政策基调，发挥积极财政的作用。
1、科技型新兴产业的开拓。2013年以来，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的发展使科技型新兴产业特别是互联网+相关产业发展迅速，在2015年3～4月份，科技型公司股票“疯长”，如暴风科技上市之后连续28个涨停，从7.14元的发行价，涨到最高189.97元，累计涨幅已达25.6%。其他科技型公司的股票也都实现了超越性的价格变化，互联网行业的股票作为成长股，其价格涨幅远远高于市场利率，深交所也为互联网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2、IPO规则放宽，加快向注册制改革。中央政府明确提出，要加快上市制度的改革，由核准制变为注册制。现在每个月都有很多公司准备上市，但是由于核准制条件繁琐、程序复杂，很多企业不能顺利上市或成本较大，特别是在创业板市场。
若将上市制度改为注册制，会带来创业板的“大牛市”。而在大盘不断上涨的行情下，创业板的行情也在不断被看好，并且创业板突破了近年来最好水平，成为一个新的经济活跃板块，为中国证券市场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3、国家政策与证券市场变动明显，如“一带一路”、税制改革、国企重组等。2014年，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初步想法，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自政策提出后与之相关的股票开始不断地跳空、涨停，可以说，“一带一路”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电力、钢铁、交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公司的市场价值。
4、行业发展规律与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发展联系最密切且周期性最明显的行业是房地产行业。房地产之所以与经济的发展十分密切，是因为中国楼市占到了中国GDP的15%～20%的比重，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如土地出让和房地产相关的税收对中国财政收入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房地产行业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发展联系十分密切，并且房地产行业也依赖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在经济形势向好的情况下，房地产行业比较繁荣，有明显的周期性。
2015年，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并不良好，但由于房地产行业的特殊性，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刺激房地产行业，遏制房地产行业的下行状态。
四、宏观经济形势预测
受美国经济加速复苏和欧元区经济危机的缓解影响，中国进出口在2015年将继续增长;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由于房地产市场走弱、制造业过剩产能尚未完全消化，增速将会下降，因此中国未来经济潜在增长率将会下降已经成为共识。对于证券市场，现行股价处于震荡下跌阶段，证券市场将会进入调整阶段，总体看来A股市场存在很大的潜力。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我国宏观经济步入新常态新阶段[J].宏观经济管理，2015.1.
我国经济实现了30年的快速增长，实属不易。要把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长期保持下去，更为艰难。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今年是近几年经济发展最困难的一年。国际金融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经济明显减速，整个形势还在进一步恶化。国际油价虽有所回落，但仍在高位波动，通胀压力还不小。这些不利因素对我国的影响已经并会继续显现，对此要有充分的估计。国内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也不少。价格上涨压力尚未根本缓解，煤电油运供应紧张，一些地区和行业增长速度明显回落，股市、房市波动较大，财政减收增支压力增加。近期我们对宏观经济政策及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整，今后几个月，还要密切观察和有效应对形势变化，努力实现全年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明年打好基础。我们不但要看到今年和明年，还要看得更长远一些，要自觉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促进国民经济长期又好又快发展。从宏观上看，必须重点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把握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的平衡点。前几年我国经济增长较快、物价水平较低，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从国际经验看，长期保持高增长、低通胀是很困难的。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高位回落，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世界经济形势不利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可能还会加重。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既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又要把物价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难度很大。这就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形势变化，适时适度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把握好发展经济与控制物价两者平衡点，防止顾此失彼。必须清醒地看到，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业、财政收入、社会发展都会出现困难，民生问题难以改善，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就会增多。在当前国际金融经济动荡的形势下，要把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摆在更重要的位置。同时，也必须充分认识通货膨胀对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的危害性，任何时候都不可掉以轻心。
第二，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我国经济运行中总量矛盾始终与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虽然总需求比较旺，但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逐年下滑，居民消费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消费、农村消费增长较慢。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减缓、出口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于拓展经济发展空间、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和防止经济下滑尤为重要。从中长期看，扩大消费具有巨大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这是我国的优势，也是抵御外部冲击的重要基础。必须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在优化结构的基础上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统筹解决影响即期消费的体制性问题，减轻和消除居民扩大消费的后顾之忧，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第三，努力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近几年来，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外汇储备大幅增加，这是我国发挥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结果。保持必要的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对于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和抗御风险是必需的。但外贸顺差过大、外汇储备过多，也会加剧贸易摩擦，加大金融调控和外汇储备资产经营管理的难度，降低货币政策有效性和资源利用效率。同时，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会挤压国内有效需求，增加外部冲击的风险。这是需要努力缓解和避免的。我们必须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国际收支调控体系和机制，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外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远未结束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可以用“三F”来表示,即FinancialCrisis(金融危机)、FUelCrisis(石油危机)和FoodCrisis(粮食危机)。索罗斯日前曾指出,美国当前可能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目前,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下滑,金融危机已经从次贷蔓延到优级抵押贷款。美国最大的两个房地产贷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证明。这两家金融机构持有大约5.3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这两大公司面临财务困境,势必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要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以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危机还远未到达“结束的开始”(thebeginningOftheend),很可能仅仅是“开始的结束”(theendOfthebe-ginning)。
内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国内的通货膨胀
1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直接和间接途径
发端子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影响到了中国,部分中资银行机构购买的次级抵押债券价格缩水,更严重的是,由于中国是美国机构债的最大持有国,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国最大的两家机构债发行人,因此中国持有的机构债不仅会账面缩水,而且还会面临违约的风险。无论如何,“两房”危机已经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造成极大冲击。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还会表现在资本流动、贸易保护等诸多方面。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可能会改变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极可能导致短期性投机热钱流入中国,也可能导致热钱的迅速抽逃。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将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进而造成中国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而美国经济下滑又会引发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
