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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地方版AMC； 融资模式； 不良资产
【中图分类号】 F83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7）03-0075-04
一、地方版AMC由来
（一）当前我国不良资产现状
20世纪90年代末，为剥离中行、农行、工商、建行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我国成立了东方、华融、信达、长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均拥有金融牌照。截至2008年末，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从国有商业银行共收购政策性债务超过2.56万亿元，主要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央行贷款、发债等[ 1 ]。2008年，我国经济随着世界经济的低位运行开始进入长期的结构性转型和升级阶段，为此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快速攀升，特别是股份制银行和地方性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的快速攀升，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的金融环境[ 2 ]（图1）。
（二）地方版资产管理公司由来
为化解地方不良资产，优化当地金融环境，2012年2月，财政部、银监会联合下发《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规定各省级人民政府原则上可“设立”或“授权”一家资产管理或经营公司，参与本省范围内不良资产处置转让工作。随后，银监会先后分三次批准设立江苏、浙江、安徽、广东、上海、北京、天津、重庆、福建、辽宁、山东、湖北、宁夏、吉林、广西15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3 ]（具体如表1）。
总体上新设地方版资产管理公司成立时间较短，第一批成立至今也仅两年时间，业务模式和体系大多处于发展和完善阶段。
二、当前地方版AMC主要融资模式及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对比
（一）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融资模式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因政策使命而成立，筹资渠道也非常畅通，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原始资金
1999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时，财政部为四家公司各提供了100亿元资本金，央行发放了5 700亿元的再贷款，四大资产获准向对口国有商业银行发行了固定利率为2.25%的8 200亿元金融债券，这些资金主要向中、农、工、建四大行收购1.4万亿元不良资产[ 4 ]。
2.银行借款
银行借款一直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主要筹资渠道，但随着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集团化发展，银行融资占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外融资量的比例呈下降趋势，由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AAA信用级别，银行借款的利率一般都在基准利率以下。
3.金融债
随着业务市场化的拓展，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规模逐渐壮大，资质提高，开始寻求市场化筹资渠道。2013年华融资产获批发行120亿元金融债，期限分别为3年和5年期，票面利率分别为5.55%和5.66%；2014年9月10日，长城资产首次在香港成功发行5亿美元金融债券，债券票面利率2.5%。金融债的l行优化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推动了其市场化业务的发展和金融创新。
4.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随着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信贷资产保有量的不断增加，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成为其筹资的重要创新手段，如2014年初东方资产发行了8.074亿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华融资产发行了12.38亿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长城资产发行了12.12亿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它们的票面利率均为4.5%左右。
5.战略融资
战略融资是目前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主要工作，信达和华融已经完成了战略投资者的引进，获得了充足的长期发展资本，长城和东方资产的“引战”工作也已经接近尾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引战”目标主要集中在国内大型保险资本、全国性金融控股集团以及国际大型投行机构。
6.体系内筹资
随着内部金融主体的日益多元化，特别是银行、信托、保险、证券等子体系的构建，为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内部融资创造了便利条件。目前，内部融资逐渐成为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筹资的重要渠道。
7.IPO融资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2013年在香港主板上市，筹集资金约156亿港元（如表2）。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于2015年在香港主板上市，其他两家资产管理公司也制定了近期上市融资的计划，以期通过资本市场的低成本融资为其业务的发展提供支持。
得益于通畅的筹资渠道和多样化的筹资模式，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可以灵活安排融资结构，随时为其业务发展提供低成本的融资支持，并且做到按需融资，最大限度地提高资金使用率[ 5 ]。
（二）地方版AMC现行主要融资模式
地方版资产管理公司大多成立时间较短，信用级别较低，因此基本都采用“银行借款为主、股东短期资金支持为辅”的筹资模式。部分转制设立的地方版资产管理公司正在探索债券等融资渠道。现行主要融资模式如下：
1.银行借款
对于成立不久的资产管理公司，由于业务体系尚未形成，自身信用级别不高，主要采用股东保证担保的方式或股权质押担保的方式向银行融资开展业务。此类融资方式成本较低，但受制于股东的各项规定，有天花板效应。
对于成立时间较长，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的资产管理公司，则逐渐开始采用信用借款的方式为业务开展提供融资支持。此类方式一是融资成本相对较高，一般为同期贷款利率上浮一定额度；二是融资规模依然有限，不能满足地方版资产管理公司业务快速发展的需求。
2.其他融资方式
一是股东增资，地方版资产管理公司股东大多为省市级政府投融资主体，资金实力雄厚，一般会根据需要适时向资产管理公司增资，以便提高资产管理公司的实力，扩大业务规模。二是发债融资，发债融资需要发债主体有一定的实力，包括业务规模、盈利能力、信用评级（一般AA及以上）等指标都需符合要求。截至目前，只有浙江浙商资产管理公司于2015年7月成功发行了20亿元非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此举是地方版探索融资模式的一大创举。
总体上地方版资产管理公司由于规模较小，业务发展体系尚不完善，筹资模式相对单一，筹资成本比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高。短期看资金规模可以支撑其业务的发展，但随着业务不断发展，资金不足与业务发展的矛盾将逐渐体现，且短期融资与不良资产处置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契合度低，即业务发展与筹资发展的协同性要远低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
三、地方版AMC融资的劣势与优势
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相比，地方版AMC融资的劣势和优势均相对明显。
（一）劣势
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相比，地方版AMC融资的劣势主要为以下方面：
一是地方版AMC没有金融牌照，不能发行低成本的金融债，不能与金融机构开展同业借款，只能以银行信贷为主的常规融资模式融资。
二是地方版AMC成立时间较短，业务模式不完善，资信等级不高，不利于其获得低成本的融资。
三是管理资产有限，创新融资缺乏基础资产支撑。在不良信贷资产证券化日益盛行的情况下，地方版AMC因管理资产不够，无法形成充足有效的基础资产池，因此发行证券化产品融资存在障碍。
四是体系不够完善，无法充分利用内部合力。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目前已经形成包括银行、证券、信托、保险、资管等在内的完整体系，内部资金的调配与利用效率高。在这方面，地方版AMC尚未起步。
（二）优势
尽管地方版AMC融资存在诸多劣势，但其优势也相对明显：
一是股东资质雄厚，担保融资能力强。地方版AMC的出资人绝大部分为省级投融资平台，还有部分为央企或大型民营企业，实力雄厚，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地方版AMC的资信等级，还可以为其银行融资提供担保支持。
二是业务形式灵活，便于开展项目融资。地方版AMC因业务模式灵活，在收购银行不良资产时，方便与银行开展“互助”模式，即银行向AMC发放低成本贷款，AMC用该笔贷款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这种模式可以把银行与AMC的利益较好地捆绑在一起。
三是根植地方，政策支持力度大。地方版AMC以本省的金融机构为服务对象，一般都会得到省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如在司法、财政补贴、税务等方面的支持比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要多，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地方版AMC的融资能力[ 6 ]。
四、地方版AMC融资模式探索
资本或资金是企业发展的血脉，对于资本密集型的资产管理公司而言，资金的充足是其发挥“化解地方金融不良资产，优化本省金融生态环境”使命的重要保障[ 7 ]。因此，探索并扩大融资渠道，获得充足资金，缓解业务发展的资金瓶颈，是地方版AMC发展的重中之重。结合目前资本和金融市场发展体系、资产管理公司业务发展模式，本文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向着手探索符合地方版AMC的独特融资模式[ 8 ]。
（一）业务融资
对于成立时间相对较长的资产管理公司，由于业务模式和盈利模式相对成熟，与银行关系稳定，可考虑在开展不良资产收购的同时，获得目标银行与收购价款等额的优惠借款，为特定资产的处置提供资金支持。这种方式称为业务融资或项目融资，此种模式不仅可有效解决项目资金不足的矛盾，而且可以将项目的风险与银行的利益有效地捆绑，迫使银行在资产处置过程中更加积极和务实。
（二）发债融资
尽管目前仅有一家地方版资产管理公司成功进行了发债融资，但发债融资是地方版资产管理公司进入资本市场融资的一个较好渠道。发债融资有如下好处：一是融资期限灵活，可以更好地与资产处置的期限相吻合，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二是发债融资有利于提高资产管理公司在资本市场中的信誉，提升公信力，便于业务的拓展。但发债融资需要一定的条件，成立满两个完整财务年度的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尝试。
（三）利用地方政府资金
银行不良资产的持续攀升会严重影响地方政府的金融等级和政府平台的融资能力，因此地级市政府对于省级资产管理公司的合作拥有较强的迫切性和积极性。地方版资产管理公司可加强与地级市政府合作，通过少量出资，发挥自有资金的杠杆效应，发起设立不良资产处置基金或公司的形式，专门开展当地的不良资产经营业务。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充分利用地方政府的资源和资金优势开展不良资产业务，必将成为地方版AMC筹资与业务协同发展的重要模式。
（四）公众筹资
随着不良资产市场的逐步扩大，同期金融和资本市场投资渠道短期内却无法畅通，大量社会资本（包括企业和自然人）逐渐将目光转移到不良资产处置行业。为此，地方版资产管理公司可充分利用社资本的力量，参与到不良资产处置的过程中。由于不良资产行业属于高风险行业，单一的社会资本直接参与的可能性较小，因此可以通过一种合理的通道参与其中，如通过信托、资管、基金等，这种通道模式大体结构如图2所示。
公众筹资的好处：一是模式灵活，可以有效区分和设置投资对象；二是受众广，可以获取任何投资对象的资金；三是风险可控，资金与项目紧密结合。该种模式主要的弊端为：一是社会投资人对不良资产行业的认识不充分，投资信心不足；二是筹资的成本较银行信贷融资的成本略高。
（五）资产证券化
资产证券化是目前异常火爆的融资方式，自人民银行放开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后，信贷资产证券化已经成为当前流行的融资模式。但是对于资产管理公司而言，由于持有的都是不良资产，通过资产证券化融资尚需解决如下障碍：一是资产证券化的流动性问题，资产证券化必须满足稳定现金流要求，由于不良资产处置的现金流极不稳定，因此需配置一些经过特殊处理的拥有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放入资产池；二是时间搭配问题，不良资产处置的正常期限一般为2―3年，因此资产证券化的存续期也应保持在这个时间区间，时间越长，融资成本越高；三是基础资产的问题，因地方版资产管理公司目前存量资产较少，而资产证券化要求拥有一定规模的基础资产，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上述障碍解决之后，不良资产的证券化可成为地方版AMC融资的重要渠道之一。
五、结语
地方版AMC作为各省资产管理的“巨鹫”，资产管理业务的开展必须以强大的融资能力作为支撑，如此才能提高资产管理与处置的能力，才能有效地配合各省金融环境的优化与经济转型的升级。
地方版AMC的融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有效的融资计划和融资模式。对于第一批已经运作成熟的资产管理公司，可考虑在银行借款基础上增加公司债、社会融资、项目融资、资产证券化等方式进行筹资，优化公司的资产结构，放大资本的杠杆。对于运作初期的地方版AMC，则主要考虑股东担保融资、股东增资、项目融资等方式融资。值得一提的是，公司债和资产证券化是地方版AMC未来融资的主要创新模式，需要尽快突破障碍，积极尝试。特别是在资产证券化方面，地方版AMC可探索联合开展资产证券化的模式进行融资和业务创新，即几家AMC共同提供基础资产和流动性支持来进行资产证券化融资，可以有效避免基础资产不充分、评级不高的问题。总之，多元化融资是地方版AMC融资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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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技术模式
中图分类号:F27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6-0135-04
针对我国国有银行系统存在大量不良资产的现实,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自1999年开始,我国相继成立了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专门接收和处置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从世界各国处置不良资产的经验看,在资产处置技术模式上,一般采取了集中处置、分散处置和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混合处置三种技术模式。然而,一国究竟采取什么样的资产处置技术模式,不是由一国的主观偏好来决定的,而是由一国的客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以及由此所确定的资产管理公司目标和性质来决定的。因此,分析我国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成立的时空背景以及资产管理公司目标和性质,从而确定正确的资产处置技术模式,对我国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不良资产处置的技术模式及其决定因素
1.1不良资产处置的技术模式
根据不良资产处置的集中程度,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技术处理模式。
1.1.1集中处置技术模式。该模式是指资产管理公司将接收的不良资产进行分类打包,并采取向第三方出售或资产证券化等方式集中批量处置。在该模式中,资产管理公司对不良资产不是按照资产项目进行处置,而是将不良资产相对集中地出售或委托给第三方,由第三方对资产进行最终处置,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资产处置中事实上扮演着中间批发商的角色。如美国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专门机构重组信托公司(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在处置不良资产时,采取打包出售、外包和证券化等方式集中处置不良资产[1]。
1.1.2分散处置技术模式。该模式是指资产管理公司对接收的不良资产按照贷款的项目分别进行直接的最终处置。在该模式中,资产管理公司针对不良贷款的性质和不良贷款对象千差万别的客观状况,按照项目分别拟定处置方案,更多地体现了资产管理在不良资产处置中扮演最终处置人的角色。如中欧转轨国家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时,主要采取了债权和股权置换、庭外调解、个案解决、贷款展期等分散化处置方式[2]。
1.1.3混合处置技术模式。该模式是指资产管理公司对接收的不良资产进行分类处理,对一部分不良资产采取集中处置,对另一部分资产进行分散处置。由于资产管理公司在采取集中分散处置的重心不一样,在该处置模式中,又可以分为两种技术处置模式。一是以集中处置为主,以分散为辅的技术处置模式;另一种是以分散为主,以集中为辅的技术处置模式。
1.2不良资产处置技术模式的优缺点比较
上述三种不良资产处置技术模式相比,各有优缺点。不良资产集中处置技术模式具有处置成本低、处置速度快的优点;同时,伴随着不良资产集中处置的打包出售和资产证券化,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不良资产的二级市场;此外,由于不良资产打包出售一般采取公开竞标的方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不良资产处置的道德风险。不良资产分散处置具有处置回收率高的优点;同时,伴随着不良资产分散化的处置,可以培育和提升资产管理公司的竞争能力;此外,分散化处置可以针对不同的不良资产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手段,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不良资产集中处置技术模式缺点主要有:资产处置回收率低、不利于资产管理公司竞争能力的培育与提升、资产处置缺乏灵活性等。不良资产分散处置技术模式的缺点主要有:资产处置速度慢、处置成本高、存在着一定的道德风险等。混合处置技术模式的优缺点介于集中和分散处置技术模式之间。具体见表一:不良资产处置技术模式优缺点的比较。
表1不良资产处置技术模式优缺点的比较
技术模式优点缺点
集中处置技术模式
处置速度快;
处置成本低,有利于不良资产二级市场的培育;降低道德风险
处置收益低;
不利于资产管理公司能力的培育与提升;资产处置缺乏灵活性
分散处置技术模式处置收益高,有利于资产管理公司能力的培育与提升;处置速度慢;处置成本高
资产处置灵活性高存在较高的道德风险
混合处置技术模式介于上述二者之间介于上述二者之间
1.3不良资产处置技术模式选择的决定因素
一国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技术模式,是由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由此决定的资产管理公司的目标和性质决定的。具体地说,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1.3.1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各国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各不相同,对于市场发达国家来说,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是由于经济运行的周期性、银行业自身变迁和银行内部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如美国和北欧的瑞典等国,也就是说,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周期变化和银行自身经营管理原因而形成的。而对于一些转轨国家,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则更多,既有政策原因,又有经济原因,还有银行自身管理原因。不良资产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客观上需要不同的手段来处置,需要根据贷款的项目实施分散处置。
