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5 17:09:43
中国人历来讲究道德（或叫德行），强调敦品立德，并强调不同行业本身特有的职业道德。纵观中国古代的秘书工作，特别值得赞赏的是，历代的许多秘书（史官）大都能坚持以求实为荣、曲笔为耻的职业道德和史学人格，拟文记事秉笔直书，成为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的优良传统之一。
一、秘书史上载入史册的直书典范
我国历代的许多优秀史官（秘书）历来都把秉笔直书视为持大义、别善恶的神圣事业和崇高美德。为了直书，他们不畏风险，不避斧钺，求实求真，善恶必记，忠于职守，表现了中国古代史官人格上的高风亮节。文天祥在《正气歌》里，把“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塞于天地之间、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表现之一。这两则古代史官故事，都高扬着一种誓死遵守史官的职业道德、捍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精神。
齐太史的故事，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齐国大臣崔杼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知道后要求史官立即删改，史官坚决不改，崔杼大怒，杀了齐太史。齐太史的两个弟弟继承兄长遗志，前仆后继，仍然秉笔直书，也遭到杀害。接着，太史的小弟又大义凛然，直书如故。崔杼慑于太史秘书兄弟仨的浩然正气，无可奈何，只好由他直书下去。为了维护记史的直书实录传统，对历史和后代负责，齐国的太史们一个接一个地不畏，不惜以身殉义，视死如归，成为秘书史上秉笔直书的著名范例！
“董狐笔”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607年，晋灵公是个昏君，而晋国正卿（宰相）赵盾（赵简子）是个正直的大臣，经常谏劝晋灵公。晋灵公嫌赵盾碍手碍脚，多次派刺客去暗杀赵盾。赵盾只得逃亡，不过在尚未逃亡出境外时，赵盾的族人赵穿便起兵弑杀了晋灵公。晋太史董狐便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并且“示之于朝”。赵盾对董狐说：“我并未弑君。”董狐说：“你是正卿，逃亡没有出境，国君就被杀了，你回来后又默认事实，并未法办弑君的人，当然就等于是你弑君了。”赵盾毫无办法，只好长叹一声，听任董狐书写自己弑君了。后来孔子称董狐为“古之良史”、“书法不隐”。同时，孔子也认为，赵盾不干涉史官秉笔直书的权力，也是“良大夫”。董狐这种不畏权势、刚正不阿，坚持直书实录的史笔精神，自古以来，都是史家和士人学习的典范。①
像上面提到的齐太史和董狐这样“宁可枝头抱香死，不随落叶舞西风”的史官，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他们这种不为权势所动摇，不为所屈服的直书精神，开创了中国古代史学精神之先河。
二、秉笔直书始终是史官、史家效法的优秀传统
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幾在《史通》中，专门写了《直书》、《曲笔》的专篇，来总结唐以前史官（秘书）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他极为推崇三国时期的韦昭、唐代的禇遂良和吴兢等史官。韦昭在主撰《吴书》时，当朝权贵孙皓要求他为其父孙和作“纪”，韦昭坚决不答应，其理由是，孙皓的父亲孙和虽然执政，但没有登上帝位，按照名实相符，应该作“传”；②唐代贞观年间，褚遂良负责记录唐太宗言行，太宗要索取过目，褚遂良坚持原则，不让太宗观看所记的内容。因为中国古代有规定，皇帝是不能查看史官所记的关于他自己的实录的。禇遂良以“不闻帝王躬自观史”为由，当面加以拒绝。太宗问他，“如果我有不足之处，你也一定记录上去？”褚遂良回答道：“我为谏议大夫，兼记您的起居行为，您的一举一动，我都得如实记载”；③《贞观政要》的作者吴兢曾参与《则天皇后实录》的撰写，他曾如实记载了魏元忠事件的原委。宰相张说感到此事于己不利，想让史官“删削数字”，吴兢义正词严斥之道：“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④可见，“直笔”历来是秘书史官的职业和学术道德。这种“直笔”精神，一直被正直的史官与史家自觉效法，并付诸实践。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治史中的曲笔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客观存在。《史通》的作者刘之幾曾剖析了它的种种表现，或者以实为虚，以是为非，或者虚美讳饰，任意褒贬。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给史官造成曲笔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史官为当权者的威势所慑。统治者尤其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因所处的地位不同，站的角度不一，涉及利益关系不等，故有时容易与秘书史官发生“曲道”与“直道”的矛盾。统治者希望“曲笔阿时”，佞臣希望“谄言媚主”；正直的史官却要坚持奉守仗义直书的传统道德，于是往往会发生抵牾。一旦矛盾升级、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时，统治者和佞臣总是不择手段惩罚史官。自古以来，只有“直笔被诛”，极少“曲笔获罪”。这就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多少秘书史官的千古奇冤。所以，刘之幾感慨道：“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⑤
但是，透过中国古代几千年扑朔迷离的历史烟云，我们可以看出：曲笔在任何朝代、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可能成为公开提倡的行为，任何得计于一时的作史曲笔，终究要被后人揭露和唾弃。唯有秉笔直书的精神，千百年来，始终成为史家效法的传统，从而成为中国史学文化、秘书文化的主流。
三、秉笔直书精神的传统文化价值
在中国古代史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许多优秀的史学文化传统，它是古代优秀史官们立德修身和学识智慧的集中表现。因此，我们常说的批判地继承古代史学文化遗产，即不仅要研读古代史家所积累的史学研究成果，而且应从中概括和总结出体现于古代史家身上的优秀史学传统和文化价值。不容置疑，秉笔直书、刚正不阿，历来是古代秘书史官遵循的道德准则，也是他们坚持真理的精神支柱。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曾激励历代秘书史官前赴后继、一往无前；秉笔直书、刚正不阿也被誉为中国史学和秘书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德价值与优良传统，世代倡导之，秉承之，发扬之!
正由于有了中国古代秘书文化的“直笔”精神，通过历代诸多史家的努力，不仅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真实可信的文化史料，而且留下了许多举世罕见的、内容宏丰的精神财富与瑰宝。在笔者看来，“秉笔直书”精神所体现的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求真求实的经世致用精神。中国古代史官（秘书）和史家所追求的治史理想目标，可以用“学兼天人，会通古今”这八个字来描述。因此，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史家及其著作，一般都具有恢宏的历史视野。他们以秉笔直书的精神、包容一切的气势来阐述历史的发展过程；用求真务实的精神，探究历史的前因后果；他们对国家治乱兴衰给以极大的关注，表现出饱满的求真务实情怀。这种秉笔直书的品质、求真务实的情怀，成为了后世学者以“经世致用”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传统治学精神。考试大收集整理
2．德、识、才、学并举的史学人格。中国古代史学的兴旺发达，固然得益于儒家历来推崇的“经史并重”的文化传统，但显然也与历代优秀史官们自觉追求德、识、才、学并举的理想人格分不开。史家十分注重自身的德性和学识修养，而秉笔直书、刚正不阿的崇高精神，正是史家以修身立德为己任、重视德、识、才、学之修养的结果。张载的“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秘书史官心境的真实写照。他们不仅崇尚“史德”，而且才华横溢、学富五车；他们用“直笔”折射出的史学人格和道德观，成为中华优秀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秘书学的又一优秀文化传统。
3．对皇（王）权产生一定的制约力量。历代史官直书实录的优良传统，不但保证了我国有着一以贯之的真实记载史事的大量历史著作，而且这类历史著作对权及顶峰的最高统治者和权重位高的大臣来说，多少总要使他们有所顾忌——担心见不得人的事情被载于史册，继而遗臭于后世；反过来，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统治者都公开倡导秘书史官“直笔修书”。因此史官的“直书”，既是统治者“鉴往知来”的可靠保证和载体，也能对皇（王）权产生某种制约力量。
4．推进了史学文化、秘书文化的纯洁和社会历史的进步。直笔载于客观公正的史册，尊重历史，还原历史，呵护着历史的进程。它强调以事实为依据，反对杜撰、歪曲和伪造，其思想基础是唯物的。直笔也反过来显衬、凸现当时那个年代曲笔的种种劣迹：的文人、昏庸的皇帝、颠倒的事实、弥天的谎言、谄媚的奉承……。这对统治者、尤其是最高当权者，也有一种心理的震慑和历史的威胁：即使禁书、焚书，也无济于事；即使坑人、腰斩，也家喻户晓。“书”网恢恢，疏而不漏；直笔耿耿，传而不绝！因此，直笔所表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基础，对促进秘书文化的纯洁、社会历史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今天，我们新形势下的各级各类秘书工作，虽然是奉命而作、应事而作、代机关立言，但秘书仍要继承和发扬不为名、不为利、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保持“淡泊名志、宠辱不惊”的心理常态。前人曾说：“无欲则刚”，又说：“人到无求品自高”，确实如此。如果一个秘书有权欲，则不免越位揽权；有利欲，则不免；有名欲，则不免显示炫耀；秘书如有多欲，则必困于名缰利锁，或走权门，找靠山，拉关系，送财物，卑词厚颜，低三下四；或被人利用，看人眼色，仰人鼻息，没有自尊、自重和自爱，更谈不上骨气和气节。秘书要刚正硬直，就要无贪欲、权欲、名欲、利欲。唯“无欲”，则可刚正不阿，才能做到“穷不移志，危不改节”。因此，一个理想的、优秀的、对时代和人民负责的秘书，应当既具有坚强的党性、纯正的品德、谦虚的态度、细致的作风，又具有思想开放、与时俱进、说实话、干实事的精神；既勤敏诚实、埋头务实、富有创造性，又长于辞章、娴于辞令，善于出谋划策；既尊重领导、服务领导，又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个性。
注：
①《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203—2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版
传统高中历史教学的模式是史实加结论，呈现在学生面前的大多是所谓的历史定论。其中一些概念化、教条化、成人化的历史定论，让涉世未深、缺乏生活积累和社会阅历的中学生无法理解，影响其学习兴趣。“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达成教学目标，充分重视和运用文物这个“利器”，应该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一、文物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文物是历史的物证，它对中学历史教学有五个方面的价值。
1. 增加了学生历史观察和想象的素材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文物能给人以立体感，可供直接观察，加强形象思维，借以想象古代人生产、生活、战斗的情景。如历代的食器、酒器、乐器、兵器、车马器到底什么样子？要真正弄清这些古器物，就需要细致地观察相应的实物。例如，在讲“西周礼乐制度”时，学生对古代人的乐器往往印象模糊，对该制度的印象不深。在教学中，笔者通过多媒体展示了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乙墓编钟及其出土的编磬、鼓、瑟、笙、排箫、竹笛等乐器，展示了殷墟墓葬中大量的“人牲”陪葬现象，让学生加深了对商代的礼乐制和奴隶制度的理解；而展示秦陵出土的大量兵马俑，让学生对秦王扫“六合”的威严军阵印象深刻，有效地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
又如，历史教科书上的彩色插图“飞天”，取材于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国外也有“飞天”，但伊朗科塔依布石室门上的“浮雕飞天”和阿富汗的“巴米扬飞天”背部都长着翅膀，而中国敦煌的“飞天”与之不同，用几根临风飞舞的彩带和婀娜多姿的飘逸体态，呈现了“飞天”的神采，代表着中国古代高超的绘画技艺。这些内容，即使教师讲解的语言再形象、生动，如不让学生看实物或实物图，难以让学生体悟其精妙，形成深刻印象。文物于历史教学的价值显现无遗。
2. 告诉学生一个更加真实的历史
由于种种原因，文献上记载的错漏之处并不鲜见，而新的文物史料能纠正其中一些错漏。例如，历史上孙膑打败庞涓，《史记》记载时间是公元前341年，地点是马陵。而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孙膑兵法·擒庞涓》竹简，明确记载为发生在公元前353年的桂陵；庞涓也非自杀，而是被活捉。最终解决了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有无《孙膑兵法》一书之谜。新课标人教版七年级《历史》中就提到了《孙膑兵法》以及著名的桂陵、马陵之战，充分说明了文物在纠正文献记载的错漏中的重大作用：告诉学生一个更加真实的历史。
3. 及时更新了历史教学的内容
例如，对山顶洞文化，过去科学工作者进行碳14断代后，得出距今18865±420年的结论。所以，人教版《中国古代史》一直把山顶洞人的生活年代定为“距今约一万八千年”。 20世纪9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陈铁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袁振新和英国牛津大学海吉斯三位人类学家，利用牛津大学的加速器质谱碳14测定山顶洞文化的年代为距今2.7万年至3.4万年左右。在2007年以前的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所介绍的山顶洞人生活时代一直为距今约一万八千年，直到2007年后才把山顶洞人的生活时代更改为距今约3万年。在教材没有更改前，笔者就曾在一本考古杂志上见过相关资料，觉得中学历史教学理应及时反映这项考古研究新成果，立即在相关教学中把这一考古新成果告诉学生，让学生在了解历史新知识的同时，也懂得了文物的不断发现充实了历史知识的道理。为避免过于专业化带来的理解难度，适合初中生的学习实际，笔者当时取了个间值，将山顶洞人的年代定为“距今约3万年”，这一数据与2007年后的教材变更又不谋而合。
4. 弥补了有关历史教学文字记载上的不足
一些历史内容的文字记载往往不齐全，甚至根本没有文字，只能靠文物来弥补。例如，由于原始社会还没有文字，要想弄清那段历史，靠的主要是考古材料，即根据“劳动资料的遗骸”“来判断已经灭亡的古代社会经济形态”，是靠着“北京人”、元谋人、蓝田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一大批遗址的相继发掘，才揭开了古代中国特别是史前时期古代文化的面纱。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所叙述的原始社会的历史，都是根据考古材料的研究成果编写而成的。又如，关于汉代皇帝和高等贵族的葬服“玉衣”，虽然在《后汉书·礼仪志》等古籍中有记载，但具体形态和制作方法一直不详。后来靠着在发掘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首次发现的完整的“金缕玉衣”，“玉衣”之谜才真正被揭开。
5. 达成了学生文物保护意识的教育
