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18 23:56: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生产机械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1大多数的农机驾驶员对于农机的安全管理没有正确的认识，认为在农村的田间道路行驶不需要办理相关的手续，所以对于管理部门的政策没有有效的执行。而更有部分驾驶员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不考虑农机的安全性，一味的对农机进行加长加高处理，并且在速度上不断提升，所以经常会出现超载超速的现象，存在众多的安全隐患。大多数的农机驾驶员只是会驾驶，而却缺乏对农机的保养意识和常识，对于机车内存在的安全隐患无法及时发现，导致行驶的过程中因为部件损坏而发生安全事故的几率增大，严重威胁到人身安全。
1.2农田作业的农机安全管理不完善，农机驾驶员对于机车安全行驶的意识较差，认为田间的作业环境简单，不会发生安全事故，所以在思想意识上就忽视了机车操作的安全性。虽然从事农田作业的机械与从事道路运输的车辆相比，虽然相对发生事故的机率较低，但前者的数量远远大于后者（前者是后者的十几倍），且作业有一定季节性，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依然较大，因此，对出事农田作业的农机安全管理工作同样不能放松。
2、农机安全生产管理措施
2.1培养一支技术过硬、法规意识强的农机驾驶员队伍随着农机化范围的不断扩大，农机驾驶员的队伍也不断的壮大，所以为了保证农业机车的安全操作，农机安全监理部门要加大安全管理力度，利用一切媒体工具宣传农机驾驶安全的重要性，可以通过真实的案例来进行警示。对于农机的使用要进行规范化管理，凡是从事农业生产的车辆必须进行登记统一管理，在进行驾驶业务知识和安全常识培训后，经审查合格方可发证，并且要参与每年的年审。对于优秀的驾驶员要注意发挥其主导作用，利用自身的行为感染身边的驾驶员，提高农机驾驶的安全性。
2.2加大农机安全宣传的力度安全隐患的消除要在发生前进行，不要等到事故发生了再注意到安全驾驶的重要性，所以农机安全管理部门要做好宣传工作，利用多种手段向广大农民以及农机驾驶员讲解安全驾驶的重要性，动员全民积极的参与进来。为了保证机车处于安全状态，要加强对机车的日常养护，对于容易损坏的零部件，要经常检查，在机车使用之前，要对其进行安全检查，养成良好的习惯，将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2.3按时参加年检年检是对农业机车的使用状况，自身的性能以及各个零部件的损坏程度进行的检查，对于存在的安全隐患能够及时发现，确保机车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在年检时还要加强对驾驶员的安全知识培训，养成定期检查的好习惯。孙怀宝双辽市东明镇农机站
2.4加大对农机违章作业的监督检查力度农机安全监督检查是农机安全监理部门的重要职责，也是确保农机安全行驶的重要手段。所以农机安全监理部门应该加大对农机安全的监督管理力度，对农机交通安全状况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检查。目前，在乡村的道路安全状况管理方面，还是交通管理部门的薄弱环节，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重要的国道、省道等道路。因为缺乏管理力度，所以农业机车违反安全驾驶现象频现。为了加强对农村道路交通的安全管理，农机管理部门应该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检查，尤其是要加大在农忙季节的检查力度，确保农业机车的安全行驶，为农业安全生产奠定坚实的基础。
3、新形势下，农机监理部门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3.1坚持发展的主题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发展必须坚持以搞好农机安全监理工作为中心，积极面对当前形势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紧紧围绕搞好农机安全监理工作这个中心、这个主题，把工作重点放到了乡村、田间、场院，挖掘有利因素，努力促进农机监理事业健康发展。
3.2坚持服务理念服务是立足之本，发展之源，服务也是农机监理事业永恒主题。“文明执法、优质服务”示范窗口的创建精神也正是由“服务”二字体现出来的。我们在继续发扬农机监理服务精神前提下，要进一步强化农机监理服务手段，积极开拓新的服务领域，新的服务方式，通过服务增强农机监理的工作实力。
3.3坚持体制创新体制创新是发展的动力，是实现工作创新的基础。在目前这种新的形势和环境下，必须建立新的监理体制，就要在巩固提高市、县一级的基础上，重点加强乡、村两级体制的建设。只有监理体制的不断更新，不断完善，才能确保农机安全监督管理收到良好的效果。我们要通过管理体制的创新、服务方式的创新，用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更新观念，科学管理，加快农机监理事业发展的步伐。
4、结束语
关键词：600MW级火电机组；化学水处理；锅炉补给水率
1 概述
在锅炉补给水处理系统确定出力时，一般按规程600MW级火电机组的厂内水汽循环损失按锅炉最大连续蒸发量的1.5%确定，1000MW级火电机组的厂内水汽循环损失按锅炉最大连续蒸发量的1.0%确定。
某600MW级超临界机组在确定锅炉补给水确定出力时，如果按锅炉最大连续蒸发量的1.5%确定，其出力将超过了1000MW级超超临界机组。600MW级机组和1000MW级火电机组无论是从机组参数还是从运行管理水平来说，均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其厂内水汽循环损失率亦不应有很大的差距。
为了确定合理的锅炉补给水系统出力，在保证机组安全的基础上获得最大的综合经济效益，对部分600MW级火电机组的实际运行补水情况进行了调研，为锅炉补给水处理系统出力的确定提供了设计依据。
2 锅炉补水率的确定
2.1 实际运行的部分600MW级机组补水率调查
从上表可以看出，以上在运的600MW级超临界直流机组的实际补水率，绝大部分未超过锅炉连续蒸发量的1.0%，个别电厂短时或个别月份的补水量较大，补水率达1.21%，超过1%。
2.2 锅炉补水率的确定
根据调查结果，在运的600MW级机组的锅炉补水率绝大部分均小于1.0%，个别电厂也仅在个别月份有短时出现补水率大于1.0%的情况。根据相关规程要求，锅炉补给水处理系统主设备一般设有备用，且除盐水箱亦有约120小时的机组正常补水量的缓冲能力，因此在电厂短时出现锅炉补水率大于1.0%时，投用备用除盐设备或利用除盐水箱的储存水可完全能够满足机组的补水要求。
因此，本工程的厂内循环水汽损失率按机组最大连续蒸发量的1.0%设计，能够满足机组安全用水需要。
3. 锅炉补给水处理系统出力的确定
根据上述调研及论证结果，本工程机组的汽水损失量如下：
厂内水汽循环损失：2200×1%×2=44m3/h；
空冷系统补水： 3m3/h；
机组正常补水量： 47m3/h。
因此，本工程的锅炉补给水处理系统的出力按47m3/h设计。
本工程采用的锅炉补给水处理系统为反渗透+一级除盐+混床，反渗透及离子交换设备均为2套，1用1备。实际运行过程中，当机组出现补水量超过正常补水量时，系统两列设备可同时运行。
系统设有反渗透，一级除盐及混床的再生周期长，配合系统设置的6000m3除盐水箱，系统具有2列设备长期同时运行的能力。
论文摘要 在人类所利用的能源当中，电能是最清洁最方便的；电气传动无疑有着很大的意义，随着电力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以及自动控制技术的迅速发展，电气传动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文在对大量国内外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和论述了我国在电力电子和电力传动系统领域的研究现状。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电力电子技术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电力电子器件（功率半导体）设备，转换器拓扑结构，控制和电力电子应用，实现电力和磁场的能量转换、控制、传输和存储，以便实现合理和有效使用的各种形式的能源，高品质的人力的电力和磁场的能量。
1 电力电子的研究方向
就目前情况而言，我国电力电子的研究范围与研究内容主要包括：1）电力电子元器件及功率集成电路；2）电力电子变换器技术的研究主要包括新的或电力能源的节约和新能源电力电子，军事和空间应用等作为特殊的电力电子转换器技术的智能电力电子变换器技术，控制电力电子系统和计算机仿真建模；3）电力电子技术的应用，其研究内容包括超高功率转换器，在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发电，钢铁，冶金，电力，电力牵引，船舶推进应用，电力电子系统的信息化和网络；电力电子系统的故障分析和可靠性；复杂的电力电子系统的稳定性和适应性；4）电力电子系统集成，其研究内容包括标准化电力电子模块；单芯片和多芯片系统设计，集成电力电子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2 我国电力电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的电力电子产品和设备目前生产的大部分是也主要是晶闸管，虽然它可以创造一些高科技电子产品和电气设备，但他们都使用电力电子外国生产设备和多组分组装集成的制造方法，尤其是先进的全控型电力电子器件全部依赖进口，而许多关系到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在一些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软件，硬件和关键设备，我国的外资控制和封锁。特别是在关系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更多先进水平的核心技术差距的关键领域，这种情况正在迅速变化的挑战和我们的道德律令。
在过去，虽然我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先后引进了国外先进技术，已开始注意到国内突出的问题，从表面上看，虽然对引进技术的绝大多数可以在几年后达到国产化率70％的要求，但只要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并最终拒绝外国公司转让技术和关键部件，都涉及到高科技的电力电子技术和动力传动产品在核心技术。
目前国外和问题的主要区别是：电力电子器件的全面控制，不能制造国内制造的高功率转换器，低技术，设备可靠性差，电力电子数字控制技术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应用程序的控制技术和系统控制软件的水平较低；缺乏经验的重大项目等。高性能高功率转换器设备几乎全部从国外进口。
3 电力传动系统的发展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电力传动系统的研究主要围绕交流转动系统展开，随着交流电动机调速理论的突破和调速装置（主要是变频器）性能的完善，电动机的调速从直流发电机-电动机组调速、晶闸管可控整流器，直流调压调速逐步发展到交流电动机变频调速。交流传动系统之所以发展得如此迅速，和一些关键性技术的突破性进展有关。它们是功率半导体器件（包括半控型和全控型）的制造技术、基于电力电子电路的电力变换技术、交流电动机控制技术以及微型计算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为基础的全数字化控制技术。为了进一步提高交流传动系统的性能，国内有关研究工作正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输入电流为正弦和四象限运行开辟了新的途径
高性能交流驱动系统电压型PWM逆变器中的应用日益广泛，PWM技术的研究更深入。 PWM功率半导体器件采用高频开启和关闭，成为一个在一定宽度的电压脉冲序列法律的变化，为了实现频率，变压器，有效地控制和消除谐波的直流电压。 PWM技术可分为三类：正弦PWM，优化PWM及随机PWM。正弦PWM的电压，电流和磁通正弦PWM计划的目标包括。正弦PWM普遍提高功率器件的开关频率将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表现，在中小功率交流驱动系统等被广泛使用。但为大容量的电源转换设备，高开关频率将导致大的开关损失，以及高功率设备，如GTO的开关频率仍不做的非常高的在这种情况下，在最佳的PWM技术只是满足的需求该设备。
2）应用矢量控制技术、直接转矩控制技术及现代控制理论
交流电机交流驱动系统是一个多变量、非线性、强耦合、时变控制对象，变频调速控制，电机控制的稳定状态方程的研究动态控制非常令人满意的结果的特点。 70年代初提出研究交流电机的控制过程的动态，不仅要控制每个变量的振幅，而控制的阶段，为了实现交流电机磁通和转矩的解耦矢量变换方法，促使高性能交流驱动系统逐渐向实际使用。高动态性能的电流矢量控制变频器已成功应用于轧机主传动，电力牵引系统和数控机床。此外，为了解决系统的复杂性和控制精度之间的矛盾，但也提出一个新的控制方法，如直接转矩控制，方向控制电压，特别是与微处理器控制技术，现代控制理论在各种控制方法也得到了应用，如二次型性能指标最优控制和双位模拟调节器控制，可以提高系统的动态性能，滑（滑模）变结构控制可以提高系统的鲁棒性，状态观测器和卡尔曼滤波器可以得到状态信息不能测量，自适应控制能够全面提高系统的性能。此外，智能控制技术，如模糊控制，神经网络控制，也开始在交流变频调速驱动系统用于提高控制精度和鲁棒性。
3）广泛应用微电子技术
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数字式控制处理芯片的运算能力和可靠性得到很大提高，这使得全数字化控制系统取代以前的模拟器件控制系统成为可能。目前适于交流传动系统的微处理器有单片机、数字信号处理器（Digital Signal Processor——DSP）、专用集成电路（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ASIC）等。其中，高性能的计算机结构形式采用超高速缓冲储存器、多总线结构、流水线结构和多处理器结构等。核心控制算法的实时完成、功率器件驱动信号的产生以及系统的监控、保护功能都可以通过微处理器实现，为交流传动系统的控制提供很大的灵活性，且控制器的硬件电路标准化程度高，成本低，使得微处理器组成的全数字化控制系统达到了较高的性能价格比。
4 结论
虽然我国电力电子与电力系统传动系统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许多关键技术有待突破，关键部件还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还没有打破。
参考文献
关键词:循环经济;创新管理;集成创新
1导言
从事经营活动时谁也不会不考察资本的投入,不过,绝大多数公司在核算时确实忽略了一项非常重要的资本构成,即地球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1]。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多数人忽略了资源的有限性和有价性,使得经济得到高速发展的同时,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耗以致资源短缺,对社会的未来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