1.3.2社会环境因素。不同的社会环境对不良资产处置的技术模式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社会环境因素主要有:(1)市场因素。发达的资本市场体系、众多的有能力参与不良资产处置的机构是采取集中处置的一个必要条件。波兰原来计划在银行重组和破产中出卖70%的坏账,最后由于缺乏交易市场而受阻。(2)法律环境因素。法律环境对资产处置技术模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金融债权主体资格的确定、金融债权主体资格的范围和处置成本。如果金融债券的主体资格和范围受到限制,那么,对集中处置技术模式的效果将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3)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备程度。社会保障体系完备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不良资产处置技术模式的选择。在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备的国家,资产处置完全可以按照市场化的手段运作,不会引起社会震动。在这些国家采取集中处置技术模式,将不良资产打包出售给为了赢利的企业或个人,由他们按照完全市场化的方法来处置不良资产,不会引起社会震动。而对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国家,如果由企业或个人收购不良资产并按照完全市场化的手段来处置不良资产,有可能仅考虑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利益。
1.3.3政府对资产管理公司的目标定位。尽管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成立专门的机构(统称资产管理公司)来处置银行体系的巨额不良资产,但各国对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所确定的目标却不尽相同。对于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接收银行不良资产,其目标在于将“坏银行”变成“好银行”,以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在此基础上,一些国家将资产处置速度作为资产管理公司追求的主要目标,一些国家将效益(处置收益减去处置成本)作为资产管理公司的主要目标。而对于一些转轨国家,除了发达国家所确定的处置速度或处置效益目标外,还结合各自国家的当时所面临的环境的主要任务,赋予不良资产处置机构更多的目标。目标决定结构,也决定了各国所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处置技术模式。
1.3.4资产管理公司的性质。资产管理公司的性质对不良资产处置的技术模式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如果将资产管理公司定位于临时性的处置机构,如何快速处置不良资产就显得较为重要。如果将资产管理公司定位于永续经营的企业,资产管理公司就要考虑自己靠什么来使自己长期的生存下去,因此,在处置不良资产时,既要考虑资产处置速度,又要考虑自身能力的培育和提升,从而获得持续经营的竞争力。不同的处置模式对资产管理公司的能力培养是不一样的。集中处置技术模式由于采取标准化的方式处置不良资产,不利于资产管理公司自身核心能力的培育。而分散化处置技术模式由于采取个性化处置,增加了个人在资产处置的价值,从而有利于资产管理公司核心能力的提升。
1.3.5资产管理公司接收不良资产的数量和质量。如果资产管理公司接收的不良资产数量大,超出了自身处置能力,资产管理公司就可以借助外部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采取集中处置技术模式。此外,不良资产的质量也会影响到处置技术模式的选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于显著存在着 “冰块效应”的不良资产,为了达到尽快止损的目的,有时需要采取集中处置的技术模式;其二,对于数额小,资产质量差的呆账项目,资产管理公司在综合考量处置成本和处置收益的情况下,可以采取集中处置的技术模式。
总之,一国不良资产处置的技术模式选择不是主观臆断决定的,而是至少需要从上述五个维度来聚焦资产处置技术模式选择问题,从而选择适合本国的资产处置技术模式。
2.我国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处置技术模式选择
2.1资产管理公司成立时的资产处置技术模式选择
我国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经济社会环境、资产管理公司的目标和不良资产的数量和质量与其他国家不尽相同,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应采取适合我国国情的不良资产处置技术模式。
2.2.1我国不良资产的形成原因十分复杂,既有政策原因,又有市场原因,还有银行自身经营管理原因。如某资产管理公司接收的不良资产中,有1993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的贷款项目,又有“两伊战争”原因造成的不良贷款,还有工业出现事故为恢复生产而造成的不良贷款。不良贷款形成的成因不同,需要资产管理公司采取不同的个性化处置方式,以做到对症下药,经济合理地处置不良资产。也就是说,我国银行不良资产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决定了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资产的处置中,更多地采取分散化处置的技术模式。如果大规模采取集中处置的技术模式,资产管理公司扮演不良资产批发商的角色,由不良资产收购者(通过竞标获得不良资产的企业或个人)最终按照市场化原则处置,就不能对不良资产的成因做出客观的评价,这些收购者在一切为了效益的目标下,可能会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
2.2.2我国的经济体制还处于转型中,外部环境因素还不能有效地支撑采取大规模的集中处置。主要表现在:其一,我国的资本市场不够发达,缺乏具备处置不良资产能力和条件的机构和不良资产的二级市场。其二,不良资产处置的法律环境有待进一步完善。其三,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备。我国银行的不良资产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其比例高达90%。在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备的条件下,需要不良资产处置机构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经济效应,还要考虑社会效应,考虑社会的稳定。
2.2.3我国资产管理公司运营目标的多样性。考虑到我国不良资产的具体状况,结合我国的国情,在成立资产管理公司时,我国政府赋予资产管理公司三大目标:第一,防犯和化解金融风险,实现国有银行由“坏银行”向“好银行”转变。第二,在努力控制不良资产处置成本的基础上,提高不良资产的回收率。第三,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实现国有企业扭亏为盈。要实现国家赋予资产管理的目标,从业务处置模式上看,需要资产管理公司更多地采取分散化处置。(1)我国资产管理公司的目标不是以快速处置为主,而是在综合考量处置收益和处理成本基础上,以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为主。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资产管理公司针对不良资产项目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置手段和个性化的处置方案;需要通过对项目的深入调查,发现不良资产的价值所在,并对其进行重组和培育,从而提升其价值;需要根据不良资产的质量情况,对具有加速贬值的资产快速处置。(2)要实现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将国有企业塑造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微观主体的同时,使国有企业扭亏为盈的目标,就需要资产管理公司配合相关部门对符合国家债转股条件的企业制定转股方案。在这一过程中,资产管理公司需要根据转股企业的实际情况,对其资产、业务、人员进行个性化的重组。总之,为了实现目标,资产管理公司对绝大多数资产需要采取分散化的处置方式。政府在设立资产管理公司时,为了保证资产管理公司目标的实现,从组织结构和人员配备上给予了充分的考虑,成立了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且每一资产管理公司都设立了相应的分支机构,并配备了相应的人员。
2.2.4从我国资产管理公司接收的不良资产数量看,总体规模较大,达到14 000亿元,但我国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每个公司平均只有4 500亿元。从不良资产的质量看,总体质量较差,资产管理公司接收的不良资产属于1995年底以前形成的可疑和损失类贷款。考虑到我国不良资产的数量和质量,在不良资产处置中,对额度小、资产质量差,又有加速贬值的资产需要适当地采取一些集中化的处置方式,借助外部力量,以达到尽可能减少损失的目的。
综合考察我国不良资产的成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资产管理公司的目标和不良资产的数量与质量,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在成立时的不良资产处置技术模式是:采取分散化处置为主,适当辅以集中化处置的混合处置模式。
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后,积极探索不良资产处置之路,有的公司还采取国际招标的形式,并试图通过引进国外资本和机构来集中处置不良资产。尽管这种尝试有其积极意义,但从效果看,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他脱离了中国不良资产处置的实际。根据银监会最新统计,到2004年12月底,我国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置不良资产6 750.6亿元,回收现金1 370亿元,现金回收率为20.29%,其中现金回收比例最高的为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置不良资产1 510.6亿元,回收现金508.1亿元,占处置不良资产的33.64%。其他三家分别为,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置不良资产1 045.5亿元,回收现金232.9亿元,占处置不良资产的22.27%;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置不良资产2 095.4亿元,回收现金413.4亿元,占处置不良资产的19.73%;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置不良资产2 099.1亿元,回收现金215.7亿元,占处置不良资产的10.27%。其中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正是采取了以分散化处置为主的混合处置技术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实现了国家赋予资产管理公司目标。
第一,通过不良资产的接收,使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得到大幅度下降,而银行的不良资产则转化为产生现金流的资产,提高了银行的资产质量。第二,加快了国有企业改革脱困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已完成债转股金额超过1 000亿元。大部分企业通过债转股,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了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大部分实现了扭亏为盈。其中个别企业2004年的净资产收益率还达到近20%,大大提升了信达的股权价值,真正实现了企业、资产管理公司、社会的多赢。第三,在资产处置回收率和资产处置成本率上取得了良好的业绩。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在资产处置过程中,根据不良资产项目的具体情况,采取多样化的处置手段和灵活的处置方式:根据不良资产的成因,对政策性贷款采取解铃还需系铃人的方式;在综合分析不良贷款项目的基础上,采取重组、以股抵债、债务重组、资产置换、分包等方式,个性化地处置不良资产;对数额小,资产质量差的资产采取打包出售。创出了包括资产处置进度、现金回收率、资产净收益率、百元现金回收费用率、利息实付率等一系列综合指标多年持续领先的优良业绩。而四家资产管理公司采用集中化处置方式最多的为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该公司向外资出售的资产近400亿元。2002年,“华融1”资产包被摩根士丹利投标团和高盛购得,总价值15.44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28亿;2004年底,“华融2”资产包分别被摩根士丹利、花旗、雷曼、摩根大通、UBS和高盛竞标获得,总价值为26.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20亿;还有一个是2004年底完成交割的2.15亿美元资产,由华融以“Close Auction”非公开拍卖的方式出售给摩根士丹利和GE金融公司。根据此前KTH透露的信息,摩根士丹利投标团最初竞标底价为“华融1”资产账面价值的8.125%,而最后摩根士丹利竞标团与华融合资组成的“第一联合资产管理公司”对108亿资产的现金回收率高达19%。而且,到2004年底,还有大约四分之一的资产没有清收完毕,推算最后的现金回收率应该在20%以上,算一下毛利率超过了100%,必然影响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整体的回收率。这一问题不难理解,因为作为企业的外国处置机构,在处置中国不良资产时不可能是免费的,他们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稀释了不良资产处置的回收率。
2.2转型时期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处置技术模式的选择
以国务院批准的三项配套政策为依据,我们有理由得出资产管理公司已经由政策性的公司向商业化的公司转变的结论。作为一家商业化持续运营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需要很好地回答以下三个层面的问题:其一,资产管理公司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其二,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模式是什么?其三,凭什么来支撑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如果资产管理公司对这三个层面的问题不能进行深入的思考并做出明确的回答,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资产管理公司只能是短命的公司,而不能实现基业长青。
资产管理公司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任何一家公司得以存在,其理由一定是他能经济有效地为社会创造价值,资产管理公司也不例外。具体就资产管理公司来说,其存在的价值所在就是通过发现、培育并提升不良资产的价值,从而能比其他机构创造出更高的不良资产价值;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模式是什么?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模式是由其价值创造来决定的。由于资产管理公司的价值战略是创造出更高的不良资产处置价值,那么其核心业务就是接收、管理和处置不良资产;靠什么来支撑资产管理公司业务呢?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回答资产管理靠什么来获得竞争有时,也就是资产管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资产管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所累积起来的识别、培育和提升不良资产的价值能力。
对上述三大层面问题的回答事实上也就回答了资产管理公司在转型期间不良资产处置技术模式的选择问题。因为:第一,资产管理公司要创造出更高的不良资产处置价值,就需要针对不良资产的实际状况,创新化地处置不良资产,从而也就决定了资产管理公司要更多地采取分散化的技术处置模式。如果资产管理公司单纯采取集中化处置模式,将自己定位于不良资产批发商,在我看来,资产管理公司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因为各商业银行同样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同时还省去了一层中间环节,节约了交易成本。第二,资产管理公司要顺利地实现转型,需要培育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即识别、培育和提升不良资产价值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培育,需要资产管理公司针对不良贷款项目的具体情况,采取个性化的处置方式,该重组的重组,该转股的转股,该投资的投资,等等……。如果采取集中处置模式,将不良资产打包出售,资产管理公司就不能培育出获取竞争优势的核心竞争力,那么资产管理公司靠什么来维持长期运营呢?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消失。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资产管理公司在转型时期资产处置的技术仍然是以分散化处置为主、集中化处置为辅的混合处置模式这样的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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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志凌.价值提升与价值止损[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摘要:本文通过总结对比马来西亚的Danaharta、美国的RTC、瑞典的Securum、韩国的KAMCO四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运行模式，探索性地提出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与发展的紧迫性和可行性，并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提出的向金融控股公司转型做了简明分析。
关键字:公司;管理;转型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约有2/3的基金组织国家的银行业遇到过严重的不良资产问题。在处理上世纪80年代经合组织银行坏账、90年代东欧转轨国家的银行危机以及1997年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后大量银行不良资产中，虽然具体的处置方式不尽相同，但是基本的做法是将不良资产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到一家机构进行管理和处置。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我国政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如不采取特殊、有力的措施化解金融风险，金融业系统性风险将加大，最终将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中国政府基于对中国经济金融现状的客观判断，借鉴国际经验，相继成立了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至今，资产管理公司既借鉴国际经验又立足于中国国情，充分运用国家赋予的政策和手段，加快对不良资产的有效处置和回收，为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减轻包袱、转换机制、加快发展，为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改善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做出了积极贡献。十年大限临近，对比国外资产管理公司的主要发展模式，为我国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与转型是良好的借鉴。
一、外国资产管理公司的主要发展模式对比
1.完成使命后关闭清算
这种模式指的是，在不良资产处置任务完成后，政府组织对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关闭清算。
2.回归母体机构
这种模式指的是，由政府、原剥离银行和其他有关方面共同出资，组建资产管理公司；由国家财政拨付资本金，没有专职雇员，而是借用其他机构人员；不良资产处置完毕后资产管理公司即清算，职能和人员并入原机构。
在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实践中，美国的RTC是最为成功的模式之一。从1989年到1995年，RTC接管了747家存贷机构的4026亿美元资产。在这些资产中，有1577亿美元资产（39%）在RTC行使监督权的过程中出售，753亿美元（19%）在重组过程中出售给收购方，剩余的1696亿美元资产（42%）是在重组之后处置。在RTC基本完成资产处置任务后，美国国会于1993年12月17日通过的《RTC完成法》（RTCCompletionAct），确定RTC的关闭时间为1995年12月。《RTC完成法》对RTC退出进行了机构规划，要求母体机构FDIC与RTC共同成立一个联合任务小组，强化其资产、人员和工作调配的内部控制。到RTC关闭时，剩余77亿美元账面价值资产移交FDIC的清算部门继续处理，参与资产处置的人员重新回到FDIC，其中大部分人员并入FDIC的清算和破产管理部继续负责清算问题银行、担当倒闭机构的破产财产管理人和清算人。
3.转型为商业性资产管理公司或投资银行
这种模式指的是，政府出资设立资产管理公司，但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完毕后资产管理公司不解散，而是转型为商业性资产管理公司或投资银行。
4.作为政策性资产管理公司保留
这种模式指的是，政府注资成立一家持续经营的资产管理公司，在此基础上再设立一项银行不良资产处置基金。然后根据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需要，适时委托资产管理公司运用该基金对政府指定的银行不良资产进行处置，政府指定的不良资产处置任务完成后即撤销委托资产管理公司运用该基金的权利。资产管理公司除接受政府委托处置银行不良资产之外，还承担政府委托的其他不良资产处置任务。
二、我国资产管理公司转型的建议