由于文物具有不可再生性，有些还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如阿富汗的巴米扬巨佛，它历尽沧桑，躲过了多少人间天灾人祸的劫难，却在文明日益昌盛的今天，被的大炮、火箭轰击得粉身碎骨，不复存在，这是全人类的巨大损失。由于利欲熏心，近年来全国各地的珍贵文物被盗被毁事件屡屡发生，令人痛心疾首。许多文物由于年代久远、保存条件恶劣，已经残破不堪，它们在学生的眼里，不免被看成废铜烂铁。所以，利用文物进行历史教学，一定要说明文物的价值，进行文物知识和保护文物的教育，让我们的下一代愿意亲近文物、爱护文物，关注我国文物保护的现状，热心有关文物保护的公益活动，树立“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意识，从而达成文物保护的教育。
二、文物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方法
在历史教学中，如果单靠教师口头描述，未免给人以“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之感；若有实物作证，则能大大提高学生对历史的具体感和真实感。由于文物的收集、保存存在诸多困难，中学历史教学要在课堂上直接引用文物实物并非易事。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在教学实践中，笔者采用如下一些方法，效果较好。
1. 展示距今较近的小文物、类似物品或复制品
课堂上直接展示一些距离现在时间较近的小件文物、类似物品或复制品，如明清或近代的劳动工具、服饰、家具、瓷器、明器、古钱币、旧邮票、旧书刊等。只要教师平时留心，还是不难办到的。笔者就经常去逛古玩市场，收集了一些诸如唐朝的开元通宝、清代的康熙通宝等铜钱、近代的“袁大头”以及古代的服饰、家具等。这些文物拿到课堂上展示时，要介绍文物的名称、所处的年代、出土的时间和地点，并尽可能说明文物的用途、制作方法及它们在当时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地位与所起的作用等文史价值。例如，笔者在讲“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的形成”时，鉴于城市学生对农业生产工具比较陌生的现状，把镰刀、锄头、铁锹、犁等一些现今农业生产工具拿到课堂上展示，由于具有类似性，也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尤其是犁的展示，使学生形象地了解了唐代曲辕犁的结构及它轻便灵活的原因。又如，在讲“农耕时代的手工业”中的瓷器制造业时，笔者将家里的一些现代白瓷、景德镇瓷器及青花瓷拿到课堂上展示，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兴趣。
除了展示文物外，对中学历史教材中涉及的许多古今中外历史文物和古迹，教师如果能仿制后运用，也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如我们可以制作万里长城、北京故宫等模型，再结合相关影视画面，就能很好地引导学生了解古代宫廷或民间的建筑艺术，激发其求知欲。沈阳铁路局锦州铁路三中的历史教师岳志忠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仿制文物作教具之用，十几年间仿制了400多套、1000多件“文物”，浓缩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他的历史教室因此成为国内唯一的物证法历史教室。我们应该以岳老师为榜样，多在历史教学仿制教具上下功夫。
2. 组织学生实地参观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历史古迹遍布各地。我国又是一个有重“史”传统的国家，各省、市、县大多有综合性历史博物馆或各类纪念馆。作为文化名城，杭州市的文物条件更是得天独厚，我们完全有条件带领学生参观相关的文物古迹、历史博物馆以及各类纪念馆等，启迪学生结合学习内容收集材料、探索发现。这样既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等良好习惯，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提高综合能力。同时，也有益于增强学生对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认同，培养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和建设家乡的强烈愿望。
笔者在讲“农牧文化的交融”提到精忠报国的岳飞时，就利用班会课的时间带领学生参观“岳庙”。一次，笔者带九年级毕业生去余姚参观了河姆渡博物馆，回来的路上学生大发感慨，有的说历史原来距离自己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有的说这么重大的历史就发生在浙江，真让我们自豪！
3. 引用文物上的文字材料
许多的文物上附有文字，如殷代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周代青铜器上的铭文，更不用说竹木简、封泥印玺、帛书、碑石、墓志、古籍一类的出土文物了。这类文物上的文字材料，单独看似乎与文献资料一样，其实不然。文物上的文字是当时古人留下的手迹，一般被公认为是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其价值远胜于一般文献。笔者在讲到“唐蕃和同为一家”时，就引用了拉萨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上的碑文，形象地说明唐政府与吐蕃“和同为一家”的“舅甥”情谊，收到了理想的教学效果。
4. 运用出版物中的文物图像
文物图像包括文物的照片、拓片、临摹等，它们都有实物依据，真实可靠。现在的历史教材图文并茂，每册有彩色、黑白图230多幅左右，其中相当数量属文物图。此外，还有出版的专业文物图册以及专为历史教学出版的文物挂图等，涉及遗址、墓葬、建筑、石刻、农业、纺织、冶金、陶瓷、货币、书法、绘画、体育、文娱等各个方面，是漫长历史留下的足迹，能填补文字失载的空白，纠正史籍的谬误。同时，这些古人留下的精致的艺术珍品，也能让学生在美的熏陶和遐想中接受知识、牢固记忆，更能提升思维、激发灵感，培养求异思维和探索精神。
由于历史图像众多，使用时要选取有代表性的、有说服力的，以使佐证更加有效。例如，在讲商周奴隶制时，笔者先让学生看图——《商朝带枷的奴隶俑》《河南安阳武官村商王大墓》，再阐述“在一件青铜器上，记载着一个奴隶主向另一个奴隶主买来的五名奴隶，代价是一匹马加一束丝”的道理，学生就轻松地理解了阶级、国家、压迫的含义。
5. 发挥多媒体技术的优势
关键词:中国古代技术文化；四大奇器；复制；文化自信
1“奇器”成为传说的论证
江晓原先生及其对武王伐纣历日的推算，是引领历史学出身的笔者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产生兴趣的“第一功臣”。他新近出版了大作《中国古代技术文化》，笔者读后获益匪浅，但是也有不敢苟同之处，最典型的就是江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指南车、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和司南这“四大奇器”基本都是传说这一议题。江先生书中的观点是，要真正复制这些古代仪器，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1)复制品要达到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功能；(2)复制品不能使用古代记载中不存在的技术手段。据此，司南不符合第二条；候风地动仪至少不符合第一条（近些年地震频发却未能预报）；水运仪象台复制者众多，而且往往缩小了比例，但至今没有一座能够真正依靠水力运行。江先生遂将“四大奇器”的情况归纳如下,见表1。于是，江晓原先生在最新出版的《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一书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目前只有指南车复制成功，可以相信古代确有其物；而司南、候风地动仪、水运仪象台三器，迄今为止只能认为是古代的传说,即使确曾有过，其功能也只是传说。除非今后司南得以出土或真正复制成功，结论才有可能改变。
2中国古代的科技文化
笔者有幸聆听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柏春所长《知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科技史》讲座。张所长在讲座上首先讲解了“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和“中国古代有多少发明和创造”两大问题，并且结合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编写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挂图，介绍了中国古代诸如水稻、丝织、瓷器、造船、机械等发明创造，从全新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命题。在张所长看来，中国古代的数学和天文学，不仅有“历算”这门学问，还有记载“历算”及其发展的“律历志、天文志”，这些内容都是科学，只不过有别于近代实验科学而已。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江先生的这一议题忽视了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和近现代西方的实验科学存在的差异。这个条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时代因素（古代和近现代）与科技发明的基础（经验与实验）。在某种意义上，按照近现代西方的实验科学为依据，中国古代许多发明创造只能属于技术，甚至是传说。此外，笔者从治史角度出发，还考虑到三条重要的因素，也可能使江先生得出“四大奇器”（特别是候风地动仪）大多属于传说的结论。其一，张衡是否将候风地动仪的内部结构交给了当时的统治者和史官；其二，就算张衡的候风地动仪内部结构被官方存档，但是这在中国古代属于“奇技淫巧”，因此也未必会记录到文献中；其三，近代以来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改造甚至是破坏，也许是导致候风地动仪“失灵”的间接因素。
3文化自信要讲究理性
笔者的观点与张岂之先生在几个月前的演讲异曲同工。张老认为，当今有些人只承认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否认中华有自身独特的科学精神。而在某种意义上，将中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文化论证为“传说”，本质上是缺乏文化自信。这种做法如今应当加以澄清。紧接着，张老以屠呦呦得奖与《黄帝内经》作为例证，以战国时期的儒、墨、道、阴阳学说为佐证，论证了自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来的“天人之学”就囊括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如天文历算、中医药学、古地理学、古化学、古建筑学，这些学问都取得了卓越成果。有鉴于此，张老强调：中华文明中独特的科学精神必须加以肯定。当然，在重拾文化自信的同时，我们也要警惕从缺失文化自信这一端走向另一端,即把西方近代以来的科技成就强行附会到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概念、术语上，以显示中国科技文化的先进。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有全球化的视野，因此不能只承认中国古代科技文化，西方古代的科技发明也是耀眼夺目的。我们要记得历史的教训：乾隆盛世的“天朝上国”大梦是闭目塞听的结果，而这一美梦在坚船利炮面前终究是不堪一击的，如今的“中国梦”不能重蹈覆辙！笔者治史出身，学识有限，又是为加强国人的文化自信而发此议论，浅显之处期待行家指正。
参考文献
[1]江晓原.中国古代技术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7.
[2]杨永清.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刍论[J].创新科技,2016(4):46-48.
[关键词]速记 应用语言学 起源
速记，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一门用一套系统的符号和简便的省略方式快速记录语言的书写形式，可以称为追赶声音的艺术。它曾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一直到现在，对它的研究和应用依然继续着。它究竟发源于何时，最早在哪个国家出现， 各国研究者仍然不能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
公元前63年12月5日，在古罗马元老院议会里，速记员普路塔切(plutarch)用速记形式记录了大法官康顿驳斥反叛者卡提兰(catilinian)的言词。同时，著名演说家西色罗公开发表了自己关于这个案子的观点，这些都有信史可查。这一天，是国际上公认的速记纪元年。速记员普路塔切(plutarch)所用的速记方式是泰罗(tiro)式速记法。泰罗是古罗马奴隶，他天资聪明，受过很高的教育，被演说家西色罗看重，并在西色罗帮助下释放为自由人，成为泰罗的秘书和知己。泰罗由于发明了速记法而被称为“速记之父”。泰罗速记并不完善，它只是五六百个常用词汇的缩写符号。他自己和稍后的其他人都曾不断努力完善该式速记法，使它的影响逐渐扩大。从古罗马议会、法庭、政府到军队，一直到罗马帝国衰落，进入到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泰罗式速记使用了近千年。我们到现在还使用的缩写符号“&”就是泰罗创制的。
其实，在泰罗发明他的速记法之前，不仅在古罗马，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已经有速记或说速记的雏形出现了。从广义上说，速记和人类历史是相伴随的，文字产生的历史，也是速记发展的历史。早期人类社会留在山洞中打猎和生活场景的图画，可以说是在有文字记录文明之前，人类留存至今速记的最早印痕。
古埃及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速记史研究者在那里也发现了速记的足迹。在古埃及许多王国里，有一种人称为“scribe”，可以译为“书记”。在外交、政治、宗教、经济等各个领域都会出现他们的身影。他们负责记录税收，撰写法律条文，地方公告声明，对政府重要档案和信件等文件备份。同时，他们还草拟各种商业合同和房屋等财产转让手续，以及在宗教布道祭祀等活动场所记录所见所闻。这些人被认为是智者，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但只有男性才能担任，有着极为崇高的社会地位。要想胜任“scribe”工作也并非易事。他们至少要掌握800个古埃及的象形字以及相关的其他符号，并且要学习古代语文和数学。据史料记载，作为一个“scribe”学徒，学费昂贵，并且非常辛苦。5岁就开始学习，要从早上学习到太阳落山，一直到17岁左右。能够长时间持续地记录是他们的训练目标，他们要能在各种材料上书写，比如在木板上，石头上，或者陶器上。一个“scribe”有他自己专用的工具箱，里面装着必备的工具：书写石板，墨水，芦苇笔，压纸用的平滑的石头和水壶。
古代苏美尔人中，同样也有“scribe”存在。与古埃及所不同的是，女性可以担当这一职务，她们通常来自上层社会或者其父辈是“scribe”，她们天资聪颖且勤奋刻苦，要有坚强的意志忍受严酷的训练，要能够通过各种苛刻考验。史料中有一个非常杰出的女“scribe”，叫阿曼特·迈姆(amat-mamu)。她住在离巴比伦40英里的一个称为“sippar”城市，那里是当时的一个宗教中心。她和女同伴每天要为各种行政文书记录和存档。得益于这一批“scribe”，我们今天仍能从他们的原始手稿中感知公元前17世纪古代苏美尔人社会中的活动情况。据记载，古代苏美尔人书面语言是用楔形符号来记录的，已经有600个单独的符号。
在古代波斯、约旦和早期罗马时期，史学家也找到了“scribe”们活动的足迹。在古罗马，大约从公元前200年就已经有速记的记载了。当时有一个诗人叫屈塔撕·安尼斯(quintas ennius)，他创制了一种包含有1100个符号的速记体系。古希腊也有这方面的类似发现。1883年在雅典卫城地下，曾出土一块残缺的大理石碑，上面雕刻着一种简单的符号。经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鉴定，确定内容是公元前普及希腊新文字的消息。这种新的文字比当时使用的普通文字简略得多，可以说是古希腊一种速记形式。速记在历史上有许多名字，比如称brachgraphy、tachgraphy、stenography等。速记(shorthand)这个名字第一次被发现是在一个修道院的一块墓碑上，它记载了墓主人威廉·劳伦斯(william laurence)曾使用过速记。此人死于1661年12月28日，原文如下：
shorthand he wrote， his flowre in prime did fade，
and hasty death shorthand of him hath made.