以许庆瑞教授为首的一批学者于2002年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全面创新管理”(totalinnovationmanagement,简称TIM)的创新管理新范式,以求在新时代条件下丰富发展创新管理理论,并为我国企业适应竞争环境的变化,进行科学有效的全面创新提供理论指导[2]。企业进行的创新都要以资源为前提,没有资源,创新变得没有任何用处。鉴于目前经济活动借以生存的资源短缺和许庆瑞教授提出的全面创新管理理论,我们提出创新使用资源的方式,以便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使人类和社会实现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认识到赖以生存的资源越来越短缺的危险性,纷纷提出走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循环已经逐渐成为发达国家的一股新经济的潮流。近年来,我国也认识到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2004年中央把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提上议事日程。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彻底摒弃传统的线性经济模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发展循环经济将推动我国经济朝着生态化方向前进,也将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竞争力,选择循环经济符合历史和社会规律的必然。然而选择发展循环经济只是一个开始,更为重要的是怎样结合我国国情发展循环经济。本文将结合我国国情和创新管理有关理论,提出进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并利用集成创新这个有效机制来融合这三者。
2循环经济的本质与特征—与创新管理密切相关
2.1循环经济的本质与特征
所谓循环经济,毕业论文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为工业化以来的传统经济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提供了战略性的理论范式,从而从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3]。
发展循环经济,意味着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这种变革需要创新管理理论来指导,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组合”,它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因此,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和创新管理结合起来,从技术、制度、组织三个方面对资源进行创新,并高度融合这三种创新,这样才能加快循环经济的进程,更快解决资源短缺问题。
2.2发达国家循环经济中的创新管理
发达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运用了创新管理理论并取得较好效果。美国是循环经济的先行者,经过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为目标的技术创新,使得既包括传统的造纸业、炼铁业、塑料、橡胶业,也包括新兴的家用电器、计算机设备业等行业实现绿色生产;在德国,垃圾处理和再利用已成为其循环经济的核心,通过诱致性制度创新,德国对垃圾处理和再利用实行双轨制回收系统,有效促进了废弃物的回收利用[3];2000年日本召开了一届“环保国会”,审议通过了《循环型社会形成促进基本法》,把建设循环型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作为21世纪日本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目标,并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确定下来。这种方式就是强制性制度创新[4]。
3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做好创新管理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的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硕士论文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熊彼特看来,所谓“经济发展”也就是指整个社会不断地实现“新组合”5]。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在当前资源不堪经济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创造出“新组合”,使我们的生产方式合理化。所以,我们说发展循环经济本身就是创新,用
公式(1)来表示:
CE=F{TI,II,OI}(1)
其中,CE代表循环经济、TI代表技术创新、II代表制度创新、OI代表组织创新、F代表集成创新。这个公式表示了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从技术、制度和组织三个方面进行创新,并集成这三个方面,发挥资源的更大作用。
3.1技术创新
2004年秋天召开的全国循环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加快推进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10项措施。其中要求依靠科技进步,加大循环经济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的力度,努力突破制约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并确定到2010年我国要建立比较完善的循环经济技术创新体系[6]。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通过生产技术与节约资源意识、环境保护意识相结合,实现生态环境的永久平衡。发展循环经济的可能性和经济效益好坏,往往取决于技术体系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6]。举例来说,如果循环利用资源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企业的废弃物循环利用就具有可能性,但企业是否有积极性循环利用资源,则取决于技术水平所决定的经济效益好坏。因此,技术创新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前提。
技术是循环经济的载体,它处于核心地位,主要是指以清洁生产技术和废物资源化技术为内容的环境无害化技术(EnvironmentSoundTechnology)[7]。环境无害化技术的特征是污染排放量少、合理利用资源和能源、更多地回收废物和产品,并以环境可接受的方式处置残余的废弃物。环境无害化技术包括预防污染的少废或无废的工艺技术和产品技术,但同时也包括治理污染的末端技术。其主要类型有:消除污染物质的污染治理技术、进行废弃物再利用的废物资源化技术、进行无废少废生产的清洁生产技术。
技术创新主体是技术创新中带有根本性和基础性的问题之一。正是技术创新主体的创造性活动,支配着或决定着创新资源要素的投入—产出,医学论文才使得劳动得以激活并加入到主体变革课题的能动创新过程之中,从而变得更有价值[8]。在进行技术创新的时候,不能以政府设立的技术研究中心为唯一主体,企业更应从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出发,发挥创造性,推动技术进步。
3.2制度创新
目前中国的生态省、生态市、循环经济省市的试点建设中,普遍存在对技术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对制度的重视程度。基本操作模式是以政府作为推进主体,靠这种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是不可能持久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制度至关重要,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功能[9]。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正是人类对难以为继的传统发展模式反思后做出的战略选择。如果只有技术创新而没有进行制度创新,会造成没有一套好的制度保证循环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制度创新有两种方式,即强制性制度创新和诱致性制度创新。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就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创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诱致性制度创新是制度创新的逻辑起点;强制性制度创新是诱致性制度创新的必然结果,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10]。所以,在政府为循环经济制定有关法律法规的同时,应鼓励部分先进企业自主进行有关制度的创新。
循环经济制度体系创新的关键是改变自然生态系统无价值、无产权的经济制度基础,构建以利益机制为核心的循环经济制度体系[11]。健全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强制约束制度,职称论文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02年)等;完善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激励政策,如向废弃物的生产者征收处理费,促使其减少资源消耗量和废弃物产生量;建设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保障制度,如建立循环经济制度环境,包括资源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和产业制度等。
3.3组织创新
面对快速变化的生存环境,许多企业改变了以前的机械的组织结构,趋向于建立有机的富有灵活性的组织结构,以求通过柔性的组织结构提高本组织的竞争能力。发展循环经济,意味着经济模式的转变,传统经济模式的组织结构也就不能适应了,为了适应循环经济的要求,企业需要进行组织创新。循环经济和传统经济的出发点不同,它是以节约资源为首要原则,在进行组织结构设计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
为了适应循环经济的需求,企业需要建立一个直属于总经理的资源利用监控部门。资源利用监控部门的主要工作有:寻求当前行业内的先进资源利用技术,并介绍到组织中来;对项目小组和职能部门进行资源利用率的测算,英语论文对资源利用率高的单位进行表彰并推广该单位的有效方法。另外,由于循环经济的特性,组织应该赋予资源利用监控部门较大的权力,这样才能使得该部门有效实施其决策。
4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实施集成创新
李宝山教授等人在《集成管理—高科技时代的管理创新》中认为,集成从管理角度来说是指一种创造性的融合过程,即在各要素的结合过程中,注入创造性的思维[12]。在创新理论中,高层次的集成是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由分化走向融合,更好的发挥技术、制度和组织结构等因素对主体发展的推动作用。为了更好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使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实现优势互补、相互匹配,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各种优势,更快推进发展循环经济。如图1所示,通过有效集成针对资源进行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实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扩大资源再生的投入、建立集约化的生产模式、强化社会责任第一的经营理念等中间目标[1],最后真正实现最优化配置和最小化污染的目标。
4.1对资源进行集成创新的中间目标
为了实现最优化配置和最小化污染这个最终目标,需要实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扩大资源再生的投入、建立集约化的生产模式、强化社会责任第一的经营理念等中间目标,这是不可逾越的。这些中间目标的实现是以技术、制度和组织的共同发展为前提的。例如为了提高资源利用率,虽然有了先进的绿色技术,但有的企业出于自己的特殊情况可能仍旧使用原先的“有害”技术,这就需要相应制度的约束;假设技术和制度都有利于循环经济的发展,然而组织结构又过于臃肿,在浪费人力资源的同时也使得技术和制度的推广过慢。
(1)大幅度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发展循环经济就是为了解决资源短缺问题,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便成为首要目标。通过对生产流程设计和生产工艺等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可使资源的利用率提高1倍、5倍甚至10倍。当然,提高资源利用率并没有固定的限制,提高1倍也是进步。不过只要存在着提高资源利用率的空间,就要通过各方面的改进来争取,这才充分体现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
(2)扩大资源再生的投入。从某种角度而言,发展循环经济的根本目的,不外乎是恢复、保持和扩展我们这个星球的生态环境,从而更大规模地提供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服务和生态资源。随着人类需求的扩张和生态环境破坏所导致的成本增加,以及消费者环境意识的加强等,这种压力也日益凸现。扩大资源再生的投入,在资源再生技术方面加大投资,提高资源的使用次数,变“有限”为“无限”。
(3)使生产模式朝着集约化的方向发展。集约化的生产模式,追求的不仅是减少浪费,而且是杜绝浪费。按照皈依自然的设计,在封闭环式的生产系统中,每种产出要么以无害的营养物质的形式重归自然,如混合肥料,要么成为制造其他产出的投入。留学生论文最近山东省青岛市有一个转变观念变有害物质为其他产出的投入的例子。青岛市红星化工厂的铬渣难题竟然在与近在咫尺的青岛钢铁公司找到解决办法,铬渣恰好是钢铁公司炼铁所需要的添加剂,这样一来,红星化工厂解决了20万吨的铬渣难题,钢铁公司也找到了能减少运输费用的添加剂。
(4)强化社会责任第一的经营理念。回望大部分企业的发展路程,其经营理念多是盈利第一。这种理念驱使着企业在经济利益和社会道德发生矛盾的时候,为了取得经济利益,不惜牺牲社会利益。作为社会的一员,企业有其社会责任。当前社会面临着资源危机,企业应该以主人翁身份承担改善资源危机局面的责任。以社会责任第一为经营理念,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企业也适应社会要求,这样更有利于企业开展其经营活动。
4.2对资源进行集成创新的最终目标
显而易见,工作总结上面四个目标并不是独立的,在实现其中任何一个目标的同时也在实现其他三个目标。我们坚持四个目标的共同实现,就是要从不同层面推进发展循环经济,真正做到有效利用有限资源。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类的需求是无限的,这就需要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来实现两者的平衡。发展循环经济,进行集成创新,以环境无害化技术为先导,以强制性制度和诱导性制度为保障,以灵活的“节约型”组织形式为附体,达到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变有限为无限,达到最优化配置和最小化污染的目标。在复杂环境下,要实现生存发展,就需要等一个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不断适应、融合的过程[13]。只有有效集成各种创新优势,才能实现最优化配置和最小化污染这个最终目标,才能使经济社会发展有持续的可能。
参考文献:
[1]AMORYB,LOVINSL,HUNTERLOVINS,etal.ARoadMapforNaturalCapitalism[J].HarvardBusinessReview,1999May:145～158.
