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05 16:58:0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税法的意义，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项目导向”教学改革方法的内涵
高职财税法学科建设的内涵包括：教材建设和教学水平、教学队伍人才建设、教学气氛与学术环境、学术研究内容及大学生财税实训建设等等。其中的“项目导向”教学改革法是把实践工作过程作为教学基础的探究式教学方法，该方法要求由教师组织一个或几个实践工作项目，并以之为导向，将所要学习的多、散、碎的新知识隐含在这些项目之中,通过学生的认真分析、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总结乌兰察布职业学院的财税法学科建设，理论基础是我们的强项，但实践工作的能力却少之又少，仅仅表现在一些课堂案例的学习上。所以目前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是使实践教学方法发挥其作用，将这一项目列为教学的重点，以此来带动财税法教学改革的开展，进而促进财税法课程教学水平的提高，使财税法成为我们学院的品牌课程，从而进一步促进财税法整体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的提升。
二、“项目导向”教学改革法在财税法中的设计
“项目导向”教学改革法在财税法教学中应设计为：一是确定一个或几个目标；二是提出财税法教学任务；三是分析实践工作任务；四是解决提出的任务；五是总结评价项目执行过程。
在进行项目设计的同时具体需要作以下事情：
1、转变思想观念,重视财税法教学；
2、开拓创新,编写优秀财税法教材；
3、与时俱进,提高财税法教师素质；
4、优化整合，改革财税法教学方法。
通过对以上项目的实施，可以有效的培养学生通过法律尺度来评价社会现实的思维模式，还可以使学生对前面讲授过的财税法及相关知识掌握的更加牢固。
三、应用项目导向教学改革方法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1、以点带面全面提高财税法项目教学质量
从学院目前情况看，财税法项目教学的师资力量、年龄结构、学术梯队这几项都比较合理，符合最基本的软件要求。但是在实训条件上却还有不足之处，需要对实训场所、实训辅助器材进行加强，并应增加科研经费的投入。在进行财税法项目教学中不仅要进行理论课和多媒体的教学，同时还应该成立活动小组或俱乐部等，通过各种渠道宣传财税法、普及财税法。只有这样才能全面的提高财税法的教学质量。
2、设计有针对性和适用性的项目导向教学实训项目
财税法教学中每个项目的提出，要求任课教师按照财税工作岗位所需要的理论知识、综合素质、实践能力来设计具体的项目。提出的项目一定要做到另辟蹊径，有吸引力、有针对性，既能准确地说明要研究的问题，又能涵盖所学的基础知识。
3、关于财税法课程设置
我们进行项目导向式的教学改革，目的就是要进行创造性教育。既然要进行创新，就应该全方位的进行改革，财税法教学应该实施“减少理论基础课，加大实训实践课”的教学模式，这样就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财税法的积极性。现在我们天天讲要进行实践性教学，但某种程度上财税课仍然是基础理论课，那么我们就很难将实实在在的本领传授给即将从学校毕业走向社会的大学生。因此在课程的设置上，也一定要进行改革。对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不可能过多地探讨财税法理论并取得较深的造诣，因为学时数是有限的。财税法学习难度大而实际意义有限,它研究的是财税法的产生、发展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涉及诸多较深的法学原理和理论争鸣等学术问题，所以，一味地要求会对学生的学习热情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当前高职院校经济法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方向和重点应轻理论体系。财税法课程基础理论部分更需要注重实用性。高职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在课程安排上，一般不学习基本法理常识,因为他们将来主要从事经济和管理方面的实务工作。他们在学习财税法时需要了解和掌握财税法的概念、调整对象、法
转贴于
律体系等与后续学习内容相关的简要知识点。为学生构建一个结构清晰的财税法理论体系，这比较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然后按照这一体系深入地去学习具体的部门法,这样一来，学生的思路就会非常清晰,会更加深刻地认识财税立法的现实意义。
4、对“项目导向”教学法的实施应给予充分的支持，应当改革现有的教学评价体系
以前，乌兰察布职业学院进行教学评价时，首要的一点是看教师在课堂上是否严格按照课本的要求来教授学生，其次在进行期中或期末考试时要看试卷内容是否符合规定的格式要求等，最后再看课堂的教学秩序，这些旧的教学评价方式显然不利于新的教学改革模式的展开。因此，为了鼓励“项目导向”教学改革模式的实施，必须重新建立起一套切实可行的教学评价体系，支持教师在教学模式创新上作大胆的尝试、使其能够对采用新教学模式的教师和学生产生激励作用。
四、高校财税法教学改革的意义
随着学院的蓬勃发展，财税法课程教学方法的探索正在不断推进。高职院校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作为根本出发点，因此，教师应当以此为目标，在财税法课程的教学改革中结合自身实际，不断尝试创新，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采用科学有效的“项目导向”教学方法以促高职院校的更快发展。同时，高职院校财税法教学的好与坏，还关系到我国税收业的未来发展，关系到财税法专门人才胜任工作的能力。所以，对高校财税法教学进行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改革传统教学模式，培养合格的财税工作人员，还有利于造就一流的财税法职业群体。
关键词：税收公平；税法公平；社会公平
税法基本原则是指规定于或寓意于税收法律之中对税收立法、税收执法、税收司法及税法学研究具有指导和适用解释的根本指导思想或规则。税法基本原则是税法本质的集中体现，是税收立法和执法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则。研究税法的基本原则，不仅具有理论上的知识意义，而且具有应用意义。它对于指导税收立法、规范税法解释、克服成文税法之缺陷、发挥税法的功能等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确立税法的基本原则对于完善税法体系、规范税法功能、保障税法实施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平原则对社会的分配、个人权益、各方利益乃至社会的发展都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古今中外，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我国的税法学研究虽然也接受了公平原则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学者们基本上是照搬西方的“税收公平原则”，直接将其作为税法的基本原则，从而严重弱化了该原则对税收理论及实践的指导意义，导致税法不公平现象严重。笔者认为，有必要澄清税法公平原则的应有含义，实际上，税法上公平原则的内涵要远大于“税收公平原则”这一表述所包含的内容，笔者将其表述为“税法公平原则”而不是“税收公平原则”。原因有二：第一，“税收”更体现的是一种经济学或者说是财政学上的概念，而不是严谨意义上的法学概念，直接将“税收公平原则”作为税法基本原则之一，容易引起概念上的混乱。第二，税法上公平原则的内涵要远大于税收公平原则。公平是一个涉及面广、涵盖内容丰富的概念。真正的、完整的公平，既渗透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又融会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要用具有更大包容性的“税法公平原则”这一称谓。
实际上，税法公平不仅包括纳税人与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公平（即传统上所说的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而且还应该包括纳税人与征税人之间的征纳税公平和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用税公平。由此上升至一种更高层次的社会公平。本文先从误导税法学界多年的税收公平原则谈起，然后论述税法公平原则与税收公平原则的区别，最后详细阐述税法公平原则的内涵。
1税收公平原则的演进及含义
税收公平原则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税收公平原则的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弟（william petty），他认为，税收应尽量公平合理，对纳税人要一视同仁，税收负担要相对稳定，不能超过劳动者的承受能力。但是第一次明确、系统的阐述税收公平原则的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他明确提出了税法的四原则，其中之一即是具有公平内涵的平等原则。他指出平等原则是指“一切国民，都须在可能的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交纳国赋，维持政府。”19世纪后期德国的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提出了税法的社会正义原则，这一原则又分为两个具体原则，一是普遍原则，即一切有收入的公民都要普遍纳税；二是平等原则，即根据纳税能力大小课税，税收负担力求公平合理。进入20世纪后，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垄断阶段，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凯恩斯学派进一步发展了税收公平理论。此后，西方学者一致认为当代税法的最高原则就是“效率”和“公平”。
税收公平原则在西方的演进有其合理性，我国税法学者也普遍接受了这一原则。对于这一原则，中外学者已经形成了共识，即所谓税收公平“是指不同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程度的比较，纳税条件或纳税能力相同的纳同样的税，条件或纳税能力不同的纳不同的税。”因此，“公平是相对于纳税人的课税条件说的，不单税收本身的绝对负担问题。”由此看来，将传统上所说的税收公平原则表述为“税负公平原则”更为科学一些，因为它表示的是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公平分配。这一原则包含两层含义：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
①横向公平。是指经济能力或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缴纳数额相同的税收，即税制应以同等的方式对待条件相同的人。横向公平强调的是情况相同，则税收相同。例如：我国现在正在立法进程中的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就是为了实现横向公平。税收横向公平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第一，税法应当从法律的高度，排除对任何社会组织或者公民个人不应有的免除纳税义务，只要发生税法规定的应纳税的行为或事实，都应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第二，税法对任何社会组织或者公民个人履行纳税义务的规定应当一视同仁，排除对不同的社会组织或者公民个人实行差别待遇；第三，税法应当保证国家税收管辖权范围内的一切社会组织或者公民个人都应尽纳税义务，不论收入取于本国还是外国，只要在国家税收管辖权范围之内，都要尽纳税义务。
②纵向公平。是指经济能力或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缴纳数额不同的税收，即税制如何对待条件不同的人。例如：高收入者应当比低收入者多纳税。现在各国在个人所得税上采用的累进税率制就是为了实现纵向公平。一般来说，采用累进税率可以实现对初次分配不公平的再分配公平，体现税负的公平原则。
怎样才能做到税负公平呢，西方学者先后有“利益说”和“能力说”。“利益说”亦称“受益标准说”，即纳税人应纳多少税，应根据每个人从政府提供的服务中所享受的利益多少来确定，没有享受利益的人就不纳税。但是，“利益说”将税收视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自愿支付，即纳税是建立在个人的边际效用评价上，因此个人容易低估实际收益，而且对免费搭车的策略行为无能为力。所以现在它被“能力说”取代。“能力说”亦称“能力标准”，是指以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为依据纳税。纳税能力大者应多纳税，纳税能力小者少纳税，无纳税能力者则不纳税。目前多是以纳税人的所得为主衡量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对纳税人所得适用累进税率制。
2税法公平原则与税收公平原则的比较
虽然在事实上，税收公平原则与税法公平原则具有紧密的联系，是税法公平原则部分实质性内容的来源，但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分配关系或经济杠杆作用的体现或表现，因此，它是一种经济原则。而税法公平原则的基本内容虽然包含税收公平原则，是对税收公平原则内容的反应或体现，但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法律原则，是经济分配关系的法律表现，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且，税法公平原则的内涵远大于税收公平原则。税收公平只是税法公平的一个结果，只有税法公平了，税收才能公平。因此，他们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也是根本的。只有把握了两者之间的这种根本的区别，才能真正从本质上把握税法公平原则的本质。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有：
第一，税收公平原则是一种税收原则，税收原则是税收在执行职能中处理所涉及的诸如税收总量、税负分配、税后经济影响等各种问题的经济意义上的准则。税收公平原则即是其中关于税负分配的基本原则。而税法公平原则是一种法律原则，是指税法活动始终遵循社会公平。它不仅关注经济上的公平，更重要的是实现整个社会层面上的公平。这里的社会是包含了经济、政治、环境等多方面的统一体。
第二，经济上的税收公平主要从税收负担带来的经济后果上考虑。而法律上的税法公平不仅要考虑税收负担的合理分配，还要从税收立法、执法、司法等各个方面考虑税的公平问题。纳税人既可要求实体利益上的税收公平，也可要求程序上的税收公平。
第三，法律上的税法公平是有具体法律制度予以保障的。这种公平可以得到立法、执法、司法上的保障。比如：立法者在立法时就试图将所有的人成为具有纳税义务的纳税人，避免使某些人有超越税法而享有不纳税的特权；征税机关在征税时不能对特定的纳税人给予歧视性对待，也不能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对特定纳税人给予特别优惠，因为对一部分纳税人的特别优惠，很可能就是对其他纳税人的不公平；当纳税人收到征税机关不公平的待遇时，他可以通过向税务机关申请税务行政复议或直接以行政诉讼的方式保护自己，免受不公平的对待。
3税法公平原则的内涵
实际上，税法公平原则的内涵远大于现在税法学界所公认的“税收公平原则”的内涵，它包含税收公平原则而又不限于税收公平原则。税法公平原则应当包括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公平、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的征纳税公平、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用税公平、纳税人之间的区际公平及代际公平等等。税法公平本身不是目的，这些公平最终都是为了实现终极的社会公平和社会效益。
3.1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公平
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公平实际上就是传统上所说的“税收公平原则”的内容，即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在前文对其已有详细论述，此不赘述。
3.2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的征纳税公平
随着税收法律关系的“债权债务”性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征税机关在征纳过程中不能只享有权力而不须承担任何义务，纳税人也不能只承担纳税义务而不享有任何权利。否则，税法的这种不公平就会引起纳税人的逆反心理甚至是反抗，不利于纳税人纳税意识的形成，对于税收收入造成消极影响。因此，合理的分配纳税人与征税机关的权利（力）和义务，就既是建立税收法律关系的核心内容，也是税法公平原则的基本要求。就我国来说，我国的执法理念还十分落后，在依法征税上，只停留在“依法治税”的层面，只是让纳税人守法而忽视怎样使权力服从于法。导致税务机关特权思想严重，侵害纳税人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随意减免税、买税卖税、从中渔利的行为一时难以根除。当务之急就是要在宪法中规定纳税人应有的权利；税务机关在征税过程中要尊重纳税人合法权利，平等、公平地对待每一个纳税人，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征税意识；纳税人也要树立依法纳税的意识，因为他的偷逃税，就是对其他依法纳税人的不公平。最终建立起和谐的征纳关系，实现征纳税人之间的公平。
3.3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用税公平
税收是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价格，纳税人缴纳税款就是为了从国家获得相应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如果国家提供给纳税人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与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在数量和质量上不相符合，就显然是不公平的。所以，国家必须为了纳税人的公共利益而合理适用税款，相应地，法律应该赋予纳税人对国家用税的监督权。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税款被不正当地滥用，实现真正的用税公平。
税法中赋予纳税人监督用税的权利应该包括：监督税收制度和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使税收立法民主、公正、合理，从源头上保证用税公平；监督税款的保管，使之得到安全的保管，不被挪用或贪污；监督税款的使用，每一笔税款支出都应该经过预算，经过人大审批，并且每一笔税款支出都要向纳税人公开，由纳税人评判其合理性。
3.4其他
传统的税收公平仅限于追求一个国家（地区）一定时期内纳税人之间的公平，即人际公平。在经济全球化作用下，人类要保持可持续发展，税法公平还应包括当代人与后代人资源共享的代际公平和不同国家（地区）平等参与的区际公平。不管是以上何种类型的公平，最终都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保证社会在公平的环境下实现可持续发展。
4结语
税法的公平原则是指导税收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基本精神和指导。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关于税法公平原则的理论和立法。在我国目前完善税收法律制度，推进税法建设，实行依法治税的过程中，将税法公平原则良好地运用与贯彻其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也会对我们建立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鸿貌,陈寿灿.税法问题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2］杨秀琴.国家税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3］陈少英.税法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刘剑文.财税法学研究评述[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漆多俊.经济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6］秦蕾,杨继瑞.西方税收公平思想对我国税制改革的启示[j].税务研究,2005,(12).
