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5 17:09:2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古典主义文学的局限性，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新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现代美术
抛开时间的划分方式，就本质而言，目前美术史对现代美术开端的表述是模棱两可的。首先，权威教科书普遍认为“自印象主义崛起，欧洲艺术的现代风采方见端倪。”原因是“从这时期起，艺术从内容到形式的变革，跳跃的幅度越来越大，革新的锋芒越来越鲜明，从而引发了20世纪对传统艺术的全面突破，出现崭新的面貌……”[1]
同时，后印象主义画家塞尚是“现代绘画之父”已经成为了常识，因为他“对物体体积感的追求和表现，为‘立体派’开启了不少思路，其独特的主观色彩大大区别于强调客观色彩感觉的大部分画家。”据此塞尚俨然成为现代主义绘画的先行者。
后印象主义与印象主义是“相左”的两种艺术潮流，因此林风眠将它翻译成“反印象主义”。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现代美术有两个不同主张的开端。而且，从逻辑上讲，无论是印象主义亦或是后印象主义，都是对“传统”反叛的产物，他们所解决的问题如“艺术语言自身的独立价值”、“绘画摆脱对文学、历史的依赖”等观念几乎是所谓的西方现代美术流派如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达达派、表现派、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波普艺术等的基本任务，这也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正在着力解决的普遍性问题。
因此，我们要问，现代美术的开端到底在哪里？谁才有资格担当这个历史的、学术的重任呢？“现代美术的开端”意味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是历史的拐点，是矛盾斗争的顶点，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质变的临界点。马克思认为：质变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是事物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飞跃。那么现代美术以反传统自居，其开端自然要推理到“传统”的顶点。
整个绘画史表明，美术一直处于不停的完善之中。黑格尔曾将世界艺术划分为三种类型：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2]尽管他的讨论是形而上的，与现实的美术流派之间没有对应，但其对三种形态的艺术的普遍理念和感性形象，即精神和形式的统一与否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思路。黑格尔认为“古典型艺术，是人类第一次完美的艺术，理想找到了现实的表达通道。”
美术史表明，对历史潮流采取吸收升华态度的新古典主义是“传统”在19世纪达到的巅峰。说新古典主义是“传统”的巅峰，是因为其吸收总结了过去时代人类造型经验的结晶，融合成完美的“典范”。首先，它集成了古希腊、古罗马、文艺复兴的经验，将透视、解剖、明暗、造型等绘画技法作为重要的表现手段，并将真实的“再现”当作基本目标。第二，批判继承发展了17世纪古典主义所崇尚的规则、秩序、均衡、典雅，通过大卫、热拉尔、勒布伦夫人、格罗、安格尔等多位大师的努力，实现了温克尔曼“高贵的单纯与伟大的静穆”的美学宏愿，也确立了壁垒森严的范式。
另外，新古典主义是“传统”的巅峰表明，其对传统造型的手段驾轻就熟。那种认为大卫和安格尔不重视色彩的观点是偏颇的，只要看一看他们的画就明白他们是色彩的大师。h.h.阿纳森说“虽然大卫是一个极为善于运用色彩的画家，但是……他倾向于使他的色彩服从于古典的观念。与大卫相反，安格尔把古典的明晰和浪漫的美感结合起来了，使用的是一块既辉煌又雅致的调色板。”[3]为什么后来的流派都要求解放色彩呢，其实就是反对新古典主义借助学院的威权确立的规范。所以，一直美术史教学都有一个误读，认为古典主义的色彩能力弱，殊不知安格尔和德拉克洛瓦德素描和色彩之争焦点在规则，而非方法！
既然新古典主义是集大成的流派，他能启发后面流派的“革命”吗？众所周知，现代美术就是一场大大小小的“革命”思维串联起的历史，否定之否定原理的表演场，思维原理片段化、发散化的艺术实践。“革命”的动力和示范效应就来自新古典主义，这是历史造就的。
首先是启蒙运动的冲击，在法国，由于社会、政治和教会的压迫，启蒙运动表现得极为激烈，影响也大。新思想的传播导致革命，尊重人类理性和人权几乎是一切近代哲学思想的特征，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在18世纪耳熟能详。新古典主义美术正是在这种社会形式中发展起来的。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向封建阶级夺权的呼声上升，他们需要一种足以鼓舞自己的高大形象来促进革命的成功，用以排除罗可可艺术所造成的萎靡胭脂味。因此，新古典主义代表着一股借复古以开今的潮流，并标志着一种新的美学观念。大卫的《荷拉斯兄弟之誓》、《苏格拉底之死》看起来是古典主义血脉的延续，其实它的精神是和阶级社会变革连在一起，是封建时代的丧钟。
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及其后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1831年和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新古典主义经历了19世纪欧洲伟大的社会变革的历练，大卫本人的命运也在反复斗争中浮沉。新古典主义美术由大卫到安格尔是一个转折，在内容上由革命的、与时代相关的事件转向了脱离现实的神话和纯艺术的表现；在形式上由严格的古典主义风格走向了带有华丽东方色彩的古典主义。同时，质疑权威、质疑规范的种子就在新古典主义操纵的学院派中滋生。1830年代，浪漫主义声名鹊起，几乎大部分浪漫派的重要的画家都出自于古典的阵营，是古典派大师的学生，几乎都没有例外的出自学院。甚至新古典主义大师安格尔晚年也倾向异域情调，并注重官能性的表现，也构成浪漫主义美术的先驱。
而浪漫主义美术产生于大革命失败以后的波旁王朝复辟时期，人们对启蒙运动宣扬的理性王国越来越感到失望，一些知识分子感到苦闷，他们反对权威、传统和古典模式。他们提倡注重艺术家的主观性和自我表现，以民族奋斗的历史事件和壮美的自然为素材，抒发对理想世界的追求，以瑰丽的想象，夸张的手法塑造形象，表现激烈奔放的感情。
于是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抗戏剧性的产生了，这为现代美术理念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和理论的温床，即解放了艺术家的个性，也在颠覆权威的演示中将艺术得以蜕变的因素一一提出。
第一个问题是理性与感性的现实矛盾。古典跟浪漫这两种概念亘古以来就存在，古典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态度，是一种倾向理性的追求。但是19世纪开始认为那种永恒的真理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当下感受到的情感是真切的，必需把它充分的发挥出来。因此，在题材选择上，一个讲究和谐与崇高感，一个偏爱冲突与争议性。具体而言，古典画家希望藉用古代已经有的某种典型来表达他们对现世的诠释。而浪漫派的画家则倾向个性的发挥与夸大情感的表达，他们偏好描绘当时的新闻事件而舍弃历史记载的叙述，以至于像船难、西奥小岛上的希腊与土耳其民族的屠杀这种骇人的新闻、七月革命等，都被积极地搬上画面。
第二个问题就是色彩与素描之争，其实就是造型观念和手段之争。新古典主义用自己的威权唤起了人们对画面本体的重视。色彩和素描所包含的造型要素被后起之秀解析。一方面，“（安格尔）的素描，作为线条的抽象性质的表现，把他的艺术和德加、毕加索的艺术联系起来。”[4]另一方面新古典主义对色彩的克制，遭到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炮轰，推动印象主义发现了“光谱式的色彩”，“他们企图摧毁存在于三度空间中的三度实体，去重新创造在有限深度以内起作用的色彩形式的固体和间隔”。[5]直至蒙德里安和康定斯基的冷热抽象。
第三个问题是画面空间表达的问题。新古典主义画家大卫对文艺复兴以来的“透视消退法”形成的画面空间尝试“严格限制”。他认为“绘画是古典浮雕的变体”，因此运用“实墙、中间色背景或不透明的阴影这一类的东西，来封住画面深度。”这种探索，h.h.阿纳森认为可能“在最终导致20世纪抽象艺术倾向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看法是可以争论的。”[6]
结语
自新古典主义达到“传统”的巅峰，艺术的曲线在此发生转折。重温19世纪那个艺术的分水岭间隔的两端，新古典主义以及站在其对立面的浪漫主义艺术家，形式上互斥，实质上互补地共同构成了19世纪现代美术的精采开场白。“古典的一侧引出了立体主义和抽象主义；浪漫的一侧导致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抽象表现主义。”[7]
现代美术、后现代美术的发展，诚如黑格尔所言。他认为古典型艺术的局限性是依靠外在的感性材料去表现在本质上无限的普遍性，即心，这在理论上是无法完成的。于是他让浪漫性艺术区取消了古典型艺术不可分裂的统一。但是，“感性现象就沦为没有价值的东西了”。[8]目前现代美术的发展处于一种价值迟滞迷失的状态，艺术家关心的要么是技巧、形式，要么是高韬的艺术理念。确立现代美术的开端，也就是要找到人类美术精神和内容分离分化的分水岭，追寻美术本质的原点，为美术精神的回归做理论的铺垫。
参考文献
[1] 《外国美术简史》（增订本）[m]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史系外国美术史教研室编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次印刷，169页。
关键词：日本浪漫主义 背景 理论 作家 评价
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产生于18世纪末的英德两国，继而影响法国，席卷欧洲大陆。而这一时期的日本，由于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另外受西方文明刺激的影响，人们的自我意识觉醒，开始追求自我确立与自我解放。一批青年作家开始追求与以往的文学所不同的创作风格，使明治时期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一度在日本文坛上占据半壁江山。
一、时代背景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取得成功，日本社会极力要求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另外在西方浪漫主义和基督教文化的刺激影响之下，日本人开始超越理性，注重关心自己的内心和情感，促进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于是自由且大胆地表达感情的感想、诗歌、评论等一些文体占据了日本文坛的半壁江山，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之下浪漫主义文学在日本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 理论表现
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深受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对于人的崇拜代替了对于神的崇拜，开始重视人的力量，将人处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 宣扬人格的平等和自由、主张恢复人性、尊重人权、张扬人。但是， 这种思想的变革， 与根深蒂固的封建保守势力发生激烈的冲突，文化上的开放与保守、民主与专制、 自由与禁锢两种思想的对立大大加剧。正是这种矛盾思想的激烈碰撞才使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拥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即：主张情感至上，追求人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追求个人自由，推崇人的内部生命。
三、代表作家及作品
根据时间先后可将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分为3个时期： 第一期是以北村透谷、 岛崎藤村的《文学界》为中心； 第二期是以与谢野铁干、与谢野晶子、薄田泣堇、蒲原有明、泉镜花等人的《明星》为阵地；第三期是北原白秋、吉井勇、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人的唯美主义、颓废文学。①
森鸥外是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的先觉者，他的代表作《舞姬》、《泡沫记》、《信使》构成了他留德的青春爱恋的纪念三部曲。
（一）第一期代表作家及作品
如果说森鸥外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的话，那么真正成为浪漫主义主导力量的是于1893年1月创刊的《文学界》杂志及其周围的年轻一代。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是北村透谷的评论、口一叶的小说和岛崎藤村的诗歌。
北村透谷主要作品是长诗《楚囚之诗》和《蓬莱曲》等。但是北村透谷更加重要的史学价值体现于文化性评论方面，从1892年起陆续发表《厌世诗家和女性》、《何谓干预人生》、《内部生命论》等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厌世诗家与女性》。这是他通过自己的实际感受和体验以伦理化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结果，文中大胆地提出了“ 恋爱乃人生之妙药”这一具有划时代精神的主张。
岛崎藤村的《嫩菜集》等诗作，打碎了固有形式的桎梏，巧妙地把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表现手法和日本民族的传统表现形式糅合在一起；其内容摆脱了封建思想道德的束缚，热烈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美好的生活，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奔放的浪漫情绪，开拓了前期浪漫主义文学。②
口一叶是一位慧星一般的才女作家，一叶虽非《文学界》同人作家，却有许多传之后世的名作刊于《文学界》。其代表作品有《大年夜》、《青梅竹马》等。（二）第二期代表作家及作品
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天才是与谢野铁干的妻子与谢野晶子。她出版的第一部短歌集《乱发》是一部大胆而直率倾吐感观性与歌颂奔放的本能和主情的的诗集。反映了诗人对因袭封建旧道德的一种反抗，让人们感受到她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新时代女性。
在文学史上，泉镜花的小说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在他的一生中大约创作了300多篇小说，都具有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非常著名的代表作有《高野圣僧》、《照叶狂言》、《妇系图》和《和歌灯》等一系列优秀作品。
这个时期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高山樗牛，他是一位著名且受人欢迎的评论家。他的主要作品有《论美的生活》、《 日本民族的特性和文学美术》、《爱情剧是不是梦幻剧》等等。其中，在同时代文学评论中最有影响的是《论美的生活》，从“生命重于身体、身体重于衣物”的立场出发，讽刺了那些汲汲于金钱、权势的人，“以人造之物制自然之物” 的时代弊端，重视“尔等内心的王国”，鼓励人们去大胆追求内心生活的幸福。
（三）第三期新浪漫主义作家作品
新浪漫主义以“牧羊神会”为主流，《昴星》、《屋上庭园》、《三田文学》、《新思潮》等是其主流文学。主要代表人物有北原白秋、木下太郎、吉井勇、长田秀雄等“牧羊神会”的中心成员，高村光太郎、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等人在文学思想上与之共鸣。这些作家摆脱了此前浪漫主义的影响，迎合唯美主义的思潮，用华丽的笔墨和丰富的词汇，凭感觉创作出了充满异国情调和主义的作品。
三、思潮评价
日本浪漫主义虽不像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但也在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一度占据日本文坛的半壁江山，对日本人的思想、日本文学、文化、艺术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它主张恢复人性和尊重人权，将“人”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并自始至终和封建主义作着斗争，促进了日本社会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次，在文学创作上主张把人性和自我尊严作为文学的源泉或出发点，打破了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是继启蒙运动以来又一次在文学上的解放。再次，日本浪漫主义将日本古典的浪漫主义与西欧浪漫主义加以吸收发展，从而在构建日本的近代文化方面具有深远而伟大的意义。最后，浪漫主义主张个人的自由，赞美恋爱，使人们大胆地追求独特而自由的艺术创作，超越自然，解放艺术，因此在艺术史上都具有深远影响。
但是，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具有局限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软弱性和妥协性
它从一开始发展就面临着重重阻碍，自始至终都不如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另一方面，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造成了封建思想在市民社会中的长期残留，极大地阻碍了浪漫主义追求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步伐。
（二）创作主张具有不确定性
日本浪漫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在与拟古典主义和自然主义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没有自身独立的发展时期。另外，浪漫主义作家内部围绕着文学创作的使命、文学的社会责任、文学的国民性、文学的民族性、文学与国家、文学与个人等问题进行论争，创作主张十分不确定。
（三）理论缺乏系统性
北村透谷、岛崎藤村、与谢野晶子、高山樗牛等人的创作虽然使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具有了开创新文学时代的个性鲜明的批评家、文学思想家的桂冠， 但却没有形成一个观点明确、前后一致、系统而又有说服力的文学理论体系。
注释
① 肖霞.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及特征[J].外国文学，2003（7）.
