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06 17:07:2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股权架构税收筹划方案，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企业 并购 税收筹划
并购是企业的重要经营战略，也是企业进行资产重组，达到多样化经营目标的有效手段。近年来，通过合并、股权、资产收购、兼并重组等方式进行规模化整合的企业越来越多，并购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的重要经营战备举措之一。税收作为企业经济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企业并购过程中占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合理的税收筹划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并购成本，为企业带来最大化的并购效益。但是在并购过程中，我国很多企业都忽视了对税收的科学筹划，不仅加大了企业在并购活动中的税收负担，甚至会影响到企业并购后的经济状态。
一、企业并购过程中税收筹划的重要性
1.给企业带来直接的资金收益
企业并购过程中，对税收进行合理的筹划，最直接的效果就表现在，能够为企业带来资金上的收益。这种收益可有效促进并购项目的顺利实施。在企业并购活动中税收筹划是一项能够产生附加值的经济行为。
2.降低企业的纳税成本
在并购活动中，合理的税收筹划，能够有效低企业的纳税成本，实现企业财务利益的最大化，甚至有些企业以节税为目的，而实施并购计划。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企业往往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这就要求企业的任何战略活动，都应该以最少的投入换取最大的效能。节税便是企业降低运营成本，节约费用的最有效途径。
3.有利于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
并购过程中的税收筹划，对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财务人员的业务能力也具有一定的作用。企业并购过程中的税收筹划，需要通过缜密的筹划与系统的安排来实现，而且税收筹划贯穿于并购的融资、投资、经营等活动，整个过程都是对财务人员业务水平的严格考验。财务人员不仅需要对多种纳税方案进行择优比选，还需要对企业的财务风险进行全面的防范，这很大程度的提高了财务人员的业务水平，也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另外，在税收筹划过程中，还需要会计人员对各项税收法律法规全面掌握，这便有效扩大了会计人员的知识储备，大幅提高了会计人员的税收筹划能力和财务管理能力。
4.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
并购过程中的税收筹划，能够有效降低中国企业在全球化并购浪潮中的并购风险，有效减少并购成本，提高企业国内外竞争的参与能力，最终促进企业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
二、我国企业并购过程中税收筹划存在的问题
1.忽视了并购过程听税收筹划问题
从支付对价方式来看，我国现行的并购企业主要支付方式有股权支付、非股权支付以及两者组合的方式。对于并购企业来说，不仅需要具备强大的现金和筹资能力，还需要具备对被并购企业所得税的精确计算能力。但是，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在并购税收筹划方面都意识淡薄；另外，我国现行的并购企业获取并购标的方式主要有资产收购和股权收购，两者均存在免税收购的条件。然而我国大部分并购企业都没有足够认识和利用到此类免税收购条件。
2.并购过程中的税收筹划方案实际操作性不强
