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5 17:09:5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古代文学批评史，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类型；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一套名词术语、范畴系统，一些传统批评的概念和术语，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至今仍然为汉语文学批评所沿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除了借鉴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概念工具，还需要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批评术语。
一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
阅读古代诗话词话，扑面而来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诸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它们对传统写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把握功能，能够给有共同阅读背景和艺术经验的读者以极大启发。这些术语，不仅是传统批评中沟通批评家和读者的中介，同时因其反复使用被不断注入深刻的美学内涵又成为了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
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
此外，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一些先释后用的术语，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因缘生法”，陈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国维提出的“悲剧”等。这些批评用语已经不同于那些虽有诗意却内涵模糊的弹性语言，具有确定的内涵，带有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方式的特点。
二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特点
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参照，我国传统批评术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达自己审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确界说；运用者则主要也是依据自己的体会，并不注重根据上下文来推断提出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故一个概念术语统统难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评术语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多种含义。例如古代批语中常用的术语“味”，就具有这一特点。陆机首先将“味”用之于文学批评，《文赋》云：“阙大羹之遗昧，同朱弦之清泛。”用白煮的肉汁比喻文章缺乏必要的修饰而乏味。《文心雕龙》中多处用“味”，“味”已转变成专门的文学批评术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到了钟嵘《诗品》，“味”特指诗歌的艺术性：“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昧者也”；晋代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昧”。到了唐代诗评中，“味”的涵义又有新的发展。《文镜秘府论》云：“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
这里的“味”显然是指情意交融产生的抒情诗特有的艺术韵味。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南宋杨万里倡言“去词去意”而诗“昧”犹存，“味”又成为了超乎言间之表的文学韵致，一种综合了诗歌全部艺术要素的美感效应。至此，“味”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其基本含义才得以明确。
由于批语术语的提出者是用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往往使术语带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语术语的具象性使批评文本具有隐喻的特点，如果这种具象比喻贴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评家一己之感受，为后批评家所采用。《石林诗话》卷下曾说：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初日芙渠”等，出语精当，比喻贴切，作为风格批评的术语，被后人经常采用。
第二，批评术语的人化倾向。以人喻文学，是占代批评术语体系的突出特点，秦汉以来，以气、以性论人的传统，导致六朝批评家以人为喻的术语成批出现。古人批评中普遍采用的诸如“气”、“才”、“性”、“情”、“志”、“骨”、“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神韵”等术语都是“近取诸身”以人为喻的产物。六朝文学批评大多带有品评特点，而最早设品所论的对象，便是人。品藻人物的风气影响到品画、品书、品诗，自然就带上了由品人带来的特点。
第三，传统批评术语具有长期延续性，在不断运用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时，也容易老化，几成套语。
例如古代批评的“气”，由单词而推衍为许多复合词，内容越来越丰富，含义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人身之气，如“志气”、“意气”、“气力”、“风气”、“生气”、“神气”、“才气”等；有的侧重于艺术方面，如“辞气”、“气象”、“气格”、“气势”、“气体”、“气韵”、“气脉”、“骨气”、“气味”、“气调”、“气候”、“声气”、“气魄”等。古人谓“文以气为主”，居于主体地位之“气”便成为判断作家作品艺术品位的重要尺度，由此衍生出如此之多的“气”，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玩味之余，很难辨别各种近似而又含义模糊之“气”的含义，不觉反生疑惑：是否有必要提出这样多烦琐之“气”?“掷笔三叹之余，好心肠的行家应该告诉普通读者一个诀窍：与其永远纠缠不清，不若大刀阔斧”，将这些眩人眼目的“文字迷宫”予以合并归类，抓住它们所要传达的真正含义。
随着小说戏曲批评的兴起，批评家“别作奇警之新熟字以为命名”，如评《西厢》有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羯鼓解秽法，那辗法，浅深恰好法，起倒变动法；评《水浒》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鸾胶续弦法，等等。这些术语来自日常生活用语，易流于批评者个人一时之趣味，不易被他人理解。故这一类的批评术语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一部分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中运用，频率较低。
三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文化成因
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先秦时期，哲人对于抽象意义的表达普遍是从具体的感性对象人手的，并借助于感性对象本身的某些特点使人领悟其所要表达的抽象内涵。孔子强调高尚独立的人格，但也从未作过关于人格的抽象论述，而只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即“道”，是难以用语言来界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因此也需借助于具体物象的“空虚”来使人体会“无”(道)的特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远古的八卦也是现象直观的产物，《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陨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可见，八卦是在对象中对“象”之“像”的抽象，而抽象的结果不是导致概念的产生，而是对“象”的模拟，《系辞上》说：“对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先秦哲人这种在现象中直观本质的直观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古代思维的基本形式，制约着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批评术语的具象性、模糊性与多义性，作为直观思维(主要表现为把握事物现象的表象特征及其本质属性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既为历代批评家长期遵奉，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对传统批评术语的形成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汉字没有走上与大多数民族语言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成为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的象形一表意符号系统，与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八卦的起源同时也是文字的起源，文字因而也具有类似“象”的特点：内涵不确定，包容性极大。这就客观上限制了语言文字在数量上的膨胀，“古者字极简，……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咏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尚简不仅是文字的固有特点，而且是使用汉字的文人的习惯，刘大槐《论文偶记》云：“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字简和尚简的语言表达习惯制约着术语概念的精确。西方哲人，力图弄清术语内涵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力图区分不同术语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是术语增生，而中国古代哲人则不作此种区分，“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
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都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对于既定文化传统，批评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无法抗拒它的渗透力，只能被刻上历史文化的印记。中国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概念术语笼统含糊，缺乏明确定义，这明显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术语概念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符号工具和理论思维成果的物化形式。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要以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术语概念为前提。
但是，文学批评不同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既带有科学活动的特点，又是一种审美的艺术活动。因此，它方面要求批评术语有基本确定的含义，用来分析批评对象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批评对象某些层面的性质具有不确定性(如诗意、诗味)，批评对这些因素的理解只能是一种弹性把握，“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同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非板则腐”(叶燮《原诗·内篇》卷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特点，决定了批评术语的使用不必同理论研究一样精确严密，批评家从调整自己的审美感受的需求中，才产生出动用某种理论术语的欲求。这样，一个内涵精确的概念一旦进人具体的批评实践，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只有经过模糊化弹性处理的理论概念，才能在批评中获得实际的充实的意义。哲学家理论思维中过于泛化和抽象的结论尽管内涵和外涎都很精确，却是很难和具体作品的存在形式相对应。
【关键词】曹丕；文人相轻；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批评家
魏晋时期的曹丕在其《典论·论文》开篇明义地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提出了“文人相轻“这一观点，其也成为曹丕非常独特而新鲜的见解。尽管这个现象历代都存在，但真正把这一问题明确提出来并加以批判的则始于曹丕，“文人相轻”这一用语也是从此时固定下来。
1、“文人相轻“产生的背景
1.1 从政治层面上看
在秦汉之后，中国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形成了完整的官僚体系，在“官本位”为主导的社会里，人才的选拔和使用是以统治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文人只能取悦权贵，谋取一官半职，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必然存在竞争，毕竟统治者不需要那么要的文人。这种竞争主要是以政治阴谋，相互打击为主。而大多文人则采取以对他人文章或为人的“诽谤”作为打击对方的武器，因为不会产生直接致死的因素，所以这种陋习得到延续和成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一种文化现象。
曹丕就清楚的认识到文人相轻这种现象在政治生活中对人才的选拔造成的弊病。他站在一个统治者的身份来提出这个问题的，这就表达了政治对文学的要求。
1.2 从文学发展的历史层面上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自身觉悟到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从文史哲不分、诗舞乐合一的状态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门类。鲁迅在《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将建安时期概括为“文学自觉的时代”。而文学自觉与文人对自身价值的发现是同时出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与文学批评对自我个性的张扬便显得特别充分。
曹丕对“文人相轻”的批评就是文学批评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建立在“文学批评自觉的时代”的基础之上的。
1.3 从现实社会层面上看
当时社会文人相轻的现象确实存在，文人相轻从本质上说是心态的展现，属于人人相轻的一种，其覆盖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当时社会各阶层都存在着这种现象。
曹丕在其文中写到：“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璃元瑜，汝南应埸德，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骒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曹丕认为当今“七子”，于学问可以说是兼收并蓄没有什么遗漏的，于文辞是自铸伟辞没有借用别人的，在文坛上都各自像骐骥千里奔驰，并驾齐驱，但要叫他们互相钦服，实在是困难。曹魏集团下的“七子”尚不能“以此相服”，可见当时文人之间相轻确实是比较严重的。
2、“文人相轻”产生的原因
文人相轻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在社会中广泛的存在，它是社会人人相轻的一个缩影，曹丕在《论文》中不仅提出了这个问题，也为我们分析了“文人相轻”的产生的原因：
2.1善于自见，不自见之患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写到：“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在这里，曹丕认为文人相轻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文人对自己的长处“善于自见”，对自己的短处则不自见，不能理性的看待自己的短处。
文学批评有一种相对客观统一的标准，但同时对于每一个批评家个体来说还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批评标准。如果说前者是所谓理性尺度，后者大概属于感性尺度，后者主要是以个体色彩出现的。因为客观上存在着双重的标准，这为价值评估的混乱埋下了隐患。我们常常看到的情形是一个批评家在评论自己的作品是多采用感性尺度，而评论别人的作品则往往采用理性尺度。相应的结果就是，评论自己时看到的优点多，评论别人时看到的缺点多，就极易“相轻”。
2.2 文非一体，鲜能备善
“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文章不是只有一种体裁，很少有人各种体裁都擅长的，文学表现形态的丰富多变，所谓“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每个读者性情和审美趣味的不同，都有可能导致阅读的偏尊或偏废。在《典论·论文》中曹丕以七子为例说明不同的人有其所擅长的不同文体：“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他认为七子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所擅长的文体，也有自己所不擅长的文体，所以并不能以己之长去度他人之短。
这一观点，与汉代人物评论的理论相一致的，王充《论衡·书解》里讨论人性说：“人有所优，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认为人在具有某项优点时，同时也就容易产生相应得局限。而文人往往偏擅某些体裁，即王充所说的具有某项优点。
与曹丕同时的刘邵在《人物志·七缪》中说：“皆亲爱同体而誉之，憎恶对反而毁之。”即只能认识与自己才性同类者的优点，而对才性不同者则加以贬损。若批评家以自己喜欢和擅长的文体去轻自己不喜欢或不擅长的文体那文学批评则必然不能体现出其公正、客观、公平的本质。
2.3 “贵远贱近，向声背实”
曹丕《典论·论文》里写道：“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一般人看重古人，轻视今人，崇尚名声，不重实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作为君主及文人，曹丕一针见血地指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也是“文人相轻”的原因。
关于这一点，南朝齐梁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也有语：“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人极容易以古为贵，注重名声，而对相近或同时代的事物则不以为贵，秦始皇之于韩非、汉武帝之于司马相如、曹植之于陈琳都是典型的贵远贱近，向声背实。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意思是说一般人看重古人，向往虛名而不求实际；注重传闻而背离事实。陆贾就批评过俗人“淡于所见，甘于所闻”可见在文学批评上，崇尚虚名，不重实际，由来已久。又有看不清自己的弊病，总以为自己贤能。贵远贱近，是古非今，是人们一大通病。
结 语
“文人相轻”是我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它由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提出来，而迄今为止，它仍然存在，可以说这种现象贯穿了中国文学史，并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文人相轻”的论述为我们研究这一现象打开了一窗口，以此窥探到这个现象产生的背景及其原因。
【参考文献】
[1]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M].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1981.
[2]刘勰.文心雕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刘义庆.世说新语[M].上海：中华书局，2007.
[4]钟嵘.诗品[M].上海：中华书局，1998.