②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49.
参考文献
[1]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49.
关键词：人文思潮现代主义表现主义音乐
音乐的发展历史就像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的历史一样，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永远发展变化着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永远躁动着的主体创造冲动中，总是不停地孕育出对传统经典或规范的“反叛”。其中一部分“反叛”既传承着传统经典或规范中的内在生命力与价值，同时又超越了渐趋僵化的规则或程式，解放了创造力、生产力、表现力，从而展示出鲜活的生命，并逐渐被人们普遍承认和接受，成为新的经典和规范，如此循环不已。表现主义音乐在近现代音乐史上就是这样一次解放和超越。
一、表现主义音乐的历史文化土壤
19世纪后期，汉斯立克对情感论音乐美学提出了挑战。自此，情感论音乐美学与自律论音乐美学逐渐成为欧洲音乐理论界泾渭分明的两大派别。进入20世纪以后，这两大派的理论观念对音乐实践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许多作曲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分别站到了这两个对立派别的旗帜下，在他们各自的音乐作品中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倾向，从而形成了20世纪上半叶同时并存的两个影响最大的音乐风格流派——表现主义音乐和新古典主义音乐。
与表现主义相对立的新古典主义在理论上以自律论音乐美学为指导，主张音乐就是音乐本身，音乐不应表现任何音乐之外的东西。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斯特拉文斯基说：“音乐从它的本质来说，根本不能表现任何东西，不管是一种感情、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心理情绪、一种自然现象。”“表现从来不是音乐的本性，表现绝不是音乐存在的目的。”他否认音乐具有任何表现功能，他认为音乐作品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音响结构系统，是一系列乐音的有序排列组合，而与外部世界没有任何联系；作曲家创作的过程就是依一定的结构原则排列音乐材料的过程；如果音乐听起来好像表现了什么，那也仅仅是一种虚幻的错觉，是不真实的，或者说那仅仅是人们从外部强加给音乐的一种附加属性。这样一种主张与文学领域的形式主义或所谓“纯文本”的主张如出一辙，后者把文学看作与社会人伦无关的独立自主的文本结构，认为以文学表达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现实是对文学本性的背离，是文学的异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这种文学观念在我国曾大行其道，一度成为文坛的主导思潮。它实际上是对过去那种把文学完全从属于政治观念的做法的矫枉过正式的反拨。文学、音乐乃至各个艺术门类中出现的这种相同或类似的思潮或创作倾向，反映了特定时代社会文化的共性或共同特征。而整个社会文化的这种共同特征当然是由这个社会时代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所决定的。
表现主义作为20世纪初期出现的一种西方现代艺术流派，对绘画、诗歌、戏剧和音乐等艺术领域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主张艺术要表现人们的情感或心灵。类似的主张在艺术思想史上似乎早有先声。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就认为：“音乐是灵魂的语言，灵魂借着声音抒发自身深邃的喜悦与悲哀，在抒发中取得慰藉。”“音乐把内心深处感情世界所特有的激动化为自我倾听的自由自在的，使心灵免于压抑和痛苦。”堪称我国古代儒家音乐美学典籍的《礼记·乐记》这样论述音乐的本源：“人心之动，物之使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古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说：“对于身体用体育，对于心灵用音乐。”然而，表现主义所主张的艺术只是一种独立自足的与外部世界无关的纯形式；另一方面，它又否定客观现实世界是艺术反映的对象，而主张艺术表现的对象仅仅是人的主观情感。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勋伯格(1874-1951年)表述得十分明确：“我们的心灵才是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一件艺术品，只有当它把作者内心中激荡的感情传达给听众的时候，它才能产生最大的效果，才能由此引起听众内心情感的激荡。”“艺术家为之奋斗的最伟大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表现他自己。”就注重主观表现这一点而言，这种艺术主张与19世纪的浪漫主义十分相似。浪漫主义也以注重主观情感的表现为其基本特征。但作为一种现代美学观念，表现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明显分野在于：如果说浪漫主义音乐用玫瑰色的主观幻想去弥合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用人与自然相融合的方式达到在尘世喧嚣中难以达到的人与对象世界的和谐，那么表现主义就是以反常态的极端个性化方式直接表现现代人充满内在冲突的心灵世界。每一首表现主义音乐作品的音列都是由作曲家依自己的灵感来设定的，这使得音乐作品中的每一个基本要素都具有鲜明的主观色彩。
现代派艺术是在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导致人的异化这样一种社会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和所有的现代主义艺术流派一样，表现主义所突出的是主观情感与客观现实世界的对立。因而它反对在艺术创造中模仿客观现实，而要以音乐的形式来表现纯主观的、直觉的情感体验。与新古典主义相比，表现主义朝着反映现实世界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是由于它偏执于表现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主观情感，所以它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又是一种变形的或片面的反映。随着大机器工业时代的到来，人逐渐成为资本主义这台社会化大生产机器的附属品，而冷酷的、裸的金钱关系又使人与人之间越来越无法沟通。在这样一种社会现实中，追求真善美的艺术家们感受到无可摆脱的深深的压抑、苦闷、孤独、迷惘和绝望。传统的艺术形式已无法表现因资本主义物质文明扭曲或异化人性所造成的这种前所未有的强烈情感体验。例如，在绘画领域中，传统的焦点透视法曾经成就了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列宾等一批又一批经典画家的经典名作。然而，焦点透视作为一种绘画技法的基本准则，是与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对世界的理性主义理解相联系的，即通过焦点透视所看到的世界，是在近性精神秩序框架内所感受或体验的世界。但现代资本主义的异化现实使近性精神秩序的框架崩解了，在现代派画家(例如毕加索)的眼里，世界已被那种导致人以及人的生活异化的力量扭曲、分裂、肢解了，焦点透视法所描绘的已经不是真实的世界。于是，毕加索创造出散点透视的立体派绘画。与此相类似，在音乐领域，表现主义的音乐家们在音乐表现手法上也离经叛道，进行了大胆创新，这使得他们的音乐作品在艺术形态上较传统音乐有了质的变化。
表现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勋伯格同时也擅长丹青，这一点通常被人们忽略。但了解他的画对于了解他的音乐至关重要——其画作中强烈的表现主义特色曾得康定斯基等人赞赏。他恰在开始绘画的同时，在音乐表现手法上进行极为大胆的尝试，即摈弃传统调性系统的语法而采用自由无调性的表现手法。从1908年至1923年的十五年间，勋伯格使用表现主义手法创作的音乐作品，传达出现代人在战争与大工业文明中所感受到的孤独无援、焦灼不安、紧张恐惧等情绪。他在1908年完成的《#F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0)中，于第四乐章的开始部分使用了一个非调性的主题。虽然全曲结束于#F大调的主三和弦结构上，但并没有以传统的终止式来完成。而他接着创作的《三首钢琴小品》(作品11)则完全摆脱了调性的羁绊，正式开创了自由无调性的新方法。这期间，勋伯格共创作了十几首无调性作品。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对“不协和音”的解放，横向旋律或纵向和声的音程关系不再依附于调性系统；织体更偏向于对位式，而不是和声式；节奏趋于复杂，其规律性被消弱；而乐曲的动机和结构则依然是精心设计的产物。勋伯格的自由无调性时期的作品，充分体现了表现主义的扭曲与强烈、大胆的特色。他在此期运用音高的方式，不像后来的“十二音作曲法”那样具有系统性。自由无调性时期是调性崩溃的逻辑延伸，同时也是“十二音作曲法”诞生前的酝酿和探索阶段。
二、表现主义音乐对传统的颠覆
表现主义音乐的最大特征，就是无视传统、无视规则、不追求宏大、夸张，而崇尚音乐表现的单纯、简洁、明快和热烈。表现主义音乐以无调性为其基本成份。表现主义艺术家摈弃了传统的主属音的观念，使得八度中的十二个音的价值相等。这导致传统的旋律概念、节奏与节拍的组织、曲式的结构、和声与对位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现主义音乐作品的演奏配器通常精致小巧，具有明快单纯的色彩。而将一些连续的独特音融入非常自由的形式之中，则给人以流动、舒展的独特感受。
为了在作品中寻求音乐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勋伯格在创作无调性音乐的实践中，以维也纳作曲家豪尔等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为基础，进一步推展表现主义的音乐思维，创立了“十二音作曲法”，即勋伯格本人所说的“十二音仅仅是相互关联的作曲法。”
勋伯格最初继承的是浪漫主义的传统，他的一些属于半音体系的早期作品在题材和写作手法上都表现出晚期浪漫主义音乐的特征，例如其交响诗《佩里亚斯与梅丽桑德》(PelleasUndMelisande，Op．5)、弦乐六重奏《升华之夜》(VerklarteNacht，Op．4)和大型康塔塔《古雷之歌》(GurreLieder)等。但是如前所言，在他后来的创作中，他的音乐美学观念发生了转变，并逐渐发展到反叛浪漫主义乃至整个传统而另辟表现主义音乐的蹊径。他的一些个性鲜明的无调性作品如《期望》(Erwartung，Op．7)、《幸运之手》(DieGlucklicheHand，Op．18)等，一方面仍然带有浪漫主义传统的印记，另一方面又显现出逐渐明朗的表现主义特征。“十二音作曲法”的创立则标志着他的表现主义音乐创作手法的成型，是他的表现主义音乐美学观念的充分体现。
“十二音作曲法”完全颠覆了音乐的调性中心，使不协和音获得了“合法地位”。传统的调性观念认为不协和音及其组合偏离了调性中心，破坏了和声功能的逻辑，因而是音乐听觉所无法接受或理解的。但现在它们却由于勋伯格本人所说的“用十二音写作，仅仅是为了便于理解，别无其他目的”而变得与从前不一样了。有趣的是，正如导致生物进化的一切基因突变的前提恰恰是基因遗传一样，勋伯格对不协和音的运用在音乐史上也是有其“基因”根据的。19世纪，贝多芬、瓦格纳等人就曾经为了音乐表现的特定需要而在他们的作品中使用过一些反常规的不协和音组合。毫无疑问，在传统的调性音乐体系中，不协和音的运用只是在传统框架限制下的一种特例。事实上，不协和音所特有的“刺耳”的感觉恰恰可以达到德国现代戏剧家布莱西特所说的“陌生化”效果，给已经被传统音乐磨出老茧的音乐听觉以新鲜的刺激，因而具有丰富的表现力。不协和音之所以特别受到现代表现主义音乐家的青睐而被大量运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尤其适合于表现紧张、焦灼、痛苦、不稳定的心理状态，而这正是现代派艺术家们所要表现的主观情感体验。
