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04 16:54:5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税法的意义与作用，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税法 法理 规范作用 社会作用
税法作用是税收理论与实践中一个极具重要意义的课题，历代经济学家，特别是财政、税务专家们从不同角度对该课题进行了探讨，得出了颇有裨益的结论。归纳起来，主要有： 对国家财政收入的保证；对经济的调节；实现社会公平等。但对此若做进一步的思考，不难发现这众多的讨论多是从“税”的角度展开的，其结论也多反映为对经济理论的贡献。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就会看到，对税法作用的研究还可以从法理的角度做进一步的思考，沿着这个思路将会使我们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理论研究天地。为从法理角度展开对税法作用的探讨，先对“法”的一般意义上的作用表述做一扼要了解，并进而延伸至税法作用的法理思考。
一、税法的规范作用
税法作为国家庞大的法律体系中的一个分支，是对特定范畴—政府为满足社会共同性需要而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的社会产品的分配；对特定的当事人—纳税人和国家税务机关及各相关机构；对其特定的行为—税款的缴纳与征收，及相关的管理活动；所作出的成文的、强制性的行为规范。它的规范作用体现在：
第一，对相关主体税收征纳行为的规范指引。
税法的指引作用是对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税款征缴行为提供决策的相关信息，以使当事人明确其在税收征缴活动中的权力与义务。税法的这种指引作用对税收征纳的双方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特点，即对税务机关的指引更多的体现为“个别指引”；对纳税人的指引则体现为“共同的规范指引”。所谓“个别指引”，即是通过一个具体的指示对具体的人和事的指引。当某项法律或某项法律条款涉及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的时候，法律的指引就表现为“个别指引”。个别指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通常是直接针对一些特定的、易控的机构。个别指引通常也需要很高的信息成本。从税法规范对税务机关的指引作用看，由于税务机关的特定身份，它是一个有内部约束力的有机整体，它的行为不是某一个自然人的任意行为，行为主体的外延也十分清晰。因此，税法中的各种针对税务机关的条款的指向就十分明确，发挥着个别指引的作用。所谓“共同的规范指引”是通过抽象的规则对同类的人和事的指引。由于一项法律规则可以对无数人、无数事件提供信息指导，这就大大节省了信息成本，提高了指引效率。税法中所有针对纳税人的规则都将发挥共同规范指引的作用。税法所涵盖的纳税人范围极其广泛，而且在各税种税法纳税人的界定时又取决于其是否拥有相应的课税对象，情况十分复杂。因而相关税法只能体现为共同的规范指引。税法的共同规范指引具有连续性、稳定性、统一性和可预测性的优势，在建立和维护税收征管秩序中发挥最主要的作用。
第二，对相关主体“自身”与“他人”纳税行为的预测与评价作用。
从法律的一般意义上讲，其预测作用就是指人们可以依据法律预先估计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及其后果，从而对如何行为作出安排；其评价作用是指法律作为人们行为的评价标准所起的作用。具体到税法，可以看到，它不仅具有一般法律意义上的预测与评价功能，而且由于税法本身的特性，表现出其预测与评价的特定内容。
首先看税法的预测作用，税法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在税收征纳的过程中给相关主体的行为提供一种大致确定的预期。这种预期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纳税主体进行经济核算必不可少的参照系，或者说，有了税法的明确规定，纳税人在进行生产经营以及其他经济活动之前，便可大致计算出其经营的后果，测算出可能的利润空间。纳税主体依据税法对他人纳税行为的预测更多地体现为将自身纳税义务与他人纳税义务的比较，从而决定对税法的遵从程度。一般讲，税法制定得越公平，每一纳税主体对他人纳税行为的预测结果就越具有积极意义；反之，就会导致对税法的逆反心理。
再看税法的评价作用，税法的评价作用是指税法作为人们涉税行为的评价标准所起的作用。社会的每一微观主体在其享受了社会为其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同时，是否履行了应尽的义务，对人们这种社会行为必须有一个确定性的、权威性的评价，否则社会的规范运行无以为继。税法作为一种法律的评价标准，其评价的特点体现为： 第一，它着眼于对人们涉税行为及其后果的评价，尽管有时也涉及人们对“税”的认识、理念等主观心理因素，但其评价的根本着眼点在于人们的实际行为。这种评价对象的现实性取决于评价目的的现实性。第二，税法评价的标准具有明显的确定性。税法评价的确定性体现为立法、执法意图对“因人而异”、“不同理解”等现象的限制，一般讲，优质的税法都是通过法规条款的细化、具体化来限制“因人而异”、“不同理解”的空
间，从而为人们运用税法对相关行为的评价提供确定性的评价标准。第三，税法提供的评价标准具有权威性，并由此增强了其有效性。
第三，对少数违法者的处罚、戒训作用。
法律对少数违法者的处罚、戒训作用是通过法律责任的强加实现的，税法亦如此。税法通过违法责任的设定，一方面，当少数人过分强调个别利益，并将这种意愿外化为偷税、抗税等违法行为时，应实施处罚与训诫；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对违法者的经济处罚，对受损的公众利益予以补偿。
二、税法的社会作用
税法的社会作用主要体现为： 它向社会全体成员提供了对税收征纳行为约束的“制度性知识”，从宏观上降低了社会管理成本。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法律越来越成为“制度性知识”的重要来源。也可以说，它在维持社会的有序运转，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税法作为一种特定的法律规范，实际上是为国家税收征纳与管理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性知识，以维护税收征管秩序，降低税收征纳成本，从而降低社会管理成本。
显而易见，税收“制度性知识”的形成应体现社会成员整体的利益意图，公平原则应贯穿始终。但是在实践中，制度制定者、执行者的意愿和个人偏好不可避免地渗透于整个过程，干扰公众意图的体现。为此有必要选择能够有效制约制度制定者、执行者意愿和个人偏好干扰公众意图的方法，并形成从制定到执行，再到监督、调整的完整的制度体系，这就是税收的法律体系。
税法体系要调整的社会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归纳起来，可分为两层，第一层是国家分别与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两重关系；第二层是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征纳关系。在第一层关系中，国家是广义的“民众”的代名词，也是实质意义上的征税主体。国家与税务机关的关系是既要授予其必要的权力，以保证其职能的履行；同时，又必须严格规范其权力的行使范围、行使方式等，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国家与纳税人的关系，首先体现为国家征税的依据是其向民众提供了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因而有向每一纳税人（享受公共产品的主体）请求纳税的请求权；相对应的才是为保证这一请求权的实现所行使的（在形式上表现为强制性的）征税权。在第二层关系中，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关系看似很直观，但在其中，税务机关“代行权力”主体的身份又会使其行为不同于经济生活中纯粹的“债权人”行为。正是由于这种权利（权力）与义务“虚”“实”互置的关系，税法为人们提供的“制度性知识”就具有与其他法律、法规、制度不同的特点，形成一种特定的“制度性知识”范畴。
税法作为一种特定的“制度性知识”范畴，从微观上，为每一主体提供了明确的涉税行为准则，无论是纳税人（包括其他相对人、相关人）在发生各种涉税行为时，还是税务机关履行职责时，都只需按照税法行事，或按照税法对相关的当事人行为作出判断，而没有必要绞尽脑汁去考虑自己需要承担多少义务是恰当的（对于税务机关则是考虑要求不同的相对人履行义务的程度、行使权力的范围，及为相对人提供服务的标准等）。从宏观上，这种特定的“制度性知识”将不同的涉税主体有效地联系在一起，大大减少了人们涉税信息收集或税务监督、管理的成本。即使是出现摩擦、纠纷时，也有望将处理、解决的费用、成本降至最低。
三、税法作用的局限
在肯定了税法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客观地分析税法作用的局限性：
第一，税法只是一种“部门法”，其所涉及的主体及所需调整的法律关系范围大于税法本身规范，因而其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其他法规的配合。在税收征纳过程中，除税法本身要调整的关系外，还必然涉及刑法、行政法、经济法以及国际惯例等相关法规的内容；且无论是税法本身，还是相关法规都必须建立在宪法规范的基础之上。因而要使税法的上述作用得以切实发挥，离不开相关法规的配合。近年来，我国涉税的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出现税务机关败诉率较高的现象，部分案例中是由于税务机关个别工作人员执法不当；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税法与相关法规在立法阶段就存在着明显的冲突。显然，这种“法”与“法”之间的不协调对税法规范作用与社会作用的正常发挥都是一种干扰。
第二，税法立法、执法目标的差异与冲突，常会使其顾此失彼，最突出的是税收的财政目标（为政府筹集财政资金）与税法的法律公平目标的冲突，使税法规范作用、社会作用遭到扭曲。在我国多年的税收征管史上，过分追求财政收入目标，以“任务指标”作为税务机关税款征收的要求，已经成为一种为人们所默认的准则。在税收的财政目标与税法产生冲突时，后者常常被忽视，或被人为地作出扭曲性的解释。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在税收理论研究与工作实践中，只注意强调了税法的财政、经济作用；忽视了从“法理”上对税法作用的研究与思考。
第三，税法普适性与灵活性的矛盾为权力的滥用留下可利用空间。前述税法“制度性知识”的社会作用，是建
立在其必然合理的假设前提上的，但是，当代的法律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专家们已不约而同地从逻辑上对这一假设前提给出否定的结论，如目前最流行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 即使立法程序再民主、立法动机和意图也是好的，也无法使法律的制定获得普遍的合理性。这就从理论上对“法”的普适性提出质疑。整体法律如此，税法也不例外。特别是税法还具有特殊的权利、义务主体“虚”“实”互置的特点，在立法中为保护公众（权益的实际主体）的利益而必须赋予税务机关“权力优势”，没有税务机关的这种“权力优势”，税法无以履行；但这种“权力优势”一旦被滥用，税法规范作用、社会作用必然被扭曲。
第四，最后，税法与其他法律一样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僵化性特点。从其滞后性特点看，税法的制定与执行要求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税法只有内化于大多数人的意识，才可能形成普遍被遵循的社会状态，才真正树立起税法的权威，而这个过程需要足够长的时间。这种稳定性的需要难于应付动态不定的社会变迁，特别是社会、经济重大变革时期，这种矛盾更为突出。从其僵化性特点看，税法是格式化的，是由概念、规则复合而成的文字系统；而各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却是非格式化的，是错综复杂的、千变万化的。不难发现，完全按照文本主义的原则“依法办事”在实践中会遇到很多障碍，因而，为维护税法整体的实施，对征税中个案效率、公平的折损就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参考文献：
（1） 陈金钊《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关键词:降低;税务成本;方式
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的目的就是获取利润的最大值。利润的高低是受收入与成本决定的制约，而成本主要是由生产成本与税务成本构成。生产成本降低的对面就可能是管理成本与技术成本的提高，且在一定时期达到一定程度后较难找到降低空间，继而投资者与经营者就把主要的目光转向降低税务成本，将其作为重要的渠道来开辟。
一、降低税务成本的中性形式
降低税务成本的中性形式是指纳税义务人通过精心安排，利用税法的漏洞或缺陷，规避或减轻其税收负担的非违法、不能受法律制裁的行为。从本质上看，它既不合法，亦不违法，而是处于合法与违法之间的状态，即“非违法”，通常称其为“避税”。
避税行为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减轻了纳税义务人的税收负担，使其获得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国家税收收入减少，将导致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纳税人有权依据法律“非不允许”进行选择和决策。国家针对避税活些动暴露出的税法的不完备、不合理，采取修正、调整举措，也是国家拥有的基本权力，这正是国家对付避税的惟一正确的办法。如果用非法律的形式去矫正法律上的缺陷，只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因此，国家不能借助行政命令、政策、纪律、道德、舆论来反对、削弱、责怪避税。
（一）避税产生的客观原因
避税产生的主观原因是利益的驱动，避税形成的客观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法律、法规和规章本身的漏洞。如纳税义务人定义上的可变通性、课税对象金额上的可调整性、税率上的差别性、起征点与各种减免税的存在诱发避税。
2.法律观念的加强，促使人们寻求合法途径实现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在“人治”大于“法治”的税收环境中，纳税人会倾向于用金钱贿赂政府官员、用美色引诱政府官员、用人情软化税务官员、靠背景和托关系向税务人员施压等不正当途径来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
3.纳税义务人避税行为的国际化，促使国际避税越来越普遍。产生国际避税的原因是沉重税收负担、激烈的市场竞争、各国税收管辖权的选择和运用不同、各国间课税的程度和方式不同、各国税制要素的规定不同、各国避免国际重复征税方法不同、各国税法实施有效的程度不同、其他非税收方面法律上的不同。
（二）避税的特征
避税与偷税相比具有以下几大特征:
1.非违法性。避税是以“非违法”手段来规避或减轻税收负担的，它没有违法，从而不能采用像对待逃税行为那样的法律制裁。对避税，只能采取堵塞税法漏洞，加强税收征管等反避税措施。事实上，究竟何为“非法”，何为“非违法”，何为“合法”，完全取决于一国的国内法律，没有超越国界的法律的统一标准。在一国为非法的事，也许到另一国却成了合法的事。因此，离开了各国的具体法律，很难从一个超脱的国际观点来判断哪一项交易、哪一项业务、哪一种情况是非法的。
2.高收益性。避税是一种非违法行为，它一定能给纳税人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并且与违法行为的偷税的风险性极不相同，避税基本上可以说极低风险或无风险。
3.策划性。由于避税涉及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况且现行的税法制度和征管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因此要做好非违法的避税，一定要有策划意识。首先，要了解税法，尊重税法;其次，要了解税法的漏洞或缺陷及征管中的漏洞；再次，要对自己的企业经营进行妥善安排，使之符合避税的要求;最后，要精通财务会计知识和其他法律知识，才不致于将避税变成了逃税。
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一些经营者铤而走险采取了降低税务成本的偷税等非法形式。偷税，即逃税或称税收欺诈，国际财政文献局《国际税收辞汇》上的解释为“偷税一词指的是以非法手段逃避税收负担，即纳税人缴纳的税少于他按规定应纳的税收。偷税可能采取匿报应税所得或应税交易项目，不提供纳税申报，伪造交易事项，或者采取欺诈手段假报正确的数额”。《征管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偷税”的基本特征有两个；一是非法性，即偷税是一种违法行为；二是欺诈性，也就是说，偷税的手段往往是不正当的。这与避税完全不同。
二、降低税务成本的积极形式
降低税务成本的积极形式是指纳税义务人依据税法规定的优惠政策，采取合法的手段，最大限度地享用优惠条款，以达到减轻税收负担的合法行为，通常分为“节税”与“转税”两种形式。
（一）节税
节税与避税的区别在于节税符合政府的法律意图和政策导向，是应当鼓励的一种税收行为，而避税相反。节税的目的是为了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其实现途径是利用税法中的优惠政策和减免税政策。节税与“非违法”的避税相比具有以下特征:
1.合法性。从法律角度看，避税是采用“非违法”的手段来达到少缴税或不缴税，而节税则采用的是“合法”的手段来达到上述目的，其合法的最主要标志就是节税是利用税法中的优惠政策，而优惠政策本身并不是税法中的漏洞，它是立法者的一种政策行为，节税者的节税行为符合立法者当初的立法意图。
2.道义性。避税则是利用税收立法上存在的漏洞或不完善之处，以达到少缴税的目的，在道义上通常有不正当之嫌。节税是充分利用国家规定的优惠政策符合国家调整产业导向的行为，是正当的行为。
3.趋同性。避税较多地受制于税法和征管漏洞或缺陷，而这些漏洞则是税务当局当初始料不及的，也是在未来的立法和征管中要加以克服的；相反，节税则是立法者和税收征管者希望纳税义务人去做的，纳税义务人的节税行为几乎完全在税务当局的预料之中和期望之中。
4.调整性。节税的关键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为此，纳税义务人要能灵活应变，有敏锐的洞察力，想方设法通过经营决策的调整达到享受税收优惠的条件。