[5]班固.汉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6]梁满仑（注译）.人物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9.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引人注目。其中,尤以开古代文学批评之风气的汉末魏初首屈一指的批评家曹丕与代表当时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新成就的南朝着名文学批评家刘耙最为突出。他们的批评理论与实践,对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建立和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果说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当时文学理论成就集大成之丰碑,那么曹丕的《典论论文》就是古代文学批评荒原中“草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山之斧。《文心雕龙》之所以被认为“五十篇之内,百代精华备矣”,之所以能成为我国古代文论史上体大思精的理论名着并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除了我国悠久的文学历史所提供的大量色彩绚丽的艺术花果可供研究之外,还得力于敢于开辟批评界之荆棘的曹丕所探索出来的即便是现在也值得玩味的若干理论问题的启迪。显然,曹丕对齐梁时期大批评家刘勰的鸿篇巨作《文心雕龙》之成书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基于此,本文拟从批评理论的比较入手,谈谈曹丕对刘韶的影响。
(一)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最早使用“气”这个概念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曾子:“出辞气,斯远鄙债矣。”o当然,曾子所言之“气”是指日常说话的言辞声气。当以合于文合于理为贵。清刘熙载的《艺概》评点说:“此以气论辞始。”继曾子之后,孟子又提出:“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的知言养气说,对后代的以“气”论文具有较大的影响,但他并未鲜明地把气运用于文学。他之所谓“浩然之气”,是指一种“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是一种“配义与道”的最理想的道德规范。真正把以前论人和自然的“气”正式引入文论领域并开以“气”论文之先河的乃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曹丕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着名论断,不仅第一次用“气”这个词来品评同时代的作家,而且对“气”的特点作了一些理论上的探讨:“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所说之“气”的含义虽众说纷坛,但大至都认为是指作家的气质才性。这种“气”形诸作品,便成为其风格。曹丕的“文气说”,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风格论。他最先看到了作家的个性气质同作品风格之间存在着相一致的关系,认为文章的风格决定于作家的气质才性,由于作家们“引气不齐”,所以不同的作家作品也就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风格。因此,曹丕论作家作品时,便首先着眼于作品的独特风格。他对建安七子诗文的评论,就是这些看法的具体体现。“王集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应场和而不壮,刘祯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这些作品的风格之所以各异,皆由于这些诗人所秉之“气”不同。所以曹丕在《与昊质书》中评徐干“辞义典雅”时,便特别注意徐干的“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的个性;评孔融的“体气高妙”,更兼及他的风格与个性。曹丕认为,作品之所以会“引气不齐”,是因为“气之清浊有体”,是因为“巧拙有素”是导源于个性的,所以作品的气便“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是“不可力强而致”的。这样一来,不同作家的作品就必然会有不同的“气”;而彼此相比较,也就会体现出各自的长短和差异。这是很自然的。可见,曹丕在评论作家作品时抓住了决定作家整个精神面貌的总根源—“气”和作品的联系。这显然是对前人所作种种探索的一个理论总结,也启示后人从作品整个精神世界的总体上去认识、把握和概括作品的基本特色。
曹丕虽然提出了这个关乎到作家气质才性和作品风格关系的理论问题,但他并没有看到形成这种气质才性的客观条件,没有看到“巧拙有素”决不仅仅取决于作家的个性,更重要的还取决于作家的社会实践。这显然是一大缺陷。不过,曹丕把“文气说”运用于作家作品批评以及建安七子寥寥几十语的文人评传,显然前无古人,其草创之功是不容忽视的。尽管“文气说”的提出有天才论之嫌,尽管对建安七子的评论不那么妥贴,但在当时所有的文论家都只是围绕着政治盛衰对文学的影响讨论问题,几乎还没有人注意过各个作家之间在风格、个性等方面差异的特定历史时期,曹丕这一创举是不同凡响的。这一理论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刘勰的《体性》《风骨》等篇与之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
刘勰的“以气论文”深受曹丕“文气说”的影响。尽管刘勰以气论文之内容要比曹丕丰富得多,复杂得多,但主要还是建立在“文气说”的基础之上。可以说曹丕“以气论文说”的胚胎到了刘勰才真正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因此,刘勰笔下之“气”与曹丕所说之“气”,有着一脉相承之处。
在《文心雕龙》中,“以气论文”的精神贯串全书。刘耀所言之“气”,既指作家的精神元气和包括气质才性在内的创作个性,也指作品中由作家的创作个性所体现的艺术特点和风格。刘勰很重视探讨“气”的特性,注意分析“气”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气”对作品成败得失的影响。无论是在叙述和总结创作理论问题时,还是在分析文体特征、评论具体作家的艺术成就以及作品的艺术风格时,刘勰都一再强调“气”的重要性,对“气”从理论上多方面地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从而深化和发展了曹丕“文以气为主”的论述,使“以气论文”开始成为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刘勰“以气论文”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把“气”提高到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之高度来认识,从理论上论证了“气”在创作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从而揭示出“气”在创作中带规律性的意义。他在《风骨》篇中详细分析作品风骨形成的原因时指出:“结言端直,则风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刘怒认为,风骨作为文学作品所特具的艺术美,与作家之“气”有着密切的关系。作品所以要以“气”为主,是因为有气就有风骨,“气是风骨之本。”?因此,要使文学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享受到刚健有力的风格美,就必须在具体创作中做到“结言端直”和“意气骏爽”,即要求文学语言端庄准确,要有骨力,要求作品表现出高昂爽朗的意志气概。“结言”若不“端直”,“意气”若不“骏爽”,就会损害作品的成就,使之因缺乏风骨这种刚劲、质实的美学特点而成为平庸之作。因此,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唯藻耀而高翔,因文笔之鸣凤”,成为文章中的凤凰,作家必须“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在创作过程中一定要有鲜明的创作个性,做到文辞刚健,内容充实,这样的作品才能闪发出新颖的艺术光采,获得创作上的成功。反之,若“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风骨》),作家的创作个性就会象枯禾一样萎蔽,作家的气质就会象干瘪老头一样枯寂和死气沉沉,其结果必然导致创作的失败。
刘勰“以气论文”的主要内容之二就是指导批评者们正确分析品评具体作家作品及文艺现象。和曹丕一样,刘勰认为作家之“气”决定着作品之“气”,“辞理庸携,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体性》),强调作家的“气”与这个“气”体现于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艺术风格是“表里必符”的。因此,刘勰在许多论述作家作品成就的篇章中,都充分注意到“气”的作用,强调不同的个性铸成不同的风格,作家的风格与作家的先天气质很有关系。《才略》评阮籍的创作才能是“体气以命诗”,具有鲜明的气质和创作个性,因而其诗的特点是“响逸而调远”(《体性》),达到了“阮旨遥深”的高格;而孔融的创作特征是“气盛于笔”,所以他的文章“辩给足采”(《沫碑》)、“气扬采飞”(《章表》),艺术格调鲜明突出;贾谊的作品言辞简洁而风格清新,是因为他个性豪迈,“贾谊才颖,议惬而赋清”(《才略》),司马相如的文章说理夸张而辞藻过多,是因为他个性狂放,“长卿之徒”,“丽而繁句”(《物色》),扬雄的文章内容含蓄而意味深长,是因为扬雄性格沉静,“‘扬雄悠远,理赡而辞坚”(《才略》)。正因为作家的创作个性决定着文章的风格,因而不同的作家作品便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若总其归涂,则穷数八体:一日典雅,二日远奥,三日精约,四日显附,五日繁缉,六曰壮丽,七日新奇,八曰轻靡。”这是具体区分文章风格的最早而比较系统的论述。
此外,刘勰还进一步看到文坛盛衰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气”有关。如建安文学之所以那样兴旺发达,是因为“文章陈思,纵髻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文人们都能“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明诗》),所以文学作品表现出“梗概而多气”的艺术格调。突出强调了“气”的重要性。曹丕论文斤斤于气之清浊,虽然他意识到作家之“气”与作品风格有关系,但由于历史给予他的艺术局限,他只看到了“气”之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因而简单地把气所以分清浊的原因归结为先天的察赋,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而刘勰虽然没有完全抛弃曹丕的“气之清浊有体”之说,承认“才有天资”,但他更看重后天的学习,认为要在文学上有所成就,光有“天资”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曹丕理论上的缺陷,回答了“勺,所以分刚柔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情性所拣”、“陶然所凝”,亦即“气”有刚柔首先是各个作家的思想感情性格特征之各异,造成了各自创作个性的不同和气质的多样,因而促成作品的艺术特点、艺术风格千姿百态;另一方面,各个作家的“情性”各异不是天生的“巧拙有素,”而是后天的“陶然所凝”,如果后天的学问浅薄,光靠天赋的一点小聪明也还是不中用的。所以刘韶特别强调“学慎始习”,“砒砺其气”,清楚地表明后天的熏陶对加强“气”和形成不同“气”的影响,肯定作者之才可以通过后天镶炼得到培养。这就把才与学结合起来,把先天和和后天统一起来,比之曹丕片面地强调天赋因素,片面地强调才之不可培养,无疑是一个重要补充,这就在曹丕所达到的水平上,向前跨出了关键的一大步。
(二)文学批评者的态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态度不端正,就不可能进行正确的文学批评。曹丕在文学批评方面不可磨灭的贡献,就是要求批评家排除偏见,对具体作家作具体分析。在《典论论文》中,他具体而明确地指出了两种错误态度: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二是“筒于自见,谓己为贤”,“文人相轻”,“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是自古以来文学批评的通病。为什么文人易犯“相轻”的毛病呢?曹丕认为,这首先是因为文人们看问题的方法不对,没有自知之明,对别人的作品容易只看到其短处,对自己的作品则容易只看到长处,“家有弊帚,享之千金”,并认为有这些现象的存在,就不可能产生正确有益的文学批评,因而“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那么,怎样才能克服这种毛病呢?曹丕指出:“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主张批评家论文要具体研究作家及其创作,要客观地看别人和自己,避免“不自见之患”,这才能“免于斯累”。曹丕自己对建安七子的批评,就是站在较
於可训，著名文学教育家。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与评论，文学活动和学术研究先后涉及文学评论、中国新诗、中国现当代小说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等多个领域。个人专著有：《中国当代文学概论》、《当代文学：建构与阐释》、《新诗体艺术论》、《当代诗学》、《小说的新变》、《批评的视界》、《新诗史论与小说批评》，主编著作主要有：《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小说家档案》、《“我读”丛书——当代文学新秀解读系列》等。曾获宝钢教育奖，湖北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湖北省第三届文艺明星奖，湖北省文艺论文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文联第三届文艺论文奖二等奖，第三届湖北文学奖，第六届屈原文艺奖，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大学版协等全国性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优秀教材一等奖等奖励多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最近成了一个热点话题。就其字面的意义而言，所谓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无疑是指文学批评活动应当产生实际效果。这种效果包含文学效果和社会效果两个方面。前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与它的工作对象，即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创作现象等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看文学批评活动相对于这些对象而言，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是对该对象的思想和艺术或内容和形式所作的阐释与评价，更进一步说，则是这种阐释与评价，是否有效地揭示了该对象所显示或隐含的意义与价值。后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与文学的读者，也包括文学批评的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看文学批评活动及其结果，是否对读者产生影响和这种影响的深广程度及性质与结果如何。前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作为一种文学活动的有效性，后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的有效性；前者是文学性的效用，后者是社会性的效用；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是通过前者的效用而发生效用的。谈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不能不注意二者之间的这种依存关系。