虽然目前很多并购企业都对税收筹划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但在筹划方案方面仍然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目前，由于被并购企业的经营亏损能够在五年之内由并购企业税前弥补，所以，大多数并购企业出于这一方面考虑，都会选择有经营亏损的企业作为被并购对象。但是企业之间由于缺乏有效的信息对称，被并购企业在信息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并购企业对被并购企业的待售资产实际情况往往不能完全了解和掌握，这样就会导致并购企业存在一定的成本风险。因此，在筹划方案实际操作性不强的影响下，并购企业要想实现预期的经济收益目标非常困难。
三、企业并购过程中的税收筹划对策
1.提高风险防范意识，有效应对风险
对税务风险进行有效防范是并购企业必须重视的关键环节。并购企业必须提高风险防范意识，积极应对并购过程中的各种税务风险。首先并购企业应该具有高度的风险识别能力。对风险进行预先识别，是并购企业进行风险防范和风险控制的前提条件。并购企业必须对被并购企业的税务信息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收集，然后进行认真的风险分析，以此来确保并购企业税务筹划的有效实施；其次要具备风险评估意识，以提高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并购企业通过有效的分析方法，对税务风险的发生概率及损失度进行评估；最后要提高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对税务风险进行应对，这样能够有效保证并购企业税收筹划的顺利开展。并购企业可以在税务风险评估的基础上，结合企业税务管理的具体需求和特点，对税务进行合理的筹划与控制，尽量规避税务风险的发生。
2.提高并购企业税收筹划人员的业务能力
企业并购过程中的税收筹划既重要又复杂，是一项综合性较强的工作。这就对税收筹划人员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并购活动中的税收筹划需要的是高素质、高水平的税收筹划人员。因此，并购企业必须加强对税收筹划人员的业务能力培养及素质教育。首先并购企业需要对税收筹划人员进行必要的税务筹划意识教育，以提高税务筹划人员的工作责任心和职业素养。企业应该定期组织针对税收筹划人员的相关知识培训，其中包括规划设计能力、协调能力以及风险应对能力等。通过增强税收筹划人员的业务能力，来保证并购企业税收筹划的合理性。
3.做好税收筹划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分析
并购企业税收筹划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因此，税收筹划就必须站在战略的角度，对企业的内外部环境进行透彻的分析，避免对税收筹划产生负面影响，以期实现税收筹划的全局性、有效性和长期性。并购企业应该围绕企业成本与收益问题进行战略性的税收筹划。并购企业应该对筹划的成本与收益进行权衡，并购筹划的收益包括税收优惠权的继承、财务杠杆的效应、折旧资产的重置价差等等；筹划成本包括筹划所产生的直接成本、机会成全以及风险成本。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并购企业不仅要分析税收减少的程度，还需要注意非税收成本的增加问题。非税收成本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并购企业未来的收益，因此，税收筹划应该对非税收成本进行有效的控制，以减少非税收成本对税收筹划造成的不利影响。
4.做好并购后整合过程的税务筹划
并购企业的后期整合是决定并购活动是否成功的关键。为了提高并购活动的有效性，并购企业必须对被并购企业的架构进行全方位的评估，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如何有效降低并购企业的税务负担。企业并购后的整合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主要包括人力资源整合、经营模式整合、业务整合、组织管理整合、企业文化整合等等。这一阶段税收筹划的重点，就在业务整合与组织管理整合上。企业通过选择更为科学的业务方向、经营范围以及组织形式来达到税收筹划的最终目标。
四、结论