[2]许庆瑞,郑刚,喻子达.全面创新管理(TIM):企业创新管理的新趋势[J]1科研管理,2003(05):1–7.
[3]陶德言.循环经济浪潮席卷全球[J].全球瞭望,2004(05):51.
[4]曹洁.日本“循环经济”相关法规及其借鉴[J].日本问题研究,2004(03):9～12.
[5]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何畏,等译.商务出版社,1991:3.
[6]齐建国.中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与实践探索[J].学习与探索,2005(02):160～168.
[7]张思锋,张颖1对我国循环经济研究若干观点的述评[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3):25～29.
[8]李兆友.技术创新主体论[M].东北大学出版社,2004:1～4.
[9]张玉春.关于循环经济制度创新的思考[J].学习与探索,2005(02):172～175.
[10]诺思1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绩[M]1上海:三联书店,1994:47～48.
[11]牛桂敏1循环经济从超前性理念到体系和制度创新[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4(06):63～65.
论文关键词：亲情伦理；普世伦理；环境伦理；类；共同体
“亲情伦理”、“普世(普遍)伦理”、“环境(生态)伦理”是当前伦理学讨论与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本文将三者放在一起来考察，尝试在揭示三者之间内在的理论关联性的过程中，一方面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推进研究的深入发展；另一方面，试图通过这种关联性研究，探讨和说明人类道德共同体与伦理学理论演化的内在关系及其基础这一伦理学理论的基础性问题。
一
对于传统儒家伦理思想和中国传统社会的“亲情(家族)本位”定性，几乎没有异议，而如何看待和评价，是争论的主要问题。
就本文的论题而言，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讲，这种“亲情(家族)本位”的社会关系与伦理思想其实并不只是中国传统社会所特有的，在人类历史上，各人类群体都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其实也体现着伦理关系与思想的起源和发展演化的普遍性。马克思关于人的存在依次经历“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三个阶段或形态，也是人作为伦理主体的基本存在形态，就是通常所谓群体主体、个体主体、自由人联合体即类主体。
由于中国古代奴隶制的形成是由氏族直接到国家，国家的组织形式与血缘氏族制相结合，其后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形式完善，历史漫长，加上缺乏促使西方伦理普遍化的社会、宗教、科学文化背景，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使得“亲情(家族)本位”这一伦理道德传统与思想观念显得特别突出，使我们在批判这种“特殊性”时可能忽视了它的“普遍性”，但对于本文的论题而言，这种普遍性是有重要意义的。
自然主义伦理学家拉蒙特曾说过，“人类的良心”、“是非观念”等，最初以家庭为其活动范围，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部落或城市的标准，然后扩展到民族，最终则从民族推广到全人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人类伦理关系与伦理思想演化发展的普遍规律。
从进化论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道德是和导致人类出现的有机体进化的整个过程联系在一起的，达尔文认为，人所特有的、使其与动物区别开来的道德品质的自然根据存在于某些动物所具有的社会本能里。恩格斯也曾指出，社会本能曾经是从猿发展到人的重要杠杆之一。社会本能使得一个动物对其同类有一定的“同情”，并对它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这些感情和服务绝不会扩展到同一物种的所有个体，只是局限于同一群体的成员。
因而最初的人类道德共同体及其意识范围也不是整个人类，或者说，这时的道德主体不会像有的论者认为的那样已具有普遍意义上的“类意识”和“类道德”。这时的“类”只能是群体性的，比如氏族或者部落，氏族、部落的图腾崇拜可能说明，原始人并不把其他群体看作自己的同类。据人类学家考证，人类历史大概已有四百多万年，其中大多数时间人类都以几人到十几人、几十人为一群体，几个小群体为一群落。也就是说，人类早期关系基本是一种群体性关系，而构成群体的纽带是血缘亲情关系。
虽然传统伦理学一直认为，对动物来说不可能有“共同体”意识，更不会有“道德”意识，人类只有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之后，从“自然共同体”进入“社会共同体”，真正的伦理道德及道德意识才会出现，但在环境(生态)伦理蓬勃发展的今天，探询人类道德的自然起源和基础也就具有了重要意义，环境(生态)伦理使“自然”问题进入了伦理学理论视野，也必然带来了对传统伦理思想的“类”基础与“类”性质的挑战和系统反思。
二
就传统儒家和中国传统社会中“亲情本位”伦理思想而言，其背后的“类”意识首先与贵贱等级思想意识联系在一起，这种等级思想背后也是一种“类”意识。在孔子看来，作为贵族士大夫的“君子”与作为普通大众的“小人”之间有“类”的差别。在人类历史中存在过的各种“歧视”，实质上就是不把被歧视者看成是自己同类从而不公正地对待他们。
因此也可以说，所谓人类的“进步”历程，一个重要的方面就表现为越来越把我们自己和看起来与我们很不相像的人们之间的相似性看作在重要性上超过差异性的过程。从历史的角度看，道德进步的过程也是一个道德关怀的对象不断扩大的过程，所谓人类的“类意识”是与其存在“共同体”和交往活动的范围相伴随而发展演化的。
但人类历史也表明，将“同类”外延扩展到一个国家内部的全体成员是相当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各种种族歧视还未离我们远去。但时至20世纪、尤其是进入21世纪，社会历史发展已经显示出人类的生存单位越来越从民族国家的层级，转移到全人类的层级，全球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人类间的相互认同以及生存共同体的进一步扩展，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这就是“普世伦理”问题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虽然与“普世伦理”相关的具体问题目前仍然充满争议，但有一点应该可以看到，在人类实践与交往进入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在全人类范围普遍适用的伦理与行为规范，需要某种普世伦理来处理全球性的问题，以及为人类的交往与协作提供规范指导。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已使所有人类群体之间形成越来越密切的依赖关系，站在这个基点之上思考，任何主体都不能把别人看成是与自己不同的存在。普世伦理研究中受到普遍关注的“金规”，其核心基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性与共通性，即“类”的共同基础。
在这种历史与理论背景中，国内一些研究者提出人是一种“类存在”，人类的“类本质”、“类属性”是伦理学的基础，认为体现“类本位”的伦理道德“类生命一类价值”范式是当代伦理学的根本要求，甚至明确提出21世纪伦理学的走向是“类伦理学”。
但是，另一方面，与这种人与人之间“类意识”以及人类伦理道德和伦理学理论普遍化相伴随的，却也是“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分离的发展和演化趋势。因为不论是“亲情伦理”还是“普世伦理”以及所谓的“类伦理”，其视域都是在人际之间的范围内，在此意义上，都属于“传统”伦理思想。在传统伦理学中我们只对标准的人类及其共同体负有义务，即便在近现代传统伦理思想的视域中，伦理学也是研究“人伦之理”、“做人之理”，是有关人与人关系的学问。其背后的思想根源在于某种“人类例外论”，即，强调人性在自然与宇宙中的特殊性，只有人类才有道德身份或资格，其他事物只有在服务于人类利益时才有价值。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认为人类有道德身份是因为他们有知识，可以思考和选择．而其他生物缺乏这种能力；在笛卡儿那里，意识是道德身份的判断根据；康德把权利和道德身份限制于“主体”和“目的”，只有能自主的生物，有自由意志和理性的生物才有道德身份。
l7世纪以来，西方所谓“现代性”思想发展中的“自然(世界)祛魅”，其背后就是一种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与机械论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描画的世界图景中，只有人是主体，一切非人的存在皆为客体，人类征服自然是完全正当的。这种对世界与自我及二者关系的认识和理解，一方面使西方伦理学主流确立了普遍化的发展方向，它强调人类的同质性，以及伦理学理论的逻辑一致性、科学性，这一切都导向“普遍性”，寻求普遍伦理。另一方面，认为人属于社会存在，社会独立于自然，甚至与自然相对立，因而只能从人类自身的社会文化与思想成就中探询自己的本性和生存意义。目前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对环境伦理学的批评就是认为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与自然界其他生物有本质区别，因此，如果认为自然与人具有平等的权利或地位，就是没有抓住人的社会本质。以自然或自然物的价值或权利等来论证环境伦理理论，就是犯了“自然主义谬误”。不同意见者则认为，只强调人类的社会性，忽视甚至否定人类存在的生物性．必然看不到人类对自然的依赖以及人类与自的内在统一性。仔细看一下，在这种“自然”与“社会”问题背后仍然主要是一种“类”思维方式与“类意识”，即人的“类本质”以及与其他生命形式的“类差异”或“类同一性”。
三
不论是“亲情伦理”还是“普世(普遍)伦理”，以及历史上其他的伦理思想，其思想理论基础都是关于“类”的观念，“类”与“类思维”、“类意识”成为道德共同体与伦理学思想的核心理念。这里的“类”有两种意义，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分类”，一种是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而言的“类”。“类”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就第一种意义的“类”而言，“类”与“共同体”范围基本一致，在第二种“类”的意义上，“共同体”往往比“类”的范围小，普世伦理是在这一意义基础上寻求“类”与“共同体”一定程度上统一的努力。但不论在哪一种意义上讲，在这种伦理学观念与思维模式中，人与植物、动物和土壤以及包含着各种生物的大自然显然不是任何道德意义上的共同体。如果要认真严肃地对待环境(生态)伦理学问题，就不得不对传统伦理学的“类”及“共同体”概念进行反思。
从环境伦理学各种理论来看，动物权利论和动物解放运动将伦理道德关系的范围扩展到了动物；生物中心主义进一步认为所有生物和生命形式在伦理道德关怀上都应该是平等的；生态中心主义再进一步将整个生态系统作为伦理学的基础和道德对象；生态中心主义和深生态学以进化论为基础，以宇宙演化和复杂性网络关系为论证形式，论证宇宙中人类以外事物的内在价值以及与人类的平等地位。各种理论形态为它们各自提出的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论证，其研究的基本思路主要有：(1)论证人类之外的其他物种以及自然本身的内在价值； (2)希望通过对其他动物的知觉和忍受痛苦的感受的论证来将伦理关怀的范围扩展到动物身上；(3)论证动植物与自然物具有与人类虽然程度不同，但实质上一样的“主体性”。其中主要是围绕“内在价值”问题而进行论说的。环境伦理将自然物也作为伦理思维或道德关怀的对象，要求人对自然也履行道德义务，实质上也就承认自然物也是人类的同伴或人类与自然也构成道德共同体关系，这看起来是对传统伦理学与伦理思想的“反叛”或“颠覆”。
但另一方面，环境(生态)伦理学的各种理论形态虽然在具体理论上相差很远，但思维与论证模式具有一致性，那就是或者论证动物、植物、生命、生态系统等也具有内在价值，或者寻求一种能够获得道德身份或道德资格的共同属性，比如感受痛苦的能力、目的性、自组织性等。这些思路的目标在于通过这些论证，想方设法使它们与人类具有某种质的同一性，反映着追求共同本质的本质主义思维模式，实质上是对传统伦理学中“类”概念的延伸与拓展，只不过这里的“类”不再局限于人类，而是所有动物或者所有生命的“类”，但其思维方式和推理基础还是“类”概念与“类”思维模式。环境(生态)伦理学讨论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生物(生态)中心主义之争，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类”与“共同体”涵义与范围之争。
这样，构成伦理学思想基础的“类”意识和“类”概念，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化，从家庭(氏族、部落)发展到民族(宗教、文化)，到全人类的范围和视域，再进一步扩展到自然环境，关注一般意义的生命——不仅人的生命，也包括动植物的生命。在这样的一种视野中，全球(普遍)伦理、生命伦理、环境(生态)伦理等领域中许多问题的争论其实就是关于我们应该给予伦理关心的“类”的外延问题。那就是，从自己的家庭、家族到本民族，从自己的民族到世界各民族人类，从现实的人到潜在的人类(胚胎与后代)，从现实与潜在的人类到其他自然物种、一切生命形式。现代伦理学的许多重要问题，比如全球伦理、生命伦理、克隆人、代际伦理、生态与环境伦理等，归结起来，在最根源处，仍然与我们对“类”的内涵及其外延的历史性理解密切相关。