［7］尚力强.注重税收公平 建设和谐社会[j].税务研究,2006,(9).
［8］林晓.税收公平的四种体现与重塑我国的税收公平机制[j].税务研究,2002,(4).
［9］王鸿貌.税收公平原则新论[j].浙江学刊,2005,(1).
关键词：税法 法理 规范作用 社会作用
税法作用是税收理论与实践中一个极具重要意义的课题，历代经济学家，特别是财政、税务专家们从不同角度对该课题进行了探讨，得出了颇有裨益的结论。归纳起来，主要有： 对国家财政收入的保证；对经济的调节；实现社会公平等。但对此若做进一步的思考，不难发现这众多的讨论多是从“税”的角度展开的，其结论也多反映为对经济理论的贡献。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就会看到，对税法作用的研究还可以从法理的角度做进一步的思考，沿着这个思路将会使我们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理论研究天地。为从法理角度展开对税法作用的探讨，先对“法”的一般意义上的作用表述做一扼要了解，并进而延伸至税法作用的法理思考。
一、税法的规范作用
税法作为国家庞大的法律体系中的一个分支，是对特定范畴—政府为满足社会共同性需要而凭借政治权力参与的社会产品的分配；对特定的当事人—纳税人和国家税务机关及各相关机构；对其特定的行为—税款的缴纳与征收，及相关的管理活动；所作出的成文的、强制性的行为规范。它的规范作用体现在：
第一，对相关主体税收征纳行为的规范指引。
税法的指引作用是对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税款征缴行为提供决策的相关信息，以使当事人明确其在税收征缴活动中的权力与义务。税法的这种指引作用对税收征纳的双方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特点，即对税务机关的指引更多的体现为“个别指引”；对纳税人的指引则体现为“共同的规范指引”。所谓“个别指引”，即是通过一个具体的指示对具体的人和事的指引。当某项法律或某项法律条款涉及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的时候，法律的指引就表现为“个别指引”。个别指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通常是直接针对一些特定的、易控的机构。个别指引通常也需要很高的信息成本。从税法规范对税务机关的指引作用看，由于税务机关的特定身份，它是一个有内部约束力的有机整体，它的行为不是某一个自然人的任意行为，行为主体的外延也十分清晰。因此，税法中的各种针对税务机关的条款的指向就十分明确，发挥着个别指引的作用。所谓“共同的规范指引”是通过抽象的规则对同类的人和事的指引。由于一项法律规则可以对无数人、无数事件提供信息指导，这就大大节省了信息成本，提高了指引效率。税法中所有针对纳税人的规则都将发挥共同规范指引的作用。税法所涵盖的纳税人范围极其广泛，而且在各税种税法纳税人的界定时又取决于其是否拥有相应的课税对象，情况十分复杂。因而相关税法只能体现为共同的规范指引。税法的共同规范指引具有连续性、稳定性、统一性和可预测性的优势，在建立和维护税收征管秩序中发挥最主要的作用。
第二，对相关主体“自身”与“他人”纳税行为的预测与评价作用。
从法律的一般意义上讲，其预测作用就是指人们可以依据法律预先估计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及其后果，从而对如何行为作出安排；其评价作用是指法律作为人们行为的评价标准所起的作用。具体到税法，可以看到，它不仅具有一般法律意义上的预测与评价功能，而且由于税法本身的特性，表现出其预测与评价的特定内容。
首先看税法的预测作用，税法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在税收征纳的过程中给相关主体的行为提供一种大致确定的预期。这种预期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纳税主体进行经济核算必不可少的参照系，或者说，有了税法的明确规定，纳税人在进行生产经营以及其他经济活动之前，便可大致计算出其经营的后果，测算出可能的利润空间。纳税主体依据税法对他人纳税行为的预测更多地体现为将自身纳税义务与他人纳税义务的比较，从而决定对税法的遵从程度。一般讲，税法制定得越公平，每一纳税主体对他人纳税行为的预测结果就越具有积极意义；反之，就会导致对税法的逆反心理。
再看税法的评价作用，税法的评价作用是指税法作为人们涉税行为的评价标准所起的作用。社会的每一微观主体在其享受了社会为其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同时，是否履行了应尽的义务，对人们这种社会行为必须有一个确定性的、权威性的评价，否则社会的规范运行无以为继。税法作为一种法律的评价标准，其评价的特点体现为： 第一，它着眼于对人们涉税行为及其后果的评价，尽管有时也涉及人们对“税”的认识、理念等主观心理因素，但其评价的根本着眼点在于人们的实际行为。这种评价对象的现实性取决于评价目的的现实性。第二，税法评价的标准具有明显的确定性。税法评价的确定性体现为立法、执法意图对“因人而异”、“不同理解”等现象的限制，一般讲，优质的税法都是通过法规条款的细化、具体化来限制“因人而异”、“不同理解”的空
间，从而为人们运用税法对相关行为的评价提供确定性的评价标准。第三，税法提供的评价标准具有权威性，并由此增强了其有效性。
第三，对少数违法者的处罚、戒训作用。
法律对少数违法者的处罚、戒训作用是通过法律责任的强加实现的，税法亦如此。税法通过违法责任的设定，一方面，当少数人过分强调个别利益，并将这种意愿外化为偷税、抗税等违法行为时，应实施处罚与训诫；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对违法者的经济处罚，对受损的公众利益予以补偿。
二、税法的社会作用
税法的社会作用主要体现为： 它向社会全体成员提供了对税收征纳行为约束的“制度性知识”，从宏观上降低了社会管理成本。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法律越来越成为“制度性知识”的重要来源。也可以说，它在维持社会的有序运转，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税法作为一种特定的法律规范，实际上是为国家税收征纳与管理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性知识，以维护税收征管秩序，降低税收征纳成本，从而降低社会管理成本。
显而易见，税收“制度性知识”的形成应体现社会成员整体的利益意图，公平原则应贯穿始终。但是在实践中，制度制定者、执行者的意愿和个人偏好不可避免地渗透于整个过程，干扰公众意图的体现。为此有必要选择能够有效制约制度制定者、执行者意愿和个人偏好干扰公众意图的方法，并形成从制定到执行，再到监督、调整的完整的制度体系，这就是税收的法律体系。
税法体系要调整的社会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归纳起来，可分为两层，第一层是国家分别与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两重关系；第二层是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征纳关系。在第一层关系中，国家是广义的“民众”的代名词，也是实质意义上的征税主体。国家与税务机关的关系是既要授予其必要的权力，以保证其职能的履行；同时，又必须严格规范其权力的行使范围、行使方式等，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国家与纳税人的关系，首先体现为国家征税的依据是其向民众提供了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因而有向每一纳税人（享受公共产品的主体）请求纳税的请求权；相对应的才是为保证这一请求权的实现所行使的（在形式上表现为强制性的）征税权。在第二层关系中，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关系看似很直观，但在其中，税务机关“代行权力”主体的身份又会使其行为不同于经济生活中纯粹的“债权人”行为。正是由于这种权利（权力）与义务“虚”“实”互置的关系，税法为人们提供的“制度性知识”就具有与其他法律、法规、制度不同的特点，形成一种特定的“制度性知识”范畴。
税法作为一种特定的“制度性知识”范畴，从微观上，为每一主体提供了明确的涉税行为准则，无论是纳税人（包括其他相对人、相关人）在发生各种涉税行为时，还是税务机关履行职责时，都只需按照税法行事，或按照税法对相关的当事人行为作出判断，而没有必要绞尽脑汁去考虑自己需要承担多少义务是恰当的（对于税务机关则是考虑要求不同的相对人履行义务的程度、行使权力的范围，及为相对人提供服务的标准等）。从宏观上，这种特定的“制度性知识”将不同的涉税主体有效地联系在一起，大大减少了人们涉税信息收集或税务监督、管理的成本。即使是出现摩擦、纠纷时，也有望将处理、解决的费用、成本降至最低。
三、税法作用的局限
在肯定了税法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客观地分析税法作用的局限性：
第一，税法只是一种“部门法”，其所涉及的主体及所需调整的法律关系范围大于税法本身规范，因而其作用的发挥有赖于其他法规的配合。在税收征纳过程中，除税法本身要调整的关系外，还必然涉及刑法、行政法、经济法以及国际惯例等相关法规的内容；且无论是税法本身，还是相关法规都必须建立在宪法规范的基础之上。因而要使税法的上述作用得以切实发挥，离不开相关法规的配合。近年来，我国涉税的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出现税务机关败诉率较高的现象，部分案例中是由于税务机关个别工作人员执法不当；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税法与相关法规在立法阶段就存在着明显的冲突。显然，这种“法”与“法”之间的不协调对税法规范作用与社会作用的正常发挥都是一种干扰。
第二，税法立法、执法目标的差异与冲突，常会使其顾此失彼，最突出的是税收的财政目标（为政府筹集财政资金）与税法的法律公平目标的冲突，使税法规范作用、社会作用遭到扭曲。在我国多年的税收征管史上，过分追求财政收入目标，以“任务指标”作为税务机关税款征收的要求，已经成为一种为人们所默认的准则。在税收的财政目标与税法产生冲突时，后者常常被忽视，或被人为地作出扭曲性的解释。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在税收理论研究与工作实践中，只注意强调了税法的财政、经济作用；忽视了从“法理”上对税法作用的研究与思考。
第三，税法普适性与灵活性的矛盾为权力的滥用留下可利用空间。前述税法“制度性知识”的社会作用，是建
立在其必然合理的假设前提上的，但是，当代的法律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专家们已不约而同地从逻辑上对这一假设前提给出否定的结论，如目前最流行的“公共选择理论”认为： 即使立法程序再民主、立法动机和意图也是好的，也无法使法律的制定获得普遍的合理性。这就从理论上对“法”的普适性提出质疑。整体法律如此，税法也不例外。特别是税法还具有特殊的权利、义务主体“虚”“实”互置的特点，在立法中为保护公众（权益的实际主体）的利益而必须赋予税务机关“权力优势”，没有税务机关的这种“权力优势”，税法无以履行；但这种“权力优势”一旦被滥用，税法规范作用、社会作用必然被扭曲。
第四，最后，税法与其他法律一样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僵化性特点。从其滞后性特点看，税法的制定与执行要求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税法只有内化于大多数人的意识，才可能形成普遍被遵循的社会状态，才真正树立起税法的权威，而这个过程需要足够长的时间。这种稳定性的需要难于应付动态不定的社会变迁，特别是社会、经济重大变革时期，这种矛盾更为突出。从其僵化性特点看，税法是格式化的，是由概念、规则复合而成的文字系统；而各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却是非格式化的，是错综复杂的、千变万化的。不难发现，完全按照文本主义的原则“依法办事”在实践中会遇到很多障碍，因而，为维护税法整体的实施，对征税中个案效率、公平的折损就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参考文献：
（1） 陈金钊《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关键词 高校 税收筹划 税收优惠政策 节税风险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随着高校规模不断扩大，高校办学经费来源呈现多元化态势，除了传统的财政拨款及学费收入，还有各种租金收入、服务性收入等，高校财务管理变得更为复杂，也给高校税收筹划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相对于国外高校早已盛行的税收筹划，我国高校税收筹划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很不成熟。如何完善高校税收筹划，实现高校税收筹划健康发展，无疑是高校财务管理中必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1高校税收筹划的特征及意义
目前国内外对于税收筹划的界定不尽一致，一般认为，税收筹划指纳税人在现行税法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财务管理活动中涉税事项的筹谋、策划，合理运用税收优惠政策和税法允许的技术差异，达到减轻税负以实现财务目标。在一些文献中，人们也经常使用“纳税筹划”、“税务筹划”等近似概念。税收筹划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合法性。即税收筹划是一种符合法律意识的活动，因纳税筹划所获利益是合法的。二是事前筹划性。即税收筹划属于应税行为发生之前的策划与安排。三是目的性。税收筹划的目的是减轻税负，实现财务目标。四是风险性。税收筹划是一种事先安排，也是一项复杂的决策过程，涉及较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导致税收筹划风险的存在。
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学校一直对于税收筹划十分重视，而我国直至近年来才开始关注这一方面。在目前国家越来越重视高等教育事业的背景下，加强高校税收筹划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实现高校经济利益最大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经济利益是高校的重要财务目标，通过税收筹划，能最大限度地减轻税收支出负担，增加学校收益。二是增强高校纳税意识。高校进行税收筹划的过程，也是高校相关人员学习税法的过程，税收筹划有助于推动高校纳税人研究税法，增强纳税意识，依法履行纳税义务。三是提高高校财务管理水平。税收筹划是一门科学，不仅涉及税法及高校财务、会计制度，还涉及纳税人的经营活动及会计信息等，通过开展税收筹划，能极大地提高财会人员业务水平。四是有利于推动我国税法的完善。通过税收筹划，可以对现行税收法规实施验证，发现、了解税法中不尽合理之处，推动我国税法不断改进和完善。
2新形势下加强高校税收筹划的举措
2.1重视税收筹划的应用
依法纳税是纳税人的义务，而在尊重税法的前提下，科学筹划，合理节税，谋求税负最小化也是纳税人的权利。目前部分高校对税收筹划的意义认识不足，税收筹划意识淡薄，未重视税收筹划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不仅影响了高校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实现，也影响了高校财税管理水平和资金利用率的提高。为此，高校应在观念上从依法纳税上升为主动筹划，增强税收筹划意识，加强税收筹划研究，在经济活动过程中通过系统科学的税收筹划，实现纳税最优化或税后收入最大化。
2.2认真研究高校税收优惠政策并用好用活
近年来，国家推行“科教兴国”战略，鼓励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在对高校及其后勤实体的税收政策方面，先后出台了一些专门的优惠政策。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2004]39号、财税[2006]3号、财税[2013]83号等文件，内含大量的税收优惠政策，不仅促进了高等教育各项工作的快速发展，也为高校税收筹划提供了较大的空间。高校应认真研究，根据自身实际，熟悉并灵活运用这些优惠政策，加强税收筹划，达到积少成多的节税效果，减轻高校的税收负担。
2.3密切关注税法变化，注意税收优惠的时效性