可以译为：他写的速记，就像花儿慢慢褪色；随着他的离去，也将最终消亡。
在古代中国，有人认为商朝末期西周崛起之时，周商交战期间太公望(即传说中的姜子牙)创制的长短不一的“阴符”就是速记的雏形。但也有学者认为那些只是为军事传递信息所用，主要起保密作用，与普通意义的速记内涵差别较远。太公望制定的符号共有八级，一级符号最长，长一尺，表示“大胜克敌”即打了大胜仗，八级最短，只有三寸，表示“失利亡士”即处于劣势有士兵伤亡。相邻各级符号长度相差一寸。后来，在这八级阴符基础上，又发展成虎符、兵符、令箭、金牌等。这些通讯方法，一直沿用到清代末期。春秋战国时期，汉字在当时篆书、隶书基础上，出现草书形体，正如后汉蔡邕所说“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明代赵宦光在《金石林绪论》中也说“草书起于列国，天下有事，急就为之，或起草他简，然后正书，皆不暇致详而作”。草书，尤其是今草和狂草，运笔一气呵成，点画省略，上下左右牵连，一笔写出一字甚至一个句子，又称“一笔书”，被认为是中国的速记。其实，认真考察其结构和笔画，它仍是植根于汉字，是在汉字基础上的变形。草书中的章草，接近隶书，易于认读。随后发展的行书以及行草字体，不光作为书法艺术形式，直到今天人们也一直在使用。
纵观世界各国早期速记发展历史，可以说速记的发展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分不开的。一部速记发展史，也是一部世界文明史。在速记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它和文字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中国汉字最具有这方面的代表性，可以说已经使用了4000年。它的形体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每一次形体的变化，就是一次文字改革，都向文字简约化走近一步，可以说向着“速记”的方向迈进了一步。文字与速记两者相比较，前者形体更加规范，音义更加明晰，更便于学习和阅读。速记却因其书写迅速，便于追踪一发而逝的语音和在短时间采集大量信息而为人看重。
参考文献：
[1]范立荣.速记·速读·速写[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摘 要：中国的历史观念起源很早并且在整个古代史时期占有重要地位。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总体概括，提出中国修史有“史事合一”、“春秋笔法”、“个人与集体并重”以及“考论结合”四大特点，认为中西史学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共通性。同时，考虑到在近代学科体系构建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对新时期的中国史学如何继承与定位提出了“面向公众，承担社会责任”的结论。
关键词：典籍；事实；人类社会
中国的历史观念起源很早。在目前可知的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即可见到“史”字的记载。不过，中国早期历史经历过一段巫史不分的阶段，至汉代经学大盛，出现“经史之学”，甚至有人认为刘向刘歆父子是“六经皆史”说的早期代表人物[1]。至《隋书・经籍志》又整合了魏晋以来郑默、李充等人的看法，对图书进行“经史子集”四大部的分类，历史逐渐独立成为一个科目。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史从来就是指“当前的或过去的事件的记录”，丝毫不包括有历史事件本身的意思[2]。唐代史官刘知几写了一部《史通》，成为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巨著。可以说，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具有的历史观念在刘知几处获得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概括。这种重史观念一直持续到清末的乾嘉学派又出现了一个高峰。由于中国发达的文字记录以及传统正朔观念的影响，史料典籍遗留的非常多。参见《汉书・艺文志》可知中国古代信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原则。最终，标志历史发展进程的事，以文献的形式被记录下来，呈现“史事合一”的特点。因此，中国传统的历史也分成两种路线，：一类是以对典籍本身进行研究和反思的文献学；另一方面是通过典籍的记载对历史事件的研究与反思的历史学。对典籍的反思，就如刘知几说的“《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3]另一种则是由史家对历 史事件进行反思，如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后面的“太史公曰”一类字样即是。一种通过史书本身的记载，利用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使人重视“生前身后名”的历史评价，达到规范时人的目的。另一种是史家根据此一时的关注重点进行选择和评价历史事件，为时人提出建议。即使是“万马齐喑”的乾嘉时期，《廿二史札记》等著作也没有停止对历史事件的分析。
中国史家在处理历史事实和典籍记载的矛盾这一问题时，呈现了第二个特点――“春秋笔法”。在先秦时期，史家坚持自己写史的评价标准，违背标准者即秉笔直书，才有了“古之良史”之称的董狐。此一时期的史，由于受到君主干扰较小，讲求言简意赅，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至唐太宗索观本朝史书后，嗣君多习之，史官著史遇到了君权的影响，所谓的“春秋笔法”也不得不从地上转入地下。即由原来的秉笔直书变成曲笔。虽然后代的史家不乏许敬宗之流的阿谀奉承之辈，可从总体上看，多数还是可以坚持原则，使用一些用词规律在字里行间透出一件事情的大概。如史书记“某官某罢”，则此人不当去官，罢职是君主乱命；“罢某官某”则是此人不能胜任其职，罢职得当。再比如用“杀某某”形容某人之死，则是君主乱命，“某某伏诛”则是此人确实有罪当杀。这是寓褒贬于一字的“春秋笔法”，掌握其中规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触及过去的事实。
除此之外，中国史学还有个个人修史与集体编纂并重的特色。个人著史占二十四史的七部，将近三分之一的比例。这七部书的成书时间皆不晚于唐。其中有私人修史被官方肯定的（如《南史》、《北史》），也有朝廷命个人编修的（如《宋书》、《北齐书》）。唐以后，由于史料增多等原因，正史皆为集体编纂，当然也有私人著史如《路史》、《绛史》等的存在，但是内容价值相对前朝个人著史较低。前期个人修史，因为作者有条件接触材料，积累的材料相对后代也少，故而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可以完成，此时如前文所述，史官受君权干扰较小，所著基本可信。后世修史，工作量大，干扰亦多，所著之史难免有损。幸而，众人编纂的缺陷同时也是优势：成于众人，资料依据不一，采编水平参差，或有冲突。是缺陷，因为各家说法不一，对读者来说事“湮没了事实的真相”；是优势，因为各家说法不一给了后代考订史实的空间，比之于《路史》一类私人记述有了更大的接近原貌的可能。
提到考证，就不能不提中国史学的第四个特色，即考史论史相结合。中国史料典籍浩如烟海，其中不乏“将历史神话化”（原陕西师范大学常金仓教授语）或“将神话历史化”（辽宁师范大学毕会成老师语）的部分。如何从重重屏障之中择出“真实的历史”，成为中国史家的一个重大难题。在这一点上，给西方近代史学造成巨大影响的兰克史学提出解决办法的时间尚在乾嘉学派之后。按照梁任公先生的叙述，兰克所倡导的“科学史学”宗旨为“极忠实地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之，使其恰如本来。”中国长久以来被诟病的“乾嘉考据”，正是遵循上述原则进行史籍的梳理、考订。不仅如此，其学术源流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阎若璩等人。傅孟真曾在阐述中研院史语所的宗旨时说：“我们宗旨的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正因为我们觉得亭林、百诗在很早的时代已经使用最近代的手段……”[4]手段虽然是近代的，但乾嘉学派却将手段当做目的，反而是早期的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深谙“经世致用”之道，《读通鉴论》等堪称论史经典。综合起来看，中国古典史学虽然不如西方史学有着强大的理论系统，还是在内涵上有着许多共同的原则与信条，某种程度上，在兰克与李凯尔德争论历史应当做事实陈述还是价值判断之时，中国史家们已经兼容并蓄的解决了这一问题。
上诉诸特点，民国时诸多史家已多有提及。傅孟真“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论断即是承自“考论结合”的特点。而且中国史料纷繁复杂，若先建立一假定结论，再收集材料，必能找到许多事实来支撑观点。这就是朱本源先生反对卡尔・贝克的说法，认为“任何一个史家最后必须使他的解释模式符合于他的事实模式。”[2]严归田先生在《治史三书》中也阐述过要先广泛收集材料，之后再行整理概括之意。
随着近代以来的中西碰撞，中国史学也开始近代体制的构建。在新的社会结构下，历史不再占有原来那样重要的地位。现如今，中国史学如何进行定位成为一个新的难题。
例1 古人写字用黄纸，写错了，就用黄色的矿物颜料“雌黄”涂抹后重写。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有“以雌黄改‘宵’为‘苜’”的记载。后人把那些不问事实，妄论一番，轻易下结论，称之为“信口雌黄”。“信口雌黄”这一现象说明（ ）
A.印刷术的发明促进了文化的传播
B.古代科学与技术之间开始走向结合
C.纸的应用带动了相关技术及文化的发展
D.古人重视科学技术的传承与创新
解析 本题考查同学们对基础知识的深度理解和从材料中提取关键信息的能力。材料中“以雌黄改‘宵’为‘苜’”的记载”和成语“信口雌黄”是关键信息。矿物颜料“雌黄”类似于今天的修正液，说明纸的应用带动了相关技术的发展。由此延伸出的成语“信口雌黄”丰富了汉语，所以说纸的应用也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材料中没有提到印刷术，也没有提到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或科技的传承创新问题。
答案 C
点拨 综合近几年的高考试题，主要是围绕四大发明命题，所以我们在学习此内容时应该多留心。
这里还要注意的是，材料型选择题注重对获取信息和解读信息能力的考查，认真阅读材料是做好材料题的基础。在阅读时要根据题意抓住关键词语，提取有效信息，排除无效信息。其次要联系教材及相关历史知识，进行知识迁移，将材料反映的内容同相关知识进行有机的结合。
例2 《十袈斋养新录》载：“自明以来又多一教……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与这段记述相符的作品是（ ）
A.王阳明《传习录》 B.文征明《点阐贴》
C.顾炎武《日知录》 D.吴承恩《西游记》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同学们分析和理解历史材料的能力。材料中说自明朝以来三教之外“又多一教”，并“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并且它通俗易懂，流传广泛，“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联系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壮大，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又多一教”指的是小说这种世俗文化。
答案 D
点拨 有关古代中国科技文化的材料多是文言文，给解题增加了难度，要充分利用教材知识来帮助我们理解和翻译文言文材料。
科技文化不能独立于经济政治而存在，在考查古代中国的科技文化时，经常涉及到经济史和政治史的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做题时要打开思路，不要囿于文化史的范围。以本题为例，联系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特别是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出现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从而助于我们理解材料并得出答案。
例3 著名学者、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说，语言使人类别于兽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语言的产生是自然的造化，文字的创造是文明的奇葩。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世界文字大家庭里，汉字是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下面关于汉字与中华文化关系说法错误是（ ）
A.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
B. 汉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C. 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与发达的汉字是分不开的
D. 以汉字为载体的文化就是中华文化
解析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没有文字，文化不能记载和传承，A项正确。汉字不仅有使用价值，还有审美价值，比如书法艺术，唐诗、宋词、对联等这些艺术形式只能寓于汉字当中。汉字文化本身就是多姿多彩的，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故B项正确。语言无优劣，文字有高低，世界上很多语言没有文字或只有一些简单的文字，而汉字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是一种发达的文字系统，C项正确。中华文化对世界的贡献，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四大发明，其实汉字也是。历史上我们的邻国日本、越南、朝鲜等都曾使用汉字，只是近代以来才逐渐停止使用。
答案 D
例4 从甲骨的刻符、青铜器的铭文，到笔画详备的楷书，缀连成一幅生动的文字史画卷。观察以下图片，可以得出的准确认识是（ ）
A. 甲骨文具有现今文字的某些特征
B.楷体汉字飞舞飘逸便于抒情达意
C.甲骨文字是不可识读的刻画符号
D.楷体汉字形态直接演化于甲骨文
解析 本题考查对材料信息的归结提炼和所学知识的迁移运用能力，以及对中国古代汉字的发展演变这一知识点的掌握。甲骨文和现代文字都是象形文字，根据题干图片文字比较可知，甲骨文与现代的文字具有某些相似之处。根据所学知识，甲骨文是可识读的文字，楷书之前是隶书、小篆，楷书工整规范，“飞舞飘逸便于抒情达意”指的是行书或草书。
答案 A
1.著名科技史专家江晓原曾说：“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在20世纪初年的一些著名中国学者看来，根本就不是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当然是没有科学的。”现在仍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国只有技术，没有科学；只有sciences（学科），没有science（科学）。这种观点反映了古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什么问题（ ）
①古代中国科技发展落后 ②中国古代科技重实用，缺乏理论概括和分析 ③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主要通过经验的总结和典籍整理取得 ④古代中国社会注重社会人文问题的探讨，不重视对自然的探求，阻碍了科技的发展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
C. ②③ D. ①②③
2.中国古代书法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一些时代特点，如“宋人尚意”，即通过字体书写，表现自己追求的意境。下图为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局部），就很能体现“尚意”的特征。这幅作品字体的特点是（ ）
A. 字形方整，笔画平直稳重
B. 字形扁方，笔画平稳舒展
C. 字形严谨。笔画密集繁复
D. 字形多变，笔画简约流畅
3.苏轼对下图评价：“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由此可见该作品（ ）
A.追求布局严整
B.富于色彩美感
C.受印象派影响
D.注重诗情画意
4. “豆棚茅舍，邻里聚谈，父诫其子，兄勉其弟，多举戏曲之言词事实，以为资料，与文人学子之引证格言、历史无异。”材料主要说明（ ）
A.戏曲最初在民间街坊兴起
B.戏曲具有社会教化的功能
C.戏曲的兴起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视野
D.戏曲剧本主要由历史故事加工而成
5.北魏孝文帝深受汉族文化影响，对汉族诗文很有研究，他最不可能研究过的诗句是（ ）