避税和节税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节税是从纳税人角度进行的界定，侧重点在于减轻税收负担；而避税则是从政府角度定义，侧重点在于回避纳税义务。由于征纳双方立场不同，纳税人从个体利益最大化出发，在降低税收成本（包括税收负担和违法造成的税收处罚）而进行筹划的过程中会尽量利用现行税法，当然不排斥钻法律漏洞；而税务当局为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贯彻立法精神，必然反对纳税人避税的行为。但这种反对仅限于道义上的谴责。只要没有通过法定程序完善税法，就不能禁止纳税人在利益驱动下开展此类活动。因此可以说，对节税和避税的严格区分，仅仅是体现了一方当事人即政府的意志。如果考虑另一方当事人，则这种区分不仅变得毫无意义。而且，在实际中也难以操作。由于避税和纳税筹划之间界限相当模糊，对于一项节税计划中是否有避税因素，常常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二）转税
转税是税负转嫁筹划的简称，它是指纳税人在不愿或不堪忍受税负的情况下，通过提高价格或降低价格等方法将税收负担转移给消费者或供应商的行为。
转税一般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转税从本质上来说是纯经济行为。偷税、避税以及节税在性质上属于一定程度上的法律行为，只是有“违法”、“非违法”以及“合法”程度上的不同，而转税则是纳税义务人通过价格自由变动的一种纯经济行为2.转税能否成功取决于价格。没有价格的自由浮动，转税也就不存在。由此可见，价格自由变动是转税赖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商品供求弹性的不同所导致的价格对厂商供应量的影响以及对消费者消费量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转嫁税款归宿的方向和程度。
3.转税不影响国家税收收入。逃税、避税和节税的结果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导致国家税收收入的减少，只是避税是被迫减少，节税是主动减少，而转税的结果是导致税款的归宿不同，不一定减少税收收入。
三、降低税务成本的筹划意义
降低税务成本的筹划即纳税筹划，主要是站在纳税人角度而言，进行纳税筹划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不违法的、合理的方式以规避或减轻自身税负、防范和化解纳税风险，以及使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纳税筹划主要包括避税、节税与转税三种筹划形式。纳税筹划不仅能减轻企业的税负，还有其他积极的意义。
（一）有利于提高纳税人纳税意识
纳税人进行纳税筹划与纳税意识的增强一般具有客观一致性和同步性的关系。因企业进行纳税筹划的初衷的确是为了少缴税和缓缴税，但这一目的达到是通过采取合法或不违法的形式实现的，而要使这一形式的有效实现，纳税人就必须熟知税法，搞清楚什么该为什么不该为，在此过程中不由自主的就提高了其纳税意识。
（二）有利于实现纳税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纳税筹划不但可以减少纳税人税收成本、实现节税功能，还可以防止纳税人陷入税法陷阱（显性背后的隐性陷阱）。税法陷阱是税法漏洞的对称。税法漏洞的存在，给纳税人提供了避税的机会；而税法陷阱的存在，又让纳税人不得不小心，否则会落入税务当局设置的看似漏洞，实为陷阱的圈套（这也是政府反避税的措施之一）。纳税人一旦落入税法陷阱，就要缴纳更多的税款，影响纳税人正常的收益。纳税筹划可防止纳税人陷入税法陷阱，不缴不该缴付的税款，有利于纳税人财务利益最大化。:
（三）有利于税收经济杠杆作用的发挥
纳税人根据税法中的税基与税率的差别，根据税收的各项优惠、鼓励政策，进行投资、筹资、企业改造、产品结构调整等决策，尽管在主观上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税收负担，但在客观上却是在国家税收经济杠杆的作用下，逐步走向了优化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合理布局的道路，有利于促进资本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四）有利于国家税制的日趋完善
纳税筹划是针对税法中的优惠政策及税法中没有规定的行为而进行的，因此在税务人员进行税收征管过程中会针对企业进行的纳税筹划工作而发现税法中存在的不完善的地方，这些问题通过正常的渠道进行反馈可作为完善税法的依据，有利于税法的逐步完善。
参考资料：
[1]董树奎.税收制度与企业会计制度差异分析与协调[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摘 要 作为私法领域“帝王条款”的诚实信用原则，伴随着公法、私法的相互融合，这一原则不可避免地在税法上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实施不仅是对税收法定原则的有益补充，而且是对纳税人信赖利益进行法律保护的需要。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能够保障行政相对人实现其合法权益和合理预期，促进我国税收事业向法治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关键词 税法 诚实信用原则含义 理论依据 对策
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充分发挥这一基础性道德准则和基本法律原则在税收中的作用，对于限制征税权力的滥用、平衡国家与纳税人权益、实现税收的实质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一、诚实信用原则在税法中的含义
诚实信用原则又称诚信原则，起源于罗马法的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所谓诚实信用，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不得违背对方基于合法权利的合理期待。该原则已被奉为民商法的最高指导原则或称“帝王规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有机结合体，即诚实信用原则是法律化的社会道德规范①。从司法实践上看，该原则具有高度的抽象概括性，因此给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为个案中对法律和法律行为进行解释、补充提供了价值判断的依据。
当这一原则适用和指导税收法律关系时，该原则的适用就意味着对纳税人信赖利益的保护，税收行为的完成实质上就是基于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一种相互信任，这种相互信任使得双方都具有了信赖利益。为保障这一信赖利益的实现，就要求征纳双方在履行各自的义务时，格守信用，遵守规则，充分披露信息，诚实地履行义务，不得以违反法律为由而损害纳税人因信赖其之前对税法的解释或税收要件的认定而获得的利益。诚实信用原则正是从道德和法律两个层面支持和规范良好税收秩序的形成。
二、税法中适用诚实信用原则的理论依据
（一）公私法的融合与渗透为税法适用诚信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
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把法域分为公法与私法以来，自划分以来就不断遭到挑战②。公法、私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已成为当代法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公法性规范不断侵入私法领地，同时大量的私法规范也被引入公法当中，这种公私法的相互融合弥补了彼此的缺陷。随着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愈演愈烈，作为私法重要原则的诚信原则也被引入到公法之中，并被广泛适用。进入20世纪以后，诚信原则开始大规模进入公法领域。
税法属于公法范畴的法律部门，在税法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私法化的现象，该现象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税收代位权与税收撤销权；（2）税务担保；（3）税务制度。这些制度都曾是民法上的私法制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深化这些制度逐渐的被应用在税法领域，为税法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诚实信用原则引入税法领域扫清了障碍，并且为以后更多的私法原则应用于公法规范具有借鉴意义。
（二）税收债务关系说的确立为税法适用诚信原则提供了学说支持
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定性，一直存在着三种观点：权力关系说、债务关系说和二元关系说。随着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市场经济观念也有所改变，目前就税收法律关系通说采债务关系说，“税”即“债”，只不过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并非发生在私法领域上平等主体之间，而是公民与行政机关之间。税收法律关系就是国家请求纳税人履行法律上的税收债务关系，国家和是法律上的债权人而纳税人则是对应的债务人。就此观念来说国家不再是以往权力拥有者的角色，国家在享有权力的同时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虽说税收法律关系具有行政性质，但是就其实质来看，也包含着等价交换的规则，因此与私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存在共通之处，必然也应受到私法上的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的指引。
税法作为经济法的一个子法，具有“公法”的特征和很强的“私法”色彩③。这些特征决定了将私法领域的诚信原则引入税法并没有理论上的障碍。在实践过程中这一原则要求征纳双方在履行各自的义务时，都应该讲信用，不得违背对方的合理期待和信赖，也不得以许诺错误为由而反悔，并且还可以平衡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地位，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利，防止征税机关权力的滥用。因此这一原则引入税法领域不仅是必要还是可行的。
（三）诚实信用原则引入税法的现实需求
目前，当代中国信用缺失问题严重，当然在税收领域也是如此。比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偷税逃税、恶意拖欠税款等行为普遍存在；征税机关不依法执法、执法犯法等现象时有发生，政府使用税款公开度、透明度不足。具体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从纳税人的角度讲，诚信纳税观念还很淡薄。“依法纳税光荣，偷税逃税可耻”的纳税氛围还没有完全形成，诚信纳税意识并未真正深入人心，公民对诚信纳税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并受利益最大化的驱动，许多纳税人对税收强制参与其收人分配的利益调整机制仍有明显的不适应，因此许多纳税人出现偷税、逃税、避税和恶意拖欠税款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国家的税收利益。
其次，从征税诚信方面看，税务机关“依法治税”的收税氛围还有待进一步强化。税务机关在征税过程中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也是有发生，在执法过程中存在无视纳税人权利并且随意侵害纳税人利益的事件。同时在收税、减税、免税等治税环节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并且还有个别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以贿减税加上税务机关违章办事，这些直接恶化了诚信税收的环境。一些地方政府从本地利益出发，违反法律的规定减免企业税收以招商引资，因此造成税负人为不公，也使政府的诚信度在民众心目中大打折扣。
最后，用税诚信问题。有的政府部门在税款的使用透明度方面不够，造成纳税人对税款使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产生怀疑，难以服民众，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纳税人的纳税积极性。税收领域的不诚信，危害了国家的发展，表明现有制度存在缺陷需要及时修补，这也说明税法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具有现实意义。
（四）诚信原则的功能决定了其在税法适用中的作用
1．对税收法律关系主体行为的指导作用。诚信原则的功能首先表现在对人们行为的评价、指引、规范、调整和保护等方面。作为债权债务关系双方的当事人要接受诚实信用原则的指导，税务机关在纳税关系中合法合理行政、不得滥用权力、不得规避法律；纳税义务人要不隐瞒、不欺诈、守信用、重承诺。只有征纳双方心存诚实和善意，才是履行纳税义务更可靠的保障。税法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能够为当事人的行为提供有力的规范和指导，从而保障国家的税收利益不受损害，保障国家税收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
2．对纳税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作用。诚信原则在民法领域适用的主要目的就是调整交易各方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交易各方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使这两种利益关系统筹兼顾，实现最佳的利益平衡。而这一原则在税收领域同样可以平衡各方的利益，因为纳税主体总是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存有企图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的动机，而征税主体则存在滥用自由裁量权和侵害纳税人利益的情形，征税和纳税始终处于矛盾冲突之中。为了平衡纳税人利益和国家利益，需要借助诚信原则来调整利益关系，缓解利益冲突。诚信原则引入税法领域就显的十分重要了。
3．对税法适用的解释、补充作用。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还表现在对法律和具体法律行为进行解释、评价以及弥补法律的漏洞上。由于税法本身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不可能满足具体鲜活的税收事实的需要，尤其是在税法规范本身较为模糊或事实性质难以认定的情况下，更需借助诚实信用原则对其进行解释或者补充。
同时由于税法作为法律当然具有一般法律规范所具有的缺陷，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也需要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指导给予补充，从而彰显税法的公平，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社会对税法规范的财政目的和社会政策目的需要。在司法实践领域，法官通过诚信原则的运用，使案件得到公正之裁决，以阐明事实之应有的法律含义，体现法律应有之价值含义。
4．能够降低税收成本、提高税收效率。信用的最大价值就在于保证交易安全，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纳双方如果能够按照诚实信用的原则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就能够最大限度的保证交易安全，减少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在我国税收中存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征税人和纳税人之间存在诚信缺失的问题，纳税人担心自己缴纳的税款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同时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企图不缴或者少缴税款。而征税机关在征税过程中存在未合法行政或者合理行政的现象，双方存在诚信缺失，这些都增加了征税的社会成本。因此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引入诚实信用原则能够创造安全稳定的税收环境，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税收成本，提高税收收效率。
三、诚信纳税原则贯彻对策
（一）加强税收立法，建立健全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并存的税收制度体系
依法征税是诚信纳税的前提。要做到依法纳税，首先必须要有法可依，即要建立健全完善的税收法律体系，完善法规的作用有于为纳税人提供正确而全面的税法指导，为征税机关依法治税、依法行政提供有效的法律依据。其次，要在我国的相关立法中确立诚信原则。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在税收基本法中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我国在税收征管法中还没有确立诚信这一基本原则，应当在即将制定的行政程序法等法律中加以确定。第三，建立诚信纳税奖惩机制。在征税中可以对积极足额纳税的纳税人给予减免百分点的奖励，对于恶意不缴少缴的纳税人也要规定违反诚信纳税的法律责任，以保证对诚信纳税这一法定义务的积极履行。
（二）加强诚信道德教育
通过宣传教育，使全体公民充分认识到依法纳税和诚信纳税的重要意义，使“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建立以诚信原则为核心的道德评价标准，从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诚信道德体系和诚信法制建设。
（三）严格执法，诚信征税
我国税务机关及相关政府，在代表政府征税过程中，自身要树立公正廉政形象，要做依法诚信征税的典范。做到以诚征税，以诚管理，把诚信征税作为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地一种自觉行为，为纳税人诚信纳税营造良好地氛围。
综上所述，诚信原则，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信条和准则，在税法上引入并妥当适用，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有益地补充。税收诚信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需要，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税的内在要求；既是公民的法定义务，又是遵守公民道德规范的具体体现。有了诚信原则，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将会更完善；有了诚信原则，政纳双方的关系将会更融洽；我国的投资环境将会更完备，进而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苏如飞.论诚实信用原则的税法适用.经济研究导刊.2007.10.