对于我国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展与转型，从外部宏观环境来看，混业经营是金融深化的必然结果，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都已经实现了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转变。2006年12月11日，加入WTO过渡期届满，我国的金融市场将全面向外资开放，外资银行将利用资金雄厚的优势和综合化经营的优势，向客户提供多种产品的交叉销售和一站式服务。对每一个境外金融机构在我国设立的分支机构来说，他们的业务投向不会像国内的银行、保险、证券公司那样被限制在单一的范围内，从而中资银行在与其竞争中将处于不利的处境。因此，综合经营是大势所趋，组建金融控股公司是适应潮流应对国际竞争的需要。
从资产管理公司自身来看，2006年是规定的资产管理公司完成政策性资产处置任务年。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接近尾声，大规模的商业化不良资产收购也仅农业银行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必须探索尝试新的业务资源。借助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实现金融业混业经营，符合国家和金融行业利益，也符合资产管理公司持续经营和稳步发展的需要。
资产管理公司进行金融控股公司转型，旗下各股份公司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分别构建。（1)按区域构建，可将各地办事机构组合为一家或几家独立法人，利用国家区域方针政策从事混业经营;（2)按业务构建，可将不同的业务分别剥离设立独立的股份有限公司;（3)兼并收购，可以将有业务相关性地公司收购进来从事相关业务;（4)合资联办，可以通过出资形式与有关机构联办新的股份公司，拓展市场。
不良资产处置达到万亿级
目前我国不良资产的处置已达到了万亿级的市场规模。自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保持在7%-8%的中高速增长区，中国经济已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
在此形势下，部分行业、企业和个人经营风险持续暴露，信贷资产质量持续下降，致使我国金融信贷风险逐步上升。同时，随着供给侧改革的开展，行业不断去产能、调结构，银行业、非银金融业以及传统工业、企业都将面临不良资产上升、应收账款居高不下的问题。可以说，不良资产处置正迎来爆发阶段。
“随着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部分行业及地区产能过剩的问题逐渐暴露。同时，全社会的债务杠杆攀升到历史高位，2015年债务总额高达30万亿美元，比2007年提高了3倍，债务占GDP的比例高达290%，实体经济持续累积了巨大的偿债压力，逾期及不良资产风险日趋严重。”原动天CEO殷宾向《经济》记者表示，随着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加之整个行业准入门槛低，这一领域的不良资产也呈上升趋势。可以说，不良资产规模将持续放大，不良资产处置行业将迎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按照经济下行的周期来看，每年不良资产增长的规模在10%以上，市场空间巨大。”殷宾表示，截至2015年四季度末，我国不良资产的整体规模达到了3.5万亿-5万亿元，并且这一数据仍然在大幅增长之中。除了传统的不良资产处置机构，不少互联网企业也灵敏地嗅到了“风口”的气息。据报告统计，自2015年发展至今，与不良资产处置相关的互联网公司已达25-30家，截至2016年3月底这些平台累计或委托金额合计在2000亿元以上。
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新常态背景下，一个万亿级的不良资产处置风口正在让相关行业发生重大变化。
P2P坏账率高企成新馍馍
随着P2P借贷、众筹融资、分期消费、互联网理财等新兴互联网金融业态相关风险日益积聚，潜在坏账亦成为处置不良的一片蓝海。据报告介绍，截至2015年年末，网贷行业总体贷款余额约4253亿元，P2P平台的坏账规模在425亿-638亿元。
这吸引了一批新生力量的介入。截至2016年3月底，国内已出现“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平台25家以上，或委托金额累计已超过2000亿元。
在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薛洪言看来，为吸引投资者，P2P平台并不愿意公布真实坏账率数据，个别平台公布的坏账率在3%以内，大多数平台公布的坏账率甚至为0，并不能让人信服。“具有完善个人征信体系的美国，其主要P2P平台Lending Club和Prosper的坏账率都曾高达10%以上。在国内征信体系不完善、行业仍未走出野蛮生长期、银行业不良也在快速攀升的当下，P2P行业的真实不良率恐怕要高得多。”
对于资金实力较差的P2P平台，当坏账超出平台自身的承受力时，在没有外部资金注入的情况下，破产倒闭几乎成为唯一的选择。
据公开数据显示，2013年全年，国内先后有75家P2P平台出现问题；2014年，有275家P2P平台出现问题；2015年，这一数值快速攀升至896家；2016年前3个月，共有260家平台出现问题，且呈现逐月上升态势。除个别平台属于蓄意欺诈外，多数出问题的平台都是因坏账率高企所致。
那么，P2P行业的坏账率究竟有多高？薛洪言向记者表示，可以通过小贷公司行业不良率的变化来推测P2P行业不良率走势情况。“相当数量的小贷公司已经陷入经营困境，个别省份甚至超过1/3的小贷公司不能正常营业。很多小贷公司坏账率高达15%，一些做得相对较好的小贷公司，坏账率也在3%-6%这一区间。如果考虑到庞大表外项目的风控压力，实际坏账率恐怕要高得多。”
在他看来，银行不良资产步入快速暴露期显示社会信用环境已经出现较大程度恶化，P2P行业坏账率也必然呈现快速上升态势。
关于P2P坏账问题，从平台自身来说，一些平台在快速扩展时，往往只看重收益而忽略了风控，甚至是虚假标的持续融资然后再去投资项目，加大了风险；还有就是随着监管加强，增加了P2P平台运营成本，部门对接、合规性调整等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再加上受整体经济环境的影响，优质资产更为稀缺。受以上这些因素影响，P2P会出现一波逾期潮，应该是阶段性而非常态化的。
整体来说，由于实体经济不景气，产能过剩竞争激烈，许多企业都有生存困难，一旦现金流跟不上就容易发生逾期。很多业内人士都对记者表示，P2P网贷平均坏账率大约是银行的三四倍左右。
“之所以会有P2P平台倒闭、资金链断裂等情况的出现，其实与这些平台的本质有关，目前国内的很多P2P平台从本质上看是资金中介而非信息中介，真正的P2P不直接放贷，资金流向了经营者的腰包。”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对《经济》记者表示。
此外由于监管不到位，2015年新增问题平台数量高达843家，是2014年的3倍，而跑路平台则超半数。
对此，黄震表示，很多因素导致平台坏账率高企。“P2P平台的经营者对P2P的风险管理、交易结构的设计和一些制度安排方面缺乏清楚的认识，监管机构也对P2P网贷平台也缺乏了解，再加上我们没有成熟的征信体系，于是一些P2P平台通过承诺保底来吸引客户，就很容易出问题。”P2P出现逾期很正常，只是之前出现逾期时，平台一般会选择进行隐瞒。
“很多倒闭的P2P平台都是自融性质的，资金都流向了企业和个人，所以有着很大的风险，出现坏账或跑路就不足为奇了。”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也向《经济》表示，目前P2P的坏账风险不容小觑。
那么，P2P坏账所带来的不良资产处置空间有多大？“至少是千亿级的，市场空间非常大。”搜赖网联合创始人贺国旺向《经济》记者表示。
撮合类处置望产生百亿级估值企业
不良资产规模的持续上升，给不良资产处置行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对传统催收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催收模式中，不良资产委托方和处置方之间往往面临着信息不对称、沟通成本高、周期长等一系列问题。加之目前不少互联网新兴创业公司也加入不良资产处置领域的争夺之中，这一市场的竞争愈加激烈。
“未来不良资产处置行业一定是朝着互联网趋势发展的。不管是传统催收企业还是新型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平台，想要在这一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借助网络技术及平台化的手段进行优化升级。”殷宾表示，互联网化正成为不良资产处置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互联网+”模式之所以能超越传统模式是因为这一模式拥有快速的“价值发现”和“市场发现”功能，能够为错配的不良资产进行重新配置。借助互联网平台“平等、开放”的基本功能，不良资产的处置方、投资方、第三方中介等各类市场主体，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时间、地域等因素的限制，实现市场资源的自动匹配。这既能有效提升不良资产处置效率，降低处置成本，也能充分满足众多市场投资者的投资需求。由此可以看出，不良资产势必将互联网化，这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受牌照和融资能力限制，来自银行、非银金融机构以及大型企业的不良资产，大多由四大资管公司和地方性资管公司来处置。不过，传统的不良资产处置模式，存在信息不对称、签单流程长、匹配不合理、处置效率低等痛点，在不良资产大幅上升背景下更容易造成大量不良资产积压。而互联网平台以其大流量、大数据、云计算等优势，能够打破地域限制，实现信息的高效查询和匹配，弥补了传统方式不足。”殷宾表示，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来更好地解决不良资产处置难题，已成为当前不良资产处置创新的突破口。
在他看来，互联网思维最重要的就是去中心化，也就是要用生态圈的概念和分布式的思维来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链接。而当涉及到企业不良资产处置时，最为关键的还是服务模式的转型升级。“依托先进的云计算技术和有效的风控模型，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平台得以整合债权方和债务方的信息，实现资源匹配的最优化，从而在更大范围、程度上地进行海量数据信息的和判断、分析，以及全面评估资产，最终加快盘活不良资产的速度。”
这都要求不良资产处置要从单一的催收形式转变为创建不良资产处置生态圈，通过整合攸关各方资源，在保证各方利益的基础上让不良资产的处置变得便捷、高效、安全。而通过分布式处置网点的线上线下无缝对接，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平台也得以最大程度地降低成本，在彻底颠覆传统催收模式的基础上，创造“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平台的一种新商业模式。
目前“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还处于探索之中，尚未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主要有数据服务类、拍卖类、撮合催收类和投资类四大模式。根据报告数据显示，从2015年3月到2016年3月，撮合催收类处置平台不良资产累计委单金额从3亿元飙升到了1218亿元。飞速的发展趋势让行业看到了这种模式下蕴藏的无限潜力。
近年来，随着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对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经营的影响逐步增大。商业银行部分行业信贷客户的盈利能力或出现明显下降趋势或已出现亏损，对第一还款来源产生不利影响，信贷风险明显加大，信用风险加速暴露，导致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持续双升。
据银监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末，我国不良贷款余额为8426亿元，较上年增长42.31%，不良贷款率为1.25%。截至2015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已达10919亿元，较2014年增加2493亿元，增长率达29.59%；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50%，较上年上升了0.25个百分点。
同时，银行关注类贷款也持续走高。截至2015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关注类贷款余额已经达到2.65万亿元，较2014年同期增加了近1万亿元，增长率达61%。关注类贷款在一定程度上易向逾期、呆坏账等不良贷款转移，关注类贷款的持续上涨也将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造成进一步的压力。
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的快速持续攀升，银行在利用传统手段处置不良资产的同时，可以考虑开展不良贷款的资产证券化业务，拓宽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贷款的渠道和方式，加快不良贷款处置速度，提高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从而避免银行不良资产比率过高而引发银行破产等金融危机。 资产证券化是可行选择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数额巨大，为避免形成金融体系的重大隐患，适应我国金融业稳健发展的需要，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控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资产率的迅速攀升。
从过往经验来看，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贷款的手段较为单一，主要为资产保全和呆坏账核销。虽然商业银行也可以将不良贷款打包处置给资产管理公司，但由于其处置对象主要针对个案，因此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也无法很好地满足快速和批量处置巨额不良资产的要求。而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批量交易的方式，由于其能在短期内同时转让大量不良资产的所有权或收益权，提前回收现金进而转移风险，达到快速处置不良资产的目的。同时不良资产证券化不仅可以使商业银行将缺乏流动性的不良资产转变为现金收入，还可以拓展投资者的投资渠道，取得预期收益。
随着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发展，开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资产证券化，有助于拓展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贷款的渠道，提高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速度，提升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
我国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试点阶段为防控资产证券化市场风险，主要是以优质信贷资产入池，达到盘活存量信贷资产的目的。但是，由于宏观经济增速下行，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获取的资金短时期内没有更为适合的配置渠道。同时，由于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风险要高于国债及银行存款，根据一般定价原则，其利率必然要高于国债及银行存款。因为通过证券化筹集信贷资金的成本要高于通过吸收存款，商业银行在资金充裕又无合适贷款项目的情况下，缺乏对优质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动力，证券化对商业银行的吸引力不足。
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商业银行更有意愿丰富入池资产的多样性，从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配置需求开始增加。在当前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率加速上升，商业银行有动力把坏账、呆账进行批量打包处理后再融资，从而达到能够激发银行盘活存量资产、腾挪资源的热情，发挥资产证券化这一金融工具本身的最大功效。
整体来说，不良资产证券化有利于我国商业银行开展积极的信贷资产组合管理，提高资产负债率管理水平，有利于实现不良资产“双降”的目标。同时，通过不良资产证券化，商业银行可以获得结构融资、证券发行等方面的经验，为未来的混业经营打下基础。因此，从我国商业银行自身利益出发，采取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方式缓释风险成为可以选择的途径之一。 不良资产证券化发展历程
1. 国外不良资产证券化实践与启示
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历史至今已有 30多年，它最初出现于美国并以美国、意大利、日本和韩国最为突出，因为它们都曾深受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的困扰。
（1）美国通过完善法律体系、建立相关机构、规范运作模式，成功开创了全球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先河。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储蓄贷款机构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破产风潮，为防止危机蔓延，美国政府及时推出了相关的整体战略措施。首先，美国政府于1989年制定并通过《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和实施法案》，为不良资产证券化清除了法律上的障碍。其次，依据新法案专门设立了隶属于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重组托管公司（RTC），使其接管了所有资不抵债的储蓄贷款机构并允许其采用资产证券化方式处置问题资产。1991年6月，RTC成功运作了第一个不良资产证券化项目，通过证券化这一创新方式处置不良资产，RTC提高了不良资产的现金回收率。
经过六年多的运作，RTC以800多亿美元的成本消化处置了账面价值4500多亿美元的问题资产，占接管资产总数的98%。RTC在实践中首次引进了现金储备、专业抵押品管理机构等信用增级措施和方式，推动了美国不良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其成功经验成为许多国家效仿的典范。
自此之后，为推广不良资产证券化这一业务，美国对不良资产证券化的资产管理、交易结构、债券评级和资产评估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使之更加规范化和标准化。在规范过后的运作模式中，一般是由RTC购买不良资产，联邦国民抵押协会（FNMA）和联邦住宅抵押公司（FHLMC）来组建资产池，通过FNMA或FHLMC对资产池中的不良资产实施证券化，采用有限担保的方式为其不良资产进行信用增级并将证券销售给最终投资者。
美国通过完善法律体系、建立相关机构、规范运作模式，成功地运用了资产证券化这一金融创新工具，在较短时间内处置了大量不良资产，使银行业顺利摆脱危机困境，稳定了经济和金融秩序，为美国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大大推动了全球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2）意大利成功效仿美国不良资产证券化模式，成为全球第二大证券化市场。
意大利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由于经济衰退，金融监管不力，到1996年银行体系不良贷款高达11.2%。借鉴美国经验，意大利在1997年推出第一笔不良资产证券化交易，1999年4月通过证券法，特别允许金融机构对不良资产证券化折扣损失可以分五年进行摊销，有力地促进了不良资产证券化业务迅速发展。
到2003年三季度，意大利已累计发行了30多笔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对应不良资产账面价值约310亿欧元，发行证券价值约100亿欧元，成为当时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证券化市场。
（3）日韩借助不良资产证券化解决亚洲金融危机后遗症。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韩国一些大企业连续破产，日韩两国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激增，银行体系流动性严重不足。为解决金融危机后遗症，日韩均借鉴了欧美不良资产证券化方面的成功经验，在加快本国法律制度建设的同时，还分别成立了日本株式会社整理回收机构（RCC）以及韩国资产管理公司（KAMCO）作为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实践主体。
韩国从本国国情出发，考虑到其本国资本市场相对狭小，市场容量不大，因此在实施不良资产证券化时就分别在卢森堡和美国上市交易，向国外投资者销售证券。同时，由于韩国的中介机构在国际上没有很高的声誉，故其在进行不良资产证券化时聘请外国中介结构。韩国不良资产证券化业务根据本国国情灵活设计产品，通过引入外国中介机构增强债券吸引力，因此在处置不良资产方面较日本取得了更好的效果。
（4）国外推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实践表明：第一，良好的法律环境是不良资产证券化成功的必要条件。在进行不良资产证券化时，政府首先须对本国的法律体系进行修改与完善，为金融机构扫清法律上的障碍，保证投资者的利益。第二，政府设立专门处理不良资产的机构，同时让这些政府发起机构享受政府待遇，提供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这样有助于激发这些机构进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动力。第三，进行不良资产证券化时，要从本国实际出发，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设计不良资产证券化方案，而不是全部照搬外国的经验。
从我国现阶段国情来看，目前监管机构对金融企业不良贷款批量转让有着较为严格的规定，为了推动不良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顺利开展，监管应考虑放宽批量转让不良资产的限制，同时应允许银行通过其他一些直接出售的方式批量处置不良资产。只有从我国国情出发，才能推动不良资产证券化业务在我国的顺利开展。