从已出台的高校税收政策看，每项税收政策的出台都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有关，且国家皆以“通知”这种时效较强的形式，有些“通知”明确规定了时效，如财税[2013]83号文件，是关于经营高校学生公寓及食堂税收政策的规定，该文件执行期限只有3年。因此，高校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应密切关注税收政策变化及有关文件废止情况，避免制定无法律时效的筹划措施，谨防税收筹划由合法变成违法。
2.4加强与税务部门的交流与沟通，降低税收筹划风险
税收政策具有相当大弹性空间，税务部门在税收执法中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中，高校自以为合法合理的税收筹划方案，结果并不能得到税务部门的认可。因此，高校极有必要加强与税务机关的交流与沟通，一方面可以及时获取最新税收政策信息，一方面可获得税务机关在税法执行方面的指导与帮助，有利于在对税收政策的理解上与税务机关取得一致。这样，高校税收筹划方案容易得到税务机关的认同，避免无效筹划，可有效降低节税风险。
2.5配备熟悉税法和税务管理人才，提高税收筹划水平
高校税收筹划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求筹划人员精通会计，通晓税法、税务知识，还要熟悉投资、金融等方面知识，对财务管理人员能力要求很高。目前高校不少财务人员很难胜任税收筹划这一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为此，高校可设置专门的税务管理岗位，配备专业的管理人员，开展税收筹划。为解决人才缺乏问题，高校要重视人才引进，充实高校税务管理队伍，提高税收筹划水平。必要时，还可聘请税收筹划专家帮助，以提高税收筹划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1] 洪晶，田娣.高校财务管理中的税收筹划分析研究[J].群文天地，2012（8）.
纳税筹划是指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等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的获得“节税”的税收利益，最终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企业进行纳税筹划是以税法和会计准则为前提的，依法开展纳税筹划是企业的一项基本权利，对企业和社会都有重要意义。
一、税法和会计准则在纳税筹划中的重要性
1、税法和会计准则是企业进行纳税筹划的基础。众所周知，会计准则是企业财务工作的基础，税法是企业税额计算的基础，而纳税筹划是一项涉及上述两项工作的活动，关系着企业财务工作和税额的计算清缴，所以在纳税筹划中把握税法和会计准则及其差异就显得特别重要。分析税法和会计准则的差异不仅能提供纳税筹划的基础知识还能有助于企业避免重复或多交税款。
2、研究税法和会计准则的差异能降低纳税筹划的风险。纳税筹划风险是指纳税人在开展纳税筹划活动时，可能出现的筹划方案的失败、偷逃税罪的认定及其所带来的各种损失。风险发生的原因在上文也有提到，主要有两点：一是不能准确把握具体情境下应采用的筹划方法；二是对税法和会计准则及两者差异的掌握不够准确。研究税法和会计准则及其差异能降低纳税筹划的风险，在纳税筹划中具有重要意义。
3、税会差异为企业纳税筹划提供警示并创造筹划空间。研究税法和会计准则的差异有助于规范企业在纳税筹划中过失性的少缴、不缴税款，为纳税筹划提供风险警示。另外，税法和会计准则的差异中还蕴藏着节税的途径和方法，为纳税筹划开拓了空间。所以我们要去研究税法和会计准则的差异不仅仅是为了利益，还为了更好地规避风险。
二、举例说明：固定资产折旧费在纳税筹划中的具体应用
在折旧方法的规定上，会计准则和税法有较大差异。会计准则允许企业采用的折旧方法有两类四种：一类是传统的折旧方法，包括工作量法和年限平均法；另一类是加速折旧法，包括年数总和法和双倍余额递减法。企业应根据固定资产经济利益的实现方式，选择较合理的折旧方法，折旧方法一旦确定，不得随意变更。而税法规定，按照直线法计算的固定资产折旧，准予扣除（直线法包括年限平均法和工作量法）。只有满足一定条件的固定资产，税法才允许其采用加速折旧方法或缩短折旧年限，此类固定资产包括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和常年处于高腐蚀强震动状态的固定资产。
根据税法的规定，一般性固定资产应根据企业生产情况选择年限平均法或产量法。年限平均法是把折旧费在折旧年限内进行平摊，而产量法是根据企业年产量的大小分摊折旧额。通常，企业产量在初始几年较高，釆用产量法分摊的折旧额也较多，从而在初始几年较多地冲减了税基，达到了递延纳税的效果。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年限平均法有最低折旧年限的限制，而工作量法因按工作量计提折旧，使用年限可能会短于最低折旧年限，进而加速了折旧的抵扣。对于那些属于允许釆用加速折旧的固定资产，企业应采用加速折旧法。因为加速折旧法使企业在初始年份提取了较多折旧，减少了企业当年的所得税额，相当于使企业获得了一笔无息贷款。这种折旧方法的筹划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用，企业在使用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1、企业在选择折旧方法时，应考虑收益的分布情况。在我国现行税制环境下，如果企业的收益较均衡或早期收益后期亏损，则采用加速折旧法有利于企业节税；但如果预期企业早期收益不佳出现亏损，后期才实现收益，这种情况下，采用年限平均法会比加速折旧法节省所得税支出。
2、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在税收的减免期内，折旧费用的抵税效果会被减免优惠全部或部分的取消，因此应选择减免税期折旧少，非减免税期折旧多的方法。企业对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选择应在符合税法规定的基础上，尽量选择较低的使用年限，但这不是绝对的，还应注意企业受益分布情况及所享受的优惠政策。
三、开展纳税筹划应注意的问题
纳税筹划探讨是针对税法和会计准的具体差异展开的，它的有效实施还需要其他理论和方法的补充，企业在开展纳税筹划时还应注意以下问题。
1、企业整体利益最大化仍是纳税筹划的核心。虽然基于税法和会计准则差异开展纳税筹划能减少企业某方面的费用，但我们不能忽视财务管理的目标，它要求企业的所有经营活动以企业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纳税筹划作为实现财务管理目标的一种途径，更应该遵守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实务操作中，我们不能仅仅针对个别税种、业务或期间开展纳税筹划，片面追求低税负而忽略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由于企业的经营活动具有连带性，所以一项筹划方案的实施可能引起其他收益的变化，结果就可能出现税负最小的方案却不是最好的方案。另外，纳税筹划本身也包含着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我们在估算各方案的优劣时要考虑这些成本。总之，企业在开展纳税筹划时要从整个企业的角度综合考虑各方案的效益，不能片面追求税负最小化。
2、注重提高企业纳税筹划人员的专业素质。基于税法和会计准则差异开展纳税筹划是一项专业技术性很强的财务管理活动，它要求筹划人员不仅深入了解相关专业知识而且要对企业的所有经营活动略知一二。因此，企业若想提高纳税筹划的质量，就应重视内部筹划人员的培养。企业和筹划人员对纳税筹划质量的提高都有推卸不了的责任。如企业可为员工提供学习培训的机会，逐步提高筹划人员的素质；筹划人员也需要自己努力，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充电学习。此外，企业还需通过一系列方式定期对纳税筹划人员的素质进行考核，进而从根源上保证纳税筹划的质量。
3、理解并遵守法规。企业在履行纳税义务的同时，也享有税法赋予其纳税筹划的权利。但企业享有纳税筹划权利的前提是不违反税法的规定。纳税筹划是利用税法的不同规定或优惠政策为企业节省税负，它绝不等同于偷税漏税的投机行为。纳税筹划是国家税法予以提倡的，而偷税漏税是国家税法予以严厉打击的。基于此，企业应该认识到以纳税筹划的名义进行偷税漏税的行为将会带来的严重性后果。所以企业筹划人员需要对税法的规定熟练掌握，从而明确纳税筹划与偷税漏税的界限，以免企业违规操作而受到严厉的惩罚。理解并遵守法规的思想应贯穿在纳税筹划的整个过程中。
4、把握不准的差异要适时咨询专家人员。企业执行的纳税筹划方案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方案的合法性能否取得税务机关的认同。所以在企业基于税法和会计准则差异幵展纳税筹划时，对于筹划方案的合法性不确定时，可以适时咨询当地主管税务机关的资深人员或相关财务公司的专家人员。资深的专家经验丰富，能给企业提供合法合理的建议。此外，基于税法规定中往往具有一定的弹性区间，税务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也就相应具备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对于税务机关运用自由裁量权的特点，纳税人凭借自己的力量很难准确把握，这就要求企业与税务机关保持良好的关系，在互动中了解主管税务机关的管理特点，进而有针对性地开展纳税筹划活动，降低纳税筹划风险，获取相应的节税利益。
5、差异的利用要从企业的实际出发。纳税筹划具有很强的情景性，每个成功的纳税筹划案例都是筹划方法与特定条件结合的产物。本文虽然列举了那么多差异利用的筹划方法，但鉴于每个企业所处的实际环境和所享受的税收待遇不同，企业切不可直接照搬上述方法。聪明的筹划人员应从企业实际出发，在充分了解自身情况的基础上，灵活运用筹划方法，选择一项最优的纳税筹划方案。
参考文献：
[1]陈明睿.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分离的意义与企业税收筹划的探讨[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2（3）.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税法价值 代内公平 代际公平
税法的价值直接决定了税法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每一部税法都应当是对税法价值的记载和表现。然而我国税法的价值问题研究滞后，成为制约税法理论研究与实务操作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税法的传统价值理论
税法的价值，是指普遍的税法主体从实在税法本身的既存价值的非理想性出发，根据其自身的需要，希望待订或待改的税法应当具有的性状、属性或作用等因素；这些因素通过税法主体的实践和努力不断地得以实现，同时又不断地对实在税法的既存价值进行超越。
税法的价值研究应当将重点关注于所谓“税法的主观指向意义上的价值”或是“税法对其主体的绝对超越指向”。税法的应有价值也正是在其与实在税法的既存价值之间的冲突和调适过程中而逐渐得以实现的；同时，税法的应有价值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使其与实在税法的既存价值之间总是保持一定距离，因而具有永恒的指导意义，成为人类税法实践永远追求、不断完善的动力。研究税法的价值理论，从实质上看，在于将税法学基本理论研究从对规则体系的注释说明和对原则含义的归纳总结层次，进一步深入到对价值系统建构解释的更高层次，以深化税法学基本理论的研究。
关于我国传统税法学理论，学术界的主要观点有两种：效率为主导，兼顾公平；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首先，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市场经济结构合理性欠缺而且效率不高，因此，将税法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应该尊重“无形之手”的作用，按照社会效率最大化为宗旨设置税种、确定税率及该种税的构成要素，由此将社会效率放在第一位是无可厚非的。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将社会公平作为税法的价值取向并以此为指导来架构本国的税法体系，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迅速，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但社会分配极端不公的趋势却越来越凸显，因此，发达国家不得以采用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来解决社会分配走向极端的问题。因而，该观点认为，我国经济发展较这些国家滞后，贫富差距在社会分配中存在且呈拉大的趋势，但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协调不会构成任何威胁。所以，社会效率为主就是强调目前应该以经济发展作为中心，分配公平属于次重点来考虑是较为合理的。
其次，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因为法的正义价值是法的基本价值名目，而正义通常又可以被表述为公正、平等、公平等其他的词，因此，从一般的意义说，作为法的基本价值名目之一的“正义”在税法中即体现为税法的公平价值。所以，公平（正义）应是税法最至上的价值目标。另外，税法存在的功用之一就是确保税收的各项职能最大化的实现，而现代税收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调节分配上的不平等，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合理有效地解决，势必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甚至会引起社会动荡。同时，该观点还认为，税收的效率价值要求“税收中性”得以保持，即税收在运作时，不能超越基础性的市场配置资源机制而对公平产生根本性影响。因此，税法的价值应当以公平为上位的概念，而效率是属于次要的位置，这种税法的价值排序被认为符合我国社会现阶段和长远发展需要。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传统税法的价值理论研究中，效率与公平并存且地位此消彼长。
税法传统价值的解析
法的价值研究对于法学研究相当重要，税法的价值研究之于税法学研究也是如此。因为，“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同时“一种完全无视或忽视上述基本价值的一个价值或多个价值的社会秩序，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法律秩序”。