②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80.
③曹杰,李应虎.浅谈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廖开富主编第1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参考文献：
[1]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北京大版社.2004:180.
[2]徐孟洲,侯作前.论诚实信用原则在税法中的适用.刘隆亨.当代财税法基础理论及热点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施正文.诚信纳税的法理与制度.经济与法.2003(21):1.
【关键词】会计准则；税法；关联方
在会计规范的发展初期，会计与税法几乎不存在差异，会计基本是是按照税法的要求进行规范。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会计与税法的不同作用越来越明显，也使得会计与税法的分离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本文以关联方及其交易为例，分析关联方定义、关联方交易的会计和税务处理方面，现行会计准则与税法的规定存在的较大差异，这对会计与税务的实务工作者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联方定义的比较
我国2006年的企业会计准则，明确提出了关联方认定的基本标准，即：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方或两方以上受一方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构成关联方。在很多情况下，两方或多方是否构成关联方，需视具体情况而定。会计准则对关联方的认定提出了三条标准，即“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控制是指有权决定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该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共同控制是指按照合同约定对某项经济活动所共有的控制，仅在与该项经济活动相关的重要财务和经营决策需要分享控制权的投资方一致同意时存在。当一方拥有有另一方20%或以上至50%表决权资本时，一般认为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在关联方的内容上，会计准则涉及的关联方有：该企业的母公司；该企业的子公司；与该企业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对该企业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对该企业施加重大影响的投资方；该企业的合营企业；该企业的联营企业；该企业的主要投资者个人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该企业或其母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该企业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
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法并没有专门定义关联方，仅以举例的形式来说明关联企业，即：关联企业，是指与企业有以下关系之一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拥有或者控制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拥有或者控制；其他在利益上相关联的关系。可以看出，与会计准则使用的关联方概念不同，税法使用的是关联企业概念，没有将个人以及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涵盖在内，范围偏窄，不利于税收监管。
与会计准则更强调实质重于形式不同，税法在界定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时，主要以持股比例进行确定，且持股比例的标准与会计准则的数量标准略有差异。税法规定的关联方，是指相互间直接或间接持有其中一方的股份总和达到25%或以上的；直接或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拥有或者控制股份达到25%或以上的；企业与另一企业之间借贷资金占企业自有资金50%或以上，或者企业借贷资金总额的10%是由另一企业担保；企业的董事或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一半以上或有一名常务理事是由另一企业所委派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必须由另一企业提供特许权力才能正常进行；企业生产经营购进原材料、零配件等由另一企业控制或供应；企业生产的产品或商品由另一企业控制；对企业生产经营、交易具有实际控制的其他利益上的关联关系，包括家属、亲属关系等。从关联方的内容上看，会计准则与税法有以下方面的差异：税法所指的股份是否包括非表决权股份没有明确说明；对于控制股份没有达到25%但实际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企业是否应视为关联企业，税法没有解释；会计准则规定当一方拥有另一方20%或以上的表决权资本时一般对被投资企业具有重大影响，可认定为关联方，而税法认为应该拥有25%或以上，才视为关联企业；会计准则没有把借贷资金比例当作认定关联方的标准，而税法有此规定；会计准则和税法均未考虑潜在关联方。
二、关联方交易类型的比较
我国2006年的企业会计准则发讲解指出，凡是关联方之间转移资源、劳务或义务的行为，不论是否收取价款，均认定为关联方交易。会计准则认定的关联方类型通常包括以下各项：购买或销售商品；购买或销售商品以外的其他资产；提供或接受劳务；担保；提供资金（贷款或股权投资）；；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许可协议；代表企业或由企业代表另一方进行债务结算；关键管理人员薪酬。税法规定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的类型及其内容主要包括：有形财产的购销、转让和使用，包括房屋建筑物、交通工具、机器设备、工具、商品（产品）等有形财产的购销、转让和租赁业务；无形财产的转让和使用，包括土地使用权、版权（著作权）、商标、牌号、专利和专有技术等特许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或实用新型等工业产权的所有权转让和使用权的提供业务；融通资金，包括各类长短期资金拆借和担保、有价证券的买卖及各类计息预付款和延期付款等业务；提供劳务，包括市场调查、行销、管理、行政事务、技术服务、维修、设计、咨询、、科研、法律、会计事务等服务的提供等。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会计准则与税法在关联方交易及认定方面存在以下差异：税法将关联方交易确定为关联业务往来，将非业务往来排除在关联方交易之外，而对于什么是业务往来，却没有明确；会计准则将关键管理人员的报酬作为关联交易的一种类型，而税法未将此列为关联交易；税法更多地关注企业之问是否按照公平交易价格和营业常规进行业务往来，这对于税收监管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而这一点是会计准则所不具备的；会计准则在认定关联方交易时，考虑到了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和重要性原则，税法却没有提及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而这一原则也应是税收监管中应该把握的一个重要原则。
三、关联方交易定价的比较
我国2006年的企业会计准则没有专门提到关联方交易的定价问题，但根据财政部的《关联方之间出售资产等有关会计处理问题暂行规定》，上市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如果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交易价格是公允的，对显失公允的交易价格部分；一律不得确认为当期利润，应当作为资本公积处理，在“资本公积”科目下单独设置“关联交易差价”明细科目进行核算，这部分差价不得用于转增资本或弥补亏损。税法对关联方交易定价做出如下规定，纳税人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与其关联企业之间业务往来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与纳税人预先约定有关定价事项，监督纳税人执行。
通过比较分析，会计准则与税法在关联方交易定价上主要存在以下差异。对关联方之间承担债务和费用问题，会计上将关联方之间一方为另一方承担的债务（非债务重组）计入营业外支出；被承担方应按承担方实际为其承担的债务计人资本公积。将关联方之间一方为另一方承担的费用计入营业外支出，被承担方按承担方实际支付的款项，计入资本公积；而税法是将承担债务和费用的一方发生的费用视为与取得收入无关的其他各项支出看待，不得在税前扣除，将被承担债务和费用的一方所被支付的费用和债务视为获得的捐赠收入，应计缴所得税。此外，税法还规定关联企业之间发生的应收款项不得提取坏账准备，也不得确认为坏账（法院已宣判企业破产的债权损失除外）；而会计制度规定，关联方之间只是不能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可以部分计提坏账准备，如发生损失也可以列支。
四、关联方披露的比较
我国2006年的企业会计准则对于企业关联方关系和关联方交易披露的问题区分母子公司和其它关联方关系。当存在母子关系时，企业无论是否发生关联方交易，均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母公司和子公司有关的下列信息：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名称；母公司和子公司的业务性质、注册地、注册资本（或实收资本、股本）及其变化、母公司对该企业或者该企业对子公司的持股比例和表决权比例。对于非母子关系的关联方，当企业与关联方发生关联方交易的，会计准则还要求在附注中披露该关联方关系的性质、交易类型及交易要素，交易要素至少包括：交易的金额；未结算项目的金额、条款和条件，以及有关提供或取得担保的信息；未结算应收项目的坏账准备金额；定价政策。会计准则还规定关联方交易应当分别关联以及交易类型予以披露。类型相似的关联方交易，在不影响财务报表阅读者正确理解关联方交易对财务报表影响的情况下，可以合并披露。
相对而言，企业所得税税法的规定要简单很多。税法规定，纳税人有义务就其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向当地税务机关提供有关的价格、费用标准等资料。税务机关据此判断企业的关联方交易是否基于市场价格进行，并分析是否需要按照一定的方法进行重新调整。
通过比较发现，会计准则对关联方披露的信息非常丰富，且贯彻了重要性原则，而税法不管金额大小、关联方类型，均要求披露。
五、结论
本文从定义、交易类型、交易定价、披露等角度全面比较了企业会计准则与企业所得税税法关于关联方的差异，这些差异，将不可避免增加纳税人的纳税调整成本，也将增加会计信息使用者使用财务报表信息的难度。虽然税法与会计准则具有不同目标而在具体规定方面需要有所差异，但是，缩小两者不必要的差异，对降低企业会计和纳税工作成本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财政部.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S].2006（2）.