以上，是就文学批评的有效性的字面意义或词语（概念、范畴、命题）意义而言，如就其现实性而言，则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当今文坛，存在太多无效的批评，或缺少有效性的批评。以我粗浅的观察，这种无效批评或缺少有效性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种表现，是不读作品的空头批评。说完全不读作品，可能冤枉了这类空头批评家，但粗粗浏览一下作品的梗概，或借助推介材料了解一点作品的大意，抑或抽读一些作品的章节段落，就开展批评，却是这类批评家的通病。更有甚者，是借助他人的转述，在他人的文章或发言中，掠取若干情节或命意，借鸡生蛋，就汤下面，假争鸣、商榷或多义、歧见之名展开批评，如此等等。对作品的精细阅读、对批评对象的深入了解，原本是文学批评的起点和依据。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就十分强调对文学作品的精细阅读，留下了许多丰富的经验。20世纪初兴起的英美新批评，甚至以“细读”二字为其派别的标志。这类空头批评却对文学创造的产品视若罔闻，仅凭大致的印象和一己的揣测作徒手的操练，结果既无益于创作，又有负于读者，是一种典型的无效批评。
第二种表现，是专在作战的迂回批评。这类批评又有不同的表现。其一，是赞扬作家的创作精神，常有甘于寂寞，潜心创作，数年磨一剑之类的赞词。其二，是述说作家的创作经历和已取得的成就，借当代文学史或文学界公认的评价，称颂作家的水平和能力。其三，是讲说与该作家作品或批评对象相关的理论或文学常识，以之为导引，作意欲具体评论该作家作品或批评对象的跃跃欲试的趋向和态势。其四，更有甚者，是搜罗作家的生平、创作轶事，或与作家交往的见闻，间有与作品相关的本事、原型，随意铺张，大肆渲染，迹近文学“八卦”。如此等等，这类所谓文学批评，最终都不直接深入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而是点到为止，或在需要涉及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时，绕开正道，行走两厢，顾左右而言他。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在这类批评文章中，如草蛇灰线，时隐时现，或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无法把捉其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的阐释和评价，因而也是一种无效的批评。
第三种表现，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的宏大批评。这类批评假学术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流行的宏观研究之名，且借助这种宏观研究的方法和观念，动辄高屋建瓴，以西方某家某派的理论为蓝本，构造一个宏观的理论框架，而后从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中寻找适合证明该理论的具体例证，又以该理论的观念和方法加以阐释和说明，结果所得的不是或不完全是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的独立自主或客观公允的判断与评价，而是证明了该理论的正确无误和应用于批评对象的普适性。这类文学批评虽然不拒绝阅读文学作品和深入批评对象，但因为这种“主题先行”的批评观念和方法，和各取所需的实用主义的批评态度，割裂了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性或批评对象所特有的现实性，对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同样是无效的。即使这类批评家所运用的理论，对阐释、评价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可能存在某种有效性，这种有效性也只限于与该理论对应的部分，而非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整体阐释和评价的有效性。
第四种表现，是缺少经验和感悟的纯理性批评。这类批评源于学院派长期形成的一种学术著述传统或论文写作方式，这种著述传统和写作方式，不重视作者对文学作品的感觉和经验，相反，却认为这种感觉和经验有害于学术研究的理性判断和理论表述。批评对象尤其是文学作品，在这类批评家眼里，不是一个感觉经验的整体，而是依各种构成要素，诸如题材、主题、结构、语言、方法、技巧等分类切割的碎片。批评家的工作，就在于将这些分类切割的碎片，进行理论上的说明，指出它的性能和特点，而不顾及它在整体上给人带来的审美经验和艺术感受。文学批评与一般的社会文化批评的不同之处，是它十分重视审美感悟或感性经验。虽然它最后也要像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形成一种“哲学的认识”，转换成“论理学的语言”，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上升到理性认识，但却是从感性经验出发的，离不开审美感悟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十分讲究体味、参悟、品评之类的感性活动，以此追求艺术感受过程中无穷的意境和韵味。西方文学批评在一般认识论的意义上重视感性经验的同时，也有偏重感性经验的印象主义批评，都说明文学批评离不开对批评对象，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经验和感悟。无视文学作品的感性特征，在文学批评中放逐经验和感悟，自然不能对文学批评对象作出有效的阐释和评价。
第五种表现，是以新闻、广告为手段的炒作批评。新书或新作评介，本来是近现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初级形态，在近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也是最早独立的一种文学批评样式。在常态下，这种批评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对文学作品及相关背景知识的介绍、说明，向读者推荐新书新作，帮助读者进行阅读选择，充当一种“导游”角色。其形式和内容虽然比较简要，但却包含有文学批评基本的写作要素。以新闻、广告为手段的炒作批评，虽然也大多以新书、新作推介的形式出现，但往往不是以忠实地引导读者的阅读选择，而以其活动的商业或其他功利目的为目的。这类炒作批评，往往善于借助名人或某些文学组织、出版机构的社会效应，利用纸质或电子媒体，制造新闻热点，或通过销售渠道，用广告的形式进行商业包装。虚张声势，华而不实，夸大一点，不计其余，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招徕看客，吸引眼球，是这类炒作批评的一个共同特点。结果既不能对文学作品作出客观评介，又不能对读者的文学阅读进行正确的引导，失去了应有的文学效用和社会效用。
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问题，不仅是一个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理论问题。中外文学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包括文学批评的观念、方法和模式的产生，都不是向壁虚构的，也不是冥思玄想的结果，而是针对某些具体的批评对象，或从某些文学理论和相关学科，如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等的理论派生出来的。前者是因为要回答某些具体的文学批评对象中提出的问题，并对之作出相应的阐释和评价。有些问题是文学创作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为此前的文学批评所无法回答，或不能解决的，故必须构造一种新观念、新方法，创建一种新模式，以适应文学批评阐释和评价新对象的需要，因而这些批评理论的产生，都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的。如美国学者韦勒克就认为，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取代新古典主义文学批评，一方面是由于创作“转向艺术的情感效果而引起的冲击”，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创作“日益强调艺术家的自我表现”的倾向造成的。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当代文学批评一度重视精神分析和神话—原型，以及结构主义和各种形式主义批评理论，也是因为新时期文学创作，尤其是当时的先锋文学实验中，出现了新内容和新形式造成的。后者则是因为文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其中包含有丰富的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等精神基因和思想元素，需要文学批评去感知和发现，并给予恰当的阐释和评价。因而从这些学科的理论中，就派生出了专门的文学批评理论。如社会历史批评之如社会学，道德批评之如伦理学，精神分析批评之如心理学，神话—原型批评之如人类学，文化批评之如文化学，结构主义和各种形式主义文学批评之如语言学等等。有些学科的理论，如属于社会学范畴的孟子的“知人论世”的理论，丹纳的影响文学生产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的理论等，因为包含有一种普遍性的意义，而见之于不同的批评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不同的批评实践，成了文学批评最基本的，也是最普遍的原则和方法。可见由这些学科派生的文学批评理论，同样是为了适应批评对象的需要，因而对具体的批评对象而言，也是具备有效性的。
文学批评有效性的丧失有很多原因，市场和商业化环境的影响，以及某些功利性社会因素的作用，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显而易见的，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容易引起关注，得到矫正。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当代文学批评在顺应市场化、商品化潮流的过程中，缺少必要的自我反思和在这个基础上的理论重建。“”结束以后的新时期以来，在我的印象中，当代文学批评先后经历过两次较大的自我反思和理论重建。每一次反思和重建，最终都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和当代文学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一次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当代文学批评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对长期形成的政治标准第一的文学批评进行了历史的反思，促成了这期间文学批评标准的改变，以真实性为核心的文学批评标准，不但对正在兴起的伤痕和反思文流，起了积极的保护和有力的促进作用，而且对其中所表达的真情实感和真诚思考，也作了有效的阐释和评价。第二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随着当代文学革新潮流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先锋文学实验的广泛展开，进一步更新文学批评观念，改变文学批评方法，就成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当务之急。短短数年间，域外各种批评流派的观念和方法，尤其是西方20世纪以来各种新的文学批评模式，被纷纷引进，在这个基础上，同时也开始了文学批评理论的基础建设，1985年甚至因此被称为文学批评的观念和方法年。这期间文学批评的自我反思和理论重建，同样有效地保护和促进了当代文学革新和先锋文学实验潮流，造就了新时期文学和新时期文学批评的一个黄金时期。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我认为，当下文学批评有必要进行一次新的自我反思和理论重建，庶几能尽快改变这种无效性的批评局面，使当代文学批评能为当代文学的繁荣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文学批评的标准及方法有其终结性和适用性,作家的生活体验与文学体验,如同流动不居的河水不可能恒定不变,多样性的文学创作决定了文学批评不存在恒定的理论。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是80年代波及全国的“文化热”历史背景,在活跃的“文化热”背景下,1985年3月厦门召开全国文学批评方法讨论会。之后,扬州、武汉、深圳等各地展开文学批评观念及方法的研讨,批评观念的变革成为文学发展的潮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陕西文学批评的变化势在必行。总体来看,8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依然在传统现实主义批评范畴内进行,变化停留于个别局部,尽管触及具体文学现象研究时,研究视角明显地游移于传统的文学批评范畴,然而这种批评视角的游移表明文学批评理念内核在发生着微妙的裂变,而文学批评格局性的变革有待于文学阵地、文学批评队伍等诸多条件的成熟。
1985年1月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和中国小说学会的主办下,《小说评论》在西安创刊,它是全国唯一的专事小说研究的杂志。随着刊物的顺利发行,《小说评论》周围很快荟萃了一大批致力于小说批评及文学研究的省内外学者:胡采、阎纲、张韧、缪俊杰、蒙万夫、吴亮、白烨、肖云儒、陈孝英、曾镇南、何镇邦、费秉勋、刘再复、乐黛云、肖云儒、刘建军、王愚、雷达、何西来、季红真、蔡葵、刑小利、贺绍俊、周政保、吴秀明、畅广元、李健民、邰尚贤、李星、徐岱、孙豹隐、管卫中、李运抟、赵俊贤、王仲生、李国平、朱寨、秦兆阳、宋遂良、南帆、李昺、李洁非、周海波、丁帆、仵埂、郜元宝、韩鲁华、孟繁华、鲁枢元、温儒敏、王彬彬、孙绍振等等,他们及时评述当代小说创作、发表小说理论研究成果,很快《小说评论》杂志成为陕西小说批评研究的重要阵地。90年代,陕西文学的批评队伍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活跃在80年代文坛上的笔耕文学组成员,二是来自学院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以饱满的热情与良好的知识结构为文坛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批老中青三代批评者依托《小说评论》、《延河》文学月刊,从批评的理论基点、方法、风格等多方面展开多维的探索。陕西文学批评格局性的变动在90年代。长篇小说《白鹿原》、《废都》的面世,在当代陕西文学史上是界碑性的事件。实、贾平凹等作家对传统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的超越,引发了文学批评界对传统批评模式的深层反思与话语策反。90年代文学批评阵地《小说评论》的成长以及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壮大,表明文学批评多元化发展条件已经具备。
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结构中,除了传统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外,还有深受社会历史批评学影响又独具理论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其他批评模式,如印象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历史美学批评、地域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形成了陕西文学批评多种模式并存、风格纷呈的局面。这种多元化的文学批评模式,根本改变了陕西文学批评单调的文学地图,文学批评逐渐走向多维发展的空间。印象主义批评模式最初来自法国,批评者重视对批评对象的主观感受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作品意旨的理解和发挥。笔耕文学研究组不少人驾轻就熟印象主义批评模式,他们的文章标题就以“有感”、“印象”、“漫谈”命名,行文不断出现“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贺抒玉小说印象》、王愚的《贾平凹创作漫谈》。文本中批评者的阅读感受与印象随处可见,王愚这样评价贾平凹:“读贾平凹的作品,会使你情不自禁地去这丛山环绕、流水淙淙的山区,热爱山区生活中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而这种热爱常常会激发你对我们整个生活、整个人民的深挚而又亲切的感情,这也就是贾平凹的贡献。”
