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8 16:58:0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国内宏观经济,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十分迅速,从1978年至2012年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了10%。1978年,我国的GDP总量位居全球第10,而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GDP的比重也从1980年的2%增至目前的10%以上。我国目前已经由改革之初的低收入国家变为了中等偏上的收入国家。近几年来,我国对经济体制结构进行了一定的改革而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我国2012年GDP总额超过51.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8%,人均GDP达到了6000美元。2013年,我国经济的预定增长目标为7.5%,截止第一季度,国内的GDP总额为118855亿元,同比增长7.7%,比去年同期回落0.4个百分点。
二、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形式分析
从第一季度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2013年的经济发展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是其中还蕴含着一定的内外风险。
(一)GDP增长速度放缓
2013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会受到投资高低的影响。尽管消费需求将继续不足,而且会在短期内受到继续下调的压力,但是也会手动相应政策的有利支持。随着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点由投资转向消费与就业,鼓励消费者进行消费。两者相抵,2013年的消费水平会保持与前几年的增长水平持平。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目前还较为低迷和紊乱,这就导致了我国的出口经济将继续走低。
(二)房市在此调整,房地产泡沫逐渐终结
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主要是靠过剩的流动性及房价的大涨带来的刺激。流动性过剩是由于政策的过于宽松以及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大量储蓄有关。从数据上来看,2012年下半年的货币政策放松过度,应该加以纠正。房地产泡沫之所以越吹越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房价的不断上涨可以弥补购买力的缺口,并促使投资需求不断扩大。2013年下半年房价将重新调整,逐步进入熊市,进一步推动宏观经济的进一步下行。
(三)需求和产业结构将加速调整
衡量我国经济增长好坏的标准不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对经济结构的优化,当经济结构的优化速度放缓以后就说明了经济正在逐渐转好,而不是像之前那样以经济增长速度来判断经济的增长。未来几年我国的经济还将处于调整期,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渐放缓,但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将逐渐加快。这将是我国经济未来一段时间来发展的一种方式。首先,需求结构将会不断的优化,相关政策将会逐步将潜在的消费能力释放,有望让消费在经济刺激后进入一个较快的增长期。这将使消费与投资逐渐趋于一个平衡的状态。其次,产业结构将得到逐步优化,未来几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值应该在6%-8%的范围内波动。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宏观经济政策 国际协调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one nation's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ffect others' more easily.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their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1990s, China had some instructive experiences about it. After entering the WTO, China should emphasize the policies, such as exchange and trade policies, to coordinate others' in the world so as to adapt the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croeconomic policies Coordination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生产和交换等经济活动呈现国际化趋势,资本流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人们称之经济全球化。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所运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容易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和国际金融渠道相互传递、相互影响;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课题。我国在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宏观经济政策也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原来主要运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不得不考虑外部经济环境,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外资政策将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宏观经济政策既要注意内部的协调,更要兼顾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大国的政策协调。本文就是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协调方面的考察,提出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运用时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分析
自从20世纪50年代世界经济联系加强,西方经济学者就注意到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间协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要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均衡,就需要这些政策工具相互协调配合。在论述内外均衡时,产生了有名的"米德冲突"思想、"丁伯根法则"、斯旺内外均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特别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F模型),将体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IS、LM曲线和体现汇率政策的BP曲线联系起来,集中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外市场均衡中的协调配合。他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在浮动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货币政策非常有效。1962年,蒙代尔提出"政策配合说"(Policy Mix Theory),强调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这些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各国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基础。
我国经济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针对我国特殊经济环境提出了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模型。其中,姜波克教授认为,在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管制不对称情况下, IS-LM-BP模型中BP曲线是折线而不是直线,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政策搭配理论。今天,在我国已加入WTO、经济全球化形势更为明朗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借鉴西方成熟的经济理论,另一方面还要探究新的符合我国经济现状的政策协调理论。
二、我国90s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互动效应加大,二是我国的改革开放程度加深。在此之中,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受经济全球化影响最深,它往往被不自觉地要求与外部经济协调配合。
1、90s上半期,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利用世界经济稳定形势,专注于国内均衡,在内部协调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在20世纪90s上半期,世界主要经济实体美国、西欧经济相对平稳,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比较稳健,这给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运行环境。这一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集中于国内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1993年下半年-1996年,通过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紧"搭配,成功地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同时,我国政府还对汇率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为日益开放的经济提供了又一政策平台。但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双紧"政策同时运用,使国际收支出现较大顺差,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增大。
2、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经济,宏观经济政策不得不与之协调配合。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首先在于形成了巨大的汇率压力和外贸压力。由于周边国家的货币都大幅贬值,人民币汇率升值形成了对出口部门沉重的压力;而且,这些国家自我保护的外贸政策也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出口贸易。进一步地,东南亚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更深远的影响是外资政策。国际投资者出于对投资风险的考虑而减少对外投资,使外资政策效应减弱。据国家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7年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长逐步放缓,贸易顺差减少,贸易部门效益恶化,外国资本流入减少,国内资本因降息而外逃。外部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最终减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也导致1998年"通货紧缩"现象出现。
这一时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需要与外部经济协调,实行人民币汇率贬值,外贸政策更为宽松,货币政策需要扩张;另一方面,为防范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政策不便使用,货币政策也不能过于扩张。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坚持稳定的汇率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的运行。政府也运用外贸政策与国际经济协调,增加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力度、减免部分出口商品税收,鼓励出口。但是,世界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的衰退,以及亚洲诸国采用"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使我国外贸出口更为困难。1998年,我国商品出口总额1836亿美元,增速仅为0.5%。对于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需的减少就加剧了国内经济的紧缩。这也就是为什么1997-1998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不是十分明显的重要原因之一。1999年,我国政府继续为解决"通货紧缩"而努力,大力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金融政策,侧重于内部政策的协调配合,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99年,经济增速为 7.1%,物价则持续走低,CPI下降1.4%,PPI下降3%。众多的经济学者认为,我国经济要尽快走出"通货紧缩"阴影,外部政策如汇率政策、外资政策、外贸政策必须同时加大调控力度,才能与世界经济协调配合。
3、2000年下半年开始,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整体放缓,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特别是美国、西欧、日本三大经济实体出现衰退,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到我国经济,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注重国际协调。
面对经济的衰退,美国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动用行政手段推行贸易扩张和保护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虽然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世界经济各国的经济信心,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贯性,便于治理"通货紧缩";但是,它使我国外贸出口形势更为严峻,外贸政策效应更小,汇率政策又面临协调变动的情形。出于经济发展的长远考虑和国内的经济形势,2000年以来,我国的汇率政策并未改变,只是强调了外贸政策、外资政策与外部经济协调,鼓励出口,同时利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外国资本进行协调,引进外资。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依旧侧重在国内经济部分,这也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快速恢复。
