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04 16:54:4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民营企业家定义，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与民营企业的发展密不可分，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当前，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趋势迅猛，尤其是在浙江、江苏地区，同时各地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又存在很大的差异。浙江省民营经济则显现出以量的扩张为主，散、小、低的特征，总体上仍以创业和原始积累为主以及传统的家族制的管理模式的特点。而江苏省民营经济出现了空间布局集聚，特色块状经济以及外向拓展能力强等特点。
企业家作为民营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企业家的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决定企业家能力的高低受到很多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的制约，其中各地文化的差异――这一情境将对各地民营企业家能力的培育产生很大的影响。因而本文将从区域文化差异的角度对浙江和江苏两地民营企业家能力的影响做出分析。
二、文献回顾
（一）文化关键维度的选取
为了识别对文化差异，选取适宜的文化维度来衡量，首先必须正确认识文化的含义。
1.文化的含义。关于文化的概念历来众说纷纭，人类学家就曾提出了164种不同的文化的定义［1］。在管理学界，最早对文化的定义源自于泰勒（Taylor），他认为文化就是“人们在社会中是所形成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其他能力及习惯的复杂整体。”艾德?斯凯恩（Ed Schein）对文化的定义是：“一套基本的假设――解决外在适应力（如何生存）和内部集成（如何共同生活）的普遍问题的共同方法――它被各个时期索包含，并从一代传到下一代［2］。而近来最常被人们所引用的概念是由霍夫斯泰德（Hofstede.G）提出的：“文化不是一种个体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群体所共有的心理程序。［3］”群体本身无法自发感受到自身文化，文化需要比较才可以显示出各自的特色。因而不同的地理环境、物质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形成了不同的文化。
2.对文化差异的衡量――关键维度的选取。理论界对于管理文化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但不同研究者对文化的内核上的认定仍存在着差异。20世纪70年代末霍夫斯泰德的开创性研究为这一领域提供了规范。他是通过对IBM在40个国家的11.6万名员工进行意见调查完成的，通过对调查人们对管理方式和工作环境的偏好，霍夫斯泰德指出了4个随国家不同而不同的“价值观念”的尺度――权利的空间跨度，不确定性的避免，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以及阳性/阴性。后来他又增加了长期时间导向作为第五个文化纬度，组成“霍氏五维度”文化框架。特龙彭纳斯和汉普登?特纳（Tronpenaars &Hampden Turner）［4］的七维度文化，即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情感内敛与情感外露、具体专一与广泛扩散、成就与归属、对时间的态度和对环境的态度）涵盖面虽然比霍氏框架差异并不大。霍尔（Hall）则是给出了人性化的或物理上的空间、单向性或多向性的时间以及高联系的或是低联系的语言等维度。艾德?斯凯恩（Ed Schein）认为文化关键尺度是与自然的关系、人的本性、时间、人类行为、与人的关系以及事实和现实。
虽然以上对于文化维度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衡量文化差异的框架，但是针对价值观念的不同方向，以上这些西方的理论能否普及应用到中国进行研究，并针对有着文化交融性的区域――浙江和江苏并度量两省之间文化的差异依然存在着挑战。
（二）企业家理论与企业家能力
美国经济学家墨尔斯（G. E. Hills）最先将“企业家”一词引入经济学，他认为所谓的企业家是“那些能够抓住经济生活中的机遇或能够对经济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机会做出反应，通过创新为本人和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而使整个经济体系发生变化的人。”法国的萨伊最早强调企业家的重要地位，他把企业家的功能定义为提高效率和收益而进行的资源再分配，认为企业家是“预见特定产品的需求以及生产手段，发现顾客，克服许多困难，将一切生产要素组合起来的经济行为者”。奈特（Frank Knight）赋予企业家不确定性决策者角色，即不确定性的承担者。企业家的作用就是处理经济中存在的不确定性，这表明企业家精神是与风险承担联系在一起的。熊彼特（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的理论》一书中，将企业家定义为“能够实现新的组合的创新者”，认为他们的行为以“创新”作为特有的目的，企业家精神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赋予企业家是革命创新者，企业家总是推翻已有生产方式，打破现实经济的均衡。这一定义强调了企业家的本质特征――“创新”，并具体给出了企业家创新的五个方面。
以上这些定义分别从功能、本质特征以及地位强调了企业家对企业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企业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哪几个方面的能力以及哪些素质最为关键仍是不明确。国内的学者，多数采用文献分析法来归纳中国民营企业家至关重要的素质。例如，李代红［5］通过对90篇相关文献的统计，得出民营企业家具备的前20项通用素质，前8位分别是不断学习、创新能力、战略眼光、决策能力、恪守职业道德、自知之明、冒险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其种特别强调企业家的不断学习和创新能力。田晓霞［6］根据企业家理论文献，概括出企业家必须具备四个方面的能力，即创新能力、组织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以及决策能力。
（三）企业家能力的文化环境制约
贺小刚、李新春［7］认为企业家能力的差异主要源于企业家背景因素和经济结构约束性因素两个方面。除了企业家的性别、受教育的程度、社会地位等背景因素会对企业家能力产生影响，各个区域的发展水平、政府改革推行的力度、物质资源等等也会影响到企业家的经营行为以及在此行为中所积累的能力。田晓霞在谈到企业家能力的提升途径时，强调了企业家能力除了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到企业家制度环境以及企业家文化环境的制约。她提到“企业家文化环境是指在特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积淀而成的文化氛围，经过几千年历史积淀下来的传统价值取向都会制约着企业家能力的培育。”因此，本文将把区域文化看作是一个外部变量，来考察不同的文化环境对企业家能力各个组成要素的影响。
三、苏浙两地区域文化差异比较
江苏、浙江历史上称为吴越。重商为吴越文化的突出特征，并促使江浙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地区。从文化传播的规律来说，两种文化之间的同构因素越多，其相互交融和吸纳也就越容易，吴越文化重商轻农的传统、开拓冒险的精神、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都使江浙人易于接受西洋近代工商业文明的熏陶，使吴越之地成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无出其右的工商业代表区域［8］。
因而，对浙江文化与江苏文化的差异性的衡量，本部分将在考虑浙江和江苏文化相互交融特性以及鲜明的文化倾向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研究，决定选取三个维度，即避免不确定性、集体主义的程度以及对入市/崇学这三个关键的文化维度来衡量两地文化的差异。
（一）不确定性的避免比较
霍氏认为“避免不确定性”的概念，说明一个社会对于不确定性的排斥，对可预见性、控制和对避免风险的偏向。这些往往可以通过对突采取主动和承担责任上反映出来。由于吴文化是苏南文化的核心，是江苏文化的主流文化，因而我们将吴文化来代表整个江苏的文化。在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下，经过漫长的社会活动而形成的“融和古今、汇通中西”的吴文化，吴文化的最大特点在于稳中求进、刚柔并济。相比之下，浙江文化具有内生的创新冒险精神,其总体特征可归纳为八个字:“勇于创新,注重功利”。由于傍海而居,自然资源匮乏，出海为生的生活环境,培育出了浙江人的顽强的生命力和开拓冒险的精神。创新冒险精神是浙江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巨大的生机和创造力是其文化的生命能量；功利主义和自然人性观构成了浙江文化的人生观基础［9］。
（二）集体主义的程度比较
霍氏引入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这个维度来衡量文化差异，可以明晰地区分注重个体独立性的西方国家和讲究归属感的东亚文化。但是由于浙江文化和江苏文化同属中国文化，总体说都具有集体主义的文化倾向，因而在这里引入这个维度，是为了比较浙江企业与江苏企业的团队与协作意识的高低与关系紧密度的大小。浙江人有着特别强的“团队精神”。这一点，在其民间融资上得到充分体现。据统计，浙商融资中的80%靠民间借贷，即要么向亲威朋友借，要么入商会，要么组建民企集团。正是这种“爱扎堆”的精神特性，使全国各地到处都有“温州路”、“义乌路”和“浙江村”。又如，温州商人之间相互诚信团结，能够“抱成团”，愿意分享市场信息和资源，这为温州人在国际社会发展出自身独特的社会资本，形成了所谓的“海外关系网”，能够帮助本土企业走向国际市场［10］。
（三）“入市”与“崇学”
浙江文化强调“人而优则商”，评价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多少为标准，注重“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钱尽其值，各尽其能”，把“为顾客创造价值、为企业创造利润、为员工创造前途、为社会创造财富”作为价值取向［11］。浙江区域深深根植着“以商为荣、以商为重、以商为业”的文化观念。然而，在江苏文化虽然也存在着“重商”文化，但是十分注重“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强调教育重要性和个人文化素养的培养，因而江苏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史料记载，《二十四史》两万多有传者，六千余人为江苏籍。清代114名状元中49名是江苏籍。
四、区域文化差异对苏浙两地民营企业家能力的影响
众多学者注重对企业家能力的衡量，因而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或是文献分析法等方法进行研究，对企业家的能力的组成要素和构成结构得出不同的分析结果，其中对创新能力、知识素质两大要素成为企业家能力必备要素。本文将从文化环境的角度来分析其对企业家能力构成要素的影响。
（一）对企业家的教育程度和知识素质的影响
知识是对相关领域信息的掌握程度，是能力的基础。通过正规培训或是递进学习，都是企业家获得知识的有效途径。作为民营企业家，要发挥科学决策能力、创新能力，相关的知识不可缺少。知识表现在一是要有专业的知识体系，主要是具备专业知识、管理知识和市场知识；二是要有学习的持久精神，有不断学习的意识。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知识的构成以及积累更是其管理水平的高低的主要因素。
浙江省素来就表现出“务实、重利”的文化特征，强调“入市“的价值观，以物质财富多少作为评价人的标准。这些传统文化上的差异会对民营企业家的知识素质有着影响。据2004年浙江省对民营企业的一项研究报告曾指出“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学历层次低，管理水平不高，结构性和素质性矛盾相当突出，一些专业研究人士将之归纳为‘三多三少’：经验决策多、科学决策少，日常管理多、战略规划少，传统管理多、现代管理少。”据《浙江省民营企业考察报告――对千家浙江上规模民营企业的问卷调查》（2005）［12］结果显示，浙江省的企业家学历在大专以上的比例占54.36％，获得中级技术职称以上的达55.80％。
来源：课题组；浙江省民营企业考察报告――对千家浙江上规模民营企业的问卷调查；《特区经济》2005年第7期；
相比较，江苏省历来就是文化大省，十分重视教育并强调文化知识学习的主要性。据历史记载，在明代，苏州地区有社学七、八百所，清代更见发展，凡少年子弟均可入学就读，明清两代苏州一府的进土、状元人数遥居全国之冠。因而，江苏人“崇文”早已成为传统风气。虽然江苏省民营企业家的素质仍需要进一步提高，但是在这些指标中均要高于浙江省。
（二）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国内、外学者一直都把创新能力认为是企业家能力的核心能力。彼得德鲁克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一书中，谈到创新原则的一条就是“最好从小起步，开始只需要少量的资金、少数几个人，而且只需要有限的小市场。”同时他还指出创新者的共性特点就是“有冒险倾向”。
浙江省由于其自然资源的束缚以及生存环境的恶劣，造就了浙江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冒险的商业精神，也产生了“不以小利而不为”的创业心态。他们善于把握商机，赚取财富，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正是这种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吃过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的"四千精神"，透射出一种深深的创业文化底蕴，代代传承。”而相较之下，江苏省的文化具有典型的水乡文化气质又赋予了吴地民众勤劳、精巧、柔韧的经济价值观，形成了精打细算、精细作业、节省开支、细水长流的经济作风，注意稳中求进，往往导致江苏的民营企业家反而过于谨小慎微，在经济发展中缺乏敢闯敢干的冒险精神。
五、结论和研究的不足
一、基于企业理论研究范式的民营企业家族化研究进展
(一)基于社会一文化范式的民营企业家族化研究