正是基于税法价值研究的重要性所在，笔者认为上述我国传统税法价值的确立与表述存在不当。首先来看第一种观点：效率为主导，兼顾公平的税法价值。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税法价值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现有模式下，将社会效率当作首要价值目标，社会公平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其他价值目标处于次要或虚无的地位。这种价值判断存在着历史的原因和心理因素的误导，其更适用于初次分配领域。同时这种价值观让人想起工业文明时期的单纯经济增长论，它虽然从方法论的角度，采取了定量分析的方法和实证评判的方法，给了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但与可持续发展却是背道而驰的，由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异化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和局限，容易将人们导向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而牺牲公平的歧途，导致“有增长无发展” 的恶果。客观地讲，税法确实注重效率价值目标的追求，但是，税法的注重效率应该“在于它不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福利、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自由和自身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微观和经济的成果只是社会效益的组成部分之一”。而税法的效率为主的价值观只侧重于眼前，无视该增长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其次，传统的税法价值论的第二种观点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对于这种观点，笔者认为，社会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是人类社会不断追求的理想，通过法律确认税收公平，是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生活的体现。法学自从诞生之日就同公平、秩序之类的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公平总是与人类文明同步前进的。因为“没有公平，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就会落空，而被特权（即特殊的自由和权利）所取代，法律的秩序也就不可能得到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就更无从谈起。而现代社会的发展导致人们相互之间在能力、禀赋、财富等方面的差别愈加显著，如果法律对这些先天性不平等的现象视而不见，依然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只能使“不平等变得天经地义，甚至加剧这种不平等”。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判断一个良好税收体系的第一标准是公平，第二个重要标准是效率。税收对分配格局的再分配调整和影响也只能是在一个合理限度内尽量缩小收入差距，而不可能使收入毫无差距。人们必须突破这种“心理障碍”，重新对税法的“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取向进行全面、深刻的认识。因此笔者认为公平主导，效率兼顾的税法价值取向成为主流是必然的。
但是，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这与理性人追求利益和欲望的无限膨胀等非理性行为之间形成了“二律背反”。当然要求人们与生态自然隔绝是不现实的，那么如何制定各种规范来界定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度”，能否实现法律的生态和形态辩证统一，其“根本的原因恐怕是文化的”，“其核心是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具体体现在对传统法律重新审视时，应该将法律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置于价值观的核心地位。
因为生态或者自然环境危机从根本说是文化危机，因此如何使人类获得更深层次的文化理念是生态环境保护及现代性问题缓解中最根本的层面。只有通过与生态环境相和谐的文化理念来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态环境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从而使可持续发展成为现代税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
因此，不难看出，上述占主流地位的公平为主导、效率为辅的传统税法的价值取向中“公平”所体现的均为当代人的“秩序、公平、自由”，其价值目标在反对和破除封建神权观念统治方面确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历史的作用。但是它与可持续发展是相悖的，具有外延上的不完整性：只关注代内公平（当代人的公平），即满足当代所有活着的人的基本需要并给予机会以满足其追求较好生活的愿望。而对于代际公平即当代人和子孙后代之间的公平有所忽略，所以在公平的全面性和延展性即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缺憾，该缺憾造成的后果主要表现为由于生态环境资源的链条性、不可再生资源的有限性与代际（宇宙）的无限性之间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性助长了人类无限度的掠夺生态自然，破坏生态环境的盲目倾向，从而造成了种种的生态灾难。
现代税法价值确立及体现
从本质上来说，法的价值是“法对于主体需要的积极意义”，“把关注点放在对社会全体成员而言的具有最一般、最普遍意义的法价值的研究上”。在这个层面上，可持续发展就是对社会全体成员而言具有最一般、最普遍意义的。
从理论上讲，在可持续发展观念下，税法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以公平为主，兼顾效率。 因为“公平是法律所应当始终奉行的一种价值观”。其认为，“在公平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命令才具有法律效力。在人类事务中，与人类理性一致的，才能称其为公平。而理性的规则，就是自然法。因此，每一种由人所制定的法，只要与自然法相一致，就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它在任何一个方面与自然法相抵触，那么，它就不再是法律，而是法律的堕落”。但是，可持续发展观覆盖下的公平的价值目标，应该是不同于以往的、更深刻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平，它除了上述传统税法的公平价值，即纳税人之间的公平、征纳双方间的公平、纳税人与国家间的公平，还要关注以下两方面的公平：
（一）代内公平
代内公平即“在任何时候的地球居民之间的公平”，是指代内的所有人，不论其国籍、种族、性别和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对于利用自然资源和享受清洁、良好的环境均有平等的权利。就国内而言，代内公平是指同一代的人公平地获得当地对于生存和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共有的环境资源；同时，也要为公平的目的对私有财产进行限制，不允许以破坏环境资源的形式使用自己的财产。在一国内部由于穷人比富人更加依赖于自然资源，如果穷人们没有可能得到其他自然资源，便会更快地消耗这些自然资源，那么，一国内部的这种不公平性也会助长经济、社会、环境不可持续的发展。
如果对自然资源的要求，是建立在不惜以掠夺的方式开采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而将人类推向了生态环境的承载量的边缘，就构成了全球性的现代性问题。那么，这种非理性发展无疑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从历史上看，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是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的剥削和掠夺的基础上的。这是国家间不平等的本质体现。
可见，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代内公平包括国内当代人之间的公平，也包括国与国之间在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享用上的公平。代内公平与传统税法的公平既有竞合，又有延展，其外延大于传统税法价值取向中公平的外延。
总之，代内公平意味着活着的所有人都有权得到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基本满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现代内自然资源利益分配的公平，可见，代内公平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代际公平
代际公平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国际环境法学家、美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华盛顿大学的爱迪•布朗•韦丝提出来，其基本含义是世世代代之间的公平。韦丝认为，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是各代（前辈、当代和后代）之间的一种伙伴关系，在人类家庭成员关系中有着一种时间的关联。代与代之间的公平为各代人提供了底限，确保每代人至少拥有如同其祖辈水准的行星资源区；如果当代人传给下一代不太健全的行星，即是违背了代间的公平。同时，韦丝提出了组成代际公平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保存选择原则，即每一代人既应为后代人保存自然的和文化的资源的多样性，以避免不适当地限制后代人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和满足他们的价值时可得到的各种选择，又享有可与他们的前代人相比较多样性的权利；第二，保存质量原则，即每一代人既应保持行星的质量（指地球的生态环境质量），以便使它以不比从前代人手里接下来时更坏的状况传递给下一代人，又享有前代人所享有的那种行星的质量的权利；第三，保存接触和使用原则，即每一代人应对其成员提供平等的接触和使用权。基于此，她提出了“行星托管”的理论。 该理论主张，“我们，人类，与人类所有成员，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掌管着被认为是地球的我们行星的自然资源。作为这一代成员，我们受托为下一代掌管地球，与此同时，我们又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
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世展的过程，人类各代都要在地球上生存和发展，都对地球上所禀赋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财富拥有均等的享用权。前代人的发展不能靠牺牲后代人的利益来维持。人类必须认识到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过度的消耗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造成生态危机，这就损害了后代人的利益。因为当代人和后代人对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有相同的选择机会和相同的获取利益的机会，当代人有权使用资源并从中受益，也有责任为后代保护资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每一代人都有相同的地位，都具有平等的权利，因为每一代人都希望能继承至少与他们之前的任何一代人一样良好的地球，并能同上代人一样获得地球的良好生态环境与资源。
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后代人还应该拥有同当代人同等乃至更好的发展机会。未来不是以往的重复，也不是现在的简单延伸，它是人类的选择，后代人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前代人所作的知识以及财富的积累。代际公平的目的主要是体现当代人为后代人代为保管、保存地球生态环境资源的观念。可见，代际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是“可持续”的内核所在。
但是，代际之间的公平在以往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是有所忽视的，在税法学研究中也是如此。这是传统社会发展观中的公平价值目标与税法可持续发展的公平价值目标的根本区别。而恰恰就是这种区别的存在，人类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无视生态环境自身的价值，片面强调“以人为中心”，而这里的“人”仅仅指涉当代人，忽略了后代人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应当享有的均等权利，在经济发展中心论的传统发展模式下，现代性问题的出现，就不可避免。
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税法的价值必须进行重构，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税法的价值取向仍以公平为主，兼顾效率，但是这里的公平不再是当代人之间的公平，必须强调是代内与代际之间的公平，即全面公平。当然不能只强调公平，忽略效率，因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既然有发展就不能没有效率。日本税法学者金子宏也认为，当不能将两者（指公平和效率）兼顾起来时，则虽有时优先效率这方面是可能的，但原则上还是要优先公平这一侧面的。
税法价值的重新确立使税收调控的目的不止局限于经济发展，也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人类的长远利益，对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代性问题有了理念性的指导，为我国税法的外在结构性制度构建提供了责任共负的伦理意识和公理。
参考文献：
1.张恒山.“法的价值”概念辨析[j].中外法学，1999（5）
2.杨连专.试论当前我国税法的价值取向[j].洛阳师专学报，1998（17）
3.庞德，沈宗灵等译.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商务印书馆，1984
4.e•博登海默，邓正来，姬敬武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华夏出版社，1987
5.何勒华.西方法学史[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6.吕世伦.趋利避害，加强现代西方法律思想文化的研究[j].法学家，1999（1）、（2）
7.彼德•斯坦，约翰•香德，王献平译.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8.斯蒂格利茨著，郭晓慧等译.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关键词：税收筹划 企业所得税 财务管理 节税
一、所得税筹划的意义
税收筹划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是指纳税人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通过对企业的财务活动和经营活动作出事先筹划和安排，合法地减轻甚至免除自身承担的或额外的税收负担，从而实现税后利益的最大化。
企业税收筹划的前提条件是依法纳税、依法尽其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和具体税种的法规条例，应按时足额交纳税款。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合理避税，才能视合理避税为企业的权利，才能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
在符合国家税收政策导向的前提下进行税收筹划对企业，国家和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企业经济行为又效率的选择，增强企业竞争能力
1.税收筹划有利于增加企业可支配收入，企业进行税收筹划降低了纳税成本，节省了费用开支，同时也提高了企业的资本回收率，从而使企业获得的利润直接增加。
2.税收筹划有利于企业获得延期纳税的好处。企业实行税收筹划，通过一些可选择条款的合理充分运用，可以将即期应纳税款延期缴纳，相当于企业从国家获得一笔无息贷款，无形中增加了企业资金来源，使企业资金调度更灵活。
3.税收筹划有利于企业正确进行投资、生产经营决策，获得最大化的税收利益。税收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有着重大影响。
4.税收筹划有利于企业减少或避免税务处罚，减少额外的税务支出。
（二）有利于实现国家税法的立法意图，充分发挥税收杠杆作用，增加国家收入。
1.有利于国家税收政策法规的落实。
2.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
3.有利于增加国家外汇收入。
4.有利于税务业的发展。
我们所说的成功的税收筹划，往往既能使经营者承担的税收负担最轻，又使政府赋予税收法规中的政策意图得以实现，对政府、对企业都有利。
二、所得税税收筹划的特点
1.税收筹划具有长期性的特点.
