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7 15:10:1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联系，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辨析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6-0011-02
一、引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早是由总书记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的,但研究者们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是在十七大报告之后才正式开始。因此,专门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果还很少见。如:曾培炎在《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文中系统全面地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论述,并特别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途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实现 “三个转变”[1]。周叔莲在《深刻领会和把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文中对什么是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给出了定义及其理解。这些研究成果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定义以及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作了阐述,但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以及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关范畴的辩证关系未作具体论述[2]。本文拟从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统计学、国民经济核算学的角度对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方式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内涵进行论述,并与增长、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对应范畴进行全方位的辨析。
二、发展的内涵及其与增长关系的辨析
发展本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落后到先进)。包含了丰富的内涵,有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等,最终体现在人的发展。但对发展内涵的表述并不统一,有代表性的表述,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Todaro,M.P)认为,“发展既是一种物质现实,又是一种精神状态:通过社会的、经济的和制度过程的某些综合,社会取得了美好生活的手段。”[3]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提交社会发展世界高峰会议的文件中则指出:“发展是一个综合过程,目前这已被国际社会承认。经济增长是一种动力,但其本身并不是目的,因此除经济增长之外,发展首先是社会性的。发展还与和平、人权、民主管理、环境以及左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文化和人们生活方式有着密切联系。”[3]可见,发展比增长的内涵更为广泛和丰富。因此,要正确认识发展的内涵,必须正确区分“发展”与“增长”的关系。
从统计学角度观察的“发展”与“增长”,即仅仅从二者的数量计算关系上来测定“发展”与“增长”。有以绝对量表示的“发展水平”与“增长量”,“发展水平”是计算“增长量”基础性指标;还有以相对量表示的“发展速度”与“增长速度”。
从经济学角度观察的“发展”与“增长”,不是简单的观察二者的数量关系,即不是把“发展”与“增长”简单地用数量计算关系来表达。即“增长”主要是指GDP的提高,是以产出量的增加作为衡量尺度的;“发展”则不仅包括物质财富的增加,还包括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劳动就业充分、社会保障完善、卫生发达、教育普及、科技发展、文化繁荣、秩序井然等方面。可见,增长强调的是物质生产方面的问题,而发展则从更大的视野更大的范围研究人类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和进化。因此,增长不是发展的全部内涵,增长只是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增长只需回答“涨多少”,而发展既要回答“涨多少”,还要回答“涨得有多好”,这正是我们十七大指出的“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具体体现。
从发展经济学角度观察的“发展”与“增长”则认为,“发展”与“增长”是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在有的场合还可以互相替换,但它们的含义又是有区别的。并认为发展是以增长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转换和全面进步,包括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业比重、分配状况、消费模式、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群众参与以至文化结构的变化[3] 。
我们从现代意义上出发,结合十七大报告精神,将发展的内涵表述为:是改变传统的发展观(主要是以眼前GDP增长论英雄),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持续、稳定、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种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其发展目标应由单一目标转化为多层次发展目标,增长只是一个重要的目标,结构目标、资源环境发展目标、社会生活目标等;发展政策调整为重视速度、规模、数量转变为强调效益、结构、质量;发展模式需培育新经济发展模式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三、经济发展的内涵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辨析
对经济发展的内涵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观察,即从经济运行过程来看,经济发展是经济运行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有效健康运转,只强调某一个环节的发展都会是跛脚的发展、不协调的发展。过去我们一味地强调生产的发展,过分追求GDP的快速增长。从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关系来看,经济发展应该是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社会和谐、环境友好的社会安定局面。从科学发展观来看,经济发展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中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的持续增加过程[4]。早期发展经济学是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后来,发展经济学接受了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Colin C. Clark)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结构转变、工业化和城市化。因此,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相同的概念,二者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经济增长主要反映经济活动的数量关系的变化,是一个偏重数量的概念,对增长的速度与数量有明确的要求。而经济发展主要反映经济活动质量关系的变化,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对增长的速度与数量仍有明确的要求,但更注重增长的质量与效益。故我们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而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并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两者之间一般来说不应当相互矛盾。但在现实中也还存在着另一种情况:一个社会可以有经济增长,但却不一定有发展或者发展起来十分缓慢。俄罗斯便是如此。俄一直没有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四、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及其与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的辨析
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既是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的一个大系统的共同协调发展,也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五位一体”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按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发展的程度不同,将经济发展方式分为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发展,是跛脚的发展状态)和现代经济发展方式(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是在传统发展观(主要是以眼前GDP增长论英雄)的指导下,只注重生产环节创造的物质成果,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发展,是跛脚的发展状态。其主要特征有:发展的观念陈旧;发展目标单一;发展模式陈旧――农业经济发展、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不平衡(结构、区域、城乡);发展的不协调(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环境);发展质量不高等。现代经济发展方式是在科学发展观(持续、稳定、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指导下,既注重生产环节创造的物质成果,又考虑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共同协调发展创造的各类成果,主要以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主要特征有:发展的观念更新;发展目标多层次(经济增长只是一个重要的目标,结构目标、资源环境发展目标、社会生活目标等);发展模式创新――新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平衡、协调高质量的发展等。可见,经济增长方式只是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经济发展方式大系统中的一个主要分支。
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及其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的辨析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指通过转变传统发展观为科学发展观,改变过去粗放型增长方式带来的跛脚的发展(即 “经济发展一条腿长,社会发展另一条腿短”)――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为集约型增长方式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除了包括十七大报告指出的实现“三个转变”外(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还应包括五大转变:发展观念的转变――传统发展观向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目标的转变――单一目标向多目标转变;发展环境的转变――资源耗费、环境污染向资源节约型、社会和谐、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发展政策的转变――从重视速度、规模、数量转变为强调效益、结构、质量;发展模式的转变――农业经济发展、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向新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参考文献:
[1]曾培炎.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J].改革CHINA REFORM,2007,(2).
[2]周叔莲.深刻领会和把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2007,(12).
[关键词] 区域差异视角；中国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可持续；策略
[DOI] 10.13939/ki.zgsc.2015.03.152
改革开放促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金融体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金融市场异常活跃，金融发展速度持续快速升级。但是由于中国国情以及战略发展需要，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区域差异化现象明显，导致区域性经济不均衡，扩大贫富差距及两级分化程度，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因此，构建现代金融发展，推进中国金融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区域均衡的可持续快速升级，是当前中国金融理论实践重要课题。
1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
金融是现代经济理论实践的核心内容，在合理资源配置、信息支持以及风险防控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因此，经济体制的革新最主要的突破口则是金融体制的改革。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经济增长为金融发展的前提，影响金融发展的速度与理论实践的完善[1]。
2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量化关系
本文运用内生金融发展理论这一新的理论框架来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内生金融发展理论是关于区域内金融发展与本地区内部因素关系的理论。根据内生金融发展理论的简易框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如下函数关系：
Y=AF （1）
公式（1）中，Y表示经济增长变量，可以用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总值表示，F表示金融发展变量，A表示除金融外影响经济增长的元素集合。推动金融发展的因素有金融资产规模，金融结构及金融效率，三者与金融发展之间正相关，金融资产规模的扩大、金融结构的演进及金融效率的提升促进金融的正向发展。因此，金融发展函数列式为：
F=FαSC・FβST・FλEF （2）
FSC代表金融发展规模、FST代表金融结构、FEF 代表金融效率。
lnY=lnA+αln（FSC）+βln（FST）+λln（FEF） （3）
为了加强数据分析量化的解释力度，本文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开展实证分析。固定效应模型是指比较每一自变项之特定类目或类别间的差异及其与其他自变项之特定类目或类别间交互作用效果的实验设计。实证分析采用2002年―2013年27个省区数据，为了允许截距的变化，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控制各省区的固定效应。为了分析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特征，按照下述固定效应模型开展实证分析：
lnY=αiln（FSC）i+βiln （FST）+λiln （FEF）i+ Σ2013γt （4）
i=1，2，3…，27，代表27个省区，Σ2013γt 表示时间变量函数，其中t=2002。
3 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表1是通过上述固定效应模型计算出来的各典型省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固定效应值（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交互作用效果的量化值）[2]，从表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效应值。各地区之间差异值很大，其中固定效应最大的山东省与云南省的最低效应差高达约13个系数点，这种巨大的差异性，表明区域性因素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尤为活跃，以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断定我国经济的差异性不是由金融发展及经济自身为主导性的差异，而是我国实行差异性经济政策下的产物。基于此，均衡区域金融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需要政策方面的转变，实施全面统筹性的经济发展战略，才是解决区域性失衡经济发展的关键性环节。
金融发展是某一地区经济发达的标志，只有在经济较为活跃的地区才会出现金融业的繁荣，反之，金融业的繁荣将会激活地区融资及资本的流通，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山东的经济比较发达，但其金融规模远远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所以要加大力度发展金融业，协调金融与经济的发展[3]。因此，应在统筹区域发展全局的基础上，根据各地区的具体实际情况进行调配，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可持续发展。
4 基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实践下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策略
4.1 创新金融制度，统筹区域经济发展
金融发展是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布局的关键环节，金融的有效发展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的稳步增长。从区域差异的角度，实现经济的统筹发展，必须先从统筹区域金融发展为切入点。以优化市场资源配置为前提，建立健全金融发展体系，完善金融制度体制。通过金融监管机制的构建，扩大金融的开放力度，创新金融制度，加强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功能。因此，政府应充分发挥统筹指导作用，做好金融制度的创新工作，遵循市场价值规律，推进金融业与国民经济的统筹发展。
4.2 开放金融管制，拓宽融资渠道
逐步开放金融机构的利率管制，发挥市场对金融利率的调控作用，促进利率的市场化，实现利率真实的反映市场供，引导资金逐渐向中西部流入，有效金融资源配置。加强区域性金融机制建设，实现多层次资本市场，创新金融产品业务。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实现金融和科技创新，从而对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进行规范。
5 结束语
从区域发展差异的角度考量金融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科学全面性，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量化分析，可以很直观地看到两者的紧密联系，为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以及政府的经济战略决策提供理论参考。无论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际的角度，都应该切实推进中国区域性金融的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周丽丽，杨刚强，江洪.中国金融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基于区域差异的视角[J].中国软科学，2014（2）：58-69.