在环境伦理学中，有人明确地意识到这种共同体的扩展方式，文兹(PeterWenz)把环境伦理学中扩展共同体理论称为“同心圆理论”，西尔凡(RichardSylvan)和普兰伍德(ValPlumwood)则比之为树的年轮。以这种视角来看，在离自我最近的圆圈里是对家庭和邻人的义务，往外依次为对社区、国家和对全人类的义务，还有对未来的后代的义务，再往外推是自然界，包括动物、植物、大地的义务。这种思想与先生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概括和人际关系的圈状“波纹”比喻实质上是一样的。
以罗尔斯顿为代表的环境伦理学理论提出用“整体主义”的世界观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与其他生物以及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生态共同体，具有存在的直接同一性，这可看作是对环境伦理的“共同体式”论证。他们将整个自然作为一个整体和大系统，人的社会只是其中一部分，并且从属于这个整体。人与人的伦理是从关于人与所有生命的普遍关系中推导出来的。虽然这种思想重新用生机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自然与自然物，主要强调的是“共同体”，以“共同体”及其意识作为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基础，但“共同体”与“类”思维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最根源处，不论是“类”还是“共同体”，背后都是某种存在与利益的一致性与相关性。不过在人与环境的伦理关系上，“共同体”论证具有更多合理性。“类”更多地带有形而上的抽象性，与传统伦理学的人性论联系密切，带有更多静态特点。“共同体”思想与进化论能更好地结合起来，体现出动态性与相互性，更适合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共同体”思想一方面为多元文化背景下“同质性”人类及群体间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也为人类处理与其他物种、自然界等“异质性”元素之间关系提供了思想资源。
四
有不少论者将环境伦理中的“整体主义”、“生机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大卫·格里芬也持一种整体主义和有机论的自然观与科学观，并且针对现代主义的“自然祛魅”提出了“自然的返魅”观点，确与环境(生态)伦理许多理论观点相合。
但就整体而言，在后现代主义视域中，以上所述研究方法与论证模式表现着传统(古希腊以来)哲学与科学寻求确定性、普遍性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式被称作“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归约主义”，它们都属于一种“系谱”式的论证，或者是一种“根的神话”。这种思维模式与论证方式在普世伦理研究及其思想资源中的表现，我们已有专文论述，并对相关概念和思想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这里不再赘言。需要指出的是，在关于环境伦理的研究与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思维方式与论证模式的影响，不论是对“内在价值”、“生命主体”、“主体性”、“感受痛苦的能力”还是“整体性”、“有机性”、“神圣性”、“共同体”的论证，实际上都在寻求一个支撑点或第一原理，以此来确立判定伦理道德身份的标准和理论建构的合法性。因此，就环境伦理学思想中体现的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生物(生态)中心主义、整体主义、有机论等思想理论，一方面确实区别和反对原子式、人类中心主义、机械论的“现代性”思维模式，但另一方面在思维与理论范式上表现出的仍然主要是“现代性”特征。
对传统伦理思想的批判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认识已有的自我与他人、人与自然关系以及关于自然本身的思想观念框架，从这一意义来讲，不论是否赞同环境伦理思想的主张，我们都不得不重新思考“类”和“共同体”这两个范畴。而近年来大量关于“类伦理学”的观点，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论文摘要：介绍了循环经济的概念、基本原则和主要模式，阐述了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经验，提出了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的思路。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自身发展引来了越来越严重的资源环境问题。生态环境恶化、水体环境的污染、土地荒漠化．生物灭绝等一系列的事件，使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巨大挑战。面对挑战。人们开始对传统工业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探寻新的经济发展道路。在这一背景下，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开始考虑形成并逐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提甘j“宇宙飞船理论”，可以作为循环经济理论的早期代表。鲍尔丁的这一比喻凸显了地球的狭小、拥挤和资源有限性；必须避免毁灭性的冲突以及要像由不同的人组成的机组人员那样和谐共处．形成一种世界共同体的概念。可见在“宇宙飞船理论”看来。人类要想在地球上生存更长的时间．就必须要努力提高地球资源的循环利用能力。但是即便如此。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仍然更主要采取的是末端治理的环境保护方式．8o年代人们开始全面重视资源的回收利用以及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90年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盛行尤其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进，使得人们更加重视从源头进行污染治理，并且注重通过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提高经济增长效率。降低环境和生态成本。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和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该发展观形成的重要标志，循环经济的概念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
l循环经济的概念及基本原则
1．1循环经济的概念
循环经济(CyclicEconomy)的概念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按照清沽生产的方式，对能源及其废弃物实行综合利用的生产活动过程。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一产品一消费—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本质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基本要点是：以生态思维傲经济活动全过程的总体设计，使经济活动像生态系统那样，自我调节控制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傲到综合、反复利用资源．变以往末端治理污染为源头消除或最大限度减少污染，保护自然环境，从而产生最大社会效益。
与传统经济相比．循环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一产品一污染排放”所构成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人们以越来越高的强度把地球上的物质和能源开发出来，在生产加工和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废物大量地排放到环境中去，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导致了许多自然资源的短缺与枯竭，并酿成了灾难性环境污染后果。如“伦敦烟雾事件”“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就是突出代表事件。与此不同．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范式．其实质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从根本上消解长期以来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尖锐冲突。
l，2循环经济运行遵循的原则
作为一种先进的经济形态．循环经济不但要求人们建立“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经济新思维，还要在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领域倡导新的行为准则，也就是著名的“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再环(Recycle)”。“3R”原则是循环经济理论的灵魂和核心。“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是循环经济最重要的实际操作原则(3R原则)。减量化原则属于输入端方法，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量，从源头节约资源使用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再利用原则属于过程性方法，目的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要求产品和包装容器以初始形式多次使用．减少一次用品的污染；再循环原则属于输出端方法．要求物品完成使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再生资源，俗称“吃干榨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废品的回收和综合利用。
“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原则在循环经济中的重要性并不是并列的。循环经济不是简单地通过循环利用实现废弃物资源化，而是强调在优先减少资源消耗和减少废物产生的基础上综合运用3R原则，3R原则的优先顺序是：减量化一再利用一再循环。
2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
从世界范围看，在循环经济的发展中形成了以发达国家为主要代表的不同模式：
2．1杜邦模式—企业内部的循环经济模式
通过组织厂内各工艺之间的物料循环，延长生产链条，减少生产过程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尽量减少废弃物和有毒物质的排放，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资源，提高产品的耐用性等。
2．2工业园区模式
按照工业生态学的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产业问的代谢和共生耦合关系，使一家T_厂的废气、废水、废渣、废热或副产品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和能源，建立工业生态园区。典型代表是丹麦卡伦堡工业园区。
2．3德国DSD——回收再利用体系
德国的包装物双元回收体系(DSD)是专门组织回收处理包装废弃物的非营利社会中介组织，1995年由95家产品生产厂家，包装物生产厂家、商业企业以及垃圾网收部门联合组成，目前有1．6万家企业加入。它将这些企业组织成为网络，在需要回收的包装物上打上绿点标记，然后由DSD委托回收企业进行处理。“绿点”计划的基本原则是：谁生产垃圾谁就要为此付出代价。企业交纳的“绿点”费由DSD用来收集包装垃圾．然后进行清理、分拣和循环再生利用。
2．4日本的循环型社会模式
日本在循环型社会建设方面主要体现3个层次上：一是政府推动构筑多层次法律体系；二是要求企业开发高新技术．首先在设汁产品的时候就要考虑资源再利用问题．如家电、汽车和大楼在拆毁时各部分怎样直接变为再生资源等；三是要求国民从根本上改变观念，不要鄙视垃圾．要把它视为有用资源。堆在一起是垃圾，分类存放就是资源。
3国内外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和对策
目前，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已经比较成熟，也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其巾有许多做法和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3．1发达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经验
发达国家循环经济主要经验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有效平衡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三者关系的经济发展模式，首先被经济发达国家所采用。
(1)通过立法．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目前发达国家有关循环经济的立法模式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是污染预防性．如美国、加拿大等国，此模式虽然比末端治理进了一步，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与环境的矛盾与冲突：二是经济循环性．如德国和13本，它将整个社会活动纳入循环经济轨道．建立循环型社会，杜绝了污染问题。
