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5 17:09:43
整体而言,全球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不是减少而是在增多,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变动趋势依然是可以辨识的。如何把握未来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直接影响着“十二五”规划目标的实现。
未来五年国际经济发展趋势辨析
经济全球化将在中国的推动下波动前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国际化的推动下,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程度日益加深,使世界经济发展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全球经济一体化最明显地体现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货币和跨国公司等领域的发展上。国际贸易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国际交往中最活跃的一环。其最近的变化趋势是,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冲击导致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贸易摩擦事件大幅增加。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以来,已有56个国家和地区采取了99项贸易保护措施,正准备实施的还有134项,预计今后一个时期贸易保护主义仍会不断强化,贸易的国际化受到一定程度影响;而另一方面,亚洲在国际贸易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08年,亚洲各国国际贸易量达到3390亿美元,占全球的46%,这其中中国的贡献最大。国际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尽管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遏制了国际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张,但继续扩大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国际金融活动规模空前,大大超过了全世界生产和商品交易,值得重视的是人民币正在逐步成为区域性国际货币的新动向。跨国公司遍布全球,其产品的国际化水平愈来愈高。还需指出的是,尽管国际金融危机使以发达国家为首的一些国家再次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棒,但随着中国经济总体规模的扩大和实力的提升,经济全球化将进一步深化。
以科技进步为基础的经济成长成为各国竞争的主要方面。冷战结束后,国家之间的竞争由军备竞赛转变为综合国力的竞争,核心是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的竞争。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构成各国政府优先考虑的战略问题。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后制定了优先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科技战略。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继美国政府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后,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浪潮迅速席卷欧洲、亚洲和其他国家;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化;追求数量和速度的增长方式让位于追求质量和效益的增长方式。同时,在科技革命浪潮的影响下,高科技产业在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并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产业结构进一步高级化,知识密集型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经济竞争说到底是科技的竞争,而科技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因此,争夺科技人才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争夺人才的主要手段,一是靠引进,二是就地利用人才,三是吸引高层次的留学生。
国际与地区产业转移呈现出新的趋势。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产业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间的再分工和转移。长期以来,国际产业转移主要发生在制造业领域。从早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过渡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移;由低附加值产业发展到高附加值产业的转移;近年来,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调整、产业转移已经成为国际产业调整的重心。
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经济将成为新的热点。为了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生态失衡、气候变暖和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难题,减少“碳排放”、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当下越来越流行的词汇和理念,也逐渐成为各国政府重要的政策诉求点。2009年召开的“哥本哈根国家首脑会议”,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世界各国将统一行动,联合起来共同降低“碳排放”。有专家预言,到2020年左右,全球低碳经济将会形成大的气候,低碳行业年收入将超过2万亿美元。根据汇丰银行的研究,即便在全球经济衰退的2008年,低碳行业的收入也大幅增长75%;全球事关气候变化行业中的上市企业(包括可再生能源发电、核能、能源管理、水处理和垃圾处理企业)的营业总额达到了5340亿美元,超过航天与国防业的总额(5300亿美元)。当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欧美发达国家力推低碳经济,也有着超越气候关切的其他意图,比如争夺在这一领域的话语权,美、欧拟征收“碳关税”、“碳标签”和节能的高标准,这对诸如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出口将构成新的贸易壁垒。
“十二五”时期国内经济发展态势预判
经济持续高增长趋势不可阻挡。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30万亿元,比2007年增长9.6%。尽管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但2009年仍然达到了8.7%。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趋势不可阻挡。有专家指出,未来10～30年的时间内,我国经济仍将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到2020年,我国不仅会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经济总量的差距也会大为缩小。根据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如果按照1990～2005年的平均增长率估算,中国有可能在2020年前后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在2040年前后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经济持续的高增长必将创造出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动力。
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城市化、信息化和国际化率将大幅提高。工业化方面,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从1995～2005年,中国工业化进程处于快速工业化时期。1995年中国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为18,2000年为26,2005年为50。1995年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2002年中国开始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目前中国进入了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在未来5年,随着中国工业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工业增长的质量将成为关注的焦点。而且,中国工业未来的发展还会面临着资源环境的约束和国际贸易摩擦的压力。中国工业只有走科学发展之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才会实现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才能实现中国工业现代化的伟大目标。
城镇化方面,截至2008年末,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45.68%,城镇人口已达6.07亿。根据中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城镇化率从20%提高到40%这个过程中,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经历了100年,德国经历了80年,美国经历了40年,前苏联和日本分别经历了30年,而中国仅用了22年。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水平在30%～60%之间是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在未来5年内,我国即将发生的城乡人口转移和社会变迁的规模在世界上将是空前的。
信息化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信息化发展指数(IDI)的测算和比较研究,2001～2007年,中国信息化发展总指数年均增长速度为15.52%,居世界第14位,是世界平均增长水平的2倍。从2006年起,中国已经从信息化发展“中低水平国家”跨入信息化发展“中等水平”国家行列。未来5年,中国的信息化水平还将进一步提高。
国际化方面,“十二五”期间,我国资本和要素跨境流动可能呈现出与世界先行国家普遍规律相似的变化趋势:一是我国已进入国际直接投资净流入减少的阶段,下一步还将持续下去;二是我国间接资本流入流出规模将日益超过直接投资项目,意味着我国将通过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开创参与全球要素配置的新方式;三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我国参与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式将逐步从“引进来”为主向“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转变;四是人民币逐步走出国门,首先成为区域性货币,继而成为国际性货币。随着资本和生产要素全面双向跨境流动广度、深度的拓展,我国必将创造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
我在1997 年底，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将触发中国发展和渐进改革的深层次矛盾，中国经济将进入长期萧条，至少5 年。1998年我发表“危机与反危机”的长文，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特殊潜力已经基本释放完毕，渐进改革的基本矛盾：权力资本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将充分暴露，使中国经济进入大调整，甚至爆发某种危机，危机的前兆，就是资本外流。我的建议是：必须进行社会分配关系和发展战略的调整，努力化解危机因素。
到目前为止，政府启动内需的政策是战术性的，没有包含战略性的调整和深层次改革。多数经济预测和研究，并没有认识，或不愿意承认中国进入了通货紧缩，理论界一些人甚至把深层次矛盾排除在经济学研究之外。1998 年政府增发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国内工业稍有增长，即有不少“名家”出来宣布“中国经济增长到7。8%已经见底。1999 年3 月，中央货币当局负责人公开否认有“通货紧缩”的存在，说仅仅价格下降不证明有通货紧缩，必须同时出现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但统计数字马上就显示出：3 月份储蓄超常增加，不仅说明消费难以启动，而且表明相当一部分个体户的经营资金退出了投资领域，政府投资没有能够有效地带动民间投资。
1988 年夏天，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室，由我的博士导师张曙光主持的宏观经济分析课题，指出中国经济进入“大调整”；二是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研究开发部主办的《每周述评》，宋国青，任若恩等人，提出中国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胡鞍纲亦认为中国进入严重的通货紧缩。我认为，通货紧缩直接所指，就是价格水平的持续下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 年所积累的泡沫，远远没有挤干净，需要一个以通货紧缩或者危机的形式，降低价格，工资和成本，促使企业兼并的时期，通货紧缩不仅难以迅速摆脱，而且在向深层次发展。通货紧缩的第一个表现，是商品价格持续下降。我国消费物价指数1994 年为最高点，同比增加21。7% 1995 年下降到14。8%，1998 年竟然下降为负3% 的水平。
1994 年4 月，通货紧缩没有任何缓解。零售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7%，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8%。1----- 4 月，零售价格指数共下降2%，折年率为6 %，这是有记录以来4 个月积累的空前跌幅。4 个月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为9。1%，但是工业生产绝对水平低于1998 年11 月的水平。货币数量增长率正在下降，这是一个预示短期内紧缩持续或者加剧的信号。
商品价格缩水的代表性事件，是长虹再次降价。1996 年，长虹彩电降价30%，这次，长虹从降价50----1000 元，降幅15% 左右；康佳降价100-----1500 元，降幅10% 左右；创维降价18%。
通货紧缩的第二个表现，是资产缩水。
1．股票市场持续下跌。
自1997 年5 月最高点以后，中国股票市场就一路下跌。四川长虹的股票价格，竟然从46 元下跌到了12 元。从1998 年12 月到1999 年春节，讨论证券法，和连续不断的新股发行，都给股市雪上加霜，与直线飚升的美国股市，日趋恢复的香港股市，形成鲜明的对比。1999 年5 月17 日，当两只新基金跌破发行价以后，政府出面托市，股市过度飚升，但上市公司却在下滑。
2．豪宅大幅度降价。
海南豪宅降价出售，是第二项资产缩水。全国积压的8000 万平方米豪宅，已经数年，房地产公司的利益，和各项中间环节的费用，已经打入房产成本，豪宅积压，资金是压在银行，损失早晚由存款人或者纳税人承担。海南豪宅的成本至少每平方米数千元，此次降价出售，每平方米在1000 元左右，降价幅度超过60%，简直是亏血本大甩卖，这难道不是一次严重的资产缩水吗？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彻底改造房地产供给体制，不清除中间环节的情况下，大量增加住宅建设投资，仍旧可能出现价格过高，居民难以承受的问题。到明年再出现积压，降价处理，资产缩水将更加严重。
3．正在缩水的另一项资产，是人民币自身。人民币对内价值是利率，已经连续降低，对外价值是汇率，在资本外流和未来国际收支的压力下，缩水亦在所难免。
即使按照广义的通货紧缩定义，将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考虑在内，未来数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亦在所难免。一个重要的信号是，1999 年5 月份，净出口将出现负数，国际贸易收支的逆差，进口的上升与国内经济增长并不同步，绝非好事。一是由于去年打击走私，将前几年已经存在的走私进口正式记入进口，扩大了贸易收支逆差，这正是一种缩水效应。二是国内启动内需所增加的收入，没有扩大内部需求，反而扩大了外部需求，如大量进口手机，经济学称为收入的“漏出效应”。4 类国内需求，消费，投资均为疲软，净出口由正变为负，正是紧缩效应，只剩下一个政府开支。扩大国债发行的扩张效应被增加税收的收缩效应所抵消。资本外流使国家外汇储备不再增加，阻碍了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发行渠道；另一条渠道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由于多年积累的不良贷款需要清理，自动产生贷款紧缩；最后一条渠道是财政赤字在银行透支，已经被法律明文禁止。