[关键词] 绥化；地方经济；金融支持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12）09—0096—02
基金项目：绥化市社会科学科研课题。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西方学者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1912年，熊彼特在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认为，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与金融中介所提供的服务有联系；1969年金融发展理论的鼻祖戈德·史密斯在其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并指出金融发展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20世纪70年代初，针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金融抑制问题，麦金农和肖建立了一个分析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框架，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抑制的关系，提出了以金融自由化为主的金融深化理论。20世纪90年代，金和莱文分别设计了4个金融发展指标和4个经济增长指标，并采用了1960—1989年80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跨国回归分析，得出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结论。2004年Rioja和Valev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不同的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不同，即二者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国内学者主要通过实证研究来阐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2000年谈儒勇用实证检验证明，我国商业银行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003年史永东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的结论。2006年陈敏、杜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黑龙江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2008年谢太峰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北京市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不仅存在着正向促进关系，而且存在因果关系。
从上述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至今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既可能产生促进作用，也可能产生负面效应。但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健康的、高效率的金融制度体系是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因此，通过金融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二、绥化市地方经济发展中金融支持的现状分析
（一）绥化市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绥化市金融业得以快速、健康发展，金融机构体系不断完善，经营能力和业务创新能力不断提高，金融实力不断增强。人民币各项存贷款增势良好，贷款结构不断优化。同时各金融机构以市场为导向，在发展支柱业务的同时，针对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和社会各阶层人群的融资需求，提供了多样化的产品。2009年，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4725亿元，同比增加691亿元，增长171%。金融机构贷款平均增速达208%，全年累计投放贷款2355亿元（不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同比增加673亿元，增长40%。2010年，金融机构存款余额5543亿元，同比增长173%。贷款余额3019亿元，同比增长28%。绥化市金融业的迅速成长，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在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壮大高新技术产业、刺激消费和保障社会稳定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绥化市金融支持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1金融机构体系不健全，金融产品单一。绥化市的金融机构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保险及证券公司等组成。在机构体系中缺少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等，而且城市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的数量又很少，资本市场尚未发展起来，因此存在金融产品和企业融资渠道单一的问题。虽然现有的金融机构不断加大对农业的贷款力度，但是现行的金融服务仍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多元化、多样化、灵活性的金融需求，影响了农村资金的使用并降低了配置效率。
2金融业复合型人才匮乏。金融服务业的核心资源是人力资源，因此，人才优势成为金融发展最重要的竞争优势。如果一个地区具有多种类型的人才资源，那么就能吸引更多金融机构的进驻。但目前绥化市还缺乏高层次、复合型的金融人才，尤其是具有国际视野、精通金融、科技、外语、管理和法律知识的高级复合型人才，因而影响了金融作用的发挥。
3金融机构商业化运营与经济环境的矛盾突出。绥化市资本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企业自筹资金能力弱，融资渠道单一，银行信贷成为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另外，2010年绥化市的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均落后于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佳木斯和牡丹江，主要是绥化市的工业不发达、企业规模小、数量少、效益低等因素制约了金融机构的信贷投入，银行贷款很难找到市场前景和效益好的企业和项目。
4服务“三农”的金融机构数量偏少。绥化市是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城市，是著名的寒地黑土之乡，因此，满足农业贷款需求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前提。目前，绥化市不断加强对农业贷款的投放力度，使“三农”受益。服务于“三农”的金融机构主要以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为主，但是实际情况是位于市区的农村信用社贷款的主要对象并非农民而是面向城区，只有位于城郊的农村信用社才主要面向农民服务。可见，专门服务于“三农”的金融机构数量偏少，无法充分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
三、绥化市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增长极 交通经济带 渝东南 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是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基本载体。重庆市是特殊的直辖市，全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低、城乡差距大、区域发展不平衡。传统的区域增长极理论和交通经济带理论的分析框架可为发展渝东南县域经济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视角。
一 增长极与交通经济带理论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启示
1．增长极理论与县域经济的结合
第一，增长极理论及其应用。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是20世纪有广泛影响的经济理论之一。经济增长极理论最初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在1950年创立，后来法国布代维尔、美国弗里德曼、瑞典缪尔达尔、美国赫希曼等经济学家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增长极主要有两种涵义：一是指聚集在一个地域经济内，具有较快发展能力的产业或企业。佩鲁最初对增长极的表述是“一些产业在增加产出或增加购买产品和服务时，能够增加另一个或几个产业的产出水平及其购买力”；二是指产业集群。围绕主导产业而发展起来的，通过投入产出关联的，在地理上又是聚集在一起的具有比增长极的产业发展更快的产业集群。广义的增长极是指比其他经济体发展更快，并存在一定影响作用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可以是一个小区域，也可以是一个行业、一个产业集群、一个企业。他们具有两个基本特征：比其他同类经济体增长快；对其他经济体有很强的影响作用。区域经济学者把佩鲁的增长极概念和思想引入区域经济研究，融入地理空间概念，从而产生了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该理论更倾向于将“增长极”理解成一个区域中的小区域，更重视这一小区域的经济与区域内其他小区域相比具有发展更快的态势与潜质，并且对后者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2）县域经济增长极的提出。党的十六大召开以前，党和政府的文件一直使用“县级经济”的概念。十六大报告首次以党政文件形式使用“县域经济”概念后，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就成为各级政府、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研究的热点。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地区内的不平衡发展，而县域经济概念本身就与发展不平衡相联系，因此用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来指导和推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将区域经济增长极理论与县域经济相结合是一种探索，旨在通过培育县域经济增长极，大力推进县域经济发展。
县域经济增长极既可以是县域内的企业、产业或是一个行业，也可以是县域内的一个或几个区域、中心镇或园区。从增长极的发展看，前者看重经济主体的发展，后者则强调区域经济的发展。本文对县域经济增长极的研究主要是立足区域发展的角度。事实上，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地区必须首先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发展那些有优势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创建一个或多个启动型城镇或园区，培育若干产业增长点，在扶持这些城镇或园区发展的同时促进地区的协调发展，以互惠机制形成县域经济增长极。县域经济增长极培育的核心，就是如何使县城、中心镇和园区成为经济增长极，并拉动所在区域发展，同时使本县域成为相邻区域的增长极。培育县域经济增长极的核心是政府针对不同时期的特征，分别强化增长极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于城市经济，县域经济是一种“弱势经济”，往往市场体制机制不完善，资本稀缺，信息不畅，尤其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根据实际情况弥补市场的不足。在增长极发展初期，资源不足的情况下，集中财力或给予优惠政策，选择若干条件较好的城镇或工业园区，汇聚有限资源进行重点建设和重要产业发展，培育县域经济增长极进而带动整个经济发展。
2．交通经济带理论及其在发展县域经济中的应用
交通经济带（Traffic Economic Belt，TEB）又称为交通运输沿线经济带，是以交通干线或综合运输通道作为发展主轴，以轴上或其吸引范围内的大中城市为依托，以发达的产业特别是二三产业为主体的发达带状经济区域。这个发达的带状经济区是一个由产业、人口、资源、信息、城镇、客货流等集聚而形成的带状空间经济组织系统，并在沿线各区段之间和各个经济部门之间建立了紧密的技术经济联系和生产协作。交通经济带包括三大基本构成要素：交通干线或综合运输通道，以工业商贸业为主的三次产业，沿线分布的经济中心和大中城市。三大构成要素相辅相成，三者之间的相互促进及关系的演变是交通经济带的基本发展规律。
交通经济带理论对于发展县域经济具有重要启示和意义，其与增长极理论一起应当作为重庆市渝东南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的主要理论依据。重庆市渝东南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在发展路径上应当把培育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增长极作为主要手段，将打造并形成渝东南交通经济带作为目标，最终带动整个渝东南地区甚至重庆的经济发展。
二 重庆市渝东南县域经济发展现状与特点
1．渝东南交通现状
目前，渝东南（包括涪陵、武隆、彭水、黔江、酉阳、秀山）有渝怀铁路、渝湘高速公路纵贯其境，国家级公路、省级公路和县乡级公路纵横相连。乌江、阿蓬江等多条内河航运和正在建设的黔江舟白机场。目前渝东南的公铁水交通现状是主干线（包括铁路、高等级公路、高速公路）从北部往南依次通过所在区县政府驻地，形成一条干线走廊。次干线和区县级交通线从主干线两旁向外延伸，像神经末梢一样紧紧与乡镇、村落相连，形成巨大的网状结构。
（1）公路。渝东南现有公路16576公里，其中高等级公路9490公里。在高等级公路中，319国道占455公里，高速公路340公里（如下表）。所有高等级公路均呈线状连接涪陵、武隆、彭水、黔江、酉阳、秀山的政府所在地。
表1 渝东南各区县319国道、高速公路里程（单位：公里）
交通类型 涪陵 武隆 彭水 黔江 酉阳 秀山 合计
【作者】张二震，1953年生，南京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主任，经济学教授。
得自国际贸易的利益大致可分为两类：国际贸易的静态利益和国际贸易的动态利益。所谓静态利益，是指开展贸易后，贸易双方所获得的直接的经济利益，它表现为资源总量不增加、生产技术条件没有改进的前提下，通过贸易分工而实现的实际福利的增长。所谓动态利益，是指开展贸易后，对贸易双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间接的积极影响。静态利益偏重于一国通过贸易所获得的消费方面的好处（当然，这种好处与分工后生产力的提高有关），而动态利益则注重于开展贸易后对生产的刺激作用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其他诸方面的积极影响。如果说，静态利益是直接的贸易利益，那么，动态利益就是贸易带动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利益。本文拟就国际贸易的发展利益以及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机制和条件等问题，作一深入分析。
一、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理论的演变
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为自古典学派以来的历代经济学家所重视。他们常常是自由贸易的热烈拥护者，极力宣扬扩大国际贸易的优越性。在他们的著作中，不仅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贸易的静态利益，而且还包含有丰富的关于国际贸易动态利益（亦即发展利益）的思想。最早涉及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问题的，应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提出的动态生产率理论和“剩余产品出口”（VentforSurplus）模型，对以后的理论发展有重要影响。斯密认为，分工的发展是促进生产率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分工的程度则受到市场范围的强烈制约。对外贸易是市场范围扩展的显著标志，因而对外贸易的扩大必然能够促进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率的提高，加速经济增长。斯密的这些论述包含了国际贸易具有带动经济增长作用的最初思想。斯密的“剩余产品出口”理论更是着眼于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他首先假定一国在开展国际贸易之前，存在着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这些多余的资源可以用来生产剩余产品以供出口，这样贸易就为本国的剩余产品提供了“出路”。他写道，对外贸易可以“给国内消费不了的那一部分劳动成果开拓一个比较广阔的市场。这就可以鼓励它们去改进劳动生产力，竭力增加它们的年产物，从而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与收入”。［（1）］这种剩余产品的生产不需要从其他部门转移资源，也不必减少其他国内经济活动，因而出口所带来的收益及换回的本国需求的产品，也没有机会成本，因而必然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需要说明的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是以国内充分就业和一般均衡为前提的，因此，出口部门的扩张是通过从进口替代部门转移资源来实现的，涉及进口替代部门缩减，就这一点而言，并不必然得出经济总量同时增长的结论。因此，“剩余产品出口”理论可与比较成本说互补。
