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5 17:10:2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古典文学研究，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其次，课前五分钟演讲古诗词有助于开发学生智力。
学生为了使自己在讲台上讲好，必然会积极思考，翻阅资料，请教老师。由往日的“老师教我学”的状态进入到主动钻研一首诗词的境界。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种知识逐渐渗入的过程。其获得的知识量远远超过单听老师讲的内容。例如刘禹锡的《乌衣巷》这样写到：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通过查阅资料，学生透过诗的字面，可以发现：诗人从“朱雀桥”想到“乌衣巷”，从“野草花”想到“残照的夕阳”，在这种景物的烘托下，作者把笔触转到上空正就巢的飞燕，由这些飞入百姓家的燕子联想到王谢权门昔日的辉煌，唤起读者的想象。在指导学生背讲时，完全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学习深入观察生活进而联想的方法。
第三，课前五分钟演讲名诗名词对于培养学生理解分析能力大有好处。
古典文化，尤其是诗歌的语言是凝练而深刻的，要真正弄懂古诗词的含义，决不能停留在诗句的表面上，而要挖掘隐含在字里行间的深层内涵。比如高中语文教材中《病梅馆记》这篇文章的注释中有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其中“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就不能仅仅从字面上理解。而要联系诗人当时的处境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挖掘出“万马齐喑”的比喻义。在探究诗词的过程中，学生理解能力自然会得到提高。
第四，通过课前五分钟赏析古诗词，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
大凡作家、诗人在青年时代都背诵了大量的古典诗词，所以写起文章来才会左右逢源，出口成章。像台湾作家琼瑶，她的作品尽管有人视为“穷极无聊”，“爱情模式”，但她的古典文化功底不容忽视。她作品下的主人公，现代的多能赋词作曲，信手拈来；古代的多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出口成章，下笔成诗。她赋予她故事中的人物一种超乎常人的语言能力：《一帘幽梦》中的紫菱会写“一帘幽梦”，费云帆便能把它谱成歌曲；《彩霞满天》里的殷采芹更是从小就会歌唱“彩霞满天”。她的语言让人细细品味起来，总有齿颊留芳的感觉，这种运用诗词营造美轮美奂意境的功夫，怕是每位读者都会大加赞赏的。
由此可见，要求学生在紧张的高中阶段，每节课前有5分钟咀嚼玩味古诗词的时间，可以帮助学生积累语言材料，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咏”是很有道理的。
值得欣慰的是，在有意识地引导之下，我竟发现不少同学在周记、作文里谈到、用到往日讲过的诗词。这一点很能说明学生在写作时已经有了一种意识：想用恰当的诗词名句让文章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
第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准备课前五分钟古诗词演讲，还可陶冶学生情操。
古代优秀诗词，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的精华。研读古典文化中的精品，不仅可以学到文化知识，而且可以从中汲取精神养料。学习杜甫的《望岳》，可以激发同学们热爱祖国大好河山，学习诗人不怕困难，勇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学习岳飞的《满江红》，可以激励学生勤奋学习；学清照的《夏日绝句》，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学习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可以让我们体会作者在当时那个时代有才干却不能施展抱负的惨况，进而珍惜现在的生活，争取早日拥有一技之长。
最后，对于课前五分钟演讲过的古诗词，教师还可要求背诵其中的二到三首。
只要合理安排，一周背二到三首完全可以做到。毕竟，背诵有助于培养学生记忆能力，而记住的知识又会为日后学习新内容打下基础。这么做，实际上也是对课前五分钟绝好的善后措施。它可以巩固对诗词句的理解认识，长期坚持下去，学生的记忆力必会提高。“脑子越用越活”讲得就是这样的道理。
总之，倡导课前五分钟古诗词演讲，寓古典文化于语文教学，可以使学生开阔视野，继承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古代文化遗产。因为，学习不应仅仅拘泥于中学课本上选的篇目。
一、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与地域文化的深化
古典文学教学中对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注和强化，又深化了地域文化的研究。许多古典文学作品因不同地域地理因素及人文因素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风格面貌。如王水照先生所言：“环境对于学术文化、文学创作的影响，乃是不争的事实。而在构成环境的人文的、自然的或两种交融的诸要素中，区域的人文性文化对文学活动的影响常是最直接、最显著的。”［4］地域文化与文学不仅影响着历代生活于其中的古典文学作家，也在不断地触动着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在古典文学教学中融入地域文化与文学，让学生意识到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土地曾经是怎样的人杰地灵，文学作品中关涉地域文化的山川胜境、故园乡情、人文典故，无不激发起学生对于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地域文化的兴趣与热爱。这些地域或是学生自己的乡园，或是学生熟悉的旅游胜地，或是学生读书学习的地方，如果在教授古典文学的过程中把这些与地域相关的文化文学知识介绍给学生，让学生真切地体会到自己所熟知的地域尚有如此丰厚的文化内涵，有如此多的文豪墨客、名作名著、古迹遗址、典故传说等等。这种地域文化与文学所带来的亲切感消减了古典文学与当代学生之间的时空距离感，从而激发起学生学习研究的兴趣，这既是对古典文学的有益改革，同时也是对地域文学研究的深化。以山东齐鲁文化为例，齐鲁大地胜境无数，山灵水秀，《战国策·齐策》载苏秦说齐宣王曰“：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若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
二、古代山水
生活于其中的齐鲁文人受齐鲁山水之滋养，更是在其诗词文赋中抒写着他们在家乡诗意的栖居生活，并对自己的乡邑文化充满了认同感和自豪感，他们不仅徜徉于齐鲁山水之中，亦深受齐鲁儒家文化之滋育。随着近来地域文化研究的深化，可以归纳总结相关的研究成果，运用到古典文学教学中去，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依据高校所在地的地域文化资源开设地域文化文学选修课程，这既是对古典文学教学改革的有益探索，也是对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四、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对当代教育思想的启示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不仅以其丰厚的人生意蕴给读者提供积极的精神力量，且其中又有内涵丰富的人文道德教育思想直接给当代教育思想以启示。诸如古代文人的成长求学经历与学生的自我激励教育；古代家族文学中的家族教育与当代家庭教育；古典文学中的德育思想与当代学校德育教育等等。古代许多文学家在治学过程中刻苦勤奋，孜孜不倦，如孔子韦编三绝；公治长不耻下问；苏秦刺股苦学；董仲舒治学三年不窥园；欧阳修在贫困中以荻画地求学；陆游满屋书籍，营造书巢，苦读其中；宋濂不避苦寒，冒雪访师；蒲松龄于路边搭建草亭，几十年如一日搜集异闻趣事，终成辉煌巨著《聊斋志异》；袁枚抱持“书非借不能读”的求学态度，勤勉治学……先贤们的品行与治学精神为当代大学的自我激励教育提供了正面教材和前进的动力。家庭教育在历代教育体制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古代如此，今亦如是，古代许多文人出身文化世家，在他们成才的过程中家族教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八世纪法国杰出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论及中国社会时说：“礼教构成了国家的一般精神……这个帝国的构成，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
三、文学与治国
治国之人才，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家族教育的保障。古代文化世家的家族教育思想对当代家庭教育多有启示，陈寅恪先生言及中国文化家族的特点曰：“夫士族之特点即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封建文化家族非常注重家学门风的保持和因袭，文化世家的族规家训大多以儒家礼仪规范为家族教育的核心内容，小而言之以“孝悌”与“节义”传家，大而言之，以“忠贞”与“济世”兴邦，其教育思想中因时代因素不可避免地有着消极的思想成分，但许多教育理念又对今天的家庭教育深有启示。文化世家对家族成员的教育极重个人素质，把以孝悌为核心的德育摆在极为重要的地位，认为孝为“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先由血缘亲情的孝悌，进而扩大为乡间邻里的和睦，又扩大而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博爱、仁爱，孝子亦遂修炼而成国之君子、贤臣，封建时代士大夫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亦常在这样的教育进程中实现。在当代大学生德育工作亟待加强的今天，古人对于个人品行修养的重视值得后人借鉴。古代文化世家家族教育又非常重视母教，所谓“人子少时，与母最亲。举动善恶，父或不能知，母则无不知之，故母教尤切”。“母不取其慈，而取其教。”这也启发着当代身为父母的人，尤其是与孩子接触最为密切的母亲，要尽力做到以身作则，多与孩子交流沟通，而不是把孩子单纯交给学校，就轻易放弃了教导的责任，不仅要做好慈母，更要做好孩子的德育老师。在古典文学教学中有意强化德行教育，把德育和人格塑造相结合，必有益于学生塑造起健全的心理和完美的人格。