(2)政府制定各种激励政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第一．政府奖励政策。发达国家政府奖励政策中比较有影响的有：一是美国的“总统绿色化学挑战奖”。该奖1995年设立，为了重视和支持那些具有基础性和创新性、并对工业界有实用价值的化学工艺新方法，以通过减少资源消耗来实现对污染的防治。二是英国的Jerwood—Salters环境奖。该奖于2000年开始设立．用于资助在绿色化学方面卓有成就的年轻学者。三是日本的资源回收奖。这种奖项旨在鼓励市民回收有用物质的积极性。
第二，税收优惠政策。对发展循环经济有成就的企业，发达国家政府要给予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予以鼓励．如美国亚利桑纳州1999年颁布的有关法规中，对分期付款购买回用再生资源及污染控制型设备的企业可减税(销售税)10％。日本对废塑料制品类再生处理设备在使用年度内．除了普通退税外，还按取得价格的14％进行特别退税。
第三，政府优先采购政策。对发展循环经济有利的项目或产品．发达国家政府还要通过自己优先采购行为来予以鼓励，如有再生成分的产品在政府采购中就占据优先地位。
第四，价格优惠政策。价格优惠是发达国家鼓励发展循环经济的又一重要政策。如日本有关法规中规定废旧物资要实行商品化收费，即废弃者应该支付与废旧家电收集、再商品化等有关的费用。目前，日本规定的4种废旧家电的再商品化费用，每台电冰箱平均4600日元，每台室内空调器3500日元．每台洗衣机2400日元。
另外，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循环经济的切入点、明确企业在发展循环经济申的主体作用、加强政府监管、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循环意识等方面均是不错的经验。
3、2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我国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推动经济发展的“3+1”模式，即小循环、中循环、大循环．加上资源再生产业(也可称为第四产业或静脉产业)。
(1)小循环—企业层面。选择典型企业和大型企业，建立以清洁生产为核心的物质小循环，根据生态效率理念，通过产品生态设计、清洁生产等措施进行单个企业的生态工业试点，减少产品和服务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实现污染物排放的最小化。2003年我国颁布了《清洁生产促进法》，标志着我国依法推进和实施清洁生产新阶段的开始。目前，陕西、辽宁、江苏等省以及太原、沈阳等城市均制定了地方清洁生产工艺政策和法规。我国已在20多个省(区、市)的20多个行业、40O多家企业开展了清洁生产审计，建立了20个行业或地方的清洁生产中心，l万多人次参加了不同类型的清洁生产培训班。有5000多家企业通过了ISOI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几百种产品获得了环境标志。
(2)中循环——区域层面。按照工业生态学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在企业间形成工业代谢和共生关系．建立工业生态园区。在区域层面．国家环保总局于1999年开始．在山东鲁北(化工)、内蒙古包头(铝业)、广西贵港(糖业)、新疆石河子(造纸)等地进行了生态工业园区建设试点。目前，通过国家环保总局批准建立的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已发展到l7个。其中行业类园区8个，占总数的47．1％．综合类园区9个，占总数的52．9％；西部地区(内蒙古、新疆、陕两、贵州和广西)6个．东部和中部地区l1个．另外还有十几家生态工业园Ⅸ正在规划中。
(3)大循环——社会层面．重点进行循环型城市和省区的建立，最终建成循环经济型社会。在社会层面，从2002年开始，国家环保总局率先在辽宁省、贵阳市进行了循环经济省市的试点工作，2002年5月贵阳市被国家环保总局确定为全国循环经济生态城市首家试点单位，同时也成为联合国环境规戈Ⅱ署全球唯一循环经济试点城市。目前已在东、中、西部地区开展了建设循环经济省市试点，由国家环保总局主持论证的循环经济试点省市达到8个，其中包括2个循环经济试点省和6个循环经济试点城市，分别为辽宁省、江苏省、辽宁盘锦市、山东目照市、河南义马市、河南鹤壁市、甘肃武威市和贵州贵阳市，其中东部省市4个，中部2个，西部2个。
(4)资源再生产业——建立废物和废旧资源的处理，处置和再生产业，从根本上解决废物和废旧资源在全社会的循环利用问题。目前我国在资源再生利用方面的主要障碍是缺少有效的组织，未形成产业规模，缺少技术研发。我国在废物的再回收、再利用、再循环方面存在较大的潜力，大力发展资源再生产业，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形成产业规模，会较大地缓解我国资源紧缺、浪费巨大、污染严重的矛盾。
一、回顾西医学与西药学的发展史
近500年来，西医药学随着化学、光电工业、生物学、计算机和相关学科技术的进步，而迅速发展。16世纪开始从人体解剖学进入器官病理研究，17世纪从发现血液循环进入全身生理学研究，18世纪开始实验研究，19世纪开始细胞学、微生物学、遗传学研究，20世纪开始基因、分子医药学的研究。西医药学建立了流行病学、免疫学、基因图谱与基因工程、研制磺胺类、抗生素类、阿斯匹林等化学分子药物与疫苗、旦白质、DNA、 单克隆抗体等生物技术药物，首先为人类消灭与预防烈性传染病作出革命性贡献，并建立了基因—分子医药学的先进理论。西医学不仅深入研究生命物质的微观世界，而且也广泛研究产生与影响生命物质的宏观世界，即从细胞、基因、分子等体内物质到社会、地球、大宇宙等体外环境，从神经、体液、器官等结构到生理、心理、活动等功能，从病毒、细菌、寄生虫等病原体传染到流行病学、免疫学、药物学等诊疗，从流行病学、临床学、实验学、化验学、影像学、解剖学、病理学等多学科揭示人类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机、体征、症状，到为人类医学史上建立了科学的诊断学理论和针对病因病位的治疗学理论。在治疗学方面，除了采用药物与手术治疗之外，还开展了化学的、物理的、生物的、纳米药械的等多种治疗手段。现在正在研究基因组学、基因图谱、蛋白质图谱，应用基因工程，优化遗传基因，消灭遗传疾病，研制基因一分子可控药物，修复病损基因与消除人体毒害物，从根本上改善人类的遗传学、保健学与治疗学作出第二次医学革命大突破。
二、回顾中医学与中药学的发展史
中医药学是在一个国土最大、气温带最广、人口最多、天然药源最丰富、应用天然药物防治疾病经验最丰富的中国，逐渐创立与发展的最优秀传统（人类）医药学。历经数千年，经过广大人民群众和专业医药人员不断采集、治疗、 体验与总结， 终于在公元前221-220年秦汉时期就出现了30余种本草书目，记载了各药采收、应用、食禁、配伍、炮制、性味等等内容，到公元1552－1558年由世界四大科学家之一的李时珍编写出200万字的“本草纲目”巨著，收药1892种，绘图1109 种，附方11000多首，集我国16世纪以前药学成就大成， 对世界医药学发展作出卓越贡献。最近20多年来，中药学发展迅猛，建立药物实验研究，将药物研究提高到分子水平的物质结构及生物活性的研究，编写了一系列“中药系统工程体系”的巨著，总结了前人和当代中药学科研与临床实践的成就。也在公元前2世纪秦汉防时期我国就有了中医学首部著作— “内经”，记载了望、闻、问、切四诊，“治末病”的预、确立“辩证求因，审因论治”；同一时期也出现了以扁鹊为代表的伟大医学家，总结了以“内经”为代表的诊疗理论。公元141-1746年，先后由张仲景、华佗、孙思邈、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李时珍、叶天士为代表的中医药学家不断继承与创新，分科分病分药越来越专业。另外，针灸学也由战国时期著书“灵枢”，至晋代皇甫谧继著“甲乙经”，以后迅速发展到国内外。古代中医学坚持“天人一体”、“五脏一体”、“形气神一体”的科学整体观念与“全身审机论治”的综合病机诊疗，以及重视“治末病”与“病后调理”的防病保健理论，已成为现代医学模式即人类医学模式的奠基理论。这是继中草药理论之后中医学科学理论对世界医学科学理论的又一伟大贡献。其中有关阴阳平衡的理论，要求人体营养素需耗均衡、心态平衡、动静平衡、维持食用物和环境清洁卫生的生态平衡，已成为当今人类追求健康长寿的“四大平衡”科学理论。这是中医学对世界人类保健学的伟大贡献。
中医药在临床实践上，对于产生现代人类死亡主因的非传染性慢性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Ⅱ期糖尿病、重型乙肝、慢性阻塞性肺气肿、慢性肾炎等难治病，采用针对多病因多病变的中医中药综合治疗，均优于西医西药的单病因疗效。这是中医学对多病因慢性病的诊疗优势。在诊疗学方面中西药学的主要区别是：
中医学着重研究来自生物、心理、社会环境的多病因物质的综合作用与人体被损害系统组织的综合病机，以及为消除这种病机而采用具备多疗效的中药复方及配合生活饮食心理气功针灸等作全身综合治疗——这是中医药学更符合现代医学模式的优势，但也有缺乏针对单病因单病种特效治疗（如病毒性细菌性传染病）的优势。
西医学着重研究一种致病物质的最小病因物质的结构与人体被损害器官或组织的最小病理物质结构，以及为消除病因与修复病损器官而采用具有单一特殊疗效的西医分子药物治疗或手术等作局部病损组织治疗——这是西医精通生物医学的优势，但也缺乏针对多病因多损害疾病的综合治疗（如上述多病因的慢性病）的优势。
若将人体比作森林，中医西医比作园丁，那么中医就是在天空中守护、西医就是在森林里守护的园丁，一个看得远，一个看得细。若加现代化信息网联系，两者不同岗位的功能就会得到互补。建立中西医互补的“中西医结合”新医学，将是在更大范围内研用中西医现代科技成果，更符合现代医学模式。这也是现代中国医学对世界医学的另一贡献。
以人为本的医药学，需要中西医药学优势互补，实行20世纪50年代由和提出的“中西医结合”方针。实践已经证明，实行中西医结合之后，中医药又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实行开放改革之后，更有利学习与引进西医学的先进科研成果和先进诊疗技术，以及先进的科研设备和制药设备，建立了基础实验基地与临床实验基地，编写了中药系列工程体系专著，出版了大量具有中西医药学水平的巨著。近五年来，还创新了不少超过西医西药疗效的新型方药：如：联用“三参化瘀汤”与“拔毒攻坚散”，在治疗93例各期胃癌，治愈率可达34％，应用“胃徵散”方药治疗41例胃癌，5-7年以上生存率可达51％，“健脾化结汤”治疗5例胃癌，治愈率可达20％。有的科研单位研制了糖血宁、压旨康、心欣舒、脑塞安等新型中成药，可治愈Ⅱ型糖尿病、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等难治病，有的中药厂研制便于携带和服用的速效救心丸与丹参滴丸等小型中成药也很受患者欢迎。有了先进的中医中药参加WTO竞争， 我们就有机会占领较大的国际市场。
三、我国中医的现有地位与我国中药的现有市场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加强了与世界各国交往，中医药在世界地位逐年上升，首先在华人集居的周边国家与地区，如日本、韩国、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越南等国家与港澳台地区受到欢迎与重视。他们有的在政府部门设立传统医药管理机构，有的开办中医院校，学习中医专业课程，有的将中药作为药品，允许列入医疗保险使用。但在欧美国家尽管中医中药有越来越多的群众需求，但仅当作“补偿疗法”或“辅助疗法”，不被列入医疗保险范畴。
中药与中医的地位是相辅相助的，中医未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承认之前，中药的销售也是极有限的。2000年我国中药年出口额仅占国际传统药物市场的2％，占世界药物市场0.18％，按金额年出口额仅有几个亿美元，直到2003年才提高到7亿美元，出口中药材约占75％，中成药仅占25％。世界中药市场，90%以上已被日本、韩国、德国等占领，国内市场也被外国占领1/5，因为他们中成药产品符合国际GMP标准。
四、中医药走向世界的策略探讨
我国是建立世界传统医药学最先进的国家，也是世界中药材生产量最大的国家，为何会变成中成药市场最小的国家？随着我国人世后大幅度降低进口“洋中药”关税，国内“洋中药”市场还会继续增大，中成药将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是：由于西药(即化学合成药)研制成本高、毒付作用大，天然植物药价低、多无毒付作用，所以近几年来欧美各国植物药销售量呈年均8％-15％的增长率递增，现在日、韩与欧美俄各国都在加紧投资研究与开发天然植物药。日本向我国购买廉价中药材，搜集我国中药情报，投入3万多名科技人员，设立12个科研机制，建立200多个中药厂，实施GMP标准，生产像救心丹与柴苓汤这样高效、安全又便用的全球通产品，打入世界各国市场，使日本的中药生产规模、水平和出口数量，均居世界前列！其次是韩国与西德，也像日本一样，大量研制“洋中药”投入国外市场。韩国的高丽参、德国的银杏叶制剂、新加坡的红花油、香港的洋参丸、美国的仙妮蕾德等等外国洋中药产品，年均进口额均超过我国中成药出口额！使我国中医药面临全方位挑战。我国目前科研机构170余所，符合GMP标准的工厂车间仅有100多个， 中成药产业人员仅有20多万，其中专业技术人才仅占2万多人， 投入高科技产品的科研资金严重不足，符合国际GMP标准的优质产品极少，包装又差，加上医古文与中医药术语缺乏规范译法，这些不利因素均会削弱中药的国际竞争力。
中医中药如何走向世界？笔者认为除了依靠增进政府间合作、国际间学术交流、在国外创办中医药院校、设立中医院、广泛宣传介绍中医药优点，提高中医药在国外知名度之外，更主要的是依靠中医药学理论现代化，包括科研、教学、临床、栽培中药、研制中成药均要实现现代化，特别是中药材栽培与生产，均要按GAP标准，实现产业化与国际化。中医药走向世界的主要策略有：