①“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②“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③“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④“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A. ①② B. ③④
C. ②③ D. ①④
6. 古代中国文学主流的表达形式经历了赋——诗——词——曲——小说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反映了（ ）
①专制皇权的不断加强 ②通俗文学的蓬勃发展 ③科举考试内容的变化 ④城市经济的繁荣
A. ①②③④ B. ②③④
1.音乐学学术研究意义上的“接通”义项释读
在音乐学学术研究中引入“接通”理念，意味着要寻求一些新的研究规律和思维角度。因此，对于“接通”一词的理解就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据笔者所见，“接通”一词大概是现代人的一种创造。因此，翻开《辞海》、《汉语大词典》均无此词条。从古人的观念来看，《汉语大词典》对于“接”这个字开列了14个义项；“通”这个字开列出31个义项。这些诸多义项中渗透有某种方法论思维指向的义项，当是我们理解今人构词“接通”符合古意的索引。兹将《汉语大词典》所列相关义项开列于下。
“接”字释义：
①会合、交往之义。《国语·吴语》载：“两君偃兵接好，日中为期。”韦昭注：“接，合也。”《礼记·表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直接如醴。”孔颖达疏：“君子相接不用虚言，如两水相交，寻合而已。”
②连续、继续之义。《仪礼·聘礼》载：“君揖使者，进之。上介立于其左，接闻命。”郑玄注：“接，犹续也。”《汉书·司马迁传》：“为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
③达到、遍及之义。《墨子·修身》：“畅之四肢，接之肌膺……”孙诒让间诂：“《小尔雅·广诂》云：‘接’，达也。”
从文献来源上看，“接”之所用去古久远。
“通”字释义：
①到达、通到之义。《国语·晋语二》：“道远难通，望大难走。”韦昭注：“通，至也。”
②共用、互通之义。《礼记·内则》：“外内不共进，不共渭浴，不通寝席，不同乞假。”
③开辟、疏通之义。《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开通道路，毋有障塞。”
④施行、实行之义。《易·系辞上》：“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
可见“通”之使用历史同样古老。古人在分别使用“接”与“通”这两个字时，包含有“会合”、“交往”、“连续’’、“继续”、“达到”、“遍及”、“到达”、“共用”、“互通”、“开辟”、“疏通”、“施行”、“实行”等相当丰富的含义。整合这些具有方法论思维指向的义项，应当说“接通”一词应该有“开辟”、“梳理”、“会通”、“连接”的当念。这些理念与古人的理解应该是相通的。因此，项阳君将“接通”的理念切入中国音乐文化史领域中“历史的民族音乐学”学科，契合古义，彰显新说，充满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力。
2.“接通”的思维指向首先应“接通”的是历史事项得以存在的历史文化生态环境
从强调音乐学“学科接通”的意义上看，笔者认为“接通”使得研究者增加了关注历史文化生态的意识，这就为研究者在更为深入、更为广泛的领域思考研究对象提供了帮助，同时也会由此衍生出更多新的研究课题。
项阳君归纳出的九个“接通”理念为：“当下与历史接通”、“传统与现代接通”“文献与活态接通”、“宫廷与地方接通”、“官方与民间接通”、“中原与边地接通”“中国与周边接通”、“宗教与世俗接通”、“个案与整体接通”。可以说这些“接通”的产生都依赖于对不同历史时空的文化生态环境的描述。在中国古代律学史的研究中，笔者通过接通中国古代文化生态环境，对中国古代律学理论中具有起始意义的重要理论命题“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尚书·舜典》）有了较为深刻地体悟。“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清楚地反映出古代哲人“天人合一”的思维内涵。《易传》有言：“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里所涉及到的人格精神、日月轮转、四季变化、精神慰籍，应当看作是对这一古老命题赖以存在的文化生态的描述。具体来说，所谓“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实则是要在修订历法，以利民生的国家意义层面，寻求一种标准化的计量制度，在这种制度建立的过程中，作为确定乐音音高的律，发挥了具有经验科学意义的重要价值。所以要获得对这一理论命题的全面感悟和认知，就不能孤立地从音乐发展的层面来看待，需要接通当时的文化生态环境。从古代历法、古代度量衡、古代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实际等方面去观察和思考。从建立国家制度的层面来看待“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就会发现这一命题构建的是一个以“礼乐”文化为基础的文化系统，其中确定黄钟律管音高的长度、体积、容受、重量等项因素成为其中的主要内容。这些标准计量单位的确立，彰显着“律”的另一个含义。它“不单单是一种关于知识本身的组织问题，而且也关乎人间社会的秩序问题，更涉及到人间秩序与宇宙秩序的关系问题，而是关乎‘万事根本’（《史记·律书》）的终极依据。”正如清人王明德对于历律、音律与法律三者之间的关系的描述：“飞灰测气，则阴阳正，物候齐，民生遂，累黍得度。度成量，量成衡，则民情平、经画正；强锄弱翼，则曲直伸、是非明；民志畏，礼义赖以隆，教化赖以洽，道德仁义赖以大著于天下。谓非开物成务，法天乘气所必由欤！”可见先人是深悟古人文化传统的。因此，作为音乐实践基础理论的古代律学其赖以存在的文化生态环境可谓富含广阔，内容丰厚。必须予以足够的关注。
3.关于“走向历史的田野”的又一种体验
项阳君曾经指出：“历史学家为了把握‘活态的历史’，将活材料与死文献接通相互印证，以人类学方法论为指导走进‘田野’实践、感悟，这是历史的田野，在田野中感知历史。”
笔者非常赞同项阳君提出的这个非常富有诗意的理论命题——“走向历史的田野”。它鲜明地体现着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向民族音乐学以及音乐史学研究领域渗透的时代学术风采，又饱含着从业者孜孜砣砣、坚韧卓绝的敬业精神，具有十分强烈的感召力。但是，如果我们把当代民族音乐学家田野工作的内涵予以历史时空的外延扩展，似乎还可以有另一种体验，那就是它也可以理解为对历史文化生态环境的探求。这里的“田野”，当是历史时空下的相关历史事项的文化生态环境。
笔者所撰《京房六十律“律值日”理论律学思维阐微》一文，对于京房六十律“律值日”的理论阐释得益于对《周易》卦气理论的理解。《周易》作为哲学蕴含深刻的术数之作，在两汉间初步展现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在这样的历史文化生态环境中，京房幽游其间，将“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传统衍接为以“律值日”为主要内容的“六十律”文化样态。如果不对《周易》、以及相关术数得以存在的文化生态环境作类似考古工作的“田野考察”，则不能对“京房六十律”所具有的理论律学内涵和应用律学内涵做出相应的判断，也不能将上古律学发展的文化蕴涵“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与汉代的“钟律”律学文化发展接通。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体验了“走向历史的田野”的学术魅力。
4.“接通”思维指向的核心是要在“同类异质”或“质近”的文化样态中寻求一种沟通。而这种沟通在于揭示历史现象中的某些隐性规律
本次论坛着意研讨“学术跨界与学科接通的范畴与方法”。笔者以为无论从学术或学科的哪一个视角来看，跨界与接通都具有“在‘同类异质’或‘质近’的文化样态中寻求沟通”的意蕴。
笔者从钟律的理论定位出发，透析了京房以来的一系列理论律学成果，在重点研究京房、朱载堉、江永等人的律学成果中感悟到，由“接通”的思维指向，使得律学史上的一些隐性规律得以明确。古代律学史上作为“理论律学”思维的源头是国家制度层面的“同律度量衡”学说。而其思维之源则是上古历法理论。由于精密确定历法时日会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重要影响，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农耕社会发展的基础，由是得到国家层面的关注。其在上古则有前述的“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的理论命题。到了京房时代在此命题基础上衍生为“律值日”的理论，到了朱载堉时代，则进一步发展为“律历融通”的命题。江永在并未知晓朱载堉“新法密率”的情况下创设的“新律”亦称律与“历所以相通……自有默相契合之理”，并由此推衍出他的“今律”理论。于是笔者在“接通”思维指向的引导下获得了对“律历相通”——这一隐性律学思维脉络历史流变过程的认识。
此外在应用律学的层面上还可见，“均差律学思维”的产生、发展具体展现出其与“律历相通”文化观念的一脉相承。就朱载埔的“新法密率”和江永的“今律”来看，都具有“均差”的思维内涵。它们虽然时代不同，内容不同，但潜在的对于“律”应该做出均等划分的思考，均归咎于对于历法层面时日等分原则的认知。朱载埔从均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的历法计算中获得了以“开方”求解“密率”的“新法密率”计算方法；江永则在历法等差递减的规律中摸索出具有谐音特点的“今律”等差递减经验；这里根源于古代历法的“均差律学思维”，当视为一种隐性思维原则的发现。
在如上的学术思考中，还可见理论律学与应用律学互证，使得“律历相通”的隐性内涵有了更为深刻的逻辑性。
5.“接通”与“继承”的辨析
“继承”一词，经常使用。从现代辞书上看“接通”与“继承”都有“继承”、“承受”的含义。但如果追寻历史，则知“接通”是现代人的创造；“继承”却有着去古未远的来源。《汉语大词典》所载宋代韩玉有《念奴娇》词提及“继承才业，算是真名族”之句，或可视为该词的最初使用，应当说“继承”一词的使用还是有历史传统的。从学术研究的层面上看，“继承”更多描述的是历史纵轴上的显性因素，如上述宋人韩玉所言的“才业”。而“接通”的含义却更明显的表现为将某些断裂的历史事项予以连接、贯通的所指，其所应对的也可能是一些历史事项中的隐性因素，试举例如下。
就学术传统的继承而言，笔者曾分析到京房六十律所具有的理论律学的文化内涵曾被梁武帝继承，其所创造的“四通十二笛”更大的可能是在“推转月气”的候气活动中能够取得“悉无差舛”、“还相得中”的有效实践。京房六十律所具有的应用律学的文化内涵曾被陈仲儒继承，他通过对京房“准器”殚精竭虑的深入研究，认为在音乐实践中寻求三分损益律的旋宫转调并非不能。他所研制的“准器”能够“错采”京房“准器”之“众声”，并参照“琴五调调声之法”实现了“十二律必须次第为宫，而商角徵羽以类从之”的旋宫转调实践。对于这些内容的阐释相对来说都具有历史纵向的显性特征。
就学术传统的“接通”而言，笔者在“律历融通”的跨学科背景下探索了江永“今律”理论后，发现他的“今律”设计符合了12-24号谐音的音程规范。其六阳律音阶又与曾侯乙钟徵调式音列所体现的谐音列开管吹律产生的“六律”音阶成逆向吻合。这些判断应当是江永的“今律”理论与古老的“谐音列”律学理论的一种接通，它们应当能够体现将近两千年时空范围内谐音理论传承所出现的断裂给予的连接和贯通。其所揭示的谐音律制特点具有隐性规律特征。
这里“接通”的思维指向赋予我们“将某些断裂的历史事项予以连接、贯通”的研究思路，但更为重要的是它启迪了我们“追寻历史内在脉络的学术自觉”，给了我们一份远离浮躁世态的学术宁静。这正是目前音乐学学术研究所应积极倡导的。
论文提要：都江堰并非战国末年秦国所修，而是古蜀国时代，距今三四千年前所修
‘完璧归赵’这个成语，全中国高中以上文化的人，以及全世界喜欢中国传统文化的老外，都知道吧？这成语出自。这篇传记，几十年来一直是高中语文课中的篇章。从这篇传记可以知道：作者司马迁对秦昭王了如指掌，他对秦昭王的言行音容的描写，将一个贪婪`、自私、蛮横而又不守信用的王者小人形象留给读者，此外、等史籍反映出的秦昭王的丑恶嘴脸，也令几千年的读者，对秦昭王产生鄙夷，仇恨之情。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向秦王上《谏逐客书》的直接原因是，秦王驱逐为秦国修水利工程郑国渠的客卿郑国，从而一并驱逐其他客卿。既然当时秦派出的官员正在千里之外的都江堰大修水利，为何同时在秦国本土修水利的工匠郑国却要被驱逐并杀头呢?太不可思议了。重视蜀地水利却反对秦本土水利，可能吗?后经郑国和大臣们握理力争，秦始皇才同意已修一半的郑国渠继续修。
除开之外还在其他篇章，如、等文章中，用几千字描写秦昭王，甚至包括秦昭王时代的一些小事。如汉中守任鄙卒等，都有记载，而洽洽在比秦修长城还要伟大的秦修都江堰一事上，，司马迁只字不提，司马迁写秦史，资料抄于，今天，我们翻遍秦史，找不到半个字说秦修都江堰一事，在第一个记载都江堰的中国水利史专著中，亲自到过都江堰的司马迁把都江堰的开凿年代，排列在夏禹之后，春秋之前，而.并非秦代.
司马迁去世后300多年，有一个人名叫应劭，是东汉末年桓灵时代的山东泰山太守，他并未到过四川及都江堰.他曾经屠杀黄巾起义农民数千人，又俘虏起义农民的家小老弱几万人，因而升官.并非史学家的应邵，是''秦堰说''的始作俑者，他在其志怪小说中，首先提出'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该书亡佚，约成书于公元197----204年，后人有辑佚)
对于应劭首倡的’秦堰说'，历来有史学家文化人表示怀疑，东晋的蜀州(江源，今四川崇州市)史学家常琚在其史学专著>中，就用曲折的方式，否定了'秦昭王修都江堰'之说.常琚在其>中抬出一个上台第三天就死了的秦孝文王，说’’秦孝文王使李冰为蜀守''，三天内，除去登基大典，生病延医，驾崩，出丧等，根本上没时间完成一位封疆大吏的推荐，考察，选拔，任命，下诏，谢恩等漫长复杂的程序环节.作为专业史学家，作为都江堰本地人，常琚这样与''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的提法唱对台戏，其良苦用心是:要让后世的细心的史学家从中发现矛盾与蹊蹺，从而让后世的细心的史学家来完成推翻''秦堰说''的历史使命.都江堰本地人常琚的说法，肯定比没到过四川都江堰的应劭的说法可信.
然而，由于虚拟的''秦昭王修都江堰''的说法在东晋已成气侯，致使常琚也不敢正面向''秦堰说''挑战，只能以一个上台第三天就死了的秦孝文王来架空’’秦堰说’’.
从魏晋以降，蜀人为抵制`淡化''秦堰说'，又造了一个神通比所谓的''秦守李冰''更广大的治水之神----二郎神.在四川，在都江堰，二郎神在民间的信仰与崇拜，长期千多年一直压过''秦守李冰''，出现了清末四川巡抚崇实所叹的’’子掩其父’’现象..唐.杜光庭，将凿都江堰之功，归于大禹，而不言所谓的’’秦守李冰’.
据清.乾隆>(都江堰市原名灌县)载:''疏江亭''，又名导江亭，在治西二里.相传大禹导江于此，后人有碑尚存.’’明.杨升庵写道::''井居需养非秦政，作堰淘滩是禹神''，明确将修都江堰的功劳，归之古蜀先王大禹，而非是秦王朝的政绩..清.嘉庆年间，都江堰由谁开凿，之事，再起争议，后来咸丰年间，成都水利的司马粟公将上歌颂大禹治水的名句'蔡蒙旅平，和夷底绩''用斗大的字，刻于二王庙内最显眼的位置，至今犹存.清人胡渭中，明确否认秦守李冰''穿成都二江，而将其事归之大禹.
1943年，有一些史学家在三卷九期发表文章，质疑''秦堰说''考古学家卫聚贤说;现在成都一带，标明为'专修河堰'的工人，都是羌人''灌县都江堰的修堰，亦多用羌人.可见羌人蜀人，作为大禹后裔，早有治水修堰的传统.黄芝冈教授在中说:李冰即古蜀国国王鳖灵(令)，鳖灵合呼即为冰.，冰亦即中的水神冰夷，而非秦昭王派出的’秦’守冰’’.
川大教授蒙文通在中说’’:蜀土有二江，其来旧矣!’’，认为成都二江早在秦昭王派人来“修堰”之前就存在，而决不是秦昭王派人来修建的。此外，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喻权域`魏达义，郭发明，剑虹等论文，都对’’秦堰说’’提出了怀疑.
1982年，笔者在发表论文，1987年，笔者又在发表的内容摘要在当年的，，等刊物转载.2000年，成都金沙
古蜀国文明遗址出土，为怀疑''秦堰说''的学者们提供了物证，此外，笔者进一步查找了大量史料，以充实论据..2004年5月，央视拍摄都江堰专题片，采访笔者，笔者在片中简述了李冰是古蜀国国王开明，二郎神是古蜀国的开山祖宗蚕丛王(纵目人)的观点.当年8月该片在
古今中外建置城市的一个必要前提是交通，在古代没有汽车、火车、飞机、电动车。。。。。，舟船便是常用快捷的交通工具了。成都曾多次出土3000多年前的船棺，说明那时成都己普遍行船。行船的前提是有河流湖海。成都本无自然河流，只是李冰在成都开凿了人工河二江之后，成都才有了河流。《史记。河渠书》说，冰“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以行舟，有余则用溉浸”说明人工河的首要目的是交通，其次才是溉灌。2000年，成都金沙古蜀国文明遗址出土，该遗址和成都平原另一处古蜀国文明遗址三星堆一样，雄辩地证明了早在秦灭蜀之前，蜀国就是交通便利农产丰腴的天府。2005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决定以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图案，原封不动地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同年，以金沙遗址为基础的大型歌剧《金沙》进京演出，轰动全球。金沙的数千件金器、玉器青铜器牙雕、木器、陶器绘画漆器等图像令人叹服，令人照搬复制摹仿.
