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29 16:43:1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规模经济和经济规模，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简单地说，企业规模就是指企业的大小，可以从企业投入或企业产出两个方面来把握。从企业投入方面来看，企业规模是指劳动力、生产资料和产品在企业集中的程度。从企业产出方面来看，企业规模是指企业从事经营活动的空间广度。企业规模正是这生产规模和经营规模两者的统一。
规模经济指的是企业在投入增加的同时，产出增加的比例超出投入增加的比例，即规模报酬递增。如果企业的规模超过一定程度后，则会形成规模不经济。一般而言，规模经济包括以下四种类型：一是生产的规模经济，二是交易的规模经济，三是储藏的规模经济，四是专业化分工的规模经济,专业化分工是规模经济形成的最基本因素。
经济规模是指在既定生产技术条件下，通过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使产品生产单位获得最佳经济效益的规模生产。企业追求规模经济，实际上就是重新配置资源、调整生产规模以达到既定生产技术条件下的经济规模，从而获取最大限额的规模效益。
2影响企业规模的主要因素
从宏观上讲，在一定时期，企业的规模大小受制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当时的整体技术发展状况这一经济力量。从微观上讲，企业的规模大小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经济发展力量。在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整体技术发展状况一定的条件下，企业规模会随着企业资本积累的增加、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扩大。
行业特性。不同的行业，生产工艺特点也不同。有的行业需要巨额投资、资本有机构成比较高，或生产大型及成套设备，或均匀而大量的生产的行业。更适合于进行大规模生产，如采掘业、化工等这些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行业。第三产业及产品由大量零部件组成的产业(如塑料制品及金属制品等行业)，这类产业企业的规模大小与效益关系不大，一般属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中小企业的主战场。
市场规模和需求状况。在某一工业中，能以最低效率规模经营的工厂数目，是受市场需要该工业产品的规模限制的，只有当产品的数量达到值得设置相当庞大的生产组织时，这些经济效果才能完全体现。市场需求变化快、品种多样的产品，以及主要是满足地方需要的产品，其生产规模应以中小型为主。市场需求大、品种较单一、需求变化较小且面向全国的产品，条件可能的话应把规模搞大些。
生产要素的供给状况。资源、能源、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供给规模是决定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重要因素。供应充足才可以建立大企业。对采掘工业来说，资源情况是制约企业规模的决定性因素。资源多而集中，可形成大企业；资源少而分散，则只能建立小企业。对加工业来说，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状况对企业规模有较大影响。
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理论上的最佳经济规模，由于受到现有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制约往往不能实现，或者在别国能实现，在我国却不能实现。从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考察，技术因素对企业规模的大小具有决定性作用。
此外，政府的产业政策倾向也会直接影响到企业规模结构的状况，是倾向于反垄断还是鼓励企业规模经营，企业规模结构显然也会有差别。
3规模的生存技术法
在确定企业的经济规模有许多方法，成本比较法、利润比较法、工程法等。这些方法各有特点，它们的应用条件和对数据的要求也各不相同，这里运用的是生存技术法(又叫适者生存法)。
适者生存法是由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首先提出的，其基本思想是：一般地说，在激烈竞争中能够生存并且产品的市场份额不断上升的公司或企业的规模就是最优的，因此，判断企业最佳规模经济，就是考察企业在以往全部时间内规模分布状况。这种方法的合理性在于，竞争将趋向于清除那些规模效率相对较低的企业，只留下那些具有较低的平均成本从而在一定时间内生存下来的那类规模的企业。
生存技术与研究规模经济的其他方法相比，应用此方法更直接、更简单，它避开了许多统计与会计方面的困难，对许多行业的规模经济得出了有价值的经验研究结论。应该说这种方法包含了比工艺设备所决定的经济规模更多的因素，在实践中具有更大的应用价值。斯蒂格勒指出，“由于各厂商使用种类不同、质量不同的资源，最佳厂商规模必有多个，呈现某种频率分布，生存技术能对这一分布做出估计。”但采用此方法研究时应注意的是，企业在竞争中生存下来且产品市场份额不断扩大的原因肯定不止是规模经济这一条。生存技术法的计算过程如下：1.用销售收入指标把某一产业的企业按其规模分作不同的层次。2.选择两个时点，不能间隔太短，至少有5年以上，这样，才能使采集的有关数据能体现出某种趋向性。然后对每一类规模的企业所占行业产量的份额进行计算，如果某类规模的产出份额在一定时间内下降，那么就认为该规模企业的效率相对较低，一般地说，效率越低，则份额下降得越快。通过长期的统计分析某一行业中生产某种产品不同生产规模的变化趋势，就可能看出该行业的规模与成本之间的关系。
运用生存技术法分析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规模经济
电子信息产业包括微电子、光电子、电子元器件、软件、计算机、通讯、网络、消费电子以及信息服务等众多行业,涉及制造业和服务业两大领域，分为投资、消费和元器件三类。信息经济时代,信息渠道的畅通无阻、信息化建设的推广、新一轮国际电子信息产业的转移,为电子信息产业在中国快速发展创造了绝好的市场环境,电子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在不断突显。
根据统计资料，采用上述生存技术法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在1991～2006年间的最佳规模范围进行测度。根据生存技术法的思想，时间间隔要5年以上，需要25年左右的统计数据资料，而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较晚，但规模变化较大，所以时间间隔取为3年，以体现变化情况。
用于规模生存技术法研究的企业，一般取有相当规模的，这里取前100强，根据各个企业的销售额占该年总销售额的比重的分布情况，划分为6个等级。并按照规模等级合计企业数量和该等级占100强的销售额比重。结果如下(见表1)：
我们可以发现2%-3%与3%-4%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所以将两者归为一类，并绘成图表如下(见图1)。
由图1我们可以发现，4%以上的规模等级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最佳规模范围（要说明理由），0.5%以下规模等级的销售额比重比较稳
定。
4%以上规模等级的企业数目由1991年的0上升到2006年的6个，而占年百强销售总额比重也是由1991年的0%持续上升到2006年的42.48%，上升幅度非常大，并且稳定。电子产品适用于均匀而大量的生产，资本技术密度较高，规模比较显著。而从生产要素的供给情况来看，不受限于原材料、劳动力等，大的企业也有足够的资金进行规模扩张。并且进入的企业相对较稳定，很多由2%-4%规模等级的企业发展而来，说明大规模和企业容易做强做大，发展较快。
2%-4%规模等级以及0.5%-1%规模等级的企业数目和销售额比重均呈下降趋势，说明这两个规模等级的公司规模有很大的不经济性。
而1%-2%规模等级的企业数目和销售额比重除1994有较大的上升外，其余年份的在12左右波动，销售额比重在14%-19%之间波动，呈不稳定的无趋势状态。总的来说，除少数外，大部分中型企业排位在上下波动，没有很大的变化，说明中型企业还是在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
0.5%以下规模等级的企业数目上升较大，由1991年的37个上升到2006年的60个，增加了23个，而销售额比重仅由1991年的14.88%到了2006年的15.62%，增加不到1%，绩效并不高。并且我们对比电子百强目录可以发现，0.5%以下的企业数目增长虽多，但变化很大，几乎是重新洗牌，重新进入一批新的企业。说明我国电子信息行业处于成长阶段，进入壁垒较低，新的公司容易进入，中小企业仍有生存空间，但同理进入公司多，市场竞争激烈，如经营不慎，则易被淘汰。
5结论
总的说来，电子信息产业中大企业容易做大，该行业容易进入，但竞争激烈，也容易被淘汰，尤其是不具规模效益的小企业。中型企业在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近年来大企业数目较稳定，但规模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当然，我国电子百强与国外的跨国公司相比，在规模上还有巨大的差距，2003年的百强企业营业收入之和尚未超过IBM一家企业的营业收入。以上分析说明我国电子产业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尚未达到经济规模。但要注意做大不等于做强，扩大规模外还要注意加强合作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等。
关键词：我国企业；规模经济；问题；对策
一、规模经济的含义
规模经济即指企业随着其生产规模的扩大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品的产量，从而达到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的目的。
二、我国企业规模经济的现状
（一）我国企业规模经济发展现状
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带动了我国企业经济的持续增长，提升了我国的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据调查显示，国家的经济规模发展水平和其拥有的大公司的数量呈正相关。在2000年，我国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只有11家，美国排在第一，拥有179家公司，日本仅次于美国，拥有107家。而且我国的这11家企业中，没有一家是制造企业。由此可见我国企业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着巨大的差距，企业的规模经济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在2012年，我国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已有79家，仅次于美国的132家。我国企业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有了质的飞跃，实现了巨大的突破。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我国在世界前100强中占据的名额较少，企业规模经济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二）我国企业规模经济存在的问题
我国企业规模经济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国企业现存在着中小企业居多，大型企业较少，企业产业化程度低，规模小等问题。这就使得企业生产分散，重复生产和重复建设现象严重，资源的浪费严重。其次，企业规模过小，导致了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从而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无法占据价格优势，不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最终限制了企业的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最后，企业缺乏规模经济，使得企业的研究经费和科技投入不足，这就会使企业在国际竞争无法占据技术优势，不利于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我国的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大多数企业普遍规模小，资金少，技术含量低，这就使得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严重不足。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国外众多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冲击，我国企业规模经济发展将更为迫切。
三、我国发展企业规模经济的对策
（一）通过并购扩大企业规模
企业通过并购可以有效的扩大企业规模，促进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效益的提高。在当前形势下，企业并购是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的有力措施，也是企业发展规模经济的必然选择。
并购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首先，政府应对产业结构的状况和经济发展的需求进行分析研究，然后实事求是的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对企业的并购进行积极的引导，优化产业结构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对产业进行有效的调控，重点扶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其次，政府要对并购的规模进行有效的控制。企业规模过小，在生产的过程中无法形成规模效益，这就势必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不合理的利用。企业并购过度，又会形成行业垄断，影响到市场经济的正常运作和市场竞争。再次，政府要建立完善的信息服务系统。完善的信息服务可以为企业的并购提供有效的信息资源。这些信息资源往往能为企业并购提供完善的信息参考和信息指导，促进企业采取正确的并购方式。最后，完善健全上市公司并购机制。完善上市公司并购机制可以为我国的上市公司创造有利的融资环境，拓展我国上市公司的的融资渠道，从而有效的解决我国企业并购的资金问题。例如，西方发达国家很多企业会通过股票市场进行企业并购，且这一并购方式已成为许多上市公司常用的一种方式。
（二）建立强大的企业集团
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企业集团是我国发展规模经济的主要力量，因此，建立强大的企业集团是实现企业规模经济的有效有段。首先，严格制定企业集团进入的相关法规制度，积极扶持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的企业集团的发展，限制规模过小和前景较小的企业集团的发展。在实施的过程中手段要硬，该摘牌的就必须要摘。其次，对于同行业的企业集团，要支持具有较大优势的集团公司对其他集团公司进行并购或者强强联合，促进企业集团的合并，以减少资源的浪费和增强企业集团的实力。
重点培养企业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在企业集团发展过程，要充分尊重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注重对经济市场进行调查分析，并根据实际情况有效的促进企业集团的联合，培育企业集团的核心竞争力。建立强大的企业集团应以自愿为原则，在资本和企业机制的基础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优势互补。从而使企业有效的规避风险，提高企业集团的规模效益。
发展专业化企业集团。专业化企业集团主要是指高科技产品生产企业集团与高附加值产品生产企业集团。这些企业集团对我国企业发展规模经济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从我国企业集团的发展现状来看，要想发展专业化企业集团就应对企业集团的业务进行有效的整合，重点发展具有专业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产品业务，创造企业集团的品牌效益。
（三）鼓励支持跨国公司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动了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跨国公司由于其规模较大，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较强，因此它是世界各国发展规模经济的有效途径之一。跨国公司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将业务发展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经营，因此跨国公司的发展能实现规模经济的目的。据调查显示，各国企业规模与跨国生产有直接关系。跨国公司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生产和经营，无疑要求其规模要大，要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投资能力。因此，鼓励支持跨国公司的发展，制定相应的优惠措施可以有效的提高我国企业集团的投资能力，扩大企业的规模和专业化生产，从而促进我国企业的规模经济发展。（作者单位：山西焦煤集团公路煤炭销售管理公司）
参考文献
[1] 骆文龙.论民营企业并购问题[J].现代经济信息.2009（19）
[2] 杜建耀.改善企业规模经济的对策研究[J].价格月刊.2009（01）