从本质上说，“十二音作曲法”是有意识地解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主观情感与现实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即打破人的审美听觉与音乐音响之间传统的内在约定性。不是将主观情感通过现实事物表现出来——即所谓“融情于景、借景抒情”，而用一种非常态的纯主观方式表现出来，从而达到将主观情感最大限度地还原为其纯粹主观状态的目的。这与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西方世界的整个文化潮流是相一致的，即解构传统，其最经典的表达即尼采的明言：“上帝死了。”勋伯格的创新绝非仅仅是形式上的标新立异，而是具有极为深刻的音乐美学意义。就像哥白尼以“日心说”否定了人们原以为是“天经地义”的“地心说”一样，勋伯格使人们从传统的调性中心及其和声结构的所谓“客观必然性”观念中超越出来，在更加宽广的音乐空间中建构起新的音乐原则和秩序，从而形成了调性与和声功能的新观念。
三、否定之否定：音乐和一切艺术的宿命
如前所述，表现主义音乐是作为新古典主义音乐的对立面存在的。新古典主义因主张音乐纯形式化，而使音乐失去了作为其内在生命的人文内涵。表现主义则主张表现主观情感，赋予音乐以现代人文内涵，即如勋伯格所说：“为了人性，就必须用艺术的非人性去战胜这个世界的非人性。”但世界上的事情总是物极必反。在勋伯格之后的一些表现主义音乐家对他的音乐主张和作品推崇备至，但他们单纯地从形式结构方面来片面地接受他的音乐美学观念，而忽视或未真正理解其美学观念的内在精神。他们忘记了勋伯格创立“十二音作曲法”的出发点，忘记了他主张音乐是一种通过表现主观情感体验而促进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手段。他们把勋伯格的“十二间作曲法”纯粹从形式上进行演绎，把音高序列化，把时值、力度、音色等音乐元素全部纳入序列化的结构原则之中，由此形成了走向完全控制的全序列音乐。这就使音乐变成了斯特拉文斯基所说的一种“被控制了的音响”，它与人的情感体验之间的联系已变得十分模糊。与其说这种音乐是作曲家用以情感体验为基础的灵感创作出来的，不如说是用数学的方法计算出来的，把这样的作曲任务交给计算机再合适不过。如果说这样的音乐作品也能使听者在欣赏过程中产生某种情感体验，那么，要么这听者不是在用这种音乐的作者所遵循、所要求的音乐思维或体验方式去听，要么就是这种音乐的作者实际上不自觉地越出了自己的创作原则，而在作品中融入了自己的情感体验。所以，后来的表现主义音乐家把主观化推向极致的结果，是与新古曲主义殊途同归，以另一种方式使音乐脱离现实而成为一种所谓的“纯形式”。
音乐和任何其他艺术门类一样，从一开始就纠缠于形式化和人文内涵表现的矛盾之中。这是艺术本身的宿命，因为没有形式化就没有艺术。原始人借以表达情绪的偶然的有节奏或押韵的呐喊不是艺术，只有这节奏和韵律相对固定下来即形式化后才有了艺术——诗歌。而艺术形式一旦形成，它就逐渐衍生出自己的逻辑规则，从而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在一定的时期内，特定的艺术形式是特定时代和人群表达思想感情或特定人文内涵的适合的工具。但社会的发展、人文的演进，总是使既有的艺术形式日渐显现出局限性。于是旧形式不断被打破，新形式冲破旧形式的束缚脱颖而出。但新形式注定又要成为旧形式，如此循环往复不已。例如中国古代的诗、词、曲、赋、话本、小说等文学样式的发展演变，就是典型的这样一种过程。音乐当然也是如此。
不仅从音乐的宏观发展史看是如此，这种形式和内容的矛盾对立统一运动也表现在每一个具体的音乐创作过程中。作曲家要通过音乐形象来表现某种思想感情或人文内涵，但他并非随心所欲地表现。因为他在构思旋律和节奏时，不能只考虑音响的色彩效果和表现功能，而必须同时考虑这些音在调性规则中的结构功能，即必须找到表现功能与结构功能二者的契合点。这也就是说，他必须去寻找能够把作品的人文内涵表现得最好的音乐形式。音乐的形式是相对固定的，而音乐所要表现的内涵则是无限多样的。于是在音乐的人文内涵(或情感表现)与调性原则之间便形成一种必然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作曲家永远是在“戴着镣铐跳舞”，而好的音乐作品(即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作品)就像是那种让人觉得“镣铐”不是镣铐而是最恰当道具的舞蹈。像诗人、画家们一样，音乐家们总是不断打碎旧的“镣铐”，换上新的“镣铐”，因为没有这“镣铐”就不成其为音乐。但是如果把“戴着镣铐跳舞”变成了“镣铐”本身的跳舞，即舍弃了人——人的精神、人的情感、人的心灵(这一切当然都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就会从另一个极端迷失音乐的本质。
表现主义音乐的一些技法在我国当代音乐创作领域也经常被借鉴、使用，对于丰富我们民族音乐的表现手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应该摈弃后期表现主义音乐的形式主义倾向，汲取表现主义音乐及其美学观念中的创新精神，以不断创新的音乐形式表现日新月异的生活和情感。创新，是音乐乃至一切艺术的生命之源，也是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不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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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经典文学一直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耶鲁学派的代表人物布鲁姆有句名言：“没有经典，我们就会停止思考”，向我们昭示了经典及经典文学存在的价值。T・s・艾略特在他那篇著名的讲演《什么是经典作品》中，试图对经典作品进行明确的界定。卡尔维诺则在《为什么要重读经典》的文章中，着重探讨了经典重读的意义。很多人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学本身早已边缘化或渐行渐远的时代，经典文学已经不再拥有意义或不再出现；而一个“后文学时代”的文学，其呈现方式也早已与曾经的经典文学时代背离。事实真的如此吗?文学的边缘化及经典文学的离场真的是当今时代文化的一个必然现象吗?我最近再读《艾略特诗学文集》，颇有感触。在上世纪80年代，欧美文学界曾就经典文学进行过一番学术讨论。而我国学界随后也曾经有过类似的讨论，一些作家学者也曾呼吁“重读经典”并“重建经典的意义”。所有这些都表明，经典文学的话题还远远没有成为过去，而对它的探讨也许在我们的生活中将永远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义。
一、再说“何谓经典”
众所周知，在英语文学中，classic(经典)一词源自拉丁文的classicus，原意为“头等的”、“极好的”、“上乘的”，是古罗马税务官用来区别税收等级的一个术语。公元2世纪，罗马作家奥・格列乌斯曾借用这个词去区分作家的等级，后来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较多地采用它来说明作家，并引申为“出色的”、“标准的”等含义。再后来人们才把它与“古代”联系起来，出现了“经典的古代”(classical antiquity)的说法，于是古希腊、罗马作家们便成了“经典作家”(classical authors)，“经典”(classic)也就成了“典范”(model)、标准(standard)的同义语。文艺复兴之后的“古典主义”，强调的正是以古希腊罗马作品文学为文学的典范和标准；因而classic在中文里也可译为“经典”或“古典”。
Classic一词作为与Romantic(浪漫)相对的一个文学术语，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带有一定的负面意义，这个时候的classic则被当做古典的含义。正如艾略特所说的：“从经典、浪漫相争的角度来看，把一件艺术品称作经典的，要么是最高的褒扬，要么是最大的贬损。”显然，在这里，经典与古典被混为一谈了。虽然两者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说，藕断丝连，难以分离，但其在不同的时期，意义是不同的，是不能完全等同的。艾略特认为，古典是经典的一部分，经典的范围则要大得多；这一解释无疑是合理的。
那么，什么才能称得上是经典的文学呢?哪些作家才能称得上是经典的作家呢?经典文学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这些问题，其实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对它的回答，也许永远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艾略特给出的经典的标准是：“心智的成熟、习俗的成熟，语言的成熟以及共同文体的完善”，并对这一标准作了详尽的解释。在艾略特的观点中，经典文学往往既属于一个民族，又超越一个民族；既带有一个时代的特征，也往往跨越历史的长河，具有时间上的永恒性。当然，这一标准并不绝对，比如，在他看来，像莎士比亚这样的作家，虽然其作品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上面所说的四个“成熟”的标准，但相比于维吉尔、但丁，其经典色彩似乎就不显得那样突出了，因为后者带有更强的欧洲色彩，而莎士比亚身上的英格兰特色更明显一些。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艾略特推崇经典的意义，但他还是相信，经典并不是评价一个作家或作品的最重要的标准，更不是唯一的标准。一些不具备经典标准的作家，在很多时候并不失其伟大：一些经典色彩并不特别突出的作家，也同样并不会因此而失色。比如，莎士比亚并不经典的文学创作，就其文学价值来说，并不逊色于更为经典的维吉尔和但丁等人。作为英美文学批评的大家，艾略特关于经典的这一标准，虽然个人及主观的色彩浓厚了一些，但很多人还是愿意接受并把它当成评判经典的标准。
对于经典文学的评判标准问题，我国学术界同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黄曼君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产生与延传》一文中认为，迄今为止，人们对经典的理解还处在模糊的状态，难以给予准确的界定和概说，因为“经典”本身就存在着一系列的悖论：既是永恒和绝对的，又是暂时和相对的；既是自足和本体的，又是开放和超越的；既是群体的，又是个人化的。他本人则倾向于认为经典是那些能够产生持久影响的伟大作品，它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并且包含着巨大的阐释空间。在笔者看来，正是经典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及矛盾性，使得我们试图对经典进行准确定位的所有努力都往往得不偿失。
其实，经典的确立，与其说是作家作品本身的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也就是说，作家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更多的时候并不只是因为它们本身经典或符合了经典的“标准”，而是阐释者赋予了它们经典的价值和地位；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阐释者本身应该具有解释并确立经典的话语权。在这里，阐释者就不再是普通的阅读者了，虽然上世纪70年代以来，接受理论已经赋予了普通读者与批评家和专业研究者几乎相同的地位，似乎也让普通读者拥有了阅读并阐释文学的所有权利。在经典文学的解释上，几乎所有的普通读者都不过是旁观者或门外汉，都被排除在经典文学的确立者之外，这是毋庸回避的事实。那么，文学经典是怎样建构起来的呢?一部文学作品何以被确认为经典呢?佛克马和蚁布恩在《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一书中对经典的确立过程进行了研究，值得我们参考。他们认为，文学经典的建构首先涉及话语权力的问题，没有话语权力或话语威信，就无以确立文学经典。这种权力首先来源于政治权力，经典“背后无疑隐蔽着不同时期处于强势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审美霸权。典律(即经典)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每一次的变更都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本的变更息息相关……从整体上来说，典律的形成和维护都反映了强势集团的利益”。当然，除了政治权力，文化的传统及历史的背景也同样会影响经典的确立过程。这意味着，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能否进入经典的行列，完全来自于同代特别是后代人对它的认可；而这种认可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主观性的，也不存在一个绝对客观的标准。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经典的确立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是文学话语权斗争并妥协的结果。“经典”有一定的标准，即使这个标准并不绝对；经典文学往往具有一些共同的表征，那就是“权威性”、“典范性”及“永恒性”。我们在经典文学上几乎可 以达成共识的一点就是：经典文学主要指那些经过了时间的考验，能用完美的形式，表达人类普遍而永恒的思想情感的典范作品!而经典作家，则是这些作品的创造者。他们以其对人类共同情感的深刻而个性化的表达，以其在心智与灵魂上拥有的不可取代的价值，成为文学史上永远的高峰。
