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基本结构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税法基本结构，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第1篇

要充分发挥税法在推行社会政策方面的保障作用，首先必须明确税法在贯彻社会政策原则方面存在的问题，然后有的放矢地进行完善。

一、我国税法在贯彻社会政策原则方面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贯彻社会政策原则方面，我国税法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在分配政策方面。主要表现为个人所得税法的调节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对高收入者的所得税收调节不到位，对低收入者的救济、保障力度不够，致使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不公问题突出。

（二）在消费政策、产业政策方面。现行的消费税制有一些内容已经不能适应实际需要，主要表现为征税范围偏窄、部分税率设计也不太合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些应税奢侈品已变成了普通消费品，乃至生活必需品，这就导致了消费税征收范围的越位。如对护肤护发品征收的消费税。与此同时，消费税的缺位则主要表现在：未将一些近年兴起的奢侈品、对环境影响较大的消费品列入征税范围。如高尔夫球、保龄球、一次性塑料物等。现行的消费税法存在诸多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消费税在引导消费方向、调节收入，以及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等方面调节作用的发挥。我国产业政策方面立法缓慢，产业税法缺位，难以积极有效地调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

（三）在能源、环境保护政策方面。资源税不完善，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缺位较多，未能充分有效地运用资源税法合理调节资源级差收入，促进企业公平竞争；未能充分有效地运用环境税法，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税收社会政策原则与我国税法的完善

为了贯彻社会政策原则，税法应在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完善：

（一）在分配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方面。首先，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法，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对收入分配状况进行调节，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要遵循力求保护低收入者，适当照顾中收入者，主要调节高收入者的原则，提高起征点，缩小征收范围，将广大低收入者排除在外，主要针对高收入者。对高收入者实行财产收入申报制度。其次，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筹集财政资金，真正做到保护低收入者，以贯彻我国现阶段的分配政策。

（二）在消费政策、产业政策方面。积极推进消费税改革，完善消费税，对税目进行有增有减的调整，将一些高档消费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将普通消费品逐步从税目中剔除，适当扩大税基。取消对护肤护发品、汽车轮胎、酒精征收消费税，将高档消费品（如高档手表、豪宅名车、高档家具家电等）和高档消费行为（打高尔夫球、打保龄球、狩猎、跑马等）列入征税范围。此外，消费税也应该促进经济循环发展，对一些影响环保、耗费资源的消费品，如一次性木筷、一次性塑料袋等也应该征税。调整税率也是消费税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对贵重首饰、豪宅名车等高档消费品，可以适当提高税率；烟、酒等在经济学上属于有害商品，开征消费税并适用较高的税率可以限制有害商品的消费；而对于汽油、柴油等消费税，由于它们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也可以考虑提高税率。通过完善消费税，正确引导消费方向；调节收入，缓解社会分配不公；对一些特殊消费品的生产加以限制；筹集资金，将一部分个人或集团的消费基金转为必要的积累基金和社会消费基金，逐步实现社会政策目标。

第2篇

【关键词】财税法课程；特殊性；改革对策

【正文】

一、财税法课程的特殊性分析

财税法是一门比较特殊的课程，其特殊性在于法学和经济学两者融为一体，而且不同质的知识特性相互渗透的深度是其他哲学社会科学难以比拟的，以至于在笔者所亲历的几所各具特色又颇具代表性的高校中，财税法本科教学显示了鲜明的个性特点。

1．财经类高校拥有得天独厚的财经类学科、教学、科研等方面比较丰富的资源。不仅有财经类师资力量、专业图书和刊物、实践场所、设施设备等都具有极强的学科专业特性，而且将财税法纳入财经专业，尤其是CPA、财税专业的课程设置及其结构体系之中，财税法课程就不得不在经济的氛围中，被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理论、微观经济理论、数理逻辑、数学模型、计算公式、技巧、方法等工具进行全方位的翻来覆去地梳理与解读，使初来乍到本不具有专业方向及定位的知识背景的本科生，不仅因其激情、兴趣与偏好，还与经济霸权脱离不了情感瓜葛，更源自于经济学的话语，理论与学术氛围，似乎到财经校园，时时都能呼吸到流动清新的经济气息，处处都能觉察到财富的价值形态变幻无穷的奇妙，财经类本科学生早已在一个被设计成固定模式的财经类专业知识框架体系里被熏陶，使其思维方式无不打上经济或算计的烙印。因而，财经学校之财经专业本科生在理解财税法时，其思路似行云流水般对财税法的认知也能充分扩充其价值损益的想象空间和来龙去脉。

当然，财经专业本科学生对经济的悟性和敏感，并不能掩盖其对法律规范和法学理论之技术和技巧同样深地介入财税法之中给财经专业学生造成的艰涩与困惑。即是说，在教学的过程中，笔者也明显地感到财经学校财经类专业的本科生对法、法律及其规范的理解和反应就较之本校经济法学专业的本科学生迟钝，这使得他们在把握法律主体及行为的界定上比较困难，这类学生追询的问题，大都是涉及法理学的基础理论问题。不过，同一所学校，经济法学专业的本科学生在财税法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其进度相对明显地慢于前者，效果也明显不如前者。由此可见，财经学校内的财经专业与经济法

学专业的本科生在财税法教学过程中，并不能因为在校园踏内同一块草皮而相得益彰和发展得比较平衡，这里当然涉及到教学计划的设计与课程的科学合理安排问题。

2．政法类高校拥有法科教学与科研的最高话语权。在高校复招之初，政法类财税法意识形态化，其教材及理论体系，课程内容、设置、教学计划等基本要素与眼下的财税法理念截然不同而无法相提并论，前者更多的是人治和计划经济遗留的产物，后者系法治和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理论与实践，前者的内容被后者所替代其形式的表象也就失去了内力的支撑。为此，一方面，如今政法类高校的财税法教学应追逐法治和市场经济的理念，将法权的人人享有和应有的公平、正义道德基础价值贯穿其中，不仅要有描述，更应该增加评价和倡言驳论。虽然，财税法只是税收、预决算等法律关系的行为规范，但解读现代法治自古罗马法漫长的进化历程所构建的实存法律的有机整体，并不能孤立地去看待某一法律规范的地位、功能和作用，否则“设想美国法律实际上或者可以不受财政权衡的影响，这种设想只能使我们对权利保护的政治现实熟视无睹。尽管让人心痛，但是很现实，权利的成本意味着提取和再分配公共资源的政府部门实质上影响着我们权利的价值、范围以及可行性”。[1]所以，尤其是法理性解读财税法需要旁征博引去揭示和充实纳税义务背后的东西——权利。

另一方面，如今政法高校之财税法课程的开设不必复言是法治经济的要求，而不可不说的是政法高校的财税法讲授仍停留在法律基本概念、原则、理论等抽象的话语上，至少于市场对税务人才的需求是格格不入的。财税法贯穿始终的计算公式、技术、技巧设计，不可能因为重复千万次公平、公正原则就能使公平赋税、纳税人的权利得以保障、税收征管等诸多问题迎刃而解。他们必须接受经济学思维方式和计算的技术技巧等方面的强化训练。否则，如果说只懂计算，不知概念，就可能是那种自己被卖了还帮别人数票子的人；那么只懂概念，不知计算，则无异于那种被“忽悠”之后还如数奉送谢意。在教学实践中，法学专业的学生对财税法中有关法的东西耳热能详，对钻文字、概念牛角尖有浓郁的兴趣，每逢阐释、界定之内容，他们总是眼亮嘴快，津津乐道，然而一遇到实务性、操作性问题，就明显感觉到一脸茫然，思维瞬时停顿。培养这样的学生，一旦步入社会难免不背上“光说不练”、“动手能力差”之骂名。当然，这与学校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内容要求、师资的知识结构和素养是否合理和科学是密切相关的，只有学科交融，资源互补，财税法的教学才能跃上一个新的台阶，而不论是财经类大学，还是政法类大学概莫如此。

二、财税法本科教学平台的市场定位

相同的财税法教材和课程，不同的区域、学校、学科、教学资源配置、市场需求和不同制度安排下的不同专业学生对财税法课程的反应是不同的。综合分析上述元素，可以梳理出财税法需要明确的与WTO全面接轨的方向和市场经济的定位，以及因应的教学改革对策。

财税法本科教学平台定位于何方?换言之，财税法本科教学之内容虽属国内法的范畴，但他的理念却理应是以人为本的，而不应被区域和专业学科个性化所分割出现明显的差异。从资源配置上，不应存在严重的“瘸腿”现象。自我国引入和确立“公共财政理论”和“纳税人”概念，以及加入WTO时起，就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遵循国际规则的法治经济之路，而不能让传统意识形态成为经济、贸易、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发展的桎梏。由此，在实务上应尽可能扩展眼界，多了解别国的经验和操作办法，在比较和分析研究中寻求资源的最优配置；在理论讲授上，则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仅应在专业课程教学计划的结构组合上，采取兼容并包的不同理论流派并存的差额选课制度，而且还应提倡良好的学术批判精神。毕竟，理论只有在批判中，才能确立其自身的恒久价值。

纳税人的普遍性及其义务和相应的权利的法定化便注定了财税法制继往开来，发扬光大的广阔的未来前景。纵使不致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那也至少不能不为其提供全面履行纳税义务和主张相应权利所需要的精通专业知识人才的储备，而且，法治经济对这一专业人才资源的需求总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而不断增强，因而，财税法本科阶段着眼于培养社会应用型人才，其教学定位当是法治经济的内生性与外生性的统一。

一国财税法之效力及于本国疆界之内的所有不同区域之公民，除了国家根据宏观层面的特殊情况在财税法中作出差异性制度安排之外，作为纳税人的国民对财税法的受用并不存在因文化而出现的实质性差异，故而在社会层面普遍适用且属于应用型和操作性的本科财税法，不仅应有法意和法理学的规定性，而且还要有可操作性，前者遵从税收征纳法定原则，而后者则取向于立法之规范层面上技术技巧的合理安排和运用。

不论本科生自己的偏好怎样，对财税法的感受如何，原本就不影响财税法作为普适性的法律应用于企业、集体和公民个人将产生的征纳法律关系，财税法知识结构及其深度的特殊性亦不会也不应该因难度而被削弱，尽管纳税人的义务还有待其他权利的伸张、落实和保障来支撑，但即使是这种实然性状况，也反证了财税法知识的普及程度还不足以达到或上升到具有民主国家公民纳税人意识的思想境界，而要建立良好的财税法法治秩序，作为本科段凡开设财税法课程的专业教学计划的设计，无疑都应当身体力行地承担起传播和应用财税法，服务于税收法治的重任。从实然走向应然。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我国加入WTO意味着其规则对国内各主体具有约束力，国内不仅要扬长避短、强其自身、增强国力，而且还要努力提升本国国民的国民待遇，包括经济的和政治的；不仅要在社会活动中体现平等，而且应当纳入财税法教学内容，这也是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越性的内在要求，否则，在国内的垄断或非公平竞争，何谈树立作为义务主体的纳税人意识呢?

三、财税法本科教学改革的对策

综观财税法本科教学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要培养既有一定财税法学理论功底，又侧重于娴熟自如地运用财税法技术技巧的实务人才，财税法本科教学改革应有以下对策。

1．财税法所涵盖的知识结构。财税法不仅具有一般法及法律渊源意义上的界定、概念，规范、解释等抽象的知识及体系结构，而且税作为国家向企业、集体或个人征收的货币或实物，其表现形态并不像一般人们所理解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物体，而是要在商品和劳务的价值化形态中去作纷繁复杂的甄别与计算才能得出赋税的量化指标，这个量化指标无疑是本科法学专业学生倍感困扰之所在。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财经专业的学生在税法法理学的知识结构中没有迷惑或偏好劣势，只是因为法律的规范性较为客观和稳定，而不显得不可捉摸而已，因而财税法本科教学照本宣科是对学生隐性知识结构失衡缺乏认知的表现，这意味着财税法本科教学的起点，就应针对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学科环境形成的不同偏好或差异性取长补短，强化应对其环境可能存在的“软肋”的教学计划设计，适当增加其辅助课程、课时、教学和实践环节，以达致“扭亏为盈”的知识结构的平衡。

2．财税法课程的教学长期陷入困境。皆因财税法自身独特而又要求较高水准的法学和经济学知识结构，而国内长期缺乏基于财税法专业人才及师资的培养所致。实际上，不论是财经类大学的财经专业，还是政法类大学的财会专业，或是综合性大学的经济学、管理学专业，都存在着缺乏法理学及部门法学方面的专门训练的思维单一的问题；相反，不论是政法类大学的法律专业，还是财经类大学的法律专业，或是综合性大学的法律专业，同样免不了存在经济学及财税知识的短缺问题。现有的财税法师资均是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施以“恶补”之后转化而成的，即使如此，实践中也很难否定有带着“一条腿”上讲坛的。因此，财税法师资的培养，不仅应从高校中自身培养财税法专业的知识结构兼具的专门人才，而且还应当引入相关实务部门培训师资(高级人才)的议事计划，以矫正现有财税法教师知识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最终使财税法师资队伍形成一支知识兼备、年龄、层次结构合理的独立的力量，以适应市场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