国际贸易理论作为现代经济理论的专门分支始于亚当·斯密。他在其《国富论》中提出了绝对成本的概念，后经李嘉图修正，形成了比较成本理论。比较成本理论提示了互利贸易的基础以及贸易利益的来源。继而俄林在其《区域间贸易与国际贸易》一书中对此作出了解释，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即H—0模型）。这一理论指出：比较成本差异的原因在于各国资源禀赋的不同，并且对国际贸易的商品和要素模式作了确定性的结论。至此，奠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两个层次的核心。
比较成本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此后，雷布津斯基、萨缪尔森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补充，形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流行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内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最大特点是逻辑严密，形式完美。但这也是它的弱点所在。因为现实的世界毕竟不如它想象的完美。事实上，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自它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到严峻的挑战。里昂惕夫之迷，首先通过实证研究对它关于国际贸易商品和要素模式的预测提出了疑问。战后，尤其是6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发达国家间（即要素禀赋相似国家间）的贸易以及相似产品之间（即生产所需要素比例相似的产品之间）的贸易等。对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筹莫展。80年代以来，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致力于利用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来解释国际贸易现象，用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递增和相异产品等概念及思想来构造新的贸易理论模型。以斯蒂格利、克鲁格曼、格罗斯曼以及赫尔普曼为主要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创建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吸取了以往诸多贸易理论的合理因素，发展出自己的理论。这一理论因其理论的新颖、分析方法的独到和解释现实的能力逐步为大家所赞同，其地位已远远超过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格罗斯曼、克鲁格曼为此先后获得了克拉克奖。该理论也被称为“新贸易理论Neo—tradetheory”。
二、新贸易理论的特点
（一）全新的理论假设前提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产物，其理论的假设前提很多，最主要有以下几点：（1）规模收益不变；（2）各国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不变；（3）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4）两个国家、两种要素、两种商品，即通常所称的2×2×2模型。这些假设前提与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前提是一致的，在当时也是符合社会经济生活主流的。然而，时过境迁，面对客观现实，新贸易理论者意识到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前提已与当今社会经济生活相去甚远。他们认为：
1.规模收益不再是不变的。现实世界中的许多商品是以递增规模报酬生产的，并且这些行业（如汽车业、半导体业、计算机业等）构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商品生产的规模经济可分为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和内部规模经济效应两个部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指公司水平上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的递增性报酬以外部经济的形式出现的情况。这种外部效应原则上可以来自任何经济活动。比如说，日本电脑公司的生产率多半依赖于美国电脑业的大小——国际间的外部效应、日本半导体业的大小——产业间的效应以及日本本国电脑业的规模——国内产业的产出效应。但这些对公司间的经济行为影响并不大，因为各公司都同时和同等程度地享受这种外部经济效应带来的益处，公司间的竞争行为并不因此而受到影响。重要的是公司的内部效应，即公司水平上的规模经济。例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较大的公司能够更好地克服生产的不可分割性使生产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或者说，它能使用更专业化而更有效率的设备；同时，由于某些一般管理费用并不随着生产规模而变化，因此其每单位成本会随着生产增加而下降；甚至一些物理现象就为大的规模提供优势。例如，体积和表面积不成比例增长的关系刺激着加工工业中的管道、储藏柜以及其他器具做得更可能大。内部规模经济之所以重要，关键问题是，如果规模经济持续存在，则平均成本总大于边际成本，如果以边际成本定价就意味着损失。因此，内部规模经济不可避免地与竞争均衡发生了矛盾。也就是说，它必然与一个允许价格超过边际成本的市场结构相联系。这就引出了新贸易理论与传统理论的第二个不同假设前提。
2.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公司水平上的规模经济的存在意味着价格受行为（即边际成本定价行为）与非负的利润不一致。因而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然而，对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西方经济学迄今没有一个一般性的理论。这涉及到两个难点：一是具有市场力量的公司以合作的方式还是以不合作的方式行事。现实的回答是两者都有。二是即使假定参与者之间是不合作的，一产业竞争的结果仍依赖于两种因素进行不合作游戏的战略变量及进入和退出该产业的条件。理论上游戏的战略变量有两个；一是产出——古诺假定，二是价格——伯兰特假定。所有这些都造成了理论一致的困难。新贸易理论分析了以下可能的三种市场结构：（1）可竞争市场（伯兰特假定与无代价的无限制地进入和退出相结合）；（2）古诺寡占（分进入限制使赚得利润以及自由进入使利润为零两种情况）；（3）垄断竞争（伯特兰假定与相异产品相结合，并分进入限制利润存在以及自由进入利润为零两种情况），并指出，在各种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在实证和规范两个方面有关贸易的一些重要结论都有效，这也表明，即使没有一个关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理论，形成一种存在规范经济的贸易理论也是可行的。
3.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2×2×2的模型虽然形式简洁明了，但却把事实过分简单化了，以至忽视了一些重要而可能的情况。新贸易理论则如实地把经济世界划分为J个国家、N个商品、M种要素（以后我们称J×N×M模型），并指出在J×N×M模型下，可能出现商品的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不确定的情况。
至此，我们知道，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一系列几乎全新的假设前提之上。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前提更贴切于当今的现实。
（二）全新的结论
1.国际贸易形成的根本原因。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需求偏好和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分配决定了对最终产品的需求，由此导出了对要素的派生需求。对要素的派生需求和要素的供给决定了要素价格。要素价格和生产技术决定了商品价格。商品价格差异则是贸易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因。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定了两国需求偏好与生产技术是相同的，得出两国间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两国相对要素报酬的差异，又直接导出了两国相对商品价格的差异、相对要素报酬差异和相对商品价格三者在解释贸易原因的功能上是等效的。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是根本的原因。反过来，如果两国间不存在相对要素禀赋差异，则两国间的贸易不存在。新贸易理论则认为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两国相对商品价格的差异就不能由要素价格差异直接得出，必须加入生产技术的因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经济规模的不同就会导致生产成本的不同，也就影响到商品的价格。商品相对价格差异决定的轨迹为，相对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相对要素价格差异，相对要素价格的差异和国家间的经济规模差异（具体地说是产出水平的差异）共同决定商品相对价格的差异。因此，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相对要素价格差异是等价的，但两者与相对商品价格差异不再等价。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与国家大小决定的经济规模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贸易的根本原因。反过来说，即使两国间没有要素禀赋的差异，由于经济规模的不同也会出现贸易。这就解释了传统贸易理论面临的发达国家间存在大量贸易这一难题。
2.贸易的商品模式。传统的贸易理论根据2×2×2模型得出：一个国家将出口的商品是那些需要密集地使用该国相对丰饶和便宜要素的产品，而进口的商品是那些需要密集地使用相对稀缺和昂贵要素的产品。简言之，这里存在着一种必然性，劳动相对丰裕的国家出口劳动相对密集型商品而进口资本相对密集型商品，另一国则相反。新贸易理论突破了2×2×2模型的限制，指出，当贸易商品数量大于要素数目时，两国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中存在着不确定性。一国在一个生产模式下可以出口一种商品，在另一个生产模式下则可能进口该商品。而生产模式却可能是由一些偶然的历史原因决定的，如政府计划等。下面我们假定存在两个国家（甲、乙），两种要素（K和L），3种商品（X、Y、Z），解释这种可能情况。
设全世界总资源为K＝7，L＝9。X、Y、Z的生产函数分别为：X＝1K＋3L；Y＝2K＋2L；Z＝3K＋1L。考虑：（1）资源集中于一国，则可生产X＝2，Y＝1，Z＝1，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2）资源分布于两国甲国为K＝3，L＝5，乙国为K＝4，L＝4，则以下两种生产模式：①甲国（X，Y，Z）＝（1，0，1），乙国（X，Y，Z）＝（1，0，1）；②甲国（X，Y，Z）＝（1.5，0，0.5），乙国（X，Y，Z）＝（0.5，1，0.5）都能使两国达到充分就业均衡，即生产模式是不确定的。并且在第一种情况下，甲国出口Y商品到乙国，第二种生产模式下，甲国从乙国进口Y商品。对一国而言，Y商品既可能是出口商品也可能是进口商品。即贸易的商品模式也是不确定的。
3.贸易的要素模式。传统贸易理论的贸易要素模式很简单，贸易中要素的净流动方向为：一国出口本国相对丰富的要素，进口本国相对稀缺的要素。新贸易理论则指出，即使两国的贸易是平衡的，一国也可能是所有要素的净流入国。原因是：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公司不可能遵循边际成本定价原则。同时，如果由于规模、政府管制或是其他原因使进入受到限制，则规模报酬递增的行为中存在着垄断利润（经济租），当这些产业的商品出口到国外时，垄断利润将从国外获得。而两国获得的垄断利润的幅度（即垄断利润率）由于管理程度不同而不等时，一国就可以利用获得的垄断利润购买另一国商品，甚至可能达到进口所有要素的状况。这部分解释了当前世界贸易中初级产品生产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现象。发达国家的产业一般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和垄断程度，以美国为例，在原铝、电话电报器材、机动车、合成纤维等行业中，前四大公司的工业产量均占全行业的90％以上。而1987年，埃克森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莫比尔石油公司销售额竟超过了挪威、希腊、芬兰等中等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凭借这些强大的垄断的优势，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在世界市场上以高价出售，获得了巨额的垄断利润，而从初级产品生产国获得廉价的原料、燃料、间接地占有了这些国家的资源。随着这种垄断趋势的加强，初级产品生产国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
4.贸易构成和贸易量。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一国必然出口相对丰富要素密集型产品而进口本国相对稀缺要素密集型产品。两国间只存在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要素密集度相似的产品的贸易）不可能存在。并且在一定范围内，两国要素禀赋相对差异越大，贸易量越大。当两国要素禀赋无相对差异时，不存在相互贸易。现实情况却不然，不仅许多产业内（如小汽车、机械、电子）等存在着大量贸易；而且战后世界贸易量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更有甚者，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更快，这些都是传统贸易理论无法作出解释的。
新贸易理论则引入了相异产品的概念来建立贸易模型。所谓相异产品是：我们确定了商品部门结构后，属于这一商品部门的不同种类的产品。譬如说，我们确定“石英表”为一商品部门，则精工牌、北极星牌、海达牌等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各种品牌的石英表均为“石英表”这一商品的相异产品（也称“变体”），不仅如此，有更多的变体可以潜在地生产出来，例如，一年后可能会出现“梦想牌”、“虚构牌”石英表，这些都属于新贸易理论相异产品的范畴。尤其重要的是，各种相异产品都能因其自身有价值（市场上总有一些人喜好这种变体）而存在，并且，相异产品各类越多，消费者可选择余地越大，社会福利越高。然而在一国自给自足的情况下，由于规模的限制。变体的种类不可能很多，因为变体的数目越多，则生产规模越小，规模越小，规模经济效益受到限制。变体种类将保持在与规模经济权衡的水平上。开展贸易后，两国市场合一，两国分别生产几种变体，互不重合，但总数目大于贸易前任一国的数目。在需求方面，由于可消费变体数目的增加将提高福利，两国互相进口对方的变体。于是，产业内贸易产生。并且，就贸易量而言，存在相异产品的世界经济与传统的贸易理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此时，国家相对规模对贸易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国家大小越相似，产业内贸易量越大。就总的贸易量而言，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决定产业间贸易量）和国家相对规模（决定产业内贸易量）共同决定了贸易量。
5.贸易利益。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不考虑贸易产生的动态利益，当存在着要素禀赋相对差异的两国分别进行不完全专业化生产，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然后进行贸易，则双方都能获利。这种静态的贸易利益来自专业化生产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新贸易理论则指出，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经济不可能达到完全竞争市场下的资源最佳配置状态，只能在一种次优状态下运行。但相比于各国自给自足的情况，开展贸易后，全世界的总体福利水平提高。这不仅得自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利益，而且由于存在以下的潜在得益：（1）生产效率效益。贸易使报酬递增的产业由于市场的扩大而扩大，规模经济增加，提高了生产率。（2）生产集中。贸易使报酬递增的产业，集中于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国家生产，使商品价格下降。（3）生产的合理化。贸易的开展的增加了不完全的竞争产业的竞争，减少了垄断利润，缓和了价格扭曲，资源配置优化。（4）产品多样性。贸易使世界市场远大于国内市场，可选择的变体增多，福利增加。但新贸易理论也指出，对一国而言，也存在着贸易受损的可能性。当贸易使得本国以递增规模生产的行业和高度垄断的行业收缩，（这是因为本国生产效率低于国外，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失败），而贸易带来的其他利益不足以补偿这种收缩带来的规模经济损失和垄断利润损失（此时垄断利润由外国获得）时，贸易使本国受损，当然这种可能性不大。所要重视的是贸易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新贸易理论几乎在国际贸易的所有理论问题上修正了传统贸易理论得出的结论，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世界中出现的各种新的贸易现象，称其为“新”并不为过。
三、新贸易理论的理论和政策意义评价