李嘉图创立的比较成本理论，论证了贸易静态利益的基础。实际上，在他的著作中，也包含着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思想。他认为，对外贸易是实现英国工业化和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手段。他指出，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资本积累。随着人口的增加，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会因土地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而逐渐昂贵，工资（劳动力的价格）也将随之上涨。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工资上涨将使利润下降，从而妨碍资本积累。通过对外贸易，如果能够从外国获得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料，就会阻止在本国发生作用的土地收益递减倾向，促使经济增长。总之，李嘉图认为，通过进口廉价初级产品，阻止土地收益递减、工资上涨和利润下降倾向，就可保证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2）］
较为系统地论述贸易的发展利益的古典经济学家，是英国的约翰·穆勒。他关于贸易对经济发展贡献的论述给后来的经济学家很大的启发。他第一次明确区分了贸易利益和发展利益。他认为，国际贸易具有两种利益，一种是直接利益，另一种是间接利益。直接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国际分工，使生产资源向效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从而提高产量和实际收入；二是通过贸易可以得到本国不能生产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该国经济活动持续进行所必需或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料。间接利益则表现在，通过贸易分工推动国内生产过程的创新的改良，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产品进口造成新的需求，刺激储蓄的增加，加速资本积累，等等。穆勒这样写道：“市场的扩张使生产加工过程趋于改善，一个为比本国更大的市场进行生产的国家能够引入更为广泛的劳动分工，能够提高机器设备的使用效率，也更可能进行生产过程的创新和改良”。“开放了贸易，通过使人们熟悉新鲜事物，有时可以使一个原先因缺乏精力和雄心壮志而造成资源开发不良的国家经历一次工业革命，驱使那些原来满足于微不足道的舒适和惰散的人更为勤奋的劳动，以满足他们新的偏好，以致鼓励了储蓄，提高了资本的积累。”穆勒还指出，贸易通过下列途径推动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外国工艺技术的引进，提高了资本的收益率；外国资本的引进使生产的增长不仅仅依赖于本国居民的节约和精打细算，并且为本国居民提供了激励性的示范，向人们传输了新的观念。”［（3）］约翰·穆勒的这些精辟论述对后来发展经济学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启发人们从新的角度来认识贸易利益问题。（3）出口也使得一国得到规模经济的利益。国内市场加上国外市场比起单独的狭小的国内市场就能容纳得下大规模的生产。
（4）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会给一国的出口工业造成压力，以降低成本，改良出口产品的质量，并淘汰那些效率低下的出口工业。
（5）一个日益发展的出口部门还会鼓励国内外的投资，并刺激加工工业或附属工业以及交通运输、动力等部门的发展，并促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引进。［（4）］
澳大利亚国际经济学家马克斯·科登提出了贸易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理论。他的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将对外贸易与宏观经济变量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并且特别强调外贸易对生产要素供给量的影响和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科登认为一国进行对外贸易，对宏观经济将产生以下5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收入效应，即通过贸易，提高了收入水平，贸易的静态利益转化为国民收入总量的增加。
第二，资本积累效应，当派生于贸易利益的一部分收入增加额被用于投资时，该国的资本积累就会增加。
第三，替代效应。如果投资品是进口含量较大的产品，则由于贸易的开展，会使投资品对消费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这将导致投资对消费的比率提高。因为投资成本的下降，人们更多地将收入用于投资了。投资率的提高无疑会带动经济增长率的上升。
第四，收入分配效应。贸易的发生将会使收入转向出口生产大量使用的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的报酬大大提高。如果各个生产部门或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储蓄倾向是不同的话，则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化又会影响储蓄率的高低。例如，当收入更多地分配于储蓄倾向较高的部门或要素所有者，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储蓄率就会提高，因而提高了资本积累率。
第五，要素加权效应。假定生产要素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不一致，那么产出的增长率就可视为各种生产要素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当出口扩大，并且出口生产使用的是那种增长更快的生产要素时，出口生产的增长率往往会提高得更快。科登认为，所有上述效应都是累积性的，这意味着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将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得到强化。［（5）］
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把创新作为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
这一理论通过对增长因素的计量分析，指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应归功于生产率的提高。基于这一事实，新增长理论构造了一系列模型，将创新活动内生化视为有目的的研究和开发投资的结果——这一投资活动的显著特征是不仅能带来更高的利润率，而且有溢出效应和外部收益。在这里，创新是推动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因素。新增长理论所揭示出的增长机制表明，如果对外贸易能够刺激一国的创新活动，便能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显然，创新活动与对外贸易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这种联系是通过更为广阔的市场、更为频繁的信息交流和更加激烈的竞争对创新活动的刺激而实现的。可见，从新增长理论中能够引伸出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新的依据。［（6）］
以上我们极其简略地考察了关于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理论的演变。可以说，随着国际分工、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各国经济国际化的深化，人们对国际贸易作用的认识也在不断扩展，对国际贸易带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动态利益的认识，也更加深化了。开展国际贸易的目的，不仅仅局限于“互通有无”，亦不仅仅着眼于通过交换获取静态贸易利益，提高消费水平和增进国民福利、而更多的，是通过贸易的发展促进信息、物质、思想的交流，激发本国的创新机制，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当然，国际贸易能否对一国经济发展起现实的推动作用，这要取决于一系列内外部条件。稍后我们将作更深入的分析。
二、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机制
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的重要作用，我们称之为贸易的发展利益或动态利益，已为理论研究和经济生活实际所证明。但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机制是什么？贸易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带动经济发展？上面介绍的关于国际贸易发展利益的各种观点中虽都有所涉及，但都不够全面，不够系统。下面试作些归纳性分析。概括说来，国际贸易促进一国经济发展，是通过下述这些机制的作用而实现的。
1．开展国际贸易，必然使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刺激企业素质的提高，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一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贸易，实际上就是把本国的企业纳入与外国企业的竞争之中。一方面，持续的进口产品的激烈竞争将促使本国的企业提高效率。竞争必然加速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的过程，同时促使高效率的企业达到合理的规模，从而优化本国的市场结构，改善本国企业的实绩。即使本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仍然不得不面对国际竞争的压力，为了自身的生存而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出口企业不能不同外国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展开竞争。为了扩大在国外的市场份额，出口企业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生产出成本低、质量好的商品去参与竞争，并不断按国际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按国际标准生产，按国际营销惯例办事。这无疑会刺激企业素质的提高。企业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无疑是一国经济发展最本质的基础。
2．开展国际贸易，必然带来市场的扩大。国内外市场的不断开拓，无疑会有力地带动经济增长。
先看出口。出口企业往往是面对世界市场来组织生产，市场容量大，容易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所谓规模经济，是指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单位产品的成本会降低，从而提高经济效益。事实上，许多工业部门要求有适度的初始规模，具有规模经济的性质，如汽车、电冰箱、电子计算机等等，采用大规模生产的方式可以使成本降低很多。如果一国的企业在为国内消费者提供这一类商品的同时，还能在国际市场上销售同类产品，那就不仅企业能提高赢利水平，而且国内公众也只需支付较低的价格。不仅如此，在出口贸易的带动下，一个工业部门的发展又可以带动一系列工业部门的发展，以致各种各样的从属的工业部门都建立起来。因为在经济运行中，各产业之间呈现出各种联系。所谓“联系”，是指一个部门在投入和产出上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有两个方面：一是后向联系，即某个部门同向它提供投入的部门之间的联系；二是前向联系，即某个部门同吸收它的产出的部门之间的联系。如果出口产业是“联系效应”大的主导产业，就可取得很大的“乘数效果”，带动其他一系列部门的发展，从而循环反复地连续推动国民收入和就业量的增加，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
再看进口。从国外引进国内没有生产的产品，往往能起到开拓国内市场，引导新产业成长的作用。由于国内仍未生产，一时无法确定新产品会有多大的市场，即在一定的价格条件下社会需求量究竟是多少。当国内进口需求很大，以致即使高关税壁垒也难以阻挡进口时，国内企业就得到了明确的生产信号，进口替代的工业由此发展起来。实践证明，进口替代是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的第一步。这个过程就是进口商品刺激国内需求，进而导致进口替代工业部门的产生。如果条件具备，进口替代部门还能转变为出口部门。进口国外的新产品还可促进一国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
3．开展国际贸易，必然会激发企业的创新机制，推动技术进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从进口看，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将直接促进国内生产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其作用类似于创新对增长的刺激，而且还节省了创新的成本。从出口看，出口的扩大使得创新活动所能获得的收益上升，从而反过来刺激本国企业的产品和技术的创新，带动经济增长。
4．开展国际贸易能加速资金积累，促进经济增长。一般说，国际贸易从三个方面促进一国的资金积累。一是出口部门往往能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能提高积累率，从而加速发展。二是外贸的发展为引进外资提供必要的条件。一个国家的偿债能力，最终是由该国的出口能力决定的。出口越多，在国际市场上筹措资金的余地就越大。另一方面，进口往往同国家之间的借贷关系联系在一起，这又可利用外国的资金来引进技术和设备等等。三是对进口竞争部门提供刺激。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企业往往满足于现有的市场，积累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不足。进口市场竞争的出现，使企业产生了提高积累率的巨大压力。无论什么情况，积累总是扩大再生产、促进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5．开展国际贸易，有利于促进一国经济结构的变动。现代经济发展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且结构优化还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主题，是推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力。所谓产业结构的优化或合理化，是指一二三产业之间比例协调发展以及各产业内部的结构符合社会市场需求结构，以及各产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转移。扩大对外贸易，无疑可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起积极作用。一方面，由于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实现绝对平衡的增长，即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刚好符合，因此需要利用世界市场。当国内资源过剩而需求不足时，就面对国外市场组织生产；而在国内需求很大，但缺乏必要的资源和条件时，就适当进口。另一方面，扩大对外经贸关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引进竞争机制，就必然要发展本国具有现实的或潜在的比较优势的产业，淘汰和放弃某些不合理的产业，以优化资源配置。进出口竞争的刺激和进出口结构的不断调整，又会促进本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6．开展国际贸易，必然带来人员的交流、文化的传播和思想的交换，从而对一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进步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国际贸易对一国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示范作用和某种教育效果，在某种意义上说比物质交换带来的利益还要大，它促进人们思想的进步、思维方式的改变和观念的更新。尤其是现代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孕育出来的精神文明成果，诸如效率观念、效益观念、服务观念、冒险精神、开拓进取精神等等，对于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尤为重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抵制资本主义固有的腐朽思想侵蚀的同时，大胆吸收一切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精神文明成果，使人民逐渐摆脱封建的、小生产的以及“左”的思想的束缚，抛弃了封闭落后、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精神包袱，大踏步走向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舞台，在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
国际贸易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条件是多方面的。既有国内的条件，也有国际环境条件；既有微观条件，也要有宏观条件。由于各国现实的经济条件呈现出多样化，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类型也呈现出多样性，没有统一的模式。