目前就宏观经济政策而言，余地不大。短期可以贬值人民币并强制结汇，同时促进基础货币发行。中期可采取结构调整政策，包括第一进入WTO，以未来国内市场换取目前外资的大量流入，以缓和国际收支的逆差趋势；第二，出售国有资产；第三，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工资。长期则必须进行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和战略转换，我已经提出8 条措施，主要包括：采取低成本的反腐败措施，坚决清除腐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建立信誉记录；以国债带动劳动积累，提高农民收入，进行国土整治和农村城市化；继续以开放促进改革，改变过分的纵向一体化，政府集中权力强化垄断的倾向，发展社会横向组织；将部分国有资产存量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进入股票市场；改变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西方高消费的战略，发展独立的高科技和国防；采取有力措施降低教育，司法，管理和工程项目的成本，等等。
总之，我们必须从历史阶段的变迁，把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看成是战略转换的不可避免的“变盘时的滑坡”，抓紧时机解决中国改革的深层次矛盾，为未来中国数十年的经济持续稳定有效益增长，创造条件。
二．需求主体转换与利益结构调整
1999 年6 月份，通货紧缩已成事实，政府和学术界在认识上有重要的深化，就是各方面才逐步达成了共识，我国需求和供给结构都出现结构性断层，社会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越来越多的改革成本要居民承担，居民预期收入降低而支出增加，影响了消费和投资，不进行利益结构的调整，经济难以启动。目前的政策限于以政府财政力量承担改革成本，在增量上调整社会分配关系。扩大总需求，关键是调整需求结构，进行需求主体的转换。过去20 年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是3部分人的需求：
第一，外国人的需求。这是中国的出口。
第二，国内单位购买力。
第三，暴富阶层的需求。后两部分包括相当比例的进口轿车和手机，这是对外国商品的需求；在国内是豪华别墅，高档消费品，贵族教育，高速公路，都是一些高成本，高附加价值，高价格的东西，这就决定了中国的供给结构，过度追求高利润，高资本技术密集，依靠进口原材料，高工资，低就业。这样的由少数单位和富人带动的需求结构，和为他们服务的供给结构不能带动大众消费，社会的需求和供给出现断层。当少数人的需求饱和以后，那些高成本豪华产品与大众无缘，相对生产过剩必然出现，而且靠经济总量的扩张，难以摆脱。
所谓启动内需，就是要让另外3 部分需求成为主体：
一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投资需求，即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国土整治，医疗卫生，国防公安，农村城市化等8 个方面，应该由政府进行基本投资，提高民间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吸引民间投资进入。投资成功需要政府非常高的威信和组织动员能力，必须以低成本的反腐败措施，迅速有效地解决腐败和暴富阶层没有合法性的问题。
二是农民需求，主要是住宅，教育，农用汽车和家用电器。
三是城市居民需求，主要是轿车和住宅。但是城乡居民的需求似乎难以启动。大家奇怪，老百姓为什么有钱不愿意花？银行里不是有60000 亿居民存款吗？中国经济的研究者们长期忽视和忌讳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有人根据公开的统计数字，说中国没有两极分化，他们没有计算隐蔽收入和灰色收入；有人因为缺乏数字就不去研究。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有少数人以非常不正当的手段实现了暴富，大多数居民手头仍旧比较紧张，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一直被忽视，或被掩盖，似乎谁去研究，就没有“实证性”，就有“否定改革开放”之嫌疑。
许多人估计，目前中国80 % 的银行存款，掌握在20％的人手里，其余80％的居民，只掌握大约20％的存款------ 这个“20 ：80”格局，是一个两极分化的格局，足以引起我们警惕。
关键词：新形势；实体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3-00-01
在新形势下，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模式以及经济结构开始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调整。在这种调整模式中，我国的实体经济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新的动力。因此，在今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必要对我国的实体经济进行全面的改革。
一、实体经济发展是培育我国新增长动力的关键
在新形势下，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不断转型，因此，壮大我国实体经济成为了我国当前积极发展的重要策略。从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改革过程中不难发现，我国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我国供给侧目标尚未完成的事实，其主要的表现在于我国的新增长动力和旧增长动力之间的接替表现上。在这种现状下，我国目前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而在新形势的冲击下，我国的新增长动力需要以实体经济作为基础，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虚拟经济占据了我国过多的发展资源，给需要以实体经济作为支撑的新增长动力来说造成了一定的局限。而在我国的经济结构优化过程中，供给测结构的改革是为了对我国新经济结构进行优化和提升。因此，在这个过程中，新增长动力的核心驱动必不可少。而作为新增长动力核心的实体经济，必然需要一个大幅度的提高。
二、新形势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方向
1.扩大制造业总体规模
作为我国的第二经济产业，我国的制造业在长期以来的发展中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虽然经年来我国的第二产业平均每年的增值要高出发达国家百分之二十以上，但由于我国占据了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在人均第二产业增值上却仍然处于落后水平。虽然我国的人均第二产业增值较低，但从人均增值上看我国的第二产业还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对新形势下的实际经济发展，我国还应该局域扩大制造业的总体规模，提升我国人均第二产业增值。
2.提高制造业产品质量
就目前来说，我国的制造业总体规模还处于一个不断扩大的趋势，因此，提高我国制造业产品质量成为了拓展我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的重要因素。而在实际上，我国的制造业产品质量着实令人担忧。虽然在近年来我国的制造业产品得到了一定的提升，然而在整体的产品质量上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严重危害了我国制造业的国际形象，同时也限制了我国国内需求空间的释放。因此，在新形势下，我国的实际经济发展必须要着重于提高我国的制造业产品质量，只有通过质量的提升，才能为我国制造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同时有利于释放我国国内的需求空间，为实现我国的新增长动力创造有利的条件。
3.结合新科技技术发展
新形势下的实体经济发展离不开新科技技术的有效应用。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新的科技技术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与此同时，基于新科技技术产生的新的实体经济也为我国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对新实体经济发展的分析，本文认为，在今后的发展中，我国的实体经济必须要充分融合新科技技术，只有紧随时代的发展，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才能得到强有力的保障。
三、新形势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结构优化
1.规范实体经济市场竞争
我国经济新常态理念的提出，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开始不断优化和升级。在这种新形势下，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成为了推动我国新增长动力发展的重要核心。因此，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来说，必须要严格规范我国的实体经济竞争市场。一方面，需要我国建立健全的市场监督管理制度，同时对我国的制造业制定一系列的质量控制标准、生态环境控制标准、劳动者保障制度等等。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变我国制造业过降低成本而注重经济效益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其主要的变化在于调整了我国企业内部的生产结构，同时也加大了我国企业的内驱力。而通过竞争市场的控制，也能够充分激发企业的创新驱动能力，这与我国新形势下企业经济发展理念相符合，有助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2.将动力驱动、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
新形势我国对实体经济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形势下的实体经济发展中，我国对企业的创新驱动能力的要求尤为重视。因此，如何鼓励企业积极创新成为了关键。鉴于这种状况，在新的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必须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保障制度。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的不断发展，信息传播的高效、便捷在给我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着潜在的信息安全隐患。尤其对企业的某些知识产权来说，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就目前而言，我国的创新技术被他人剽窃的现象仍然严重。归根结底来说，是由于我国的知识产权保障制度不完善导致的。而由于缺乏制度的保障，我国企业的创新驱动能力将会大大下降。因此，为了壮大新形势下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有必要对我国目前的知识产权保障制度进行完善和改革。
3.调整实体经济发展结构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开始从高速发展向中高速发展变化。因此对我国目前实体经济的发展来说，其最重要的一点并不是提高我国实体经济的l展速度，而是如何做好实际经济发展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在以往的实体经济发展中，我国的实体经济结构过于重视投资驱动，而忽视了创新驱动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新形势下的实体经济发展中，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必须严格按照我国新形势下提出的各项标准和法律规范进行调整。只有充分增加我国实体经济的创新资源以及创新投入，我国实体经济的创新驱动能力提升才能拥有一个强力的保障。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新形势下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来说，首先必须要严格遵循新形势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结构。只有充分明确我国新形势下的实体经济发展战略，才能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结构和模式调整进行有效的提升措施。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中国 经济形势 对策
一、形势与政策的概述
1.形势与政策的概念
形势是指客观事物发展的状况和趋势，是社会各领域事物的现状和发展态势的综合反映。政策的本质在于政策的阶级意志和物质制约性。
2.国际形势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经济周期上升期。今后5年-10年，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将快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先后崛起，将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与格局延津，多极化趋势将日益明显。美国经济“双赤字”，使世界经济发展失衡，使全球经济风险加大，但世界经济整体趋势依然向好。
3.地区形势
美国经济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引擎。国际机构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经济将持续稳健扩张。日本受福岛核危机，经济衰退复苏步履维艰。今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处于停止状态，下半年可能恢复增长。但是，目前日本仅靠内需尚难支撑经济复苏。欧洲地区经济增长缓慢，但复苏势头尚能维持。但是油价局高难下，对欧洲地区经济复苏起到阻碍作用。亚洲经济增长触顶回落，但任然是全球最快的地区，亚洲地区宏观经济稳定，区内合作效应凸显，胡力共赢格局正在形成。在未来数年中，亚洲将在全球经济中保持教高增长。
4.国内形势
2010年是由保增长向保持平稳增长的转变之年。中国经济稳步上升，经济总量首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经济增长温和减速，总需求小幅放缓；价格水平持续上升，通货膨胀向非食品扩散；货币信贷持续收紧。“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人均国民总收入开始进入中国收入国家行列，并成功跨越“中低收入陷阱”。但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六大“两难”问题：宏观调控政策的松紧度，房价调控力度，收入分配改革，物价调控，人民币汇率，外贸出口。对于今年中国的经济形势，证券之星研究中心、瑞银和新加坡华侨银行分析称，作为中国十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2011年中国经济的重点是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抗通胀[1]。
二、我国经济面临问题的原因
1.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仍然很多。
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很多，其中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国内生产总值、货币发行量、商品房年度销售价格、上一期的零售物价指数（Y（-1））对通货膨胀起着主导作用。
2.“定价权”大战：中国制造业危机重重，投资营商环境全面恶化
30年前，我国改革方向是成功的，孕育了大批民营企业家；错误的是把我国定义为“制造业”大国，而把设计、策划、仓储、物流等拱手让人――“定价权”大战（一场无硝烟的战争），我们输了，欧美掠夺了我国制造业90%的财富。中国失业人口2亿，但招工困难，制造业利润不断下降，几乎为“零”；制造业危机重重，投资营商环境全面恶化，大家不敢做实体经济了，资金只有转向股市、楼市。
3.汇率大战：美国正在用对付日本的“汇率大战”对付中国，且中国正在重蹈覆辙。
2009年9月24日，奥巴马在“峰会”上发言：“中国人民币必须升值，汇率必须下降。”2010年6月18日，奥巴马写信给加拿大峰会的其他18国领导人，让他们联合起来，用舆论逼人民币升值。而周小川对策：为避免被峰会围剿，人民币只能升值了。目前，在美国以及国际舆论压力下，人民币被迫升值了3.5%，中国制造业的利润几乎为“零”，投资营商环境全面恶化；如人民币再升值破5%，中国制造业将全面倒闭。此时，我国还实行紧缩调控，就等于在“自杀”。
三、形势对我国的影响
1.国际形势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世界经济保持增长，我国外贸市场空间仍较大；二、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我加工贸易影响不明显，一般贸易保持高速增长；三、主要经济失业率高企加剧了世界经济摩擦的风险，欧美等国对我国发起贸易摩擦多由失业部门引发。四、油价高，加剧了我国的进口成本[2]。
2.国内形势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一是我国经济增长才内生动力较为强劲；二是企业经营困难加大；三是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任务仍然艰巨。
四、我国的政策
1.把握消费模式，创造低碳产品
大多数消费者已经认识到绿色消费模式和可持续消费模式是一种自然、和谐、健康的方式，并且有利于人类的健康和环境的保护。绿色消费和可持续消费必然会是未来消费的主流模式，企业只有把握当前的消费模式，创造低碳产品，企业才能真正满足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从而获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有利可图，否则企业就会在发展低碳经济这引导下被迫黯然退出市场[3]。
2.稳定物价总水平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中国国务院总理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仍然十分复杂，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还不少，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稳定物价，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3.继续抓好农业生产，力争全年农业再获好收成