新贸易理论的核心部分是垄断竞争与产品种类内生化的模型。这种研究方法的创始人是迪克西特·克鲁格曼则把它应用到国际贸易理论中。但这一模型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此，它甚至影响到了发展理论和宏观经济学。
在这一模型中，有一对规模经济和产品多样化之间的冲突，如生产很多种产品，则生产规模小，生产率低，反之亦然。市场竞争会调和这对冲突，找到一个均衡的产品种类数和每种产品的生产规模。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很大，则人们有更大的余地来平衡这对冲突。这一理论的直观意义是：美国经济规模比澳洲大，所以增长的潜力更大，以高速公路和电视台两个规模报酬递增行业为例，美国2亿多人共用三四个全国电视网，而澳大利亚2000万人共用4个电视网，结果澳洲平均每人负担的电视台固定费用要高得多。将此引申，由于国际贸易会使世界市场的总规模扩大，所以国际贸易会使生产率和产品种类数同时增加。而且会减少规模经济带来的垄断性，因而减少不可避免的垄断造成的信息歪曲。澳洲平均每人负担的高速公路费用也比美国高得多。而且根据这一理论，在保持国家的情况下，建立欧共体那样的生产要素较自由流动的经济共同体，就能一定程度上减缓规模经济和品种多样化这一对矛盾，促进各国共同的经济发展。这似乎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找到了一个不损人利已的正当理由。
在贸易政策方面，新贸易理论提出了所谓的对策贸易政策理论，即以著名的“波音一空中客车”的例子为模型所引出的贸易政策。这种理论把政府的政策加进了传统的纳什对策问题，其政策意义是反当前自由化潮流的，也与台湾、香港的成功的非对策自由化贸易政策的经验相冲突。连这种理论的创立者克鲁格曼也承认，对策贸易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硬要推行，一定弊大于利。
相反，新贸易理论中关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的不确定性问题以及国际商品中存在“经济租”（即垄断利润）的问题的提出能给我们一些借鉴意义，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具有指导价值。
由于商品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是不确定的，一国政府就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目标，通过适当的干预，较灵活地调整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生产模式向所期望的方向发展，从而达到调整产业结构，保护幼稚产业的目的。以我国的汽车工业为例。汽车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本要素相对匮乏。根据传统的贸易理论，我国不应该大规模进行汽车工业的生产，而应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轻工业品等。但现实的情况是，我国的汽车市场潜力很大，在今后不长的时间内汽车工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如果大部分依赖进口，则会丧失国民经济的自。因而，保护是不容置疑的。传统的理论上的依赖的幼稚产业保护论。但它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幼稚产业如何选择；二是采取何种保护措施。因此，这一理论的可操作性不强。根据新贸易理论，我们则可以很好地克服这两个弱点。首先，幼稚产业的选择不再成为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灵活地调整生产模式，使我们期望的保护对象得到充分发展。其次，要对这一对象进行保护，就不能单纯地采取传统高额关税的办法（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更多地是造成价格信息扭曲和低效率），而必须采取政府管制的措施，使这一产业相对对集中，形成规模经济。我国12亿人口，汽车工业市场潜力很大，发挥规模经济的潜力也很大。因此，政府管制引导产业向规模经济方向发展应是我国保护和发展汽车工业的主导措施。
“经济租”存在的问题以上已有过一些理论上讨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其政策意义。当没有对外贸易时，一国的“经济租”是生产者向消费者获得的超额利润，只是财富在一国不同的集团间的重新分配。而一旦加入了国际贸易行列，则牵涉到财富在不同国家间的分配问题。由于各国都是国家，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然而一味地保护和封闭又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根据新贸易理论，发达国家通过规模经济优势和垄断优势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而这种规模经济和垄断优势主要源自国家的大小和经济规模。根据平等的国际政治关系的原则，国家大小不应成为一国侵占别国利益的依据。因此，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发展中国有理由要求适当程度的关税保护，使发达国家的超额利益部分回流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不得以自由贸易为借口，限制发展中国的权利。
四、新贸易理论的地位和一点缺憾
首先，我们认为，新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发展而不是全盘否定，传统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下的2×2×2模型不过是新贸易理论J×N×M模型的一个特例，事实上，传统的贸易理论仍能够解释一部分贸易现象。即使在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新贸易理论指出，只要作出一些必要的假定，如将规模经济和垄断产生的垄断利润，看成是“企业家才能”这种虚拟要素的报酬（这种假设不尽合理），那么贸易商品所体现的要素净含正确量仍反映了国家间的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也就是说，新贸易理论兼容了传统贸易的正确结论，并有新的发展，从本质上说，是将传统贸易理论的相对要素禀赋原理修正为相对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优势原理。
其次，我们说，新贸易理论没有否定比较利益原则。事实上，它也无法否定比较优势原则，因为“取长补短，发挥优势”是世之公理。问题是比较优势从何而来。新贸易理论指出，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是比较优势的来源之一，但更重要的是规模经济优势带来的比较优势。而规模经济优势不仅取决于国家大小和国家经济规模大小，而且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产业的干预情况。因此，在这一点上，新贸易理论又摆脱了完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阴影，强调了人的行为的重要性，这和当前的主流经济学是相通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新贸易理论在比较优势原则无可辩驳的正确性的旗帜下，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成功地描述了当今国际贸易领域的各种现象，理所当然是当今的标准国际贸易理论。
最后，我想指出一点新贸易理论中的缺憾与大家商榷。新贸易理论在建立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时，认为商品的价格可以纳入一般均衡的经济系统中而内生地决定。但现实情况是，在不完全竞争和进入受到限制的行为中，商品的价格往往是垄断或寡占行业。根据经营计划（或长期利润最大化原则）而不是根据短期利润最大化原则确定的。因而，商品价格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外生变量，或者说应考虑外生力量对其影响。单纯地将其视为内生变量有失严谨和完善。
[关键词]中日自由贸易区；静态效应；引力模型；动态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4）03-0014-03
一、中日FTA经济效果预测――静态分析
本文首先基于引力模型测算中日贸易间是否存在通过FTA的方式增加贸易的潜在空间，之后再具体分析FTA实施以后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静态效应分析主要包括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分析与测算。贸易创造效应是指产品由生产成本较高的国内生产转向成本较低的关税同盟贸易对象国生产，本国从其他成员国进口产品所带来的利益；贸易转移效应是指产品从生产成本较低的关税同盟非成员国进口转向从成本较高的成员国进口的损失。
（一）中日贸易规模的扩大潜力――引力模型
物理学中牛顿提出的“引力定律”便是引力模型的雏形，即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其各自的质量成正比，且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把这一模型应用于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将两国双边贸易流量的规模视为引力，将两国各自的经济总量视为质量，距离仍为两国的距离，并确定了相同的变化规律。其中，作为出口国一方的经济总量是潜在的供给能力直观体现，而作为进口国一方的经济总量则体现需求方面，由于两国双边贸易流量的规模与双方的距离（运输成本）呈反比，因此距离因素成为了两国之间贸易的阻力。
解释变量含义预期符号理论说明
Yj贸易双方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亿美元）+代表双方的经济规模，反映了双方的出口供给和进口需求能力，经济规模总量与潜在的进口和出口能力以及双边贸易流量成正比。
（YP）j贸易双方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美元）+表示贸易双方的人均收入，代表双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反映了各自的资本劳动比例即资源禀赋差异情况，进而成为贸易发生的直接原因。
Dist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公里）-距离越大，运输成本越高，从而成为双边贸易的阻力。
本文将2010年中国与25个贸易伙伴国（包括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希腊、比利时、荷兰、南非、阿尔及利亚、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澳大利亚、新西兰）贸易数据运用上文中的引力模型进行了测算，得到以下回归结果（见表2）。
由表2回归结果可知，三个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水准均达到了95%以上，表明此模型能够较好解释国际贸易的双边贸易流量。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GDP以及人均GDP对双方的双边贸易额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中GDP比人均GDP的拉动作用更加明显，而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首都距离对双方的双边贸易额存在明显的阻碍作用。
接下来以此引力模型对中日双边贸易流量及其潜在增长空间进行测算。2010年中日实际双边贸易额为3030.6亿美元，而以本文的引力模型计算出的中日潜在贸易额为4407.4亿美元，即粗略估算可认为中日贸易还存在1.454倍的贸易增长空间，可见，中日贸易还有很大发展潜力。
（二）中日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的测算
在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中，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之间可以通过达成某种协议来取消关税，这一行为会给双方带来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两方面的影响。对于成员国福利水平的贡献，贸易创造为正，而贸易转移为负。因此，这样建立的自由贸易区的总福利水平则为贸易创造的收益减去贸易转移的损失，结果的正负决定了对成员国是否有利。
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法，瓦顿和施瓦茨分析了由于贸易自由化产生的净贸易创造效应，本文采用这种方法对中日FTA 的静态贸易创造效应进行分析和模拟。首先假定：（1） 在进口方面，成员国和非成员国之间是不完全替代的；（2） 出口的供给弹性是无穷大的，削减关税的效应在进口价格上的反映是不完全的；（3）国内的生产和进口是不能够完全相互替代的；（4） 对于收入和汇率，削减关税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不会产生影响；（5）国家进口的每种商品都与一个成员国相对应。上述假定表明瓦顿和舒瓦茨的模型将FTA对双边贸易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两方面的效应都包含在内，即净贸易创造效应（贸易创造-贸易转移）。
二、中日FTA经济效果预测――动态分析
（一）规模经济效应
规模经济是指在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的过程中，单位生产要素的投入带来更多的产出增加，可分为外部规模经济和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是指在整个行业生产规模扩大的过程中，行业的平均成本减少；而内部规模经济指在企业内部，在生产规模扩大的过程中，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递减。
中国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前景最被看好的经济体，人口约为14亿，2013年GDP实现56.49万亿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位于东亚，毗邻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人口1.27亿，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GDP总和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84%（如图1），可以说有着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目前日本对中国平均加权关税为3.13%，中国对日本平均加权关税为6.21%，中日FTA生效后，中日将在关税水平上各自做出较大的让步，并成为统一的市场。这会为中日两国产品提供更广阔的大市场，也为打入对方市场创造了契机。随着市场的扩大，产品需求将会增加，边际生产成本下降，最终会实现规模经济。
（二）竞争促进效应
自由贸易区建立后，会形成一个范围更广、壁垒更少的大市场。规模经济的产生，使得资源得到进一步的优化配置，同时也会产生激烈的竞争，在这样的优胜劣汰中，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的消费者会获得更多的福利。大市场理论认为，在自由贸易区中将会产生一系列的良性循环，即大市场―竞争―规模经济―消费增加―市场再扩大。
可见，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会加剧竞争；通过对竞争的刺激，企业将采用更为先进的技术并改进其商业惯例，这些因素（相对于资源重新配置来说） 在效率上对生产力产生的促进作用被称为“动态生产力收益”。由于生产力收益所带来的影响，会提高中国在日本市场上的竞争地位。2009年，日本企业的总科研经费折算成人民币达24391.89亿元，占GDP比重为3.62%，而中国企业科研经费仅为5802.1亿元，占GDP比重为1.7%，差距明显。中日FTA的建立会加剧中日企业间的竞争，并进一步加大双方对于科研的投入力度。
（三）投资创造效应
自贸区的建立有利于促进及保护成员国的投资，可以形成透明度更高、流程更加便利的投资体制，进而凸显投资的地域优势，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投资者的积极性，增强投资信心，创造出更多的投资机遇，从而使自贸区的投资流量显著增长，产生投资创造效应。中日自贸区也不例外，预计双边投资流量的增长可以给中日两国带来很大收益，其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技术交流、技术转移及出口增加。另外，中日FTA的建立，将形成更高效的投资决策机制、风险评估机制及信贷等级机制，为投资创造效应提供有力保障。总体来说，中日间的贸易以及双边的投资都将在自贸区的背景下获利。
三、小结
综上所述，从静态分析的角度来看，中日之间的贸易流量依然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如果中日双方建立FTA，双方的净贸易创造效应都为正，即两国都可从中获得较多的福利；从动态分析的角度来看，中日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可以产生规模经济、竞争促进效应和投资促进效应，形成良好的循环机制，实现双赢。因此，从中日经济实力、贸易潜力和经济效应预测来看，中日建立全面经贸伙伴关系具有相当光明的前景。建立中日自由贸易区，不仅有利于两国经济长久稳定的发展，也有利于整个东北亚区域合作的稳定发展。但必须注意到的问题是，由于在社会制度、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贸易政策等方面中日两国存在很大的差异，特别是日本对二战的态度以及缺乏深刻反省，当前两国之间关于领土争端问题越演越烈，建立中日自由贸易区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王卓，王博.日本加入中日韩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实证分析――以1980―2007年为例[J].国际经济观察，2010（4）：95-96.