2美国经济减速或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研究人员测算,中国出口对美国收入的弹性大约为4。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考虑到其他国家经济增速也会因美国经济减速而下降,加上中国出口对许多重要贸易伙伴的收入弹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1/5左右计算,美国经济增速下降1%,中国的总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对中国的通胀形势必须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动的性质。但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说,是经济过热的结果。当前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暴涨,以及国内工资成本的上涨(还有天灾),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发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也是世界范围内经济过热的结果。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第一,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滞后于经济过热的发生和发展数个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经济过热,不但对当前的通货膨胀,而且对和未来的通货膨胀将会发生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高达10.4%,依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压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
第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水平。为了改善资源配置,增加供给,政府必然会逐步放松物价管制。由于价格下调的刚性,一旦解除对关键性产品的物价管制,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第三,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如铁矿石)的上涨——尽管目前已经有所回落,已经而且还将增加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中国PPI的上升。
第四,中国的PPI在最近几个月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10%。下游企业将越来越难以消化PPI的上涨。一些企业将因亏损而倒闭、减产,但这并不意味产品价格不会上涨。因而,CPI很可能将因越来越多的产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涨。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货膨胀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缩指数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猪肉或其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是物价的普遍上涨。
第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扭转,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加强,通货膨胀预期下的企业和个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如要求增加工资、囤积、抢购等)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目前条件下,抢购之类的现象不大可能发生,但工资一物价的上升螺旋却可能形成。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前瞻:坚决遏制通胀
国务院最近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笔者认为,尽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会因基数和农产品价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现回落,但对通胀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仍应该坚持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的方针。如果中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抑制通胀,经济就不需要急刹车;如果过早放松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就可能反弹。最终不得不急刹车,损失则要大得多。
1抑制通胀无需惧怕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
由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途径应该是抑制总需求。换言之,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的总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是增长最快的两部分。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中国的投资率超过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产投资对总投资的增长贡献最大,且存在较严重的泡沫,因此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抑制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必须付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关于“两防”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在通货膨胀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变。投资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对两者增长速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过于担心。目前速度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紧张。没有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可以做些预案,但还没有到需要立即实施的程度。在当前形势下,释放出政府将会对“反通胀”方针加以调整的信号是绝对有害的。即便需要对某些具体政策进行微调,也不应使公众产生“政策将会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许多银行提前放贷,夸大信贷紧张程度,营造信贷需求旺盛、规模紧张的氛围,以倒逼中央银行。温总理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显示了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为治理通货膨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通胀率4.8%的目标今年恐怕难以实现,可以延长实现这一目标的期限,但没有必要对此目标加以改变。而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最终维持在3%左右。
2治理通胀离不开货币紧缩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话虽然不能说得极端,但宽松的货币供应环境毕竟是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离不开货币紧缩。除非通货膨胀形势有了根本的好转,否则,货币紧缩的大方向是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减少有效需求,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货膨胀,自然要增加供给,但为增加供给所能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有限的(减税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般情况下,即便通货膨胀是由供给方原因所造成的,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除实行其他政策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为求抑制通胀,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1980年代,为了抑制由于石油冲击造成的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美国经济一度陷入“滞胀”。但历史表明,美国当时的经济衰退换来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货膨胀。而这种低通胀,则为美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多年的低通胀来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获得,所付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已经越来越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如财政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来解决。
3为了改善经济结构应继续使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本次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同其汇率政策有关。中国本轮通货膨胀的货币源头及其发展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优惠的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顺差日益固化为结构性的双顺差。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需依赖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放出人民币。
第三,央行的干预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为了防止基础货币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央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冲操作:卖出央票,回收人民币;提高准备金率。央行的对冲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对冲难以完全冲销掉过剩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的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创造了货币条件。
第四,中国的持续、巨额双顺差必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产生,这种预期进而导致了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资金的流入,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央行的对冲的负担。过剩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第五,解决由双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最简单办法是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需求自由浮动。但是,由于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上升幅度可能过大。由于担心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中国选择了人民币缓慢升值这一路径。
第六,人民币缓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挂导致热钱流入。在人民币升值速度缓慢条件下,防止热钱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实行资本管制。
4必须加强资本项目管制
如果已经确定了人民币缓慢、渐进升值的方针——尽管笔者不认为这是最佳方针——我们就需加强资本管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取决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只有当资本管制完全有效时,才谈得上人民币升值的自主性,即升值速度才可以由中国自行掌握。当前央行对跨境资本流动加强管理的方针是非常必要的。但笔者认为力度还应该进一步加强、覆盖面应该进一步加宽。“严进宽出”应该调整为对进和出都实行有效管理。在强化对“热钱”防堵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对“热钱”突然流出、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而防患于未然。