3．财税法教学潜在的要求是财税经济知识与法学知识的架构，而实际上不同类别的跨学科知识领域的进入是存在壁垒的。笔者认为，进入壁垒是随着年龄和某一类别的专业知识的积累而增高的，其深层原因是两门不同学科的思维方式存在着差异，因而财税法本科阶段，财税经济知识和税法学知识的齐头并进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眼下并没有给予财税法专业应有的重要地位，两个不同专业学科的知识体系不能融会贯通自成体系，致使专业性较强的人才需求只能通过拾遗补缺或嫁接来满足，所以，建议规范就业渠道，创设财税法学(本科)专业，以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4．尽管拥有法学和经济学专业知识至关重要、缺一不可，但社会实践环节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能够提供栖身于注册会计师、评估师、注册税务师、证券期货业务高级管理人员、各类大中小型企业财务经理等进行培训、接触和互动交流，想必会受益匪浅。实务部门业务人员将会将实践中遇到的大量疑难问题抛置于讲坛之上，使人不得不在错综复杂的问题之中穿梭，不厌其烦地梳理问题之中的线索，在潜移默化中增长见识，于苦苦觅思中寻求问题解。有鉴于此，建议学习财税法切忌纸上谈兵，一定要深入实践，学校开设财税法课程有必要安排实习，例如，到事务所、税务机关或企业等进行调查研究。只有这样，高校本科财税法教学才能为社会推出合格的应用型人才。

【注释】

[1]史蒂芬;霍尔姆斯．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MI．毕竟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杜，2004．

第3篇

[关键词]法律关系权力关系说债务关系说

税法作为国家征税之法及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法律关系是一定的事实状态通过法律调整所形成的法律状态。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法的核心，是税收法律基本理念、原则的最直接体现。税收法律关系的定性，直接影响到税收法律的制度建设和实施。

（一）学界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主要观点

关于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历史上曾长期存在“权力关系说”和“债务关系说”以及折中的二元论观点之争。

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争论最早源自德国。权力关系说以德国的OttoMayer为代表的传统性学说。该学说把税收法律关系作为国民对国家的课税权的服从关系来理解。是依靠财政权力而产生的关系，国家或地区公共团体享有优越于人民的权力，而人民则必须服从这种权力。因此，从性质上看，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关系，“在税法领域中是以法律——课税处分——滞纳处分——税罚则这样一形式来行使课税权的。因此德国行政法学者视课税权的行使同警察领域中的警察权的行使形式如出一辙。按这样的观点看，税的法律关系是以课税处分为中心而构成的权力服从关系。因此税法具有同行政法其他领域相同的性质。故将税法作为特别行政法的一个部门是可能的。这样就不存在税法作为独立法学部门法的逻辑上的必然性。”

债务关系说以德国法学家AlbertHensel为代表，以1919年的税法通则制定为契机所提倡出来的学说。该学说提倡把税的法律关系作为由国家向纳税者要求履行税的债务的关系。即在法律面前，把国家和纳税者的关系定性为债权者和债务者互相对立的公法上的债务关系。AlbertHensel在1924年出版的《税法》中明确主张税收法律关系在性质上属于一种公法的债权债务关系，认为税收债务的成立不以行政权的介入为必要条件。债务关系说在1926年3月于德国的Munister召开的德国法学者协会上同权力关系说的争论中才得以明确的。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乃是法律上的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对应关系，税收法律关系乃是一种公法上的债务关系。

在理念上，权力关系说和债务关系说的区别十分明显。权力关系说强调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在法律关系中对人民的优越地位，而债务关系说则强调二者之间地位的对等；权力关系说强调税收中的命令服从，不注重纳税人的权利救济，而债务关系说则强调税收构成要件的法定和依法征税，重视纳税人的权利保护；权力关系说以行政权力为中心构筑税法的体系，维护权力的优越地位成为其论证的基点，而债务关系说的意义恰恰就在于提供一种钳制行政权力的机制，使现代税法的目的发生根本转变；权力关系说不重视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的区分，习惯于从税收程序法的角度看待税收实体法，而债务关系说则特别强调税收实体法区别于税收程序法的独特意义，主张程序法对实体法的从属地位。

在制度上，权力关系说和债务关系说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主张税收债务必须根据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方可成立。如果不经过税收核定程序，即便纳税人的行为已经满足课税要件，也不发生纳税义务。因此，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对税收法律关系具有创设性意义。而后者则认为，税收之债的发生与行政权力毫不相干。当税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实现时，税收债务即自动成立，税收机关的行政行为只不过是对税收债务的具体确认，其在法律上不具有创设性意义。

随着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税收法律关系中权力的要素逐渐退居幕后。摆正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法律地位平等的关系，树立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新观念，正日益成为共识。如，日本学者北野弘久主张彻底的债务关系说，他认为“我们是以法实践论为标准来考察税法学原理的，如采用二元论的主张只会使我们整个理论背离研究的主旨。因为二元论无法解答这样的问题：租税法律关系应以什么为中心？租税法律关系建立的基础是什么？研究租税法律关系的中心，从而将租税法律关系的性质归结为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是笔者认为的比较妥当的研究方法。其理由是因为这种观点在与传统行政法诀别的税法学中，已将租税法律关系的性质归结为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至少从实践论的角度出发，也要求用债务关系说统一地把握对租税法律关系性质的认识。”

我国台湾学者康炎村在整个税法领域坚持债务关系说，他认为实体性质的租税关系是一种公法上的债务关系，只要符合实体税法所规定的抽象要件，租税债务即自行成立，不需要税务机关行政行为的介入。“纵使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对于具备租税要件者，运用其固有之行政作用，以求实体的租税债权之实现，而为征收之下命，亦仅具有行政处分之形式而已，本质上仍是行使其实体的租税债权之请求权，与私人之行使其债权之请求权，固无实质上之差异。仅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所行使者，为公法上之债权，应依据公法上有关税法之规定；而私人或私法人所行使者，以私法上之债权，应根据私法上有关契约之订定，稍有差异而已。至其均属本诸以成立之债务关系而为行使，并无不同。故就租税之课征手续观之，租税法律关系虽有‘权力关系’之形式，唯就纳税人对国家之租税债务内容观之，则有‘债务关系’之实质。”

日本学者金子宏被认为是税收法律关系二元论的代表，主张将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分别按其性质归入债权债务关系和权力服从关系，既不赞成单一的债权债务关系说也不赞成单一的权力服从关系说。“当用法技术观点来看实定税法时，即可发现很难把税的法律关系一元性的归为权力关系和债务关系，因在税的法律关系中包括各种法律关系。即不得不承认有些关系是债务关系；有些关系是权力关系。比如，更正、决定和滞纳处分等的关系从法技术上来看显然是权力关系的结构。因此，将税法律关系一元性地给以定性的观点是不适当的。而把税的关系作为性质不同的诸法律关系的群体来理解，可以说是对税法律关系的正确认识。”

我国台湾学者陈秀清在其《税收总论》中将税收法律关系分为债权债务关系和程序义务关系是典型的二元论观点。张劲松在其《租税法概论》中也主张实体性质的税法关系是一种租税债务关系，而程序性质的租税行政，则是一种公法上的权力关系。由于分析的视角和方法的不同，学者所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二）我国税收法律关系性质分析

根据税法理论和我国的实际国情，笔者认为我国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为：公法债权债务关系，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1．税收法律关系具有公法性质。税收征纳是国家凭借所掌握的政治权力，取得社会物质财富的一部分，再根据实现国家职能的公共需要将这部分财富进行分配使用。国家征收税务的权力是从其国家中派生出来的。国家设定征税权的目的，是使其得以借此强制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以公法标准衡量，税收法律关系当然具有公法性质。

2．税收征纳法律关系是主体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债是特定当事人之间，得请求特定行为的财产性民事法律关系。债的要素是构成债具体关系的具体成分，它包括：债的主体、债的内容、债的客体三要素。税务征收过程中产生的征收法律关系是特定主体之间产生的特定财产关系，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是基于法律的规定而产生，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国家是享有征收权利的债权人，纳税人是负有缴纳义务的债务人，他们共同构成了税收之债的主体。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债的内容是债权人的权利和债务人的义务。债的客体是债务人的给付。债是法学领域中历史悠久的一个概念。以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为中心构建税法体系，首先可以理顺税法内部的复杂关系，将各种法律关系建立在税收债权债务关系基础上，不必再套用行政法的定式来模拟税法体系。其次，税收债权债务关系可以帮助税法建立与私法交流的平台。以债法的通用思维结合税法的公法特性，解决二者交集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是最为简易可行的思路。债务关系说导入税收债务观念，赋予了税法学以全新的视角，为税法学理论体系的突破带来了希望。在税法中导入“税收债务”的概念，可以直接借用债法的规范结构，更恰当地处理纳税义务关系，提供税法学上的说理工具，也为现代税法规范结构的构建提供了新思路。正如日本学者金子宏教授所指出：“债务关系说为迄今的法律学上所一向忽视的‘公法上的债务’这一领域带来了光明，构成其中心的税收债务，是对课税要素进行研究和体系变为可能。”传统民法理论认为，债是特定当事人之间以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优帝在《法学阶梯》中称：“债是依国法使他人为一定给付的法锁。”传统民法认为债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性质：一是债权是财产权。债权是在交换或分配各种利益时产生的权利，其给付须以财产或可以评价的财产的利益为主要内容。其权利内容属财产权。二是债权是请求权。债是特定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债权的实现无不需要债务人的协助，故债权是债权人请求债务人为特定行为的权利。因而就权利的作用而言，债权属请求权。三是债权是对人权。债权人对其债权，原则上只能请求债务人履行，不能直接请求第三人履行。根据税收法定主义的精神，当某一法律事实符合税法所规定的纳税的构成要件时，该法律事实中的特定当事人就依法负有纳税义务，同时，作为税收权利人的国家或地方政府相应享有请求该纳税人纳税的权利。此种权利与义务与私法之债的某些基本属性相一致，具有财产性质，是特定当事人之间转移财产的一种关系，因而与私法之债类似。因此，税法学者多借用私法上的债务观念，将“纳税义务”理解为“税收债务”，并认为税收实体法所规范的纳税义务关系性质上为债权债务关系，为“公法上的债务关系”的一种。

（三）税收债权关系理论的意义

税收法律关系为公法债权债务关系可以使我们更科学地认识国家税收的性质，正如金子宏所说“债务关系说照亮了迄今为止的法律学上一直被忽视的‘公法上的债务’这一法律领域；是运用课税要件的观念就可对公法上的债务——税债务（Steuerschuld）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和体系化成为可能。因此债务关系说对税法的概念给予了全新的界定和独立的体系。即，当税法作为权力关系来提倡时，则税法不是独立的法学学科而是特别行政法的一种罢了。只有把税债务观念作为税法的中心，税法才能成为有别于行政法的独立法学科。”

北野弘久认为：立足于债务关系说的理论来构造具体的实践问题（租税立法、适用和解释税法的方式），对维护纳税者的人权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研究税收立法以及税法解释、适用的基本方法中，是否立足于债务关系说分析租税法律关系的性质，是目前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税收债务关系说可以解决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特性，可以为税法学创造独立的学术空间，可以为税法研究提供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可以帮助税法从保障国家权力运作向维护纳税人权利的全面转型。

将税收法律关系理解为公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体现了一种价值观念的转换，即从国家利益本位转向重视私权的保护，将人身利益(人权)置于突出地位。摒弃税收法律关系是单务法律关系的观念，不再将国家置于高不可攀的神坛上，而是将其放在与尘世中的私权主体相对平等的位置上，成为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中地位相对平等的一方当事人。同时，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的纳税人，也被法律赋予了更多的权利，使其能更好地保护自身的利益。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法律的发展“以人为本”的趋势。这样做，一方面使纳税人的权利得到了更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也有效地规范了征税行为，有利于提高我国的法治水平，建立和谐的征税关系。

因此税收征纳的公法债权债务关系有利于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保障纳税人权益，它是我国《税收征管法》相关条款存在的理论依据，也是研究税收法律其他问题的前提。

参考文献：

[1]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金子宏.日本税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北野弘久.税法学原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

第4篇

[关键词]税法；公平价值；效率价值；非稳定性

“对税收目标的判断选择实际反映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人文精神与物质利益、终极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争议。其中效率价值优先无疑是代表了工具理论优先、物质利益优先、功利主义优先。平等价值优先则是提倡价值理论优先、伦理原则优先、终极价值优先。”这就决定了在税收历史的发展中人们会对税法的公平与效率价值有不同的偏好。20世纪末期以来，最适课税理论越来越成为各国优化和完善其税制结构的理论依据。最适课税理论以资源配置的效率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为准则，促使各国政府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尽力构建经济合理的税制体系。本文旨在理论上厘清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并以美国遗产税法为例，具体分析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以期对我国税法的理论建设和现实立法有所裨益。

一、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理论考辨

(一)税法公平、效率价值理论渊源

税法是国家权力机关及其授权的行政机关制定的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税法公平、效率价值是指国家以立法形式设置和征收某种税能否满足公平或效率需求，其体现了立法者所追求的价值。历史上，税法公平、效率价值多以税收基本原则的面目出现。威廉·配弟在其《政治算术》(1676年)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公平”、“简便”和“节省”等有关税收原则的理论；随后，尤斯蒂在《财政学体系》中提出了关于赋税的六大原则；18世纪末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明确、系统地提出了著名的赋税四大原则，即平等原则、确定原则、便利原则和经济原则，与尤斯蒂的六大原则相当接近；19世纪后期，阿道夫·瓦格纳将税收原则归结为“四项九端原则”；到20世纪，经过萨缪尔森等对其进一步阐述，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税法价值表述，如平等、公平、中性、经济等。尽管其总结归纳的名目不尽相同，但几乎都包括“公平”和“效率”两个基本原则，或者将“公平”和“效率”作为税法价值链的中心环节。可见，公平、效率价值是税法价值的核心，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的税法都必须具备其中之一，才能称之为合理的、正当的税法。

