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8 16:58:5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教育审美教育是高校教育的基本要素，因此，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同样要关注学生的文学美感教育，提高大学生的审美素养。著名教育家曾指出：“审美教育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促使人们形成高尚的品性，淡化人们的贪欲和私念，消除人的消极情绪。”文学研究者曹大兴先生同样肯定了审美教育的重要性：“审美活动可以让人们抛开世俗牵挂，忘记社会中的功利得失，回归自然和艺术，以美的眼光看待世界，从而协调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培养人的宽容心、爱心、同情心。”可见，关注大学生的美感教育，提升其审美评价和审美实践能力对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古代文学作品本身就具有深刻的审美内涵，和高超的美学价值。因此，教师若能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运用优美精炼的语言解读文本，并结合相关图片、音乐，引领学生深入探究作品的审美意境，对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二、将古代文学教学放到世界文学视野中
著名的文学研究者杨义指出中国文化若要取得长足发展就必须实现“外国文化的深度中国化”“、传统文化的深度现代化”和“现代文化的深度学理化”。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写教学中可以将之与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结合世界各国的文学发展、文明历程、民族文化等元素，全面深入的探究古代文学。例如，可以将我国少数民族的史前神话和口头传说，与希腊神话比较解读。或结合弗洛伊德、荣格等著名学者的神话理论解读中国古代神话，也可以将荷马史诗与中国古代史诗进行多方位比较，或结合萧兵、闻一多、叶舒宪等人的学术理论解读神话传说。通过这种全球视野下的对比研究，可以深入探讨东西文明、文学的异同点，进而秉持公正、合理、有机、适度的原则，扬长避短，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提高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效率。
三、将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有机融合
目前，我国古代文学教学主要采用讲授法，但从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和当前的人才需求来看，这种传统的讲授法虽然仍有存在价值，但必须加入新鲜元素，依据学生特点，采用多元化教学方式，打破封闭的课堂形式。要时刻关注学生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为师生间的交流探讨提供一个自由的平台。从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为学生提供更大的思考空间。所以，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除了革新讲授法，还要试用研究法、讨论法、指导法等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并适时采用现代媒体技术，有机结合实践教学。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采用实践教学法需要经历一个从尝试到发展，再到完善的过程。可以先开设中国古代文学选修课，加深学生对古代文学理论与价值的了解，并提高他们的文学鉴赏能力。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古代文学涉及到的作品和理论与现代生活有一定的距离，这就加大了学生的理解难度，容易让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公选课中，可以综合运用听、读、练、讲、看等形式，并增设演出、诗歌朗诵、剧本创作等实践环节，构建创作实践课程体系。进而鼓励学生踊跃参加相关的朗诵大赛、剧本演出、诗词朗诵等古代文学实践活动。此外，还可以引导学生背诵一些古代文学著名篇目。通过这些实践教学将教师与学生紧密联系在一起。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学会用现代文学理论研究和诠释古代文学理念。进而提高学生的知性解析能力、文字表述能力、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除此之外，还可以将部分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合理引入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的能力特点，优化教学方法，调整教学内容，丰富教学资源，引导学生了解该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及时总结、梳理实践教学成果，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入了解古代文学，在总结中系统探究该学科的知识体系。
四、将古代文学教学与考古成果相结合
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就提倡在中国古代文学科学教研工作中，综合运用考古发掘材料与历史文献两种论证法。目前，我国许多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了一些古籍的存在。例如，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包含了《帛书周易》、《帛书老子》等，当然，学界对这些古籍内容尚有争议，但这至少有力的证明了这些古代文学作品的存在和价值。著名的考古学者李学勤先生对上海博物馆的《孔子诗论》、清华大学竹简等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必须充分重视这些研究成果，对其进行分析、归纳，使其成为自己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学术依据。将这些考古内容合理引入古代文学课程，可以极大地拓展学生的文学视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根据学校的办学条件，可以组织学生到蓝田猿人遗址、西安半坡遗址、高陵曹操墓、曲阜汉鲁都城遗址、安阳殷墟、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等著名的考古发掘地，实地考察和研究。增强学生对古文化的认识。
五、通过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素质教育是时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贯彻素质教育的理念，就是不仅要传授学生相关的理论知识，还要让学生通过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了解一种精神、形成一种态度、达到一种境界。此外，还要让学生通过该学科的学习形成良好的习惯、能力、方法、品德、精神，并引导学生梳理终身学习的理念。而所谓的人文精神则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形成的主体社会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念。它关注人的尊严、意义和文化价值。它主要包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素养、体验能力等元素。古代文学蕴含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因此，在古代文学教学中，要以素质教育理念为依据，弘扬人文精神，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要为学生讲解文学作品、作家生平、文学发展和文学现象，还要结合作品，让学生了解相关的时代特征、社会风俗、历史面貌，引导学生通过古代文学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人文素质，增强自身的人文意识。进而自觉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六、总结
关键词：罗宗强；历史还原；文学思想史；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4-0191-04
罗宗强先生强于理论思辨，敢于创新，成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杰出的领军人物，他开创的文学思想史研究及士人心态研究成就斐然，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一面旗帜。他的文学思想史的书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注重历史还原。特别是在历史还原时饱含着对古人的悲悯情怀，表达了一位文学史研究者那种高尚的志趣，让读者能隐约感受到一缕淡淡的忧伤。这一点是目前学界很多从事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的学人所没有注意到的，也是罗先生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几十年孜孜不倦的重要原因，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一、何谓历史还原以及罗先生及其门人对历史还原的运用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很有必要对于历史还原这个词语作一个解析。历史还原亦称为“观复”、“返本”、“复原”或“正本清源”，通俗地讲就是回归历史的本来面目、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真实。大多数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历史学的概念，其实不然，古来文、史、哲本不分家，而且这样的一个概念今日不论在史学界还是在文学界都得到了充分地阐释和解说，但是在这里我们还是从文学与文学研究的视阈来阐释它。
《道德经》云：“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可见此中“观复”就是观察回复万物变化，从中得出其规律，这就是最本初的历史还原。发展到孟子那里就成了知人论世了，如《孟子·万章下》所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明确提出了：“沿波讨源，虽幽必显”，这就是文学研究中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还原了。我们认为在文学研究中，特别是在古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中，“历史还原”是一项决定成败的基础性工作，没有它根本就无法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思想研究，更无从把握古代文论的建构和理论创新，当然也就无法来发掘古代文学中蕴涵的深邃思想和悠久文化。而罗宗强先生这些年的研究和著作做的就是这样一个工作。
当然罗宗强先生不是第一位将历史还原应用在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中的学者，近现代有许多大师都曾经从事过这样或类似这方面的工作，我们通过阅读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吴梅的《词学通论》、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朱自清的《诗言志辨》、闻一多的《楚辞校补》、朱光潜的《诗论》、钱钟书的《谈艺录》等著作，可以深刻体会到这些大师在研究中对于历史还原的高度重视和巧妙应用，以及在传统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的智慧和功利。特别是刘师培先生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先辑录胪列有关成说、史料，使人明其轮廓概貌；其次间杂己见……论有所归，无一字无来处”。这种研究方法就是“以史证文”，即“以资料为主，我为客，让资料、史实说话”，这是历史还原的方法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最初尝试。而罗宗强先生则是在这个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领域里面应用历史还原之法的集大成者，也是我们后辈学人引以为榜样的在世大师之一。
历史还原是罗宗强先生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他在《文学遗产》1985年第3期上发表重要论文《并存、拓展、打通》，该论文明确提出：要使得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具有历史实感，第一步而且最重要的一步工作表示还原。1986年，罗先生《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出版，该书正是以隋唐五代之文学思想展开了细致入微的考察与分析，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历史原貌，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研究的理论模式。时隔不久，罗先生又在《文学遗产》1989年第4期上发表文章《四十年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反思》，指出许多古代文论的理论研究，由于年代久远书籍散逸等客观因素和古今人思维方式差异等主观原因，我们后世人已经无法窥见它的原貌，亟需通过史的研究以推测它的本来面目。罗先生在1991年出版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里面直接倡明了他的原则——“竭己之所能，描述历史的真实面貌”。稍后在1995年《宋代文学思想史·序言》中指出：文学思想史的研究……不论用何种方法，都必须极重视历史的真实面貌；而只有搞清楚了历史的真实面貌，才能更好地复原古代文学思想的面貌；也只有复原了古代文学思想的面貌，才有可能对于文学作品有进一步的分析和评价。这就像是一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环节一样，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没有做好，都无法展开对于文学的深入考察和研究，那么在未能准确还原的历史基础上所作的一切议论都是毫无意义的。
正因为罗宗强先生的大力提倡和呼吁，特别是他本人在文学思想史研究中的身体力行，使得今日文学研究领域中历史还原蔚成新风。罗先生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提倡把文学创作中所反映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结合起来，特别是应用历史还原来研究古代士人之心态，研究中国古代各个时期文学思想的流变。他主张在大量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复原历史的真实面貌，从政局、社会思潮、生活方式、生活情趣等方面来研究士人心态的变化，藉以考察文学思想潮流演变的因由，再作理论研究。曾先后出版《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等多种著作，现今阶段正在致力于《明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和写作。其中《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获得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获得全国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特别是《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和《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被教育部列为高校研究生教材，成为全国高等学校所有研究生的必读书目和研究范例。在罗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师门同仁及学生领悟其学术思想，并按照这样的学术研究方法，写出了一大批相关研究著作。比如张毅先生著《宋代文学思想史》、左东岭先生著《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潮》、张峰屹先生著《先前两汉文学思想史》等等。特别是左东岭先生的《李贽与晚明文学思潮》获得全国首届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其《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获得北京市优秀论著。