该范式遵循韦伯传统，主要是运用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去探究家族化问题。所谓韦伯传统就是强调特定企业组织形态与其所处的文化制度环境(包括经济伦理环境、价值认定环境和社会交互环境等)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比较蕴含在不同企业组织结构背后的“文化决定因子”来解释某种企业组织结构生成衰败原因的一般性命题。国内关于家族企业的研究文献集中体现传统文化论、家庭契约论和社会资本论。
1．循着(1985)的思路，传统文化论的主要观点有：中国传统的“家文化”特征和“差序格局”的信任关系(卢现祥，2000；陈立旭，2000；姚贤涛，王连娟，2002；李春来，2002)是民营企业家族化的文化动因。张之锋(2001)认为，家族制是民营企业在“私德有余而公德不足”条件下的“不得已的选择”。张强(2003)则从“自家人”和“外人”的角度对传统文化与家族经营的关系作了解释。
2．家庭契约论(贺志锋，2003)认为如果把具体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看成是外生变量，假设它们是同质的；由于家庭的行为规范是利他主义，思想感情的一致使家庭内部能够实现有效的劳动分工(贝克尔，1987)，从而实现“有机的团结”(迪尔凯姆，1986)。当家族成员共同控制和管理企业时，企业的委托的契约性质、团队生产监督问题、人力资本专用性问题和信息特征都将发生改变；家族成员在长期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一套基于感情的共同预期和非正式承诺，以家庭关系为基础的家族企业是一种“高信任”(这种信任是一种基于感情的感情信任，而不是基于能力的认知信任)的组织形式(Jones，1983)，由此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契约；而且，在家族企业中，委托人对人的高度信任来源于人的行为和情感，而不是人的绩效。其契约特征表现为感情关系导向，而不是遵循经济理性，并且委托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强度远高于非家族企业的董事会和CEO之间的影响。
3．社会资本论在家族制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对福山(1995)关于华人企业的研究结论给予足够的重视，社会资本与民企融资的关系(储小平，2003)借助行政权力和社会关系为企业获得各种资源(李路路，1995)；周殿昆(2002)从作用范围、信息搜寻费用、防范道德风险机制、监督费用、违约失信概率和获取资源状况六个方面比较当前社会信用和家族信用，来说明家族信用是乡镇企业向家族企业回归的主要原因。程书强(2003)从信任与社会结构、制度变迁转型存在高度关联的角度分析社会信任对我国家族企业的影响。储小平(2003)把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财务资本、社会人力资本、社会关系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指出家族企业在这四个层面的具有内在的作用机理。
(二)基于资源－能力范式的民营企业家族化研究
该范式运用企业管理理论从组织效率论、企业家能力论、企业文化(团队精神)论等角度对民营企业家族制作出解释。
1．组织效率论以Leibens－tein(1966)的X－效率理论为依据对民营企业家族化治理机制作运用性解释。强调特定企业组织形态与其在管理和技术层面所能达到的经济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比较不同“企业制度类型”在组织成本、管理能力、经营绩效等方面所可能存在的差异，得出某种“企业制度类型”之所以生成衰败的一般性解释。民营企业家的自我雇佣或家族化倾向在于它能低成本的减少X-效率从决策效率、对市场机会的捕捉和把握、企业凝聚力、减少内耗等方面说明家族企业的效率。如朱富强(2004)从显性协调和隐性协调角度论证家族企业长期存在的理由。
2．企业家能力论延续了熊彼特传统，即认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企业获取利润的源泉。主要观点是认为民营企业创业者的在企业的创建、成长和发展中具有特定的作用。邬爱其等人(2003)认为，企业家主导下的组织认知的一致性才是民营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民营 企业组织形式的多样性将长期存在。石军伟(2003)基于企业家能力的内生性提出“建立企业家机制主导模式才是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目标”。这是对阿尔钦的古典企业论的明确坚持。
3．团队精神论(Alchian&Demsetz，1972)认为家族企业在创业的历程中具有天然的凝聚力和奋斗精神，为家族荣耀甚至为打造百年基业而努力工作：又因为亲属关系相互熟知，信息对称，建立心理契约比较容易。钟朋荣认为民营企业选择家族化经营，是因为家族企业拥有更多的关心企业资产的资源。
(三)基于制度范式的民营企业家族化研究
该范式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企业家供求论的观点对家族企业进行制度分析。
1．交易成本理论。是从交易成本出发研究民营企业家族化的思路，故可以归结为科斯传统。所谓科斯传统就是经典的企业理论分析方法，即交易成本范式。由科斯的交易成本观点出发衍生的团队生产理论(Alchian&Demsetz)、资产专用性理论(Williamson)、理论(Fama，Grossman&Hart)、契约理论等成为企业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该论把这一现象归结为成本过高，主要的观点有非对称信息论、内部交易成本论、外部市场论。非对称信息论认为：市场制度环境的不完善(王连娟，2001)和“低文本文化”形成的信息非规范化和分散化(陈凌，1998)。外部市场论认为由于经理市场还是一个“柠檬市场”，所以发现优秀经理的信息搜寻成本很高；因为高昂的成本和残缺的社会信用使家族企业排斥外部职业经理，这种“寻找人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环境的矛盾”构成私营资本管理方式转换的障碍，这将使私营企业“管理青春期”跃迁要经历的一个长期过程(刘伟，2010)；同时又由于“家族企业治理家族主义的信任结构”促使经理市场的失灵(李新春，2003)；经理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制约了家族企业的制度创新(周立新，李传昭，2004；刘平青，2004)；周立新，李传昭(2003)运用信息经济学方法建立一个外部市场模型。
2．制度变迁理论。可归结为诺斯传统。即从外部制度环境和企业整体制度变迁角度研究家族企业。在家族企业的研究中关于制度演化的分析范式运用，存在两种观点：制度变迁论和制度效率论。制度变迁论者主要从制度创新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讨论当前家族企业走向公司制的约束条件(方晓军，高瑛，2004)；从制度嵌入和制度耦合的角度寻求制度变迁与制度环境的兼容性，如在外部治理机制不健全条件下家族制虽非“最优”制度安排，但或许是“最不坏”的制度安排(郑家喜，蔡根女，2004)；制度效率论从非正式规则的存在及其变化对企业制度选择的制约来论证一定制度环境下家族制的阶段合理性(何智美，2004)，认为只有能对企业核心要素提供有效激励约束的制度就是有效率的制度；郑文哲(2003)建立了一个家族企业制度适用边界模型。
3．企业家供求论。任晓(2004)以温州为例从经理市场的供求状况探讨了企业家古典锁定的内在机理和外部条件：导致企业家供给水平低下的原因是逆淘汰支配下的企业家市场导致过低的预期收益增加了企业家专用性资产进入市场的风险，噪音化的职业市场信号加剧资产所有者的自我雇佣；企业家需求弱化的主要因素有“家庭及泛家族组织与企业生产梯队的整合”、“股份合作与企业家人力资源共享机制”以及“发达的专业化商品市场或专业化产销基地弱化了企业对企业家的需求”。张佩国(2004)对民营企业换帅提出自己的看法：个人权威与制度化结合不会影响企业的竞争能力。
(四)基于演化范式的民营企业家族化研究
组织演化论源于阿尔钦(1950)的达尔文主义市场选择论和纳尔逊和温特(1982)的“惯例性行为”论。前者认为，生存下来的是经过经济体系甄选后的成功者，因而是有效率的；后者认为组织创新的运动机制在于对惯例的承继和创生。在民营企业研究文献中，组织演化论者认为民营企业之所以选择家族化的产权形式或治理结构是适应现实经济环境的结果，运用演化经济学的方法和观点来深入探究“家族企业基因”与经济环境的关系，对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借助遗传、变异、自然选择等概念加以解释。刘平青(2003)关于“家族基因”的解释比较新颖，他认为决定家族企业“遗传”与“变异”的关键在于“家族基因”的四种“碱基”：利己人性、心智模式、利他人性和文化因子。陈文科(2005)认为，“家族基因”所形成的非契约凝聚力和适应性创造力是家族企业生命力保持持续发展活力的内生性因素。企业认为温铁军(2004)强调了环境的作用，认为大规模民营企业转制是在宏观经济波动的产物，不单纯是微观经济的结果。
(五)基于网络范式的民营企业家族化研究
网络是界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一种企业组织形态(或叫经济组织形式)。专业化家族企业集群的生存多是依赖这种网络分工形式，以此降低风险。因为网络存在企业需要的关于“相似性活动”的知识，Richardson(1972)将企业间密切的合作关系称为产业组织网络模式，他开创的网络范式成为企业理论研究的前沿方法。拜尔恩(Byrne，1993)把企业网络定义为：独立企业间的短期结合，它没有总部和组织图、没有科层、没有纵向一体化，网络内成员企业的分工细致。浙江和珠三角一带兴起的企业集群吸引了国内学者的眼光。陈守明(2000)认为，小企业作为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具有稳定性强、效率高的特点，温州家族小企业正是通过由相关性强的企业组成企业网络组织这样一种形式克服规模局限获得竞争力。以温州打火机产业为例，家族企业网络的优势在于一是减少机会主义，如零部件生产的标准化和适度竞争、网络内道德信用、区域内企业集聚的低信息成本以及网络组织的柔性化都有助于克服机会主义；二是相对于大企业的比较优势，如对需求多样化适应性强，内部管理成本低，激励机制好，分工、合作、竞争导致核心能力的专注，以全价值链最优化来选择合作企业并进一步促进核心能力的提高。钟朋荣(2004)以绍兴纺织业的产业集群为例揭示了作为企业网络或产业集群中一个元素的中小民营企业，其走家族化之路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他提出一个公式：产业集群+家族制=竞争力。朱秋霞(1998)和陈凌(2003)则从家庭网络和企业网络的角度分析了家族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文化社会基础。
二、企业理论研究范式比较及其对民营企业家族化研究的启示
笔者根据对相关文献的内在逻
辑和主要概念做出上述分类，这种的归纳不一定与成果所有者本人的初衷完全一致，但它并不影响我们对研究方法本身的认识。社会一文化范式、资源一能力范式、制度范式、演化范式和网络范式是当前企业理论研究的主要分析方法，甚至可以说有的是主流方法，有的是前沿方法。这些方法用来解释家族制存在的合理性，展示了问题的不同侧面，深化了对家族企业演变的理解。不过，仅就观点而言，单一的视角不足以给出满意的答案。只有综合起来，才能形成对家族制的合理解释，才有可能对民营企业的未来变迁以及家族企业合理性空间的扩展做出有说服力的推测。传统文化论强调“家文化”特征和差序格局的信任关系对家族化的重要影响，但无法回答：使得家族化组织成为儒家文化圈中的主要和有效的治理模式。但这至多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在儒家文化圈中，家族企业成为主要的企业治理模式。但它显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2/3以上的企业也是家族企业。因此，对于中国当前盛行民营企业家族化现象，社会文化范式并不具备足够的解释力。
对于家族企业管理效率和组织能力的高度评价并不能掩盖其自身的缺陷。如强调创业者尤其是核心人物的领导作用的观点，这种解释随着第二代的更替已成为追忆的历史；而家族企业产权和治理的非经济性在一定条件下会被经济力量所穿透。
制度变迁理论强调制度环境约束和嵌入性要求，认为家族化锁定是市场和制度不完善的结果。但是它无法解释已经有不少的民营企业建立了现代公司制，一些家族企业逐渐地“泛家族化”。
在交易成本理论看来，企业组织形式的演进过程实际上就是企业不断把内部交易成本(组织成本)外部化的过程(交给市场解决)，同时引入不可交易的且企业需要的部分。它犯了科斯同样的错误，就是只看到企业的交易功能，没看到企业的生产功能。因为企业的知识由契约性知识和生产性知识组成(刘刚，2002)，前者可以根据收益成本比较从市场上购买，而后者是内生的，需要自身的投资。
能力范式在于解释那些企业内部不能交易也无法交易的现象，如企业的隐含知识、核心能力、关键性资源等。基于交易成本范式的资产专用性理论在一定程度靠近能力范式，但是还存在很大距离。刘伟(2001)把企业产权制度看作是要素市场制度的函数，产权结构是资产专用性程度的函数。这种观点有助于对家族制在交易成本理论和能力理论结合性方面进行解释，即民营企业选择家族化的产权形式和治理形式既降低了交易成本，又维持了关键性资源，而这正是要素市场(经理市场、资本市场)制度和资产专用性(核心人力资本和其他关键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
经济演化理论是研究民营企业制度的一个崭新视角，但是仅仅局限于达尔文主义的生物进化观点有时显得比较牵强，而且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与生物演化毕竟不可同日而语。
现有文献中的一个缺憾是关于网络范式在民营企业研究中的运用与经济现实相比远远不够。网络范式揭示了区域性产业集群或企业网络的形成机理，以及信息化时代的网络经济和虚拟组织的存在理由，它以企业能力理论为基础、辅之以经济社会学和交易成本理论，暗含着演化理论的逻辑，形成有现实感的理论魅力。在当前家族企业研究中，少数文献有所涉及，但缺乏理论自觉。家庭契约论和社会资本论以及产业集群论从非正式制度和规模效应的角度进行分析，显示出网络范式的痕迹，但似乎又有一种欲说还休、不够明快的感觉。网络范式以其特有的理论生命力显示出比制度范式(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和社会文化范式(也可成为经济社会学)对民营企业家族化有更强的解释力。尤其是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虚拟网络、社会网络与企业网络的交互作用，衍生出丰富多彩的企业组织形态，这些组织形式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需要我们运用新的理论去解释。