(二)税法公平、效率价值理论概述

税法的公平价值“是由税法作为法律范畴的特性和其固有职能决定的”。公平符合法律的最高理性要求和最高价值目标，是法律调整社会关系追求的终极目标。它包括两种公平：一是横向公平，指对有同等支付能力的人同等征税，这种公平也被称为税法的形式正义原则；二是纵向公平，指对不等经济地位的人实行差别待遇，抑制经济地位高的而照顾经济地位低的，不同支付能力的人不等纳税，收入多的人税负重，收入少的税负轻。爱泼斯坦认为“可以用税收来重新分配财富”，所谓税法的纵向公平就是“分配正义”，即税法对不同收入水平(支付能力)的纳税人的收入分配实行不同的干预才算得上是公平。

税法的效率价值要求以最小的费用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并利用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妨碍。由此看来，其包括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率。由于行政效率属于行政法学研究的范围，故本文不予考察，本文只考察税法的经济效率，即税收法律制度应为促使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中性税收制度，税收的课征应当尽可能避免对经济造成额外负担。

(三)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

1、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的原因。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所以具有非稳定性，主要是因为税法功能位阶秩序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必须根据具体的税种和具体的社会背景才能最后确定。这就导致税法的价值体系会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非稳定性而处于相应的不确定的位阶上，往往需要通过具体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税种的情形来把握。胡泊曼指出：“各种价值不仅有不同的‘高低阶层’，其于个案中是否应被优先考量，亦完全视具体情况而定。因此，一种‘较高’价值可能必须对另一‘较低’价值让步，假使后者关涉一种基本生活需要，而假使不为前述退让，此生活需要即不能满足的话。”

2、税法公平、效率价值是矛盾的统一体。税法的公平价值在于保障国家对个人财富在公民之间的平等分配，但这种对平等的追求并不意味着达到在所有分配上的绝对平等，因为绝对平等将导致个人能动性的丧失，社会会因此陷入止步不前的境地。在社会分配中保持一定的张力是经济能够持续增长所必不可少的条件，需要税法的效率价值予以保证；同时，税法追求效率价值也只能是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全面发展。事实上，对社会公平价值的保护在多数情况下有利于对效率价值的追求；反过来，对效率价值的追求也与对社会公平价值的保护并行不悖。效率的提高意味着社会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持基本财富的平等分配，同时也意味着个人拥有更多的利用自身权利的能力。

3、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在我国税法中的表现。一方面，从具体的税种可以看出其不稳定性。如在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和车船使用税等财产税中，其价值体现为再分配的公平价值；而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印花税等流转税和行为税中，更侧重于税法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另一方面，税法公平、效率价值的非稳定性还表现在不同经济发展态势下对税法的适当调整。主要表现在贯彻国家的某项特定的政策，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调节作用。如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始于1983年，在控制自筹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引导投资方向等方面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自1998年以来，我国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增加投资，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与此相适应，1999年下半年我国减半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自2000年1月1日起暂停征收。

二、CA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的实证研究——以美国遗产税法为例

如前所述，税法以“收入再分配功能”为核心的“公平价值”和以“经济运行的效率”的“效率价值”不是并行的关系，而是有先后顺序和强弱之分。即“公平价值”是一种“强价值”或“普遍价值”，是税法追求的终极价值；“效率价值”是一种“弱价值”或“片面价值”，是税法在一定经济形势下的权宜价值。两种价值的位阶也并非永恒不变，它会随着具体税种的不同以及社会经济态势的发展而变化。在这方面，美国遗产税法的历史发展可以说是立法者在税法“公平”和“效率”价值之间反复博弈的一个典型例子。

(一)21世纪以前的美国遗产税法以公平价值为首要目标

现行美国遗产税法产生于20世纪50、60年代外部战争和内部的动荡不安时期，立法者们希望通过平等性、公平的价值来谋求社会秩序的恢复和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因此设立了旨在对世袭财产进行再分配的继承和赠与征税的遗产税法体系。应该说，其体系的设置、税率结构和纳税义务人等的规定都符合了税法之公平正义要求。

1、它实行的是三位一体的总遗产税制，体现了公平价值。所谓三位一体税制是指在税种体系中，遗产税与赠与税是合并统一征收的，并适用同一税率；而隔代转移税，作为遗产税和赠与税的一个补充税种，主要是防止遗产隔代转移以逃避应交遗产税的行为而开征的。隔代转移税的实质就是对财产的转移在每一代都征一次遗产税，以达到与不隔代赠与结果保持一致的目的。这样，不仅对公民生前和死亡时的遗产行为进行了再分配，也有效地避免了财产的直接和间接转移中的不公平分配问题，从体系上体现了公平价值的要求。

2、它规定的义务人纳税的原则达到了公平价值的要求。美国实行的是总遗产税制，即遗产税和隔代遗产税就被继承人死亡时所遗留的财产价值课税，以遗嘱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为纳税义务人；同样，赠与税是就赠与人所赠的财产的价值课税，以受赠人为纳税义务人。这种对纳税义务人的规定符合公平价值的要求。因为这样规定决定了作为调节社会成员财产差距的遗产税有必要将接受者作为纳税义务人，从而减少由于家庭出生所造成的市场体系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偶然性基础，达到了公平价值的要求。

3、它确定的累进税率贯彻了公平价值。(1)累进税率有利于实现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2)累进税率结构的设置是所得税制的有效补充。首先，美国遗产税实行的17级超额累进税率，弥补了所得税的累进程度；其次，美国遗产税是对美国个人所得税不予计征的应税所得项目、所得扣除项目和税收抵免等优惠政策的补充征收，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资本收益转移时的征收(美国税法对个人所得的资本收益都采取了低于其他所得税的税率)。因此，作为所得税有效补充的遗产税实行累进税率是税法之公平价值的必然要求。

4、它有利于慈善捐赠行为产生，实现了公平价值。对1982年死者遗产税申报与他们1981年的联邦所得税申报和其继承人1981年的纳税申报的比较研究表明，遗产税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表现为以下三方面：一是生前和死亡时的遗产税税率与慈善捐赠行为呈正比关系，即税率越高，慈善捐赠行为发生率越高；二是死亡时的慈善捐赠与遗产税的边际税率联系紧密；三是遗产税对慈善赠与的抵免也鼓励了死亡时和生前的慈善捐赠行为。因此，美国遗产税有效地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体现了税法的公平价值。

(二)美国最近关于是否取消遗产税的争论，体现了税法效率价值趋向

1、关于是否取消遗产税的争论的经济背景。事实上，布什2001年的减税方案和他就任总统时美国的经济状况密不可分。2001年布什就任时，适逢美国经济从历史最长的巅峰跌落，面对这种经济情况，供给学派得以广泛推行。他们反对国家干预经济，鼓吹自由放任政策。他们充分肯定了减税对刺激生产的作用，强调税法的效率价值。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为刺激经济复苏，布什以减税作为其经济政策的核心，每年都推出一个减税计划。在2004年的美国总统连任竞选中，布什仍反复强调要将他推出的一些减税措施永久化，其中当然包括对联邦遗产税的减免。

2、关于是否取消遗产税的争论的内容。过去200多年来，美国联邦政府遗产税曾三次开征，三次废止。1916年，政府第四次开征遗产税，延续至今。是保留还是再次废止?美国两大政党各执一词，争论不断。2001年7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正式签署大规模减税方案，有关遗产税部分规定从法案生效日起，逐步递减，2001年为55％，2003年为49％，2004年为48％，2005年为47％，2006年为46％，2007年为45％。遗产税将在2010年停止征收一年，但同时又加了一条“夕阳条款”似的补充规定：到2011年重新回到2001年的征税水平。2002年7月，美国第107届国会第二次又提出了删去保留条款、永久取消遗产税的议案，该议案经众议院通过后，参议院进行了表决，参议院表决的结果是54:44，没有达到事先达成的须66票多数通过的协议要求。美国取消联邦遗产税制之争反映了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的两种思潮，也是美国百余年来税收立法思想的两个极端——自由竞争和社会公平哪个更重要?转3、支持取消遗产税的理由。支持者认为遗产税阻碍了自由竞争，不利于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其主要理由如下：一是就财政收入角度看，遗产税是小税种。无论从绝对量，还是从相对数量来看，这一税种的收入水平一直保持相对较低的水平，如1999～2003年，遗产税的税收总额只占到国内国民收入(GDP)的0.29％左右。二是遗产税打击了人们对投资、工作和储蓄的积极性，人们为了逃避遗产税和赠与税，不是减少投资、工作和储蓄，就是增加即期消费。三是遗产税的征收成本较高。以1998年为例，遗产税收入为230亿美元，而征税成本是480亿美元，征税成本高于税收收入多达250亿美元。

可见，由于现今美国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使得税法之效率价值超越公平价值成为美国税法价值的主旨，体现了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位阶的不稳定性。

(三)小结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美国税法的公平价值向效率价值转移是必然的。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美国遗产税今后的发展将遭遇税法公平价值的强烈对抗。主要表现在：首先，现在美国社会贫富悬殊很大。而取消对大量集中的财富和权力的一种公平、效率价值约束的遗产税，将扩大富人和普通美国公民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的鸿沟，只能使美国的富人得利，而进一步损害那些人不敷出的穷人的利益。其次，现行的遗产税法对鼓励慈善捐赠行为起着积极作用，废除遗产税将使富人向公益事业捐赠的一大动力消减。最后，取消联邦遗产税可能会造成一些其他的问题。如将去除目前联邦税法中累进水平最高的税收手段，损害非盈利集团的利益，甚至会抑止储蓄、劳动力供给的增长；而且废除联邦遗产税还将造成所得税资本收益的征收漏洞，并将使所得税制度下的避税行为增加，减少财政收入。总之，税法之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正是在这种博弈中寻求平衡点，达到税法的健全和良好状态。

三、税法公平、效率价值非稳定性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初步看到了税法之公平、效率价值具有的不稳定性。重要的是我们应将税法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从对规则体系的演绎说明和对原则含义的归纳总结的层次，进一步深入到对价值系统的建构的更高水平。具体来讲，要在立法中恢复税法的价值取向的本来面目，以公平、效率价值为追求的目标，结合国情，针对具体的社会背景和不同的税种，充分考虑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不稳定性。

(一)新一轮税改是税法公平、效率价值的内在要求

1、企业所得税内外并轨体现了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2008年1月起施行的《企业所得税法》是对我国原来分立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修订后的结果。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律从分立到今天的并轨，反映了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原来我国内外企业分离的所得税法是由立法之际的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情况决定的。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吸引外资，推出很多对外企有利的税收优惠政策，意在吸引大量外资，提高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率。十几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证明，这种在特定时期，优先考虑税法的效率价值的立法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加速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今天的经济环境和过去相比已大相径庭，税负不公也是造成多年来内资企业偷税漏税、假合资、空壳企业等现象层出不穷的诱因；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原来的税制违背了世贸组织的中性原则，也不符合世贸组织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和平等竞争的原则。在这样的背景下，税法的公平价值必然应该取代效率价值，引导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立法的前进和发展的方向。

2、增值税转型也要发挥税法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现行增值税法出台的宏观背景是治理通货膨胀，抑制投资过热。生产型增值税对投资新项目的固定资产不予抵扣，加大了投资者的税负支出。但是，继1996年中国经济软着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逐步显现，通货紧缩形势严峻。积极财政政策的推出成为政府的唯一选择，每年发行1500亿左右的国债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砝码。我们不难看出，作为应将效率价值放置于首要位置的增值税与当时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不一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投资、拉动内需，而我们的增值税法却对投资课以重税，这与税法之效率价值所追求的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应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或最大限度地减少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妨碍是南辕北辙的，相差甚远。因此，在新一轮的税改中，现行的增值税法结构，必须做根本性调整。在坚持市场经济税收原则的前提下，要把税收政策取向，从治理通货膨胀、对投资征重税这个方向扭转过来，以税法的效率价值作为衡量其优劣的尺度和标准，从而实现增值税的经济调控功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遗产税是否开征应充分考虑税法之公平、效率价值之非稳定性

仅就税法的公平价值和效率价值本身而言，不可断然言我国的遗产税立法应选择何种公平、效率价值。笔者根据前面对公平、效率价值及其非稳定性的探讨，以及对中国具体国情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根据税法效率价值应缓征遗产税。目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还处于初级阶段，大多数致富者都是创业者，其拥有的财富基本上是以经营性财产为主，按照国际惯例，这部分财产应予以一定的抵扣，因此我国私人财富的拥有量难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提并论；此外，开征遗产税会抑制储蓄，长期来看，会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下降，鼓励富人进行生活性消费，这不符合我国现在的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目标；再有，开征遗产税可能还会带来资金外流等负面影响。因此，在我国正处于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时期，此时提出再分配财富的公平价值为时尚早。

第5篇

    资本弱化已成为跨国公司乃至国内公司避税的一种重要手段,也是国际税收领域面临的新课题。考察美、英、德、日等国的税收制度及相关状况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多已制定了相应的反避税措施。我国也应该借鉴相关的国际经验,以促进公平贸易和我国税制的规范化。