三、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从20世纪90年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看出,政府出于各种经济的和非经济因素的考虑,以国内经济均衡为主要目标,宏观经济政策侧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而对于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和外资政策的协调使用则比较慎重。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客观上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关键词: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宏观压力测试
一、引 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全球有93个国家先后爆发了112次系统性银行危机。尤其90年代以来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如1987年美国股市崩盘、1994年美国利率风暴及中南美洲比索风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政府违约事件,特别是2007年春季开始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大,史无前例。它们不仅使一国多年的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还危机到一国的经济稳定,对全球经济也产生了强大的冲击。[1]
收稿日期:2008-07-05
项目资助:本文受到西安交通大学“985工程”二期资助(项目编号:072007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8djy156)资助。
作者简介: 李江(1962-),湖南省湘潭市人,金融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金融风险管理;刘丽平(1982-),女,河北省承德市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务预警。
金融系统的宏观压力测试是一类前瞻性分析的工具,用于模拟“异常但合理” 宏观经济冲击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可以帮助中央银行识别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有助于各方理解金融部门与宏观经济之间的联系,同时提高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能力。因此,受到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重视,逐渐成为检验一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维护金融稳定的首选工具。在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下,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全开放,我国金融业和国际金融市场的逐步融合,是否拥有一个稳定和富有竞争力的银行体系对于中国而言显得非常迫切。对银行体系进行稳定性评估,尤其是对银行体系面对的信用风险
进行宏观层面的压力测试,对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中国金融稳定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下面研究宏观压力测试在银行信用风险评估中的应用,通过对国外已有的成熟模型理论成果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宏观经济及金融发展特点,经济、金融数据统计及披露特点,模型的数据需求深度广度要求,建立适用于我国的模型并以此进行实证分析。
二、文献综述
(一)宏观经济因素对银行信贷违约风险的影响
mckinnon r[2]认为,宏观经济稳定时,银行经营行为非常保守,不会出现不顾风险单方面追求效益的现象。但在实际汇率波动、通货膨胀出现等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政府或明或暗的存款担保,导致银行会产生以高利率对高风险项目贷款的风险行为。donald van deventer[3]通过线性回归分析,确定了宏观因素对银行股价变动的解释在统计上是显着的。
对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各国银行不稳定尤其是银行危机现象, 国际组织和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 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证资料。尤其是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芬兰的许多国外学者, 在对20 世纪80、90 年代全球银行不稳定事件的实证分析中发现, 宏观经济因素波动在各国银行不稳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tom bernhardsen[4-5]建立起银行破产与不良贷款和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模型,并且利用欧洲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erlenmaier u[6]和gersbach h[7]利用挪威中央银行的宏观经济模型rimini对总体审慎指标的趋势与发展进行预测,并且建立了评估贷款违约率的宏观信贷方程。froyland e和larsen k[8]利用rimini对银行不良贷款在宏观经济波动情境下进行了压力测试。pesola j[9]分析了银行系统危机对宏观经济因素波动的敏感性,并
利用芬兰的数据通过建立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virolainen k[10]对芬兰金融风险的实证评估,建立了宏观信贷模型并进行宏观压力测试,揭示了芬兰银行系统贷款违约风险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相关性。
国内对于银行体系的稳定评估的实证研究,包括陈华,伍志文[11]运用1978~2000年间的数据对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状况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发现,中国整个银行体系在1978~2000年之间有11年是不稳定的,尤其是在1992年和1998年前后更为突出,银行体系出现了不稳健的征兆,存在较大的金融风险。
(二)宏观压力测试理论和实践
在执行宏观压力测试使用的宏观信贷模型的研究领域,有两个学者的模型框架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为日后的学者不断的进行模型的拓展研究和实证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们是wilson t c[12-13]和 merton r[14]。wilson对各工业部门违约概率对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的敏感度直接建模。模型的思想是对违约概率和宏观因素的关系进行建模,模拟将来违约概率分布的路径,就可以得到资产组合的预期异常损失,进而模拟出在宏观经济波动冲击下的违约概率值。相比较而言,merton模型则多加入了股价对宏观要素的反映,将资产价格变动整合进违约概率评估模型。因此,前一种模型更直观,计算量较小;而后一种方法对数据的广度和深度的要求以及计算量要求都很高,其中有些市场数据也许是信贷风险的噪音指标。
世界各地的学者,运用上述模型框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vlieghe g[15]对英国银行体系累加的企业违约概率进行建模估计,发现gdp、实际利率和真实工资水平具有较显着的解释能力。bunn p,cunningham a和drehmann m[16]曾使用probit模型来测算英国企业部门的贷款违约风险。boss m[17]针对加总的企业违约概率估计出宏观经济信贷模型来分析澳大利亚银行部门的压力情境,结论说明工业产值,通货膨胀率,股票指数,名义短期利率和油价都是违约概率的决定因素。marco m 、sorge、kimmovirolainen[18]利用wilson模型框架对芬兰银行系统的信贷违约概率进行了宏观压力测试分析。结果证明在压力情境下,违约概率(pd, portability of default)的蒙特卡罗模拟分布明显异于常态分布,其var值远高于基期的测算值。jim wong,ka-fai choi和 tom fong[19]建立了香港零售银行面对宏观经济波动的信贷风险宏观压力测试框架。模型框架中引入的宏观经济变量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利率(hibor),房地产价格(re)和大陆的gdp。同时用宏观压力测试评估了香港银行体系的贷款资产和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暴露。压力情境的设定模拟了亚洲金融危机时发生的宏观经济波动,并分别引入了测试模型。结果表明在置信水平90%时,在所有压力情境下有些银行仍然能够盈利。这意味着目前银行系统的信用风险较稳和。当var取99%的置信水平这一极端情况时,一些银行出现了巨额损失,但这类事件发生的概率极低。
hoggarth g和whitley j[20]与drehmann m hoggarth, g logan a, zecchino l[21]在他们的研究中引入了英国在fsap框架指引下宏观压力测试的执行结果和方法,在压力情境的设定方面采用在险价值框架下的蒙特卡罗模拟法。jones m t, hilbers p和slack g[22-23]提供了宏观压力测试的更一般的非线性的方法。worrell d[24-25] 讨论了一个将早期预警系统,金融健全性指标和宏观压力测试整合的方法。
一些学者研究将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整合测量,例如 allen l 和 saunders a[26]尝试将宏观经济因素整合进信用风险的测量模型。而最近的一些文献如pain d、vesala j[27]和gropp等人[28-29]则是引用wilson 的宏观信用模型分析了宏观要素对银行的债务人的信用质量的影响。而wilson 的模型的一个替代选择则是merton 的公司层面的结构模型. gray d、merton 和bodie[30]将这一框架扩展至研究主权违约风险。derviz a 和kadlcakova n [31]将商业周期的影响整合进一个具有结构模型和简化模型特征的复合模型。drehmann m、manning m[32]和pesaran m h等[33]在利用merton模型框架的宏观压力测试中研究了违约概率和宏观经济变量的非线性关系。benito a,whitley j和young g [34]将基于衡量违约概率的merton模型融入针对模拟
个别企业违约的probit模型。他们发现merton模型方法比仅仅依靠企业的财务数据的模型效果更优。
还有一些文献使用不良贷款,贷款损失额或者复合指标与宏观经济因素整合成矩阵向量来测算金融体系的稳定性。hanschel e和monnin p[35]针对瑞士银行系统构建了一个复合压力指标,该指标综合了金融不稳定的市场指标和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衍生变形指标。kalirai h 和 scheicher m[36]针对对澳大利亚银行体系累加的贷款损失,通过涉及广泛的宏观经济变量的模型进行了时间序列的回归估计。这些宏观经济变量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缺口、消费者价格指数、货币供给增速、利息率、股票市场指数、汇率、出口额和油价。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目前国外开展的关于银行稳定性评估的实证研究十分丰富,其中挪威和芬兰中央银行的研究对金融系统的评估最具综合性。稳定性评估的目的在于,对银行体系的健全状况和抵御系统性金融危机的能力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客观评价。为此采用了金融稳健指标分析(financial sound indi cators)和压力测试的方法,对宏观经济环境中例外但有可能发生的冲击(shock)情境进行模拟,来量度和评估银行体系在遇到冲击甚至遇到金融危机时,保持稳定(即银行保持基本运营不会发生突变)的能力。
而国内对于银行体系的稳定评估的实证研究都偏重于评价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对在抵御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评估并未涉及。目前我国关于宏观压力测试的研究才刚刚涉及,孙连友[37],高同裕、陈元富[38]等学者对宏观压力测试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但多为国外文献的整理或综述,未能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入。尤其在模型研究方面,仅仅停留在介绍早期国外学者的模型框架和较为成熟的各国宏观压力测试手册指引中的操作流程。其内容多为宏观压力测试的必要性、目的作用、所用方法、国内外的具体实践等,未能有很系统和深入的介绍,而对多种宏观压力测试模型的介绍和分析尚无涉及。
在实证方面,熊波[39]通过建立宏观经济因素的多元logit回归分析,并对结果进行假设情境的压力测试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国内生产总值和通货膨胀率这样的宏观经济变量的确是影响中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但是该文只是借鉴了压力测试的思想,使用传统的方法,通过模拟情境下宏观经济因素异动,由logit模型最终得出稳定性指标期望值的点估计来评价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这种方法不能有效地反映出宏观变动冲击对银行体系的影响,不能看出压力情境下银行面临的最主要的信用风险的分布状况,即贷款违约率的概率分布。
三、宏观压力测试方法流程及模型设定
(一)方法流程
宏观压力测试是模拟“危机事件”来估计极端却可能的压力情境下金融体系的波动。在宏观压力测试的框架中,其模型表示为:
q(t+1|t+1≥x=f(xt,zt)(1)
在(1)中 表示在模拟的压力情境下评价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的指标的表现。在宏观压力测试模型中衡量金融部门波动性的最一般的方法是资本的潜在损失率。q(·)表示衡量金融系统波动性的风险矩阵,衡量违约情况的指标例如贷款损失额主要通过模拟压力情境下的点估计得到。在这种情况中,该条件概率值表示的风险矩阵较容易计算。而在险价值方法中,在任何给定的压力情境下,资产组合的损失应产生概率分布,而不是前一种方法中的点估计值。框架中f(·)表示损失方程,该方程模拟了宏观经济冲击对金融体系中加总的资产组合的影响关系。该方程可包含风险暴露,违约概率,相关性,回馈效应,以及宏观经济变量变动与系统层面金融稳定性表现的相互关系。
压力测试的执行方式主要是通过情境设定,根据情境假设下可能的风险因子变动情形重新评估金融商品或投资组合的价值,整个程序通常分为两大步:一是情境设定;二是重新评估。通常重新评估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但是情境设定的方式却有很多种选择。情境分析(scenario analysis)是目前应用的主流。即利用一组风险因子定义为某种情境,分析在个别情境下的压力损失,因此此类方法称为情境分析,情境分析的事件设计方法有两种:历史情境分析(historical scenario)和假设性情境分析(hypothetical scenario)。其他方法还有敏感度分析(sensitive analysis)和极值理论法(extreme value theory, evt)。
本文根据信用风险压力测试的相关文献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开发的fsap(financial sector ass ess ment programme)的手册,将压力测试的执行程序见图1所示。
图
1 压力测试流程图
(二)模型的设定