作者：冯海江 单位：四川理工大学
《追忆》:关于记忆和真实的追忆
摘要：宇文先生的《追忆》以独特的视角以思索性的语气觊觎了关于词的种种不可思议之奇妙意味。真实与记忆本来就是文学最为永恒的因素，宇文先生以西方文学的小说性思维去推理中国的古典诗歌样式——词，充满了新意，也给我们带来了新鲜的体验与思考角度。
关键词：《追忆》；记忆；真实
作者简介：杜庆英（1984-），陕西榆林人，女，汉，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文学与新闻系助教，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0-0021-01
记忆不仅是文学的根本性母题，而且也是文学创作的基本机制之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学是一种反省。宇文所安的《追忆》可以说是关于记忆的记忆，关于反省的反省，既可以看作是文学研究和批评，也可以看作是文学作品本身。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系载的是一个思想丰盈敏捷的汉学家在其所钟情的中国古典文学学术领地探索、耕耘时飘逸出来的关于一个学人学术生涯中最精致的情思，犀利深刻，语出醒人，极为自由又充满了现代性反省的味道。
《追忆》的八章内容基本上围绕记忆和真实两个主题展开。对记忆的探讨和思索不仅关乎中国古典文学根本性母题，更深层次上指向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承的思考。“要真正领悟过去，就不能不对文明的延续性有所反思，思考一下什么能够传递给后人，什么不能传递给后人，什么是能够为人所知的。
《梅雨之夕》中，施蛰存凭借自己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素养，勾勒了一副微茫、飘渺的暮雨图，刻画了一个温雅、柔弱、娇媚的少女形象。此外，他大量采用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潮中的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创作方法，深刻挖掘了主人公“我”与少女共伞同行时各种思想的交错相叠，形成了自己灵巧、细致、委婉、优雅的心理分析小说的风格。
在此，笔者将以西方现代派文化思潮与《梅雨之夕》中的人物心理探索、中国古典意境美、中国古典女性美三者的交融展开对该小说里中西文化融汇的分析研究。
与《梅雨之夕》中人物心理探索的交融
小说《梅雨之夕》通篇采用第一人称内心独白的形式，用看似“絮絮叨叨”的笔墨，形象、细致地描绘了主人公“我”在雨天里漂浮不定的潜意识。
当“我”闲适地在雨中观看行人，注意到那位没有带伞的美丽少女躲到屋檐下避雨时，被压抑的潜在欲望开始活跃，蠢蠢欲动。“我”满怀着对少女冷香惜玉的依恋，埋怨着梅雨天气的厌恶、人力车夫的不善于做生意。最终“我”主动提出与少女共伞同行，送她归去。在归途中，我”的大脑展开了一系列的幻想，时而少女成了“我”的初恋女友，时而“我”成了少女的丈夫或情人，时而少女竟成了“我”在家的妻，犹如做了一场白日梦。
整个过程中，作者既表现了主人公“我”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内心感到对那少女强烈的欲求充满愧疚，又剖析了“我”潜意识深处难以理喻、无法克制的幻觉及与之相应的送她归去的行为。作者融汇中西文化，用西方现代派的创作方法，对小说主人公“我”的潜在欲望与现世道德展开精辟地分析，展示了其对人性独特的思考和阐释，堪称中国心理分析小说的第一人。
与《梅雨之夕》中国古典意境美的交融
《梅雨之夕》中，作者以中国古典文学中诗意、舒畅又微带忧伤的笔调，以西方现代派流
动、跳跃、狂想式的思维，勾勒了主人公“我”的意识中一幅幅朦胧、诗意、清丽的梅雨之夕图。
雨天打伞步行上下班的习惯，体现了主人公的闲情诗意，也使整个小说在暮雨的笼罩下呈现出一种渺茫美。在这诗意的梅雨中，“我”的诗味开始在潜意识的支配下漫无目的地跳跃。“我”从把玩雨中的诗意，想到他人为何竟不识雨中闲行的滋味，只乱窜着避雨，引起一阵无意识的纷乱；又漫想到下车的少女会如何对付这连绵不断的雨，脑中浮现一幕洒脱、凄美的“夜雨宫诣美人图”。在护送少女归去的途中，“我”又想到古人“担簦亲送绮罗人”的名画，忽而诧异自己的奇遇、忽而兴奋于为少女执伞、忽而又后悔起自己的多管闲事。作者将古典文化中优美、凄婉的意境随意自然地融入“我”送少女归去的整个路途中。
小说将西方现代派思潮中繁复、速变的描写方法融入中国古典朦胧、清丽的意境中，意味着“小说美学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突破‘传统’的樊篱跨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与《梅雨之夕》中国古典女性美的交融
小说《梅雨之夕》中，主人公“我”对陌生少女外貌的评价，是以中国男性传统的审美观
念为标准的，但这种评价却随着“我”激变的潜意识而不断发生变化，即按照精神分析理论来分析在特定的环境下人物应该有怎样的心理活动。
小说中，主人公“我”将女性的美丽定义为“容貌的姣好固然是一重要素，但风仪的温雅，肢体的停匀，甚至谈吐的不俗，至少是不嫌厌的，这些也有份儿”，努力刻画了一个温雅、柔弱、娇媚、诗意的少女形象。不难看出，这种观点深受中国传统美女标准“温婉秀美、小巧柔弱、明眸皓齿”的影响。
随着“我”潜意识的流动，“我”对少女的评价是不断地变化的。起初，“我”认为少女是一个美的对象，修眉、朱唇，温柔、雅致，不禁依恋起她来，引发了怜香惜玉之心，主动提出送她归去。后来，“我”从侧面看，发现她并没有那样美丽，尤其是当“我”幻想她的爱人是位文雅的绅士时，竟后悔送她，想丢了她返身回家。可当“我”自譬为少女的丈夫或情人时，又觉得她十分使人迷醉，联想起一幅幅的古典名画。但当“我”再次凝视她时，却又嫌恶起她的嘴唇来，似乎太厚了一些。
由此可见，作者通过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充分挖掘了主人公“我”的两性意识，揭示了“我”在潜意识里对异性的性幻想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性苦闷。
关键词：马星翼；东泉诗话；尚书广义
马星翼（1790-1873），字仲章，号东泉、东泉居士、绎阳子，清朝嘉道年间经学家、金石学家，祖籍山东省鱼台县，随父移居邹县西曹社安马庄（今山东省滕州市界河镇西安楼村）。嘉庆癸酉（1813年）与其兄星房同榜中举，次年随父入京应礼部试，士人有“三苏”之目。以大挑授乐陵县教谕，历署临朐、招远、茌平等县。其父马邦玉，举人，官单县教谕，升登州府学教授，著作宏富，有《汉碑录文》等；叔父马邦举，嘉庆乙丑科进士，官曹州府教授，著《周易》、《尚书》、《毛诗》、《春秋三传考略》等。马星翼尽得其父学，与父、叔父被学界称为“鱼台三马”。其中，任乐陵县教谕时间最久，受业中试者甚多。曾寄居省城济南，与泺源书院主讲何绍基等往来无虚日。晚年退老居邹，主讲于邹县近圣书院。与孟雨山（广均）、董听泉、杜伯和诸公结为诗社（又称九老会），洵极一时之盛。“尤足称者，文学萃于一门，天伦序其乐事。家中无人不知书，怡怡然有郑康成之风。”
马星翼一生著述颇多，所著《尚书广义》、《诗广义》、《论语辑说》、《国策补遗》、《名儒世系图考》、《绎阳随笔》、《凫绎旧闻》、《诗文集》、《东泉诗话》及《续册》各若干卷藏于家。同时，马星翼对历史地理、旧闻轶事、金石之学多有考证辑订，著有《邹邑金石志》、《汉碑总目》；参与编订《邹县志稿》、《济宁金石志》、《三迁志》；《蚕理》、《世职篇》、《二邾篇》等均辑入清末民初的《邹县志》和《邹县续志》；雅好金石，著名汉碑《汉兖州刺史杨叔恭残碑》、《汉永元断碑》等原藏其家。
《东泉诗话》、《东泉诗话续册》（以下称《续册》）因多种原因长期淹没于历史长河中而不广为人知，作者马星翼才华横溢，淹通经史、金石、诗歌等学，体例参照《随园诗话》，才学亦不让之。全书共36.5万字。《东泉诗话》共八卷，分“评诗”、“记诗”、“类诗”等部分；《续册》共七卷，分“评诗”、“赠答”、“闺秀”、“杂识”等部分。全书“评诗”部分基本采用王士祯“神韵说”、袁枚“性灵说”观点，评论自《诗经》以迄明、清近代的著名诗人和诗作，记录甚祥、剖析至深，条理清晰、材料富赡、排列整齐，痛批沈约“四声八韵”之说、时艺之风等诗歌创作之流弊，开一代新风。作品要言不烦，观点新颖，不落俗套，多见理之言，发人所未发，多格言、警句。作者作为当地诗坛、文坛盟主，“记诗”、“赠答”部分以笔记的形式大量保留了国内、山东省内著名学者、诗人诗歌作品。搜采当时名流的断简遗牍，仿古之采诗遗风，因人及诗；记录山东地区地方名人的诗作佳篇、唱酬之作，收录评赏，以诗存人。“类诗”、“闺秀”、“杂识”等部分乃作者游踪所及、名山胜迹、彤史之管、闺阁吟唱、乩仙之笔、时贤家集，加上作者本人的《演》诗作120首，类而辑之。因作者生活年代长，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朝，时间跨度大，记录诗人数百家、诗作达数千首，可补《山左诗钞》、《山左续诗钞》之不足。书中绝大多数作品均为佚作，极具史料和文献价值，堪称一部方志中的艺文志。
《东泉诗话》及《续册》作为我国清代一部优秀的山左地区诗学理论和文献学著作，流传有序，理论、实践兼具，能有效地指导古代诗歌研究和创作。整理出版本书，对于我国古典文学理论研究将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可作为国学研究机构、大学中文系、图书馆古典诗学研究和山东地区乡贤著作研究的重要资料，也可作为古代诗歌研究和爱好者的有益读本。
《东泉诗话》在清朝当时就备受重视，享誉海内。《东泉诗话》于1841年在作者的好友、孟子第七十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广均等资助下刊刻，惜墨坏纸劣，流传不广，现踪影难觅。《续册》经民国年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著名学者李平林、栾调甫搜集保护、著名学者屈万里《鱼台马氏著述记》推介、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倩人抄录，得以以抄本传世。《东泉诗话》道光21年刻本和《续册》抄本现存山东省图书馆。《续册》抄本等鱼台马氏丛书34种98卷为当年王献唐先生主持抄写，王先生并亲自进行批校和题识，并曾计划作为《山左先哲遗书》刊行而未果。著名学者屈万里先生1934年12月3日在《华北日报・图书周刊》刊文《鱼台马氏著述记》，为介绍马氏著作之始，先生并为马氏著述不得刊行而惋惜不已。