二、经典作家与心灵智慧
作为经典作品的创造者，经典作家虽然也被纳入我们思考和研究的范畴，但常常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所谓重读经典，往往被简单化为一种对经典文本的重读。相比对经典文本，对经典作家的重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我们也许会简单地认为，作家的全部价值都附着或体现在他留下的全部作品上；对作品的解读，也就是对作家的解读。这样的观点难免失之偏颇。中国人谓知人论世，孟子也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对一个作家的研究和了解，有的时候比对一部作品的阐释要复杂和困难得多。作品是固定的，特别是经典作品，往往是那些已经成为过去，曾经历史与岁月的涤荡，进入了文学最高殿堂的东西。它的全部内容己然展现在世人面前，不过等待后世读者的不断阅读、接受及不断阐释而已。它是明确的，也是透明的。而作家则不一样，他们即使已经成为故人，生命永逝，但他的性格、生平及经历，却常常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知性，引发人们的猜想、思考和向往。他们不是死去的标本，而是活着的永恒的丰碑。特别是经典作家，其厚重丰富的人生阅历、博大深刻的思想内涵、复杂矛盾的精神历程以及独特不二的性格气质，可能远比他们的作品本身更值得我们思考与追寻。
在《哲人歌德》一文中，艾略特延续了他在《什么是经典作品》中的一些观点，并进一步地解释了他对经典作家的理解。在我看来，这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对经典作家研究和思考的参考和启示。作家所以经典，总是因为在他的作品中表达出了某些永恒性和普遍性的东西；在他们身上，地方性、民族性与欧洲性总是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正如他们在作品中所表达的一样。按照这样的标准，艾略特特别推崇三个作家：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有三个共同点：丰富、宏博、统一”。从作家生平和经历的角度看，三个作家中，也许只有歌德因离我们较近的缘故，他的生平经历才可能被我们所熟知。所以，在文章中，艾略特对歌德的解释，更多的是从生其平的角度而不是从作品的角度进行的；这样的角度也许正是我们在研究经典文学时所忽略的!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上世纪曾受到广泛质疑，但在笔者看来，对于一个经典作家的研究，这样的方法至少是不可或缺的。我们需要跨越时代与地域的隔离，走上前去，用心聆听作家心灵的声音。而这一点，在艾略特对歌德的评价中已经可见端倪。
一个经典作家最值得我们研究与关注的是什么?哪些要素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独特价值?虽然每个人的结论不一，多数的研究者都认为，应该是作家独特的心灵和智慧。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一个作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首先他有一颗伟大的心灵。显然，在研究经典作家时，其心灵与智慧也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艾略特在评价歌德之所以成为高于同时代作家的经典作家时，用了一个词：智慧。而在解释它的意义时，艾略特也有些无可奈何，只好用比较含混和模糊的语言称：“没有任何一个词比这个词更难界定、更难理解。要理解智慧，本人就必须是一个哲人”。显然，在他看来，歌德作为一个哲人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他作为诗人和作家的价值。对于我们，这样的说法是新鲜而独特的。艾略特特别谈到了歌德与时代的背离与不和，这也颇有启发意义。一个作家，特别是一个作为时代精神表达和象征的作家，他与时代之间的距离反而成为了他真正价值所在，这一点听起来似乎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一个真正的哲人，他固然有属于时代的一面，但必然有超越时代的另一面；而这一面，往往是他远离时代、自觉孤独的原因。比如歌德，在那个德国民族性高涨，浪漫主义思潮弥漫于整个德国的时候，他对古典主义的坚守就显得那样与众不同，正表明了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特立独行的价值。
每个经典作家身上，总有一些超越了其作品而让我们回味无穷的精神要素，构成了他们作为经典或伟大作家的真正价值。如果说在歌德身上是其深刻隽永的“哲人”气质的话，在别的作家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拜伦与雪莱，用剑与琴的声音，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年轻的诗人的真正魅力。在世人和一些平庸的诗人们看来，他们不过是一些“恶魔”一样的诗人；但正是他们对社会和生活的反抗，特立独行的猖狂行为，完美地集诗人与战士于一身，赋予了他们自身许多远过于作品的价值。而这些价值，在当时所引发的影响，也许同样远远超越了文学的范围，而取得了更为广泛的思想交流和激情涌动，至今余音未灭。经典重读，更为重要的是对经典作家的重读!而对经典作家的重读，就是要追寻他们生命的足迹，最大程度地接近他们的心灵与智慧，去聆听他们的心声。
三、全球化时代的经典文学
近200年前，当歌德向我们预言“诗是人类共同的财产”、“世界文学的时代就要到来”时，近代工业的大发展，经济和文化的大交流，很快把人类带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世界文学的时代。马克思在论及世界文学出现的必然性时，曾提供了一个理由，那就是“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显然，世界文学的出现，顺应了人们对文学普通性和共通性的需求，适应了经济与文化同一性的潮流。而经典文学也因其对人性普遍性、永恒性的表达而成为了世界文学时代的一个表征。也只是在世界文学的时代，人们对经典文学的意识和渴望才前所未有地强烈；经典文学只有在世界文学的时代才更加彰显出它特有的价值。所以，人们把世界文学与经典文学联系在一起，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进入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时代的特征似乎出现了新的变化。以往那种认为文化的大交流必须导向世界文学的观念也似乎受到了新的怀疑和挑战。我们突然发现，在这个新的时代面前，文化的交流，经济的同一，比我们曾经想象过的情形要严重得多，也可怕得多。如果说在世界文学的时代，某些民族和地方的个性尚能得到尊重，尚有一席之地的话，在这个新的时代里，这些民族性和地方性的价值体系正在分崩离析和逐渐瓦解。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新的时代称作“全球化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物质取代了精神，文化取代了文学，经济成为时代前进的杠杆和表征。所谓文学的边缘化，文化的商品化等，也不过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些必然现象而已。于是我们开始质疑：在这样一个文学尚且成为稀有物的时代里，还有经典文学的存在意义吗?经典文学如果尚在，它又会向我们呈现 出怎样的特征呢?
前已有言，世界文学虽然强调和看重人类文学的普遍性和共同性，但并不排斥和拒绝各民族和地方文学的个体性和独立性，甚至可以说，正是某些民族性和地方性的要素，推动了各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殿堂。在《致陈烟桥》一文中，鲁迅曾这样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后来，这段话被演绎成“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广为流传。这实际上就强调了在一个世界文学的时代，在各民族文学的交流和对话中，文学的民族性所具有的重要性!当然，我们也不能据此认为，只有民族性才是经典文学的最基本特性。经典文学固然首先是经典的民族文学，但是，“诗是人类共同的财产”，作为能被其他民族广泛接受的带民族性的经典文学，其世界性的特征同样存在，不容忽视。
我们很难设想，一部只表现民族特性的作品，能获得世界性的认同和共鸣。在人类文学的历史上，这样的现象随处可见：同样是反映人类生活的普遍性思想和情感的作品，或者同样是体现民族传统的独特性和特殊性的作品，为什么有的备受推崇，有的频遭冷遇?同样是民族文学中的优秀作品，为什么有的可以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而有的却只能徘徊在民族和地方文学的边缘?在其中，显然有世界性的因素在起作用。所以，在世界文学时代，经典文学总是能兼备人类的普遍性和民族的特殊性，两者不可或缺。对于经典文学而言，其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所存在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足以引发我们永久的深思。
我们可以用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那就是莎士比亚。本・琼生在评价莎士比亚时说过：“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而这似乎也在向我们昭示文学经典中“普遍性”和“世界性”的重要性。几百年来，莎士比亚的伟大作品，已经远远超越了英语文学的范畴，跨越了历史和时代的界线，成为世界文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世界各民族的读者，从莎士比亚作品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中，获得了思想和情感上的沟通和共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正打动世界读者之心的，似乎更多的是莎士比亚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思考和体验，是那些能让读者普遍感同身受的境遇和环境。
但谁又能否认，莎士比亚不正是由于属于英格兰，不是因为表现了最浓郁的英国历史和文化而受到全世界读者的喜爱?他作品中深厚的民族色彩不也是他成为经典作家的重要因素?布鲁姆用“影响的焦虑”去形容经典作品对读者的强烈震撼，他认为，在莎士比亚面前，“这些人(读者)所遇到的是莎氏最独特的力量中不可超越的障碍：不管你是谁和身在何处，他总是在观念上和意象上超过你。他使你显得不合时宜，因为他包含你，而你却无法包括他”。人类经典文学总是向我们展示一些世界性和民族性相互交织的东西。
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中，民族性和地方性则受到了未曾有过的忽视。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特征日益凸显，所有曾经的地方性与民族性的因素都在渐渐消失。与世界文学时代相比，全球化时代则更多地体现出了世界性取代民族性而不是两者共存的特点，地方和民族的差异性渐渐无足轻重，人类的共通性正在成为主流。在这一点上，世界文学时代与全球化时代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在一个世界文学时代曾经被普遍认可的经典文学，今天还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吗?如果有，这样的经典文学，其价值和评判标准还一如从前吗?