王愚将个人的感受和情感浇注于批评对象,其批评散发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笔耕文学研究组成员经历了当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动荡,对历史与革命、文艺与人生有着独特的体悟,这使得他们的见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心理分析批评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学批评模式,它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能被广泛运用,在于东方文化重直觉、重体验、重灵性的精神活动与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畅广元等着的《神秘黑箱的窥视》是心理分析批评模式的重要成果,该书以贾平凹、路遥、实、邹志安、李天芳五作家为研究对象探微创作的神秘黑箱,论文有: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探析》、费秉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分析》、李继凯的《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李凌泽的《乡土之爱与现实忧患的变奏———实小说创作论》、孙豹隐的《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陈瑞琳的《野火?荒原———对邹志安创造的“爱情世界”的思考》、陈孝英的《邹志安,一个又不安分的灵魂———与邹志安陈瑞琳对话》、屈雅君的《回首向来萧瑟处———李天芳论》、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韩鲁华的《贾平凹、路遥创作心态比较》、畅广元的《〈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李继凯、李春燕的《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等论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获;专着有费斌勋的《贾平凹论》、李继凯的《新文学的心理分析》和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屈雅君、李继凯编的理论研究专着《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重要的理论收获,此书系统分析了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八类批评模式,开篇首章对心理批评进行研究,对陕西及全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美学历史批评②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要求将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在艺术与历史分析的相互渗透中剖析文学作品。“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文艺理论的文学价值标准和批评原则。当代陕西文学批评基本上是在美学历史批评的方法体系中进行,50、60年代强调文学与社会、时代环境的关系,80年代兼及文学与美学的关系,90年代美学历史批评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诸多学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评体系中,实现美学与历史的双向渗透,使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这方面王仲生的实研究成果喜人:《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与民族共反思———评实80年代后期创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白嘉轩:文学史空缺的成功填补》、《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实的〈白鹿原〉》。王仲生“历史的观点”突破对历史的静态认识,关注到历史纠结处的关联性,把人与社会、环境、文化焊接一体,置于社会结构演变的流程中。他这样评述实的历史观:“人,人的命运,始终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们不再是历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历史结论的形象性注释,他们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这反映了实历史意识的现代性。”王仲生在研读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有机汲取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成果,承认历史与人的平等关系和对话原则:“真正的历史对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也不是任主观意识摆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一种对话。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
此外,李星的《在历史与现实之交———读实中篇小说〈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周燕芬的《贾平凹与30年中国文学的构成》等文,也是美学历史批评结出的硕果。神话原型批评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出现较晚的批评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组原型批评文章载于《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1982年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也有译介,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1987年叶舒宪选编的《神话一原型批评》一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神话原型批评才激发起人们自觉运用的热情。其实,叶舒宪1986年在《民间文学论坛》第1期发表《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运用原型批评的系列成果,专着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与李继凯合着)、《诗经的文化阐释》、《高唐神女与维纳斯》等。叶舒宪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学术空白,季红真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原型批评对于人类精神之谜的解密极有意义:叶舒宪把原始思维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维纳入原型批评的理论框架中,揭示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拿到一把打开现代人和前人心灵沟通的钥匙。
叶舒宪的批评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范畴,对陕西文学尚未涉猎,但对整体慢半拍的陕西文学研究而言,陕西神话原型批评由于叶舒宪等陕西师范大学学人③的践行,在全国文学批评中一时独领。文化诗学批评段建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将陕西文化诗学批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专着《白鹿原的文化阐释》是这方面的力作。段建军多年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对西方哲学美学烂熟于心,萨特、尼采、海德格尔、杜夫海纳、福柯、巴赫金的思想影响着其学术的建构。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西方文论的交汇中,他提炼出“肉身化存在”的文化命题:“长期受封建主义和理性主义压抑贬损的人类肉身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存在。它通过自己独特的肉身化思维,把整个世界人化。于是,世界具有了人的形体结构、情感愿望、生命追求。这个人化的世界实际是人肉身的诗意创造物。”
段建军在文本研读的基础上,将“肉身化存在”文化命题贯穿于陕西小说乡土经验的文化阐释中,并生成一套话语体系和审美理想。段建军文评的风格质朴、自然,没有西方文论的艰涩生硬,字里行间流淌着诗意、散发着智性,充满文学批评的创造性。王刚曾这样评述段建军的文学批评:“既遵循和重构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审美趣味和伦理价值,又融汇应用了西方文论的方法论工具,生成了自身亲和、朴拙、兼具形象性和学理性的批评话语。”[8]此外,女性主义批评和地域文化批评也颇有起色,这些批评在大文化视野的影响下,有机地汲取了哲学、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成果。陕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相和于全国文学批评,有屈雅君的《对传统男性形象的女性主义注视》、《执着与背叛———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与实践》等文,而屈雅君倡议创办的“妇女文化博物馆”馆存的性别文化表征的女书、嫁衣、三寸金莲等,对女性研究的深入展开具有实践性的意义。地域文化批评方面,李继凯的《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是90年代的重要收获,李继凯从历史、现实和心理三个维度对20世纪秦地小说进行阐述,涉及到秦人的生活方式、心态变迁、精神结构、文化传统、人文地理,专着融合了人类历史学、民俗地理学、精神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是走向个性化审美“兼收并蓄”的地域研究专着。此外,冯的《陕西地域文学论稿》、《陕西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本体论》、赵德利的《情缘黄土地———新时期陕西文学的民间文化阐释》、孙新峰的《贾平凹作品商州民间文化透视》等专着、李春燕的论文《新时期30年陕西文学批评研究》也是陕西地域文学批评取得的硕果。
陕西文学批评不标新立异、趋新赶潮,多立足于陕西现实主义传统创作的本土,研究方法基本在社会历史批评的框架下展开适度地调整、突破,面对迭起的新潮抱着看看再说的姿态。神话原型批评起步于陕西,在陕西却并没有真正形成气候,尤其是叶舒宪到中国社科院以后,陕西神话
一、古代文学史是传统性很强的学科，对文字资料的依赖性很大
相比而言，古代文学史是一门传统性很强的学科。首先，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时间跨度极长，作品数量极大。作为当代文学专业学生和教师，虽然实际接触到的可能只是其中极小一部分，但如从专业内在要求看，冰山之下的巨大体量有时不得不随时被挖掘出来，成为研究的对象或重要的证据。这一点与理工类学科有所不同，如数学等学科有一个由浅入深，由基础到应用的过程，只有在学习了基础性知识以后，才有可能理解高阶的知识。而文学史虽分为不同时间段，但其中并没有明确的难易之分和逻辑上的次序，具体作家、具体时代虽有互相影响的情况，但从认识的角度看，二者不是前因后果的关系。比如，研究明清小说的学者对先秦文学了解较少完全是可能的，某些学生关注较为次要的甚至极不著名的作家也是可能的。任何学习者都可以随时对某些问题发生兴趣，开始探究。因此，就文学史研究对象而言，该学科关注的潜在对象是所有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其次，就文学史学科发展来说，对文学的研究和论述从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并一直延续到当代，从未间断。这些文学史研究者留下的大量著作成为后人无法绕开的环节，如同《文心雕龙》这样的著作已勾勒出南朝以前的中国文学史，后世的文学史建构基本上以此为依据一样，现代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的基本框架也是从历代文学批评著作中提炼延伸而来的，这就使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者永远无法摆脱对前代学者的继承，在教学过程中或撰写论文时总要引用参考前人的论述。因此，从先秦至近现代的著名文学批评家或学者的重要论述也成为教师或学生必须要面对的研究学习对象。再次，文学史研究对象如文学现象、作家现象本身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并同纷繁的社会历史因素发生关系，所谓知人论世说明研究文学需要了解作家的生平经历，要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因此，史料是中国古代文学学习、研究的基础，而中国存在的历史资料又极为丰富，即使研究一个具体的问题，事先也很难把任何一部史料从阅读书目中撇开。那么，学生如果对某个文学史问题产生兴趣，从较低的要求说，基本的阅读必须完成，如果要深入了解，则大量的阅读史料不可避免。
二、古代文学教学过于依赖教材产生较大弊端
古代文学史的传统性意味着教学工作者和学生必须面对尽可能多的作品和史料，刘勰所说“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是不易之理。[1]586但当代古代文学史教学中常见的问题是视野非常狭窄，从学的角度说，集中表现在古代文学作品阅读量太少和对作家作品的艺术理解过于简单。根据笔者做过的对所教班级课外阅读的调查，约有58%的同学除了上过的课文外，并不阅读作为教材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的其他篇目；约有71%的同学除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以外，从未阅读任何其他古代文学作品的原著；完整读完任一古代作家别集或古代总集的只有4%。在讨论对作品的理解时，也表现出没有独立见解，回答内容程序化的情况。这种情况虽不能代表全部，但也反映了大多数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普遍问题。产生这一状况的原因部分是图书借阅制度和古籍阅读的不便为学生阅读课外书造成了障碍，从教的角度说，导致这些情况的原因在于在古代文学教学中，作品阅读过于依赖作品选，学术观点过于依赖文学史教材。现在通行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编）和其他文学史教材都有各自的问题。[1]257如《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初版于1962年，受当时的意识形态影响极大，选择作品的标准常常偏向作者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即反映劳动人民的困苦，揭示统治者的黑暗，表现爱国主义情感，即使选入爱情题材的作品，也强调思想健康的标准，而艺术特色鲜明，艺术成就突出的作品常因为不太符合思想性要求而遭到摒弃。这种做法使得选出来的作品离学生的思想情感较远，无法触动他们的心灵，因此也不易被认同喜爱，学生自然也就不愿阅读。如北宋柳永词，在当时风靡全国，所谓“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原因在于这些词通俗易懂而大胆生动的语言，在于对男女情爱的真诚表达。这一类作品在柳永的词里实际上占绝大部分，所以李清照在《词论》里批评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对这些无一采择，只选了看起来比较“干净”的爱情词《雨霖铃•寒蝉凄切》和作品《望海潮•东南形胜》等，而柳永大量的描写欢爱的作品如《定风波•自春来惨绿愁红》《忆帝京•薄衾小枕天气》《慢卷紬•闲窗烛暗》、《昼夜乐•洞房记得初相遇》等大量词作，既符合古代文论家对柳永词的评述，也能说明柳永词流行的文学史意义，从现代批评的角度看也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四库提要•乐章集》说“永所作旖旎近情，使人易入”，[2]1807正是从这个角度说的。如果这些词在教材中被忽视，柳永词的真实面貌即所谓“词语尘下”“冶”的特征是不能得到学生的理解的，[3]柳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也不能得到很好解释。还有一些文学风格从现在的评价标准来说确有问题，如齐梁艳体诗，艺术上难称伟大，内容上也无甚可取，但在当时的文坛却曾风行一时，从文学史角度也不无意义，并且这些作品的某些艺术手法对后世文学也有积极的影响，因此，作品选中稍微涉及也有利于学生对文学史全面的了解，即使不选入也可作为问题留给学生做课后的了解和思考。否则，初唐陈子昂等人的文体革新的意义便无法得到更透彻的说明。
三、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对电子书的应用提出了要求