    一、资本弱化的概念

    从形式上看,资本弱化就是指公司的资本结构中负债资本远远大于权益资本的资本结构安排。但如果投资者不是有意识的通过操纵债务和股权比例失调来追求一定税务利益的话,企业融资时尽量利用借贷融资,而较少利用股份融资这一现象不应成为各国税务当局关注的问题,也不会成为税法学研究的对象。只有当投资者是为了逃避其本应承担的税收负担,而有意识地过多选择负债筹资而非股本筹资时,这一现象才会为税务当局和税法学界所关注,因此税法学(特别是是国际税法学)是把资本弱化作为一种避税方式加以研究的。与税收学更多关注税收资金的运动过程,研究如何提高税收经济活动效率相比,税法学更多的着眼于税收关系中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税法学对资本弱化这一种避税方式进行研究主要是防止纳税人逃避其应承担的税负,维护国家作为税收征收法律关系中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从法理上讲,资本弱化这种损害国家法定税收利益的行为显然是无效的,国家有权对其进行纠正,从而对受损害的国家税收利益进行救济。从这一角度出发,资本弱化是指公司投资者投资于公司的资本中,不恰当的提高负债比例从而相应的降低股本的比重,增加利息获得更多的税前扣除,以减少应纳所得税[2]。与之相对应,资本弱化税制可以定义为关于资本弱化的基本原则、方法、措施以及有关协调的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则的总称。

    二、各国资本弱化税制的比较

    (一)美国

    作为世界上税收制度最复杂的国家,美国在1976年就制定了资本弱化税制(IRC第385条),1989年增加163条J条款后,使其更加完善。其基本内容包括:1、税收署可制定补充规定,以企业双方关系的实质为准,严格界定适用税法的关联企业;2、国内收入署有权对关联企业间往来款是债务还是投资的性质进行审查认定;3、按照债务与资本净值1.5;1的法定比率来核定,凡认定的债务总额与资产净额之比超过这一标准的即属资本弱化,其债务超额部分的利息支出便不予扣除,并要依法扣缴预提税。美国在《收入调和法案》中对资本弱化问题作了税法规定,不允许扣除“不符合规定的利息”。这里“不符合规定的利息”,是指下述情况下美国公司向国外关联公司支付的利息:1、当国外关联公司得到这笔利息后由于该所得不属于与美国的生产经营有实际联系的所得,所以国外关联公司不必就该所得向美国政府缴纳所得税;2、根据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税收协定,该利息可以不缴或少缴美国的预提所得税。此外。“不符合规定的利息”还包括美国公司向美国的免税单位支付的利息。在此基础上,“不符合规定的利息”,还应该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美国公司的净利息费用超过了当年的利息扣除限额,这部分超额利息不能扣除,利息的扣除限额等于公司当年调整后应税所得的5O加上上一年结转下来的余额;2、公司在纳税年末的债务一股本比率超过1.5:1,在计算居民企业的债务股权比例时,与大多数国家针对单个非居民股东,债权和股权都是特定非居民股东对居民企业享有不同,美国并不要求接受股息分配的关联方必须是非居民。此外,美国税法还规定,如果非关联企业之间在相同或相似情况下不可能提供的贷款,而关联企业之间(要求股权控制在50以上)发生了这样的贷款,税务当局则应当认定该贷款为“非正常交易”,关联企业内部的贷款就应当视为股权,贷款利息不允许税前扣除[3]。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资本弱化制度是同时采取了固定比例法和正常交易法,从而避免只采取一种方法带来的弊端,这也是各国资本弱化制度发展的趋势。

第6篇

【关键词】 所得税会计 所得税会计模式 国际比较

一、所得税会计基本概述

所得税会计指的是对纳税人应纳税所得制订的理论体系和会计核算方法，是税务会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表现为按照一国的所得税法规体系进行的独立会计活动。

所得税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主要包括作为纳税主体的企业和国家税收机关。国家税收机关是所得税会计信息的最重要使用者，其利用企业所得税会计相关信息检查企业是否按照所得税法规的要求及时足额地缴纳税款。另一方面，对于企业来说，依法计税是企业贯彻税收政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体现。同时，企业管理者承担着资产管理责任，使投资者权益最大化是其基本职责，纳税必然会造成企业的实际现金流出，因此所得税成本自然成为企业管理者十分关注的问题。所得税会计具有双向性，源于其信息使用者具有双重性，故所得税会计的目标有两个： 首先是向企业提供税收成本的会计信息；其次是向税务机关提供企业依法纳税的会计凭证信息。

基于这样的特性，不同国家在采取何种所得税会计模式上存在加大分歧，因此本文对国家上不同模式的所得税会计进行梳理，并提出我国所得税会计模式的改革方向。

二、所得税会计主要国际模式

西方国家大都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所以欧美国家采用的税务会计模式就是本文所指的所得税会计模式。

（一）英美所得税会计模式

英美模式强调“真实与公允”，为保护债权人和投资者的利益，要求会计制定要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给予客观公允的信息。这一模式下侧重的是债权人与投资者的利益，而税法对纳税人的财务会计中所反映出的成本、收益等信息的确定不发生直接影响，各个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等都遵循财务会计准则进行核算。期末如果会计销售、会计收益与纳税销售、纳税所得不一致，再依照税法的规定予以调整，计算纳税销售、纳税所得。

英美所得税会计模式的优点在于他有助于财务会计体系的完善和所得税会计的体系形成，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一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种模式所得税会计依照税法的规定详细列明调整项目，编制税务报表，这样可以使财务报表对纳税人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反映满足真实公允的要求。第二，这种模式企业经营活动基础上调整确认纳税销售、纳税所得，使之符合税法的要求，这样可以使财务会计真实地反映纳税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并按会计准则对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等要素进行确认、计量。第三，在实践操作中，需要所得税会计对财务会计的处理结果进行调整，使之符合税法的要求，这就促成了所得税会计的形成，并使之自成体系和不断完善，以适应纳税活动的要求，这样就有助于不断完善所得税会计体系。第四，财务会计的账务处理可以按一般会计准则、要素确认和计量的标准、报表编制要求进行，并不受税法规定的制约这样使会计准则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地予以修订和完善，从而有助于不断完善会计准则。

同时，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采用这种模式将导致企业经营性的会计信息，如会计销售、会计收益与最终的纳税销售、纳税所得记录不一致，在实务中计算应纳税款时，要进行一系列复杂的调整，增加了操作的难度。

（二）法德所得税会计模式

于英美模式不同，法德模式的主要指导思想主要是受法国拿破仑法典以及重商主义盛行的影响，它强政府（财税部门）对商业企业以及企业会计的管控。这一模式下以税收为主要导向，税法对纳税人的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收入、成本、费用和收益的确定产生直接影响，会计准则与税法的规定保持一致，并严格按照税法对会计事项的财务会计进行处理。由于应税收益与计算的会计收益一致，故无需进行所得税会计调整。这种模式下强调财务会计报告必须与税法的相一致，所得税会计也就不需要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

法德模式的优点在于其克服了英美所得税会计模式的缺点，会计凭证信息中的销售、收益与缴纳的税款销售、所得一致，这样就省去一系列复杂的调整，实务中，操作较为便利。期末计税时，可直接根据财务报表所确定的计税依据计算应纳税款。

但其缺点体现在：英美模式的优点正是该模式所缺乏的。首先是这种模式下不能按会计准则进行确认与计量，这样是因为资产、收入、费用等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受税法规定的直接影响。其次是财务报表中记录的会计信息不符合真实公允的要求，对纳税人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记录不能反映出纳税人的实际情况。再次是明显强化了税法效力，这会使财务会计核算背离一般会计准则。

（三）混合所得税会计模式

混合所得税模式以企业为导向，兼有英美、法德两种模式的特点，吸收各自模式的优点，避免了单一所得税模式的不足，实践中更具实用性；但不同国家在实践过程中又各有其特色，有的偏向于英美模式，而有的则偏向于法德模式。以日本为例，即为典型的混合模式。日本会计实践《商法》、《证券交易法》和《公司所得税法》的影响较大，公司会计会受到所得税法的直接影响，要求按会计实际收益计算应该缴纳的税款，这与典型的法德所得税会计模式极为相似。但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上通过的财务报表中所反映的收益额却不能直接用于纳税的申报，要以财务报表收益额为基础并进行必要的调整后再计算纳税额。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又具有英美模式的特点。

综上，不同国家会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选择各自偏重的所得税会计模式：在英、美等国家，所得税会计是独立于财务会计的专项会计分目；而在法、德等国家，所得税会计则完全融于财务会计；最后在混合模式著称的日本、荷兰等国，所得税会计与财务会计又分开的地方也有融合的地方。

三、我国所得税会计模式的选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同国家会根据不同的国家体制、资本市场结构等因素采取适合自己的所得税会计结构。根据我国的实际特点，本文主张实行适度分离的所得税会计模式。本文所指的适度分离模式，是综合考虑税法与所得税会计的基础上，并且独立于原有会计体系的所得税会计体系。但这种与原有的财务会计分离的体系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适应我国特殊的会计环境。在综合结合我国的特殊经济体制与会计体制的基础上，在所得税会计与财务会计两种会计体系独立并行基础上，综合考虑会计管理体制的特点与国家宏观调控需要，不能使两种体制分离程度太大。

参考文献

[1]童锦治，乔彬彬.所得税会计模式国际实践与我国的选择[J].税务研究，2004，01：55-57.

[2]邓亦文.所得税会计应用的现状、成因及推广应用的措施[J].湖南社会科学，2013，01：136-138.

[3]孙长峰.我国所得税会计的演进与启示[J].河南科技，2013，01：115+132.

第7篇

1.关于国际税法的基本特征

（1）国际税法的调整对象。国际税法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其调整对象，这是该学科研究的起点。我国学者对此历来持广义说观点，认为国际税法不仅调整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还调整国家与跨国纳税人间的税收征纳关系。[1]

（2）国际税法的客体。有学者认为，国际税法的客体包含着具有递进关系的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层面是国际税法中的征税对象，它不仅包括跨国所得，还包括涉外性的特定财产、遗产以及进出口商品流转额等。[2]第二层面的客体是在国家间进行分配的国际税收收入或称国际税收利益。[3]

（3）国际税法的主体。有学者认为，从其在国际税收法律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来看，国际税法的主体可以分为国际征税主体、国际纳税主体和国际税收分配主体；从主体的表现形式来看，有国家、国际组织、法人和自然人。[4]有的学者则认为，国际税法的主体有三方，即跨国纳税人、收入来源国和跨国纳税人的居住国。[5]

（4）国际税法的法律规范。有学者认为，国际税法的法律规范具有多样性的特征，既包括国际法规范，又包括国内法规范；既包括实体法规范，又包括程序法或冲突法规范。此外，国际税法中实体法规范和冲突法规范的并存还决定了其在调整方法上必然具有“兼备直接调整和间接调整方法”的特征。[6]

（5）国际税法的基本原则。对涉外税法的基本原则，学者们的观点比较一致，认为主要包括三条：①维护国家和经济利益；②坚持平等互利；③参照国际税收惯例。而关于国际税法的基本原则，学界的意见也较统一，认为主要有两条：①国家税收管辖权独立原则；②公平原则。只是有学者认为，将公平原则总结为“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中的平等互利原则”[7]，或仅指“征税公平原则”[8]是有失全面的。国际税法的公平原则应包括国际税收分配关系中的公平原则（简称“分配公平原则”）和涉外税收征纳关系中的公平原则（简称“征纳公平原则”）。[9]

2.国际税法与税法、涉外税法间的关系

在国际税法与国内税法、涉外税法间的关系上，我国学者持有不同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类：（1）按照税法的主体和适用范围不同，将税法分为国内税法和国际税法，这是最普遍的观点。其中又分为两种。一种主张涉外税法是国内税法的一部分，不属于国际税法；[10]同属此种但又稍有不同的观点认为，国家税法按其实施范围可分为国内税法和涉外税法，涉外税法是国际税法产生的基础，但又在法律关系主体、制定者与实施方法、规范的形式和内容等方面区别于国际税法。[11]这一观点实际上是采国际税法狭义说的。另一种则认为涉外税法既是国内税法的一部分，又是国际税法的法律渊源之一，大部分国际税法学者都持这一观点，[12]这也是目前的主流观点。（2）按税法的适用范围划分为国内税法、涉外税法、国际税法、外国税法等，并认为它们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并可以相互转化的。[13]这种分类方法的偏误在于所划分的税法的制定主体不统一，对国内税法和涉外税法而言，其所划分的是单个国家的税法；对国际税法而言，针对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彼此间具有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国家；对外国税法，又是从单个国家与除其之外的其他所有国家间的关系来说的。

我们主张：（1）税法是指一国所有有关税收的法律规范，从法律渊源看，包括该国国内税法（具体又有税收宪法性规范、税收法律、税收行政法规、地方性税收法规等）和该国缔结和参加的国际税收协定（是国际税收条约和其他国际条约中有关税收条款的统称）以及该国承认和接受的国际税收惯例等，还有相应效力等级的其他法律法规中有关税收的条款。（2）涉外税法是指一国国内税法中具有涉外因素的税收法律规范，包括涉外税收实体法和涉外税收程序法等，它与所对应的非涉外税法的交叉部分即为既适用于涉外纳税人又适用于非涉外纳税人的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也就是所谓的“相对的涉外税法”。[14]（3）国际税法是调整国家涉外税收征纳关系和国际税收分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针对单个国家而言，包括该国的涉外税法、该国缔结和参加的国际税收协定以及该国承认和接受的国际税收惯例等。此时，税法完全包括国际税法，因为一国国际税法之正式法律渊源必同时亦为该国税法之法律渊源。国际税法也可以针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而言，包括各国的涉外税法、各国缔结和参加的国际税收协定以及各国承认和接受的国际税收惯例等。此时，国际税法和其中任一国的税法是交叉关系，其所交叉部分即为“该国的国际税法”。[15]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一国国内税法与国际税法的划分，其所交叉部分为“该国的涉外税法”。[16]