能创造那样灿烂文化的古蜀国人应当有饭吃，有衣穿，有水喝，有水用吧?要吃饭必须种水稻，种水稻必须有灌渠，这就涉及一个问题——成都平原上的灌渠，是在金沙文明时代就有，还是在一千多年后的‘秦昭王’末年才有？如果是后者，将无法解释‘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定律。没有都江堰水利水利工程，则不可能有金沙文明和三星堆文明
假如都江堰水利工程真的如应劭所说，是秦灭蜀之后60多年，才由秦昭王派人来蜀修建，那么，从秦昭末年上溯到周代、商代、夏代，四川盆地成都平原的人民都不吃大米饭，不种水稻，不穿衣裳，不种桑柘，不行舟楫，不运商品，而要饿着肚子，光着身子苦盼两千年后由几千里外的秦国的昭王派出救世主来修建都江堰，来开拓天府？
事实上，天府早在秦昭王之前很久就存在，司马错在劝秦惠王灭蜀时，就说蜀国是天府，，可以利用天府丰厚的物产财力，浮江伐楚，进而夺取天下。事实上，秦昭王27年(前280年)，秦将司马错’因蜀攻楚黔中，拔之'、秦昭王30年(前277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这些利用蜀国物资伐楚成功的前提是：蜀国必须是富饶的天府.而天府的形成，是都江堰带来的。所以说都江堰是早在秦灭蜀之前就存在着，都江堰不是秦堰，而是创造了辉煌的金沙古蜀文明、三星堆古蜀文明的古蜀国本土人民修的蜀堰。按应劭说法，则司马错、张若浮江伐楚时，成都还没有二江，没有都江堰，秦军拿什么浮江?难道战船在陆地行走吗?能创造出金沙太阳神鸟金箔艺术的古蜀国人民，要穿衣裳吧？制衣要栽桑养蚕吧？而栽桑养蚕的发明人，正是古蜀国人。蜀字象形，象一条夸张目（眼睛）的蚕虫，古蜀国开国之王蚕丛王，正是古蜀国先民图腾崇拜的对象。黄帝为什么要娶古蜀国的嫘祖为正妻呢？因为古蜀国人善于种桑养蚕。缫丝织帛。古代成都又叫锦城，即缘于此。
那么，为啥应劭以志怪小说形式出现的‘秦堰说’能掩蓋《史记》将都江堰开凿时代放在夏禹之后，春秋之前的正确表述呢？因为《史记〉严肃，一丝不苟，因为‘秦堰说’裹着花稍的糖衣。古人云：‘言之无文，其行不远’，在文肓众多的古代中国，大多数人不能通过读史书获得历史知识，只能口耳相传。一个说法，要流传广泛，流传长久，必须有文彩有离奇、有世俗味儿。笔者2005年游镇江，问当地人辛弃疾〈北固亭怀古〉写的北固山在哪，路人皆不知，我改问甘露寺在哪，行人都知道，其实甘露寺就在北固山，因有皇叔招亲，龙凤呈祥的传奇色彩，所以一般人都知道。笔者在都江堰问行人，知不知道清朝主持维修都江堰的官员丁宝祯，行人都不知。笔者改问宫保鸡丁，行人都知道。其实丁宝祯就是丁宫保，
〈史记〉的正规严肃的记载，被“秦堰说”掩盖，正是民间追求传奇世俗心理起了一定作用。 〈史记。河渠书〉是第一个记载都江堰的，它将开凿都江堰放在夏禹之后，西门豹治水(前440年)之前，该书说:'于蜀，蜀守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话无离奇.，无怪力乱神，很雅训。我们再看晚于 300多年的应劭，是怎样将'秦堰说'裹在离奇古怪的情节中，以吸引受众的:
“秦昭王遣李冰为蜀郡太守.开成都县两江，溉田万顷.江水有神，岁取童女二人以为妇，不然为水灾.主者白:出钱百万以为聘.冰曰:不须，吾自有女.到时装饰其女，与以沈江水.径至神祠上.神坐，举酒酹曰:今得傅九族，江君大神当现尊颜相进酒，冰先投杯，但澹澹不耗.冰历声曰:“江君相轻，当相伐耳！”拔剑忽然不见。良久，有两牛斗于岸旁。有间，冰还，流汗谓属曰：“吾斗疲极，当相助也。若欲知我，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绶也！”主薄乃射杀北面者，江神遂死。
上述情节显然是抄袭春秋时西门豹治邺时与河伯娶妇迷信活动斗争的故事，其中有许多不可信之处：一是太守主薄都是汉以后官名，战国无此二官名；第二，人不可能变牛，；第三江中并无江神；第四，把人神化；第五，从〈史记〉看，冰凿离堆穿二江在商周时代，而不是战国末年的秦昭王时代。
可是，虚假的东西因有花稍诱人的外衣，因而以假乱真，正如前人所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婢女，应劭为什么要抬出秦昭王？因为秦昭王时代是秦国军事胜利最多的时代，是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武功基础的时代。再则，秦昭王在位时间长达56年，有空可钻，第三，应劭崇尚武力，崇拜铁血人物，在黄巾起义中，更幻想有秦昭王式的铁腕人物下凡，稳定社会和政权。“成者为王败者贼”，秦灭蜀，秦是成者，蜀是败者，败者吃亏被埋没，被掠美。
为了恢复历史真象，我们不妨把编年体的〈〈史记。河渠书〉（不是〈〈史记。秦本纪〉〉）抄录如下：
1段-----“夏书曰：禹抑洪水。。。。。。
2段----自是之后，。。。。。。于蜀，蜀守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
3段----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
4段----而韩。。。。。。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抵瓠口为渠，。。。。。。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渠就。。。。。。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这段140多字，出现6个秦字，它详细记载了秦修郑国渠其中秦王的态度言行及郑国的对话等，详尽而生动）
5段----汉兴三十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
6段----其后四十有余年。。。。。。
7段----是时郑当时为大农。。。。。。
8段----其后河东守番系言。。。。。。
9段----其后有人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
10段----其后庄熊罴言。。。。。。
11段----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
12段----天子既临河决。。。。。。
13段----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深刻了解秦昭王，在〈〈史记〉〉中用几千字描写秦昭王的司马迁，不可能在秦昭王修都江堰这种大事上只字不提。细读〈〈史记〉〉，可知冰凿离堆穿二江成都之中的时代，决不可能是与秦修郑国渠同时的秦昭王——秦始皇时代，而是比郑国渠早千多年的商代，比成都金沙文明遗址所反映的年代还要早些，与蜀地故老传说中的凿玉垒山，凿江沱的鳖灵王（古蜀国开明王朝的第一代蜀王，又称开明）相对照，鳖灵即冰，冰即鳖灵。
李冰身份由古蜀国国王被打扮为战国末年秦昭王的太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汉末年桓灵时代的黑暗腐败，谶纬迷信，造神成风，卖官鬻爵，谎言充斥，宦官专政。。。。。为官者打胡乱说，信口雌黄比比皆是，形成社会风气习惯性撒谎。诸葛亮〈〈出师表〉〉说：：‘先帝与臣每论及此，未尝不叹息于桓灵也！’叹息什么？叹息小人当道，谎言成风。应劭作为灵帝时升官的官员，当然难避说谎的嫌疑。事实上，应劭首倡的秦堰说，就是一个千古的大谎言。
关于‘蜀守’的守字，应作为诸候王讲。〈〈史记〉〉中，守有至少两种不同含义。守作何解释，要看守所处的不同时空。据司马迁自序，司马迁的祖先在周朝时，是程国守（诸侯王）后来，‘失其守而为司马氏’，说’诸候为天子守土，故称守.’〈〈吕氏春秋。君守〉〉中的守字，也当诸候国君讲。夏、商、周三代，天子巡视诸候，叫巡守。‘‘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国语。鲁语下〉〉：’社稷之守者为公候，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将李冰排在商周时代，当然只能是古蜀国诸侯王.另据载:周赧王元年，(前314年)’秦惠王以张若为蜀国守.’其时，秦灭蜀才2年，还未设郡，故张若为蜀国守，即蜀国最高长官.比蜀国守张若早千多年的蜀守冰，只能是蜀国守，即蜀国国王..作为东晋的地方史志远离中央政权'不必避讳国字，而处于汉武帝大一统中央集权强化的时代，处于汉武帝用兵西南夷，平乱西南夷的时代，作为官方史官司马迁，只能避讳在西南出现国中之国，忌讳写出’蜀国守’字眼
关键词：内容；自主评价；学术成果
北师大版的《中国古代史》在国内占有一定的地位，广受各大高校及学生的好评。很多考研学子都将这套教材作为历史学专业考研的参考教材，可见，此版本教材的确有超越其他教材的优势。笔者就北师大版本教材的优点和不足之处，提出自己尚不成熟的一些看法，以求教于各位老师和朋友。
一、五大优点
教材与教材的区别之处主要体现在教材的设计与编写两个方面，北师大版《中国古代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编写的亮点
此版本教材优于其他教材之处在于它每一章节前的总体叙说及每一章节后添加了本章节的朝代世系表。这是很多教材所没有的，譬如朱绍侯等编写的中国古代史。总体的概述便于使用者在学习前了解该章节的大致内容和方向，利于使用者宏观掌握本章节内容。而朝代世系表能够使使用者以时间为轴，事件为点，有助于使用者理解和记忆。
2.编写的合理性
对于北师大版的《中国古代史》，笔者以为它的编排亮点体现在内容的合理整合，此版教材并不是将所有内容以时间顺序进行罗列。而是编者在去繁就简的基础上对历史内容进行整合，根据历史发展过程的特点，抓住中心，突出重点。对重点内容进行详述，对只需浅尝辄止的内容，往往一笔带过。使学习者掌握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了解历史知识的基本线索。反之，如果面面俱到会使使用者有坠入烟海之感。
3.内容的史实性
顾颉刚的“古史层累说”提出后，给史学研究敲了一记警钟。对于历史，我们要用严谨的态度来对待。严谨，是真实历史的及格分数线。而北师大版的《中国古代史》遵循这一原则，在很多内容的编写上都对材料的出处有所注明，这反映出校编者注重历史的真实性，不对历史胡编乱造抑或轻易发表言论，遵循“论从史出”“以史为证”的原则。
4.自主评价
此版教材几乎没有对人物进行评价，这是一大进步。“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通过对历史人物实际的描述，使学习者对人物形成自己的评价，尽量摆脱政治、阶级和宗教等因素的干扰，同时还能激发使用者（学习者）对历史的思考。
5.鲜有错字
不少教材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错字是高校教材的一个普遍现象，有文字的使用，就有出现错字的可能。北师大版《中国古代史》几乎未存在这样的现象。笔者以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出版物中的文字个个都有自己的特殊“使命”，错字往往体现出校对上的不严谨。因此，笔者认为北师大编校这种警觉之心以及防范错字的意识是值得学习和提倡的。同时，笔者以为实打实地逐字进行甄别、不放过任何一个错字，应该成为编校者的工作理念。
二、三大缺点
然而，任何事物都不是完美无缺的。笔者在拜读北师大版《中国古代史》之际，发现了此版有一些不妥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部分历史内容存在争议
笔者拜读此版本教材时，发现多处内容仍存在争议。笔者简要列举一例：此版本对于“三监”的描述为管叔、蔡叔、纣王子武庚。但这只是学界的一种说法，还有另一种说法，“三监”是指管叔、霍叔、蔡叔。山东大学冯浩菲教授在考证古籍以及对其分封地研究后，发文认为“三监”应是管叔、霍叔、蔡叔。并且第二种说法也是学界广为认可的说法。因此，笔者以为对于学界争议较大之处，应当将所有说法罗列，便于学习者认识到关于此点的争论。
2.未及时吸收最新学术成果
北师大版《中国古代史》在学术成果上未及时更新。此版本教材主要适用于本科大学生。就大学生的知识容量和认知水平来看，对于接收新的学术成果是十分有必要的。然而，在这一点上，北师大版还有所欠缺。史学研究是历史教学的基础，历史教学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利用和推广历史学研究成果的过程。历史教材作为历史学习的主要依据，是否能及时恰当地吸收史学研究新成果是至关重要的。比如：关于商鞅变法的时间考证，最先一说是公元前359年是第一次商鞅变法的起始年代，后杨宽《战国史》研究将公元前356年作为商鞅变法的起始时间。后黄中业《战国变法运动》证实了公元前356年为商鞅变法起始时间。虽有商鞅变法起始时间为公元前359年一说，但现今都基本统一使用公元前356年。笔者以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实力雄厚，而其编写的《中国古代史》作为历史本科学生使用的教材，在吸收学术成果方面应走在前沿。
3.部分内容交涉不清
部分内容交涉不清也是此教材存在的一个问题。内容交涉不清，会带给使用者困惑与障碍。比如：教材在记叙魏的制度设置时，提到“建安年间，曹操还在霸府设置校事和刺奸之职。”在文中只对校事做了解释和阐述，并未对刺奸制度进行一字诠释，让使用者对刺奸制度一词无从所知。再如：教材在讲到元朝灭亡时，曾如此描述“……刘福通建立宋朝政权后……‘三辅震恐’”三辅指代何意，使用者难以理解。《中国古代史》不是普通的历史读物，而是以历史教材的身份出现，因此，它要充分考虑学生的接受度、知识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以上为笔者拜读北师大版《中国古代史》的所思所感，由于知识能力有限，相关问题不能具体而清晰地阐述，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胡胜武.历史研究要从史实出发[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1995（08）.