总理讲：“家中有粮，心中不慌”。只有提高作物生产技术，大力发展农业，确保粮、棉、油、肉、蛋、奶等农产品的充足供应，才能避免世界粮荒的不利影响，确保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使我国尽快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强国。
四、要继续保障和改善民生
民生问题，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所以只有保障和改善民生，科学才会发展，社会才会和谐，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4]。
参考文献：
[1]郎咸平.《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J].2011（5）：20-21
[2]陈佳贵.《2011年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J].2011（03）：33-35
关键词：经济金融形势 发展 策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金融一体化进程逐渐加快，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风险不但与日俱增，而且形式多样，无疑为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带来了压力和挑战，不可否认近几年的经济金融改革成绩显著，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为保证我国经济金融平稳、较快发展，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采取行之有效的发展策略。
一、我国经济金融形势发展分析
1.成效和机遇
无论是金融危机期间，还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家领导人都对我国经济金融形势作了正确判断，不仅推行了一系列有效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还倡导民间投资，刺激国内各种消费，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从而使金融市场回归平稳、内需有所扩大、进出口贸易日渐平衡，即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了我国经济增长，因此我国经济金融总体发展形势良好，而且国内生产要素相对充足，市场前景广阔，需要我们把握机遇，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2.问题和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范围广，时间长，危害大，加之我国经济结构尚不合理，金融市场有待完善，所以我国经济金融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其中通胀压力大最为突出，当下国际经济金融局势动荡不安，而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强劲，且面临着资源短缺、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这无疑加大了我国有效控制通胀、保持经济稳健增长、调整经济结构的难度。同时由于外汇储备不断增长，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灵活性与独立性，加大了投放货币的压力，而且金融市场资金配置不合理，流动性差，如居民存款缺乏积极性、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突出、城乡银行资金失衡等，导致经济金融宏观调控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也意味着金融机构在调整信贷、经营转型、防范风险等方面任务艰巨。
因此为改善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形势，保证其平稳、较快、可持续发展，必须正确把握机遇，积极应对挑战，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强化宏观调控，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而增强风险抵御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实现我国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二、我国经济金融形势发展问题的策略探讨
1.强化金融经济宏观调控
政府应基于资产价格、社会融资、金融市场等与金融稳定的关系合理调整货币目标，继续推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如根据经济金融形势，支持信贷薄弱环节，确定信贷投放重点，针对企业技术创新、节能减排等措施加大信贷支持，针对国家重点项目、符合相关政策的企业，如文化旅游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特别是小型企业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但是针对“两高一剩”类型的产业应严格控制其贷款，并鼓励和发展信贷中的直接消费业务、创新小额信贷模式等，以此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同时还应以市场供求为导向，坚持可控、主动、渐进等原则，完善浮动汇率体制，通过适当放宽外汇流动限制，加强管理资本进出平衡和对外债务债权，并主动寻求和拓展使用外汇储备的方式和渠道，以此动态、有效管理人民币汇率。此外还应进一步协调货币政策与产业、财政等政策的关系，注重其松紧搭配，长短结合，以此为金融宏观调控发挥效用提供保障。
2.科学调整经济结构
世界经济结构失衡是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所以调整经济结构是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途径，一方面要调整产业结构，首先是妥善处理“三农”问题，通过继续推行优惠政策，加大财政扶持，创新推广农业技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努力打造现代化的生态农业，同时深化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利用减税、贷款贴息等政策引导民间投资，创新“三农”服务手段和产品，扩大农业直接融资规模；其次是依靠科技力量走新型化工业道路，除了国家政策支持和财政扶持外，金融机构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为其发展和创新提供优质服务，以此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逐步走向低耗、高效、环保的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制造业、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协调发展；最后是应大力发展面向生产和民生的服务业，以及咨询、审计等现代服务组织，以此缓解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另一方面应扩大内需，国家可以推行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如降低税率、放宽税基等，合理分配社会成员收入，并结合民众的多样化需求采取家电、农具购置补贴、扩建经济适用房等措施鼓励其消费，同时加大教育、医疗等民生保障资金投入，特别是农村地区、经济落后地区，以此使在无后顾之忧的基础上增加消费，进而扩大内需，提高市场资金的合理流动性，拉动经济增长。
3.加快金融机构体制转变
一方面国家应综合考虑经济发展要求和金融机构实际需要，加快金融机构体制改革，科学布局，合理分层，形成以国际性、政策性、股份制等大型银行为主体且小中大银行并存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组织体系，特别是应采取相应的优惠政策着力促进地方性中小银行发展，并进一步完善农村、社区金融服务体系。
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应强化内部改革，具体要借鉴先进的管理理念、技术、方法，优化内部治理结构，完善贷款定价机制，构建公开、透明、合理的收费制度，建立风险责任与薪酬挂钩的激励制度，以及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并基于市场需求和行业要求改进理财咨询、现金管理、风险评估等业务，严格控制短期理财产品的发行，同时强化实体经济服务意识，合理发展中间业务，创新金融产品，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水平，以满足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增加价值服务收入，特别是要加强与企业客户的沟通与合作，以期在促进其发展的过程中寻求长远的发展空间。此外还应积极拓展国际业务，使之朝着投资金融服务方向发展，形成利于国内企业走出去和调整出口产品结构的对外服务体系，以此提升金融服务质量，更好的适应经济金融发展形势。
4.加大金融监管力度
新形势下，金融风险不但日益增多，而且隐蔽性较强，潜在危害大，因此必须加大金融监管力度，构建完善的风险防范体系。金融机构应深刻、全面审视融资平台、集团客户、房地产、国际业务等领域的风险点，构建跨国境、跨市场、跨行业的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发展战略、内控制度、业务模式等建设，提高风险识别、评估、控制、监测能力，如利率、汇率等风险，特别是加强控制信贷数量和规模，严防其脱离实体经济，以此规范金融行为，防止泡沫经济，维护金融稳定。
结束语
总之，当下我国经济金融总体发展形势良好，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因此必须强化经济金融宏观调控，科学调整经济结构，加快金融结构体制转变，加强金融监管力度，以此维护金融稳定，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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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是适应我国经贸发展新格局转换需要的顶层设计。从地理空间联系到经济空间网络形成的地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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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90―2013年世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与投资年均增速比较
（二）新国际投资格局：形成对外资本输出新格局
2014年，中国已经由FDI净输入国转变为净输出国。2005―2015年，中国全球对外投资额存量达到1万亿美元，增速位居世界前列，正在重塑全球资本投资流向格局。中国对外投资已经基本上形成对发达国家优势行业为主的投资及“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为典型代表的、以我国优势行业输出为主的各具特色的框架体系，日渐形成全球性资本输出比较优势。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含银行、证券、保险）1180亿美元，比2014年增长14.7%，全年实际使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商直接投资（不含银行、证券、保险）526亿元（折85亿美元），增长25.3%；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不含银行、证券、保险）148亿美元，增长18.2%许宪春：《2015年统计公报》评读，资料来源：。。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双向投资增幅都超过了平均水平。在我国对外投资的初期，投资项目集中于石油、天然气、矿产等自然资源领域。中国在过去十年向国外能源、电力、重金属和原材料领域投入的资金约为5800亿美元，占全部对外投资总额的半数以上《中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对外投资大国》，资料来源：。。2015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48亿美元，占全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2.6%，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达到692.4亿美元，投资领域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等。如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建设方面，已在巴投入约520亿美元进行重大项目建设。2016年1月，在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启动了卡罗特水电站项目，耗资16.5亿美元，是“一带一路”首个大型水电投资建设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将为巴“强力充电”》， 资料来源：。；中国制药、半导体等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
（五）开放政策优势：“后发优势”向“先发优势”转化
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中国先期对外开放充分利用了要素成本及技术引进形成的“后发优势”，再加上先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经过多年对中国特色开放模式的探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对外开放经验，随着制度、市场、产业等各领域开放成果累积，形成当前中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的“先发优势”。因此，“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基于自身全球影响力网络的顶层设计，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经济外交的战略布局，是推动世界经济治理秩序变革的主动作为
欧晓理：《“一带一路”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资料来源：http：//.cn/20151118/4013225.shtml。。
从经济角度来说，中国构成了发达经济体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间的“过渡”层级。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支出8318亿元，比2008年增长2.7倍，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从2008年的0.61%增加到2013年的0.80%；规模以上企业共申请专利53万件，是2008年的3.4倍。在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2014年，我国共有100家企业入选“财富世界500强”，比2008年增加65家，其中制造业企业56家（不含港澳台），连续2年成为世界500强企业数仅次于美国（130多家）的第二大国。
此外，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参与区域竞争与合作的过程强调“和而不同”的基本原则，注重世界多元化、协作化发展趋势，这源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特征。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致力于“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共赢发展，是一种“合作观”主导下的新型伙伴关系，而非控制理念主导下的等级体系，探寻平等的伙伴关系、平等的互动模式，不干预别国内政的政治原则与主张拓展了合作空间。中国提出“利益-命运-责任”共同体的新型伙伴关系，在尊重民族、文化、历史差别的基础上，强调区域协同、融合发展。另外，“以柔克刚”的韧性也促使中国企业日渐形成独特的商业模式，使得全球化、国际化过程中，中国应对国际形势变化更富有弹性。
三、基于“新比较优势”下的“一带一路”战略升级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具有十分复杂的国内、国际背景，是经济、政治战略复合体。适应我国对外经贸发展新格局需要的比较优势升级，以“一带一路”战略引导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升级，从而开拓中国对外开放新局面，形成我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格局中的新定位，这一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系统化、长期化工程。