本文将在wilson、boss和virolainen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建立适合我国银行系统信用风险评估的宏观压力测试模型。首先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中关于宏观经济因素和贷款违约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设定。在此基础上使用logit方程将贷款违约率转化为宏观综合指标,以指标作为因变量与宏观经济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使得这一指标能够很好地利用各宏观经济指标所提供的信息。在模型中宏观经济因素的选择方面,参考国内外学者实证研究中模型的自变量,结合我国数据统计和披露特点等制约因素选取适合的宏观经济变量来构建模型。
yt=ln1-pdt[]pdt(t=1, 2…, n)(2)
yt=α0+α1xt+…α1+mx1-m+β1yt-1+…+βny1-n+μt(3)
xt=0+1xt-1+…+px1-p+φ1yt-1+…+φqyt-q+εt(4)
pdt代表t年度的贷款的平均违约率,y是一个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综合性指标,也可以将它理解为是反映银行体系违约概率和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的“中介指标”,x代表宏观经济变量。在利用历史数据进行模型估计时,通过处理的违约概率值代入(2)就可以得到估计的综合指标的估计值。将其带入(3)就可以估计出宏观方程的系数,并以此估计出的方程作为进行宏观压力测试的基础。而在执行压力测试的时候,通过压力情境的设定,用不同方法得到的各相关宏观经济变量值代入估计出的(3)就可以得到压力情境下的y,再通过(2)就估计出了压力情境下的银行系统的违约概率。
公式(2)就是对贷款违约率进行logit回归分析,pdt表示t年度的贷款的平均违约率,yt表示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的综合指标。
公式(3)是反映各宏观经济变量与综合性指标yt的关系的方程,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来模拟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中xt=(x1,t,x2,t…xl,t)′是l×1阶列向量,代表l个宏观经济因素构成的列向量;μt是方程的随机扰动项。截距α0是一个l×1阶列向量;系数α1,α2…α1+m分别代表l×1阶向量,系数β1…βn是l×n阶矩阵向量。
公式(4)是关于各宏观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模型。考虑到宏观经济因素采取的时间序列数据,可能存在变量的滞后性,因此对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p阶自回归分析,剔除模型中的序列相关性。在(4)中,0是l×1阶的列向量, 1,…,p都是l×1阶矩阵向量,φ1,…φq是l×q阶矩阵向量,随机误差εt都是l×1阶列向量。
在这个模型中,假设μt和εt是序列不相关的,并且分别服从方差协方差为矩阵∑μ和∑ε的正态分布。其中μt和εt相关的方差协方差矩阵为∑μ,ε。
在 wilson(1997)和virolainen(2004)提出的框架中,yt仅仅与xt有关,而本文模型的设定更符合实际情况,yt不仅与xt相关,考虑到宏观冲击的时滞效应,yt还与其滞后期的值yt-1,…,yt-n有关。
从(4)可以看出,模型不仅考虑到了宏观经济变量值之间的相互影响,模型的设定考虑到了金融体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回馈效应。将银行的表现对经济的反馈影响通过在宏观因素变量的自回归方程中引入综合变量来实现。通过各行业综合指标y的前期值对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设定来反映现实世界中的金融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关系。
(三)变量选取
1.解释变量
根据各国的实证研究经验和我国银行体系业务发展特点,本文模型的变量选取1990~2006年的年度数据,主要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宏观经济统计的特征以及经济冲击发生的持续时间来决定的。鉴于研究的宏观层面,从数据的可得性及计算量考虑,本文的宏观模型是基于整个经济体系的,因此各宏观经济变量将不采用各经济部门的统计值,而是采用本国的整体水平的统计值。
本文选取八个宏观经济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ngdp—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年增长率;
rgdp—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年增长率;
nr—一年期存款的名义基准利率;
rr—一年期存款的实际基准利率;
nlr—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的名义平均利率;
rlr—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的实际平均利率;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re—房地产价格指数;
2.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违约概率作为评估信用风险的指标,银行系统的信用风险主要表现为贷款资产的违约风险。违约率水平是评估银行贷款质量的最直接的指标,违约风险可以用借款人在规定期限内的违约概率度量。vir
olainen k对芬兰银行系统的违约概率进行的宏观压力测试分析中,对违约概率指标采取如下方式赋值:在研究时段内,某行业的破产机构数量与总的机构数量的比率为银行体系面对的违约率。jim wong、ka-fai choi和tom fong[19]建立的香港零售银行面对宏观经济波动的信贷风险压力测试框架中,违约概率是逾期3个月以上的贷款额与总贷款额的比率。本文选取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等十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数据作为样本,以平均的逾期贷款率代表贷款违约率,即以年末样本银行的总逾期贷款额与总贷款余额的比率。其中,1990、1991、1992三年的各样本银行的详细数据欠缺,因此本文根据各类媒体披露的总的逾期贷款的变动率和贷款额的变动率计算出了这三年的逾期贷款率,其他各年份的详细数据均来自中国金融年鉴和各银行的年报。
四、实证结果
(一)模型估计
代入1990~2006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和模型估计,先用宏观经济变量的名义指标值和实际值,与引入的综合指标y的两期滞后变量分别对y进行回归。从两个模型的t检验指标看出,模型中gdp、lr、r作为解释变量的参数并不显着,而引入的y的二阶滞后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性也不显着。因此模型的参数需要进一步调适剔除。根据经验和宏观经济冲击的滞后性往往为一年,因此模型中只引入y的一阶滞后变量。虽然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统计检验指标和d-w指标略微下降,但两个指标值分别为0.987和2,仍是非常理想的检验指标值。在剔除掉一年期存款利率后,两个模型各参数的t检验指标都非常显着。但是以模型解释变量的参数符号来看,通货膨胀率cpi在以名义宏观经济变量值为自变量的模型中的系数符号为负,这表明随着cpi的增加,y值也会减小,经过logit变换后的违约概率pd将会增大,显然符合经济学原理。而在关于实际变量的模型中系数为正号,这是违背经济学原理的。所以本文确定以名义变量作为模型解释变量的方程为最佳的宏观经济模型(见表1)。这说明我国银行的信贷违约率对名义的宏观经济因素的波动更敏感。marco sorge、 kimmo virolainen(2004)利用wilson(1997)模型框架对芬兰银行系统的违约概率进行了宏观压力测试分析,宏观经济模型估计结果与我国上述情况类似,即名义的宏观经济变量对违约概率的解释能力更显着。
根据回归方程的t检验(5%的显着性水平),各宏观因素指标的实际值对综合指标的影响并不显着,所以剔除不列入表内。从表1中可以看出,综合经济指标和各宏观经济变量指标的名义值关系显着。且综合指标的一期滞后值对各宏观经济指标影响均显着。从关于综合指标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也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贷款利率水平、通货膨胀率和房地产价格的确是影响到我国银行体系违约概率的显着因素,而且综合指标明显受其一期滞后值的显着影响。
(二)宏观压力情境的设定及其结果
本文选择情境分析作为执行压力测试的方法。针对模型所选取的宏观经济变量,我们设定两个压力情境:一种是gdp增长突然放缓的情境;一种是cpi上升到较高的水平(5%以上)。对于各种压力情境下,反映压力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动幅度,可以通过以往的历史相似情境数据或历史经验直接进行人为的设定。而本文在对银行体系遇到极端情境进行构建之前,利用时间序列模型对解释变量ngdp、cpi进行了2008~2010年的简单arma模型预测,作为我们构建的参考基准情境(baseline scenario)。
从表2可以看出,在设定的两种压力情境下,我国的银行体系的信贷风险明显增加,从模型预测估计出的贷款违约率都有不同幅度的增加。随着国民生产总值增速的大幅降低,贷款违约概率增大,但幅度较缓。而随着通货膨胀率的骤增,违约概率出现大幅度的激增。这充分说明在压力情境下,宏观经济变量对银行系统信贷违约概率的冲击效应非常显着。从而判断,通货膨胀率的同等幅度波动对银行体系信贷违约率值的影响更大。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在对比分析国外成熟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适合我国经济环境的宏观压力测试模型。首先本文借鉴了国外研究成果中关于宏观经济因素和贷款违约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设定。在此基础上使用logit方程将贷款违约率转化为宏观综合指标y,以指标y作为因变量与宏观经济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使得这一指标能够很好地利用各宏观经济指标所提供的信息。在模型中宏观经济因素的选择方面,参考国内外学者实证研究中模型的自变量,结合我国数据统计和披露特点等制约因素选取适合的宏观经济变量来构建模型。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中在选择信贷风险的评估指标方面的做法,以逾期贷款率作为模型中反映银行体系信贷风险的指标。
结果发现:宏观经济变量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消费者价格指数,房地产价格指数和名义流动贷款利率对银行体系贷款违约率影响是显着的。特别是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和通货膨胀率指标,冲击力较强。在关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下降和通货膨胀率骤升的压力情境设定下,银行体系的贷款违约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尤其在关于通货膨胀率的压力情境下,贷款违约率的增长幅度高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下降情境下的增幅。
本文研究结果对中国国情有着一定的解释力,让我们有信心支持这样的研究思路的继续开展。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银行体系稳定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在面临假设的宏观经济冲击时,化解风险的能力就显得不足。当然我们构建的这些极端情形发生的概率都是极小的,毕竟中国经济目前来看几年内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是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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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是指一定时期内,国家政府对一定范围内经济总体进行管理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是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宏观经济决策的首要内容。从我国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和目前的国情出发,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总的概括应是:在有利于发挥市场基础调节作用和企业自主经营、增强活力的情况下,通过正确发挥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职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以达到不断取得较好宏观效益、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目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经济稳定目标
(一)经济总量平衡
主要是指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在总量和主要结构上的基本平衡。其中,总量平衡主要是指一定时期内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外商品、劳务输入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国外需求的平衡。结构平衡主要是指投资品与投资需求、消费品与消费需求的平衡。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总量能否平衡是一个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把总量控制住,就不会造成大的经济波动,以引导整个国民经济健康运行,为微观经济创造一个合理顺畅、公平竞争的宏观经济。从我国近些年的经验数据分析,我国社会总供需差率一般要控制在5%左右。
(二)国际收支平衡
主要是指一国对其他国家的全部货币收入与货币支出持平或略有顺差或逆差。货币往来是指经济交易。国际经济交易按其性质分为自主易和调节易。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我国经济对外联系日益扩大,使对外经济关系出现了新变化,主要表现为国际收支平衡与国内经济稳定增长。国内经济平衡与国际收支平衡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国内经济可以把不平衡的矛盾适度转移到国际收支环节,以利于维持国内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增长。例如,当国内供给不足出现通货膨胀时,从国外增加输入商品和劳务,扩大进口,可在短期内通过国际收支渠道缓解国内经济供不应求不平衡的状况。国际收支矛盾也会反过来给国内经济稳定增长带来影响。例如,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国家外汇储备减少,出现赤字,必须大力缩减进口;国际收支出现较大盈余,国家持有的外国货币过多,会使本国货币、汇价有上涨趋势,从而影响国内产品的出口,对国内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三)物价稳定
物价稳定主要有三种含义:一是指物价总水平的稳定;二是指主要商品特别是某些主要消费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三是指物价上升水平稳定地低于居民平均收入增长的水平。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相对稳定,其衡量的主要指标是物价总指数。我国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决不是政府对价格撒手不管。物价总指数的上升趋势,使各种商品的比价在动态中变化,有利于价格体系的改革,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但价格改革必须在国家宏观调控之下,以防引起通货膨胀。只要物价上涨的幅度是在社会可容忍的范围内,不超过3%-5%的年率,即认为物价稳定。
二、经济增长目标
宏观经济管理不仅要稳定整个国民经济,更重要的还要促进其不断发展。
(一)适度投资规模
这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所谓适度,就是既能满足一定的经济增长需要,又充分考虑一定时期内人力、物力、财力的可能。