从国外企业理论的发展现状来看，理论、控制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治理经济学)对中国民营企业有较强的解释力；在方法论上，新古典方法、制度分析和演化分析都有助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当前企业理论出现了契约理论和能力理论合流的趋势，这将为研究中国民营企业提供更多、更新的视角，有待我们去吸收养分，灵活运用。
三、民营企业家族化现象的经济逻辑
企业组织形态(包括产权、治理结构、组织形式等)的变化是由经济系统运动的内在逻辑决定，它是企业自身的因素与经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用williamson的话来说，企业是一个适应性组织。在一个无强制性的经济体系中，企业之所以采取某种产权制度或治理方式是企业经济活动自生自发演进的结果，而不是某个人或组织理性设计的产物，这种企业从而具备了“自生能力”(林毅夫，2002)。根据制度变迁理论中的影响制度供给和需求的因素，企业演化的主要原因可归纳为：提高生产率；降低交易成本；市场规模的扩展；技术进步；制度环境的改善。而判断一种企业制度是否合理或具有效率，要看它是否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要看它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中是否是低成本的(巴曙松，屠新曙，2002)。
民营企业作为一种本来意义上的企业，对市场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它的演变过程与市场进化过程息息相关。应焕红(2005)把民营企业的特点概括为：具有生存特质，是一个动态伸展的过程，是一个自觉学习的系统，是一群尖锐矛盾的集合，是一个不断演化的组织。基于这样的描述，大部分民营企业实行家族经营一方面是根据自身发展要求作出的制度选择，另一方面也是适应市场化发展进程的结果。中国民营企业成长在特殊的政治环境、经济生态和文化背景中，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民营企业面临两种不信任，即在经理市场上，企业主不信任经理人，在资本市场上银行不信任民企(所谓金融恐私症)，产权封闭化、治理家族化是无奈也是明智的制度选择。简言之，就是为克服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将成本和风险最小化。当然，即使是家族化治理，也会出现形态各异的制度形式，这就取决与不同企业具有不同的信息结构，不同的信息结构导致不同的控制权结构，从而形成不同的契约结构，最终在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中选择不同的治理机制。而这种治理安排也并非静止不变，民营企业天生的学习、模仿、纠错能力使治理机制处于不断的优化调整之中。迷信现代企业制度、片面地追求所谓的新型企业制度、简单的否定家族制，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更不是理性的经济决策行为。因为，这种否定“缺乏扎实的经验基础和令人信服的学理根据” (韩朝华，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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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家回乡投资决策
法国人类学家布尔迪厄在1979年首先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并认为社会资本是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并列的三种资本形式之一。科尔曼(1990)随后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深化了社会资本的内涵,将其定义为一种能实现某个目标的生产要素,是基于信任的关系资源。波提斯(1995)在科尔曼观点的基础上指出,社会资本是一种调动关系的能力,以来个人社会网络或网络成员之间互相调配稀缺资源的能力。房路生(2010)以初创业的企业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企业家社会资本结构维度、关系维度、认知维度指标的分析发现,企业家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社会资本对创业生存绩效有显着影响;企业家结构维度的社会资本对创业生存与成功绩效都有显着影响。陆涛(2012)研究发现,企业家自我效能通过企业家社会资本对战略变革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耿新(2010,2011)以小型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动态能力有显着影响,并且通过企业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按照关系网络层的社会资本的解释,社会关系网络能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从而能够保护风险投资。任何投资活动都有风险,企业家回归投资也不乏风险。因而,对社会关系网络的依赖是企业家回乡投资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二)企业(家)政治关联状况与企业家回乡投资决策
关于政治关联的界定,国内外学者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给出了各自的概念。Roberts(1990)指出政治关联是指企业与参议员有利益关系;Fan、Wong、Zhang(2007)专门对我国的公司进行了研究,提出如果公司的CEO任职或曾任职于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或者军队,那么这家企业是政治关联的。Ferguson和Voth(2008)则根据对德国企业的研究提出,如果公司经理或者董事会成员与执政党关系密切,则公司属于政治关联的。Allen等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投资者法律保护不充分的情况下取得上述成就的关键在于,中国存在着相应的投资者法律保护替代机制,但是他们并没有对什么是替代机制做深入地分析。胡旭阳(2006)认为民营企业家政治身份在市场经济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是法律保护的替代机制之一。其通过对浙江省2004年百强民营企业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家的政身份通过信号传递机制降低了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壁垒,提高了民营企业的资本获得力。罗党论、甄丽明(2008)通过对上市民营企业的经验数据研究表明,没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相对于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的政治约束要多;同时,越是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民营企业的政治关系对其融资的帮助越明显。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转型阶段,各项制度还不完善,企业家为了获得政府政策信息、政府资助、融资便利条件等,会尽力和政府发生关联。固始县作为固始籍企业家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在成长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关系和政治关系。企业家回归产业转移过程中,必定与当地政府部门发生各种关系或联系。企业家丰富的家乡地区的政府关系是吸引其回乡投资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三)家乡地人力资本状况与企业家回乡投资决策
段建(2007)通过对FDI式产业转移的研究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是国外对我国进行直接投资式的产业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刘家强、王春蕊等通过农民工就业地选择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农民工就业地选择过程中,年龄选择特征和技能遴选效应明显,年龄每增加10岁,其选择外地就业的概率就会降低3.67%;并且,居住地经济越发达,农民工越倾向于选择本地就业。同时,居住地的就业途径、交通便利度等也影响农民工的就业地选择。企业家回乡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本地的就业途径、改善了当地的交通状况。因而,在促进固始当地老年人就业的同时,也减少了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的数量,而是选择本地就业。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沿海发达地区“民工荒”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因而,企业都倾向于选择劳动力数量丰富、成本较低的地区作为投资区域,尤其是企业经营产业属于劳动力密集产业的时候。固始县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县,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且对当地的风土人情都很熟悉和了解,这些都对企业家回乡投资决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四)家乡地区相关产业发展状况与企业家回乡投资决策
产业关联就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产业之间的广泛的、复杂的和密切的技术经济联系。各产业的企业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供给和需求的联系。从企业所经营业务的相关产业的发展状况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左小德认为,企业家会考虑回乡投资后,会考虑市场分额、市场竞争状况、产业配套情况、政府政策等。其中,(1)产业配套情况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良好的产业配套能够提升企业的市场响应能力。(2)当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产业结构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发展会自发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并且当地政府也会对产业发展有所规划,在现有产业结构的基础上,进行转型升级。因而,企业家在实行回乡投资决策时,要考虑自己所从事产业类型是否与当地政府预期接收的产业相符。(3)因为一个地区区域创新能力对产业发展有重大影响,关乎产业转型和升级。因而,对地区创新能力地区经营相关产业的企业也有重大影响。因此,企业家在考虑回乡投资决策的过程中,为了企业的发展,家乡当地关联产业的发展状况会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五)根亲吸引与企业家回乡投资决策
根亲情结是由于血缘关系而发生、发展的一种情结。其实质是落叶归根思想的另一种体现,也是中国人一向重视家庭观念的展现。历史上五次中原向东南沿海大规模移民均与固始有关,固始籍后裔遍布福建、广东、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及日本、新加坡等国。固始是海外侨胞的乡关故地。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闽台同胞、海外侨胞纷纷到固始寻根问祖、探亲度假和投资产业,这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深了固始当地人的乡土情结。同时,根据马施洛的层次需求理论,人类在满足了生存和社交需求之后,会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回报社会。在经历了打工创业成功、并积累了原始资金以后,很多在外的固始企业家开始考虑对家乡进行投资,以便照顾乡亲和家人。
综上,通过对企业发展有重要影响因素的企业家社会资本、政治关联、家乡地区人力资本、相关产业发展状况等因素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对企业家回乡投资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国有股权；社会资本；银行融资便利性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营经济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①，本文拟以我国民营控股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国有股权对民营控股公司获得银行贷款资源的影响，以及民营控股公司的社会资本与政治关联（国有股权，企业家参政）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
一、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一）国有股权与政治关联
企业行为内生于制度，并倾向于趋利避害。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式制度还不健全、不稳定，鉴于政府对众多资源的垄断性，民营企业倾向于与政府建立联系，从而为其建造有利的外部空间。民营企业中的国有股权能够使民营企业与政府利益在某种程度上趋于一致，这种股权安排可以促使双方共同利益的产生，从而建立相对稳定和紧密的政治关联；这种政治关联渠道建立在法律和制度的基础之上，政治关联在本质上出于对利益的考虑。在我国现阶段，由于国有股在融资便利等方面相较于民营股有着先天的优势，民营企业通过国有股持有，一旦在经营过程中出现困难便可直接利用政治权力降低经济损失；政府在民营企业中参股不仅传递了民营企业有实力的信号，而且政府信用可以为民营企业提供隐性担保，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抵消制度环境的负面影响。