[关键词] 规模经济；蛙跳战略；研局；重组；模块化生产；系统化供货
[中图分类号] F407.4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7)11-0065-03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资助项目“提高上海汽车行业的控制力和国际竞争力研究”(批准号：05NS32)
[作者简介] 陈力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副校长、教授，研究方向为经营管理；
杜建耀，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工业经济、贸易经济。(上海 201600)
汽车产业是上海工业中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良好发展势头的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新时期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上海的支柱产业。伴随着外资进入，上海汽车工业面临着日趋强大的国际竞争所带来的压力，提高上海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是目前刻不容缓的研究课题。
一、上海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可以结合该产业的经济技术特点，选择诸如规模经济、产业集中度、贸易竞争指数、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汽车工业是一个技术密集、资金密集、规模经济明显的产业。企业追求规模经济的结果必然使企业规模向集团化、大型化方向发展。而上海的各类汽车厂都隶属于不同部门，绝大多数企业规模小，生产批量小，规模经济作用难以发挥。上海最大的前2名汽车企业上海通用和上海大众2006年的产量分别为41万辆和34万辆，销量分别为36万辆和34万辆，规模经济效益开始显现。但与世界级的国际汽车集团相比，2006年在全球销售量通用为909万辆，丰田为878万辆，福特为659万辆，大众为524万辆，上海汽车工业企业的规模仍然偏小。
从国际汽车产业发展现状看，年产100万辆以下的汽车公司已经难以独立生存，200万辆规模的也面临重组的局面。汽车工业是规模经济最显著的产业之一。企业追求规模经济的结果必然使产业集中度提高，从而形成寡头垄断市场。美国、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汽车工业产业集中度很高，从本国各个企业在本国的市场份额看，通用、大众、丰田都分别占据本国28%左右的市场份额。而2006年包括上海通用和上海大众在内的上汽集团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为17%，上海通用和上海大众主要轿车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分别为9.6%和8.5%。上海汽车产业的市场集中度较低，这也是和中国汽车产业规模经济水平低、市场进入障碍低的状况相适应的。由于企业核心能力不强和汽车产业自主开发能力薄弱的缺点，造成新企业进入障碍低，导致汽车行业大企业难以扩大市场占有率，形成了较低的市场集中度。从横向对比，上海汽车工业的产业集中度还远低于发达国家。但从纵向发展看，上海汽车工业的产业集中度有了很大的提高，激烈的市场竞争正在逐步推进上海汽车产业的集中。
从贸易竞争力方面看，2006年我国汽车商品进出口双双呈现大幅增长态势，总额达到462.30亿美元，其中出口明显高于进口，继续保持并扩大了顺差，从上年的19.28亿美元上升到今年的37.30亿美元，同比增长93.47%。虽然整车出口数量超过进口，但出口金额不足进口金额的50%。2006年出口汽车平均价格仅为9156美元，比上年有了较大幅度的降低。低价竞争是我国出口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
国际上汽车工业规模要求高，是由于技术含量不断增加。跨国集团间的激烈竞争，不仅推动了兼并，也推动了世界性的技术创新浪潮。发达国家一般7-8年更新一次车型，短的只有4-5年。有的大型跨国公司的技术开发中心，拥有万名科技工程人员。上海的汽车工业由于分散，除少数大集团外，多数企业研究开发实力不足。从技术水平的国际比较分析，虽然上海汽车工业的商用汽车开发能力已经具有一定的水平和经验，但与世界先进水平尚有5-10年的差距。在产品系列化基础上，上海汽车工业企业已经可以做到每年都推出大量的新产品，而且主要轿车生产企业在新产品开发中主要承担的是把跨国公司的车型进行本土化的工作，虽然对某些产品具有了一定的升级改进能力，并且参加了某些联合设计，但轿车自主开发能力尚有待提高。2006年上海轿车自主品牌与合资品牌在市场的份额分别为30%与70%，合资品牌在中高级轿车市场中仍占绝对统治地位。上海汽车产业技术水平是与生产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分不开的。上汽集团近年以自主品牌为引领，在研发投入上有很大进展，研发投入/净收入的百分比，2004年与2005年分别为1.75%与3.09%，但仍与汽车跨国巨头有很大差距，2005年福特为4.5%，丰田为4.1%，宝马为6.7%。上海的汽车工业除少数大集团外，多数企业研究开发实力极其薄弱。由于企业规模小，研制经费少，各企业分头花费巨资引进车型，买人家的知识产权，有限的技术力量就分散去消化这些“知识”，忙于提高国产化率，影响了技术水平的提高，从长远看将会严重影响上海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上海汽车产业发展潜力巨大，为提高上海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下的发展战略是可取的。
二、发展新能源汽车的蛙跳战略
在上海汽车产业发展模式上，有着两种的战略思想：一是跟踪式战略；二是蛙跳式战略。前者认为：根据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晚，基础差，当前多数企业关注的重点在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上，投入自主创新、自主品牌的开发力量不足。因此宜采取跟踪式战略，与国际先进国家进行合作发展，有可能在某一方面取得先进技术、核心技术的突破，但全面超越的难度很大。后者认为：鉴于中国汽车石油技术基础薄弱，可直接跳入汽车新能源的开发时代。
2006年末，中国民用汽车保有辆达到4985万辆，比上年末增长15.2%。在未来10-15年内，中国必将成为世界汽车的最大消费国和最大生产国，中国石油消费量和石油对外依存度将大幅上升，此时无论能源消费总量还是单位产品能耗都隐含着我国可能面临能源危机，而汽车产业无疑将首当其冲。与此相关还有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与其等到石油、环境危机加剧到无以复加时再发展节能汽车，不如现在早开发、早突破，还可避免目前投入过多的资金和力量搞传统汽车开发和设施造成的浪费。
我国的自然资源和技术力量为蛙跳式发展提供了可能。我国在太阳能、风能、水能和天然气资源上非常丰富，从中能获得巨大的氢能，需要在燃油内燃机和兴建氢能设施上有所突破，20年左右完全可能直接进入氢能时代。2005年在上海国际工业博览会上，上汽股份以“新能源浪潮新动力上汽”为主题，携一系列最新自主创新成就和合作开发成果集体亮相，展示了上汽股份在新能源汽车研发和应用领域的领先优势以及先进的配套技术，包括整车开发技术和零部件技术。在氢燃料电池汽车方面，展示了上汽股份与同济大学等单位共同自主开发的燃料电池MPV以及与通用汽车联手示范运行的“氢动三号”燃料电池轿车。新能源已成为推动汽车产业未来发展的重要动力，快速启动新能源战略，并迅速找准自己在这新一轮角逐中的战略地位，是上海汽车企业参与汽车产业国际化竞争的必然选择。
三、形成合理研局的高起点战略
以高起点发展中国的世界级汽车工业为目标，上海汽车产业应始终视汽车研发为汽车产业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全面强化在汽车研发领域的综合实力，并初步完成从关键零部件研发到整车研发的汽车研发整体布局。
汽车研发实力是汽车产业核心竞争力之本，更是发展自主品牌之本。上海汽车产业应循序渐进地逐步形成完整的汽车研局。以此为支撑，上海汽车产业应担负起高起点打造面向国际市场的自主品牌的使命。
上海汽车企业还必须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上海汽车工业的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引进国外制造技术，仿制国外同类产品的层次，而应当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因此，上海汽车企业必须加大研发投入和专业人才的培养。上汽集团坚持自主开发与对外合作并举，一方面通过加强与德国大众、美国通用等全球著名汽车公司的战略合作，形成上海通用、上海大众、上汽双龙、上汽通用五菱、上海申沃等系列产品；另一方面集成全球资源，加快技术创新，推进自主品牌建设，相继推出了“ROEWE荣威750”系列轿车产品，逐步形成了合资品牌和自主品牌共同发展的格局。
上海汽车产业必须形成高起点研局，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后才能有效地提高国际竞争力。只有有了自主研发的科技创新成果，才可以立足于科技不断发展的国际汽车市场。
四、开放、竞争下的重组战略
汽车发达国家的汽车工业发展史，同时又是一部生产集中程度越来越高的联合兼并史。汽车工业的技术特点、产品特点、生产特点决定了汽车工业本身必须实行集团化经营。目前，世界汽车大公司(含零部件公司)之间的合并联合已经成为汽车行业正在发生的一个事实，而且这种合并联合趋势还将继续发展下去。汽车工业升级为支柱产业的前提是建成一批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大企业。上海的汽车工业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必须进行资产重组，以实现优势互补和规模化经营。因此，加快集团化进程既是汽车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应对汽车工业全球化的需要。
上海汽车产业虽然初具规模，形成了一定的产品系列和生产布局，但分散度高，产业链条短，产业集中度亟待提高。当前的国际经济竞争是产业集群的竞争，上海汽车产业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实行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势在必行。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在产业内实现专业化分工合作，进行大企业集团之间联盟，提高产业集群程度，才能实现规模经济。首先，要改革目前上海汽车产业垂直集中的生产组织形式，打破汽车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局面。在产业内进行合理的专业化分工，避免重复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将汽车企业中的非核心业务剥离出来，通过转制等方式形成配套企业，从而使得整个汽车产业链上各临近地区的成员企业(如上游的零部件等专门的供应商、下游的服务商、互补产品的制造商和专门基础设施供应者)集聚在一起，根据效益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分工合作，市场将更有效地获得各种资源。产业链上的各个企业专门负责产业链上各自的责任，避免“散、乱、差”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其次，要明确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目标是合理进行产业内部分工，提高专业化程度，提升竞争能力。因此，必须始终坚持把提高汽车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作为努力方向，不能简单地认为把资产重组，分工优化，建立几个大的企业集团就可以提高竞争能力，而是要通过与零部件配套企业共同参与新产品的开发，提高零配件企业技术水平，形成整车企业与零部件配套企业共同发展的良好机制。要逐渐让整车生产企业退出大部分零部件配套的生产领域，进而提高整车生产企业的竞争力以及零部件配套生产企业的竞争力。特别注重对零部件企业进行合并式重组，走专业化分工之路。最后，建立大企业联盟，实现强强联合，提高汽车产业的经济规模。针对上海汽车业界的企业组织现状，政府应进一步扶植大型企业集团，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少数有实力的企业上，引导和推进现有的几十家大企业联合，逐步形成三、四家具有雄厚科技经济实力、强大创新能力的大型现代汽车企业集团和一批现代零部件企业集团。实现汽车开发、采购、制造和销售的全球化，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优势互补、降低经营成本、掌握市场主动权、发挥规模经济的目的。
在开放、竞争的基础上，产业政策的重点是对汽车工业中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进行实质性的现代公司制度改造，推进企业产权的多元化，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同时，运用资本市场等多种手段，推动上海汽车与汽车跨国公司、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合资、合作、并购等方式的产业重组。
五、模块化生产和系统化供货的配送体系优化战略
在世界汽车界，模块化生产和系统化供货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潮流。整车厂将不仅仅在产品上而且在技术上依赖配件厂商，使得零部件厂商成为决定未来汽车工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于我国汽车企业来说，除极少数企业产品外，汽车零部件工业产品水平和技术开发能力比整车更为落后，直接导致整车产品质量提高缓慢。模块化生产和系统化供货可促使我国汽车企业形成必要的经济规模，改变生产效率低下的局面。我国汽车企业小规模的模块化生产方式已局部开始运用，正处于起步阶段。
上海汽车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势必要采取系统化供货、模块化生产这种世界流行的采购方式。随着国内汽车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国内各大汽车整车企业利用模块化方式采购的零部件比例将不断提高。
在上海西北的安亭，一座现代化的国际汽车城正在迅速崛起。作为上海四大产业基地之一，上海国际汽车城改变了以往单纯的产业制造格局，形成了以核心企业为枢纽的企业群和融科研、制造和服务于一体的产业链，这就为模块化生产和系统化供货创造了条件，促进了产业配送体系的优化。
上海汽车产业应通过科技进步和创新，促进汽车的科研、制造、商贸、博览、旅游的发展。新型企业群的产业链形成，顺应模块化生产和系统化供货的发展潮流，不断凝聚产业长期发展的“爆发力”，不断培育和增强上海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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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2l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城市竞争力成为经济发展的焦点。本文从集群经济的关系以及城市群经济体的内部整合模式等角度对集群经济进行分析，并运用分析结论提出四川城镇化进程中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产业集群 企业集群 城市集群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有关城市和城市竞争力问题越来越引起决策者们的热切关注，城市竞争力研究将在全球范围内流行。本文正是从竞争力的角度出发，在企业、产业和城市三个方面对集群进行分析，进而深入探讨企业集群、产业集群和城市集群中的相互关系和丰富内涵。
集群的内涵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集群现象已从自然科学进入到社会科学领域。管理学者称之为产业的地理集群或战略集群，而某些经济学家则称为集群经济。
集群经济理论
集聚经济理论是由工业区位论的创始人韦伯首先提出的，他从集聚因素造成的经济性：“一般经济开发成本”降低，研究集群产生的动因。韦伯认为，产业集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创业自身的简单规模扩张，从而引起产业集中化，这是产业集聚的低级阶段；第二阶段主要是靠大企业以完善的组织方式集中于某一地方，并引发更多同类企业的出现。这时，大规模生产的显著经济优势就是有效的地方性集聚效应。韦伯把产业集群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因素：技术设备的发展，随着技术设备专业化的整体功能加强，技术设备相互依存会促使地方集中化；劳动力组织的发展，韦伯把一个充分发展的、新颖的、综合的劳动力组织看作是一定意义上的设备，由于其专业化，因而促进了产业集群化；市场化因素，韦伯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因素，产业集群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批量购买和出售的规模，得到成本更为低廉的信用，甚至 “消灭中间人”；经常性开支成本。产业集群会引发煤气、自来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减少经常性开支成本。韦伯还从运输指向和劳动力指向两个不同的途径分析产业集群能够达到的最大规模。韦伯探讨了产业集聚优势的因素，量化了集聚形成的规则研究成果具有相当的价值。
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把经济规模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产业发展的规模，这和产业的地区性集中有很大关系；第二类则取决于从事工业的单个企业的资源、它们的组织以及管理的效率。他把第一类的经济规模称为外部规模经济，把第二类的经济规模称为内在规模经济。马歇尔发现了外部规模经济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产业集群是因为外部规模经济所致。马歇尔提到，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一般比较容易被人们所认识到，厂商也会尽可能使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而企业外部的规模经济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当产业的持续增长，尤其是集中在特定的地区时，会出现熟练劳工的市场和先进的附属产业，或产生专门化的服务性行业，以及改进铁路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马歇尔还用随产业规模扩大而引起知识量的增加和技术信息的传播来说明产业集群这种现象。
波特从企业竞争力的角度把企业集群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峰，他解释所谓企业集群，就是在某一特定领域中（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的集聚，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并从组织变革、价值链、经济效率和柔性特征方面所创造出的竞争优势角度重新审视企业集群形成的机理和价值。
城市集群
城市集群是一定区域内空间要素的特定组合形态，是由一个或数个中心城市和一定数量的城镇结点、交通道路及网络、经济腹地组成的地域单元，包括若干不同规模、不同等级的中小城市组成的多个典型形态或非典型形态城市群共同组成的庞大城市群体。它在结构状况(产业结构、组织结构、空间布局、专业化程度)、区位条件、基础设施、要素的空间集聚方面比其他区域具有更大的优势，能够通过中心城市形成区域经济活动的自组织功能。
城市集群具有地理和经济双重属性，地域性、群聚性、中心性和联系性是城市群的基本特征。
地域性 城市集群首先是一个地域概念，具有特定的空间地理范围。
群聚性 城市群是若干城市的集合体，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聚集了一定数量的城市，或者说城市分布达到较高的密度。
