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5 17:09:2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首先,整个社会的古典文学水平普遍偏低。在当今的中国,不说用口语文言文,读不懂文言文文章,不认识繁体字的大有人在。中国古文博大精深,是世界最难学的语言和文化之一,其中“假字”是文言文的特点之一。在中国各大古典电视剧中,由于怕电视观众看不懂文言文,而对其字幕的配制全套是白话文。其次,古典文学人才的严重匮乏。现代教育中,也许只有大学开设的汉语文学专业的学生和一些古典文学爱好者对古典文学有一定的了解,而大多数只是迫于义务教育或无意识而接触到它,古代的文学着作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
二、中国古典文存在危机的原因
首先,文学教育以现代文学教育为主。、至期间,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只有以鲁迅为代表的的文学思想。直到1978年,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恢复高考,才让中国古典文学教育重新回到教育的层面。但由于深受影响,老师对学生的教育还是以“照本宣科”的教育理念为主。
其次,应试教育成为现代教育的主流。以高考古典诗词鉴赏为例,中国的高中教育,老师会给出文言文中高考的重点,而学生则根据重点去刻板的面对高考。从2002年开始,高考语文试卷(全国卷)的诗歌鉴赏考查由选择题型变为简答题型,改变了以往的诗歌鉴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转变为选项分析能力考查的状况。
第三,现代文学多元化的趋势对古典文学造成威胁。文化也是在时代中不断发展,特别是网络的发展,1998年,第一本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在网络上被疯狂转载,使台湾和内陆文学界掀起了一股网络文学的狂潮,此后的题材除了爱情,也有历史、武侠、恐怖、魔幻、侦探、悬疑、纪实等,拉开了一股“新新人类”的“新”,人们更加愿意喜欢阅读新颖的题材类型。文化种类的增多,人们更愿意接受网络带给我们的快捷、娱乐化的信息,使得古典文学的地位更加削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古典文学的教育。
第四,古典文学的接触渠道较少。中国教育的模式普遍是填鸭式教育,这也让在校的学生能够接触到古典文学的机会只限在课堂。但书本上的文言文、古典相对于中国2500年的历史文化来说,只是凤毛麟角。同时由于古代文学在地域上也有一定的差异,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人口繁密,民族众多,自古以来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使得学生在接受时有一定的难度。
三、如何面对古典文学教育存在的危机
首先,加强教师的职业知识素养。古典文学的传教,不一定要按严肃、古板的方法。而是要课内课外的结合,师生互动,教学相长。教师也必须加强古典文学“深”度、“广”度,才能满足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的需要。讲诗经侧重于艺术的角度,突出情感的渗透;讲唐宋文学,侧重想象力的发挥,扩散学生的思维;注重自己在各方面知识的扩展,不应只按教材式的方式,来完成教学任务,应用现代教学方法将古典文学拓展到学生心理。
其次,通过多渠道传播学生宣传古典文学教育。在信息时代高速发展的今天,可以把古典文学上传到网上,让更多的人能够方便、快捷的阅读古典。老师经常带动学生到名胜古迹、博物馆等地进行交流学习,使学生能够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优美;不断拓展古典文学的传播渠道。
第三,在先进的网络技术中发展古典文学教育。随着网络的普及发展,随着电脑的走家入户,我们的学习、写作条件已相当优越。我国最早论述为学问题的着名专论——荀子《劝学》即通过“积土成山”、“积水成渊”、“积跬步至千里”、“积小流成江海”的联翩喻体强调了诵读积累的重要意义,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读书方法常为人们所称道。古典文学电子版的出现,能给那些爱好古典文学又无迹可寻的人,提供一个大量的传播信息库。
中国传统医学与古典文学堪称中国传统文化中两个成就最显著、影响最深远的部分，也是历史情缘最为深厚的两个文化体。它们都是关涉肉身、灵魂、苦难和死亡这些与人类同样古老的主题，都根植于华夏文化的沃土，源于生活的需要。它们相通相融、相得益彰，促进了中国古代医学与古典文学的繁荣发展。
1古典文学作品为传统医学提供传播载体
上古之人，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的认识，还没有形成理性意识，文化呈现原始综合态势，这种态势成为古代孕育各门知识最初的摇篮，中国传统医学与古典文学的融通关系就是在这种原始态势的影响下孕育起来的。当传统医学还没有从原始综合文化体分离出之前，最早的文学样式民歌、民谣，就已经成为医学的重要文字传播载体。成书于西周到春秋中期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可谓是一部以诗传医的早期佳作。《诗经》汇有诗歌305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的社会生活，也较广泛地记录了阴阳、五行、脏腑、疾病、药物、治疗、保健等医学内容。《诗经》记录各种花草约有149种，可以作为药物的约60种，如芣苢，即车前子;蝱，即贝母。其中木本药物约20种，如桐、柏、梨、槐等;虫类药物约90种，如蟾蜍、虿(全蝎)、蛇等。《诗经》对疾病也有了广泛的认识和记录。如《国风•卷脉唯从肉上行，如循榆荚似毛轻，三秋得命知无恙，久病逢之却可惊”［2］，短短四句把浮脉的脉位、脉象、临床意义表述得很清晰。采用歌赋体裁用以解说中医药知识，使诗歌和医理互融，于是枯燥的医学知识变得容易理解和掌握。历史上许多医学古籍本身就是有重要文学价值的作品。当我们阅读这些中医古籍时，体验到的是林间漫步的怡然，以及与智慧和自然对话的深邃。譬如现存中国古代第一部经典医著《黄帝内经》就是以对话文学为体裁编撰的，其开篇“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故能形与神俱，而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用古典文学浪漫主义手法陈述了传统医学天人感应，阴阳合一的医道。
2古典文学作品蕴涵传统医学知识
自《诗经》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中涉医内容丰富，几乎涉及中医药各方面的知识。举凡疾病诊疗、中草药知识、针灸，乃至气功、养生之道等等，无一不在古代文学中得到充分的描写。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文人大多通晓医道，有些人还亲身从事过医药实践。由于具备医药的知识背景和人生经历，因此他们创作的作品中的医药内容，往往有科学或经验的依据，真实可信。先秦时期《左传》、《庄子》、《吕氏春秋》等书都可见到不少医药寓言故事。在《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醒世姻缘传》、《老残游记》等名著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医学思想更是举世罕见。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曾多次借用书中人物之口，描写了刘备的痢疾，姜维的心绞痛，司马昭的中风，曹操的头疼等等。文学对医学知识的灵活运用，反映出不同时期医学思想在市井的普及情况，也使得文学作品更加再现了生活的真实性。小说《镜花缘》写了17个医方，或为作者李汝珍所自拟，或为民间验方，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清代医家陆以湉《冷庐杂识》［3］尝谓:“《镜花缘》说部征引浩博，所载单方，以之治病辄效。”有人作过统计［4］，《红楼梦》涉及疾病114种，方剂45个，药物约120种，书中用大量笔墨描述了弱不禁风的林黛玉的病情和诊断过程，“两弯似蹙非蹙柳叶眉，一双似情非情含情目”的林妹妹在中医看来就是肺肾阴虚。这些有关疾病医疗的描写，不仅从一个侧面着实形象地反映了黛玉的性格和命运，也生动阐述了大量的医理，推动着性格与情节的发展。有的情节甚至直接表达出了作者的医学观点和见解。书中八十三回描述了贾府保健医生王太医给林黛玉的诊疗过程:“六脉弦迟，素由积郁。左寸无力，心气已衰。关脉独洪，肝邪偏旺。木气不能疏达，势必上侵脾土，饮食无味，甚至胜所不胜，肺金定受其殃。”一部《红楼梦》就有如此丰富的医药内容，由一斑而窥全豹，可见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医学知识之宏富了。传统医药素材丰富了古典文学的内涵，为古典文学注入了活力，提升了古典文学的社会价值，成为传统医学与古典文学融织的结晶。与此同时，中国古典文学所反映的丰富的医学素材，实质也反映出现实生活中传统医学的丰富内容，可以看到传统医学对人们防病治病、养生保健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兴盛所做出的贡献。同时也体现了传统医学广泛地浸透到不同时代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心理、行为和风尚。
3传统医学作品承载文化内涵
在中国古代，文学是医学的基础，是习医者必备的文化素养，历代名医无不运用文学来编纂和撰著，以阐明医理。中医学很多宝藏，都保存在历代文献里，通过书面语言保留下来。医学家没有一定的文学水平便不能很好地把它继承下来，更谈不到整理、提高、发扬。可以说凡医学之有成者，无不娴熟于文学，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优美的文字语言，促进医学的发展。中医家历来将文、史、哲作为治学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是很难深刻领悟医道的。清代医家陆以湉［5］说:“医非博物不能治疑难之症。”明代李梃在《医学入门•习医规格》写道:“盖医出于儒”，正说明文学为医学家构筑文化底蕴，文学可以帮助医学家加深对“人”的体验，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医儒不分，由儒而医，是中国古代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纵观中医发展史上，不少著名医家是从饱读经书的秀才走上医学道路的，在中医史上，医学家兼通医学与文学是十分普遍的事情，而集医、文、史、哲之大成者，不乏其人，如被称为“中医针灸学之祖”的魏晋著名学者皇甫谧，在文史方面很有成就，写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等文史著作，后因病中年瘫痪，愤而学医，所撰《针灸甲乙经》成为针灸学奠基作之一。在这样一部医学巨著里，我们可以窥视到他的哲学观点，他在《针灸甲乙经•精神五脏论》［6］中指出:“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也。”体现了气是构成万物生命的根源这一哲学观点。东晋著名医学家葛洪精通文学和哲学，他的文学代表作古记小说集《西京杂记》被鲁迅先生称为“意绪秀异，文笔客观”。而他的著名理论著作《抱朴子》是研究我国晋代以前道教史及思想史的宝贵材料，这部著作不仅论述了神仙、炼丹、符箓等道家思想，其中如《抱朴子内篇•仙药》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更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北宋范仲淹倡导“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人生理想，曾对一部分文人的人生观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事实上有不少文人学士皆通医道。如白居易、苏轼、司马光、沈括、陆游、元好问、蒲松龄、刘鹗等文学家虽不以医名世，他们皆有关于医学的论作。以博学和才情著称的苏轼，就曾写有《人参》［8］一诗:“上党天下脊，辽东真井底。玄泉倾海腴，白露洒天醴。灵苗此孕毓，肩股或具体。移根到罗浮，越水灌清泚。地殊风雨隔，臭味终祖祢。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穷年生意足，黄土手自启。上药无炮制，龁齧尽根柢。开心定魂魄，忧恚何足洗?糜身辅吾生，既食首重稽。”诗中生动地描绘了它的形态、特性，介绍其服法和功用。文、医皆通的东坡居士，将诗兴与学识及人生感悟熔为一炉。文学家把在文学中关注生命，崇尚生命的思想转向对医学思想的审视。医学家通过文学艺术来体验病痛、孤寂和疾病的可怕，通过文学作品了解诸如人们抵抗病痛时个人和社会的反应，了解不同的人以及他们在不同的背景下的心理、思想和情绪，从而加深对人的认识。可以说古典文学奠定了医学家坚实的生活基础，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储备，使得传统的医学著作有不少都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性。
4古典文学形象拓展医学思维