通过国有股权持有，政府在民营企业中存在利益关系，民营企业就构建了一种与政府之间的“互利共生”关系（张祥建和郭岚，2010）。一方面，民营企业通过政治关联直接参与政府的经济发展规划，承担了一定的地区发展责任，并在某种程度上为其自身营造了良好的外部形象；另一方面，民营企业通过承担地区经济责任，政府也会回报性地为其经营发展提供适宜的政治生态，在产权保护、资源获取、融资便利、进入管制性行业等方面提供诸多优惠。在利益动机的驱动下，政府和民营企业倾向于建立一种双赢的合作关系。博弈双方的利益在此情况下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一方利益增加，另一方利益不受损害，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利益增加（孙早和鲁政委，2003；Bai等，2006；郭士倜和宁艳丽，2011）。
（二）国有股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可得性
我国民营企业引入或保留国有股权，更容易享受到政府给予的各种政策优惠（张兆国等，2011；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b；于蔚等，2012；何镜清等，2013）。如民营企业在获得银行贷款方面有助于消除银企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强化金融机构对于民营企业的信心，从而提高获得银行贷款的可能性。此外，国有股权的存在为民营企业提供了一种潜在担保，一旦其陷于财务困境，政府会选择施予援手来维持发展。这样一种潜在担保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银行在向民营企业发放贷款时的忧虑，从而提高民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可能性。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对于其他条件相同的民营企业来说，含有国有股权能使民营控股公司更容易获得银行信贷支持。
（三）国有股权与社会资本在影响民营企业银行贷款方面的替代性
制度环境主要是作为企业的一种外在经济环境来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是一种对市场制度层面的约束力。而社会资本作为企业的另外一种外部环境，是以道德约束的形式来影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一般认为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主要是由相互信任而导致的合作行为，社会资本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渠道提高社会诚信（LLSV，1997）：一是社会道德对人们不守信行为的内在约束，二是社会舆论对人们不守信行为的外部惩罚。社会资本对银行信贷支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企业的财务状况会更加真实透明，金融机构对申请企业经营状况的调查评估结果也会更真实可信，从而降低了银行对民营企业所产生的信贷歧视；二是社会资本的惩罚机制会增大企业欠款不还的违约成本，造成对其声誉的损害从而不利于其长远发展。因此，在社会资本较高的地区，企业会自动自发地遵守社会“规则”，使其行为规范化、诚信化，银行也更倾向于与其开展合作。
相比于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银行更倾向于向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提供贷款，政治关联带给民营企业的诸多优势，造成了现如今中国企业政治关联现象的普遍性。但是，如果对于同样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银行又该如何选择信贷资源配置呢？ 在社会资本较高的地区，银行能够较为直接地了解到企业真实的实力与信誉，从而可以为民营企业公正合理地配置信贷资源，作为民营企业也就不用过分依赖政治关联来传递信号，以便较容易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
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民营控股公司中的国有股权与社会资本，在影响企业取得银行贷款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作用，即在社会资本较高的地区，民营企业在获得银行贷款方面对国有股权的依赖程度会显著降低。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7-2011年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这里的民营企业是指终极控股股东的产权属性是民营企业的A股上市公司，包括上市时就是民营企业性质的公司和上市后通过改制转变为民营性质的上市公司，并根据以下原则剔除了一些样本：（1）剔除了国有上市公司通过股权转让而转化为民营企业的样本；（2）剔除了数据缺少或者数据极端异常的样本；（3）剔除了那些ST、PT公司；（4）剔除了最终控制人不详的样本；（5）剔除了金融行业样本，因为金融行业公司的负债不同于非金融行业的公司。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构成资料来自CSMAR中的公司治理数据库，财务相关数据来自CSMAR中的公司财务年报数据，其余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最后，本文共得到721个样本。
另外，为了与已有的政治关联研究文献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对民营企业家参政也进行了相关的刻画，将企业家参政定义为企业实际控制人或总经理当选为省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关于企业家政治身份的数据主要通过互联网检索相关企业网站，表1列出了样本公司的政治关联分布情况。
（二）研究变量的定义说明与模型建立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用企业取得银行贷款及贷款期限定义企业的银行融资便利性，主要检验民营控股企业中国有股权与社会资本对企业取得银行贷款及贷款期限的影响。Debt i是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的银行贷款特征，分别为银行贷款率及银行贷款期限。
2.解释变量
（1）国有股权变量：我们定义公司前十大股东中的国有股权作为政治关联的刻画，度量方法有两种：一是是否含有国有股权（StateShare），二是国有股权的比例（Staterate）。
（2）社会资本变量：本文采用各地区的教育水平作为测度社会资本的指标，各地区教育水平②用2007-2011年各地区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占全部人数的比例是否高于全国平均值来衡量，各地区教育水平指数如表4所示，平均值为8882。
3.控制变量
根据以往的文献研究，我们控制了影响企业银行贷款融资的一些因素：企业规模（Size），盈利能力（Ebit），可抵押资产（Asset Struc），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Lev），民营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是否为当地支柱产业（Pillar industry），以及年度变量和行业变量。最后，还在模型中加入了一个地区的发展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因为社会资本在地区间的差异可能还反映了各地经济、金融、社会发展的差异信息，如果不对各地区的发展水平因素加以控制，那么很可能得出的是伪结果。为了尽可能控制省际制度变量对银行贷款融资决策的影响，又在模型中加入各省金融发展水平变量，其数据来源于樊纲等（2007）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金融发展指数，详细的变量定义见表2。
4.模型说明
为检验本文提出的假设，根据设计的变量分别构造了如下回归模型。
模型（1）：
Debtit=α+β1StateShareit+β2controlit+β3Industry+β4Year+ξ
模型（2）：
Debtit=α+β1Eduit×StateShareit+β2（1-Eduit）×StateShareit+β3StateShareit+β4contaolit+β5Industry+β6Year+ξ
其中模型中Debtit代表被解释变量，StateShare代表国有股权变量，control代表控制变量、制度变量，i表示横截面上不同的公司，i=1，2，…，721，t表示不同年份，t=1，2，3，4，5。模型（1）用于检验假设1，即民营企业中的国有股权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影响。如果假设1成立，则对应于解释变量国有股（StateShare），可以预期模型（1）中的β1显著为正。模型（2）用于检验假设2，即民营控股企业中国有股权与社会资本在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方面的相互替代作用。如果假设2成立，那么可预期模型（2）中交互项（1-Edu）×StateShare的系数β2显著为正，并会显著大于另一个交互项Edu×StateShare的系数β1。
在进行回归分析时所使用的控制变量不同，检验假设1包含的公司特征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盈利能力（Ebit）、可抵押资产（Asset Struc）、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Lev）、支柱产业虚拟变量（Pillar industry）、制度环境变量（IndexFIN）。此外，本文还增加了企业家参政虚拟变量（PC），在模型（2）的基础上构造模型（3），以检验国有股权与企业家参政的替代关系。
模型（3）：
Debtit=α+β1PCit×StateShare+β2PCit×（1-StateShareit）+β3PCit+β4Contaolit+β56Industry+β6Year+ξ
我们的观测样本是包括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由于面板数据模型包括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且二者在应用上有较大的区别，可以先进行豪斯曼检验（Hausman-test），检验结果p值00019，故拒绝原假设。因此，模型存在固定效应，可选用固定效应模型。
（三）描述性统计
表3是对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主要描述了样本主要变量的均值、最小值、最大值和标准差。从表3可以看出民营控股公司的平均银行贷款率（Debt1）为246%，银行贷款仍是上市公司重要的融资来源；表3显示国有股东持股量占总股本的比例（Staterate）平均为67%，体现了民营控股公司通过国有股权的方式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的程度。表4是社会资本的度量指标――教育水平指标在全国各地区的分布情况，中国不同地区的社会资本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北京、上海等地的社会资本得分排在前面，云南、处于最末位。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变量的分组检验
在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前，我们根据表1的样本分组进行变量的分组检验。从表5可以看出含有国有股权公司的Debt1为254%，比未含有国有股权公司176%高出78%，差异在1%水平上高度显著，这说明公司是否含有国有股权对银行贷款率有显著差异。此外，对于样本A和样本B的相关变量，企业规模（Size）、盈利能力（Ebit）及可抵押资产（Asset Struc）的检验结果是显著的。对于样本A和样本C、样本A和样本D的分组检验，上述指标大多没有显著性，有些指标有显著差异，但由于这些样本的政治关联情况较为复杂，只有经过多因素回归后方可进一步解释。
（二）多元回归分析
表5通过变量的分组检验初步支持假设1，本文的观测样本是包括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表6在控制了可能影响公司贷款的企业特征和行业属性等因素的条件下，通过固定效应回归方法来检验前文的假设。
1.表6是解释变量为国有股权虚拟变量（StateShare）的线性回归，分别考察了国有股权对银行贷款率（Debt1）和银行贷款期限（Debt2）的影响。列（1）和列（3）结果显示在控制相关变量之后，StateShare的系数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民营控股企业含有国有股权确实对企业取得银行的信贷支持有显著促进作用，即假设1成立。国有股权对公司取得贷款的期限有显著促进作用，国有股权间接传递了民营企业得到政府保护的信号，对于其他条件相同的民营企业来说，银行更愿意将长期贷款配置给有国有股权的民营企业。此外，在回归模型中，列（2）和列（4）结果显示企业家参政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民营企业在含有国有股的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或总经理是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仍对公司获取银行贷款有显著好处，这个结果也与以前将政治关联定位于企业家参政的研究文献结论一致。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引入国有股权作为一种政治关联形式，可作为一种非正式替代机制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
2.在控制变量方面，企业平均资产规模（Size）、可抵押资产（Asset Struc）、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Lev）以及制度环境（IndexFIN）对银行贷款率（Debt1）和贷款期限（Debt2）有显著的影响。 企业规模越大，银行贷款数量越多、期限越长；规模越大的企业实力越雄厚，银行放贷的风险越小，更倾向于提供贷款。可抵押资产占企业资产比重越大，越容易获得更多、更长期限的银行贷款，这与可抵押资产的特性有关；可抵押资产比重越大，银行在企业违约时收回贷款的可能性越大，银行的放贷风险相对较小。企业资产负债率越小，获得的银行贷款数量越多，期限越长，资产负债率低，债权人提供的资金与企业资本总额相比，所占比例低，企业不能偿债的可能性小，银行更易于向其提供贷款。
（三）社会资本与国有股权的替代效应