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原先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定于一尊，即游国恩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但九十年代以后，各地各单位纷纷推出了不同的版本，较有影响的如郭预衡、章培恒、袁行霈等先生各自主编的文学史教材。之所以存在一个文学史教材推陈出新的热潮，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质使得人们对文学的理解各有不同，难以明确定其是非，这种状况在可想见的将来必定仍然存在。所以，对古代文学现象产生不同的理解，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不是因为文学史教材编著者的水平不高，也不是用更多的人力财力资源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它反映了社会科学的某些内在特征，其实是积极的现象。同时，对文学的理解必须建立在个人亲身阅读、感同身受的基础上，将研究者个人的体会和认识直接传达给学生，要求他们作为真理接受，本身也不符合文学接受、传播的规律。因此，从长期的教学改革目标看，在古代文学领域（也应包括其他文学领域），教材作用的弱化是发展的趋势。怎样通过大量阅读作品，提高阅读能力；通过作品比较，寻找作品的艺术规律；通过师生的心灵交流，加深对作品意蕴的理解；通过创作练习，吸收古代文学的营养是古代文学教学最重要的任务，应成为古代文学教学的主要内容，而最重要的前提则是大量的主动的阅读。显然，目前高校教学中依赖一套文学史教材和作品选的做法很难达到上述目的。即使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总要布置一些课后的阅读书目，或组织阅读交流，但受限于图书馆的条件和教学进程，在一个教学内容下，让教师和所有同学同时拥有大量材料在原有教学模式下是不可能的，因而这种课后阅读课堂讨论的教学效果也难以保证。幸运的是，当代电子科技发展的代表———电子书及其设备提供了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电子书的特点是大容量、可检索和可复制。理论上，电子书每字占2个比特，1兆的容量可有524288个字，以2G的存储量估算，则可储存超过10亿字。以《史记》为例，TXT格式文本的白话文《史记》共62万余字，大小为1.22M，据此，2G的空间可储存约1700部左右《史记》规模的著作，因此将古代文学课程的基本阅读量容纳进2G甚至1G的空间内完全是可能的。#p#分页标题#e#
电子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可检索，一旦检索的底本范围较大，所得的信息则非常可观。它虽然不能代替逐行阅读，但在教学中却有独特优势，因为教学过程不同于学术研究，首先它目的性较强，文档检索完全可以用来配合教学内容，比如关于作家的生平资料，通过检索正史和野史、笔记，加上一部分文集完全可以基本掌握。那么，学生阅读的就不是文学史教材的内容，而是第一手资料，它的内容一定比教材粗枝大叶的介绍更丰富，对学生来说，由于接触资料的全面性，历史人物的形象也会更生动有趣。其次，教学过程并不需要太强的创新性，因此，也不需要学生像学术研究那样全面掌握材料包括最新的材料和很少见的材料，基本的阅读对学生来说更为重要，这也符合了电子书的特点：通过检索可以掌握基本的信息，而避免过多信息的干扰。第三，教学过程总是由多人参与，比如课后作业和课堂讨论，如需要阅读某一部纸质文本，正常情况下，任何图书馆藏量都保证不了每位同学能同时阅读，并带到课堂上用作教学资料。而电子书的可复制性使每位同学都有充分时间去阅读，并且如果工作量较大，可以分解任务，通过检索词的设定，使每个人都可以有目的阅读，完成自己的电子稿后再整合成最终的作业。电子书的功能不仅在大容量和可检索，从内容的角度来说，它和纸质文本完全是相同的，完全可以用来做仔细的阅读。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重视电子书的应用可以避免上文所述的弊端，而具有独特的优势。最重要的益处是由于学生扩大了阅读量，方便地接触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从而摆脱了用他人指定的范围限制个人的兴趣爱好，用他人的思想成果代替自己的思索过程的状况。电子书的使用在现阶段是完全可行的。得力于电子技术的突飞猛进，电子设备价格不断下降，而性能却在不断提高。高校教室已实现了多媒体化，电子书的应用平全具备。高校学生的手机普及率已达到100%，其中智能手机已经占了大半，可想见在不久的将来，智能手机将全面代替原有的非智能手机，而即使是较低端的手机，一般也支持电子文本的阅读，更不用说已有不少学生拥有了笔记本电脑。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就已发现这种倾向：越来越多的学生在课堂上针对教学内容用手机查找资料。从学生的角度说，推广电子书阅读不仅条件完全具备，而且也会深受欢迎，因为这种阅读形式符合时代的潮流。因此，需要在教学改革过程中改变观念，至少在特定的学科如古代文学专业准许学生携带手机电脑等工具，作为教学设备的一部分。
四、建立适应古代文学教学的电子书数据库的基本原则
实际上，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学生使用电子书的情况已经较为普遍，尤其是在完成相关作业的时候。但课堂教学中大量使用电子书的状况尚不多见，原因除了教师的观念尚未改变以外，重要的原因是目前电子书的内容不尽理想。虽然许多单位开发了很多规模较大的古代文史资料的数字化工程，但它们不是针对古代文学教学而设计，因此存在较大的问题，如，一，有的规模过于庞大如《国学宝典》《四库全书》，文学史重点不够突出；二，内容上往往针对专业性的研究，从教学角度说反而不够全面，比如重视某一门类，忽视其他内容，重视传统文献资料，忽视现代学术史；三、采用收费制度，登录不易，界面复杂，使用起来较为困难等等。网上散见的电子书虽然易得，但缺点是不成系统，以单篇的形式存在，检索不易。因此，制作一部供中文专业古代文学学科使用的简明而实用的电子书产品极有意义。笔者认为，这一产品应包括以下内容：所有正史及历代重要的野史杂史笔记；历代重要的诸子作品；历代重要文学别集，并尽可能使用经典注释本；历代所修的重要的文学总集（不包括《四库全书》之类）；历代重要的文论著作；现代代表性的文学史专著和学术论文；必要的图片。在制作过程中应注意以下问题：一，应首先依据现有的古代文学教学体系由专家分别列出书目然后汇总；二，应注意版本选择，有注释本的应采用注释本；三，应尽量采用简体字；四，界面必须实用、简洁、活泼，并与它的应用平台手机相融合；五，应利用现有的整理成果，同时注意知识产权保护。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 文学批评 “才者能知” “才知无涉”
一.《四库全书总目》论“才知”关系
在《四库全书总目・集部・诗文评类》提要中，四库馆臣指出了文学批评中的两种现象：“才者能知”与“知不及才”。不烦一一列举如次。[1]
1.其论“才者能知”者：
①《石林诗话》（均指四库提要，下同）：“然梦得诗文，实南北宋间之巨擘。其所评论，往往深中U会，终非他家听声之见随人以为是非者比。”②《蛩溪诗话》：“然彻本工诗，故能不失风人之旨，非务以语录为宗，使比兴之义都绝者也。”③《诚斋诗话》：“万里本以诗名，故所论往往中理。”④《后村诗话》：“盖克庄于诗为专门，而德秀于诗则未能深解，宜其方枘而圆凿也。”⑤《修辞鉴衡》：“构在当时，实以文章名世，宜是编所录，具有鉴裁矣。”⑥《颐山诗话》：“盘亦能诗，王士祯《池北偶谈》尝载其数篇，深许其工。故其评论古人，多中U会。盖深知其甘苦，而后可定其是非，天下事类如是也。”⑦《容斋四六丛谈》：“所论较王《四六话》、谢场端牧麈谈》[2]特为精核。盖迈初习词科，晚更内制，于骈偶之文用力独深，故不同于剿说也。”⑧《余冬诗话》：“夫以讲学之见论文，已不能得文外之致，至以讲学之见论诗，益去之千里矣，则何如不作诗文，更为务本也。”（按，此条从反面立论。）
2.其论“知不及才”者：
①《解颐新语》：“然P诗有名于当时，而此书乃多谬陋。大抵皆袭旧文，了无精识，好大言而实皆肤词。”②《蠖斋诗话》：“闰章诗深婉蕴藉，世推作手，而诗话乃多可议。”
四库馆臣指出两种相反现象，而其《颐山诗话》提要中明言“盖深知其甘苦，而后可定其是非，天下事类如是也”，则其倾向明矣。盖馆臣以为“才者能知”可称公理，又对“知不及才”者颇致不满。
二.“才者能知”论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往往由作家“客串”，故曾存在一种“才者能知”的论调。
最早或可追溯到曹植《与杨德祖书》：“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割断。刘季绪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3]谓批评者之文学素养，至少当与作者等量齐观，方可批评。故批判刘季绪之“才不逮”而妄议。葛洪《抱朴子・广譬》：“不睹琼琨之熠烁，则不觉瓦砾之可贱;不觌虎豹之蔚，则不知犬羊之质漫;聆《白雪》之九成，然后悟《巴人》之极鄙。”[4]意谓提高修养而后能识高下。而后刘勰《文心雕龙》辟《知音》一章，专论批评与鉴赏，云：“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亦谓论者应具修养。又云：“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5]细别之，“操千曲”与“观千剑”，一是实践，一是观摩，统谓“博观”。此即如何“有南威之容、龙渊之利”、如何“才逮于作者”之路径。
宋吕祖谦《诗说拾遗》：“诗者，人之性情而已。必先得诗人之心，然后玩之易入。”[6]所谓批评者之修养，即此“得诗人之心”，无诗人之心，则论诗无凭。而诗人之心如何得之？则固当“习为诗”。刘克庄谓：“诗必与诗人评之。……不习为诗，于诗家高下浅深，未尝涉其藩墙津涯，虽强评要未抓着痒处。”[7]宋项安世《项氏家说》：“大抵说诗者皆经生，作诗者乃词人，彼初未尝作诗，故多不能得作诗者之意也。”[8]强调先习作诗之必要，否则有如隔靴搔痒，不得要害。而作诗者，才能不高亦不得要领。方东树《昭昧詹言》称：“既非身有，其言或出于揣摩，不免空华目翳，往往未谛。”[9]综论之，则评诗者，须得诗人之心，欲得诗人之心，必先作诗，更须作得好诗。此则刘勰“操千曲”之一路。至于杜甫《偶题》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诗人自道，尤可注目。其谓唯作者知其作品，则未可坐实。论者若得诗人之心，谁谓不能许为知音？
论者善作，实际中往往有之。陆机作《文赋》即一例。其谓：“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陆机之“得其用心”，正由其本善于创作。故李善注《文赋》引臧荣绪《晋书》：“机妙解情理，心识文体，故作《文赋》。”[10]司空图于《与李生论诗书》中论“韵外之致”，而列举其创作之实例，可见持论正有创作经验为依托。
钱锺书先生谓：“刘勰与嵘为并世谈艺两大，亦复词翰无称。”[11]于今观之，刘勰钟嵘固绝少词翰传世，然其于当时之世，亦可称有文名。《梁书・刘勰传》载：“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文章本刘勰所能者。至于钟嵘，《南史・钟嵘传》：“衡阳王元简出守会稽，引为军朔记室，专掌文翰。……迁西中郎晋安王记室。”“记室”之职，“专掌文翰”，非深于文翰者不能任之。故钟嵘之创作，当受重于其时。
诗人之论诗，最典型者莫过于所谓“论诗诗”。如杜甫、戴复古、元好问的论诗诗，都是文学批评史上的经典之作。[12]
三.“才知无涉”论
“才者能知”亦有反调者。曹植“南威龙渊”之论，唐孙过庭《书谱》评之曰：“语过其分，实累枢机。”[13]书学中此类持论正不少。如晋卫夫人《笔阵图》云：“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14]严分鉴者与写者。唐张怀《书断》：“语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能行之者未必能言’，何必备能而后为评？”[15]其《书议》又云：“古之名手，但能其事，不能言其意。今仆虽不能其事，而辄言其意。”[16]均以为不必“备能而后为评”。苏轼《次韵子由论书》：“吾虽不善书，晓书莫若我。苟能通其意，尝谓不学可。”[17]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三》：“吾眼中有笔，故不敢不任识书;腕中有鬼，故不任书。记此以解嘲。”[18]东坡、m州俱作戏语，非真不善书者，固不可胶着坐实。然其俱分“善”与“晓”为二事，不相关涉。
文学实践中，善论者未必兼是善作者，又往往有之。如《诗品》列陆厥于下品，却称其“具识丈夫之情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19]又如严羽，历代对其创作造诣批评甚多。胡应麟《诗薮》：“宋末严仪卿识最高卓，而才不足称。”[20]徐桢卿《与同年诸翰林论文书》二：“独喜沧浪语语上乘，……而严诗故元人耳，岂识见、造诣殊途乃尔。”[21]徐世溥《溉园诗集序》：“使李、杜论诗，未必及严羽，然羽曾无篇语传者。”[22]王士祯亦谓：“仪卿诗实有刻舟之诮……大抵知及之而才不逮云。”[23]皆不满沧浪“才不及知”之病。“才不及知”亦正“才”“知”无涉之一证。而“知不及才”者，更是常例。历来作者多而论者少，正由此也。
四.今日未必“能而后评”
钱锺书先生云：“必曰身为作者而后可‘掎摭利病’为评者，此犹言身非马牛犬豕则不能为兽医也。”[24]所见尤深。古者文艺批评未尝真正独立，作者而兼评者，实不得不然。唯二者性质各异，终有鸿沟横亘，不可全然混一。《文心雕龙・知音》：“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25]指出创作与鉴赏批评遵循不同之逻辑过程，固不相类。然谓二者绝不相涉，亦过分之论。评者善作，对其批评事业自当有非凡裨益，可谓如虎添翼。而不善作者，诗心文心之所欠，则以博览群书而得之。刘勰之“博观”，实包含“操千曲”与“观千剑”二途，“操千曲”不可得，则不妨“观千剑”。当世学科已自独立，创作与学术未必合流，已是常态。今之学者，固不必要求兼善创作。其博取群书，知识经验可在一定程度补其实践经验之失，加以天赋运用，亦可成大家。若更兼善作，或可增其识见，助其拓出新境。
注 释
[1]引文俱见（清）永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不赘注。
[2]按，当为《四六谈麈》。
[3]（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四十二《与杨德祖书》，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93页。
[4]（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三十九《广譬》，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175页。
[5]（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十《知音》，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4―715页。
[6]（宋）吕祖谦：《吕东莱文集》卷十五《诗说拾遗》，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5页。
[7]（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九《跋刘澜诗集》，《四部丛刊》本。
[8]（宋）项安世：《项氏家说》卷四“诗中借辞引起”条，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47页。
[9]（清）方东树著，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卷一《通论五古》，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31页。
[10]（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十七《文赋》，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9页。
[11]钱锺书：《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文・全梁文卷五五》，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252页。
[12]关于“论诗诗”，可参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外篇》第四章《论诗诗论》，中华书局，2002年版。
[13]（唐）孙过庭：《书谱》，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页。
[14]（唐）张彦远辑，洪丕谟点校：《法书要录》卷一，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15]（唐）张彦远辑，洪丕谟点校：《法书要录》卷九，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页。
[16]（唐）张彦远辑，洪丕谟点校：《法书要录》卷四，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页。
[17]（宋）苏轼著，（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五，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0页。