二、罗先生文学思想史研究中的历史还原式书写
如前所论，历史还原是罗宗强先生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也是他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研究中应用得最为成功的书写方式。当然具体来说，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和阐释。
（一）历史还原之时代背景的细致关照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史》 教学改革 教学模式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极其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有着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独创的艺术风格,形成了繁花似锦、色彩绚丽的艺术园地,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学史》是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核心课程,一般高校在教学计划中都安排四个学期完成,学分16分,我校也是这样安排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材版本非常多,比较知名的有游国恩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史》;褚斌杰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袁行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史》;章培恒等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等等。还有很多简明中国文学史。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任务: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与发展的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内容及其繁荣发展的情况和艺术规律,说明重要作家作品和当时社会的关系,以及其在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介绍、评价历史代表作家的生平、思想、创作活动。分析代表作品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目的要求:通过本门课程的教授使学生获得有关我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基本认识。对我国古代文学伟大成就和基本发展线索、规律有较为全面、系统的认识,并对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家、重要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作出科学评价,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初步运用的立场、观点、方法、独立阅读、分析、评价我国古代文学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思想和文化素养,提高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操,以及审美素质,为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般教材都是按照历史阶段将整个中国文学史分为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辽金文学,以及元、明、清、近代文学等几大部分。
在教学过程中针对该课程的教学,我们认为有以下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加强理论学习,转变教育教学思想观念
1.转变承继性教育思想,树立创新教育观念。
2.转变以专业对口的教育思想,树立加强全面素质培养的教育观念。
3.转变以学科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树立整体化知识的教育观念。
4.由注重共性教育向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全面因材施教观念的转变。
5.树立以质量求生存,以效益求发展的教育教学思想和观念。
二、具体的教学实践中立足一个“改”字,以改促教
1.在教材的选定上立足稳中求变。
2.课堂教学坚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起点和归宿。
三、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由单向灌输变为双向沟通的模式
1.打破传统的“传授式”教学法,请学生上讲台。上讲台的方式有四种:学生教学生,讨论会,即兴发言,师生问答,这种活动每学期至少三次。教改活动是逐年增多趋势,体现一种从被动到主动自觉的发展过程。通过有意识的教改活动,我们认为:最佳的讲述方式是师生问答式,它要求教学双向互为主体,互相促进,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它表现了教与学是一种平等的、友好的、和谐的交流。它能使学生在单位时间进行全方位的能力展示,是学生发现自我、肯定自我、积极思维的最佳形式。
2.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相结合,是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巩固课堂教学效果、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途径,它能够为学生创造一个自由、宽松而又扎实的学习氛围。
3.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调查。鼓励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了解社会,是加强大学生素质培养的重要方面,也为大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处理解决问题提供了良好契机。
4.要进一步完善教学手段,采用深入浅出、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从而提高教学效率。目前的教学手段基本上还是一块黑板,一枝粉笔。而古代文学的信息量大,许多知识学生陌生,教师需要大量板书,而且要作比较细致的阐释,这就耗费了相当多的不必要的课堂时间。要提高教学效率,就必须借助于投影仪、录音、教学课件等教学工具,减少板书内容和不必要的知识阐释,从而节约一些有效的教学时间。特别是在诗词教学中,有些诗歌的意象比较朦胧含蓄,甚至难以言传。运用多媒体转化为画面的形式,化朦胧为清晰,化含蓄为直观,可以启发想象,减少课堂语言,如《春江花月夜》、《锦瑟》等。有时利用背景音乐,虽然不及画面直观,但可辅助对诗歌意象或意境的理解。
5.要注意在教学中把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作为传统文化课教学的主导思想。要在教学中贯穿这样一条红线,即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具体说有这样几点:一是爱国主义的传统。例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追求真理的奋斗精神,“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以及信、义、诚、达、仁、礼等优秀的人格层面,如能通过教师的讲解,让学生辩证地加以继承,无疑会极大地提高年轻一代的思想道德水平,而且对社会不良风气也能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二是团结统一的博怀。我们民族的精神一贯是团结统一的,这从古代文学、古代文化的研究中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三是热爱和平的高尚情怀。四是勤劳勇敢的优秀品质。五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这两句话是《周易》《象传》里边的,原话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古人看到天体永远在不停地运行,比如太阳东升西落,很刚健,所以古人有感于此,认为人生也应该自强不息;又看见大地是很深厚的,可以承载万物,所以想到人也应该“厚德载物”。教师要有博大的胸怀,能够承载各种各样的事物。清华大学把这两句话作为他们的校训,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应该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也是对我们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我一直认为,应当让学生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首先学会做人,然后去做事,再去做官。假如连做人都没有做好,要去做事,事也做不好;要去做官,那官也做不好。现在的一些腐败现象也给我们提供了反面教材。郑板桥说:“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这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我们教学生,也要让学生首先做个好人,而不是首先要求他去做官。此外,传统文化中有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丰富知识,如中国古代在天文、历法、地理、交通、建筑、工艺制造、医药,以及音乐、歌舞、书法、绘画、衣食住行等方面所取得的高度成就,如能有选择地在课堂上加以介绍,则不但能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而且能补充他们平时所学知识的不足,从而使学生的整体素质和文化修养得到提高。对目前高校中不同程度存在的重智轻德、强调分科而忽视整体联系的倾向,传统文化课的教学也能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而只要年轻一代的文化素质提高了,优秀中华文化的传承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自然就有了保障。
四、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如果仅强调我们是教学型的大学,忽视科研工作,那么我校的地位注定是三流学校。若没有科研成果,不仅老师自己会不自信,而且学生也会看不起。因此,学校在抓教学的同时,应该而且必须加大对科研的投入。中国古代文学虽然研究上很难突破,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对它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如九江地区古代文学),取得一定的成绩。
五、未来的设想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认为课程建设的确势在必行,学科建设的基础就是课程建设,没有课程建设,根本谈不上学科建设,当然它涉及到许多方面,教材、教学、科研、教师的知识更新、能力更新,无不和它有关,因此,这决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件长期的工作,要一直做下去。
今后我们可以开展以下工作。
1.加强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培训。提高现代化教学手段实际效果,提高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
2.加强古代文学教学模式的探讨,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教学理论研究的深度。
3.科研立足江西,加强赣文化研究的理论深度,形成地方特色。
4.注意和省内外的古代文学界同仁的交流和沟通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保持同步,提高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水平。
5.还可以请一些专家、学者来我校举办一些讲座活动,扩大学生的视野。
参考文献:
[1]游国恩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键词：西方典型论；中国古代典型论；美学特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1-0186-02
一、引言
何为“典型”？在文学理论著作中，“文学典型”又称“典型人物”或“典型性格”，是现实主义形态的叙事文学所创造的，在整体个性的表现中显示了某种社会历史意蕴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
中国古代由于抒情性文学占据主导地位，便形成了以意境论为主要特色的抒情性诗学理论，似乎与典型论绝缘，其实这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而认为五四以来从西方引入典型论以前，中国古代没有典型论的旧说，已被基本修正。
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和文论家是在不受外来影响的境况下, 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典型形象, 为后人塑造人物形象提供了宝贵经验, 这在明清小说评点家的评点中得到了及时的认识和总结, 完全可以与西方的典型理论相媲美。随着古代小说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古代典型论形成于明末之说，亦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
二、典型理论在古代
（一）典型理论的形成
“典型”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在我国很多古籍中也多可以看到“典型”，或“典刑”（古汉语中“型”通“刑”），如《诗・大雅・荡》：“虽有老成人，尚有典刑。”而且从很多古代文论著作中我们可以总结“典型”或“典刑”是规范、模范的意思。虽然与美学意义上的“典型”典论概念不同，但是隐约能看出点影子。
古代文论中典型论的形成过程可以简略的概括为：形成晚、成熟早。乍一看，这似乎是相悖的理论，但却确实符合于典型论的发展过程。所谓形成晚，指的是同个性化、风格论和意境说等理论相比，其正式形成理论的时间尚晚。原因在于秦汉时期，文人忽视客观存在的人、事、物是相对独立的反映对象，片面的强调作家在作品中表现主体；至于六朝时期，文坛又否认作家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时必要的艺术虚构与概括。这两次重大曲折，直接导致了典型理论的形成过晚。而成熟早则指的是就典型论自身而言，从简单的人物形象分析至系统的典型理论的诞生，其间虽然经历时间较长，但却是质的突破和飞跃式推进。
另外，在古代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以少概多、博观约取的写作技巧，并不能等同于典型。例如，南北朝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提出诗歌要“以少总多”，在《比兴》篇中提出“称名也小，取类也大”，这些虽然接触到文艺创作中的典型化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典型的边缘，却并不符合典型论中的典型人物或典型环境的观点，这就不能与典型混为一谈。再如，汉朝，司马迁在《史记・屈原传》中写道：“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在这里，司马迁将屈原的文章中的意象放到文学审美中去加以考查，认为可以举一反三。虽然其在文学创作中，通过互见法创造典型形象的经验获得了唐代文学的普遍关注，但是这里的举一反三却不能与典型一概而论。