前边的分析表明国有股权对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下面通过检验模型（2）和模型（3）来分析国有股权与社会资本在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方面是否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以及国有股权与企业家参政在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方面的关系，表7列出了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StateShare×（1-Edu）的回归系数β2均显著为正，另一个交互项Staterate×Edu的回归系数β1虽然为正值，但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社会资本较低的地区，这一结果表明国有股权对民营企业取得银行贷款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在社会资本较高的地区，企业便可以凭借较高的互信度为企业带来融资便利，民营企业在获得银行贷款方面对国有股权的依赖程度便会显著减弱。 即国有股权与社会资本在影响民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这一结论支持了假设2。此外，我们还检验了企业家参政与国有股权的关系，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1-StateShare）×PC的回归系数β2均显著为正，另一个交互项Staterate×PC的回归系数β1虽然为正值，但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在含有国有股权时，企业在获得银行信贷支持方面对企业家参政的依赖程度会显著降低，这说明企业家参政与国有股权在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方面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效应。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考察上述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现进行稳健性检验，对国有股权虚拟变量StateShare和国有股权比例Staterate进行替代。 表8用新的国有股权变量替代了表6和表7中的解释变量，从表8的检验结果来看国有股权比例对企业银行贷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与假设1一致。此外，Staterate×（1-Edu）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其绝对值大于Staterate ×Edu，这意味着国有股权与社会资本在获得银行贷款方面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在更换衡量国有股权的指标后，新的指标仍然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本文的假设，说明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和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四、结论
本文将政治关联引申为国有股权在民营企业中的政治关联行为，并对公司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政治关联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民营控股企业含有国有股权对其获得银行贷款有显著正向影响，国有股权与社会资本在影响民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方面的确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即在社会资本较高的地区，上市公司在取得银行贷款时对国有股权的政治关联作用的依赖程度会显著降低。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探明国有股权在民营企业中的存在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关联渠道，像其它政治关联方式一样，都能为企业带来发展资源。但是，伴随社会软环境的改变与完善，如社会诚信度提高、信息透明，民营企业对政治关联的依赖会大大降低，社会资本的提升会显著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这对于企业所处环境的社会资本的培育具有重要启示。
注释：
①数据来自《FT中文网》2013年11月13日《中国应该鼓励民营银行发展》，http：///story/001053372.
②数据来源于2008-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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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不乐观、证券市场的发行价格和二级市场的价格中枢不断回调，2012年，我国PE行业经历了下行的猛烈调整。接连传出“PE上市退出项目的回报率越来越低，甚至不赚钱”、“新基金募集越来越难”、“某知名PE机构开始裁员了”的负面新闻。更有业内研究机构直接将2012年定义为我国PE行业调整元年，并预言PE本轮调整将持续3-5年，最后只有10%的机构能存活下来。
在这个大背景下，受内外因双重作用，近来“PE过冬论”流行，中国PE的募资、投资和退出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这与前两年的“PE过热论”、“全民PE论”宛如冰火两重天。
目前，PE行业鱼龙混杂，能赚钱的机构越来越少，的确需要调整洗牌。否则，中国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僵尸PE”死而不倒。在经历了2012年激烈洗牌之后，2013年还会反复重洗。这种洗牌是好坏不分整体堆放守冬窗，还是优胜劣汰一分为二打好牌，市场和投资者都拭目以待。
中国中小企业众多，且融资渠道不畅，对PE的需求可谓如饥似渴。另一方面，由于许多民营企业、富裕家庭和个人的闲置资金投资无门，希望通过投资PE，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过去3年，中国PE的增长速度位居全球之首。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PE管理人才却极其短缺。从成熟市场来看，能做到董事总经理（MD）级别的一般至少要有7年相关投资从业经验；能够做到合伙人级别的要有15年左右的经验。而中国PE行业的5.9万从业人员中，显然绝大部分是不合格的，从而直接导致中国PE机构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合格的PE机构至少应该具备三个能力：投资判断能力、增值服务能力、灵活退出能力。而人才短缺的PE机构显然不具备这些能力，于是就有了Pre-IPO模式大行其道，
首先，Pre-IPO模式不需要投资判断能力，只要融资企业3年内能上市就行。其次，Pre-IPO模式不需要增值服务能力，只需坐等企业上市获利，至多忽悠融资企业说其在证监会有关系，上市时能够提供帮助。第三，Pre-IPO模式不需要灵活退出能力，IPO是唯一选择。
LP（有限合伙人）决定是否投资一只PE基金最关键的判断依据是GP（普通合伙人）的能力，而Pre-IPO模式，将LP对GP能力的关注转移到了对项目的关注，从而掩盖了PE机构是否有能力担任GP这一关键问题。于是，募集说明书中拟投项目成了重要内容、LP参与甚至决定PE的投资决策等，这些在成熟市场难以想象的做法，在中国却成了普遍现象。
Pre-IPO模式很好地迎合了中国投资者。成熟国家的LP主要是养老金、金融机构、基金会等机构投资者，而中国的LP主要是高净值个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家。很多民营企业家对自己能力的自信，短平快的投资心态，加上中国自古就没有委托资产管理的传统，很难符合成熟LP的条件。
关键词：政府补助；政治联系；预算软约束
一、引言
随着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很多民营企业家得到了逐步壮大，政治联系已普遍存在于民营企业中。同时在税收、政府补助、融资等方面，政治联系对民营企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方面，政治联系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在发挥其职责的过程中对民营企业的经济活动也会进行干预。林毅夫等人将企业承担的这种政府责任称为企业的政策性负担。预算软约束，最早由科尔奈提出，这个概念可适用于政企关系领域。dewatripont和maskin（1995）观点认为：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内生现象，政府对无效率的项目有投资的积极性，其产生的原因是时间的不一致性。本文通过研究2009-2011年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得出了预算软约束和政府联系之间的联系。研究成果显示，当民营企业有雇员负担时，政治联系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较多的政府补助，但会导致预算软约束现象；当民营企业的雇员负担是一样的，拥有政治联系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政府关联的形成。在我国的民营企业高管中，有些曾经在政府部门任职，拥有政府人脉关系。同时，许多民营企业高管开始积极参政议政，成为人大或政协的一员。他们会试图通过这层关系为自己的企业谋求经济利益。但他们也是政府官员，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要履行相应的职责，为国家政府颁布的相关法规或政府的政治目标而服务。
（二）政府补助与雇员负担。
地方政府加大对地方企业的政府补助是近年来的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很多研究发现，政府对于企业的各种支助并不是随意的，当民营企业有雇员负担时，政府会给予民营企业较多政府补助，但会导致预算软约束现象的出现。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一：其他条件限定下，民营企业雇员负担越重，越可以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
（三）雇员负担和政治关联。
民营企业在我国可以提供很大比例的就业岗位，政府会重点引导和鼓励民营企业创造就业机会来保证就业数量。因此，对于企业裁员政策，政府会进行干预和限制。对于有政治联系的高管，在履行职责中，也要响应国家的就业政策，完成自己的任务。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二：其他条件限定下，存在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会比无政治联系的企业承担更多的雇员负担。
假设三：当民营企业的雇员负担是一样的，拥有政治联系可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
三、模型与设计
（一）变量定义与模型设定。
雇员数量（employ）为员工数量/营业收入；雇员负担（burden）为（burden1）如果burden>0，则burden1取1，否则取0。公司业绩（roa）为营业利润/总资产；政府补助（gs）为政府补助与营业收入之比；政治联系（pc）定义为当公司高管在或曾在政府、人大、政协等任职，取值1，否则0；政府干预（gi）数据来源于樊纲（2010）各地区“减少各地区政府干预”指数；资产负债率（lev）为负债/总资产；股权集中度（h5）为企业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平方和；成长性（gr）为营业收入增长率。
本文设计以下模型来检验提出的假设：
employ=a0+a1pc+a2h5+a3gr+a4gi+a5-7year+￡1 （1）
buzhu=β0+β1burden+β2pc+β3h5+β4gr+β5lev+β6-8year+￡2（2）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09-2011年沪深两市 a 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数据样本。在剔除营业收入、总资产等小于等于0和保险金融类企业后，得到 674个样本数据。文中政府补助数据，取自企业年报附注中的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部分。文中的政府干预（gi）数据来源于樊纲（2010）各地区“减少各地区政府干预”指数。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1罗列了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我们可以看出，有 31.95%的民营企业存在雇员负担（burden1），34%的企业存在政治联系。平均来看，政府补助与营业收入的比值为 8%；雇员数量与
业收入的比为 2.1%
（二）实证结果分析。
1、政治关联与雇员规模的关系。
从表（2）中可以看到：政治联系的显著性水平为正。这一结果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二。即存在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会比无政治联系的企业承担更多的雇员负担。。
2、雇员负担、政治联系与政府补助
通过表（2）可以发现，雇员负担系数为0.064，在10%的显著性水平显著，支持了假设一。同时burden*pc 为0.081，结果也比较显著。说明雇员负担与政治关联有交互关系，支持了假设三。这也表明，政治联系会增加企业承担的雇员负担对获得的政府补助的影响作用。即提高了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的程度。
五、结论
本文实证分析了预算软约束与政治联系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当民营企业有雇员负担时，政治联系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较多的政府补助，但会导致预算软约束现象；当民营企业的雇员负担是一样的，拥有政治联系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林毅夫， 李志贇.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j].经济研究， 2004， （2）.