一、内部经济形势
1、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水平。为了改善资源配置，增加供给，政府必然会逐步放松物价管制。由于价格下调的刚性，一旦解除对关键性产品的物价管制，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2、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如铁矿石）的上涨——尽管目前已经有所回落，已经而且还将增加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中国PPI的上升。
3、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扭转，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加强，通货膨胀预期下的企业和个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如要求增加工资、囤积、抢购等）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目前条件下，抢购之类的现象不大可能发生，但工资一物价的上升螺旋却可能形成。
4、中国的PPI在最近几个月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10%。下游企业将越来越难以消化PPI的上涨。一些企业将因亏损而倒闭、减产，但这并不意味产品价格不会上涨。因而，CPI很可能将因越来越多的产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涨。
二、中国经济政策前瞻
1、抑制通胀
中国的投资率超过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产投资对总投资的增长贡献最大，且存在较严重的泡沫，因此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抑制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必须付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关于“两防”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在通货膨胀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变。投资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对两者增长速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过于担心。目前速度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紧张。没有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可以做些预案，但还没有到需要立即实施的程度。在当前形势下，释放出政府将会对“反通胀”方针加以调整的信号是绝对有害的。即？便需要对某些具体政策进行微调，也不应使公众产生“政策将会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许多银行提前放贷，夸大信贷紧张程度，营造信贷需求旺盛、规模紧张的氛围，以倒逼中央银行。温总理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显示了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为治理通货膨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
2、治理通胀离不开货币紧缩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货膨胀，自然要增加供给，但为增加供给所能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有限的（减税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般情况下，即便通货膨胀是由供给方原因所造成的，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除实行其他政策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为求抑制通胀，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四、促进机构调整
由于银根紧缩、人民币升值，以及外部经济体增速下滑等，出口形势将会恶化，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下降。这时，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大作用，用于帮助经济增长方式平稳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比如，采取减税政策、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补贴、完善社会保险体系等举措。
五、必须加强资本项目管制
如果已经确定了人民币缓慢、渐进升值的方针——尽管笔者不认为这是最佳方针——我们就需加强资本管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取决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只有当资本管制完全有效时，才谈得上人民币升值的自主性，即升值速度才可以由中国自行掌握。当前央行对跨境资本流动加强管理的方针是非常必要的。
六、改善经济结构
1、优惠的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顺差日益固化为结构性的双顺差。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需依赖度日益提高。
2、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放出人民币。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目前的突出矛盾是某些行业投资增长过快；经济发展中既有总量和结构的问题，也有体制和增长方式的问题。面对经济运行中有热有冷、有快也有慢的复杂局面，宏观调控政策应该由“从松”的政策转向“中性”的政策，在实际工作中应做到有保有压、有抑制有发展。
关键词：经济增长 宏观调控 中性政策
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目前的突出矛盾是某些行业投资增长过快
中国经济增长从去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增长幅度由1998—2002年间平均每年的7%—8%，上升到2003年的9.1%，2004年第一季度的9.8%，上半年的9.7%。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消费结构迅速升级，总体形势良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突出矛盾是某些行业投资过快，促使煤、电、油、运等主要原材料供应紧张。去年以来，国家针对部分行业出现的过热苗头，已经发出了预警的信号。同时，在项目审批、土地利用以及信贷投放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控制，抑制投资的过度膨胀。
但是，投资的列车一旦加速，很难一时间刹住。今年一季度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依然较高，钢铁、水泥、电解铝、焦炭等能耗高、污染重的行业仍在快速扩张。4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和各有关单位对所有在建、拟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在宏观调控杠杆的撬动下，各地区、各部门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行动，大批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项目下马，部分过热行业开始得到抑制。
固定资产投资膨胀问题是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投资膨胀是否引起了经济过热，前些时，大家议论纷纷。时下固定资产投资扩张有两个主要背景，一是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城市化、工业化及消费升级，由汽车、住宅产业带动新的增长周期，对投资品的需求旺盛。二是地方政府的行政主导的投资项目猛上，为出政绩，争相以优惠条件吸引投资。今年一季度，中央项目投资增长12.1%，而地方项目则增长64.9%。
在此情况下，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处于什么境地?现在经济形势很特殊，既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全面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又不同于前几年偏冷的通货紧缩趋势。去年以来，虽然消费品物价指数由负转正，投资品和部分生产资料价格涨势强劲，去年三季度后物价上涨趋势较为明显，9、10、11月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平均上升1个百分点左右，CPI由2002年的零增长爬升到2003年的3.2%。今年第一季度物价继续上扬，同比上涨2.8%(1月3.2%，2月2.1%，3月3%)。4、5、6月继续上扬(4月3.8%，5月4.4%，6月5%)。但消费品价格除粮食等农产品上涨较快上，其余比较疲弱，如6月CPI同比上涨5%，其中食品撬动了CPI上涨4.4%，剔除此因素，非食品因素使CPI上涨只0.6%，甚至还有下降的。权重最大的工业消费品价格是下降的，如衣着、家电、汽车、药品等。而粮食价格则是恢复性回升，如果以2003年夏收前价格为基准，粮价提高50%才恢复接近1997年的水平。粮价上涨根源在局部的供求失衡，与通货膨胀不是一回事，与前一时期货币信贷增长过快没有关系，也与投资高速带动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关系不大。消费物价指数尤其是除去粮食外的核心CPI，总的看大体上还在合理区间移动(据我过去提过的看法，核心CPI在2%—3%之间，都算合理区间)。
当前我国有部分行业，如钢铁、电解铝、水泥等投资扩张较猛，引起部分物资如煤、电、油、运等供应紧张。如1—5月电力生产增长16.4%，但在全国范围有24个省市拉闸限电。煤炭社会库存量下降到20年来的最低水平。全国铁路前5个月请车满足率只有35%左右，沿海港口出现多年来未有的压船压港现象。虽然如此，但总起来看，我们的劳动力不紧张，城镇登记失业率还在增长，下岗剩余劳力也在增长；资金不紧张，银行存贷差还不小，6月末约为6万亿元；生产能力除了煤、电、油、运等资源性产品和服务外，也不紧张，大部分加工制造业、工业消费品的生产能力宽松甚至过剩。因此人力、财力、物力的供给都有剩余。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9%—10%。现在实际增长率还在潜在增长率的范围以内。2003年GDP增长9.1%，2004年一季度增长9.8%，二季度增长9.6%，上半年增长率为9.7%，仍在潜在经济增长率范围内。即使经济总体没有过热，但对局部经济过热，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对当前的瓶颈制约，如对煤、电、油、运和一些重要材料的紧缺，应当继续引起重视，因为处理不好，它会影响到发展的全局。
二、宏观调控政策应该由“从松”的政策转向“中性”的政策
从经济运行来看，当前既有局部过热，特别是投资过多的现象，又有总体上供大于求，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前几年，为对付通货紧缩趋势，我们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实质上是“从松”的经济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用赤字国债来扩大内需；稳健的货币政策之所以叫稳健，实际上在松动银根、支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注意防范金融风险。现在通货紧缩趋势已经淡出，宏观调控政策应该由“从松”的政策转向“中性”的政策。这就是要求适度收紧。我在去年10月社科院形势分析会上就已提出这个主张。目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逐步减弱，赤字国债在减少，建设支出在推迟，财政支出的方向正在调整。因此，财政部长金人庆说财政政策已从积极的财政政策向“中性”的财政政策过渡。稳健的货币政策也要适度从紧一些，如提高储备金率、控制信贷投放规模等等。货币政策委员会一季度报告认为：“适度从紧”是稳健的货币政策现时的取向。其实相对于过去从松的稳健货币政策来说，现在的货币政策也是一个中性的调控政策。因为“适度从紧”就不能太紧，就是说不能像治理严重通货膨胀时采用的刹车手段。因为目前的宏观问题虽然也有总量问题，但主要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既然主要是结构问题，货币政策就不能“一刀切”，一概收紧。对一些消费热点，有市场、有效益的产品和企业，以及需要加强的薄弱环节，如农业、能源、交通、运输等还要继续支持其发展，还要支持扩大就业。但对一些局部过热的环节，对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投资，就要“削峰”。可以说，不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我们都要采取“中性”的调控取向。