在笔者看来，我们的回答应该还是肯定的。不能因为今天文学对世界性和普遍性因素的强调，就否定了今天经典文学的标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和谐统一，是文学作为经典永远流传的基础和根本，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只不过在两者的倾向性上，每个作家每部作品都有所偏向罢了。如果说在世界文学的时代，民族性特征往往是经典文学的标准，成为构成经典文学最明显和最重要的标志的话，那么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世界性和普遍性则会成为新的标志和标准。这里，只是偏向的不同，而不是本质的差别，这是必须要明确的。全球化时代，依然有且需要经典的文学，笔者不同意所谓后文学时代不再有经典的观点。经典没有也不会有一个永恒的标准，无论是艾略特还是卡尔维诺，他们在给出经典文学的标准时，也只是他们自己的观点和信仰的表达。即使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也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标准不再变化。既然如此，经典文学将成为人类文学永恒的形式，存在于永恒的人类文学史上，也就理所当然了。
关键字：雷雨哈姆雷特人文主义
他们都是以一个家庭里的矛盾[2]来反映整个社会的矛盾，而家庭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有其各自的特点的，都充当着一个代表。《雷》里面是每一个人都会牵扯到一个问题或一段矛盾中，人物与人物之间是相互联系得比较紧密，如：三个儿子与父亲之间，父亲和两个妻子之间，孩子们之间也有矛盾、联系，从这些方面描写这个家庭，从这个家庭在前撤出整个社会。《哈》里面则不同，主要是讲哈姆雷特和他叔叔之间的，是一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所展开来的描述，从而表达出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探讨可以说，《雷》比《哈》要描写得多得多。剧本以扣人心弦的情节，简练含蓄的语言，各具特色的人物，和极为丰富的潜台词。如刀刃一般在读者的心弦上缓缓滑过，那抖颤而出的余音，至今未息。在自然景物、肖像描写方面，《雷雨》特别重视音响和色彩效果，不惜用浓墨重彩表现。同时，还注意对人物的声音、气味、眼睛进行夸张的处理。《雷雨》剧作完全运用了三一律，两个家庭八个人物在短短一天之内发生的故事，却牵扯了过去的恩恩怨怨，剪不断，理还乱。狭小的舞台上不仅突现了伦常的矛盾，阶级的矛盾，还有个体对于环境，时代强烈不谐调的矛盾，在种种剧烈的冲突中完成了人物的塑造，其实悲剧早已潜伏在每一句台词，每一个伏笔中，只是到最后时分才终于爆发出来，化作一场倾盆雷雨，无比强烈的震撼了每个人的灵魂。而《哈》剧通篇以主角的心情一直跌宕起伏。
从周鲁两家的冲突上，表现了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之间的冲突。侍萍和是旧中国两代劳动妇女的典型。但是同样她们有很强的局限性，以至于很多时候是她们的软弱造成了自己悲惨的命运。这也是一个时代赋予妇女[3]的不幸，世界没有告诉她们：她们是可以反抗的。侍萍忍辱负重，遭遇那么多不幸，却只认为那是自己造的孽，甘心在心里承受所有痛苦。我想，或许她应该让自己心理负担的少一点，而不必把社会造成的悲剧由自己独自承担。我想，这里面还是有一定的宿命论思想，很多东西归于命运。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也没有影响作品的深刻性。我当然不会认为世界上存在什么天命的因果报应。但是社会和家庭给予一群人的悲哀，却正是这样才被展现地淋漓尽致。他们的确可以在黑夜里去寻找一个真正的光明，但是那对于他们已经太难了。无疑的，我看到了一个罪恶的社会，一个危机四伏的黑暗的社会。但是这也更多的是对世界的一种感觉，不仅仅存在于某个历史某个时期，这也正是我在这个时代去读的时候，还心存理解而不是同情的原因。他表现的那个家庭，那个社会给我一种无路可逃的感觉。周萍、四凤、周冲，还有蘩漪似乎一直都处于一种想要逃离这一切的状态里，他们想要离开，想要摆脱，想要征服。但是他们的痛苦却始终没有出路，反反复复地挣扎，甚至死成为了唯一的解脱。是的，那个社会，那样的生活没有给他们自由，所有的希望像渺茫的迷雾般不能真实地抵达。探索真理的路上他们已经不能忍受，我想这也正是一种无奈的美。在1977年为自己作品集写后记的时候说：“今天看来，必然有很多缺点和谬误”，然后他谈到没有写一个无产阶级人物，没有指出革命的方向都是缺憾。我却不敢苟同，必定有些痛苦会跨越时代，跨越阶级。
哈姆雷特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者的典型。虽然他在剧中一出场就是一个身著黑衣、一脸肃穆的忧郁王子，但“剧前期”的哈姆雷特可是一个在人文主义思想策源地的威登堡大学学习的快乐王子，他对人类充满了理性的信念：“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能力！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可是世界倏然改观：哈姆雷特心目中理想化的君主——老哈姆雷特突然亡故，猥琐而卑鄙的叔父克劳狄斯却践登王位；父母亲的爱情理想又为改嫁的母亲所玷污；盛大的结婚笙乐使哈姆雷特看到了本民族的致命缺陷，而老臣新贵们纷纷向新王献媚邀宠更使哈姆雷特感受到了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仅仅这些生活的不幸、人世的苦难就已经使哈姆雷特深深地陷入悲凉、忧郁中，谁知还有更加残酷的谋杀阴谋，使哈姆雷特的信念受到致命一击，巨大的震惊和愤怒，使忧郁的王子从个人的痛苦中转到了更加深广的范围，使他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在严峻的现实中，他自觉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
一个复仇计划就这样演绎成了一次痛苦的思想突围．在这个突围的过程中，哈姆雷特不断的看到社会的黑暗，力图让自己融入这种灰暗的世界中去，用敌人同样的手段来对付敌人；但是人道与正义的信仰却做着本能的抵抗．在这种针锋相对的思想冲突中，哈姆雷特进行着艰难的蜕变和抉择．”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整，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之华！万物之灵！可是，对于我，这点泥土里提炼出来的玩意儿算得了什么呢？”这里“哈姆雷特是以一种讥讽的口气讲的这段话，”这是哈姆雷特对人的地位的怀疑，也是哈姆雷特的一种时代秩序观念的反映。他用怀疑的眼光去审视周围的一切：人性的虚伪，世态的炎凉，天道的不公，最后，终于到达了这种怀疑状态的顶点：”生存还是毁灭？”而他的当务之急是复仇，有重振国家．这种对于生命意义的超负荷的思***，无疑对哈姆雷特优柔寡断的性格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性格决定命运．这是真理．哈姆雷特的悲剧性格为他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在这种性格之下，他被复仇的意念苦苦煎熬．复仇成了他的全部．而这一切，导致他对懦弱的母亲冷语相向，对心爱女子的视而不见，导致他亲手杀死爱人的父亲，导致他最终落入仇人的布下的圈套．最后，复仇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可是一切美好的东西也都破碎了：哈姆雷特的雄心壮志，爱人如花的生命，母亲脆弱的生存。
人文主义[4]者过于推崇个人的力量，这使得王子哈姆雷特看不起一般民众，嫌弃“一个平民也敢用他的脚趾去踢痛贵人的后跟了。”尽管国王曾经担忧哈姆雷特在民众中的威望，海盗也给了他应有的尊重和帮助。但哈姆雷特不可能“堕落”到像雷欧提斯那样率领暴徒攻打王宫，在暴徒的山呼万岁中登上王位。因为，这距离他心目中的人文主义理想太遥远了。只有到了十九世纪，我们才看到如雨果、狄更斯等伟大作家在文学作品中描绘的下层平民百姓攻打王宫、教堂、监狱的情景，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人文主义理想信念的根本在于“人”！高贵文雅，纯洁优美，勇敢坚强，兼具热情和理智，拥有平等和尊严。但在残酷的现实中，人性是那么邪恶，那么卑鄙；那么脆弱，那么善变；那么孤独，那么……“这一个泥土塑成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但忧郁的哈姆雷特毕竟没有丧失人文主义对“人”这个“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信念，而且为这个永恒的信念献出了生命。这个信念就是我们一代代人活着而且奋斗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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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环境艺术; 设计教育;创新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bout to pass to point the way with from the macroscopic level on the environmental art design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trying to broaden the environmental art design education ideas, advocated a perfect design talents of knowledge system and training of practical skills for design talents base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design talents' learning innovation ability, and the humanistic training and effective judgment current social practical need for constructing the ability of contemporary design education system center, and stressed the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duction, study and research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mode that design talents can truly understand, in the current society, thus designed accord with the actual requirement of the current social good works.
Keywords: environmental art; Design education; 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S6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环境艺术设计的内涵和外延
从概念上讲，环境有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之分。郝卫国先生在《环境艺术设计概论》中将环境划分为四个层次：1、原生环境；2、次生环境；3、人工环境；4、社会环境。在这四个层次里面，人类通过设计活动可以直接影响到的是人工环境，间接的也与其他三个方面有密切的联系。[郝卫国 编著 《环境艺术设计概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年9月第一版 第8页]环境艺术设计主要是在营造人工环境和改善自然环境。可人工环境的营造和自然环境的改善必然影响到其他层面的环境，其他层面的环境也影响着人工环境的营造和自然环境的改善。因此，环境艺术设计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也是一个需要多学科支撑的专业。其内涵与外延也具有综合性，这一点常为人所忽略。
环境艺术设计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分。事实上，狭义的环境艺术设计是由其内涵为出发点的理解，它是指通过艺术设计的方式对室内外环境进行规划、设计的一门实用艺术。作为人工环境中数量最多，比重最大的的因素，建筑成为人们高质量居住条件的最明显的标志。从建筑的内部空间到建筑物主体的空间，都属于环境设计艺术的范畴。于是，人们对于环境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只是停留在对自身生活环境，尤其是居住条件的理解上，因此在提到环境艺术设计的时候，很多人都指向狭小的内部生活空间，甚至把“居家装饰”“装修”作为环境艺术设计的代名词，这是非常狭隘的理解。人们的起居环境只是人类生活环境中很小的一部分，是单个个体，与之相关联的周围建筑群、街道、绿化以及公共雕塑、公共娱乐设施，甚至还包括由人的交往方式，休闲娱乐方式，消费方式等构成的文化环境是大环境，是宏观上的整体。
广义的环境艺术设计，即“Landscape”，是对人的生存环境的各方面的综合的设计与营造，它拓展了人类生存环境的观念，强调了环境设计艺术概念的外延。因而它是一门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与建筑学、景观设计学、环境行为学、生态学、人类工程学以及社会学等有着千丝万缕的的联系。“环境艺术设计是一门既边缘又综合的学科，它设计的范围极广，从建筑学、城市规划学、景观美学、环境美学、社会学等都是可以涉及的。”[李砚祖 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6月第1版 第2页]环境艺术设计是为人提供最舒适的生活环境的设计，但作为自然的人、社会的人，人类离不开自然环境，离不开社会环境。因此必须重视从宏观上把握环境艺术设计外延，全面的理解环境艺术设计。
人们对于环境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对于环境艺术设计的理解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时代性，我们要用多元化的视角,用不断发展的观点看待环境设计艺术的这门学科。首先,环境艺术设计的内涵是基础,外延是在内涵基础上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其次,内涵与外延之间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两者互为联系,互为补充;第三,内涵是静态的,外延是动态的,随时代不断扩展,两者形成了有机的统一。
从五十年代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确立室内装饰系开始,中国的环境艺术设计经历了五十余年的发展。但是作为专门的二级学科才不过十多年的事情，从最初的室内设计系到环境艺术设计系。环境艺术不能只是简单的从名称上更新,随着经济发展快速发展，环境艺术设计涉及范围进一步扩大,人们对于它的认识也应当不断深化。“世界环境艺术设计已经逐渐从室内空间设计的装饰,家具陈设等方面延伸到更广阔的天地：建筑景观,庭园小景,公共设施,街道广场环境等。”[李砚祖 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6月第1版 第3页
]对于当代环境艺术教育来讲,更应当看到这门学科的多元性与发展性。
二、当代设计教育现状
尽管我国的环境艺术设计教育的发展还处于初期的发展阶段，环境艺术设计教育却随着设计艺术学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发展，取得了一定成就。可同时也出现了不和音符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在认识环境艺术设计内涵与外延上缺乏联系和整体观念，造成学校教育的产出与社会需求的错位。