2. 国内不良资产证券化实践
直到2001年《信托法》的正式颁布实施，我国才具备了设立特定目的载体（SPV）的法律依据。其后，于2005年我国所颁布的《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和《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为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开展奠定了法律基础。
（1）早期我国尝试利用离岸模式和信托模式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业务。
在我国正式启动资产证券化试点（2003年-2004年）之前，由于政策限制，国内不能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在这种历史背景下，2003年1月23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德意志银行签署了资产证券化协议，通过离岸模式完成了我国首个资产证券化项目，也是我国首个不良资产证券化项目。
该项目的基础资产由20个债权项目组成，涉及债权余额25.52亿元人民币，由德意志银行主持在境外发债，但价格、项目、投资者由信达和德意志银行共同商定。
同期，国内还有两个以信托方式的“准”不良资产证券化项目，一个是2003年6月由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中信信托所合作完成的。该项目设立的信托涉及256个债务人，132.5亿元债权资产。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取得全部信托受益权，并将优先级受益权转让给投资者，获得转让收入并继续持有次级受益权。
另一单是2004年4月由中国工商银行与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中信证券有限公司、中诚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所共同完成的。该项目设立的信托涉及工行宁波分行233个借款人，总计26.19亿元的资产。工行宁波分行为唯一受益人，取得本信托项下全部信托受益权，并将A级和B级信托受益权转让给投资者，获得转让收入并持续持有C级信托受益权。
（2）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发行不良资产证券化项目时，在首轮试点期间已趋于成熟和规范化。
2005年-2008年是我国资产证券化首轮试点时期。在此期间，我国共发行了四单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包括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所发行的“东元2006-1重整资产支持证券”、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所发行的“信元2006-1重整资产支持证券”和“信元2008-1重整资产证券化信托”、建设银行所发行的“建元2008-1重整资产证券化信托”。从这四单产品的发行意义来看，其中“东元2006-1”和“信元2006-1”是资产证券化在我国不良资产领域的首次尝试和实践，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上出现了新的金融工具，并逐渐形成固定的交易结构，为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实施提供了借鉴和经验；“信元2008-1”的成功发行体现了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发行不良资产证券化项目已趋于成熟和规范化；而“建元2008-1”是我国商业银行首次“真正意义上”运用不良资产证券化处置不良资产，体现了商业银行作为发起机构发行不良资产证券化项目方面的长足进步，也为其他银行提供了市场化批量处置不良资产的成功范例。
上述四单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规模合计100多亿元，截至目前，这四单产品均已完成完全兑付，均未出现过任何违约事件。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完善，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基本的法律框架初步构建，扫清了长期以来制约我国证券化发展的障碍，为资产证券化在我国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和保障。虽然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结构较为简单、数量较少，但这些实践为未来不良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模式探讨
现阶段来看，基于我国现有监管部门规定以及法律体系，不良资产证券化模式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类：
1.基于所有权转让的不良资产证券化模式。
我国现有最核心的关于不良资产所有权转让的监管规定是财政部和银监会于2012年2月2日印发的《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该文件规定：第一，不良资产批量转让（10户/项以上）的受让方只能是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和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只能参与本省（区、市）范围内不良资产的批量转让工作，购入的不良资产应采取债务重组的方式进行，不得对外转让。第二，不良资产非批量转让（10户/项及以下）的受让方可以是任何合法投资者，包括社会投资者。
根据现有监管规定，商业银行可以考虑通过以下三种基于所有权转让的模式来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业务：
（1）商业银行批量转让不良资产所有权给资产管理公司，并由资产管理公司主导不良资产证券化。商业银行将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不再参与不良资产的后续处置工作。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发起机构，信托作为发行人，发行优先级和次级不良资产支持证券。资产管理公司认购部分次级证券。商业银行不参与资产证券化工作，也不认购证券。
（2）商业银行批量转让不良资产所有权给资产管理公司，并由商业银行主导不良资产证券化。商业银行将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并主导后续处置工作，资产管理公司仅仅作为通道。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发起机构，信托作为发行人，发行优先级和次级不良资产支持证券。商业银行认购部分次级证券。由于监管规定要求发起机构必须认购部分次级证券，因此，资产管理公司也需要认购部分次级证券。
（3）商业银行构建混合资产池（正常+不良），并进行资产证券化。商业银行构建混合资产池，包括正常类贷款和不良类贷款，并控制不良类贷款的户/项数目不大于10。由商业银行作为发起机构，信托作为发行人，发行优先级和次级混合资产支持证券。商业银行认购部分次级证券。
2.基于收益权转让的不良资产证券化模式
目前，我国并没有关于不良资产收益权转让的明确监管规定，《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是否适用于不良资产收益权的批量转让，监管部门没有明确表态，现阶段仍然属于灰色地带。如未来允许不良资产收益权的批量转让，则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选取入池资产户/项数目大于10的不良资产收益权作为入池资产，而通过此方式来一次性大批量地处置其不良资产。在这种模式中，商业银行将直接成为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起机构，信托作为发行人，采用发行优先/次级的交易结构发行证券，部分次级证券将由商业银行认购。 潜力巨大 仍有挑战
根据现有银监会数据推测，截至2015年底，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可增至1.4万亿元，不良贷款率可上升至1.75%，紧逼银行业风险2%的警戒线。目前看来，未来政府对商业银行进行干预，大规模政策性剥离不良资产的可能性较小。因此，为实现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在未来几年实现“双降”，避免大量不良资产堆积而导致的金融风险，我国商业银行可借鉴资产证券化这一国际通行的市场化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来批量处置不良资产。
近年来，虽然我国的资本市场向社会提供的可投资产品也越来越丰富，但相对于日益增加的社会资金仍然是供不应求，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作为一种创新的金融工具，可以丰富我国证券市场的品种。
倘若我国10%的现有不良贷款余额（现有10919亿元）可通过证券化的方式来处置（不良资产证券化的规模逾千亿元），在助力商业银行快速有效解决不良贷款的同时，也可扩大我国现有资产证券化市场规模，满足证券化市场基础资产多样性和投资者对投资工具多样化的需求。
我国监管部门对于不良资产证券化的风险仍然存在疑虑，同时在信息披露不完善和缺乏透明性的情况下，不少投资者还难以接受不良资产的证券化产品，尤其是风险控制比较严格的机构。因此，我国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时也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
首先，从法律环境上看，不良资产证券化过程牵涉众多交易主体，交易结构复杂，必须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来保证其运作。然而目前我国在资产证券化领域仍然缺乏专门的法律或行政法规，甚至还有一些法律规定与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推行形成了一定冲突。而在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批量处置领域，也缺乏相应的配套法规支持，金融企业批量转让不良资产只能定向转让给资产管理公司，因此，对商业银行开展不良资产证券化形成了法律上的制约。
其次，在不良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定价中，存在着现金流不易预测，定价困难的特点。与正常类贷款不同，不良资产本身就是不能正常还本付息的贷款，现金流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在不良资产批量转让时通常需要打折转让，打折多少会牵扯各方利益。不良资产定价通常是以未来可回收的债权数额减去回收成本为基础，再考虑流动性溢价和其他投资的机会成本后确定，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因此，定价和估值难度大也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方面。
第三，在不良资产支持证券的交易结构设计中，由于基础资产为逾期贷款，信用质量差，因此需要采用多种信用增级手段。除了传统的优先/次级结构外，还需要设置充足的超额抵押、额外的流动性支持、流动性储备账户设置、更加严格的回收款触发机制等增信机制，这些增信措施在提高优先档资产支持证券信用质量的同时，也为证券的发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第四，在不良资产证券化的信用评级领域，因不良贷款本身就是违约贷款，信用风险评估的考察重点为回收价值的评估。这除了需要对贷款的回收情况进行详尽的调查外，还要对宏观经济及区域环境、司法环境、担保物估值等方面进行全面的了解和把握。
此外，商业银行尤其是存续期较短的中小银行，由于信息系统建设不完善，或是处理不良资产经验积累较少，并不能提供覆盖完整经济周期的历史数据，这也为评级机构依据历史数据构建不良贷款回收模型带来了一定挑战。
关键词：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
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和信用的特殊企业，主要依靠负债经营，自有资本比率低。银行资本充足状况不仅影响到银行自身的经营和市场竞争力，而且关系到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于2004年6月正式出台、对全球银行业监管起到重要作用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将资本充足性要求作为新框架三大支柱中的第一支柱，规定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capital adequacy ratio），即银行资本与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必须达到8%，其中核心资本充足率至少应达到4%。
据我国上市银行披露的数据显示，2007年全行业资本充足率达标状况较好。但面对开放条件下银行业的激烈竞争和国际监管环境的变化，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瓶颈问题仍然存在，必须寻求维持资本水平长期充足的有效机制。
一、我国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的现状
（一）资本充足率比较
就表1进行具体分析，可以看出以下特点：
1、国家注资、股份制改造及上市，使得三家国有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资本实力大大增强，近年来资本充足率都保持在较高水平。
2、由于新设商业银行的资本起点较高，加之上市对资本实力的要求，以及上市后扩资渠道的增加，以招商银行、民生银行等为代表的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化程度整体上比较好。但2007年中期深圳发展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仅为3.88%，远远低于8%的要求；浦发、华夏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只是在稍高于8%的水平徘徊。
3、相对于2006年之前资本充足率持续上升的状况，部分上市银行在2007年中期资本充足率出现了下降趋势。这表明在金融业逐步开放的形势下，如何翻越资本约束这道坎，加快与国际接轨，仍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
（二）资本结构分析
通过对表2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
1、2007年6月底14家上市银行中，除深圳发展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仅为3.86%外，其他13家银行均达到4%的最低要求。浦发和华夏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分别为5.03%和4.54%，稍高于达标水平。
2、上市银行的资本构成中，核心资本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浦发银行和华夏银行的核心资本占总资本比例略低于60%，其他12家银行的核心资本占比都在60%以上。按照规定，附属资本最高可达资本总额的50%。国际大银行的附属资本一般占资本总额的30%-40%左右。所以，我国上市银行的附属资本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
二、资本充足率要求下我国上市银行面临的难题
（一）资产扩张过快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为“做大做强”，扩大市场占有率，资产扩张比较快。上市银行由于有资本市场作融资后盾，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然而资本金的增长难以与资产的增长相匹配，造成资本充足率的下降。
（二）风险资产结构不合理
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资产结构单一、过于集中在信贷资产上。我国的金融体制是一种高度依赖银行间接融资的体制，全社会对资金的需求旺盛，使得银行信贷资产非常容易扩张。商业银行长期忽视资本约束，过度扩张信贷资产规模，缺乏自身造血功能和风险控制机制，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资本不足贷款规模受限增加资本扩大贷款规模资本再次不足，银行的经营和发展始终处于资本短缺的窘境。
（三）不良贷款侵蚀银行资本
在风险资产中，不良贷款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一项，不良资产严重侵蚀银行资本，直接形成对银行资本的消耗，因此各银行均努力降低不良贷款率。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整体上呈下降趋势，而且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明显低于非上市银行。世界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一般保持在3%以下。2007年6月底，除深圳发展银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外，其他上市银行的这一指标都在3%以下。但在看到不良贷款出现“双降”的同时，应看到不良贷款的规模还比较大，一些银行某些季度还出现不良贷款反弹现象。各行应当进一步控制和降低不良贷款率与不良贷款总额，提高资本充足水平。
（四）盈利能力偏弱
一方面，盈利能力不强，总资产收益率较低，致使资本自身积累不足。面对规模的快速扩张，上市银行近几年不断再融资，力图增加资本。但在这种外延式增长方式下，盈利能力却没能相应增强，利润留存跟不上经营规模的扩张速度，资产收益率反而降低，从而使得通过利润留存来增加资本积累的内涵式融资渠道难以奏效。
另一方面，从盈利来源看，我国银行业的主要盈利来自于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占比很低。而在欧美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非信贷业务收入占全部收益的40%以上，中间业务是银行重要的收入来源。过度依赖利息收入的单一收入结构，使得银行利润来源单调，经营风险无法分散，造成风险资产急速增加、资本充足率降低的后果。现阶段，这种盈利模式已经面临很大挑战。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银行业存贷款利差的缩小是必然趋势，因此中间业务是具有发展潜力的业务模式。目前，上市银行开展的中间业务产品依然未摆脱种类少、收入占比低、盈利能力较差的状况。招商银行近年来由于中间业务的市场定位明确，产品创新能力强，在中间业务规模与效益上领先于同行。
（五）资本补充困难
商业银行有两种途径增加资本量：内源资本策略和外源资本策略。
内源资本策略，即通过累积利润转增资本，税后利润补充资本公积金和盈余公积金以提高核心资本，提取一般拨备提高附属资本。但是现在上市银行的利润率普遍不高，通过累积利润转增在短期内难以实现资本金的迅速补充，而且要协调股东的利益，不能满足上市银行快速发展的要求。
外源资本策略，即通过一定的渠道向社会募集银行资本。对于上市银行而言，外部融资渠道较多，可以增股、配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和次级债券，还可以在海外上市。从实际情况来看，上市银行在资本市场上的持续融资并不太成功，融资渠道在具体运用中也受到诸多限制。发行次级债券和可转换债券同样受发行条件及比例限制；增股和配股在短期内对股东权益和每股收益有摊薄影响，容易遭到股东特别是流通股东的反对；海外上市由于国内市场很多方面不能和国际市场接轨，面临一系列现实问题，如定价问题。因此，上市银行仍存在着较大的资本缺口和融资需求。
三、我国上市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对策
（一）寻求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现实途径
1、提高资本水平。引进战略投资者和民营资本，提高核心资本，同时通过与这些战略投资者在更深更广领域的合作，改善自身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水平。进一步发行可转换债券、次级长期债券、混合资本债券，扩大银行融资渠道，提高附属资本比重，改善资本结构。
2、降低风险资产。改变以高成本的信贷资产为主的外延式资产扩张模式，向外延扩张与内涵增长并重的发展模式转变，达到控制资产规模、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目的。调整资产组合，优化资产结构。在坚持发展的同时，合理调整资产结构，向收益率高、风险权重低的资产倾斜，降低高风险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减少资产对资本的耗用，达到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目的。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低风险业务将成为各银行抢夺的重点。提高资产质量，降低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额。一方面加大对不良资产的清收力度，使自身的资产质量好转；另一方面对新增资产严格把关，控制不良率和不良额的增长。
（二）建立提高资本充足率的长效机制
1、转变经营理念。首先，树立银行价值最大化的发展理念，控制不计资本占用、盲目追求规模增长的行为，谋求规模、质量、效益的协调发展，实现银行价值的最大化。其次，从以信贷规模和财务费用为核心的传统方式向以资本分配为核心的方式转变。在后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下，资本必须覆盖风险，因而要求提高银行风险控制水平和管理能力。
2、强化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和健全内部信用评级体系。内部信用评级的功能已不仅仅是用来识别恶化贷款和问题贷款以确保正确地进行贷款控制，还要用来进行资本配置，这就要求建立比较完善的评级模型。商业银行应努力借鉴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评级模型，积极引进高素质的风险管理人员，真正建立起量化的内部评级模型，制定出符合自身业务特征的、有效的内部评级方法。