(二)合理的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合理,经济良性循环,经济效益提高;反之,经济运行阻滞,经济效益下降。调整产业结构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调整投资结构,通过增减对某种产业的投资而影响其发展速度;二是改变现有企业的生产方向,促使一些企业转产。
(三)科学技术进步
要促使经济增长,必须要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
(四)资源合理配置
资源配置是指通过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社会经济资源的管理调配,实现资源结构的合理化,使其得到最有效的使用,获取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一定社会中人们可以利用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要求人们必须合理利用所拥有的资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的配置采取两种方法:市场和计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也存在某些缺陷。首先,许多社会公共需要不是经过市场来满足的,其次,市场调节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盈利少或亏损的部门和行业就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导入必要的资源。政府参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实现主要由财政进行分配和调节。
三、宏观效益目标
宏观经济管理所追求的效益是指宏观效益。
(一)宏观经济效益
宏观经济效益既表现为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加,又表现为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总体提高。宏观经济效益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单位微观经济的综合。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是统一的,但在有些情况下也存在矛盾。因为有些经济活动在局部看来是合理的,但在全局看来是不合理的,因此其局部经济效益的提高就不会促进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政府就要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引导其行为,使微观经济效益与宏观经济效益尽量达到统一。
(二)社会效益
指在经济发展中,某些经济行为如产品的生产、利润的增加、技术的采用等,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主要表现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如果某些经济行为对社会发展和进步,对人类精神文明建设有积极作用和影响,称为正社会效益,否则就是负社会效益。宏观经济管理不仅要追求较好的宏观经济效益,而且也要追求较好的社会效益。
(三)生态效益
指经济发展对生态平衡、环境保护所产生的影响。现代化生产为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创造了条件,但是也为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提供了可能。环境保护、生态平衡是关系资源再生和人类生存的大事,因此在宏观经济发展中不仅要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先进技术的采用和劳动效率的提高,而且要注意生态效益,使经济发展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
四、生活水平目标
不断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也是宏观经济管理的最高目标。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经济稳定、经济增长和宏观效益的提高都是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直接影响因素和前提条件。
(一)提高民族素质,适度控制人口
要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必须要一方面通过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水平,另一方面也要控制人口的增长,提高民族素质。否则,如果人口增长速度超过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那就意味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收入的下降,意味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降低。
(二)充分就业
通常指凡有能力并自愿参加工作者,都能在较合理的条件下,随时找到适当的工作。一般把失业率低于3%-5%看作该社会能够充分就业。市场经济下可以有失业,可以有下岗,优胜劣汰。但是,下岗不是目的,政府通过再就业工程,通过培训,使下岗职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并使其有竞争压力。我国劳动就业问题比较突出,必须认真对待,它不仅关系到经济的发展,而且是实现社会安定的重要一环。
(三)公平分配
市场机制不可能自动实现社会公平,它只能在等价交换意义上实现机会均等的平等精神。我们一方面是利用市场机制,把利益得失作为竞争的动力,鼓励一部分人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推动社会进步;同时也要重视我国目前还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必须把社会各阶层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要通过税收等政策手段消除由于客观条件所造成的苦乐不均现象,防止地方、企业及个人收入之间差距悬殊,并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
关键词:会计与财务研究;宏观经济;微观企业行为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越来越干预经济的发展,宏观采取的政策一定会对微观企业层面有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对宏观因素的反映特别的强烈。因此,就要从一个新视角研究会计与财务,即:宏观层面包括宏观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这是以前没有研究的,是对以前研究的一种创新。
一、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关系
(一)宏观与微观的范围。宏观与微观有着紧密的联系。宏观与微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宏观因素一定要通过微观企业才能发挥作用,微观企业的行为也会影响宏观因素。目前,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严重,企业在做决策之前,通常先会推测宏观因素。宏观因素不仅包括经济因素还包括政治因素。微观企业根据宏观经济或者宏观政治做出的决策,不限制于公司的管理、盈余管理等。
(二)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实务既是会计的研究对象,也是财务的主要研究对象。宏观经济政策是一国政府为了调控国民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制定的调控经济发展的政策。这些宏观政策不只是财政政策、经济政策等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台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发展。主要以国民生产总值、人民生活水平等为标准来衡量经济的发展。国家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由于会计学本身的特点,决定了研究会计学主要就是研究外部环境。宏观经济因素是最大外部因素。会计与财务最关注的是企业的行为,它们的研究范围比较狭隘,仅限于微观方面的研究,比较片面,没有把宏观因素考虑在内。很多的经济学研究家没有把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结合起来研究,单独的研究企业行为与产出,没有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出现宏观与微观研究破裂。然而现实中宏观经济对企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宏观政策做出的财政政策等,它们影响着企业做出的决策,而企业做出的决策也会影响着宏观经济。
(三)宏观因素中的政治因素与微观企业行为。宏观因素中不仅宏观经济影响着企业的行为,宏观因素中政治因素也影响着企业的决策,政治政策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反映,政治领导者某些决策可能直接会影响着企业主体做出的决策,甚至是还要随着政治政策的出台而改变已经做出的决定。如果企业的高管与政府的关系强,那么政治政策对企业的影响会更大。
(四)研究会计与财务宏观向微观传递的意义。有些经济研究家没有把微观与宏观结合起来研究,因此,对宏观的研究与微观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研究会计与财务时能够做到把宏观与微观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就是研究会计与财务的一个新视角。把宏观因素的影响考虑到企业决策中,形成一种机制,能不断地完善传统的微观企业行为。微观企业所做的决策,考虑宏观因素的变化。在我们国家而言,我国政府对与我国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政治政策都会影响着我国企业经济的发展状态。并且在我国政府与经济企业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研究会计与财务时,都要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三、在研究中注意的问题
(一)内生性问题。宏观与微观是分解与综合的关系。宏观因素所采取的经济政策或者政治政策都会影响着企业经济的产出,反过来企业的行为以及经济产出也会影响着宏观政策的调整。因此,在会计与财务的研究中,一定要特别注意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内生性问题。
(二)衡量宏观因素的标准。宏观因素的两个方面;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有很多因素影响着宏观因素,如果只是用其中的一种作为标准来衡量是片面的。需要建立一套衡量标准或者是多样化的标准,来衡量宏观经济指标;而对于政治因素的衡量标准比较匮乏,经常需要用他变量来代替。因此,一定要对文章进行稳健性的检测。
(三)尽量排除偶然因素。宏观因素的很多方面都对微观企业有影响。因此对于微观企业的行为一定要考虑排除其他偶然因素的影响。对于会计与财务的研究新视角研还可以利用时间研究法,但用事件研究法来研究会计与财务的新视角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即偶然因素的影响比较大。为了控制偶然因素的干扰,可以采取循环性事件的方法来研究会计与财务的新视角。
四、会计与财务新视角的可研究方面
(一)宏观经济方面。第一是宏观政策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宏观因素影响着上市公司的经济产出,比如政府采取的货币政策或者是经济政策等都可能会影响着企业或者是不同行业,微观企业也会很据宏观因素相应的调整其决策,以适应政府制定的宏观政策。更直接的影响是政府通过财政的投资额以及投资的方向观察企业的行为决策,政府还可以通过发行货币量查看企业的行为变化。
(二)世界的宏观因素对我国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内经济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密切。我国微观企业对商品出口的依赖性很大。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国际宏观调控的政策影响着我国国内微观企业的决策。这有利于企业实际运作。
(三)区域经济的影响和上市公司的数量、投入的资金量等之间的关系。由于各个省市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实力等不相同,这些不同都可能会对微观企业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省市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有实力的区域上市公司的数量、投入资金量的变化;有优惠政策的地区对微观企业价值的影响,对微观企业的促进作用;通过对不同地区的研究,可以研究出不相同的因素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从而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对策解决问题。
总 结:
没有把微观企业与宏观政策结合起来研究致使当前研究比较的片面。本篇文章主要研究了宏观调控对企业政策行为的影响,可以为以后的研究提出一个创新点。对于有关宏观因素影响企业的研究很少。因此,从宏观因素向微观企业传递的研究角度出发,能够打破以往研究的局限、提出新的内容、可以完善以前的研究、有利于更好地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一、宏观经济学与货币政策的界定
1.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
宏观经济学,也叫作收入理论或者就业理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为国民经济总过程的活动。其内涵就为利用总体性统计的概念,如国民收入、经济整体的投资、消费等来分析经济运行规律。
2.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
(1)界定
货币政策,界定货币政策可以从狭义、广义两个角度来看。从狭义的角度来看。货币政策就是指中央银行为了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而控制、调节信用量、货币供应量的措施。从广义的角度来看,货币政策包括了政府、中央银行以及有关部门所有有关货币的规定和一切采取的影响金融变量的措施。
(2)目标
第一,操作目标。操作目标考虑的内容单纯为央行实际准备金、基础货币、市场利率。其特点包括相?P性、可测性、相应可控性。操作目标就是货币政策的近期目标,具体来说就是央行通过有关工具能够实现目标变量的控制的目标。
第二,中介目标。中介目标考虑的内容包括货币供应量、利率、通货膨胀、汇率等。中介目标是货币政策的远期目标。中介目标与货币政策工具可达到的操作目标由较远的距离,接近于最终目标。
第三,最终目标(政策目标)。最终目标就是央行、政府最想要通过货币政策实现的目标。从最终目标的定义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不尽相同的。一般来说,最终目标需要考虑的内容包括国际收支平衡、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增长。
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内涵
有关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内涵国内外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如果货币政策能够对国内经济变量产生直接的影响,就具有了有效性。这种理论主要的衡量指标包括了货币政策是否影响经济支出、是否和产出关系稳定、是否能够良好控制货币等。
也有学者认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一种“意义”上的内涵。他们认为,研究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需要从意义层面展开研究。这种观点提出,货币政策是与国民总收入、总需求之间紧密相关的。从这种角度来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取决于货币政策对产出、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