所谓“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相对于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而言的，是一种有松有紧，松紧适度的政策。从以前适度从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向目前的中性政策调整，客观上具有从紧的效果，能起到抑制过快的投资需求的作用。但实行中性政策的意义还不止于此。首先，对于一些投资过热的行业，如果不能通过政策调整及时控制，就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同时，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因为没有最终消费的支撑，又会引起通货紧缩。可见，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实质上是要“双防”，既要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滋长，又要预防通货紧缩趋势的重现。其次，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对当前比较突出的结构问题的对症之药。对钢铁、水泥和铝等投资过热的行业从紧，对农业、西部开发、社会公
过去一个来月，国际国内政策极尽演化，有些逐渐明朗，而有些依然浑浊。海外方面，尽管谁都知道美国经济不能长久地靠QE撑着，但我们仍然看不到事件在时间上的确定性。伯南克在各种场合的善意沟通，使得此事对全球金融市场已变得没那么负面。
抛开的影响，目前令A股倍感压力的主要是国内的货币与经济政策。虽然货币政策的态度已经初步明晰，但或有小许的调整空间。李总理提到，激活存量信贷以支撑实体经济发展，这至少说明，货币当局有意收紧银行的间接融资。但如6月底所呈现的，货币条件的恶化将妨害到实体经济。以过去一周看，货币价格在短暂修复之后，或拒绝下跌，或调头向上，使得各方有必要重新审视长期资金价格趋于上升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当前货币与债券市场流动性也远未修复到5月之前的水平。
就政府“稳增长”的政策而言，虽然“下限论”引发了无限遐想，但高层的及时沟通又打消了这一厢情愿式的幻想。7月16日，李总理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再次强调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他认为区间的“下限”是稳增长、保就业，而不是GDP的增长目标。结合之前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议题，节能环保和信息消费或将作为拉动内需、推动经济转型最为重要的方向。这意味着，新兴行业或是当前“稳经济”的抓手。
可见，国内的货币政策与经济政策已然明晰，“稳增长”、“调结构”在“新兴成长”的基础上实现了内在统一，这使得目前的经济政策与过去10余年的传统路线渐行渐远。
近期，最重要的改革事件是7月19日央行宣布取消银行的贷款利率下限。在目前的信贷环境下，放开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管制，其象征意义或大于实际影响。因为目前，几乎没有银行以0.7倍基准利率发放贷款。但改革总要从阻力最小的地方着手，对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必然是“以虚补实”的开端。
国内6月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再次降至8.9%，工业企业产出缺口自4月脉冲走高后，连续第二个月回落。投资增速继续下滑，制造业降幅最大，而地产和基建也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6月份的消费增速虽然升至13.3%，但较多行业仍呈现出下降态势，仅汽车和通信类上升较为明显。这一系列偏弱的宏观数据继续印证当前的经济运行，尤其是传统周期性行业的疲弱。政策无强烈刺激的意愿，基建投资减弱，而信息、电信及广电等行业的投资增速上升，说明这些新兴行业正受到资本的关注。
对应到投资，尽管前两周有所扰动，但市场风格依旧。我们认为，周期行业压力未解，新兴行业“抓手”效应凸显，TMT、国防军工、电力、石油化工和化纤等相关产业呈现局部景气，投资者可继续关注。
关键词：财政；货币；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8-000-01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工具。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货币政策是说一国的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控制、调节和稳定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总和。货币政策手段主要有：法定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
通常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纵观我国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历程，从建国后一直奉行的“双松”政策到1998年底起开始施行的历时近七年之久的“一积极，一稳健”的宏观政策，再到2005年我国政府开始奉行的“双稳健”政策，我国政府正是从实际出发，结合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形势和国际经济动态的转变，审时度势，成功地完成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当前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出现的逆转以及已经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调，国际收支不平衡程度将有所缓和。同时，出口增长将回调，但幅度有限，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持续作用下，银行的流动性虽然比去年有所缓解，但仍然比较充裕，货币信贷仍然处于比较宽松的环境。在此背景下，继续实行“双稳健”组合似乎是我国2007年继续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选择。
其次，工业的过快增长引起的产能过剩问题。当前，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向金融机构流入，另一方面是社会消费增长速度又远远慢于工业品的生产增长速度。
再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引起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呈现全面扩大的趋势，既存在城乡居民、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也存在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近几年来，我国消费不足实质是结构性消费不足，主要表现为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当前，我们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城镇的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群体集中，而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在不断下降，他们将越来越多收入存在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边际消费倾向高，但他们却无钱消费。如何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公平地分配到不同收入群体，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身上，让他们提高收入水平并增加消费，这是当前我国宏观政策的关键所在。
从经济运行角度看，如何避免或消除经济运行中储蓄过剩、产能过剩和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不仅是近期宏观调控需要面对的，而且也是国家长期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考虑的。因此考虑到情况的变化，我们应该奉行“总体稳健、适度微调”的思路，在目前政策姿态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在力度上调整当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
研究结果：
一是调整货币政策。首先，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调控仍有空间，适当时机还可进一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相应提高贷款利率；其次，金融机构应尽快调整资金使用结构，不断调低投资贷款比例，相应提高消费贷款比例，出台相关配套政策，积极推进住房抵押贷款、汽车、家电消费贷款、教育贷款、婚丧贷款等，鼓励居民贷款消费；再次，为了缓解资金流动性过剩的矛盾。另外，要鼓励企业走出去，在支持中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的同时，商业银行还可以以代客境外理财的形式加大投资国际金融市场，以此缓解流动性过剩和因贸易盈余及FDI流入给央行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压力。
二是调整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应从目前的偏紧（压缩国债发行规模、压缩赤字规模）状态向灵活状态调整，适当扩大政府的投资和消费。一方面，各级财政应进一步增加用于城镇低收入人群的贫困救济支出，进一步扩大救济覆盖面，继续提高他们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政府职员工资水平，并继续向有利于消费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推动农民消费。专项基金从三方面筹措：其一，从每年财政增收部分中划出一定比例（比如财政增收的10%）的资金；其二，每年发行一笔新农村建设专项国债（比如每年500亿元）；其三，从每年土地出让金中切出一块资金来。将这三块资金捆成一起，组成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并支持农业、农村生产能力建设，降低农民生存和发展成本，增加他们的收入，以刺激消费。
三是国有及控股企业每年要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上交财政。近几年，在企业储蓄存款中，有很大比例是国有企业存款，这些存款绝大部分来自利润。目前，在现有体制条件下，许多国有企业的赢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原有财政投资和行业垄断形成的，这些赢利全部归企业，明显地形成了过多的企业储蓄，为进一步投资创造了源泉。
四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城乡居民预期支出。当前，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偏低，储蓄倾向偏高，与我国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扶助、贫困救济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关系，要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就业扶助、贫困救济和养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对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扩大城乡居民的受益范围，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五是必须着手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长期问题。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是由长期问题引起的，仅仅靠短期调控是不够的，还必须着手解决长期问题。因此，要解决投资过热、产能过剩、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还必须从长期制度安排方面入手。同时，在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要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高度警惕和监管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国内，防止恶意炒作人民币，干扰我国汇率改革的进程。
参考文献：
[1]马晓河.国家发改委研究院.