[18]（明）王世贞：《m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五说部，明万历刻本。
[19]（梁）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9页。
[20]（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古体中》，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7页。
[21]（清）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一五六，中华书局，1987年版。
[22]（清）黄宗羲编：《明文海》卷二七六，中华书局，1987年版。
[23]（清）王士祯著，张宗棺爰，戴鸿森校点：《带经堂诗话》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38页。
[24]钱锺书：《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文・全三国文卷八》，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669页。
论文摘要:中国学术形态对古代文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批评文体产生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先秦子学的对话模式使得古代文论长久呈现出一种“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经学采用“传”、“注”与“章句”等形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评点中的夹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玄学的“得意忘言”使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问题时常常借助于隐喻。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
中国历史上每个时期均有其独特的学术形态:先秦的子学、汉代的史学和经学、魏晋南北朝的玄学、宋明的理学等。学术形态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具有传承性和辐射性,不仅会超越时代继续发展演变,而且能顽强地渗透到新出现的学术形态中去。它们共同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也影响着批评文体的创造与选择。
笔者认为,中国学术形态对古代文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批评文体产生影响则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先秦子学的对话模式使得古代文论长久呈现出一种“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史学的叙事传统,孕育了中国古代的文论叙事,汉代出现的序跋和宋代以后大量涌现的诗话、词话,是古代文论叙事的最为常见的文体;经学的“传”、“注”与“章句”等形式,直接启发了后世评点,评点中的夹批、旁批和评注等皆由此而来;玄学的“得意忘言”使古代文论家在讨论某些难以理喻、难以示范的理论问题时常常借助于隐喻,隐喻体于是成为古代文论中重要的批评体式。
一、子学之“对话”与批评文体
先秦诸子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为后世学术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后世的文学、文论深得诸子学说的滋养,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与文论。
何谓诸子学说?《文心雕龙·诸子》曾云:“诸子者,人道见志之书。”刘勰眼中的诸子学说是一些“人道见志之书”,这里的“道”,应该是指诸子们认识自然和社会过程中总结出的规律。
先秦诸子由于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群体,其思想主张千差万别。思想理论的自由,诸子个性的张扬,使得子学文本的言说方式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姿态。然而细观诸子文本,发现不同的文本表现出的对话模式却是惊人的一致,诸子们喜欢在主客问答的对话中表达他们的思想,阐述他们的理论观点。
诸子学说都是在游说、讲学和论辨中产生的,诸子文本多为这些活动的真实记录,对话理所当然成为最基本的表达方式。《论语》是孔子和当时一些统治者及其门徒、朋友谈话的记录。很多章节写出生动的谈话场面,人物对话口吻、神情态度都写得十分逼肖。《墨子》是墨翟及其门人的言语记录。其中《耕柱》《贵义》等五篇是对话体,语言朴实明晰,条理清楚,富有逻辑性。《孟子》也是对话体,是孟轲游谈论辩的记录,在语言文字上已相当铺张。孟子能言善辩,善于向别人陈述自己的主张,语言明晰流畅,意无不达,形象生动。《庄子》是庄周一派着述的辑录,其中不少是庄周和时人或者弟子谈话的记录。《庄子》中,不仅修养极高,神通广大的至人、神人、圣人时常妙语连珠,就连缺臂少腿、形貌残缺丑陋的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之流。甚至形形,离奇古怪的动植物,也不时在进行对话,以此来阐明庄子及其后学形形、离奇古怪的思想。《荀子》《韩非子》基本脱离了对话体,表现了专题论文的完整形式。尽管如此,藉对话形式阐述理论观点仍时有存在。从《论语》到《韩非子》,我们可以窥见诸子文本中主客对话形式由实(真实)到虚(虚拟)发展到虚实相间,然后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议论手法的历史过程。不管是描写还是议论,主客问答即对话形式是先秦诸子文章中采用得最为普遍的表达方式。对话体既有着极强的思辨性,更具有鲜明的审美特性。论证形象直观。行文极具审美张力和雅俗共赏的审美魅力。由“说”成“论”于是成为子学的一个突出特征。“论”与“说”本来就存在互相融合的可能性,“论”之理论性与“说”之教谕性、“论”之感情性与“说”之形象性,成为了互相融合的内在依据。先秦诸子学说的对话模式以及由“说”成“论”的学术形态对中国古代文论着述产生极大的启示作用,古代文论长久呈现的“以说为论”的批评形态就是一个显着的证明。
汉代以降虽然没有先秦百家争鸣的言论环境,文人士子也逐渐丧失了高昂的精神魄力。但他们骨子里对立德立言的追求从来没有改变过。对先秦诸子人格精神的向往也从来没有终止过,历代士子无不崇尚诸子,他们读子书、研子学、习子体,这股研习诸子的热情延至近代都没有消退。刘勰深刻地洞察到这点,他在《诸子》篇说:“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两汉以后。体势浸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以扬雄的《法言》为代表的那种用“言”、“语”来立“论”的言说方式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扬雄他们的着作大多标榜“咸叙经典,或明政术”,但正如刘勰所说:“虽标论名,归乎诸子。”这些着述沿承子学文本的对话模式,在“或问”、“或曰”等拟设虚构的对话中,文学批评思想得以形象呈现。从文本言说形态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诸子对话影响下的鲜明印迹。
宋代,一种独立的批评文体——“诗话”出现。诗话自诞生始,就带着诸子“对话”影响的痕迹。诗话最初是一种口头的和社交的话语形式,后来行之于文字变成书面文本时。就成了那些口头诗歌创作与谈诗论赋社交场景的追想性记录,保留了许多文人讨论诗作诗法有趣对话的原始记录。生动有趣的对话模式,奠定了诗话“以资闲谈”的基调和轻松活泼的漫谈风格,如果说诗话最初确实是凭借着欧阳修在文坛的声望发展起来的。那么最终它能成为古代文论使用最广的一种批评文体,靠的还是自身独特的魅力。诗话不仅着述繁富,蔚为大观,还带动了一系列类似文体,诸如赋话、词话、曲话的出现。形成中国文论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追寻诗话的历史根源,应该可以上溯到先秦的诸子学术,其“以说为论”的对话形态在诗话里得到发扬,而诗话亦凭借着“以说为论”的形态使其自身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形式,尽情彰显了它独特的风格趣味。
二、史学之“实录”与批评文体
在中国所有学术中,史学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与其它学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又是其它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基石。每种学术史都是一种史学,因此史学成为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早在上古时期,人们就有了以史为鉴的初步意识,《诗经·大雅·荡》就有了这样的诗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以夏商史事为借鉴,周代人才能更好地处事。到春秋战国时期,以史为鉴意识变得愈发强烈了,《战国策·赵策一》提出:“前事之不忘,后世之师。”史学虽为历史记录之学,但其所蕴含的经世致用精神,透过历史记录表现出来。因此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史的现实作用,把前朝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变成治理当今现世的明鉴。
中国的史学产生于春秋时代,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溯史传体之源,称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刘知几《史通·叙事》讨论史官文化的叙事传统及叙事原则。亦视《尚书》、《春秋》为滥觞:“历观自古,作者权舆,《尚书》发踪,所载务于寡要;《春秋》变体,其言贵于省文。”《尚书》是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春秋》是最早的编年体国别史。而“务于寡要”、“贵于省文”则是它们的语体特征。这也就是《文心雕龙》反复论及的《尚书》辞尚体要、《春秋》一字褒贬。《尚书》《春秋》的体势及体貌,构成中国史官文化的叙事之源。
国内外很多研究已证明，虽然人生来有男女之分，但性别意识和性别等的观念却并非与生俱来，需要通过教育来培养，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性别意识中，长期以来都是以男性意识为中心，女性是附属性别，没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因而，长期以来，在社会上就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刻板印象，即人们对男性或女性在行为、角色、人格特征等方面予以的期望、需要和僵固不变的看法，比如男主外女主内，或女生到了高中理科就跟不上之类，而这种性别刻板的印象显然与我们今天提倡的精神就背道而驰了。因人文精神的意义首先就在于重视作为个体之间的差别，尊重不同的个性、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形成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宽容、尊重的个人情操与社会氛围，而这些差别尤以男女性别之异为根本，我们应不带任何偏见地看待这些差别，因而，我们在欣赏文学作品时很必要引进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批评则是一种用女性意识观照文学作品具有女性价值标准和审美追求的文学批评，可以说它的出现使传统的文化和文学批评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使人们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审视文学历史、现状及未来。20世纪得到发展的精神分析学、形式主义批评、原型批评、阐释学等新文学批评流派思潮，对人自身的丰富内在精神心理空间，对社会文化历史的复杂多元结构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女权主义批评正是综合运用了这些理论成果，加以独特的女性视角的切入，从而对文学作品中所透视出的个体、社会、历史进行新的剖析，旨在纠正文学中的性别歧视和男权父权成分，发现妇女文学自身的价值，寻找女性文学的特征，总之，女权主义批评充盈着强烈的女主体意识和女性思想情感因素，其批评和理论都围绕着对父权的批判和建构以女性为中心的批评而展开。这种女性眼光正是女权主义批评与其他文学批评的根本区别所在。也正是在这种女性眼光的审视下，传统的批评尺度受到质疑，文学作品被重新评价。
文学作品中引进女权主义枇评方法最为可行的操作是运用女性视角重新评价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勿庸讳言，在漫长的男性中心的社会历史中，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部分都是由男性创造的，这里面渗透着夫权文化的顽固的影响。从古今中外的作品来看，在作家笔下女性总是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女性形象在男性作家笔下形成了两个极端，或是天真、美丽、可爱、无私的“天使”，或是复杂、丑陋、刁钻自私的“妖妇”，如《关睢》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指着削葱根，口若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等，都是对女子娴静柔美的赞美。《阿房宫赋》中的女子则成为构成阿房宫华丽、宏大气魄的一部分“摆设”，而不是作为“人”存在的，只是一些装饰，她们的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如同“花瓶”，是物化了的女性，仅是作为男性的欣赏品、私有品而存在的。上面所举例子都是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那么，我们又来看一看现代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又是怎样的？孙梨的《荷花淀》中的水生嫂，一出场便以坐在云彩上的“天使” 面目示人：“月亮升起来了，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 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这天使边编席边候着丈夫归来——美丽、洁净、安详、深情。接着，水生要外出打鬼子、临走嘱咐水生嫂“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后来，水生嫂和几个女人碰到了日本鬼子的追赶，她们也就是这样想的：“假如敌人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在这里，女人在男人眼里没有生命，只有女人对男人的忠贞，女人对男人的贞洁，而她们的生命，只不过是第二生命，贞节才是她们的第一生命，当女性被“简化”为天使或妖妇后，她们复杂的心理情感体验也就同时被简化了，而成为了文学作品的“盲区”。在这种情形下，很难说一个女性获得了真正的尊重，文学作品中女性的从属于男权之下是这样通过作家的描写，通过读者的阅读代代相传的，而在阅读中，女性读者由于受到强大的男性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往往被男性作家所表露的情绪和观念所同化，身不由己的站在男性作家立场上，以男性的是非为是非。比如《水浒传》里的潘金莲，她的罪恶就是毒杀了武大郎，但读者（包括女性读者）的兴趣点并不在此，他（她）们关注的是潘金莲背叛了武大郎并与西门庆。在男女读者的心目中，潘金莲已然成为“”的代名词，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女权主义批评正是要求读者在阅读时要改变原有的思维习惯，在与文本的关系上由一个赞同型读者变成一个反抗型读者，通过这种拒绝行为，把根植于心中的男性意识去掉，并在此基础上对男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作重新评价。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明确的看出，从古至今的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特别是男性笔下的女性形象是男性、父权中心思想下的产物，天使妖妇两极对立，而且，大多是以“天使”的形象出现的。她们或是在外表上美丽、柔弱，反映出典型的男权文化的审美情趣，或是在精神上忍耐、克制、忠诚、迎合男权文化的占有欲。当然，这不得不归功于我们的历史及社会，因为从古以来，基本都是以男性为中心，除了母系氏族时候。男尊女卑的现象一经出现，一下子蔓延几千年，正如一位女性主义思想家所说，历史是“history”即男人的故事，而女性的故事（ herstry）作为一个词是不存在的，所以性别不平等的状况是由历史造成的。久而久之就形成性别刻板印象，这种印象会使人们把某些行为特征与特定的性别人群联系在一起，延伸至并不应简单归因于性别差异的其他方面，看来我们必须要引进女权主义批评、从一种全新的角度去欣赏评价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这样既符合当今男女平等的社会现实，又消除性别差异的偏见，更主要的是我们有了健康平等的现代性别意识，运用女权主义批评的方法更可增加作品的色彩，提高文学作品的鉴赏价值。可打开思路，也可说是一种逆向思维吧！这样在以后的写作中，会增添更多的具有独立女性意识的新女性形象，增强文学作品的时代感，体现出当今社会所提倡的人文主义精神。