【关键词】财税法 权利义务 实证分析
【正文】
一、财税法学课程开设的必要性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财政税收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为人们所关注，计划经济体制下诸如行政命令等等直接干预经济的行政性手段逐渐为政府所摒弃，取而代之的是运用财税、金融等间接性手段对国家宏观经济加以调控。因此，不仅仅得到政府官方的重视，我国的国民也对其倾注了前所未有的热情，而这一热情一方面是来源于财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源于财税与国民生活紧密程度的增强，加之人们逐渐对于税收本质认识的加深，更是给了财税法的发展以强大的动力。
在国外，税法对于国民的影响是我们所不可想象的，正如西方的那句谚语所讲：人的一生有两件事是不可避免的，死亡和税收。因此，各个国家对于税法的教学和研究也是颇为重视，不论从开设该课程的学校数量还是开设的学时，以及所讲的内容方面等等，都是我们所不及的。诸如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大学法学院的税法的设置位居国家众多项目之首；俄亥俄州大学要求申请法律硕士课程（master of laws programs）的申请者，必须是已经修读了联邦个人所得税等课程。欧洲的很多国家都将税法作为一门强制性的课程来设置，只是在本科生阶段和研究生阶段的侧重会有所不同。与之相比，我们财税法课程的开设在全国高等院校中（包括综合性大学和财经类、税务类院校）都是极为有限的，税法课的学时绝大多数是36学时，个别的是54学时，且讲授的内容很多的涉及到财经类等经济方面的内容，对于财税法学的研究和法学所特有的权利义务并为被其所重视。
自由、民主和法治已经理直气壮地成为当今政治生活的主题和时代的主旋律。它不仅成为社会民众的最强音，而且也成为当权者致力实现的根本愿望；它不仅以显赫的文字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而且以崇高的精神追求占据着人们的心灵。它将不再是中国人的梦，也不再是西方人的专利品和中国人的奢侈品，而是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共同理想，以及正将这一理想付诸实施的行动。[1] 随着“依法治国”思想的树立以及该思想在我国经济发展中逐渐在各个领域中不同程度的贯彻，相应的财税法治也被提上日程。因此，财税法治建设成为我国财税法发展的必然趋势，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但是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法律法规是法治建设的最基本要件，是硬性的指标，无法可依只会导致法治建设成为空中楼阁，无法从何而谈法治！我们不得不承认，法律法规的制定是人们尊中规律的基础之上，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因此，立法者的素质势必影响到整个法治的进程。这种影响是最基础的，没有权威的、有预见性、前瞻性的法律文本，法治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是不现实的。
伴随着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部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财税法在整个经济法中的地位逐渐凸现，并成为一门显学为法学家和法学研究所关注。财税法人才的培养是财税法治进程中的必备环节。而作为我们这些法学的学生而言，在本科阶段仅仅对财税法有一个比较粗浅的、单一的学习，对于今后的研究仅仅是一个薄弱的基础，因此，在研究生阶段极有必要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加以拓展，才能保证今后在该领域的研究，并可能有所建树，否则都是纸上谈兵。
二、财税法学教学应以法学特有的“权利义务”角度为根本研究路径
现今全国开设税法或者财税法的课程的高等院校虽然在数量上有一比较大的提高，但是设置的课时却是极为有限的，绝大多数是36学时，个别的学校是54学时，如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长春税务学院等等。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现今对于财税法或者是税法的讲授很多的时候是以财政、税务、税收以及会计知识为主的，对于法学知识的讲授却是非常有限，从财税法或者税法基础理论的探讨更是如数家珍，对于权利义务线索的把握和灌输确实不足的。财税法和财政税收等经济学等之后虽然会有交叉，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两门学科还是有本质的不同，这正是法学学生和财政、税收学学生所存在的差异，权利义务是我们学习应该遵循的最基本路径。而从笔者自身学习的过程来看，我们在本科阶段对于财税法知识的了解和接受不仅有限，而且偏离了法学特有的研究路径的把握，所以在理论根基上并不是扎实的；同时，对于一些财政、税收、会计方面知识的缺乏又使得我们在实务中不能运用自如，出现了一种极为尴尬的局面。因此，笔者以为，我们财税法课程应该遵循“权利义务”基本路径进行研究，运用法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其深入探究；其次，财税法学相对于法学的其他部门法应用方面更为频繁、综合性更强，因此，研究财税法的学生势必要辅之以一定的财务会计和税收学知识，这也是专业型人才培养。
“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其他任何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它相抵触，财税法治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公共财政、税收法定主义是我们所极力倡导的，随着对财政和税收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对于财政、税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公共财政这一服务于市场的财政，是将财政活动限定于服务市场的范围内，避免财政供给的不足或是过量，防止财政资金的浪费，财政活动的适度适时是我们财政活动的目标的；而税收作为一种侵犯国民财产的手段，更是将其定位于“债”的属性，是国民为享有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而支付的对价。纳税不是义务性的进贡，而是获得相应服务的方式，纳税人权利的意识不断浮出水面。一方面是人权在各个领域中的落实和实现，另一方面也是保护财产权的理论支持。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提出：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种种情况无不表明，对于财税的研究从法学角度进行探究，对于权力的监督，权利意识的树立意义颇为重大。因此，作为一名法学学生，在研究生阶段更是要把握这一根本的线索，这也是区别于其他税收学等方面研究的显著方面。因此，从法理学和宪法学、行政法学的角度切入，从更为广泛的背景下研究财税内容，势必会有一种全新的认识，这也是研究范式的一种转化。正如，日本学者北野弘久教授所阐述的税法并非是“征税之法”，更是纳税人据以对抗、制衡国家课税权的“权利之法”，这对于学生的学习则是另一全新的视角，权力和权利的研究也是我们在以后学习中所应重点关注的线索。
此外，要密切加强对法律关系、法律行为以及基本价值和基本原则等基础性知识在财税法中的具体的研究，尤其是该学科所特有的内容的研究。
同时，在自己的一些实习或者是实务操作中，笔者发现，我们现有的法学知识对于研究财税法是远远不够的，财税法学这一学科本身的特点表明：必要的经济学、税收学以及会计学知识的积累，是深入研究财税法的理论问题以及实务操作中所不可或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理论认识的研究最终势必要运用于实践中，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确的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是积极促进的，而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认识从成本收益角度看是无效的，结论正确与否要得到检验唯一的途径就是回到实践中去，特别是像财税法这样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更是如此。
我们不少研究财税法理论的学者或者以税收学位基础简单的附加法学方法对此进行研究，或者是从法学理论对此进行探究却忽视了财税法本身固有的财税经济方面的知识，总是给人以各行的感觉，因此，作为法学专业的学生，要想从专业的角度对此深入研究，势必要辅之财政、税收以及会计方面的知识，真正挖掘学科自身的特点，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诠释该学科。
财税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综合素质的积累过程，是多领域知识兼备的人才。当然，财税法的讲授必须坚持“权利义务”、“权力权利”等法学特有的研究路径这一根本要求，相关知识的具备是该学科发展的要求，也是该专业人才培养所必备的素质，两者兼而有之，但是应该有所侧重。
三、财税法将案例教学与实务实践操作相结合
传统的教育模式，财税法课堂的教学重视基本知识的讲授，更多的是知识的介绍，尤其是在总论部分许多理论的介绍这是必要的，然而，在具体到之后许多具体内容的讲授，仍然不能脱离这样的模式，使得学生只有一种抽象、宏观的概念，对于数字、公式的机械的接受，对于以后的实践并无多大的意义，许多学生在学习过财税法课程之后，仍然对一些基本税种的征收是不知所云的，从教学方面是失误的，而就学生个人而言也是没有丝毫获益的，只是机械的或者迫于考试等压力记忆，过后就没有丝毫的印象，这是许多学生学习过后的真实体会。因此，有不少教师讲案例教学的方法引入，通过一个个切实具体的案例对具体税种进行讲授，不仅形象具体，同时真正使学生有一种学有所用的感觉，促使学生萌发了学习的兴趣，主动接受且保持持久的记忆效果。
财税法案例教学法最早起源于美国，以案例作为教材，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通过运用掌握的理论知识，分析、讨论案例的疑难细节，从中形成各自的解决方案，培养了学生的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真正将法学这一应用性学科体现的真真切切。财税法学当然具备这一特点，并且具有更为频繁的实践性。但是，在我们现在财税法学教学中还没有充足的案例，虽然不少的学者为搜集财税法的案例作了很大的努力，并且也是卓有成效的，使得我们案例教学成为可能。然而，笔者以为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丰富各异的，我们面对的现实并不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更多的时候是出现多种冲突，和法律规定情形相差很大，教师教学过程中更多的时候是先讲述一个结论，再为此寻求一个典型的案例，当然这一案例可以很好的印证该结论，但是这并不利于法学的研究，也不利于学生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应该注意现实中非典型案例的讨论，以激发学生的思考。
笔者以为，通过引入案例教学的方法使学生对理论知识点的认识具体化，对实务性的操作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于案例所要证明的理论加以检验，这也是对知识再认识的过程，一方面加深对知识的全面深入地掌握，另一方面也是丰富案例、拓展视眼的过程，对于教师和学生都是极为有意义的。
鉴于法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许多学校都栽在法学专业的课程中开设律师实务、毕业实习等，很多学校的法学院系还聘请资深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实务部门的人作为兼职教授，讲授他们在司法实践中的经验，这无疑是一种值得采纳的教学方式。财税法教学也同样，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等实践部门人员。 笔者以为，我们更重要的是给学生提供现实的实践机会，真正给学生以接触社会的机会，以保证在毕业之时能更快的融入社会当中。
关键词：财税法治；收入分配； 个税改革
一、基尼系数下的中国收入分配现状
基尼系数是用于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目前全球平均水平为0.44。2012年我国官方居民基尼系数为0.474。证实了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事实。由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土地、资源、资本三要素颠覆了传统的收入分配模式，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贫富差距被快速拉大，资源分配不公，资本投机盛行，使得社会财富分配更加不公，这一切都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可回避的事实，也是影响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危险因素。
发挥个人所得税（以下称个税）调节功能是调整个人收入分配，维持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在财税法治改革的大环境下，个税改革应该走在最前端。因此，在目前收入分配现状下探讨我国个税调节功能是很有意义的。
二、我国收入分配与个税税制的现状
摆在个税调节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认清现状，数额巨大的隐性收入在我国中高收入群体中普遍存在，但这在工资条上却很难被发现。生活中，高级名酒名烟普遍存在，奢侈商品华美外包，普通居民购买力有限，在人均收入偏低的情况下，什么人、什么途径有钱是不可把握的因素，相对缺乏的法治环境、关系文化泛滥，红包问题，购物卡问题，有数据显示已发到两万亿张。隐形收入不再遮遮掩掩。逐步扩大的贫富差距是现实，但隐藏在公权力背后的腐败更让人不能容忍，个税调节之手伸不进大量隐性收入的口袋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个税调节不利的重要原因。
收入分配改革的现实紧迫性把个税改革推向了我国财税法治改革的前沿，从目前改革呼声来看，仍是单一地继续提高个税起征点，这使得低收入人群并没有减轻负担，反而让高收入者占了便宜。这不仅不能发挥个税调节功能，却让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三、国外个税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的分析
发达国家的个税是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美国政府已把一个次要税种变为美联邦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近几年一直占到联邦税收的40%左右。发达国家多采取家庭整体课税，即根据家庭经济状况好坏，缴纳的不同的所得税。日本实施“所得税控除制度”，对于纳税者本人生活所需的各项最低费用免征所得税。
以家庭为单位扣除个税的做法在我国地方遭到强烈反对，有关专家认为，目前中国对个人的收入状况尚无法做到完全透明，要对家庭中所有成员的收入作总体的衡量是困难重重的。即使在现在这种简单的税收制度下，仍然不能保证达到条件的人都能纳税，仍然有很多人通过各种手段偷税漏税。税务机关的职责在于对个人收入统计，无论是工资收入，还是所谓的隐形收入，并督促纳税人及时交税。如果能做到，即能体现纳税的公平性，又能藏富于民、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是发挥个税调节功能的基础条件。
发展中国家的个税很难改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 累进个税税制的成本高昂， 个税税制显示出较低效率。政府想利用个税来消除贫困和不公平现象， 难上加难。从我国目前现实情况来看，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不明显时可以配合采取以低收入者为目标的财政支出计划和其他政策措施，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四、我国个税功能的调整方向