虽然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内涵定义和理解范畴“众说纷纭”。但是,可以从不同的观点中提取如下共性:
(1)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性变量(如稳定物价、经济增长)等实际产生的影响,说白了就是对国内经济运行作用力的大小。
(2)央行、政府、有关机构是否适时利用货币政策达到预期的宏观经济方面的调控效果。
从中可以看出,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存在一种“工具”与“目的”的关系,那么,我们以宏观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是切实可行的。
三、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我国不同阶段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此处笔者从整体宏观经济特点入手,从4个具有典型代表事件的时间段分别分析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第一阶段:金融危机
这一阶段的时间范围为(1998-2002)年。从整体宏观经济角度来看,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得国际环境不佳,也造成我国经济下滑。在这种宏观经济背景下,我国政府、央行采取的货币政策有:(1)大幅降低利率(5次),存款利率由5.66%降至2.24%,贷款利率从8.66%降至6.38,还一并调整了利率结构;(2)强化公开市场的操作力度、扩展交易工具。政策(1)极大的、快速的提高了有效需求,刺激国民进行投资和消费,带给国民长期无间稳定的良好预期,进而起到了降低经济波动的作用。政策(2)灵活的、良好的操作公开市场,为公开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促使经济危机背景下国内社会需求良好扩大、消费、投资明显提高,公开市场发展明显增速。
第二阶段:防止“经济过热”
这一阶段的时间范围为(2003-2007)年。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这一阶段国内经济涨势迅速。为了实现经济稳定发展,防止经济过热,我国采取的货币政策为--利率市场化。通过提升商业银行、信用社的贷款利率,放开结息、贷款利率的确定方式、制定再贷浮息制度(2005年)、构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系统(2006年)、上调存款利率(2007年,物价上涨)灵活控制经济发展,在确保稳定健康的经济增长趋势时,良好的控制了经济过热,促进信贷、投资合理增长,稳定维持物价水平,正确引导和有效调节国民对通货膨胀的合理要求。
第三阶段:次贷危机
这一阶段的时间范围为(2008-2009)年,从宏观经济学角度来看,由于次贷危机的迅速蔓延,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我国采取的货币政策主要有连续调低利率,调整存款准备金。经过这些政策操作,将有效的降低了次贷危机对我国国内经济的影响。
第四阶段:经济复苏
经济复苏阶段可以视为从2010年至今。这一阶段,我国的经济回升明显。为了确保经济的长足发展,国家对存贷款基准利率进行了调整(2012年-2013年,人民银行存贷款基础利率3次上调,而国家对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浮动空间进行了优化调整)。同时优化了货币政策工具以强化公开市场利率弹性。国家还对信贷结构予以调整(以文化产业、节能减排领域、高新产业为典型,予以信贷优惠政策等)。通过这些货币政策对于强化市场竞争、调控房地产、经济发展、促进居民配置自身财富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促使我国GDP、CPI实现稳健、较快增长。
[关键词]股市波动 宏观经济 文献综述
一 引言
自1991、1992年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以来,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然而,在我国宏观经济总体上高速增长时,股指走势却高低互现。尤其是20012005年问,在国民经济持续向好的形势下发展,股市却疲弱不堪。显然,我国证券市场还不能作为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本文将从国内外两个方面对研究股市波动与宏观经济关系的文献进行综述,期望能对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有益的视角。
二 股市波动与宏观经济关系文献综述
(一)国外的相关研究
国外对于股票市场与实际经济之间关系的最重要的研究来自于芝加哥大学的Fama,他利用美国1953―1987年月度、季度和年度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股市收益率和未来产出的增长率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他认为这是投资者对于上市公司未来现金流的预期在现期股价上的反映,股市在美国起到了经济晴雨表的作用。William Schwert(1990)在Fama的基础上利用美国1889―1988年整整10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同样证实了这一结论的可靠性。Harris(1997)的研究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做了区别,认为在发达国家中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但在发展中国家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弱。Chung(1999)等通过误差纠正模型检验了韩国股票指数和产出指数、汇率、贸易收支、货币供给等宏观变量的协整和因果关系,发现股票指数和宏观变量之间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但是股票指数并非实际经济波动的领先变量,表现出和发达国家完全相反的结果。Maysami,Koh Tiong Sim(2000)则发现新加坡的股票指数和工业产出、贸易额这两个宏观变量之间根本就不具有相同的整合阶数,而股票指数的变动和价格指数、货币供给、长一短期利率、汇率的变动具有协整的关系,但在线性模型中利率和汇率的变动是最显著的因素,而价格指数和货币供给的变动却不显著。Christopher M.Bilson等(2001)则对整个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影响股市收益的宏观因素具有区域趋同的特征,国际投资者只能通过跨区域的分散化投资方能起到分散风险的作用。
(二)国内的相关研究
国内对股市的波动分析的大量文献主要从基本面和政策面两方面来进行。
1 将股市波动与基本面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对国内数据进行计量检验的研究者主要是谈儒勇(1999)。谈儒勇对中国的研究提出了和哈里斯相同的观点,认为我国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即使有也可能是不利作用。顾岚等对于中国沪、深股指与宏观经济景气指标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并探讨了两者之间的协整关系,研究表明:沪、深股指与宏观经济景气指标的协整关系不明显。叶青等的研究结果表明:1994年7月以前的股价变动与宏观经济景气变化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鲁昌(2001)研究了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增长与利率变动、股市收益率变动之间的关系,发现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未能从中国数据中得到经验支持。这说明了简单地利用均衡定价理论难以解释中国股市波动。
2 从政策面的变化来分析股市波动
许均华等(2001)把影响股市的宏观政策分成长期的连续性政策和短期的离散性的政策,发现连续性政策与股市正相关,但解释程度较小。股市受短期政策事件的影响很大,但是政策事件对股市的冲击在逐步弱化,说明我国股市政策的调控日趋成熟。唐齐鸣、李春涛(2000)利用向量自回归(VAR)发现股市收益和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起到了货币政策传导功能,已经初步具有宏观经济晴雨表的功能。王军波、邓述慧(1999)对我国利率政策的长短期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利率调整前股票市场对利率的调整往往都已经产生预期,利率真正调整当天的股市表现反常,而在长期里利率政策对股市的影响是稳定的,反之则下降。刘澜飚等(2001)则对1994 2000年的季度数据的多元回归表明:狭义货币供应量、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等都显著地进入回归模型,而且与上证指数正相关,而储蓄则负相关。但这样的模型致命的弱点就是无法消除宏观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
关键词:宏观冲击;股票收益率;有效市场
中图分类号:F83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4)10006507
一、 引言
股市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金融市场从业人员普遍认为,宏观经济因素会对资产的价格和回报率产生重要影响。资产定价的中心任务是识别资产的风险定价因子。在金融理论经典的多因子资产定价模型中,Merton[1]和Breeden[2]认为,任何影响未来消费和投资机会的变量都可以成为资产定价因子。显然,宏观经济的变化是整个股票市场中最重要的资产定价因子。
本文利用中国A股市场日度数据研究了宏观经济冲击对于股票收益率的影响,同时使用金融机构的预测数据计算了市场对未来宏观经济的预期,从而可以准确识别宏观经济冲击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分如下两步进行:
第一,使用机构预测数据度量市场对未来宏观经济的预期,并以此构建超预期的宏观经济冲击。本文使用Fit表示在t期第i个宏观经济指标的预测值,Ait表示在t期第i个宏观经济指标的实际值,指标i超预期冲击定义为:
Sit=Ait-Fit(1)
本文一共构建了九个宏观经济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固定资产投资(Fixed)、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OS)、工业增加值(IND)、广义货币供应量(M2)、国际贸易进口额(Import)和国际贸易出口额(Export)。
第二,匹配宏观数据公布日期,设定建立在日度收益率之上的计量模型,检验宏观信息公布时股票市场对于超预期宏观经济冲击的反应。这样可以有效避免以往使用月度数据因包含信息过多而无法识别宏观经济冲击影响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现有的文献普遍都认可宏观经济冲击对股票收益率有十分显著的影响。例如,通过研究纽约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收益率与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Chen等[3]认为,宏观经济变量诸如工业生产、可预期的与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期限息差(长短期利率差)、信用息差(高低级债券利差)会通过未来股息和贴现率系统性地影响股票收益率。Dhakal等(1993)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货币供应、工业生产、三个月国库券利率(TBR)、CPI与美国的股票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通过影响利率与通货膨胀率间接导致股价发生明显变化。Boyd等[4]研究了股票市场对于失业信息的反映情况,他们使用事件研究的方法研究了失业信息对美国标准普尔指数和债券市场的影响,并认为失业信息确实会对股票和债券市场产生影响。
而在中国国内的相关研究中,对于宏观经济变化如何影响股票市场研究的结论分歧较大。
一部分研究认为,股票市场变化能够反映宏观经济变化,股市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例如,靳云汇和于存高[5]通过将股票价格与中国工业生产指数回归分析发现,反应中国经济周期变化的中国工业生产指数滞后于8个月的沪市和深市股票价格指数,能够提前反映经济周期的变化,中国股票市场已经基本具备经济“晴雨表”功能。余明桂等[6]认为,货币供应量与股票收益率有正向显著关系。曾志坚和江洲[7]认为,短期内股票价格指数受到通货膨胀、利率等因素的影响,工业增加值和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股票价格指数的影响较小。解洪涛和周少甫[8]用贝叶斯向量自回归的方法研究了1998―2007年上证指数与六个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股票指数与工业增加值正相关,与CPI和利率负相关。
而另一部分研究认为,中国股市不能很好地反映宏观经济的变化,相比于国外市场,中国股市的投机氛围更浓。例如,钱小安[9]以股票市场指数变化度量股票资产的整体价格变化,他认为资产价格与货币供应量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并且相互关系的稳定性也很差,因此,股票市场不能很好地反映宏观经济。孙华妤和马跃[10]运用动态滚动的方法研究了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的关系,他们的结论是货币数量对股票市场没有显著影响。李冻菊[11]研究了股市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股市不但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反而被称之为市场经济缺失问题的“晴雨表”。孙洪庆和邓瑛[12]研究了中国股市和宏观经济之间的协整关系,他们发现中国股市与GDP和投资之间完全没有协整关系,并检验了中国股市所谓的“政策市”现象,他们认为中国金融市场反经济周期现象严重、股市投机色彩浓、与宏观经济相背离。李燕平和吕岩(2010)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方法研究了上海A股市场,结果发现宏观经济对股市的影响非常有限,市场本身的影响是主导股市走势的主要因素。
笔者认为,研究方法是造成国内研究结论不一致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国内研究宏观经济与股票市场关系的方法概括起来包含如下两点:
第一,不考虑市场的预期或者使用统计方法计算市场预期。金融市场显然会对未来的预期提前反应,不考虑市场对未来宏观经济的预期很可能导致无法发现市场在宏观经济数据之后有没有进一步的反映,因为这些信息已经在事前有了反映。在实证研究中,如果简单使用实际宏观经济数据而非超预期宏观经济数据则明显违背了最基本的金融学原理。
另外,如何度量市场对宏观经济的预期是实证研究中的一大难点。国内的相关研究一般使用统计方法来度量市场预期。其中,最常见的是使用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on,简称VAR)方法计算回归的残差值度量超预期宏观经济冲击。但是,使用如VAR等统计方法计算市场预期的做法,由于模型假设的不同会造成结果很大不同,因此,很可能造成结论出入很大,这也是造成不同研究结果大相径庭的主要原因。
第二,使用月度数据作为研究的样本观测值。一般来说,宏观经济数据公布的最小时间周期是月度,因此,绝大多数文献采用月度数据作为基本的样本观测值。然而,月度数据中包含了大量的宏观经济以外的信息,这使得研究者很难从中准确识别出宏观经济信息的作用。
本文试图解决上述两大问题。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使用金融机构的预测数据而非统计方法计算市场对未来宏观经济的预期。同时,本文使用日度而非月度数据来检验市场对宏观经济冲击的反映,这样可以较为准确地识别出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1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首先研究了宏观经济数据公布时,宏观经济冲击对于市场整体收益率的影响,不同于以往的多数研究,本文的计量模型是基于日度数据设定的。
本文构建了如下的计量模型:
rt=Et-1(rt)+∑9i=1βiAit-Fit+ut(2)