环境艺术设计是一项综合性的多元学科，不仅涉及艺术与技术两大方面，还与社会学、美学、人类工程学、行为学、心理学等学科有关，各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共同构成了外延广阔，内涵丰富，艺术与技术结合的环境艺术。但是，当代设计教育体制并没有跟上时代的节拍，课程设置不科学，专业设置片面化，教学中缺乏各门相关学科的联系与交叉，缺乏系统性。诚然，整体性并非要将学科统一在一起，而是说缺乏最起码的学科之间的沟通。如果不能从联系的、整体的角度去培养人才，我们的环境艺术设计势必会出现更多的设计败笔，或者缺乏文化内涵，或者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或者缺乏实用价值，或者流于形式。现代人们对于设计艺术的审美有了很大提高，高品质的设计需要具有综合性、高素质的人才。据有关数据显示：
① 、在2006年上海人才招聘会上，参加招聘会的300多名环境艺术专业的学生与甲方达成协议的仅有37%，许多公司因求不到高水平的设计师而苦恼。
②、我国目前环境艺术设计行业从业人员850万，2006年达到1000万，仅设计师就需要10万人的增量，而目前全行业专业技术人员仅为从业人员的1.3%。很多企业因在国内寻不到合适的设计师，而向国外延伸求贤。”
分析以上问题形成的原因：一是学校在对学生培养方面，过于注重课堂教育，而忽视了实践，学生从学校到社会没有磨合期，而甲方则需要是上班即能胜任本职工作，为本单位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二是学校在专业设置上，过于追风也是导致学生和社会需求错位的原因。同时由于盲目的扩招，求量不求质，学生毕业后一些简单的工作都无法胜任。
（二）对学科外延的认识不足，设计教育体系不能满足当前社会需求
环境艺术设计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外延不断扩大。我们国内的环境艺术设计观念更新慢。当一系列与环境艺术设计相关的职业在社会上出现，我们的学科建设却往往跟不上社会前进的步伐。当景观设计师、城市规划设计师、园林规划师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之时，在众多的艺术院校中，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实质上还是室内装饰、装潢的代名词，课程教材有的还用着多年前的，培养出的专业人才由于环境设计观念的落后很难在社会上发挥自己的才能。以景观设计为例，据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上海建筑及房地产行业对各类职位人才的需求中，专业技术职位人才需求量最大，占到总需求量的61%；而在房地产行业紧缺人才中，建筑师和规划设计人员最缺，占了各类紧缺人才的37%，而其中尤以环境艺术景观设计师最为稀缺。
这种问题的出现，除了国内景观设计起步晚的原因以外，与设计教育观念的落后也是有很大关系，在出现市场需求时，设计教育不能及时的转换教育机制。比如，目前，国内还很少有高校设置环艺景观设计专业，一般只有园林设计专业。其根本原因对于环境艺术外延的前瞻性和预见力不足。
（三）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人员严重缺乏实践锻炼，这是当代设计教育最为突出的薄弱点。
为进一步了解设计艺术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和参与社会实习实践情况，笔者对某大学环境艺术专业40名本科学生的就业情况做了一个简单的调查，调查方式是访谈和问卷相结合的形式。就业情况如下：
①毕业后从事环境艺术设计的占68%
②暂时没有找到工作的占12%
③改行做其他的占11%
④考研究生的占9%
工作情况如下：
①毕业生毕业后从事环境艺术设计的学生感到吃力的占82%
②在公司无法胜任本职岗位的占8%
③能基本胜任工作的占10%
参与社会实践情况：
在校期间参于社会实践的学生仅占36%。
通过调查，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环境艺术设计教育与社会需求的脱节程度比较大。环境艺术设计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与市场的联系较为紧密，并且具有跨学科的综合性特点。这决定了设计师必须注重实践，通过切实的实践检验、巩固、补充理论，并及时地了解市场需求。社会需求是千变万化的，也是不断更新的。当学校的环境艺术教育还停留在包豪斯式的现代主义的时候，社会上后现代主义、新古典主义已经粉墨登场。材料是环境艺术创作的载体，设计师对于材料的把握不能只流于视觉的和理论的把握，而必须通过触觉、视觉等多方面的感官掌握材料在环境艺术中的应用。这要求设计师必须站在时尚的前沿，通过实践把握环境艺术风格的变化、材料的更新以及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惟有如此，设计师的设计理念才能跟得上时代的潮流，其作品也才具有现实性。
三、对于设计艺术教育的几点思考
环境艺术设计作为现代设计艺术学科的一个重要二级学科，我们通过它可以窥见设计艺术教育存在许多不容回避的问题。下面，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几点思考：
设计艺术教育应当完善学科机制，促进相关学科的沟通。
设计艺术教学需要开阔的视野，克兰布鲁艺术学院、旧金山艺术学院等国际知名艺术学院，学科建设不仅完善，而且划分很细，学科的多样性并没有增加学科的界限，相反促进了各学科的融合。在国内，无锡轻工业学院（江南大学）从1986年就开始文理生源的招生，首创了“艺工结合”的教学，要求学生有美学知识、美术技能之外，还要涉猎理工知识。这就使学生可以广泛的涉猎到各专业的知识，促进学生人文涵养的积淀，同时培养了学生的全局意识、宏观的把握处理设计的能力，提高了设计的水平。当前，设计教育中自然需要通过合理设置相关专业的课程，使学生的知识结构趋于合理，协调好设计作品的各种要素。
（二）设计艺术教育应当拓宽教学思路，适当设置相关人文学科。
设计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满足人们生活、消费、休闲等需求的活动。设计教育应当创新观念，走在时代的前沿，审视社会的需求，随时弥补在专业学科设置上的不足。教师应当以身作责，观念的领先要通过优秀的师资和完善的教学体系来表现。作为学校，应该担负起教育的责任。科学合理的设置培养课程，拓宽课程体系，扩大选修科目范围。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全局观念，吃苦意识。注重手绘基本功、动手与实践以及构造与技艺的培养。引入社会设计精英进课堂，担任实践教学指导，使教学与社会交流。提倡学生在校期间，精一技，学二技，会三技(技能)，以适应社会的需要。相关人文学科可以促进设计师对生活作艺术化的理解与阐释。因而，相关人文学科实际上可以使得设计师的理念更具艺术性，从而营造出更适合人类生活居住的艺术化的空间。
（三）设计艺术教育应当增强实践性，实行产、学、研并举。
当前，设计院校的设计实践教学，是设计教育最薄弱的环节。推行“产、学、研”一体化教学模式可以使学生将自己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当中，并通过参与社会实践能够及时地了解行业的动态及社会需求，从而避免学习的盲目性，使学生能够学以致用，学有所用。有条件的院校要联合企业办学， 让学生成为地方发展的第一任美容师，设计师，规划师。学生参与环境设计，即可了解企业的运作情况和市场需求，又可以节约政府、企业的设计成本。
[关键词]“主客二分”思维模式批判性
一
近几年来，文艺理论界对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愈来愈持批评和否定的态度。这既有受当代西方哲学和文艺理论思潮影响的因素，也与主客二分思维模式本身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这种思维模式本身到底存在着哪些问题？它何以会在当今西方哲学和文艺理论中引起人们那么强烈的不满？在我看来，可能主要有这样两个方面：
首先，主客二分这种思维模式是由实体性思维的方式而萌生出来，在西方哲学史上，它的确立大概始于柏拉图。在柏拉图以前，古希腊哲人一般都把存在看作是一个过程，柏拉图也承认具体事物是永远不停地运动的，是一个生成的过程；但他认为“生成的事物是从某个本原生成的”，而“本原的是不属于生成的”1（P285），它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永恒不变的。亚里斯多德继承了这一思想，还进而认定这种生成的基础是某种实体，认为“其他一切都因实体而有意义”2（P420），从而把这种给定的实体看作是“第一哲学”所研究的对象。这样，就形成了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形而上学。它的基本特点就是把世界本体看作是一种独立于人而存在的、预成的、永恒不变的东西，哲学的任务就是致力于去探讨世界的这种本原和始基。这就是一种萌芽状态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这种观点到了古希腊晚期被怀疑主义称之为“独断论”，认为这种世界本体是不可知的。所以到了近代，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西方哲学家就开始转换思维方式，把哲学关注的对象从世界本体转向认识主体，即世界是什么转换为我怎么认识世界。但这个认识主体在他们眼中同样是一种孤立的、预成的实体，如西方近代认识论哲学创始人笛卡尔在提出“我思故我在”的时候，对这个口号作了这样的解释：“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它并不需要任何地点以便存在，也不依赖任何物质性的东西；因此，这个‘我’，亦即我赖以成为我的心灵，是与身体完全不等同的，甚至比身体更容易认识，纵然身体并不存在，心灵也仍然不失其为心灵”3（P369）。既然实体是不依赖于其他事物而独立存在的，那么这也就等于把“我”看作为一个脱离现实而孤立存在的抽象的认识主体，从而导致心与物，人与世界处于外在对立、机械分割的状态，这决定了在他的认识论中，主体与客体完全是独立二分的。所以，与古希腊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相对，人们把笛卡尔的哲学称之为主体论形而上学。这种倾向不仅影响到了整个近代认识论哲学，而且也波及到了西方近代的文艺理论。在许多作家和理论家看来，文艺只不过是作家对于外在世界的一种反映。在这里，世界是独立于作家而存在的，而作家只不过是这个独立于他而存在的外在世界的观察者和摹仿者，看待一个作家才能的重要标志之一，莫过于他是否善于观察。所以福楼拜教导莫泊桑：“对你所要表现的东西，要长时间很注意去观察它，以便能发现别人没有发现过和没有写过的特点”4（P237），巴尔扎克也认为：“只有根据事实，根据观察，根据亲眼看到过的生活中的图画，根据生活中得来的结论写的书，才享有永恒的光荣”5（P145）。这种心物、主客对立的二元论的哲学观和文艺观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不仅受到意志哲学、生命哲学、现象学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和现代科学（如量子力学创始之一海森伯在《物理学与哲学》中认为“自然科学是自然和我们自身相互作用的一部分”，“这使得把世界与我严格区分开是不可能的”，“这或许是笛卡尔未能想到的一种可能性”）的质疑，而且也受到了创始人的批判。如狄尔泰对于他所创立的“精神科学”（亦称“生命哲学”，因为他所说的“生命”主要指“精神生命”）的对象作了这样的界定：“在各种精神科学之中，研究主题都是真实存在的单元，都是作为处于内在经验之中的事实而被给定的”，所以“都不可能把人当作处于其与社会进行的各种互动过程之外的东西来发现——可以说，都不可能把人当作先于社会而存在的东西来发现的”6（P53、55）。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也从“在世界中存在”这个基本主题出发，认为“在之中”不是一种空间性的外在关系，而是一种时间性的内在的“依寓”关系。“主体和客体因此在和世界不是一而二，而是二而一的”，“实在的东西本质上只有作为世内存在者才是可以通达的”。从这一认识出发，他把传统的主客二分看作是“一个不祥的前提”7（P74、244、73）来加以否定。这些批评对于西方近代认识论哲学的主客二分说而言，应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
其次，由于古希腊本体论哲学把本体看作是世界的终极本原，一切科学的最终依据，是一种知识的对象，认为它只有通过认识、通过理智活动才能把握；因而都贬低其他心理活动来提高和崇扬理智。如柏拉图认为理智在人的灵魂中“应占统治的地位”8（P297），亚里斯多德也主张“理智为了处于支配地位，为了认识，它一定不混杂的，必然地思维着一切，杂入了任何异质的东西，就会阻碍理智”9（P491）。这思想后来也为笛卡尔所继承和发展，他在把“我”看作“一个在思维的东西”、认为只有在思维的我才能作为主体而存在的同时，还把数学的方法引入哲学研究，要求思维必须像数学推算一样严格清晰，强调只有“我们十分明、十分清楚地设想到的东西，才是真的”3（P.369），因而就把哲学的方法确定为逻辑的推演。尽管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和排斥情感和想象；但认为那些由理智所得来的，“比起我自己那个落入想象范围的不知道是什么的部分来，我知道得要清楚得多”10（P370）。这样，也就把心与物、人与世界的关系看作主要是一种科学认识的关系，就像海德格尔所批评的“通达这种存在者的唯一真实道路是认识，而且是数学、物理学意义上的认识”7（P119）。这种思想首先影响到了当时正在法国兴起的新古典主义文艺理论，它的代表人物布瓦洛在他的《诗的艺术》中就曾这样告诫作家：要使自己的作品获得成功,“首先必须爱理性”，“理性之向前进行常只有一条正路”，“一切文章永远只有凭理性才能获得价值和光芒”11（P290）。这就不仅把主客体的关系，而且把主客体本身也给分割了，使它们都成了抽象的而不再是实际存在的人与世界。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意志哲学、生命哲学等哲学派别的兴起，这种哲学观和文艺观也同样受到猛烈的冲击和否定。因为这些哲学都反对把世界的本体看作是一种凝固、抽象、不变的、永恒的实体，而看作是一种人的意志活动或生命活动，一种生成的过程，认为世界就是人的意志和生命活动的一种显现，世界就是“意志的客体性，是意志的显出，意志的镜子”。因而，人就不仅是主体，同时也就成了客体和对象。对于这样一个意志的直观世界，意志的表象世界的反映，也就成了意志的一种“自我意识”12（P236）。由于这个意志的表象世界是个别的、鲜活的、变动不居的，相应地它也就是不可能以理智而只能通过“直观”去进行把握。这样，直观也就成了“一切证据的最高源泉，只有直接间接以直观为依据才有绝对的真理，并且确信是最近的，也是最可靠的途径。因为一旦概念介于其间，就难免不为迷误所乘”12（P114）。这种观点后来也为尼采、狄尔泰、柏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所继承和发展。如狄尔泰把“体验”看作是把握和占有生命的方式，就是因为在于他眼中，生命是一个无法通过观察去把握的一个鲜活的有机整体，所以他既反对理性主义离开人的具体存在，把人看作仅仅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也不赞同经验主义“从那些感觉和表象出发来构想人”，认为这样的理解“都完全是抽象的”，“就像从各种原子出发所构想的人一样”6（P202）。这思想得到了海德格尔的积极肯定，说“他从这种生命本身的整体出发，试图依照生命体验的结构网络与发展网络来领会这种‘生命’的‘体验’。他的‘精神科学的心理学不愿再依循心理元素与心理原子制定方向，不愿再拼揍起灵魂生命；这种心理学毋宁以‘生命整体’与诸‘形态’为表象的’”7（P58）。这些言论都向我们表明了，人作为一个知、意、情统一的有机整体，是无法被抽象为仅仅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的，他与世界所发生的除了理智的、认识的关系之外，还有意志的、情感的关系，包括直觉和体验在内；片面地强调理智，无视甚至排除直觉和体验，就等于这个生命整体给分解、割裂了，这是不可能说明人与世界以及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整体特性，特别是文艺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的。