（一）东西双向开放战略融合升级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必须实现由承接产业转移主导的东向战略向承接与向外转移并重的东西双向战略融合升级，这是由相对被动到相对主动的战略升级。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过程，可以是产业间，也可能同时发生于同一产业内、产业链上的不同环节之间，是“走出去”与“引进来”战略同步实施过程。但追求目标是一致的，即促进我国企业和产业向国际产业链两端移动。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中国，可以为发展程度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及时的发展经验，并转移一部分优质产能。中国有经济能力、组织能力和雄厚的人力资本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些挑战，如下两个特点是一般的工业化大国所不具备的：首先，中国与沿线国家在人均收入上存在一定的落差。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处于中高等收入国家水平，而“一带一路”沿大多数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低于中国，引致劳动力成本落差，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言，将会形成产业转移的内在推动力。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速仍位于全球前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差距还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其次，中国已形成相对齐全的产业部门及相对清晰的产业划分。林毅夫、蔡P等学者基于中国的发展经验，提出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的“飞龙模式”《飞雁模式在中国可以转化成飞龙模式》，资料来源：http：///zgjx/2015-05/20/c_134253857.htm。，强调中国产业转移的巨大规模和就业创造效应，而这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引导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增长方式转变，需要多种因素、多种力量共同配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另外，“走出去”与“引进来”都存在“西向开放”与“东向开放”的双向战略融合问题。如新加坡目前是大中华地区之外最大的人民币境外离岸中心，两国金融领域的合作日益深化，正在探索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现代互联互通和现代服务”，希望成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点[美]希拉里等口述，胡舒立等编：《新常态改变中国2.0：全球走势与中国机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244页。。
（二）内外联动模式升级
依托优势产业对外投资、生产全球化构建国际化生产网络，重新定位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的节点位置。逐步改变过去生产本地化而创新外部化的状况，实现创新本地化与生产全球化进程协同，这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内在要求，并将有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的深化。中国以往经济增长较多受益于发达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及已有技术的扩散，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人口红利的消失，这一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日益面临严峻挑战。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知识、创新本地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于中国来说，要适应国内需求与国际市场的变化，加快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实现创新本地化与生产全球化的协同，舒缓新常态下产业升级与比较优势转变的双重压力，形成开放创新国际合作的新优势。
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推动着对外开放模式升级。从国内来看，经济的发展，促进人们收入水平提高，而购买力提升激发了多样化需求，为市场优势提供了新注解：一是快速发展带来的收入提升形成的容量优势，为多样化需求提供了更多市场可能；二是大国经济形成的市场规模优势，多样化需求形成的市场细分动力，加上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叠加成不容忽视的市场力量，形成小国经济所无法比拟的、巨大的吸引力，也是不同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源。由于区域发展差异的客观存在，目前中国国内形成多层次的市场需求，无论是对于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提供了巨大市场商机，也为各类企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对于快速发展的大国经济来说，外部市场容量相对变化不可能同步于经济增速，按照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经济规模与贸易依存度呈逆向关系”的理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对于大国经济体来说，不可能长期持续。而与此同时，伴随本国经济规模的扩张，国内市场空间快速膨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现存的“内需不足”问题，不是国内需求量不足，而是对本国产品需求的增长没有实现与收入增长同步。由于需求收入弹性差异的存在，国内对于高质量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增长迅速，而国内产业供给特征存在非对称现象，从而形成国际关注的国人在国外疯狂购物的现象。而且，根据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研究，在今后十年，随着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增长，将有7000家公司挤进营业收入超过10亿美元集团，其中70%将来自新兴市场。在这一趋势中，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产业升级背景下，企业既面临巨大压力，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因此，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背景下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两大方面内容：一是部分低技能要求、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沿线国家“产业转移”过程，这是成本上升条件下形成的“过剩”问题；二是以国内需求特征变动驱动、内向型导向的产业结构升级，与前一阶段对外开放战略的外向型导向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显著差异。
（三）开放战略空间升级
前一阶段的对外开放以沿海地区主导，形成东、中、西梯度式开放格局；本轮对外开放的“全方位性”特征，使中、西部战略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同时对外开放的战略空间不再是一市一县各自作战，更加强调系统性，注重产业链、创新系统的协同能力竞争。因此，城市群成为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实施中的主导战略空间，成为国家间竞争与合作的主体。各级、各类型城市集群化发展，日益呈现出协同组合优势，成为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推进，城市群的人口、经济集聚度日益提高，集聚经济效应与溢出效应同时发挥作用，使城市群成为经济与创新中心的空间载体。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为代表的一批东部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强化合力，提高国际竞争力，成为吸引外资、技术等的空间平台与载体，成为驾驭协同优势的主要空间力量。
在前一阶段“东向”开放过程中，主导空间是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具有区位优势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集群区域，这也是新形势下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空间。“西向”开放过程中，中西部地区成为对外开放的战略前沿空间，而海岸线沿线、新亚欧大陆桥沿线、长江流域沿线集聚了我国主要城市及城市群，沿线城市群的良性互动发展，可以有效协同我国东西部区域发展，同时也能促成“东向”开放与“西向”开放战略的空间对接，形成具有全球影响的发展动力轴。因此，应强调空间战略布局，以城市群作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空间载体，而非行政区经济主导。这要求对外开放深化要以对内融合为前提，即破除行政区划刚性束缚，完善各类要素全国统一大市场。
（四）多维协同升级
“一带一路”战略应强调经济、环境、社会等多维协同。前一阶段对外开放，在某种程度上以环境为代价，以社会失衡、区域失衡为代价。在新一轮对外开放过程中，面临来自国内、国外的多重约束。因此，“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国内要注重群际、区际平衡及经济与生态、社会协调的多维协同；对外，输出资本、技术、管理的同时，重视当地环境、社会等多系统协同，才能促进战略的有效实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多部委联合的《推进“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是纲领性文件，是实现顶层设计的具体化，核心理念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因此，实现该战略与沿线家发展战略的对接，可以有效减少相关国家的参与顾虑，促成国际共识的达成。从地方政府层面来说，各地区围绕中央“一带一路”战略设计积极展开行动，有效协同各类区域战略与国家开放战略，从基础设施、对外投资等各领域着手推动，实现区域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协调。“一带一路”战略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实现战略协同，将有效拓展经济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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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提高。新形势是机遇也是挑战，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更应该抓住机遇，变革传统的经济管理机制，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提高企业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本文结合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深入研究我国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策略，希望能够助力当下企业的转型与发展。
关键词：新形势下；企业经济管理；经济；创新
一、新形势下我国企业经济管理创新的必要性
企业经济管理是项目众多，内容琐碎异性复杂重要的工作，主要包括，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生产管理以及营销管理等诸多内容。经济管理是将企业的各类资源进行整合，充分运用管理的决策、计划、组织、执行、控制的功能，在日常的经营中遇到问题时，做出相对的决策，维护公司利益，达到企业既定目标。从侧面说明企业经济管理创新对于应对市场竞争的重要性。当下互联网行业飞速发展，已经高度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科学技术与时俱进日新月异。企业传统的管理形式和运营方式面临新形势下，市场环境的考验逐渐暴露出自身的缺陷。要想在极为复杂的市场环境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让企业利益最大化，需要从年国内国际式市场经济的特点出发，制定对应的措施，推动企业经济管理的创新的同时完善内部细节，进一步促进企业的发展。
二、新形势下我国企业经济管理现状分析
当今我国综合实力跃居世界顶端，总体看来我国很多企业在经济管理体制创新改革后，明确了企业的发展方向，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打开了国外的市场，强化了我国的经济实力。但是相对国外较为成熟的经济管理体系来说，我国的企业经济管理制度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结合当下企业中国的实际情况，企业管理制度创新可以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大块来进行阐述。（1）外部因素：市场经济的复杂性导致很多公司不能准确找到明确的定位，从而导致在新形势下随波逐流，最后面临被淘汰的困境；经济管理人才少，由于国内的教育体系不同于其他国家，在经济管理上很多企业借鉴国外优秀的成功案例，虽然开始会取得一定成果，但在企业后续的发展中便需要管理人员具备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2）内部因素：管理制度不完善，经济管理制度理念落后。传统的经济管理理念仅重视短期利益，难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血缘关系”管理是企业中常见的经济管理形式，忽略员工价值也是导致我国企业经济管理难以创新的重要原因。
三、新形势下我国经济管理创新策略研究
利用新形势下的机遇与挑战，抓住改革机遇，完善企业各部门的创新策略与制度，明确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从实际上来创新企业的经济管理制度，推动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根据上文对我国企业经济管理创新的研究，从以下几点进行探讨。首先建立先进的经济管理制度理念和创新意识。企业想全面提高经济效益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树立创新意识，确保企业的领导层人员以企业长远利益为核心，以专业的工作能力和超前的思维模式推动企业经济管理制度的创新，将工作的中心放在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上，从而寻找并且建立健全适合企业发展的科学合理的管理模式。不论是企业管理还是人员管理都要树立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激发员工的斗志从而提高企业的实力，进一步保证企业在新形势的环境下越走越远。其次完善经济管理创新制度，实时关注发展形势。整合优化企业的主要资源，利用有效的管理手段促进生产力发展。以企业财务为核心，各个部门之间相互配合，提高经济管理的执行力，构建完备的监督机制，保证各项制度合理完善。深入贯彻经济管理创新策略的同时关注其发展情况，根据发展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及时调整相应策略，真正做到从人的角度出发，推动企业向着高质量、高效率的方向前进。摒弃传统经济管理模式的缺点，结合信息时代的优势，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到企业的经济管理之中，及时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走向与发展，结合企业自身特点根据形势的变化随时优化创新企业经济管理，寻找发展提升的机会，将企业推向世界。从而提高企业的社会地位以及影响力，为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最后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关注员工的切身利益。对于企业的进步与发展起到关键推动作用的便是员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优劣也是评判企业的标准之一，更是企业未来发展的主动力。大数据信息时代，利用科学技术可短时间内根据员工自身的优势进行科学合理的任务分配，真正做到知人善用。西方的家族企业之所以能够做到源远流长，很大程度上在于企业管理制度的不断调整和优化。设立相应奖惩制度，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培养员工创新能力，让员工感受到人文的关怀。增进团队的向心力与凝聚力，进而提高企业的综合实力。
四、结语
归根结蒂，新形势下企业的经济管理穿行于发展是极为迫切重要的。在国内外经济飞速发展的环境下，企业要树立危机意识，明确自身定位，制定发展目标，施行与之向匹配的经济管理创新策略。正视经济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更新传统的经济管理模式中不利于企业发展的决策。采取有成效且可行性高的创新策略和改革方式，在实施过程中不断优化，灵活运用，使之与新形势下企业发展前景相匹配，从而达成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目标。
一、金融危机以来的成都经济运行特点
（一）经济运行出现一定波动，但仍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受“5·12”汶川地震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近两年来，成都市经济增长出现小幅波动，在第二季度增速达到近几年的最低值（11.2%），然后连续3个季度保持约12%的增速。但从第二季度开始连续三个季度经济增速达到14%以上，我市经济增速不断加快，经济出现企稳向好趋势，全市gdp同比增长14.7%，增速同比增加了2.6个百分点，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进一步得到巩固。
（二）投资、消费双轮驱动再次强化，增长更为强劲。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4.0%，同比增加了8.2个百分点。在房产市场销售旺盛带动下，全市房地产投资945.14亿元，同比增长2.4%。在多方位促进消费的政策作用下，消费品市场持续繁荣活跃，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0.3%，是近几年的最高增速，较上年提高了0.8个百分点。旅游市场活跃，有效拉动了消费增长，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同比增长34%、29.1%，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33.2%。在出口形势依然严峻的背景下，出口逆势增长15.5%。