Et-1(rt)=ψrt-1+∑4i=1θidayit+γ1ytmt-1+γ2tmspt-1+γ3crspt-1(3)
其中,rt表示在t期的股票收益率,本文将分别考虑上海A股、深圳A股和创业板市场。在回归方程中,本文的一日样本记录是特定市场当天的收益率。
在方程(2)中,Et-1(rt)表示在t-1期时t期股票收益率的期望值。Ait和Fit分别表示本文所采用的九个宏观经济变量的实际值和预期值。九个宏观经济变量分别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固定资产投资(Fixed)、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OS)、工业增加值(IND)、广义货币供应量(M2)、国际贸易进口额(Import)和国际贸易出口额(Export)。Ait-Fit表示市场没有预期到的宏观经济冲击。因此,βi分别度量了不同宏观经济变量冲击对于当日股票收益率的影响,这是本文所重点关心的结果。对于当日没有宏观经济数据公布的交易日,Ait和Fit均取值为零,自然其差也是零,表示该交易日没有宏观经济方面的冲击发生。
方程(3)是期望收益率决定方程。参照国际相关研究的模型,如Flannery和Protopapadakis[13]的设定,本文设定期望收益率影响因子的第一项是前一期的收益率,即rt-1。从时间序列上来说,这样的计量模型设定意味着本文假设期望收益率服从一个AR(1)的过程。
此外,很多研究发现某些变量会系统性地影响股票收益率,本文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行考虑。
dayit是一组日期虚拟变量,分别表示星期一至星期五。在回归方程中,本文将星期三作为基准日予以省略。Gibbons和Hess[14],以及French和 Roll(1986)都认为股票市场存在周内效应(Day of The Week Effect)异象。所谓周内效应异象是指,在一周内某些天的收益率显著高于或者低于其他时间,海外市场发现星期一的收益率显著偏低而星期五的收益率显著偏高。史代敏[15]以及赵留彦和王一鸣[16]都认为中国股票市场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周内效应。
同时,本文控制了如Fama 和French[17]的文献中用来预测期望收益率的常见变量,即方程(3)中使用的一系列变量,具体包括,ytmt-1是在t-1期的一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tmspt-1是t-1期利率期限结构变量,本文使用十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减去一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crspt-1是t-1期信用利差变量,本文使用AA-级企业债券到期收益率减去AAA级企业债券到期收益率度量。所有债券到期收益率数据来自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将方程(3)带入方程(2)就可以得到:
rt=ψrt-1+∑4i=1θidayit+γ1ytmt-1+γ2tmspt-1+γ3crspt-1+∑9i=1βiAit-Fit+ut(4)
方程(4)是本文将要估计的主要方程。系数βi度量预期以外的宏观经济冲击是否会对股票市场收益率造成影响,哪些宏观冲击会有显著的影响以及影响的方向和程度。
2数据来源
本文选用的宏观经济预测数据来自万得(Wind)金融证券数据库。Wind的宏观预测数据是根据各家券商研究机构公布的研究报告中得来。数据库中的宏观经济预测数据始自2008年2月。宏观经济预测数据一般在宏观实际数据公布之前一周至两周。
宏观经济预测数据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固定资产投资(Fixed)、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OS)、工业增加值(IND)、广义货币供应量(M2)、国际贸易进口额(Import)和国际贸易出口额(Export)等九项。基于数据,本文将使用这九个宏观经济指标来度量宏观经济冲击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这九个指标包含了宏观经济运行中生产、货币、物价、进出口、消费和投资等最重要的各个方面,因此,本文认为使用这九个指标能够很好地把握整体宏观经济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而不会造成很大的遗漏。
为了使宏观经济预测数据与宏观经济实际数据统计口径保持一致,本文将相关指标的度量单位调整成统一口径。具体而言,本文九个宏观经济指标的统计单位分别为:
(1)国内生产总值(GDP):累计同比增长速度(%)与上一年同期相比。
(2)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当月同比增长速度(%)与上一年同月相比。
(3)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当月同比增长速度(%)与上一年同月相比。
(4)工业增加值(IND):当月同比增长速度(%)与上一年同月相比。
(5)固定资产投资(Fixed):累计同比增长速度(%)与上一年同期相比。
(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OS):累计同比增长速度(%)与上一年同期相比。
(7)国际贸易进口额(Import):当月同比增长速度(%)与上一年同月相比。
(8)国际贸易出口额(Export):当月同比增长速度(%)与上一年同月相比。
(9)广义货币供应量(M2):累计同比增长速度(%)与上一年同期相比。
任何使用经济预测数据的研究者首先必须确保预测数据在整个样本期内是否是实际数据的无偏(Unbiased)估计。根据理性预期假说,经济主体可能会对未来经济运行情况产生暂时性预期偏差,但不会产生系统性的偏差。如果预测数据与实际数据有很大的系统性偏差,那么预测数据本身的质量是否可靠就很值得怀疑。 为此,本文检验了预测数据与实际数据是否存在系统性的偏差。如表1的结果所示,所有的p值都无法拒绝原假设(原假设是预测均值=实际均值),换言之。本文使用的机构数据是无偏的、可用的。
股票市场收益率是本文使用的最重要的金融市场变量。本文的股票收益率数据来自国泰安(CSAMR)金融数据库。除此以外,本文使用的变量还包括股票市场交易量、国债到期收益率、利率期限结构信用利差等。股票市场交易量包括市场成交量(股数)和成交金额两种度量方式。利率期限结构变量,本文使用十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减去一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信用利差变量,本文使用AA-级企业债券到期收益率减去AAA级企业债券到期收益率度量。所有债券到期收益率数据来自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四、实证结果
1收益率单位根检验
表2报告了上海A股、深圳A股和创业板市场日度收益率利用上述三种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本文分别对等权平均计算的收益率和流通市值加权平均计算的收益率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如果收益率的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则有必要对其进行差分处理。DF-GLS、ADF检验和Phillip-Perron单位根检验三种方法的原假设均为时间序列存在一个单位根。从结果中我们发现,在三种检验方法下,上海A股、深圳A股和创业板市场日度收益率无论是等权平均还是流通市值平均均显著地拒绝了原假设,即收益率不存在单位根问题。因此,在后续的计量分析中,本文可以直接使用日度收益率数据。
在后续部分,本文的基本结果是基于等权平均市场收益率完成的。同时,笔者也尝试了使用流通市值加权平均收益率作为因变量,改变收益率的权数不会影响本文的基本结果。
2上海A股市场
表3报告了上海A股市场方程的估计结果。从第(1)列到第(5)列我们依次加入了不同的控制变量。在第(1)列,除九个宏观经济变量的超预期冲击外,回归方程中只加入了收益率本身的滞后项。在九个宏观经济冲击中,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和工业增加值(IND)的超预期冲击对股市收益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工业增加值(IND)的超预期增加会使得股票收益率显著增加,而生产者物价指数(PPI)的超预期增加则会使得股票收益率有显著减少。而国内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固定资产投资(Fixed)、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OS)、广义货币供应量(M2)、国际贸易进口额(Import)和国际贸易出口额(Export)的超预期冲击对股票收益率没有显著影响。
在第(2)列中,回归方程中加入了周内效应的控制,本文以星期三为基准日期,四个虚拟变量分别代表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五。第(2)列的结果基本和第(1)列保持一致,在九个宏观经济冲击中,只有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和工业增加值(IND)这两个变量的超预期冲击对股市收益率具有显著影响。同时,我们也发现周内效应在我们的样本期内显著存在。相比于星期三,交易日为星期二和星期四的日度收益率显著为负。而且,周内效应的方向、显著程度甚至是影响程度在第(3)列至第(5)列不同的模型设定中都表现出非常稳健。
在第(3)―(5)列中,我们依次加入了另外三个文献中经常使用的控制变量,一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利率期限结构和信用利差的滞后项。结果发现,第(1)列和第(2)列的结果没有太大改变。宏观经济变量中,表现出对股票收益率有显著影响的依然是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和工业增加值(IND)这两个变量。从影响的程度来看,以第(5)列为例,实际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如果超过市场预期1%,则会使当日股票收益率降低127%。而工业增加值(IND)如果高于市场预期1%,则会增加股票收益率约024%。
3深圳A股市场
表4报告了深圳A股市场使用方程估计的结果。表4的结构与表3是一致的,从第(1)列至第(5)列我们依次加入了不同的控制变量。表4的结果与表3的结果基本是完全一致的。在九个宏观经济冲击变量中,只有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和工业增加值(IND)这两个变量的超预期冲击会对股票收益率有显著影响,而其他七个变量都不显著。从冲击影响的程度来看,以表4的第(5)列为例,在深圳A股市场生产者物价指数(PPI)与股票收益率呈现出负向显著关系,实际数据每超出预期数据1%会使得股票收益率下降138%。工业增加值(IND)与股票收益率呈现出正向显著关系,实际数据每超出预期数据1%,会使得日度股票收益率增加022%。
综合表3和表4的结果来,宏观经济冲击对于上海A股市场和深圳A股市场影响的方向和程度是一致的。在上海和深圳这两个主板市场中,市场会对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和工业增加值(IND)这两个宏观经济变量的超预期变化做出显著反应。其中,生产者物价指数(PPI)与股票收益率负向相关而工业增加值(IND)与股票收益率正向相关。从冲击造成的影响程度来看,两个市场差距也不大。而对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固定资产投资(Fixed)、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OS)、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国际贸易进口额(Import)和国际贸易出口额(Export)的超预期冲击,无论上海还是深圳,市场都没有显著的反映。
4创业板市场
表5报告了宏观经济冲击对创业板市场收益率影响。
表5的结构与表3和表4相同,从第(1)列至第(5)列我们依次加入了不同的控制变量。然而,结果与表3和表4完全不同。在创业板市场,九个宏观经济变量的超预期冲击对股票收益率都没有显著的影响。而且,即使不考虑估计的统计显著性,相比于上海和深圳主板市场,宏观经济冲击对创业板市场股票收益率影响的系数也小了很多。在相关的控制变量中,创业板市场也表现出显著的周内效应,相比于星期三,交易日为星期二和星期四的日度收益率显著为负。
从表5的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冲击对于创业板市场收益率没有显著的影响。换句话说,创业板市场股价的走势并不是宏观经济的反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创业板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创业板市场往往比主板市场具有更强的投机性。由于中国创业板市场开始的时间还不长,目前学术上对创业板市场的研究还不多。但关于海外市场的研究也发现资产价格会受到投机行为的明显影响,例如,李云鹤和李湛(2009)基于美国数据的研究认为,在创业资本市场上存在很明显的羊群效应行为(Herding Behavior),从而助推了资产的价格泡沫。
五、结语
宏观经济与股票市场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理论层面上,对风险的定价是金融学的核心议题之一,通过投资组合可以消除资产的个体风险但无法消除系统性风险,而宏观经济变量是影响系统性风险的最重要因素。在实践层面上,从宏观经济变量的角度去认识股票市场的整体收益率可以提高投资的绩效。
研究结果发现在上海A股市场和深圳A股市场,宏观经济的超预期冲击会对股票市场的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工业增加值的超预期冲击会对市场收益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生产者物价指数的超预期冲击会对收益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创业板市场中,所有宏观经济变量的超预期冲击对收益率均没有显著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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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因素 信贷风险 商业银行
一、引言
信贷业务是中国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同时信贷风险也是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风险。信贷风险的管理是银行风险管理的核心内容,它直接关系到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和资金的安全。要做好银行的信贷风险管理就必须探求出影响信贷风险的因素,从而从根本上对信贷风险加以控制。
一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决定该国商业银行风险的大小。因此,进行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和宏观经济因素的研究有助于商业银行建立科学有效的风险控制体系,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防范信贷风险,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二、宏观经济因素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作用机理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具有显著地亲周期性。所谓亲周期性,就是商业银行会通过信贷活动推动经济周期的形成和加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经济处于繁荣时期时,由于对未来经济形势有较好的预期,商业银行往往对偿债能力的预期过于乐观,降低信贷标准、扩大信贷规模。银行信用的不断扩张,信贷规模的扩大,使得产品市场上投资和消费不断增长,导致社会总需求过旺,产品价格上涨,引发通货膨胀。政府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会采取提高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利率的上升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违约率上升,信贷风险加大。相反,在宏观经济处于萧条时期时,由于担心贷款质量的下降和还款违约的增加,商业银行倾向于减少信贷供给。信贷供给的减少会抑制实体经济中投资和消费,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衰退。此时,政府为了刺激经济的稳定增长会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消费和投资。由于企业经营成本降低、经营利润增加,投资需求增加,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减少,信贷风险减少。