《东泉诗话》全书被影印收入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出版、杜松柏主编《清诗话访佚初编》中，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出版、蔡镇楚主编《中国诗话珍本丛书》中。《东泉诗话》、《续册》全书被影印收入王学典、杜泽逊编纂《山东文献集成》（第二辑）、（第四辑）中，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2011年出版。作者马星翼、《东泉诗话》被收入北京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蒋祖怡、陈志椿主编《中国诗话辞典》和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车吉心主编《齐鲁文化大辞典》中。其内容被摘录入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陶渊明卷》、《元稹卷》、《李贺卷》、李建《唐诗研究集目》、孙立《中国文学批评文献学》等多部权威著作中。
在当代古典文学研究中，本书也备受海峡两岸学者钱钟书、钱仲联、郭绍虞、杜松柏、蔡镇楚、蒋寅等的青睐，赞誉有加。被钱钟书《谈艺录》、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萧沉《大唐诗人讲演录》、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韩宝江《诗风辩》、山东大学王小舒《明清主流诗学的转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刘蔚《宋代田园诗的民俗描写及其文化蕴涵》等多部专著和论文广泛引用。
全书大量保存了包括王阳明、文征明、李攀龙、高叔嗣、杨慎、何绍基、伊秉绶、许瀚、尤侗、赵执信、张尔歧、沈德潜、纪昀、王士祯、刘墉、张问陶、郑方坤、施端教、杭大宗、薛宁廷、张亦梅、谢石农、黄左田、张享甫、孔昭虔、董朴园、张象津、周乐、嵇春原、袁洁等数百名明清诗人的诗作，绝大多数不见于本集；同时保存了如郝秋岩、马士骐、周黛云、娟红、蒋红红、吴卿怜、阮元夫人孔璐华等数十家闺阁诗人的作品及大量优秀的唱酬诗作，总数达数千首，亦可看作我国山左地区一部明清优秀诗人诗文集。
和马星翼同时期的友人、滕县著名学者黄冶山曾为《东泉诗话》、《续诗话》题诗，给予其文献学成就以极高评价：
知君十万卷撑肠，卓笔成峰墨作庄。
落纸烟云簇锦绣，随风咳唾化琳琅。
关键词：古小说 现代化 继承 再创作
中图分类号：I10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2（a）-0082-02
古小说中的很多作品通过作家、诗人和媒体人的再创作成为与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和生活以及社会现实相照应的新的作品。这些作品在小说、诗、电视剧、漫画等各种文学种类上都有体现。通过探索和分析现代化了的小说样貌，给我们认识古小说，实现古小说在现代社会的意义，巩固古小说在现代社会的地位。
1 古小说的现代继承和再创作
古小说在再创作中实现了对古小说的继承。对被遗忘的东西进行复原和怀念固然重要，但在新的社会时代面前，制造新的个性事件，提出新的社会问题，同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这样的再创作，让我们找到古典作品在现代社会的价值。通过对这些再创作的研究明确古典作品的研究方向，指明古典作品的未来之路。我们就以《飞吧，超级飞轮。》来分析一下古小说的继承和再创作。《飞吧，超级飞轮。》根据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的主题内容改变制作的动漫作品，通过电视媒体播放的，赢得了不少人气。《西游记》唐三藏带领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三个弟子为寻求真经前往西域的一个旅行记。唐三藏一行在取经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妖怪并与妖怪们战斗。那些妖怪其实不是作者凭空捏造的，而是佛家所说的那种凡夫俗子们在人世间所遇到的欲望、烦恼和苦痛的形象化。重点也不在于取没取到真经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样的醒悟。三藏一行每降服一个妖怪，就离他们追求真经真道真理就更进一步。他们所追求的佛法不在西域而是在取经路上。
《飞吧，超级飞轮。》当中，那些妖怪不再出现，代替他们的是利用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机器和尖端武器。孙悟空踏着超级飞轮，唐三藏开着车，猪八戒开炮等等的样貌都是近代以后发达文明的结果。西域旅行的构造虽然没有变化，但在这个过程中的感悟却是有天差地别的。如果说《西游记》在这个过程中感悟到的是人性，人的内在世界的话，那么《飞吧，超级飞轮。》在这个过程中感悟到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文中阻拦他们西行的不是想象中的妖怪，而是人类通过开发自然而发明创造的的科技文明的产物。对他们来说，和平只有在他们使非人间化的文明消失后才能实现，通过人类进步的、积极的文明打败变形的、消极的文明，来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和统一。作品充分体现了在他们的旅途中文明对他们和整个人类的破坏。
《飞吧，超级飞轮。》的成功在于它在古典小说的现代化继承方式上给我们一个提示。即，把古典的作品进行复原和继承，同时又通过制造新的个性事件把现代人类的问题全面摆出来，使人们正视人类自身的问题，通过人类不懈的努力解决问题。
2 古小说再创作的争论
为了使现代人们更好地理解古典作品，作家和媒体人把一些不相宜的情节删减或者改动，一些理解起来比较难的语言或事件也会做出改动，还有，从教育层面上不恰当或者与现代人的价值观、世界观、思想意识相矛盾的部分都会做出改动，像这样，改编不仅限于在原来内容的基础上添枝加叶，而是为了使古典作品更适应现代社会，要重新创作，或者从新的角度再创作，这种情况无可厚非。古小说在多种文学种类领域进行了再创作，这当中有成功也有失败，有好评如潮，也有骂声一片，所以人们对这样的改编本身是否妥当还存在争议，这样的文学作品有没有改编的必要性，也就成为当代文学家们研究和探讨的重要课题。
在韩国，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人气非常高。《三国演义》在朝鲜时期流入韩国，韩国的作家大多致力于对作品的评译和正议，并随之衍生出了大量的同类作品，如清唱《赤壁歌》等。日本把《三国演义》开发做成游戏并卖给世界各地，一时间风靡了全世界，甚至是现在都还在进行着不断的开发试验。游戏《三国志》忠实于《三国演义》的历史背景和登场人物，参与游戏的人以魏、蜀、吴三个国家为中心，自己选择一个国家，并且使自己选择的国家富强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为了各自的领地发动战争，通过战争来实现他们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利益。参与游戏的人们不惜牺牲自己睡觉的时间，就好像自己真的变成了曹操、刘备和孙权一样，完全沉浸其中直到完全的胜利不能自拔。
对于像这样把小说做成游戏的行为很多文学者们都是持否定的态度。小说《三国演义》中所包涵的悲壮性在游戏《三国志》中没有体现出来。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最倾注心血的地方就在于蜀国在成长――衰亡的过程中，英雄们一生肝胆相照试图成就大业，最终失败的悲壮性。《三国演义》中是以刘备与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后来三顾茅庐请来了诸葛亮，梦想结束民众们的生灵涂炭，实现三国统一大业为主轴的，最后没能够实现梦想，而结束了英雄们的一生。在游戏《三国志》中，人物的苦恼、痛苦、喜悦都消失了，经典之作只是变成了增加游戏趣味性的一个手段，三国的历史也只是变成了一个吸引游戏者们参与游戏，并在虚拟的网络中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平台，可以说游戏《三国志》从某种角度说是失败的。
古典小说再创作的失败是因为很多人把古典小说的现代化看作是把古老的，有意思的故事经过整理和包装做成文化商品的一件事情。古典作品的现代化过程中，古典小说的研究者为了使现代人更加直观而且简单的了解作品，更倾向于与大众媒体的联合，大众媒体的从业者也认证了古典小说素材的趣味性，但是比起作品的文学价值，他们更注重的还是大众们的呼应和其商业利益。
李五德说：“像这样的事情，是作家们为吸引人们的兴趣而做的，是要注意且小心的事情，甚至在原内容的基础上只是添枝加叶的妥当性就成为了争议，即使需要这样的事情，还应该更加谨慎的考察、研究和探讨。贵重的文化遗产如果在作家们的笔下轻率地被歪曲话，没有比这个更加痛心的了。”这也是许多文学研究者们的担心。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需要古典文学研究者和大众媒体从业者紧密结合，借鉴那些成功案例，那些经过再创作之后仍然能感动读者，并能从中获取新的心得，发现新的价值的作品。
3 古小说的未来
古小说之所以跨越时间的长河而走到现在，就说明他已经经历了时间的考验，经历了岁月的磨练，更经历了人类文明的挑选而活跃在了现代社会。它不仅是那个时代的文学精髓，也是现代的不朽经典。人们常常认为古小说就是反现代主义的，是未开化的，是幻想的。常常为人们难以接受或拒绝接受。但古小说中天上和地上的往来，神明与凡人的交流都反映了人们对宇宙，对生命，对未知世界的知性的渴求。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对神明没有提出质问的文学不是文学。那么在我们当代社会乃至未来社会我们如何认识古小说，如何正确对待古小说，如何对古小说进行加工再制作是我们要继续探索的问题。我们从古典小说中接受的感动远远小于古典小说要给我们的感动。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对古典作品的探索还不够，要更深一步探索这些问题要求我们尊重古典，直接阅读古典，加强对古典文学的体系化教育，需要力图把古典作品现代化的文学界人士和大众媒体为中心的文化界人士紧密结合起来，共同努力才能够得到改善。
在社会经济发达，步伐紧凑，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需要我们停下脚步，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祖先，和他们探讨一下人生，质问一下神明，探索一下未知的宇宙，而这些都能够在古典作品中找到，这也是古典作品的现代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门贤善.pc游戏，东亚叙事的另类变容[C]//影像文化.2001.