中心性 城市群以一个或几个大中城市为核心，中心城市在整个城市群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处于核心和支配地位。
联系性 城市群的联系性特征是指城市群内不同规模、不同等级的城市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并逐步向一体化方向发展。
可见，企业集群、产业集群和城市集群是不同层面上的集群，企业集群是产业集群的微观基础，是在产业集群背景下各种相关企业的汇集；而城市集群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城市基于产业、专业化等方面形成的组合形态。
集群化整合模式
城市群主要通过产业的集聚与扩散、企业的扩张等进行内部的经济整合。集群化的整合模式便是以核心城市为基点，通过一个或几个核心企业为主导，借助专业分工与合作，带动其上下游企业产生与发展，形成高能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从而达到产业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
城市群内部的产业集聚与扩散
城市群内部的产业集聚与扩散同时并存，互为条件，并通过企业的空间布局来实现。在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城市群内各企业之间存在经济、技术、社会包括地域文化的联系，不同等级规模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和生产上、下游产品的企业，以及为企业提供各种服务的单位或部门在城市群内大量集中布局，形成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促使城市群内的劳动地域分工体系走向成熟。当一定地域的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时，会导致集聚的外部不经济而引起产业的扩散，产业扩散通过企业向外分散布局来实现。基于城市群劳动地域分工体系、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和企业布局的经济技术要求，加上完善的基础设施、成熟的区域市场体系和成熟的城市体系作为支撑，产业的扩散与转移将遵从城市群的整体情况，将相应的产业转移到区域内部的最佳地域。通过理性的产业集聚与扩散实现城市群内部的经济整合。
城市群内部的企业扩张
规模经济、内部交易、技术优势和竞争激励等因素促进企业的增长，实现企业增长的扩张战略有两种：内部扩张是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或建立新的工厂、部门、子公司等；外部扩张则是对其他企业进行合并或兼并。由于企业获取信息的原因、企业之间的联系程度和市场扩张规律作用等因素的影响，企业扩张必然遵循距离衰减规律。受距离衰减规律的作用，企业外部扩张对象的选择和内部扩张地域或对象的选择必然要考虑地域上的临近性和区域文化环境的相似性，以及企业之间相互联系的密切程度等因素。
内部体系网络化
城市群内部由交通、通讯、管道网络组成的物质性网络化组织为区域内部的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顺畅流通，技术与产品信息的开发与共享，劳动地域分工的实现提供有力的物质支撑；由市场网络、企业网络、城镇网络等组成的非物质性网络化组织为区域内部生产要素资源的分配与优化，产品要素的自由流通提供了必要的支撑，要素资源顺畅流通的市场环境为城市群经济整合提供了良好的运行环境，发达的网络化组织成为城市群经济整合必需的支撑系统，对城市群的经济整合起到促进作用。
无论从国际或国内经验看，产业集群、中小企业集群的重要效应是有效地推动了城市化，城市化可扩大就业需求，促进劳动力加速集聚。从我国很多地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经验中可以看到城市化成长的若干机理：
国内外市场和资源的开发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国内外市场的开发创造了一个为中小企业成长的较为良好的市场环境，使中小企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有力支持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使其非农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达94.2%。
中小企业的群集和产业的集中为城市化提供了支撑，明显放大了就业需求。企业群集和产业集中首先引起劳动力和人口的集聚，进而要求住宅、餐饮和生活消费等与人们的衣食住行有关的服务产业与之配套。其次，为生产服务的销售、市场策划和推广、技术与信息咨询以及相关中介服务组织相应发展。最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配套使城市规模扩大，放大了就业需求。
城市规模的形成进一步强化企业群集的凝聚力。城市规模的形成表明这里能提供较为良好的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基础设施以及软环境，反过来又成为吸引企业群集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企业群集与城市规模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
四川省城镇化战略选择
通过做好城镇化发展规划，实现城镇规模结构的多样化，城镇化模式的区域多样化，城市功能定位的多样化。要解决好城镇化中的产业支撑、资源环境支撑等问题，切实保护农民利益，注意节约土地，处理好推进城镇化和保护耕地的矛盾。
大力发展成都市
成都市作为我省唯一的特大城市和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进一步增强城市功能，大幅度提高城市综合实力和现代化水平，发挥其集聚、辐射和龙头作用，建成西南地区“金融、商贸、科技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
加快发展大城市
适应工业化发展阶段的要求，坚持走集聚型城市发展之路，加快人口和要素集聚，积极有效地扩大规模，提高城市素质，加快培育区域经济增长极。
积极发展中小城市
积极发展地级市政府驻地城市，把增强城市功能和扩大城市规模结合起来，力争使多数市、州政府所在地城市发展成20万人以上的中等城市，部分城市加快向大城市迈进。以县城为依托积极发展小城市，积极创造条件，在民族地区和盆周山区发展一批中小城市，带动民族地区和盆周山区的经济发展。
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
按照突出特色、合理布局、科学规划、规模适度、注重实效、保护环境的原则，以产业为依托，有重点地发展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重点建制镇，努力壮大规模，提高质量，增强功能，集聚人口。
努力构建城市群
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以提高我省区域竞争力为目标，重点培育成都平原城市密集区，川南城市群、川中城市群，形成全省经济和人口比较密集的城市圈，发挥其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和带动作用。
引导、推动产业转移与互补整合模式
城市群经济产业内和产业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得城市群经济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城市群经济产业的离心转移。一些成本升高比较利益低下或者缺乏竞争优势的产业就会在城市群内外转移，重新寻找发展的空间。强化以核心城市企业为主导的产业梯度或等级转移，发达城市可以借助产业的转移来为其它产业拓展发展空间，相应一些城市群可以接收产业的转移来扩充产业结构达到经济的发展，最终推动产业间的互补，形成城市群产业的整体发展。
参考文献：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斯蒂德曼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与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特别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工资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自然不同。
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思想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产业内贸易带来的社会净福利将抵消收入分配（要素价格）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2］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与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允许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二）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3］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4］
1、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与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如果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将其研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考虑战略互动作用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市场力量，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寡占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出口补贴促进进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强了出口税收鼓励进出口的作用，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探讨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影响。
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讨政府政策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幼稚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
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与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研究与开发、学习效应与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10］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差异产品征收最佳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与福利。他与詹姆斯·布兰德合作发展了国际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11］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二、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跨国银行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与全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
1.1、国外汽车企业以低成本为基础进行价格竞争
国外汽车企业进入新兴市场一贯以成本战略为基础，采用低价格的竞争策略来抢占市场。从运用价格竞争战略的效果看，低价格可以使一个企业在与竞争对手的竞争中，瓦解顾客对其它品牌的忠诚，进而开辟自己的品牌及占领市场份额。因此，国外汽车厂商纷纷谋求如何降低成本，来满足价格竞争的需要。
在进行价格竞争的策略上，国外汽车企业在我国入世后，已开始重视对适应我国市场的经济型轿车的开发与研制。近期，日本汽车企业推出了个品种余种型号的经济型轿车，售价均定位于—美元之间；福特和戴—克公司推出了售价在—美元之间的经济型轿车；奔驰公司也先后推出“经济型速度之星”和“经济型短跑运动员”等小型轿车。这些经济型轿车的价格定位均与我国《“十五”规划》中要开发的经济型轿车的定位相仿，随着我国汽车市场的进一步开放，这些轿车的进入将给我国汽车工业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冲击。
1.2、中外汽车企业的成本比较
将中外汽车企业的成本做一比较，我国汽车企业则明显处于劣势。以日本为例，丰田公司以“只有降低成本才是至高无上的原则”为出发点，创造了“JIT生产方式”，始终把降低成本作为追求的目标。在年月—年月间，该公司降低成本金额高达亿日元，其后，该公司年成本降低对利润的贡献均保持在％以上。
随着日本三大汽车企业纷纷采用“JIT生产方式”，日本汽车企业的成本逐年降低。-年，日本汽车三大公司的销售成本率有两大公司呈现下降。丰田公司从年的％下降到年的％；本田公司从年的％下降到年的％。
从我国目前情况看，我国汽车企业的成本也在呈现缓慢下降态势。一汽集团的销售成本率从年的％下降到年的％；东风集团从年的％下降到年的％；北汽、上汽集团也从年的％、％，下降到年的％、％。
上汽集团是销售成本率最低的厂家，仅为％。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其主打产品——“桑塔纳”的生产能力利用率达到％、年产量达到万辆所产生的规模经济；其次，价格较高、科技含量较高的“别克”轿车的旺销，对整个企业集团的销售成本的降低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上汽集团提出“可比产品成本要达到每年下降％”的目标取得了一定成果。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别克”轿车的销售价格高于国外市场价格，使上汽集团增加了销售收入，降低了销售成本率，但随着入世后汽车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国内外轿车价格逐渐趋向一致，会导致上汽销售成本率的提高。
虽然我国汽车企业的成本呈现缓慢降低态势，但与日本三大汽车公司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我国汽车企业销售成本率较高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目前我国市场上销售的数十种车型，绝大多数是引进或仿制国外世纪年代的产品，需要向合作方支付大额的技术转让费、高价购买关键零部件以及承担外方人员高工资；二是虽然引进的世纪年代的生产线的技术和产品已成熟定型，但生产批量未达规模经济点，导致巨额固定成本居高不下，从而直接导致我国汽车企业的销售成本率提高。
2、我国汽车工业自身存在的问题和机遇
2.1、问题
2.1.1、生产能力普遍开工不足
我国汽车企业在设计产量上均达到了汽车组装线的经济规模产量，但实际产量普遍未能达到规模经济点。截止年底，我国已建成具有年产各种汽车万辆（轿车年产万辆）的生产能力，但年全年只生产各种汽车万辆，占生产能力的％。轿车产量达万辆，为生产能力的％。表1为年我国主要汽车厂家生产能力利用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年上海大众公司和一汽大众公司的轿车生产能力利用率较高，为73％；上海通用、长安奥拓、东风神龙生产能力利用率仅为％左右。生产能力利用率的严重不饱满，直接导致车均固定成本居高不下。同时，由于我国汽车企业实际生产量未能达到规模经济，也导致汽车价位过高，从而抑制了市场的需求，使我国汽车工业形成了“需求不足市场容量小企业规模小不经济、成本高价位高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
汽车工业是规模经济显著行业，对生产成本影响最大的是生产批量，若产量达到设计年生产纲领，产品价格下调是必然的趋势。目前，我国轿车市场的需求量只有—万辆。盲目要求我国汽车生产企业达到年产轿车万辆的规模，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市场的需求制约了我国汽车企业的发展。
英国马克西和西尔伯斯通过对汽车生产线长期平均成本所做的分析结果表明：条汽车生产线的最小、最佳规模是年产万—万辆。因此，我国汽车企业应从实际出发，先使单条汽车生产线达到最小最佳规模（年产万—万辆）后，再通过组建同等经济规模的生产线，扩大生产量来达到生产线经济规模。其后，在需求增长和扩大出口的情况下，达到年产万辆的企业经济规模。
2.1.2、企业管理技术落后
我国的管理技术落后首先表现在我国企业本身的管理基础较弱，多数企业是由国有企业通过重组、参股或控股方式发展起来的，管理层大多来自计划经济结构的国有企业，较大部分缺少现代企业管理素质。
地方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也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企业独立自主的管理能力的发挥。我国汽车企业面对的市场，被人为地分割为本地市场和外地市场，各地政府均对本地的汽车企业进行保护，对外地汽车进入本地市场设定了各种各样的壁垒。这不但导致汽车企业进入外地市场时要付出高额成本，同时也抑制了当地汽车企业提高自身管理创新能力的主动性。
2.2、机遇
我国汽车工业《“十五”规划》提出，要“加大汽车工业战略重组力度，以一汽、东风、上汽集团为基础，培养—家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以此为契机，可改变我国汽车工业各自为战、缺乏宏观调控，以企业和地方的局部利益而牺牲全局利益的现状，拉开中国汽车工业大重组的序幕，使企业上规模、上效益。
我国汽车工业《“十五”规划》中还提出了“在5年内重点发展排量1.3L，售价8万元左右，百公里油耗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经济轿车”的宏伟目标。我国汽车工业企业现已具备研制低价位经济轿车的能力，因此，对国内汽车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遇。
3、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实现成本管理方法创新
3.1、变革成本管理思想实施成本战略
成本战略有别于传统的成本降低方式。它是紧盯市场目标，以成本为竞争中心，通过使用独特的技术、借助有利的原材料购进渠道及利用规模经济的特性来进行操作，从而达到在同业中成本最低，以低于同业竞争对手的售价来获得大量的市场份额的战略。
建立低成本地位，使企业在确定行业产品的最低价格上具有决定权或成为降低成本的主导者，则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超额的利润。
成本战略要通过市场调查，确定消费者需要的产品特性，进而设立该产品的目标成本。目标成本预先限定产品成本的最高限额，规定制造过程中实际消耗的成本不准超过这一限额，然后要求设计、工程、外购材料等部门通力合作达到目标成本。成本战略要求只有在最后工序达到成本降低额的目标后，才能进入实际制造阶段，否则仍要通过多重循环挤压成本，以使实际成本达到目标成本的目标。
成本战略将改变成本的立足点，将其从传统的生产现场转移到产品的策划、构思和设计阶段；从业务链的下游转移到源头。直观地说，在设计阶段就对将要发生的产品成本进行虚拟核算，可以使开发新产品的成本大大降低。
成本战略中关键的是确定目标成本，即在新产品开发设计过程中，为实际目标利润而必须达到的目标成本值。其可表示为：目标成本二期望销售价格—目标利润。目标成本是企业允许的最高成本额。
期望销售价格可在与同业竞争对手的同类商品中进行比较得到，要同时考虑到其它企业类似产品目前拥有的市场份额、可能达到的市场容量、企业自身销售物流系统是否完善（销售网络人员的熟练程度）和商品战略等。目标利润必须兼顾多种因素，不但要从企业的经营观念、经营方针和经营战略出发，还要考虑到企业的长期投资计划、研究开发计划、中期利润计划以及内部留存收益运用计划等因素。
3.2、提高劳动增值率
更新观念，杜绝浪费，提高劳动增值率是降低成本的主要手段之一。生产浪费可分为以下7种。