以上是就部门法的角度而言的，从部门法的角度来看，税法学应完全包括国际税法学。而法学研究的范围必然超过具体部门法的法律规范的内容，所以，国际税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和国际税法学作为一个法学学科是不同的，后者的研究范围大大超过前者规范体系的内容。[17]

（二）WTO与中国涉外税法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之相关的法律问题开始引起法学界的重视。但是由于税法学本身的力量不足，目前对“WTO与中国涉外税法”研究十分深入的成果不多。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税收学界、特别是国际税收学界对此十分重视，并相继有一批成果面世。鉴于两个学科紧密的关联度，我们在本部分评述中的视野已经合理地超出了国际税法的学科界限。

中国加入WTO除了对经济体制产生影响外，对于我国法律制度的影响也将是巨大而深远的。世界贸易组织要求每一个成员保证其法律、规则和行政程序与WTO协定及其所附各协议中的义务相一致，而中国目前的国内相关立法在不少领域都与其存在差距甚至冲突，因此，修改与WTO规则相冲突的国内立法，尽快制定WTO所要求的相关法律已是刻不容缓。

与WTO对上述法律部门全方位的直接冲击相比，中国加入WTO对税法的影响除了关税法之外相对间接得多。研究如何利用WTO的现有规则体系，最大程度地发挥关税在限制进口、保护民族产业方面的作用，是关税法改革面临的重大议题。

有的学者认为，关税减免既不符合国际经贸惯例，也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国民待遇原则，且造成了国内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因此，应逐步取消各种减免优惠政策，在此前提下降低关税水平，消除名义税率与关税实际征收率之间的差距，同时优化关税结构，以体现我国的产业政策。另外，应当改变中国原有单一的关税结构，建立包括从价税、从量税、季节税、复合关税、紧急关税等在内的特殊关税制度，建立我国反倾销、反补贴法律体系，以期达到对本国产业、产品和国内市场适度保护的目的。[18]

我们认为，与普通关税法相比，WTO对反倾销税法和反补贴税法关注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19]

学者们还热烈地讨论了中国涉外税法与世贸组织规则的积极冲突以及防治对策，比较一致的结论是，WTO的各项协议和各项规则性文件中，同税收密切关联的是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此外还有关税减让原则、反补贴、反倾销原则、透明度原则、例外原则和发展中国家优惠原则。我国现行税收法律制度中的确存在着若干与WTO的要求不相符合的地方，如用税收支持“以产顶进”和“以出项进”；按出口业绩减免税；进口产品税负高于国产产品；进口项目投资抵免限于国产产品；即征即退限于某些企业的国产产品等。为此，应对现行税法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对明显属于违反WTO原则和规则的规定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处理，有的要立即主动调整、改革，有的可在过渡期内稍加缓冲，还有的如果不造成其他成员国经济损害，而又确需保留的，也可暂时保留，待有关成员申诉时再做处理。[20]

另外，我国的涉外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也是近年来学者们援引WTO国民待遇原则经常予以关注和批评的话题，认为由于内在的制度缺陷及其所体现的政策导向的偏差，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对我国的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税收优惠内外有别、层次过多，税收优惠方法单一，对产业政策体现不够等。[21]

最后，WTO关于法律的透明度和统一实施要求对中国税法的建设无疑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和一段时间内与中国税法发生摩擦。[22]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加入WTO对中国税法的直接冲击并不大，除了关税法的改革必须亦步亦趋地与中国在“入世”谈判中所承诺的义务保持一致外，其余的方面可以根据形势通过微调加以解决。但是，这绝不意味着WTO对中国税法的影响就此为止，恰恰相反，与加入WTO对中国税法的制度性影响相比，[23]WTO所代表的世界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及其内含的经济自由化、一体化及法治化观念对中国税法的冲击更为长远和持久。中国税法除了考虑如何修改旧法或制定新法以保持与WTO规则的一致外，更需高瞻远瞩地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积极有效地发挥作用。在新的形势下，继续强化为市场经济发展和对外经贸合作服务，加强税收法治、促进依法治税，在努力维护税收的同时积极与国际接轨，是WTO对中国税法在观念上的最高层次的冲击。[24]

（三）电子商务与国际税法

随着全球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网络贸易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交易形式。由于网络贸易与传统的交易方式大相径庭，许多活动已经从“有形”变成“无形”，从而使税法上的许多程序性要素，如纳税地点、纳税环节等非常难以确认，同时也很难确定哪个国家当然

享有税收管辖权，使税法、特别是国际税法遭受了很大的挑战。电子商务在某些方面与传统的国际税法基础理论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也使得世纪之交的国际税法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25]

1.关于国际税收管辖权的确定标准

常设机构的确定直接关系到经营所得来源地的确定，以及相关主体税收管辖权的行使。在电子商务中，人们往往通过网站、服务器、远程通讯设备直接进行交易，而不一定非要在他国设立传统意义上的“常设机构。[26]而对于这类基础设施是否构成常设机构，各国往往根据本国的利益加以判断和确定。如美国、日本等技术出口强国就持否定态度，不主张由所得来源地征税，而一些技术进口国则坚决主张将这类设施视为常设机构，以保证自己拥有优先的属地税收管辖权。这种分歧的存在使得传统的管辖权理论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税收纠纷自然难以避免。

住所是判断自然人和法人居民身份的重要标[27]但是，跨国网络经营却动摇了传统的“住所”的基本概念。外国公司通过国际互联网在内国的活动通常不需要设立住所，因而很难对其行使管辖权。由于不需要在固定地点办理机构的设立登记，而地点本身是变动不居的，因而传统的登记地、管理控制地、总机构所在地等确定居民的标准同样难以把握，税收管辖权的冲突也会越来越尖锐。

2.关于征税对象的发展

信息社会的发展会在很大程度上扩大征税对象的范围，同时也会使商品与服务的区别日趋模糊，从而增加征税的难度。如文字作品、音像作品、电脑软件改变传统的书籍、磁带或光盘的形式，而在数字化后直接通过网络销售就属于这种情况。而信息加密技术的发展和易于传输复制的特性更使征税机关很难确定征税对象的具体性质。一项所得究竟属于营业所得、劳务所得还是投资所得、资本利得，适用税率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对于实行分类所得税制的国家无疑是一种冲击。

3.关于税收征收管理

首先，网络贸易“无纸化”程度越来越高，而电子账簿、凭证易于篡改且不留痕迹，税收征管、稽查逐渐失去了“物化”的纸制凭证基础，难度急剧增加。特别是在金融领域，“电子货币”、“电子银行”的发展使得交易越来越隐秘，大大超出了现时征税机关的稽核能力。其次，网络的发展为厂商之间及厂商与消费者之间的直接交易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从而严重削弱商业的中介作用，也使得税法上久已形成的代扣代缴制度的作用受到削弱，对税收征管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最后，由于无法对一些无形的凭证贴花，因而很难对这些凭证采用贴花的方式征收印花税，甚至应否对“无纸化”的交易凭证征收印花税都有人表示怀疑。

4.网络贸易征税问题

对于网络贸易应否征税，如何征税，这是当前争论较大，也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欧盟基本持肯定态度，但主张不开征新税（如比特税等），[28]而是充分利用原有的税种，对现行征税范围加以扩大。美国历来坚持网络空间的技术特点，强调对网络贸易实行宽松的税收政策，主张遵循税收中性原则，对与因特网有关的商务活动广泛免税，特别是对网络贸易给予免税。我国学者对网络贸易的征税问题基本上持赞同意见，这里既有税收公平原则的考虑，更有国家利益的衡量。就前者而言，网络贸易的特殊性仅在于它是一种数据化的交易，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交易行为的本质，征税理所应当。况且，如果对一般的货物贸易及服务贸易征税，而对网络贸易免税，这明显是对传统贸易的税收歧视。从后者来看，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信息优势不强，如果顺应发达国家的要求放弃对网络贸易征税，可能会影响国家财政利益。为此，有的学者特别强调，我国对网络贸易征税应兼顾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公平原则要求不分贸易的具体形式，一视同仁地征税；效率原则要求税收不至于阻碍国际网络贸易的发展。在税收管辖权方面，反对单一的居民税收管辖权原则的适用，坚持属地管辖权原则优先，居民管辖权原则为辅。同时必须有效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完善税收征管，强化税务稽查。[29]

总而言之，虽然目前有关电子商务的发展对税法挑战的著述非常多，对国外的各种学理和官方观点都有所了解，对税法面临的问题也深有体会，但是，在发现问题的同时能够提出应对之策的较少，特别是对中国在信息技术和产业落后、急需发展电子商务的背景下如何确立电子商务课税的原则立场和具体方案研究不足。

（四）国际避税的概念与性质

国际避税与国际双重征税是国际税法研究的两大主题。对于国际双重征税问题，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借鉴国际经验，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案，学者们在大的方面也无明显分歧。但从理论界的论争中我们看到，人们对国际避税的概念，特别是国际避税是否合法还很难达成一致。正是由于国际避税概念的内涵上不确定，对国际反避税的方法、手段等就难以达成共识。

有学者认为，尽管避税行为在形式上并不违反税法，但它实际上是违反税法的宗旨的，因而不是税法所鼓励和提倡的行为。该学者对转让定价这种重要的避税手段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介绍，并认为我国在完善转让定价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应当将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分开，对无形资产交易单独实行税法规制；（2）应扩大无形资产的范围，同时引入新的“利润分割法”；（3）应规定情势变更原则，允许特殊情况下的事后调整，尤其是在无形资产的转让所得方面；（4）由于我国境内非单一的税收管辖权并存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消除，因此同样还要注意仅在国内经营的企业的转让定价问题。[30]学者们倾向于通过划清其与国际逃税、国际节税的界限，实现对国际避税概念的准确定性。如有学者认为，“国际避税，是指跨国纳税人利用各国税法规定的差别，或有关税收协定的条款，采用变更其经营方式或经营地点等种种公开的合法手段以谋求最大限度减轻其国际纳税义务的行为。而国际逃税则是指跨国纳税人利用国际税收管理合作的困难与漏洞，采取种种隐蔽的非法手段，以谋求逃避有关国际税法或税收协定所规定应承担的纳税义务”.[31]有的学者认为：“国际避税是指跨国纳税人通过某种形式上不违法的方式，减少或躲避就其跨国所得本应承担的纳税义务的行为。而国际逃税是指纳税人采取某种非法的手段或措施，减少或躲避应承担之纳税义务的行为。”[32]还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租税规避，依其适法性可分为合法节税行为、非违法之避税行为和违法之逃税行为，三种行为都属于避税，但法律性质不同。[33]

有的学者从税法基本原则的角度分析了转让定价行为的法律性质，认为转让定价是行为人利用经济往来的意思自治即契约自由原则，滥用法律事实形成之自由，使法律意义上的资产、收益的受益人徒具虚名，经济成果的享用归属于他人，是一种利用法律漏洞的租税规避行为。转让定价违背了实质课税原则、税收公平负担原则、应能负担原则，但却是对租税法律主义原则的维护。故出于对国家法安定性和预测可能性的肯定，应确认转让定价在“实然”意义上是一种法无明文禁止规定的避税行为，但通过立法机关对税法的不断完善，将实现对其“应然”意义上为非法逃税行为的定位。[34]

我们认为，国际避税是避税活动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和发展，它是指纳税人利用各国税法的差别，或者是一国内不同地区间、不同行业间税负的差别，采取非法律所禁止或者法律所禁止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减轻其纳税义务的行为。国际避税不一定合法，就其性质可分为合法避税与违法避税两种情形，前者是指国际税收筹划，后者是指国际逃税，反国际避税实际上就是反国际逃税。而反国际逃税最有效的法律措施就是转让定价税制、避税港对策税制、防止国际税收协定滥用三位一体的综合运用。[35]

「注释

[1]参见刘剑文主编：《国际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那力：《国际税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陈治东主编：《国际经济法专论》（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而狭义说则主张国际税法调整对象仅限于国家间的税收分配关系，不包括涉外征纳关系。

[2]这是一种广义的观点，另见王传纶主编：《国际税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6页。狭义的观点则认为，国际税法的客体就是跨国纳税人的跨国所得，而关税法等流转税法不包括在国际税法中。参见高尔森主编：《国际税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页。

[3]参见刘剑文、李刚：《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税法学》，《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4]参见刘剑文：《国际所得税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5]参见那力：《国际税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6]参见刘剑文：《国际所得税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7]陈安：《国际税法》，鹭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8页；参见罗晓林、谭楚玲编著：《国际税收与国际税法》，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175页。

[8]高尔森主编：《国际税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页。

[9]参见刘剑文、李刚：《二十一世纪末期的中国税法学》，《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10]参见孙树明主编：《税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4页。