企业并购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并购过程中税收筹划的艰巨性。在企业并购过程中，税收筹划是一项全方位、全过程的工作，筹划人员所面临的税收问题也多种多样。这就需要税收筹划人员不仅具备高超的业务能力，还需要具备对各项税收筹划策略的协调运用能力，以此来获得并购企业投资收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宗景耀.浅析中国企业并购中的税收筹划策略[J].现代经济信息，2011；11
关键词：施工企业；境外工程项目；税务筹划
一、境外工程项目税收筹划表现特征分析
（一）税收种类繁多在国际市场当中，不同国家针对承包工程所设立的税收法律以及税收种类都存在偏差。通常境外的税收种类可划分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印花税、不动产税、个人薪资所得税、进口关税及补充税、矿产资源税、消费税、销售税等，其中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以及进口关税是最主要的税收种类。
（二）会计制度差异性大①收入与成本的确认方式存在偏差。在我国通常选择权责发生制作为会计确认的基础，但是大多数承包工程项目所在国依旧选择现金收付制度作为收入与成本的确认方式。②实物资产的交易部分存在偏差。我国通常选择公允计量作为国际会计准则，但是承包工程项目所在国由于自身的原因，使公允计量难以进行，并且针对实物资产的关注点双方都存在偏差，这样一来就导致双方存在较为明显的分歧，阻碍企业纳税统筹工作的进行。③税制的差异。在税制方面，国内与国外的税收政策在税种、税基和税率方面具有差异，提前掌握当地的税制税种并做好归类，对税基与适用的税率进行确定，能够保证境外工程项目的利益最大化。④在税前可抵扣的成本费用要求方面存在差异。通常，境外项目对税前可抵扣费用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会加重企业税负，可以采用优化税前法定扣除项目、成本置换等方法降低企业应税所得额。
二、我国企业境外工程项目税收筹划策略
（一）招投标阶段（1）熟悉项目所在地的税制。深入了解工程项目所在国家的发展环境以及财税政策，同时还要关注项目所在国与中国的政策联系，包括双方税收互惠政策以及双边关税协定等，详细研究项目所在国的税收类别以及征税制度，帮助我国企业获取最大限度的税收优惠，使企业的项目竞标更加科学合理。（2）掌握可能存在的税收筹划空间。从境外工程项目所在国的企业所得税的角度来看，要想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需要对企业的组织以及股权架构进行完善；考虑影响工程项目实施的因素，或者通过成立居民企业来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从筹划流转税的角度来看，需要关注免征流转税空间的存在情况。从筹划个税的角度来看，需要分别研究境内外工资发放个税征收存在的区别，分析企业所得税可能受到劳务成本的影响程度。
（二）商业谈判阶段（1）争取税收优惠。企业对于工程项目所在地的税收环境的认识程度是商业谈判成功的重要保障，能够帮助企业最大限度地占据优势，同时将涉及的政策优惠、税收种类、金额以及时间等重要条款在合同当中明确。（2）合同的拆分。企业在商业谈判的过程中，可能需要通过跨境、跨税率以及跨主体等方式来满足需要。从税收规定的角度来看，不同的国家以及业务主体之间存在偏差，因此进行税收筹划的限制较少，企业可以通过合同拆分的方式来降低税收负担。如某个项目有A、B两个企业参与，可采用EPC合同拆分的方式，A企业负责离岸设计与采购，B企业负责在岸土建施工，这种方式使两家企业在增值税、预提所得税等方面缴纳不同，综合来看能够降低税收负担。（3）合同税收条款的科学研判。现阶段能够将项目合同对税负承担的条款划分为三种：首先，可以由总承包商负责承担项目的全部税负；其次，由施工企业和业主分别承担自身所在国的税负；最后，取消地域限制，工程项目的税负由双方共同承担。在双方单独承担税收的条件下，需要在合同订立的过程中明确双方的纳税义务；同时企业需要面临一定的税收风险，因此在合同订立的过程中，结合工程项目的收入与成本，充分考虑境内外可能需要缴纳的税收种类以及税率大小。此外企业所得税的计算方式以及其他纳税成本的计算方式也极为重要，能够对合同金额产生较大的影响。