首先，国际贸易能否对一国的经济发展起带动作用，要看该国的经济主体能否采取合理的行动，能否对国际贸易作出合理的行为反应，要看该国是否具备必要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从微观主体来看，如果企业缺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力，那么即使面对巨大的进口竞争压力，它们也会无动于衷，不会去迎接竞争而努力提高自身的效率。即使有进口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它们也可能不去充分利用这些技术和设备以增加产量和降低成本。当然，企业更不会积极谋求扩大出口而积极从事创新活动，不会谋求最大限度的规模经济，由出口而获得的收入和剩余也将得不到最有效的利用，更谈不上实现出口增加、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从市场发育状况看，如果缺乏完备的市场体系和市场结构，生产要素在本国不能充分自由地流动，那么由进出口所引起的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和优化配置就无从谈起。就拿出口来说，它对经济发展推动作用大小与否，取决于出口部门与国内经济其他部门在生产、技术和市场交换等各方面的联系程度，这就要求有一个较为成熟的市场体系作为联系的“渠道”，这样，出口的增长才能通过市场这一中介向各个部门传递经济和技术的“信息”，通过出口的扩大而牵动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配置，带动经济增长。如果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经济结构不合理，要素市场之间、商品市场之间、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之间的联系程度较低，即使出口形成了潜在的动力，但由于出口的增长向各经济部门传递动力的各种必要的经济和技术渠道不畅或中断，或者其他经济部门无力或无法作出积极的反应，那出口增长就无法带动经济增长，而且出口本身也会衰竭下来。另一方面，出口产品生产函数的性质对出口作用的大小也有很大关系。这是因为，使用不同投入系数、使用不同生产要素的出口产品往往具有不同的联系效果。出口产品的技术性质及其技术水平与其他部门技术水平的差异程度也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如果出口生产的技术水平与其他部门相差不多，或出口的扩张仅仅是外延规模的扩大，没有伴随着技术进步和创新，则其他部门从出口的发展中受益的可能就很小。其次，国际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对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一个制约因素。开展国际贸易，会引起本国生产要素收益发生变化。从短期看，贸易会引起出口行业的产品价格上升，因而出口行业的所有生产要素都会获益；同时，进口竞争行业的产品价格下降，因而这个行业的所有生产要素都会受损。从长期看，贸易会引起生产要素在出口部门和进口竞争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引起生产要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影响到生产要素的价格和收益。所谓“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概括了这种情形，即：开展贸易后，会使出口行业（价格上升行业）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提高，而使进口竞争行业（价格下跌行业）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报酬降低。如果贸易引起分配格局的变化变得十分不合理或不公正，就会涉及社会的安定，影响经济的平衡增长。这样，政府就必须采取适当的收入分配调节政策和措施，比如利用税收、补贴等等办法，使任何个人或阶层都不因对外开放而蒙受收入水平绝对下降的痛苦。进一步分析，如果出口收入的国内分配有利于对国产品具有较高消费倾向的集团，其结果就会有效地提高对国产品的需求，从而带动本国的生产和就业。当出口收入的增加集中到储蓄倾向较高的居民手中，则出口的扩大又会给其他部门的增长提供资金，提高投资水平。反之，如果有较高进口倾向的集团或对进口品消费倾向较高的居民更多地得到了出口收入，则出口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力量就受到了削弱。当然，收入分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大都是间接的，但贸易引起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
再次，国际贸易能否持续地带动一国经济发展，还要看能否在总体上保持贸易收支的平衡。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对外贸易的基本功能是维持国民经济的总量均衡，而这一点会集中反映到进出口贸易的收支平衡上来。一方面，国民经济中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从根本上决定着一国对外贸易是出超还是入超；另一方面，贸易收支的平衡状况又制约对外贸易是否有效的帮助一国经济达到总量均衡。实践表明，贸易收支平衡是外贸增长过程中的一个中心环节，对一国的经济运行和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而著称的西方经济学家哈罗德，把对外贸易收支平衡的变动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命题：一国经济增长率高于其他国家，可能形成入超倾向。这里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该国不能实现开放型经济发展中的贸易收支平衡，那迟早要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就曾经因贸易收支逆差过大，外汇储备不足，不能支持高速增长的进口而实施紧缩，放慢经济增长的步伐。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出现一段时期的贸易收支逆差，是难免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益的。［（7）］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水平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且短期内难以大幅度地缩小这种差距。即使发展中国家出口部门的增长速度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在一定时期内也不足以消除贸易入超的倾向。再者，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也会在一定时期内强化贸易入超倾向，因为外资的流入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通常会以进口的方式带进一部分投资品，使引进外资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规模扩大，而且投资引进进口需求往往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连续性的。尽管这种进口从短期看不需要支付外汇，但从长远看还是要靠出口来支付，还是会成为产生贸易入超的一个因素。一些外商独资、合资企业开办初期需大量进口关键设备、原材料等，会直接影响到短期的贸易收支平衡。
发展中国家在较长时期出现一定规模的入超，既是实行开放发展模式所必然带来的现象，又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益的。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不足，保持一定的贸易入超，实际上就是利用外部资源在国内搞建设。当然，若出现严重的国际收支平衡，则会对国民经济的运行产生巨大的冲击，妨碍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入超规模不能过大。还应特别指出的是，要密切注视并具体分析产生贸易入超的原因。如果是因为进口过多的高档消费品等等而导致的贸易入超，对国民经济增长就有弊而无利。这种情况是极可能产生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外贸易的“示范效应”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有刺激本国人民为实现经济增长、提高消费水平而奋发努力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它也有刺激“消费早熟”的负面效应。在经济开放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面对发达国家消费模式的强烈引诱，常常试图在低水平生产的基础上实现高消费，导致进口过大，从而对贸易收支形成强大的压力。如果贸易收支不平衡进入了非常严重的状况，那政府就应当进行干预。最后，国际贸易能否发挥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还要看一国能否选择正确的外贸政策和外贸发展战略，并能适时地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情况调整这种政策和战略。
注释：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9页。
（2）参见［英］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五、六、七章，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3）上述引文转引自许心礼等：《西方国际贸易新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4）转引自姚曾荫主编：《国际贸易概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5）参见许心礼等：《西方国际贸易新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0～11页。
经济发展是决定金融发展的基础，相应的金融发展又服务经济发展。不过，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发展的程度又有所不同，经济与金融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就会有所不同。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经济发展问题显得重要。金融是现代经济中的核心部分，金融机构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应合理发展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之间的关系，避免在认识上的片面性甚至错误性。
一、相关文献回顾
针对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国内外学者已做了不少研究，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下面，将对相关的文献进行回顾总结。
和张懿（2006）建立ECM误差修正模型，检验了1991～2005年安徽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间的互动关系。曹协（2008）结合结构建模静态分析与时间序列动态分析，从一个综合的视角来考察我国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的关系。于斐（2013）选取变量、查找数据和指标来构建计量模型从而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山东省的农村经济增长与金融的发展在长期稳定相辅相成的关系。张宇青、周应恒和易中懿（2013）结合空间计量方法，通过测量在不同的省域，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和农业经济增长在空间上的相关性和异质性，得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从显著到不显著，农业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作用在方向上从负效应转为正效应等结论。刘荣刚（2014）选取山东省作为样本研究，利用1986～2009年的真实数据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出农业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是农村金融结构和农村金融效率，农业金融深化率的格兰杰原因是农业经济发展。田纪华（2014）从金融功能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分析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实现路径，得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基本态势。
综合上述学者的研究结论，不难得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在此基础上，结合回归方法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两者之间存在的长期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
二、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一）指标的选取。金融发展的度量指标，考虑到农村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和金融统计数据的可靠性和可获得性，我们决定选取时间系列相对完整、可信度比较高的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年末余额，即存款余额与贷款余额之和与农业名义GDP的比率作为衡量农村金融发展的指标。经济增长的度量指标，能充分反映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能力的指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采用人均农业名义GDP增长率作为衡量安徽省农业经济增长的指标。
（二）数据来源。选择2000～2014年的全国人均农业名义GDP增长率R代表经济增长系数，金融机构存贷款年末余额与农业名义GDP的比率P代表金融发展系数，分别来衡量农业经济增长水平和农村金融发展状况。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其平稳性，由检验结果表2可以看出Pt和Rt均为平稳序列。
（二）OLS回归和统计特征。建立回归方程：Rt=20.93009+0.256975Pt，模型的R2接近1，P值为0.0000，可以得出方程统计量均很显著。金融发展系数的回归系数为0.256975，与经济增长系数有着强的正相关关系。
（三）Granger因果检验。为了对两个变量的因果关系进一步研究，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滞后期为2时，R是P的格兰杰原因，P不是R的格兰杰原因；在滞后期为3时，R不是P的格兰杰原因，P不是R的格兰杰原因；在滞后期为4时，R不是P的格兰杰原因，P是R的格兰杰原因。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起决定作用，但是金融居从属地位，不能凌驾于经济发展之上。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金融随即产生并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商品经济对金融有着不同方向的需求，这一点也决定了金融发展特定的结构、特殊的阶段和特别的层次。与此同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金融结构的不断优化无疑使得金融配置资源的效率大幅度提高，进而也会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效率相应提高。但是，最终达到这一目的却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
（二）政策建议
1、调整和改善经济结构是实现经济金融协调发展的当务之急。真正重视三农问题，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大力发展农产品流通和农产品加工业。与此同时，积极推进农村改革，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障碍。
2、倡导和鼓励更多的金融服务供给主体参与農村金融服务。为了打破对农村贫困、偏远地区金融服务成本高的偏见，需要合理制定定价策略，从而在实现规模经济的同时可以有效控制成本，提高效率并保持适当的盈利性。此外，充分发挥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抓住农村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机，建立村镇银行、社区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组织，通过提供多样性金融服务满足农村地区不同的金融需求。
3、在农村经济发展初期，需要投入很高的资金进行生产，而且资金的回收期一般较长。此外，农业还存在着很大的自然风险。农村经济的资金严重短缺，农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资金自给能力存在明显不足，经济发展尚不成熟。因此，通过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农村金融服务的作用，从而有效带动经济发展。当然，政府通过各种政策促进各类金融机构扩大对农村资金的支持，例如采取税收减免政策，进行风险补偿或实行利率优惠等。
主要参考文献：
[1]，张懿.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增长——基于安徽省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6.11.