2.税收筹划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纳税人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三、所得税税收筹划应考虑的问题
近年来，《企业所得税》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两税合并的问题正成为当前经济界讨论的重点，并被社会各界所关注。两税合并意义重大，事关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能否在公平的政策环境中开展竞争。
税收的基本职能主要是组织财政收入和进行宏观调控。政府通过开征各种税收来组织收入，并通过设置不同的税种有效的、灵活的调控宏观经济。
（1）降低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提升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
目前，我们都有目共睹的是，要使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就须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只有如此才能启动健康消费、拉动国民经济。
（2）使用累进制税率，实现广泛意义上的公平。
（3）随着国际经济的发展，以所得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更加重要。
四、所得税税收筹划在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1.企业投资决策过程中的税收筹划策略
（1）投资地点的选择
企业进行投资决策时，应充分利用不同地区间的税制差别或区域性税收倾斜政策，选择整体税负相对较低地区进行投资，以获取最大的税收利益。
（2）投资行业的选择
企业进行投资决策时，对相关行业税收优惠及不同行业的税制差别也不容忽视。例如，为鼓励发展教育科学事业，对直接用于科研和教学的进口仪器设备免征增值税；为鼓励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对从事生产性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享受“二免三减”的税收优惠；
（3）投资方式的选择
一般情况下，进行直接投资应考虑的税制因素比间接投资更多。由于直接投资要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直接的管理和控制，这就需要企业面临各种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和行为税结合自身情况进行综合经营决策；而间接投资一般仅涉及到取得的股息或利息的所得税及股票、债券资本增值而产生的资本利得税等。如我国税法规定，股票投资分取的股息收入须按规定进行计税，而国库券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税所得时可以扣除。
2.企业筹资过程中税收筹划策略
筹资筹划是指利用一定的筹资技巧使企业达到获利水平最大和税负最小的方法。筹资筹划主要包括筹资渠道筹划和还本付息筹划。
（1）筹资渠道筹划
一般来说，企业筹资渠道主要有财政资金、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企业自我积累、企业间自我拆借、企业内部集资、发行债券或股票筹资、商业信用筹资和租赁筹资等。从纳税角度看，这些筹资渠道产生的纳税效果有很大的差异，对某些筹资渠道的利用可有效地帮助企业减轻税负，获得税收上的好处。总体上看，企业内部集资与企业之间拆借方式效果最好（尤其企业间税率有差别），金融机构贷款次之，自我积累效果最差。
（2）还本付息筹划
利用利息摊入成本的不同方法和资金往来双方的关系及所处经济活动地位的不同，往往是实现节税的关键所在。金融机构贷款，其核算利息的方法和利率比较稳定、幅度变化比较小，企业灵活处理的选择余地不大。而企业与经济组织的资金拆借在利息计算和资金回收期限方面均有较大弹性和回旋余地。其主要方法是提高利息支付（不高于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减少企业利润，抵消所得税额，同时，再用某种形式将获得的高额利息返还给企业或以更方便的形式为企业提供担保、服务等，从而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
五、所得税税收筹划的几点建议
1.正确理解税收筹划的涵义，使税收筹划与税收政策导向相一致。
2.充分领会立法精神，灵敏感知税法内涵，合理规避税收筹划风险。
3.加快税收筹划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
4.注重税收筹划方案的综合性，使之符合财务管理目标。
关键词：备查账；会计核算；后续管理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1
备查账亦称备查簿、备查登记簿，它是一种辅助账簿。是指对某些在序时账簿和分类明细账簿中未能记载或记载不全的经济业务进行补充登记的账簿。设置和登记备查账簿，可以对某些经济业务的内容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备查账主要用于登记资产负债表表内（或分类账账内）需要说明原因的重要交易或事项，或资产负债表表外（或分类账账外）的重要交易或事项。具有备查备忘的基本作用。例如，分类账内没有反映的担保事项、分类账内虽已记录但性质重要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等，都需要在备查账上进行登记说明。国家统一会计制度对备查账的设置有明确要求，所有企业都必须按要求依法设置会计账簿体系，包括总分类账、明细分类账、日记账和备查账簿。
其次，我们来看备查账的意义和作用。备查账对完善企业会计核算、加强企业内部控制与管理、强化对重要经济业务事项的监督、明确会计交接责任、准确填列财务会计报告附注内容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企业持续管理的需要，也是会计信息披露的需要，尤其是2007年新企业会计准则与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会计核算的业务内容越来越复杂，与税法的要求差别化更大，会计核算要求的精细化也越来越高，设置备查账的重要性已更显突出。单说所得税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中的采用债务法计算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由此确认的所得税费用包括了当期所得税费用和递延所得税费用。对会计核算与税法计税基础的差异，若没有完善的备查资料记载，对需要逐年纳税调整的事项势必会影响会计信息的提供，甚至造成企业多缴或少缴所得税，给企业带来不该有的损失。可见，建立备查账簿，进行后续管理成为所得税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
《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的暂行规定》中，要求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进行所得税会计处理的企业，在增设“递延税款”科目的同时，还要设置“递延税款备查登记簿”，详细记录发生的时间性差异的原因、金额、预计转回期限、已转回金额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十条第（七）项规定，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未经核定的各项准备金支出不允许税前扣除，仍按历史成本计提折旧或摊销，以计算当期应纳税所得额。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基于资产的真实性和谨慎性原则考虑，为防止企业虚增资产或者虚增利润，保证企业因市场变化、科学技术进步，或者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导致资产实际价值的变动能够真实地得以反映，要求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已出现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确认资产减值损失，并对减值资产的折旧或摊销费用在未来期间作相应调整。这样就形成了会计与税法的差异。
2.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方法与期限不同引起的会计核算与税法之间的差异。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十一条规定，企业的固定资产按照直线法提取的折旧，准予扣除，按照其他方法计提的折旧，应该根据直线法重新调整后，才准予扣除。
企业拥有一项固定资产，按直线法提取折旧，估计其使用寿命为15年，但按税法规定其折旧年限最低不得少于20年，假如企业持有该项固定资产5年后将其处置，此时，该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为其历史成本减去按会计准则提取的折旧，但其计税基础却为其历史成本减去按税法规定可以计提的折旧，由于可以提取的折旧不同，因而其计税基础与其账面价值不同。同样容易造成企业的纳税风险。
3.职工教育经费、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列支。新税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2.5%的部分，准许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无限制结转扣除。这就实际上是允许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准予全额扣除，只是在扣除时间上作了相应递延。对于超过部分，就需要登记备查账簿，记载超过部分金额及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的情况，这部分在以后年度结转扣除的金额，在扣除当年是要调减应纳税所得额的。如果企业未登记此备查账，就容易忘记而造成多缴纳企业所得税。
新税法第四十四条还规定，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的部分，准允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超过部分同职工教育经费的结转扣除道理一样也应登记备查账簿，以免造成企业多缴纳企业所得税。
4.可抵扣亏损。新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对按税法规定能够结转后期的可抵扣亏损，应当以很可能获得用于抵扣的未来应税利润为限，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企业应当对五年内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是否能在以后经营期内的应税利润充分转回作出判断，如果不能，企业不应确认为所得税资产。同样，这一事项的影响一直能延续五年时间，当然也需进行备查登记。
既然备查账簿如此重要，那么应怎样设置备查账呢？前面说过备查账簿是一种补充登记的参考资料，与其它账簿之间也不存在严密的勾稽关系，它也就没有固定的格式，可以根据企业具体的管理需要及业务的性质、特点来决定，对每一事项设置备查账的方法与格式也就不一样。备查账簿可以采用一般会计账簿的格式登记备查，也可以自行设计格式，只要能把业务内容记载清楚，说明情况，便于工作的衔接，起到备查备忘的作用即可。备查账簿的登记必须按照业务内容详细记载，除记录原始备查内容外，还需在以后发生调整时逐笔记录每次调整的完整内容及其影响。备查账簿的使用年限比较长，必须要求专人保管，列入移交。
备查账簿虽然是一种辅助账簿，但作用不容不敢忽视，特别是在新会计准则执行后，税法和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较大，备查账簿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所以企业会计人员要合理设置和使用备查账簿，完善会计资料，提供全面的、精细化的会计信息。
参考文献：
[1]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释义连载[N].中国税务报，2008.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制定.企业会计制度2001[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关键词】财税法 权利义务 实证分析
【正文】
一、财税法学课程开设的必要性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财政税收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为人们所关注,计划经济体制下诸如行政命令等等直接干预经济的行政性手段逐渐为政府所摒弃,取而代之的是运用财税、金融等间接性手段对国家宏观经济加以调控。因此,不仅仅得到政府官方的重视,我国的国民也对其倾注了前所未有的热情,而这一热情一方面是来源于财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源于财税与国民生活紧密程度的增强,加之人们逐渐对于税收本质认识的加深,更是给了财税法的发展以强大的动力。
在国外,税法对于国民的影响是我们所不可想象的,正如西方的那句谚语所讲:人的一生有两件事是不可避免的,死亡和税收。因此,各个国家对于税法的教学和研究也是颇为重视,不论从开设该课程的学校数量还是开设的学时,以及所讲的内容方面等等,都是我们所不及的。诸如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大学法学院的税法的设置位居国家众多项目之首;俄亥俄州大学要求申请法律硕士课程(Master of Laws Programs)的申请者,必须是已经修读了联邦个人所得税等课程。欧洲的很多国家都将税法作为一门强制性的课程来设置,只是在本科生阶段和研究生阶段的侧重会有所不同。与之相比,我们财税法课程的开设在全国高等院校中(包括综合性大学和财经类、税务类院校)都是极为有限的,税法课的学时绝大多数是36学时,个别的是54学时,且讲授的内容很多的涉及到财经类等经济方面的内容,对于财税法学的研究和法学所特有的权利义务并为被其所重视。
自由、民主和法治已经理直气壮地成为当今政治生活的主题和时代的主旋律。它不仅成为社会民众的最强音,而且也成为当权者致力实现的根本愿望;它不仅以显赫的文字载入国家的根本大法,而且以崇高的精神追求占据着人们的心灵。它将不再是中国人的梦,也不再是西方人的专利品和中国人的奢侈品,而是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共同理想,以及正将这一理想付诸实施的行动。[1] 随着“依法治国”思想的树立以及该思想在我国经济发展中逐渐在各个领域中不同程度的贯彻,相应的财税法治也被提上日程。因此,财税法治建设成为我国财税法发展的必然趋势,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但是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法律法规是法治建设的最基本要件,是硬性的指标,无法可依只会导致法治建设成为空中楼阁,无法从何而谈法治!我们不得不承认,法律法规的制定是人们尊中规律的基础之上,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因此,立法者的素质势必影响到整个法治的进程。这种影响是最基础的,没有权威的、有预见性、前瞻性的法律文本,法治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是不现实的。
伴随着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部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财税法在整个经济法中的地位逐渐凸现,并成为一门显学为法学家和法学研究所关注。财税法人才的培养是财税法治进程中的必备环节。而作为我们这些法学的学生而言,在本科阶段仅仅对财税法有一个比较粗浅的、单一的学习,对于今后的研究仅仅是一个薄弱的基础,因此,在研究生阶段极有必要在深度和广度方面加以拓展,才能保证今后在该领域的研究,并可能有所建树,否则都是纸上谈兵。
二、财税法学教学应以法学特有的“权利义务”角度为根本研究路径