[2] 辛仙姬.古典叙事文学和游戏剧本[C]//古小说研究.2004.
在高校的教学中，中国古典文学的教育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据历史的进程，将古典文学划分为上古、中古以及近古三个阶段。高校在进行上古文学教学时，尤其是在先秦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导致教学成果不能达到预期。因此，教育者们必须对此引起重视，共同的找出脱离困境的方法，以提高先秦文学的教学水平。
1先秦文学在高校教学中面临的困境
1.1上古语言的难题
先秦文学与学生之间的媒介是古语言。对于新世纪的学生来说，上古语言无疑是晦涩难懂的。在先秦文学作品中，含有大量的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和各种生僻的字词，造成了与学生之间的隔阂。现代教育中学生使用的都是简体字，而高校在先秦文学的教学活动中使用的是繁体字版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为学生的学习带来了非常大的障碍。学生除了高中的文言文学习之外，对古汉语的语义几乎一无所知，不能掌握古汉语的基本规律。据了解，有很大一部分的学生连基础的“??”、“?病薄?“薹”等繁体字都不认识，连对作品的基本诵读都难以完成，更不用说读懂或是深入的欣赏了。
1.2先秦文学的文史哲一体化带来的难题
在先秦时期，文学的概念与现代文学的概念不尽相同。当时的文学的含义更加广泛，文史哲一体，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以《左氏春秋》为例，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编年体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呈现了春秋时期时鲁隐元年到鲁哀二十七年一共约两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不仅如此，《左氏春秋》还蕴含着儒学观点，具有极深的哲学内涵，其中包含兴周礼、守礼法等观点。其他大多数的文学作品也是如此，除了《庄子》、《诗经》等少部分的作品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之外，其他大多数作品都是各个学科相互渗透融合，共同形成的整体。正因为这样，给先秦文学的教学带来很大的困难。由于文学性的减弱，让前秦文学作品内容的难度的加深了，吸引力也不如唐诗宋词一般强烈，导致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不高。更重要的是，先秦文学作品的综合性特征对师生的知识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在高校教育中，大多数大一新生的历史文化知识储备不足，难以理解作品的深层含义。
1.3课时减少带来的难题
高校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课时安排变化较大。以2008年为界，在此之前是三个学年的时间，每学期每个星期定时进行教学；但是在2008年以后，古典文学的教学时间被压缩到两个学年，先秦文学只有35个课时。并且在这短短的35个课时中，教师需要对先秦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以及进程进行讲解，同时还需要进行代表作品的分析，导致教师只能讲解少数的作品或者选段。教师不得不忍痛割舍相关佳作，而学生对于先秦文学还是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
2高校脱离先秦文化教学困境的对策
2.1增加汉语以及文史哲的知识储备
首先是教材的繁体字的问题，繁体字对于勘正汉字的意义以及美学的方面有着简体字难以超越的优越性，但是认识繁体字并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就需要教师在平时教学活动中的引导，在课堂教学中反复慢速的对作品进行诵读，平时的板书也使用繁体字。尤其是出现较为复杂的繁体字时，教师尽量的在黑板上板书出繁简两种字体，让学生有一个对照认识，更加直观的理解繁体字。另外，学生在学习繁体字的过程中很可能出现繁简杂用的问题，“余”在作为人称代词时，是不能写作“?N”的；而“云”在作为动词“说”出现是也是不能写作“?”的，教师要注意提醒学生。
由于先秦文学的综合特性，在汉语言之外，还需要师生具有较好的文史哲等方面的知识储备。除了教师的课堂宣讲外，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学习才是最重要的，可以通过观看相关的历史纪录片或者电视剧等提高学生对先秦文学的兴趣，阅读相关的先秦文学研究作品也是不错的原则，如刘毓璜的《先秦诸子初探》等，发扬主动学习的精神，增强自身的知识储备。
2.2扩大学生对先秦作品的课外阅读量
由于课时缩短，课堂当中所能教授的知识十分有限。如《诗经》一共有三百多篇，但是高校先秦文学课堂中能教授的仅不超过五篇。学生只有通过增加课外阅读的时间，才能开阔视野、加深理解。教师在教学中也应当适当的做出引导，如在讲授完《卫风?氓》之后，学生对这个时代如此大胆的弃妇感到十分新奇，此时可以引导学生阅读同样是弃妇诗的《邶风?古风》，让学生对两位女性角色做出分析和比较。同时在《诗经》的学习过程中，可以引导学生阅读相关的参考书目，看看不同的时代的学者对它有什么样的评价，对《诗经》的学习有什么好的建议，如朱熹的《诗集注》等。除此之外，现代社会的网络信息高度发达，可以搜索到丰富的文学资源，许多网站提供文化典籍的在线阅读服务。利用这个宝库进行学习，可以很大程度的提高学生对先秦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欣赏水平。教师定期组织先秦文学的主题交流会、辩论会或者征文活动对学生的课外阅读情况进行检验，激发学生的兴趣的同时，避免他们出现惰性思想。
2.3改善教学方式
“教学有法，而教无定法”。教学结果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其中教学方式的不同对教学质量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长期使用固定的教学模式，学生和老师都会不同程度的出现厌倦，变得没有吸引力。因此，需要适当的改善教学方式或者是手段，让学生产生新奇感，以提高教学质量。多媒体在现代高效的教学活动中使用非常广泛，将图像、音乐、视频等结合起来，丰富多样的教学形式让教学氛围更加轻松和谐。
关键词： 杨宪益 翻译活动 翻译思想
引言
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要求译者需要具备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和对中外文化精深的造诣。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学贯中西、译作等身，与妻子戴乃迭的伉俪情深、精诚合作更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佳话。2009年杨宪益去世，但是人们对他的研究没有停止反而越发蓬勃，足见他在中国翻译史中的地位之重要，影响之深远。
学者李洁从翻译认识、翻译取向和翻译理想三方面对杨宪益的翻译思想进行了概述;学者付智茜立足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翻译生涯，对他们的翻译精神进行梳理。本文从杨宪益的生平为切入点，以他的翻译活动、翻译思想为主线，对杨宪益翻译事业取得成功的原因进行探究，以期达到对翻译家杨宪益更进一步的认识。
1.杨宪益翻译活动概述
1.1杨宪益生平简介。
杨宪益（1915―2009）生于天津一个银行世家，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者和诗人。1936年留学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结识了自己未来的人生伴侣――英国姑娘戴乃迭（GladysYang），两人相知、相恋。1940年，杨宪益与戴乃迭毅然回到当时战火连天，动荡不安的祖国。“”中，夫妻二人含冤入狱，直到1972年才被无罪释放。然而，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独子杨烨由于受到“”时父母入狱的严重打击，患上了精神病，在英国治疗期间自焚身亡。戴乃迭自此郁郁寡欢，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停止了翻译工作。1999年，戴乃迭与世长辞。2009年9月，中国翻译协会授予杨宪益“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杨宪益也是继季羡林后，第二位获得该奖项的翻译家。2009年11月23日，杨宪益在北京去世。
1.2杨宪益的主要翻译活动。
杨宪益自小就跟着他的启蒙老师魏汝舟老先生学习四书五经及其他中国传统典籍，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中学毕业时，他的英语水平已经达到大学外文系二年级的水准。杨宪益深厚的国学造诣和文学功底为他以后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杨宪益的翻译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可分为四个阶段：业余译者阶段（约1936―约1943）、职业译者阶段（约1943―1952）、译作高产阶段（1952―1972）、功成名就阶段（1972―约1986）。