在中国传统文化沃土滋生和发育起来的医学和文学都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为基础，以整体性思考来认识世界，这使得古典文学与中国传统医学都善于以形象思维作为主要思维模式，即在观察事物获得直接经验的基础上，运用客观世界具体的形象及其象征性符号对客观世界进行表述，依靠比喻、象征、联想、类比等方法进行思维。传统医学思维与古典文学思维的相通性，使得传统医学能够从古典文学中汲取思想营养。古典文学作品都蕴涵着大量的医学内容，且运用了文学的表达方式，使它们具有浓厚的形象思维色彩。如《红楼梦》第七回所写的“冷香丸”，它的配制方法奇特而繁琐［4］:除了各种中西药料以外，还要春夏秋冬四季的白牡丹、白荷花、白芙蓉和白梅花花蕊，再取雨水、白露、霜降和小雪4个节气的雨露霜雪调成丸，埋入梨花树根下待用。历代医药典籍并未见“冷香丸”的记载，可见曹雪芹虚构的这种“艺术药名”蕴涵着阴阳相交，天地精华周全之意，体现的是中医天人感应，阴阳合一的观念。透过“冷香丸”的配制过程及药名的取用，无不符合中医之理，并用文学的形象思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深奥的中医理论及思维方式，将医药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展示在读者面前。蒲松龄构撰的药品戏曲《草木传》也有这样的效果。《草木传》是蒲松龄按照中草药的性味、功效，其中运用生、丑、旦、净等戏剧行当加以演绎，将药物人格化、情节故事化，把中药搬上了舞台，共涉及了经常使用的中草药五百余种。如第五回“灵仙平寇”开场有这样一段描写:“(末扮威灵仙上场引)生长深山，人称俺‘铁脚灵仙’。(诗)驱风壮骨千年健，益胃兴阳巴戟天;若是宣风得气顺，必须用我威灵仙。(白)想我在蕊石山从师学艺，学会了驱逐水风，下得山来，身有微恙，不知如何是好。(唱)那杜仲理腰疼强筋壮骨，鹿角胶补精血益肾有功，川牛膝理膝腿也能补淋，且吃了肉豆蔻止泻温中，再吃些淮山药补脾有益，久服那沉杰香降逆暖宫。”这一节戏文以文学形式，形象地介绍了威灵仙的生长环境和功用，同时还点明了杜仲等6味中药的作用，自然贴切而不着痕迹，这种写作方式可以称作用文学思维方式再现中医知识的科普范例。医学家借助古典文学形象思维的特征，常用生动优美的笔触，描绘各种药物的形态、色泽、性味、功用，有时还把它们作为美好事物的象征或思想感情的寄托，完全让人们从文学的审美角度去学习中医。传统医学大量形象思维的运用，使深奥抽象的医学理论得以形象生动地展现，为中医加上了可以感知的翅膀。
在我们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回顾一下本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当会产生一种学术上的迫切感，那就是这种研究不能总是囿限在传统的文献范围做文章，新一代学人应当把视野扩展到全世界，应当从历史角度回溯中国古典文学由近而远地走向世界的轨迹，而且应当站在当代学术的高度，来审视不同的文化传统如何触及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这一特异的文化现象。近几百年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东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固有精神和价值的探索，实际上可以说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文化的互相认识和补充。这也构成了近代世界史上文化交流的丰富繁复的图像。尤其是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它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被世界所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日益深化，这本身就是文化史上令人神往的课题。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更是开拓学术领域，提高学术境界，使之成为中国文学的传统研究与世界现代文明相协调、相接轨的必要途径。
虽说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必然趋势，但像中国古典文学这样外播如此广泛而持久、影响如此巨大而深远者，实在并不多见。也许只有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庶几可比，——不过，照英国著名汉学家霍克思的话说：“希腊衰微了，罗马倾覆了，中国却跟我们同在，而且它的文学作品，直到今天依然如潮水般地涌现着……”纵观中国古典文学的外播历程，不难看出，实际存在着近播邻国和远播欧美两大潮流。它的流播所至，影响所及，也正是所谓同质文化和异质文化或者说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个领域。
中国文学的外播，同任何民族文学的外播一样，始自与近邻的文化交流。韩国史书有箕子入朝、诗书从焉的记载(《东国通鉴》)，这就是说，早在殷周之交，它就借助车马舟楫之便，传入了山水毗连的邻邦。此后它又东渡扶桑，南至菲越缅泰诸国，对于远东文化圈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文学在邻国的播扬之中，以东渐日本最为引人注目。公元三世纪(应神天皇十五年)，儒家经籍由百济传入了日本，这是它东播的肇始(见日本《古事记》和《日本书记》)。那时，日本还没有本国的文字，从外舶来的中国文学便成了惟一的书面文学，也成了以汉字为书写媒介的“汉文学”的催生剂。关于这种情况，日本学者有所描述：“用这一帝国的共通语——汉语，来表现人类世界所共通的思想与感情，是日本知识阶层理所当然的使命”(中村真一郎《江户汉诗》)。日本文学不仅借用语言符号，而且还刻意模仿中国古代诗文的内容和形式：袭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拟题目，采撷成句。随着文学思潮的兴替，汉文学作家追随中国文苑新说，步入文坛巨子者，代不乏人。甚至侍宴应制、聚饮唱和、登临抒怀、伤时感事等等文人习尚，也以中国为摹本。在假名出现以后，日本的和文学应运而生，不过，这种本土文学依然与中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由于假名的普及，中国文学通过训读本、训译本和意译本，而拥有了更为广大的读者。明治维新以后，西方文学纷至沓来，中国文学的地位相对而言有所下降，但它的传播，却借助现代学术而有了新的广度和深度。总而言之，它对日本和其他邻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实属罕见。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说：“即使拉丁语和希腊语，也未能像汉语对远东的影响那样，占据支配的、正统的地位”(孔雅瑟《亚洲文学》)。
中国与欧美相距迢遥，其间且有关山阻隔，中国文学的西播自然起步较晚。一方面，我国汉代曾经开拓西域，发使“黎轩”(《史记·大宛传》)，但并没有把文学带到欧洲去。另一方面，虽然早在公元前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就已经提及中国，后来柏朗嘉宾、马可·波罗等人的报导也给西方人民以多种遐想，但直到十六世纪西班牙学者门多萨撰写《大史》之时，西方史籍才稍稍涉及中国的语言和文学。1590年，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完成了明代童蒙读物《明心宝鉴》的西译，迄今所知，这是中国文学正式西播的肇端。自明末清初以降，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得以亲身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他们出于传播宗教的目的，大量翻译儒经和其他经典，客观上却为中国文学的西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通过这些传教士，在中西文学交流史上出现了许多趣闻和佳话，例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移植中国戏剧，德国伟大作家歌德称赞中国小说，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爵士翻译《诗经》，均直接间接地与传教士的译介活动有所关联。进入本世纪以后，全球性的人文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传统信念的震撼，中国作为独立之邦的复兴，西方现代派对异国艺术的孜孜追求，比较文学平行学派的隆然崛起等等——这一切，均给中国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的西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运，使它继而影响到了西方的现代文学。诸如意象派、垮掉派、赛珍珠、布莱希特以及其他作家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结缘，便是它在西播历程中的新篇章。异质文学姿态别具，彼此间易于截长补短，有着极强的互补性。鉴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中国文学在西方的影响一定会日益广泛，日益深入。
中国古代典籍在世界各地的流传，几乎无不是通过学者的译介、注释和研究而完成的。所以它外播伊始就与传入国的学术息息相关。经过长期的积累，在国外首先形成了综合研究中国文化的“汉学” (Sinology)；后来渐渐分化，甚至文史、语文的综合研究也渐渐解体；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终于脱颖而出，并形成了自己的治学风格和学派传统。从横向来看，如今日韩、俄苏和欧美的学术，堪称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三大板块。尽管这些学术实体有历史久暂之分，成果多寡之别，但它们无不是既重视译介，又重视研究。两者双管齐下，互相促进，使中国古典文学的外播一步步走向深入但中国古典文学内容丰富，卷帙浩繁，学者们又不得不力求更加精细地分工，去专攻某代文学，某类文学，甚至某个作者。在各个研究领域，从大家巨擘到中小作家，从文人作品到民间文学，国外汉学界几乎均有一批各擅胜场的专门家，均撰有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这是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
这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进行的研究，与国内研究相比，明显具有若干特色。第一，这一研究在将中国文学与本国文学互相比照、证同辨异之时，便自然而然具备了比较文学的性质。跨越国界追寻中外文学间的实际联系，辨认中外文学间的似与不似，是比较研究关注的焦点。平行学派倡导东西方文学的比较，有利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第二，这一研究是新的研究方法的试验田。本世纪西方此起彼伏的文艺思潮，冲击着各国的学术论坛，中国文学研究亦受其影响。诸如意象派、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等创作主张和批评理论，都用于中国文学研究。另一方面，跨学科的横向研究(即移植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的理论，用于文学研究)也以中国文学为对象，积极地开展起来。凡此种种，无不丰富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第三，国外学者的批评方法、分析角度相对来说较为灵活多变，其文艺观、价值观以及趣味好尚又与我们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这一研究所做的结论，很多在国内论坛实属罕见。第四，这一研究经常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例如，瓦西里耶夫(俄)、翟理思(英)等人所撰的中国文学史，均早于国人的同类著作，是一种开风气之先的研究。又如国外佚书的著录和考证，国内学者往往不得其便，这是一种占尽地利的研究。再如游仙诗、寒山诗研究，则又常常以不同于国内的文化心态进行观照。第五，这一研究具有很强的国际性。国外绝少关门闭牖做学问的现象，学者们很注意参考其他国家(包括我国)的研究成果，在着手做某一课题之前，务求资料详备而后止。他们重视从国际学术的背景上考虑问题，目的是为了避免资料的疏漏、观点的偏颇或者劳动的重复。 除了上述共同的特点之外，各个学术板块相互比较，也可见出不同的特点。日韩的治学方法受我国传统的影响很深，他们在吸收西方学术的同时，仍以传统眼光大量做注释、考证、校勘、索引等学问，并且做得又深又细。西方学者有不少得益于日本。前苏联和东欧学者坚持文艺观，特别重视进步文学的研究，多从社会和历史角度去考察作品的人民性、阶级性或思想性。美澳西欧诸国(尤其是美国)的学者，喜欢尝试新方法，每每从作品的形式入手，进而剖析作品的技巧和意蕴，他们明显有追随新文艺思潮和学术思想的倾向。总之，国外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由于采取了移植新观念、试验新方法、开辟新领域、交流新成果等做法，使自己的学术品格具备了现代性与国际性。
既然中国古典文学的外播是一种历时悠久、横贯东西、异彩纷呈、底蕴丰富的文化现象，那么，我们如何着手进行考察，才能窥见其全貌，捕捉其精蕴从而获得有益的借鉴呢?