3、提高盈利能力。积极拓展业务渠道、实现业务转型，是我国商业银行稳步提高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率、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长效机制之一。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网络银行、零售银行、基金托管、银证合作、投资银行、资产管理等业务的兴起，银行间的差距将逐渐拉大。上市银行可将中间业务创新作为突破口，大力发展私人业务，做强理财业务，促进战略调整，优化业务结构和增长模式，并在市场上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4、组建金融控股公司。在当今银行业逐渐走向混业经营、集团化经营的趋势下，我国上市银行有必要通过多种方式组建全能型金融控股公司。银行可以获得所属金融控股公司的注资，从而提高其资本充足率水平，这是一种比较稳定和长效的资本来源方式。从目前金融控股公司的实践来看，中国中信集团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的金融控股集团，它包括中信控股、中信银行、中信证券、中信信托投资、信诚人寿保险等众多知名金融机构。随着中信公司业务重心的不断调整，中信公司向中信银行注资的力度越来越大，中信银行的竞争实力更加稳固。
参考文献：
黄奕新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商业银行是金融业的主体。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国有商业银行(如无特别说明，本文“银行”均指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已成为束缚我国金融体制与经济健康发展的桎梏。因此，必须积极探索符合国情的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路子，化解金融风险。
一、银行不良资产的状况
我国银行系统中存在着大量的不良资产，已是不争事实。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统计资料表明，到2003年末，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1.92万亿元，不良贷款比例为20.36%；至2003年末，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置不良资产5093.7亿元，仍有近 9000亿元不良资产需要处理。故此，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现有不良资产约2.8万亿元，以2003年9月的数据计算，不良资产占全部贷款的28.68%。从不良资产占GDP的比例分析，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16，694亿元，以此计算，2003年底国有商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总额占GDP的23.99% 。同时，这些不良资产绝大多数集中于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的高负债已是普遍特征，且亏损面还在继续加大之中 。另一问题是，由于我国在加入WTO时承诺2006年底金融市场全面开放，央行提出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每年要下降2至3个百分点，到2005年降到15%以下的监管目标。为此，各银行在处置不良资产泛力下，为“稀释”不良资产率，“想方设法”增加了大量贷款，其中房地产类又占相当高比重。这些为不良资产率下降做出贡献的房地产贷款，可能暗藏着泡沫的危险，造成新的不良资产。上述表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具有余额高、占比大、消化难、增长快等特点。
原其因，可概括为三方面：一是政策因素。如原有投资体制的弊端，地方政府对银行的行政干预等。二是银行因素，银行自身的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不善。如忽视科学决策，片面追求市场份额、规模效益，信贷管理上的内控机智不健全、缺乏必要的风险约束机制等，导致信用风险、道德风险、投资失误。三是企业因素，如企业的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大面积亏损、企业改制过程中银行债务的悬空和逃废等。实际上，这些造成不良资产的原因常常是密切相关、共同作用的。从本质上看，银行不良资产主要是由于对国有企业发放的带有隐性财政补贴性质的贷款造成的。随着上世纪90年代国内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化，国有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企业高负债和软预算约束的制度环境下，企业的亏损便直接转化为银行的不良资产。而在90年代后期国内需求明显不足，国有企业的经营陷入了困境，产生大量不良资产。专家分析指出，企业的产权结构和政府角色定位是解释银行不良贷款成因的第一变量，可解释现有的银行不良贷款的70％；银行自身经营管理不善则是第二变量，解释银行不良资产剩下的30％ 。
严重的不良资产正阻碍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进程并积累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因此，必须果断采取措施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否则将增加处理成本。
二、银行不良资产处置的框架构思
应当说，自不良资产产生之日起，我国就开始了清理活动，理论界、金融部门都在探讨、实践。早期，银企之间的不良债权债务关系，首先表现为国企之间的“三角债”。尽管1989年全国开展集中清理，收效不大，1993年后又卷土重来，前清后欠，愈演愈烈。三角债发展以一定程度，侵入银企关系，银行不得不参与企业的债务重组，并于1994年试行限额下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加强自身的风险管理。但由于是各个银行分散进行，没有规模，成效有限。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于1999年相继设立信达、华融、东方、长城四大全国性的资产管理公司(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以下简称AMC或资产公司)，开始全面、大规模、集中地清理不良资产，进入了以AMC为主导的清理阶段。AMC的业务范围广泛，基本上包括除吸收存款和股票二级市场以外的所有金融业务，实际上具有投资银行性质和金融百货公司的特征。
截止2003年底，四家AMC累计处置不良资产5093.7亿元，占其收购资产总额的36.14%，按四大国有银行和四家资产公司现有不良资产约2.8万亿元基数计算，则占18.19%，再考虑到数字水分，实际比例必定更小得多。虽然单从数字上很难说明成效如何，也很难说明AMC的实践成功与否。但笔者认为，借鉴世界各国处置金融不良资产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AMC的设立和运作，改变了我国没有专门不良资产处置机构的局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应当确定为我国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基本路径。
首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不断发生，不良资产处置模式逐渐归结到“好/坏”银行模式上。这一模式是将不良资产剥离到独立于问题金融机构之外的专门的资产处置机构中，使原来的问题金融机构转变成为能够正常经营、资产优良和资本充足的“好银行”。而接受不良资产的专门机构(相对称为“坏银行”)则在政府的支持下，可以采取比原问题金融机构更为广泛的业务措施，集中处置不良资产。不良资产一旦处置完毕，“坏银行”也将不复存在 。发达国家如美国的RTC、德国的托管银行、日本的过渡银行等即采此制，转轨国家如波兰、捷克等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韩国、泰国等也有类似的资产管理的公司。从实际运行结果看，这种模式成功的多，失败的少 。
其次，结合我国国情，AMC处置方式具有明显优势：1、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分离好坏资产实施分别管理，一方面截断了不良资产和新发生业务的联系，阻止其蔓延；另一方面，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财务状况可以迅速得到改善，便于维护金融机构的市场信心，避免对国民经济造成集中冲击，同时能够为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提供基础性条件。2、通过AMC的运作可能建立起转变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桥梁，促使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而提高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3、集中大规模处理，可以形成规模经济，降低处置成本。4、AMC公司作为债权人的代表，其可调动的资源、可运用的手段以及协调相关主体间关系的能力，均是单个国有银行或国有企业所不能比的。5、银行自行处理不良资产往往会遇到业务范围、专业技术知识不足、资产管理能力不够、信息来源不充分等困难 ，反之，AMC则具有这方面的优势。
明确走以AMC为主导的集中式处置的模式，只是初步的基本思路。大规模、集中地对银行不良资产进行处置，将是一项系统工程。笔者认为至少应当包括以下要素：
1、存量控制。这是基础性、前提性的要素，是指政府应对银行不良资产的余额、构成及其将来可能增量等，进行彻底清查，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明确在一定时期内需要进行处置的数额目标。
2、成本负担。不良资产必然意味着一定数量的损失(即成本)，如何在政府(还可细分为中央与地方)、银行、企业、待安置职工甚至社会公众各方中分担这种损失，必须先要有个科学合理的方案，才能为注入处置资金数量、来源等宏观决策提供依据。
3、主导力量。实施资产重组的主导机构可能有政府、银行或第三方。
4、处置组织。是指要不要成立专门机构，该成立什么样的机构，是集中设立还是分散设立，是独立存在还是附属于银行。
5、具体措施。是指将不良资产转化为良好资产或核销的各种手段、工具等。根据不同的市场化环境和技术水平，结合债务人的资产负债情况，可以开发和使用各有差异的措施，但归纳起来，不外乎清收、出售与豁免。清收即是以债务人为变现对象采取各种方式使其全部或部分履行债务责任，按照不良资产回收率的预期可以分为：催收(往往申请强制执行)、一般债务重组(如延期或分期偿还)、企业资产重组（如债转股）、破产。出售即是债权人将不良资产以各种形式向债务人以外的第三方转让，换取优质资产。出售方式可以多样化，如资产证券化，这与一国市场经济成熟程度及金融创新能力密切相关。豁免即债务的免除或内部核销，一般不会单独使用。
三、当前处置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在存量控制方面，不良资产存量不清，新的不良资产仍在产生中。
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数额，一直各有说法。首先是统计口径不一。过去长期采用“一逾两呆法”，与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法”相比，滞后、不真实、缺少分析，无法准确反映真实风险。现在国家虽然要求转用五级分类法，但现实上没有摆脱旧的思维定势和做法，加上银行的分类标准不够细化，客户信息资料收集困难，分类管理仅是应付上报，没有和信贷管理真正结合，不良资产的真实情况比公布的数字更为严重。其次，银行收贷普遍以借新还旧作为主要方式，在不良贷款考核压力大、任务重的单向约束情况下，急于完成上级行下达的目标任务，注重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账面数字变通，造成大量不符合条件的不良贷款人为转成正常贷款。出于同样的考虑，银行将抵债资产长期挂账处理，这部分抵债资产实际上已经形成损失。还有，如前所述，在大幅度增加的贷款中，房地产贷款的比重过高，这些现在为不良资产率下降做出贡献的贷款，又有多少将化为明天的不良资产，令人疑虑。
2、在成本负担方面，国企职工安置形成巨大的隐性负债，不良资产处置成本很高，但国家财力有限，国企再生清偿能力低，银行自身资本金不充足，资产流动性不够。
不良资产的形成多与政策失误有关，而处置这些不良资产更多地需要考虑公共政策，国家理所当然应当承担主要的成本。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制，国企职工很大部分应得的收入被国家以利润的形式提取，构成了国家对职工的隐性负债，现国企一旦破产或重组，巨额的安置费，也必然纳入成本。但与此矛盾的是，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财政一直处于“虚弱”状态，加上还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将大量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更缩小了对不良资产处置的支持空间。负债企业缺乏现实和再生偿还能力。国企大都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和经济过热时期，承受市场风险能力很差，由于经营机制不活、管理水平低下，历史包袱过重、生产工艺落后、产品质量低劣等原因，现在经营效益持续大幅下滑，无力偿还债务，即使进行重组，再生清偿的预期不大。银行方面，其自身消化不良资产能力有限。近几年，国有银行通过剥离和清收、盘活、核呆，一部分不良资产得到了有效处置，但仍有大量的政策性不良贷款损失和自身经营性不良贷款遗留在银行内部，且多是收回无望的损失类贷款。要消化如此之大的历史包袱，难度很大，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何况新的不良资产还在不断产生。
3、在主导力量方面，以政府为主导，带有浓厚的行政计划性色彩。
政府干预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国家都是存在的，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实行政企不分和国家本位主义，政府不仅是企业、民众的“父母官”，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银行资金的“当家人”或调解人，往往以维护大局为由，主导、把持清收与企业重组的实施，不符合市场化的基本要求，导致资产优化重合、价值发现等市场功能失灵，同时也助长了地方、部门保护主义和权力的个人滥用。
4、在处置组织方面，现行AMC组织建构不完全集中化，未剥离和新增不良资产的处置则仍处于分散化状态。
长期以来，银行清收不良资产，是走内部分级行政化管理模式。靠行政管理手段层层下达任务，层层签订责任书，逼迫式工作，无法调动员工收贷清非的积极性。而且不良贷款清收已到了临界点。好收的都收回来了，余下的都是老大难了，难免挑肥拣瘦。从银行来说，不良贷款化解精力大，成本很高，与目前银行竞争日益加剧，而竞争的着力点在于新业务的开拓和市场的扩大，形成矛盾。银行迫于各自上级行的层层压力，往往也只是抱应对态度。
四大资产公司设立后，上述陈旧模式的局面得到了部分转变，但从几年来的实际运行效果看，仍不尽人意。很大一个原因在于集中化程度不高、不彻底，国家按国有商业银行对应设立了四家资产公司，并且各个资产公司对应设立众多分支机构，分散了资源，无法形成合力，无法对不良资产统一管理和集中处置。而且，截止2003年底，资产公司虽然四年剥离了约1.4万亿元，处置了5093.7亿元，但国有商业银行现尚有不良资产余额1.92万亿元，而新的不良资产仍在不断产生之中。这些更大量的不良资产，还是只能由银行固守旧的模式，其效果可想而知。
5、在具体处置措施方面，运用的措施和手段不多，或有但难以实施，或有实施但市场化程度不高，收效甚微。
资产公司和银行采取的措施单一，大多数还是局限于一般性清收，真正进行重组清收和资产出售方式的不多。而清收通常会遭遇法院“执行难”，交了高额诉讼费，不一定胜诉，好不容易胜诉了却兑现不了。和解协议延期偿还、分期偿还，也往往是出于无奈，迫于压力，被执行人其实并无再生清偿能力，不过是拖延时间，反而进一步恶化财务状况。申请企业破产，却又面临企业破产难、假破产、乱破产等问题。企业破产完全在政府的主导、包办下，金融机构无话语权，最后支付完职工费用、破产费用等后，能用于清偿银行的所剩无几。企业破产更多地成为企业逃废债务、地方政府甩包袱的工具。
债转股是重组清收的一种。尽管不少国家规定债权人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对债务人进行重组，但实际上采用的并不多 。而在我国，考虑到国企脱困目标，政府极力推动实施债转股。但转股后企业的经营情况没有很大改善。
多样化出售本是资产管理的重头戏，也是最能体现专业化水平和金融创新能力的措施。但实践中很少运用，即使有运用，出售方式单一，局限于房地产类单项资产的出售，较少进行资产组合、打包、证券化等运作。这主要因为，能作为证券化支持资产的不良资产必须具有稳定的可预期的未来现金流量，而我国银行目前具备这一特征的不良资产为数不多。其次，依据现行的民事、证券法律，还难以调整资产证券化中复杂法律关系，金融机构、投资者的法律风险很大。
6、不良资产交易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制约了不良资产的流动性。
目前，绝大部分不良资产处置是通过与原债务人、债务担保人、债务人的关联公司之间的谈判和交易完成的，这样的操作模式既增加了处置过程中的道德风险，也造成了目前不良资 产处置低流动性和低效益，表明我国成熟的不良资产市场还没有真正形成。这是因为：不良贷款转移和吸收的渠道、程序和机制尚未建立，不利形成充分的供需关系；专业的不良资产管理机构的竞争有限，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因体制、市场、法律等因素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其专业化效能；不良资产价值的确定、资产批量处置等方法的技术含量有限；不良资产市场交易的信息网络、信用评级、评估、拍卖、招标投标等市场中价服务尚不完善。同时，与成熟市场经济条件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银行不良贷款具有特殊性：不良债务人以国有企业为主、信用贷款比例高、呆帐和事实呆帐比例高、抵押品法律瑕疵多等，也给不良资产的投资和交易活动带来限制。
此外，不良资产市场依赖于资本市场，要集中处置如此庞大规模的不良资产，必需有充足的资本供给。而从国内市场来看，国有经济本身正面临改制和转型，现阶段难以大规模地消化不良资产，民营经济虽然整体上已有相当实力，但比较分散，短期内难以形成较强的购买力。国际投资者虽表现出参与处置的强烈愿望，但受我国现行外商投资、外汇外债等管理体制的限制，还很难介入。
四、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摸清底数，控制存量，分担成本
开展全国性经济普查，彻底清查银行不良资产的底数，测算企业现金回收额，在此基础上，确定不良资产存量控制目标和处置成本负担方案。
首先，核实真相，分清责任。组织银行对资产严格按照五级分类标准进行再次清分，并区分不良资产形成的人为因素和非人为因素，然后由监管部门牵头复查验收、分类排队，真实反映资产质量，揭示风险。对属于政策性原因造成的，原则上由政府出资收购，专门处置；对银行自身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原则上由银行自身承担、消化。
其次，补充资本，增强后劲。国家在财力许可的情况下，应继续向银行注入资本金，如用外汇储备注资等，以提高其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可鼓励银行发行次级金融债券，加快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和有条件进入资本市场募集社会资金，最大限度地调动起社会资源。
第三，提足准备，冲销损失。我国风险准备金目前按年初贷款余额的1％差额提取，与现在银行的经营状况以及资产损失弥补需求上有很大差距，相对国际惯例，次级贷款按25％提取、可疑贷款类按50％、损失贷款按100％提取，也是远远不够的。要提高风险准备金比例，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增强活化不良资产的能力。
(二)完善处置组织的架构
一要重新整合四家资产公司，合并为一家，长期保留，承担起专项处置任务，列入银监会管辖系统。考虑到分清各家银行的责任，可以在总公司内部按四大银行分设相应部门，或者账面分户管理，避免来自银行的道德风险。
二要在各银行内部成立不良资产处置部，相对独立、专业清收，商业化管理。尤其是在央行鼓励商业银行开办投资银行业务后，策划以资抵债、资产重组来盘活资产。在对不良资产处置部门管理上，实行公开招标，确定最低化解额度。对部门经理人选本着“自愿、公开、透明、双赢”的原则，向社会公开竞聘，双方签订聘任合同，在银行授权范围内，对不良资产进行运作。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机构则负责对不良资产的清收和支付上移风险资产的财务核算。银行可以视自身情况，将不良资产回收到二级分行或者一级分行集中处置。
三要引入信托处置模式。银行可以与资产公司开展合作，把一些未经剥离不良资款委托给资产公司运作，依据信托法分享利益、共担风险。
(三)坚持实施债转股
债转股，事关涉国企脱困，必须坚持实施。几年来实践的效果未达预期值，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国家对实行债转股企业的范围和条件都做了限制，债转股只能是暂时减轻银行不良贷款的压力而无法达到总体降低风险水平的目的；二是没有给企业带来真正的现金流；三是债转股过程基本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和市场定价机制的介入，只是一刀切地在资产公司和企业之间完成交易，导致交易的低效率性和道德风险。这些原因，从根本上说，在于债转股的成本与收益在不同主体间不平衡，中央政府和资产公司单纯承担成本，而地方政府、转股企业和银行单纯受益。所以，必须设法统一各个主体的成本和收益。
第一，中央政府要在新增收益的基础上追求债权清偿最大化，树立一个长远目标，以彻底改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为着力点，而不仅仅在账面上实现国企三年解困目标为出发点。
第二，要在制度上激励资产公司发挥主导作用。规定资产公司通过债转股使企业资产增值的，可以取得一定比例的收入，对照投资银行职员和企业经营者的收入水平，提高公司从事债转股的职员的报酬。同时，资产公司要提高投资银行业务能力。
第三，中央政府要利用自己的权威解决资产公司运用市场手段解决不了的问题，督促地方政府接收非经营性资产，减轻企业负担；督促地方政府转变政企关系，落实转股后企业的自主经营权。
(四)积极推进资产证券化