魏加宁
当前经济形势确实是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偏快，银行信贷资金增长过快的现象，与2004年有相似之处，但是也有不同之处，比如煤电运等瓶颈尚不明显等。我个人认为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加强适度的调控，但是还没有达到各种行政手段都要一起上的地步，还是应当主要依靠货币政策，并辅助财政政策，在控制政府投资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鼓励消费，加快政府财政的转型，加大政府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投入，减轻居民的负担，改善居民的预期，使居民敢于把钱从银行取出来消费，这样不仅能刺激消费，而且还可以减轻和减少银行存款的压力，减轻银行放贷的压力。
目前从短期看，宏观经济形势似乎非常好，高增长低通胀似乎是最好的时期，但从长期来看问题比较严重，比如大量消耗资源，污染环境，在这种快速增长的过程中进一步加重了。另外有一个房地产泡沫，经济泡沫问题。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元升值的过程中，出现了泡沫经济，一方面日元大幅度升值，股价飙升，地价飞涨，一般商品的价格非常平稳，另一方面当时日本中央银行缺乏独立性，没有办法及时做出有关的决策，由于这两个原因导致了泡沫经济。现在有些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和日本当年类似的情况，就是一方面人民币升值，虽然说没有大幅度升值，但是市场普遍认为人民币将继续升值，另外股市时不时有一些井喷，房地产价格在不断的调控之下依然快速地上涨，同时一般的商品价格低而平稳，很多特征像日本当年泡沫经济初期的情况。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中国的经济也有很多和日本不同的地方，特别是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当年日本泡沫经济形成的时候，银行业还是比较健全的，没有多少不良资产，只是泡沫经济破灭以后才形成的大量不良资产。另一个是日本当年的制造业还是很健全的，出口的产品都是真正的日本制造，而今天中国的所谓许多中国制造，其实并不是中国制造的，充其量不过是在中国制造、在中国加工、组装、贴标签而已，人民币一旦升值更容易出现泡沫经济，加工组装利润本身就很薄弱，人民币升值空间会进一步压缩，资本很容易流向房地产、股市。
我认为，要防止泡沫经济，就是要采取正确的对策，既包括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包括长期的发展战略。
对策之一，就是要扩大内需的中长期战略，尤其是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平衡对外贸易，应对人民币升值，通过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可以在不改变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情况下，解决在中国制造的产品的需求问题。
对策之二， 要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日本的教训之一就是扩大内需本来是中长期政策，日本的有关部门和中央银行在接受了扩大内需的政策建议之后，将长期政策和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搞混了，以为扩大内需就是扩大总需求，于是采取了过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国要防止泡沫经济必须要采取稳妥适当的经济政策，要把握好总供给总需求之间的关系。
对策之三，要加强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中国虽然是出口大国，但是出口的产品大多为低端产品，且大多是外国品牌，目前我国货物出口一般55% 以上是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实现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85%以上是由外资企业完成的，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出口的商品所占比重很低。现在，国内企业的生产向着低加工度低技术含量的初级产品行业倾斜，向低加工度低技术含量的生产环节倾向，而高技术含量的高加工度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基本被跨国公司主导，在这种情况下，受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最大的首先是初级产品和初级行业，或处于低加工低技术含量生产环节的国内企业，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强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只有实现自主创新，“中国创造”，我们才有可能克服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才有可能解决国外针对我国的反倾销问题。扩大内需只能从需求方面解决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销路问题，实现中国创造才能够从供给方面提升我国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提高我国的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
经济过热还将继续 宏观调控没打击民企
袁钢明
对于今年的经济过热倾向，央行采取了调整利率等几种手段，但效果不大。从现阶段来看，第三季度的国内经济还在比较高的位置运行,还有加大调控力度的空间。
最近，央行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其实，采取这种方式，要看商业银行的流动资金多不多，也就是钱用不用得出去。通俗点讲，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因为其国有性质，可以不断吸纳大量资金，是不愁没钱用的。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就相当于把商业银行一部分闲置的钱收起来，而且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幅度只有0.5%,所以作用不会明显。
此前，央行曾发行了1000亿元的一年期央行票据，这就是以买卖票据的方式向商业银行收回货币，这种调控方式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是一样的，是一种数量调控。不过相对于连续大量发行票据，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相对弱一些。
之所以没采取之前呼声很高的加息政策，主要是因为目前的贷款利率已经很高，如果再调高，房地产业会受不了，也会给企业增加很大负担。但贷款利率毕竟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调控措施，效果也最直接。
前几个月，央行上调过金融机构的贷款基准利率，但只调贷款利率，存款利率没有提高，这是治标不治本。存款利率相当于银行筹集资金的利率，存款利率上去了，贷款利率自然就上去了。国外许多市场经济国家一般都调节存款利率，不调贷款利率。
不过，从长期看，宏观调控是一个分步走的过程，不能指望它一步到位地解决经济过热的问题。可以预见，央行还将继续采取紧缩政策，逐步调控。
今年的宏观调控没有采取过头、过激的行政措施，这还是第一次。近几年来，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倾向于以所有制和企业性质来定性，一旦经济过热，就常常压缩民企的生存空间，比如2004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就是一个例子，江苏的铁本公司就 “撞”在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枪口上，因“盲目投资”而被惩戒。而今年的宏观调控没有针对民企，没有采取“关”、“停”、整顿等行政措施，对民企的态度不再“忽冷忽热”，这可以说是一大进步。
经济过热时 民企应“有所不为”
蔡福金
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6年8月1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前,7月5日起，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已上调了0.5个百分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结构调整步伐有所加快，经济效益继续提高，总体形势良好。但仍存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对外贸易顺差加大等突出矛盾和问题。据此，央行做出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以抑制货币信贷总量过快增长，维护经济良好的发展势头。