a.生产过量的浪费，最典型的是工作超进度，造成产品的积压，增加和产生挪动或堆放产品的工作；
b.窝工造成的浪费；
c.搬运环节上的浪费；
d.加工本身的浪费；
e.库存的浪费，库存越大，资金占用越多；
f.操作上的浪费；
g.制成次品的浪费。
在小批量、多品种混合生产的情况下，由于生产次数改变多，使生产浪费变的更加严重。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要求缩短设备的切换调试时间，随时根据生产需要切换调试设备，以适应后工序的生产指示或客户的需求，做到生产中各工序的现实需求与产品的最终需求合拍。第二，要缩小搬运批量，即使各工序能按很小的批量切换生产，如果向下道工序的搬运批量较大，就不能避免搬运在途或加工等待在途，搬运批量应配合生产批量的缩小而力求缩小，其理想状态是“按件搬运”。第三，要采用“U型生产线”与“多功能工人”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即配合设备的小型化，使各工序的距离变短，作到“进出一致”原则，即取出与投入再加工的工位位置一致，消除回头再取加工物件的无效损失。第四，在此基础上加以“一工多能化”，使员工具有操作前后各个工序设备的能力，可达到少人化的目的，又可以提高流水线的生产效率。
3.3、增加劳动附加值
成本战略的另一主要方面是，劳动思想更新，减少无效劳动，增加劳动附加值。
任何车间的生产劳动都可如图2一样划分，将现场劳动划分为“浪费”、“不增加价值的劳动”和“增加附加值的劳动”三部分。虽然增加附加值的有效劳动所占比例较低，但只有这部分能改变产品质量和组装加工的方式。也就是说，这部分在制造零部件或产品时，可对原材料或半成品等加工对象付出劳动，创造出附加值，即劳动增值率。严格地说，没有附加值的劳动也应视为浪费，因为它们没有提高或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只会增加人工成本。属于浪费的劳动应立即消除；对不增加附加值的劳动，要合理安排，加以改进，尽量减少其所占比率，提高劳动附加值。
3.4、降低材料采购成本
降低材料采购成本取决于采购上的创新，导入市场竞争机制，降低材料采购成本。汽车产品材料费用一般占售价的％—％，是产品成本中最直接、最基础的部分，所以，要想降低材料成本，首先应按产品逐一认真核对数据。
在材料采购、产品配套零部件采购中，应导入市场竞争机制，企业所有的采购业务，包括生产产品的直接零部件、材料、非直接物料（机械、设备、房屋、服务以及维修等），都应该归口采购部门统一采购。
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的论述，近几年来经常见诸报刊。许多农经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见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识，即必须改变当前狭小的农户生产现状，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但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学理论依据、土地规模大小与生产成本、经济效益之间的经济数量关系，以及适度规模的量化标准等，却鲜有论述或者论述很不深刻。从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最终一般都要归结于数量关系，才是明确的，具体的，才能对解决实际问题有所帮助。本文试图根据经济学的观点，以定量的方法，探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
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理论依据
规模，按照一般定义，是指事物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量的聚集程度。一个生产单位的规模，是指在生产单位这一空间范围内各种经济数量的聚集程度。生产单位内的经济数量，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讲，既包括投入量，也包括产出量。投入量中又可分为变投入量和固定投入量。因此，关于生产单位的规模，有许多不同的描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以劳动力数量作为衡量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志；第二种以固定资产原值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第三种以产量作为生产单位的规模。规模定义的内涵不同，则有关规模经济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也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现在的问题是：在农业这一特定的生产领域内，应当采取哪个“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我们认为，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一般应当以固定投入的数量为衡量标准，在我国农业现代物质技术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土地是农业的主要的固定投入，因而采用土地数量作为衡量农业生产单位规模的标准，具有现实的意义。这是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目前我国农村实行农业，除个别集体农场或专业队经营外，绝大多数为农户家庭经营，即一个农户家庭为一个农业生产单位，土地规模过于狭小。目前，许多专家学者所论述的农业适度经营规模及其提出的各种扩大和优化农户土地规模的措施，也是以农户经营土地数量为依据。因而，为保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研究的连续性，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经营规模标准，也是适合的。原因之三，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土地是农业中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无论国家还是农户，为了获得最大收益，都必须充分发挥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潜能。因此，把土地数量作为农业生产单位规模标准，研究土地规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规模经济理论。所谓规模经济，描述的是生产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关系。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下降到某一点，开始上升，如下图所示。生产单位的规模在Q之前，随着规模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只要小于Q的规模投入仍然处于规模经济区；规模扩大经过Q点继续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则随着规模扩大而不断上升，故大于Q的规模投入，则处于规模不经济区。而Q点的规模则为产品市场成本最低点，是最佳经济规模。（附图[图]）规模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这种关系，是由内在经济与外在经济决定的。所谓内在经济是指生产单位的规模扩大时，可从其自身内部的经济资源配合与利用而引起其收益的增加。如规模扩大，可以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可以综合利用副产品和原材料，可以充分利用劳动潜力或相对减少管理人员，可以减少一些共同生产费用等。但是，如果生产规模过大，则又会由自身内部资源配合不协调或利用不充分，而引起收益的减少，这叫做内在不经济。如，由于规模扩大而引起管理不便，或某种资源闲置，或某种费用增多，或某些效率减低等。所谓外在经济，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能给有关的生产单位带来收益的增加。如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使相关的原材料供应、信息、技术和销售服务等生产单位，得到较多的业务量，获得较高的收益。与外在经济相对的是外在不经济，这是指由于生产单位规模扩大，而会给别的有关生产单位带来损失或损害，如引起竞争加剧、销售困难、运输紧张和环境污染等。规模经济还可以用厂商理论中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来说明。如下图所示。图中，SRAC表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的每一条曲线代表一个生产规模状态，曲线上的每一点都具有相同的规模。LRAC表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在这条曲线上的每一点都代表着不同的规模状态。从图中可以看出，短期平均成本曲线SRAC在开始阶段是下降的，即随着可变投入的增加，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下降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随可变投入的增加而上升。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RAC，在开始阶段，随着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不断下降，但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单位产品平均成本开始不断上升。在图中，SRAC这一规模状态下的实际成本是T［，1］所在点表示的成本C［，1］，而这一规模下的最低成本在A点表示的成本C［，2］，这表示SRAC［，1］这一规模不是最佳规模。生产者可以在长期内不断调整规模。随着规模沿LRAC继续扩大，直至SRAC［，3］这一规模此时短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重合，单位产品平均成本最低，该规模即为最佳规模。这里需要说明，单位产品平均成本的降低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下降至A。另一种是通过扩大规模（包括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使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从T［，1］降至T［，2］直至T［，3］。我们所说的规模经济指的是第二种方式，即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收益增加。与规模经济相类似的有一种叫做比例经济或比例报酬，实际研究中，二者往往混淆。比例经济是指所有投入按相同比例增加所引起的产出变化。用生产函数表示，Y＝f（x［，1］，x［，2］），当投入按同一比例K（K＞1）增加时，生产函数变为Y·K［n］＝f（K［，x［，1］］K［，x［，2］］）。n是一个指数，n＝1表示比例报酬不变；n＞1表示产出增加幅度大于投入增加幅度，比例报酬增加；n＜1则表示比例报酬下降。下面用柯布——道路拉斯函数举例说明。Y＝A［，x［α］［，1］］［，x［β］［，2］］，所有投入按同一比例K增加，上式变为：A（kx［α］［，1］）（kx［β］［，2］）＝AK［α＋β］［，x［α］［，1］］［，x［β］［，2］］＝K［α＋β］y。在这里n＝α＋β，根据α＋β大于1、等于1、小于1，可判断比例报酬增加还是减少。（附图[图]）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应当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比例经济。实际上，可能有的单位也混有比例经济因素，但从规模经营的主体来讲，种植业主要是扩大土地规模，而不是土地、劳动力、资金同比例扩大。特别是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已严重过剩，如果再增加劳动力，将使农业生产要素组合更加失衡，更加不经济。所以，比例经济不是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理论依据，而且实行规模经营，还必然导致投入生产要素比例的变化。规模经济将会产生规模效益，但是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不是等同概念。规模经济，是指由于规模扩大而导致单位产品平均成本下降。规模效益是指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的增加。从表面文字来看，似乎没有多大差别，但只要做点数量上的仔细分析，就可看出其区别和概念上的差别。我们可以通过下面图示，来分析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区别。图中，P表示产品价格，LRAC是长期平均成本曲线，D点是单位成本最低点。在C点，单位产品成本为P′，高于价格P，总成本为P′OQ［，1］C；规模扩大至A点，单位产品成本与价格相等，总成本为CQ［，1］Q［，2］A，CQ［，1］Q［，2］A与P′OQ［，1］C相比较，减少的这部分即规模效益，是由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从Q［，2］至Q［＊］，由于单位产品成本继续下降低于产品价格，总成本小于总收入，产生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从Q［＊］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单位产品成本开始逐渐上升，进入规模不经济区域，但由于单位产品成本仍低于价格，扩大规模仍会增加收益，因此，规模扩大将持续到Q［，3］，即单位产品成本上升至产品价格P为止。在Q［＊］至Q［，3］这一阶段上，尽管已处于规模不经济区域，但却仍会产生规模效益。所以，规模经济只是考虑成本的下降，而不考虑价格因素。规模效益则是由成本和价格共同决定的。也就是说，规模经济未必产生规模效益，比如当前一些成本高，价格低的农产品生产；规模不经济也可能有规模效益，比如成本低，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生产。同时，通过对规模经济与规模效益的综合分析，可以推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农户为了经济利益，获得最大的规模效益，在最佳规模Q［＊］以后，仍会继续扩大规模。但是，如果单位产品成本上升，是由于土地生产率下降的原因造成，如广种薄收，粗放经营，那么，这种扩大经营规模的行为将会导致社会总产量的下降。尽管农户会因此而增加收入，但是不可取的。这就是说，在讲求微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讲求宏观经济效益，讲求各种资源利用的最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组合原理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经济组合原理，是反映规模经营的调整变动及其求取规模效益的规律性关系。规模经营原理，主要包括满负荷原理、规模要素组合原理、阶跃原理和包络原理等。（一）满负荷原理是指当生产单位的实际生产能力与设计规模（潜在）生产能力相一致时，有该规模状态下的最低生产成本，能获得一定技术经济条件下的最大收益。在农业上，特别是养畜场、园艺场、大棚菜等，均有一定技术条件下的设计规模生产能力。尽管当前由于经济管理水平不高，一般估算的多，精确计算的少，但这种客观存在的设计规模生产能力，却是很普遍的。满负荷原理的目标，是要使生产单位设计的规模生产能力，能得到充分地利用、运转，使固定投入与可变投入有最恰当的比例配合关系，能更好地发挥生产要素的作用，有最低的生产成本和最大的投入产出效益。按经济数量分析，在投入和产出价格不变，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单位的总生产成本为TC＝TVC＋TFC（TVC是总可变成本，TFC是总固定成本），其总可变成本取决于产出水平，为TVC＝AVC·P（AVC是单位产品可变成本，P是实际产出水平）；总固定成本为原设计规模生产能力的固定投入成本，TFC＝AFC［，2］·S（S表示潜在产出，AFC［，2］表示达到潜在产出时的单位产品固定成本）。如果实际产出与潜在生产能力不相符，即P≠S，则总固定成本不变，但单位（二）生产要素组合原理这是指一种生产规模在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有其客观的生产要素配合比例关系。各种生产要素合理搭配组合，就能充分发挥其技术功能，形成最佳的组合生产能力，实现最大的规模效益。众所周知，每种生产要素都有若干种类型，每种类型均有其利用特点和可能形成的生产能力。各生产要素实现何种类型、何种比例结合关系，则是由技术条件和生产规模所决定。如大土地面积农场、畜场、果园，若采用现代化技术设备、则只需要较少的人力配备；若使用老式的畜力和畜力农具，则需要配备较多的牲畜和劳力。又如，小土地面积农场、果园，若采用大型现代化技术设备，就会无法使用、或者利用率很低，而只有相应地配备一定人力和畜力。所以，讲求适度规模，就是要根据科学技术水平和一定规模的生产需要，科学地选择生产要素及其比例关系，使之形成一定生产规模的生产能力，即充分发挥一定规模的每一要素的技术功能和利用效率，达到技术上和经济上的最佳效果。比如，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假设20亩土地、1个劳动力和1台手扶拖拉机是最佳组合，那么土地规模扩大为200亩，就要相应地配备10个劳动力和10台手扶拖拉机；若改为选用中、小型拖拉机，则可能只需要3—5个劳力和2—3台中小型配套的拖拉机组，就可形成新的最佳组合生产力。所以，一定的生产规模，要有一定质量类型和一定数量生产要素相结合，才能使各种生产要素充分利用，避免出现某种要素超负荷使用，而另一种要素闲置的不合理局面。（三）阶跃原理这是指规模扩大要以基本规模单位为基础，从较低水平的规模状态扩大到较大规模状态，规模效益才能不断递增。假设生产规模及其规模效益关系如下图所示。（附图[图]）S［，A］、S［，B］、S［，C］是三个规模状态下的规模效益，在A、B、C点达到最大值。从S［，A］这一规模状态向S［，B］规模扩大，在扩大到b之前这一阶段，规模效益遵循S［，B］曲线，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规模效益与S［，A］规模状态相比是下降的，只有规模扩大至b点之后，规模效益才超过S［，A］状态，开始递增，逐渐达到最大值B。同理，从S［，B］到S［，C］的规模扩大过程中，规模效益的变化也是如此。阶跃原理说明，要保持规模效益不断递增，规模的扩大必须以基本规模单位为标准，从一种规模水平跳跃至另一个高一级的规模水平，而不能是连续地和缓慢地渐进扩大。例如，从20亩／1劳／1机扩大到40亩／2劳／2机，而不是20亩、21亩、22亩这种微小的连续扩大。因为每一规模阶跃扩大，必然伴有相应的生产技术设备和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形成新的生产要素组合生产力和效益，以构成规模效益。（四）包络原理这是指当投入结构不变时，只有短期平均成本的最小值与长期平均成本的最小值相等，才能使生产单位的总平均成本最低，收益最大。下面通过数量分析，来说明这种关系。设成本函数C＝f（F，V，S）其中F为固定成本，V为可变成本，S为规模。短期内，V可变，F、S不变。长期内，F和V都随S变化。设最低长期平均成本为T（S）固定成本为F（S），可变成本为V（S），则T（S）＝f〔F（S），V（S），S〕，设最低短期平均成本为T（F，S），此时只有V变化，设其最小值为V（F，S），则有T（F，S）＝g〔F，V（F，S），S〕。T（S）由于是在F和V都可变化情况下的最低长期平均成本，那么最低的短期平均成本必然不小于T（S），即T（F，S）≥T（S）。显然，只有F＝F（S）时，即固定成本等于长期规模变动中最低成本时，才有T（F，S）＝T（S）。因此，生产单位总平均成本的最小值应等于长期平均成本的最小值，而只有短期平均成本的最小值等于长期平均成本的最低值，才能实现总平均成本最低。由于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是每个短期平均成本的包络线，因此这种包络原理，说明短期平均成本最低所形成的最大收益要与长期平均成本最低所形成的最大收益一致，才能有最大的经济效益。如某阶段农机平均作业成本或某季农产品平均生产成本最低，要能使全年或一个轮作周期的农产品成本最低，要能使全年或一个轮作周期的农产品平均成本最低，才能表明农机作业的全年利用效率与效益，每季作物的茬口安排、投入措施、土地肥力和全年自然经济条件利用的恰当与效益，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短期效益要与长期效益一致，或者说，短期效益要服从长期效益，才能有最大的效益。所以，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要根据各种农产品生产的技术经济特点和市场价格水平，按照规模经济理论，确立规模效益后，选择最佳规模效益点；同时，按照生产单位的生产能力设计、生产要素组合、生产规模阶段和生产过程包络原理的要求，充分利用生产条件、合理组合，充分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利用潜力，才能达到生产平均成本最低、经济收益最大的目的。