现今全国开设税法或者财税法的课程的高等院校虽然在数量上有一比较大的提高,但是设置的课时却是极为有限的,绝大多数是36学时,个别的学校是54学时,如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长春税务学院等等。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现今对于财税法或者是税法的讲授很多的时候是以财政、税务、税收以及会计知识为主的,对于法学知识的讲授却是非常有限,从财税法或者税法基础理论的探讨更是如数家珍,对于权利义务线索的把握和灌输确实不足的。财税法和财政税收等经济学等之后虽然会有交叉,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两门学科还是有本质的不同,这正是法学学生和财政、税收学学生所存在的差异,权利义务是我们学习应该遵循的最基本路径。而从笔者自身学习的过程来看,我们在本科阶段对于财税法知识的了解和接受不仅有限,而且偏离了法学特有的研究路径的把握,所以在理论根基上并不是扎实的;同时,对于一些财政、税收、会计方面知识的缺乏又使得我们在实务中不能运用自如,出现了一种极为尴尬的局面。因此,笔者以为,我们财税法课程应该遵循“权利义务”基本路径进行研究,运用法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其深入探究;其次,财税法学相对于法学的其他部门法应用方面更为频繁、综合性更强,因此,研究财税法的学生势必要辅之以一定的财务会计和税收学知识,这也是专业型人才培养。
“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其他任何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它相抵触,财税法治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公共财政、税收法定主义是我们所极力倡导的,随着对财政和税收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对于财政、税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公共财政这一服务于市场的财政,是将财政活动限定于服务市场的范围内,避免财政供给的不足或是过量,防止财政资金的浪费,财政活动的适度适时是我们财政活动的目标的;而税收作为一种侵犯国民财产的手段,更是将其定位于“债”的属性,是国民为享有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而支付的对价。纳税不是义务性的进贡,而是获得相应服务的方式,纳税人权利的意识不断浮出水面。一方面是人权在各个领域中的落实和实现,另一方面也是保护财产权的理论支持。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明确提出: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种种情况无不表明,对于财税的研究从法学角度进行探究,对于权力的监督,权利意识的树立意义颇为重大。因此,作为一名法学学生,在研究生阶段更是要把握这一根本的线索,这也是区别于其他税收学等方面研究的显着方面。因此,从法理学和宪法学、行政法学的角度切入,从更为广泛的背景下研究财税内容,势必会有一种全新的认识,这也是研究范式的一种转化。正如,日本学者北野弘久教授所阐述的税法并非是“征税之法”,更是纳税人据以对抗、制衡国家课税权的“权利之法”,这对于学生的学习则是另一全新的视角,权力和权利的研究也是我们在以后学习中所应重点关注的线索。
此外,要密切加强对法律关系、法律行为以及基本价值和基本原则等基础性知识在财税法中的具体的研究,尤其是该学科所特有的内容的研究。
同时,在自己的一些实习或者是实务操作中,笔者发现,我们现有的法学知识对于研究财税法是远远不够的,财税法学这一学科本身的特点表明:必要的经济学、税收学以及会计学知识的积累,是深入研究财税法的理论问题以及实务操作中所不可或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理论认识的研究最终势必要运用于实践中,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确的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是积极促进的,而没有任何指导意义的认识从成本收益角度看是无效的,结论正确与否要得到检验唯一的途径就是回到实践中去,特别是像财税法这样一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更是如此。
我们不少研究财税法理论的学者或者以税收学位基础简单的附加法学方法对此进行研究,或者是从法学理论对此进行探究却忽视了财税法本身固有的财税经济方面的知识,总是给人以各行的感觉,因此,作为法学专业的学生,要想从专业的角度对此深入研究,势必要辅之财政、税收以及会计方面的知识,真正挖掘学科自身的特点,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诠释该学科。
财税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综合素质的积累过程,是多领域知识兼备的人才。当然,财税法的讲授必须坚持“权利义务”、“权力权利”等法学特有的研究路径这一根本要求,相关知识的具备是该学科发展的要求,也是该专业人才培养所必备的素质,两者兼而有之,但是应该有所侧重。
三、财税法将案例教学与实务实践操作相结合
传统的教育模式,财税法课堂的教学重视基本知识的讲授,更多的是知识的介绍,尤其是在总论部分许多理论的介绍这是必要的,然而,在具体到之后许多具体内容的讲授,仍然不能脱离这样的模式,使得学生只有一种抽象、宏观的概念,对于数字、公式的机械的接受,对于以后的实践并无多大的意义,许多学生在学习过财税法课程之后,仍然对一些基本税种的征收是不知所云的,从教学方面是失误的,而就学生个人而言也是没有丝毫获益的,只是机械的或者迫于考试等压力记忆,过后就没有丝毫的印象,这是许多学生学习过后的真实体会。因此,有不少教师讲案例教学的方法引入,通过一个个切实具体的案例对具体税种进行讲授,不仅形象具体,同时真正使学生有一种学有所用的感觉,促使学生萌发了学习的兴趣,主动接受且保持持久的记忆效果。
财税法案例教学法最早起源于美国,以案例作为教材,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通过运用掌握的理论知识,分析、讨论案例的疑难细节,从中形成各自的解决方案,培养了学生的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真正将法学这一应用性学科体现的真真切切。财税法学当然具备这一特点,并且具有更为频繁的实践性。但是,在我们现在财税法学教学中还没有充足的案例,虽然不少的学者为搜集财税法的案例作了很大的努力,并且也是卓有成效的,使得我们案例教学成为可能。然而,笔者以为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丰富各异的,我们面对的现实并不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更多的时候是出现多种冲突,和法律规定情形相差很大,教师教学过程中更多的时候是先讲述一个结论,再为此寻求一个典型的案例,当然这一案例可以很好的印证该结论,但是这并不利于法学的研究,也不利于学生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应该注意现实中非典型案例的讨论,以激发学生的思考。
论文摘要：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应当完全由税法加以规定。私法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无论其是否有纳税的本意，只要其行为或其经济结果符合课税要素，就必然引起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本文认为，税事实行为具有权利义务效果法定性、客观性、竞合性、客观上的设权性、是事实构成行为等特征。税事实行为虽然多为其他法律部门尤其是私法部门的行为，但是，该行为在私法上的效力状况一般不会对税收法律关系产生影响。对于同一行为，私法上的评价和公法上的评价因公法与私法的价值目标不同而各异。
行为理论是大陆法系一个重要的法学理论，税法行为理论也应该是税法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范畴。但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两大法系虽然在具体的税行为研究方面成果颇多，但对税行为理论的系统研究很少。缺少对税行为的系统论述，不能不说是传统税法学理论的一大缺憾。本文尝试对引起税收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的税法事实行为(本文下称为税事实行为)的特点进行研究和阐述，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同仁。
一、税事实行为之界定
(一)税事实行为的涵义
参考法理学对事实行为的定义，本文将税事实行为界定为：行为人不具有设立、变更或消灭税收法律关系的意图，但依照税法规定客观上能引起税法法律后果的行为。由于税法中采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不存在依据当事人意思发生税收法律效果的可能性，所以引起税收法律关系发生的行为是税事实行为。本文所称税事实行为，是指纳税主体的行为，该种行为一般而言是私法上的行为，这种行为会导致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
公私法的融合是现代法律发展的一种趋向，也是经济法区别于民法的显著特征之一。税法作为经济法的一个子部门法，其公私交融性的特点十分明显。由于法的调整对象的交叉性，税法往往以当事人的私法行为或其结果作为其课税要素。也就是说，税事实行为多为私法行为，可能是私法的法律行为，也可能是私法的事实行为。
私法法律行为本身的目的在于设立、变更或消灭私法法律关系，但因其同时满足了税法上的课税要素，故于客观上可引起税收法律关系的发生，亦即同时导致了税法上的法律后果，此与私法上私法法律行为与私法事实行为的区分同理。税事实行为以符合税法之课税要素或发生税法上一定效果为成立要件，凡具备此要件的私法上或公法上的行为，均可称为税法上的事实行为。税事实行为均为其他法律部门的行为，无论这种行为是合法行为还是违法行为，是有效行为还是无效行为、可撤销行为、附条件行为，也不论该行为是意志行为还是事实行为。可以说，不论私法法律行为是直接还是间接导致税收法律行为的发生，此类私法法律行为均可称为税法上的事实行为。
(二)界定税事实行为的边界
法律事实是模态的事实，立法者从生活事实中提取法律事实是根据其立法政策和价值判断标准进行的。所以，并不是一切具体的生活事实都被纳入法律范围的，特定时间和空间的立法者，总是根据其立法政策和价值判断标准，选择一定的生活事实在抽象化的基础上纳入法律范围，作为法律事实的事实行为也不例外。立法者将哪些生活事实抽象规定为法律事实和法律要件，并连接何种特定的法律效果，是法律设计中的价值判断问题。
并非所有的私法行为或其结果都会符合税事实行为的构成要件而导致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到底哪些行为或其经济结果应该被税法确定为税事行为呢?它们应符合的构成要件应当满足的底线又是什么?应该看到，不同的税种，对于税事实行为的构成要件规定各不相同，但是笔者认为，因为税收活动本身是国家参与分配的一项活动，关系到相对人的利益，因此，客观法对税事行为的确定要符合的一个边界就是其合理性。
从财富即收入分配的结果意义上，公平必须符合时代精神赋予的基本伦理理念，其体现就是合理性。合理性在某种意义上是法观念的本质，是人们评价一种法律制度公平与否的最后依据。在法的观念史上，合理性的蕴涵颇丰，中国学者通常认为其包括两层含义：(1)合乎人类主体的必然性与规律。(2)合乎社会历史和自然世界之必然性和规律。税事实行为的合理性，是指合乎现今条件下人权的起码要求及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具体包括以下两项：
1．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要保证人能像人一样地生存，且保证每个人能有条件发挥自己的潜能，在现今社会里表现为生存权、受教育权。以个人所得税为例，个人所得税的征税对象是应纳税所得额，而应纳税所得额是扣除掉税法允许扣除的项目之后的余额。税法之所以允许扣除准扣项目，就是考虑到人的生存和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确定个人所得税的税事实行为范围以及税基的时候，必须将其合理性作为一个考虑的重点问题。
2．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应在与人们的能力、贡献相平衡的基础上承认有一定的差距，但差距要有一定的度——即不能引起人们的不满，不能引起社会的不安，在顾及差别对待产生激励所带来的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稳定带来的效率。我们不能够将公平等同于平等。将生活事实行为进行筛选将其确定为税事实行为时，应当考虑到公平这一税法的价值目标，同样将其作为提炼税事实行为的一个底线。
二、税事实行为的特点分析
笔者认为，税事实行为应当具备以下特点：
(一)权利义务效果法定性
税事实行为不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必备要素。按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税收要素只能由法律加以规定，税务机关无权变更，纳税人也不能随意变动。可见，当事人的行为本身或其经济结果只要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件，就会导致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因而税法对税事实行为的构成要件概括中并不考虑行为人从事行为的具体意图内容。税事实行为的效力根源，在于税法的规定而非行为人的意志。
私法上的行为，之所以成为税事实行为，主要是因为其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而不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意志。换言之，税事实行为之所以导致税收法律关系的发生，就是因为行为的结果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税事实行为是连接客观法(税法)与权利义务的重要一环。客观法(税法)事先规定了税法的要素，正是由于当事人的行为，才使得税收法律关系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离开了当事人的行为，征税的客体一般不会自动产生。
税法中的课税对象，从物的角度看，无非是财产；从行为的角度看，则概为与财产有关的行为。德国财政学家瓦格纳将财富与劳务分为“取得”、“保有(持有)”与“使用”三个阶段：课于“取得”者，谓之所得税；课于“保有”者，谓之财产税；课于“使用”者，谓之消费税。德国学者Kirehhof教授进一步认为，每一种税，均系对财产权人所课之税，故财产流转的全过程，自取得、持有到使用均有税法介入的可能。换言之，税法能否实际介入，就在于财产权人是否对其财产进行有关行为，——此种行为大多数应属于私法法律行为。如私法主体从事买卖活动并取得收益，除对该买卖活动本身需课税之外，对私法主体取得的收益亦需课税；则私法主体的买卖行为，同时引发了其纳税申报行为与纳税行为，以及／或者税务机关对其买卖活动和所得收益的税款核定与征收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私法法律行为是税收法律关系得以产生的前提。
可见，税事实行为的行为人在私法上的行为的意图并不是为了纳税，造成税收法律关系产生的实际结果的发生，与其预期结果之间存在差异。因为“作为以行为的目的为其灵魂的形态来说，是行为自己的后果(它们附属于行为的)。但是行为同时又作为被设定于外界的目的，而听命于外界的力量，这些力量把跟自为存在的行为全然不同的东西来与行为相结合，并且把它推向遥远的生疏的后果。”“后果也包含外边侵入的东西和偶然附加的东西，这却与行为本身的本性无关。”张文显先生认为，这外界的力量是不以行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如物理性限制和社会性限制。这就出现了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的差别与对立，亦即结果与目的的差别与对立。对此，恩格斯曾经指出：“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
总之，纳税义务的产生与法定的事件或事实行为直接牵连，所以纳税主体基于事实行为或事件已经特定化，不需要通过当事人意志来选定。税事实行为的法律后果，税法直接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使得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具有先定力和公示力。
(二)客观性
税事实行为是当事人的某种客观行为，是某种业已实施的、对客观外界造成影响或后果的行为，仅仅停留在内在意志阶段或意志表示阶段而未表现为作为和不作为行为者，不构成税事实行为。对税事实行为来说，具有法律意义的不是行为人的意图，而是行为本身或其客观结果，至于行为人的内心意图，对税法上的法律效果没有任何影响。这与税表示行为截然不同，税表示行为中，具有法律意义的是意思表示，因此意思表示的某种缺陷可以成为税表示行为发生争议的根据。