典型必须要与人物形象相联系，这是典型定义的关键词，也是最核心的思想。上述这种以少概多、博观约取的观念视作典型化理论的观点是不可取的，笔者不敢苟同。以少概多、博观约取在中国古代广泛应用于读书、写作、理财、用兵、治国等社会生活的诸方面。这两者要能够成为典型化的原则，必须具备先决条件：重视人物形象的塑造。换言之，只有这二者涉及到人物形象的塑造，才能成为典型化的原则。
（二）雅、俗文学对典型的影响
在研究典型论形成的过程中，最不可忽视的便是雅文学和俗文学对其发展的巨大贡献。首先，雅文学体系的突变构成了典型论的先决条件。唐代以来重视批判齐梁以来的之风，重视写人记实，但又不拘泥于记实，也重视艺术虚构与概括。从艺术表现方法角度看，其实正是具有这样的文学特性，才能隐恶扬善，突出人物形象的性格。如唐诗中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等，所写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感人至深。而唐传奇则更值得注意，这是一种能够创造出完整故事情节和鲜明典型人物形象，并自觉进行艺术虚构的短篇记叙文。唐传奇对后世典型论形成影响最大的当属元稹的《莺莺传》。其文尾语称：“公垂卓然称异，遂为《莺莺歌》以传之。”表明元稹关于塑造莺莺这一人物形象的观念已相当明确。崔莺莺作为一个才貌双全、深受封建礼教熏陶而又叛逆的大家闺秀，其性格复杂丰富，感情细腻脆弱，具有活生生的个性特色，显示出唐人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水平已相当高超。
其次，俗文学的兴起为典型论开辟了道路。在宋代说话四家中，最受欢迎的是小说和讲史。这些技艺以历史或现实的社会生活为反映对象，内容的中心是各色各样的人物，尤其是下层劳动人民。在话本基础上形成的长篇小说，人物形象众多鲜明，是其显著特色。这些客观存在的人、事、物，作为相对独立的存在，惟妙惟肖的描摹使其成为典型人物或者典型环境，作者主观的爱恨情仇并不能代替各色人物的思想情绪，这些被塑造出来的人物自有独立的生命，使读者，甚至作者为之动情。在话本或拟话本基础上形成的长、短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等，它们之所以被人们熟知并喜爱了几个世纪，就在于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鲜明感人的人物形象。
虽然雅文学和俗文学都各自为典型论的形成提供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缺一不可，典型论的形成，有赖于这二者的汇合。如果没有这种互补式的汇合，很难想象中国的典型理论可以臻于早熟。而这样的历史条件在明代出现。明代以后封建经济的解体，资本主义的萌芽，市民意识的抬头等等，促使思想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封建观念开始瓦解，思想开始解放，对俗文学的重视成为其时代特色，加之老祖宗留下来的雅文学，这二者的结合对典型论的形象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中代表人物，可谓李贽开其端，叶昼步其踵，而由金圣叹总其成。
（三）代表人物的典型论思想
李贽的典型思想主要表现在对《水浒传》的形象论述中。小说在魏晋唐宋时代多以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而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往往显得单薄、苍白。明清时代，小说创作中把人作为表现中心，把人物性格的塑造作为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这是李贽从《水浒传》所创造的人物形象的分析中总结出的艺术特质。他常用“摹神”、“传神”等精短词语用来评价水浒传中的形象塑造。在他的观点中，欲使人物形象逼真传神，必须掌握各色人物所属的典型特征。《水浒传》勾勒出的人物形象性格鲜明，能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达到如临其境的境界。
叶昼最早提出塑造典型性格说的理论，它影响所及，泽及后世深远。叶昼对《水浒传》在人物塑造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他认为水浒中的形象可以简练的概括为“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辩”。他认为要使人物形象逼真、传神，必须抓住人物各自具有的特征，“同而不同处有辨”实际提出的是人物性格刻画中同中之异的鲜明个性特征。这便是小说创作中塑造人物形象要关注的问题：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而《水浒传》关于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更比其他艺术具有表现力。
金圣叹最有创见和价值的小说理论也是关于人物塑造的典型性格的问题。他最先把性格作为基本理论概念运用于小说批评，并对如何塑造人物性格作了深刻而系统的分析研究。金圣叹在《水浒传》的评点中分析了作者“注重神似而不拘形似”的传统美学原则，这种神似就是指能运用“以形写神”的方法创造出特殊性格，使人物达到传神、逼真的境界。他用“人有其性格，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来概括典型性格。这样，他就把性格与人物心理、类型化区分开来，这正是要表现人物各自不同的特殊性，揭示人物性格的内在本质特征。
三、典型论的美学特征
在文学典型里最重要的莫过于是典型人物了，人物是一部作品的核心，是其灵魂所在，故人物典型与否，直接决定着作品的成功与否。
首先，人物形象在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中具有鲜明特色。典型人物具有“整体个性”的特点，即人物形象既应该有与众不同的个别性、特殊性，又不流于贫乏和单一，而应显示出一定的丰富性。例如《水浒传》中的武松，性格就具有一定的丰富性：既侠肝义胆，又痞气十足；既机智聪明，又冒失轻信；既嫉恶如仇，又嗜杀成性；既重情重义，又凶狠暴戾，这些性格是很多人物都普遍具有的，但武松的不同处就在于他也具有性格的特殊性：刚直暴戾，除恶务尽。
其次，人物要处于典型环境之中，重视人物与环境的统一。典型人物的普遍性在于体现了深广的社会历史蕴涵，这就有赖于典型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或者居住环境的塑造。如《红楼梦》中林黛玉的住处潇湘馆，翠竹“竿竿青欲滴”，它修长，苗条，随风摇动，恰似林黛玉纤巧婀娜的身段和弱柳扶风的步态；竹不与群芳为伍，永远清秀质朴，正与林黛玉不事浓妆艳抹及清高孤傲的性格契合；竹秋斗风霜，冬傲冰雪的不屈风貌，与黛玉的叛逆性格又正好投合；“斑竹一枝千滴泪”，竹又映衬着号称“潇湘妃子”的林黛玉对爱情的执着与以泪洗面的悲剧命运。
最后，典型人物在表现人生上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所具有的情感和灵魂的深度是震撼人心的。她以热烈执著的情感，表达了对爱情自由的憧憬，这种个性解放的追求，正与人类解放自身的愿望相统一。她之所以一往情深地把爱情献给贾宝玉，就是因为贾宝玉乃是她志同道合的知己，于是这对贵族青年的爱情故事，便有了与封建社会格格不入的民主化色彩。
总之，典型是显示出特征的、富有艺术魅力的人物性格。作为文明古国，中国文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在文艺理论上必然有所表现，典型论亦不例外。作为叙事文学的至高审美追求，中国古代在作品中便有意无意的塑造出了许多典型人物，使他们大放异彩，并流传至今。而古人在理论上对典型论也有比较确切的认识，虽然没有西方那种完善的系统，但在比西方形成性格化和个性化的典型理论早一个多世纪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能够认识典型，并塑造典型已属不易。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创造和典型理论相结合的历史性考察，我们深切感到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规律，从而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关 键 词】中国古代诗学；复义；张力。
【作者简介】 周红波，咸宁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文艺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复义是英美新批评学派用以明确文学特征的一个术语。他们认为，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本质区别在于：文学文本的语义结构不是单纯的、清晰的，而是多重的、复杂的。换而言之，在文学文本中存在两种或者多种语义并存的现象，这两种或多种语义不仅并存，而且相互补充，最终形成内涵丰富的复合义，这是文学文本区别于其他非文学文本的本质特征。
张力是英美新批评学派的另一关键术语，并且与复义密切相关。新批评派理论家艾伦・退特在《论诗的张力》一文中指出：诗歌语言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诗歌语言的外延（Extension），意即语言的字典意义或指称意义；第二个层面是诗歌语言的内涵（Intension），意即语言的暗示意义或联想意义，好的文学作品既要倚重明晰的字面指称意义，又要有丰富的内在暗示意义，张力产生于二者的对立统一之中。可见，退特最初是在语言层面提出张力这一概念，张力与复义密切相关，复义的本质就是张力的呈现。
中国古代诗学领域关于复义的认知非常丰富，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提到：“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1]“隐”虽然与文句的字面意义有关，落脚点却在文外之义，也就是说“隐”至少包含了两层含义，是“复义”的另一种表述；在刘勰之后，宋代梅尧臣提出“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也认为好的诗歌应该是言内义与言外义的统一……凡此种种，不可尽举。中国古代诗人不独有这样的认知，在实践层面也积累了大量的利用古代文言自身语言特点制造复义的技巧，中国古代诗学领域的复义现象既有其共性的一面，也有个性的一面，其中张力的呈现也姿态各异。本文打算撷取中国古代诗学领域一些较为特殊的复义现象，从张力入手探求其特殊美学效果形成。
在分析之前，考虑到文学领域对“张力”一词的使用比较混乱，就我在何种层面上使用张力这个概念做些解释。物理学上张力状态是由相互矛盾因素组合及其相互作用力所形成的一种动态平衡，联系到艾伦・退特之后樊・奥康纳、罗吉・福勒把文学上的张力状态扩展为文学活动各矛盾因素对立统一的现象，我认为可以取文学张力与物理张力的相似特质来透视张力这个概念的本质：一是必须存在相互矛盾的因素；二是这些相互矛盾因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力；三是相互作用力建立了一种对立统一的动态平衡。具体而言，在整个文学活动过程中，凡当至少两种似乎不相容的文学元素构成一个新的统一体时，各因素之间并不消除对立关系，且在对立状态中互相抗衡达到一种动态平衡，此间就存在张力。
一
中国古代诗学领域复义现象的产生与古代文言表意的特殊性密切相关。作为诗歌语言材料的古代文言虽然与现代汉语有着千丝万缕的传承关系，但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说：“从唐代到以前，汉语的句子组织的严密性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五四以后，汉语的句子结构在严密性这一点上起了很大的变化。基本的要求是主谓分明，脉络清楚，每一个词，每一个主语，每一个谓语形式，每一个句子形式在句中的职务和作用，都经得起分析。这样也就要求主语尽可能不要省略，联结词（以及类似联结词的动词和副词）不要省略，等等……要求在语句的结构上严格地表现语言的逻辑性。”[2]按王力先生的观点，二者差异主要表现在语言的严密性与逻辑性上。相对于现代汉语，古代文言的严密性与逻辑性稍弱，显现出一种语法关系的相对松散。古代文言中很多词可以兼含数种词性和词义，在这种相对松散的语法关系下，更容易导致复义现象的产生。比如唐代李贺的《将发》中的“秋白遥遥空，月满门前路”中的“白”可以是形容词“白色”，也可以是动词“变白”，诗句句法关系的松散给多种解释提供了可能。诗句中的“白”把“白”词典上的多种含义并蓄其中，写出了秋色空旷辽远、弥天漫地的感觉，具有耐人寻味的多层含义。不可否认，在现代汉语中，一个词也可以兼含数种词性和词义，但逻辑严密的语法体系对其有一种限制，一般一次只用其中的一个意义，既杜绝了歧义的发生也杜绝了复义的可能。比如“秋白遥遥空”中的“白”到底是形容词还是动词，翻译成现代汉语时一定需要明确，但在逻辑性稍弱的文言语法中这种词性的含混是允许的。这种情况比较极端有“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此句中非但没有虚词，连动词、形容词都省略掉，各种物象之间的关系完全无法确定。这样的语句在现代汉语中以逻辑性来衡量于表意上是失败的，但在古典诗词中，这种表意以及理解上的不甚确定造就了特殊的艺术效果，“茅店月”中的“月”可以在茅屋的上、下、左、右，因“不定”反倒有了更多的“待定”，多种“待定”形成的多种意义多层次多角度的共同丰富着诗歌的内涵。
从张力的角度来看，古代文言逻辑性稍弱的语法关系提供了在同一语言环境中一个词多种意义并存的可能，这种并存让独立存在或者说对立的不同语义有了一种互相靠近、互相兼容的趋势，让对立成为一种联系状态下的对立、一种具有相互作用力的对立，这是张力产生的必要条件。这种形态的复义，既可意味作者的意思不确定，又可意味作者有意说出好几种意义，各个意义层面并非绝对割裂，而是互相补充、互相涵盖，最后形成叶维廉先生所说的“一而二，二而一的现象”[3]。由一而二，意味着一种对立；由二而一，意味着一种趋同，而“一而二，二而一的现象”中对立与趋同并存且最终达成了一种动态平衡，其间蕴含无限张力。
这种因古代文言逻辑性稍弱的语法关系而形成的复义，是中国古代诗学所特有的一种现象。其表意以及理解上的若即若离、欲定关系而又不定关系，造成一种恍惚迷离的美感特质，而这种美感特质本质上是张力效果的显现，意义在“定”与“不定”间游走，其临界状态是张力的最大，也是复义美学效果的极致。
二
用典，将一些具有历史积淀的词语或故事化入诗歌文本之中，赋予一个词现实和历史的双重含义，是中国诗学领域另一种较为特殊的复义。
中国古代诗人笔下的词汇，有相当一部分是前人留下的语言材料，这种有来历的词汇，我们称之为语典。由于历史的沉淀，这些词汇往往具有超出字典、词典所能给出的明确意义之外的另一层含义，这层特定含义与词语的词典意义一起构成复义。如李白的《送友人》中的“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字面上的意思很浅显，“浮云”仅指自然界的一个物象，似乎也没有什么很深的意蕴，但联系到《古诗十九首》中“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以及苏李诗中“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诗中“浮云”的含义就发生了变化，既是自然界的简单物象又是一个和游子离思密切相关的概念，有了另一个层次的情韵，这种情韵与词语的词典意义一起丰富着诗歌的意蕴。这样的词在古诗中有很多，如“白日”“板桥”“绿窗”“东篱”“碧云”“秋风”等等，已经形成中国古代诗学特殊的词汇系统。
故事构成的典故称为“事典”。事典所用的古代故事中，既有历史故事也有神话、传说。很长的一个故事经过语义压缩变成一个词，这个词就具有浅表字面意义和深层故事内涵的双重含义。如李商隐《锦瑟》中的“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连用了庄周梦为蝴蝶、望帝魂化杜鹃、鲛人泣泪成珠的典故，这些故事潜在的构成了诗歌语意的另一个层面，把诗人对往昔美好事情的沉醉以及幻灭后的怅惘之情抒写得淋漓尽致。
“作为诗境有机组成部分的典故，既有诗人对于其原意，或者其在历史流传过程中发生‘转义’的借用，也有诗人在当下语境中赋予它的新的内涵。典故的历史内涵和当下语境中产生的新意，互相参照，互相发明，构成一个新的表意系统”[4]。典故这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既有自己的字面意义，同时也具有历史流传过程中沉淀下来的内涵，作者把它置于一个新语境时，更有自己的考虑和用心，各种意义并置构建的“新的表意系统”是一个复义或多义的系统，同时也是张力的系统。和古代文言逻辑性稍弱的语法关系造成的复义不同的是，这种张力构成更多的来源于“显”与“隐”之间力的作用。字面的意义构成诗歌文本的显性意义，历史流传过程中沉淀下来的内涵构成诗歌文本的隐性意义。“显”与“隐”虽是一种对立，但在中国古代诗歌文本中，“显”是通往“隐”的一个途径，而“隐”的存在反过来丰富、深化着“显”，二者互相参照、互相作用也形成一种张力。