我们认为，要想全面而又系统地把握这一文化现象，应该采用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两种方法。所谓历时研究，就是从纵向角度去梳理中国古典文学向外传播的历史。如上所述，它在同质文化圈和异质文化圈里的传播情况，是互不相同、各有特色的。不同对象应该不同对待，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无论遇到的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应该采用渊源学、媒介学和流传学的视角，分别描绘出外播的热点与重心、触媒与契机、途径与方式、际遇与影响。民族文学向国外传播的历史，并不完全等同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件，而是我们对于与之相关的客观存在的理性认识。因此，任何一种有关文学外播历史的描述，都必然与文化观、历史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才能体察世界文化与文学如百川汇海、既见融合又见分立的总体趋势，才能明辨异国他邦对中国文学何以采取亲疏、迎拒态度的深刻原因，才能透过文学与文化交流那种错综复杂、千姿百态的表面现象，去把握其潜在的客观规律。
所谓共时研究，就是从横向角度去清理国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丰硕成果。由于国外学者的主客观条件与我们不尽相同，因此，他们必然会对某些作家作品、某些文学问题持有不同的见解。他们也常常采用中国古今学者的定论成说，但即使如此，即使论述的是同一个问题，在那种特殊的学术环境里，也不管其独有的真知灼见、弘论博识、以及可备一说的论断。显而易见，如果单纯地依靠纵向梳理中国文学外播史的方法便不可能完善地总结这些可资借鉴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设立专题，分门别类，横向加以归纳、整理，是一个切实可行而且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如果一味地述而不作，引而不论，当然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应该说针对那些纷纭、新奇的论点，辩明它们是正确还是错误，全面还是片面，公允还是偏颇，积极还是消极，也是十分必要的。由此看来，这项工作实际上还具有披沙拣金、采珠集玉的性质。
基于上述设想，我们的“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相应地分成了纵向研究和横向研究两个系列。前者是关于中国古典文学外播历史的梳理，按照学术板块分别加以描述。但为了说明某一影响的性质，也不排斥通过横向比较进行阐说。后者主要是以文学体裁为单位，整理、归纳比较重要的学术观点，与此同时，也用一定篇幅来概括说明某一学术研究的发展状况。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纵一横、纵横交织的探索，最终能够对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这一文化现象，做出系统深入、全面细致的描述。
这是一项特殊的信息反馈工作，我们坚信，它能够带来多方面的报偿。首先，它扩大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使我们得以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来考虑问题。我们在此可以看到普遍流行的“若无中国文学这块瑰宝，便不得世界文学全璧”的共识，可以看到国外学者矢志破除“东归东、西归西”这一顽固观念的试图和伟业，也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各国文学衬托之中的鲜明形象。这些信息不仅启迪着我们长久弘扬中华文明的设想，而且为我们认识和评价中国古典文学的特质和地位，提供客观公正、准确无误的参照和标准。其次，它可以带我们进入国外学术研究的氛围，使我们得以窥见形形的研究方法，以及林林总总的具体观点。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消说，这些他山之石如能及时引进，一定会有利于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和实际进展。因为在此揭示的新方法、新视角和新观点，正如中国文学之补益于外国文学，无疑可以开启我们的思路，成为我们积久成习的思维模式的重要补充。“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切磋研讨国际化，自然可得兼听的好处。所以，对我们而言，学术交流更是文学交流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再次，它可为文学创作提供参考。当代文学创作不可能孤立而存，总要受源远流长、势能强大的传统的制约与激发。而对于传统，我们又习惯于采取因循的态度，有时竟至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国外的研究，因为换了透视的角度，对传统多有新见。例如，在《诗经》里寻找意识流手法，在梦窗词里分辨现代派的跳跃式思维，或者否认所谓传统小说心理描写不足的说法，而认为它以言谈举止写心理，更写得心机毕露，情志昭然……这些探索和观点，如达于当代作家的视听，想必会改变对古典文学的传统看去，或许会促使他们从中汲取创作的营养。最后，它可以反馈多种有关的学术信息，如每外佚书、汉学机构、学者生平、学术会议、研究计划等等。这些情况或是国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或是它附属性的种种侧面，若对此有所了解，显然有利于进一步开展中外学术的交流。
关键词：翻译社会学；古典文学；译介模式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164-03
经济全球化已经产生强烈的文化效应，文化和经济共融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中国古典文学著作是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文学经典，而古典文学的译介是将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的主要途径之一。古典文学小说的译介模式，是对外传播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战略。
随着文化全球化，译介模式在对外传播中越发重要。中国古典文学小说要想实现本土化优势，译介模式需要及时改变。翻译社会学视角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古典文学小说进行研究。翻译社会学视角能反映出古典文学小说中社会历史状况和译者生活轨迹结合的情况，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而且可以更好的解释翻译实践的特殊性，使更多的人对翻译活动的开展、影响和作用有更生动的理解。
一、研究现状
国内外翻译学者就翻译社会学进行了有益尝试，其中布迪厄的社会实践论、卢曼的社会系统论、拉图的行为者网络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论等理论的出现，重新审视了翻译行为和译者身份。霍姆斯（Holmes）首先提出“社会翻译学”的概念；胡牧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学角度表明了建设性研究的必要性；李红满根据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和当今翻译社会学的现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思考和问题；武光军首次翻译了翻译社会学的起源，指出翻译社会学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未来翻译社会学的发展方向；郭建辉强调了翻译的社会历史研究、社会文化研究、社会机制研究以及工业化研究；王悦晨建议翻译社会学的任务是展示和解释社会上翻译活动的合作和影响。
译介学认为翻译的本质是传播，通过翻译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不是简单的文学翻译而是文学译介，“译”即翻译，“介”的主要内容是传播。关于中国文学译介研究总体数量不多，刘霁认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在编撰体例内容上依附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却忽略或遗忘了许多在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译介群体，“学衡派”是其中之一；江帆对《红楼梦》的英语译介行文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行为方式提出了一些启发性建议；耿强指出译介过程不仅要考虑译本选材、翻译方法、营销策略等内容，更需要时刻注意目标语文化系统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语境；郑烨主要以《中国文学》这本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杂志为例，借助译介学与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理论探讨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状况。
二、译介模式
翻译的本质是跨文化传播，包含拉斯韦尔传播模式五大基本要素，本研究重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小说三大要素，即译介主体、译介内容和译介途径，从而探索中国古典文学小说最佳译介模式。
（一）译介主体
译介主体研究的是探讨“谁”翻译的问题，即译者应该是“谁”的问题。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认为目前中国文学的翻译存在以下4种模式：学术翻译、商业翻译、出于政治动机的翻译以及个人翻译，4种模式翻译发起人不同[1]。
就中国古典文学译者模式而言，主要有3种：第一种是中国本土译介主体模式。译介主体基本上对异国文化有一定体验和了解，作品基本是由中国国内出版机构出版发行。第二种是海外华人译介主体模式。海外华人译者大多具有较强双语能力和双语文化，如美籍华人王际真、林语堂、张爱玲、许芥昱、穆爱丽等。第三种是国外汉学家译介主体模式。汉学家深谙英语汉语两种文化，具有超强的英语写作能力。英美汉学家在中国文学的译介较多，翻译《聊斋志异》的翟理斯（H. A. Giles）、翻译《西游记》的阿瑟韦利（Arther Walley）、翻译《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闵福德（John Minford）等。除了这3类模式之外，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还有一种与林纾、庞德的翻译活动相似的合作翻译形式。
中国国内本土译介主体模式和汉学家译介主体都存在着不足，比较科学的模式就是中外合作翻译模式，即国外汉学家与中国学者优势互补，合作翻译，以西方汉学家为翻译主体，以中国学者为翻译辅助，取长补短。“中译外绝对不能一个人译，一定要有中外合作。如果中译外译者是中国人，深谙中国文化，就需要请外国学者在语言上帮助理顺润色；如果中译外译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人，是汉学家或者是学中文的人，就要搭配一个对中国文化非常了解、外文基础又好的中国人。只靠中国人或外国人翻译我认为都不保险。”[2]
（二）译介内容
译介内容选择是翻译文本能否得到有效传播关键因素之一。翻译文本选择的成功，就会受到读者的亲睐，取得较好的译介效果，反之会达不到预期的译介效果。
对作者的选择是译介主体翻译前需要做的重要选择之一，一个译者选择翻译一个作者的作品一般有几个原因。首先，因为该作者有着吸引译者的思想以及其作品深得译者的喜爱；其次是因为了解读者的喜好，认为该作家能够满足大众读者的需要；第三，是因为该作者所具有的市场价值，这一原因尤其体现在翻译发起人是出版社的时候。文本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成品所塑造的文学形象、国家形象及读者评价，如果将“挑选”的客体延至翻译项目的发起人、委托人、合译者、出版商、发表媒体等，那么对于“挑选重于翻译”原则的强调则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障翻译成品的可接受效度及最终传播力和实际影响力[3]。
翻译的选择不仅体现在对作者以及文本的选择上，它同时包含翻译策略的选择。影响翻译文本和策略选择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因素之一是社会意识形态。在一定的文化语境空间中，译者会形成一定的文化立场，译者的文化立场直接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会在翻译一部作品时明确选择自己的文化立场。面对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译者至少可采取3种文化立场：其一，译者站在原语文化立场，就会采取异化翻译策略；其二，译者站在目的语文化立场就会采取归化翻译策略；其三，译者站在沟通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立场就会避免采取极端的异化和归化策略，将交流作为翻译根本宗旨，努力寻找合适的翻译原则及策略。
劳伦斯・韦努蒂认为译者总是倾向于本族语文化立场，他认为：“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归化过程，其间，异域文本被打上使本土特定群体易于理解的语言和文化价值的印记，这一打上印记的过程，贯彻了翻译的生产、流通及接受的每一个环节，最有力地体现在以本土方言和话语方式改写异域文本这一翻译策略的制定中。”[4]一般来讲，当原语文化强于译语文化时，译者为求将原著呈献给译文读者，弱势文化读者往往更喜欢原汁原味的译作，译者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反之，当原语文化弱于译语文化时，强势文化认为自己文化比弱势文化更自然进步，更具普遍性，多倾向于用归化翻译方法。
（三）译介途径
传播途径包括向社会大众传播信息的媒介组织和信息载体，主要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图书、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等。译介途径同样包括报纸、杂志、出版社、杂志社等。中国古典文学译介途径主要包括本土出版社、报刊杂志等媒介、海外书展。
本土出版社方面包括：其一，本土出版社。多年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途径比较单一，中外合作出版虽然近年来有所加强但为数不多。例如，由国内本土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出版工程”等。其二，海外出版社；其三，中外合作出版。中外合作出版主要有贸易式、契约式和投资式3种基本模式。贸易式是一种最直观、最简单、风险最小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契约式是国内出版企业通过签订合同或转让合同方式把版权给海外出版机构。投资式模式指国内出版企业通过直接投资方式在海外形成出版分支机构的海外图书市场进入模式。媒介方面：在译介中国文学过程中，大众媒介的作用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报刊杂志作为大众媒体的重要形式一直是传播中国文化译介中国文学的重要途径。书展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界清醒地意识到文学交流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中国作家开始把目光投向他域。中国政府也积极创造机会，开拓中国作家和国外作家、出版家、读者面对面交流的途径。办书展是新书、进行交易版权、探讨全球出版业发展动向展开深度的交流与研讨的平台，是作家作品走出国门参与交流并获得关注的重要途径。总体来说，在这3种出版途径中，中国古典文学小说主要依赖的还是国内本土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小说的翻译目前在美国的文学市场上，占有非常小的比例。比起国外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西方读者更倾向于阅读“自己人”参与出版销售的作品。中国古典文学小说的译介途径较单一，中外合作不多，主要是本土出版社。因此应该加强合作，加强中外出版机构多渠道合作：版权贸易、图书贸易、合作出版、数字出版物、国外办出版社等等；加强优秀文学作品的影视拍摄。
三、古典文学小说译介模式的弊端
中国古典文学小说虽然一直致力于走出去，但并未取得良好的效果。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1.翻译策略不合理：翻译的译者大多数为本土译者，但他们将中文翻译成第二外语时，就会遇到很多问题。译者对英语的精通程度与母语相差很远，翻译时很难确保译文的准确性，甚至与原文的作品风格有很大的出入。译者要尽量避免对原太大的改动，尊重原著的文化语境。
2.选材不当：中外文学的语境不同，部分译本无法被国外读者所接受，自然也不会关注中国文学。译者在翻译时，需要考虑到意识形态、文化素养以及阅读兴趣的差异，不能纯粹地追求译出的数量。
3.销售渠道单一：通过文学译介的译本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读者对译本的误读会影响在国外的广泛传播。多数译本的出版发行方式是比较单一的，以熊猫丛书为例，他们选择在国内出版并通过国内的销售商在国际书店进行推广，没有选择国外的商业出版社，这就很难了解和把握其销售市场，大大降低了译本的竞争力。
中国文化要走出去，首先译者要做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翻译，还要考虑传播过程中涉及的众多因素。文学译介不仅仅是语种的转换，它是一种跨文化传播的交际行为。其次，要充分认识译介现状，翻译时不能只是埋头翻译，更应对传播状况进行仔细的分析。再次，要多渠道销售译本，中国古典文学完全走出去不能只依靠自己，可以与国外知名出版社进行合作。政府和研究者要积极鼓励和支持开辟新的图书译介模式与销售渠道，先在中国出版社出版再通过国外书店推介的方式固然不如与国外出版社合作。由于国外出版社更能准确了解和把握读者市场，译本可以充分利用成熟的销售渠道进行推广。
中国古典文学小说需要彻底改变传统的译介模式，才能把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化宣扬出去。译介模式的成败，体现在读者能够顺畅的拿到译本。国家应不遗余力地对译介活动给予支持，但是通过外文局图书推广渠道的模式不改变，中国文学就不能完全走向世界，《牡丹亭》的推介以及“熊猫丛书”的失败都印证了这个模式的不合理性。中国古典文学走出去要大胆实行本土化策略，充分利用本土的人力资源，充分考虑国外文化系统的诸多因素。要积极与本土的文化机构出版机构合作，选择正确的译介模式，利用本土的人力资源和销售资源，让中国古典文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
参考文献：
〔1〕Mcdougall， Bonnie. Translation Zones in Modern China[M].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11.
〔2〕鲍晓英.中国文化“走出去”之译介模式探索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3，（5）：43-45.