探究企业文化的深层内涵离不开人们对文化的深刻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文明的发展史。“文化”一词，我国古代早已有之。《周礼》一书有“观乎其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记载，此文后被简化为“文化即人文化成”之说。在古代西方，“文化”源于拉丁文Culture一词，主要指经过人类培育、培养、学习、耕作而发展起来的事物或方式。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得华·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第一次对文化作了一个科学的界定，他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这可以说是一个最早的较为科学的文化定义，至今仍被广泛引用。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道德属于文化的范畴，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何为企业文化呢？
一般而言，企业文化是指在企业里形成的某种特定的文化观念和历史传统，它以共同的价值标准、道德标准和文化信念为核心，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和潜在能力，将企业的各种力量聚集于共同的指导思想和经营哲学管理之下，齐心协力地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从内在结构来分析，企业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物质层，也就是企业物质文化；二是制度层，也就是企业制度文化；三是精神层，也就是企业精神文化，它包括企业的价值标准，道德标准和文化信念等三个方面的内容。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市场经济既是一种法制经济，也是一种道德经济。重庆力帆集团的老总尹明善曾感慨到，人有德性，企业也有德性。国外的百年老店，卖的就是一种道德，靠雷打不动的质量和信誉而立足天下。当今的知识经济说白了就是文化经济、道德经济。做企业做不出这种效果来，企业难免短寿，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企业文化中，企业道德文化居于核心和统帅地位。据笔者的理解，企业道德文化就是指企业在现行的法律规范下，形成的某种特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它约束了企业行为、内化了企业责任与义务。就企业文化与企业道德文化的关系而言，它们之间存在着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企业文化包含了企业道德文化，企业道德文化又决定和影响着企业文化。
二、民营企业的道德问题
探讨民营企业的道德问题，实质就是探讨民营企业主的个人道德。民营企业主在创办、发展、壮大民营企业过程中，受经济体制、法律体制、金融体制、社会环境、个体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其个人行为和企业行为有时可能存在一些非道德的东西，其表现为：
第一，有些民营企业主与权力走得太近，缺乏应有的政治道德。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推行的富民政策。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由于体制的缺陷，民营企业主们深感权力的重要，他们当中有些人做出了一些有损公民政治道德的行为。
一方面，民营企业要快速发展，民营企业主想快速“先富”，走“”的路是一条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捷径。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侵吞公共资产的案件比比皆是。有学者统计，这20多年来，中国新增利润的1/3被寻租者拿走了。中国的GDP每年都在高速增长，但新增的财富相当多地流入特权官员或与权力相勾结的民营企业主手中。在这场权力寻租过程中，那么多免了租金或少交了租金的民营企业主们究竟拿到了多少好处，了解行情的人都知道，这部分好处肯定大于或等于租金。
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主在发家致富后，其私有财产的合法性缺乏法律依据，它们很难得到安全保障。民营企业主们为了保全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靠近权力，如何借助权力，否则，他们手中掌握的私有财产就有可能受到强大的“公权”的挤压和剥夺，有时甚至还有人身安全的危险。目前，舆论非常关注的民营企业家孙大午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第二，有些民营企业主牟利思想过重，缺乏起码的社会公德。就目前我国民营经济的性质而言，牟取利益是民营企业存在和发展的主要目的，但不是唯一目的，它还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些责任可以分为经济责任、文化责任、教育责任和环境责任等，就经济责任来说，企业要为社会创造财富，提供物质产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善人民的生活。就文化责任和教育责任来说，企业要为员工提供符合人权的劳动环境，教育员工在行为上符合社会公德，在生产方式上符合环保要求。
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民营企业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做得有所不足。他们当中有些人不能正确摆正企业与社会、资本与劳工的关系，无视自己的社会责任，逃避税收和社保费；较少考虑职工利益和环境保护问题，将利润建立在压榨、剥削企业职工的收入与福利、破坏和污染环境的基础上；有些人甚至为富不仁，缺乏起码的诚信与道德观念，向消费者提供虚假服务和不合格的商品，骗取非法利益，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意识，对社会公益事业回报甚少。
第三，有些民营企业主财富心态过重，缺乏应有的人格和道德品质。随着财富的积累和膨胀，有些民营企业主的心态也变得膨胀起来，他们当中有些人无视法律，并且随意践踏法律，认为“有了钱就可以摆平一切”；有些人无视经济规律，认为人有多大胆就能干多大事，盲目追求企业规模的扩张和个人财富的增长；有些人无视个人道德的发展，凭借着对财富的个人占有，放纵自己的言行，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随着一个又一个民营企业主案件的发生，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民营企业家怎么了？
三、加强民营企业的道德文化建设
企业道德文化属于企业文化的范畴，它与精神文明一样，都应遵循“重在建设”的方针。
从目前情况来看，加强民营企业的道德文化建设，其重点应放在：
第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民营企业的道德文化建设。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同志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辟论述，阐述了我们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科学论断，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指明了方向。民营企业文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实践中不断开拓创新，这是民营企业文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原则和方针，是民营企业文化建设的生命力之所在。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智慧的结晶，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和亲和力，影响人的精神和灵魂，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以先进文化为指导，体现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是实现民营企业文化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虽说民营企业是具有某些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组织，但是它们毕竟是社会主义的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的存在与发展必须以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前提，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或道德文化建设必须以“三个代表”为统领，积极发展健康向上的企业道德文化。
第二，积极引导民营企业主把遵守市场法则与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结合起来。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它具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它与其它的企业组织和企业形式一样，都应遵守社会主义市场法则，维护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而在民营企业的市场行为中，由于民营企业的私人占有性质，所以在民营企业的道德文化建设中，民营企业主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民营企业的社会形象，实际上就是民营企业主个人思想品德的外化表现。民营企业主在建设企业道德文化建设过程中，他们应该自觉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法律和道德观念，诚实守信，合法经营，依法纳税，做一个爱国、敬业、守业的企业家，做奉献社会、富于责任感、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社会形象的社会贤达。
第三，积极引导民营企业主把个人富裕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结合起来。民营企业的存在与发展，民营企业主的发家致富，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富民兴企政策。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民营企业主在实现先富之后，应通过自己的榜样示范、激励和帮扶作用，带动他人实现共同富裕。当然我们在强调民营企业主的帮扶过程中，并不是一味地要求民营企业主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把自己的财富无限地捐赠出来，而是要求民营企业主在自己的能力、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对社会、对他人进行一定的反哺，从而树立起良好的社会道德形象，担负起实现先富与共富的社会责任。
短期导向的战略选择
国外研究显示，非家族企业的经理人可能会因短期业绩要求而过度投资高风险项目，而家族企业普遍采用长线的投资策略，因而能更好渡过经济危机时期；而且，家族企业在危机期间提高债务水平，表明当金融机构收紧信贷资源时，他们比非家族企业有更多的融资渠道。对于他们而言，家族价值包括家族财富、价值观、品牌等等，企业的兴衰决定着家族价值的存续，所以战略就往往会倾向于保守。上市公司要考虑股东的利益，而在家族企业内，员工可能是几代人都跟随创始家族工作，像家庭一样相处，企业自然就不会轻易随经济形势而做出裁员决定。基业长青的企业会让利给利益相关者，更关注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因此他们的短期利益不一定是最大化的。家族企业选择子女做接班人，可能会给予合作者更多信心：子女的行为会受到父辈的约束，企业对客户、员工的许诺也相对不会落空。家族价值就像锚，指引着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