应该说，这个调整很及时，很有针对性。根据测算，存款准备金率上调0.5 个百分点，可以冻结1500亿流动性资金。通过对经济宏观微调，有利于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也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
对民营企业影响的面不是全部，而是一小部分，特别是那些自有资金不足、主要靠信贷从事固定资产投资的民营企业影响会比较明显，这些企业的这类项目贷款可能就会受到抑制。
现在一些民营企业担心贷款受到限制。除了银行信贷，归纳起来，大概还有九种融资途径：第一、政府财政设立的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第二、地方商业银行与担保机构合作推出的对中小企业的无抵押担保贷款；第三、直接融资，在国内主板、创业板和境外资本市场发行上市；第四、股权融资；第五、项目融资；第六、符合条件的企业根据国家规定企业债券；第七、利用企业的无形资产如非专利技术、商标权、工业产权等进行质押融资；第八、向政府设立的互或商业性信用提保机构融资；第九、向科委申请科技创新基金。
为了解决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国家采取坚决的宏观调控措施。民营企业应该做好以下准备。
（一）民营企业家一定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无论是国家、地区，还是企业都要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正确发展，避免走错路、少走弯路。（二）深刻认识、全面理解、坚决贯彻实施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和国家产业政策，不要乱上、盲目上与国家方针政策不符的项目。（三）必须认真研究企业的发展战略，对选择的项目做好可行性论证。反观国内有些企业，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拍屁股走人的现象并不鲜见，这种粗放式决策方式必须改变。（四）根本问题是迫切需要提高企业的综合素质和企业家的综合素质。这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任务。
在当前市场环境下，有五种行业不能进：产能过剩的行业，如水泥、钢铁、电解铝等十三个行业；高能耗的行业；高污染的行业；正在整合、重组、并购的行业，如汽车业；落后即将被淘汰的行业。
有六种行业可以积极进入：节能型行业；低耗行业；无污染行业；有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的行业；符合自主创新要求的朝阳产业；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
具体讲，有八个领域民营企业可以进入：一是原来垄断现在开放的行业，如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二是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如城市供水、供气、供热、公交、垃圾、污水处理等；三是社会事业，如教育、科研、卫生、文化、体育等；四是金融行业；五是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六是参与国企改制；七是参与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举的投资建设项目；八是新农村建设，农田、水利、道路交通、广播电视、文化事业、商业零售等都蕴含巨大商机。
民营企业投资选项目要注意四个原则：首先，任何项目的成功都是市场需求与企业资源优势相结合的结果，两者缺一不可。需要注意的是，市场需求包含国家宏观政策对市场的引导；企业资源优势不仅指自身所有的资源，也包含企业整合外部资源的能力。其次，向邻近和相关领域拓展的原则，如果主业已经成熟，需要向外拓展，一定要在邻近产业和行业发展，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这样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第三，要掌握“无中生有”的原则。凡是市场迫切需求又短缺的产品，只要投资，就可以获得惊人的成功；第四，要学会避热就冷，学会逆向思维，避免跟风上项目，避免造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严重后果。
“高增长、低通胀”值得质疑
易宪容
国家统计局7月18日了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3%，而GDP增长则为10.9%。仅仅看这两个数据，目前中国经济处于一个 “高增长、低通胀”的大好时期。因此，为了保证国内经济增长得以持续、不增加国企改革与国有银行改革之负担，又能够对银行信贷增长过快有所约束，央行采取了调升存款准备金率的手段。
但是，调升存款准备金率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结论可能并不乐观。从2003 年出现经济过热、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等现象开始，央行调升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有四次了，但实际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
已经证明作用有限，为什么还要调升存款准备金率？这固然与减轻国有企业改革与银行改革的负担有关，但最为主要的是央行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与认有了误差，简单地认为中国经济现在处于“高增长、低通胀”大好形势中。那么，“高增长、低通胀”的大好形势又是如何得出的呢？这与目前对通货膨胀指数的评估、计算有关。从现实的经济生活来看，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并不像公布的那样好，即目前中国的实际CPI与名义CPI差距很大。
目前国内的CPI体系没有反映居民购买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动情况和水平。国内CPI体系滞后性、非规范性、非科学性早就受到经济学界严重质疑。加上国内CPI指数编制上的不公开不透明，不仅导致国内CPI指数与实际经济生活严重脱离，也误导了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决策，剥夺广大民众与研究者的知情权。试想，如果用一个脱离现实经济生活的CPI指数来判断国内经济形势，如何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正因如此，国内CPI指数严重的低估，就容易得出中国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高增长、低通胀”的结论，因此宏观调控就不需要动用价格型工具――利率了。此时，调升存款准备金率一箭多雕，何乐而不为？
关键词：培训 煤炭销售 重要性 途径
要搞好对煤炭销售人员培训工作，就要充分认识加强煤炭销售人员培训工作的重要性，通过实施正确的途径加强煤炭销售人员培训工作，充分体现培训工作在煤炭销售工作中的现实意义。
一、充分认识加强煤炭销售人员培训工作的重要性
煤炭销售人员进行培训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加强煤炭销售人员培训工作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二是加强煤炭销售人员培训工作是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客观需要，三是加强煤炭销售人员培训工作是煤炭市场变化的客观需要。
（一）加强煤炭销售人员培训工作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现在面临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主要是在美国、欧盟经济体经济疲软不振，下行压力加大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各国相互博弈激烈，利益诉求分化，全球合作和政策协调难度加大，由此导致了世界经济发展增速的放缓，从而使国际煤炭出口向中国倾斜。中国为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自2月19日起停止进口朝鲜煤炭，对煤炭市场带来了一定影响。只有通过加强培训，认真研究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才能准确把握国际煤炭市场变化，积极应对。