资产证券化是将金融机构或其他企业持有的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的现金流的资产，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对其风险与收益进行重组，以原始资产为担保，转换成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证券行为。资产证券化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金融创新的一个新亮点，起初主要是用来盘活银行流动性较差的资产，后来在不良贷款处置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其能够将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信贷资产由表内移至表外，从而提高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和盈利性，故被理论界视为是解决银行不良资产的最佳途径。
以往，受不良资产品质的限制，我国实践中较少实施资产证券化措施。应当看到，当前我国具备了实施资产证券化的一些有利条件：一是社会资金充裕，居民储蓄高达10多万亿元 ，特别在物价上涨情况下，出现了负利率，需要新的投资渠道。三是金融业加入世贸组织保护时间越来越短，银行业面临着开放和不良资产双重压力，证券化的低成本和高透明度更容易吸引外资，从而为资本市场开放提供一个支点。因此，我们应当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及时解决法律、税收和市场等方面的障碍，积极推进资产证券化。前不久工商银行启动的宁波分行20亿不良贷款证券化项目已经开始在这方面进行积极的尝试和探索 。为解决未来现金流量的问题，可以考虑先以部分优质贷款和部分不良资产组合为担保资产池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或采取优先+次级结构化发行的办法。另外，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分层计划的成功发行在某种程度上也回答了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操作可行性问题，在证券化相关法律出台前，银行可以信托模式作为试点的基本方式 。
(五)加快培育不良资产市场体系
首先，引入“超市式”营销。处置机构可以在营业地设立专门的对外场所，集中展示各类是不良资产，提供标准化交易合同，以满足投资者需求，使不良资产的“买卖”式处置转变成为一种商业营销运作。
其次，要推动建立区域性不良资产交易市场。各省要培育和发展产权交易中心，也可根据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环渤海等区域经济特点建立起跨省的产权交易市场。
第三，发展相关的多层面市场。在新的国内外资金交流格局下，金融不良资产市场应引入多种形式和资金的管理和投资活动，特别需要发展与不良资产交易和价值转换相关的资本市场、产权市场、金融债券市场、房地产二级市场和抵押品市场。
第四，促进招投标、拍卖、信托、租赁、信用评级、评估等行业的发展，为不良资产交易和投资活动中开发新工具提供优质的中介服务。
此外，处置机构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不受时空限制的网络交易系统，通过内部联网，将各分支 机构联成一体，四家资产公司合并后，联成一个网络，发挥资源共享效益。
(六)放宽引进外资
当务之急是要抓紧解决配套政策，营造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鼓励并引导外资按市场原则参与不良资产的处置。
1、放宽外资准入。重新审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外资参与不良资产重组与处置的，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可以适当地网开一面；限制类范围可适当放宽；规定须由中方控股的项目，适当放宽股比限制。开展境外机构与资产公司及银行合资设立专业资产管理公司或相关基金的试点，允许国有资产公司直接以债权出资设立合资资产管理公司，制订方便合资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出境以及相关对外担保的相关政策。
2、减少审批层次，简化报批手续。外资通过收购资产公司的股权、债权、实物资产等方式参与企业重组的项目，在财政部门认可评估的基础上，由资产公司自行与外商签订有关文件，并报有关部门批准后，外商即可办理工商、外汇、税务、海关登记等手续。免去现行可行性报告和合同章程等多个部门报批的手续。
3、对资产公司核定一定外债额度，专项用于满足向外资转让不良债权的需要。在核定的外债额度内，由资产公司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规定，自行与外商签订有关法律文件后报国家外汇管理部门进行外债登记，同时报国家有关部门备案。
4、减小双方的资产价格分歧。国际投资者由于缺乏对我国不良资产风险的准确判断，会对不良资产的评估采用很高的风险调整折现率，致使双方对资产价格的分歧过大。对此，可以尝试采取合资合作处置和结构化出售 (卖方保留部分风险和收益分配权)，同时应按照市场原则，遵循国际通行的评估方法。
5、简化国有资产尤其是国有股权转让过户的审批程序。
6、适当扩大优惠政策。如放宽现行外商投资比例达到25％以上方可享受外商投资企业优惠的限制，部分或全部享受资产公司及银行处置不良资产的有关优惠政策，在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方面给予一定税费优惠并简化程序，等。
(七)健全有关法律法规
首先，修改和制定有关民商事法律。实践中，银行涉讼案件，银行败诉的也占相当大比例，这其中与现行法律缺陷不无关系。如法人主体、诉讼时效、抵押制度等不完善，往往成为债务人“合法”逃废债务的祸根，要抓紧修改和制定民法、物权法、担保法、公司法、民事诉讼法等可能涉及银行的民商事法律。其次，针对执行难问题，赶紧出台强制执行法，解决法院执行措施少、秩序乱、司法没有权威等问题。第三，现行的企业破产法，针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带有浓厚的计划色彩，已远不适应需要，应当尽快制定统一的、市场化的破产法，确认债权人在企业破产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第四，资产公司应当积极开展调研，对现行国务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提出完善意见，提交全国人大制定有关金融不良资产处置的特别法。第五，对开展债转股，证券化、引进外资等业务创新中，碰到的法律障碍问题，应当适时总结，提出制定或修改意见。
(八)稳定推进各项宏观体制改革
改革金融体制，增强银行活力，提高人员素质，引入激励制约机制，避免道德风险。改革国企和国资管理体制，重组国有资产，促进国企扭亏，提高清偿能力。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外商投资和外汇、外债、涉外担保管理体制，破除外资准入障碍。改革财政税收体制，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国家调控能力。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甩掉职工安置负担，促使转变不良资产重置中政府主导的扭曲方式，实现债权人主导、市场化操作。推进司法改革，维护司法独立，在司法防线上治理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同时保证司法公正与效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转换政府职能，避免政府不当干预，同时提高行政登记、许可、监管等具体行政行为的效能，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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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0.042
1互联网金融不良资产的现状和成因
近年来，受监管真空和政策推动影响，诞生了大量互联网金融企业，相比于实体企业互联网企业耗资少，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实际上，P2P网贷在我国爆发性增长的核心因素是因为理财市场和小贷市场有效对接与监管真空，促使行业规模高速增长。但受初期巨额投资影响，大多数互联网金融企业在未达到成熟期时会遇到发展瓶颈，经济效益低，资金无法循环，出现大量不良资产。2014年到2016年，P2P问题平台数量从984家升到3914家，增速明显，持续恶化。其中，多数是上线3年左右就出现问题的P2P网贷平台，破产的根本原因是管理团队经验缺失，资金管理不当。当前，随着P2P、互联网理财平台、众筹融资等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随之带来的不良资产量也大幅增加。据统计，自2016年年底至2017年一月底，有上千家的问题平台被清理，截止2016年年底，运营中的网贷平台共2448家，比上一年末减少了987家。互联网金融企业不良资产的形成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1.1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和市场转型冲击
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市场的转型导致大量的互联网金融企业运营不当纷纷倒闭，各类P2P网贷平台在迅速发展的同时造成了过高的坏账率，新兴互联网金融业的相关风险日益积聚，这一系列的不良因素导致了2015年互联网金融不良资产的大爆发，互联网金融的不良资产规模空前增大。另外，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给银行也带来巨大的压力，使得不良资产的清收处置更加困难。
1.2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存在监管真空
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互联网金融的信用体系不完善，再加上人们的信用观念淡薄，让一些投机者遇到了可乘之机，导致大量的盲目跟风逃避债务，社会的诚信受到了挑战，信贷风险频发，不良资产的规模增加。
1.3企业管理不善，投资者盲目
企业的创业者与管理者的因素也会增加不良资产。如今创业的人数逐年大幅增长，一些人盲目投资到互联网金融产业、盲目贷款，最后经营不善导致企业破产。
2我国互联网金融不良资产处置的必要性
当前，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不良资产处置问题日益严重，严重影响了企业经营和市场秩序。互联网金融的不良资产处在一定的资金链中，在资产负债表中很难发现所占比例，不良资产会覆盖和掩饰财务的真实状况，因此，企业应该正确评估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互联网金融的财务信息使用者应如实准确的提供真实会计信息，高层管理者应重视不良资产的处置和防范。
2.1部分互联网金融企业“风控”失控，不良资产缺乏监督警示
实际上，许多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产品结构不合理，销售心切，不得不采用赊销的方式，形成了资金债务链。有些情形下，为追求流量和业绩，内部人勾结外部中介黑产业避开企业风控体系的监督，出现大量不良资产。
2.2互联网金融盲目发展，系统性风险不断上升
金融业的运行规律是，在经济上行时，信贷规模发展迅速且违规率较少，而经济下行时，信贷违规率升高。追回债款的金额与逾期时间成正比，逾期时间过长，追回债款的概率以及金额回收率将大幅减少。如今“线上+线下”的资产清收虽然更加系统化，但是相比全国数以千计的互联网大军，追回资金却并不容易。互联网金融不良资产的处置目前还处于探索创新中，近乎万亿的市场空间是一块大蛋糕，很多的企业跃跃欲试，只要突破了当下技术和处置模式的局限，将会成为金融市场新的“蓝海”，这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谁先抢占到市场，谁就能先得到这块万亿级的蛋糕。
2.3互联网金融不良资产问题对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巨大
2017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当前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但对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度警惕。互联网金融风险和不良贷款风险不断累积，防范风险愈加困难，应尽快找到处置不良资产的办法，更好地推进经济建设。
3互联网不良资产的处置策略和建议
3.1政策扶持
2015年7月18日，监管纲领性文件《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之后国家对于互联网金融和不良资产处置提供了更多的政策。2016年国务院组织17个部委开展不良资产清理整治工作，加快互联网金融不良资产的分类处理和完善风险监控。2017年3月全国政协十二届第五次会议提议建立不良资产专项基金，扩大不良资产处置规模，缓解金融风险，逐渐规范化处置互联网金融不良资产。这一系列政策使得整个互联网解决不良资产的行业快速流动起来。
3.2培育和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不良资产处置市场
众多金融机构主动寻求处置多元化的不良资产，因为近年来互联网不良资产处置规模巨大，已然成为一块“肥肉”。建立规范和健全的不良资产处置市场十分必要，可以完成不良资产的分解、转换和打包，对资产进行重新配置，提升处置效率。
3.3加强互联网企业不良资产处置相关的法制建设
传统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交易的时间和成本都非常的高，效率低、道德风险问题突出、暴力催收的情况屡禁不止。有调查显示只需要400元，催收公司就可以从黑客上买到用户的电话号码、姓名、身份证号；只需1000元，就可以获得用户的实时定位。如何更加合理、合法、避免暴力的催收成为整个行业急需解决的问题。
3.4加强不良资产分解转换
“互联网+不良资产”通过互联网将不良资产打包整理，分类给不同的处置平台处理，将不良资产分解转化、把债务转成股份。主要模式有：撮合催收类、数据服务类、淘宝拍卖类、众筹投资类，这些方法都是通过债后的平台整合、信息修复、重新分包，将不良资产重新进行整理，然后分类处理。原因在于这种模式能够运用互联网将不良资产的信息完善，打破时间地域的壁垒，可以将各个地方的不良资产信息整合起来，避免了过去将不良资产层层分销，成本增加等弊端，同时提高了中小资产管理公司的参与度，提高不良资产前端的交易活跃度。“互联网+不良资产”的处置方式构建了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信息系统，布局全国的信息资源，优化资源配置，解决了清收时信息的不对称和时间地域的局限。
3.5规范不良资产的化解和催收行为
催收是一个比较古老的行业，传统的催收方式存在信息不完善，法律风险大，行业不规范等弊端。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催收开始模式化、标准化。首先，要了解债务人的基本情况、收入状况、还款信息、不还款原因，另外还包括合同履行情况、欠款情况与拖延还款的原因；其次，分析债务的性质、产生过程、履约情况、形成原因以及双方争议的情况，为催收做好相关准备；最后，分析债务人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还款能力方面上，对还款人的资产与收入进行调查，分析是否有偿还能力，在还款意愿方面主要结合债务人的信誉情况、对此债务的态度以及其客户评价等。在实践中，对逾期应收账款基于判断之后再处理，了解并掌握客户违约的相关情况，然后采用相应的处理方式。如果客户由于短期资金周转困难，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但是如果客户由于经营不当或者恶意欺诈而导致逾期账款的产生，债务催收应适当运用法律手段。
关键词：渝富模式；国有资产；运作模式
中图分类号：f123.7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上世纪末以来，为了有效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国家陆续批准成立了以信达、华融、长城、东方为代表的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并于2000年11月出台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1。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加大，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为了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改制，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很多地方相继成立了地方性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这些地方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行使国有企业管理者的权力，代表政府处置地方性不良资产，帮助地方国有企业破产重组26。
重庆渝富公司在这方面起步较早，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得到来自行业内及社会各界的关注、肯定和争议，被冠之以“渝富模式”。具体来说就是，重庆渝富资产管理公司利用各种地方政府资源，以土地为杠杆，以国家开发银行贷款为枢纽，处置国有企业不良资产，包括对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分行不良贷款，重庆市商业银行、西南证券、重庆农信联社等金融机构及国有企业的债务进行大规模的财务重组，这个过程被称为“渝富模式”。重庆国资委下属的渝富公司在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的支持下，以人民币22亿元的折扣价格购得了667家当地企业欠中国工商银行的107亿元的债务。如果该资产管理公司能够成功地对这些企业实施运行和财务方面的重组以及所有制转型，那么“渝富模式”可能为中国东北很多破产国有企业的重组、关闭和转型提供借鉴。然而现实情况是包括辽宁、吉林在内的30多个地区虽然想学习“渝富模式”，把渝富的成功经验借鉴过来，以解决地方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问题，但是迄今为止却没有一个能够取得成功，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因此深入剖析“渝富模式”，探讨其取得成功的内在机制，对于我国其他地区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未来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渝富运作模式解析
（一）渝富公司发展的历史回顾及最新进展
为了化解国有企业债务，让国企轻装上阵，同时又为了避开重庆市政府直接行政干预经济之嫌，重庆地方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渝富公司应运而生，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处理重庆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这便是渝富公司成立的直接背景。2004年初，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成立，它是重庆市国资委的全资公司，也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地方性资产经营管理公司。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最初是作为重庆政府收购并处置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分行157亿元不良贷款的操作平台而出现的，进而它承担起了当地国有企业债务重组和资金周转的职能。此后，渝富公司更对重庆存在大量不良资产的国有企业进行了不良资产重组，包括重庆银行、西南证券以及重庆农信社的重组7。经过几年快速的发展，至2011年上半年，渝富公司的资产规模由50亿元发展到集团资产总额为506.6亿元，对外股权投资企业累计40户，对外投资股权估值总额181.58亿元。目前，资产负债率为65%，经营风险可控，银行到期偿债率达到100%，保持了较高的信誉。2011年6月28日，经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变更为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渝富集团在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有力地推动了地方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和地方金融生态的改善，成为国企改革和金融转型中的一个样板，其国有资产的运营管理模式受到业界的肯定。
自渝富成立以来，重庆市政府就为渝富集团赋予了3项职能，即债务重组、土地资产重组、资本重组。
从经营情况来看，一是处置和消化了国有企业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不良资产300亿元，切实减轻了国有企业债务负担，改善了全市金融生态环境；二是为国企“五大结构调整”以及环境污染搬迁、“退二进三”等提供了400亿元周转资金，其中为重钢集团、三峡油漆、天原化工、嘉陵集团等提供资金达160亿元以上；三是加大了对金融股权的投资，完成了对西南证券、重庆银行、重庆农商行重组上市，以及出资组建了三峡担保、进出口担保、园区担保、农畜产品交易所、药交所，还引进了中国华融、香港谈
石、北京鑫根、美国亿泰等央企、外资和民营企业，并加强与外资合作，积极探索股权投资基金新型金融产业发展模式，为调整产业结构提供了约68亿元资金支持，增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能力；四是注资工商企业，为了提升重庆国有企业的资本实力，渝富集团为重庆几大国有集团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对重庆国有企业改革改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89。见表1。