本文以历史唯物观的新视角，解读古文献中的难解之谜。在剔除人类远古历史所笼罩的神话迷雾之后，从古老文献中获取了极其珍贵的文史资料，把人类可以传承的历史推延到10万年以上。虽然还不足以成为定论，但是却给出了进行研究的方向和线索，对于从事人类远古历史研究的学者，应该是有所帮助和启迪的。
事实证明：继承和发扬东方太极思维智慧，在现代科学中是可以有重大发现的。
关键词 太极思维 神话 人类远古历史 天倾西北
笔者运用东方太极思维智慧，在研究传统的科学工作的疑难问题过程中，发现了科学界存在的一个“漏洞”：即地球自转轴不仅仅是在绕日轨道上进行以年为周期的公转；也不仅仅是在恒定的、与北天极存在东倾23.5度的夹角位置上以日为周期的自转；还应该存在着沿经线方向发生的、周期长短不一的快速翻转（以下简称地球翻转）。而最后的这一种自然现象，确实是科学界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的新发现。当笔者尝试着运用地球翻转的观点去解析人类远古历史的记录资料时，非常自然的解开了曾经被曲解为“神话”的种种学术上的无所作为，甚至是荒谬的论断。
一、事物的发展和演进规律
对于事物的发展和演进，虽然哲学上早就已经阐述清楚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但是，在实际处理或观察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人们却常常忘记了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道理，而常常以主观愿望去进行直线式的思维和考虑问题，当然避免不了出现失误，甚至发展成为荒诞。
从天气变化的情况看，从冬到夏虽然总体是由冷变化到热，但是在逐渐的变化过程中，从来都是乍暖还寒的交替着变化上升的。从夏到冬的过程也是一场秋雨一场寒的交替着变化下降的。从历代王朝的发展更迭看，从王朝的建立到鼎盛，总体是上升的，仔细解析看依然是时好时坏的交替着变化的。人类的历史依照现在历史学家的认识是上下5000年，人类从类人猿起步，真的就只用5000年就达到了鼎盛的现状吗？就没有经历过全球性的巨大波折吗？什么时候经历过什么样的全球性的巨大波折呢？在人类可以传承的历史上，究竟经历过什么样的全球性的来自自然界的折腾呢？
事物有正常状态，那不是事物的全部；事物必然还有异常状态。只有事物的正常状态和异常状态相结合，才是事物的全部，那是“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含义。成语中的“易如反掌”被绝大多数人都理解成为“容易得象翻过手掌一样”。其实此语说的是：“易”如同手掌一样，有掌心（阴）和掌背（阳）的阴阳关系。近300年发展起来的地球科学的地质学中，目前重视的和详细研究的，只是“地球平稳运转、生物渐进演化”的完全正常的那部分，即所谓“阳”占优势的那部分。正常的发展演化为阳，那么相对于阳的阴就应该是异常的部分，即灾难的部分了。那么平常的火山爆发、地震、海啸、洪水、泥石流、山崩等等局部的灾难，只是那阳中之阴。可是在地质学的实际工作中，发现并积累了许多非常怪异的沉积记录和现象，用已知的地质学知识根本无法合理地解释那些现象。所以笔者在学习和掌握了那些阳中有阴的地质学知识以后，认真地去研究了一下那阴中有阳的部分，结果成功地发现了地球翻转的自然现象。地球翻转的异常状态就是相对于“阳”的“阴”了，可是水动力作用、沉积物的沉积、波浪的洗劫等仍然是正常的作用过程，遵照平常的正常状态的规律起作用，这就是“阴中之阳”了。将这些“阴”和“阳”有机地综合起来，地球地质作用状态的“太极图”就形成了，那才是地球地质作用状态的全部。用以去解决地球科学上的“未解的疑难”问题，那些未解之谜的问题就全部都被科学而合理地解释了。
对于阴阳之间的转化，按照客观规律是必然要发生的。白天过后就是黑夜降临；黑夜过去就是白天。同样的道理，正常状况之后必然有自然灾难；而灾难之后应该是正常状态。正所谓“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
二 解读希罗多德的《历史》记录
首先依据依稀的古籍记载，看看人类可以传承的历史在埃及的表现：在《历史》上册第二卷一书中，希罗多德记录了海里欧波里斯一位僧侣告诉他的资料：“(142)埃及人和他们的祭司所告诉我的事情就是这些了。他们跟我说，从第一个国王到最后的那个海帕伊司托斯的祭司，中间总计是三百四十一世，而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们也就有相同数目的国王和祭司长。三百世是一万年，三世等于一百年。不把三百世计算在内，剩下的四十一世则是一千三百四十年。这样算来，全部时间就是一万一千三百四十年；他们说，在这全部时期当中，他们没有一个国王是人形的神，而在这段时期之前或之后的其他埃及国王当中，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因此他们告诉我说，在这一段时期里，太阳逆、反常规地升起了四次；两次它是在它现在下落的地方升起的，两次是在它现在上升的地方下落的[1]”。希罗多德在记录远古历史上的权威性，历史学界是非常清楚的。请注意，述说者没有说他们的国王是神，记录者也没有记录成是神，可是不知道在哪一位学者之后，这些记录就变化成了神话。关于太阳两次从西边升起的历史记录，如果没有全新的地球翻转的观点的话，笔者也无法解释那种现象。可是依然不知道是从哪位历史学家之后，那种重要的历史记录资料，被不求甚解者无知的贴上了“荒诞无稽”的标签，使后来者或者望而却步，或者人云亦云。人类远古的历史就这样被荒唐的曲解了。
利用地球翻转的新观念解读一下看看：人类最近一期文明应该持续有大约13000年了。这是11340年加上2000年左右，可以得到的数据。如果发生地球自转轴的自然快速翻转的话，那么就应该在13000年以前。地球翻转现象就目前的认识，应该每次翻转在90度左右（笔者的其他文章已有论证），翻转的周期大约是以“一万年”左右为单位。所以每发生两次同方向的翻转运动，地球自转轴就自然发生南北极的倒向置换。那个时候，我们的地球不是象现在一样从西向东转，而是象现在的金星一样，从东向西进行着运转（建议读者利用按照现在运转方向转动的地球仪，把南北极倒置进行观察和思考），太阳就非常自然的从西边升起，而在东边落下。如果是两次太阳从西边升起，至少应该发生过8次以上的地球翻转运动。粗略地估算一下，古代人类能够传承下太阳从西边升起的实际状况的记录，至少应该有8-10万年的历史吧！
三 中国古籍中的有关远古历史的记录
“在中国，已经消逝的时代被称为‘纪’，据说，从太初时期到孔子诞生，其间人类已经度过十纪。每一纪结束时，‘山崩地裂，海水暴涨，河流转向，淹没地上万物，毁灭所有生灵[2]’”。这些文献记录的现象，在认为人类历史只有上下五千年的学者眼中，肯定是荒诞无稽的神话。对于这个河水倒流问题，徐旭生先生曾经就洪水与洚水进行过考证：“按古初传说是写作洚水，按着战国时期普通的用法却写作洪水。孟子孥‘洪’来解释‘洚’，是用当时语解释古语。至于洚的意义，孟子所解释的‘水逆行’同说文所解释的‘水不遵道’，大致相近。许慎大约是感觉到水无法‘逆行’（逆行就是俗话所说的倒流），所以用‘不遵道’的解释减轻‘逆行’的意义[3]。”利用地球翻转的观点，对于上述的灾难现象非常好解释，就是地球自转轴的突发性快速翻转运动，导致海水飞扑大陆上，水当然就会不遵道，而且在河道中的水与飞扑到陆地上的大水会反常规的逆行。与此同时，地壳的运动引起地震和火山爆发，而大量的火山灰高飞在积雨云之上，造成天昏地暗，也就会出现几十天的混沌时期。这些自然现象在古籍中都有所记载，可是被不求甚解的学者们曲解成了神话。谬种流传，贻害何止千年啊！
《淮南子·天文训》中记载：“……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尘埃。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这段文字曾经被许多人引用，但是人们注意的是共工生气撞山，而没有人注意到“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的真实历史意义。仔细地解析一下看看：能够记录下来上述的天象变化，首先必须要有先期的天象观察记录，在地球翻转的大灾难之后，人们能够继续观察天象并记录资料的时候，将前后时期的天象记录资料进行仔细的对比研究以后，才可以得出那珍贵的11个字的古天文研究成果。而天倾西北的现象正是地球翻转的地面观察记录。也是证实最近一次地球翻转自然现象的，凤毛麟角般宝贵的极品古董啊！
对于上古时期的十个纪，其名称分别为：“其一曰九头纪即人皇氏真源赋人皇厌倦尘事乃授籙於五姓二曰五龙纪春秋命历序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驾龙曰五龙真源赋五姓乘云车而治天下三曰摄提纪五十九姓四曰合雒纪四姓五曰连通纪六姓六曰叙命纪四姓七曰循蜚纪巨灵氏以下二十二姓遁甲开山图巨灵胡者偏得神元之道造山川出江河神化之宜兴元气齐生为九元真母八曰因提纪十三氏丹壶书皇次四世蜀山豗傀六世浑敦七世东户十七世皇覃七世启统三世吉夷四世几遽一世狶韦四世大巢二世遂皇四世庸成八世凡六十七世是为因提之纪九曰禅通纪丹壶书仓颉一世柏皇二十世中央四世大庭五世栗陆五世丽连十一世轩辕三世赫胥一世葛天四世宗卢五世祝融二世昊英九世有巢七世六（上六下表）三世阴康三世无怀六世凡八十九世是为禅通之纪。又伏羲神农共为十八氏十曰疏仡纪自皇帝以讫於周博雅天地辟设人皇以来至鲁哀公十有四年积二百七十六万岁分为十纪曰九头五龙挺提合雄建通序命修辈因提禅通流记。此字有不同盖转讹耳。”[4]
虽然由于历代抄写过程中有一些笔误，因而准确的名称还有一些出入，但是，人类可以传承的历史，至少要远远大于目前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的上下五千年吧。在此笔者特别提请读者注意，这个历史记录与希罗多德的资料推断出来的地球翻转次数，竟然有相当接近的数据资料啊！
印度宗教典籍提到“七个太阳纪”，每一个都在洪水、大火或暴风中结束。由于笔者所处环境条件的限制，无法查阅到印度的古籍资料，无法在此详细述及。
埃及、中国、印度这些不同民族的古老文献中，记述的相同内容的历史记录，应该正是地球翻转导致全球性大灾难的这个自然现象，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发生的真实记录。当历史学家重新认真审视上古文献之后，肯定可以寻觅到更丰富的有关地球翻转现象的文字记录。如果全人类的社会历史不是上下5000年，而是10万年或者更长的话，出现几次接近毁灭的低谷震荡现象，应该说完全符合事物发展总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客观辩证规律的。上下5000年的认识，可能确实是历史翻现在人们眼前的最后一页的一个小段，而历史研究不应该只在最后一页上做文章。目前确定的上下5000年的历史过程，其实是经过灾难之后的人类遗孤，在前一期史前文明废墟上艰难奋斗以后，重新发明新文字的时间段。
四 现代文明之前的前一期文明的蛛丝马迹
查阅了有关圣经的“诺亚方舟”的一些记录资料，方舟停泊在亚拉腊山上。其实，按照地质学的观点看，那只是3000米左右的高山顶部有洪水的泥沙沉积物，包括动物的破碎尸体和打碎的船板。那些现象正应该是最近一次地球翻转运动的可靠的科学记录。
无独有偶的事情是，在埃及的金字塔旁边发现了被称为金字塔船的古老海船[5]。早期的金字塔船是和“诺亚方舟”一样的科技水平制造出来的、可以在大海里劈波斩浪的航船。只不过金字塔船被完整地保存在埃及吉萨高地的地下，而“诺亚方舟”则被地球翻转的超级巨浪，打碎在风口浪尖上，掩埋在亚拉腊山脉的风暴潮沉积物中。二者殊途同归，一起证明了前一期史前文明曾经有过辉煌的科技文明。要出海航行，没有高深的天文知识、精确的地图制作技术、优良的造船技术、娴熟的驾船技巧，只会在大海上迷航和沉没。那些高深的数学知识、能工巧匠的技艺和工具、巨石的开采和加工、金属的冶炼……，都说明人类真正的文明史，在最近一次地球翻转之前，还有相当长的延续时间段。
在不同的地层，学者发现，石造手工艺品“冰藏在地下深处，跟冰河时代的动物遗骸放置在一块。这个现象证明，人类和已经绝种的动物曾经共同生活在阿拉斯加”。[6]
在南美洲安第斯山高原上的的的喀喀湖畔的蒂华纳科遗址，“发现成堆的石雕品、器皿、工具和各式各样的器物，这些东西经过一番剧烈的震荡，全都破碎成一团，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只要在这里挖掘一条两米深的壕沟，你就会发现，洪水的威力是如此的可怕。它结合地震的力量，将人类和各种动物的骨骼送到这里，跟陶器、珠宝、工具和各种器皿掺混在一块……一层层冲积土覆盖着整个废墟，沙砾中混合着的的喀喀湖的贝壳[7]”。结合蒂华纳科古城的建筑成就，很显然，在自然发生的大灾难之前，人类曾经有过文明和科技的辉煌时期。
人民日报中国新华社伦敦2000年4月26日电：美国考古学家发现，早在2万7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以狩猎为生的原始人就发明了纺织术，他们能够利用织机织造帽子、衣服、篮子和网等物品。
“在距今约4万年以前发生了人类艺术的‘大爆炸’。迄今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岩石画，是保存在意大利北部维罗纳（Verona）西北的富曼恩洞（Fumane
cave）中的有3.2-3.65万年历史的、以红赭石为颜料的半人半兽的肖像画，以及在法国肖威窟（Grofte
Chauvet）中有约3.2万年历史的动物画*。肖威窟绘画中的艺术相当成熟，甚至采用了描影和透视这样高级的绘画技法。这表明，在这些绘画出现之前就已经经历了艺术概念及技法的漫长发展过程。个人装饰品是艺术大爆炸的另一个方面。用象牙刻制的最古老的珠状饰品或垂饰约有3.5万年的历史**。这些装饰品在概念、象征意义以及技术方面都很复杂，在工艺上体现与现代人近似的理念[8]。”
古代伊朗人的祖先居住在地球上名为“亚利安纳乐土”（Airyana
Vaejo）的人间福地。每年七个月是夏天，五个月是冬季。这个人间福地，一夕之间转变成不见人烟的荒野，每年有十个月覆盖在冰雪下，只有两个月是夏天[9]。这种一夕之间的变化，正应该是地球曾经发生巨大变动的真实状态记录。而变化前的状态，和能够正确真实地记录这种变化，表明在大灾难之前，确实存在过前一期史前文明。这并不是唯一的人文记录，柏拉图在记述阿特兰提斯的情况时，也记录的是在一天之内，阿特兰提斯陆地就永远消失了。阿特兰提斯的状况应该就是前一期史前文明文化和科技的繁荣景象。
哈普古德教授曾经就古老地图的问题进行过成功的研究，提出了南极曾经处于无冰的温暖地带的问题[10]。而且从古老的地图着手，详细论证了前一期史前文明在航海、定向、测绘、制图、数学、天文、制造业等等领域的成就。
中国古代的地图定向是上南下北的，埃及的制图工作中的定向也是上南下北的，中国的古籍《周易》的定向仍然是上南下北的，《山海经》的定向还是上南下北的。这种定向方式与现代的地图定向是相左的。但是那么统一的定向习惯，肯定存在着一种对自然现象的认识的思维结晶。笔者尝试着解析一下：古人们在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过程中，注意到了斗转星移的现象，而在这些运动过程中，存在着不动的星星，就象人世间人们围绕着大王一样，这种不动的星星自然就成为了人们崇拜的对象。于是定向的问题就出现了。而当时的地球自转轴的方位并不是现在这样的，而是现在的北极正处于南极地区的位置。在那时候，地球是以与现在自转方向相反的状态运转的，所以在印度的古诗文中，保留有许多的太阳异常运转的描述。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记录的，太阳两次从现在落下的地方升起的现象，也应该是那种情况的真实写照啊！由于地球翻转运动的发生，文明一次又一次的被自然摧毁，而人类一次又一次的从灾难中爬起来。古老的定向习惯依照一定的惰性传承下来，并在应用的过程中得到新的修改和补充，从而出现了在古老地图上，定向习惯的逐渐演变过程。如果笔者的解析能够站得住脚，那么就从一个方面证实，《周易》、《山海经》等中国古籍确实应该是前一期史前文明的科技文献。史前文明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成果啊！。
综上所述，现存文明应该是在前一期史前文明灾难的废墟上重新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五 结语
历史是一个温顺而倔强的沉默巨人。正确地认识历史是需要艰辛的付出的，有时候甚至劳而无功。如果善待历史，你自己会从巨人那里得到无穷的力量；而蓄意扭曲历史的人物，或迟或早会在历史复原的时候，被巨人踢进没顶的泥淖中。
目前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的人类历史是上下5000年，而笔者提出了人类可以传承的历史应该有10万年以上。二者的差距实在太大了，究竟谁是正确的呢？如果确实存在前一期文明的话，那么还不必强调人类可以传承的历史，就是前一期文明的年头，也应该大于13000年前很长一个时间段。对于人类的远古历史是笔者搞错了？还是历史学家搞错了呢？科学不相信迷茫，人类可以传承的远古历史应该得到澄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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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 Murray J．Crawford et al，An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ue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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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马驌（钦定四库全书绎史卷一365）《绎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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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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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Ralney，‘Archaeological Invstigations In Central
Alaska，’American An tiquity，volume V，1940，p．307．
[7] J．J．Augustln Tiahuanacu New York，1945，Volume 3，p.142-143.