关键词：趣味性；古代文学课堂；策略；提升
大众化时代，使很多学生觉得古典文学的学习不仅枯燥乏味，而且还对现实的职业化没有太大的帮助，这样会无形中增加讲课的难度。而作为汉语言文学中最重要的专业课之一的古文学，仍然有众多的群众基础。据相关调查显示，有超半数以上的学生对古文学中的唐宋文学比较感兴趣。而如何让这门课程在课堂上产生强烈的吸引力，教师的教学方法非常主要。教师应从自身出发，改变教学思路，使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提高，帮助学生学好这门课程。
一、引入情境，制造悬念
为了使古代文学对学生产生一定的吸引力，教师应善于在课堂引入情境、制造悬念。大学生已经具有一定的古典文学基础，教师针对学生耳熟能详的一些名篇，应将作品鲜为人知的内涵更多的挖掘出来，将一些有争议性的问题引入，并对更多的资料进行搜集，尽量给学生带来新鲜感，将学生原有的认识颠覆。如孟浩然的《春晓》，教师在讲解的过程中，可围绕“落花”“风雨”的意向内涵，讲解“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诗句，究竟是表示喜悦，还是代表忧伤？和宋词相比较，区别究竟在哪里？通过这样的讲解，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再如，杜牧的《江南春绝》的“千里莺啼绿映红”的诗句，很多人都有争议，认为此句描写失真，谁人见得千里绿映红？谁人听得千里莺啼？教师可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引出质疑，抓住学生的好奇心，并提出如何更好地理解该问题。这种如抖包袱的讲解方式，不但能将学生视野开阔，还能更好地理解文学的本质，让陈旧的内容更加富有新意，将学生学习古文学的兴趣激发出来，这比单纯的讲解写作特点和对作品主旨的提问等，能发挥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变换角度，转变思维
教师在古代文学课堂上，对于作家作品的讲解，需要不断变换角度、转换思维。如李白、白居易、李清照等作家，都是学生非常喜爱和熟悉的，这样教师讲课会比较轻松。但对于一些不容易被大学生所接受和了解的，如韩愈和杜甫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非常的突出。这就需要在讲课的过程中，不断转换角度，对作品中的特征进行挖掘，以此增加作品的感染力。很多学生对李白的仙风道骨和潇洒飘逸非常崇拜，而认为杜甫总是悲悲戚戚、让人伤感，所以，对杜甫的诗歌不喜欢。这就需要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有效引导，而不应该仅仅是局限于杜甫诗歌的政治性和那种忧国忧民的诗史，通过围绕杜甫“情圣”的特点，对其热爱国家、人民和妻儿的真挚情感进行分析，并和李白进行比较，分析两个人对情感的表达方式和对亲朋的态度，这样会使学生对杜甫更容易接受和理解，进而对杜甫人格、品行更加尊重。在对韩愈诗歌的研究中，学生也难认同其诗歌中古怪的意向，因此教师在讲授时，可独辟蹊径，从诗歌创作的动机出发，对作者矛盾的心理和躁动的性格进行分析。通过了解作者的心理，而对诗歌外在表象的成因更好地掌握，进而对作者的诗歌和人品进行更深入的了解。由此可见，教师只有变换常规的角度，从不同的切入点入手，才能使教学更有新意，在将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出来的同时，来实现最佳的教学效果。
三、要使古典文学的教学更加富有生活化气息
在古典文学教学时，应有机结合现代生活和古典文化，通过总结文学现象，并且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阐述，才会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在唐诗教学中，为了能对李白诗歌的夸张与想象进行形象的阐述，教师可利用多媒体，播放芜湖天门山和庐山瀑布的图片，使学生真正的感受“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波澜壮阔，并且能更深地领悟，在诗仙眼中“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的奇妙。在对王之焕的《登鹳雀楼》进行讲解时，可比较大历史时期同题诗。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尽管是面对同一景象，诗人却有着不同的精神面貌和胸襟气魄，进而产生了不同的境界。通过对这类古文学的学习，启发学生要加强自我的修养，待人处事时要襟怀宽广，只有不沉湎于自己预设的狭小空间，永远心怀美好，才不会形成抑郁心理。学生通过正确理解古典文学作品的意蕴和作家心理，可帮助自身形成健康的人格。在学习古典文学时，教师应适当介绍作家的生平，如陈子昂、李商隐等，尽管满腹才华，却备受打击，但他们在挫折面前却敢于面对、勇于承受。这样的感性认识，对学生所起到的效果，甚至高过思想政治课的说教。学生可通过学习唐宋文学而寻找到心灵寄托的净土，并找到摆脱烦恼和减轻压力的方法。
四、要实现古典文学的学以致用
准确和恰当地表达作者的所思所想所感，是唐诗宋词的魅力所在。同时，用精妙的语言对古今人类所经历的情感和事件进行传达，更是它的魅力所在。因此，对于古诗词的学习，并且能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信手拈来，熟练地运用，不单单能够提高个人学习的动力，同时，还能增添古诗词的魅力，并且使个人的表达能力进一步提升。心胸开阔是一种境界，妙笔生花是一种才华，出口成章是一种修养，教师应通过古典文学的学习，而使学生成为有才华、有修养、有境界的人。因此，通过欣赏古典文学，培养学生的审美，并且在运用中不断思考，使学生的思辨能力和欣赏能力进一步提高。在《唐诗宋词活学活用》这本书中，将唐诗宋词分为九大类，即为人处世、理想抱负、思念情怀、恋情爱意等。先通过赏析诗词，再对其写作和口才运用进行举例说明，最后对心灵的启发进行探讨。在唐宋文学教学中，完全可以应用这种模式，不单单是介绍文学知识、解读文本，还需要进行适当的发散思维，从诗词中获得联想和启发，进而更好地在现实生活中运用。
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看似枯燥乏味，但教师在课堂上采取有趣和生动的教学方法，依然会使这门课程生趣盎然。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善于制造悬念、引发学生的发散性思维，有机地结合现代生活和古典文学，准确、细致地解读文本。并以此为基础，围绕作家和作品创设教学情境，在提高课堂趣味性的同时，也不丧失必要的学术性，使古典文学的学习效果进一步增强，并且促进学生学以致用，培养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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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意象 外秀 内隐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对文学鉴赏提出的较高的要求是“努力探索作品中蕴涵的民族心理和时代精神，了解人类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1］这里提出的实际上是一种研究性的鉴赏，可能带有更多的理性思考的成分。在教学过程中，学生虽能感性地体验到其美，却往往不能理性地把握其意；满目风景，却不知作者是以何种含情之眼将其度化，甚至对于诗文中的某些细节往往心存疑窦，不得旨趣。
其实“中国文学的艺术特征是以意象的表现为基础的”。［2］拿好意象这把钥匙，往往能从诗文表层的“外秀”体验到其深层的“内隐”，从而获得深刻的审美体验和理性的哲思启迪。那么如何帮助学生理解这个概念并掌握使用它的方法呢？我认为通过以下三步就可初步解决这个问题。
一、帮助学生认识到意象是中国古典文学表情的基本途径之一，即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一切景语皆情语”。
化无形的感觉为有形的具象，是诗词艺术的根本所在，这个“有形的具象”就是意象。意象是作者主观心意和客观物象相凝聚的具体表现，是渗透着作者主观感受的客观事物的影象。
诗贵含蓄忌直白。宋朝贺铸的《青玉案》之所以是“诗”而非白话，是因为它在“试问闲愁都几许”之后用“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极言愁之多、之延绵不绝。用意象表情是诗词的基本特征，举目皆是的烟草，风中满城飘飞的轻絮，绵绵不绝的梅雨就是意象。王国维说：“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可以说，能否创造出“皆情语”的景语，即能否创造出好的“意象”，直接决定了诗词的质量的高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意象之美即诗之美。
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帮助学生确立这样一个认识：诗词表情是通过浸透了情感的具体物象，即意象来实现的，要体验诗情诗境，就应该从体验意象入手。要提高学生对意象的敏锐感觉，帮助他们认识一些古典文学中常用的意象是很有必要的。
二、通过把握“象”的外部特征，帮助学生感悟意象的“内隐”。
意象具有“隐秀”的特征，［3］“秀”指“象”而言，是具体的、外露的，“隐”指蕴于象中的意而言，是内在的、抽象的。下面就以“门”为例，谈谈一个简单意象的丰富内隐。
中国古典诗人的吟咏不辍的不是代表门第威严的宫门、府门，而是象征着闲适淡泊的柴门荆扉。在中国的古典诗词中，诗人的“门”只为朋友而开，其他时间总是关闭的，如“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如“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闭门是隔绝的，也是追求的。隔绝的是尘俗的世界，追求的是诗意的栖居。在王维紧闭的柴扉后，读者获得的不是枯寂死灭，而是生命的空灵宁静，诗意的温馨恬淡。诗中的荒城古渡、落日秋山不免有几分诗意的禅悦。清川如带，尘嚣远离，流水如诉，暮鸟归林，夕阳晚霞笼罩着满山的秋意，诗人望着嵩山，心中无限安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将门轻轻合上。一扇紧闭的门，让诗人挣脱尘网，获得了生命的完整宁静。
三、帮助学生树立整体解读的意识，借助想象和联想感受意象群，由实的物象体验虚的意境。
意象作为表情达意的一种方式，作为作品情感系统构筑的形象元件，是在一个统一的主题和构思下组合成的群体。一个意象只有在整体中才能发挥它的艺术感染作用。因此，解析一部作品的意象，应以整体的观照形式进行系统的、动态的、多层次的、立体的艺术把握。
以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为例。“枯藤老树昏鸦”是含情之物，反映出的是视物之人的情；“小桥流水人家”是对家园的向往和求之不得的落寞；“古道西风瘦马”是飘零的感喟和羁旅的怅惘，这一切都笼罩在空间意义上“夕阳无限好”和时间意义上“只是近黄昏”的“夕阳西下”中，最后这十个意象的组合在“断肠人在天涯”的情语的点破下，就在一种寒瘦的美学情调中刻画出了一个身心俱疲、飘泊无依的知识分子形象。
单个的孤立意象往往是“实”的。意象群妙谛自成的组合才有可能创造出水月镜花般的言不尽的虚境美。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都是应用意象群创造出“寂寞文境”的典范作品。
总之，在学生掌握以意象为核心的解读方法的过程中，认识“意象是诗词的表情途径”是基础；感悟一个简单意象的丰富内隐是前提；掌握整体解读的方法是途径；深刻体验难以言说的虚境美是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张彬福，王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分析与实施策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7.