或许在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这种锚还未形成。这些企业在战略上则呈现出与西方家族企业迥然不同的特征：从矿产到房地产，再到金融、小贷，他们跟风投资，呈现出“羊群效应”。这与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有一定关系。企业在产权保护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他们没有太多动力去考虑五年、十年的规划。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民营企业家的忧虑来自两方面：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中国作为经济体在全球市场上的分工与地位的改变。在政治上，我们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说法，这是一个好的信号。在经济模式上，中国结束了过去30年的出口和投资拉动的高速增长时期，人工成本的增加，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升值，环境保护的压力，迫使中国企业转变经营模式。当经济开始放缓，埋怨经济环境于事无补，民营企业需要反思自己是否为寒冬做好准备。
之所以出现这种短期导向的战略导向，也是因为企业主在战略选择上不坚守自己的事业，而是充满机会主义。迎接新事情并不是坏事，拥抱互联网可能使传统业务焕发生机，企业甚至可以接合二代的优势做好战略转型。
迫在眉睫的传承困局
在中国目前潜在的家族企业中，完成二代传承的还不足10%。西方家族企业传承更多元化，股权传承、财富传承、管理权传承可以是分离的，但中国人倾向于三者一起传承。中国人有这种传统，19世纪70年代，模仿西方股份公司的中国企业刚刚出现，家族成员在企业中的位置就优于非家族成员。相对股权和财富的传承，管理上的传承会困难一些。其实，创始人心中的目标是什么？如果是让企业持续地增长，那就应该选择对企业成长最有利的人，但子女往往不是最理想的接班人，除非他们深刻认同创始人的价值观，并且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能力。
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的研究报告显示，全球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4年，其中只有约30%的家族企业可以传到第二代，能够传至第三代的家族企业数量不足总量的13%，只有5%的家族企业在三代以后还能够继续为股东创造价值。目前中国大陆的情况比较特殊和复杂，主要是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使得家业传承没有先例可以借鉴；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也使得传承人的可能选项减少。经历过高增长时代的中国民营企业开始面临转型的挑战，此时谈论传承使得创一代和子女都有不同的心理抵触。创一代遗憾没有留给儿女最好的产业，子女也认为接班充满挑战性；创一代吃苦耐劳，而80后可能更追求自己的幸福；创一代通常控制欲强，习惯一言堂式的管理模式；新一代通常喜欢民主沟通和用流程、制度来管理企业。60%的家族企业二代在国外学习过，如何把这些西方的管理理念和知识与家族企业实际相结合？如何向与父辈一起创业的团队证明自己的经营与领导能力？实现平衡的过渡需要花费时间，需要创始人做很多铺垫和策划。
想要平衡转型，创始人应当创立一套家族治理的规矩。非家族企业在上市之后，通常会面临着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问题，而家族企业则要处理三个元素的关系：家族关系，企业所有权，企业管理权。非家族企业的治理会涉及到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等机制，而家族企业则要考虑更多：家训、宗法、家族办公室、家族基金会、家族信托等等。现在大陆家族企业可能刚刚在考虑传承的问题，没有考虑太详细的家族管理计划，但所谓豪门恩怨的产生多半是因为没有清晰的传承制度。中国文化可能看重关系而不看重契约，但如果确立了做企业的目标，这方面的规定和事先的安排就是有必要的。在这方面，中国还没有很好的案例可以参考，但西方家族企业在股权分配与企业管理方面的很多前车之鉴可以为我们提供参考。但是，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中国的企业家也不能照搬西方家族企业的模式。
选择家族成员治理，除了委托–问题的存在，家族事业、社会情感、品牌维系也是重要的原因。但如果家族成员无兴趣或无能力接班，挑选职业经理人则是更好的策略。民营企业要与外企和国企争夺人才，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在管理理念上，民营企业更多的是人治方式，MBA学习的是法治；但往往此时，MBA可以在民营企业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可以为企业建立管理机制，重新梳理流程，可能创造很大价值。老板是否信任职业经理人，是职业经理人取得成功的关键。国内一般先假设别人不可信，你要把自己的能力证明给人看。
有待改善的治理环境
国资委人士在会上介绍此番试点主体的选择标准为：工作有基础、试点有条件、近年来改革力度较大、效果较好的企业；同时，也考虑每项试点在改革目标任务上的具体要求，选择没有争议的、经营状况以及行业状况好的企业。
入选的中国建材同时承担混合所有制和董事会制度的两项试点任务。
“中国建材的改革仍有待深化，国有股份目前仍在公司法之外强加给企业一些东西，束缚了企业手脚。”7月25日，中国建材董事长宋志平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如是表示。
从2003年开始，中国建材即探索混合所有制经营，目前的“混合程度”已经相当高，国有资本仅占全部资本的三分之一左右。
同为央企，力主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恒天集团董事长张杰对记者表示，中国建材现有的“混改”仍未触碰混合所有制核心。
在他看来，能否真正从集团层面推进试点改革，企业核心决策层的战略眼光和相关决策机制是否健全，才是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决定了中国建材能否成为其他央企的表率。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建材正在按国资委要求制定试点方案，待上报批准后付诸实施。
“1.0”版
中国建材得以入选“混改”试点，正如国资委人士所言，“工作有基础”。
2002年，宋志平被任命为中国建材前身中国新型建材集团（下称中新）总经理。中新主要经营石膏板、塑料地板等新型建材，属于完全竞争性行业，当时的中新评估资产仅20多亿元，却背着30多亿元的逾期贷款。
2003年，国资委成立，要求其管理的下属中央企业，如果不能做到行业前三名，将被清除出列。
2003年4月，中新更名为中国建材。此时恰逢水泥行业产能过剩，各水泥厂竞相压价，全行业亏损严重。宋志平决定抓住机会，将水泥作为主业，进行行业整合。
2006年开始，中国建材通过兼并重组900多家水泥和混凝土企业，最终组建了中联水泥、南方水泥、北方水泥和西南水泥四家大型水泥企业，实现了四大市场区域的产能整合。2006年3月，他们又将原中新旗下的A股上市企业北新建材（000786.SZ）和中国玻纤（600176.SH），与中联水泥公司打包，在香港H股成功挂牌，打造了核心企业中国建材股份（03323.HK），募资130多亿港元。
从零开始，中国建材的水泥产能跃至4.5亿吨，利润超过120亿元。截至2014年，中国建材已连续三年稳坐全球第二大建材企业。
在自身发展壮大的这十年间，其一直尝试用市场化的方式与民营资本混合。2008年，宋志平就提出“央企市营”的概念。目前，中国建材旗下各级企业，混合所有制数量超过85%。
但和多数央企一样，中国建材在集团层面为国有独资公司，这与世界500强公司主流的实践相悖。世界500强公司在母公司层面股权几乎都是多元的。
做了30多年企业管理者的宋志平，目前仍是行政任命的一名国家干部。“眼下我更关注政府能否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松绑，”他说，“混合所有制里的国有经济要以股权说话，不要因为一个企业含有国有股份，不管占比多少，就给混合所有制企业戴上国企帽子。”
身为国企，在各类资源争取方面固然有利，但同时也使其在应付政府红头文件时“不胜其扰”，在国际市场中往往也因此失去了应有的市场地位和竞争机会。
更为尴尬的是，像中国建材南方水泥公司执行董事、常务副总裁张剑星这样原本的民企老板，在加入中国建材后，也被用国企管理者的标准要求，被政府部门按照公职人员的标准调查用车问题，并要求张剑星填报财产和婚姻状况等。
宋志平表示，十年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探索，目前遇到了很多现实困境。中国建材旗下的中国玻纤，仅有15%的股份由中国建材持有。但按现行的有关规定，中国玻纤仍被定义为一家国有企业，所有国企的行政规定，中国玻纤都要参照执行。
“所有者到位”
“民营资本是天然的（企业）所有者，你拿走他一根烧火棍，他就跟你急。”宋志平认为，只有让企业所有者成为企业的管理者，企业才会良性发展，他称之为“所有者到位”。
宋志平说，混合所有制的精髓就在于，给企业的DNA里嵌入这种“所有者到位”的机制。相比之下，许多国企虽然已经上市，但是“一股独大”，造成其他所有者权利缺失。
宋志平总结了中国建材成功并购的经验，一是聘请专业中介机构进行评估，通过市场定价，确保创业者原始投资获得合理回报；二是留给创业者30%的股份，让创业者有机会分享整合后产生的效益；第三是吸引那些有能力的创业者加入管理团队。正是得益于上述经验，中国建材得以在短期内重组近千家民营企业，至今没有一个民营企业家“反水”。
2005年左右，浙江水泥行业产能过剩，大量民营中小水泥厂通过拼价格维持生存，全省水泥行业长期处于亏损边缘。浙江省最大的民营水泥企业虎山集团在2006年全国5300家水泥厂中排名21位，但利润率只有5%。
中国建材总经理曹江林回忆，在收购虎山集团的过程中，与虎山董事长张剑星的谈判极为艰难。但张剑星后来成为了中国建材最好的合作伙伴。
刚在热炕上坐定，张醒生突然想起什么，掏出电话说，今天元宵节，要给老娘打个电话，这么多年了，都没在家过元宵节。接着，一串家乡话出来了。
同伴们都在听，基本听不懂，但其实都在羡慕：醒生还有老娘在！这是多少钱也换不来的福气啊！
亚布力企业家论坛举行了十三届年会了，每年都是正月十五这天闭幕式，就是说，这些企业家常常不能在这一天和家人团圆。坐在一旁的张维迎此时说，应当建议论坛改时间，每年正月十五可以在早上结束，大家可以回家过十五。过去，提倡革命精神，现在，应当提倡尊重传统，重视亲情。
在座的人都表示，这是好提议！
这个场景，这几句话，倒是让我想到了情和情怀这样一个题目。
一般来说，我们会把许多事业有成的人想象成不太重视亲情的人，所谓“一心扑在事业上”就是对他们的褒奖语。可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传统的回归，这个观念也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不能再只有追逐知识和事业的热情了，还要有对家庭的亲情和爱情，还要有对朋友的友情，对长辈的尊重之情，对晚辈的慈爱之情。
鲁迅先生有诗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儿如何不丈夫。实际上就是说，想大事做大事的人，也不应该是冷血动物。
很巧，这一段时间，听几个朋友说到同样一句话：我们现在缺少的是情怀。说明很多人关注到了这个词。其实，我们常用的一个词是“情商”，事业成功的最主要因素中，情商的作用超过了智商。但是，情商和情怀比，格局要小了许多，有情商的人不见得有情怀，而做大事，是必须有情怀的。
什么是情怀？字面上看，有情有怀，“情”是每个人都有的，亲情、爱情、友情，而“怀”大抵指的是胸怀，就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了。所以，把“情怀”定义为拥有高尚的心境，并不错。
也许，可以简单解释为，对于在社会上有着一定地位并且希望发挥更大的作用的人来说，仅仅有“情”是不够的，还要有胸怀。没有“情”，不算完整的人，假如没有“情”，“怀”也是无处可依的。而没有胸怀，就没有了大的格局。
因为是在企业家论坛上想到这一个话题，我自然想到，企业家的情怀应当是什么？
对于每一个企业家来说，情怀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甚至每个企业家的每个发展阶段的情怀也都是不同的。对于企业相对成功，而又具备政治和管理知识能力的企业家来说，关注社会的进步，改革的推进，甚至关注国际形势地缘政治，就是一种情怀，这不仅关乎企业发展，而且关乎国家的前途，就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而关注于环境保护，关注于弱势群体关爱，关注于劳动者的各项权利，也是一种情怀。
如果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只盯着自己银行的存款数字，那是算不上情怀的。
情怀是一种很不容易获得的东西，买不来偷不来借不来甚至学不来，只能在潜移默化的浸润中逐步获得，浸润的过程包括你看什么书，有什么样的老师，交什么样的朋友，在什么环境下成长和生活等等。
关键词：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外部治理机制；内部治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F27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0-0110-01