[8] 李讷 人类进化中的“缺失环节”和语言的起源 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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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alter，New Light on the Oldest
Art.Science，283(1999)，pp.920-922.
** R.White，Dark Caues，Bright Visions.New York;The American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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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Vendidad，Fargard，I，Cited in Lokamanya Bal Gangadhar Talik，The
Arctic Home in the Vedas，Tilak Publishers，Poona，1956，PP.340－341．
近来，关于简化汉字及其产生的年代，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产生于宋代说。1995年11月8日《光明日报·文化周刊》专版刊登了邹晓明、唐信忠二先生《汉字简体字九百年前就出现》一文，认为“早在900年前的北宋时期，简体字已在人们的手书中流行，这是有关学者对最近发现的米芾手书《昼锦堂记》碑刻进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并举出“记、将、荣、盖”等14个共17处简化字作为证明。
1995年12月4日新华社又发了一条电讯稿《宋明清文物上发现简体字》证实上述消息，1995年12月5日的《光明日报》予以登载。文中报道说，在江西吉安市兴桥镇钓源村“发现一北宋书法家米芾手书《昼锦堂记》的清代道光年间碑刻，清晰可辨的159字中，有13个简体字，这又将简体字的出现前推了400多年”。
二、产生于唐代说。1993年10月24日《光明日报》刊载魏奕雄的文章《唐碑已有简体字》，谓《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碑文的撰刻时间为“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十一月五日”，“碑文共800多字，尚有270字清晰可辨”。“在270个可辨识的字中，发现‘弥、万、将、与、继’5个简体字，与我国大陆现在通用的规范简化字完全相同，其中‘弥’和‘万’出现两次。”
三、产生于晋代说。1996年1月3日《文汇报》载王春南先生文《中国何时出现简化字》，说“现今通用的某些简化字，岂但北宋的米芾用过，在米芾之前700多年，东晋王羲之就用过”，并举出王羲之在《兰亭序》、《游目帖》及唐怀仁和尚集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等传世墨迹、碑刻中使用简化字22个。据此，该文认为：汉字简化字出现的上限应在王羲之生活的东晋年间。
上述几种关于简化汉字出现的年代的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首先应弄清楚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基本概念。在文字学中，简体字与繁体字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一般来说，经过简化的汉字称为简体字，而已有简体字代替的汉字，则称为繁体字。因此，用笔画简单的字代替笔画繁多的字，称为汉字的简化。其次，考诸汉字的结构及其发展变化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简化的趋势是从有了文字之后就开始存在，并且贯彻在文字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的，是文字本身内在的规律”［1］。也就是说，简体字是从汉字产生的时候起就出现的客观实在。
下面依次加以说明。
殷商甲骨文是我国最古老而成体系的汉字类型，它以象形、会意等造字方法为基础，同时大量使用假借字以适应记录语言的需要。迄今可辨识的甲骨文字约有2000个。从这些可识的甲家文字的笔画和结构看，简繁无定是这些锲刻文字的突出特征，常常有一个字出现几种乃至数十种不同的写法。如“贞”字，就有67个繁简不同的形体［2］，“马”字有50个繁简不同的形体［3］，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文字学上把这种“一字多形”的字称为“异体字”，也称“或体”、“重文”。异体字是在汉字创始之后和新陈代谢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现象。这是因为，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在与语言的适应过程中，往往导致独立的记录符号随着语言表达的细密而相应增多，于是就产生了代表一个音节的符号出现几种不同的形体和结构的现象，所以在甲骨文中，几乎每一个字都有异体。另外，与文字缺乏统一的规范标准亦有很大的关系。
甲骨文中的异体字，多数出现在不同的甲片上。而在同一甲片上，复用字一般都保持着笔画的一致。如果把这些异体字作一归纳比较，可以发现使用频率越高的字异体越多。若进一步把同一字的异体按笔画的多少排列，可以看到年代越早的字笔画越繁，其图画性越强，反之，年代较晚的字笔画就越简单。如“马”字，商王武丁时期的字形要比武乙、文丁时期的字形简单很多［4］。这种现象反映了表意文字由具象图形向担象符号发展的趋势，也说明了使用频率促进着文字的简化。另外，甲骨文字由于书写工具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字形的简化产生了影响。从已出土的商代后期的甲骨和玉石、陶等类物品上残存的少量书写文字看，这些字是用毛笔蘸墨或朱砂书写的，可见，在商代，毛笔已经是主要的书写工具。“笔”字繁体作“笔”，从（附图略）
在西周金文当中，文字虽然存在着简化和繁化两种倾向，但简化始终是汉字发展的主流。
与甲骨文相同的是，两周金文中的异体字依然大量存在。如“国”字，不同的写法形体仍有数十种，多数字仍是异体各存。这个时期的文字多是范畴于器物之上，工艺复杂，因而对一些字在笔画上进行了较多的省简，形体也逐渐规整。这是两周金文发展的基本趋势。同时，由于社会分工的日渐繁复和人类思维的发展，相应地要求语言文字的表达与之适应，因而通过假借法赋予新义，或用指事法增加义符，或用形声法增加音符，或增加笔画以区别同音异义字等，创造了一些新字；这些新字不同程度地使文字的笔画增多了，出现了所谓“繁化”现象。两周金文繁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图画形文字的复现。这主要是器物铸造日益精美，在青铜器上采用了装饰性极强的图案花纹，这种装饰意味也渗透到了文字之中。郭沫若说：“东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磔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6］如东周时期的“鸟虫书”，在笔画的上下或左右增加了一些变形的鸟、虫图案，无疑使文字变得复杂了。但这些文字具有艺术性而无实用性，很快就因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活的发展与实用汉字相分离，进入纯艺术的殿堂；而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的汉字，仍然沿着简化的道路向规范化、科学化、抽象化、实用化发展。
战国时期，群雄争霸，各自为政，“书不同文，车不同轨”，文字的使用也产生了混乱状况。正像唐兰先生指出的那样：“特别是到了战国末年，贵族社会崩溃，在商人社会里，书法也不讲究了，锲刻文字笔画草率，简体跟破体盛行。”［7］从汉字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个时期文字混乱的状况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诸侯国各按所需、各自为文，任意增减笔画，造成文字交流的困难，影响了汉字的规范化进程；而另一方面，这种率意简笔与破体省略，却又在客观上为新体汉字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促进了汉字向着简化方向发展。
秦始皇统一六国，下令全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8］，命李斯等人作小篆，废弃六国异文，这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规范化运动，也是第一次由政府主持的文字简化运动。王国维曾经考证过秦统一文字的情况：“班孟坚言《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而字体复颇疑，所谓秦篆者也。许叔重言：‘秦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仓颉》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谓秦文，即籀文也。”［9］也就是说，小篆是经过“省改”大篆而产生的；所谓“省改”，即是简化之意，通过对史籀大篆的规范、简化，才得以使新的字体小篆作为统一文字颁行天下。相对于大篆，小篆即是它的简体字。
现代意义上的简体字的大量出现，是在汉字完成了隶变之后。隶变是古汉字演变为现代汉字的关键，同时也是汉字的一次大规模的简化过程。所谓隶变，准确地说应该是“草变”。郭绍虞先生曾指出过这个问题：“隶书对篆而言，是篆书的草体。”［10］这在已出土的大量简牍、帛书中可以得到证明。事实上，古草书在小篆之前就存在了。侯马盟书、温县盟书、信阳楚简、仰天湖楚简等文字都已出现了简省连写的笔画，这些与常见的铭刻文字不同的率意而写的篆草书体就是古草书。在秦以小篆正定文字之前，主要是因为这些古草书才形成了“书不同文”的局面。小篆的不易书写加大了文字与实用的距离。许慎说：“秦焚烧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11］赵壹说：“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12］秦代的隶书就是篆书的草写，史称“古隶”，以睡虎地秦简为代表。古隶的发展分为两途：一是在草化省略圆转弧曲笔法的基础上规则端正，形成左右对称、方正波磔的“八分书”即今隶；二是在草化连笔快写的基础上规则简率，形成了轻捷便利的章草。
从已出土的文物考察，篆书草化的进程肇始于战国晚期。1980年在四川青川战国晚期墓葬中发现的木牍文字即有明显的草化痕迹。省略、连笔、方折的笔法已经较多地取代了圆转的篆书笔法。稍后一些，从睡虎地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银雀山汉墓竹简文字中，更可以清楚地看到秦隶的形体和章草的雏形。至少在西汉时期，章草已经成为可以应用于各种重要场合的正式字体，其使用范围已相当广泛。据笔者对现存已出土的西汉景帝（前156年－前141年）时期至东汉章帝（76年－88年）时期的两汉简牍、碑刻用字的不完全统计，当时使用并和今天简化字相同的简体字有30多个。如“记、兴、为、东、张、问、来、时、麦、铺、杨、书、伦、车、头、陈、长、贯、郸、孙、干、朴、夹、鱼、萧、赋、事、门、稻”［13］等字。这些字绝大多数来源于古隶的草写，并且都有着较高的使用频率。草写在客观上完成了对汉字繁复笔画的简化，因而在汉字简化的历史演进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到了东汉后期至魏晋间，出现了现代形体的楷书。楷书又称“真书”，它是从今隶和章草中演变而来的。从汉晋木简的字体和笔法中考察，在章草中已渐次具备了楷书的形体。从存世的碑刻、墨迹看，汉代没有楷书的遗迹。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楷书，是钟繇（151年－230年）所书《宣示表》、《荐季直表》等碑刻。又有吴之《谷朗碑》，字体笔画亦近楷书［14］。而流传最古的西晋陆机《平复帖》，仍存章草笔法，可见晋初章草与楷书尚在进行嬗变交替。楷书的出现，使汉字在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汉字形体系统，使方块汉字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固定下来。
楷书的定型是在对今隶的简化和对章草的吸收和基础上完成的。在笔画上，简化了今隶的波折和方撇；在结构上，吸收了章草的简省和连写替代，形成了科学的、规范的方块汉字。因此，可以说，楷书又是对今隶的一次简化。此后，简体字随着行书、草书的快写而使用得日益普遍。魏碑中已大量出现了如“万”、“无”等简体字。晋、唐佛教译经、写经鼎盛，宋代雕版印刷大为发展，话本小说、说唱诸宫调、戏曲等市民通俗文艺崛起迅速，都促进了简体字使用的社会化。特别是宋、元雕版书籍中大量出现的“俗字”，是刻工贪图省工省时恣意简省笔画的结果。虽然其中很大一部分因违背了汉字简化的规律而被淘汰，但这些“俗字”在汉字由繁趋简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1]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第48页。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甲骨文编》卷三·二九、卷十·一。
[4]高明：《古文字类编》第192页。
[5]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42－43页。
[6]郭沫若：《青铜时代·周代彝铭进化观》。
[7]唐兰：《中国文字学》第120页。
[8]《史记·秦始皇本纪》。
[9]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论》。
[10]郭绍虞：《从书法中窥测字体的演变》。
[11]许慎：《说文解字·叙》。
[12]赵壹：《非草书》，见《法书要录》卷一。