(三)竞合性(法律意义的多元性)
如前所述，税事实行为多为私法上的行为，但行为本身或其经济结果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因而一个行为在不同的部门法之间产生了两个法律效果。
现代法制中，由于民法和刑法的分立，合同法和侵权法的分立，法律的运行不再是民刑不分的，各部门法有自己的调整对象，部门法内部的各部分也各有自己的调整范围。但是在另一方面，法律概念的发展与分化也留下了“法规竞合”、“责任竞合”、“附带诉讼”等问题。从实证的角度看，竞合现象不仅发生在同一部门法学中，如民法学中的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刑法学中的想象竟合犯、法规竞合等，也会发生在不同的部门法中，如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竞合、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竞合等。笔者认为，税事实行为具有竞合性，其理论依据是法规竞合理论。“法条竞合”(又称法规竞合)，指的是“两个以上的法条构成要件相互重合、包含或交集，则便可能发生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为它们所规范的情形，于是相对于法律事实处于竞合的状态。其特征在于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为两个以上法条所规范”。“现代法律都作抽象规定，并且从各种不同角度对社会生活加以规范，所以，经常发生一个法律事实符合几个法律规范的要件，致使这几个法律规范竞合，一个行为产生几个法律后果。法律规范竞合有发生在同一个法律部门内的，也有发生在不同法律部门的。发生在不同法律部门的法规竞合，即产生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
“税法在体系上虽被划人公法，但它在内容上和实体上仍和私法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租税问题是以人们私人生活关系为前提或契机而产生的，因此，租税实体法的对象是私人生活关系，特别是私法关系。”当事人的私法行为，如果行为本身或其结果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尽管当事人在从事该行为时，不是以纳税为目的的，但税收法律关系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了。这时，当事人的一个行为，将产生两种不同的法律效果：一种是私法上的法律效果，另一种是税法上的法律效果。因此可以说，是私法上的行为与税事实行为的竞合。这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以及法律调整的交叉性所导致的。以买卖合同为例来加以说明：甲与乙签订买卖合同，销售一批货物，货价为100万元。那么甲的销售货物的行为，一方面在合同法上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销售属于合同法上的履行行为，为民法上的法律行为)，毫无疑问，甲的行为要受合同法的约束；另一方面，甲的行为要缴纳增值税(如果销售的货物是消费税法所列举的消费品的话，还要另外缴纳消费税)。那么，甲在私法上的签订合同销售货物的行为与导致其纳税义务产生的行为只有一个，但是这同一个行为，却要受到两个以上的不同的部门法的调整。首先，在私法上，该行为要受到合同法的调整；其次，在公法上，该行为要受到税法的调整。当一个行为同时导致不同法律部门的两种法律关系的产生，我们就可以认为这种行为具有竞合性。这种竞合性，也可以理解为一个行为具有多元的法律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税法和民法在有些情况下，虽然对同一行为进行调整，但由于税法和民法的法律规则基于不同的价值选择，关注的焦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民法所关注的，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各个经济主体的平等地位与自由的意思表达与行为，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调整更多的是基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平衡与保护。而税法关注的是，市场经济下经济主体财产对自由权保障与作为对价的财产的无偿让渡，其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调整更多的是其行为乃至由行为所获得的收益的可税性以及经济主体与国家之间的财产转移的条件与方式。正因为如此，民法与税法必然各有其特殊的规律和价值选择，有着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不同的思考模式。”因而，同一行为在不同的法律部门中，引起的法律效果各不相同。
税事实行为与民事行为是基于同一个行为，同一个行为在不同的法律部门经过不同的法律评价。如甲方在自由意志下出售一双筷子于乙方，获利1元，这一交易行为，在第一阶段首先是适用民法进行评价，民法基于其意思自治原则认为是民事合法行为，确认甲方可获得1元的利益，确定甲方与乙方之间的利益分割方案。第二阶段，同一行为还需受税法的评价，税法认为合乎税行为构成，甲方所得利益需在个人和国家之间进行利益分割。不过，就税法评价而言，细究起来还可以有很多的演绎，如流转税法可能认为该行为不到起征点，不合乎流转税行为构成，国家不应参与利益分割；而所得税法却认为国家在所得税领域内可参与利益分割，合乎所得税征税要素构成。
(四)具有客观上的设权性效果
税事实行为的设权作用仅根据税法关于每个人均须遵守税法的规定而产生。这是从税事实行为的法律效果的角度而言的。如前所述，税法采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课税要件(要素)由税法规定，当事人的行为本身或其经济结果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那么就在纳税人和征税机关之间产生税收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行为人没有税法规定的导致税收法律关系产生法律事实(这里主要指的是其行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不会自动产生的。由此可见，税事实行为是行为人依照税法产生税收法律效果的条件。
并非当事人在私法上的所有的行为都会引起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只有行为人的行为本身或其结果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素，才会导致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行为人才负有纳税义务。这也是税收法定主义的表现。税法主要的任务就是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分配利益。符合税行为构成要件的行为就是应纳税行为，就应该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分割利益，而不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就不发生国家参与利益分配的情事，其利益维持原有的状态和格局，国家不参与这种利益的分配。
与税表示行为的设权性不同的是，税事实行为最终形成的税收法律关系，与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之间没有关联关系(牵连关系)，而税表示行为最终形成的税收法律关系，其法律效果与行为人之间的主观意图之间存在有必然的关联关系。
(五)是一种事实构成行为
税事实行为其本质不在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在于法律的规定。由税事实行为的客观性特征和权利义务效果法定性的特征决定它必然是某种事实构成行为，它在法律上必有构成要件问题。在实践中，只有在行为人的客观行为符合法定构成要件时才成立事实行为并引起规定的法律后果，而在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不符合构成要件时则不成立事实行为且不引起法律后果。这就要求客观法(此处应指税法)必须事先规定出不同事实行为的种类，并对每一种事实行为的构成要件作出详细的规定。因此，每一条有关事实行为的法律规范中必然“包含着一个典型的事实状态和一个法律后果的表述。如果与典型事实状态相吻合的具体事实发生，那么法律后果就随之出现。”从税收实定法来看，税法对税事实行为的要件概括显然并不限于对行为的描述，而往往包括有行为的后果或状态的持续等事实要素。
以增值税为例来加以说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中国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为销售货物、进口货物和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相应地，增值税的纳税人就是在中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可见，导致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行为是“销售货物、进口货物和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三类。这三类行为成为增值税的税事实行为，其内在的联系便是这些行为极有可能导致商品“增值额”的产生，也就是这三类行为共同的经济后果。前述所称的“典型的事实状态+经济后果”在增值税法中就具体化为“三类行为+增值额”。可见，这三类行为(增值税的事实行为)是导致增值税的课税对象——增值额产生的原因(即法律事实)。而对纳税主体的确定，也是通过增值税的事实行为来加以特定化的。笔者认为，增值税的税事实行为的构成要件最为关键的就是课税对象——增值额，除此之外，还有纳税主体、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等。
三、税事实行为与征税行为之间的关系
毫无疑问，税事实行为导致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税务机关依据税法的规定享有征税权。从这个意义上说，税事实行为是征税行为的原因。但是，笔者认为，征税行为与税事实行为之间的关系却是无因的。当事人的行为或其经济结果只要满足税法规定的征税要素，就应当纳税，而不论该行为的效力如何。但该经济行为的经济后果已被其他职能部门确定为应加以全部返还或者应予以没收，则不应再征税，已征税款应予返还。换句话说，征税行为一般不受纳税人行为的效力影响，当事人的行为在私法上是否有效、是否存在瑕疵，都不影响税务机关行使征税的权力。
意大利学者彼得罗·彭梵得将法律事实划分为本义的法律事实和自愿的法律事实二类，并认为本义的法律事实是在法律规定的“客观条件出现时，法律后果立即被承认，无需主体的任何意思表示”。“立法者希望将这种事实条件作为一切法律变化的内在理由，这种条件足以造成权利的取得或丧失，即使主体无意思表示且对之尚不知晓。”在这一类法律事实中，法律后果因法的意志而当然发生。税行为作为导致税收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的法律事实，应该为本义的法律事实。这是由税收法定主义导致的。税收法律性关系的产生，不受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支配，不管当事人行为时是否有纳税的意思表示，只要行为的结果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的要素，那么税收法律关系自然发生，与当事人的意志无关。
【关键词】 新税法； 变化
2007年3月16日通过的《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税法”）结束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不统一”的历史。接着，2007年1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出台。《实施条例》共有8章133条，主要细化“新税法”的有关规定。通读“新税法”及“条列”，笔者发现有以下几大变化：
一、纳税主体及税率的变化
以前税法区分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以内（含3万元）18%税率；在10万元以内（含10万元）27%税率；超过10万元的33%。优惠企业为15%；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优惠税率：15%。
新税法区分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新税法的税率相对于旧税法整体税率有所下降，但是对小型微利企业而言，税率是加重了2%。
二、明确了具体各项税前扣除项目及标准
（一）工资变“计税扣除”为“据实扣除”
以前内资企业的工资、薪金按“计税工资”标准扣除。超过“计税工资”的部分，企业要交“企业所得税”，个人要交“个人所得税”，变相地出现重复征税现象。而且，内资企业“计税扣除”而外资企业“据实扣除”这一规定也是历史条件下的特殊需求。
新税法《条列》规定：企业合理的工资、薪金据实扣除。对内资企业而言，切实减轻了“计税扣除”而产生的税收负担。加上“合理”这一限制条件，笔者认为主要是预防一些特殊情况，如在企业任职的股东及有密切关系的人通过多发工资变相分配股利，或者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管理层的工资违反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规定变相提高等侵蚀税基的情况。
（二）业务招待费按发生额60%的比例扣除
以前的业务招待费实行销售（营业）收入在1500万元以下（含1500万元）按销售收入的0.5%扣除，超过1500万元的部分，按销售收入的0.3%扣除。根据这一规定，许多企业进行税收策划：将部分个人消费纳入业务招待费之中而进行税收抵扣。
新税法《条例》规定：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按照发生额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0.5%。出现只能扣除“60%”的限制，主要是严格区分个人消费与商业招待费开支。
（三）广告费、宣传费“合二为一”，按销售收入的15%扣除
以前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发生的广告费支出不超过销售（营业）收入2％的，可据实扣除；超过部分可无限期向以后纳税年度结转。粮食类白酒广告费不得在税前扣除。自2001年1月1日起，制药、食品（包括保健品、饮料）、日化、家电、通信、软件开发、集成电路、房地产开发、体育文化和家具建材商城等行业的企业，每一纳税年度可在销售（营业）收入8％的比例内据实扣除广告支出，超过比例部分的广告支出可无限期向以后纳税年度结转。从事软件开发、集成电路制造及其他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互联网站，从事高新技术创业投资的风险投资企业，自登记成立之日起5个纳税年度内，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广告支出可据实扣除。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服装生产企业广告费支出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的通知（国税发[2006]107号）规定：“自2006年1月1日起，服装生产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符合《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税发〔2000〕84号）第四十一条规定条件的广告费支出，可在销售（营业）收入8％的比例内据实扣除，”超过比例部分的广告费支出可无限期向以后年度结转。自2005年度起，制药企业每一纳税年度可在销售（营业）收入25％的比例内据实扣除广告费支出，超过比例部分的广告费支出可无限期向以后年度结转。
新税法《条列》的规定相对于旧税法要简单一些，是将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扣除合并在一起考虑的。规定企业家每一纳税年度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四）捐赠支出的税基及税率发生了变化