我国现行税制下，绝大多数是向企业征收的，直接向个人征收的主要是个税。我国个税目前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名义上是一个税种，实质上分为11个征税项目：不同的征税所得项目，采取不同的计征办法、适用不同的税率表格。这样安排虽有利于税收征管，有助于防范偷税漏税，但这种税制不利于调节收入分配。我们国家的个人收入差距本来是综合而非单一性的差距。我国的个税存在着税率形式过多，不同所得使用不同的边际税率有失公平。税负不合理，征管手段落后，税收信息共享制度尚未完成，都是我国个税无法发挥完全调节功能的关键原因。
保证个税调节功能的正常发挥，要有一个科学可行的个税调整改革方案。我们必须在现有基础上重新定义我国个税的特征，明确调整方向，为财税法治改革打下基础。
（一）重新认识个税福利特征
个税应纯粹是一种收入调节税和福利税，而不应当是一种财政税。它不应当以政府增收为目的，而应以财富在老百姓之间的二次分配为目标。近年来，随着经济繁荣、扩大内需是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重要任务。居民消费水平与居民收入分配联系紧密。从提高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做起，那么个税改革的意义才有价值。我国个税每年占国家总税收比例通常保持在7%左右，这部分收入即便全部用于社会保障福利事业，也无以弥合贫富差距。这并非是税制本身的问题，而是我国个税调整不彻底，税制设计不科学的表现。如果不从分配结构的改善入手，个税的调节功能只能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价值。
（二）个税改革的前提与完善
实现个税改革离不开几个前提：
其一，区分真正的穷人和富人，而这需要政府部门不仅仅是加强税收的征管，更要健全国民收入的监控体系，切实规范法外收入，密切监控法外收入；
其二，个税收入的增长幅度不应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并在这个基础上重新考虑个税免征额的调整，为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助力。
研究整个国家财富分配影响力问题要从个税所涉及人群的人口比重、个税收入占国家总税务收入的比重及对人们心理等多方面考虑。在起征点为2000元时，涉及的纳税人群约占总劳动人数的7.5%左右，而在起征点到3500后使纳税人比例从28%降到了12%，换句话说，新标准下的工薪所得人群中只有12%的人交纳个税，不到我国总劳动人口总数的4%，纳税面过窄。
应该明确个税对于增加国家财力意义，发挥它的调节功能。从国家税制来看，个税由于比例低，算不上严格意义的主税种。在此基础上的个税免征额的调整，对实现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影响有限。个税既然是一种福利和收入调节税种，应该不影响中低收入阶层生活为前提。所以个税征收应当根据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生活负担来定，而不是仅仅根据工资高低来定。说简单点，就是个税应当按照家庭整体为参考、以实际生活负担为依据来征收。
（三）加快我国个税税制的调整
中国个税法改革的目标应当在发挥其组织收入和稳定经济、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同时，在逐步提高其收入规模的基础上，侧重于强化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在课税模式选择上，必须统筹考虑侧重于发挥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符合我国征管条件、顺应国际改革趋势等因素，以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课税模式为宜。在个税立法中，实体制度建构的重点是完善费用扣除制度，改革和优化税率结构。为了体现分配正义，我国对于综合征收中生计费用扣除，应当摒弃现行“一刀切”的定量扣除制度，采用基础扣除和特别扣除相结合以反映纳税人的实际情况，体现“以人为本”精神；征管程序制度变革的关键是建立源泉扣缴与自行申报相结合的征管模式，健全个人收入信息监控制度，从制度上扼杀灰色收入，隐性收入，保证社会分配公平合理。
针对我国个税改革存在懒政的现状，应该提前做好个税的利用率和偷税漏税的规制，加强税收征管的力度，逐步加大个税收入，要把个税增长应与经济增长同步进行，将个税由大众税向富人税转变，主要针对收入分配的二次分配，有意识的扩大个税助力消费需求，扩大居民收入，保证社会公平。
（四）辩证借鉴发达国家可靠方法
为了加强税收源头控制，堵塞税收漏洞，可以借鉴美国的税务号码制度。所谓税务号码制度，实际上就是“个人经济身份证”制度。相应建立的中国“个人经济身份证”制度意义重大，使我国个人的一切收入、支出都在“个人经济身份证”账号下进行，限制现金交易，加快个人信息与银行储蓄对接，进一步增强个人收入的透明度，使公民的各项收入均处于税务机关的有效监控之下。
国外在采用“以家庭申报为主，个人为辅”的办法。当然，在这之前先要建立税收征管信息的大量工作。目前来看，我国可以先搞试点，或者先尝试“夫妻联合申报”，在时机成熟时再逐步推行“家庭申报”。我国已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家庭养老负担情况将越来越复杂，如果个税完全不考虑家庭因素，就很难体现社会公平。通过试运行可以发现矛盾、解决矛盾，逐步向全国推广。个税改革应该体现公平税负的原则，这应是个税税制改革和发展的主流方向。
五、结论
我国目前税制形式简单，实际复杂。为了更加充分发挥个税优势，个税修改应对所得项目中经常性的、大量发生的且最能体现纳税能力的收入项进行综合，其余项分类征收。我们应该踏实推进税收改革，形成综合性区分所得税制，在税收征管，税收信息管理上多下功夫，打好财税法治改革的基础。
我们应该看到，伴随着中国税收法治的完善，个税立法必有更大的进步，无论是法律文本的规范程度，还是其所体现出的税法理念，都在不断的完善。只有税收法制得到完善，个税才会发挥更大的调节功能，才能进一步控制好收入分配。财税法治精神下的税制改革应该在坚持社会正义的同时，注重效率原则，尤其是在收入调节、缩小贫富差距方面有替代手段的情形下，应当针对税法的社会效益、确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这是我们当前所应该做的基础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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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少英.论财产税法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之强化[J].法学，2011.3.
【关键词】 新企业所得税；差异；影响
一、前言
我国新企业所得税法改革了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行统一税率，顺应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是我国税制改革同世界接轨的一个重要标志，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新旧企业所得税法差异分析
（一）纳税人差异
以前的内资企业所得税规定以经济核算的企业或组织为纳税人，即对实行独立核算的总分公司要分别纳税，而不能汇总纳税；外资企业所得税规定以构成法人的企业为纳税人，即对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分公司由总公司统一汇总缴纳。
新企业所得税法取消了内资税法中有关以“独立经济核算”为标准确定纳税人的规定，将纳税人范围确定为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企业设立的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盈亏互抵后在企业法人登记注册地汇总缴纳，更好地体现了按净所得征税的原则，真实地反映了企业财务状况。
（二）税率差异
前税法虽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都是33% ,但由于减免税优惠和税前列支标准不同，造成实际税负轻重差别很大，企业之间税负不平。据测算，当前内资企业实际税率为25%左右，外资企业实际税率为15%左右，内外资企业名义税率和实际税负差距较大。
新企业所得税法税率统一为25%；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和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适用税率为20%。另外还设了两档优惠税率：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工资税前扣除差异
前内资企业所得税实行计税工资制度或实行“工效挂钩”工资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外资企业所得税实行据实扣除制度。现行税法对内资企业支付的工资超过计税工资部分一方面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另一方面企业在依法代扣职工的个人所得税时，还要按实际支付给职工的工资计征个人所得税，对这种重复征税我国以前的税法没有明确的税收抵免规定，显然有失公平。
新企业所得税法统一按企业和单位实际发放的工资据实扣除。这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也符合企业所得税对企业利润征税的内涵，有利于提高内资企业的竞争力。
（四）捐赠税前扣除差异
前内资企业所得税法对企业的公益救济性捐赠符合条件的在其年度应纳税所得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有部分全额扣除的特殊规定)，外资企业则可全额扣除。
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对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即将内资企业捐赠扣除比例从现行的3%提高到12%，并且计算基数由年度应纳税所得额改为年度利润，外资企业从没有比例限制改为实行12%的扣除政策。
（五）税收优惠
原企业所得税法税收优惠侧重地区优惠，进一步拉大了地区发展差距，产业优惠导向不足，加剧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失衡。
新企业所得税法统一了税收优惠政策，实行“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新税收优惠体系。
比如，新税法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实行20%的优惠税率，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15%的优惠税率；扩大了对创业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以及企业投资于环境保护、节水节能、安全生产等方面的优惠；保留了对农林牧渔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保留了企业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同时取消了内外资企业研发费用比上年增长10%才能加计抵扣的限制条件等等。
（六）特别纳税调整
新税法针对通过关联方企业转移利润等问题新设了防范转让定价、防范资本弱化、防范避税地避税、核定程序和对补征税款按照国务院规定加收利息等条款，有利于防范和制止避税行为。
三、新企业所得税法所产生的影响分析
（一）对内资企业，在加大输血功能的同时又强化了造血功能
新税法实行以后，对内资企业来讲有两大利好：一是强化输血功能，即降低税负，让利于企业，增加企业积累和发展后劲。新税法法定名义税率由原来的33%下降到25%，降低8个百分点，同时取消对内资企业实行的计税工资制度，并将内资企业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比例由3%提高到12%，对符合产业政策发展重点条件的内资企业还可以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所以，对绝大多数内资企业来说，其实际税负都将有较大程度下降；二是强化造血功能，即调动国内企业开展公平竞争的积极性。过去国有大中型企业竞争不过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条件不平等，特别是在税收政策上内资企业所得税要比外资企业高出10个以上百分点，容易挫伤内资企业的积极性。现在两税合一，公平竞争，将会进一步调动内资企业发展的积极性，促进内资企业的健康发展。
（二）对外资企业，促使外资企业进一步加强管理，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企业竞争力
新税法施行以后，从表面看外资企业的税率是提高了一些，但幅度不大，可以承受。目前对大多数外资企业来讲，最看重的不是税率升降几个百分点，而是企业发展环境的改善和市场发展空间。在这方面，近几年来已有很大改善，所以提高几个百分点的税率不会影响外资的吸引力和办好企业的积极性。相反，优惠税率的取消会使他们产生危机感和紧迫感，变压力为动力，激励他们进一步加强管理，与内资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展公平竞争，有利于打造一个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进一步优化了我国的经济环境，以便更好地吸引外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三）有利于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产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调节的重点着眼于规模扩大和数量的增长，是符合当时情况的。经过十多年的实践，这方面的作用基本上得到了发挥，特别是吸引外资和加快外资企业发展方面，税收优惠重点支持的经济特区、浦东新区和西部大开发等，大大加快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应该说它已经发挥了应有的历史作用。近几年来，特别是中央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新的发展目标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开始转轨变型，由过去的重视规模速度转向提高质量效益和协调和谐发展。税收政策作为调节国民经济协调健康发展的调控器，其功能也应根据形势的变化相应调整，即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提高型、和谐发展型转变。从新税法的主要内容看正好适应了这一调整重点的转变，比如，新税法中关于对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高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综合利用资源、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等实施优惠，这些规定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特点。所以新税法的实施，必将对落实科学发展观、节能减排、治理环境、产业优化升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等重大产业政策的落实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有利于与新会计准则协调配套，同步实施，相辅相成
税法和会计制度、会计准则二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实施所得税法需要与会计准则知识相辅相成，而实施会计准则又离不开新税法的政策指导，二者之间互相沟通，相辅相成。原税法产生于10多年前，而新会计准则已于2007年实施，二者之间间隔较长，有许多不相配、界定不一致的地方。比如，暂时性差异取代时间性差异、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取代利润表债务法等相关内容都是新会计准则首次提出并实施的，这就要求新税法与其配套并规范一致，从而实现互相促进的积极作用。
四、结束语
新税法是当前新形势下按照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经反复调查研究，又经过相关部门多次协商制定出来的，符合我国国情和税收工作实际情况。实施后对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必将带来新的可喜的变化，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Z].2007-03-16.
[2] 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2月.