[2]曹协和.农业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关系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8.11.
[3]于斐.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探究[D].山东大学，2013.
关键词：空间计量；经济发展；金融聚集；经济增长收敛性
一、空间计量的概念
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概念在由J.Paelinck提出后，通过Cliff和Anselin等学者的进一步的拓展后，使得空间计量经济学的模型在构建中更加有效。打破了在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中认定的地理空间的均质性的假设，认为各地区间的经济活动是相互影响的。因为劳动、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知识等要素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不是均衡分布的，所以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开拓性发展，发现并解决了原来忽略空间因素来进行经济活动的判定而存在的与实际经济不相符的问题。区域之间的距离和发展的差异会影响地区间的贸易活动，因此，在研究区域经济问题时将地理空间效应考虑在内是必不可少的，对空间因素的关注使我们不再局限于时间经济学，使空间计量经济方法得到发展和更好的应用。
二、空间计量方法应用前景
从各国发展格局来看，经济聚集会在少数地区出现，在产生经济聚集后，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规模效应。正是因为规模效应的作用使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地区间差距有很大程度的影响，那些影响区域经济聚集的因素还会产生溢出效应间接地对地区间发展有显著影响。
但是，我国对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当前的发展状况下，仍只有少数研究将地理空间效应考虑在内，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空间外部性与经济集聚实证研究；第二，空间关联与经济增长的地理溢出效应研究；第三，地区财政支出的空间外部效应研究；第四，地理知识溢出效应研究。因此，对空间计量方法的研究具有切实意义。
三、空间计量方法的应用实例分析
空间计量经济学是研究空间地理分布对经济现象的影响的理论，把空间理论引入到经济理论的研究中，空间计量理论经过不断发展，通过空间加权矩阵将空间因素引入模型内，迅速成为计量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现代分支，并发展形成了很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在模型估计和检验中引入空间因素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需要我们从不同的角度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些新问题。目前，我国空间计量模型主要应用在区域经济增长，下面列举一些具体的应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空间计量方法的领域，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金融聚集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研究等等。
（一）金融聚集与区域经济发展
在研究金融聚集与区域经济发展上，正因为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部分，实际研究中的很多结果也证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具有紧密的联系，金融系统在资源跨期的优化配置，和构建考虑时间和不确定因素的市场均衡体系都起到了促进作用。因而，金融业的发展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集聚效应”是指各种产业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集中，从而在空间上集中产生的经济效果以及增强经济行为向一个地区靠拢的力量，这也是导致城市形成和不断扩大的基本因素。
研究的过程是，在理论依据基础上，首先对数据进行模型分析，检验金融集聚的溢出效应，建立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对金融集聚溢出效应进行分析，进一步对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和影响程度进行分析。从金融规模和金融资源流动性两个角度分析了金融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途径，并对两种途径的影响程度进行了比较。建立时间固定效应、空间固定效应和时空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对不同模型的结果进行探讨，分析出金融集聚对于经济增长的溢出方式，然后对各个地区和各个年度的影响途径进行对比分析。最后，得出主要结论。
（二）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
国内关于交通对经济影响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交通与旅游的关系、交通对旅游业的影响、特定交通方式和具体交通设施对区域旅游的影响、交通对旅游者行为的影响等。我国旅游产业发展一直伴随空间集聚的过程，旅游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且在东部地区形成了旅游经济活动的集聚区；旅游产业集聚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表现为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但这种溢出效应表现为显著的局部性特征，由此引起我国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不均衡。
在进行变量的选择时，存在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使用经典线性回归模型就会受到限制，会使其研究结果出现偏差，应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能有效地解决变量存在的空间相关性问题，把与地理位置及其空间交互作用相关的地理空间数据纳入到了经典计量方法中，通过空间权重矩阵把地理位置与统计变量联系起来，从而来识别空间变动的规律与空间模式的决定因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是交通地理学关注的焦点，但现有研究对于两者的内在关系仍存较多争议。鉴于此，也可将交通可达性不同概念纳入空间计量模型对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研究中，构建关于可达性与经济增长的二阶空间滞后模型，试图从空间计量视角探讨可达性变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联系，同时，注意交通建设对经济发展的结构性效益。
（三）经济增长收敛性与空间计量方法
我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全国各个地区的差异也在不断扩大，比如在：发展速度、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等方面。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增长，可以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但收敛的经济增长更能提升人们的幸福指数。经济增长收敛主要是研究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及其背后的原因，通过论述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两种不同框架中的收敛理论，概括性地回归了其发展脉络，并总结出了两大收敛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检验的两大分析框架――基础MRW模型和内生化MRW模型，来检验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研究两大收敛机制在我国的适用性，系统回答了这两大收敛机制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影响。分析了两大收敛机制能否起作用及其背后深刻的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对这些影响因素的增长收敛性进行了检验。
四、存在的一些不足和缺陷
在目前的空间计量方法的应用上，仍存在很多不足和缺陷。首先，在变量的选取方面，在考虑影响经济发展的变量上可能存在误差和缺漏，使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其次，在空间权重矩阵的设立上，要考虑到经济权重的因素。最后，在数据的收集与处理上存在数据量的不足等问题。在空间计量的研究与应用上，仍然有广阔的空间等待我们去完善和探索。
（作者单位：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陈圆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及其机制研究――基于空间经济计量[D].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5.