[11参见邓建煦、刘文珠：《涉外税法与国内税法、国际税法的比较》，《政治与法律》1988年第5期。

[12]严振生编著：《税法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35页；许建国等编著：《中国税法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1页。

[13]参见刘隆亨：《中国税法概论》（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14]参见张勇：《国际税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15]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税法的“国别性”相当明显，与其称之为“国际税法”，不如称之为“某一国的国际税法”。参见何江主编：《法学知识》，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387页。

[16]参见刘剑文、李刚：《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税法学》，《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17]参见刘剑文主编：《国际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18]参见洪慧民、陈立梅：《试论我国关税现状及其改革》，《财经研究》1999年第11期。

[19]参见本书《WTO体制下中国税法发展的基本趋势》一文。

[20]参见涂龙力、王鸿貌：《加入WTO与我国税收法制体系的调整》，杨志清：《“入世”与我国税收政策的调整》，马维胜：《“入世”对我国税收的影响及对策》，庞风喜：《论我国加入WTO的税收应对措施》，同载《税务研究》2000年第6期。另见邝荣章：《中国加入WTO对我国税制的影响及对策》，《涉外税务》2000年第10期；王诚尧：《WTO规则对税收的要求及调整》，《涉外税务》2000年第8期；王选汇：《对国民待遇原则的认识要准确定位》，《涉外税务》2000年第7期；吴俊培：《论我国加入WTO的税收应对措施》，王选汇：《加入WTO调整国内税收的基本思路和重点》，同载《涉外税务》2000年第6期；王裕康：《WTO与各国国内税制的趋同》，《涉外税务》2000年第12期。

[21]对税收优惠法律制度的完善可参见本书《国民待遇与外资税收优惠政策之改革》、《WTO与中国外资税收优惠法律制度之改革》等文。

[22]参见涂龙力、王鸿貌：《加入WTO与我国税收法制体系的调整》，《税务研究》2000年第6期。

[23]即WTO成员不仅在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上受到WTO各项规则制度的拘束，而且其他相关国内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方面也受到WTO制度的影响。参见萧凯：《WTO的制度性影响及其法律分析》，《法学评论》2000年第4期。

[24]参见刘剑文：《加入WTO对我国税法的影响》，《税务研究》2000年第6期。

[25]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张守文：《财富分割利器——税法的困惑与挑战》，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311－337页；廖益新：《电子商务的法律问题及对策》，《东南学术》2000年第3期；王欢：《电子商务税收中的“常设机构”原则探析》，《法学评论》2001年第2期；朱炎生：《跨国电子商务活动对常设机构概念的挑战》，刘永伟：《论电子商务的国际税收管辖权》，同载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论丛》第3卷，第277－305页；王裕康：《电子商务对税收协定重要概念的影响》，《涉外税务》2000年第6、7期；许正荣、张晔：《论网络贸易中的国际税收问题及对策》，《涉外税务》2000年第2期；程永昌、于君：《国际互联网贸易引发的税收问题及对策》，《税务研究》1998年第3期；刘恰：《电子贸易对国际税收制度的影响》，《经济科学》1998年第6期；那力：《电子商务与国际税收》，《当代法学》2001年第3期。

[26]指导国际间制定税收协定的《UN范本》和《OECD范本》都规定，“常设机构”是指一个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场所。

[27]参见杨斌：《个人所得税法居民身份确定规则的比较研究》，《比较法研究》1997年第7期。

[28]“比特税”构想最早由加拿大税收专家阿瑟？科德尔提出，其后由荷兰学者卢？索尔特于1997年正式向欧盟提出方案，建议按电脑网络中流通信息的比特量来征税，且对于在线交易和数字通信不加区分，统一征收。方案提出后，引起了学者及政府官员的广泛讨论，意见分歧较大。许多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其过于草率。如从税收要素上看，该税的征税对象是什么，税目包括哪些，哪些可以征税，哪些应当免税，国际税收管辖权如何划分，重复征税如何解决等，都有待研究。参见董根泰：《国际税收面临电子商务的挑战》，《涉外税务》1998年第3期。

[29]参见张守文：《财富分割利器——税法的困惑与挑战》，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337页。

[30]参见张守文：《财富分割利器——税法的困惑与挑战》，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337页。

[31]参见葛惟熹主编：《国际税收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32]高尔森主编：《国际税法》（第2版），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

[33]参见陈贵端：《国际租税规避与立法管制对策》，载徐杰主编：《经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08－610页。

第8篇

关键词：增值税;应交税费;教材;编排

中图分类号：G618.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21-0223-02

高职教材理论知识浅显易懂，逻辑性强，着重强调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让学生通过高职阶段学习，能掌握一技之长。财经专业学生在要求掌握一些会计基本的原理、概念、方法之外，还需具备基本账务处理能力和其他会计技能。2013年8月，“营改增”范围推广到全国试行。增值税已经成为我国最主要的税种之一，增值税的收入占我国全部税收收入的60%以上，是最大的税种。税制不断改革，增值税征收不断完善。为适应改革的需求，与时俱进，掌握增值税的税理、计算、申报、核算，成了会计专业学生的基本技能，但如何才能学好增值税知识呢？对于具备初步自学能力的高职生来讲，教材是最好的老师。但笔者认为《会计基础》、《税法》、《财务会计》等教材对增值税内容的编排和论述不甚合理。

一、增值税在教材中的编排现状和弊端

1.《会计基础》[2]在讲述“应交税费”这个科目的结构之后，直接讲述“在交纳增值税的企业，该账号借方还应记录企业采购材料向供应单位支付的进项税额，贷方还应记录销售商品时向购货单位收取的销项税额”，这样讲述，对于刚接触财经专业的学生来讲，就显得比较抽象空洞，什么叫销项税额？什么叫进项税额？为什么购买材料是向供应单位支付增值税而不是向工商税务等国家机关支付呢？

2.《财务会计》[3]对增值税的讲述分散在资产、负债、收入等章节中，在讲述存货的非正常损失时，损失库存商品是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在建工程领用本企业生产的产品时，是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同样是库存商品，为什么一个记进项税额转出，一个记销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和销项税额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在未讲述增值税之前，学生碰到上述问题确实理解不清。

3.《税法》[4]则从法律角度讲述了增值税的概念、九个构成要素、计算以及申报。文字描述了增值税的特殊征税范围（八项视同销售行为）、销项税额五个特殊计税依据（折扣销售、以旧换新、还本销售、以物易物、包装物押金）、进项税额不得抵扣的七个条件等等，上述内容都是从税理角度讲述，比较抽象，有计算没有账务处理，有理论没案例，与会计基础和财务会计脱节，学生理解不深刻，学起来也枯燥无味。

针对上述情况，笔者认为增值税在教材中的编排应进行适当调整以使学生能更好地掌握。

二、增值税内容在教材中的合理编排

1.《会计基础》简单讲述增值税的内容。主要介绍增值税的概念、销项税额、进项税额，了解增值税是以商品生产和流通各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附加值为征税对象的一种流转税，是一种价外税，销售时，开具专用的增值税发票，因此，销售方增值税叫“销项税额”，购买货物取得增值税发票，购进方的增值税叫“进项税额”，同一个企业，有销项税额，也有进项税额，应交增值税额=销项税额-进项税额，会计基础只需要简单了解增值税，简单讲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的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的结构就可以了。

2.《财务会计》强调增值税的账务处理。传统的《财务会计》教材是按模块设计的，先资产后负债再所有者权益，项目化教学后讲解增值税要更加详细、深入，而且应将应交增值税的内容即负债的内容放在资产前面讲述，这样，购买存货，发生存货非正常损失以及在建工程领用材料、在建工程领用产品的账务处理就不会有疑问了，另外教材内容还应该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讲述。小规模纳税人，采用简易纳税法，其采购货物支付的增值税，无论在发票账单上是否单独列明，一律记入所购货物的采购成本，销售货物或提供免税业务应纳增值税率为3%。这样：小规模纳税人，购入材料，分录就为：借：材料采购，贷：银行存款;销售产品，分录就为：借：银行存款，贷：主营业务收入，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售额×3%或含税销售额/（1+3%）×3%）。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的内容应不限于进项税额、销项税额、已交税金、出口退税和进项税额转出的一般文字表述，应增加每种明细科目的具体账务处理，另外，还应着重讲述不予抵扣的进项税额转出和视同销售的账务处理。进项税额中，还应补充运杂费的计税，具体顺序如下：①一般纳税人购买货物支付的增值税，作为可抵扣销项税额的进项税额单独记账，税率一般为17%，部分为13%，营改增后运费税率为11%。例：青山工厂从湘江工厂采购甲材料1000公斤、价款2000元，增值税340元，运费200元，用转账支票支付，材料尚未验收入库。该企业按计划成本核算。原来的分录为：借：材料采购2186。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354。贷：银行存款2540。运杂费实行新的计税后，分录应为：借：材料采购2180.18。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359.82，贷：银行存款2540，进项税额340元再加上运杂费的进项税额19.82元应该为359.82元，计入采购成本的运杂费金额为200-19.82=180.18元。②购入免税农产品，可按买价13%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例：某企业采购农产品，实际支付价款为10万元，农产品已入库，该企业按实际成本核算，则分录为：借：原材料87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13000，贷：银行存款100000。③购入货物增值税不予抵扣的各项目，教科书中只用文字表述，未作账务处理，账务处理如不写明，则学生对此印象不深刻。因此，应详细并分二步处理不予抵扣的项目。第一步，对于购入时即能认定进项税额不能抵扣的，增值税直接记入购入货物或劳务的成本，如购入发放职工福利物资，账务处理：借：应付职工薪酬，贷：银行存款。第二步，购入时不能直接认定进项税额能否抵扣，增值税则先计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中，等到这部分货物，按规定不能抵扣销项税额时则将这部分进项税额转入有关的承担者承担，通过“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转到“待处理财产损益”“应付职工薪酬”“在建工程”的借方，如：非正常损失的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借：待处理财务损溢，贷：原材料、自制半成品、库存商品，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其中在产品、库存商品，按耗用材料占成产成本的比重转出税金的金额。如改变购进货物的用途（在建工程、集体福利领用生产用材料）。账务处理：借：应付职工薪酬、在建工程，贷：原材料，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④销售应税产品，账务处理：借：银行存款，贷：主营业务收入，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如销售额为含税价，则用含税销售额/（1+税率）计算出产品的销售收入。⑤视同销售的应交增值税，在教科书中未提及，但在讲述固定资产构建时，又有在建工程领用本企业产品的例题，为方便理解，应补充此项内容。如将自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非应税项目、集体福利或个人消费。账务处理为：借：在建工程或应付职工薪酬，贷：库存商品或自制半成品，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如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购买的货物作为投资提供给其他单位。账务处理为：借：长期股权投资，贷：原材料、自制半成品、库存商品，贷：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增加了这些账务处理后既方便了学生的应试能力，同时为后续的税法学习打下了基础。

3.《税法》教材的内容主要从课税要素来设计的，税法教材内容偏理论，内容生涩难懂，在征税范围中八项视同销售行为应补充账务处理，增值税计算中，销项税额的计算五个特殊计税依据（折扣销售、以旧换新、还本销售、以物易物、包装物押金）应补充案例及账务处理，进项税额的计算中，不得抵扣的七个条件中应补充账务处理，出口退税要更加详细一点，既要有案例也要有账务处理还要有练习题。同时报税的时候要增加增值税发票的实际操作，如增值税发票的开具和装订，增值税的报税等等。这样就将原来散在财务会计的增值税账务处理和增值税税法的理论联系起来了，既全面又完善，既学习了新知识又复习了老账务处理。相当于对增值税的一个系统总结。

三、结语

增值税作为我国最大的税种，其收入占我国全部税收的60%以上。掌握增值税的税理、计算、申报、核算，成了会计专业学生的基本技能，对于具备初步自学能力的高职生来讲，教材是最好的老师。高职财会教学实行项目教学后，增值税的学习是重点，教材对增值税的设计要做到通俗易懂还要讲求质量。《会计基础》主要简单讲述应交税费的基本结构，《财务会计》主要详细讲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的账务处理，《税法》则全面讲述增值税的计算及纳税申报，并全面复习财务会计的账务处理。即《税法》为增值税所有知识点的补充大连贯。通过《会计基础》的一般了解，《财务会计》的详细了解，《税法》的补充大连贯，增值税的大部分理论已讲述，但纯粹有理论还不行，在模拟实习中，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巩固所学知识，让学生能学以致用，为会计从业资格证考试和会计专业技术考试及学生以后走上会计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3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Z].2008.