从上述初步分析来看，我认为自意志哲学、生命哲学以来，西方许多哲学流派对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的分析和批判，有不少具体意见都是正确的、是深中肯綮的。但是，是否因此说明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就一无是处，就应该全盘予以否定和抛弃了呢？这结论恐怕还为时过早。因为我觉得当海德格尔等人把主客二分看作是哲学的“一个不祥的前提”的时候，他们似乎不应有地忽视了、或没有看到这样两点：一、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出现，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人类文明发展和历史进步的积极成果。在早期希腊哲学中，哲学与日常意识和神话意识是未曾分离的，而在“日常意识和神话的水平上，是没有认识论上的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的”，“世界、宇宙是作为完整的、与人统一的东西而出现的”；直到希腊哲学的古典时期，特别是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世界划分感性和理性两个世界之后，才开始萌生了主客体的意识13（P9—14）。这种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产生表明人与世界开始从原先混乱的状态中分离出来，把世界当作自己认识和意志的对象，由此使得人的活动开始从自然的状态进入文化的领域，从而使得社会得以发展、人类得以进步。所以，没有主客二分，也就没有现代的科技文明。尽管主客二分的理论本身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科技文明由于资本主义的片面利用，也产生了许多负面的社会效应，使原本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反过来变成了奴役人的异已力量。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因此把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不加分析地全盘加以否定，而应该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之进行改造。否则就等于否定了人类文明的成果，把人重新引向愚昧、原始、自然的状态。二、主客二分理论本身也是在发展的，自19世纪中叶以来，就已逐步开始从笛卡尔的思维模式中摆脱出来，特别是在创始人的哲学著作中，对于主客二分的研究更有了长足的进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引论》中在谈到西方近代科学的思维方式时曾经指出：它“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具体的联系去进行考察，……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移入到哲学中来之后，就造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看不到任何事物之间，包括主客体的关系“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14（P60—62）。这就说明创始人对于主客体关系的认识已不同于笛卡尔等人，把它们看作既二分对立，又能互相渗透的，这是对主客体理论研究的一大推进。这种对立统一、相互联系的主客体理论，后来在前苏联哲学研究中，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具体化。但由于海德格尔等人自身视野和思维方式的局限，使得他们对主客体理论的批判还只是停留在以笛卡尔等人的思想为对立面的认识水平，而无视它在现当代的发展。这就不仅使得他们的理论不可能真正达到时代的高度，而且还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明显的片面性和偏狭性。所以，我们今天来探讨主客体理论的时候，我觉得就不仅存在着一个超越笛卡尔，而且还存在着一个超越海德格尔的问题。
二
要实现这一目标，哲学所指明的方向是值得我们遵循的。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创始人在主客体理论研究方面到底作出了哪些贡献、取得了哪些进展。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人的活动时曾经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是因为人与动物不同，“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15（P53），使人的活动有了自己的对象，从而开始形成了主客体的二分对立，并确立了人自身在活动中的主体的地位。这表明马克思创始人是接受并坚持以主客体的理论来分析和考察人的活动的。
但是与笛卡尔等近代哲学家不同，创始人不是把主客体看作是两个预设的、彼此孤立而存在的实体。他们把实践的思想引入哲学，认为不论主体还是客体，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分化出来，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起来的。从客体方面来看，与直观唯物主义不同，认为它作为人的对象世界，不是外在于人而独立存在的、与人不发生关系的甚至处于对立状态的自然，“不是某种开天阔地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始终为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6（P48）。这表明“只要有人存在”，亦即在人的活动世界里，“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互相制约”16（P21）。因此，在活动过程中，人们所面对的都不是本然的自然，外部自然只有通过人的实践与人发生关系与联系之后，才有可能成为人的对象，同时也决定了“人的思维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是单独的自然本身”17(P551)。人只能生活在“人化”的世界中，生活在他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从主体方面来看，人作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的发动者和承担者，也不同于旧唯物主义哲学家眼中的那种自然状态的人，同样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当人“通过这种活动（按：即指实践）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使他自身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18（P201—2）。所以“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而存在，由人化的自然是才产生出来的”15（P83）。而另一方面，在实践过程中所结成的人的交往活动，又将历史和人类的文化成果转移到个人的身上，使得人的活动过程同时也成了人自身社会化的过程，成了对于人类文化的实际的掌握过程，从而使“单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成了“他以前或同时代其他人的历史”的一个缩影19（P515）。因此对于人来说，只有当他掌握了人类社会实践过程所积累起来和积淀下来的思想、智慧和能力之后，他在活动中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主体。这都说明，在那里，主体与客体已不像在笛卡尔等人的眼中那样，是孤立的、预成的、一成不变的、外在对立、机械分割的；而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和分化出来的，是互相关联，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主体是在认识和改造客体的过程中，在对客体的关系中获取自己的规定的，活动的客体怎样，它的主体也是怎样，反之变然”13（P73）。正是主客体之间这种互渗互动的关系，推动着主客体的关系随着人类的实践而不断地发展。所以它们的关系不是抽象的、一成不变的，而总是历史的、具体的。这样，就从根本上与直观唯物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划清了界线，为我们对主客体关系的正确解释提供了存在论的前提。
基于从上述存在论意义上对主客体理论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在认识论的主客体关系问题上，创始人也提出了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完全不同的原则，这些原则大致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首先，近代认识论哲学一般都把认识看作是一种单向的活动；经验主义视认识为主体对外界刺激的消极的接纳，认为：“一切知识都只是从感觉获得的”20（P395）。“我们所具有的大部分观念的这个巨大的源泉是完完全全依靠我们的感官，并且通过感官而流到理智的，我把这个源泉称为感觉，”21（P450）。而理性主义则认为认识源于人的一种理性观念，认为“我的本性具有一种先天所赋予的完满性”3（P375），所以“心灵的一切观念都必须从那个能够表示自然全体的本原和源泉的观念中推导出来，这样，这个观念本身也就可以作为其他观念的源泉”22（P413）。可见这些思想都是以主客体分裂为特征的。与之不同，创始人则把认识看作是主客体交互作用的产物。他首先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把一切意识看作都是对存在的一种反映；但又认为这种反映不是直观的、消极的，认为“从前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23（P.16）而这种从“主观方面去理解”的思维方式，正是理性主义的一大特征。它们反对把认识看作只是个人感觉经验的成果，而认为是“由于一个比我更完满的本性把这个观念放进我心里头来。”3（P375）因而认识“必须首先有一个真观念存在于我们心中，作为天赋的工具”，认识的“完善的方法在于指示我们如何指导心灵，使它依照一定真观念的规范去进行认识”22（P412）。这样，就对经验主义、直观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从根本上来了一个颠倒，认为认识不是主观符合客观，而是客观符合主观，即它总是由主体在某种现有观念指导下对于客观事物进行选择、整合、同化、建构的结果。这实际上是以唯心主义的语言说出了认识对于由社会历史地形成的主体现有经验和思想模式的依赖性，这思想显然要比直观唯物主义包含着更多深刻的真理成分。这我想就是马克思批评直观唯物主义“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的主要原因。但是马克思同样不赞同理性主义，认为它“抽象地发展了”这种认识的“能动的方面”23（P.16）。而所谓“抽象地发展了”，以我之见，就是指理性主义在正确地指出了认识必须要以主体自身的现有观念作为工具的时候，却认识不到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和根源，认识不到它本身就是由经验整合、提升而来，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和社会历史的成果，并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而错误地把它看作是一种先天的、天赋的东西。这样不仅使本末颠倒，而且也把问题抽象化了。这就鲜明不过地表明了所主张的是一种既不同于直观唯物主义又不同于思辨形而上学的、主客体既二分又统一、既对立又互渗的认识原则。
其次，与近代认识论哲学不同还在于在看来，“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是“现实的历史的人”16（P50、30、48），而非近代哲学家（包括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内）所理解的那种与社会历史分离的抽象的人。所以，对于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就不应该仅仅归结为认识的关系，甚至即使是认识的关系，也不等于完全是一种抽象的理智关系；而认为人是“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因此，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的关系也是多种多样的”15（P80、81）。正是从这种整体性的思想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反对传统的德国思辨哲学把人看作是一种“绝对的理念”，一种“无人身的理性”，认为“思辨哲学家在一切场合谈到人的时候，指的都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抽象的东西，即理念、精神等等”24（P7）。这些人都是“从天上降到地上的”16（P30）。而且对于英国近代唯物主义日趋理性化的倾向也曾作过尖锐的批判，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认为英国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前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但“在以后发展中变得片面了。……感性失去了它鲜明的色彩，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类了。为了在自己的领域内克服敌视人类的，毫无血肉的精神，唯物主义只好抑制自己的，当一个禁欲主义者。它变成理智的东西，同时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展理智的一切结论”24（P163—164）。由此可见，在认识论问题上，创始人虽然不像狄尔泰等人那样从心理学的角度，从体验的心理关联的角度来论证生命的整体性，而始终坚持从哲学的层面上来探讨认识活动中的主客体的关系问题。但又始终认为主体作为现实的、历史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不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而总是在一定的需要、动机、目的、愿望参与下从事活动的。这就使得在这种活动中所形成的主客体关系的内容不可能是纯思辨、纯逻辑的，它必然还包含有感觉和体验、意志和情感的成分；所以在反对形而上学、反对科学主义、反对工具理性，在维护人的存在的整体上方面，却有着共同的致思方向，这也是与创始人反“异化”的思想完全一致的。
对于创始人从存在论和认识论方面所开展的这些关于主客体关系的内容丰富的论述，迄今为止在文艺理论界似乎很少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至于前苏联哲学、心理学中对之所作的一些有价值的研究和阐发，那就更远在人们的视野之外。这就使得我们今天在主客体问题的认识上仍然没有摆脱海德格尔的批判视域，还仅仅停留在以笛卡尔思想作为自己理论的对立面的水平，这就限制了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的深入开展和准确把握。