（三）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明显减慢，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高。在城乡居民收入方面，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我市企业经营效益出现较大下滑，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明显减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较下降4和4.9个百分点，虽仍保持在10%以上的水平，但已为以来的最低。
在社会保障方面，我市在全国率先建立耕保基金补贴农民参保机制、实现征地农民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轨；率先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一体化制度，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市级统筹、全域结算、报销比例提高；同时，进一步加强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全面完成城乡社区卫生服务规范化建设，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稳步提升。社会保障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城乡居民的“消费安全感”，为我市消费在严峻的宏观形势下仍能保持20%以上的增幅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四）物价指数明显降低，变动趋势趋向平缓。我市物价走势基本稳定，各月居民消费价格累计指数增幅与同期相比有较大幅度下降，全年基本上徘徊在100－101之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继续回升。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100.3%，类商品价格四涨四落，其中食品价格上涨3.1%。据统计，成都ppi在1月达到全年最高（104.5），之后几个月内持续下降，从8月后开始反转，12月回升至99.6，全年累计ppi指数为98.1，下降1.9%。
二、近期成都经济运行应关注的重大问题
（一）宏观调控政策将继续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如何平稳退出超常规的金融刺激政策，将成为贯穿2010年经济发展的主线。12月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2010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强调加强针对性和灵活性，以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这个政策基调是非常清晰的。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利于成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二）拓宽民间投资渠道，启动民间投资。民间投资是我国经济增长内在活力与动力的主要源泉。我国今年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为了应对挑战，我国将发展民营经济、鼓励和扩大民间投资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将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拓展民间投资的渠道。去年我国经济复苏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拉动，造成各地政府债务急剧增加，通过政府追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难度加大，我国将抓紧出台并落实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相关措施可能在民间投资进入基础设施、垄断行业等领域提出更具体的安排，并在民营企业兼并重组、财税支持、金融服务方面安排一系列优惠政策；进一步拓宽、扩大民间投资范围，降低准入门槛，将逐步实现经济增长由政府投资推动型向民间投资拉动型转变。
（三）房地产需要保持平稳发展。去年的房地产投资对中国经济复苏的作用不可低估，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艰难复苏的微妙形势下，房地产发展既直接涉及当前的经济复苏，又涉及社会稳定的大局。国家近期密集推出的一系列调控房地产政策，主要是抑制投机性购房，对自住型购房和改善型购房持鼓励态度，政府将继续加大社会保障房建设速度。未来房地产的调控将兼顾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的结合，处理好投资复苏政策、扩大民间投资政策和房地产市场本身政策这三者调整关系的搭配衔接。再则，支撑房地产市场未来二三十年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放开中小城市户籍限制政策”，大规模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在即，房地产很难出现大幅度下跌。对成都来说，蓄积的刚性买房需求在已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而投机投资性买房需求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控制；2010年下半年以后住房供给面积将较快增加，因此预计房价不会快速上涨，仍将保持平稳发展态势。
（四）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力度。随着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不断下降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率持续走低，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我国居民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相比也有很大差距，投资与消费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环节。为促进消费需求持续较快增长，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我国将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
（五）管理好通胀预期，给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环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可以传导到国内，今年货币的供应可能影响到通胀的预期，明年物价有一个“翘尾”的因素，现在还没有出现通货膨胀，但是我们要预见到通胀有可能出现。当前，成都经济处在逐步回升好转的态势，但还需要加快发展，进一步巩固回升的基础，巩固经济持续回升的势头，又要防止物价上涨过快，把物价上涨保持在一个温和可控的范围内，管理好通胀预期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2010年成都经济运行态势预测
2010年是我市全面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和灾后重建任务的关键一年，也是深入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重要一年。围绕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奋斗目标，2010年我市要以“转变方式、调整结构、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为重点，以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为抓手，积极推进区域合作，拓展重点合作区域，提高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经济增速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世界经济已逐步复苏，但进程可能比较曲折和缓慢；我国经济也呈现企稳向好态势，但仍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等重大问题，再加之外需下降趋势短期内难以扭转，我国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2010年我市经济发展将面临较之以往更加复杂的宏观环境。从景气指数来看，描述未来经济走势的先行指数在近7个月都保持了小幅上升态势，这说明，至少到2010年下半年，我市经济增长将呈现小幅增长态势。综合考虑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结合我市经济运行和景气指数变动情况，2010年全市经济将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预计为14.1%。
（二）内需增长将有所减缓。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房地产发展前景不明朗，开发商对房地产投资仍然比较谨慎，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低于前几年；二是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前景不明朗，投资信心、扩展意愿不强，引进国内外投资难度加大，而本地社会资本又未能有效启动；三是财政收入增幅下降，通过贷款追加投资难度加大，而民生改善支出增加，来自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难以继续快速增长。预计2010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1.0%。
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在一系列扩大消费政策刺激下，全市消费延续加速增长趋势，但已显现见顶迹象（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0.3%，是我市近10年的最高增速）。考虑到现有消费促进政策的效应正在衰减，而新政策从出台到产生效应仍需要一定的时间，预计2010年全市社会消费品增速较略有提高，为21.1%。
（三）对外贸易趋紧形势将有所缓解。全市进出口总额152.7亿美元，同比增长10.2%，其中，出口总额87.5亿美元，同比增长7.4%。随着世界经济逐步复苏，外需可能会逐步恢复。但欧美经济在2010年不可能出现明显改观，在欧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更为频繁的形势下，全国对外贸易形势也不可能出现明显改善，但也不会出现大幅度下滑，极有可能是小幅上升。综合国际国内形势分析，预计2010年成都市进出口增速与基本持平，为15.1%，其中出口增速为14.6%。
一、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相互影响关系的研究，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总体上看其研究发展主要有两个方向：第一，以Krugman（1991）为代表的经济地理模型，认为产业集群的区域定位与经济发展是相互影响的，它是一种静态的研究，而对形成产业集群的相关经济活动及其持续成长因素的动态效应未能进行很好的诠释。第二，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通过“钻石模型”理论框架的构建提出了著名的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极大的挑战了建立在资源禀赋基础上的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强调的资源禀赋转移到对其形成产业集群的资源的利用能力，认为竞争是依赖国内的竞争环境动态且瞬息万变的，该理论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思考。
二、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1、产业集群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构建区域核心竞争力的有效经济组织形式
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区域相对于同类区域对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体现了区域经济的竟争优势。而区域经济优势的形成具有根植性，往往根植于该区域的特色产业，其核心竞争力通常表现在具有本地化产业氛围的地方特色产业群上，这种特色产业群是其他区域难以模仿的。波特认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取决于区域经济的竞争优势，而区域经济的竞争优势又体现在区域产业集群上，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优势不一定要看整个国民经济，而主要应关注该国或地区的特色产业群。理论与实践都表明了产业集群己成为地区经济发展和区域核心竞争力提升的理想模式。国外区域经济产业集群发展十分普遍，理论与实践都表明产业集群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构建区域核心竞争力的有效形式。
2、集群知识累积与扩散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要素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新增长理论认为对经济长期增长起主导作用的是基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累积而形成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而这种基于集群的知识累积根植于所在的产业集群，具有嵌入性，是难以模仿的，可以形成产业集群的独特竞争优势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的主要动力因素。知识与传统生产要素自然资源、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不同，是一种无形资源，具有独特的特征，首先，知识具有价值增值性，在其他生产要素不变的情况下，知识投入的增加，能促使生产规模收益递减向规模收益递增的变化。其次，知识的使用具有重复性，知识是一种无形的资源，能在重复使用的过程中产生新的知识，从而使知识的价值不断累积而提升，具有量的累积性。根据知识可传递的难易程度可将集群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缄默知识，在此基础上还可进一步根据知识的来源把显性知识分为内部显性知识和外部显性知识，把缄默知识分为内部缄默知识和外部缄默知识。
3、产业集群的创新是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
区域经济持续的竞争力与产业集群引起的区域产业创新密切相关，产业集群能促进群内信息流动和技术溢出、推动技术进步和扩散，这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十分有利。产业集群本身是一种区域创新环境，有利于知识和信息的创新、交流、扩散和传播。在这样的学习型组织中，集群企业联系紧密，相互之间形成了信任的网络，企业之间通过不断的相互学习，进行知识的累积，有利于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对于区域经济而言，产业集群是重要的创新体系。其创新内容包括产品的创新、技术的创新、原材料的创新、市场的创新以及组织的创新等。
4、产业集群有利于区域品牌优势的形成
区域品牌是产业集群长期沉淀而形成的，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也必然带动区域品牌的创立，专业的区域营销优势和品牌营销网络的协同性加速了品牌的建立和传播，典型的例子如意大利的皮具、法国的香水、日本的电器、瑞士的手表、西湖的龙井茶等。产业集群改变企业单独品牌建设时的势单力薄、难度大、时间长、成功率低、资源局限等困境，整合集群力量集中宣传力度，集体打造区域品牌优势。
关键词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互动关系
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当今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两股最重要的力量。两者共同之处在于都促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规模经济实现，推动生产要素价格在全球均等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两者不同之处在于，跨国公司是微观经济一体化，由市场力量推动，以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为主要形式，从事国际规模的生产和销售以代替通常的商品出口。这种一体化构成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微观基础。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则属于宏观经济一体化范畴，是成员国基于市场自身发展的需要，通过鉴定协议来为资本在本地区扩张扫除障碍，促进本地区分工深化和创造本地区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还可能形成政治方面的合作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构筑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宏观基础。由于这两种一体化在运行层次和运作机制上的不同，形成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两个主要动力源。但是，这两者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向前发展。本文旨在研究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互动关系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一、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的原因