[关键词]韩语文化 教学 文学作品 选定
[中图分类号]H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6-0234-01
一、文学作品选定现状
现阶段的韩语教学中，韩语作品选定标准尚未统一，导致文学作品教学很多时候只是一种一次性消费的非效率性教育。以至于学习者无法真正认识到文学作品课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教师也会持有消极的态度对待文学作品课程。为了寻找这方面的根源，我们可以查看现阶段文学作品教学中选用的文学作品现状和问题点。
第一，文学作品选定中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题材偏向某一特定题材。韩国文学作品大致可分为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在学习韩语过程中很多时候偏向学习现代文学，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受到社会上普遍被认为的，古典文学相对于现代文学更加“古旧”、更有难度、很难理解等想法的影响。因此，古典文学作品很多时候不会被采纳为教学内容，除了个别的古典文学（比如“春香传”）被教师选用，大部分题材选用还是偏向现代文学作品。
第二，文学作品级别设定和内容选定标准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大部分文学作品课程注重服务于语言教学，因此，文学作品的作用只是被限定为阅读材料。这时，阅读材料的作用只是为了考核学习者学习语言的水平，未考虑文学作品本身包含的情感和深层含义。如语言教学需要阶段一样，文学作品教学也需要阶段，这需要适当的文学作品级别选定来实现。
二、古典文学作品选定
各个国家都有传说题材，其中有些传说主题内容相似。如韩国传说“仙女和樵夫”是属于“仙女升天型”，在其他国家也能找到类似主题，中国“鸪女传说”、日本“羽衣传说”、西方国家“白鸟处女传说”等。这种类似可以使学习者拥有更直观的学习效果，不是只有特别、特殊的文化元素才能出现在文学教学中，反而使学习者接触到类似自己本国传说的文化时，能感到亲密，更有信心，能够更加积极地面对学习。
“仙女和樵夫”传说有不少版本，主要分为：1.仙女升天型；2.樵夫升天型；3.樵夫在天上经历和克服磨难型；4.樵夫回到地面型；5.樵夫尸体升天型；6.樵夫和仙女一同回到地面型。其中广为流传的是“仙女升天型”。
首先，最为基本、最为普遍的构造“仙女升天型”的内容如下。
1.樵夫救下小鹿。
2.小鹿为了报答樵夫，告诉樵夫可以和仙女结婚的方法。
3.仙女无法升天，只能和樵夫结婚。
4.樵夫违反禁忌，给仙女飞天衣。
5.仙女带着孩子升天，只留下樵夫。
在很多国家统一出现的是“禁忌”元素，只是禁忌的类型和形式不同而已，而最终因为触犯禁忌，主人公受苦受难的故事模式是相似的。“仙女和樵夫”传说也是，不管是在哪个国家，都有“不能给飞天衣”的禁忌，这也是最主要的事件。“仙女和樵夫”传说中的“禁忌”可以解释成很多种版本，人们通过禁忌发现内在的含义，每次禁忌都会被破坏，由此带来伤心结局，但同时包含了很多价值观。
破坏禁忌会扔给主人公预定好的苦难和磨练，最后樵夫只能和家人分离只剩下他一个人，这种“仙女升天型”传承到现在的最主要的原动力是女性的希望。即在过去在家庭没有地位的时候，女性会梦想可以远离痛苦、有飞天的飞天衣，这种梦想的传承力是很强大的。而男性的梦想也通过“仙女和樵夫”传说来表现出想娶天上的“仙女”为妻子的欲望。
“仙女和樵夫”传说具有普遍性，也是各个国家共同主题传说。在韩语文学作品教学中可以用普遍性和特殊性作为作品选定的标准。
三、结语
韩语教学中的文学作品教学不同于普通文学作品教学。为了在韩语教学中组织更为有效的文学作品教学，我们应该注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突破迄今为止韩语教学中的选定文学作品方式。作品选定标准应该是合理、适当的，而具体选定哪些作品仍需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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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良好的文言文教学对学生的意义
通过良好的文言文教学能够激发学生对我国古典文学的兴趣，使学生更好的了解我国博大的传统文化，更好的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文言文教学，首先学生可以最直接的了解古文，最直接的吸收古典文化的精华，提高学生自身的内涵。其次，学生能够提高自身的语言表达能力，目前我国现今所用的语言是从古文一步步发展过来，通过对文言文的学习，能够使现今学生更好的了解我国语言的组成，提高学生应用汉语的能力。而且当学生具有扎实的文言文基础后，在与人交流时可以引用文言文中的句子，来提升语言魅力。第三，文言文教学，能够提高学生的个人修养，帮助学生完善自身的人格。通过对文言文的学习，学生能够从古文中得到很多修身养性的道理，进而能够提高学生文化底蕴，提高学生的思想高度，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保证学生不会被现今很多不良思想影响。
2.加强文言文教学的改革创新措施
2.1正确认识文言文教学的意义，加强学生对文言文的重视程度
文言文是阅读我国古典文学的必然要学习的东西，只有学习好文言文，才能够更好的浏览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从而能够保证学生可以学习到祖先们留给我们的知识财富，进而保证我国的传统文化能够得到良好的传承。而且文言文精炼的语言能够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是我们祖先为我们留下来的宝藏，我们要对其进行有效的开发利用。中职教师要意识到文言文教学对学生的意义，要将提高学生文言文素养作为文言文教学的目的，争取让学生能够体会到文言文中的情感。
2.2对文言文课程进行有效的整合，提高教学的效率
目前中职学校的文言文教材已经得到了改革，其难度相对来说比较低，容易与初中语文教材衔接。而且将很多的现代元素融入到教材中，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且教材的弹性和选择性也得到了一定完善，能够更好适应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但是良好的教材必须需要有效的整合，才能使教材充分的发挥作用。这就需要中职语文教师要根据学生专业的特点、学生的能力以及个性、教学目标等因素来对教材进行有效的整合，从而使教材能够充分的发挥其优点，最大限度的提高学生文言文素养。
2.3对教师的文言文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通过新课改的进行，学生的学习压力已经得到了一定的释放，但是对教师进行文言文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中职教师要具有专业的文言文诵读能力，具有非常结实的文学功底以及要对文言文具有丰富的情感。要求教师能够声情并茂的阅读文言文，通过语言的感染，将学生带入文言文的意境中，提高学生对文言文的兴趣，培养学生的语感，从而帮助学生更好的体会文言文的情感。要求教师具有结实的文学功底，从而能够帮助学生对难点进行更好的讲解。最重要的是要求教师要对文言文具有丰富的情感，从而教师可以通过情感的表达有效的活跃课堂气氛，使学生在和谐、生动的文言文课堂上学习文言文。这可以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文言文所表达的感情，达到文言文教学的目的。
关键词: 大学语文 古典美 传统文化
近年来,随着高校中大学语文课程的停而复开,学界对大学语文课程的存在意义、教学手段、改革方向等进行了很多讨论。这种讨论不仅促进了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的改革,而且促进了《大学语文》教材的改革。“据统计,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共出版发行大学语文教材1402种,目前正在使用的有100多种”。[1]各个版本的大学语文教材,无一不选录大量古代诗文作为母语教学的重要内容。在快餐文化盛行、新媒介影响下的“新语文”现象[2]热涌的E时代,古典文化正越行越远。忘记传统文化就是背叛人文历史,就将迷茫于未来。大学语文作为所有专业大学生必修的一门课程,即成为传播古典文化的重要阵地。
教学古典文学篇目的任务是什么?是为了让学生通晓古音古义、学会读写古文字?“茴香豆”的“茴”字到底有几种写法,是专门人才应该掌握的知识,不应该作为对各专业学生泛化的要求。我们认为,教学古典文学篇目,其目的是让学生接受传统文化,感受古典文化之美。基于这个认识,我们尝试在大学语文教学中突出古典文化教育,引导学生探寻传统文化的古典美。
一、辨识形式之古典美