（三）启动阶段在项目启动以后，企业需要将在招投标阶段以及商业谈判阶段取得的税务筹划成果进行梳理，测算工程项目实际的税务成本，从工程项目总体出发进行税务筹划，同时提出详细的筹划方案。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寻求专业的中介机构共同制定税务筹划方案，保障税务筹划的科学合理性。同时在项目税务筹划启动的过程中，需要关注所在国项目实施主体、运营模式以及融资结构的安排。首先要从税务成本的角度出发，分析实施主体及股权架构可能带来的影响；其次还需要从外汇管理、资金运转以及利润获取的角度，分析运营模式以及融资架构可能带来的影响，从而挑选最佳的组织架构。
（四）运营阶段1．熟悉税前法定扣除项目，减少应纳税所得额（1）工程项目境内外产生的成本费用需要涵盖外账成本总额。企业为了运营管理及节约成本，通常会从本国雇佣相关的管理人员以及员工，这部分人员在项目所在国工作所得到的薪酬通常由企业发放，这就导致工资的产生与发放不在同一主体内发生，增加了企业所得税成本。针对上述可能发生的情况，工程项目企业需要从整体出发，兼顾个人税负以及企业所得税成本。另外，工程项目企业可以通过在项目所在国雇佣本地员工，从而享受当地政府的税收优惠待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所得税以及个税成本。（2）企业在项目所在国采购必要的物资设备以及开展项目运营活动的过程中，需要取得该国正规的票据凭证；同时在报关进口物资设备时，需要向当地海关索取相应的清关资料。同时还需要在当地税务部门的帮助下，辨别保留票据凭证的真实性，防止由于票据凭证无效导致项目企业遭受损失。（3）从管理费用的角度来看，不同国家对于项目公司收取的比例标准不同，通常扣除项目公司管理费用的比例低于5%。因此境外项目企业通过与本地的专业中介公司或者税务管理部门协商，实现项目的备案审批、公证，从而尽可能将管理费用在所得税缴纳之前扣除。2．物资及设备税收筹划工程总承包合同项目涵盖了许多方面的内容，包括项目的设计、材料的采购以及具体施工等方面，并且在项目成本组成当中，国内采购占据着很大的比重。通常能够将国内采购部分划分为两种类型，即业主固定资产的永久性设备和临时性进口设备。同时在材料设备进口的过程中还发生许多不同的税收种类，涵盖了关税、增值税以及附加税等。针对设备物资进口的报关价格和税率，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标准，因此可以根据不同国家的标准来调整进口报关价格，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3．外派员工个人所得税筹划（1）划定外派员的居住以及工作时间范围。在不同的国家针对居民纳税人的判别条件存在偏差，有的国家需要较长的时间，例如5年以上或者1-5年，但是有的国家却只需要90天。同时纳税标准根据居住的时间而定。所以企业的外派人员需要根据项目所在国的纳税标准，科学安排居住以及工作时间，在不被判断为居民纳税人的条件下，能够降低自身应缴纳的所得税负。（2）依靠税收优惠政策的手段来减少员工工资的发放数额。对于部分国家来说，员工有权利享受企业补贴的医疗费用、交通费用以及特殊地区的额外津贴，员工这部分额外收入享有免税优惠待遇，所以企业在实施境外工程项目的过程中，可以灵活地支付员工薪酬，通过津贴的形式来弥补员工的工资损失，同时也帮助企业减轻税收负担。
（五）项目退出阶段的税收筹划（1）剩余物资设备处置税收筹划。在工程项目退出的过程中，需要合理安排剩余的物资设备，此时就需要计算应缴纳的有关税收。通常根据不同的处理方式会产生不同的税收成本。例如项目A在退出的过程中，存在不同采购属性的物资设备，此时有多种处置方式能够进行选择，包括在当地出售、投入后续的项目、转入第三国项目或者作为公司在当地子公司的固定资产。对于永久进口设备，如果企业相关采购成本费用不能够记入当地账，可以考虑采取价格转移的方式报关，尤其是低税率物资设备，以使相关物资设备按合理成本记入当地账。对于临时进口设备，可以考虑采用租赁方式将相关成本费用记入当地账中。在处置项目时，需要考虑项目的处置方式，同时还需要测算相应的税收成本，从而挑选出最合适的处置方式。（2）税务清算审计。项目在退出的过程中，企业有税收情况还需要项目所在国的税务部门进行审查，只有在保证税收缴纳完毕以后才能继续项目的退出工作。因此项目企业就需要积极配合项目所在国的税务部门，同时也可以邀请专业的税务咨询公司来评估项目的纳税情况，尽可能防范税收审计风险，减少企业不必要的损失。