关键词：商业银行；规模经济；超越成本对数函数法；悖论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12－0009－04中图分类号：F830.33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无论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规模都迅速扩张。我国商业银行规模是否经济，近几年来我国商业银行规模与效率的关系如何，都将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文献综述
各国学者对银行业的规模经济问题运用各种方法作了多方面研究。这些研究关注的焦点在于银行业是否存在规模经济，以及规模经济在多大的范围内存在等方面。Benston(1972)最早研究了银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认为不管自身规模大小，给定其他条件不变，银行规模扩大一倍，平均成本将下降5%~8%；Lavrence（1989）发现总资产小于1亿美元的商业银行存在规模经济；Nouras.Ray和Miller（1990）指出，总资产在10~60亿美元变动时，其银行效率会逐渐减小，总资产超过60亿美元的银行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现象；Ashton（1998）对英国银行业的研究表明，规模小的银行具有较高的规模经济性质，总资产在50亿英镑以上的银行出现了规模不经济；Budnevich、Franken和Paredes（1998）研究表明，小银行通过并购途径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但是大银行无法达此结果；Kuntand、Huizinga（1999）用回归分析方法对80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银行效率的研究发现，资本、通货膨胀、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和利润率正相关，同时，股权结构对银行利润率的影响比较显著。
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出现的比较晚。于良春和鞠源(1999) 运用经营效率指标和成本费用指标对中国商业银行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新兴商业银行的获利能力和经营绩效明显高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赵怀勇和王越(1999) 通过对资产收益率及市场集中度等相关经济指标的比较，指出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收益率低下直至亏损的主要原因是，支撑银行绩效的国民经济总体效益较低。赵旭(2000)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 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1993－1998 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国有商业银行相对于外国银行而言，其绝对规模并不算大，而就其现有的经营、服务与管理技术条件，其有效的经济规模又比实际规模要小。杜莉、王锋、齐树天(2003)在Translog 成本函数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对我国银行业的规模经济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其判断标准是成本――规模弹性系数E。在不考虑不良资产的情况下，其结果是我国商业银行在规模上还有很大的扩张空间；然而，将不良资产考虑在内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呈现出了规模不经济。
以上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银行实现规模经营和高效率应该保持的规模大小、各种影响银行规模经济的因素和商业银行规模的扩展空间等方面。而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得出我国商业银行规模与效率的关系特征，并结合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经营的一些基本指标数据对此进行经济学解释。
二、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理论分析
银行规模经济是指随着银行的业务规模、人员数量、机构网点、金融产品的扩大和增多而发生的单位运营成本下降、单位收益上升的现象，它反映了银行经营规模与成本收益的变动关系。如图1：
图1银行成本与经营规模关系图示
假定银行主要经营存贷款业务。在图中，横坐标表示银行的营运规模，即机构网点规模所能收的资金量；纵坐标表示银行的成本价格，即银行存款和平均利率与费用支出成本。图中的LAC为长期平均成本曲线，LMC为长期边际成本曲线必将经过其最低点E。LAC、LMC曲线描述了成本与规模的关系，如图所示：在经营规模小于OQ阶段，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成本，平均成本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张而趋于下降；相反，在经营规模大于OQ时，边际成本大于平均成本，平均成本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张而趋于下降。最低的长期平均成本发生在经营规模为OQ点上，由此可以知道，银行的最适规模为规模OQ。
依据经济学理论，规模经济性通常利用总成本对产出的弹性来衡量，用来描述规模经济弹性系数（总成本对产出的弹性），它的大小受银行投入和产出水平的影响，则有：
SE=(dTC/TC)/(dQ/Q)=(dTC/dQ)/(C/Q)=LMC/LAC
图2银行经营规模与规模经济弹性系数关系图示
可以知道，在经营规模小于OQ阶段， SE1，银行规模变化1%所引起总成本的变化超过1%，即成本的增加快于规模的增加，此时存在规模不经济；在最适规模OQ处，SE=1，银行规模变化1%将引起总成本1%的变化，即规模与成本同比例增加，此时处于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的临界点。如图2：
三、商业银行规模及效率的实证分析
（一） 实证数据的处理
根据商业银行经营的特点，本文利用中介法作为估计银行的成本及其生产函数的方法，中介法认为金融服务的生产除了需要劳动、资本外，还需要中介者使用的用于生产中介服务的资金。因此，存款被认为是银行储蓄业务的一种投入。如果以w表示劳动力的工资成本，r为资本的成本，Y为产出，k为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那么，商业银行的总成本函数为C=f(w,y,r,k)。中介法除了将劳动、资本以及存款作为生产的投入外，将未清偿的贷款和投资看做是商业银行经营的产出。
由于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具有易估计性和包容性等优点，已经成为银行效率研究的主要方法，函数是通过对一般对数线性成本函数在一特定点进行泰勒级数展开而得到的。对于多种投入和产出的银行，其对数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在指标数据的计算过程中，总成本是指银行的支出成本，包括利息支出、营业费用以及营业税金及附加等；银行存款是指全部存款的总和，等于短期存款、短期储蓄存款、长期存款及长期储蓄存款的总和；投资是指债权投资和股权投资之和；资本成本(Pk)是指年度固定资产折旧于年度固定资产净值的比值，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采用固定资产净值与存款总额的比值来近似表示；劳动成本(Pl)是指银行雇员的工资总额与银行员工总数的比值，本文采用营业费用与存款总额的比例表示；R表示资金运用成本，用利息支出额与存款总额的比例来表示。
本文所选取的样本为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光大银行和中信实业银行8家商业银行，研究期间为1994-2005年，采用的指标数据系根据中国金融年鉴(1995－2006)所列示的8家商业银行1994－2005年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整理所得。由于所采用的数据是截面数据，所采用数据均通过价格指数调整至1994年。
应用Eviews3.1软件，经过多次迭代，得出的检验结果在10%置信水平下都是显著的。根据公式（3）得出如下规模经济(SE)弹性系数的计算公式：
SE=0.594-0.126lnPk-0.091lnPl（4）
利用上面计算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计算出各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SE)弹性系数如下表所示：
表1我国各商业银行规模经济弹性系数表
（二）实证研究结果的分析
本文采用的是改进的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各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弹性系数的值均大于1，即我国的商业银行普遍存在着规模不经济（如图2所示，其规模均处于Q点以右）。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94年至2005年以来，随着商业银行规模的扩大，其规模经济弹性系数却一直呈下降的趋势，规模经济性越来越明显。这与理论出现了显著的相悖，我国商业银行实现了规模扩大，同时银行营运效率提高的局面。这一双赢的状态是怎么形成的呢？这说明了我国商业银行新增资产边际成本降低，同时赢利能力有所提高。我们可以从影响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性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进行分析。
1.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性增强的内在因素
（1）银行的信息技术水平。我国商业银行的技术水平在近年来得到了显著的进步。技术开发力度逐年加强，如成立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等虚拟银行，依赖其长期固有的、庞大的顾客群，使得新技术被利用的效率较高。银行电子化已经成为现代银行决策、经营以及业务操作的基本范式。借助信息技术，银行业可以超越时空、地域、交换位置，共享资源，实现信息化、全球化，使得商业银行从服务到管理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技术上的创新实现了规模经济在一个起点上的飞跃，实现了一个更高层次、更优的规模经济效应。
（2）银行的治理结构水平。我国商业银行体制在近年来也得到巨大改善。首先是推行股份制改革。3家国有商业银行相继上市，银行内部产权结构得到了优化，领导体制得到改革。其次，推进内部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责权利紧密结合的灵活经营机制得以完善。再次，通过在人力资源配置、薪酬分配、招聘与调配、专业技术职务培训与考核以及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系统性改革创新，基本实现传统人事管理模式向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转变。公司治理改善降低了我国商业银行过高的管理费用，减少了银行利润的消耗部分；使银行的规模扩张充分考虑了规模与利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达到了银行总成本有效率运行的状态。这使得我国商业银行管理运营模式和内部管理机制进一步规范，提高了其市场化程度和赢利能力。
（3）银行的交易费用水平。交易费用可以被定义为银行进行借贷交易活动所投入资源的价值量度：单位交易费用可以看做是银行平均每实现一次交易服务所支付的交易费用；而边际交易费用则是多提供一次交易服务所支付的交易费用。交易成本作为商业银行的运营费用，其大小和结构的变化必然对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二是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近些年来，银监会一直把银行业不良贷款的下降作为监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推动商业银行积极清收贷款和利用拨备核销贷款损失，提高信贷资产质量，连续几年实现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比例的“双下降”。而衡量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两个基本指标：资产收益率和人均创利率，在近几年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以工商银行为例，根据中国金融年鉴的统计资料计算（价格指数调整到1994年），2005年其资产收益率为0.52%，而1994年仅为0.16%；2005年其人均创利润为6.81万元，而1994年只有0.75万元。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银行的交易费用是递减的，即随着规模的扩张，每实现一次交易服务的交易费用是减少的。这为银行扩大规模创造了条件：规模扩大促使单位交易费用递减，而单位费用的递减，又可以促进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提升规模经济效益。
2.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性增强的外在因素
（1）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在正常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与银行规模经济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银行发展的深度与广度。一定时期货币资产需求取决于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额、货币化程度、货币周转速度。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高，国民收入增加，货币化程度提高，货币资产周转速度放慢，这样，经济发展不断向银行提供“需求”，为银行筹“资源”，为其扩大规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国近几年来经济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齐发动，使我国经济每年保持9%以上的增长速度，这必然为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基础，提高了银行规模经济性。
（2）银行的业务创新程度。银行业务创新使得其规模经济的边界不断扩大。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在创新产品的开发设计阶段，遵循“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进行开发设计；在创新产品的销售阶段，恰当运用了促销策略，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实现创新产品规模经营。尤其在个人金融业务、投资银行业务、离岸金融业务方面商业银行有了着重的创新发展。近几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开展了个人消费信贷、工资等新业务,这些业务在不增加银行网点的情况下增加了银行的收益,取得了很好的规模效益，无论在资产业务、负债业务还是在中间业务方面的创新越来越提高了其经营的规模经济性。由于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金融工程的应用，银行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来满足投资者收益性、流动性、安全性和风险分散化的要求。这些都扩大了银行经营的生产边界，使其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保持了经营效率的提高。
（3）银行业的市场结构水平与政府干预情况。市场结构与规模经济的关系表现在，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有利于银行业规模经济的形成。1994年至今，随着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和众多商业银行的成立，加上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市场份额上看，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具有寡头垄断的特征。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商业银行的数量不断增多，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银行大量出现，垄断程度逐步降低，竞争也日趋激烈。在这一过程中，各银行主体不得不改变垄断时期的行为方式。从长期来看，竞争将提高中国银行业的效率和银行规模经济的边界。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更加符合标准的商业银行管理运营模式，很少有政府干预企业的经营，使其在人事制度上比较灵活，同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也逐渐卸下了国家政策性贷款业务，在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指引下，利用完善的服务和竞争性手段开拓市场，其市场化程度和赢利能力大大加强。
四、结论
理论分析表明银行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规模经济弹性系数随着其规模的扩大趋于上升，规模不经济性越来越强；采用超越成本对数函数法的实证研究，却得出了从1994年到2005年，我国商业银行规模弹性系数趋于下降，规模经济性越来越明显，银行效率趋于提高的结论。本文试图从商业银行规模经济的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因素来解释理论与现实之间的悖论。对于内部因素，主要有银行的信息技术水平、银行的治理结构水平、银行的交易费用水平等；对于外部因素，主要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银行的业务创新程度、银行业的市场结构水平与政府干预情况等。所有的这些因素，都提高了我国商业银行经营的效率，扩大了商业银行经营的生产边界，改进了其生产技术函数，使得我国商业银行在规模扩大的同时，规模经济弹性系数下降，提高了银行效率。
参考文献：
[1]George.Benston,1972, “Economics of Scal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 Lavrence, 1989, “Bank Costs Generalized Functional Forms and Estination of Economics of Scale and Scope”,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1.