按照这种对立统一的主客体理论来审视文艺，那么，在我们看来，文艺的对象就不应该看作是一种独立于作家而存在的外在世界，它本身就是作家人生实践的产物，带有作家思想人格、人生经历的鲜明的印记。而文艺创作也不只是作家对于现实生活的简单记录，他总是以自己的全身心，亦即以知、意、情统一的人投入对世界的把握和加工之中。这就决定了文艺所反映的不仅只是发生在作家周围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须臾不分离的活生生社会现实，而且作家也不可能仅仅依靠认识活动，以思想、概念的形式去进行把握，而只能以情感体验的方式去与之建立联系。情感总是带有很大的直觉性与无意识性的，它不仅未经概念的分解，而且往往将主体自身融入对象，并按照自己个人的方式，根据特定情境中的特定感受来对世界作出反映。所以它所把握并向我们所展示的总是一种整体的、鲜活的、原初形态的东西。但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情感体验是直感的，一般是未经理性的分析和认知的，所以往往又免不了带有某种浅表性和朦胧性，因而还需要寻求与理性的结合，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总是这样一种主客二分与互渗统一的结晶。这种统一往往以两种方式实现：一是过程性的。狄德罗、华滋华斯、黑格尔等都谈到这个问题，流传最广的就是华滋华斯所说的：“诗起源于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25（P22），它表明在激情状态下人的意识水平是很低的；只有等到激情过后，再对自己当初的情感进行一番回味，经过比较理智的态度去分析、评判和整理之后，才能被之纳入一定的艺术形式，并得到比较完美的艺术表现。二是同步性的。如一些即兴之作，虽然就一时的感受挥毫成篇，但有许多之所以能成为千古名篇、广为流传，实际上是以作家自身长期的情感的陶冶、人格的磨炼为前提的。我国古代诗论十分强调作家作诗要以自己的“胸襟”或“襟袍”为根基，如叶燮说：“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聪明、才辩以出，随遇而生，随生而盛”26。沈德潜也说：“第一等襟袍，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步真诗”27。所以，在文学创作中，作家的情感与理智的关系不论以哪一种形式出现，本质上都是主客二分和合一的辩证统一。当然，在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中，也有主张排斥理智的介入，完全凭直觉、体验、非理性、无意识来进行创作的，如意识流小说，超现实主义诗歌等等，但这种作品到底能得到多少人的欣赏和认同，它的发展前景又将会怎样，都是一个有待历史检验和证明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仅仅以此为依据来否定文艺创作中创作主客对立而又互渗的这一普遍原则。
三
以上，我们主要还只是从哲学的层面上来说明文艺创作中主客对立与互渗的辩证关系。但是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有各种形式，在不同的形式中，它们的表现方式和形态都各不相同，在理智关系中，主导的形式是二分的；反之，在情感关系中，主导的形式则是合一的。由于在文艺创作中，作家主要是以审美情感为中介与世界建立的关系的，以致人们常常抓住这种特殊的现象来否定文艺活动中的主客二分的原则。这在某种意义上就犯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批评的：以“经验的事实”来解释“深奥的哲学问题的”错误16（P.49）。但反过来，我们也不能无视这些经验事实的存在，以及它在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价值，因为文艺活动总是在现象的、经验的层面上进行的。所以，只有当我们把哲学层面上的研究贯彻到经验层面上去，把文艺活动中的这些经验现象说透了，我们的哲学探讨才有意义，我们的文艺理论也才不致于满足于演绎哲学而获得具体而充实的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在探讨主客二分思维模式时，不能把目光仅仅停留在哲学的层面，还应该与心理学层面的研究结合起来。在主客体关系的问题上，哲学层面研究与心理学层面的研究的不同，就在于哲学研究的是社会主体、类主体，而心理学研究则是个人主体，如同狄尔泰所说“心理学的对象始终不过是某种个体而已”6（P55）。而在这两个层面之间，心理学层面的研究无疑应该以哲学层面的研究为基础和前提，如同对于个体的人的认识必须以对类的人的认识为基础和前提那样。因为一切个体的、心理活动的形式，都只有按照人是社会、历史、文化的人的观点，才有可能对它作出正确的解释。所以对于两个层面的关系，我们必须要以一种辩证的观点来进行理解和把握。
下面，我想就通过对情感活动与理智活动的比较分析，来看看在心理学层面上，这两者的主客体关系到底有哪些具体的特点和区别：
首先，理智活动（亦即思维活动）的目的是在感觉和表象的基础上，通过概念、判断、推理，来认识事物的客观属性。尽管理智活动的客体和主体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由实践活动分离出来的，从哲学层面上看，两者都既是对立又是互渗的；科学研究同样也证明了认识总是在一定的“范式”和仪器为中介而达到的，它不可能做到对事物作纯粹的客观的描述，而不可避免地总是要带有某种主观的印记。但若是把它们看作一种心理活动，从心理形式的方面来看，那总是处于二分对立的状态的，是一种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的关系；否则就无法得到对于事物科学的认识结论。而情感状态却与之不同，因为情感是具有弥散性的，所以在情感关系中，一旦当主体为某一对象所打动而产生某种情感之后，反过来他又会把自己情感移入到对象，就像叔本华所说的“自失于对象之中”12（P.250），并在与对象进行交流过程中使自己的情感不断地得到强化，以致有些作家在情感状态中由于自己“自失于”对象而分不清他想象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的区别，把自己虚构的人物不仅当作生活在他周围世界的实有的人物那样，为他们的命运、遭际倾注着自己全部的同情，就像陀斯妥也夫斯基在他的小说《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中所说的：“我同我的想象、同我亲手塑造的人物共同生活着，他们好像是我的亲人，是实际活着的人；我热爱他们的，与他们同欢乐，共悲愁，有时甚至为我的心地单纯的主人公洒下最真诚的眼泪”。甚至有时还由于“自居心理”的作用，把自己喜爱的人物当作自己本人，去经历他们的苦难、分享他们的喜悦，如同福楼拜在描写包法利夫人服毒自杀时那样，自己也感到“一嘴的砒霜味，就像自己中毒一样”，把吃下去的晚饭也“全呕出来”28（P137），以致描写死亡，也像爱仑堡所说的，就“意味着试着自己去死”29（P245）。尽管这种主客融合的状态一般说来都是经由作家理性加工之后所重新返回到的情感无意识状态，与原发性的情感不同，其中已经渗透着理性的成分，带有作家态度和评价的印记；但就心理形式上来说，却不能不说是主客合一的。
其次，理智活动的目的既然是为了认识事物的客观属性，所以在理智活动中，作为认识主体的人也就被分化、析离成为一种思想的工具，一个像笛卡尔所说的“在思维的东西”。尽管从哲学层面上看，我们认为这种认识主体不是抽象的，既非理性主义所理解的抽象的类主体，也非经验主义所理解的抽象的个人主体，而是历史地形成的，有着具体社会历史的内容的人。因为人的思维活动是“离不开人类所积累的知识与他们所形成的思维活动方式的”，“每个单独的人只有在掌握概括地反映社会实践经验的语言、概念、逻辑时，他才能成为思维的主体”30（P16—17）。这说明思维活动包括它的主客体在内，都是带有社会历史的性质的，它不仅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就心理形式而言，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总是以普遍的、类主体的身份而出现的。不管在具体的认识活动过程中，作为认识活动的发动者和承担者的个人怀有怎样强烈的个人欲望和情感去投入这一活动，但这种欲望和情感无论如何是不能具体地介入到对客体的认识和评价的，否则就不可能获得客观的、科学的结论；这同时也决定了认识活动的成果一般不是以意识的个人形式，而只能是以意识的社会形式而呈示，通常是以概念、判断、推理的方式来加以表述的。与之相反，在情感状态中，主体既不是以抽象的类主体，也不是以抽象的个人主体的身分，而是以具体的社会历史生活中的个人主体和身份而出现的。这是由于情感作为一种主体对客体的某种态度和体验，它的产生总是以客体能满足主体某种需要为前提条件的，而人的需要总是现实的，是受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的。这就决定了人的情感不同于动物的，都有着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但就它的出现形式来说，却总是当下的、即时的，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产生的，并受着在这一特定情境中所形成的各种心理关联所支配和调节。这就使得它不像在理智活动中那样，通过把对象进行分解来提取概念，而总是在多种关系和联系中反映着客体以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决定了情感的内容总挟带着意识的原始状态的全部丰富性而呈现在人们心目之中，它不仅是整体的、鲜活的，而且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不是为概念所能穷尽的，而只求助于感性形象来加以表现，就像黑格尔所说，“艺术之所以抓住这个形式，既不是由于它碰巧在那里，也不是由于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形式可用，而是由于具体的内容本身就已含有外在的，实在的，也就感性的表现作为它的一个因素。”31（P89）也就是说，它只有通这种感性的方式，才能使情感状态中的这种复杂而独特的心理关联，获得完整而真切生动的再现。
再次，理智活动所要达到的认识成果由于凝结在概念、判断、推理之中，所以一旦形成概念、判断、推理，认识活动也就相对地告一段落；虽然认识的目的是为了实践，它的真理性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确证。但实践作为一种意志活动，它的特点就是按照主体一定的需要和目的，采取和利用一定的手段，通过改造对象世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它同样是一种主客二分的活动。这决定了理智活动始终是在主客二分的状态中进行的。而在情感活动中，由于主体情感的移入客体，不仅使得客体从外在于作家的客观存在转化为作家自己情感的载体，使情感的对象同时成了显示在对象中的作家的自身，如同费尔巴哈所说的：“对象是人的显示出来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客观的‘我’。”32（P470）这样，就使得在理智状态下的主客体的二分趋向于合一，这才会出现我们前面所说的作家有时往往分不清现实世界与他的虚构世界的区别的情况。而且还由于“情感只是向情感说话”，“情感只能为情感所了解”，“情感的对象本身只能是情感本身”32（P472）。因而它的活动也就不像在理智关系中那样，无视客体独立存在和自主性质，即把客体只是作为一个被认识的对象，使它不仅是被动地存在着，而且还必然要对之进行知性的分解。这种分解对于鲜活的生命个体来说实际上是一种宰杀，以致尼采认为“理性是摧残生命最危险的力量。”33（P344）这样，客体当然就不可能作为独立自主的生命个体而自由地存在了。而在情感关系中由于客体是作为生命现象而存在的，它是自主的、独立的、不是为人所能随意支配和控制的，就像许多作家在谈到自己笔下人物的命运和生活道路时所说，都是随着情节的发展，人物自己所作的一种选择，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如巴金谈到：“我开始写《秋》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淑贞会投井自杀，我倒想让她在15岁就嫁出去，这倒是更可能办到的事。但我越往下写，淑贞的路越窄，写到第三十九章（新版第四十二章），淑贞向花园跑去，我才想到了那口井，才想到淑贞要投井自杀，好像这是很自然的事情”34（P.242）。这样，就使得情感关系不像在理智活动中那样，直接以主客体的方式建立关系，而只能是以一个情感主体与另一个情感主体之间所开展的交流为中介。这决定了作家创作不可能完全是独白式的，它不仅时时刻刻的在与自己笔下的人物开展交往，同时还是与作家心中潜隐的读者所进行的一场对话。就像黑格尔所说的“艺术作品不是独立自足地存在着的，它在本质上是一个问题，一句向起反应的心灵所说的话，一种向情感和思想所发生出的呼吁。”31（P89）。他总是要向读者发出召唤，通过读者的阅读把这种交往扩大到与整个社会之间。现代解释学和接受美学在这方面的研究都有很大的进展，它们把阅读看作是以作品为中介所开展的作家与读者的一场对话，并通过对话来达到“从你中发现我”的目的。35（P110）这就需要我们把主客体的理论从纵向的主客体的互动关系进一步扩展到横向主体间交往关系的研究，这些内容是传统的主客体关系理论所无法涵盖的。
以上事实都说明在文艺活动过程中，主客体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因而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就不能只满足于哲学的演绎，还应该从心理学的角度，借鉴心理学研究的成果来对之作出具体分析。当然，若是以此来否定哲学的一般原理的普遍指导意义，也会失之偏颇。所以，我认为要对文艺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作出有说服力的阐释，关键问题就在于我们在研究中如何有效地把哲学与心理学这两个层面辩证而有机地结合起来。
1柏拉图：《斐德罗篇》，《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2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笛卡尔：《谈方法》，《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4莫泊桑：《论小说》，《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5巴尔扎克：《〈古物陈列室〉初版序言》，《巴尔扎克论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6狄尔泰：《精神科学引导》，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
7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1年版。
8柏拉图：《国家篇》，《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9亚里士多德：《论灵魂》，《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0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沉思》，《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1布瓦洛：《诗的艺术》，《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12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现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3帕尔纽克主编：《作为哲学问题的主体和客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4恩格斯：《反杜林论·引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20霍布斯：《论物体》，《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1洛克：《人类理智论》，《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2斯宾诺莎：《理智改正论》，《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3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4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25华滋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19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6叶燮：《原诗》。
27沈德潜：《说诗睟语》。
28福楼拜：《致乔治·桑》，《译文》1957年第4期。
29斯托洛维奇：《审美价值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30列昂节夫：《活动·意识·个性》，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31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32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33尼采：《看哪，这人》，《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