三、宏观经济因素对信贷风险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选择及样本模型的设定
本文选取信贷风险为被解释变量,以不良贷款率(Non-performing Loans Ratio,NPLR)为衡量指标。不良贷款率越高,说明银行的信用风险越大。用Y1表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由于近年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多次对不良贷款进行政策性剥离,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受到非市场因素的影响,所以本文选取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我国商业银行的样本进行分析)。解释变量分别选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用GDP表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用CPI表示)、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用M2表示)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用SR表示)。其中GDP增长率是衡量整个经济状况的指标,CPI反映了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M2反映了货币当局所采取的货币政策情况,SR则反映了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实现程度。
本文收集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数据来自中国银监会官方网站。宏观经济指标数据来自于2004年——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金融季度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
已有的研究表明,线性模型对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评估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因此,本文对各宏观经济变量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之间建立多元线性模型。
(二)实证研究过程
1.平稳性分析
为防止出现伪回归,需要对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分别对以上变量做ADF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由上表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GDP和SR时间序列数据为非平稳序列,因此对这两个变量的一阶差分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由表2可知,经过一阶差分后GDP、SR也是平稳序列。
2.格兰杰检验
为确定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分别对选取的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3.协整检验
判断所研究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分别对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见表4
注:*表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这四个变量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之间都存在协整关系。
4.回归分析
对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得到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5:
可以看到,该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变量的显著性、方程的主要几项检验值也比较理想。
四、结论及建议
(一)实证检验的结论
2004-2011年二季度的宏观经济数据与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分析结果表明:
1.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之间均存在长期稳定的相关关系。
2.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这三个宏观经济因素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之间是负相关关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之间是正相关关系。
3.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而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则相对较弱。
(二)相关建议
实证分析表明,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化对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变化有较大影响,信贷风险与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密切相关。因此,要降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减少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应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并根据经济的运行状况及时调整货币政策,加强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和中央银行的信息交流和政策协调。
1.股份制商业银行一方面要加强对国内外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研究和监测,密切跟踪国内外经济形势,对经济走势做出正确判断,采取有针对性的风险管理措施。另一方面,要处理好执行宏观调控政策与合理信贷投放之间的关系,完善商业银行的信贷信息管理系统。比如可以根据各商业银行内部建立的储户个人信息资料数据库,在各商业银行间实现客户信息共享,建立一个所有商业银行可以共同使用查询的大型数据库系统,从而高效合理的处理信贷业务。
2.健全和完善信贷风险预警机制。商业银行风险预警系统是商业银行预防风险,矫正不良发展趋势的重要手段。因此,应进一步优化商业银行的风险预测模型,将宏观经济因素纳入到风险预测模型中,建立一套能及时、灵敏反映客户还款能力以及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化对客户还款能力影响程度的监测预警系统。
3.充分发挥中央银行的职能,加强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的宏观协调。在经济过热时,中央银行应及时采取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等措施抑制流动性,引导商业银行审慎放贷;在经济衰退时,应采取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信贷规模,刺激经济复苏。在金融监管方面,要建立“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并尽快使其制度化、法律化,改善由于监管分离、协调不到位造成的宏观调控高成本、低效率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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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对于我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宏观经济理论研究的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如何发挥宏观治理功能,利用政府可控制的政策措施来影响家庭和企业的投资、消费、信贷、储蓄、就业决策,以维持总体物价水平的稳定,降低失业率,促进经济增长和缩小经济周期波动等。
目前的宏观经济理论分为新古典和凯恩斯两个主要流派。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市场价格的灵活调整能够使经济中的信贷、投资、消费、储蓄等的供给和需求自动达到均衡,从而使经济趋向于稳定。例如,当投资受到外来的冲击而增多时,会导致总需求增加、经济过热。此时,资金市场会因为信贷求大于供而导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一方面会抑制投资冲动,另一方面会刺激储蓄,增加信贷资金供给,从而使信贷市场恢复均衡;同时,储蓄增加意味着当前消费减少,会抵消投资需求的增加,使经济中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恢复均衡。对消费、信贷等其他变量的外来冲击,也会经由市场的类似调整而使经济恢复均衡。所以,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包括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政府的宏观治理职责只在于维持市场秩序,让市场的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由市场利率和价格的升跌来调节投资、消费、信贷等;政府不应该为了减少周期波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等目的,对市场的价格信号和资源配置进行直接的干预或指导。
凯恩斯则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是以经济处于均衡状态为前提的,如果经济严重失衡,它就会不适用。比如,当产能严重过剩、供给大于需求、出现通货紧缩,因而缺乏好的投资机会时,只要贷款要还,不管利率多低都难以刺激企业进行投资。而且,产能严重过剩必然使企业盈利减少甚至亏损、破产,不仅失业率会增加,而且未失业的劳动者对就业安全和未来收入的预期也会下降,此时不管利率多低,消费者都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也就是说,利率下降并不能刺激当前消费。因此,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这时应强调政府财政政策的作用,以积极的赤字财政直接创造投资和消费,这样才能启动市场,消化过剩产能,增加就业,使国民经济恢复正常运行。
理论的适用范围受制于其假设前提和所应用对象的条件。新古典和凯恩斯这两种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提出来的宏观经济理论,对发达国家政府发挥宏观治理职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对我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则有明显的局限性。
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特点,决定了会不断出现投资“潮涌现象”并导致经济频繁波动,也决定了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
发达国家的一个特征是其产业发展处于世界产业链的最前沿。对国民经济中下一个新的有前景的产业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每个企业的看法会不同,很难形成社会共识,政府也不可能比企业有更准确的信息。因此,以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宏观经济理论,自然以这样的情况为暗含前提。在这样的条件下,从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来讲,政府对企业投资和产业升级的最好管理方式,是让企业凭自己的分析来判断新产业方向和选择投资项目。在众多投资中,少数企业的项目会成功,多数企业的项目会失败。发达国家正是靠那些经过市场筛选、事后证明成功的少数企业的投资项目,推动一批新产业的出现,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所以,在发达国家,政府除了维持物价稳定以及经济、金融市场的有效运行,不应该制定产业政策,不应该干预企业投资。
在极少数情况下,发达国家也有可能出现违背这种暗含前提的情形,众多企业同时看好某个相同的产业,如上世纪90年代的信息产业和互联网。此时,企业的投资就会出现“潮涌现象”——像浪潮般涌向这个产业。在投资前,每个企业都确信这个投资项目是获利极高的好项目,于是大量资金投向这个项目,结果导致整个社会的过度投资。等这些投资完成后,产能出现严重过剩,价格大幅下跌,投资回报远低于当初预期,大量企业因此而破产,甚至导致银行坏账激增、股市暴跌,触发金融危机,出现经济萧条。
这种对某一新的有前景产业投资的“潮涌现象”,在发达国家通常是很长时间里偶然出现一次,但在以市场经济为主而又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则可能频繁出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在世界产业链中处于较低部位,其经济发展是在世界产业链内部,沿着现有各种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不同的产业台阶,由低向高不断升级的过程。由于在每个发展阶段的产业升级中,企业所要投资的是技术成熟、产品市场已经存在、处于世界产业链内部的产业,因而企业对哪个产业是新的有前景的产业很容易“英雄所见略同”,于是在发达国家偶然出现的“潮涌现象”,在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很可能会像波浪一样,一波接一波地出现。在每一波开始出现时,每个企业对其投资都有很高的回报预期,金融机构也会认为是好项目而竞相给予资金支持。此时,靠提高几个百分点的市场利率不足以打消企业的投资冲动,也难以抑制金融机构对这些项目的资金支持热情。然而,等到企业投资完成后,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导致企业普遍开工不足、市场价格下跌、大量企业亏损破产、银行呆坏账急剧上升的严重后果。如果政府遵循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不对企业投资进行指导,完全依靠市场利率的升降来调节投资,国民经济很可能出现一个产业接着一个产业的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进而出现频繁的经济周期波动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经济学文献中有不少实证研究证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和危机确实比发达国家大而且频繁。
既然投资的“潮涌现象”在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是经常出现的现象,那么,理论上就不能漠视它的存在。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并非像发达国家那样是属于不确定的事件,而是企业和政府都可以事先有相当准确的信息和判断,而且政府对整个经济中的投资、信贷总量、国内外市场需求等信息的掌握比个别企业和金融机构更有优势,因而,政府应该利用这种总量信息优势,制定产业政策,对市场准入和银行信贷制定标准,并监督检查这些标准的实施;同时,适时投资规模、信贷总量和市场需求情况的信息,让企业和金融机构了解整个经济现在的投资和未来供给总体情况的变化,避免“潮涌现象”在产业升级时过度发生。所以,主张限制政府宏观治理职能的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并不适用于像我国这样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当然,发展中国家政府如何才能以产业、金融、投资管理政策来更好地指导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投融资行为,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国民经济较快增长和较低通胀率的表象下,可能隐藏很大风险。治理产能过剩、投资过热、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问题,需要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创新