战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蓬勃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自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在全球确立以来，资本积累速度的加快及资本逐利的本性受单个国家尤其是小国的资源与市场局限无法满足资本扩张的需要，战前的殖民地开拓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矛盾。但列强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通过战争方式获得的资源与市场很可能再通过战争的方式失去。另外，战争也破坏了生产力和资本扩张的机制，破坏了生产力和资本向纵深进一步发展的环境条件。显然，从战争转向合作是解决这一矛盾更可行的途径，于是通过一定的制度调节，由资源争夺转向资源共享，从军事竞争转向经济竞争，逐步成为战后各国的共识，这在实际上便构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化在战后迅速发展深层次认识的基础。
科技革命和生产力在战后的迅速发展又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发展提供经济基础。由于生产力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强烈地逾越国界的要求时，实际上使一国市场无法承受如此分工与规模经济，另外，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新技术和新产品的R＆D费用不是一个企业甚至是一国所能承受的。所有这些都需要通过跨国性的集体力量或协调来解决，经济一体化组织成了解决这种问题的一种较好选择。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只构成一体化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甚至唯一条件。一体化还需要有下述条件才能形成：一是当生产力发展到产生逾越国界的要求却遇到来自其他地区对商品、资本流动设置的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这种障碍又难以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双边谈判予以解决时，才有可能率先在本地区形成区域经济组织，以便在局部范围内妥善加以解决；二是当生产力发展的逾越国界要求退到了来自其他地区商品与资本的严峻挑战时，需要依靠地区组织来保护其成员国产业，确保对本地区市场的占有；三是组成一体化的成员国必须同处于一个经济区域中，而不是困于纯粹地理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区域是指区内诸成员国经济具有竞争性（可以实行产业内分工）或互补性（可以实行产业间分工），有长期交往传统，否则，即使在同一地理区域里形成一体化组织，也难以获得真正发展，这是一体化形成的基础条件（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便是典范）。战后蓬勃兴起的遍及五大洲的一百多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多或少与上述条件有关。
这就告诉我们，并非所有生产力逾越国界的国家都能具备实施一体化的条件。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发达国家都能与其他国家成立一体化组织。在有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中，主要是选择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种矛盾（这也是跨国公司大多产生于发达国家的原因）。跨国公司把R＆D、生产、销售、服务等诸价值链增殖环节分解到世界上各个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国家，把生产力发展与资源和市场的矛盾分散化，充分利用东道国的资本、技术、人才和市场等优势来解决一国无法承担的生产力逾越国界的要求，跨国公司也利用规模化生产和各国要素价格优势组合出价格最低，且最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和劳务，跨国公司遍布世界的子公司和营销网络，把市场交易内部化，使生产力发展大公司化，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组织具有一定的排外倾向，区外的跨国公司通过对区内的大量投资来绕过这种人为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这在实际上也促进了战后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早在欧共体成立不久，美国工商界便提出“把工厂迁到欧洲去”的口号，以避免欧共体的歧视性关税降低其产品的竞争力，以1966－1977年这一时期为例，在1966年美国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向世界市场上出口的制成品总额中（不包括返销美国部分），有46％是设在欧共体的分支机构生产的，到了1977年这个比例上升到64%；北美自由贸易区刚刚运作，日本跨国公司便把投资重点转向墨西哥，企图通过这块跳板来减少美国关税对其不利的影响。
战后通讯和运输的迅速发展及其服务费用迅速下降，为世界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世界银行、IMF和GATT（WTO）等机构的成立及其对国际经济的协调也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其他如联合国的调节、多边国际协定的执行等，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
二、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推动区域经济宏观一体化
跨国公司作为一种市场的力量，其触角遍及全球各个角落，不局限于民族利益和国家疆界，通过跨国经营活动，追求全球性的机遇、抉择和效果，以获得企业全球战略的实现和最大限度的利润。如果跨国公司在某一区域不断投资，便会促进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展。这就是说，作为微观层次的跨国公司，其市场机制力量能够推动作为宏观层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
纵观当今最成功的两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欧共体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成立主要是由于跨国公司在区内大量投资，使区内比较优势上升，从而为推进一体化创造条件。
以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为何能与发达国家美、加实施经济一体化，主要原因便是美、加跨国公司对其多年扩张和渗透的结果。1955－1989年间，美国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总额从6.07亿美元增加到70．79亿美元，增长了10．7倍，分别占当年对拉美投资总额的9．2％和11．5％。事实上，美国一直是墨西哥最大的投资者，在墨西哥的外国直接投资中，美国资本占60％以上，1980年在墨西哥的2349家国外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中，美国和加拿大分别占总数的79．7％和2．6％。美国和加拿大跨国公司多年来在北美一直属优势的投资比例，使得北美三国贸易自由化和生产一体化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前已悄然出现，美加墨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已很高。这说明，跨国公司在区内的扩张已为其创造了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条件。
为什么跨国公司微观一体化能够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基础条件的实现，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跨国公司在一个区域内投资促进了区内国家比较优势的提升。跨国公司在区内扩张，将传统的国家产业间分工，转化为企业之间的产业内分工，这种分工形成的规模经济使该区内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在这个过程中，区内各国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来重新定位自己的竞争优势。这为跨国公司以本地区为出发点重构企业的区位优势、技术垄断优势和经济资源优势，还可以使那些本来不具备比较优势的或者优势并不明显的国家通过跨国公司的投资，使跨国公司优势定位外化在国际比较优势中，让其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可能性。
2．跨国公司的区内投资趋同了国际经济游戏规则，进而趋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基本的规则。如果经济纯粹在一国之内而不发生跨越国界的要求时，国际经济活动并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规则，它往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带有很大的随机性，这对国际经济交往产生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当资本开始国际化时，东道国在根据自己国情吸引外资时，也逐渐改变国内立法，接受国际惯例，对跨国公司活动的游戏规则如国民待遇原则予以认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既给自己带来了利润，又实现了其区域战略和全球战略，也使东道国实行更开放的对外经济发展政策，优化了国内的法律、政治和人文环境……这些变化都是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3．跨国公司的区内投资深化了区内市场。比较优势、国际分工、规模经济仅仅构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潜在条件，拥有一个巨大的或潜在的购买力市场，可以将潜在条件转化为现实条件，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投资是自己与东道国分享互惠互利，区内的大规模相互投资将使区内市场深化和扩大，从而使区域经济一体化得以实现。
如果该区域经济发展遇到外来的阻碍和威胁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便会很快建立起来。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比较优势，优化制度环境，吸引跨国公司来本国投资以强化自己的经济优势以及相互优势，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走出困境的便捷之路。
三、区战经济一体化促进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形成促进了跨国公司的微观一体化，这是因为：第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引发了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效座。这是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相对应的现象。投资创造主要是指，关税同盟建立以后产生的贸易转移现象，使区外的企业产品进入该市场变得困难，因此，区外大量直接投资涌入区内，在那里建立分支机构和占领成员国市场。而投资转移则指先前进入的企业，为了利用市场统一以后所提供实现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机会，对该地区的生产经济活动进行重新布局，即进行生产合理化方面的投资；第二，区域一体化使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发生了变化，并且为跨国公司实行复合一体化的经营战略提供便利。传统上，对外投资作为要素流动的一种形式，与商品流动之间存在着某种替代关系。可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刺激资本的国际化和一体化。因而，区域经济一体化最重要特征便是在宏观层面从制度上保证了跨国公司在区内的微观一体化的顺利实现。因为一旦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通过区内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政策的推动，使区内的跨国公司在这块已经“围起来”的商场上较易占据优势地位，使其在区内扩张更具有便利的条件。而且，一体化组织还会利用自身优势帮助微观一体化的实现。如欧共体执委会在70年代曾援用《欧洲共同体条约》的有关条款对美国大陆崩头公司吞并一家荷兰公司实行了严厉的制裁，80年代还制定了一项10年的“欧洲信息技术研究与开发战略计划”，目标是将西欧在世界技术市场的占有比重从那时的10％提高到90年代的30％，这些倾斜政策一定程度上削弱区外的竞争对手，有利于共同体成员国的跨国公司对这些重要行业的渗透。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保证还表现在，如关税同盟是实现对内取消关税和数量限制、对外统一关税，关税消除后，市场随之扩大并向纵深发展，为区内各国产业间分工转向产业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各国无法再运用关税或非关税壁垒来保护本国市场；必须面对区域内其他成员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为了在竞争中保持不败，各国公司便加速对区内直接投资的步伐，成员国之间资本的相互渗透也会加快，这样便促进了跨国公司在区内的微观一体化。例如，在欧共体内，1959中的西德私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5.47亿美元，其中在西欧的投资为1．97亿美元，而到1978年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318亿美元，其中对西欧的投资增至212亿美元，分别增加57．1倍和106．6倍，英国1971年对欧共体的直接投资总额为985亿英镑，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4．8％，1973年加入欧共体，1974年对欧共体直接投资总额达到22．82亿英镑，占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1.9％，分别较1971年增加1．3倍和上升7．1个百分点。
到了80年代，由于对内部统一大市场的预期，四大流通尤其是资本、服务的自由流通给区域经济微观一体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从1984年开始的6年时间里，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投资从405亿埃居猛增到3534亿埃居，平均每年以54％的速度增加，这一不平衡发展趋势的直接结果是，成员国相互投资在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迅速增大，从1984年的19％上升到1989年的52％。这种状况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反过来又促进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宏观一体化对微观一体化推动作用发生的根本前提仍然是区内各国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这里宏观一体化的作用仅是在为潜在的微观一体化显性化扫清障碍。当前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实践由于缺乏微观经济一体化的坚实基础，所以比较脆弱。一些发展中国家企图用协议分工和协议投资的方式进行一体化实践，更是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准则，其困境的出路是必须在区内形成比较优势之后才能实行一体化。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之间的互动与进一步融合
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与跨国公司的形成和发展是互相促进，相互依存的，即跨国公司的形成推动了区域经济在宏观领域实现一体化，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又反过来推动跨国公司在微观领域的进一步扩张。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形成既促进了区内跨国公司的扩张，也促进了区外跨国公司的对内扩张，因为大市场形成给区内跨国公司带来的发展优势是区外跨国公司所没有的，区外跨国公司不得不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来取代传统的商品出口，这使跨国公司在规模和素质上都得到提高；而不同区域内跨国公司的相互扩张又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疆界上的扩大，加上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自身的自我加速机制，使区域经统一体化组织在边界和深度上都获得很大的发展，两者互动的结果，便是跨国公司规模和区域经济组织疆界的扩大。
每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历来有两大任务：评估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布局来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人们对于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关注和期待，自然要围绕上述两大任务的线索而展开。