[2]彭晓燕.会计学基础[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贾永海.财务会计[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

第9篇

关键词 资本弱化 财务结构 企业所得税 反避税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资本弱化是指企业的资本结构中债务资本大于权益资本的资本结构现象。税法角度的资本弱化是指关联公司基于税收差异，以规避所得来源国税收为目的，以债权融融资替代股权融资的一种税务安排。随着跨国企业大量使用资本弱化税务筹划方式进行跨国投资，对资本弱化进行规制的税收规则在各国相继承出现，并在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机构的努力下得到普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从此，跨国企业在我国资本弱化的税务安排开始受到约束。

一、资本弱化的界定

资本弱化是一个特定的税务概念，它是从反避税角度提出的，应当从狭义角度理解，不同于一般的高杠杆资本结构，它必须符合以下几个要件：

（一）发生于关联方之间。

与股权投资收益在税后列支不同，债权性投资利息支出可以在税前列支，具有转移利润的功能，从而可以通过关联企业之间的内部运作，将利润由高税率地区转移到低税率地区，特别是转往避税地，从而达到少缴企业所得税，实现企业集团整体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所以，集团企业对成员企业资本结构的安排是当前企业价值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一方法是通过关联交易完成的。资本弱化规则不能发生于独立企业之间，是因为一方企业得利，必然会导致另一方企业受损，这是受损一方企业不可接受的。另外，资本弱化规则一般也不适用于国内关联企业间的债权性投资，是因为企业所得税改革之后，国内不同地区之间，不同企业之间，除了小型微利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等类型的企业所得税率较低之外，税率水平基本持平，企业之间通过资本弱化规则转移利润并不会改变集团整体税收利益。因此，反资本弱化条款主要适用于跨国企业之间的税收转移问题。

（二）以利润转移为形式。

资本弱化借助于债务利息支出和利息收入，将利润从企业集团的一个成员企业转移给另一个成员企业，为规避所得来源国税法提供条件。所以，不以利润转移为手段的“资本弱化”行为，不能被认定为资本弱化。

（三）以税率差异为前提。

不同国家或地区税率之间存在的差异，是达到规避所得来源国税法的前提条件，当所得来源国税率较高时，往往便成为了资本弱化的对象。

（四）以债权投资为对象。

利息所具有的税前列支功能，使其既能够顺利转移利润，又能够有效地规避税收，即所谓的“税盾作用”。《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规定，关联债权投资包括关联方以各种形式提供担保的债权性投资。《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对债权性投资的定义是：“企业直接或间接从关联方获得的，需要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或者需要以其他具有支付利息性质的方式予以补偿的融资”。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资本弱化所指的债务融资指的是债权投资而不是一般的银行贷款，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因为就我国法律而言，企业之间的融资行为受金融法律和法规的限制，其二，银行所运用的资产负债管理办法也不允许接受贷款的企业保持较高的财务杠杆比率。不过也不能排除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对成员企业的信用贷款。

（五）以规避所得来源国法律为目的。

出于一般财务结构安排，如通过负债加大对财务杠杆的利用程度，从而取得财务杠杆利益，降低资本成本，并加大资本结构的弹性，虽然也能够取得税务利益，但是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转移利润，也不是为了刻意规避目标国税法，因而不属于资本弱化条款的调整对象。另外，发生国内关联企业之间的债权性投资，虽然也可会导致集团成员企业的债务比重达到资本弱化的标准，也不属于反资本弱化条款的调整对象。因此，资本弱化的结果表现为在跨国交易中对所得来源国税收权益的损害，这是判定资本弱化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准。

（六）债务融资超过规定标准。

企业从关联方直接或间接接受的债权性资金与企业权益性投资的比例是否超出了规定的标准，是认定资本弱化的关键。规定的标准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另行规定。根据《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第87条规定：关联方利息支出包括直接或间接关联债权投资实际支付的利息担保费、抵押费和其他具有利息性质的费用。《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第85条规定，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利息支出应按以下公式计算：不得扣除利息支出=年度实际支付的全部关联方利息？1一标准比例/关联债资比例）。其中。标准比例指通知中所规定的比例，具体而言，金融企业的关联债资比例不得超过5：1，其他企业不得超过2：1；关联债资比例指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46条及《实施条例》第119条的规定，企业从其全部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占企业接受的权益性投资的比例。

二、“资本弱化”的诱因

资本弱化直接诱因是各国税法均规定负债的利息可以在税前扣除，而股息却不得在税前扣除，即所谓的债权优于税权。因此，企业可以利用财务杠杆实现价值最大化。对于资本弱化的经济学解释主要是MM理论，即资本结构理论。1958年，美国学者莫迪利亚尼和米勒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论文《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提出了资本结构与企业市场价值无关的定理，即在不考虑税收的情况下，企业的总价值不受资本结构的影响。其后，莫迪利亚尼和米勒将公司所得税引入其资本结构理论模型，提出了有公司所得税的MM模型，因负债具有减税作用，因而企业的价值随负债的增加而增加，企业负债率越高越好。当负债达到百分之百时，企业价值最大。也就是说，在考虑公司所得税的情况下，如果不考虑破产成本，负债利息在税前支出，因而可以降低综合资本成本，从而增加企业的价值。在存在负债的情况下，企业的价值等于无负债企业的价值加杠杆利得。由此可见，企业可从整体利益出发，增加债务融资、减少权益融资，增加税前扣除，降低税基，从而达到避税的目的。

三、特别纳税调整规则

（一）资本弱化认定标准。

资本弱化规则本质上是对企业负债利息税前扣除的一种税收约束规则。针对关联企业的利息费用扣除问题，有有两个标准：一是资本结构限制，纳税人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其从关联方接受的权益性投资的比例不得超出规定的限额，我国目前规定的标准是2∶1；二是利率限制，纳税人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务资本的利率不得超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也就是说，关联方不可扣除的利息有两部分，一是超出债务资本限额以上的利息支出，二是债务资本限额内的利息支出中超过银行贷款利率的部分。

（二）标准例解。

假设某居民企业本纳税年度权益资本为1500万元，其中关联方拥有1000万元；债务资本为4000万元，其中关联方拥有2500万元；本年总共支付利息400万元，其中向关联方支付利息150万元；假设向关联企业借款的年利息率为6%，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利率为4%，那么该公司本年度企业所得税前允许扣除的利息计算如下：关联方债权投资与关联方股权投资之比=2500/1000=2.5/1，超过了资弱化2：1的认定标准，准予扣除利息的债务资本为：1000？=2000万元；关联方贷款利率为6%，超出了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只能按4%扣除。所以，本期所得税前可扣除的利息支出=除关联方之外的利息支出+允许向关联方支付的利息支出=（400-150）+1000？？%=330（万元）。

四、基于反资本弱化的企业财务结构安排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企业在进行债务安排的时候需要考虑税收因素，尽可以利用杠杆融资，从而节约税务支出，降低资金成本，提高财务收益。但与此同时，企业在安排资本结构的时候，需要考虑关联方之间的融资为自身带来的税务风险。利用同一集团内部其他成员企业的债务资本，以支付利息的方式获得抵税效应，降低集团整体税负的作法并不是税收法律所禁止的，而且利用关联方关系进行融资安排，也有利于发现集团的财务协同效应，是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一致的。但是关联方融资一定要把握好“度”，因为关联方融资与其他关联方交易一样，都是各国税务机关监管的重点。为了防止税务风险，企业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要准备充分的资料，以证明与关联方发生债权性投资的合理性，同时也要保证利率的合理性；二是要保证接受的债权性投资和权益性投资的比例合理，超出同行业水平的债权性融资很容易被理解为不合理避税。

（作者单位：河南鸿德会计师事务所）

参考文献：

[1]席连杰.关于企业所得税资本弱化的案例探讨.市场论坛，2009（03）.

第10篇

关键词：会计专业；企业纳税管理；课程建设

目前，应用型本科会计专业的培育目标是熟练运用会计核算方法，分析处理会计业务的应用型人才。课程体系主要是以基础会计、财务会计为主干专业课，辅以会计模拟实验加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这种课程体系的设置，只注重对学生会计专业能力的培养，忽视了学生对税收知识的学习和运用。突出表现在税收课程的设置单一，多数院校只设置《税法》一门税收课程，不能满足实际工作对会计人员的要求。应用型本科会计专业在开设《税法》课程的基础上，应再开设一门税法的应用型课程———《企业纳税管理》。

一、《企业纳税管理》课程的主要内容

（一）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纳税管理

企业日常经营活动是指企业为完成其经营目标所从事的经常性活动。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会涉及不同的纳税事项。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纳税管理是企业纳税管理的中心环节与核心内容。通过对企业日常经营活动涉税事项进行有效的管理，可以降低企业纳税成本，取得最大的税收收益。

（二）企业纳税活动的筹划管理

纳税筹划是纳税人以降低纳税风险，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的，在遵守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企业纳税事项进行事先安排、选择和策划的总称。纳税筹划是该课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介绍纳税筹划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基础上，针对纳税人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及的各税种，从纳税人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每一税种的构成要素，以案例的形式全面地介绍了各种行之有效的纳税筹划方法。

（三）企业纳税活动的核算管理

纳税核算是纳税企业依据税收法规、会计制度的规定对企业发生的涉税经济活动或事项分税种进行计量、记录、核算、反映，准确传达纳税信息的一种专门工作。纳税管理是综合性非常强的一种管理活动，而纳税核算规范、账证完整是纳税管理最重要、最基本的要求，如果企业会计核算不规范，不能依法取得并保全会计凭证，或会计记录不健全，则纳税管理的结果可能无效或大打折扣。

（四）企业纳税程序管理

企业纳税程序是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应遵循的法定手续和先后顺序。企业纳税程序管理既是纳税人正确履行纳税义务的基本步骤，也是税务机关实施税收征管的一般规则。企业纳税程序管理包括对企业纳税全过程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的程序进行组织、协调、监督、控制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具体内容为税务登记管理、涉税事项的认定与审批管理、发票管理、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四个方面的内容。

（五）企业设立、重组及清算的纳税管理

企业的设立业务是公司运营的开始，企业的重组与清算是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以外发生的法律结构或经济结构重大改变的交易及经营活动的终止。企业设立、重组与清算均涉及重要的纳税事项。

（六）企业涉税关系的协调

企业不可避免地要与税务机关发生关系。企业在接受税务机关税务管理时应积极与税务机关进行沟通，接受税务机关对企业纳税工作的指导，建立良好的征纳关系。但是，在税收征收管理过程中，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对于税务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或适当性问题，经常会产生认识上的分歧，并由此产生税务争议。通过了解企业涉税关系的协调方法，可以帮助纳税人寻求适当、有效的方式及时予以解决，以最大限度地确保企业的利益。

（七）企业纳税风险管理

企业纳税风险管理是企业依据税收法律法规及相关经济法规，对其纳税计划、纳税过程和纳税结果进行全面检查和评估，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纠正的活动。由于经济活动的多样性、税法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管理者对税法的认知程度等原因的存在，使得纳税风险成为每个企业纳税活动中必须面对的问题。通过对纳税风险的管理，可以及时纠正企业纳税活动中存在的错误，最大程度的降低纳税风险，保证企业纳税管理总目标的实现。

二、《企业纳税管理》教材的特点及建设

教材改革是应用型本科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应用型本科教材不能照搬研究型本科教材，要体现以技能教育为主的基本思想。当前，有些本科院校也开设一些税法的后续课程，如：《纳税会计》《纳税筹划》等。首先，这些课程只是从某一角度研究税务工作，缺乏全局观念；其次，《纳税会计》的很多内容与《财务会计》重复，单独作为一门课学习意义不大；最后，《纳税筹划》课程的内容偏窄，主要内容围绕减轻企业税负的目标进行，只能作为企业纳税管理的一个方面，作为一门课程开设不利于全面了解企业纳税管理内容。《企业纳税管理》教材的特点是将企业纳税管理的所有内容编写在教材中，突出了企业纳税管理过程中的实务操作性，将纳税管理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以具体计算、案例分析和图表等形式表现出来，着力体现各税种之间的联系。我校在《企业纳税管理》教材建设中，进行了适合应用型本科特点教材的编写尝试，已经编写出的《企业纳税管理》教材在校内作为内部教材试用三年后，于2015年8月在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通过对《企业纳税管理》课程的学习，培养了学生综合运用税收法律进行企业纳税管理的技能，提高了学生对企业涉税业务的处理分析能力，开拓学生的思维，提高了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三、对授课教师的要求

《企业纳税管理》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对授课教师的知识水平有较高的要求。一是要求授课教师具备丰富的法律知识，二是要通晓会计知识，熟悉企业会计核算实务，三是要求授课教师具备税务实务操作经验。

参考文献：

［1］吴东丽.应用型本科院校会计学专业创新人才培养与课程体系的构建探讨［J］.经济研究导刊，2016（21）：145-146.