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产能过剩、通货紧缩时,凯恩斯理论也不完全适用。按照凯恩斯理论,此时政府应该实行赤字财政刺激消费和投资。这类旨在增加国内就业和消费、扩大国内市场需求的措施,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如果执行得好,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即使现有产业产能严重过剩、经济疲软,产业升级的空间仍然很大,下一轮新产业投资的“潮涌现象”还会继续发生。虽然新一轮产业投资的热潮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投资拉动的较快增长,促使投资品价格上涨,部分抵消产能过剩部门产品价格下跌而缓解通缩压力,总体就业率和企业盈利率都会因此而有所上升,但等这新一轮投资完成时,这个新的产业又会加入产能过剩的行列,整个经济的产能过剩问题可能更趋严重。此时,若又依靠下一轮新的产业潮涌投资来缓解通缩压力,就成了“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经济增长模式。当一轮轮潮涌投资所积累的过剩产能和银行呆坏账达到一定程度后,就很可能诱发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不过,在大的危机爆发前,国民经济很可能呈现较快的增长和较低的通胀率,从新古典理论来看这是最理想的宏观经济状态,因而容易使人们对集中于某一产业的过热投资疏于警惕,不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等到危机爆发时再来治理,就会付出极高代价。
在现有产业存在产能过剩而新产业投资又出现“潮涌现象”时,政府在运用货币政策时会面临两难选择:贷款利率和储蓄利率同时提高,即使能够抑制投资冲动,却会降低消费需求,从而使产能过剩更为严重;如果仅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则会使利差扩大,银行放贷的积极性会更高,投资者可以得到的资金更多,也就是说提高利率后投资可能反而增加。所以,发展中国家在现有产业的产能已经过剩、经济中又存在许多新的产业可以升级时,政府需要组合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扩大内需,消化现有产业的过剩生产能力;同时也要运用金融和产业政策等,防范新的一轮投资“潮涌现象”,这样才能避免国民经济的过度波动以至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一)宏观经济管理中对经济信息的利用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大量研究数据显示,在宏观经济管理发展领域中,经济信息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倘若能使经济信息得到全面且充分的利用,势必能使宏观经济管理的管理质量得到全面提升。以我国“十一五”期间投产的近500个大中型项目为例,调查数据显示,其中120余个项目投产即亏损,90余个项目更是严重亏损。造成这一局面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对信息的预测存在严重失误。在这些项目投产后,没有及时实现对生产经营信息的反馈,部分地区项目的开展还比较随意和盲目,并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浪费现象。因此,只有将经济信息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做到对宏观调控决策的制定与执行更加科学与全面,达到优化经济结构、减少损失、提高效益的目的。
(二)宏观经济管理中对经济信息投资应用的认识不充分
人们对经济信息常常理解为“参考消息”,这严重影响了经济信息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效果。实际上,经济信息收集的及时性、准确性、有效性程度与人们对经济信息的认识程度、人财物的投入大小成正比。虽然当今社会已经逐步认识到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不能有效地分析和利用经济信息,不能更好地让经济信息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如果我们的相关部门能够从早期就对经济信息进行分析和利用,就能有效地避免在大型工程建设中的重大决策上的失误,从而降低企业和个人的严重经济损失。
(三)宏观经济管理中的经济信息资源开发人才明显不足
在现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信息的更新进程是相当可观。因此需要大量从事经济信息开发和应用的专业人员。目前我国从事经济信息研究工作的人员大多属于半路出家,他们一边学习一边搞研究,整体素质与技能水平明显不足。从而导致大量真实且有效的信息无法得到及时应用。而经济信息的第一特征就是时效性。谁先掌握并能有效地利用信息,谁就能赢得时间,获得效益,正所谓“信息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倘若在宏观经济信息管理中缺乏以经济信息资源开发为中心的人才,势必会导致信息的反馈质量明显降低,无法支撑经济信息的高效利用需求。为此,急需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经济信息管理人才充实到宏观经济决策领域。
二、宏观经济管理中经济信息应用的策略
针对上述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经济信息应用存在的缺失与不足,要凸显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领域中的重要价值,就必须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然后构建起以经济信息为导向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最后在经济信息的应用背景之下促进宏观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4]为了能够在宏观经济管理这一发展背景之下使经济信息的利用更加全面与详实,需要重点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策略。
(一)构建完善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
促进宏观经济管理系统的完善是科学、全面利用经济信息的重要手段之一。只有确保了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的完善性与健全性,才能使这一范畴下的经济信息在内容上更加详细,在结构上更加全面,整体运行更加科学有效,并达到促进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全面发展与提升的目标。
1.在构建宏观经济管理系统的过程应遵循的原则。一是需要结合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实际要求,形成能够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管理系统,两者之间需要形成一种紧密的连接关系,以确保其各类功能的充分发挥;二是所构建的宏观经济管理系统须具有独立性、经济性、完整性、目的性以及可靠性的特点,以保证宏观经济管理系统的应用更加有效与正确;三是以我国现阶段的宏观经济发展趋势为着眼点,建立一个更加可靠的宏观经济管理系统,使之能够适用于宏观经济管理工作。
2.在构建宏观经济管理系统的过程中需要形成一个健全的网络化信息系统。对经济信息的收集是否合理是决定宏观经济管理系统利用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利用网络化宏观经济管理系统时,特别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收集经济信息要注重时间性,及时有效的信息收集有助于宏观经济的决策更加合理与科学;二是收集经济信息要凸显重点信息,遵循避重就轻的原则,做到有的放矢;三是经济信息的收集要有针对性,以确保信息资料充分发挥其作用。
(二)构建以经济信息为导向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正确应用经济信息,会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若经济信息的应用不合理,则势必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阻碍。因此,在开展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过程中,必须形成以经济信息为导向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举例来说,在对经济信息进行利用时,要对收集的局部经济信息进行集中整合与分析,评估局部经济信息可能会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影响,然后再将这些局部经济信息作为参考依据,满足宏观信息的发展目标。
(三)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经济信息应用中的保障作用
为了最大限度凸显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背景下的重要价值,需要相关管理部门发挥其工作职能,使经济信息的利用更加全面与科学。首先,需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对部分参与微观经济管理的部门予以减少或直接撤除。此项工作的开展需要充分考虑经济微观性与宏观性之间的差异,遵循政企分离的原则,落实政企独立的管理对策,以确保经济信息的利用更加合理与科学。因此,对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内部人力资源进行整合与优化配置,精兵减政,为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营造更加有利且稳定的环境。其次,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形势,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发展。一方面,以国有企业为重点,遵循宏观经济长效性发展的目标,促进经济体制的创新改革,并达到改善劳动力流动性的目的;另一方面,进一步优化国内经济环境,使之与国际经济环境进一步接轨,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繁荣,使国内宏观经济更加良性地发展。
三、结语
关键词 宏观经济 商业银行 不良贷款率
一、引言
不良贷款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也是影响金融市场稳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而宏观经济对不良贷款率存在重要影响,对宏观经济状况的考察是不良贷款管理中的重要问题,本文的分析有助于银行提高自身风险管理水平,防范信贷风险。
二、文献综述
Gambera(2000)通过对美国银行业的研究发现,一些宏观经济变量如失业率、利率等都较好地解释了不良的变化。Fofack(2005)考察的是一些非洲国家的情况,发现这些国家的不良和GDP增长、实际利率等变量之间有强烈因果关系。周忠明(2005)以江苏省379户企业为样本进行调查,得出约70%不良的形成与宏观经济波动有关的结论。李思慧(2007)选取四个经济指标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不良与其呈强负相关,经济增长会推动不良减少。
国内在实证模型的选取方面,大多数文章的方法只局限于变量间的当期关系,无法对动态联系提供严密说明,而本文采用VAR模型分析模型的动态特征。
三、宏观经济影响不良贷款率的实证分析
解释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工业企业总产值(IOV)、金融机构贷款(LOAN)、一年期贷款利率(BIR)、存款准备金率(RE)、财政支出(FE)和资产价格(AP),被解释变量为不良率(NPLR)。采用2004Q1至2012Q4的季度数据来进行分析,其中不良率数据来源于银监会网站,宏观经济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统计年鉴》。
由于我国曾经进行过大规模的不良剥离,为使研究结果更准确,本文采用施华强(2005)的方法将不良率数据加以变换,计算剔除剥离后的不良率。对于GDP、IOV和FE这三个变量净增加值作为基本计量值。除BIR和RE外,其余解释变量均已对数化;BIR和RE使用的是季度加权数据。
所有变量都是I(1)序列,(NPLR,GDP,IOV,LOAN,BIR, RE, FE, A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VAR模型可估计变量动态关系。用Eviews得出VAR模型估计式如下,经检验模型可靠。
NPLR=0.2397NPLR(-1)+0.1234NPLR(-2)+1.9976GDP(-1)-2.8687GDP(-2)-1.6177IOV(-1)+0.0372IOV(-2)-9.1366LOAN(-1)+7.7527LOAN(-2)+0.8459BIR(-1)-0.3105BIR(-2)-0.1941RE(-1)+0.1615RE(-2)-1.6167FE(-1)+0.5631FE(-2)-0.7251AP(-1)+0.0483AP(-2)+64.6112
方差分解如表1所示。NPLR受自身影响占到50%左右,受BIR影响占24%左右,受GDP影响占12%左右,而来自RE、AP影响分别只有0.63%、0.40%。这说明NPLR受其自身影响最多,其次为BIR和GDP,而受RE、AP影响较小。
四、结论及建议
1、结论
(1)GDP、IOV、LOAN、FE和AP与NPLR呈负相关。当经济衰退时,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企业财务状况恶化,银行信贷紧缩,资产价格下降,大量繁荣时期被掩盖的不良开始暴露。不良率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
(2)BIR和RE与NPLR之间呈正相关。央行加息会增加企业贷款成本,减弱偿债能力,带来不良率的提高。上调存准率会抑制信贷投放,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不良率上升。此外由方差分解知,调整BIR会对NPLR产生很大影响,这表明对NPLR而言,BIR是比RE猛烈得多的工具。
2、建议
(1)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加强对宏观经济的研究。保持健康稳定、平稳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有助于银行系统的稳定,可以减少不良贷款的产生。政策制定部门应关注资产价格波动情况,防止泡沫的形成与破裂。
(2)加强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控制,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银行需要将宏观经济波动纳入风险控制体系,加强信贷风险控制水平,风险控制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
参考文献:
[1]Gambera M. Simple Forecasts of Bank Loan Quality in the Business Cycle [J].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 2000.
[2]Fofack, Non-performing loans in sub-Saharan Africa: Causal Analysis and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J].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2005.
[3]周忠明.不良贷款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J].银行业监管,2005,6,4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