（一）建立现代化中医学。 我们按照“天人一体”、“五脏一体”、“形气神一体”与“阴阳平衡”理论建立的古代中医学理论，基本上已符合“生物——心理——社会”现代医学模式的理论。西医学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理论，还只能划在生物医学理论小圈内，但它在这个小圈内，依靠先进的化学、光电学、机械学、计算机学等等先进的技术与设备的支持，已对人体细胞里面的生命物质与损害人体组织的各种病因物质，以及消除这些病因的特效药物，都进行了深层次的全面研究。在生物医学的理论与技术，中医学是远远落后于西医学的，在利用中药研制分子特效药物方面，中医药几乎空白。故此，要实现中医药学理论现代化，首先要认真学习与弥补这方面不足，学习与应用西医药学先进的理论和先进的技术，其次还要不断继承发展中医药学独特又先进的理论与技术，才能创立起更先进的现代中医学理论。例如既用西医学病毒病因及其损害部位诊断感冒、肝炎的疾病，又用中医学寒热、阴黄、阳黄等证候，区别病机，更有利于治疗。转贴于
还有对早期无症状的肿瘤与许多慢性疾病，由于采用中医师手目口耳四诊感觉不到，应采用西医先进仪器检测，或借助循证医学诊断，或计算机仿真诊断更能避免医生主观差错。中医术语要尽量改为清晰、易懂，能与西医术语统一的尽量统一，不能统一的要保留。如中医取名功能系统的“肾”，就不能与西医器官组织的“肾”等同。还有中医理论，一定要用牵强数字，如“阴阳”加五行、“脏”加五、“腑”加六等等，使本来科学的辩证唯物论变成形而上学的机械论，限制全面客观地反映物质运动规律，应尽量摈弃。中医不以一种病因与体内一种病损物质的结构诊断疾病，而以系统功能、全身病机诊断疾病，故此，应将“辩证论治”改为“审机论治”更科学。只有以“审机论治”定义，才能代表与阐明中医学的诊疗本质，才能将以“病机”（人体反映疾病本质的病理机能状态）诊疗疾病的中医与以“病因”（导致疾病的物质）诊疗疾病的西医，清晰地区别开来。“审机论治”与“天人一体”、“形气神一体”的人类医学模式相适应。现代人类医学模式是中医学特有的首创的整体观念的医学模式。中医药现代化，不仅需要保持与发展自己先进的科学理论学说，而且还需要吸收借鉴西医药微观实验科学的成果与先进技术，应用国际通行的术语、规则与方式，才能保持自己特优，融入世界共同市场。
（二）建立现代化中药学。在中药学方面，不仅要重视对单味中药的研究，更要重视对中药复方的研究，因为中药复方是集中医药学辨证施治的精华与武器，是治疗多病因非传染性慢性病的最有效方药，也是我们参与WTO竞争的主要产品， 所以我们要在中医中药理论指导下，对中药复方进行多指标、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既要根据前辈医药学家从临床上对单味中药和中药复方所作的功效、性能、归经、配伍、用量、毒性、禁忌等记载，又要再通过基础实验和临床实验的手段，验证复方与单味药的药理或其中某种化学成分的药理，从分子水平上分析单味药所含的化学成分及其生物活性，提高中药配方质量。中药寒、热、温、凉之性，究竟是由哪些化合物产生？活血化瘀类中药，含有哪些共同化学成分？寻找出与中药功效、性味相对应的化学成分，并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述中药学基本理论，建立现代中药学。
（三）研制高效、安全、稳定、可控、便用、低成本、符合GMP国际标准的优质中成药。只有创立达到或超过现代医药学理论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中医药理论，才能快速推进中医药理论步入21世纪的世界大门；只有研制超过现代西药和传统中药疗效水平的中成药产品，才能快速占领21世纪的世界中药市场。该如何研制超过现代西药和传统中药疗效的新型中成药产品？笔者认为可利用以下捷径和办法：
1、要了解与掌握单味中药和复方中药具有以下十种药理特性，避免研制新药走弯路：（1）单味中药含有多种化学成分和多种药效作用。如人参皂甙Rg1对中枢神经起兴奋作用，人参皂甙Rb1起镇静作用，人参三醇型皂甙会增强心肌收缩作用，二醇型皂甙起扩张血管作用。（2）单味中药有双向调节作用。例如当机体处于低压休克时，人参起升压抗休克作用，当机体处于血管痉挛血压升高时，人参又起扩张血管降低血压作用。还有灵芝、赤芍、穿心莲、大黄、山茱萸、五加皮等均会双向调节免疫功能作用。（3）单味中药的有效成分会因品种、产地、采收季节不同而不同。（4）单味中药药效不一定会随剂量增加而增强，即量效关系不呈1＋1＝2的线性关系。如人参用小剂量会起兴奋作用，剂量过大，反起抑制作用。（5）传统中药，并经过几千年临床反复验证而保留下来的医药结合成果，所以，要研究与创新传统中药复方，是不能脱离传统中医药理论的指导。（6）中药复方的药效不一定是复方中每味中药的药效相加，或是复方中有效成分的药效相加，即中药复方量效关系也不呈线性关系。例如单复方， 是按照中医学理论与方剂学理论（按君臣佐使配伍与证法方药原则）组方遣药用人参或单用知母，各有明显降糖作用，若联用二药时，反而降低降糖效果，且人参用量比例越大，降糖作用越弱。（7）复方在煎煮、制备或口服过程中，往往会产生物理的或化学的变化，产生新的物质，影响了药效或毒付作用。（8）复方中多种单味中药之间或多种有效成分之间， 会起协同或拮抗作用，使复方增效减毒，或减效增毒。因此，在复方中要作选药配伍及影响溶出率的实验，以达增效减毒目的。如四君子汤，每一味中药对胃癌抑制作用较弱，但将二味、三味、四味相加一起的时候，将逐渐增强抑癌效果。四君子汤起益气健脾作用，若与起补血作用的四物汤联用，就会加强四物汤的补血作用。如在四逆汤中起强心作用的只有附子中的消旋去甲乌头碱，但单用附子时，既不明显也不持久，若加入无强心作用的甘草、干姜之后，不仅使强心增强、持久，而且避免单味附子所产生的异位心律失常，使毒性下降四分之三，这是由于甘草与附子同煎，使附子中的乌头碱溶出率减少22％。又如在三拗汤中，经过实验研究，起宣肺平喘、化痰止咳作用的仅有麻黄中的麻黄碱、杏仁中的苦杏仁甙、甘草中的甘草皂甙等三种化学成分，但用三成分代替三味中药，其疗效就不持久，且又有耐药性。又如在参附注射液中，加入行气的青皮之后，就会加强回阳救逆的作用。（9）复方药效往往与方中单味药剂量配比有关。如在四君子汤中，当炙甘草用量超过全方总量1/3时，抑癌作用明显降低。如在白虎汤加人参汤的方剂中，知母与人参剂量为5：3时有降糖作用，达到5:9时，便丧失了降糖作用。如在四逆汤中，干姜与甘草用量宜小，附子用量宜大。如在补阳还五汤中，黄芪用120g治疗组缺血性中风有效率可达100％，黄芪用30g治疗组有效率仅达84.6％。又如笔者在抢救重型肝炎时，根据患者病机拟方选药，并按当时主害病因与主导病机以及“君臣佐使”原则确定各药量比，选择大黄、茵陈、虎杖、黄芩、车前草或白茅根、丹参、赤芍、黄芪、西洋参或生晒参、白术、茯苓或猪苓、甘草、陈皮、厚扑、枳实、败酱草等药，自拟健脾利胆解毒汤，将其中大黄加至30-50g，茵陈加至60-80g，黄芪加至30-80g，再配合西医全身营养与保肝支持疗法，并随症加减中药。在笔者从医30多年期间，曾用此方经治7例阳黄重型肝炎均获临床治愈，每一例治愈均与选择主药、掌握主药用量与辅药合理量比有关。（10）复方中成药或汤剂，在经过人体胃肠道吸收、代谢、排泄过程，往往有部分药物或有效成分，会跟人体生物因素（细胞因子、消化液、 酶、激素等）起相互作用而引起药效变化，或产生新物质，因此，对于中药复方，还要进行体内动力学实验研究。
2、要学习与应用方剂学理论，主要是学习与应用“君臣佐使”配方和“证法方药”选药的理论，提高选药组方水平。
3、学习和应用中医“整体观念”与“审机施治”的理论，提高针对标本兼治的医药知识水平。
4、使用前辈经过几千年临床应用筛选的19000余种单味中药，特别是要学习与应用有分子结构鉴定与药理记载的400多种常用中药，作为提取药用有效成分的最便捷最丰富的药源。
5、使用前辈经过几千年临床反复验证与更正的60000多种复方，特别是几百种疗效较好的常用复方，作为筛选单味药物配伍组方的最便捷最丰富的药典。
6、依靠化学实验、药理实验、临床实验(包括体内外实验、药效学实验、药动学实验、毒理学实验)等多种相辅相成的对应实验，提高药物研究项目与质量。
7、要根据国内外市场情况，立项研制有竞争力的独特产品，并根据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购置省时、节能、高效的先进设备，生产符合GMP标准的中成药产品。
8、要充分应用现代先进的分离提纯技术、微芯生物开发平台、基因图谱、蛋白质图谱、高通量药物筛选、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等等先进技术帮助，研制疗效更高、毒性更小、成本更低、可控又便用的基因一分子特效药物。选择低成本又无毒性的中药材，研制可修复病损基因，可消除体内有害物质的新药，这是21世纪中医药的创新方向。
一理智决定论
怀特海认为决定论观念最初来源于古希腊人的悲剧精神，即认为命运是冷酷无情的，它驱使着悲剧性的事件无可逃避地发生。这种宿命论形态的决定论观念成了希腊哲学理智论中的最重要观念。理智论的集大成者首推柏拉图。柏拉图把世界划分为可见世界和不可见世界两个部分。对应于可见的世界是一个可感知的世界，是变化无常的世界，意见的对象。对应于不可见世界的则是共相的世界即理智的世界，是静止不变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知识的对象。我们所感知的世界是变化无常的，因而，是不真实的。永恒不变的共相的世界是真实的，是可见世界的本质。静止的共相世界是变化的经验世界的原本，而变化的可见世界则是不变的理智世界的模本，变化的世界被不变的世界决定。
柏拉图所建立而成的理智决定论一直是神学家关于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逻辑证明的主要依据。这种提倡主要研究感官经验后面的静止的、理智的、本质的、必然的逻辑世界，从而为解释和预测可感知世界提供某种基础的观念为近代唯理论者所复兴，并为所有科学分享。
最能集中反映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理智主义精神气质的就是英国的牛顿和法国的拉普拉斯。牛顿力学仅仅用三大基本运动定律和几个与基本的力学量，即时间、位移、质量、力等，然后借用数学和几何学提供的逻辑这个脚手架，推演出了一个严密的、没有任何矛盾的和精美的逻辑的或观念的理论体系。这个如此简单的数学模型不仅解释了太阳系的行星、卫星和彗星的运行，而且还可以预测没有观察的星辰的存在。这就说，决定整个宇宙万物动物状况所有机密和枢纽都在这个优美、简洁的数学公式之中。牛顿力学所提供的观念就是：只要建立了运动方程，就可以依据初始条件来确定随后的运动。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而且被发展到极致的决定论观念，也是理智决定论最高的范本。
拉普拉斯被看成是法国的牛顿，在他看来，整个宇宙演化过程都是严格遵循着决定论的，
也就是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宇宙方程。他设想一个具有全能、全知的智慧精灵（被后人称作“拉普拉斯妖"），只要这种精灵知道了某一瞬间宇宙间每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那么他就可以借助数学方程，将宇宙的一切全部看透，预言未来的一切事件了，也就是说世间一切事件事先成为已知的了。他曾以阿基米得口吻说道：如果有人能告知我整个宇宙诞生初期的条件和宇宙边界的条件，我甚至可以计算出整个宇宙的演化历程。或者说，只要给宇宙中所有质点的初始条件，就可以预先确定宇宙中每个质点在任何时间的位置，包括万年后某棵树上的树叶漂向何处。显然，拉普拉斯的话透露出一种神秘的宿命论的意味。理智决定论又回复古希腊人的命定观的形态之中。
理智主义决定论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经济学所追求的是一个静止的、本质的、具有支配性的理性世界。经济学像其他硬科学一样属于柏拉图理智主义传统，都是建立在本质和现象两个世界的区分基础上。即假定那个超感官的、理智的、齐一的、规律的、静止的世界，支配着可感觉的、经验的、杂多的、变动不定的世界。我们日常经验到的经济现象可以从经济规律得到理解、解释，甚至可以预测我们将要经验到的经济现象。经济学的一个任务就是试图从杂乱的经济现象中寻求经济规律。换言之，经济本质决定经济现象是经济学所隐含的一个本体论承诺。这种形而上学的信念体现在经济学理论的各个方面，最为突出的表现在对市场均衡的追求。
均衡是自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一个核心概念，诸如价格均衡、就业均衡、消费者均衡、厂商均衡、竞争均衡、局部均衡、一般均衡、宏观经济均衡等等充满着经济学理论之中。韦森曾这样写到：“'均衡'概念或者说均衡分析，可以说是以新古典主义为主流的当代经济学的灵魂。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瓦尔拉斯均衡'，到'阿罗－德布鲁均衡'，以至到目前已经融入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哈萨尼均衡'（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均衡）、'精练贝叶斯纳什均衡'以及'演进博弈均衡'等等，可以说，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浸透在绝大多数当代经济学理论文献的分析与话语之中。现在，任何人都可以保险地说，当代经济学的辉煌、精美、诱人和极其庞杂繁复的理论大厦，完全是建立在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之上的。即使六十年代以来以科奈、巴罗、贝纳西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非均衡论”或者说“反均衡论”，说来说去还是离不开“均衡”二字。因此，经济学家们好像对'均衡'着了魔、入了迷。离开了均衡二字，经济学家们就会没事做、没饭吃。”1
经济学所说的市场均衡也是在理想的完全竞争的状态下，每个市场实体都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从而自动地实现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关系的平衡。正因为作用于经济实体的各种力量达到平衡，它们没有发生变动的倾向，从而经济实体处于稳定的、静止状态。经济学均衡分析实际上就是从变动不居的经济现象的表面，寻求恒定不变关系，并利用联立方程组来确定惟一的均衡解，从而确定了所有经济变量的均衡结构。当然，这种静止的、均衡的世界不是现实世界，而是逻辑的世界，理智构造的理想世界。熊比特十分清楚地表明，“现实生活中的市场是决不会达到均衡的，所以只能对观察者高度抽象地想像出来的市场提出均衡问题。"2新古典经济学正是从理智的、静止的世界中获得了经济知识的确定性，并用它来理解、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