（二）加强煤炭销售人员培训工作是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客观需要。我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坚持稳中求M、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成为今后一个阶段发展的主基调，同时绿色发展成为新理念。自去年以来国家实行的供给侧改革为煤炭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治理大气污染，推进绿色发展也为煤炭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只有通过不断培训，准确把握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才能适应当前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要求。
（三）加强煤炭销售人员培训工作是煤炭市场变化的客观需要。2016年以来煤炭市场出现了“过山车”行情，年初，煤炭市场跌入低谷，煤炭价格经历了“腰斩之腰斩”后，卖出了白菜价。下半年，煤炭价格急剧上涨，到11月初，煤炭价格比年初上涨了63.6%。在平稳运行了几个月后，2017年5月，煤炭市场又开始下滑；主要表现为电力需求不足，电厂库存爆满，煤炭产能释放，矿井库存攀高，煤炭价格下滑，商务纠纷增多，用户对煤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优质煤需求下降，劣质煤滞销加剧，部分电厂已对高灰高硫的贫瘦煤提出了限发申请函，这些现象都要引起煤炭销售人员的高度警觉。在当今煤炭市场低迷运行的态势下，只有加强培训，提高煤炭销售人员应对市场的能力，才能确保煤炭销售工作正常进行。
二、加强煤炭销售人员培训工作的实施途径
（一）合理安排培训方式。可以采取“军训+培训”的方式来培养销售人员的团队意识、规矩意识、纪律意识。2017年阳煤集团为应对危机，提升素质，对全体科处级干部开展“百期万人”大学培训大提升活动，培训采用“军训+培训”的方式。参加军训的学员通过军训彻底体会到了“令必行，禁必止”的军人严明的纪律作风，团结一心的团队精神和按规定办事的规矩意识。作为煤炭系统的龙头，煤炭销售人员直面复杂变化的市场，必须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共渡难关；必须有规矩意识，按规矩办事，按集团公司统一销售的原则办事，才能做好煤炭销售工作。在面对日新月异的市场，作为直接面对市场的销售人员，要严守纪律，抵御诱惑，才能守住底限，不碰红线。
（二）明确培训内容。当今世界变化莫测，知识更新瞬息万变。销售人员只有通过不断培训掌握新知识，了解新市场，才能拥有应对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销售人员的培训内容，主要分为理想信念教育和业务知识培训，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1）理想信念教育。进行理想信念思想教育，要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销售人员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坚持讲理想、讲责任、讲奉献来提高销售人员的的思想文化素质，使其能够主动为煤炭销售工作做出贡献。另外，要抓好廉洁自律和职业道德教育，使销售人员清除私心杂念，克服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思想，增强职业道德和廉洁意识，树立爱岗敬业的观念，把“热爱企业、诚信经营”的理念渗透到日常工作、生活和学习当中去。
（2）业务知识培训。对于煤炭销售人员来说，主要是强化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煤炭生产、钢铁冶炼、热动知识、化工造气、煤炭采制化专业操作技能、煤炭分类等相关方面的理论学习，通过以上系统的培训，来提升销售人员的理论水平和业务知识。
三、加强培训在煤炭销售工作中的现实意义。
在煤炭市场持续下滑、煤炭销售日趋困难的今天，通过对销售人员进行培训可以提高煤炭企业的竞争力，使煤炭企业的生存不断注入新鲜活力，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价值。
（一）有利于增强销售人员对煤炭销售工作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就煤炭企业而言，培训是一种福利，对销售人员的培训越充分，体现了对销售人员越重视，对其他员工越具有吸引力。
（二）有利于塑造优秀的销售文化。加强培训能够促进企业与职工、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双向沟通，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塑造优秀的销售文化，建塑煤炭销售战线“煤销千里，德行天下”的“诚”文化。
（三）有利于煤炭企业和销售人员达到双赢。培训能提高销售人员的综合素质，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树立企业良好的形象，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最终使销售人员共享发展的成果，互惠互利，达到双赢的目标。
（四）有利于提高煤炭企业应对风险的核心竞争力。培训能够使企业迅速适应市场变化、增强竞争优势，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总之，加强销售人员的培训可以造就一支文化水平高、业务素质好、善打硬仗的专业化销售团队，为煤炭企业的长久发展注入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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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错位风险;债务风险;地方政府;经济行为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3-0121-02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中央政府主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这场变革中,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积累了国民财富。在这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中,“看得见的手”的直接扮演者其实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是中央经济政策的最终执行者和地区经济发展的规划者,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具有很强的资本引导力和资源配置力,并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这种力量会渐进上升。但是在现行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格局下这种力量的上升注定存在各类的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伴随着中央宏观经济政策各种效果的显现,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在宏观调控中的影响受到了一定关注。今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的凸显也使得对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研究进一步加深。
一、各类型的风险分析
(一)目标不一致的资金支出和资源配置错位风险加大
在中央政府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大社会事业投入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综合目标下,地方政府依然以政绩最大化为目标,将更多的资金和资源用于支持经济建设,特别是那些能够直接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并有助于吸引区域外资本的基本建设项目。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更是单纯地将中央的经济政策扭曲为“保增长”的单一经济目标,为了消化区域内相关产业的过剩产能,将资金投入重复建设的项目,以取得短期内的经济高增长。经济思维单一,过度依赖旧的经济增长点。在当前后危机时代下没有考虑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加大公共投入,营造良好的有利于民营资本的投资环境,相反,地方政府盲目的直接投资的挤出效用过大,投资信息引导扭曲,社会资金大量流入房市和股市。而政府必保的教育、科技、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发展支出没有着落。这种重经济增长、轻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支出错位和资源配置错位的风险后果在后危机时代将被放大,导致产业结构失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影响长期区域经济发展。
(二)隐性融资的债务风险加大