总之，对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我们在审视评价时，不能老受到男性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尤其是女性读者，我们更要引进女性主义批评，用一种女性意识去欣赏文学作品，更要考虑到女性价值标准和审美追求。我们要从一种全新的角度去审视文学的历史、现状及未来。
从长时段看，人文学术的历史发展，似乎亦遵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之大势。一学科的发展，其肇端常是整体性的宏观把握，勾画其轮廓，建立其框架，之后随解决具体问题之需要而渐次分化，日趋精细，此固学术发展之大势也，亦颇合于托马斯·库恩对科学史之演进的论述。然而，人类的精神生活原是各方面紧密相联的完整体，学者们依研究需要而各自“裂土为王”，对于研究具体问题虽然颇为便利，但时日一久，终难免将本是完整体的人类精神生活割裂得七零八碎，最后陷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绝境。于是乎，新的综合就会成为学术史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需要。此著所创“文艺思想史”的研究模式，实在是中国古代文论史研究的一次提升，意味着一次新的综合。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史的研究同样符合这个历史大势。中国文论思想史的研究原本脱胎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考察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如林传甲著《中国文学史》（1904年）、谢无量著《中国大文学史》（1918年），实已涉及诸多后来文艺思想史研究所关注的问题。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各门类艺术理论思想史的研究开展起来，就进入了分工研究阶段。当然，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理论家从整体上关注中国文艺思想，如宗白华等人，开始探索中国各门类艺术背后共通的美学意蕴，但无论如何，分工研究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是文艺思想史的主流研究方式。而在诸艺术门类的思想史研究中，文学思想史（或称“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论史”）的研究成果最丰，无疑是整个文艺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主体。然而，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前进，尤其是以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为标志的研究高峰的出现，也给学界带来了一系列的疑问：此后中国文学理论思想史的研究该往何处走？应该沿此范式继续在故纸堆中发掘前人未曾道及其实却没有多少新见的三流文学批评家的观点，还是应该另辟新路？其实在王运熙、顾易生两位先生的大作出版之前，就已经有学者尝试开拓中国文学理论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罗宗强先生。罗宗强先生有感于以往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模式常将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割裂开来研究的弊端，遂提倡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模式，先是主张“不仅要研究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史，还必须结合文学作品，研究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的发展与演变情况”（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页），后来更是把视野扩展到对古代文学创作主体即士人的心态变化与文学思想之关系进行研究，拓宽了中国古代文论史的研究路径。几乎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以研究中国美学史为主业的学者，如李泽厚、敏泽、叶朗等人，开始尝试以文学理论思想史为主线构建综合各门类艺术理论思想史为一体的中国美学史，致力于开掘中国各门类艺术理论思想史背后所隐藏的共有的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李春青先生主编的这部《先秦文艺思想史》理所当然不能独超于学术发展史之外，它完全可以视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古代文论史和中国美学史研究趋向于综合的一次新的尝试。之所以说是“新的尝试”，是因为此书相比以往中国古代文论史书写更具理论思辨色彩，相比以往的中国美学史书写则更注重对艺术经验演变的观照。可以说，此书是从历史维度重新对中国文艺思想源头所进行的一次完整建构。一部百余万言的著作，其特色是难以尽数的，以下只举两点大者略作讨论。
一、以艺术精神为轴线构建中国文艺思想史前史的内在脉络
中国文艺思想的史前史状况，因为年代久远，文献缺乏，历来缺乏深入的研究，留给读者的一直是一个模糊不清的轮廓。较早的中国古代文论史和中国美学史类的著作，一般都是以传世文献为材料，径从春秋时期写起，将之作为中国文艺思想的开端。1987年，敏泽著《中国美学思想史》始辟若干章结合出土文物略述史前时代至商周时期审美意识的发展，此后的同类著作，如杨安仑、程俊著《先秦美学思想史略》（1992年）、陈炎主编《中国审美文化史》（2007年）、于民编著《中国美学思想史》（2010年）皆有一定篇幅讨论史前时代审美意识的发展，而对先秦审美意识做了最完整的研究的著作当属朱志荣著《夏商周美学思想研究》（2009年）。这些著作有一共同点，即都以“审美意识”作为讨论史前时代至商周时代审美现象的基点，这对中国文艺思想史前史的勾勒当然是很重要的。而李春青教授主编的这部《先秦文艺思想史》则另拈出“艺术精神”作为构建中国文艺思想史前史的轴线，作者致力于发掘史前文物、神话传说、礼乐制度、贵族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的文化产物中所蕴涵的“艺术精神”，借此展示中国文艺思想的史前状态。按作者的界定，书中“艺术精神”一语是指“那些具有实用目的的器物、神话传说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具有普遍性的、超越于实用目的之上的审美之维”。（第5页）可见，“艺术精神”具有三方面的特征，即普遍性、超越性和审美性，其内涵要比审美意识更加丰富。由于先秦时期，尤其是周代之前，缺乏成形的文艺思想，所以以“艺术精神”为轴线构建中国文艺思想的史前史就显得尤其重要。在“艺术精神”这个独特视角的引领下，本书对史前文物、神话传说、礼乐制度、贵族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的文化产物展开深入的考察，发掘出此前许多中国古代文论史和中国美学史类的著作未曾关注的内容，对许多文化产物蕴涵的艺术精神做了深入的剖析。例如，此前学者对半坡彩陶、红山玉龙、饕餮纹饰等著名的出土文物所蕴涵的审美意义都有所论述，而本著除了讨论这些文物的艺术精神外，还尝试勾勒蕴涵在文物中的艺术精神的演变脉络，则是他著所不及的。例如，作者还注意到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体出现的高度发达的音乐文化水平，并结合《国语》《礼记》《吕氏春秋》《史记》等典籍中关于音乐文化的记载，讨论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对时令、度量衡等的确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揭示出中国古代艺术精神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渗透，其观点是相当深刻的。（第34—35页）而本书花了相当大的篇幅从理论上探讨了先秦神话所体现的原始思维对艺术的启示，也是同类著作中不多见的，对我们深入理解先秦艺术精神提供了更多的运思路径。
二、以文化语境为基石展现先秦文艺思想的生成理路
显然，《先秦文艺思想史》的主要目标是致力于发掘湮没在时间中的历史残余物所蕴涵的艺术精神；而此书所采用的思路也是别具一格的。李春青教授近年来十分注意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方法论建构，标举“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力图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开辟出一条新路。此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体上亦遵循李春青教授所提倡的“文化诗学”研究方法。其核心之点是立足于文化历史语境阐释先秦艺术精神。例如，本书将先秦诸子的文艺思想置于周代礼乐文化变迁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可谓一大卓识。周秦之际，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引一端”（《汉书·艺文志》），其学说各具特色是毫无疑义的；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十分强调诸子学说之间的差异，对其共性却不够重视，文艺思想研究领域尤其如此。该书著者远绍刘歆、班固，从王官之学向诸子之学转变的文化历史语境，指出从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是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第一次重大转折，诸子之学实际上皆是先秦乱世中的士人阶层精神的表征，是士人阶层自救与救世的策略，因此从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实质上是由意识形态向乌托邦转变的过程，所以诸子的文艺思想在差异纷呈的背后实有共通的一面。[参见李春青：《从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论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的第一次转折》，（《人文杂志》，2011年第5期）、《论子学与“周文”之关系》（《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本书对诸子的文艺思想的研究即秉持这一思路。作者不是简单地介绍孔子、孟子、荀子等各有哪些关于文艺的言论，而是将孔子、孟子、荀子等关于文艺的看法置入时代巨变的文化语境中，对诸子的文艺思想的来龙去脉做了详尽绵密的考察，让文艺思想的演进轨迹自动浮现在读者眼前，其中对“赋诗”“引诗”“诗亡然后《春秋》作”等文化现象与文艺思想之关系的阐释尤多发覆之论。可以说，正是在将周代礼乐文化作为周代文艺思想诞生的文化语境的基础上，作者比以往的同类著作更加系统地更加详尽地解释了周代文艺思想得以生成的内在理路，也更加深刻地揭示出周代文艺思想对后世文艺思想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总之，《先秦文艺思想史》一书以其鲜明的方法意识，对先秦艺术精神的演进轨迹和文艺思想的生成过程做了完整的描绘和深入的阐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方法的运用方面，和几乎所有成于众人之手的著作一样，作者所标举的方法，在此书中也并未得到完全的落实。
关键词：知人论世；文学批评；内部批评；外部批评
“知人论世”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长河中，经历众多诗文解读者和批评者的运用和发展，曾经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时至今日，我们在社会学批评、文化学批评、心理学批评等众多批评方式中仍可寻见其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以来，它同时也面临着史无前例的质疑和挑战，这种戏剧性命运本身便包含了许多值得反思和回味的东西。
一、“知人论世”究其本意，并非文学批评命题。
此说的提出者——孟子的论述可以为证：孟子谓万章日：“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
孟子认为，后人要与古人为友，主要途径是诵读古人留下的诗书。由“知人论世”而“尚友”是目的，“颂其诗，读其书”则是手段。孟子的本意在于阐发一种尚友之道。但有意味的是，它同时也提示了一种对诗书的读解之法。而后一种意义在后世的影响甚至超越了其本义，加之孟子言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知人论世”渗透到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成为众多文学批评方法的本源。从这个意义上讲，知人论世已不再停留在方法论的层面，更成为一种重要的批评精神，在文学批评史中不断得到衍变和发展。其中汉儒解诗、魏晋以后对诗之体貌与人之性情的考究、甚至宋以来对文坛名家年谱的编撰，细察诗人生平，都可看作“知人论世”精神在中国传统批评中的演化和发展。
汉儒说诗，因其强烈的索隐比附色彩而遭后人诟病。但若撇开其中走向极端的脱离文本自身的主观臆测，不能否认对孟子“知人论世”思想的发挥和运用。四家诗中的齐诗、鲁诗、韩诗、毛诗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以诗的作者(“人”)及诗的社会存在(“世”)为两大立足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将“知人论世”在实践层面发挥到了第一个高峰，尽管其中不乏对其扭曲和变异。因此汉代虽然对“知人论世”本身没有充分的理论阐发，却在其批评实践上深烙上了“知人论世”的印记。
汉以来解诗者“知人论世”的传统，又经历了魏晋时期人物品评的风潮，及至南北朝，“知人论世”说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进入一个新的高峰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列有《体性》篇，论述体貌与性情，即作品风格与作家个性的关系。他从诸如“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等作家个案出发，揭示了诗人的个性特点、诗文风格及二者间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他还由此上升到一般规律，从理论上总结出个性的差异所导致作品内容和风格的差异：“然才有庸侑，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偏，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通过刘勰这番创造性的总结，“知人论世”说便拥有了文学上的理论根基，堂而皇之地以新的姿态介入文学批评。同时，刘勰还将“人”、“世”的内涵进行扩充，由对诗人个体的考察发展为对群体的观照(《明诗》篇)，由对一个时代的平面概览发展为对若干时代动态流程的纵览(《时序》篇)，用群体论和时序论丰富和发展了“知人论世”说。刘勰的理论在南北朝时代承续了“知人论世”的传统，并将其推向新的境界。
这种将“人”、“世”与作者审美精神世界相联并进而阐发作品的方法对后世文学批评影响极大。唐宋以来逐渐兴起的对作品本事的考究、对前代诗坛名家年谱的编写、及至后来对各家的“立传”，批评史多无意将其列于其中。但如果从中国文学批评的文体特征来看，由于现代意义的论文体匮乏，见解散见于各处，那么此类文章理应纳入批评关注的视野。它们或片断零星式、或袭用史书编年体例、或系统搜集整理与具体作品有关的作者行事(包括遗闻逸事)，诗人生平事迹、经历、著述，等等。以上固然与中国史传传统相关。倘若深究而去，对作品本事和诗人生平事迹的考察，不能不说是为了品评诗文的需要。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自序中称该书的目的在于使读者“读其诗，知其人”。宋代吕大防编撰杜甫年谱时在后记中说：“予苦韩文、杜诗之多误，既雠正之，又各为年谱，以次第其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则其歌时伤世、幽忧切叹之意粲然可观。”正是意识到了“知人论世”在研读作品时的重要性，才直接导致品评诗文者对“人”、“世”研究追求周详与专精。因而其实质也是“知人论世”精神的实际运用和体现。至于在公认的诗话、词话及其他文学批评中，这种影响更为深远，直至近代王国维处还可窥见一斑。如王国维的《屈子之文学精神》，对屈原创作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尤其是地域文化)的关系作全面考察，注意到特定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对诗人创作的影响，特别是王国维的分析也落实到诗人的审美精神和作品的审美特质上，可以说是对刘勰以来“知人论世”精神的最佳继承者。