不可否认，因运用典故而造成的复义在其他语言体系中也普遍存在，但中国古典诗词因篇幅的短小、格律的限制以及诗人们浓厚崇古意识而导致的典故大量运用是其他语言体系所不能比的，其意味深长的美学效果也与张力的大小密切相关。以唐代岑参的《虢州后亭送李判官使赴晋降得秋字》为例，“西原驿路挂城头，客散江亭雨未收。君去试看汾水上，白云犹似汉时秋”，前两句写朋友前行道路的崎岖逶迤和细雨连绵，烘托出离情别绪，后两句设问，用汉武帝游汾河所作《秋风辞》的“秋风起兮白云飞”“泛楼船兮济汾河”的典故，请友人看看汾水风光还像不像过去那么秀丽？“白云”“汾河”这两个词，如果剥离其历史内涵，词义非常单薄，只是很常见的一种物象，但在此诗中，这两个词的历史内涵潜在的发挥着作用，对其字面意义形成挤压、冲撞、涵盖形成张力，并因张力的存在在过去和现实之间建立起微妙的动态关联：过去了的汉代仿佛是作者写作那个时代的缩影。唐代经安史之乱，大唐盛世付诸东流，“白云犹似汉时秋”抒发了一种物是人非的盛衰之慨。整首诗也因这双重语意冲撞的张力脱离了一般送别诗的私谊范畴，升华到一个更高境界。
三
中国古代诗人从主观创作愿望上追求“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所以中国古典诗歌的复义不仅表现在言内，还可以寄寓于言外。言内义与言外义构成中国诗学领域另一种类型的复义。
言外义是指读者于作品行文之外所品味出、领悟到的含义。正话反说是古代诗学比较常见的求取言外之意的方法。如孟浩然《岁暮归南山》中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应该说孟浩然自幼抱负非凡，而且“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自称“不才”虽可理解为谦词，应该说更多地包含怀才不遇的愤懑，而且有才华的孟浩然并未得到皇上的赏识和任用，这样的君主又如何能称之为“明君”？据说唐玄宗听了这首诗后很生气地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弃卿，奈何诬我？”可见此诗虽言内用以谦词作反语，唐玄宗还是于言外听出了其真实含义所在。另外，巧妙留白以待读者补充也是古代诗学常用的求取言外之意的方法。如崔颢《长干行》：“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这首诗截头去尾从事件的发展脉络中取最富启示性的一段，把很多东西略去。寥寥二十字之中，是一个女子停船暂住的问话，寥寥二十字之外的空白，经读者想象补充，有这个女子的音容笑貌、他乡境遇以及心理轨迹，难怪王夫之评之：“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5]因其言内文字的“墨气所射”，“无字处”的空白也有了言外义，二者相互生发，形成了一种内涵丰富的复合义，丰富着诗歌的内涵。
袁行霈先生说：“注重言外之意，追求含蓄不尽，并不是有话不说，而是引而不发。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是诗人浮想联翩、思想感情的飞跃接近极顶时，自然达到的艺术境界。最后的一跃已经开始，无限的风光即将展现。既是终结，又是起始；既是有尽，又是无穷；在个别中寓以普遍，在特殊中寓以一般；使诗歌语言保持在最饱满、最富有启发性的状态之中，给读者留下最广阔的想象余地。”[6]这“引而不发”“既是终结，又是起始；既是有尽，又是无穷；在个别中寓以普遍，在特殊中寓以一般”的“最饱满、最富有启发性的状态”即是一种张力状态。
此种张力状态与我们前面谈到两种张力状态有所不同。具体而言，言内义与言外义都有赖于作者的创造，但读者个性化的解读也是造成“义生文外”的重要机制。应该说，此种张力状态既涉及作者层面也涉及读者层面，是作者心理力量与读者心理力量较量的结果。文学文本其词语的选择和安排凝聚了作者心理力量，这种心理力量会通过文学文本传导到读者，但一般读者不会被动地顺应这种力量，他的阅读经验以及心理期待等形成的心理力量会与作者的心理力量较量、形成对峙，这种对峙是张力产生的基础。优秀的作者不会无视读者的心理力量，他会巧妙地加以引导，以一些技巧将读者的心理力量纳入文本的创造体系中，让读者主动寻找突破，于文外探究诗歌的“不尽之意”。对峙依然存在，但已是一种关联状态下的对峙，是可以达成统一的对峙，张力产生于对峙与统一的抗衡之中。
中国古典诗词篇幅短小，文本所能容纳的语言十分有限，诗人虽然着眼于言内，但更多的通过留白或者其他启发性、暗示性的手法，引导读者以其想象力突破言内、翱翔于言外，创造丰富的言外之义。言内与言外的关系是：“外”是“内”的丰富与拓展，如果没有“外”，“内”也没有任何意义；但“外”又不是毫无限度的，它由“内”而生且受“内”的制约，“外”到一定程度就会受到“内”的牵引，回复到“内”。“内”“外”之间互相抗衡、互相映衬，宛如两个镜头的蒙太奇组接，创造出诗歌意蕴丰富的美学效果。以唐代元稹的《行宫》为例：“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话玄宗。”此诗只有二十字，描绘了行宫里一个极其平常的小角落，红的宫花依旧开放，白发宫女闲坐交谈。前人评价此诗“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7]，此中的“意足”之“意”以及“无穷之味”均针对言外义而言。诗人巧妙地运用暗示以及反衬手法，类似寻找到杠杆的最佳支点，以小小场景作用于读者，创造出极大的历史沧桑变幻之感。应该说，由“语少”至“意足” 以及“无穷之味” 的变化过程，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创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见作者对读者的心理引导之力，也见读者强大心理力量的反作用力，二者互相对抗相互调和，由此而形成的诗歌意蕴丰富的美学效果本质上也是一种张力效果。
注释：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第63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2]王 力：《汉语史稿》（中卷）第479页，[上海]中华书局1980年版。
[3]叶维廉：《中国诗学》第1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
[4]王耀辉：《文学文本解读》第44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第16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关键词]专科 唐诗宋词 选修课 教学定位 策略
[中图分类号] G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4）16-0134-03
唐诗宋词是学术界研究的重镇，也是各高校开设专修或公修的热门课程。新时期以来，各种唐诗宋词选本、教材大量涌现，层出不穷。如张明非主编的《唐诗宋词专题》、《唐诗宋词专题作品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尚永亮主编的《唐宋诗分类选讲》，王兆鹏主编的《唐宋词分类选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等，就是近年高校中较流行的教材。但学科常识告诉我们，即使同一门课程，由于专科和本科层次的教学定位不同，就会由此导致其教学策略的差异。笔者多年从事古代文学和唐诗宋词选修课教学，对上述问题曾作过一些思考，愿抛砖引玉，向同行请教。
一、专科唐诗宋词的教学定位
教学定位，是指不同课程或同一课程不同层次在教学中最适合的位置。唐诗宋词选修课，无论鉴赏或研究，都是文学接受中的一种精神活动。但不同的是：“文学鉴赏，是指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通过感知、情感、想象和理解等一系列心理活动而形成的认识、体味、玩赏的审美活动”。[1]它包含着鉴别和欣赏两个方面的内容。而文学研究，则是以文学及相关内容为对象，探索其性质和规律的一门学科。正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说：“研，摩也。”“究，穷也。”因此，鉴赏和研究虽然同属接受者的精神活动，但其对象和要求并不尽相同。鉴赏的对象主要是作品，而研究的对象除作品外，还涉及作家、流派、思潮、历史、考证等。故无论从深度和广度，研究都要比鉴赏活动要求的程度更高更广。郑振铎说：“鉴赏是随意的批评与谈话，心底的赞赏与直觉的批评，研究却非有一种原原本本的仔仔细细的考察与观照不可。”[2]因此，鉴赏是研究的基础，而研究则是鉴赏的提高深化，从这个角度来说，鉴赏是一种以审美为依归的精神活动，而研究则是一种超越鉴赏而具有丰富学术含量的科学活动。
正因为这样，唐诗宋词的选修课在专科和本科层次上的教学定位是应该有所区别的。专科学生起点较低，古代文学教学时间少，一般只有200学时左右，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历史长河的把握不够深透，学习的作品也偏少。就目前普遍使用于非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册）来看，唐宋诗共选119首，其中唐诗94首，宋诗25首，唐宋词共选39首，其中唐五代词11首，宋词28首，诗词合计才158首。同时，教师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受课时的限制，只能选择其中小部分作品进行分析。由于学习视野的浅窄，专科唐诗宋词选修课的教学要达到研究层次困难较大。但本科不同，学生起点比专科生高。古代文学教学一般都在300学时以上，至少比专科多出100个学时。而且本科作品选，无论是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还是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作品选》，其所选的唐诗宋词数量都要比于非的多得多。以朱东润的为例，唐宋诗共选268首，其中唐诗190首，宋诗78首，唐宋词共101首，其中唐五代词18首，宋词83首，诗词合计369首。无论是唐诗或宋词，其选篇目都比专科的多出一倍以上。而且本科院校除了与专科院校同样开设《文学概论》以外，同时一般还开有《古代文论》、《西方文论》、《中西文论》、《马列文论》、《美学》、《当代美学》、《中国美学史》、《西方美学史》等必修或选修课程，这样，就为唐诗宋词的研究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文本和理论研究基础。而专科，以上课程则往往付之阙如。因此，同样是唐诗宋词选修课，专科定位在鉴赏而本科定位在研究是比较合适的。目前不少专科院校开设的是《唐诗鉴赏》、《宋词鉴赏》，而本科院校开设的是《唐诗研究》、《宋词研究》等，循名责实，其称呼本身就是对其课程定位的最好说明。当然鉴赏和研究只是就其侧重点而言。事实上，在鉴赏的过程中必定会包含一定程度的研究，而研究的部分内容也必须以鉴赏为基础，它们之间虽有比较明确的界限，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国浩如烟海的诗话、词话，则往往既包含着鉴赏，又包含着研究的内容。从南朝钟嵘的《诗品》到近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莫不如此。斯为学界共识，兹不细述。因此在鉴赏与研究的问题上，不必僵死地划定楚河汉界，而要根据学生和老师的实际情况而灵活掌握。在总体定位不变的情况下，其鉴赏、研究的尺度可以有所侧重或位移。同时，如果是非中文专业的唐诗宋词公选课，即使是本科，我们认为，也还是把它定在鉴赏层次较为适宜。
当然，唐诗宋词选修课的开设，跟师资有莫大关系。有些老师根据自身研究特长，向学生开设“唐诗宋词格律”、“唐诗宋词创作比较研究”，甚至是李、杜诗或苏、辛词等的研究也是可以的，但这些无论是对专科或本科院校，无论是对师范或非师范专业，都只是唐诗宋词教学中的特色课程，缺乏普遍的可比较性。
二、专科唐诗宋词的教学策略
教学策略是为实现教学定位目标所制订的方案。专科唐诗宋词教学既然定位在鉴赏上，那么其教学目标、内容以及方法都应有自身相应的要求。具体来说有以下三方面：
（一）在教学目标上，以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和审美能力为旨归
鉴赏是在一定美学思想指导下的审美精神活动。康德说，鉴赏判断不是知识判断，“从而不是逻辑的，而是审美的”。[3]（39）因此培育学生的审美水平，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就成了唐诗宋词教学的核心目标。
当然，说鉴赏判断不是知识判断，并不等于说鉴赏不需要知识。事实上在唐诗宋词教学中，文字训诂、历史典故、诗词格律这些基本常识是必备的，否则鉴赏就寸步难行。但仅有这些知识又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疏通文义也并不等于鉴赏。鉴赏除了一般知识的体认辨析之外，其根本落脚点在审美上。而且与其他文体相比，唐诗宋词最富审美情韵，所以更要注意引导学生感受和认识诗词的形质之美。所谓形美，是指唐诗宋词体现出来的技艺之美，包括语言、韵律、结构、表达等要素。所谓质美，是指唐诗宋词内容中表现出来的美学价值，包括情美、象美、意美、境美等要素。因此，以知识为基础，以审美为旨归，以形质之美为中介，提高学生审美水平和审美能力，这是专科唐诗宋词教学的必由之路。
（二）在教学内容上，应以名篇佳作为载体，最好以类相从
唐诗宋词的教学目标，既然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审美水平和审美能力，那么选择文质兼美的作品来教学，这自然是情理中事。歌德说过：“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是靠观赏最好的作品才能培育成的。”[4]（32）因此，只有选择名篇鉴赏，取法乎上，树立崇高的审美规范，才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
目前开设唐诗宋词教学的高校，对教材内容处理方式大体有二，一是按时代先后编排，以名家名篇为主。如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从1995年面向全校开设“唐宋词名家欣赏”公修课，先自编讲义，于1999年出版《唐宋名家词导读》（广东人民出版社版），从盛唐李白直到宋末张炎，共选唐宋词45家，作品195首。另一种是以类相从。其中又可以细分为二，一是以类相从，史论结合，如武汉大学尚永亮教授主编的《唐宋诗分类选讲》、王兆鹏教授主编的《唐宋词分类选讲》等。另一类是以类相从，以名篇为主，如刘怀荣教授等编著的《唐诗宋词名篇导读》（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年版）。以时代先后名家名篇和以类相从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前者有利于集中学习某一作者的作品，有利于点的深入探析，而不利于面上的展开，且古文唐宋段，如作家生平、创造概况等有不少内容已学过，容易造成部分讲授的重复。后者有利于在面上的展开，能更好地让学生掌握某一类题材的特点，拓展知识结构，但又不利于个体作家的集中深入探究。笔者从2003年就给专科学生开设“唐诗宋词鉴赏”选修课，对以上两种方式都先后做过尝试，最后确定打破按时间先后选择名篇的做法，自编讲义，按题材将唐诗宋词各分为13类，用宏取精，以名家名篇为主，由点线向条块面上深化延伸，收到较好效果，并于2013年出版了《唐诗宋词分类简析集评》（汕头大学出版社）。当然，对教材的任何处理方式，都有其局限性，但作为专科选修课，以名家名篇为主，应该成为最我们的最佳选择。
（三）在教学方法上，注重学生主体审美体验，循言、象、意纵横比较，辨析深化
审美体验，是指学生在对作品动情感受和深刻理解的基础生成新的意义的生命活动过程，是身之体之，心之验之。唐诗宋词鉴赏说到底是要通过学生主体的审美体验才能实现，没有体验，就没有鉴赏。因此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将学生的审美体验融贯在教学的全过程，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引导学生自觉学习、合作探究，从而把握各种作品异彩纷呈的美，真正做到“识深鉴奥”，“欢然内怿”（刘勰《文心雕龙・知音》）。
语言是诗词特殊的审美符号，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紧紧抓住这一基本元素，披文入情，让学生从容涵容，悉心体味，领会其美，在此基础上由意象进而把握意境。袁行霈指出：“只有抓住诗歌的意象，以及意象包含的旨趣，意象所体现的情调，意象的社会意义和感染作用，才能真正地鉴赏中国古典诗歌。”[5]（132）可见，鉴赏古典诗歌，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意象入手。对此，蒋寅先生从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做了进一步分析：“诗人的审美经验通过艺术思维完成意境营造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将诗性经验意象化的过程，所谓窥意象而运斤是也；读者鉴赏则相反，是通过个别意象的解悟逐步领会意境的完整构成”。[6]（28）可见抓住语言，从意象入手，进而把握意境，确是鉴赏唐诗宋词的有效路径。
同时，还要注意引导学生比较、深化。黑格尔说：“每一方只有它与另一方的联系中才能获得它自己的[本质]规定。”[7]（254）唐诗宋词鉴赏亦复如此。这种比较，一方面是作品比较，另一方面是接受比较。作品比较可以是同时或异代。如同样抒发怀才不遇的悲愤，鲍照《拟行路难》（其六）和李白《行路难》（其一），在意象处理上就有写实递进和象征跳跃的不同。同样是相会，李煜的《菩萨蛮》（花明月暗）和李清照的《点绛唇》（蹴罢秋千），在格调上就有低俗清雅之别。总之，“阅乔岳以形培，酌沧波以喻畎浍”。（刘勰《文心雕龙.知音》）通过比较，就能更好地凸现双方的各自特点。同时，接受比较只是前人的理解，并不能代替学生的体验和感受，这是在教学中要特别注意的。