[3]于良春,鞠源.垄断与竞争:中国银行业的竞争与发展[J].经济研究,1999,(8).
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获得的，而全球化进程则使得全球的资本与中国价廉质优的劳动力相结合。
中国经济的成功一面体现了生产要素在城乡和地区间再配置对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促进作用，而规模经济机制则进一步加强了这一作用。反过来说，当前中国的城乡和区域发展仍然受到土地、户籍等制度的制约，很多结构性矛盾与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仍然未能充分流动有关。
所以，理解中国经济，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是一个“转型与发展中的大国”。
经济失衡背后的“不寻常”因素
当前的制约也是未来的希望。
中国一直依赖于增加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不仅经济增长乏力，而且投资的低效率和低回报还给财政和金融系统带来了巨大的隐患。反过来说，如果未来中国能够顺利地推进土地、户籍等制度的改革，那么，生产要素在城乡和地区间的再配置还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效率改进空间，从而给经济的持续增长注入新的动力。与此同时，在城乡、区域间一体化的进程中，在城乡“新二元结构”日渐消解的过程中，社会和谐能够得以增进，而这又对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有益。
经过3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快速的发展之后，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现象。如果用国际比较的视角，中国无论怎样看都是一个奇异点。在可以进行比较的国家中，中国储蓄率最高，消费占GDP比率最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最低，外贸依存度最高，外汇储备最多……
而从城乡和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也有很多“世界之最”。在可比的国家当中，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差距最大，城乡收入差距最高，城市间规模差距则最小。这么多的“世界之最”同时发生，不是偶然的。
中国经济的失衡背后，存在着一些“不寻常”的因素。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一系列结构性扭曲现象与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有关。受户籍、土地和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受阻，并远远落后于由资本积累所推动的工业化进程。在城市化受阻的情况下，中国农村劳动力数量减少的速度相对缓慢，压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提高的进程，也相应压低了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的保留工资。
经济持续增长的答案
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劳动弱势的状况下，工资被维持在劳动力的保留工资的水平上，保留工资的压低则抑制了劳动收入的上升。相比之下，长期的低利率鼓励了投资，加快了资本积累速度。于是，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持续下降，并进一步抑制了家庭消费的增长。而与此同时，投资不断高速增长的结果是生产能力不断提升，于是，当家庭消费受到抑制时，持续增长的投资和出口便成了消化产能的出路。
当中国经济维持了30年高速增长之后，人口红利即将结束，老龄化可能带来储蓄率下降，这使中国经济完全可能进入增长速度下滑的时期。展望未来，如果中国能够再持续高速增长20年，那么，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从人均收入的意义上来说，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中国经济的前景是乐观的，这对于世界经济获得新的增长动力而言，也是极大的利好。
当劳动力和资本两大生产要素的积累速度均放缓之后，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动力从何处来？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或经济体）很多都位于东亚，中国能够继续这一地理上的神话吗？
笔者认为，答案仍然在于中国是个“转型与发展中的大国”。
在“发展”的意义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刚刚过半，即使按目前的速度，城市化水平大约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中国要达到75%的城市化率，也仍然需要20~25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一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任何政策制定者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将极大地获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将同步提高。城市对于发展教育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在城市中，劳动力将借助相互的学习和自我的积累获得更多的知识、信息和经验。这些都将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大国”的意义上，中国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具有不同的地理、自然条件和人力资本水平。如果生产要素能够充分自由地跨地区再配置，那么，不同城市将能够有效地形成差异化的分工体系，生产要素的地区间配置效率能够进一步提高。更重要的是，在资源跨地区再配置的过程中，一些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将形成经济集聚的趋势，并能够进一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高劳动生产率。
消除资源配置上的制度障碍
然而，在中国这个“发展中的大国”，生产要素的城乡间和地区间再配置却面临着许多制度上的障碍。如果每一个地方的政府都采取最大化本地经济规模和税收的策略，那么，其相应采取的政策将不是整合地区间市场，而是分割地区间市场，不是促进生产要素流动，而是阻碍生产要素流动。
当生产要素流动受阻时，地区之间的产业同构便是一个自然的结果，而下一个结果就是，对于那些缺乏竞争力的地方而言，将采取分割商品市场的政策来保护本地产业。当每一个地方都采取这种“以邻为壑”的策略时，虽然可能是有利于本地增长的，但从整个国家来说，却既不利于发挥资源跨地区再配置产生的效率改进，也不利于企业突破地区间的市场边界，扩大生产规模，享受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本应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因此，中国要发挥“发展中的大国”的巨大潜力，制度上的“转型”尤其重要。
如果不能顺利地推进市场整合与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中国经济将面临潜在的“欧洲化”的危险。
一方面，中国的省之间存在的市场分割使得整体经济的规模效应面临严重的障碍。另一方面，更为令人忧虑的是，在劳动力未能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地理劣势地区有强烈的动机来扩张本地的经济，地方政府有巨大的冲动来加大本地投资，甚至大规模举债，而长期的低利率则为地方政府举债创造了宽松的环境。而一旦经济增长总体下滑，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危机将首先在投资效率最低的地方显现出来，这和欧元区的弱国出现政府债务危机的机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当然，幸运的是，中国是一个统一财政的国家，一旦出现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中央政府不会像欧元国家那样为是否援助希腊而迟迟拿不定主意，但是，如果中央政府运用财政资源，甚至用通胀的方式来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那么，最终由此造成的福利损失还是由普通百姓来承担的。
对于较发达的地区而言，一定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如果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那么，通过上述逻辑，最后以欠发达地区的投资低效率、债务危机和中央向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这些形式造成的福利损失，最终还是要发达地区承担相当大的一部分的。
重要的是，中国各个省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毕竟只是一国内部地区之间的关系，要谨防出现 “欧洲化”的局面，在对待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这一问题时，各个地区都在采取类似“国家间”的思维模式，如果这样，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公共利益”将会严重受损。
笔者多次强调，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和城市体系调整应该走一条“在集聚中走向平衡”的道路。当前中国的经济集聚程度正在提高，而生产要素（包括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劳动力）的集聚却远远滞后，其结果就是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如果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能够更充分地在城乡间和地区间流动，那么，城乡间和地区间在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平衡反而更容易实现。在生产要素更为充分流动的前提下，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城市之间就能够形成基于各自比较优势的分工，从而形成合理的城市体系。
[关键词] 东盟 区域经济一体化 投资效应
一、引言
近年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不断涌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程度和范围也在不断地加深和扩大,逐渐从以贸易自由化为主的一体化向更深程度的一体化发展。通过市场开放和放松管制的做法,促进区域内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逐渐形成一体化的市场边界和经济体,并与区域外的经济体出现差异化。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会促进区域内fdi的流入。
分析东盟1996年～2007年吸收fdi的情况,发现:东盟老成员国吸收的fdi占据了东盟总额的80%以上,而新成员国吸收的fdi与加入东盟之前变化不大,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区内不同成员国的投资效应不一样。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分析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是否存在,这种效应的发生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通过对1996年～2007年东盟10个成员国的面板数据分析,研究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及影响因素。
二、文献综述
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效应相比,其投资效应还没有形成完整、成熟的理论。投资效应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70年代学者们关于欧洲经济一体化对跨国公司fdi的影响的研究。金德尔伯格借鉴区域一体化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学说,提出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理论,认为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引发了投资的创造和转移效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后产生的贸易转移使区外跨国公司商品进入到区内变得困难,跨国公司通过在区内建立分支机构的方式来替代商品出口,即投资创造效应。同时,区内已有的跨国公司会利用大市场统一的机会和自身优势,对区内的生产经营进行重新布局,即投资转移效应。
邓宁根据投资动机把fdi细分为逃避关税型、市场扩大型、出口导向型、垂直一体化型,他认为贸易环境的改善将刺激市场扩大型fdi的进入。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将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此外一体化拓宽了市场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整体经济的稳定性,生产的地理分工更加自然,跨国公司容易实现规模经济,也导致跨国公司向区域内投资。
bende-nabende(1999)对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投资效果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区域内较发达国家有利,而对不发达国家不利,计量结果显示对印尼和菲律宾影响为负,而对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的影响为正,说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由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组成时对较发达国家有利。
三、实证分析
1.一体化进程中投资效应的影响因素
(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为外商投资提供了一种保证,标志着一个有利的、可预测的投资环境的形成,使得外国投资者不仅可以出入共同市场,而且还降低了相关的风险成本。同时,根据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效应,加入一体化的区域中,成员国会得到更多吸引投资的机会,据此,提出本文第一个假说:h1: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fdi的流入有正向作用。
(2)市场规模
东道国潜在的市场规模是外国投资者首先考虑的重要因素。市场规模越大,则能有效地降低平均成本,尤其是在规模经济条件下,较大的产品需求能使企业较容易地将产量扩张到获取规模收益的水平,进而能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和取得更高水平的利润。因此,提出:h2: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正相关。
(3)劳动力成本
效率寻求型fdi倾向于生产优势的发挥,低廉的劳动成本对其有明显的吸引力。如果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较低,则厂商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提高利润水平,尤其是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更具有吸引力。所以,提出:h3:成员国劳动力成本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负相关。
(4)东道国的基础设施
资源或资产寻求型fdi投资的动机多为寻求目标市场的自然资源或其他资产和资源。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就可以看成一种资源,一国的服务业越发达,反映该国的经济环境成熟,投资的相关服务便利,有扩大投资效应的作用。据此,提出:h4:成员国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正相关。
(5)进口总额
较高的对外进口关税水平使厂商出口成本增加,为了避免关税,跨国公司选择对该国投资来供给当地,因此投资和进口具有替代关系。提出研究假说5:h5:成员国对外关税水平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正相关
2.模型与数据
本文研究的数据时期是1996年～2007年,横截面为东盟的十个国家。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样本数太少不足以作时间序列分析,将时间和横截面数据结合起来的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更适合本研究的数据特点,而且这种方法可较好的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
本文将先后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国自身的经济禀赋情况,如: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成本、服务业发展等因素,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投资效应的影响。因此,将代表这些因素的变量先后放入计量模型,进行测算,分析得出相应的研究结论。
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东盟自由贸易区从2002年开始启动,所以数据囊括了2002年前后6年的情况,从1996年至2007年共12年。工资水平的数据缺失较多,部分采用了内插法进行处理。实际取得120个观测值。
3.估计结果
采用计量软件eviews 6.0分别对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了拟合。主观判断模型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是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可以依据豪斯曼检验的结果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当豪斯曼检验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时,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反之,则选择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豪斯曼检验的结果支持了固定效应模型。为消除序列的异方差影响,除虚拟变量和比重指标外,其他变量均采用自然对数形式,同时加入ar(1)项消除自相关现象。估计结果见表。
注:括号内数值为t统计量值。上标***,**,*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
模型(1)(2)(3)(5)中变量的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验证了相应的假说。在模型(4)中,服务业发展水平变量(serp)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变量(d)的乘积项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h4没有得到验证。其原因在于东盟大部分国家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普遍不高,区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居多,以劳动力成本吸引投资为主。所以区域fdi的流入中,偏好资产或资源寻求型fdi比重较小,而更倾向于寻求降低单位劳动成本的效率寻求型fdi比重较大。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将区域经济一体化虚拟变量引入fdi决定模型,通过研究东盟的投资效应发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成员国获得fdi,即具有显著的投资效应;同时,投资效应与成员国的经济禀赋有关:经济规模越大的国家,投资效应越大;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国家,投资效应较大。在影响因素中,是否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影响力最大的因素,其重要性高于劳动力成本和一国的经济规模。这种情况说明,即使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吸引更多的fdi。而服务业发展水平未通过检验,说明服务业发展水平不足以吸引fdi,这是目前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诟病。
我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较晚,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首先,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助于刺激贸易和投资的增长,市场规模的扩大和资源更有效的配置能得到更大的规模经济与正外部性。目前我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使成员国的投资收益增加,应不断深入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开展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措施、完善投资环境,来自区外以及区内国家相互之间的投资都将会有所提高。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验对我国加入更高阶段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其次,根据fdi投资动机的分析,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成本、服务业发展水平等因素均会对投资效应产生影响。中国目前劳动力成本是比较优势的来源,而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我国需要结合比较优势,吸引发达国家效率寻求型技术密集的fdi流入,同时引导相关服务业的发展,提高我国技术水平以及升级产业结构。同时转移“夕阳产业”到区域内更低阶梯的发展中国家,加快我国产业升级。我国还可以通过提供包括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市场进入和技术及创新能力等综合区位优势,吸引更多优质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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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ende-nabende, a., ford, j. l. and slater, j. r. “the impact of fdi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asean-5 economics, 1970-1994: a comparative dynamic multiplier analysis from a small model with emphasis on liberalizat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in its series discussion papers with number 97～18, 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