第二，经济学所研究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逻辑的、必然性的和有严格秩序的理想王国。理智决定论把一切经验的现象还原成不可经验的理想的思想客体。正是在思想客体这个影子的世界中，才能遵循着严格的必然性，没有偶然。近代物理学把可见的物体还原成幽灵似的质点，这是一个只有质量没有大小，没有弹性形变的刚性的“质点"，并且是在没有任何摩擦力和真实的世界中运动。
经济学同样通过理智的抽象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变成经济范畴和概念，从而把现实的世界变成一个纯粹的逻辑王国。以经济学理论的经济人这个核心假设为例，经济学把现实的人还原为经济人。显然，在经验中人总是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相反，只有在静止的理智王国中，人才是原子式的。这种经济人的本性是一个常数，或者说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人。因为经济人如果在同样的约束下，每个经济人都会做出这种同样的选择。经济学所假定的经济人没有性别、没有意志也没有感情的逻辑机器。当输入几个数据（收入约束和效用目标）时，他就会闪电似地且精确地按照设计好的程序（效用函数计算好）运作，人的行为是严格被决定着。关于这一点，霍奇逊了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注释，他说，“在新古典学派那里，个人被看作仅仅是循着一个设计好了的追求最优化的模式来对经济环境作出反应，偏好一旦确定，选择于是便确定了。个人被置于一个机械世界里，其中质点总是对合力直接作出反应。引人注目的是，帕累托写道：'个人可以消失——假如他将自己的偏好告知我们的话。'从这种机械论的观点出发，有关意志和目的的问题便退到后台变成背景材料，尽管这些问题不一定被机械论者排除在外"［3］。
二普遍主义
理智主义不仅具有决定论特征，还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理智主义普遍性特征假定存在着一种超越国界和超越文化的理性和普适的规则，从而强调同质性、一致性，排除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
对普遍性的追求一直是萦绕于理智论者脑际的一个梦想。古希腊理智论始于爱利亚学派，巴门尼德则从逻辑推理角度上论证了存在是唯一的、永恒的、静止的，并且存在是理智认识的对象。
苏格拉底把知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经由概念的，概念是撇开具体事物的特殊属性而形成的，是普遍的，不变的。实际上，“苏格拉底方法的目标就是要抽绎出这种普遍判断，而这种方法是苏格拉底在讨论中所用的，是反复追问的巧妙形式。"［4］这种从特殊之中寻求普遍的原则或本质是理智主义的重要诉求。
柏拉图承接了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以及关于概念的知识是唯一的真知识的教诲，创立了他的理智主义体系。他进一步阐明，只有“概念的知识揭示事物中的一般、不变和基本的因素，因而是真知识。哲学的目的在于认识一般，不变和永恒"［4］。在这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理念世界中，所有的抽象观念之间都满足于普遍的逻辑规则，没有矛盾，只有一致性。并且，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理念的逻辑体系，它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精神统一体，由宇宙目的、即善的理念所统辖，因而是一个有理性的精神整体。"［4］
最明确地表现普遍主义要求的就是斯多葛学派。他们认为宇宙不是由一连串的机械的因果链条，而是一个有组织的、有理性的，美好和谐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是受一个智慧的上帝所统率。人是宇宙的一个部分，是一个小宇宙，因而拥有上帝赋予的理性。世界只有一种宇宙理性，因此，世界只有一种法律即自然法；世界上只有一种权利即天赋的人权。正是斯多葛学派把自然法理解为超越一切种族，属于所人类的法律，从而表现了强烈的世界普遍主义特质。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人类有着同一起源，都是同一父亲即上帝的儿女，所以每个人身上有着相同的宇宙理性，他们服从同一种法律，是同一世界的世界公民。斯多葛学派代表的库斯·奥勒留说，“我们不应该说'我是一个雅典人'或‘我是一个罗马人'，而应该说，‘我是一个宇宙公民'。"［5］斯多葛学派这种具有普遍主义的自然法对后来的罗马法产生了深远地影响，罗马法所说的自然法或“万民法"，也就是强调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共有的法律。
近智主义肇始者勒奈·笛卡尔，主张知识是从先验的、自明的、简单的少数原则或公理出发，当然这些少数公理本身就是超越时空的、不变的、普适的抽象原则，经过严格地逻辑演绎，以达到一个远不是自明的定理，再由这些定理演绎出一些可通过经验观察的推论，这些公理、定理和推论体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人们正是通过这个演绎体系来发现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并且，只有当人们的经验与这个演绎的知识体系的推论相吻合时，这种经验才是真实的和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抽象、普遍的原则可代替具体的事物，只要理解了这些普遍法则，也就掌握了现实世界。这种诉诸普遍性的理性来理解现实世界，是因为在近智主义者看来，“整个世界是一致的，像物理定律般可通约的、可解释的"。［6］
理智主义在黑格尔达到了顶峰。他认为宇宙精神即绝对精神是在自然、历史和人类思维中显现自己的。理性充满着宇宙，不仅太阳系是有理性的秩序，有机体也是有理性的，而且全部人类历史过程也是有理性的，有目的的和具有意义的。而且，“宇宙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实现目标或目的，即宇宙理性的目的。"［4］这种演化过程是从理念即潜在的宇宙、具有自为、自在创造力的逻各斯或理性开始。它不仅表现在自然界、个人中，也表现在人类制度和历史、权利或法（财产、契约和惩罚）、道德或良心以及习俗和伦理义务（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中。它最后还体现在艺术、宗教和哲学中，从而达到了绝对精神，并且绝对精神认识到了自己。这种绝对精神统摄着自然界、思维和人类社会，并且，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是严格地按照古代东方、希腊、罗马和日尔曼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唯一标准进行着的。
总之，这种对普遍主义的追求是理智主义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从不变的、抽象的前提出发，把自己推定的原则、价值或生活方式论证成为普遍的和唯一的东西。
主流经济学像其他科学一样属于柏拉图的理智主义传统，它强调所有现象背后深藏着一个普遍的规律，经济现象可以通过这一规律得到精确的预测和解释。为了寻求到这种规律，经济学通过撇开处于真实的人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如文化、习俗、制度中的环境，从而把人所生活的环境抽象成一个像物理学中没有任何摩擦力和真空状态，从而，确保它所倡导的规律具有严格的逻辑性和普适性。同时，主流经济学也把具有各种知、情、意、欲等复杂动机的人以及各种差异的人抽象成为完全齐一、同质的，只有单纯的一种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高度理性算计的经济人。然后从这种“非常稳定的、高度简化的人性中推出有关社会中的人的'法则'"［7］。正是因为这种理性经济人是一个高度抽象的虚构人，所以它才有高度的普遍性，所有的经济学现象都可从这个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出发演绎出来。或者说，所有经济学现象都可以回溯到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对于当代主流经济学来说，理性经济人已经不仅仅成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强力工具，而且它已经渗透和扩张到所有社会科学领域。或者说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都落入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的分析范式之中了，人们把这种现象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主流经济学认为，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理性的经济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就实现了社会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既可以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也可以指整个人类。当它指整个人类时，就是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从而使整个人类的福利增加。在经济学看来，关于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理论是超越一切民族国家的普适规律。不仅如此，经济学所揭示的原理具有与自然科学一样的普遍有效性。西尼尔就曾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具有普遍效力的理论系统。这门学科被宣布为属于一切民族和一切国家；工资、利润和其他经济现象受永恒不变的法则支配，就像自然被重力法则支配一样。"［8］先验主义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代表米塞斯一再重申，经济学是一门先验的、因而是普遍正确的知识，具有和逻辑学、数学一样的普遍性。
除了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所散发来的普遍主义精神外，实际上，经济学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实际上就在推行其普遍主义诉求。众所周知，1815年欧洲恢复和平后，英国在欧洲大陆封锁政策期间积压了大量的工业品，为了向欧洲大陆倾销，学术界利用古典经济学中的普遍主义诉求，采取了各种办法诸如专门划拨“机密费"，收买和操纵欧洲大陆经济学界人士和新闻工作者，从而控制理论界和新闻舆论，以科学的普遍主义姿态，向欧洲大陆大肆宣扬斯密主义。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斯密主义已经“作为一种神圣的教条被所有国家的经济学家接受，就像在英、法、俄国一样，在德国的科学界权威都一致同意这一教条。"［9］
三数理方法
对世界的认识要用数学语言和演绎方法既是理智主义对决定论追求的一个体现，同时，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理智主义数理方法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认为数是世界万物背后的那个永恒不变的本质，只要找到数量关系，也就找到和认识了隐藏世界背后的神秘的本质。宇宙万物都是遵循数学的原理。同时，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几何学方面，也有着超凡的成就。这对后来的哲学和科学产生了十分深远地影响。这是因为“几何学是从自明的、或者被认为是自明的公理出发，根据演绎的推理前进，而达到那些远不是自明的定理。公理和定理被认为对于实际空间是真确的，而实际空间又是经验中所有的东西。这样，首先注意到了自明的东西然后现运用演绎法，就好像是可能发现实际世界中一切事物了。这种观点影响了柏拉图和康德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大部分的哲学家。"［5］
对于柏拉图而言，数不仅是不依赖于人们感官经验的一种抽象存在，而且，数也是达到最高抽象客观实在即理念世界的阶梯。柏拉图把数看成是认识理念世界的工具。在他看来，神在创造世界时已经把数学放入其中，人们只要认识到隐藏在世界背后的数学关系，也就进入了理念世界即真实的、本质世界。可见，柏拉图这种对世界的看法只不过是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主义更精致的表现形式。
中世纪是一个基督教神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而经院哲学是由早期基督教和新柏拉图主义结合形成的一种理智主义。罗素曾指出，“严格的经院形式的神学，其体裁也出于同一个来源（指毕达哥拉斯主义——笔者注）。个人的宗教得自天人感通，神学则得自数学"。［5］对于毕达哥拉斯来说这个永恒的对象是数，对柏拉图来说是理念，对基督教来说，就是上帝。它们之间是相通的。这是因为，数仅仅作为思想的对象，而不是感官的对象。同样，几何学意义上的点、线、面，不是经验客体，仅仅是作为思想的对象而存在。这种永恒的对象就要以被设想为上帝。实际上，作为西方理智主义开端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体现了数学和神学相结合的特征。罗素说指出，“柏拉图的学说是：上帝是一位几何学家；而詹姆士·琴斯爵士也相信上帝嗜好算学。与启示的宗教相对立的理性主义的宗教，自从毕达哥拉斯之后，尤其是从柏拉图之后，一直是完全被数学和数学方法所支配着的"。［5］并且，这种数学与神学的结合，“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宗教哲学的特征。"［5］