古典文学作品形式多样,从押韵与否来区分,可以分为韵文与散文两大类。在韵文中,最为人熟知并喜爱的是诗和词。我们以此为例,讨论如何在教学中使学生领略形式上的古典美。
1.节奏美
作诗与吟诗是分不开的,诗人作诗自有千吟,不吟之无以落其笔。赏诗之人益多吟诗,不吟诗无以知其美。诗歌到了五、七言为标范的近体诗时代,吟诗的节奏已有大致的模式。王力先生认为:“近体诗的节奏,是以每两个音节为一节,最后一个音节独自成为一节。”[3]比如五言诗,音节节奏依次为2、2、1,七言诗,音节节奏依次为2、2、2、1。不过泛览群诗,兼吟咏之,诗歌节奏在末二节亦可错位。如七言诗,音节节奏可以为2、2、1、2。这样错位的结果,使得全诗节奏有所变化,更显节奏美。
如杜甫《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第1、5、6句节奏为2、2、2、1,其余5句节奏为2、2、1、2。进一步再玩味,可以发现,对仗的颔联、颈联,节奏完全相同,而不对仗的首联、尾联,节奏则可以相同,也可以错落。生活中不乏将七言诗一律读作2、2、2、1节奏的人,譬如第二句,读成“锦官/城外/柏森/森”的大有人在,譬如尾联,读成“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人数不胜数。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大学语文课堂上教会学生正确地辨识其节奏,即使不会作诗,在吟诗时也能凸显文化品位。
2.韵语美
古典诗词中存在大量的韵文,韵语的和谐使诗词的吟诵得以朗朗上口。如千古名句“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全词以“楼”、“愁”、“休”、“秋”相与为韵。韵尾调作阴平,适合拉长声调,袅袅有余音。无论是吟诵之,或是弹歌之,都令人含韵咀味,意绪悠然。
又如苏轼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整首词韵尾全是入声字:物、壁、雪、杰、灭、发、月,使词文奔放豪迈的气势顿收于喷薄之际,读之短促有力,干练精爽。
如此种韵语之美,在大学语文教材中随处可见。课堂教学时,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注意到韵尾的类型,吟诵时应体现出韵尾的韵类特征,舒声韵尾可适当延长气息,促声韵尾则有意加强顿挫,尤能展现古典之美。
3.调律美
古典诗词之格律,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声调的平仄。比如近体诗,严整的格律应该是句中平仄相间,一联中两句平仄相对,上一联的下句和下一联的上句平仄相粘。正是这些相间、相对、相粘使得诗句声调高低错落,收放有致。
如刘长卿的《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此诗首句不入韵,韵脚在“贫”、“人”二字。平仄如下: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整首诗平仄严整,仅在第4句首字可平可仄处拗而不救。仄声“日暮”、“远”与平声“苍山”相间,平声“天寒”又与仄声“日暮”相对,“柴门”句参照“天寒”句平仄相粘而出,又因“柴门”句不入韵须收于仄声,故将“白屋贫”的“仄仄平”调整为“闻犬吠”的“平仄仄”。汉语的“平”、“仄”两大类声调在诗句中变化万千。诗中又间缀“日”、“白”、“屋”、“雪”四个入声字,使调律在工整之余、益显错落有致。这种声调格律之美也是我们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应重视的对象。
二、感受内容之古典美
古典文学作品除了在形式上有不同于现代文学的地方外,在内容上也有一些特别能体现古典文化美的方面。有些审美对象经常出现在作品中,使带有这些审美对象的文学语言逐渐带有特殊的文化色彩。
1.山水神韵
和中国画一样,山水风光永远是古典诗词吟咏的主题。从古至今不知有多少诗人文豪赞美过山水风韵。如王维《汉江临眺》描写荆楚风光,壮阔山水。一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流传千古,弥足涵泳。这种画一般的山水风韵,如能配合中国画进行审美教育,则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2.月下情怀
在中国文人的笔下,月是一种独特的审美意象。如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赋予月以思乡念人之意;张若虚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赋予月以感史怀古之智。月以其清冷的容颜、如水的光华,博得众多诗心文人的偏爱,成为他们感时寄情的对象。在大学语文课堂中,如能启发学生广搜咏月之诗以类比泛读,则能帮助学生理解古人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下为何钟爱咏月抒情,为何诸多咏月之句成为动人心弦的千古绝唱。
3.乐音琴思
古代诗文中,有一些吟咏音乐的诗词,独成一种特殊的题材。比如王步高主编的《大学语文》中就集中收录了咏音乐诗词22首。[4]其中李白的“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杜甫的“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白居易的“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都是学生们耳熟能详的名句。文人咏音乐,或是歌赞艺人技法之高妙,或是寄托清绝高远之情思。大学语文课堂应引导学生体会咏音乐诗词背后的文化内涵。音乐,尤其是琴乐,在文人笔下往往是阳春白雪的代名词。文人笔下弹琴的往往是高僧、智者,很少写到女性弹琴的。这和女性弄筝寄托少女情思完全不同。琴音所承载的,往往是古雅的情调、高远的哲思,常常寄托操琴人或作者绝尘的品性、高洁的情操。大学语文可从这个方面培养大学生对古典音乐美的兴趣。
4.诗酒人生
自《诗经》起,历代文人都与酒有不解之缘。“从中国文学史上你很难举出不喝酒的诗人,无论谁,诗里总有酒”。[5]如李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是抒发孤独无亲的愁思,“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是抒发生命易逝的感慨;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是抒发友人之间的别情;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是抒发军人征战的豪情;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抒发愤世嫉俗的悲情;鲍照“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是抒发怀才不遇的伤情。这些酒意诗情是中国古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语文传播古典美的重要途径。
三、体味情感之古典美
情感并无古今之分,可是有些道德情感,古人更为重视,而今人已渐不屑。譬如王步高主编的《大学语文(全编本)》分类辑录大量情感道德篇目,主要有诚信、修身、公正、仁爱、处人、孝慈、宽恕、处世、顺逆、大度、明智、节制、改过、廉耻、廉洁等类目。其中如诚信之“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公正之“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节制之“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公》),廉洁之“廉者,政之本也;让者,德之主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六》),等等,久已不为人重视,引发众多“世风日下”的感慨,直到近几年才又重新被人提起,作为重要的行业道德标准进行广泛的宣传、深入的学习。大学生正处在学校向社会过渡的重要人生阶段,性格已然形成,而人生观、价值观还有可能摇摆,在受到社会多元文化冲击之时,需要一些引导和支撑,应能在古代圣哲语录中撷取片言聊以自警。这也是大学语文情感古典美的教育目标。
四、结语
谁说大学语文可以休矣?大学语文不是高四语文,不是纠缠于音义语法的课程。大学语文可以是传承古典文化的课程。“传统被整个社会承载着,它就生活于现在”。[6]古典文化是经典,同时也生活于现在。我们需要大学语文彰显学生头脑中模糊的古典文化,使我们的现代生活中仍保有古典美的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汪瑞林.大学语文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N].中国教育报,2007-08-22,(3).