1943年起，杨宪益开始了职业译者生涯。他受邀来到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工作，负责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他和戴乃迭一起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打破了长期以来英文作品汉译占据翻译界主流的局面，开创了我国中文作品英译的辉煌时代。
1.2.1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
杨宪益24岁时，就按照英雄双韵体的格式翻译了屈原的经典之作《离骚》。后来，他与戴乃迭一起翻译了《唐宋诗歌文选》、《资治通鉴》等古典文学作品;《鲁迅作品选》、《屈原》等现代文学作品;《长生殿》、《关汉卿杂剧选》等古代戏剧;《打渔杀家》、《秦香莲》等现代戏剧;还有现代歌剧《刘三姐》、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等共百余部作品。在欧美各大图书馆里，他的译作排列整齐，十分壮观。学界慨叹，杨宪益几乎“翻译了整个中国”。
1.2.2对外国文学的翻译
杨宪益还是我国为数不多的，能直接将希腊文和拉丁文原文作品译成中文的专家。他译介了大量的英国文学，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如《奥德修记》、《卖花女》、《圣女贞德》、维吉尔的《牧歌》、普劳图斯的《凶宅》、阿里斯托芬的《鸟》等，为外国文学作品中译作出了巨大贡献。
1.2.3其他翻译活动
1952年起，杨宪益担任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主编，负责杂志的选题、翻译、审稿、编辑等事务。1978年，为了使西方读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当代及现代文学的发展，杨宪益主持出版《熊猫丛书》，向国外读者介绍中国文学作品，打开了国外了解中国文学的窗口。这套丛书包括《诗经》、《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以及巴金、沈从文、孙犁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2.杨宪益的翻译思想
2.1对翻译中“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看法。
“可译”与“不可译”问题是存在于古今中外翻译界的一大问题。杨宪益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见解。
杨宪益认为翻译是沟通不同民族语言的工具，不同地区或国家的人都是人，人类的思想感情都是可以互通的，因此一切事物都是可译的。
同时，杨宪益又认为文学翻译中的意象是不可译的，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对同一事物的联想是不同的，不同的语言文化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译者需要运用一切方法解决这一困难，比如，加脚注或文内解释。如果译者实在无能为力，那么只能牺牲一些原文的意思。
2.2对翻译中忠实和“信”的理解。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马祖毅，2004：377）信是忠实，达是通顺。杨宪益认为没有人提出比严复的“信达雅”更准确的理论，因此他始终把“信达雅”作为自己翻译的最高标准。“我们必须非常忠实于原文。”他强调的忠实是忠实于意义。“把原文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尽可能使译出的意义接近原文。”（任生名，1993：34）因此，杨宪益主张“直译”，尽可能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意思。同时杨宪益还强调忠实于原文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这对文学作品的翻译，尤其是对外国读者全面了解中华文化至关重要。
2.3认为翻译中的“历史距离”可以消除。
在翻译时，尤其是在进行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时，存在“历史距离”，即原作与当下译者所处的时代之间的距离。杨宪益认为这一现象是可以消除的。
首先，杨宪益认为译者可以设身处地。这里，设身处地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译者将自己置于作品的历史时期，二是译者再回到今天读者所处的时期。只有深刻感知二者的思想，才能忠实理解并传达原作的意义。只要译者能够对原文有正确透彻的理解，就能翻译出恰当的译文。
其次，杨宪益认为人性的共同性和文化认同可以消除“历史距离”，而这也正是翻译的基础。他认为人们之所以会对个古典诗歌赞叹不已，正是因为它们都是杰出的诗篇。同时，杨宪益认为诗也是可译的。但是，翻译毕竟是翻译，而不是原作。所以杨宪益并不认为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可以被彻底消除，翻译外文作品时可以多保留一点异国情调。
3.杨宪益的翻译事业取得成功的原因
3.1深厚的中西文化积淀和语言能力。
作为一名译者，只掌握一门语言是远远不够的，优秀的译者应该熟练掌握至少两种语言技能。不仅如此，译者还应当对目的语使用国的文化、民俗、语言习惯都有清晰的了解，这样才能达到对原文最贴切的理解，翻译出最准确的译文。杨宪益就是这样一位翻译家，他对中英两种语言文化都有深厚的积淀和理解。他的译作语言流畅通顺，简洁生动;翻译方法灵活多样，又以直译较多;思想内容忠实于原著，表达准确，理解深刻。
3.2强烈的爱国之情，广泛的兴趣爱好。
在杨宪益所有的译作中，中译英的作品占了大半，这与他的翻译理想：将中国优秀的文学作品介绍到国外，促进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是分不开的。为了做好翻译工作，杨宪益做了大量文史考证工作，广涉中西文化和文学交流史，足见他的翻译和传播中国文化之志。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怀促使他在动荡年代义无反顾回国投身革命运动，并且成为他从事中国文学经典作品英译工作的动力和根本目的。而杨宪益个人则比较喜欢历史研究和古希腊、罗马文学。为了更好地学习古希腊、罗马文化，他独自一人去英国留学。后来，他根据自己的兴趣翻译了许多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因此他的翻译成就在整个中国翻译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3.3中西合璧的密切合作。
杨宪益能取得如此辉煌的翻译成就，与他的妻子戴乃迭的帮助与合作是密不可分的。戴乃迭不仅是一名英国人，而且接受过正规的中国文化教育。夫妻二人对中英文学作品的理解比其他译者更加深刻准确。在进行翻译工作时，杨宪益和戴乃迭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杨宪益看来，有了戴乃迭的帮助，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翻译的。就连中国的《楚辞》也不例外。他们一起将中国传统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百余部作品翻译成英文，同时还将国外优秀的文学作品译介到中国，这种夫妻合作的翻译模式成为千古之“绝唱”。（付智茜，2014：45）
3.4严谨敬业，淡泊谦逊。
杨宪益和戴乃迭对翻译工作是极其严谨的。他和戴乃迭对所译的作品通常会修改多次，对一些字词的翻译反复斟酌，力求忠实的传达原作的意思;在面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复杂和跨文化的障碍，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解决，比如增加脚注或在文中加入一些原文没有的词。
杨宪益夫妇对名利看得很淡。杨敏如曾问戴乃迭：“除了工资，你另外还有稿费吗？”回答却是：“我在办公的时间做翻译，已经拿了工资，为什么还要拿稿费呢？”（杨敏如，2000：23）名利于杨、戴夫妇，就像浮云一般，他经常说翻译就是自己的工作。他经常跟别人说，“我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是翻译点英文而已”，并谦称自己是“翻译匠”。
结语
杨宪益译作等身，学识渊博，他和戴乃迭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和对外国优秀作品的汉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迄今无人能及。杨宪益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思想影响和启迪着国内翻译界的工作者和后进者。他们高尚的爱国之情、严谨敬业的工作态度、自身良好的语言文化修为和对功名利禄的淡泊都向我们展示了成为合格的译者所具备的条件，同时也激励着我们不断提高语言文化素质，遵守译者道德规范，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略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付智茜.翻译家精神研究[J].上海翻译，2014，（3）：45-47.
[2]蓝颜.他翻译了整个中国――记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J].国学，2010，（31）：30-32.
[3]李洁.杨宪益的翻译思想研究[J].文艺评论，2012，（469）：112-113.