表1给出了渝富公司2008-2010年主要经济指标及行业水平数据。从表1中可以看出，近3年来渝富集团本部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5.16%、7.09%、1.41%，总体高于行业平均值4.1%；总资产报酬率分别为1.47%、2.30%、0.49%，低于行业平均值3.3%。2010年受土地经营计划影响，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净资产收益率及总资产报酬率有所下降。可以看到，整体盈利能力仅略高于行业平均水平，需继续提升盈利能力。近3年来渝富集团本部流动资产周转率分别为0.08、0.12、0.08，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1.76、1.21、0.93，总资产周转率分别为0.06、0.09、0.06，三者皆与行业平均值0.5、5.5、0.3有较大差距，营运能力有待进一步改善。从成长能力看，2006年到2010年5年间，渝富集团本部总资产年平均增长率为33.16%，净资产年平均增长率为33.76%，行业优秀值分别为28.7%、9.2%，二者都超过了同行业的优秀值，集团成长能力很强。近3年渝富集团本部现金比率分别为0.10、0.19、0.15，保持在行业良好值0.122以上；流动比率为2.49、2.59、1.76，流动比率较高；速动比率为0.32、0.58、0.29，因集团存货中土地储备较多而处于行业较低水平，但土地有较好的增值前景；近3年资产负债率保持在65%左右，低于行业平均值67.1%。可以看到，集团长期偿债能力略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短期偿债能力较强且在不断提升。因此，通过渝富近3年的经济指标的纵向对比以及与行业平均指标的横向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渝富公司的各种经营能力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二）渝富模式的深层次解析
1.渝富集团的定位 。
“渝富模式”的主要创新之处就在于它根据重庆具体的国有企业发展情况，创新了国有企业的资产管理方式（“以地融资，借地生财”）和融资方式（“搭桥贷款”），这些创新的资产管理方式和融资方式对于促进重庆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0。渝富在资本运作方面的创新是上层政府的要求和市场发展相融合的产物，其集团具体的职能定位可概括为：推进国有企业重组；通过土地储备承担企业破产、环保搬迁、土地“退二进三”资金筹集；投资和对地方金融机构参股、控股。对应的主要业务有：开展资本运作及咨询，推动市属国有企业重组和不良资产处置，持有相关企业股权，对战略发展产业进行投资；经营城市建设项目的投资和开发；投资于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具体而言，就是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
第一，债务化解。为了实现“财政不补贴，政府不干预，国企满意，渝富盈利”的目标，重庆渝富集团作为现代企业责任主体，自筹资金收购和处置债务，实现了重庆市本地国有企业的财务重组和股份制转型。在当前企业和银行合作的背景下，依据市场规律处置企业不良资产，有效减轻了重庆国有企业的负担，使国有企业资产流失得到合理的控制，而且银行也获得了比自行处理高得多的受偿率。通过渝富集团对重庆市国有资产的市场化运作，重庆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得到降低，国有企业集团资产得到盘活，银行和企业的债务得到有效化解，这样就大大提高了重庆国有企业的融资能力，进而使重庆市金融发展环境得到了改善。
第二，资产重组。为了解决重庆国有企业在企业转型、搬迁以及破产过程的资金不足问题，重庆渝富集团通过市场化运作，在改制过程中，通过收储重庆国有企业的土地为企业提供资金。这样，土地就成为了重庆渝富集团的重要融资手段，为国有企业的转型、搬迁以及重组整合提供了周转资金。
第三，企业指导和投融资功能。渝富集团是依据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的股份企业，但是又有别于一般的股份制企业。随着重庆市国有企业环境的发展变化，渝富集团对国有企业的支持，主要集中在科技创新和为国有企业注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渝富集团就是一个针对重庆国有企业的投融资平台，通过为重庆重点国有企业提供发展资金，协助重庆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动其国有资本的多元化、股份化，
现重庆国有企业质的飞跃。
2.渝富公司运作模式解析。
稳定的现金流是渝富集团成功的关键。重庆市政府为渝富提供了包括银行股权、土地等在内的价值10亿元人民币的注册资本金，并以重庆市财政为担保，从国家开发银行贷得预付的启动资金。在随后的发展中，渝富通过对重庆国有工商企业的不良资产管理、处置等集团经营活动，为集团的正常运转提供资金。
图1渝富公司的资金来源
在渝富公司的资金来源的4个渠道中，最重要的是土地出让金收入和银行信贷。土地出让金收入水平与重庆整体经济和城市发展高度相关，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土地出让金收入也不断提升。而对于银行信贷的运用则体现了政府信用的价值。如渝富公司在向国家开发银行获取贷款时，重庆市政府向国家开发银行出具了“安慰函”，给与承诺：如果在不良资产处置不能及时变现的时候，地方政府将给渝富注资11。
渝富集团积极化解不良资产。
对重庆国有工商企业的问题债券进行整体回购，然后再统一分包处置，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处置的效率，并且在渝富与国有企业的合作过程中，还实现了渝富集团和重庆国有工商企业的良性互动，提高了重庆国有工商企业的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了重庆国有企业的改革改制。另外，渝富集团解决重庆国有工商企业资金难题是建立在市场化基础上的，通过搭桥贷款的方式，从国家开发银行取得贷款，这样既减轻了重庆市金融机构和市财政的压力，又为实现重庆国有工商企业整体处置提供了资金。见图2。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可以梳理一下“渝富模式”的具体运作路径：以土地作为抵押物，以地方政府的行政资源为后盾，通过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来处理重庆国有工商企业的问题债券问题。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在遵循市场规律的条件下，重庆市政府对渝富集团的工作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
渝富模式的根基是一个四维模式，即在政策支持、政府信用、土地财政与金融杠杆的四维体下，解决了困扰国企发展的老问题，从而带动了经济增长。经济的增长反过来又使得土地财政和金融杠杆得以继续发挥作用。可以设想，如果经济没有增长，土地没有升值，打包收购的资产价值不能体现，渝富的资金链条可能就面临困难了12。其他地方如东北老工业基地之所以无法复制这种模式，根源也就在于这个良性机制无法建立13。见图3。
（三）渝富公司资本运作案例解析
西南证券自2004年开始，由于大股东长期挪用客户保证金，抽逃、占用公司资金，违规对外担保，违规炒作股票，加上自身经营不善，又受持续低迷的市场环境影响，西南证券开始出现严重的资不抵债的状况。截至2004年末，西南证券注册资本16.3亿元，总资产37.3亿元，净资产3.9亿元，每股净资产0.238元，净资本为3.3亿元。此外，还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和托管国债达13亿元，大股东及关联企业抽逃占用资金10多亿元，违规担保2.3亿元。公司当时累计亏损达到13亿元，另外还存在12.5亿元的或有损失。重庆渝富公司采取了如下措施解决问题。
第一，处置不良资产。
在进行重组过程中出现的众多问题当中，填补客户保证金占款及“清扫”股东占款成为当务之急。2005年8月，此时的西南证券被挪用3.5亿元客户保证金，于是重庆渝富出资3.5亿元购买了西南证券持有的华夏基金和银华基金的股权部分。在各项占款以及违规担保中，涉及的大股东有几方：一是珠海国利工贸有限公司占用西南证券1.28亿元资金，同时西南证券还为其关联企业北京中关村建设有限公司提供了1.8亿元的担保；二是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占用国债回购及利息3.6亿元，并由西南证券向珠江控股大股东提供了担保0.5亿元；三是重庆市涪陵区城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由于出资不实，实际占用西南证券6 000万元；四是北京新富投资有限公司和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9亿元虚置股权。见图4。
在解决这些占款及违规担保中，重庆渝富采取了以下一系列的处置方式：在解决股东占款的工作中，重庆渝富出资1.5亿元解决原股东珠海国利1.8亿元担保和1.28亿元抽逃资本金的问题，并还清资本金缺口0.7亿元；在解决1.9亿元北京新富与甘肃亚盛的虚置股权和西南证券挪用的北京万发国债回购资金问题上，由重庆渝富提供“过桥资金”；另外，由重庆渝富斥资6亿元，解决西南证券历史形成的6个多亿
不良资产；在西南证券重组过程中及完成后，由重庆渝富出资3亿元作为股本，用于充实西南证券资本金和加大重庆市政府重组和发展的话语权。至此，重庆渝富用时一年半，采取经济、行政、司法等多种手段，协助西南证券彻底解决了股东占款、违规担保、挪用客户保证金和国债回购资金等问题，为西南证券重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协助西南证券重组。
2006年2月开始陆续实施重组，西南证券改革重组的总体目标是，通过中国建投阶段性持股和流动性支持，把西南证券建成为资本充足，治理规范，内控严密，运行安全，效益良好的现代大型综合性券商。西南证券改革重组方案的实施步骤是：西南证券老股东按照1∶0.5的比例缩股，注册资本由16.3亿元调减为8.15亿元；西南证券老股东注入有效资产，弥补净资产账面值与注册资本之间的缺口；西南证券落实股东抽逃占用资金，解除违规担保，完成基金股权转让手续等问题；中国建投注资11.9亿元，重庆渝富注资3亿元；中国建投向西南证券提供流动性资金支持。
在填实资产与股权托管的过程中，截至2006年7月，尽管西南证券经过老股东缩股承担了重组成本，注册资本从16.3亿元缩减到8.15亿元，但是与西南证券账面净资产5.28亿元仍有大约2.87亿元的缺口，没有达到中国建投转让股权时每股1元的要求。重庆渝富对于2.87亿元的缺口解决的最初方案是通过赠与方式解决资本缺口，但由于赠与方式涉及沉重的税赋，最后的实施方式是重庆渝富代26家股东出资2.87亿元填充资产，26家老股东将所持股权托管给重庆渝富，在托管期间，老股东的分红将用于补偿重庆渝富收购不良资产的损失，托管期限到损失弥补完毕为止，填实资产与股权托管方案出台。另外，西南证券此时面临大量的债务人的起诉，重庆渝富与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公司达成协议，共同进行西南证券的债务重组，由重庆渝富负责筹集资金，重庆能投承接3.252亿元的债务。
困扰西南证券重组的债务危机化解后，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几大障碍基本消除。2006年12月31日，西南证券完成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西南证券的注册资本由减资后的8.15亿元增至23.36亿元。
第三，引进战略投资者。
2006年下半年，恰逢证券业在内的金融业全面开放，证监会也明确支持合规券商通过上市融资，引入战略投资者等途径充实资本。于是，有竞争力的证券公司竞相谋求上市。为了西南证券的持续发展，刚刚完成重组的西南证券开始谋划“借壳上市”。11月24日，重庆市政府选定st长运作为西南证券上市的“壳”，并确定采取“吸收合并”的方式完成上市。11月长运股份停牌之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将长运股份遗留的问题清理干净，以符合西南证券借壳上市的需要。长运股份是一家重庆境内老牌上市公司，由于其主业发展衰退，到2006年已经难以为继，大量的闲散职工需要安置，大量的不良债权债务需要剥离，大量的法律诉讼需要解决。
重庆渝富首先为长运股份提供了4.86亿元清壳资金，用于偿还金融债务，安置职工，解除担保，还为长运股份的潜在风险作兜底保证，为第三方承接长运股份资产、负债、业务、人员等的行为承担担保责任，为清壳潜在风险提供担保承诺。由于重组对象是证券公司的特殊性，重庆渝富还根据证监会要求，对西南证券借壳上市后连续三年的盈利预测值进行担保，确保了西南证券投资者的利益。
就在一切工作按序正常推进的过程中，中国证监会提出了一个令重组各方都措手不及的问题：那就是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同一家或同属于一家控制的企业只能控制一家证券公司和参股一家证券公司，即对证券公司实行“一参一控”的政策规定。而作为西南证券的战略投资者中国建投及其大股东中央汇金在挽救券商的过程中，已经控制和参股了八九家券商。因此，只有中国建投放弃对西南证券的控股权后，证监会才会同意西南证券的上市请求。虽然转让原则得到了各方的认可，但是具体的谈判极为复杂艰难。中央企业方认为当时长运每股13元的市场价格体现了未来西南证券上市的正常价值，总价款应该值100多个亿，但是重庆方认为西南证券并没有上市，不能用二级市场的价格来衡量，只能参照1到2元的实际净资产来谈判；中央企业方认为注资的价值应该有所体现，应该用溢价的方式转让股权，重庆方则认为中央企业未介入前，重庆方面在清理资产上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才使西南证券的价值得到提
升。经过多次艰难的谈判，中国建投终于同意转让股权，2008年6月重庆渝富与中国建投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受让95 871万股西南证券股权，受让后重庆渝富持有西南证券的13.23亿股股权，占比56.63%。见图5。
四、渝富模式的成功经验与借鉴意义
（一）渝富模式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目前，渝富模式为社会各界所关注，相关报道时常见诸报端，人们把其成功归结为几个方面：一是政府的信用保证和国家开发银行的资金支持；二是企业具有良好的策划、管理团队，坚持谨慎、稳健、安全的市场化和专业化运作；三是渝富模式找到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点等等14。以上诚然是渝富模式取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然而从深层次分析，渝富模式能够获得成功还在于以下几大关键因素。
1.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是渝富模式成功的根本因素。在重庆渝富公司不良资产处置中，重庆市政府对不良资产处置的全力支持贯穿整个处置过程。重庆市政府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渝富公司政策、资金支持，还有由重庆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黄奇帆领衔的非正式行政协调小组， 对项目运作中出现的问题能及时予以解决， 因此提高了运行的效率和效果。
2.一套完整的盈利模式是渝富公司持续发展关键因素。渝富公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盈利模式。概括下来大致为：经债务重组以较低价格收购系统内有问题的股权和债权。然后利用自身的背景优势和信息优势，对所收购债权进行清理或对所收购股权进行改造，解决债权或股权对应资产的遗留问题。最后对清理后的债权或股权所对应资产进行市场公开出让，获得收益。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行借壳上市等改造，提升其价值或市场价格。渝富所持有的各类金融机构股权投资，各类土地储备以及上市公司股权投资等，使其拥有可持续发展的资源。
3.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是渝富模式取得成功的重要市场因素。渝富模式中前期购入的多为系统内债权或股权，它们所对应的资产并非都有较好的市场价格。渝富模式能够取得成功，与近年土地和上市公司股票所对应的市场价格飞速上涨不无关系。这两类资产中，土地价格上涨与房地产急速发展，社会公众预期以及各类市场资本的关注相关，而股权价格上涨则与流动性的增加和社会资本的炒作相关，并非自身价值的上升和体现。所以说渝富成功地找到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结合点，能够在政府和市场资源中找到这两类关键资产，并将其价格水平发掘出来了。
总之，尽管存在一定争议，渝富模式迄今基本是成功有效的。应该肯定其团队所做的一些创造性的工作。除了主观努力，其成功也包含一系列的客观因素。
（二）经验及启示
当前我国各地区多成立有自己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但历史起点不一，现状参差不齐，未来也不尽相同。各地区如要充分发挥好资产经营公司的价值，取得更大成功，渝富模式所提供的经验与启示不无裨益。
1.在遵循市场规律的条件下，地方政府要有政策支持。从渝富的成立发展到今天，都离不开重庆市政府的支持，渝富在具体运作中的功能定位都是重庆市政府意志的体现。因此，要想“一揽子”方式解决不良资产问题，首要的是政府必须深刻理解这种方式的意义所在，下定决心走下去。要规划好，管理好，确保其可持续发展，关键一点就是政府要成立行政协调小组，尤其是涉及融资、土地、股权等问题的处理，必须要有政府相关部门的协调。
2.明确的定位和职能要求。资产经营公司应当是根据当地国资管理工作的切实需求建立的，不应是一时应景之为。须因地制宜，根据当地国资和国有企业的特点与需求，确定资产经营公司的功能定位，并在此基础上明确其职能。只有目标明确，路径清晰，任务清楚，方法可行，资产经营公司才有可能切实履好职责，才能使其与国资管理部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3.完善的盈利模式。因使命较特殊，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可以不单单以营利为目的，可以适当对系统内企业让利，可以有一定数量的政策性任务。但作为企业，必须有效率和效益观念，有完整的盈利模式，能够独立运作，能够使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增值，成为政府与市场的桥梁，独立承担起具有市场性质的系列任务，最终形成独立完整的盈利渠道和发展方向。
4.把握相关政策和市场机会。渝富模式的成功在于其把握了当时盘活国有资产的趋势，顺应了
庆大发展的趋势，把握了金融危机造成企业危机，房地产业升温，证监会对单一股东参与证券公司总量一参一控要求等一系列的发展机遇，在认清客观形势的基础上，敢于果断出手。这方面很值得同行学习借鉴。
此外，有效率的管理和执行团队，良好的管理机制，及时全面的信息渠道和决策机制等因素，也是资产经营公司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五、结语
渝富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经济背景，其范式意义不仅在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按照一定比例分担改革成本，更重要的是，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地方政府和债权人、债务人联接的纽带，信用关系可望出现某种积极变化。重庆市政府强有力的支持是渝富成功的一个因素，然而渝富模式不具可“移植”性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另外，渝富模式通过优化整合企业资源提高了企业绩效，绩效提高是账面游戏还是核心竞争力的提高，是否实现了把合适的人放到了驾驶座上，还值得进一步商榷。因此，深入研究和理解渝富模式，取其精华，去其不足，对于充分发挥此类公司的作用具有深远的意义。注释：
①行业数据来源于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督与考核评价局提供的2010年投资公司全行业绩效评价标准值。由于2010年经营业绩受土地经营计划调整影响而缺乏代表性，因而采用近3年的数据进行对标分析，主营业务收入包括股权投资收益，年均增长率按几何平均数计算。文中有关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各种数据均由该集团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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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在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及同业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形下，中国银行业面临的净息差不断收窄，依靠规模扩张的传统经营模式难以为继。在稳步扩大资产规模与防范风险之间寻求平衡，并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是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重大挑战。
银监会日前的2016年二季度主要监管数据显示，2016年二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外本外币资产总额为218万亿元，同比增长15 7%；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外本外币负债总额为20t.8万亿元，同比增长15.2%。
“今年二季度银行业资产和负债增速均超过15%，虽较一季度有所放缓，但分别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92个和2.98个百分点，继续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反映出银行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加大。”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资产规模增长动力充足
银监会数据显示，今年=季度末，我国大型商业银行资产总额83.4万亿元，同比增长7.4%；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总额40.4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大型商业银行负债总额77.1万亿元，同比增长7%；股份制商业银行负债总额37.9万亿元，同比增长15.2%。
“今年二季度，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增长动力较为充足，体现在三个方面。”温彬分析称，“一是银行资本充足，今年6月末商业银行资本净额达到13.69万亿元，同比增加1.7万亿元；资本充足率为13.11%，同比上升0.16个百分点。二是资金供需两旺，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中小企业等贷款需求旺盛；另一方面，银行加大资产结构调整力度，支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三是表外业务监管加强，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部门加强宏观审慎监管，表外业务更加规范，部分资产和负债业务重回银行体系。”
2016年，大量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进入落地阶段，为银行提供了充足的信贷项目资源。无论是平台模式还是PW模式，基建类项目信贷对银行而言均为优质资产，配置比重将继续提升，尤其是大型银行的基建类信贷仍将占新增信贷显著份额。