以前捐赠支出按旧税法规定：纳税人（金融保险企业除外）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金融、保险企业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支出在不超过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1.5%的标准以内的可以据实扣除，超过部分不予以扣除。
新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扣除。
由此可见，税基由应纳税所得额变为年度利润总额，防止亏损企业大量进行捐赠是有现实意义的。
三、优惠从“区域”向“产业”转移
以前的税收优惠，主要是区域优惠，譬如针对经济开发区、经济特区的优惠。而两税合并后，将实行“产业优惠”政策，主要针对的是高科技、节能、环保等产业。如果一个地方或者城市有特殊的经济区域，而且占的比重较大，那么税收政策调整对该地区或城市的招商引资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以负面影响为主，特别是影响到该地区以后的外资增长。目前，经济开发区在各地的产出中，占比均在不断提高，是城市的经济增长点。
新税法实行后，将可能对开发区的外资增量产生直接影响。《企业所得税法》中指出，税收优惠政策重点向高科技、环保等企业倾斜。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15％的优惠税率，扩大对创业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以及企业投资于环保、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税收优惠。“以产业优惠为主”的政策，会促使地方在招商工作中更注重产业的选择，更倾向于吸收一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业。实现从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向高端制造业、高技术产业转移，这样也有助于提高我国招商引资的质量和水平。这也是我国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
四、通过关联方交易“避税”行不通
以前企业常常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利润。如甲企业适用较高的33％企业所得税税率，关联企业乙适用20％的所得税率。为了降低甲企业的税收负担，乙企业将甲企业的产品采取低价销售给乙企业的做法，减少了甲企业的利润，增加乙企业的利润。
新税法规定：“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需要进行特别调整。就是对关联交易中的关联方、关联业务的调整方法、独立交易原则、预约定价安排、提供资料义务、核定征收、防范受控外国企业避税、防范资本弱化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税务机关实施特别纳税调整后，除应补缴税款外，还需缴纳按税款所属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另加5%的利息。所以，通过关联方交易“避税”的企业要特别小心了。
五、折旧年限与折旧方法的差异
旧税法规定最低折旧年限：
一是房屋、建筑物，为20年；二是专用设备、交通工具和陈列品，为10年；三是一般设备、图书和其他固定资产为5年。
固定资产折旧采取年限法或工作量法。
新税法规定，固定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如下：
一是房屋、建筑物，为20年；二是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他生产设备，为10年；三是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以及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为5年；四是电子设备，为3年。
新税法规定，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固定资产，包括：一是由于科技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二是常年处于强震动、高腐蚀状态的固定资产。
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方法的，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本条例第六十条规定折旧年限的60％；采取加速折旧方法的，为双倍余额递减法或者年数总和法。两者相比，新规定较之旧规定更具有适用性。
六、鼓励创业及发展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新税法规定：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的，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逐年延续抵扣。这一规定对鼓励创业及调整产业结构有现实意义。
七、注重把握“合理”的尺度
新税法实施细则中多次出现“合理”二字，如合理的工资薪金，合理的借款费用，合理的劳动保护支出、合理的商业目的，合理的期间费用等等，以前税收策划时通过多开办公用品及劳保用品发票、多开餐票、通过多造人员费用等等实行所得税避税及逃税等办法将受到重大限制。
另外，新税法要求非营利组织的营利收入也得纳税，法人母子公司不再合并纳税。补税的同时要加计利息（按照税款所属纳税年度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与补税期间同期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加5个百分点计算）等等新规定不再逐一阐述。
总之，新税法较之旧税法更加合法合规，结合实际，接轨国际。只是新税法内容多，变化多。这也给税务工作者及会计工作者的自身素质及业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参考文献】
关键词：企业 纳税 筹划
作者简介：王朝辉（1974-），男，河北省文安县人，会计师，研究方向为财务管理和核算与纳税。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4-0091-02
一、引言
企业所得税是我国的主体税种之一，在企业的纳税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它的税源大，税负弹性也大，具有很大的税收筹划空间，是企业开展税收筹划的重点。尤其在2007年企业会计、审计新准则开始执行及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开始实施的时代背景下，研究企业实施纳税筹划的相关技术及方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企业纳税筹划存在的问题分析
纳税筹划是纳税人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企业的组织结构、生产经营、财务管理等经济业务或行为的涉税事项预先进行规划和运筹，在企业价值的最大化的战略框架下实现的企业的税收负担最优化处理。
纳税筹划的目标是降低纳税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但在实际操作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偏重个案研究，忽视系统性研究
重战术筹划、轻战略筹划。多数企业缺乏整体的筹划思路和方案，仅就单个项目、税种或单个环节进行筹划，结果往往顾此失彼，缺乏系统性，导致纳税人在筹划实践中简单地从方式、方法上进行模仿，不能从自身涉税行为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个性化筹划；此外，如果忽视更深层次对纳税筹划的动因、实施原则等理论性问题分析，无论谁，必然导致筹划方案流于形式，缺乏对实践工作的推动意义。
（2）重效益，轻成本和风险
偏重纳税筹划给公司带来的收益，忽视筹划成本，使纳税人眼睛仅仅盯向纳税筹划的获得性，忽略了其成本付出和筹划风险。从理论上讲，纳税筹划可以针对一切税种和所在经济活动，但实际上纳税筹划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筹划风险分析和分析其经济上的可行性。因此。正确权衡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关系，才能实现纳税筹划的终极目标。
（3）重表态筹划、轻动态筹划
大多数企业在选定筹划方案后，忽略税收政策、经营环境、经营模式等内、外部因素的变化，致使原本很好的筹划方案，由于没有适时调整而失效，有的只重视方案设计，忽视方案制造，由于执行不当使纳税筹划的方案在实施中流于形式。
（4）重视理论研究、忽视实证研究
在纳税筹划中忽视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税收法规之间的协调性和统一性。一味的围绕税收政策走，致使方案理论价值高，操作可行性差，实用性弱的情况发生。因此，要求企业要根据具体实际情况，在制定纳税筹划方案时保持相当的灵活性。
三、实施纳税筹划的条件及技术原则分析
一般来说，纳税筹划应具备相应的前提条件，包括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
纳税筹划要求集团公司的规模较大，只有集团企业下面有很多规模、性质互不相同的子公司、分公司，才能为纳税筹划提供较大的空间。因此规模大的集团公司最适合进行纳税筹划。实施纳税筹划的企业应具备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包括：（1）内部因素。企业规模较大；具有相关理财专业知识的人员队伍；管理决策层的正确认识；企业资产流动性强；行为决策程序简单化；与长期战略目标一致；（2）外部因素。市场经济的存在；健全、规范的税收法律制度；纳税制度的差异性和弹性；税收法律的漏洞；先进的避税手段；税务、咨询业的发展。
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对企业制定战略决策具有关键性的影响，离开条件分析而盲目进行的纳税筹划，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可以运用SWOT分析法对纳税筹划的条件进行分析。就是在进行纳税筹划前，对其内部条件的优势、弱势和外部条件的机会和威胁进行综合的分析，据此对备选方案做出系统的评价和分析，最终选择适合企业整体发展的纳税筹划最优方案。
纳税筹划一般应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税负，减少税收支出为目标。实施纳税筹划应当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灵活运用以下原则：（1）合法性原则；（2）全面筹划原则；（3）成本效益原则；（4）服务财务决策的原则；（5）事前筹划原则；（6）适时调整原则；（7）自我保护原则。
总之，纳税筹划的目的使公司在受纳税约束的条件下，使公司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的享受和行使。纳税筹划作为公司财务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服从财务管理的最终目标――公司价值最大化。
四、新《企业所得税法》下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方法
由于新《企业所得税法》与原《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在纳税人、税率、扣除标准以及税收优惠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企业在经营、投资、理财等税收筹划环节上也需要随之做出相应调整，以最新关于所得税的相应法规为依据进行纳税筹划，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实施纳税筹划：
第一，利用新旧税法税率差进行纳税筹划
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基本税率变为25%，所以企业应采取不同的所得税筹划策略：(l)税率增加的企业，可以采取尽早确认收入和延迟费用的方法以减轻其实际税负。(2)税率降低的企业，可以采取收入后移和提前确认成本的方法。比如销售货物采取赊销、分期收款销售等递延手段，将收入确认时间推迟，而在成本列支方面尽可能利用国家政策规定，对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或加速摊销的方法，尽力将应纳税所得额后移，享受新税率的优惠。
第二，融资方式筹划
企业融资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权益方式融资，二是负债方式融资。从财务效益角度考虑，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资本成本的差异，而所得税的存在正是这种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新税法的基本税率从33%降低到了25%，但负债融资仍能够获得税收挡板的好处。如果公司盈利能力较强，息税前利润率高于银行贷款利率，且向银行贷款无障碍，此时利用负债融资可以利用财务杠杆效应取得更多的税前利润，而且很可能会获得税收上的好处。
第三，企业设立分支机构形式的所得税筹划
原内资企业所得税税法是以“独立核算”单位为纳税人进行就地纳税，外资企业所得税税法则是实行企业总机构汇总纳税。新税法统一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方式，明确规定“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以下统称企业)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也就是以企业法人为纳税人；另外，“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应当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在新《企业所得税法》制度下，企业在设立分支机构时应该进行纳税筹划，就应该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1）分公司与子公司的选择；（2）注册地选择；（3）企业法律形式选择。
第四，企业重组时所得税筹划
首先，企业合并的所得税筹划。新《企业所得税法》以法人组织为纳税人，从企业整体利益出发，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所得税筹划：(1)从企业战略考虑，兼并亏损企业，使盈亏互抵，既可扩大企业经营规模，又可获得所得税利益。 (2)兼并高新技术企业、公共基础设施企业等，改变自身“经营性质”，获得税收优惠。(3)兼并某些税法规定的特殊地区(如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仍可获得税收优惠。
其次，企业分立的所得税筹划。无论是存续分立还是新设分立，都会涉及到新设的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问题，按照新税法的相关规定，可进行以下所得税纳税筹划：(1)将原企业分立为小型微利企业新税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2)将企业下属部门剥离单独设立属于国家税法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3)在民族自治地方可考虑地区税率差异的不同分立成立新的子公司；(4)选择某些低税率地区设立子公司仍有一定避税效果。
第五，企业会计政策选择上的所得税筹划
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纳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也要包括会计政策选择筹划，而企业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必须考虑2006年新会计准则的变化及新《企业所得税法》体系的影响。企业主要的会计政策有存货计价方法、固定资产折旧方法、收入确认原则等都有实施纳税筹划的空间。
总之，实施纳税筹划是企业纳税和财务管理的重要方面，它有利于提高企业财务管理水平，提高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运行效果，有利于增强纳税人的法制观念，提高公民纳税意识，有利于保障国家税收收入的源泉，促进国民经济的长远持续发展，研究企业纳税筹划问题也是当前企业关注的重点。
参考文献：
[1]梁红.解析纳税筹划中存在的两个误区[J]. 中国乡镇企业会计. 2009(0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