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首家集水力发电、矿山探采选、锌冶炼及深加工为一体的股份制企业。其可能存在的税收筹划空间如下:首先，降低或控制计税依据。主要方法有:规避不得扣除，提高扣除限额，充分利用据实扣除和加计扣除，合理安排分期扣除期限，不放弃调减扣除。如，罗平锌电可以通过对“三废”产品的利用来享受减免税政策。其次，合法合理避免应税所得。避免应税所得就是要合法的取得不被税法认定为是应税所得的收入。如，从购买国家重点建设债券和金融债券转为购买国债，可以降低企业税负。再次，合理筹划税率。其主要的方法有:在累进税制下对较高级次边际税率的回避;通过税目间的转换改变适用税率;通过税种间的转换改变适用税率;利用税率优惠进行筹划。最后，合法合理递延纳税时间。纳税人可利用对会计政策和税收政策的灵活选择权，调节税基的期间分布。合理合法的推迟纳税时间的方法有，选择合适的结算方法、推迟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结合纳税年度的盈亏情况和应税状况选择收入或所得的实现期间等。
二、存在的风险点
(一)新税改产生的风险
新税改将会对企业的税务管理带来诸多挑战。首先，企业营业税是价内税，增值税为价外税，其计税方法是有差别的，“营改增”后，企业财务需要对相关项目的税收核算进行调整。其次，新税改会致使企业面临主营业务收入下降、利润减少，企业的整体税负上升。再次，对企业财务报表会产生相应的影响，不能直接冲减企业实现的利润额，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额。
(二)发票管理风险
发票管理方面可能存在的风险既有来自企业内部的，也有来自企业外部的，主要风险点有:其一，发票管理意识不强，制度不完善或形同虚设。其二，部门管理职能弱化，发票信息实时掌控困难。其三，专职管理人员缺乏，管理环节混乱供电企业基本未设专人负责发票管理工作，管理人员总是身兼数职。其四，发票取得意识不强，审核不严由于宣传不到位，发票管理意识薄弱。其五，社会流通虚假发票，鉴别困难。
(三)重组风险
企业重组风险主要表现在:第一，历史遗留税务问题。第二，税务架构不合理引起的风险。第三，交易方式缺少税务规划引起的风险。第四，未按规定申报纳税引起的风险。第五特殊性税务处理不合规引起的风险。第六，间接股权转让被纳税调整的风险。
三、公司税务管理制度设计
税务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缺陷，因而需要依据税务风险评估找出公司内部控制上存在的问题，进而完善公司税务风险内部控制制度。
(一)主要税收风险点
根据前面的税务风险点，分析罗平锌电的税务风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1)缺乏税务会计专门核算部门，对于企业涉税经营活动的处理存在不准确、不合理等问题。
(2)缺乏税务专职管理人员及机构，不利于开展税务筹划、税务审查以及相关税务风险控制等活动，这体现了公司在组织结构设计上的缺陷。
(3)缺乏对税务风险的审计监督。内部审计工作受总经理主观意志影响较大，影响审计工作的客观性和独立性。
(二)基于风险的公司税务风险内部控制的设计
从税务风险角度来完善内部控制，企业需要建立标准化内部控制流程，考虑内部控制的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与反馈五个要素。企业税务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应包括三方面内容:完善企业内部税务控制制度、建立和完善企业内部税务审计制度和构建企业税务风险预警机制。
(1)公司税务风险控制组织架构设计首先，设立专职税务会计机构与人员。可在财务部门设置两个层次的税务岗位:税务主管、税务会计员，各自的岗位职责和分工合作关系。其次，设立专职税务风险内控机构与人员，在审计委员会下增加税务风险控制岗位，加强对税务风险的控制。各自的岗位职责和分工合作关系。
人口红利的结束意味着粗放式经营时代的完结，着眼于下一个30年经济周期的中国领先企业们，必须学会用更少的资源获得更高的产出。在这个转型中，将资源极度短缺条件下诞生的丰田精益生产模式的诸多理念嫁接在企业运营资源的管理模式上，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范式转换。