即使到了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在现代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下，诸多批评话语、批评测度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细察之下，“知人论世”精神却不时闪现，譬如长期居于批评主导地位的社会历史批评，固然可以从西方文论中发掘其来源，法国的丹纳、俄国的别林斯基等人的影响的确不容否认，但在茅盾的早期社会历史批评、闻一多的文化原型批评，还有著名的鲁迅的《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的关系》、李长之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等著述中，“知人论世”的传统恐怕不能一笔抹杀。
尽管“知人论世”是作为一种批评精神或者元批评方法意义而存在。它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不同的演变和发展，但究其实质，它的基本内涵还是非常明确的。一般可以从“知人”、“论世”两个层面对其进行解析。
二、“知人”即研究、了解、理解诗人或者说诗文作者。
其中“人”在此有双重所指。一是作为社会的人，他的生活经历、社会遭遇、思想渊源、家世交游等；二是作为个体的人，特别是艺术的创作者，其特定的主观条件，如个性气质、艺术修养、审美情趣、创作才能等。“论世”中的“世”也有复合的内涵，它指向诗人生活的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体，即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自然和社会。仅社会的涵盖面就已相当宽泛，如经济的兴衰、政治的治乱，乃至典章制度、文化思潮、风俗习惯，等等。
从文学一般性原理，“知人”涉及的是文学四要素中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也即创作主体与艺术作品的关系。由于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规定着作品因而对其人其事的研究成为理解作品不可或缺的环节。“论世”则关系四要素中的“世界”，是要研究作品与世界的关系——作品产生的时代和社会土壤的联系。根据现有文学理论对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认可，作品与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必然存在联系，或直接或间接，或显或隐。如楚辞伟哗奇瑰之风格，受战国时期诸子蜂起、处士横议的放言恣肆的时风影响；而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建安风骨的形成，又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密切相关。既然作者的身世、经历有助于解诗者了解时代和社会对其影响；而从这种影响中又可获得考察分析作品的风格和意蕴，因而对其进行研究即使不成为理解作品的关键或唯一途径，至少也会是对作品人幽探境的有力向导。如阮籍的《咏怀诗》，一向被认为隐晦难解，钟嵘一言概之“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以后不断有类似看法“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世而下，难以情测。”(宋代颜延之《咏怀诗注》)倘若“知人论世”一番，了解诗作的时代背景及诗人对司马氏政权的不满却难言的心境，有助于理解诗作中隐藏的深深的悲哀之情。正如章学诚所言“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因此“知人论世”的有效性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依据之上的。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知人论世”说之所以在中国传统批评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实际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和文学自身的特点密不可分。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文以载道”思想深入人心，既然“文”一定负载和传达了“道”，那么将“道”破解和揭示出来自然是批评不可推脱的责任。“人”、“世”由此成为对“道”的理解最为重要的依据。加之中国文学中“诗史”观源远流长，孟子本人便是最早将“诗”、“史”并提之人：“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由他始在中国文化中，“以史证诗”、“以诗证史”比比皆是。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知人论世”在批评史上往往还起着纠“以诗为技”之偏，保证了诗歌深远内涵的传达和表现，而不致沦为文字的游戏。
另一方面，从中国文学自身特点看，诗歌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主体，诗歌创作上的特色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主要特色，这种特色表现之一在修辞层面、审美方法层面及文学创作方法层面上共同强调比兴、引典用事等等，最后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效。故而中国古典作品，主要是诗，多为言简篇短，意义深邃之作。诗歌中大量出现的这种借言他物、实抒己情之法，仅在文字表面难以获得诗之意蕴，需要读者在阅读时进行破解，作为“人”的诗人自身境况、与作为“世”的时代社会境况自然成了可靠的依据、至少也是有效的导入途径。如《毛诗序》开篇即言“《关雎》，后妃之德也。”将《关雎》与后妃之德相连，似乎过于牵强，但既如此附会，又是从何而来?如果考虑到解诗者“知人论世”的原则，当时《关雎》之乐专在后妃之房中演奏，音律平和，故而象征后妃之德一说，并非完全空穴来风、主观臆测。再如现代闻一多先生对《诗经》的研究，同样提出了惊世骇俗的新解：“《国风》中凡言鱼，皆两性互称对方之度语，无一实指鱼者”，“《诗》言鱼，多为性的象征，故男女每以鱼喻其对方。”。闻一多先生此解。
便是从“世”的角度，考证了众多“野蛮时代”民族风俗中“鱼”象征意义而得出的结论。若此说成立，又一次证实了“知人论世”在批评中确有其效。所以，“知人论世”实际上为文本的解读和阐释提供了两个视角，它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尤其是诗歌批评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关键就于能在批评实践中屡试不爽，具有实践的有效性。
正因为此，时至今日，在中国文学的课堂教学中，相关的背景知识的介绍成为不可或缺的程序；出版的文学作品，也用注释或前言等形式提供作者和创作的相关材料；即使是深受西方文学理论的现代人在进行文学理解和批评时，也认真收集文本以外的文化知识，否则在文学阐释的道路上几乎寸步难行。可见“知人论世”的深远影响。
尽管“知人论世”说在现代文学理论中还有其合理性依据，尽管它在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中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尽管现代批评中还可找到与这一原则密切相关的诸如社会学批评、文化学批评、心理学批评，等等。但“知人论世”并非批评的万能钥匙，它不可避免地也存在自身的理论局限，尤其在20世纪，新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观的不断兴起，更使它受到了史无前例的质疑和挑战。
如果剔除掉文学批评史中将“知人论世”歪曲到极致，在对“人”、“世”求证的幌子下捕风捉影、乃至凭空捏造之例，因为其实质已悖离了“知人论世”精神，不能将其过强加在“知人论世”头上。但即便如此，也无须遮掩“知人论世”说在文学批评中的有限性。
首先，文学作品是一个想象的或虚构的审美自足体，文学的逻辑并不等同于生活实际情理。因而在文学批评中“知人论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靠性，是实际操作中不能不思考的。文学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文本，其基本特性在于审美。如果在文本解读和文学批评中一味采用知人论世，则有可能越俎代庖，忽视文本的审美特质和艺术特点，导致批评中审美感悟的严重匮乏。近20年来对《红楼梦》的研究，逐渐由“红学”演变成曹学、曹家家世学的研究，对作为文学创作结晶的作品本身却难有新的突破。这一点为“知人论世”敲响了警钟。当然这并意味着“知人论世”传统是对文本的绝对排斥。问题关键在于是从文本出发，还是从“人”、“世”出发到文本，按韦勒克的说法，“知人论世”应属作品的外部研究，这种外部研究可以为内部研究拓宽思路，提供参考，但它不能也不应该凌驾于内部研究之上。
另外，20世纪以来现代批评发生了语言学转向，将文本提升到了批评的核心地位(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一改以往建立在“认识论”及“存在论”哲学基础之上的文学观念。它们强调文学作品产生之后的独立价值，要求文学阐释以作品自身的语义、句法等内在依据为准，而不是诗人或社会等外在因素，甚至有意识将这些外部因素摒弃，如“让作者死去”就是这样一种批评背景下的产物。新批评代表人物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在《意图说的谬误》中指出：“诗的意义是通过一首诗的语义和句法、通过我们对语言的普通知识、通过语法和词典，以及词典来源的全部文献达到的。”这些理论由于对作品本体研究的强化，进人对作品内部特点的精细研究和具体把握，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对中国批评观念发生了强有力的冲击。而以“知人论世”为指导的批评，则往往可能在颂其“诗”、读其“书”之前，对其人其世已存在某些先在的理解，而在正式进人文本阐释过程时，读者可能放弃独特的审美感受以及文本自身具有的审美特性，而直接将这种以作者或社会的“理解前见”用以解读文本，以求得到一种貌似符合逻辑的有序推理和独断定论，从而陷入类似新批评所指摘的“意图谬误”的黑洞。本应在文本阐释中处于次席的作者以及社会反而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文本却沦为论证作者及社会的材料。这不是“文学”批评所应有的精神，加之“知人论世”在中国文学批评中留有不少狭隘、荒谬之见，特别是一些政治化的扭曲，一度使“人”、“世”的阐释在批评中的价值遭至怀疑。
此外，随着接受美学的兴起和发挥影响，人们日益认识到文学阐释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它在作者的创作完成之后，还依赖于读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这样一部作品所反映的文学世界，往往超出作家当时所赋予作品的寓意，或者说作者说出什么已不重要，读者读出什么才是关键。当所谓作者的原本意义被彻底放逐后，“知人论世”的地位自然也相应面临动摇。
关键词：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传统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1-0021-01
大概正式系统地从传统文学中找新文学源头的是周作人。三十年代周作人将自己在大学里演讲的稿子整理成一本书,即《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给我们开辟了一个研究现代文学新思路。周作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学可以分为两种潮流：(一)言志派（二）载道派。这两种文流是彼此起伏：载道使人厌烦了，言志便生出了；言志太多了，载道派又生出了。周认为，中国文学史就是这两种文学的交汇而成，五四文学革命是这个载道和言志的循环发展中出现的言志派。因为明朝晚期的文学是性灵的，是“信腕信口”、“独发性灵”的。到清朝的文学又是载道，载道的调子唱多了，自然是烦；这时五四的文学革命者就又要求文学要言志了。
周作人在发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之后，年少气盛的钱钟书看完此篇文章，就从古代文学批评的角度否定了周氏“言志”与“载道”的二分法。钱钟书认为：
“‘诗以言志’和‘文以载道’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似乎不是两个格格不相容的命题，有如周先生和其他批评家所想者。……这两种态度的分歧，在我看来，不无片面的真理，而且它们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上，原是并行不背的，无所谓两派。所以许多讲‘载道’的文人，做起诗来，往往书写性灵，与他们平时的‘文境’绝然不同，就由于这个道理。”
钱钟书的指摘可以看出周作人的在某些方面的立论是不严谨的，但是通过《中国新文学源流》是不是能够发现周作人也许是在为新文学争文学的正宗地位呢？
鲁迅曾在《科学史教篇》里曾引用这样的例子来批判“国粹派”。他说：“昔英人设水道于天竺，其国人恶而拒之，有谓水道本创自天竺古贤，久而术失，白人不过窃取二更新之者，水道始大行”。鲁迅在这里批判死保国粹的顽固派，不接受新事物，但是一说到新事物其实是老祖宗以前惯用的旧事物的变种或者延续而已，他们才肯接受。我们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周作人的新文学源流说，可以发见周其实是在为新文学的接受造势。如果从正宗的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说明新文学从传统中寻源流的现象，那么钱钟书在《中国画与中国诗》中的一段话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新风气的代兴也常有一个相反相成的现象.它一方面强调自己是崭新的东西,和不兼容的原有传统立异;而另一方面要表示自己大有来头,非同小可,向古代另找一个传统作为渊源所自。”
周作人承认新文学是新的和积极的，这可以从他早期积极参与新文学理论建设看出，他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为新文学的创作指明了方向。他谈新文学与传统的渊源，是为新文学被大众的接受造势。鲁迅从正面批判国人的这种缺点，周作人却是从反面加以用之。因为三十年代在国内还弥漫着一种复古的气息：尊孔读经，提倡文言文，反对白话文。
当然我们可以不完全认同周作人的源流说，但是至少我们从他的研究中可以发见了传统是与新文学是有关系的。新文学的诞生并不是西方文学的产儿。新文学里面夹杂着复杂的不可量化的西方和传统的成分。其实无论是新文学受西方影响的“刺激―反应”说还是新文学的自身发展或者蜕变说都是单一的看法。我们知道，任何新事物的形成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接受传统所没有的新的成分之后的结果。西方的文化思潮以及文学方面的技巧性的东西我们都能从那五四作家的身上或者作品中看得到的。但是，至少从表面的情况来看，我们也可以发见传统文学里是具备西方文学所倡导人道主义等等的因子。好多五四的作家并不是全盘模仿西方的思想，形式和技巧的，我们真的还找不到一个客观上能不受传统影响的作家。无论是夏志清认为的中国现代文学是“感时忧国”还是刘绍铭认定的“涕泪飘零”其实都体现了五四知识分子深受儒家传统文化之深。虽然他们要打倒孔家店，但是拿的却是儒家工具。
五四文学并不是西方或者传统单一的产物，这种认识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很容易得出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好多五四的作家是不愿承认他们是受传统的影响的，鲁迅甚至建议青年最好不要看中国书，虽然他也看了好多的中国书，因此而学问深厚和眼光犀利。但是我们现在的确应该感谢他们，因为由于鲁迅那一辈的人肩着了黑暗的闸门，我们才得以好好的生活。因为旧势力的顽固不得不让他们采取要在一个四面封闭的屋子里开窗却大叫要拆掉墙的高调。“在中国，就算移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的”。无论这是一种策略还是真正出于他们的反传统的性格，到现在我们都是没有资格指摘的。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