可以说，从中世纪直到近代欧洲人来说，宇宙是上帝依照数学设计而成的和上帝就是一位至高无上的数学家的观念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把上帝看成是大自然的设计者和创造者，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法则、有秩序的，人们运用上帝赋予人类的理性去发现宇宙的秩序与法则，从而体察上帝的伟大和善意。中世纪的学者正是在为了赞美上帝的仁慈和智慧这种强烈的宗教动机的驱使下研究自然，从而能够证明自然界与数学定律相吻合。伽利略之所以开创了用数学解释地上的物体运动和天上的天体运动，正是基于上帝依照数学设计宇宙万物的信念，笃信大自然这本大书是用数学语言写出的。只有用数学才能窥探出自然的秘密和领悟上帝的伟大。他在《试金者》中曾这样描述过宇宙：宇宙这本书是上帝“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其文字是三角、圆和其他几何图形"。［10］开普勒对外部世界进行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发现上帝赋予它的合理次序与和谐，而这些是上帝依数学语言透露给我们的。他建立在太阳中心说基础上的开普勒定律，即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与此两行星轨道长半径的立方成正比，以在数学上的简洁、优美的形式表述行星运行的椭圆形轨道而著称。
同样，牛顿确信上帝创造的世界与数学原理吻合。他认为通过数学可以领会上帝对宇宙高超的设计。牛顿对上帝的信仰是他进行数学和科学研究的动力。正如罗素所指出的那样，“牛顿的《原理》一书，尽管它的材料公认是经验的，但是它的形式却完全是被欧几里德所支配着的"。［5］他的对自然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寻求上帝设计自然界的秘密的宗教动机。这种宗教动机是他晚年全部献身神学的主要原因。牛顿为了展示造物主的智慧，在原来的数学无法提供揭示和表达自然奥秘时，他自己发明了“流数"（Fluxions），也就是今天所谓微积分来满足他的请诉求，提出正切、加速度、斜率、无穷小、微分等概念，从而大大地增强了数学的猜透上帝想法的功能。
近智主义代表笛卡尔在数学上的主要贡献就是把代数应用到几何学上，发明和运用了解析几何方法，“为近世数学指出道路的人"。［11］他的先验理智论就是依靠数理方法即数学领域中的演绎推理方法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这个方法首先要求从几个先验的、直觉的、自明的前提出发，然后通过演绎推理获得各种真理性知识。它不仅能获得关于事物的确实可靠的知识，而且可以认识上帝、整个世界和人的灵魂。笛卡尔在他的《方法论》中，运用普遍怀疑的原则和诉诸于理性权威，确认了“自我"存在是一个自明的事实，从而把“我思故我在"作为哲学第一条原则和基石。然后，借助这一自明的前提，建立起他整个哲学体系。
近智主义另一个重要人物斯宾诺莎也是极度推崇数学上的演绎方法，甚至于超过笛卡尔。在他看来，“一切事物都受着一种绝对的逻辑必然性支配，在精神领域中也没有所谓自由意志，在物质界也没有什么偶然。"［4］实际上，他的《笛卡尔哲学原理》和《伦理学》著作都是运用严格的演绎推理的方法写作的。他首先列出一些普遍性的定义和公理，然后再列出一系列命题，并对每一命题逐一加以证明，最后由得到证明的命题再加以推理，从而得出必然性的结论。
理智主义为经济学提供的重要思想资源就是这套数学和几何学的思维方法对也就是经济学的数理方法。所谓经济学数理方法就是指把数学分析作为一种认识工具来分析、研究经济现象。它包括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数量化）、数理经济分析（符号化）和演绎推理方法（形式化）。
第一，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这是一种数量化的要求，它把经济现象和经济现象关系简约为一种数量和数量之间的相关性程度的分析方法。从哲学上来看，这就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主义的观念。在质与量的关系中，把量看成比质更为真实的反映本质，而质最终都可以通过量加以描述和解释。在形式与内容（质料）关系中，形式高于内容，形式可以独立于内容而存在。经济学理论也是建立在这个信念上的。经济学理论处理的是一个量的世界，即是一个可以通过精确测量和统计的数字世界；一个可以通过数学计算的并且遵照经济学方式运行的世界。
对统计分析的重视可以追溯到威廉·配弟。他首先在经济学领域最先提出了“政治算术"的方法。他十分重视经济现象的统计学分析。杰文斯就直接指出，经济学研究的是量，涉及的是经济现象的量及其相互关系，因而它在性质上是一门数学科学。实际上，“杰文斯的效用理论及其在许多领域的应用是数理经济学最突出的成果"。［12］他也是最早提议用“经济学"一词取代“政治经济学"一词的人，显然，他是希望为经济现象提供一种更科学的解释，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可定量的从而能够用数学形式表达的现象中。
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在20世纪初开始迅猛发展。由于古诺和瓦尔拉斯数理分析，经马歇尔的补充，使许多变量更具操作性，从而易于测量。同时，由于此时的统计方法和概率理论已经十分成熟，从而为计量经济学兴盛提供了数学工具。1930年，拉格纳·弗里希（“计量经济学"一词发明者）和阿尔文·费希尔创建了国际计量经济学学会。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主要基于概率论和线性代数等数学理论对相关经济现象进行观察、归纳和统计，试图从复杂的经济变量关系中寻找相关性，从而为经济理论的质的分析提供量的内容。
第二，数理经济分析。这是指采取代数的方法，即运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建构理论模型的经济理论，经济学理论的定理成了一个个优美的数学方程。法国经济学家古诺是最早运用微积分研究经济学的名著。它在“边际革命"之后，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杰文斯把经济学理解为一种“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13］他们把边际分析方法广泛地运用于消费、生产、投资等市场经济规律的研究。莱昂·瓦尔拉斯就强调，“经济学跟天文学和力学一样，既是经验科学，也是理性科学"［14］，他仅仅用几套代数方程就建构起一个个精美的数学模型系列。公式化使得经济学借助数学表达式简洁和清晰地表达经济学思想，诸如消费函数模型、生产函数模型、货币需求函数模型、投资函数模型等都是很成功的范例。
经济学的数理分析方法运用得最为广泛，并且，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他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用数学符号加以全面地改造，把经济学在30年代以前用的自然语言和图式的分析改写成为定性的数学模型和推理方法，从而确立了现代主流经济学追求形式化、公式化、符号化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代经济学已经变成了社会代数学。
经济学这种符号化的诉求，使得现代主流经济学拥有了一个统一的语话体系即人工语言系统，从而使经济学得到迅速的发展。经济学许多相关理论、定理和命题如尤拉定理、斯拉茨基方程、一般均衡理论、博弈论等得到严格的数学证明。总之，现代经济理论广泛地应用函数、积分、微分方程、线性代数、线性规划等符号化工具，使得经济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逻辑化和公式化，因此，经济学具有了科学性的外表。
第三，所谓经济学演绎推理，是指经济学理论以几何学的方法为蓝本，即从简单性、不证自明性的公理或假设出发，然后合乎逻辑推理出一整套命题体系的方法。对演绎法的强调肇始于李嘉图。他把经济学变成一个纯粹的演绎体系。他对诸如价值、工资、利润和地租等经济学基本范围进行改造，然后通过范畴来演绎经济学体系。熊彼特则把李嘉图的演绎法方法称为“李嘉图的恶习"。［15］
西尼尔最早地明确地表述了经济学的演绎法。他认为，经济学就是从以下四个自明的命题［16］出发，演绎出整个理论体系。西尼尔之后，在古典经济学中形成了所谓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传统，这个传统都是坚持经济学理论的演绎方法。穆勒对西尼尔方法进一步公理化，确立了经济学演绎的原点即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特别在“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的演绎推理方法通过数学公式化得到了最好的表现。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著作中，强调经济学方法是从内省得到的类似于公理的那种自明性的假设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经济学的真理来。
对于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而言，无论是先验主义代表米塞斯、实证主义者弗里德曼、工具主义者萨缪尔森和证伪主义者布劳格，尽管他们之间的存在千差万别，但在经济学演绎法方面，他们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弗里德曼在他的1953年发表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论文中，完全以一种柏拉图-笛卡尔的先验论观念维护演绎法的。他以欧氏几何为例，说明经济学与几何学、物理学一样，是从一个简单、抽象的假设出发来演绎出一系列推论和经济预测，然后，根据经验观察来检验这种推论和预测的正确性。这种演绎假设“首先，是一个概念的世界，或者说，这是一个比'真实世界'更简单的抽象模型，它只包括这种假说声称的那些重要力量；其次，这是一套由规则定义的一种现象类型，它是由'模型'规定被认为充分代表了'真实世界'，在模型中的变量或整体和可观察的现象之间详列了一一对应关系。"［17］他还强调，“这种模型是抽象的、完备的，同时，它是一种'代数学'或'逻辑学'。"［17］
总之，模仿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演绎法已经成为现代大多数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方法。1995年诺贝尔得主卢卡斯对此直言不讳，他说“经济思想的进步意味着越来越好的、抽象的、类比的经济模型，而不是对世界的好的书面描述。"［18］从现代经济学的形态看，经济学成了数学的形式经济学，其方法就是依照数学和物理学那样，首先建立一个抽象的数学的模型，当然这种模型是人们理智上的虚构出来的假设。正如弗里德曼所提出的，后来萨缪尔森称之为“弗氏-扭曲"（F-Twist）即“越是有意义的理论，其假设就越不现实"。［17］这种假设作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公理，然后，运用演绎的方法，严格遵守逻辑法则，指导了一系列可以用经验加以检验的预测性命题。最后，把经验观察和统计的各种数字，输入这种形式推演体系之中，从而得到一国经济或市场供求情况和动态，当然这种结果不是现实的经济世界本身，仅仅是一种完全关联的虚拟经济，经济学理论就是这样“通过时间序列近似模拟出现实经济的时间序列来。"［19］
参考文献：
［1］经济学消息报，2000-12-29.
［2］熊比特.经济学析史：第三卷，朱泱等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325.
［3］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向以斌等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66-67.
［4］梯利.西方哲学史，葛力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5］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等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6］查尔斯·汉普登-特纳等.国家竞争力：创造财富的价值体系［M］.海南岛：海南出版社，1997，第24页。
［7］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8］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M］.华夏出版社，2001：192.
［9］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10］弗朗索瓦·夏特莱.理性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74.
［1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65.
［12］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73.
［13］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下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445.
［14］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27.
［15］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47.
［16］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46.
［17］Friedman，EssaysinPositiveEconomics，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53，p.24.
［18］小罗伯特·E.卢卡斯.经济周期理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55.
［19］小罗伯特·E.卢卡斯.经济周期理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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