[2]周志强.“新语文”与大学语文的感染教育[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3]王力.汉语诗律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4]王步高.大学语文(全编本)[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日益频繁，中国走向世界之势空前强盛，世界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中国需要进一步了解世界，便成了历史的必然。而深入考察和研究中华文明播扬于世界各国的历史与现状，对于我们来说，更是迫切的需要。于是，在20世纪末的几年内，渐渐形成了所谓的“汉学热”，仅在1996年至1997年两年之中，这种热潮就已经初见端倪。
“汉学热”的显著标志，乃是专业力量的增强和专题著述数量的激增。在这之前，相关研究的译文和论文，多半散见于各种期刊、学报(如《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而在《国际汉学》(1995)之后，又有《汉学研究》、《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刊物或书系相继问世。专业刊物的创办，有力地推动了“国外汉学”研究的发展。这两年间随着中西、中日、中韩、中俄双边关系研究的深化，还有一些研究著作和文集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多半以交流史和学术史的形式出现，如严绍璗、中西进主编《日中文化交流史大系》(已出文学卷和思想卷，1996)、严绍璗著《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1996)、卫茂平著《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1996)、河北人民出版社编《国际汉学漫步》(1997)、刘海平主编《中美文化的互动与关联》 (1997)、吴芳思(Frances Wood)著《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洪允息中译本，1997)、黄鸣奋著《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1997)、周发祥著《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1997)、郑判龙主编《韩国诗话研究》(1997)等等。据不完全统计，总数当在20种以上。在半个世纪之前，老一代学者已有汉学著作，这时又见重印本，以补学术研究的空白，如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1997)。
在“汉学热”兴起之时，一些学者认为对“汉学”一词本身，就应该有个比较明确的认识。于是他们撰写文章，着重探讨它的内涵和性质，以及反馈国外汉学研究信息的价值和意义。阎纯德为《汉学研究》创刊号作序时，强调国外汉学的特殊性、开放性、及其对交流双方文化建设的互补性。他指出，“古人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意思说，事物只有运动才有生命。文化是流动的，流动可以开化文明，发展文明。中国文化可以流出去，带着自己的古老、沧桑和辉煌；还可以流回来，带着异样的风景。从中国流出的文化，汲取了异国文化的智慧，形成既有中国文化的因子，又有外国文化思维的一种文化，这就是汉学。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另一种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成的一种文化。所以，可以说汉学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汉学，是中外文化交融的精魂。汉学可以与中国文化相近，也可以与中国文化相距很远，总之，它是一门相当独立的学问，是一个亟待投入人力进行研究与开拓的学科。”(《序〈汉学研究〉》)诸如此类的论述，对“国外汉学”研究的发展，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既然汉学是中外文化碰撞的产物，它便广涉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科技等多种专门的知识领域。面对这种情况，我国学者一般是双管齐下，巨细兼顾，一方面进行综合考察，梳理国外汉学的发展史，把握其间的总体规律，另一方面，也越来越关注单一学科的汉学研究，具体分辨其透视角度，剖析其研究方法，捕捉其真知灼见。显然，无论是宏观考察，还是微观考察，力图做到史论并重，纵横交织，以全面而深入地反映国外汉学的面貌，是学术界为之追求的目标。
就文学研究而言，这两年的研究出现了以下几个重点：
一、译介或撰写国别汉学史，而涉及中国文学。前者如胡书经译戴密微(P.Demieville)所撰长文《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载《汉学研究》第一集)，文中提及马若瑟(Joseph H.M.de Premare)节译《赵氏孤儿》、儒莲(S.Julien)选译言情小说，巴赞(A.P.L.Bazin)翻译并研究元杂剧，葛兰言(M.Granet)研究《诗经》等等。后者如熊文华所撰《荷兰的汉学研究》(载《汉学研究》第二集)，则提及高罗佩(R.H.van Gulik)译介并且创作公案小说，伊维德(Wilt L.Idema)研究元明戏曲、撰写文学通史。
转贴于 二、介绍各国汉学界的名流，乃至巨擘，其中不乏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造诣高超的专门家。如意大利的利玛窦(Matteo Ric-ci)、瑞典的高本汉(B.Karlgren)、德国的鲍吾刚(W.Bauer)、美国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等等。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以创作中国题材的小说而名世，但她也翻译过《水浒传》，与汉学研究有关。吴海蔓的《东方不是东方——赛珍珠在中国》(载《汉学研究》第二集)对她的双重文化身份有所介绍。
三、评介汉学译著和论著。除了散见于期刊上的文章(如帅雯霖评《红楼梦》英译和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之外，这时已有专书问世，即黄鸣奋的《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著者自称，他借海外访学之便，广为搜罗，书中浓缩信息4000条，其耗时之多、耗资之大，可想而知。全书设七章，散文、诗歌、小说、戏剧之传播，各有专章评介；古代文论和民间文学，则放在综合研究一章内加以评介；此外，还有两章分别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播背景，以及英语世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工具书。该书资料翔实，脉络清晰，评点文字也要言不烦。著者认为，“研究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流传情况，不仅对全面评价中国文学的历史影响、弘扬中国文化、促进我国人民的对外交往与国际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加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比较文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的理论建设。”(第1页)这种论断，是就文学学科具体说明反馈国外汉学研究信息的学术价值。
四、梳理中国文学外播史。这种研究实质上属于比较文学范畴里的影响研究，但由于中国文学的外播，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通过汉学家的译介而完成的，因此它也与国外汉学密切相关。这时有三本著作值得注意。一本是严绍璗、中西进主编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大系》之六“文学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66)。这套丛书凡十卷，由中日书社分别以中文和日文刊出。撰写者有严绍璗、中西进、刘雨珍、诹访春雄、王晓平和山田敬三。全书分六章，分论中日神话、中日诗歌、日本物语与中国文化、中日戏剧、日本前近代小说与中国文化和日本近代文学与中国作家之间的关系，或就两者做平行比较。另一本是孟昭毅的《东方文化文学因缘》(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这部书涵盖面极广，涉及中朝、中日、中越、中印、中伊、中阿六种双边关系，在某些方面填补了中外交流史的空白。卫茂平的《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则是中西交流中的个案研究。全书以接受者为视角，采用形象学研究的方法，分期缕述中国文学对德国文学的影响。著者从德国骑士文学和巴罗克文学，依次讲到启蒙运动文学、古典时期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印象主义文学、表现主义文学、“内心流亡”文学、流亡文学、左翼作家、战后文学等等与中国的关系。关于研究方法，著者就“影响”一词做了说明。他指出，“这个概念极易引起人们关于主动与被动、给予和接受的联想。而事实上，文学中的影响关键往往不在前者而在后者。授者提供选择，受者自身才决定取舍。所以，本书实际要点不在于中国如何‘影响’德国文学，而在于德国文学如何对中国进行接受或拒斥、改造或吸收。”(第1页)
五、评介西方汉学研究方法论。改革开放后，我国学术界积极介绍国外的、尤其是西方的文艺理论，以至令人目不暇接。不过，学术界仍面临如何将西方文论用之于中国文学研究的问题。于是，洋为中用的探索便应运而生，周发祥的《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一书即属此类著作。这部书是中国社科项目“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中的一种。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渊源与流变”介绍西论中用的历史与现状，又分西人的西论中用和我国的西论中用两部分。第二编是“方法与操作”，具体评介西方汉学家移植西方理论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操作过程，涉及研究方法20余种。第三编“综论与评价”则是关于西论中用现象的总体研究，集中阐述其性质、特点、视角和价值。此书出版后，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有几种书评肯定这种研究。
此外，还有关于邻国诗话受中国诗论影响的研究，中国古代典籍散佚邻国的考证，以及关于中国文学作品研究个案的介绍等等。总之，这两年“国外汉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相当可观的。
1民族文化认同的社会背景因素
随着各国人民的交流日益频繁，全球文化多元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这也正在逐步侵蚀着民族文化的生存以及延续。因此，在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当中加入民族文化的特征不仅能够很好地去增强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同时也能很好地将民族文化进行更好的延续和发展。所谓的“新中式”的设计风格并不是纯粹的将传统文化当中的设计元素进行简单的整合、归纳甚至于抄袭到设计当中，也不是将复古明清、照搬古典的进行设计，而是设计师能够更好地对于传统文化进行分析理解之后，将民族文化元素运用到新中式室内设计当中，并与民族文化当中所蕴含的比较优秀的品质和精神能够通过动态的解读与现代人们的思想意识相结合，继而为以后提高人们的民族精神文化起到极为关键的积极作用。从文化本身的角度来看，人们主张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保护国家文化特色，将民族文化赋予世界意义，民族文化也意味着，在任何国家都有不可或缺的理论意义。“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当中的精神内涵是建立在宗教文化以及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之上的一种文化需求，在当今中国，传统的室内设计风格仍位于有设计行业的主流地位，其重要的特点是讲究设计的功能性特征以及实用性的特点，而对于“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而言，其表现手法通常是将中式的建筑结构进行重新的设计和组合，同时传承传统元素中的设计风格及其精神内容。随着人们对于民族认同感的提高，许多国人逐步开始重新定义隐藏在文化当中的文化价值，根据本地区的文化特征与世界的文化相结合，将中国人在以前文化建筑中的传统民居文化特点与现代人们的生活方式相结合，这方面的设计问题逐步成了现今中国设计界最为热门的探讨话题“。新中式”的室内设计风格将中国的宗教文化很好地融入设计之中，分别表现出儒、禅、道三种不同的思想意境特征。在我国，促进和谐发展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因素“，和”充分体现出本民族所追求的文化特征，和谐是表现一个社会和自然所生存的一种最为基本的状态。新中式的设计风格讲究纲常以及对称的特点，常通常是运用阴阳平衡的理论依据来对室内的生态进行调和，在装饰材料上则选用“金、木、火、水、土”这几种元素来体现禅宗式的宁静和理性的生活状态，同时充分表现出本民族的特点以及所追去的和平稳定的生活环境特征。