唐代文学风气之盛,成就之高,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很突出的。除了诗歌的巨大成就外,文章创作也有很大的收获,其中古文创作传统的形成,无疑是最重要的大事之一。但是学界在讨论古文乃至于古文运动的时候,或者语焉不详,或者仅取一面,对于这种文体兴起的背景和具体内涵,揭示并不多。笔者以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出现,是文坛对于当时疑经学风的一种回应,而古文则是在传统经学体系动摇之后,延续早期经解的一种尝试,但这种初衷在唐代求文的风尚中被湮没了。本文拟从唐代的疑经之风、古文运动的讨论出发,来探讨《左传》在其中的关键作用,及《左传》自身文学之转机。 一、疑经之风与《左传》文学关注的兴起 《左传》的文学性,很早就为人们所注意,①但是历代对于该书都是从经学的角度来处理,即便涉及文学讨论大都也是只言片语。 直到唐代,对于该书文学性的论述,才频繁出现在古文派的言论中。中国文学的独立成熟是在经学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经学构成了中国文学的前提。文学与经学是彼消此长的,经学的衰微在某种程度上为文学的兴盛提供了契机。当然这是就初期文学尚未独立时而言的。经学是干政求实的,关乎社会民生;而文学是艺术的,更多是近于娱乐了。虽然儒家也讲礼乐教化,但这种文艺仍然是经学思维的,如汉代对《诗经》、《楚辞》等的政治化理解,虽然也存在着自生民以来的娱乐的传统,如汉代的文学,许多研究者看到了其中的娱乐性,但这并非主体。文学在这时并没有成为一种专门的艺术,远没有独立于经学的范围。从这个层面来看,前人以为魏晋时期文学开始自觉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只有在这时期为文学而文学的人群才大量的出现,形成了一种时代普遍认可的潮流。当然这种独立是相对的,文学并不能完全独立于经学之外。但是在文学之内,又由于经学干预程度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面貌。就《左传》而言,文学与经学的矛盾就表现在经学身份的松动。本文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来讨论《左传》文学的自觉。 学术界一般以为疑经运动与唐代啖助学派所倡导新《春秋》学,有着直接的联系。对此,研究者也多有论述,但是他们往往忽视传统,夸大了该派的开创之功。笔者以为啖助学派的兴起,是长期以来今古文之争的延续,并不是孤峰独立的。区别即在于,他们较之前代更为激烈,影响也更大。 啖助学派,是唐代中期研究《春秋》的一个学派,形成这个学派的主要人物,是啖助、赵匡和陆淳。该学派的主要成绩在于,打破了自汉代而下治《春秋》“弃经信传”的传统,倡导“经义为主,不以传害经,义以时立,学术为政治服务”①。并质疑三传,大开怀疑之风,如其论《左传》云:“《左传》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叙事而多,辞义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② 啖助学派因其主张经世致用,而为当时大量士人所接受。“凡尊奉啖助学派学术者,几无庸碌懵懂之辈。尤其是顺宗永贞革新的重要人物,无不是陆质的弟子或私淑弟子。后来被称为‘八司马’的,几乎家有其书,试读柳宗元的《答元饶州论〈春秋〉书》,可以说是某些中晚唐士大夫的施政纲领了。继承啖学派学术思想的重要人物,有柳宗元和吕温。”③“啖助学派,不但影响了唐代中晚期的政治、学术,而且也影响到宋代,一直到清末,有意思的是,啖派学术在宋代兴起的时代背景,和在唐代有并非偶然的相似。”④ 刘氏描述啖助学派对于唐宋学术乃至于社会的巨大影响,基本上是合乎史实的,但就唐朝的这种疑经之风的渊源来看,似乎还可以往前追溯。笔者以为对于经典的质疑是东汉末年以来,经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啖助学派一方面动摇了传统的经学体系,另一方面也开启了时人从文学角度来关注经学。晁说之说:“自啖、赵谓公谷守经,左氏通史之后,学者待左氏如古史记,美文章纷华而玩之,不复语经于斯矣!”(《赵赡春秋经解义例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左传》的文学性才开始被大量关注。 唐人在具体讨论《左传》文学性的时候,是从不同的层面进行的。传统上经学是作为整个文化的基础而存在的,采经学以补文艺是很传统的作法,但这毕竟是的,意义并不大。 此时最值得注意的是改变《左传》的经学身份,视之为史书,在史书叙事体例的讨论中介入对其文学的看法。在韩柳等人在倡导古文之前,刘知几的《左传》态度很值得关注。 刘知几对于《左传》的态度很复杂,他一方面以之为史学典范,备加称赞。《史通•六家》中分辨六种史书体例,即《尚书》家(记言)、《春秋》家(记事)、《左传》家(编年)、《国语》家(国别史)、《史记》家(通史)、《汉书》家(断代史),将五经中的《尚书》、《春秋》和解经的《左传》、不解经的《国语》、《史记》、《汉书》并列,沈玉成先生以为这本身就是把“经”降而为“史”。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学者具有这样的胆识。⑤另一方面他在具体的史学论述时,又将之经学的地位提出以示区分。他在不少的地方表示出《左传》解释《春秋》的观点。《鉴识》云:“观左氏之书,为传之最,而时经汉魏,竟不列于学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传。夫以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彼二家者,师孔氏之弟子,预达者之门人,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受者乎!”《古今正史》云:“经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论本事形于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他虽然也在尊经,但并没有从经学的角度来对待,讨论的还是作为史书的《左传》。在这里经学与史学发生了有趣的分离。 然而在讨论史书的书写,他又将《左传》变为文学典范了。《左传》从经学转变到文学,刘氏借助了史学这样一个过渡,其中“叙事”是关键。“盖左氏为书,叙事为最。自晋已降,景慕者多。有类效颦,弥益其丑。然求诸偶中,亦可言焉。”“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夫史才文浅而易摹,经文意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自子长以还,似皆未睹斯义。”(《摹拟》)刘氏虽然从史书书写的角度来谈论《左传》,但是距离文学分明是很近了。#p#分页标题#e# 二、古文运动与“古文”身份的置疑 历来考察唐代古文运动都语焉不详,大体上或者是强调古文与时文的差别,或者是将之联系时政,作为复兴儒学的手段来加以考察。 但是在何者为古文,乃至于联系到后人所推崇的唐宋的古文家的作品,往往是很杂乱,越发不可解。笔者以为唐宋古文运动与啖助学派的兴起也有莫大的关系,是啖助学派的疑经之风,使得经典尤其是《左传》成为文学典范。这种风气也大大改变了世人的经学观念。 韩愈等人的创作,并不能简单地以古文来界定。毕竟古文在韩柳也只是部分的作品,远非全部。古文并非只是形式上的散体,也不只是与骈文对应的概念。它应该是关乎经学的,也就是儒学的,是一种新的儒学解经方式的尝试。他们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标志即是散体文压倒了骈体文,成为文坛的主流。但这只是表象,就其本质而言,唐代古文是经学的而不是文学的。这种古文的解经方式的成功,又与唐代传统经学的衰微,有密切的关系。而整个的机缘就在于啖助等人的新春秋学的兴起,是他们冲击了传统的经学体系,使得新的经学体系得以产生。这正是唐代古文兴起的重要原因。 方苞就说:“至唐韩氏起八代之衰,然后学者以先秦盛汉辩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盖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肆也。”(《古文约选序例》,《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集》卷四)刘师培也说:“古人不立文名,偶有撰著,皆出入六经、诸子之中,非六经、诸子而外,别有古文一体也。”(《论文杂记》)都注意到了古文与经学的密切联系。 《新唐书•韩愈传》云:“每言文章自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云。至它文造端置辞,要为不袭蹈前人者。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汉、黄甫湜从而效之,遽然不及远甚。”只是将“数十篇”归为古文,其特征在于“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其他大量的文章只是其技巧的成熟。但韩愈之于文章的看法又很令人不解,将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等并称,不知何意。这些人并非是纯粹的经学家,或者在韩愈看来他们正是在文章之中,来传道的,较之单调的传统经解,更加的具体生动,因而为他所激赏?这也体现出韩愈与传统不同的经学观念。 韩柳等人还创作了不少的寓言作品。“按唐代当时的观念,并不以传奇为小道,不在小说与古文之间分雅俗。李肇云:‘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毛颍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两篇真良史才也。’(《唐国史补》卷下)从中可见当时人对传奇文的看法。”①这也是时代的新产物,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这里对于文字作品的表达方式的讨论,除了时代、文学等或外或内的原因之外,还需要考虑一个从古至今都存在的问题,就是读者的接受。作品的功能决定了它在表述的时候,必然要考虑其行文的安排。孔子就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先秦诸子的寓言譬喻等等手法的运用,无非是出于读者接受的考虑。慧远总结译经经验说:“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出三藏记集》卷十《大智度论抄序》)僧佑也说:“文过则伤艳,质则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出三藏记集》卷一《胡汉译经音义同异记第四》)①孙昌武将韩柳等人的大量寓言的使用归结为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唐人的寓言文以及散文中的善用比喻,显然受到佛经譬喻的影响。”②但笔者以为还不如说是复古了先秦时期的诸子譬喻之风,至少这与整个唐代诸人努力倡导先秦之文风是相吻合的。唐代古文派诸人的经学观念也影响了他们的《左传》观念,事实上他们较之其他作者对《左传》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古文与《左传》,在韩柳诸人的身上实现了统一。 三、《左传》文学转换的完成及其对唐宋文坛的影响 唐代的疑经风气,使人们对于《左传》的文学较之经学更为关注。清代姜炳璋云:“读传者莫不曰:左氏之传,史家之宗也。马得其奇,班得其雅,韩得其富,欧得其婉,有其一体,皆赫然文名于后。而抑知:传非文也,传圣人之经也,文极其工,正以发为经义为工;传,非史也,传圣经之义也,事极其备,正以阐明经义为备。貌取而遗其神,可乎!”(《读左补义纲领下》)虽然是出于批判,但正反映出《左传》研究的文学化转向,对于《左传》文学的关注已经是很普遍了。 韩、柳等人都有对《左传》文学的评论。 “萧颖士云:于谷梁师其简,于公羊得其覆,于左氏取其文。(引自《艺概•文概》)盖左氏尚礼,故文(同上);此谓于左氏取其文,乃就其艺术手法而言也。唐至萧颖士、元结辈始解散六朝俳偶,推重古文。自萧颖士取文于《左传》,可见一斑矣。唐文于韩愈之前,变排偶绮靡之风,毅然自为者,自元结始。高似孙谓其文章奇古不蹈袭,皇甫湜题其《浯溪中兴颂》曰:长于指叙,约结有余态。然近人陈衍石遗室论文曰:元次山《大唐中兴颂序》最工,盖学左氏传而神似者。可见元结为文,非所谓绝不蹈袭;其长于指叙处,正乞灵于《左传》也。”③韩愈《进学解》云:“春秋谨严,左氏浮夸。” 《史通》浦起龙注释云:“此篇所论,前论书法,后论笔法也。六朝著述,率趋模拟。子玄就彼风尚,析出形神两途,顿使仙凡立判。貌同心异,学古合离,秘方尽此。愚于左氏,读贾辛适县,悟韩柳赠行体;读薳启疆对楚灵,识欧苏论事诀。亦所谓貌异神同者乎?若六朝之拟汉,貌同而已。”(卷八《模拟》)清徐世溥则径指:“韩愈文章出于《左传》特其合处,无一笔相似耳。如《原道》、《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送幽州李端公序》、《送石处士序》、《送齐皋下第序》、《书回纥李怀光二事》、《争臣论》、《祭鳄鱼文》、《为人求荐书》、《上于襄阳书》、《毛颍传》、《董晋行状》、《平淮西碑诸什》,其文章之语意句法,桐城诸子多以为模范于《左传》者。”(《古文词通义》卷八页六引)此外俞宁世《左选》、唐荆川《文编》、王源《左传评》、方苞《古文约选序例》等都对韩愈文章效法《左传》有所论述。④#p#分页标题#e# 柳宗元《报表君陈秀才书》:“稍采取《左氏》、《国语》之辞。”《非国语》:“左氏惑于巫,而尤神怪之。”(上《卜》)韩柳受到了《左传》的影响是很明显的。雷士俊《答陈伯玑书》曰:“唐宋大家诸文佳者,验之两汉以至唐虞,皆无不合。如韩《平淮西碑》、《南海神庙碑》,则典谟训诰;柳《桐叶封弟辨》、《晋文公问守原议》,则《左传》、《国语》。”(《古文词通义》卷五页三)是柳宗元为文,亦有法于《左传》者。① 唐人之后古文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其影响更大。韩、柳也以其自身的优秀表现而成为后人效法的榜样。这种学习行为是自觉的,有意识的。后人对于唐宋诸家的学习,是从两个层面进行的。一是直接效法韩柳诸人,因为他们是学习《左传》等秦汉典籍成功的例证,这即是所谓的唐宋派;一种是通过分析唐宋诸家的作品来体会《左传》行文中的“义法”,这里唐宋诸家只是一种经由上达《左传》的一个台阶,是工具,其目的要直追秦汉,这就是所谓的秦汉派。 后人在讨论这两派的时候,往往将他们对立化,其实细加分析,观点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并非不可调和。明代艾南英在《答陈人中论文书》中云:“足下谓宋之大家,未能超津筏而上;又谓欧曾苏王之上,有左氏司马氏,不当舍本而求末。夫足下不为左氏司马氏则已,若求真为左氏司马氏,则舍欧曾诸大家,何所由乎?”“彼以为韩欧曾深得秦汉之神气,故欲就粗以求精,就欧曾以求左史,此与唐顺之所谓之‘法’同义也。”②“唐顺之有文编之选,辑周至宋之文,颇示文章法度。又有左氏始末之作,纪传之体也。其文大从唐宋门庭,沿溯以入秦汉。”③不管是秦汉派还是唐宋派,他们都不否认《左传》的文学成就,差别只在于终极目标的差异。宋代之后直接从《左传》中汲取营养,已经被看成是很自然的一种共识。唐宋古文的传统也在逐渐形成,到明代“家”谱系的完成,不过是水到渠成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唐宋之后人们之于《左传》的关注,虽然仍然是尊其为经典,但实际上已经逐渐地淡化了它的经学而更重视它的文采了,至少对于古文派来说是这样的。如苏辙,朱熹云:“苏子由教入,只读《左传》。”(《朱子语类》卷八十三)林纾云:“余则私意苏氏,必先醉其文,而后始托为解经之说,以自高其位置。 身在尊经之世,断不敢贬经为文,使人目其妄。”(《左传撷华序》)其说与刘知几正同。(参《史通•自叙》、《载言》)事实上这种因爱好《左传》文采而转而习经的自汉代而下就很多,只不过是限于经学传统的约束,而不敢张扬罢了。唐宋而后,《左传》经学地位的动摇,就为后人谈《左传》分途,提供了契机。明清之后文学的讨论就变得很普遍了。 当然这些影响应该是文学层面的,即所谓的“至它文造端置辞,要为不袭蹈前人者”,是文采技巧层面的,柳宗元所说的“稍采取《左氏》、《国语》之辞”,就是例证。他们是在文学的章法技巧上从《左传》中吸取养分。至于他们的那些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古文”,反倒不是来自《左传》的系统,就韩愈而言,他自认为是继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而下的。他看重的是这些人的文章之中的“佐佑六经”,推崇的是这样一种自然的经学阐述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