然而，颇有趣味的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无论是说起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还是论及明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人们总是要提到减税。在具有一些经济学常识的人们那里，还总是免不了使用结构性减税一词。
这样一个至少使用了十几年之久的老概念，结构性减税在今天之所以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和期待，显然同当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及其政策选择有关。
人们已经看到，最近几个月来欧美经济形势的持续震荡，对处于缓慢复苏中的全球经济形成了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在短期内尚难有根本性改变。由此而形成的辐射影响，必将拖累中国经济，甚至使得未来一年的经济运行充满变数。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在明年，中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已成定局。
不过，所谓“继续实施”，并不意味着将今年以来的政策内容“全盘复制”到明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历来有“名”“实”之别，在相同的政策提法下，往往蕴含着不同的实际内容。其间，有着很大的回旋空间。单就积极财政政策的布局而言，鉴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2012年的操作肯定不同于2011年。其中，最可能出现也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是，在2012年，“减税”而非“增支”将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所在。
形成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
第一，从迄今为止的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运行轨迹看，2008年末和2009年初无疑是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将其作为参照系并仔细审视处于震荡中的欧美经济态势，可以确认，尽管外部的不确定性会给中国经济造成拖累，但从总体上看，这种不利影响不会高于2008年末和2009年初。故而，我们尚不需要推出类如2008年末和2009年那样的超剂量、大规模的扩张性措施。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预调和微调，其扩张性操作可以相对从容。作为实行预微调的一种可选择的手段，减税的优越性不言而喻。
第二，在经历了主要依靠增加政府支出和扩大公共投资的反危机操作之后，其“粗放型”扩张对于经济结构的负作用已经逐渐凸显。较之于危机前，调结构的任务显得更为紧迫。故而，即便经济下滑趋势已经有所显露，即便当前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之一在于增加财政刺激力度，其扩张性操作也必须着眼于“精细化”，在保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寻求平衡。在此条件下，减税无疑是一种适当的选择。
第三，当前中国的物价上涨势头，既有通货膨胀因素的拉动，也有成本上升因素的推动。这两种因素所形成的拉力和推力，不仅在短期内难以缓解，而且，从长期看，很可能会持续波动。严峻的问题在于，在当前的中国，物价上涨一旦与以收入分配矛盾为代表的各种社会矛盾相交织，用总理的话讲，将足可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心的向背。故而，从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出发，相对而言，在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两者之间，物价上涨仍将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在总体上，仍应将维持物价稳定置于重要位置。这意味着，在2012年，财政上的扩张举措，其力度将有所控制。减税有可能取代增支，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载体。
第四，从今年前11个月的全国财政收入增长态势看，2011年实现全国财政收入“超收”10000亿元已无悬念。这肯定会进一步推高已经引致颇多争议的当前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从而面临较大的有关减税的舆论压力。故而，即便把实施财政扩张的一系列因素统统考虑在内，实施一定规模的减税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换言之，在2012年，我们既有必要也有能力实施较大规模的减税。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国际价值理论；世界市场；劳动力集聚；中心一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7—015—07
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创建是基于工业革命后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的国际考察，而当今国际社会出现许多新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在此前提下，利用国际价值理论研究和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经济现象，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国际分工的纵深发展，国际贸易呈空前发展的态势。以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赫克歇尔一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为代表的传统西方国际贸易理论，较好地解释了资源差异较大的那些国家之间基于比较优势而发生的贸易现象和原因。但近年来，一方面，执行比较优势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的“比较优势陷阱”现象；另一方面，大量的国际贸易行为突破了在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产业间进行的定律，呈现出要素禀赋基本一致的产业与国家间进行贸易的新特征。传统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这些现象的解释显得乏力。在围绕解释产业内分工及其贸易现象的基础上，诞生了以保罗·克鲁格曼等学者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进而解释了当今出现的一系列新的贸易现象。
国际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解释国际商品交换现象的理论基石，新经济地理学也是围绕解释国际贸易现象而诞生的西方经济理论。显然，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都可以用来解释国际贸易问题。但是，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是不同的理论体系，这也就决定了它们解释国际贸易新现象的深度和层次是不同的。同时，能否解读国际贸易新现象也将直接检验马克思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
一、世界市场形成：国际价值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的不同解读
1.新经济地理学对世界市场形成的解读
首先，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分工是世界市场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历史某种偶然性”使得某一区域获得专业化分工得以强化、劳动生产率得以提升的先发优势，这一优势使得大量生产要素在这一区域得以集聚。由于集聚又使得这一区域获得通过大规模生产、大量节省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的好处，从而生产要素又会进一步集聚，形成核心区；同时，核心区的市场需求远大于区，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有助于核心区在满足本地需求的同时又能大量输出商品，而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的节省又能促成核心区具有相对于区拥有成本低廉的优势。各种生产投入品和生活消费品具有成本低廉的优势将成为吸引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各类非农经济活动进一步集聚的动力，而人口的集聚带来人力资本的集中也有利于核心区的技术进步，促进生产、运输、贸易和生活方面的成本降低，这就进一步促进经济集聚。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这种“自我强化效应”和“累积效应”使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要素在核心区集中，并成为国际商品交易的场所。由此可见，新经济地理学认为，资源和要素跨越国界在一核心区域的局部空间集聚从而形成世界市场。
其次，新经济地理学利用规模经济与分工带来的运输成本，分析了世界市场规模的决定。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之间的权衡是决定经济活动空间结构的关键因素，当运输成本较低时，规模经济效应使得生产在空间中发生聚集；当运输成本较高时，规模经济效应将受到较大的甚至是超越规模经济效应的成本效应的反向制约，厂商进一步集聚的动力将被削弱，厂商的经济活动空间将会分散在两个地区。这意味着当厂商率先在一个地区获得规模经济时，随着运输成本的提高，聚集动力将会逐渐被稀释，直到成本效应达到超过规模经济效应的临界值时，经济活动空间就会发生由聚集变为分散的“瞬间突变”，从而呈现“跳跃性”特征。克鲁格曼于1979年发表的“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一文中指出：规模经济是国家进行专业化生产的结果，这也验证了分工的规模与深度成为决定世界市场规模大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中，一个区域的世界市场是在规模经济不断扩大、运输成本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得以均衡而呈现。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对世界市场规模的分析是建立在社会制度是一成不变的静态分析基础上，通过企业的微观行为来研究国际资源的配置问题，而对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演化规律缺乏分析。
最后，新经济地理学围绕企业发展的主线探讨了世界市场形成的最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学认为，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获得的利润为零。企业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组织，必然有谋求获得一定垄断势力的内在动力，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则是以企业获得垄断利润作为国际贸易研究的出发点。在“一个相互倾销的国际贸易模型”的论文中，克鲁格曼和布兰德把不完全竞争和获取垄断利润作为国际生产要素流动和贸易产生的原因。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中心区由于国际分工而降低成本获得一定规模经济优势，这种规模经济优势有助于获得垄断势力，从而达到获得垄断利润的目的。这种追求垄断利润的动机，在新经济地理学中逐渐演化为基于国家竞争优势的战略性贸易理论。因此，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脉络中，企业的行为仍然是研究主线，企业追求垄断利润的内在动机是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国际贸易范围扩大的最根本原因。
2.马克思经济学对世界市场形成的解释
首先，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在这里，马克思把世界市场看作是国际流通过程的一个因素，看作是国内市场向国外的延伸，是在各国国内市场基础上形成的各国国内市场的有机整体，是商品交换关系突破国家界限扩充到世界范围的结果，是国际交换关系的总和。当一国商品向世界市场出售时，在国内市场上形成的价值转化为国别价值或国民价值。因此，世界市场成为国际价值实现的基础和平台，一国生产劳动所创造的商品价值能否实现，将是国别价值能否在世界市场得到承认的过程。
其次，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国际分工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基础和条件。马克思曾对集聚与分工做过如下论述：“分工的基础前提同扩大资本的基本前提一样，是协作，是工人在同一地方的密集，而这种密集一般来说只有在人口密度达到一定程度的地方才可能”。“人口和人口的增长是分工的主要基础”，“随着工人人数的增长，社会生产力由于分工和知识的增加而同工人人数的增长成复比例地增长。”因此，马克思的分析把分工与工人的集聚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分工的扩大需要大量工人，另一方面，人口的密集又会带来知识的增长，推动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和工人的集聚是在生产中相互推动并形成自我强化的过程，这一自我强化的过程在某一地区不断深化时，将形成中心区并逐渐成为世界市场。由分工的产生到世界市场的演变过程，马克思经济学给出清晰的思路：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产业内每单位商品的国别价值量降低，而分工所带来的产业集聚引起的生产成本的节约，又能更进一步降低区域内每单位商品的国别价值量，从而使该区域商品在参与国际竞争时，以全球生产该单位产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卖出，获得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专业化生产促进本地市场产品的差异化并产生本地市场效应，形成一定的垄断地位，这不仅降低了区域市场的交易成本，而且有利于延伸产业价值链，发挥区位规模经济的正外部性作用和促使区位优势的自我强化，进而降低区域内商品的国别价值量，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有利地位，中心区将在这一地区得以确立，而分工一中心区一世界市场的演变轨迹也逐步得以显现。
再次，在对世界市场扩大的内在动因上，新经济地理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也有相似之处。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市场“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结果”，它是以近代地理大发现为历史契机、以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的扩张为基本动力而逐渐形成的。而资本的本性就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有着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域去占有更多剩余价值的冲动和欲望，资本的逐利本性使世界市场范围不断扩张。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国际生产要素流动和贸易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企业获取垄断利润的内在动机所推动。在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中，垄断利润和超额剩余价值是同一东西，只是由于阶级立场的差异而呈现出的不同表达方式而已，从本质上来看，新经济地理学和马克思经济学都认识到资本家追逐利润的本性对世界市场形成的最根本推动作用。
最后，马克思经济学对世界市场规模的认识是建立在动态分析基础上的。马克思经济学对世界市场规模是一种动态的考察，这一考察将国际分工体系的产生、发展和深入的过程和与之相伴随的生产力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分工的扩大使得每一国家无法在世界中独立生存，各国家间基于商业贸易上的交往与联系不断扩大，世界市场随之形成。同时，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分工的扩大加速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机器大工业生产等方面的先进生产方式应运而生，生产资料的大量需求和更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与传统封闭的封建社会显得不相协调，人类更加开放的社会制度成为时展的必需，也成为扩大世界市场外延的强有力的“剂”。因此，相对于新经济地理学以社会制度一成不变的静态分析世界市场规模，马克思经济学则是在基于社会制度变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从而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
二、劳动力集聚：动态均衡的不同解读
1.新经济地理学对劳动力集聚的分析
克鲁格曼在其经典论文“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和贸易模式”一文中指出：当存在关税或运输成本等阻碍贸易的因素时，就会产生要素流动以替代商品贸易。在此过程中，劳动力会流向已经具有较大规模劳动力市场的国家和地区以获得更高的实际工资和消费品种类，最终的均衡就是所有劳动力集中在一个中心地区。新经济地理学的这一思想意味着，劳动力这种要素的跨国流动是劳动者追求高工资的必然结果，因而其逻辑结果是：这一进程是有利于劳动者和资本家双赢的合理现象。但新经济地理学并没有探讨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利益分配状况。