2现代人们审美意识的改变和需求
现代设计集中体现在通过艺术和设计去不断地改善和影响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需求，同时也开始逐步提高现代社会人们的审美情趣。因此，为了提高艺术品位和设计的审美内涵，我们必须了解和掌握现代审美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变化发展。审美意识是指在某一特定时期，由基本的认识和看法促使美感的形成。通过一定的社会群体和地区环境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征。因此，在审美意识，审美情趣，审美心理特征以及其他审美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受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影响从而对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进行了一定的改变和影响。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审美理念的差异随着不同时期所呈现出来的观念也有所不同。因此，不同时期的审美观念以及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审美特征也都有所区别。在当代社会中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汹涌澎湃，已经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种潮流下，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新中式”室内设计的影响同样具有有非常大的变化，对于民族文化上也同样呈现出不同程度上的缺乏。（1）缺乏对于优秀文化的理解以及对其文化价值和意义的肯定以及认同感。（2）对于西方文化的过渡崇拜和盲目追求，从而互留本土文化特征。（3）对于比较朴质的本真的文化的一种冷落，对于异己文化的过度追求。（4）缺乏对先进文化的了解和对落后文化的判断。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人们更应该去发展和了解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特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复兴时期的新中式风格，我们应该更好的对其进行探索和研究，这样不仅能够很好地保护和传承本民族文化，同时能为以后更好地提高民族文化知识，普及对后代的教育文化都存在一定的积极作用。
3古典造型艺术的继承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新中式风格在家具室内设计语言上充满理性特点而不失简洁的效果，线条干练而方直、整体的造型显得尤为的大方，同简约风格的现代家具的轮廓有共同的特征。同时，新中式的家具同时也吸收了明式家具中的特点，并且摒弃了古典家具中比较繁缛的装饰特点。古典西欧流行在17世纪，法国是古典文学的主流。因为它在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相结合，被称为“经典”的例子。在法国，从早年的17世纪到1660年左右，已经到古典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古典文学语言去完成相关设计和建立各种文学流派，一直在欧洲流行了200年，可以说，许多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层次，不同意义上说，有古典文学的时期。英国在17世纪后期形成的古典风格，但它不是直到18世纪初的发展；俄罗斯是第一个在18世纪，新古典主义一旦成为文学的主导倾向在那个时候。同样在中国的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中也继承了这一点，将古典主义中注重“理性”至上的精神，要求逼真但又不能纯粹模仿等精神融合在新中式的室内设计之中。并运用新型的材料，各种型号的玻璃、树脂以及金属等材料并结合一些环保的材料和各种高强度的胶合以及具有优美纹理的迷彩等新型材料。
4结论
对于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而言，对其影响的因素很多，特别是在当今各国交流比较频繁的基础之上，对于其文化的相互冲击以及各地区生活行为的不同都对当今新中式室内设计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更好的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不仅能了解新中式室内设计风格的发展趋向，同时也能很好的对新中式概念进一步的研究，为以后室内设计中的“新中式”设计风格的发展铺垫下理论依据。
作者：薄云辉 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日照校区美术学院
关键词：初中；语文教学；传统文化教育；渗透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由于社会的发展和外来因素的影响，一些传统文化断层现象开始显现：当今的中学生对传统文化知识掌握得非常少，古文化知识匮乏，缺少传统美德的熏陶等。笔者认为，学科渗透是提高初中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的有效方式。那么，如何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教育呢？
一、将传统文化教育渗透到课堂教学中
初中语文课堂教学是提高学生语言文字水平的主阵地，也是渗透传统文化教育的好“战场”。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既能将传统文化渗透到语文课堂教学中，又能使学生的学习兴趣高涨。
1.在课前培养学生古典文学学习的热情
对于初中学生来说，学习古典文学是非常难的，多数学生都对此产生畏惧心理。我主要是以课本内容的特点和学生的学习实际为基础，根据自己长期积累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挖掘学生的兴趣爱好，培养学生学习古典文学的热情。
比如，在课前活动的过程中，笔者主要是从课前活动中来培养学生学习古典文学的兴趣。活动的内容主要是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将自己喜欢的古典文学作品说出来，此时的气氛非常活跃，有的学生说《红楼梦》是值得反复阅读和学习的作品，因为里面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心理活动描写都刻画得非常深刻，还有里面的爱情故事写得有些唯美、有些凄凉。有的学生听其他同学赞扬《红楼梦》写得好，于是就拿起书，津津有味地欣赏起来，此时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会越发浓烈。
2.课堂上引导学生品读和鉴赏古诗词
古诗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古诗词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感情。在学生学习古诗词时，应该引导学生学会品读和鉴赏，这样才能在学习过程中体会到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比如，学生在学习《使至塞上》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深刻体会作者写这首诗的意境美，诗中不仅有优美的图画，而且还有色彩，学生还可以从“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中体会这种诗的静态美和动态美。
3.由课堂向课外延伸
例如，由教学《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引导学生阅读《水浒传》，由教学《香菱学诗》引导学生阅读《红楼梦》，由教学《小圣施威降大圣》引导学生阅读《西游记》，由教学《杨修之死》引导学生阅读《三国演义》等等。课内向课外延伸，让学生领会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二、鼓励学生学习作者的写作手法，激发学生的想象力
我们所学习的每一首诗都赋予了作者浓厚的思想感情，古人常常运用比较凝练的文字将丰富的情感和意境体现出来，让人回味无穷。
当学生学习唐诗宋词时，学生熟练地将诗词背诵下来，并不是学生学习的目的，学生的学习是无止境的，在学习时要深刻理解作者当时写诗词的年代背景以及当时的心情，只有学生读懂作者的心思和所寄予的思想情感，才能与作者达成思想共鸣。
另外，在教学中，为了让学生深刻领悟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就要鼓励学生在学习古诗词时大胆想象，鼓励学生学习作者的写作手法，然后激发学生做诗的想象力，当学生学习古诗词时，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在学习基础上让学生自己做诗，可以鼓励学生运用现代的语言来做诗，然后加上学生的想象，这种学习方式不仅可以让学生热爱传统文化，而且还能提高学生学习和应用语言的能力。
三、开展课外活动，提高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
开展课外活动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还能让学生热爱我国的传统文化，以此来提高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
1.举行讲座，开阔学生的传统文化视野
例如，利用多媒体播放于丹讲《论语》、钱文忠讲《三字经》、蔡礼旭讲《弟子规》，本校教师开展《诗词探究》讲座等。有计划、有目的地让学生增强课外阅读能力，加深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
2.举行诗词名篇诵读比赛
开展唐诗宋词等经典名篇诵读比赛，能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进一步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从中领悟生活的真谛，树立人生理想，明确对社会的责任，激发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广大青少年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帮其树立民族的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
综上所述，传统文化教育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渗透，其方法有很多。在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能够弘扬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使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能够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对于广大初中语文教育工作者来说，应该担负起历史使命，将我国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以弘扬我国的民族精神，使学生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张元媛.初中语文教学中的传统文化教育研究[J].苏州大学，201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