[4]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5]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6]任生名.杨宪益的文学翻译思想散记[J].中国翻译，1993，（4）：33-35.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学模式;地域元素;场景还原
中文专业自二十世纪以来为许多大学常设之系科，其学科研究方法逐渐摆脱感悟启迪式的言说方式，而着重从学理上阐述文学发展之轨辙，从讽喻回归人性阐释视角，强调经典本位回归与文学场域的场景复原，但是，随着文学研究的逐渐推深，对文学史阐释的细化渐成趋势，学界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渐高，其中，在“重写”背景下，调整文学阐释向度，即由历时性向共时性过渡转化蔚为潮流。［1］与文学史写作相应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长期以来亦注重开掘本门课程的知识性与理论性，而对特定历史时期的重要文学文化活动背景则多不谈或言而不详，其中文学发展之区域性特征在课堂讲授中被边缘化就是显明体现。鉴于此，本文以唐代关陇地区的文学活动为例，探究在唐代文学教学课堂上融入区域文学的路径与意义。
一、关中文化的精神内涵
关陇是唐代重要的文化区域，陈寅恪先生治中古史，提出“关陇集团”理论和“关中本位政策”说，借以解释隋唐制度之渊源和唐代兴衰之原因。他指出，关陇文化“乃关陇区内保存之旧时汉族文化，以适应鲜卑六镇势力之环境，而产生之混合品”［2］，“李唐皇室本出自于宇文泰之胡汉六镇关陇集团，实具关中、代北两系统之性质”［3］。关陇地区地处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其地风高土厚，其民质朴刚直，其风雄深雅健。自姬周始，就为世瞩目。至秦汉，秦踞关陇而制六合。隋唐因周秦旧壤，开全盛之世。至宋，张载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雄心，据关布帐，设席授学，遂将关陇文化精神融于宋明理学，关陇文化最终汇入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巨流之中。就内核看，关陇文化精神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重致用的经世精神。周秦以来，关陇士人就以世为志。文王之化成礼乐与秦王的变法图强皆以现实事功为导引，两汉关中大儒韦贤、杨震等治经皆以经世致用为准绳，司马迁修史更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导向。魏晋以降，关陇士人则持守旧说，惨淡经营，以入世精神肩负教化异族之使命，进而使传统文化统绪未坠。其次，重开拓的探索精神。关陇文化对于宇宙、天人具有自己独到的思考。这种思考，绝非玄想所得，而是基于实际的畅想。司马迁对“天人之际”的思考，更多来自于古今之变中，张载对“天地之心”的理性把握，亦归之于对往圣绝学的思索。玄奘负笈西行，既是对彼岸世界的追寻，也是对现实苦难进行超越的探知。最后，重功业的现实精神。关陇处于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过渡地带，与胡人的长期对峙、交往中，亦使关中土著渐染武勇。故而，自汉以来，朝野就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之说。［4］
二、唐代文学教学中植入关中文学元素的途径
中国地方师范院校古典文学课程重在为学生系统梳理古代文学变迁的过程，使学生掌握重点文学作家作品、文学事件，涵育学生对文学作品情感精神内蕴的美学感受和理性分析能力。教师在教学中立足于本地区，若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融入课堂，通过分析经典作品，引导学生感知中国文学的奇丽与多元，则无疑会促进其文化人格的建立。(一)打通古今，擅长“穿越”对于接受主体而言，古代文学多为数百年甚至千年以前人们内在情感的诗性传达，时移世易，沧海桑田，居于现代，对古代自然会有难以逾越的时空隔膜，这为文学的传播与接收造成困难。针对此种情况，在具体的教学环节中，如何才能使学生零障碍的走进古代文学作品，与古人穿越时空进行精神对话，会启发我们在教学方式与途径上多动大脑。其中，因地取材，重视乡土文化、文学与古代文学主体的契合、衔接，用地域文化开启理解古代的方便之门，或许会是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陕西师范大学位于关陇文化腹地，隋唐时期几乎所有诗人都进入过该地区，并留下许多文学遗产，为唐代文学教学积累了大量反映现实的素材，并为文学作品和文学事件的时空和场景复原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场景还原”是近年较为时兴的一种研究方法，其要旨就是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大环境中加以考察，进而使学生怀有“理解之同情”，如此作品分析与史实讲授结合，或许会为传统的文学教学辟出一条新路。“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王维《终南山》)，写的正是离我校仅数里之遥的终南山的自然风光。“十层突兀在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却怪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天中”(章八元《题慈恩寺塔》)则再现了距离我校老校区仅百米距离的大雁塔的雄姿。运用“场景还原”和现地研究，无疑可使学生设身处地的与古代作家、作品实现“无缝对接”。(二)推动融合，互动交流经典作品大都经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已成为民族文化瑰宝和国粹。但是，如何才能培养学生学习的浓厚兴趣，打通古今文学之壁垒，使古代文学接现代社会之地气，是我们在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中应积极思考的。笔者以为，梳理并总结好历史悠长的地域文化元素，带领学生进行名作咏诵之同时，加强现地考察、现地研究的力度，是一条可行的新路。唐代尤其是盛唐文人多有“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经历，遍交权贵，砥砺性情，亦带动了文学在地域空间流动和社会阶层间的对流。他们中许多人会在交通驿站、名胜古迹、仕宦之处以诗言志、用赋体物、以文载道，仰观宇宙，俯察品类，因此这些以地域为载体，保存于乡土的作品，成为今天丰富古典文学知识的良途。陕西师范大学校内之历史遗存，如杏园、启夏苑宾馆、“明德门”小区、天坛操场都为我们在不出校园的情况下，对唐人诗歌与精神的理解形成无形的助益。例如，汉唐以来，关中就有“长安韦杜，去天尺五”的民谚，说明韦杜两族在长安地位显赫。其族居地韦曲，培育出诸多优秀诗人，如韦应物、韦庄、杜佑、杜牧等，他们在自己的诗篇中对故里也都提及。“徘徊洛阳陌，惆怅杜陵曲”(《春中忆元二》)、“做官不了却来归，还是杜陵一男子”(《温泉行》)、“把酒看花想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寒食寄京师诸弟》)，都表达了唐人的乡关之思，韦曲之杜陵无疑成为走进诗中的最佳孔道。［5］(三)资源植入，加强实践植入，是将课本之外的元素、资源在课堂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予以运用，以辅助学生对教学重点与难点的理解。就作品理解及教学而言，将地域文化元素植入其中，可以丰富对作品接受的维度，并读出其中蕴含的多重意义。教学资源植入，一般主要有如下形式。1．植入前的准备考寻古典文学中与乡土文化元素相关的部分。如可由学生思考，“长安文化与唐代诗歌、传奇的关联”“华清遗迹与诗歌中的华清题材”“长安城格局与唐代政治诗歌中的长安城”，然后要求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要求学生实地或利用互联网主动进行文献检索，使其由被动转向主动。2．植入环节将准备好的材料在课堂活动中带领学生植入到作品分析和文学史的梳理中，使文学史与日常生活相关联，以现代的涵义赋予古典新的意义。以笔者所在关中而言，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将关中文化有机渗透到学校的古代文学课教学中，定能使区域文化特色在实施过程中得以弘扬。如《乐游原》:“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地处长安城东，晚唐李商隐此诗以状写乐游原之景而闻名千古，但其意涵却颇有末世衰飒之感，堪为晚唐时代精神之写照。又如《杏园》:“江头数顷杏花开，车马争先尽此来。欲待无人连夜看，黄昏树树满尘埃。”由末句，我们不难想见唐代科举考试新科举子游宴之盛况。3．综合实践以综合性文化采风活动，带动学生在知识结构与文化思路上打通古今，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提高其文学批评、鉴赏水准和文学审美修养。所以，让学生走出课堂，观察体验感受周边的厚重文化，对加深理解古代作品大有助益。唐人杜牧《过勤政楼》“千秋佳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唯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诗中勤政楼、中秋节、高楼、月色、紫苔，巧妙营构出了怀古伤今的典型环境，绵绵不绝的细雨更是触发了读者心中的历史苍茫感。这里描写的兴庆宫、勤政楼是盛世气象的标志，离学校空间距离并不算远。让学生到这里实践，会使他们对这首古诗以及连带的此类题材有更为深入与真切的感受。在关中地区还散布着很多历史遗迹，如战国遗址函谷关、自然壮美之景华山黄河、气势雄浑的汉唐帝陵、梵音氤氲的寺庙、气象万251千的终南山等一系列景象，这些都是学生开展实践学习，提高文学素养的人文景点。
三、余论
在以唐代文学为代表的古代文学课堂上，我们应该将地域乡土因素视为一种有益的教学方法或学习视角，努力把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文学发展趋势与基层文学解析研究有机结合，在情感、心智上都尽量回到历史现场。“努力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和中国人的意识出发去理解、审视古代文学现象和事件，从文化的地域流动与阶层对流中研究文学发展的趋势，又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国家制度和国家观念中出发理解具体地域中‘地方性文学知识’与‘区域文化’被创造与传播的机制”
［6］，或许才是我们讲授古代文学的重点之一。
参考文献
［1］陈平原．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301．
［2］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2．
［3］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238．
［4］班固．赵充国辛庆忌传［A］．汉书(卷六九)［M］．北京:中华书局，1962．2979．
［5］王伟．唐代关中京兆韦氏家族与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96．
关键词：;新诗；音乐性
一．《谈新诗》中对新诗地位的看法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京各大学中文系的新文化人教师中，他们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等一批新文学的领头人。他们的新诗和他们的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具体的讲，这些新文学人面对的问题是多元化的，比如克服陈旧的中国保守的文化背景，与此同时要能够发掘出所谓的新诗的新体现在何处，它们之间的异同之处何在。这时候必然保守的文学根深蒂固的权威地位抨击萌生的新文学。而中国古典文学自然而然会受新文学的调适。由此可见这两方面之中形成了一种对立与中和。而以上种种最尖锐的表现在新诗方面，尤其是在与新诗“音乐性”相关的一些话题上。种种的关于新诗的知识话语之中，新诗以反传统的面目出现，但又一直会受到传统的牵制。本文试图选取学者为个案，在对有关新诗的文学史话语的梳理的基础上，为读者呈现出新诗与传统之间暧昧复杂且充满紧张的关系。
曾提到要为新诗建立一个体系，新诗的不断改进，取代了古典诗的地位不再是从前的固定的格局—五言诗，七言诗。到了宋代之后，词变为了曲，曲又几经周折，我们现在从最本质上来看的话不只是删除原有诗对其格式及其思想的束缚，更是对其调子融合，平仄，格律的管制。提倡作诗自由，更是响应了为文艺而文艺。这是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这种解放实是《三百篇》以来的大势所趋。五七言诗的解放最大的要数诗到词的转型。眼中的五言诗和七言诗并不符合我们讲出的话语的自然，但在日常讲话时不可能句句五个字或七个字。形式上词体少了一些套数的繁文缛节。但无论如何有词的地方必有曲子，这都是符合音乐性的特点的。