关键词：农业经济结构；要素转移；结构优化；关联
一、我国农业结构变动是影响农业增长的主要途径
（一）农业经济结构变动通过农业要素转移效应影响农业产出增长
经济结构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产生要素转移效应。我国农业结构中，种植业长期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即使现在，种植业占农业结构比重超过50%，林业、畜牧业和渔业三者加起来不到一半。在农业的四个部门中，种植业的生产效率相对较低，而畜牧业和渔业较高，我国农业结构变动的过程，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种植业所占比重持续下降，畜牧业和渔业的结构比重则持续上升，伴随着这一过程，农业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由种植业不断向林牧渔业转移，不但农业产出的量不断增长，而且农业产出的质也在不断提高。我国农业发展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总体来说，要素转移效应从“质”的角度揭示了农业经济结构变动影响农业产出增长，长期来看，农业经济发展就是农业产出与农业结构都不断变动演化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农业经济结构变动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影响农业产出增长
产业关联是产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指产业间以各种投入品和产出品为连接纽带的经济结构形式。在社会化生产中，农业产业一方面依赖其他产业的投入以形成并发挥本产业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又依赖于其他产业的需求关联，销售本产业的产品，投入产出联系构成产业关联的物质基础。产业关联的方式包括产品、劳务联系；生产技术联系；价格联系；劳动就业联系；以及投资联系等。产业关联的类型可以分为直接联系与间接联系；单向练习与多向联系；顺向联系与逆向联系。产业关联分析的是产业结构与产出增长在“量”上的联系。
为便于分析，本文主要考虑农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联关系。农业各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如表1所示，下面分析产业关联对总量增长的影响。
由于结构关联水平主要是说明农业各部门之间以何种生产技术发生联系，不同的生产技术水平将形成不同水平的结构关联，此时，某一部门生产一单位产品需要从各部门投入的中间产品投入量是不同的，因此可以用中间产品的直接消耗系数来反映结构关联水平及其变动。直接消耗系数又称投入系数，是指j部门生产一单位产品所消耗的i部门的产品数量，假设aij为j部门的投入系数，Xij是投入产出表中第i行，j列的元素，表示投入j部门的i生产，Xj为第j列的总数，表示j部门的总产值，则有：i,j=p,w,s,f）。
，矩阵A反映了整个农业部门的技术水平，如果扩大到各个产业，扩大后的矩阵A则表示整个国家经济结构的总体技术水平。经济在短期内可以用高投入、高消耗得到高产出，但是无法通过这种方式获得长期增长，并且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因此，技术矩阵的水平高低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影响。
结构关联以一定的技术水平为基础，也受部门关联程度的影响。这种关联程度在投入产出表中的直观反映就是部门之间中间产品的交易规模。规模越大，说明产业之间联系程度越高。随着部门之间交易范围扩大、环节增多及交易额增大，产业结构关联程度开始深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可以从总量和结构两个层次上进行分析。从总量层次上讲，通过比较中间需求（中间需求/总产出）的相对比例的变化与产出增长的变化后发现，两者具有相关性，中间需求与总产出的比率增加较快的期间，经济增长速度也较快，这表明结构关联程度的较快深化会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从部门结构层次上讲，部门产出增长与部门中间使用率（中间投入/总投入）增长一致。世界银行对日本、韩国、以色列、中国台湾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四个部门共计四十组观测值进行回归分析，相关研究数据肯定了结构关联程度深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三）农业经济结构变动通过产业优化效应影响农业产出增长
农业经济结构优化是指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的过程，合理化主要依据产业关联技术经济的客观比例关系，调整不协调的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各部门间协调发展；高度化主要遵循产业结构的演化规律，通过创新加速农业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演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再配制，促进产出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的内容主要是供给结构、需求结构、投资结构和农产品贸易结构的优化。
农业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是指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四部门之间协调能力的加强和关联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包括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互适应，四部门协调平衡发展，产业的结构效应能够充分发挥。农业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源的不断投入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但是自然环境在可控范围之外，本文可以合理地不做分析），而产业结构的合理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效果，合理的结构与国内、国际市场相适应，与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各部门之间的关联效应能够有效的展开。因此农业结构合理化是农业经济协调增长的客观要求，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客观要求。
农业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低水平向高水平状态发展，沿着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顺向递进演进；顺着劳动密集型农业，资本密集型农业，技术密集型农业的阶段发展。传统农业密集使用劳动，随着农业机械的推广和大规模使用，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逐步发展成为现代农业，绿色农业，生态农业的过程，以及单纯的农业生产转向包含农业生产、运输、加工、销售的农业产业化发展，都是农业结构的高度化发展，它增加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形成占优势的农业部门或产品。
农业产业优化能够有利于发挥产业的结构效应，深化产业部门之间的关联程度，促进关联效应。尤其有利于发挥主导产业的扩散效应，即主导农业部门“不合比例增长”的作用对其他关联产业产生的影响，分为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前向效应等，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对农业经济增长还存在其它的效应，如结构弹性效应、成长效应、开放效应等。
（四）农业经济结构变动通过区域布局效应影响农业产出增长
经济结构具有层次性，农业区域结构是指地区层次的农业结构。区域产业结构是指按照一定的划分标准划分的经济区域内，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和数量比例关系，各地区的自然条件、要素禀赋、适宜技术不同，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区比较优势，使得各种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分布情况不同。如两湖的粮食主产区，东北的粮食主产区，山东的花生，以及华北平原的玉米、小麦主产区等。区域结构是资源有效配置的经济结构与空间结构的结合。区域经济结构往往不能形成统一体系，但是各具特色，形成若干个在全国具有专业化的优势产业部门，各地区的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具有较强的互补性、相互依存。
合理与协调的区域产业结构是地区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经济增长规模是经济发展的数量扩张，区域经济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的质量，反映了内涵的技术水平，两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联系密切，相互制约，经济增长引起结构演进。农业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动能够有效影响农业产出的增长，被我国农业发展的实际过程所证明。众所周知，农业生产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大，而且各种农产品的生长条件也不尽相同。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气候迥异，尤其是南北方、东西部的自然气候条件截然不同，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各行政区的农业结构却高度同质化。1978年，17个省市自治区的种植业占农业80%以上，占59%，22个省的粮食占种植业80%以上。据统计，各省同质化程度超过90%。东北三省的农业结构同质程度高达99%，而且东三省与长江流域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西北干旱地区的相似程度也接近98%。农业结构没有反映地域差别，也没有反映产品差别。随着农业经济的加速发展，上述地区的同质化迅速降低，各区域逐渐发展出自己的主导产业，全国范围内形成大米、小麦、花生、玉米等主产区，既发挥了规模优势，也发挥了比较优势，与此同时，农业区域布局结构的优化还大大加速了农业生产专业化，促进农业技术的变革。因此，农业经济结构变动的区域布局效应，对农业产出的增长具有积极的效应。
二、总结
农业经济发展的现实中，农业经济结构变动使得农业劳动和资本等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如种植业）像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如畜牧业）转移，从而产生要素转移效应，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农业的四个部门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在生产过程中需要的化肥农药等投入品以及生产品的销售，不但与工业等其它部门产生关联，而且也与农业内其它三部门发生关联，产业关联的发生、发展和深化，也体现了农业技术水平，能够影响农业产出的增长。农业经济结构在演进过程中，不断向合理化和高度化发展，伴随者这个农业产业优化的过程，农业的区域结构也在变动，两者都能够影响农业总产出的增长。因此，农业经济结构变动主要通过要素转移效应，产业结构关联效应，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和产业区域结构布局效应等四个途径，对农业增长发挥重要影响。农业经济发展就是总量与结构都不断变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白宏.比较优势与中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J].经济问题,2002(9).
2、庞道沐.大力推进根食主产区农业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J].农业经济问题,2005(9).
3、张晓群等.加入WTO与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策[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7(1).
4、夏显力,张襄英.加入WTO与农业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06(6).
一、云南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及发展环境分析
云南省多民族省份，各民族独特的文化与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共同构成了云南丰富的文化底蕴。文化是推动市场改革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云南丰富的民俗和历史文化极大的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在我国服务业一般被视为第三产业，服务业在云南省的产业结构比重中占据了“半壁江山”，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是不可小视的。工业在促进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作为一个欠发达的省份，“工业强省”成为了云南省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近几年，全省的工业发展趋势保持较好的水平，从而有效的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不可否认，云南省经济主要是靠要素来拉动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方式在长远的发展中不具备优势，在现有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基础上，云南省经济增长还需要挖掘新的动力源。良好的环境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在云南省经济发展的有利环境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桥头堡战略和一路一带一廊建设的提出，这些战略规划为云南省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主要体现在云南省加强了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国家巩固和谐稳定的措施为云南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周边环境；“桥头堡”战略地位的确定，为云南省在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政策条件。除此之外，这些战略的实施建设，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云南省基础设施的完善。例如：国际大通道的建设，使得在云南省内形成了完善的交通体系，从而带动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云南省经济发展环境有其有利的一面，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虽然与东南亚、南亚等地的联系更加紧密，交流与合作也愈加频繁，然而相较于其他省份云南省外贸实力相对薄弱，没有有效利用环境优势形成明显的战略优势。在此背景下，云南省如何利用好有利环境，破解发展中的桎梏成为云南省经济增长和发展所关注的焦点之一。
二、云南省经济增长潜在因素及有效利用环境优势策略探析
经济良性发展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审时度势，在原经济增长动力源继续发挥推动作用的基础上，积极挖掘新的动力源。从目前的主要增长动力源可以看出，技术和创新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发挥技术和创新的作用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点。结合云南省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经济要发展需要解决好小微企业的发展问题。小微企业现阶段发展存在的最大困难就是融资问题，则可以采取科技与金融结合的模式。政府为中小企业搭建科技金融平台，促成银行和企业的有效对接，并建立高效多层次的投融资机制和监管制度。利用金融和科技相结合的创新形式切实解决好中小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使其发挥自身优势，为经济增长和发展服务。在“桥头堡”战略的背景下，云南省正集中精力发展工业，发展过程中工业集聚带来的成果有利于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云南省具有丰富的资源，各个地区都具有自己发展的“特色”资源，因此形成了区域性的产业集聚，这为云南的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助推力，当然如何解决产业集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十分紧迫。云南省产业集聚主要面临的问题就是集聚水平较低，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三个产业发展不平衡以及关联性不强，第二是产业集聚结构雷同，缺乏“特点”。针对云南省产业集聚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针对不同的地区，结合地区的区位特点、资源优势，重点培育和发展中小企业，扩大产业集聚的规模，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壮大和集聚，发挥多个产业集聚效应，抓住“桥头堡”发展机遇，深化和完善大中型企业改革，使其成为集聚的核心力量。大中小企业共同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优势，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
三、结语
云南省经济的增长离不开有效的增长机制和良好的发展环境。基于云南省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源和有利环境，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应该建立创新可行的激励机制，重视技术的重要作用，发挥产业集聚效应。
作者：秦绍娟 单位：云南大学经济学院
关键词：贸易开放度；经济增长；影响
中图分类号：F124.1；F752.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5-000-01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家们共同关注的热点之一，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对外贸易开放所带来的影响力不断增长。在经济增长中，对外贸易的作用不容小觑，在国际分工越来越深的今天，对外贸易也存在着一些变革。因此，研究贸易开放度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有必要，通过贸易依存度指标对国家的贸易开放度进行评估，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随着贸易额的增加而增加。
一、贸易开放度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1.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发展
贸易开放后，产品的生产链被切割成多个生产结构，分配到众多国家去完成自己分到的部分。发达国家会对技术含量高且应用高技术人才的部分，例如产品的开发；在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技术含量就相对较低，从中赚取利益，例如雇佣工人去加工组装零件。这样的贸易开放通过国际间的分工使得全球经济化向前发展，与传统发展模式不同的是，在生产方式全球化、网络化的今天，贸易开放极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2.技术外溢促进经济发展
全球经济进入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模式，国与国之间负责不同的产业链，通过全球化联系在一起。发达国家负责产业链中高水平、高资本、高回报的一环。反之，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和人员素质有待提高，只能负责产业链后期的加工制造。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努力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努力学习发达国家的生产与管理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下，产业链的上游。中游、下游需要密切配合，而处在上游的发达国家负责一项产品的设计和开发。因此无论是外商投资还是其他形式的生产，处在上下游的厂商都需要进行密切的交流，已完成密切配合，从而使利益最大化。
在这一过程，发达国家为自身利益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先进技术，从而带动了发展中国家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开放中受益匪浅，我国也不例外。
3.垂直分工促进经济发展
垂直分工带动了各国的技术学习，特别是对下游国家，可以从中学到先进国家的生产经验和技术。为了将生产成本降到最低，在生产要素的流动中，价值链上的发展中国家可能获得上游外溢的技术。科学有效的分工可以获得最适合的生产规模，从而达到一个国家的利益要求。分工程度越深、企业的成本就越低，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和实现利益最大化。在一些技术和劳动力比较集中的区域，可以完成利益目标，降低产业的固定成本以及较高的发展速度。因此，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可以带动一个国家产业发展的需求，促进国家经济的良性发展。
4.货物贸易得到很大发展
我国是贸易大国，贸易开放度对我国的货物出口有着很深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较小，处在贸易逆差的中国正是自给自足。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我国在对外贸易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发展速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贸易开放度大大增加，并融入到全球经济化的发展中。我国利用自身现有的优势努力参加世界上的经济贸易活动，积极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分工。把握住产业转型的重大机遇，使我国外贸依旧拥有稳步升高的趋势。
5.服务贸易的增加促进经济发展
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我国的服务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服务贸易跃居世界前列。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的服务业受到不小的影响，两年之后服务贸易出口达到之前的水平。随着贸易开放度的增加，服务贸易在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二、我国贸易开放度的变化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贸易开放度不断升高，并从中受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贸易开放度依旧呈稳步上升的态势。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在世界范围内有着稳定的市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经济发展呈稳定发展的态势。在我国对外贸易中，货物贸易占得比重最大。货物贸易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小觑的力量，并对我国贸易开放度的增加起着深刻的促进作用。但是，在我国贸易结构中，服务贸易长期处于赤字状态，这需要转换经济模式并加以完善我国贸易开放的结构。
三、贸易开放与我国经济
无论是我国的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都对我国的经济起着促M作用。但是，服务贸易的影响要高于货物贸易的影响。但是在我国，货物贸易占得比重要高于服务贸易。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货物贸易需要的人力资本相对较低，因此，货物贸易在人力资本方面的贡献要小于服务贸易。加工贸易带来的货物贸易开放度对于人力资本的进步没有起到作用，而且还对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产生了制约。服务贸易需要众多高素质人才参与，在人力资本的积累中作用显著，有利于经济增长。
四、结语
我国经济发展与贸易开放度存在着密切联系，贸易开放度的提高有利于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贸易开放度提高了工业化产业链中对要素的使用效率，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开放度的提升都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良好的影响。短期内，经济增长可能会受到上文所说的货物贸易的制约，但是，贸易开放度的增加会减弱其制约作用。总之贸易开放度的增加可以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并在全球化贸易中受益。
参考文献：
[1]范良.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基于VAR方法对中国的实证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5（11）：13-20.