除支持大型基建类项目外，今年上半年，商业银行主动调整信贷结构，继续加强对“三农”、小微企业、保障性安居工程等经济社会重点领域和民生工程的金融服务。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截至今年6月末，工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1.98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9%。同时，工行通过产品创新、机制优化、资源倾斜、专项考核等多种措施，优先保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需求，小微企业客户的贷款增速显著高于各项贷款增速，申贷获得率及客户增长率均高于公司类客户平均水平。
在个人信贷业务方面，今年以来，银行逐步加大对个人客户的信贷投入，住房按揭贷款、消费类贷款以及财富管理成为银行个人业务新的发力点。
资产质量依然承压
银监会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商业银行当年累计实现净利润899l亿元，同比增长3.17%。二季度，商业银行平均资产利润率为1.11%，同比下降0.08个百分点；平均资本利润率为15.16%，同比下降0.77个百分点。
“银行业净利润增速放缓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一是资产增速放缓，=季度资产增速为15.66%，较上季度回落1个百分点；二是净息差收窄，二季度净息差收窄至2.27%，创有数据以来新低；三是核销不良贷款，侵蚀利润。”温彬认为。
在一系列稳增长政策作用下，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有助于防范信用风险扩大，同时银行加大了对不良贷款的处置力度，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保持平稳。
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4373亿元，较上季末增加452亿元；不良贷款率1.75%，与上季末持平。商业银行正常贷款余额80.8万亿元，其中，正常类贷款余额77.5万亿元，关注类贷款余额3.3万亿元。
“二季度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1.75%，与一季度持平；不良贷款余额为14373亿元，较一季度增加452亿元。不过，二季度关注类贷款余额、不良贷款余额以及关注类贷款占比与不良贷款率之间的剪刀差较一季度还在上升，说明银行资产质量依然承压，需要在严控新增不良贷款的情况下，继续加大对存量不良贷款的处置和化解。”温彬表示。
从“扩规模”向“调结构”转变
业内专家预计，下一阶段，随着银行资产和负债规模的不断扩大，受基数效应影响，预计规模增速会逐步放缓，银行也将从“扩规模”向“调结构”转变。
“从负债端来看，一方面大力发展核心存款，降低银行负债成本；另一方面加强主动负债管理，确保流动性安全。从资产端看，按照中央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三去’要求，加快信贷结构调整，同时增加债券等投资类资产比重，优化资产结构，并推动资产（包括不良资产）证券化。”温彬分析称。
募集逾9亿元，预期收益率只有7.3%～7.5%，却如此走俏，在业内看来，多半是因背后机构的“强强联手”，此产品的推出正是去年10月中国信达和昆仑信托启动首轮合作的延续。
随着金融机构跨行业协同业务的深入开展，四大资管公司通过与信托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发展财富管理业务，将成为未来的新方向。
昆仑、信达高调联姻
“18个月期产品收益率不足8%，收益率偏低的原因，可能是信达资产在里面有间接的增信，或是两家金融机构找到了成本较低的银行进行代销。”某资管人士对《投资者报》记者说，昆仑和信达的高调合作引起了业内人士关注。
据了解，2012年10月19日，中国信达总裁臧景范、昆仑信托总裁王亮、信达投资董事长李德燃、信达资本总经理肖林齐齐出席了宁波秋实投资管理合伙协议签约仪式，这也是中国信达和昆仑信托的首次合作。
合作中，宁波秋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将作为由中国信达和昆仑信托共同参与的投资管理企业，基金采取债权投资方式，运用于昆仑信托和中国信达共同认可的优质项目。
昆仑信托销售人员向记者介绍，产品已发至第六期，之前几期以单一资金信托为主，单一资金信托业务的信息无需公开，具有完全的私密性，合作系列之后会否再发集合产品，要根据业务组和整个基金的资金投向、募集方案等。
根据信托资料，受托人以A类有限合伙人（LP1）身份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将信托资金用于认缴宁波秋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秋实基金”）出资份额，参与合伙企业对外投资。
每一期信托单位资金对应秋实基金对外投资的每个单体项目，而第六期信托资金对应的单体项目为秋实基金投资的“海淀商业区”项目。
此外，秋实基金50亿元的注册资本，即便是在房地产基金领域，亦属于超大型规模。
以合作控制风险
“如果信托公司风格保守，找大公司合作，自然比较安全，产品有限合伙模式并没有创新，此前国开金融、中海信托、昆仑信托等参与的‘开元城市发展基金’，主要从事城市土地规划、土地的一级开发及基础设施建设等，也与此类似。”一位信托人士对《投资者报》记者说。
无独有偶，今年1月29日，中投信托联手华融资产北京分公司、民生银行总行营业部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而此次签署，是中投信托与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开展全面合作之后，与资管、银行合作的又一次重大突破，拟在不良资产业务、重大项目、现金管理计划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
在业内看来，与以往信托公司直接面对项目不同，昆仑和信达的合作加入共同管理的基金，等于多一道风控，利于信托公司控制风险。
“经过几年的高速发展，信托业务确实遇到一些风险，风险个案不断，实际很多风险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化解和收购。而新一年，控制风险成为主题，信托以合作控风险不失为一个良性策略，哪怕会在信托报酬、利润上有所损失。部分大型资管公司近年也在探索此类合作。”上述信托人士表示。
据悉，通过为信托产品提供增信与兜底服务，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去年利润大幅增长。两类金融机构协同，使得面临兑付洪峰时信托公司风险得以缓释，AMC（资产管理公司）的商业转型也借机走上轨道。
业内预计，这种金融跨行业协同的理念，在资管新政时代必将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为各金融机构创新产品的开发提供了新思路。
AMC借道涉足财富管理
“信托和资管的战略合作，对于信托，是控制风险的模式；对于AMC，通过信托模式去涉足财富管理，不再局限于不良资产收购这个传统领域。”信托实务专家唐琪对记者说。
“与以往资产管理公司只是为信托公司处理不良资产相比，这是一种双向提供项目的模式。”启元财富产品经理范曜宇告诉记者。
AMC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进行正常资产管理业务的资产管理公司，没有金融机构许可证；另一类专门处理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持有银行业监督委员会颁发的金融机构许可证。信达、华融属于后者，位列国内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中。
战略合作使AMC进一步介入到信托产品的初始设计中，通过构架基金子公司模式，联合信托、AMC以及银行等金融机构，实现金融跨行业协同式开发的全新模式。
关键词：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业务；风险防范措施
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业务的发展现状
对资产公司来说，不良资产收购和管理依然是业务发展的核心。资产公司为了开展商业化业务，相继涉足信托、证券、银行、保险、金融租赁、基金等一系列金融牌照，拓展多元化的业务渠道，但辅业创造的价值依然根源于主业，只有在不良资产这一领域资产公司才能号称权威。如今，资产公司商业化产品及服务已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下简要介绍资产公司的商业化业务现状：
（一）证券股票的发行及交易，即传统的投资银行业务。早在成立之初各家资产公司就已获得中国证监会颁发的证券发行与承销资格证书，获准从事资产管理范围内企业的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早在2004年4月，长城资产就担当了晋西车轴成功上市的主承销商，当次发行股票4000万新股，为企业成功筹集资金245亿元。在此之前，该公司还成功推荐濒临退市的渝钛白恢复上市；2012年由华融资产担任副主承销商的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上市。
（二）主导资本不良资产）运作和增值，现资银行的核心业务。资本运作是现资银行的核心业务品种，资产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中，灵活运用兼并、重组、破产等业务手段使不良资产资源焕发生机，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对资产公司来说，除了部分物理功能已经完全灭失的实物资产外，大量的不良资产均可通过市场化运作后发挥第二次生机，这正是资产公司“点石成金”的魔力所在。在不良资产运作和增值方面，四家资产公司已经有了大量成功案例，他们频繁通过跨部门、跨地区、跨所有制之间的企业重组，成功推动了数百亿元资产的重新配置，有效地把不良资产处置同经济结构调整联系在一起，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助力我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如长城资产收购某制药公司债权并首发上市案例，华融资产通过债转股的方式，与太重集团重组太原重工并促其上市。
（三）资产证券化业务等不良资产增值业务。2013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严控风险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为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释放出了积极信号。为了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盘活存量资产资源，提升不良资产价值，四大资产公司均在尝试符合自身特色的资产证券化项目。资产公司拥有大量的不良资产资源，资产证券化项目将成为不良资产的商业化经营新途径，这符合资产公司商业化转型的方向。早在2006年，东方及信达资产就推出了中国不良资产证券化的首批试点项目，引起市场强烈关注，长城资产的首单资产证券化业务也即将面世。
四）财务咨询与财务顾问等中间业务服务。[JP2]
资产公司一直都在为客户开展管理咨询和财务顾问服务。据不完全统计，仅华融资产系统内就有三分之二的分支机构开展过管理咨询和财务顾问业务，已累计与近千户企业签订了服务协议，内容涉及财税政策咨询、投资与融资咨询、资产债务重组、应收账款管理、委托资产管理、收购兼并与反兼并、企业改制与法人治理结构设计、行业分析等业务。此外，资产公司还将管理咨询与财务顾问业务与其他业务融合，创造出更具灵活性和竞争力的服务品种。据了解，仅2012年四家资产公司在这些新的业务领域中就创收逾十亿元。
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业务发展的风险因素
（一）自有资金不足，负债经营风险加大
资产公司与其他投资银行不同，他们成立初期均以处置不良资产为唯一目标。财政部作为唯一股东向每家公司注资100亿元，以定向购买“四大国有银行”相应的不良资产之后，四家资产公司还先后向央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举债过万亿元。虽然资产公司均完成了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任务，但因此负担了大量政策性再贷款的本息偿还责任，产生了大量的挂账亏损。有市场消息称，即使是发展最好的信达，也有高达2000亿元的挂账损失。而开展商业化业务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资产公司为了发展商业化业务，不得不再次向体系外金融机构负债融资。目前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资金主要来自于商业银行授信及保险资金，融资成本已经达到7%左右，要维持如此高的融资成本，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需要不断扩大资产规模，消化大额融资的压力。
（二）内控机制不健全，法人治理结构需完善
资产公司成立之初是按照国有企业序列配置管理机构和经营单位，内部管理与大多数国企相似，缺乏现代化的公司治理结构。信达和华融虽经股改建立了股份公司的治理模式，但并未真正建立起激励和制约相结合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资产公司的权力机构、决策机构及执行机构之间的制衡关系容易失控，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内部监督机构“形似神不至”，风险管理委员会、经营决策委员会、薪酬委员会等各管理机构应有尽有、门类齐全，但管理职责却并未完全厘清；信达和华融公司也组建了“三会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但新瓶装旧酒，并未真正按“三会”的规则运行，表现为公司治理运作不协调，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不规范，公司决策不公开，行政色彩浓重，公司信息不透明，投资收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等。资产公司均有计划的在完善内部法人治理机构，提高公司整体决策效率及市场竞争力，但要取得实质性的成效仍需时日。
（三）缺少稳定的盈利模式，风险偏好过于激进
资产公司完成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任务并被允许续存后，信达、华融公司已基本完成商业化改制目标。按照“一司一策”的方针，其他两家也会相继完成转制。然而，资产公司的业务发展方向不清一直是发展桎梏，要完全获得市场认可，快速的扩大资产规模并实现利润是发展的必经之路。为了确保利润增长的持续性，四大资产公司各显神通，不断在金融市场掀起阵阵资产公司热潮。2013年四家资产公司的商业化利润均接近或超过100亿元大关，资产规模全部进入中国金融业前100强，这已是资产公司利润连续四年翻番增长。
此外，随着业务发展的快速推进，四家资产公司均大规模涉足房地产、矿产等高风险行业，从2013年下半年至今，资产公司已向11家上市公司及其旗下的房地产企业提供融资超过120亿元。他们通过商业化方式收购涉房类的不良资产，变相向房地产企业提供贷款。当然，为了控制风险，资产公司也会要求融资方提供高于银行标准的抵押和担保措施，但在经济下行周期，房地产未来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四大资产公司过度依赖抵押物及上市公司担保的房地产融资业务，风险不容小觑。
四）金融市场变幻莫测，市场本身的风险难以回避
金融业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行业，且资产公司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风险因素极易发生交叉感染，从而产生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根源于经济周期的衰退性波动或重大风险突发事件，由此导致金融企业整体资产质量恶化、经营运行失效而带来的风险因素。系统性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各个金融机构之间大多存在着非常密切而复杂的关联，而系统性金融风险一旦产生，就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金融企业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此外，经济全球化及金融领域的创新发展，使金融机构之间的风险链接越发紧密，彼此之间的抗风险措施高度依存，对资产公司风险管理和防控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资产公司是开展资产收购与处置、投资投行业务的金融服务商，在从事资产收购及投资业务时，不可避免的要持有大量债权资产、实物资产、股票、债券等其他金融性产品，而金融资产大多数属于虚拟资产，内在价值无法准确做出衡量，市场价值波动性较大。价格受价值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共同影响，当市场信息不透明时，金融资产的价格受市场信心影响程度较高，一旦市场上出现不利因素，资产公司持有的大量非现金资产存在很大的贬值空间，即会对资产公司自身经营和利润增长带来消极影响。
三、资产公司商业化业务的风险防范及启示
加强资产公司自身风险防控，对资产公司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资产公司应认真反思金融危机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金融业的实际发展水平和客观性，审慎推进各项风险管理制度建设，才能真正实现“百年金融老店”的梦想。
（一）创新产品研发能力，提高综合竞争力
资产公司商业化业务起步较晚，资产规模相对较小，为了使融资项目产生较高的收益，资产公司偏向于选择收益高、风险较可控的产品和服务。对资产公司而言，高度依赖收益、回报高的业务品种，难以快速提高生产效率。这种业务模式仅仅在经济周期下行期间具备竞争力，一旦经济向好，这种“坏银行”的生存模式很难和好银行竞争。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偶然因素的变动都可能给资产公司商业化业务带来极大的风险，因此，资产公司在开展商业化业务时，要避免因资金集中进入高风险行业而产生系统性风险，避免因资金期限错配带来的流动性风险，努力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及服务模式，在产品收益和投资风险两者之间实现平衡。当然，这个业务结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资产公司自身业务发展和运营目标的变化而每时每刻都在动态调整的。
（二）培养全面的风险管理人才，提高风险识别和管控能力
根据国际投行的经验，合格的风险管理体系涵盖了各个业务单元和内控部门、各业务产品及员工等风险因素。资产公司在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时期，特别重视对风险管理人才的培养和选用，为不良资产处置和发展积累了丰富的风险管理经验和人才资源。在开展商业化业务时，要继续依靠自身的风险管理机制和人才优势，实行全面、独立的风险管理制度，保障风险管理机构和人员拥有较高的工作效率，提高审核、评估、监察、法律等部门准确发现和处置风险的能力。对资产公司来说，要提高商业化业务的风险管控能力，关键是要拥有一批专业的审计、法律、财务人员，培养和锻炼一支具备知识结构合理，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业化员工队伍，适应投资银行业务发展的需要。随着商业化业务的深入发展，各资产管理公司逐步意识到加强风险管理机制，培养风险管控人才，加强人才选用机制的重要性。如2012年开始，长城资产为了加强风险管控能力，为全系统经营单位配备专职风险总监，以此提高经营单位的风险识别能力，为商业化业务保驾护航。
（三）发挥内外监管机构的监督作用，完善风险管理体系
经过几年的商业化转型发展，资产管理公司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商业化风险管理经验，也建立了比较完善、科学、有效的内控管理制度、业务运作和风险防范机制。但资产公司内部风险防范依然存在着诸多薄弱环节，如尽职调查不严谨、审核流程虚置、风险责任不清，需要资产公司在业务发展过程中继续优化和完善。因此资产公司需要在风险管理、风险识别及诉讼处置制度上不断完善。资产公司已出台了百余项风险管理制度和业务操作办法，建立了经营决策委员会、资产处置审查委员会、财务审查委员会和资产评估审查委员会等各类专门委员会，使决策程序趋于规范化和科学化，正确把握整体的风险状况。长城资产严格按照ISO9000质量认证体系的管理要求，使公司的内控管理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的道路。
此外，资产公司还需积极借助外部监管、审计力量，有针对性的完善和改革内部管理漏洞，提高外部监管的全面性及有效性。政府主管部门可通过强化专项审计和不定期现场检查等措施，进一步增加外部监管力量，及时发现系统内部的风险因素，防范资产公司产生经营风险和道德风险。银监会定期会对资产公司开展业务检查和窗口指导，以帮助资产公司完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及时发现和处理各类违法、违纪事件。
四）加强国际合作，审慎推进“走出去”战略
资产公司一直注重对外交流与合作，积累了丰富的不良资产处置国际交流与合作经验。通过不良资产处置的国际招标、国外资产证券化以及利用外资进行不良资产重组，资产公司均已与国际上一些著名的不良资产处置机构、投资银行等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联系，在吸引外资参与我国不良资产处置方面探索和积累了丰富的国际经验。国际合作为资产公司商业化转型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国际资源，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信达资产成功在港交所上市，东方资产、华融资产在境外成功发行美元债券，长城资产与日本生命保险合资成立保险公司等。但是，资产公司在享受金融全球化的益处时，也应时刻警惕来自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因素。20世纪80年代，日本金融业机构大跨步推行国际扩张策略时，片面追求海外资产规模的增长，忽视了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培育，最终遭遇金融惨败。资产公司期望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发展自己固然值得鼓励，但现阶段更重要的立足自身发展现实，更加关注自身竞争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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