1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模式概念辨析
1.1公司治理的定义
公司治理理论是伴随着公司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规模不断扩大、所有权和经营权逐渐分离的社会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科克伦（PhlipL.Cochran）和沃特克（StevenL.Wartick）1988年所发表的《公司治理――文献回顾》一文中将公司治理解释为一种制度安排，同时也指出构成公司治理问题的核心是：①谁从公司决策/高级管理阶层的行动中受益；②谁应该从公司决策/高级管理阶层的行动中受益。
国内学者吴敬琏教授则认为“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和解雇权；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组成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
1.2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模式的概念
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模式体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高度合一，其主要建立在家族血缘亲情关系基础上，以家长为核心、家族成员为主导，主要凭借个人权威和经验实施的管理。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公司的所有权主要控制在由血缘、亲缘和姻缘为纽带组成的家族成员，企业的重要岗位由家族成员担任，依靠家族成员的权威和经验实施管理，由此当民营企业主把企业交给家族成员打理，也就建立起家族成员的资金、信息、经营为一体的网络化。我国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应主要围绕着股权与资本结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和职业经理人选择、激励与约束机制三个方面来进行，如图1所示。
2我国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模式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在我国众多的民营企业当中，家族式企业占有绝对分量，家族式企业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虽然股份公司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主导性的企业制度，但由于家族式企业本身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使它形成民营企业的主要力量。
华人家族企业的管理模式特征表现为家长权威制度、亲情规则、所有权与经营权重合。马月才（2001）认为，中国传统家族文化中的差序结构和伦理原则是华人家族企业管理的根基，企业管理不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科学管理原则之上，而是建立在家族社会的差序结构之上；其组织行为不是依据市场原则，而是依据家族的伦理规范；维持企业存在和发展的不是纯粹利益关系，而是家族间的情感和信任。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有如下两个方面：
（1）企业初创成本低，内部凝聚力强。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市场秩序尚缺健全、契约法规和产权尚不完善、契约的履行得不到可靠保证的环境下，人们把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的家庭与企业这两种形式加以结合，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创办企业所需资金、人员及社会关系，从而可以减少搜索信息、订立契约及履行契约的成本，这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相适应。
（2）家族成员可信度高。职业经理人阶层和外部信用环境的缺乏导致民营企业家不敢贸然选择外部经理人员的进入，在家族式企业中，由于所有制和控制权都集中在家族内部，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责任不对等、激励不相容的情况很小，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的风险。
但是，目前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存在着不少问题：
①人治管理不适合管理日益壮大的企业，吸引人才难。我国家族企业组织是一个以企业主为核心的人情关系网络，经营管理权具有垄断性。其核心层是企业所有者和他的家族成员；中间层是依亲缘关系锁定的被视为自己人的一般管理人员；边缘层是一般员工。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资金的增加，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管理机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才机制和竞争机制。
②企业缺乏完善的决策机制和长远的战略思想。企业家在创业期特殊条件下获得的成功，使其自信心极度膨胀，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凭借经验做出决策，决策的随意性很强，且决策受情绪和亲属的影响较大。由于企业家的权力缺乏监督，决策失误的概率较大，这对于处于转化期想做大做强的家族企业来说决策失误几乎是致命的错误。
3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分析框架
从前面对公司治理概念的讨论我们可以得知公司治理结构至少包含以下两层含义：
（1）公司治理是一种合同关系。公司被看作是一组合同的联合体，这些合同影响着公司发生的交易，使得交易成本低于由市场组织这些交易时发生的交易成本。公司治理的安排，以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为依据，以简约的方式，规范公司各利害相关者的关系，约束他们之间的交易，来实现公司交易成本的比较优势。
（2）公司治理的功能是配置权、责、利。关系合同要能有效，关键是要对在出现合同未预期的情况时谁有权决策作出安排。一般来说，谁拥有资产，或者说谁有资产所有权，谁就有剩余控制权，即对法律或合同未作规定的资产使用方式作出决策的权利。公司治理的首要功能，就是配置这种控制权。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我们提出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模式分析框架如图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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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一问题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一直存在，很多金融机构宁愿以低利率资金拆借给国有企业的一些项目，也不愿意以上限利率把钱贷给民营企业。这种现象使得很多民营企业家无可奈何。
不得不重新定义金融规则
最近几年，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很多人似乎看到了创新金融的希望。甚至有一些民间金融机构的领军者将互联网金融视为民营经济能够获得平等金融资源的唯一机会。
“互联网金融的机会很大，因为互联网金融不区分所有制，使得不同身份的企业和经济体能够获得平等的待遇。比如众筹这种形式，其实就被很多业界人士认可。但不能说互联网金融是唯一的机会。”方正证券董事长雷杰对《英才》记者表示。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对互联网金融情有独钟。英力士管理贸易公司董事长王雷就对互联网金融持保守态度。他将金融分为消费金融和增值金融。他表示目前的互联网金融更多的停留在消费金融领域而没有深入到增值金融的层面。而真正的金融恰好是在增值中体现。所以现在的互联网金融只是原有金融路径的一种补充。
无独有偶，持有保守态度的并非王雷一个人，怡和中国主席许立庆也有类似的表述。
许立庆对《英才》记者说：“为什么互联网金融可以做到别的金融做不到，因为如果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一样遵守相同的规则约束，那么互联网金融就不再具有更多的优势。”
这位老牌洋行的掌舵者理性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于互联网金融其认识更显客观，最重要的是许立庆谈到了对于金融改革的要求。确实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使得这些原有的金融领主们不得不重新定义金融规则。
许立庆认为：金融改革的最终表现就是利率市场化。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阻力。最明显的阻力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比如那些在现有金融体制下可以轻松拿到配额的机构，这些机构是有固定配额的，而一旦进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那么结果可想而知。
雷杰同意上述观点，但是他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定位不同。他认为现在监管制度成为阻碍中国金融发展的重要力量。主要存在监管滞后、监管不协调的问题，一行三会互相扯皮的现象屡见不鲜。雷杰表示应该响应中央号召简政放权。
与此持有相同观点的还有苏州广大投资董事长朱昌宁，他认为有必要进行一定的行政改革。
这也许是整个传统金融行业的共同心声。互联网金融的风起云涌迫使当局必须考虑深层次的改革。也许互联网金融本身并不强大，真正对传统金融业构成威胁的可能源自其自身。
对于整个金融行业特别是银行业所面临的境况，恐怕没有比前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更了解的。
他将金融行业面临的挑战归结为三点：第一就是经济增幅下行，宏观经济压力较大；第二个挑战则是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第三则是目前监管所面临的高成本和强压力的问题，比如现在金融行业普遍存在风险定价高、成本难以控制等问题。
民营银行是否有未来
那么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希望会不会是在民营银行的身上呢？
雷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不看好民营银行的发展，他认为：现在整个金融行业面临着脱媒，银行不是一个主要的方向，而且民营银行所面临的风险要比国有银行大得多。很多大银行没干好的事，民营银行也很难做好。
同样，许立庆也认为民营银行和目前存在的商业银行面临同样的挑战。这种情况不会随着股东的变化而变化。民营银行难道有钱不赚吗？民营银行就一定会把钱贷给民营企业？不一定的。
“而如果民营银行的股东是单一大股东，只是自己融资方便，那么这样的民营银行是没有未来的，因为他一开始的出发点就错了。”许立庆对《英才》记者说。
对于中国的民营银行，很多人给出了偏于悲观的结论。感觉民营银行似乎只有所有制的不同，这种不同又不能在真正的金融经营中得到转化，使其有利于整个民营银行塑造经营优势。
那么难道民营银行真的没有未来？拿到民营银行牌照的企业都是空欢喜一场？难道没有办法可以使民营银行能够像民生银行一样发展壮大？难道民生银行会成为民营银行的独唱？
万事非绝对，有不看好民营银行的，就有对民营银行心怀希望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谢平就是一位愿意给民营银行出谋划策的“军师”。
他认为一家民营银行要做好，必须做到以下七点：
第一，民营银行的股权最好要分散，股权分散才不会一家独大，才会长期发展，才会不仅仅给自己提供方便的融资。
第二，民营银行的股东要选好的董事，董事要有一种职业的负责精神。
第三，民营银行要发挥董事会的作用。
第四，民营银行要选一个独立的董事长，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五，民营银行的管理层要专业，民营银行的整个薪酬体制要市场化，民营银行要有独立的风险官。
第六，民营银行的股东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把自己的位置摆正才能发挥股东的作用，才不会越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