至于提到所说的诗体解放，相当程度上指的是诗体摆脱格律与音乐的束缚，向“语言之自然”趋近的逻辑。但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已包含某种内在的紧张，如自己注意到的情况，词曲与音乐关系的密切程度，或许还会在诗之上，因此从词曲过渡到新诗，我们必须彻底打破固有所有格律限制，人们称其为“大势所趋”已显得些许勉强。但虽一方面在强调新诗之发生依赖于“有意的鼓吹”，并不愿放弃“大势所趋”的说法，他谈及“新诗体是中国诗体大势所趋所必至”，这其中体现的历史目的论的逻辑，对于树立新诗的合法性仍必要。
二．对新诗价值的探讨
当然产生的新的问题还得重新的回到的双线文学观念中去解决。比起早期单线条的历史进化观念而言，双线文学观念毫无疑问的是更富于弹性和活力。但其实虽的双线文学观念还是会强调白话文学的不停的壮大与古文学的不断没落，同时仍有构造白话文学正统的思考与考量，但是这种观念的核心价值并不在构造某种历史目的论的叙事，却在某种共时的层面上，从民间文学和庙堂文学的对抗的角度，呈现出了有关中国文学发展动力的大胆揣测。而在《白话文学史》中提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紧接着又强调“这是文学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这条通例”，由此可见在看来这一观念显然已经超越了具体的文学史叙述，进而成为一种普遍性原理。普遍性原理可以回避掉相当可观的线性历史叙述中的问题，使它变得不必要，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更高的知识上的权威。所以虽然说从《白话文学史》的叙述来看，文学史上的很多诗体大致上都走向僵化，而且我们不可能将它们和新诗纳入到同一条历史脉络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诗可以自外于“文学史的通例”。在这里，不是历史上的诗体，而是现实存在的共时性的民间文学那就是歌谣，歌谣为新诗指引了发展的方向。
自发表《北京的平民文学》以来，就曾多次强调歌谣对于新诗的参考价值。在1936《歌谣》周刊的复刊词中，更加强调歌谣作为新诗范本的意义，当然这是他出于对新诗过于偏重借鉴外国文学的担心。这里值得读者关注到的一点，在这里仍诉诸于“文学史的通例”，他认为：在中国的作诗当中，我们所熟知的词与曲子也几乎所有的灵感都来自于民间，也谈到过新诗不仅吸收了国文的精华，且剔去外国文学的糟粕，整合成了一个新的独立体，当然也会和上述的根源起到莫不可分的关联。民间的这些诗歌，朗朗上口，便于众人传诵并不是包含历史目的论的线性叙述，而应该说是“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这一文学史通例在各个时代的表现，而新诗与歌谣之间的关系不过是另一个例证。然而这里还隐含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回过头来考虑之前对“韵文”“散文”语体的看法，考虑到对“散文”中固有的音乐性的疑虑，以及对“语言之自然”“作诗如作文”等命题的来回重申，那天然的带有音乐性的“民间歌唱”，在转化为新诗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者对于来讲，处于民间自然状态的歌谣的音乐性还没有表现的很形式化，所以干脆就大量采用。并未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
三．新诗的历史意义
正如自己在《谈新诗》中所说，新诗的出现是以来的一件大事。所倡导的“文学革命”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的痕迹（事实上，在《谈新诗》一文中，就是把“新诗革命”和“”联系起来探讨的）。所以，我们在提到 “文学革命”或“新诗革命”的口号时，就应该将其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结合起来考虑。然而本人却不想将新诗革命的主张扩大化，而是局限于语言工具的范围，并试图用文学改良的说法来替代他的文学革命思想。究其原因，则逃不脱他早年在国外所受到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及他在“五四”这个特殊时期的焦虑感。因此，新诗革命或是文学革命，并不是从文学本位提出的，其期望达成的效果，也不是文学可以企及的，而他们那一代人也没有能力思考诗和文学是否真的可以革命这个问题。新诗革命和文学革命从这个层面看，或许可以将其作为近代中国政治变革与文化激进心理在文学中的体现来探讨。尽管如此可能会阻碍了对于诗和文学的正确理解，但新诗也可能从某种意义上促进了文学革命的步伐。至于与旧诗相比较，新诗在文化甚至政治立场上，究竟是保守还是先进的问题，我们要遵循诗的艺术规律去解读，才可能得到正确的理解。或许当人们用诗性文化或乐感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化冠名时，就已经承认了中国古代的社会基础，文化基础乃至语言基础才真正是最适宜诗歌的生存和发展的沃土，而到了的时代，那种理想的诗的社会早已一去不复返，这也导致了新诗不得不在彷徨中举步维艰，甚至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的尴尬局面。新诗既是诗歌在时代上的进步，又是诗歌自身新的蜕变的开始。（作者单位：安徽大学）
参考文献:
［1］ ：《自序》，《文集》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7-551页
［2］ ：《自序》，《文集》第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
[关键词]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研究方法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是南京大学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的一部力作，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在当时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流舟先生称其为“一把开启疑窦的钥匙”。（1）虽然这本书只有六万多字，但是却以犀利的视角、新颖的研究方法、扎实的考证和深厚的学术功底让人折服，至今仍充满着学术生命力。这本薄薄的小书不仅在知识上给我们以启迪，更在方法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以后的学术研究影响深远，使文学研究出现跨学科和综合化的趋势，推动研究向深层次进一步发展。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共分九个部分，程千帆先生开门见山，在第一部分就提出问题：行卷风尚与文学发展的关系问题；第二、三、四部分，程先生展现了他扎实的史学功底和考证功夫，详细探讨了唐代进士行卷的由来、具体内容和行卷双方态度等诸多问题，在充分弄清历史事实的前提下阐述了进士行卷与文学发展的关系；第五部分，程先生旁征博引，在梳理前人关于唐代文学与进士科举诸种言论的基础上，考察各家观点的得失，肯定唐代进士科举对于文学的影响，并提出应该区分省试与行卷的不同作用；第六、七、八部分，程先生分别揭示了行卷对于唐诗、古文运动及传奇小说等唐代最富代表性的文体地推动促进作用，把历史现象与文学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第九部分程先生总结全文，得出结论：进士行卷“无论是从整个唐代文学史发展的契机来说，或者是从诗歌、古文、传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来说，都起过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2）此外，程先生还指出了研究中可能存在拔高研究对象的误区，即“强调到不符合事实，也就是不恰当的地步”。（3）
通观全书，程千帆先生以文史兼治的方法为立论的基础，另外运用批评与考证结合，以小见大、辩证法，归纳法，比较法等研究方法，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文史结合；以小见大；考证与文艺批评相结合。
一、文史结合
历来都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而文史结合更是中国古典学术的传统研究方法之一，被广泛地运用于古典文学研究中。从孟子的“知人论世”到陈寅恪的“诗史互证”，这一研究方法有了长足的进步，运用方式也越来越灵活多样。
程千帆先生拥有深厚的史学造诣，他不仅对于中国历史了如指掌，更深入研究过中国古代的史学理论，其《史通笺记》一书，广搜善本，博采众家校记及有关论著，被史学家周一良先生誉为“子玄（刘知几）之功臣”。（4）程先生的史学成就不仅体现于史学专著中，更散见于他的文学研究之中，《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可以说是一本文史结合的典范之作。
进士行卷指的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这是与科举制息息相关的一种社会现象，很长时间都被人们认为是史学的范畴，一般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很少涉及，即使陈寅恪等人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也没有进一步探究。因此每每论及科举制与唐代文学发展的关系，多是大而化之地说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繁荣，很少能进行深入具体地分析。程千帆先生正是抓住这一点进一步挖掘，提出“对于唐代文学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并非进士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在这种制度下形成的行卷这一特殊风尚”。（5）
程千帆先生的这一观点是有坚实的史实依据的。他从唐代科举考试不糊名开始谈起，介绍了唐代科举录取人才的标准：不仅依据试卷，“还要参考甚至完全依据举子平日的作品和誉望”，这就助长了行卷之风的盛行。（6）他还以丰富的历史材料区分了省卷与行卷的区别：省卷是向尚书省所属官府――礼部交纳，而行卷则是献给私人的作品。不仅如此，他还指出只有进士科才存在行卷之风，这与进士科的考试内容有关。接下来，程千帆先生又通过大量笔记、书信等材料地梳理，介绍了行卷之风的具体内容，从作品的题材、体裁到行卷所用的纸张，包括行卷时的服饰，展示了深厚的历史功底。程先生通过对《北梦琐言》、《唐诗纪事》、《唐音癸签》等相关条目的引用，介绍了举子及显人对待行卷的态度，并严格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行卷：省卷带有敷衍性质，而行卷才是决定是否能够高中的因素之一，因此行卷才是文人的心血之作，最能代表他们的创作水平和艺术成就。所以真正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促进作用的应该是行卷而不是省卷，这就指出前代认识存在的误区，将前人大而化之的结论具体化、精确化。
书中的第二、三、四甚至第五部分大多是史学的考证和分析，但是程千帆先生并不仅仅局限于历史的研究，而是站在文史结合的高度统观历史背景下的文学发展。他抓住行卷的特点，着重分析了行卷与诗歌、散文以及小说的相互关系，以宏阔的眼光去审视《唐百家诗选》、韩柳古文运动、传奇小说的发展与成熟等文学现象，试图寻找他们与进士科举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历史在他的手下不仅是一种背景，更是一种工具。在历史的土壤中，文学这朵奇葩必然会有自己扎根的一方田地。程千帆先生在本书中所做的工作，就是把根须挖出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动。
不得不承认，程千帆先生这本书的选题非常新颖，他站在交叉学科的临界点上进行了一次有深度有广度的开掘。他凭借自己渊博的学识和过人的眼光，游走于历史与文学之间，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将进士行卷与唐代文学的关系考察得清清楚楚，尽显大家风采，这本书可以说是文史结合的典范之作。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文史结合的方法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运用自如的，它要求使用者必须具有深厚的史学修养和文学功底，二者缺一不可。有史无文，文章会沦为史实的罗列；有文无史，文章没有扎实的根基。如果仅仅具备了这两方面的能力还是不够的，如何将两方面贯穿起来才是最考功夫的地方。因此，这种方法对于我们这种初学者来说，没有十成把握就不要轻易尝试，因为我们在知识储备和学术眼光上都还有所欠缺。以后随着知识和阅历的增长，运用也会越来越纯熟了。
二、以小见大