唐诗宋词选修课的开设，是我国当代大学生继承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承传中华文化精华的重要载体，是培养大学生审美水平、研究能力，优化人文素养基础的重要工程。在大力弘扬国学教育的呼声中，尤其是在加强教学和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探索唐诗宋词选修课的教学定位，并由此确定其教学策略，不但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更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但是，任何的教学定位与策略都不是铁板一块，随着时代变化和教改实践的深化，其内涵必然会有所更新发展。本文所谈，只是教学实践中的点滴粗浅体会，希望得到同行专家的批评指正。
[ 注 释 ]
[1] 鲁枢元主编.文学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 龙协涛编.鉴赏文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 康德，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4] 爱德曼，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5] 袁行霈.中国诗歌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在我们使用“中国美学”这个表述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此之前有没有美学？对此，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类比：在鲍姆加敦之前，并没有“美学”这个词，但是，人们在写美学史时，仍然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讲起，而不是从鲍姆加敦开始讲，不管人们对于鲍姆加敦造出这个词，或者说提议成立这一学科作怎样的解读。[2]同样，一部中国美学史，也似乎应该照此办理，从孔子、老子，而不是20世纪初写起。确实，许多中国美学史著作，就是这样写的。这时，我们实际上是在两种性质上讲美学的历史，一是在美学这个学科的建立发展的意义上讲美学史，一是用现代的美学概念来考察古代材料，从而为这个现代的学科回溯出一段历史。
不过，中国美学所面临的情况，与西方仍有很大的不同。鲍姆加敦所做的事，是在自身传统中的发展。他只是将在自己的学术环境中逐渐形成，已浮出水面的对知识的划分加以强调而已。当然，这种划分首先在德国，后来在欧洲，都有一个被接受的历史。但是，欧洲人的这种接受，远没有中国人那么艰难，那么具有跨越性。原因在于，在此之前的中国人的思想与中国人关于文学和艺术的写作，具有与欧洲人很不相同的形态。因此，“美学”这个名称来到中国，“美学”这个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对于中国的相关方面的研究，带来了什么变化？或者更进一步说，中国人发展自身的美学时，对“美学”这个概念，会带来什么变化？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我感到，试图在“美学在中国”和“中国美学”之间作出一个概念上的区分，对我们进一步研究是有益的，可以帮助我们澄清许多模糊的想法。
一、“美学在中国”的不同形态
对于中国美学的最初理解是“美学在中国”（AestheticsinChina），更为确切地说，是“西方美学在中国”（WesternAestheticsinChina）。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现代中国的最早一批美学研究者，以留学日本和欧美的学者为主。在20世纪，中国出现了众多的著名美学家，他们做了许多翻译和译述的工作，对于现代中国美学的建立的起了重要作用。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列举出很多重要的人物。
最早将“美学”这个译名介绍到中国来的，可能是著名学者王国维（1877-1927）。他于1900年赴日本留学，1901年回国，在1903年写的《哲学辨惑》一文，曾提到“美学”一词。[3]王国维的美学思想深受康德和叔本华影响。在东西方思想的碰撞中，形成了他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
朱光潜先生从1918到1922年在香港大学学习，1925到1933年在英法留学。他是“西方美学在中国”的典型代表。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翻译了从柏拉图、维柯、黑格尔直到克罗齐的许多西方美学的经典著作，还写了一本至今在中国有着重要影响的《西方美学史》。《文艺心理学》和《诗论》一般被认为是他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这两本书实际上都是在欧洲完成初稿，而回国后修改补充出版的。[4]在前一部著作中，朱光潜将克罗齐的形象直觉说、布洛的心理距离说、立普斯、浮龙·李等人的移情说，以及叔本华、尼采、斯宾塞等一些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学说结合在一起，用来解说文艺现象，并在书中举了大量中国文学艺术作品的例子。他的著作显示出巨大的对于中国文学艺术作品的解释力量，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在后一部著作《诗论》中，则运用一些西方的诗学理论来解释中国诗歌。朱光潜是那个时代美学在中国的最突出的代表。
与朱光潜同时代的美学家宗白华，却表现出一种与朱光潜不同的艺术追求。宗白华是康德《判断力批判》的中译者。他在年轻时，也曾留学欧洲。但是，他在美学研究中，却努力寻找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的不同点。例如，他坚持认为，西方绘画源于建筑，渗透着科学意味，而中国绘画源于书法，是一种类似音乐与舞蹈的节奏艺术；[5]西方绘画是团块造形，而中国绘画是以线造形；[6]西方绘画具有一种“由几何、三角所构成的”“透视学的空间”，中国绘画具有“阴阳明暗高下起伏所构成的节奏化了的空间”。[7]当然，这种不同点的寻求，仍是依据西方美学的框架来进行的。他致力于构筑一种艺术上中国与西方二元对立的图景。这种努力，对于中国美学自觉意识的形成，具有积极的意义。这也正是近年来，宗白华在中国学术界受到普遍欢迎的原因。然而，一种中国与西方二元对立的图景，实际上仍是以西方为一极，以非西方为另一极的思维模式的体现。非西方学术界的“自我”与“西方”概念，持一种对抗西方的姿态；然而，它在实质上与西方学术界的“西方”与“其他”的区分具有对应性。两种区分所形成的，都将是一种以西方为中心，而非西方为边缘的世界图景。
蔡仪于1929年赴日本留学，直到1937年因中日战争而中止学业，在日本前后亦有八年之久。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当时在日本学术界流行的左翼思潮影响，接受了。回国以后，他在40年代出版了两本重要的著作《新艺术论》和《新美学》两本书，试图在中国建立的美学体系。他的美学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努力在美学研究中贯彻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强调美是客观的；二是建立一种“美是典型”的思想。对于蔡仪来说，“典型”这个词来源于法国古典主义美学以及恩格斯的一些书信，但是，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某种对黑格尔式美是“理念的感性的显现”观点进行唯物主义改造的特点。[8]
在一些并非在西方受教育的学者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西方美学的深厚影响。李泽厚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代表。李泽厚的美学理论，产生于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当时的这场讨论对于中国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这场讨论对于当时中国整个人文学科的研究和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这场讨论的参加者有包括朱光潜和蔡仪等许多重要的学者，而李泽厚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理论，在当时受到了人们普遍的关注。李泽厚坚持美学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结合，坚持通过历史积淀形成文化心理结构，坚持美和审美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人的社会实践的依存关系。这种思想在当时呈现出一种独创性，但我们仍可从中看出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等一些理论家的影响。李泽厚后来通过对康德的阐发，以及创造性地改造克莱夫·贝尔、容格和皮亚杰的一些概念，努力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9]
在这一系列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学者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一种建立“现代中国美学”的需要，这种“中国美学”不是历史上的“中国美学”，也不是“美学在中国”。
二、美学的普世性与个别性之争
美学的普世性与民族独特性之争，在中国这样一个非西方的，有着悠久的自身传统的大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对于美学的普世性，人们试图从这样一些方面来认识，一是理论的科学性质。正像没有中国数学、中国物理学、中国化学、中国逻辑学一样，一些学者在论述中暗示，只有中国的美学家，而没有中国美学。他们认为，美学具有普世性，它研究一些普遍的美的规律。这其中包括比例、对称、黄金分割等形式方面的规律，也包括形象、典型等超越了形式性，在一些哲学观念影响下形成的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美学等于同于一般自然和社会科学，具有一种客观性。
一些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思想有着很深的了解的人，也试图论证一种思想，即西方所具有的艺术思想，中国实际上也有，只是过去未引起人们重视而已。中国的文学艺术思想，与西方是相通的。
在这种讨论中，如果存在着某种人的因素的话，那么，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种观点是以普遍人性为前提的。孟子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10]孟子的这段话在80年代的中国美学界具有深远的影响。这时，出现了一种“共同美”的思想，认为不同阶级的人对美有着共同的感觉。孟子将一种感觉上的普遍性视为既定事实，并以此来论证一种道德上的普世性，从而暗示着一种共同的人性。“共同美”的思想当时在中国的意义，主要表现为迎合一种后文化革命时代中国社会普遍流行的社会情绪。从50年代直到文化革命时期的中国美学，受着浓厚的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认定不同的社会阶级有着不同的美。“共同美”观点的提出，在当时具有社会针对性。然而，这种在特定时期提出的观点被人们夸大了，形成了一种普世性的美的观点。
美学的普世性观念，还因现代中国美学界所具有的强大的心理学倾向而得到加强。从30年代到80年代，心理学美学在中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成为解决美学之谜的希望，而心理学又被看成是一个具有普世性的关于人的心理的科学。在80年代的中国，阿恩海姆、皮亚杰、弗洛伊德和容格等一些西方学者的思想，以及他们思想的某种融合，成为中国人建构一些审美心理模式的重要思想依据。在这一时期，科学主义在中国美学界盛行。在文化革命期间，人文学科被政治意识形态所取代。作为对文化革命的反拨，学术界普遍出现了一种依托自然科学来为人文学科寻找可靠性的倾向。
除了这种理论上的普世性以外，在中国美学上，还有着一种基于对美学历史理解的普世性。在许多关于“什么是美学”的介绍性文章中，人们都在重复着一个美学怎样在西方由鲍姆加敦和康德等人建立，又怎样传到中国的历史。既然美学是这样一个由近代传入的学科，中国人对“美学”就只有阐释的权利，而没有发明的权利。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对用“美学”两个字来翻译这门学科的正确性问题提出质疑。这种质疑的潜台词，是由于翻译不准确而造成了对这门学科的误解。他们认为，这个词的原义是“感觉学”或“感性学”，应该恢复它的含义，或依照这样的含义来理解这门学科。如果这样的话，那么，美学在它的创始人那时有着一个惟一正确的理解，而世界各国的美学，都走着一个误解，被纠正，又被误解，又被纠正的历史。对于他们来说，正确的理解是惟一的，美学也是惟一的。它在东亚地区被误解，是由于独特的翻译方面的情况造成的。“什么是美学？”这个问题至少有可能以两种方式回答：一是告诉人们“美学”这个词在德文中的原义，二是说这个原义是惟一的。前者是对这个词的起源与历史的考察，而后者意在阻止和反驳任何对这个词以及这个学科内容的改变。这两种回答，都带来一种对美学的历史理解的普世性。
除了上述理论性的和历史性的普世性，经济的全球化所带来的艺术商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对美学产生着一种虽然没有得到明确的理论表述，实际上却更加深远的影响。最近的20多年来，在包括美学在内的中国学术界，有着一种对西方的渴望。大批的当代西方美学著作被翻译过来。一些外语好一点的美学家们都在开设翻译工厂，这是理论的需要，也是市场的需要。一般说来，翻译著作的销路要远远好于中国人写作的学术著作。西方美学著作的翻译，对于中国美学的发展当然是一件好事，这使中国人更多地了解西方美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美学的发展是有益的。但是，事情并非仅限于此，很多中国学者都已形成了一个习惯，只购买和阅读翻译著作，不购买也很少阅读中国人写的学术著作。中国的美学家们处于两难境地，他们自己的理论创造不仅得不到国外学者的承认，而且得不到中国学术同行的了解。这种两难的局面破坏了中国的学术环境，使得独创性的理论生产不再成为学术的主要追求。
当然，中国学者并非仅仅在翻译，他们也在从事理论的写作。但是，市场的状况和视野的狭窄使他们只能在一种困境中寻找出路。这时，出现了一批追逐西方最新学术思潮的学者。我们知道，中国近些年来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利用了中国在技术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节省新技术开发的成本，直接引进先进技术，从而迅速提高了生产率。在这些人看来，中国人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发展中国学术研究。直接引进西方最新的美学、文学艺术理论，将它们运用于中国的文学艺术实践之中，从而使中国的文学艺术研究得到迅速发展。于是，这些人总是在追问：什么是西方最新的美学和文学艺术理论流派和思潮？他们不断地宣布，某个西方的流派过时了，现在流行某一种新流派，因此，中国人必须迅速地跟上。在他们的心目中，这种流派的更替，就像技术上的更新一样。技术的更新会提高生产率和使产品更新换代，而新流派的引进也被幻想为具有类似的功能。这些人与前面所述的翻译者们做着同一种类型的事。如果一定要说出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这后一种人在普世性和对新思潮的追逐方面更为积极和投入，同时，他们在持论方面也常常更为偏颇。
与上述几种情况相反，在中国的美学界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倾向。这种倾向认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学艺术传统、独特的审美传统，以及思想传统，应该对这些传统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一种对于中国文化具有独特解释力的中国美学。