通过3年多以来持续不断的精益财务转型案例的研究和报道，《首席财务官》一直试图建立筑基于中国经济体宏微观环境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精益财务管理模型，而在我们的理想中，这一模型应在相当长时间范围内具有实用性很强的指导价值。换言之，这样的精益财务管理模型，应该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可以适应不同行业、不同周期、不同学习曲线等个性化需求。因此，我们借鉴大自然中以结构稳定性著称的蜂巢结构，作为达成精益财务的状态表达，而蜂巢的六边分别对应全面预算管理、战略成本管理、动态资金管理、内部控制、兼并重组、IT与团队等六大精益财务要素。
对广大CFO来说，在经济增长失速、不确定性浓雾日益蔓延的当下，大力推进整个财务体系加速趋近于这个拥有完美结构的蜂巢财务模型，是再好不过的工作抓手。
从生物学角度而言，蜂巢是自然界中最出色的设计。
蜜蜂蜂房是严格的六角柱状体，它的一端是平整的六角形开口，另一端是封闭的六角菱形的底，由三个相同的菱形组成。组成底盘的菱形的钝角为109°28′，所有的锐角为70°32′，这样既坚固又省料。蜂房的巢壁厚0.073mm，误差极小。对于蜜蜂这种社会化极强的生物而言，建成六角形结构的蜂巢有以下好处：节约材料、体积大、体轻、容量大、易出入等。这种六角形的设计，可以使蜂群以最小的材料，得到最大的体积――不是单个体积最大化，而是所有的六角形聚积到一起时体积最小。同时这样的结构还意外地拥有远远超出这个物种所能认知的坚固强度。
之所以我们用“预算、成本、资金、内控、税收筹划、IT与团队”等六边组成的蜂巢模型来定义精益态的财务管理范式，恰恰看中其投入产出比最优、结构稳定性最好这两大突出的优点。就组织内职能定位来看，财务体系显然是作为以缺点数来衡量其优劣的典型代表。因此，对于阿里・德赫斯所说的“生命型公司”而言（详见《长寿公司》一书），始终确保自身处于最优的投入产出比，并在不同经济周期下表现出一如既往的稳定性，恰恰是其将精益财务转化为强大组织基因之后的自然结果。
超越全面预算：业务视野，更大弹性
《首席财务官》早在七八年前就深入论述过国内以新会计准则实施为标志的以簿记现代化为主的“新财务运动”第一阶段，尽管大量中国企业仍然处于核算型财务的原生态，但在以五部委联合推出内控指引为标志的“新财务运动”第二阶段中，更具管理主动性的预算及内控显然已经成为推进中国企业财务管理体系现代化的两大主引擎。
而对于越来越多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中国企业而言，运营端的动态变化速率正在超出原有的全面预算管理的理解范畴。这对于广大CFO们认清全面预算管理的核心作用与局限性，带来了强烈的紧迫性。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全面预算管理在财务体系现代化中的历史地位与价值。作为对现代企业成熟与发展起过重大推动作用的管理系统，全面预算管理是企业内部管理控制的一种主要方法。这一方法自从上个世纪20年代在美国的通用电气、杜邦、通用汽车公司产生之后，很快就成了大型工商企业的标准作业程序。从最初的计划、协调，发展到兼具控制、激励、评价等诸多功能的一种综合贯彻企业经营战略的管理工具，其在制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核心作用不言而喻。正如著名管理学家戴维・奥利所说的，全面预算管理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能把企业的所有关键问题融合于一个体系之中的管理控制方法之一。
从上述这段我们曾多次引用的标准教科书描述中，可以引申出两个重要信息：第一，全面预算管理是从近代企业管理向现代企业管理跃迁时涌现的众多管理工具中的一种，同时代的还有科学管理、流水线、事业部制等；第二，作为一种90多年前诞生的管理工具，全面预算管理对于业务波动性的反应速度存在着相当的滞后性（因为其诞生之初的竞争环境与当下有着巨大差异），CFO必须要进行流程和工具的改良，以提升其适用性。我们曾在三年前完成的定向案例研究――“巧搭预算七孔桥”，尝试运用标准构件的方式对全面预算管理的漏洞进行修补，并提炼出“全局为上、打足‘提前量’、和衷共济，保持刚性、强化管控、从‘长’计议、二八法则”等七个标准构件。