[关键词]税式支出；效应；意义
[作者简介]申韬，广西大学商学院讲师，经济学硕士，广西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10―0056一03
所谓税式支出(Tax Expenditure)，是指国家为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在税法中对正常的税制结构有目的有意识地规定一些背离条款，造成对一些特定纳税人或课税对象的税收优惠，以起到税收激励或税收照顾的作用，基于这些对正常税制结构的背离条款所导致的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放弃或让与就构成财政上的税式支出。
1968年美国财政部首次提出税式支出概念，并将其运用于财政预算分析，公布了美国第一个税式支出预算。此后，许多国家相继开始对税式支出问题进行研究，并广泛运用于实践。但这种间接支出的宏观效应和微观效应及其在一国财税管理制度中的作用等问题，长期以来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不少税收优惠措施失去了控制，往往被纳税人滥用来避税，影响到政府税收政策的有效选择和实施。以美国为例，1968年这种税式支出项目还不到50项，使财政收入减少366亿美元，到1985年财政年度这种支出项目已达到100多个，金额达到3700亿美元。与此相应，这种支出占美国联邦总支出的比率也由1966年的18．80％提高到1982年的25．70％。其规模之大，增长之迅速，都迫使人们不能不像对待财政支出那样加以检查、衡量和考核。
近年来，在学术领域这一问题引起了我国研究人员的普遍重视并展开了深入研究。尽管我国还未正式确立税式支出制度，尚未编制税式支出平衡表，但税式支出规模同样可观。有资料显示，2002年我国税式支出总额(包括出口退税和减免税)达2159．52亿元，占全部税收收入的12．70％。1998～2002年，我国GDP年均增长7．70％，税收收入56年均增长16．90％，而这期间的税式支出年平均增长29．60％，超过税收收入增幅12．70个百分点。
一、对税式支出与财政支出区别的认识
税式支出的表现形式为支出形式，与财政收支具有相同的形式特征，但实际上，二者是存在一定差异的，我们可以把这种差异性理解为税式支出本身所具有的本质特征。
1．税式支出是一种虚拟性支出。财政支出伴随实实在在的资金流动过程，而税式支出虽名为支出，但无论在财政部门的账面上还是在纳税人的账面上，都不存在资金上收下拨的过程。之所以称其为支出，一方面是基于经济效果的分析，税收优惠对国家和对纳税人而言，其效果同将税款先收上来再加以返还，和先纳税再接受财政补贴一样；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政府税收优惠考核衡量计算的需要。因此，我们不应当将税式支出理解成一个会计概念。
2．税式支出具有对照性特征。预算内每项财政支出的数量及其构成并不直接取决于财政收入项目的数量及构成情况。然而税式支出，每项支出都取决于税收收入的构成状况，即虽然税法中并不存在直接的“支出”条款，但税法的不同结构的对照却决定了税式支出的存在。
简而言之，税式支出总是与特定的税制结构相联系，如税式支出并不等于税率绝对降低，而是相对于税法基本结构而言的有差别的税率。例如，当企业所得税税率普遍为55％时，享受33％税率的纳税人就享受到了税收补贴，这属于税式支出。一旦税率普遍调整到33％时，税制内部的结构性差别改变了，税式支出也就消失了。因而，这也造成税式支出的纵向不可比性，即税式支出只能表明在当时税制下税收优惠的程度，而对新旧税制中的优惠情况无可比性，因为税制不同了。
3．税式支出是一种特定性支出。税式支出的特定性有两重含义：一是指税式支出必须针对特定的政策目标，具有明确的目的；二是税式支出的享受对象也是符合特定目标的特别纳税人，这些纳税人希望获得这种优惠就需要按优惠条件的引导去做。特定性是税式支出管理的重要方面，也是发挥税式支出杠杆作用的重要保证。特定性的对立面是泛延性，即税收优惠偏离特定政策目标，或税收优惠被纳税人滥用。这些都将丧失税式支出的诱导作用和公平照顾的作用，导致税式支出负面效应的放大，如管理难度大、侵蚀税基、减少财政收入和税制难以实现公平原则等。
4．税式支出的财政效益具有不确定性。财政预算内支出方向和数量具有鲜明的计划性和确定性，而税式支出在实施某项税收优惠时，数额并不能确定，无法像预算内支出那样周密计划、安排，而是隐含在日常税收活动之中。一方面，某项具体的税式支出要待税收优惠实施取得阶段性成效之后，通过与“正常”税制加以对比核算方能够得出税式支出的额度来。例如，对税收递延的税式支出的估算是否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如何确定递延期和折现率等，不同的选择结果大不相同。同时，随测算角度和方法的不同，税式支出数额也不同，这也使税式支出的效果存在不确定性。此外，税式支出不单取决于某项优惠政策意图的诱导，还取决于经济主体对诱导的敏感程度。另一方面，一国税式支出总规模也难以确切估算，相关项目的税式支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牵连，不能简单地进行加总。
二、税式支出的经济效应分析
与其他任何一种经济调控手段一样，税式支出同样具有正效应和负效应，我们在进行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中不能只强调其积极作用而忽视其负面作用。
1．税式支出的正效应分析。税收的首要职能是为国家筹集财政资金，此外还发挥着收入再分配和调节经济的杠杆职能，通过开征或免征、多征或少征、早征或缓征等手段对经济活动产生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引导资源配置，另一方面促进公平的实现。税式支出是税制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财政分配关系，其正效应主要体现在：(1)税式支出能够介入直接支出所不能顾及的领域，对经济主体而言，具有自我偿付和自我嘉勉的特点。因此，税式支出能使获得税式支出的经济主体得到持续的、内在的发展动力。(2)税式支出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相对的灵活性。因为税式支出是短期使用的措施，使用时期内只要运用充分就能实现其政策目标，否则会失去其政策意义。此外，与财政支出相比税式支出省略了纳税人缴纳税款和政府拨款两个环节，纳税人在一般情况下往往“自动”受益。(3)税式支出有时是直接的财政支出所无法替代的，如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税收饶让、税收抵免等。(4)税式支出为税收筹划提供了方向和途径。
2．税式支出的负效应分析。税式支出作为政府财政支出的一种形式，其负效应同样应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1)从国家财政收入角度看，税式支出不易控制，容易侵蚀税基，使税率居高不下。由于税法自身不够完善，规定不够具体，适用纳税人的项目分散，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政府一般很难实行严密的事前控制，理论税基与实际税基的差别一般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在理论上可以就税法中的规范性条款作出详细解释，但在具体实践中却难以界定特别是难以准确估计其总量。实际税基都难以准确估计，税式支出预算的估计的准确性就更为有限，其直接的影响便是导致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下降。(2)从优化税制角度看，税式支出使税制复杂化，增加了税务管理的难度，降低了税收征管的透明度。由于税收已经承担众多的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税式支出制度的建立必然使得税法和税收征管更为复杂化，增加了税务管理的难度，降低了税收征管的透明度。(3)从公平方面看，税式支出应注意如下问题：一是税式支出将非纳税人排除在受益范围之外，而这些非纳税人往往是最需要政府资助者；二是税式支出使高收入者的获益增大，拉大了贫富悬殊；三是税式支出易受权力集团的操纵，偏离政策目标。(4)从效率方面看，税式支出容易扭曲纳税人的经济行为，如企业的组织形式、投资项目、经营地点的选择等，从而扭曲市场选择和资源配置。
三、我国建立税式支出制度的意义
税式支出制度的建立，决不仅仅是由税收优惠到税式支出概念上的简单变换，其建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税式支出制度的建立是认识角度的变换。纳税人缴纳比正常税制规定低的纳税额这件事，站在纳税人的角度来看是享受税收优惠，并且这是从分散的个体角度去认识，没有与国家财政收支安排联系起来；而税式支出的提出则是从纳税人的角度转换到了国家财政的角度看待税收优惠问题，并且提出了宏观上的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和效益分析的问题，将税收优惠纳入到财政总体安排的框架之内。
2．税式支出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国家加强预算管理，促进财税观念的深化。现在不少国家每年不仅有年度的财政预算，而且还编制税式支出预算，这样就能全面把握财政活动的各个方面。从预算收支平衡向财政全面平衡转变，使政府财政预算更加完善，充分挖掘财政向社会经济干预和渗透的整体效益，从而更完整地反映政府的活动。人们从中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调节不仅表现为直接的财政支出，而且表现为提供税收优惠这样的间接支出。
3．税式支出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控作用。从微观角度看，税式支出可以鼓励有益商品的发展，限制无益或少益商品的发展，照顾低收入阶层，在行政和法律上的支持和限制之外，加以区别对待。从宏观角度看，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供给、储蓄、投资、技术进步间接起作用的。以技术进步为例，如果对新兴产业、企业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给予税收优惠，对高风险的科技产业给予特定的税收政策，也会起到鼓励技术进步，促进科技发展的作用。
4．税式支出制度的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财政建设和加入WTO后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迫切要求。税式支出概念从20世纪60年代提出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普遍重视，各国不仅在理论领域开展研究探讨，而且在实践上积极付诸行动，相继建立了符合国情的税式支出制度，并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予以发展完善。由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已建立税式支出制度，我国理应顺应这一趋势，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财政建设和加入WTO后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迫切要求，建立符合国情的税式支出制度，增加税制的透明度，以利于国际间的财政信息交流和财政资料分析比较，妥善处理国际税收关系，减少国际税收纠纷。
四、对我国税式支出范围界定的思考
笔者认为，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税式支出制度关键在于对我国税式支出制度范围的界定。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述及其管理目标、管理模式、统计、评估标准和保障措施等税式支出的相关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税式支出是建立在对规范性税制结构背离基础上的，在税法中对构成税制的各类基本要素有了明确规定之后，一旦存在对这些基本要素的背离规定，这样的条款就构成税式支出。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一般纳税人适用17％的税率，这就是其规范性的结构，而适用13％的低税率、出口退(免)税就属于税式支出范围。然而，任何一部税法中都未明确规定哪些是基本条款或规范性的结构，哪些是背离性条款或补充性结构。如何界定两类结构不同的条款，就需要从一部税法的立法宗旨、税种特点、税制基本要素等诸方面仔细研究、判别。一般而言，构成一部税法基本结构的条款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反映该税法的宗旨、目的的条款，表达其财政目标的条款，这是判别税法不同结构的最终依据。第二，税法的基本条款。它包括本税种的税基、本税种普遍适用的税率、课税对象的单位和金额、本税种最适宜的征收期限、本税种在国际业务中的征免原则和规范化计征方法以及对本税种进行征收管理的正规程序等。
1.公允价值计量准则中公允价值的定义。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在《国际会计准则第32号———金融工具：列报》的基础上，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为“，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者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笔者认为，这一调整具有三重意义：一是准则制定机构已经意识到由于信息不对称的普遍存在，真正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在现实生活中很少出现；二是有序交易较之公平交易、市场参与者较之交易双方、退出价格较之取得成本更能突出市场导向，而非主体导向或交易导向；三是计量日的补充突出了公允价值的动态属性。该定义表明，公允价值是市场参与者、计量日和有序交易三个条件同时具备时资产或负债的退出价格。在三个条件中，“市场”和“有序交易”是相关联的，因为市场成熟度主要通过市场竞争度、市场有序度、市场运行机制的灵活度，以及市场的操作成本等方面来评价。而市场有序度主要是指受市场内部运行规律制约的市场运行的有序性，有序交易则意味着市场运行中各经济活动主体（或市场参与者）交易行为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合理化。举例而言，目前美国及欧洲官员已着手调查苹果及五大出版商是否联手哄抬电子图书价格，阻挠亚马逊等对手提供更便宜的电子图书，这种不利于市场竞争的行为使消费者不得不为最畅销的电子图书多掏33%~50%的钱。“市场”和“计量日”是相关联的，因为这里的市场指的是“当前”市场，而且是“当前”主要市场或“当前”最有利的市场，这就意味着“计量日”不会停留在某一特定的时点，而是一种状态，而且永远是“当前”的状态。这也是公允价值与其他计量属性（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等）最根本的区别。如果说其他计量属性是一种静态的计量（现在发生、现在重置、现在处置或未来折现），那么公允价值就是一种动态的计量。也正因如此，公允价值计量才有持续的公允价值计量（指其他相关会计准则要求或者允许企业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持续以公允价值进行的计量，例如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计量）和非持续的公允价值计量（指其他相关会计准则要求或者允许企业在特定情况下的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进行的计量，例如对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公允价值的计量）之分。“有序交易”和“计量日”是相关联的，因为没有交易，也就没有需要计量的资产或负债了；没有有序交易，也就没有必要运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了。公允价值计量准则不再强调资产或负债本身，而突出了“市场参与者”、“计量日”和“有序交易”三个条件的同时具备，资产或负债不过是市场参与者进行交易的载体而已。正因如此，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引入了“计量单元”概念，即资产或负债以单独或者组合方式进行计量的最小单位。计量单元可以是单项资产或负债，例如一项金融工具或者一项非金融资产；也可以是资产组、负债组或者资产和负债的组合，例如《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规范的资产组、《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规范的业务等。另外，公允价值计量准则要求企业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资产或负债时，应当考虑该资产或负债的特征“。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对该资产或负债进行定价时考虑的特征包括资产状况及所在位置、对资产出售或者使用的限制等。同时，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在IFRS13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最佳用途”作为确定非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基础“。最佳用途”是针对“市场参与者”而言的，不同的市场参与者对资产或负债的用途不尽相同，正所谓“你的垃圾也许是我的财富”。
2.企业所得税法中对公允价值的规定及其与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的区别。2007年3月16日，我国颁布了新《企业所得税法》，并于同年12月6日颁布了《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实施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公允价值是指按照市场价格确定的价值。该定义的侧重点在于计量日的“市场价格”。《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及实施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接受捐赠收入为非货币性收入，应当按照公允价值确定收入。实施条例第十二条规定，股票股利应当按照公允价值确定收入。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税法应当分解为按公允价值销售和购进两笔业务进行处理。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规定，通过支付现金以外的方式取得的投资资产，以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为成本。但是，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却规定，企业的各项资产，包括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投资资产、存货等，以历史成本(企业取得该项资产时实际发生的支出)为计税基础。企业持有各项资产期间资产增值或者减值，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可以确认损益外，不得调整该资产的计税基础。由此可见，税法更偏好历史成本，即资产或负债已经在一个真实的买方和一个真实的卖方之间形成了一个真实的价格，如果这个价格恰好又是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确定的，这就是税法意义上的公允价值。而且，税法很谨慎地规定，只有在取得非货币性资产又没有或不需要支付相应对价的货币资产时才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如前所述，会计意义上的公允价值是出于计量“退出价格”而非“买入价格”的目的，即资产或负债将要在一个假定的买方和一个假定的卖方之间形成一个假定的价格。这个假定的价格被称为“输入值”，公允价值计量准则要求最先使用第一层次输入值，其次使用第二层次输入值，最后使用第三层次输入值。第一层次输入值是在计量日能够取得的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指相关资产或负债交易量及频率足以持续提供定价信息的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第二层次输入值是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输入值；第三层次输入值是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值。这种符合会计思维的规定与税法的“实际发生”原则背道而驰。