对于中国美学的研究，20世纪前期，特别是王国维和宗白华就作出了尝试。这两位学者都致力于运用西方美学的基本框架，对中国美学进行研究，并在这个理论框架所提供的可能性之中寻找中国美学的独特之处。王国维用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的思想来研究《红楼梦》，并写作《人间词话》，阐发其中的悲剧精神、优美和壮美的差异，但同时又提出“境界”观点，试图说出一些西方文论未能得到确切表述的思想；宗白华试图寻找中国艺术思想与西方艺术思想的相异之处。他们对中国文学艺术的独特特征的研究，对于中国艺术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的研究，使他们成为超越“西方美学在中国”的框架的重要的先驱。80年代后期，出现了一股中国美学史研究的热潮，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李泽厚的《华夏美学》、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对古代中国艺术理论的专题研究。在中国古代的哲学与艺术论述中寻找现代美学的对应物，这种思想固然也是接受了从西方而来的美学思想，并将之扩展的表现，同时，这种研究也体现了一种寻找美学中的中国特性的真诚努力。
然而，在90年代，在一些中国的文学与艺术理论研究者之中出现了一种极端的观点。这些研究者认为，在20世纪，在西方影响下进行的中国文学艺术理论建设，基本上是失败的。中国文学艺术具有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独特的特征，与此相对应，中国文学艺术批评也具有自身的范畴体系。运用西方的文学艺术批评概念来研究中国的文学艺术，其结果只能造成对中国文学艺术的扭曲，形成文学艺术中的“失语症”。他们的批判矛头，尤其指向那些追逐西方最新思潮的人。他们认为，引进西方的技术，发展了中国的经济，但是，引进西方的理论，却使我们自己失去了理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两者不能等同。这些人认为，最根本的办法，还是回到古代去，从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理论中汲取营养，直接发展出一种适合中国文学艺术的理论来。本来，有两部分人在持这种观点，一部分具有西学背景的人在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下走向一种本土主义，另一部分具有中学背景的人则仍持一种古老的中华中心论。在20世纪末期，这两种思想在中国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合流。
在中国，关心和从事美学研究的人，严格说来是由不同的群体组成的。它们中的一部分人从事中国美学研究，另一部分人从事西方美学研究，还有一些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艺术理论和比较艺术的研究者们，也在做着实际上与美学研究者们类似的事。那种主张依据古论直接建构当代中国理论的人，在从事文学和艺术理论研究的学者群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古代中国关于文学与艺术理论，处于一种与欧洲完全不同的形态。在欧洲，许多文学与艺术方面的思想是由哲学家提出的。这些哲学家注重对文学和艺术思想的系统阐述，注重这些思想与哲学的其它问题，如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与伦理学问题的相互联系。在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中国的文学与艺术思想主要以文学与艺术家所记述的创作经验组成。中国文学艺术思想的这种特点，在过去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缺陷，而现在情况有了变化，这些特点被普遍看成是优点。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之上，一些研究者试图对古代思想进行整理，从而建立一种适应现代生活的文学艺术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人试图在做一件事，即从古代中国出发，跳过20世纪的中国，直接构建21世纪的中国美学和文学艺术理论。
三、一般与特殊观念及其在对话中形成的不同美学间的张力关系
美学界很久以来的一系列的争论显示出，怎样才能建立中国美学，什么是中国美学，这本身已经成了一个问题。在这里，我首先要做一个概念上的澄清。在回答什么是“中国美学”时，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预设：即存在着一种普遍性的学问，叫做“美学”，它回答关于美学的一般性问题；又存在着一系列的，以国家、地区、民族、文化来命名的美学，如印度美学、日本美学、东南亚美学、拉丁美洲美学、东欧美学，也包括中国美学，它们回答各区域所独有的美学问题。这种预设是存在问题的。在美学上，我们不能断定，在某些国家中产生的美学，是一般性的美学，而在另一些国家中产生的美学，是特殊性的美学。其实，即使在一些传统的所谓美学大国，即一些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之间，我们也无法确定某个国家的美学是一般性的美学，而另一些国家的美学是特殊性的美学。
从另一个方面看，美学与数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学科与文化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一定的文化可能会有利于某些学科，比如像数学和一些自然科学的发展，因此，一些数学定理最早由某个民族发现，后来传到其他的民族。文化与社会因素，只是数学发展的前提条件。在历史上，一些国家自身的传统，赋予这些国家的数学具有一定的特色。例如，近年来，一些中国数学史家就发现，西方的数学更注重从定理出发进行证明，而中国古代的数学更注重计算，这与中国人对待数学的更为实用的态度有关。但是，在数学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一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另一方面，不同民族所发现的原理可以相互通用。我们可以写一部中国数学史，说明数学在中国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我们也可以像李约瑟那样写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说明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但我们不可能建立一门叫做中国数学，或者中国科学的学科。没有中国数学，只有中国人所发明的普遍的数学原理。勾股定理在西方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但它们指的是一回事。科学无国界，它是普世性的。
美学的情况则不同。美学存在于社会和文化之中，有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美学。这时，社会与文化状况不仅仅是美学原理产生的前提条件，一个社会的美学观念，从属于这个社会，是这个社会的产物。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由于自身的生活状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各自的文化传统不同，必然会出现审美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没有高下之分，是非之分。审美权利的平等，应是各民族文化权利平等的体现。产生于不同民族文化之中的美学之间，只存在着一种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启发的关系，而不能直接地相互通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或文化的美学，并不是一种普遍美学的一个分支，不是某种普遍的美学原理在这个民族的实际运用。一个民族和文化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审美观念和艺术传统之中，这个民族和文化的美学，应该植根于这种审美观念和艺术传统，成为这种民族和文化审美观念的理论表现。
更进一步，那种一般的美学，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逻辑学中，一般并不作为一个实体而存在，它只是从特殊中抽象出来的。世界上并不存在一张一般的桌子，桌子这个词并不存在单一的对应物，它只是所有桌子的总称而已。白马是一种颜色的马。除了白马以外，还有黑马、枣红马和各种颜色的马。但是，马总是要有一种颜色的，并不存在一般的，超越颜色属性的马。柏拉图的三张床的理论认为存在着一般的床，那只是一种古论而已。与“床”这个词相对应的作为实物的理念之床，是不存在的。在美学中，一般的美学也同样是一个可疑的概念。任何一种美学理论，都与产生这种理论的民族、社会、文化和时代条件，与这种理论与其他理论所处的对话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美学都是具体的美学，而不是抽象的一般的美学。这些美学所发现的真理，都是具体的，在一定范围内有着适用性的真理，而不是一种普遍的真理。
然而，从另一方面说，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美学又是相互影响的。20世纪，西方美学，特别是一些美学大国的美学，对于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对发展中国美学，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应该感谢这些思想的引入，而不是对这些影响持排斥的态度。那种幻想中国美学可以退回到传统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从中直接发展出一种现代中国美学的思路，是错误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叙述20世纪中国与国外美学对话的发展：
第一，美学对话从接受西方经典到与当代国外美学的直接对话。中国美学的发展是从翻译西方经典开始的。康德、席勒、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克罗齐、立普斯和布洛这些名字，早已为中国美学界所熟悉。在80年代，苏珊·朗格、鲁道夫·阿恩海姆等人的著作曾在中国产生过巨大影响。但是，中国美学家直接加入到国际美学界，与国际美学界对话的局面直至90年代才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与西方美学家的互访，实现了学术间的交流。第二，从将西方理论运用于中国实例，到努力发掘中国自身的理论资源。从20世纪前期开始，在中国美学界流行的做法是，运用西方的美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文学、艺术现象。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个有争议的做法。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这些学者的这些做法，是有着巨大成就的。我们应该承认他们的功绩，只有这么做，现代中国美学才能建立起来。从传统的中国文学艺术理论，在没有外来影响的情况下直接建立一种现代中国美学，是不可能的。中国美学必须经历这样一段借助外来影响，使中国美学现代化的道路。但是，怎样对待外来影响，有一个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理论和审美理论中，有着丰富的美学理论资源。中国人的审美习惯，也有着一些独特的特点。我们在运用西方理论时，常常发现，这些理论，并不完全切合中国的艺术和审美的实际。我们过去的理论，采用的是一种将西方理论概念与传统中国理论并置和混合的做法。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在与国外美学的对话中，立足于中国人审美与艺术的实际，建立独特的中国美学理论的要求，会被提出来。
第三，从只注重西方美学，到与其他非西方美学的对话。20世纪中国美学，是从西方影响开始的。在一开始，日本成为西方美学向中国开放的重要窗口，但很快，中国美学家就转向了对欧洲美学，特别是德国美学的注意。从20年代，特别是30年代以后，在中国取得越来越大的影响。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和开放政策的发展，美学翻译热潮的兴起，更多的20世纪西方美学著作为中国人所了解和阅读。
实际上，在现代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研究的许多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古代中国固然有文学和艺术，但现代中国的文学与艺术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随着西方思想的引进而形成的。我们在现代观念的引导下构成了这样一些学科，并追溯它们的历史，仿佛它们从来就有的样子。我们在谈论古代中国的文学，谈论古代中国的绘画、雕塑、建筑，并写作有关这方面的历史。实际上，这种历史的追寻只不过是我们的观念的延伸和按照我们的观念所作出的选择而已。一种对西方观念的绝对排斥，从而对纯而又纯的中国性的寻求，实际上并不能成立。我们今天所有的对历史的认识和关于历史的写作都是从现代观念出发的，这种现代观念本身，正是在20世纪逐渐构成的。那种依托古代资源来构建一种全新当论的想法，不过是想形成一种相对于目前学术界成为翻译机器的情况的另一种学术姿态而已。作为当代各种理论努力的一部分，这固然可以具有自身的位置。但是，它的那种新福音的架势，难免给人以偏颇的感觉。实际上，从另一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有利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说自身与西方不同，而不对普世性与个别性作出具体分析，所带来的仍然只能是一种“西方”与“其他”的两元对立，这种对立所导致的结果，仍然只是西方具有普世性，而非西方是一个个孤立的“其他”。
四、建立现代中国美学的思路
在全球化时代，非西方国家美学的当代性在哪里，这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在提到“中国美学”时，指的都是古代中国美学，如“儒家美学”、“道家美学”，等等。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悖论：一方面，美学是20世纪初才从西方引入中国的学科，在此之前，中国没有一门叫做美学的学科；另一方面，只是古代中国的那些过去当时并不称为美学的思想资料，才被称为“中国美学”。在中国，人们在很长时间里已经习惯了一个等式，即中国等于古代，西方等于现代。这种等式将一种空间上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时间上关系。他们在写作名叫“中国美学史”的著作时，所涉及到的都是20世纪以前的中国美学。对于20世纪的中国美学，他们必须给另一个名称，例如，称它们为“现代中国美学”。但是，这种现代中国美学不仅在国际美学界很少受到关注，即使在中国，许多学者也对此信心不足。类似的情况，在提到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美学时也存在。当我们提到印度美学时，出现在我们脑子里的是古代印度的审美和艺术思想。我们也很少关注现代伊朗或现代希腊美学。非西方国家是否有自己的现代性，怎样建设自己的现代性，怎样对待自己所具有的现代性，这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在学术圈里，一些中国美学家们目前所做的事是，努力整理一些传统的中国美学概念，例如“气”、“韵”、“骨”等等，并将之与一些西方美学概念并置在一起，形成一种中国传统概念与西方美学概念并置而混合的状态。这种并置状态实际上并不能构成理论的体系，而只是一些美学的教学体系而已。他们并不寻求体系的完整性，所关注的只是，以一个可接受的篇幅，为接受一定课程教育的学生提供一个适用的，可以提供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的教材。这种类型的教材，当然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但实际上，这些教材基本上还是以西方理论为主，中国的理论术语仅起点缀作用而已。中国理论特有的一些带系统性的思路并不能得到完整地展现，而中国理论与西方理论的内在的差异，也不能得到很好地揭示。
与这些更具学院气的学者不同，在当代中国艺术领域，出现了另一种全球化倾向。中国艺术家们努力在国际艺术界寻求自身的表现。他们中有诗歌、音乐、电影、戏剧等各种艺术门类的艺术家，而以绘画和雕塑等造型艺术尤为突出。他们经过一番努力，在相关的国际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功，建立了自己的影响，然而，他们在中国国内却受到很多责难。人们指责他们为着翻译而写诗，为了在国际上得奖，被西方的博物馆和画廊接受而进行创作。他们将自己的成功寄托在国际承认之上，至于中国人是否喜欢他们的作品，这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并没有形成一种真正的具有地方性的艺术，而是制造了为了全球的“地方”。这种实践对于中国美学的发展并没有什么贡献，原因在于这些人并不关注理论。他们所关注的只是一种取得成功的文化策略。然而，没有理论保护的艺术实践是不能长久的。他们中蔑视理论的人终将意识到自己的目光短浅，而重视理论的人却又难以从全球与地方的这种尴尬的处境中解脱出来。