在中国法律上规定,地方政府是不能举债的,预算不允许有赤字,各级地方政府实行的是“以收定支”的平衡预算,再则中国1995年颁布的《担保法》规定,除国家规定的需地方政府、财政担保的向外借款外,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地方财政(政府)不能向国内任何提供资金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担保。在应对此次危机中,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使其千方百计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筹集资金,在合法的融资渠道不畅的情况下,进行了大量变通方式的隐性融资以攫取额外资金来弥补资金缺位,从而积累了巨额债务。但是从法律上讲,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多数债务担保都是无效担保。即使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形势下,也应由中央政府担保适量的发行地方债券。实际上地方政府弥补赤字的收入来源一是向国有商业银行担保贷款(地方财政的主要担保品是未来一定期限内的地方财政收入),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地方政府举债没有因时因地建立在成本和收益分析上,这无疑将政府的债务风险转嫁到银行体系的资产风险上。二是土地收入来源,这一部分虽然没有纳入财政预算,但是暴露的是地方的财政缺口和土地征用制度的不完善,掩盖了巨大的债务风险。三是其他收入来源,包括有的是政府直接运作,有的是通过财政部门运作,还有的是通过政府所属的投融资机构运作,更有甚者是由政府为国有企业集资和借债出面担保。所以说,没有规范的制度安排来统计地方政府的举债数量以及没有纳入预算的隐性收入来源,地方政府债务就会急剧膨胀,直接加大了地方债务的风险,间接加大了国家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
(三)信息不对称的政策博弈风险加大
当前经济形势下,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可以说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一步一步放权让利的改革下,已经成为有能力同中央政府进行对策的经济人。这个过程就是政策的博弈。依据博弈论的分类此为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即一是中央和地方具有的对地方经济信息的不对称,中央对地方具有不完全信息;二是地方行动决策在中央之后,中央的行动决策对地方政府是具有可观察性,地方政府可谓“相机抉择”。这种两方的政策博弈对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调控是极为不利的,在经济平稳增长阶段,中央宽松的经济政策在地方政府的灵活应用下能够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但在诸如调整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等改变地方政府利益的政策方面,政策的博弈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政策的失效,宏观经济的失控,人民利益的受损。在两方动态博弈的模型中,一方行动威胁是否具有可置信对另一方的下一步行动很有影响。中央第一步政策如果是有可置信威胁,地方政府就不会有令不行而完全依据自己的初衷行动其必定会改变策略选择服从的行动;如果中央政策是不可置信威胁,那么地方政府就会依据自己利益最大化选择自主行事。当前的房产调控是一例,中央控制房地产的政策是不可置信威胁,一是因为当前在经济结构未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未转变之前,地方政府知道中央的下一步政策不可能或很难推出,所以可视为不可置信威胁,自己依然迟迟不推出抑制房地产的政策。近年来,在环境保护、三农问题、农民工等诸多问题上,都可以看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此类型的政策博弈。凡是中央纠错型或适当收紧的经济调控政策一出,地方政府就会“相机抉择”,这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把控经济的能力,阻碍了中国经济在今后的转型,加大了经济风险。
二、原因和对策
(一)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
中国式的财政体制改革一直是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强行的制度变迁,从1980年开始实行的财政包干到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这种财政分权的改革均将保证中央政府取得足够的财政资源以及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力主要目标。问题一是在于这种自上而下式的改革虽然经济成本最小,但是这种方式往往是缺乏政策细节的粗放式改革,在改革之初确实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热情,但是在政府收入支出的财政预算体制上存在着软约束。二是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使地方政府承担着与自己财政不相适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事务,当这种不协调的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势必要暴露地方政府的两难的困境,最终在软约束的激励扭曲下寻求隐性的多元化融资渠道。在当前财政支出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有必要改革财税体制,适当的拓宽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以避免债务的累积,从根源上切断隐性债务收入的来源,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方面上级要加强预算核算,确保资金流向合理的领域,要有利于改善民生和调整经济结构有利于地区经济的长远发展;中央要承担一些与地方财政不相适应的社会事务,对于人民需要的但地方政府又无力提供的公共品中央政府要加以财政支持以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从动机上抑制地方政府的权利寻租。
(二)委托 ―制下的中央调控政策的制度软约束
在不完全信息的动态政策博弈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委托关系。在共同治理国家的行动中,地方政府出于人的位置;中央政府出于委托人的地位。中央政府委托地方政府管理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在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就会产生严重的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地方政府的逆向选择问题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就某个方面达成共识(经济指标)以前,地方政府隐瞒真实信息的机会主义行为。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指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就某个方面达成共识后的,地方政府隐瞒信息的机会主义行为。在企业内部的委托制度,是一种产权明晰,激励和约束兼容的委托制。企业所有者即委托人目标明确就是企业利润的最大化,首先,在利润最大化是信息明确的,经营者即人目标也是与利润挂钩的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所以基于目标一致的激励是得当的,也可以说是目标管理的硬约束,这就减少了背德的风险。而不同于企业的政府的委托,由于中央政府的某些经济调控目标的不可观察性,以及缺乏正目标一致的正确激励,导致了地方政府的目标有时是错位的或是偏移的,使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效果不明显或偏移。例如中央的“保增长,调结构”落实到地方就变成单一的“保增长”的经济指标,以至国家调整经济结构的口号空喊了许多年。其次,企业在委托―制下具有约束人的有效制度安排,能够在对方行动过程中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而地方政府在这种委托―制下成为了配置资源的市场主体后,没有相关的制度保证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例如土地资源的配置逐利性和浪费问题。综上,中央政府有必要在地方设立基于经济政策调控的独立的监管部门。一是确保了地方与中央的经济目标一致,减少信息的不对称带来的非合作博弈;二是建立了有效约束人(地方政府)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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