二、公允价值计量方面准则与企业所得税法的差异
1.目标不同是差异产生的根源。会计的目标，主要是通用财务报表的目标，是为财务报表的使用者特别是投资者、债权人等提供决策相关信息，而公允价值相比其他计量属性而言在金融资产计价等方面更具相关性。而制定税法的总目标是规范税收分配秩序，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实现，通过公平税负为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外部环境，并运用税收这一经济杠杆调节经济活动的运行。由此可见，公允价值计量准则的决策有用目标与所得税法的兼顾公平与效率目标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前者属于微观范畴，后者属于宏观领域，目标的不同势必带来职能上的差异。
2.职能不同使两者渐行渐远。会计的基本职能包括反映（提供会计信息，这是其最基本的职能）和监督（根据所提供的信息进行会计监督）。税法具有财政职能，即通过聚集财富满足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所需的物质，这是其最基本的职能；经济职能，即通过税收制度调节个人、企业和社会的经济活动；监督职能，即通过税收监督约束纳税人的经济行为，使之符合国家的政治要求。由此可见，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对反映职能的强化（能够为信息使用者提供更相关的会计信息）与所得税法的财政、经济和监督等职能差异显著。前者将作用于企业及其信息使用者，后者涉及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分配。职能的不同势必带来税法和会计的差异。
3.基础不同让税会分离成为必然。会计以权责发生制作为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基础；企业所得税法主要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或者说主要以现金利润而不是纸上利润为基础，对纳税人的应税收入进行强制征收。这也是会计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不同，往往要进行纳税调整的直接原因。此次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引入不同层次的“输入值”概念，并强调公允价值的级次取决于估值技术的输入值，而不是估值技术本身。这种理念将使得会计准则认定的账面价值与所得税法认定的计税基础更加不同。
三、公允价值计量准则与企业所得税法的协调
1.目标上的协调。会计信息的公允表述是出于对投资者等信息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而所得税法的目标是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因为企业的投资者（特别是权益投资者）拥有企业的剩余权益，是企业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保护企业（或纳税人）的利益，就是在保护所有者（或投资者）的利益。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主要投资者就是国家，此时，国家利益、企业（纳税人）利益和投资者利益高度一致；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就涉及国家利益、企业（纳税人）利益和投资者利益之间的博弈问题。投资者是资本市场存在的基础，投资者的信心增强了，资本市场才能稳定发展，而这种信心又来自于现实中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当投资者利益受到良好保护的时候，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将更多的资金投入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从而促使资本市场不断成熟、有效，资本市场的不断成长将对深化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国家利益、企业（纳税人）利益和投资者利益实际上是并不矛盾的，是可以协调的。公允价值是“真实公允观”在资产或负债计价方面的体现“，公允”这个概念难以精确度量，是市场参与者“感受”出来的，究竟是否公允，最终是由法院来判定的。而“公允价值”这一概念原本来自法律，它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1898年史密斯与阿迈斯一案的高等法院判例。在该判例中，高等法院决定投资者应予容许按投资财产的公允价值而不是历史成本来获得公正的利润。国家税务总局等税务主管部门可适当借鉴企业会计准则的改革经验，及时修订与公允价值相关的税收条款，为公允价值给出严格的法律规定。比如，公允价值计量准则中关于“公允价值”的定义突出了“市场参与者”“、计量日”和“有序交易”三个条件的同时具备；而税法中关于“公允价值”的定义或强调“有序交易”，或侧重“计量日的市场价格”，并未将三个方面同时寓于定义之中。笔者认为，这是税法应该向会计准则借鉴的地方，即扩展和丰富税法中“公允价值”的内涵，给企业（纳税人）一个明确的计价指南。
2.职能上的协调。资产价值不是一个静态的、性质不变的概念。任何资产的价值都依赖于许多变化的因素，如买卖双方的力量、总体的经济环境、资产的潜在用途、评价的时间、资产的区位等。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要求随着计量日的不同，对资产或负债的价值进行实时、动态的计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会计的反映职能，但加大了会计监督成本。历史成本的支持者也认为，公允价值会计潜移默化地制造了有意或无意的偏见，企业只要稍稍改变估价过程就可有效地操纵盈余，而且很小的改变就能够产生持续影响。如果税收监督能够对此进行有力的补充，并且借助资产评估等专业中介机构的力量进行监督，不但能够为企业现在或者潜在的投资者等信息使用者提供更相关的信息，而且该信息的可靠性亦能得以保证。其实，税法也正在向协调之路迈进。比如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采取产品分成方式取得收入的，按照企业分得产品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其收入额按照产品的公允价值确定。这实际上为公允价值计量给出了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
关键词：企业；税收筹划；意义；建议
中图分类号：F8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8-0-01
税收筹划是一门综合性较强、专业性要求较高的学科，是在税法规定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等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地获得“节约税收支付”的税收利益，要求筹划人员不仅要具有丰富的执业经验，还要掌握较多的理论知识。要推进税收筹划在我国的发展，政府部门要进一步规范税收法律法规，正确引导宣传税收筹划工作，企业要充分了解税收筹划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重要意义，同时政府与税务机关还应注重对税收筹划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税务机构的规范与扶持。
一、税收筹划的意义
在20世纪末期，税收筹划才开始在我国应用，最初时期各方面都还处于萌芽阶段，还存在着很多不够完善的地方。然而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税收筹划在我国的发展也逐步成熟起来，税收筹划对于我国企业有着较为重要的意义。
1.有助于减少纳税人的税收成本。企业税收成本的高低将对纳税人的收益有着直接的影响，税收越高，企业利润越少。反之，能在合法的情况下将税收控制到最低，对提高企业利润有着直接的作用。同时税收筹划还可以防止纳税人陷入税法陷阱，税法陷阱是税法漏洞的对称，由于税法漏洞的存在给纳税人提供了避税的机会；而税法陷阱的存在，又会让纳税人更加谨慎，否则落入税法陷阱，会缴纳更多的税款，影响纳税人的正常收益。
2.有助于对纳税人纳税意识的提高。长期以来，我国都存在着纳税意识薄弱的现象，这给我国的社会发展造成了较大的阻碍。税收筹划对企业提高纳税意识有着积极的作用，是企业相关利益主体以合法性为前提的情况下，将企业的利益最大化。
3.有助于资本流动和资源的合理配置。纳税人根据税法中税基与税率的差别和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投资、融资和产品结构调整等决策，税收筹划对于纳税人来说可以最大程度上减轻自己的税收负担，但在客观上却是在国家税收杠杆的作用下，逐步走向优化产业结构的道路。
4.有助于财务管理水平的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的高低对于一个企业能否健康稳步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财务决策对于财务管理水平的高低的影响也是非同小可的。现代企业财务决策主要包括筹资决策、投资决策、生产经营决策和利润分配决策四个部分。然而，税收对这些决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所以说，企业有必要加强对税收决策的重视，一旦欠缺考虑定会影响企业经济效益。
二、我国企业税收筹划存在的问题
税收筹划通过数十年的发展，已逐步完善，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我国税收筹划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例如尚没有一套系统、严密的理论框架和比较规范的操作技术。尤其在实务操作方面，我国还处于低层次的个案筹划水平，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问题频发，尚不够完善。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对出现问题的重视，并采取适当的手段对其进行完善。目前我国税收筹划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对税收筹划策略的理解不明确。税收筹划在我国的应用时间还不算太长，而且没有完全一致的概念，这样使纳税人对税收筹划的理解比较模糊，甚至出现偏差。一些人认为税收筹划等同于偷逃税款，属于国家税法合理范围之外的行为，是对国家利益的损害。还有一些人怀疑税收筹划是否真的可以发挥应有的效果。对于这两种观念的出现，使得税收筹划在我国发展的脚步比较缓慢。对于税务机关而言，则表现为对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的不信任。事实上还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有些人借着税收筹划的幌子在偷税，这样对国家的利益造成较大的影响。由此可见，税务机关对税收筹划存在一定的抵触情绪，也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税收筹划的发展。
2.税收法制还不够完善。我国税收法制不完善，导致我国税务筹划外部环境不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税收征管水平不高。虽然近几年我国的税收征管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国外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距离。第二，税务机构不健全。税收筹划须有谙熟我国税收制度，了解我国立法意图的高素质的专门人才。但目前由于高素质的人才还比较匮乏，导致多数企业只有通过成熟的中介机构税务，才能有效地进行税收筹划，达到节税的目的。我国税收制度起步还比较晚，正处于发展阶段，正在逐步地成熟与规范。
3.对税收筹划风险的重视远远不够。税收筹划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它要求税收筹划人员掌握多方面的知识，如税法、会计、管理等方面，而且税收筹划是一种事先的理财行为，处在错综复杂而又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环境中，企业在税收筹划中必须要保证准确无误，一旦出现失误或偏差都会造成税收筹划方案的失败，所以说在税收筹划中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企业一定要加强对筹划风险的重视。
4.缺乏税收筹划专业人才。目前我国税收筹划专业人才还处于短缺的状态。税收筹划不同于一般的财务管理活动，它属于一种高层次财务管理活动，所以对税收筹划人员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税收筹划需要事先的规划和安排，经济活动一旦发生后，就没有事后补救的机会。因此，税收筹划人员不仅要精通税收方面的知识，同时也要具备财务方面的知识。对企业筹资、经营以及投资活动也要有全面的了解，只有这样全方位的人才才能将税收筹划工作做好。
三、完善企业税收筹划的相关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步伐的加快，企业财务管理下的税收筹划在企业生存与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越来越明显。对于追求价值最大化的企业来说，如何在税法允许的情况下，实现税负最低或最适宜，也就成为企业税收筹划的重心所在。
1.应提升企业税收筹划的意识。目前，纳税人对税收筹划的认识存在着偏差，并且存在着筹划意识淡薄的状况，因此，税务机关有必要对税收筹划进行正确的宣传。政府与税务机关应借助媒体、自身开办的税务培训活动、专家讲座、社会舆论等加强对税收筹划的宣传，褒扬积极合法的筹划行为，谴责消极违法偷逃税行为，引导和规范企业的税收筹划行为。
2.注重综合筹划，有效降低整体税负。利益最大化是企业的总体目标，而纳税筹划则必须要围绕这个目标进行综合策划，将其纳入企业的整体投资和经营战略，不能局限于个别税种，也不能仅仅着眼于节税。纳税筹划要着眼于整体税负的降低，而不仅仅是个别税种税负的减少。这是由于各税种的税基相互关联，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某一税种税基的缩减可能会致使其他税种税基的扩大。因而，税收筹划需要权衡的东西很多，不单要考虑某一税种的节税利益，也要考虑多税种之间的利益抵消因素，一定要综合多方面的因素，切勿为了筹划而筹划。
3.严格遵守税收筹划的三大原则。税收筹划具有三个重要的原则，即不违法性、事前筹划以及综合收益最大化原则。企业在实施税收筹划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循这三个原则，同时这也是决定税收筹划能否成功的关键。税收筹划一定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切忌不能违反国家相关规定，否则会受到严重的处罚。
4.加强对风险防控意识的提升。纳税人在实施纳税筹划时，应重点考虑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和涉税事务中的筹划风险。由于目的的特殊性和企业经营环境的多变性、复杂性，纳税筹划的风险是会存在于任何环节。
5.注意企业内部税收筹划人才的培养。在现阶段，税收筹划方面人才的欠缺是税收筹划实施的一项约束。尽管企业可以选择聘请外部的税务机构来实施税收筹划，但这无疑会加大企业的财务成本。因此，企业应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税收筹划人才的培养，税收筹划人才的培养要实现人文素质和业务技能的双向提高。同时也要加强财务部门人员的素质的提高，可以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财务人员对税收方面知识的学习，多加强与税收筹划专门服务部门的合作，以提高本企业财务人员实施税收筹划的能力。
综上所述，企业若想健康稳步的发展，做好税收筹划是关键所在，同时一定要遵循税收的基本原则，在不违法、不违规的前提下开展税收筹划工作。并且一定要加强对税收筹划意识的提高、注重税收筹划人才的培养，加强对税收筹划存在问题的重视，并采取有效的解决办法，才能将税收筹划工作做好，实现企业财务利益最大化，快速实现企业目标。
参考文献：
[1]李树奇.税收筹划与企业战略[M].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论文摘要〕 个人所得税法所追求的核心价值首先在于公平,其次在于效率。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最为可靠的是法律,集中的是个人所得税法。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个人所得税法的公平价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没有真正起到对个人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起着逆向调节作用。个人所得税法的价值不能实现的原因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检讨,一是立法,二是法律的实施。
一、个人所得税法所体现的法的价值
“法的价值”这一术语的涵义因不同的使用方式而有所不同,第一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增加哪些价值,这些价值构成了法律所追求的理想和目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目的价值”;第二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所包含的价值评价标准;第三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自身所应当具有的值得追求的品质和属性,此种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可称之为法的“形式价值”。“价值评价标准”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和“形式价值”意义上的“法的价值”,都是以“目的价值”意义上“法的价值”为基础和原点的,如果离开了“法的目的价值”,无论是“法的价值评价标准”还是“法的形式价值”都不可能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因为它们都变成“中性”的东西了,根本就没有了“价值”的意味。本文所称个人所得税法的价值,正是在“法的目的价值”这种使用方式上而言的。