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是否能有一个区别于“美学在中国”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美学”？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也许会走一条与中国语言研究的发展相似的道路。古代中国没有语法研究。1898年，马建忠（1845-1900）出版了《马氏文通》。这是第一本汉语语法学著作。这本书运用拉丁文的语法，对古代汉语进行研究。用他的话说，是“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11]这本书有开创之功，但又不免有“西方语法学在中国”之嫌。陈望道曾批评他“机械模仿，削足适履”，[12]这是当时的草创阶段不可避免的现象。在这本书之后，影响最大的是黎锦熙（1890-1978）于1924年出版的《新著国语文法》。这本书依据英文语法，对现代白话文进行了研究。这本书在引论中提到：“思想底规律，并不因民族而区分，句子底‘逻辑的分析’，而不因语言而别异。”他设想不同的语言背后有着共同的，具有普遍性的逻辑。实际上，正如中国语言学家王力所指出的，“黎氏所谓‘逻辑的分析’往往是以英语的造句法为标准。”[13]语言学家张世禄先生在为瑞典学者高本汉的《中国语与中国文》一书所写的译者导言中写到，“之先生说他[高本汉]的《解析字典》：“上集三百年古音研究之大成，而下辟后来无穷学者的新门径。”（《〈左传〉真伪考序》）。后来的学者——尤其是中国人——对于中国的语文问题，自然不应当把顾、江、戴、段、钱、王诸人的研究认为满足了，应当以西洋的学术做基础，将中国固有的学说，重新改造一翻，以建设一种新科学。”[14]
在此以后，中国的语法研究经历了民族化的过程。许多学者努力关注汉语的独特性，搜集汉语材料，依据汉语实际来制定汉语语法体系。在这种努力中，他们离不开国外的语言学理论。例如，叶斯柏森、布龙菲尔德、乔姆斯基等人的理论，都曾对汉语语法的研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这种理论不能取代中国语言学家们的理论创造，他们必须对汉语材料进行深入而扎实的研究，从而寻找汉语的规律。更进一步说，经过一些年的发展，他们的理论创造会进一步丰富现代语言学理论。世界各国的语言，都有着各自的特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发展，需要建立在对不同语言研究的基础之上。
中国美学的研究也是如此。中国美学研究要更多地介绍当代国外美学的研究，要更多地研究中国美学传统。但是，中国美学有着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这就是研究当代中国审美与艺术的实际，让美学理论在这种对实际的研究之中成长起来。这种实际，就是现代中国人的审美和艺术活动。过去，中国美学研究存在着浓厚的概念化倾向。这种纯粹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是没有生命力的。同时，这种概念到概念的研究，由于脱离了中国文学艺术的实际，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只有来自中国文学艺术的实际，能够为这种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的活动提供解释和指导的理论，才是真正的中国美学。
只有这样，中国美学才能找到自己的真正根基。它与国外的美学的关系，是一种对话的关系。维持和发展这种关系极为重要。中国美学要不断地吸收美学的最新成果，在一个对话和互动的语境之中发展之身；另一方面，中国美学必须扎根于中国审美与艺术实践之中，从中形成自身的艺术理论。
在我们摆脱了前面所述的一般与特殊的思路以后，我们应以另一种思路来代替它。不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美学，但存在着一种共同的美学发展。这种发展，是建立一种来自世界各民族、各文化的美学对话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发展各民族和各文化的美学，发展民族和文化间的美学对话，就是为这种共同的发展做出各自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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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著名学者和散文家朱自清在给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所写的序言中这样写道：“美学大约还得算是年轻的学问……据我所知，我们现有的几部关于艺术或美学的书，大抵以日文书为底本；往往薄得可怜，用语行文又太将就原作，像是西洋人说中国话，总不能够让我们十二分听进去。”《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转引自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26页。着重号是引用者所加的。
[2]克罗齐、鲍桑葵、比厄斯利和塔塔凯维奇等人所写的美学史，都是如此。怎样看待鲍姆加敦，他是给予一个早已存在的学科以一个名称，还是建立了一个学科？人们围绕这个问题进行过一些争论。我更倾向于认为，鲍姆加敦的理论活动帮助推动了现代审美理论的建立，因而“美学”这个词形成在美学的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人们使用“美学”这个词指鲍姆加敦之前的“美学”和他以后的“美学”，是在不同的性质上使用这个词。当我们说到鲍姆加敦之前的“美学”时，具有一种用后来形成的学科对此前的相关思想材料进行追溯和反观的性质。
[3]收入佛雏校辑《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一书。见《王国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4]“《文艺心理学》早在一九二九年决定撰写，正式写成于一九三一年前后，当时作者正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读书。一九三三年作者回国，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艺术学院任教时，曾将该书稿用作教材，并作了较大的改动，增写了一些章节。一九三六年由开明书店正式出版。”引自《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
出版说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诗论》是继《文艺心理学》之后，一九三一年左右写作的。一九三三年作者自欧洲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任教时，曾将书稿用作教材，并多次作了修改。一九四三年由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印行。一九四八年三月，增收了《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等三篇，改由正中书局出增订版。”引自《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出版说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5]参见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14－118页。
[6]同上，第41页。
[7]同上，第84页。
[8]“我们认为美的东西就是典型的东西，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一般的东西；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种类的一般。于是美不能如过去许多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主观的东西，而是客观的东西，便很显然可明白了。”蔡仪《新美学》，引自《蔡仪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236页。《蔡仪文集》共10卷，是蔡仪一生学术研究成果的总汇。
[9]李泽厚的观点可参见他的《美学论集》、《美学四讲》、《批判哲学的批判》等著作。其中《美学论集》于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了作者在从50年代至70年代的重要美学论文，从中可以看出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建立过程。《美学四讲》于1989年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书中分别讲了美学、美、美感和艺术这四个话题，是一本李泽厚总结他的美学思想的著作。《批判哲学的批判》于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于1984年修订再版。这本书通过对康德思想的评述，展示了他的一些哲学美学的观点，这些观点在他后来的一些哲学提纲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
[10]《孟子·告子章句下》。
[11]马建忠《马氏文通后序》，引自吴文祺张世禄主编《中国历代语言学论文选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179页。
[12]陈望道《漫谈马氏文通》，原载《复旦》月刊，1959年第3期，引自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参考资料》下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182页。
关键词：桐城派 方东树 诗歌史论 昭昧詹言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7）01-86-92
郭绍虞先生曾指出：“由清代的文学史言，由清代的文学批评言，都不能不以桐城为中心。”1如就诗学而论，作为桐城诗学代表作的《昭昧詹言》，在清代文学批评史上当有重要地位。该书在著述体例上，采用先总论各体，然后依体选诗，按时代先后排列作品进行分论。这种以“体”为经， 以“时”为纬的著述方式，使其具有明显的诗歌史论之特点。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该书实际上是一部诗歌史论性著作，体现了以方东树为代表的桐城诗派对诗歌史及其演变过程的基本看法。本文讨论其诠释模式与呈现出的批评形态，一是为揭示方东树诗学体系的展开方式，二是揭示其诗学批评的基本风貌，在此基础上探讨其诗学意义。
一
一般而言，采用什么样的诠释模式取决于诠释对象的性质及特点。不同对象，其诠释的方式也应有别，否则，会出现文不对题或似是而非的情r。作为诠释对象，《昭昧詹言》不同于诗学史上“以资闲谈”为目的、随意点评式的诸多诗话，它既有系统的诗学理论，又有系统的诗歌史批评。其理论的系统性表现在，由诗歌观念、诗歌史观、诗歌史批评方法构成的一个具有逻辑关系的诗学批评体系。其中，诗歌观念是理论基础，诗歌史观为指导思想，诗歌史批评方法是具体的诗歌批评采用的批评策略。诗歌观念、诗歌史观、诗歌史批评方法三位一体，都是其诗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文学史学认为，“文学史是依据一定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对相关史料进行选择、取舍、辨证和组织而建构起来的一种具有自身逻辑结构的有思想的知识体系”。1照此理解，《昭昧詹言》可以视为方东树依据其诗歌观念和诗歌史观，运用一定的批评方法对诗歌史进行批评而著述成的一部诗歌史，其中隐含的诗学理论就是一种有其自身逻辑结构的有思想的诗学批评体系，这种认识是符合文学史学一般原理的。
就文学观来说，诗歌观念主要是对诗歌的性质、内容和形式、功用和价值、审美理想等的基本看法。无论是作为诗人还是作为诗歌批评者，方东树总不会对诗歌一无所知，只要有所知，就有诗歌观念的存在。《昭昧詹言》作为诗学著作，其批评大体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诗歌体制，二是诗歌作品。就体制而论，只论及五言古诗、七言古诗、 七言律诗。就作品而论，每种诗体只论及具有典范性的几个诗人诗作。这表明方东树对诗歌史实是经过取舍的，这种取舍总是以其诗歌观念为基础的。方东树认为“诗之为学，性情而已”2，又说“诗以言志”3，在诗歌观念上除继承先秦“言志”传统和汉儒以来的“吟咏情性”之说之外，又从桐城古文理论出发，强调“诗与古文一也”4，不知古文不能为诗，在审美取向上奉持方苞“雅洁”之理想，崇雅贬俗，崇真黜伪。这些诗歌观念制约着方东树对诗歌典范的评论及致思方式，是其诗歌史观形成的思想基础。
文学史观主要是回答诸如文学是进化的抑或是退化，文学与政治、经济及其他文化门类，特别是意识形态关系、文学史是否可以说是形式演化的历史，文学史是否有盛衰，盛衰是否有规律可循等问题。5中国古典诗学的诗歌史观则主要是以对诗歌史上的“源流正变”、“通变”等现象的探讨来回答上述问题的。对此，方东树在《答叶溥求论古文书》一文中云：“以为文章之道必师古人，而不可袭乎古人，必识古人之所以难，然后可以成吾之是。善因善创，知正知奇，博学之以别其异，研说之以会其同。”6在他看来，“师法古人而不可袭乎古人”是“文章之道”，其对诗歌史上诗家诗作的评论既是为了证明“师而不袭”是历代诗家创作之正道，又是为了指导后学，如何才能“师而不袭”。“师古”是为继承，“不袭”是为创新，对继承和创新间的关系，方东树提出要“善因善创”，这表明方东树有明确的通变观念，这是其评论诗家从因革关系入手的思想基础。他提出的“知正知奇，别其异，会其同”，又表明方东树有着明确的“正变”思想。方东树的“通变”“正变”观是方东树对诗歌史演变规律的基本看法，是方东树诗歌史观的思想内核。概括地说，方东树的“正变”观主要是对诗体“正变”的认识，持“变而不失其正”之立场。“通变”观上继承了刘勰的观点并整合了叶燮的“通变”思想，有以复古为新变的倾向。方东树的“正变”思想和“通变”观相结合，就形成了其“离合”论7，也就是其对诗歌史演变动力及其路向的看法。
诗歌史批评方法是对诗歌史上诗人诗作进行评论所采用的批评策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开展诗歌批评，取决于批评者的诗歌观念与诗歌史观。方法总是来自于观念，观念不同，批评方法就会不同。在文学史上，因为文学观念的不同，文学史研究就有“主题学”和“语言学”方法之别8。再者，批评方法的运用如无明确的诗歌观念、诗歌史观作指导，也易流于漫无目的、随意式批评，易使人感觉到混乱而不知所从。如在《昭昧詹言》中，由于方东树诗学观念上坚持“诗文一理”，在批评诗家诗作时，往往从古文的角度，采用人们所熟知的“以文论诗”的批评方法，借之达到正本清源、澄清诗史、导示后学之目的。这其中诗歌观念和诗歌史观确保了诗歌批评方法运用的针对性和批评过程的有序性。
简而言之，方东树就是依据其诗歌观念和诗歌史观，对诗歌史上的诗人诗作进行取舍、组织并采用特定的批评方法加以评论，从而建构起自己的诗学批评体系的。方东树对诗歌史诠释策略的选择必须服务于这一批评体系的建构。采用适当的诠释模式对这一批评体系的展开尤其重要，它为观点的合理性、论证的逻辑性的实现提供具体的途径。
二
《昭昧詹言》内含的诗学批评体系对诠释模式的制约主要体现在：方东树是凭借自己的诗歌史观来选择诗歌典范的。面对诗歌史上众多诗家诗作，方东树以其诗体“正变”观为标准，择其善者为典范，作为批评的对象。其次，依据其创作上的“通变”思想，对诗歌典范之间的因革关系进行阐释。这种阐释即为具体的诗歌史批评行为，而其理论依据正是其诗歌观念。据此可知，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采用是“正变-通变”批评相结合的诠释模式。
具体说来，方东树对诗歌史的批评是遵循先以“正变”辨体，后以“通变”辨流这一轨迹展开的。方东树的“正变”思想，旨在辨明体制，即辨清诗歌的“正体”与“变”体，弄清诗歌的源与流；其“通变”观念，则旨在评论创作，评析具体诗歌创作上的因革问题。在《昭昧詹言》中，方东树对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七言律诗的体制先后进行详细的论究，并列出相应的诗歌典范，然后以“通变”的眼光来识别这些诗歌典范之间的源流关系，并以此为序依次加以评论，从而构成较为完整的诗歌史批评过程。如从《昭昧詹言》所评诗体来看，方东树对诗歌史批评实际是分体诗歌史批评，即由五古诗歌史、七古诗歌史、七律诗歌史组成的诗歌史批评系列。对诗歌典范及其创作上的因革关系的批评是其诗歌史批评的主要内容，因此，方东树基于其诗歌史观所建构的诗歌史主要是诗歌典范之间的因革史。
方东树本其“正变”观念，依体定人，确定典范，明其源流。再依源流先后，详论诗歌典范之间的因革关系。这种诠释模式呈现的是具体的批评活动，属于微观层面。如从宏观层面上看，这种“正变”与“通变”相结合的诠释模式又体现为由通论各体到个案分析模式，并被用于对各体诗歌史展开评论。