关键词：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财政税收政策；政策优化
1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
1.1社会生产力水平
城市经济增长受社会生产力影响严重，并且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当城市经济不断的发展进步时，社会生产力水平受起影响也会得到明显的提升。城市在不断的发展扩大中能够吸引大量工作人员选择，投入到城市的发展建设中去，实现通过社会生产力水平提升来促进成功是经济增长。社会生产能力包括对人力资源的容纳程度，各个企业的生产能力等，是综合评价经济支撑的有利基础，对于发展过程中的城市经济资源运用形式，也可以将社会生产力作为衡量标准，分析当前的城市经济发展模式中，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内容，通过协调社会生产效率来为城市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支撑，进而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丰富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撑体系，发展规划的风险抵御能力也会得到明显提升，从而实现通过城市生产力水平提升来促进经济增长转变目标的实现。
1.2科学技术
科学技术是城市产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也是关系到经济增长方法的重要因素之一，所开展的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计划中利用科学技术，能够帮助提升经济发展规划的稳定性，并促进经济发展计划能在其中得到更全面的落实。将科学技术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撑体系，这种产业结构也更加的合理，符合当前的发展规划。科学技术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也是十分大的，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充分运用科学技术也能帮助促进产业结构更加的科学化，从而进入到更理想发展状态下，经济发展的资源也能得到均衡利用，从而促进财政税收政策更加的完善。
1.3人口素质
人口素质是城市等级提升的体现，因此通过提升人口素质可以帮助促进城市经济增长转变计划更快速的落实实现。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由传统方式向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进行，城市的群众整体素质得到提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多项工作也能快速的完成，并且城市运营中群众对公共基础设施的保护意识也会增强，这样有利于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在经济转型中也能得到基础保护。人口素质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是相互促进的，通过经济全面发展来促进人口素质整体提升，从而实现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配合进行。
2城市经济转型与财政税收的关联
城市经济转型是财政税收的基础，关系到经济转型是否能够高效的开展，对经济转型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展开探讨，最终的转型下效果更符合城市发展建设需求。两者之间的关系为相互发展，共同促进，对于发展期间所能够遇到的问题，在制定经济转型计划过程中会重点的探讨研究，这种共同协调发展的关系还体现在经济体系规划层面。根据财政税收情况能够准确的判断经济收益情况，并从政策方面进行宏观调控，确保所开展的经济建设计划能够与城市的发展方向保持一致。
3财政税收政策对经济转型的作用方式
3.1深入发掘城市经济发展潜能
城市经济发展具有无限的潜能，财政税收政策作为鼓励政策，能够帮助发现城市经济发展以及转型过程中的更大潜能，从而实现经济资源的全面开发利用。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性的战略性计划，所应用的各项经济开展体系需要与政策紧密的结合，使政策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撑，这样的经济体系在转型过程中才更稳定，能够抵御市场经济环境下所产生的风险因素，进而实现宏观调节控制目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需要一个控制体系，这样才能够帮助发现市场竞争模式下存在的风险因素，更好的利用政策资源帮助解决。城市经济体系发展转变中，也体现了出了市场环境下的经济发展模式稳定性，以及政府财政部门的宏观调控能力。由此可见制定合理财政税收政策的重要性，合理利用财政税收政策，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城市向更大规模发展的目标。
3.2优化财政税收政策
财政税收政策是要与经济发展模式相互结合的，想要在城市经济增长方法转变中发挥作用，首先要确定一个合理的发展模式，对税收政策及时的优化更新，继而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发现其中存在不合理的内容要及时整改。保障政策体系的服务性能，同时在此基础上帮助完善体系内需要优化的内容，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及时转变，更要建立起经济模式与收税体系之间的联系性，在转变过程中充分发挥财政税收政策的作用法，发现问题技术的优化解决，为管理计划开展创造一个长期稳定的经济模式，城市建设规划也能得到全面落实。要严格打击偷税漏税行为，确保财政税收的公平公正性。政府财政部分拥有稳定的税收来源，城市发展过程中也能进行合理的资金投入，从而确保经济发展能够更稳定的进行。
3.3改进税收政策税收政策
要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相互结合，观察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企业是否有能力承担税务，通过税收政策改变来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支撑体系，这样市场风险才不会影响到最终的财务稳定性。加大对收税政策的宣传力度，使不同企业在发展中均能够了解经济体系所带来的优化作用，并为管理计划开展打下基础。税收政策改进要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从而实现企业对城市发展的贡献作用。改进后的收税政策，应用过程中要确保其管理能力，充分发挥协调作用，进而实现城市的全面改革发展。对于当前比较常见的政策不合理内容，改进后要进行一段试运行，对应用后的效果进行检验，观察是否适应，根据所得到的调查结果又针对性的改进优化政策体系，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更稳定的进行。改进增值税。可以结合其他国家的实践，对外销产品免税，或者调整流转税金额。若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通过高新计税设备，则对其实施减免，使其在国际市场更有性价比。最后，改善管理服务。对城市范围内符合产业化经营的企业、民企进行税收减免；注意对产品深加工企业的支持力度。各项税收优惠如营业税优惠。在政策改进过程中要对企业的发展情况进行调查，以免造成负面影响。
结束语
我国经济转型正处于最关键、最重要的时期，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深，应当发扬过去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经验，吸取教训，逐步改变经济转型中的各种问题，要发挥财政税收政策的统筹力量，在实践层面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人口素质，为调整政府的经济提供参考和保障，以减少经济转型的负面影响，促进经济向集约高效发展。
参考文献：
[1]吴伶.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财税政策研究———基于对云南省产业结构发展发展状况的调研[J].中国集体经济,2016(3):92-93.
[2]冼少强,陈庆雄,丁孝智,等.促进“互联网+”经济发展模式的税收政策研究———基于广东省肇庆市的实践探索[J].肇庆学院学报,2016,37(6):16-21.