同时，新经济地理学并不认为劳动力集聚是一个持续深化的发散行为，劳动力的集聚将在垄断竞争厂商不断加入和跨地区（跨国）的劳动力流动中实现动态均衡。克鲁格曼在“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一文中同样是借助于中心一模型来分析这一过程。在该模型中，跨国劳动力可以大量进人，而垄断竞争企业为了获得垄断利润也会不断进入，这一动态过程将在劳动力进入和垄断竞争厂商大量进入直至垄断利润消失而趋向均衡。在中心一模型中，垄断竞争厂商根据其在不同区位的获利能力决定生产区位，而其生产区位的决定将产生三种不同的经济效应。一是市场准入效应，即垄断厂商将其生产安排在大市场中以便获得规模经济优势，同时由于成本优势，通过向较小市场出口获得垄断利润；二是生活成本效应，即大量厂商和劳动力的集聚产生较大的规模效应，厂商和劳动力获得较低的生活成本，从而会吸引大量的劳动力和厂商的进一步集聚；三是市场挤出效应，即在不存在完全垄断的条件下，垄断竞争厂商为了避开竞争对手的冲击，会选择向竞争厂商相对较少的地区移动。前两种效应利于厂商和劳动者在地理上的集中，并且在相互促进中产生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累积聚集过程；后一种效应则形成离心力，促使厂商在地理空间上的扩散。当本地区市场准入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累积所产生的向心力大于市场挤出效应所产生的离心力时，经济活动趋向于在本地区集聚，由于集聚，厂商进一步被吸引到本地区，从而这一地区演变和发展成富裕的中心地区，而其他地区发展成贫穷的地区。当本地区市场准入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所产生的向心力小于市场挤出效应所产生的离心力时，经济活动趋向于扩散，各地形成类似的生产空间结构，呈现出多个中心区。因此，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劳动力的集聚与厂商的集聚是一相互对应和同步的过程，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的集聚是由厂商集聚所推动，劳动力的集聚与扩散归结于中心区所具有的规模经济与垄断竞争之间的平衡。
2.马克思经济学对劳动力集聚的分析
首先，劳动力集聚的实现是一动态过程，是劳动者与资本家利益分配动态协调的过程。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劳动力集聚的动力来源于中心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中心区较高的分工水平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心区能获得相对于区的较高的绝对工资水平。大量劳动力的集聚，一方面，由于获得较高的工资使得自身状况得以改善，另一方面，也使得生产得以延续，资本家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和劳动力的状况均得以改善，但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未出现缩小的趋势，相反呈现出不断拉大的趋势，两者利益的改善和分配并不是同步和均等的。一方面，由于分工的扩大，技术水平得以提升，中心区具有了相对于区相对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带来劳动力相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延长，资本家获得较多的相对剩余价值，表现在价值的分配中资本家获得的相对份额的增加。另一方面，大量劳动力的集聚（甚至国外劳动力的涌入），容易出现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完全竞争而资本市场存在一定垄断势力的情况下（因为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假设是厂商在生产中面对的是垄断竞争的市场环境），劳动力价格被压到劳动力价值水平之下，大量超额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所获得。总之，这种非均衡的发展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
但这种非均衡的发展又存在反向的制约因素，最终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利益分配不均衡的态势将趋向一个稳态水平。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思路，这是资本家利润平均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中心区的形成和扩大是厂商的集聚与劳动力集聚同步进行的过程，厂商的集聚会加剧竞争，使得超额剩余价值（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将超额剩余价值称作为垄断利润）在竞争的环境逐渐消失，中心区厂商获得稳态水平收益，从而抑制厂商的进一步集聚。因此，劳动力的集聚使得资本家能获得相对较高的剩余价值，而资本家间的竞争会使得资本家间的超额利润逐渐消失，这两种反向力量将会使得劳动者和资本家呈现出不同利益分配格局。当劳动力集聚的力量强于资本竞争力量时，资本家将会在分配格局中占据更加有利地位；相反，如果资本家间的竞争力量强于劳动力集聚的力量时，资本家与劳动者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将趋于稳态化。
其次，将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核心区与区关系扩展到富裕国和贫穷国的宏观层面，将会得到不同的分析结论。在存在劳动力国际流动的环境下，由于更加廉价的贫穷国劳动力的流入，资本家变相获得了生活成本效应，富裕国作为中心区的集聚过程得以内在强化。而在国际劳动力无法跨界流动时，本国劳动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富裕国通过对贫穷国的直接投资，将会在贫穷国利用廉价劳动力获得新的巨大的生活成本效应，从而使得这一集聚过程在贫穷国得以延续。因此，不管是跨国问的劳动力流动还是资本跨国间的投资，新经济地理学始终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关注如何让资本在国际环境中增殖，而工人在这一增殖过程中的作用被忽略。在新经济地理学的逻辑主线中，是资本家在中心区（富裕国）的集聚才使得工人获得比其他地区（贫穷国）较高的工资，因此，资本家应是改变工人贫穷面貌的内在推动力，这也验证了工人依附于资本的现实。然而，劳动力依附资本并不能改变工人的贫困。因为阶级立场的差异，新经济地理学完全掩盖了资本家剥削工人这一客观事实。被中心区吸引的劳动者的绝对工资可能高于其地区——这正是其吸引工人的动力，但其相对工资却远远低于本地工人，并且可能拉低本地工人的工资水平，而这正是中心区资本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解释，中心区（富裕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国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于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这一区域性世界市场，劳动力将会获得更高的工资，从而进一步掩盖了资本家的剥削。而在新经济地理学中，把国（地区）的贫困解释为因没有获得规模经济的好处。按照规模经济与分工能提高效率的逻辑来看，存在一定合理性，但却掩盖了富裕国对贫穷国劳动力的国际剥削是导致国际间南北差距的重要原因的事实。
在当今社会，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以及资本跨国流动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使得工人工资在“中心区”与“区”之间逐渐趋于一致；而资本的跨国流动则会在新的国家形成新的“中心区”。因此，不管是劳动力的跨国流动还是资本的跨国流动，随着资本家追逐国际超额剩余价值的活动的扩张以及大量相互竞争的厂商的加入，世界市场的范围也将得以延伸与扩大。世界市场的扩大，使得劳动力价值通过跨越国界方式得以实现或者依附于外国资本在本国范围得以实现。总之，传统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等集中在一国范围内生产的传统模式在国际开放的环境中逐渐被替代，剥削劳动力的资本家日益国际化，劳动力价值的实现范围不断在更广的空间内得以表现出来。
三、国际贫富差距：中心一模型与商品价值实现
在关于国际交换与国际贫富差距的分析方面，新经济地理学较之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有所进步。它通过中心-模型得出了与马克思经济理论类似的结论，显示出与马克思经济理论一定的共性。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价值的实现要通过商品的交换来完成。而商品的交换则是商品拥有者之间的使用价值量按照一定比例交换的过程。同理，国际价值的实现也是通过交换来实现。在当今国际社会，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本身都能成为商品，而资本主义生产则是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组合的过程，因此，国际价值的实现则是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各自实现其自身价值的过程。在国际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国际间的贫富差距是如何形成的呢？新经济地理学针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
首先，新经济地理学探讨了国际间差距拉大的客观趋势。克鲁格曼的研究认为，某国由于偶然因素能够率先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某种比较优势将会被塑造出来。具体而言，先进国家之间由于初始获得经济空间的集聚，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又有利于促进分工、改进技术、提升经济效率，从而使得发达国家在发展中获得有利位置，中心国与国间的差距呈现所谓“得到的将永远得到，失去的将永远失去”的发展态势，这种“路径依赖”对后进国家的发展是致命的，形成所谓的“发展的陷阱”，而对发达国家而言，比较优势将因获得“路径依赖”的惯性而进一步拉大同不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因此，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承认了国际间的贫富差距呈现出不断拉大的客观趋势。
这一过程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下将会得到更为明晰的解释。由于中心国自身规模经济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使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于国际必要劳动力时间，在价值规律优胜劣汰和不平等交换机制的作用下，区（贫穷国）脆弱的经济决定了同中心区（富裕国）的资本扩张难以进行有效的竞争，从而限制了区（贫穷国）对积累过程和发展机会的掌握能力。因而，中心区（富裕国）在国际交换中获得大量超额利润，使得中心区和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其次，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一国能否成为富国在于能否率先获得规模经济。捷足先登的国家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由于中心区拥有规模经济优势，国际生产要素有由区（贫穷国）向中心区（富裕国）流动的趋势，从而区（贫穷国）的劳动力价值将通过价值交换在中心区（富裕国）以货币外在形式——价格表现出来，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使得中心国获得的规模经济优势得以强化。但为什么这些国家能“捷足先登”而另外一些国家却不能呢？克鲁格曼的答案是：存在“历史某种偶然性”使某些国家具有这一优势。显然，某一行为的发生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新经济地理学用“历史偶然性”来解释这一客观行为，不具说服力。
利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则能解释新经济地理学无法解释的“历史偶然性”。马克思遵循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来分析国际问题。在马克思的分析思路中，一些西方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发达国家，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调整的必然反应。具体而言，一部分国家通过社会制度的调整使得社会生产力得以解放，从而使得这些国家获得一定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先发优势，并成为发达国家。再从历史的脉络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早期的发展是建立在血腥的殖民掠夺的基础上，不发达国家的大量财富为发达国家所占有并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不发达国家获得“捷足先登”优势的机会大为降低。而在当今，血腥的殖民掠夺极为少见，但广大不发达国家率先获得规模经济优势的仍然很少。按照列宁的观点来看，在广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在当今科学技术、投资、生产、销售、金融、贸易、服务等方面牢牢占住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呈现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和控制显得更加隐蔽。具体而言，在中心一模型中，由于商品在本国内部出售，跨国流动的劳动力获得了其价值的货币化实现形式（即工资），而本国资本家则获得由劳动力创造的大量的剩余价值，这一过程即是本国资本对国际劳动力的剥削。在新经济地理学的自由资本模型中，由于资本的国际流动而劳动在本国范围选择，国际资本在某国范围获得了大量的剩余价值，这一过程则表现为国际资本对本国劳动力的剥削。正因为存在这些国际剥削，那些国不管是输出劳动力还是国际资本的输入，国的经济发展命脉都被发达国家牢牢控制，国与中心国间的差距必然呈现不断拉大的趋势。
再次，从国际间差距形成的外在表现形式来看，产业内分工进一步掩盖国际间剥削的现实。克鲁格曼在“产业内分工与从贸易中获利”一文中分析了要素禀赋相似程度与贸易类型之间的关系，认为国家之间禀赋越相似，两国间的贸易就越具有产业内贸易的特征，相反则产业间贸易形式将占主导地位。由于中心国间的产业内贸易能进一步促进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因此，这种国际间的产业内分工将形成国输出劳动力，中心国掌握核心技术和资本的格局。
马克思认为：“分工使工人的劳动力片面化，使他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同理，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也像工人在企业中的分工一样，成了发达国家的整个全球产业链上的一颗“螺丝钉”、固定部位的“工具”，陷入“产品内分工的陷阱”。从当今实际情况来看，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产品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被分解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成为跨国公司的制造基地，主要的技术、关键的零部件甚至销售渠道都被发达国家所掌握，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国际贸易“微笑曲线”的下方，发达国家既掌握着前端的产品研发，又掌握后端的营销，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可观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却没有核心的产业竞争力，从而许多国家陷入丧失自主发展、愈加贫困的恶性循环的境地。
四、结论与启示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国际价值的实现问题等方面存在分析视角、研究手段等方面的差异，但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也突破了一些新古典理论的教条，承认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导致国际贫富分化，其在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分析较马克思的分析也更加细致，具有一些可以借鉴的地方。因此，新经济地理学与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在分析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其理论和分析方法仍对我国当今的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第一，政府应大力扶持与引导企业形成规模经济。不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新经济地理学，都强调分工的重要性。一国或企业通过分工获得规模经济优势，能使国别价值低于国际价值，从而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获得一定先发优势。从目前我国情况来看，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跨国企业并不多，使得我国企业无法享受利用中心区资源集聚降低成本的优势，从而在国际竞争中无法形成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政府应通过相关扶持和激励措施，推动形成具有集聚能力和规模经济优势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