以七古诗歌史论为例，他先通论七古体制，分别论及七古的创作特点：以才气为主，以古文法行之；七古的语体风格：朴、拙、琐、曲、硬、淡，总归于“老”；七古创作方法及其运用：叙、议、写；七古的文法：命意深、下字典、取境远；七古章法：顺逆开合展拓，变化不测，着语必有往复逆势；1此外，对七古的用事、笔力、造语等方面也作出具体的要求。
在通论七古体制特点的同时，又结合自己的诗歌观念，对七古的创作典范亦作选择。李白、杜甫，“二千年来，只此二人”2，代表着七古诗歌创作的最高典范，是七古之“正”，而韩愈、苏轼、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等诸家的诗歌与杜甫“一灯相传”3，是七古之“变”。方东树按照七古流变先后次序，对李白、杜甫等诗歌典范进行个案分析，论其诗歌艺术手法、风格等，具体展现七古之流变过程。这种从通论到个案批评的诠释模式，还体现在单个诗歌典范的批评之中。他对具体的诗歌典范的批评也是先以翟蜃苈燮涫歌创作特点，后举其作品个案进行点评。如其在《昭昧詹言》卷五专评陶渊明诗歌，前十七则就对陶诗创作各个方面作了总论，从十九至八十五则评其具体作品，以证总论之观点。这种模式也体现在对组诗的批评中，如评杜甫的《秋兴》八首、《诸将》五首等。
通论到个案的诠释模式，成为方东树著述基本思路，规定了《昭昧詹言》一书基本结构。如从论证的角度来看，这种诠释模式是先提出自己的观点，后以论据支撑，观点与论据的充分结合，显然更有说服力。它与“正变-通变”相结合的批评模式一起构成方东树诗歌史批评两条路线，一从宏观层面规定诗学批评的基本方向，一从微观层面指导具体的批评行为，形成方东树诗学批评“复调叙述”，这使其诗歌史论具有诗学实践上的方法论意义。
三
方东树对诗歌史的评论主要是针对诗歌典范的评论，且又侧重在诗歌形式层面展开，从批评形态上看，其诗歌史论应属于文体批评，具有形式美学批评的特点。方东树对诗歌典范的分析，一是注重其诗歌的因革，二是注重诗歌的形式。注重诗歌的因革，这是其诗歌史论的题中之义，注重诗歌形式的审美批评，是其指导诗歌创作的需要。他本其“正变”思想，辨别五古、七古、七律诗歌体式，论其形式之别及创作上的特点，其意即是为了指导诗歌创作。诗歌体式属于诗歌形式，体式的因革主要指形式的因革，对诗歌创作而言，既有诗歌形式的创新，也有诗歌内容的创新，方东树强调“以新意清词易陈言熟意”1即是言此。但“意”随人变，人随时变，不同时代的人在不同的情境下的“意”自然不同，故其创新往往为易。而“词”相对稳定，其用易被约定俗成，尤当诗歌的“词”经组合，形成一定的体式，就有规范、约束之力，如不能有所突破，就会流于因袭，故创新实是不易。方东树于此是有着清晰的认识的，他对诗歌创作中的“合”与“离”的论述，多次强调其难，主要是对诗歌形式、技巧等而言。从其诗歌史批评来看，他是沿着由文体论、创作论至批评论这一思路来展开的，文体论侧重形式，相应的，创作论、批评论也侧重于形式，这是合乎其致思方式的。方东树指出：
读古人诗文，当须赏其笔势健拔雄快处，文法高古浑迈处，词气抑扬顿挫处，转换用力处，精神非常处，清真动人处，运掉简省、笔力崭绝处，章法深妙、不可测识处。又须赏其兴象逼真处：或疾雷怒涛，或凄风苦雨，或丽日春敷，或秋清皎洁，或玉佩琼琚，或萧惨寂寥，凡天地四时万物之情状，可悲可泣，一涉其笔，如见目前。而工拙高下，又存乎其文法之妙。至于义理渊深处，则在乎其人之所学所志所造所养矣。文字忌语杂气轻，既无根柢，又无功力，尚不能深清雅洁，无论奇伟。2
读古人诗，须观其气韵。气者，气味也；韵者，态度风致也。如对名花，其可爱处，必在形色之外。气韵分雅俗，意象分大小高下，笔势分强弱，而古人妙处，十得六七矣。3
他认为解读古人诗歌，主要从笔势、文法、词气、转换、精神、清真、笔力、章法、兴象、文字、气韵等角度来入手，评论其得失之处。而“义理”则存于作者之志之学，论其深浅须看其人而非其诗。这种认识，使得其对诗歌典范的批评侧重从笔势、文法等形式方面展开。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谈到作品接受时，提出“六观”说：“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4这“六观”中，除“事义”属于作品意义层面外，其余都属于作品的形式层面。方东树对前人诗歌的接受，“事义”关注不多，故主要是“五观”。
我们说方东树诗歌史论着眼于诗歌的形式层面，注重分析诗歌的用意、兴象、文法等形式要素，并不意味着他对诗歌的意义层面分析不作任何评论，他对诗歌的意义层面亦有点评，但并非主要，多服从形式批评之需要。如其评杜甫七律中《诸将》五首，先总论此组诗歌形式、技巧上的特征：
此咏时事，存为诗史，公所擅场。大抵从《小雅》来，不离讽剌，而又不许讦直，致伤忠厚。总以吐属高深，文法高妙，音调响切，采色古泽，旁见侧出，不犯正实。情以悲愤为主，句以朗俊为宗，衣被千古，无能出其区盖。5
他认为此组诗具有怨而不露、意蕴深曲、文法高妙、音调响切、采色古泽、字句朗俊等特点。接着逐个评论该组诗单个诗作，虽有对诗歌意义层面的评论，如纠正前人旧说、点评句意等，却为说明该组诗的上述特点提供证据支持。如评组诗其二云：
告河北诸将，以张仁愿勉之，极言借助回纥之非。何义门解之最当。回纥倾国而至，而异于太宗之用突厥。汾阳勋虽大，而此自为非。他日回纥助史朝义内侵，至三城州县皆为邱虚，遂有轻唐之心。其后虽复助顺，而所过抄掠一空。其后助仆固怀恩，侵至泾阳，虽听汾阳击吐蕃自赎，而唐之被侮亦极矣。公言肃、代之不如高祖、太宗也。笺失之。起四句，大往大来，一开一合，所谓来得凶猛，乾坤摆雷也。五句宕接，六名绕回，言后之弱，以思祖宗之盛为开合，笔势宏放。收点明作意归宿，作诗之人本意。此直如太史公一首年月表序矣。与前首同一章法，五六为开合，朔方与突厥，以河朔为界，仁愿乘虚，压漠南城。1
此评先集中于诗歌意义层面的分析，言诗义大略，后集中于形式层面，言其章法布置，文法高妙。文法高妙正是体现在诗义的巧妙表现，故言诗义正是为说文法提供证据支持。统观方东树对诗歌史上诸家诗作的评论，他往往不是作诗义的分析，而是径言诗歌形式上的创作特色，所以如此，是因为诗歌典范间的因革关系，主要是诗歌形式上的因革，而意义层面的因革则不明显，对诗歌学习者来说，诗歌形式层面的因革对其诗歌创作更具有借鉴意义，这是方东树的诗歌史批评侧重于诗歌形式批评的重要原因。
方东树的诗歌史批评注重形式与其诗教观念是有矛盾之处的。如果从诗教观念出发，像义理不能兼备的谢灵运、无血气性情的王维这样的诗人应该在其诗歌史之外，但事实是二者在其诗歌史上均居有重要地位，王维甚至是七律诗歌之“正宗”，是与杜甫相并肩的“二派”2之一。这一矛盾，除与方东树对诗歌典范的选择不完全基于其诗教观念相关外，还与他对诗歌的内容与形式之间关系的认识分不开。方东树曾云：“昔人言《六经》以外无文章，谓其理其辞其法皆备，但人不肯用心求之耳。”3有以《六经》为文章最高典范之意，后人苟能用心深求《六经》，其诗文、理、义皆善，如杜甫、韩愈等，如不能直接深求于《六经》，其诗于“理”常有所失，而依其才狻⑻旆值鹊梦摹⒁逯善。如谢灵运、王维等。也就是说诗歌的“理”可以从《六经》中获得，但“文、义”则不一定，因其可以凭自己的天分、才气获得。而且“理”是不能通过天分、才气获得的，只能靠后天的学习。方东树将“义理”独立出来，说其存于作者的立志与学养，认为其与诗歌的文、义即形式因素、法度技巧无关。从指导创作来看，“有德者必有言”，作者能否深于“义理”固然对其诗歌创作极为重要，但这主要取决于其主观努力，如通过读书、问学来丰富自己的学问、提高自己的操守等，但这些并不能从作为典范的诗歌中直接获得，而诗歌创作的法度、技巧等则可以通过对典范作品的研读直接获得启示。谢灵运、王维等诗家之所以能进入方东树的诗歌史之列，就是因其诗在法度、技巧上的卓越，能同杜甫、韩愈等诗家一样给后人以启示。因此，方东树的诗教观念与诗歌史论之间矛盾的深刻根源，在于其将诗歌的形式层面因素（文与义）与内容“理”或“义理”剥离开来，不能将其创作主体的“本源”论4在诗歌批评中贯彻到底。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方东树注重诗歌的形式批评的原因。
方东树对诗歌典范的批评注重诗歌的形式、技巧，这使得其所理解的诗歌史表现为诗歌形式演变史，具有一定程度的自律论倾向。但需注意的是，方东树对诗歌形式的批评与其对创作主体的批评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也强调“知人论世”的社会历史批评，重视诗歌的教化作用，因此与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四
综上所论，《昭昧詹言》隐含着一种由诗歌观念、诗歌史观和诗歌史批评方法构成的、潜在的诗学批评体系，此虽未见于方东树明确的理论表述，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它证明了方东树的诗学思想确实具有系统性，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缺少一个独立完整的体系”1。受这种批评体系制约，方东树对诗歌史的批评采用两种模式，一是微观层面的“正变”与“通变”批评相结合的模式，二是宏观层面的通论-个案分析的模式，这两种模式保证了其诗歌史论的逻辑性、完整性并呈现独特的风貌。
其一，方东树诗歌史论诠释模式体现了历史原则与审美原则相统一。艾略特在《个人与传统》一文中指出：“从来没有任何诗人，或从事任何一门艺术的艺术家，他本人就已具备完整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是对他和已故诗人和艺术家之间关系的评价。你不可能只就他本身来对他作出估价，你必须把他放在己故的人们当中来进行对照和比较。我打算把这个作为美学评论、而不仅限于历史评论的一条原则。”2“正变―通变”诠释模式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诗歌典范放入诗歌传统之中，辨析其创作与前人作品之联系，探究其作品独特面目的形成原因，这种批评就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对诗人诗作作纵向的考察。方东树对诗歌典范的批评又着重从作品形式层面辨析，通过剖析作品气韵、气势、兴象、精神、章法等形式要素来揭示创作风貌并将其与同时代诗家作品作比较，这种批评是从审美的角度对作品作横向的探究。因此，方东树采用的诠释模式既是历史的，又是审美的。
其二，建构了桐城派传统诗歌发展史。“正变―通变”诠释模式本身含有正本清源之目的。方东树对诗歌批评史是有着深刻的反思的，“千百年除李、杜、韩、欧数公外，得真人真知者，寥阔少见，则何如求通其辞通其意之确信有依据也？3”在《昭昧詹言》中，他“信古求真，商榷前藻”4，力求做到不诬古人，不误来学。可见，求得对诗歌史的正确认识，是其著述的重要动机。其实现途径就是采用辨体析流的方式，考察诗歌史上诗歌典范的源与流，阐释其间的因革关系，进而明确诗歌创作之正道，诗史演变之轨辙。这种注重典范之间因革关系的诗歌史批评，实际上是对传统诗歌演变过程进行重新梳理，其结果是建构起一部具有桐城文派特色的诗歌发展史。
其三，确立了诗歌典范在桐城诗学传播中的价值。重视文学典范的价值，是中国传统文论的重要特征。其主要体现是文学选本的大量存在。中国古代文论家宣示自己文学主张、争取批评话语权、显现自己存在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选本。选本是由选者遵从自己的文学观念和审美理想对既已存在的作家作品进行挑选并按一定的体例编纂的。这些挑选出来的作家作品是选者文学观念、审美理想的载体，并通过历代读者的阅读、摹仿发挥影响力。桐城派非常重视选本的这种作用，编选了大量的文章选本，著名的如姚鼐的《古文o类纂》、的《经史百家杂钞》等。《昭昧詹言》就是依托王士祯的《古诗选》、姚鼐的《今体诗钞》，参以刘大《历朝诗约选》《盛唐诗选》《唐诗正宗》等诗歌选本，并经方东树熔铸改造著述而成的，其中集成了桐城诸老如姚范、刘大、方绩、姚鼐等人的诗学智慧，被视为桐城派诗学的代表作。方东树对其中的诗歌典范，从桐城古文的视角进行系统的诠释，充分揭示了诗歌典范在导示后学中的实践意义，指明了桐城诗学在薪火相传中的基本方向。此举虽在配合其师指导后进，却也收到借助两种选本的流行，宣示自己诗学主张的效果。方东树是以此方式参与了桐城派诗学理论建设的。
其四，争取诗学话语权，确立桐城诗学之地位。方东树认为：“凡著书立论，必本于不得已而有言，而后其言当，其言信，其言有用。故君之言，达事理而止，不为敷衍流宕，放言高论，取快一时。”1又说：“吾观古今才高意广、自矜大雅，而心粗意浮、蔽于虚妄，卒不登作者之堂、当作者之录者，如牛毛；则余此书虽陋，而亦无可诟病者。使言之失当而有误有，不可以质古作者，斯当诟病耳。”2《昭昧詹言》是方东树“不得已而有言”，因为诗学史上众多诗家“心粗意浮、蔽于虚妄”，所论多有失当，其言不仅无用，而有害后学。在他看来，诗学真理是掌握桐城诸老手中的，“近代真知诗文，无如乡先辈刘海峰、姚姜坞、惜抱三先生者”3，作为桐城后进，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对历代诗论多有批评，特别是对明清两代诗坛风云人物如前后七子、钱谦益、王士祯、袁枚等均有批判。可见，方东树对诗歌史的重新诠释，不仅是实现其师“存古人之正轨，以正祛邪”之目标，而且在客观上是在替桐城派在诗学领域争取话语权，从而确立桐城诗学在诗坛之地位。
The Interpretation Model and Critical Forms on Fang Dongshu’s Poetry and Historical Discussion
Guo Qing lin
Abstract： Zhao Mei Zhan Yan is a historical poetry works， which implies a set of poetry criticism system with the logic relation of itself.It is made from poetry concepts， historical view of poetry and poetry criticism approach . In the open way， Fang Dongshu uses“zhenbian-tongbian”criticism and “general theory-individual case analysis”combining interpretation model， Coming into being “ polyphonic narration ”from the micro and macro aspects； In the form of criticism，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rm aesthetics criticism， embodies the unity of historical principle and aesthetic principle. Thus， Fang Dongshu constructs the traditional poetry development history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Tongcheng school， established the value of poetry model in Tongcheng poetic communication， who strove for poetic discourse and established the status of Tongcheng poetics.
Key words： Tongcheng school， Fang Dongshu ， history of poetry，Zhao Mei Zhan Yan
1 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69页。
1 董乃斌著：《文学史学原理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2 方东树著，汪绍楹点校：《昭昧詹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页。
3 《昭昧詹言》，第2页。
4 《昭昧詹言》，第376页。
5 董乃斌著：《文学史学原理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页。
6 方东树著，《考集文录》，清光绪二十年刻本，第六卷。
7 参见拙作《方东树“离合”说及其文学史意义》，《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三十九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2页。
8 陶东风著：《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
1 《昭昧詹言》，第232页。
2 《昭昧詹言》，第232页。
3 《昭昧詹言》，第237页。
1 《昭昧詹言》，第17页。
2 《昭昧詹言》，第23页。
3 《昭昧詹言》，第29页。
4 范文澜著：《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15页。
5 《昭昧詹言》，第404页。
1 《昭昧詹言》，第405页。
2 《昭昧詹言》，第378页。
3 《昭昧詹言》，第8页。
4 方东树论学，尤重涵养本源。在其著作中，“本源”有时作“本原”，如“文章之道……言不失本原”，本原即“本源”，见《姚石甫文集序》，《考集文录》，卷三。
1 刘文忠：《试论方东树的诗歌鉴赏》，《江淮论坛》，1983年第五期。
2 [英]托・斯・艾略特著，李赋宁译：《个人与传统》，《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3 《昭昧詹言》，第537页。
4 《昭昧詹言》，首页前《述旨》。
1 方东树著：《书林扬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