第11篇

关键词：税法教育；交叉性；专业型

2010 年1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7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税务硕士等19种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决定在我国设置税务硕士专业学位，培养税务专门人才。可以我国的税法教育正走在改革的重要十字路口上，税法教育对我国相关交叉法学学科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也必将成为未来我国法学教育交叉学科改革的重要经验。

一、法学教育的现状

高等教育中把培养人才的目标进行了划分，在1983年召开的世界大学校长会议提出了明确的衡量标准：第一，掌握所学知识和基本方法，这是对大学生的基本要求；第二，能够把自己所学习的专业知识和方法与实际结合，即能够在实际中运用自己做学的知识；第三，在成为一个专业工作者的基础上，运用自己掌握的方法和能力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并有所突破。即：会知识，会做事，会做人，会有所创新。我国的高等教育是伴随着扩招在发展的，在1999年扩大内需，缓解就业压力，同时也是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的背景下，教育部公布了《面向21实际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计划在2010年实现大学毛入学率达到15%，到时大学生在校人数将达到1600万人①。但实际制定“十五”计划时，由于宏观经济的乐观形式，这个目标被提前到了2005年，而实际上2008年高校在校大学生达到了1050万人的最高点。②这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改革，也是对教育理念的一次探索。伴随着经济转型的加快，各个学科都面临着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来适应国家发展对人才的需要。

从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扩招是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普遍性的提高了我国高等教育水平和公民的受教育程度。与此同时，我国的税法教育也是一直向大众化方向改变。“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不是职业训练，而是职业批判；丰富知识，训练独立思维，树立人生的理想。法学必须关心、提出并试图回答困扰我们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故而必须坚持学术独立，与法治及一切功利目标保持距离，才能建立起学术传统和话语权威。”③目前的法学教育形式属于部分专业的法学知识的全面教育，也就是说，学生需要学习全部的14门主干课程，但每一门主干课其中的内容只是全部主干课程知识的一部分，这可能会造成学而不精的问题，再就业上也会给法学毕业生造成困扰。

税法在法学课程分类中属于民商法中的一个，是非法学主干课程，属于选修课，税法的教育也更多地是由学生来自行选择。但税法确是在整个法学教育中非常独特的一种，在高等教育方面税法还不是主流，但是未来税法教育可能成为整个法学教育的实验范本。从影响力上来说，税法虽然不是主干课目，但却时时刻刻影响每个人的现实生活。在大学毕业后，进入工作中每个人都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在财务方面，个人买卖房产，投资理财都要涉及先关税费和票据。可以说现在的税法深入生活的各个方面，国家也一直在强调要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在维护国家税收的基础上，维护公民的基本权益，进行税法的普法教育。但是在实际中，无论是学习过说法知识的，还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都很难直接与税务机关进行平的知识沟通和探讨。从税法学科上，税法属于典型的交叉学科，既是法律又包含财政学、会计学相关知识，同时在学习的过程中还要涉及票据法、民法等其他法律和经济学等相关学科。交叉学科的教育一直是法学教育的难点，但是这种复合知识的教育可能恰恰是社会所需要的。所以解决税法教育的问题，可以给其他法律交叉学科教育作为一种借鉴。

税法与人民生活相关性的密切，造成了繁复的法律制度；交叉学科的特点也造成了在教学上难度的提高。第一，学科交叉性需要复合型的授课教师。要求教师须具有法法和经济学的复合知识背景，如果可以税法教师应该具有一定的税收实务经验。目前我国的税法教育的任课教师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法学院培养出的民商法背景下的税法学毕业生和经济学中财政学、会计学以及税务背景下培养的税务学毕业生，这两种毕业生所带来的都是单一从“法”或“税”方面进行教学。任课教师单一的教育背景与知识结构决定了其在教学过程中只能从其本身能力出发，侧重一个方面来讲税法，这种授课方式不仅无法提高税法教育水平还可能带来知识上的误解。在各高校法学院中税法的地位也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税法教学的研究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不利于税法教育水平的提高；第二，法学院的税法教学与经济学下的税法教学经常被混为一谈，让学生无法了解学习的基本方向是“税”还是“法”。在教学实践中，税法教师究竟在讲“税”还是在讲“法”一直是一个教育难题，在其他交叉性的学科中也有类似问题的出现。法学院所讲的税法应该首先在教学目的和教学计划中对这一问题有所考虑，才能对症下药。有的税法学者认为，税法教学应该只讲法不讲税，认为“税”是属于经济学的内容，在其编写的适用于法学专业的税法教材体系中，只有与税法有关的法律原理、原则，有关税收的基本内容不写或者制作基本介绍。税法实际应用广泛的法律，脱离税收和税务管理来谈法律是不切合实际的，也不符合税法教育的目标，对于培养实际需要的税法人才来说是不利的，很可能造成学生学而不会用，脱离实际的法律也失去了法律原有的意义和本质；但税法教育毕竟是法学教育，目的是传授税法的精神与原则，不应让经济学过多的侵入税法本身，而应该侧重方法的吸收。目前，更多的税法教师出身于经济学，这种教学只教给学生“税”的概念，税中的法律理念、法律推理和法律制度构架没有传授给学生。（3）税法课程的复杂性与授课时间不相符。由于税法在整个法律部门法中属于边缘状态，所以就税法本身来说，法学院的设置基本为选修课，时间都相对比较短，但是作为以部门交叉学科，学生需要学习的内容并不比一般部门法律要少。从税法本身来说，税法的更新速度非常快，由于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税法也随之适应新的经济环境而修改，使得税法教学的难度加大，对于基本税法知识都难以完成教学的税法教师来说，维持自己课堂知识的更新度是更为困难的，但是对于未来踏入社会的学生来说最新的税法知识确实非常必要的。在未来的工作中即使学生不做税法方面的工作，他们也离不开税法知识，毕竟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基本义务之一，授课时间不足所导致的可能导致教学的“无用功”，造成教学目的无法完成。（4）税法的基本科目的缺失为税法教学带来了很多困难。作为交叉学科的典型代表，税法的学习需要基本的数学和经济学知识，但在我国法学教育中，法学院是不开设数学和经济学基础课程的，这对我国的税法教育造成了很深刻的影响。数学和经济学的教学对于税法教学是极为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国税法人才越来越多的出自经济学而非法学的重要原因。在税法领域中，更多的需要用数据来说话，税法的基本调差手段也是需要会计学知识作为支撑，经济学的基础也能使学生更好的掌握制定税法的目的和税法的基本原则，对学习税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税法教学所需要的数学和经济学知识本不多，但是基本知识的从新讲授需要更多课时来完成，增加了税法教学的困难。

从以上可以看出，税法教育采用普遍性的法学教学方式很难达到教学目标，这需要我们对现在的普遍性教学目标做出修正。

二、 税法教育的教学目标

在对税法教育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一些观点：一方面，源于税法应用范围的广泛性，很多学者都认为应该扩大税法的教务范围，同时，通过案例教学的方法把税法变简单，让更多的人熟悉税法。这部分人的目的很简单，让大家都了解每个人的纳税义务，了解自己应该如何纳税。这是一种类似普法宣传一样目的教学目标与高等教育的目标并不完全相符，很多人有这样一种误区：因为我们会用到税法，所以我们应该学习。这个理由看上去合理，但在实践中我们很难达到这样的目标，首先，由于我国一直没有出台《税收基本法》，更多地是借用经济学中对税法的定义，所以学生学到的更多的是“税”的概念，而非“法”的内涵，在学习的过程中没有培养纳税意识，不是主动的学习，而是不能不了解。这与我们税法教育的初始目标是不一致的。其次，对于大学中的法学院的学生来说，税法和他们所学习的其他法律有很大的不同，“从法学的角度概括， 税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是税收法定原则和税收公平原则两项。税法的教学应从法律理论的角度阐述这两项原则。例如税法的法定原则产生的根源以及法定原则在法律思想史上是如何演进和变迁的， 如何理解和界定税收法定的权限范围和含义， 如何在法定原则下合理分配税权， 等等。”④这些是传统法学的教学方法，学习渊源变迁，掌握法律制定的思想、目的和基本原则。但是，税法教育可能是不同的，因为制定税法的思想、目的和基本原则可能是来源于其他学科，比如，财政学。法学院的学生很难适应这一点，因为这种交叉学科的背景，他们需要新的学习方法和知识技能，这对法学院的学生来说是很难迅速适应的。

另一种观点则倾向于专业化的大学教育，税法虽然不在14门主干法律课程之中，但它的重要性却是毋庸置疑的，与财政学、预算法等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法律都有重要的联系；而且税法从分类上看，越来越多的税法门类需要更加专业的知识技能来从事这些税法法律的实践。很多学者把这种需要叫做应用型本科税法教育。越来越多的财经类学校开设了税务专业或税法专业，从“税”的角度培养在实践中的应用型人才，那么法学院应该制定和中目标呢？首先，法学院是进行法学教育的，法学院需要按照税法的特殊要求给相关专业开设数学、经济学的相关课程；其次，学生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结合财政学、会计学或者预算法等学习税法的基本制度；最后，税法具有多领域性，就像法律中的部门法一样，税法本身具有多个税种，每个税种需要分别学习一定的专业知识才能掌握。这三个层次是完全不同的，可以看出，每一步都需要坚实的基础来完成，税法教育是一个新系统工程，不同于传统的法学教育，对教师、教材、教学方法和课程设计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本非不可能达到。

无论是普遍性的税法教育还是应用型的税法教育，税法本身的重要性都受到承认。重要性在于税法应用于什么？税法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法律之一，是国家制度的重要基石，专业高效的税法人才不仅有利于国家的发展和稳定，也是维护税收公平与效率的基本保障。现代税法更加复杂，甚至在美国比较简单的个人所得税法律都需要专业的报税人员，因为这样可以享受更多的税收优惠的同时避免自己偷税漏税而降低个人信用。由此可见，从税法发展的趋势上看，税法将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税法的专业化促使税法教育也需要培养出更加专业的税法人才。税法作为非法律主干课程，其重要性在于它交叉于经济学和法学两个领域，法与经济的交叉造就了税法非法学主干课目的地位，但是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实践交叉学科教育的重要平台。在实践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改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及法与经济研究中心等，在开设《税法》课的同时，也相应开设了《税法实务》、《会计学与会计法 》、《会计法实务》、《金融法》及《金融法实务》，并在实验班开设了经济学基础课程⑤。专业性的税法教育既要培养专业性的税法人才，又要能够把重心摆正，在选好主次的问题上下功夫。税法教育是一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一门交叉学科，交叉学科的特点所赋予的，是在学习复合制式的条件下，以法为主，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和学习方法，促进本学科法律的严谨高效，并能够在社会实践中达到更好的实施效果。法与经济的交叉需要不同学科的综合学习，需要一步一步的逐步渐进的培养模式，虽然复杂，但却可以成为复杂社会环境下，培养新型法律人才的一种有效的教育模式的探索。

三、 结语

我国法律教育一直无法摆脱低就业的影响，交叉学科的教学改革将会成为法律就业提升的一个良好尝试。要做要法学交叉学科的教育改革，税法教育应该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范例，现在相关的经验还在积累，新的税法硕士等专业教育也才刚刚起步，税法教育由于税法的边缘化等原因也没有引起法学教育人士的高度重视。但是基于新的税法改革和税法在我国经济中的影响力，我们有理由相信，税法教育将走向一条专业化和系统化的路径，越来越多的法学教育者将会开始重视这一领域，并提出更多的合理化建议。（作者单位：1.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研究中心；2.辽宁省阜新市国家税务局）

项目：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研究生教育模式改革研究

注解

①邓科：《高校扩招陷入尴尬境地》， 《南方周末》，2002 年 7 月19 日

②叶铁桥：《 高校生源危机说到底是质量危机》， 《中国青年报》2012 年1 月6 日第 3 版

③唐玉光、房剑森：《高等教育改革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61 页。

第12篇

2006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共完成2452．32亿元。比上年增长17．1％．这表明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到1600元之后，个人所得税仍保持增长的势头。

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无疑减轻了工薪阶层的负担，而对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高收入者采取自行申报纳税制度，则加大了对高收入阶层的监管。但是，这项改革面临两大挑战：首先，对于那些收入多样化的群体来说，这项改革增加了他们的纳税义务，同时也增加了他们的道德和法律风险。

自行申报纳税当然是一种国际普遍推行的纳税制度。

但是，由于中国许多交易采用现金交易的方式，即时结清，所以，如果主动申报个人收入，那么，将会导致交易相对人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在纳税环节产生的“囚徒困境”，值得决策者认真反思。中国当前的市场交易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大量的偶然所得往往通过现金支付，根本没有进入金融机构和税务机关的视野。

实行高收入阶层自行申报纳税，可能将一些灰色交易变成黑色交易，使中国的自行纳税制度面临破产。如果不改变整个社会金融体制，逐步减少现金交易，杜绝体制外的交易，那么，自行申报纳税制度就会变成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曾经有一位知名人士向笔者诉苦，年终岁末参加会议，收取的红包是否应该纳税，如果纳税会不会给举办单位增加麻烦。这种道德上的挣扎和法律中的暗示，说明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单兵突进，已经触及到了“天花板”。

其次，对那些工资、薪金所得虽然很高，但家庭负担沉重的纳税人而言，如实申报个人所得可能会面临经济上的压力。一些农村出来的高收入者，不得不承担整个家族的养老和日常生活费用，而且还要偿还读书期间积累下来的债务。如果这些人必须申报纳税，那么，他们的实际收入将远远低于那些没有家庭负担者。如果不尽快实行综合纳税制度，考虑纳税人的家庭情况，制定个人所得税缴纳扣除标准，那么，个人所得税制度必将遭到这些人的抵制。

总之，从外部环境来看，个人所得税法的实施有赖于整个社会信息透明：从内部结构来看，如果不改变单项征税制度，考虑纳税人的家庭收入，确定合理的费用扣除标准，那么，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成本将会大大提高。

现在学术界有一种意见，认为如果实行综合申报，根据家庭成员收入情况确定扣除标准，那么在操作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大量的私下交易，从而导致国家税收流失。的确，中国当前税收制度改革面临的最大瓶颈，就是整个社会信息不对称，许多在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制度，在中国却不能很好推行。然而，如果过分夸大中国社会所存在的信息缺陷，不思进取，在个人所得税改革方面满足现状，那么，必将会积累越来越多的矛盾，降低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的功能，损害个人所得税法的尊严。

实行家庭综合收入纳税制度，虽然存在一定的难度，但由于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户籍管理制度，所以，只要户籍管理机关与税务机关通力配合，就一定能够建立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个人所得税减免核算机制。

个人所得税法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引导社会价值观念的作用。如果实行个人所得综合纳税，并且考虑到家庭成员的收入状况，那么，可引导纳税人更多地关注家庭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为巩固家庭这个社会的基本细胞，营造和谐社会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