税法追求的核心价值在于公平,其次在于效率,公平是第一位的,公平促进社会和谐,也促进效率发展。个人所得税法是税法中最能体现法律精神、法律价值的法,是追求公平的法。效率和公平是一对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社会价值,一方面,以效率为标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高层次的公平,即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如果把效率绝对化,不考虑公平,就可能导致收入悬殊、两极分化,造成社会不稳,影响以至于从根本上损害效率。税收是通过再分配调节初次分配中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税法作为第二次调节的工具来调节分配,调节的目的是公平,而非效率。正如美国着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判断一个良好税收体系的“第一标准是公平……,第二个重要标准是效率”〔1〕。日本税法学者金子宏也认为,当不能将两者(指公平和效率)兼顾起来时,则虽有时优先效率这方面是可能的,但原则上还是要优先公平这一侧面的。〔2〕社会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是人类社会不断追求的理想。通过法律确认税收公平,是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生活的体现。
一般认为,税收公平“是指不同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程度的比较:纳税人条件相同的纳同样的税,条件不同的纳不同的税。”〔3〕从本义上看,税收公平包括两层含义,即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负担相同数额的税收,即同等情况同等税负;纵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缴纳不同的税,即不同情况不同税负。横向公平要从实质上来看,即要避免形式公平而实质不公平的现象,个人所得税法的公平不仅仅是对所得而言,还应考虑纳税人的其它相关情况,如果两个家庭收入相同,但家庭中需要抚养的人有多有少,则在计征所得税时若对两家同等征税,就不公平;纵向公平可以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的例子加以说明,累进税率可以使高收入者负担比低收入者更高比例的税额,从而在再分配中影响高、低收入者在初次分配时形成的格局;而比例税率却对初次分配格局影响不大,可见适用累进税率比适用比例税率更符合税收纵向公平的要求。也有学者认为,税法的基本价值是公平,税法公平价值体系有三个层次,分别是形式正义(税法的平等适用)、实质正义(税法的征税公平)、本质正义(税法的起源)。而现实是税法的公平价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法的价值没有实现,并没对社会的公平指数有何改进,反而恶化。
个人财富积聚的速度差距在迅速扩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只看到财富积累的自然规则、丛林规则在起作用,而不见法律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法律在起着逆向调节的作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最为可靠的是法律,核心的是个人所得税法,但我们所看到的是非常失败的个人所得税法。在最需要法律的地方,法律缺席了,法学家缺席了。法律控制的失败,法的价值的不能实现需要检讨两个方面:一是立法,二是法的实施。本文拟从这两个方面来展开个人所得税法律价值实现的障碍的讨论。
二、个人所得税法的立法检讨
(一)税制的选择。在个人所得税制方面,国际上采用的基本模式有三种,一是分类所得税制,即将纳税人的所得划分为若干类别,对于不同类别的所得税规定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和适用税率,分项计征所得税。二是综合所得税制,即将纳税人全年的各种所得汇总求和,统一扣除费用后,就其余额按统一的累进税率计征的基础上计征所得税。三是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又称混合所得税制,系分类制和综合制的一种结合。通常意义上的分类综合分类所得税制,即指将收入根据不同的来源进行分类,对某些收入项目分类单独征收所得税,而对某些项目进行合并,适用累进税率征收。采用分类所得税制,可以对纳税人不同种类的所得区别,而且能够广泛采用源泉扣缴法,便于稽征税款,但是这种税制无法综合收入和费用,难以按纳税人全面的税收负担能力征税;采用综合所得税制,可以全面考察纳税人所得,能够较好地体现纳税人的实际税收负担水平,与分类所得税制相比,更具合理性,但是由于这种税制对纳税申报有很强的依赖性,要真正实施起来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如纳税人普遍具有良好的纳税意识,建立有健全的税收征管制度、完备的税务制度等;采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能够区别对待纳税人不同种类的所得,兼顾纳税人全面的支付能力,但对税收管理仍有较高的要求。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属于分类所得税制模式,该模式实行税源扣缴并根据不同所得分别规定了按年、月综合计算和按次单项计算。人们较普遍地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课征制度是导致个人所得税在调节高收入方面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分类课征不能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不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纳税的不合理现象,这与“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这一所得课税奉行的公平准则是相悖的。这种制度设计,一方面容易造成对一些纳税人的不合理征税;另一方面又会使一些纳税人合法避税,导致税源流失。因为在总收入相同的情况下,分多次或多月取得收入的纳税人可能不必缴税或少缴税,导致税负不公。同时,纳税人可以采用故意减少当月实际所得,在月工资不变的条件下对一次所得改变发放时间或改一次性发放为多次发放等办法合理合法地避税。因此,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通过分散取得、化整为零的方法都可以达到合法避税的目的。另外,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税率过杂、档次过多,不便征管和缴纳,并使税收的社会成本提高。
我国当时选择实行分类课征制度主要是从便于税收征管的角度考虑的,因为我国的个人信用制度很不发达,很多个人收入的往来和现金的支付都游离在
银行系统之外,如果实行综合课征制度的话,在我国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不高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很难控制这个人所得的来源渠道,而分类课征制度则有助于税务机关对个人所得进行源泉控管。因此,分类课征制度虽然在调节高收入方面远不及综合课征制度,但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眼下我国还不宜急于实行综合课征制度,否则即使实行了恐怕也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近期内分类课征制度可能还将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所应选择的基本模式,但也可以考虑选择构建分类综合课征的新模式,如果维持前者的话,需要对现行的分类课征制度作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可以考虑通过扩大超额累进税率的应用范围来增强个人所得税纵向调节的力度;通过调整费用扣除项目的具体内容来体现个人所得税负担的公平。构建分类综合课征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世界大多数国家走过的道路,它综合了分类制和综合制的优点,即能分类源泉扣缴防止偷漏税,又能综合全部所得累进课征,等于对所得的课税加上了“双保险”,符合量能负担的要求,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所得税制度。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如果选择实行这一制度的话,在完善现行分类制的基础上应着力强化对总所得的累进征收,因为它是对一定数目的高收入的人征收的。波斯纳认为,尽管(累进税的)“高边际税率所产生的寻找偷漏税方法的激励也许能解释许多精巧的漏洞,高收入纳税人利用这些漏洞逃避了本应交付的高累进税”,但是,“虽然漏洞会破坏累进税制从富人向穷人进行分配的目的,但它确实减少了前者的实际收入。不仅富人偷漏税的法律和会计费用减少了他们的实际收入,而且许多逃税收入所产生的微利也这样。”〔4〕
(二)税法构成要素的检讨。1.扣除标准。在所得既定的情况下,要使纳税所得额的确定符合横向公平的要求,关键是合理地进行税前费用扣除,费用扣除实质性地最终决定税制的公平程度。各国在设计费用扣除标准时,一般都遵循如下两项原则:一是纯收益原则,即扣除纳税人为取得收入所必须支付的成本、费用;二是纳税能力原则,即纳税人及其家庭必要的生活费用应予扣除。除上述基本扣除外,不少国家还允许特殊扣除,以照顾纳税人的特别开支需求,实现真正对纯收益征税的目的。这些做法正是符合税收的横向公平价值观。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对扣除标准的设定上,缺乏科学性和公平性,由于我们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各项所得没有统一的扣除规定,只是分类单项就一个层次进行扣除,不能准确地反映负担能力的综合应纳税所得额,不可能对纳税人实际负担能力作准确的估计;扣除额外充分考虑纳税人享受相同数量所得的能力的差别,如扶养人口多寡;扣除额没有充分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时应予以重视的问题,税收公平不仅仅是形式公平。
2.税率。税率是税法构成要素的核心之一,税率设计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税收负担和征管的难易程度。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在税率结构上,税率种类过多,既有比例税率,又有超额累进税率,同时还辅之以减征、加成征收,比较复杂;税率档次过多,边际税率适用不强,尤其是对工资、薪金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税收实践表明,高税率、多档次的累进结构会使劳动越多、收入越多或投资越多的人税负越重,而且高税率会诱发纳税人的逃税欲望;同时,工资、薪金的勤劳所得与股息、红利、财产租赁所得等非勤劳所得相比,勤劳所得征税偏高,引起税负不公,也有违税法的公平价值。在采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度后,可以继续沿用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相结合的方式,对分类计税所得适用比例税率,对综合所得则按统一超额累进税率计征税款,但是应当减少累进税率的档次级数,以4-5级为宜;对于同属勤劳所得的工资薪金所得与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等劳动所得以及劳务报酬所得均采用统一累进税率征收,以体现“相同性质所得相同待遇”的原则。
3.免征额。从理论上来讲,要使个人所得税在调节社会收入不均、贫富悬殊方面发挥作用,则其征税对象应是中等收入及以上的自然人,而不能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收入阶层。许多国家的税收实践也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所以,对于我国来说,提高扣除标准,即免征额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而且从实践看,我国许多地方已经调整了工资薪金的免征额,北京是1000元,上海为1200元,广州是1260元,深圳为1500元。考虑到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在收入水平、物价水平等方面悬殊很大,若在全国划定统一标准显然不妥,可以考虑规定一个幅度,由各地区在此幅度内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免征额。
三、个人所得税法的实施检讨
要发挥法的作用,就必须使法在生活中真正实现。法的制定固然重要,但它毕竟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使已制定的法律规范在生活中得到实现,把应然变成实然。如果法的规定不能在人们及其组织的活动中实现,那就是一纸空文,不会带来现实意义,也不能实现法的价值。税法的公平价值除了需要一定的制度体现和支撑之外,重要的是应在税法的实施过程中得以实现。
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是税收领域中的两个基本范畴,有效税制实施的前提是两者必须有机结合。过去我国税制改革对税收征管的重要性重视不够,导致税收征管成为税制改革的制约因素。法的实施与物质条件,与人和物及当时的社会控制技术的发展相关。税收征管的现实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税制的选择,税制不能超越税收征管水平,否则,税制的超前性和征管的落后性的矛盾会使既定的税制目标因不易操作而落空,有限的管理能力成为税制改革的制约因素。
因此,在税制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征管能力,选择可操作的“有效税制”。由于个人所得税社会经济目标的多元性和自身特点,目前国际上公认个人所得税比其他税种对征管的要求更严,标准更高。如果个人所得税管理水平达不到要求,所产生的消极效应较之其他税种更大。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目前逐渐暴露出一些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矛盾和问题,其中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税制设计与征管能力不相协调,使得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低下,税收流失严重。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之间存在偏差影响后果表现为:一是税收收入流失,税收制度的弹性减小;二是税法与现实的偏差损害了税制的公平。
税收征管手段对税收制度的保证程度受到税务部门自身的能力和外部纳税环境的双重影响,就两者关系来讲,税务部门的征管能力是内在因素,它的强弱决定了税收征管手段对税收制度实施有效的保证制度,前提条件是税收制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税务部门自身的征管能力发展水平。社会的政治、经济、技术水平的变化是税收征管改革发生和发展的外部动因和条件。
所得税征管的控制系统包括个人收入申报系统单位代扣代缴控制系统、税务检查系统低效率运行,原因多种多样,对策也多种多样,但是,笔者认为,来自于主观方面的因素是最为重要的,那就是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和税务部门的敬业意识,当然,各种技术手段的在税收征管中的应用,也是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1〕〔美〕斯蒂格利茨着,郭晓慧等译.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1997.517.
XX年，是实施“xx”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xx”普法规划的启动年，结合我县国税工作实际，特制定xx普法工作规划。
一、普法指导思想：
在XX年里，为进一步提高税收征纳双方的法律素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践行“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的国税工作宗旨，继续在全社会普及税收法律知识，深入在国税系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坚持法制教育与法制实践相结合、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相促进，大力推进依法治税进程，加强法治国税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良好的税收法治环境。
二、普法总体目标：
通过广泛深入的法制宣传教育，扎实有效的法治实践，进一步增强公民法律意识，提高公民法律素质和依法诚信纳税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税收法治理念，提高依法行政和公正公平执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国税机关依法治税的自觉性，提高依法管理和服务纳税人的水平。
三、普法对象和任务：
全县国税系统开展“xx”普法工作，对社会，负有宣传普及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知识、加强税法宣传教育的任务;对国税系统内部人员，负有学习宣传各种通用法律法规以及税法的任务。
(一)面向社会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我局面向全社会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要按照市、县普法办的要求，通过深入开展“法制宣传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的“六进”活动，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的税收法制宣传，深入开展以打击偷税、骗税为重点的法制宣传教育。
(1)要通过举办税法专题讲座、赠送税法知识出版物、依托地方学校开设税法讲堂、呈报专题信息和报告、召开专题联席会议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税收政策法规，大力宣传发挥税收职能作用，在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做出的重要贡献，使他们了解税收工作，支持国税机关依法治税。
(2)要采取国税公告、国税网站在线咨询、送税法进机关、举办税收与经济社会发展专题展览及讲座等形式，引导他们了解税收在调节经济和调节分配、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了解构建社会诚信体系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