以小见大是一种很常用的研究方法，它往往从一位诗人、一件轶事、一首作品甚至一句诗句入手，从微观一步步走向宏观，乃至辐射到整个文化历史背景，最终得出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以小见大也是程千帆先生文学研究惯用的方法之一，在《一个醒的和八个的――读杜甫札记》一文，他从《饮中八仙歌》这首诗歌入手，把杜甫与饮中八仙对立起来，在盛唐的浪漫气息之下嗅到了杜甫的与众不同，提出此时杜甫已经从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阵营中分裂出来，从而深化了盛唐到中唐诗歌转变的研究，也丰富了对杜甫思想感情的探究。以小见大的方法到了程先生的手中，被运用得出神入化。
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中，程先生以进士行卷这一唐代特有而又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为切入点，开拓了唐诗研究甚至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关于唐代进士科举与文学的关系，陈寅恪先生等已经有所涉猎，但是程先生敏锐地捕捉到进士行卷这一问题的学术价值，并进行了一番“小题大做”，上升到文学发展史的层面得出自己的结论。第二到五部分程先生围绕着行卷的问题，进行了扎实地考证，将这个问题弄得清清楚楚。如果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整部书的价值将大打折扣，第六到八部分，程先生展示了他锐利的学术眼光，他分别探讨了行卷对诗歌、古文、传奇的影响，几乎将唐代最有成就的文体一网打尽，说到了行卷促使诗人对自己的作品精益求精，韩、柳等人也正是通过批点行卷的方式来宣传和传授古文，“唐代进士曾用传奇小说行卷是个事实，现存唐代传奇小说的作者与进士科举有关的，又占有一定的数量，为古今学者所认为是曾被用来行卷的三部专集又是比较优秀的作品”。（7）在此基础上，程先生在第九部分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存在拔高的嫌疑。可以说，第六、七、八这三个部分是最见功力的，没有数十年的积淀是不可能达到的，这也是本书运用“以小见大”方法成功的关键所在。程千帆先生一直都很重视“大”的发掘，主张把具体的小问题放到大的历史背景中考察，“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中国古代文学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古代的哲学、史学、艺术乃至科技等各种文化形态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作为古人心灵活动的最鲜活、最细微的记录，理所当然地反映着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各种特征。所以，研究古代文学，又不能不考虑到它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它的精神实质，才能提高这种研究的学术品位”。（8）
以小见大，是我们这些初入门者最经常使用的方法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那能够弥补我们阅读面不广、无法驾驭宏观题目的弱点，但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小见大首先要选择合适的“小”。不是所有的“小”都能见到“大”，这就要求我们要有敏锐地学术触觉，挑选真正有研究价值的“小”。譬如唐代进士投卷有行卷和省卷之分，如果程先生没有犀利的学术眼光，而是把省卷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也就不会有本书了。其次，如何从“小”上升到“大”更是对自己眼光的考验。如何从偶然中得出必然，又如何让这个必然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这都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需要长期的熏陶。如陈文忠老师在《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一书中提到《漱玉词》的接受史研究，普通读者一般能想到李清照的接受史，而陈老师则从中看到了婉约词在各代地位的变迁和女性作家在历代的评价。
虽然以小见大的方法对于研究者的眼光有着较高的要求，但是作为初学者的我们还是可以去试一试的，即使选题不是很巧妙，论述不够深刻，但这是一个拓展自己思维的好方法，能够激励自己如深入挖掘一些东西（也许挖不了多深），提高自己的眼界和见识。
三、考证与文艺批评相结合
考证与批评相结合是以后兴起的一种新趋势，它将中国传统的考证与西方文艺批评结合起来，采二家之长，在文献的整理与考据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的批评方法，深入到文学内部进行研究，即摆脱了传统考证重视作家作品、生平而轻视文学内部研究的缺憾，又避勉了一味注重批评而疏于文献整理的偏差，为以后的文学研究开辟了道路。
程千帆先生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中，以扎实的文献整理和考证为基础，运用文学批评的方法对考证的结果加以提升，即保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又赋予考证结果以新的生命。如他在研究行卷风尚的盛行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勃兴时，首先对唐代进士为何使用传奇这种新兴文体行卷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通过对《国史补》、《云麓漫钞》、《南部新书》等材料的整理，认为唐传奇可以发挥作者在叙事文学方面的能力，而这正是科举考试科目中所不能体现的；并推断出《幽怪录》、《传奇》、《续玄怪录》等，很可能是行卷之文。在此基础上，程先生运用分析综合的方法，提出传奇小说的创作受到行卷的影响。为了证明这一结论，程千帆先生考证了《幽怪录》、《续玄怪录》、《传奇》这三本唐人传奇小说集的基本情况，有力地支持了自己的观点。
在具体的行文中，程千帆先生又不拘泥于某一种模式，往往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方法，有时甚至将几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从而是自己的研究灵活多变。如他在研究进士行卷与古文运动的关系时，他不仅从《郡斋读书志》、《幽闲鼓吹》等书中寻找自己需要的材料，将韩、柳等人放在中唐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还运用文本内部证明的方法，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考察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可以说，考证与文艺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在程先生的手里收放自如，成为众人学习的典范之一。
相对于前两种方法而言，考证与文艺批评相结合的方法是最难的。考证需要扎实的文献功底，而批评则要求很高的理论素养，能够将这二者完美结合的学者，目前学术界也为数不多。精通两门之中的一门已属不易，要将二者融会贯通更是谈何容易，因此这种方法是很见学术功底的。
总之，《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这本书虽然只有87页，却是多种研究方法的结晶。程千帆先生在本书中阐述，不仅给人知识上的启迪，更带来方法上的思考。此后的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等著作，无一不是本书启发下的产物，对八十年代以后的学术界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流舟.一把开启疑窦的钥匙――读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2）.
[2]程千帆.程千帆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3]莫砺锋.程千帆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述评[J].文学评论.1998（6）.
[4]汪枫.发朦抉微，得未曾有――从《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看程千帆的研究方法[J].安徽文学.2009（9）.
[5]方涛.简论《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文史兼治的学术方法[J].黑龙江史志.2009（5）.
[6]孙良山.简论程千帆先生《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的研究方法[J].绥化学院学报.2008（2）.
注释：
（1）流舟：一把开启疑窦的钥匙――读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2）.P84.
（2）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P85.
（3）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P87.
（4）见周一良先生1981年6月6日致程先生书，《程千帆友朋诗札辑存》第十册下.
（5）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P4.
（6）程千帆：程千帆全集（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P6.
就目前我国高校汉语言专业的分布来看。大致可分为师范和非师范两大类。社会上大部分人都认为师范类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更具发展潜力，因而我报考时也选择了师范类院校。
选择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就意味着你一定会接触到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字学、声韵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学概论、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历代文论、古典文献学、文论、美学、民间文学、儿童文学、影视文学、比较文学、西方文论、写作、文艺心理学、中外语言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语文教学论、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等主千课程。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发展兴趣爱好的选修课程，如新媒体与文学、当代文化与媒体传播、文化产业经理管理、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专题、中国现当代影视文学研究、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中国古典文学影视剧改编等。
刚进学校，我就听说了这样一句话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作家从根本上说更接近于艺术家。可你听说过大学培养艺术家的吗？艺术家苗子可以通过高考选拔吗？
那么，中文系都做些什么呢？做！研！究！其实这和其他院系没有太大差别。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它和历史、哲学这样的纯文科研究是很相似的，没什么风花雪月。另外，语言学大类其实更多地要求逻辑思维和大量的语料研究积累。现代的语言学研究已经不是传统的训诂小学，其研究方法大多发源于西方，是比很多专业都更要求理科思维的一N研究。
很多人说汉语言文学是最配得上“万金油”称号的专业，这点倒不难理解，因为毕业生一般文笔较好，思维活跃，可以胜任很多部门和机构的工作。其中比较对口的，一是到中小学或高校任教，有统计显示，在各师范类专业中，汉语言文学专业需求占据首位；二是到新闻出版系统如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及电视台、广播电台等从事记者、编辑等工作；三是在企事业单位的文秘、宣传部门发挥自己的写作特长。
当然，作为一个传统专业，汉语言文学一直都不那么的热门，加之近年来社会需求量已趋于饱和，就业形势并不十分乐观。所以，如果你真的对研究中文有着极大的兴趣。那就在大学期间多多积累，储备自己的就业竞争力，毕竟“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职业提醒：
若想毕业后从事编辑工作，除较强的写作能力和较广的知识面外，还要具备一定的策划、组织能力。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刚工作时可能不太起眼，但磨砺几年后会是很强的“潜力股”。
我们不培养作家，我们疑做研究，一种比很多专业都更要求理科思维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