经济、能源和碳排放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经济发展需要相应的能源消费，能源消费又必然带来一定的碳排放，减排目标会约束能源消费水平，能源消费水平又制约经济发展。我国对2011～2020年期间的经济发展和碳排放量都制定了详细的发展目标，并写入了长期发展规划。而要实现我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和碳减排目标，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三者的内在关系，从而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
中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具有怎样的内在联系，减排目标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如何，经济发展和减排目标能否实现，又应该如何处理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呢?本文将系统、定量研究中国能源、经济和碳排放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为准确理解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制定科学碳减排目标及政策提供参考和数据支持，促进经济、能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一、文献综述
能源、经济和环境(3E)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其中，环境状况的代表是碳排放情况，该问题的研究方法及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
环境波特假说认为，节能减排能使环境质量和生产效率同时得到提高，社会和经济发展目标都能得到满足。Mohr(2002)基于离散技术变化中的“干中学”一般均衡框架推导支持了波特假说的结论，该模型显示，由于内生技术的改变使得波特假说具有存在的可能；Cerin(2006)的研究也支持了波特假说，该学者基于科斯的产权交易成本理论发现了双赢的私人动机，但这种动机的产生需要公共支持。另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如果这样的双赢机会存在，就不需要政府额外对节能减排施加成本了。如Feichtinger等(2005)的研究认为，在考虑非线性效应和学习效应的情况下拒绝波特假说；陈文颖等(2004)设计了六种二氧化碳减排情景，应用 MARKAL-MACRO模型进行模拟分析，定量描述了各种减排情景下对GDP影响的时间模式；陈诗一(2009)设计了一个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动态行为分析模型，对中国工业2009～2049年期间节能减排的损失和收益进行模拟分析，预测结果支持了环境治理可导致环境和经济双赢发展的环境波特假说。
2、关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实证工作，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共识，分歧与争议依然存在。Kraft， J & Kraft，A.(1978)利用美国1947～1974年的数据，发现存在从GNP到能源消费之间的单向因果关系；Akarca & Long(1980)研究认为，如果把时间间隔改为2年，Kraft-Kraft的研究结论就值得怀疑。其他学者也利用不同的时间间隔和不同的研究方法证实或反驳了Kraft-Kraft的研究结论。同时，不同的国家、同一国家不同的时间间隔所得到的结论也不相同。Ugur & Ramazan(2003)通过对16个国家能源消费与GDP因果关系的研究发现，在这些国家中，两个时间序列值是不平稳的，但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其中有七个国家变量之间存在平稳线性协整关系；汪旭晖、刘勇(2007)利用1978～2005年中国的能源消费和GDP数据研究发现，我国能源消费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存在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马超群等(2004)利用我国1954～2003年的GDP和能源消费数据研究发现，GDP分别于能源总消费、煤炭消费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而 GDP与石油、天然气和水电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杨文培(2005)探讨了能源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认为二者互为动因。
目前对环境波特假说进行检验的文献较多，但尚未有一致性的结论，这与不同学者采用的分析数据、研究对象的治理体制、所处的地理环境等因素有关，但缺乏一个公认的、合理的分析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联系的理论框架是其根本原因。同时，大多学者注重于研究能源、经济和环境中的某一种关系，对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程度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
本文研究的思路结构为：(1)以能源消费为中介，构建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关系分析的理论框架；(2)基于构建的固定资本、人力资本、能源投入和GDP关系的生产函数模型，对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测算和分析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和贡献率；(3)根据经济增长目标对能源消费量进行预测，由能源消费量推算碳排放量，估算我国减排目标的实现程度；(4)根据要素贡献率模型，分别测算有无减排目标约束下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减排目标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此，在本文构建的理论框架下，实证测量中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之间的内在关系及相互影响程度，为我国制定经济发展目标、碳减排目标和能源发展战略提供定量支持。
二、研究设计
1、理论框架
(1)基于Nerlove(1963)改进的C-D生产函数模型，本文构建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等综合要素、固定资本、人力资本和能源投入与GDP产出关系的测度模型，表示为：
对式(1)两边取自然对数变为线性形式，可以得到各要素产出弹性的估计回归模型，表示如下：
根据以上模型，对我国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定量分析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对能源消费、固定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贡献率进行测算和分析。
(2)以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基础，根据经济增长目标预测我国2010～2020年期间的能源需求量，并由能源需求量估算碳排放量。碳排放量的测算公式表示为：
=含碳能源消费量×碳折算系数×气化系数
(4)
其中，含碳能源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碳折算系数采用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制定的系数，为0.67；碳气化系数指碳完全氧化成为二氧化碳之后与之前的质量之比，比值标准量为3.67。
(3)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测量我国碳减排目标的实现程度，并估算碳减排目标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分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由此，系统、定量研究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 碳排放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促进能源、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2、变量与数据说明
根据本文设计的理论框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对我国1991～2010年期间共20年的投入产出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数据来源于1992～201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模型中的变量及数据计算方法说明如下：
(1)总产值。用以1991年为基期的实际生产总值表示，单位为亿元人民币。
(2)固定资本存量。本文采用Goldsmith(1951)开创的“永续盘存法”来估算每年的实际固定资本存量，计算公式为：
(3)人力资本。现有文献中大部分学者采用历年就业人数表示人力资本的投入，但该数据不能反映劳动者素质差别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本文参照林伯强(2003)、徐国泉等(2007)学者的研究，采用“受教育年限法”来估算1991～2010年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单位为：万人·年。
(4)能源投入。能源投入采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1991～2011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数据中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化石能源部分(本文所指能源消费均为化石能源部分)，单位为“吨标准煤”。
样本变量数据特征如表1所示。
三、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1、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来验证1991～2010年期间我国能源消费量和GDP是否为平稳序列。为降低异方差的影响，分别对GDP和能源投入量取对数，结果分别表示为LNGDP和LNE。应用 Eviews6.0软件对LNGDP和LNE的单位根进行检验，滞后项的选择以AIC(Akaike inib criterion)和 SC(Schwarz criterion)最小化为准则。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LNGDP和LNE的ADF绝对值大于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为非平稳序列；在 LNGDP和LNE的一阶差分下，ADF绝对值均大于显著性水平为1％的临界值，LNGDP和LNE的一阶差分为平稳序列，中国GDP和能源消费两个变量为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一步地进行协整分析。
2、协整分析
从对变量LNGDP和LNE的平稳性检验结果来看，二者之间为同阶单整的平稳时间序列，可以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E-G(Engle-Granger)两步检验法对LNGDP和LNE进行协整检验，检验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协整回归，利用最小二乘法(OLS)估计 LNGDP和LNE之间的回归方程，并计算非均衡误差。方程回归结果为：
从方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方程的拟合程度较高，t检验通过，各解释变量的影响显著。式(6)表明，GDP变化率每增加1％，能源消费变化率将增加1.4787％，GDP的增长需要更多的能源投入。
计算残差：
第二步，检验的单整性，即残差是否为平稳序列。仍采用ADF方法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存在LNGDP和LNE的平稳线性组合，表明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能源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及贡献率估算
利用SPSS16.0软件调入计算整理后的投入产出指标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对式(3)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回归的指标参数可以看出，调整后的方程拟合优度接近于1，说明方程拟合较好，方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较强。各参数都通过了t检验，显著性水平较高，均在0.01以下。D-W值说明，自变量之问不存在自相关关系。因此，1991～2010年间中国GDP及相关投入要素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该模型表示。
表4给出了标准化和非标准化后的模型回归系数。将相应的回归后的标准化系数代入式(1)中，可以得到如下方程：
在该模型中，中国固定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为0.414，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为0.159，能源消费的产出弹性系数为0.449，表示固定资本投入每增长1％，GDP将增长0.414％；人力资本投入每增长1％，GDP将增长0.159％；能源消费量每增长1％，GDP将增长0.449％。产出弹性系数之和为1.022，大于1，表明我国经济具有规模效应。从总体上来讲，能源消费的产出弹性系数最大，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投入的依赖。
利用模型回归分析结果，根据式(2)可以得到各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和贡献率。计算结果表明，1991～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中，GDP平均增长率为10.53％，其中，技术进步、管理水平等综合要素贡献份额为4.90％，占46.38％；能源消费贡献份额为3.02％，占28.37％；固定资本贡献份额为2.22％，占21.34％；人力资本贡献份额为0.39％，占3.91％。在三个投入要素中，能源消费的贡献率和贡献份额最大。
从投入量方面来看，我国能源消费量的年均增长率为6.74％，固定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为5.36％，人力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为2.46％。三要素的投入增长率大小排序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一致。结果表明，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如果控制碳排放量，减少能源投入，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在制定减排目标中，必须考虑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要维持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制定合理的减排目标，也需要提高能源效率，尽可能以较少的能源消耗推动经济的均衡发展。
四、碳排放预测与减排目标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估算
1、碳排放量预测与减排目标比较
根据本文设计的理论框架，对我国2011～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预测。
(1)能源需求量预测。根据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202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我国GDP在2011～2020年期问需要保持年均7.2％的增长目标。根据能源消费量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回归方程，可以预测2011～2020年期间我国能源消费需求量。
(2)碳排放量预测。根据式(4)估算二氧化碳排放量。预测结果如表5所示：
从能源需求和碳排放预测结果来看，以1991年 GDP可比价格测算，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量2015年比2010年降低18.35％，2020年将比2005年降低36.03％，单位能耗2015年将比2010年降低18.36％。
中国政府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承诺，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50％，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规定，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16％，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从预测结果来看，我国的能源效率有了较大提高，可以基本实现制定的单位GDP能耗目标，但距离实现碳减排目标还有一定难度，我国的碳减排任务还任重道远，亟待从能源消费结构、科技投入、经济结构调整、政策支 持和市场调节等方面加大力度，走低碳发展之路。
2、减排目标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估算
假设我国能源消费在2011～2020年期间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系数与1991～2010年期间相同，为0.449，利用碳排放预测数据分别计算有无减排目标约束下我国2011～2020年期间的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1)无减排目标约束的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估算。根据对我国2010～2020年能源消费需求量的预测数据，我国2011～2020年期间能源消费量平均增长率为4.81％，经济增长率仍按十六大提出的目标计算，为7.2％。则在无减排约束下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2)减排目标约束下的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估算。根据我国政府承诺的减排约束目标，取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5％这一中间值，根据碳排放的计算公式式(4)，可以推算我国2010～2020年期间能源消费量平均增长率为3.41％。经济增长率仍按十六大提出的目标计算，为7.2％。则在减排目标约束下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从以上估算可以看出，在减排目标约束下，2011～2020年期间能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无减排目标约束减少了8.74％。估算结果说明，实现减排目标短期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在制定减排目标的同时，需要考虑碳减排对经济发展的冲击和影响程度，考虑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兼顾经济发展。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和减排的双赢目标，需要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改变能源结构等方面进行努力。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1991～2010年期间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我国2011～2020年的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的预测和对减排目标约束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估算，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一，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均衡关系。通过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具有协整关系，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回归方程来看，GDP每变动1％，能源消费将变动1.4787％，能源投入的变化率大于GDP的变化率。协整回归方程从定量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两者协调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参照系，要维持经济增长需要更多的能源投入，因此，在制定经济发展目标时，要充分考虑能源的供给能力，统筹兼顾二者的关系，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
第二，能源消费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能源消费、固定资本、人力资本三个投入要素中，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贡献份额及贡献率最大，分别为0.449％、3.02％和28.37％。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这与我国通过高投入、高消耗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有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贡献份额和贡献率最少，分别为0.159％、0.39％、3.91％，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明确了经济增长对各投入要素的依赖程度，可以为我们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及增长目标提供科学的依据。研究结果启示我们，要增加教育投入，把经济增长从依赖能源消费转移到依靠人力资本上来，从而改变我国目前经济增长依靠能源推动的局面，减轻能源供应和环境保护的压力，这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
第三，我国实现减排目标面临巨大压力。对我国2011～2020年期间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显示，2020年的单位GDP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降低36.04％，2015年的单位GDP能耗将比2010年降低18.36％。预测结果表明，我国的碳排放量距离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承诺的最低碳减排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2015年的单位GDP能耗可以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从减排目标来看，我国还需要从大力调整能源供应结构、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能源效率等方面入手，减少能源消耗，从而减少碳排放，实现减排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