在诸多的理论和实践中，我们认为，由Fraser和Hope提出的“超越预算”模型是一套更加值得学习和借鉴的预算改良方法论。尽管其创立的出发点在于将企业的关注点由控制向创新让渡，但在客观上，现行的全面预算管理对于运营动态变化速率大大加快的互联网时代，即使是传统的控制目标也早已变得力不从心，而且其“增加内部博弈成本、压低业务一线能动性、基于历史而非未来”等三大痼疾，在当下变得越来越突出。
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超越预算”视为一套对传统全面预算管理进行系统升级和改良的管理工具。“超越预算”有一套实用性极强的六大程序原则：1、目标――设定旨在持续改进的目标，而不是固定的年度目标；2、报酬――报酬建立在衡量企业成功的相对业绩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满足固定的目标值的基础上；3、计划――使计划成为一个持续的综合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年度事件；4、控制――以相关的关键业绩指标和业绩趋势为基础进行控制，而不是以与计划的差异为基础；5、资源――资源在需要时要可获得，而不是通过预算来配置；6、协调――要协调公司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通过年度计划循环。
“超越预算”在理念上有两个非常突出的变化，一个是以绩效最大化为目标，预算与实际的咬合率并不受到关注；另一个是赋予一线业务运营部门更大的执行弹性。为此，曾经的全球头号经理人杰克・韦尔奇对“超越预算”的理念赞赏有加，“预算是美国公司发展的一大障碍，应该彻底地放弃预算、预算根本不应该存在。制定预算就等于追求低绩效。你永远只能得到员工最低水平的贡献，因为每个人都在讨价还价，争取制定最低指标”。
事实上，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公司已经开始将全面预算管理的着眼点从控制向推动绩效提升方向跃迁了。在联想集团扭亏为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中国区CFO吴辉，甚至在考虑向业务部门派出相当数量的数据分析师，以提升财务体系的预判能力。而行业更为传统的万和物流集团财务总监李鸿宜也在强调，“让财务人员参与到业务流程中。”此外，备受瞩目的华为CFO孟晚舟日前在华为2014年报的致辞中透露，华为2014年启动多项财务改革，包括实施“预算管理全景图”确定、启动全球税务风险管理项目、启动数据质量管理工作等。尽管缺乏对华为“预算管理全景图”的运作细节了解，但综合各种公开报道的相关碎片资讯，其特征颇符合前述“超越预算”的诸多原则，比如其早在2013年起，就将80%的财务授权下放到项目组，20%统一调度权仍然保留在集团，即管理运作体系从以功能部门为中心向以项目为中心转移。显然，这是对传统全面预算管理弊端的强力修正。
战略成本管理：亟需破坏性创新
传统的成本管理模型，在很大程度上备受行事严谨的老式CFO们喜爱。它的出现刚好和科学管理浪潮的兴起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因果关系。 1918年美国会计师卡特・哈里逊第一次设计出一套完整的标准成本系统，而这一管理会计方法给了科学管理创始人泰勒以极大启发，并在其倡导的科学管理浪潮中得到大力推广。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战略成本管理才由英国学者肯尼斯・西蒙兹首次提出，而后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提出了运用价值链进行战略成本分析的一般方法，战略成本管理才得以成为一门炙手可热的新兴会计学科受到广泛关注。经过一系列的迭代，1998年，英国教授罗宾・库珀提出了以作业成本制度为核心的战略成本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实质是在传统的成本管理体系中全面引入作业成本法，关注企业竞争地位和竞争对手动向的变化，它甚至直接催生出一种崭新的会计岗位――战略管理会计。
但我们在此讨论的并不是会计学术范围内的战略成本管理，囿于传统的会计视角，即便是结合了ABC的成本管理体系，仍然是着眼于内部挖潜的常规动作。基于战略成本管理的理念诞生历程，我们可以判定，问题分析的深度往往决定着其成本改良的空间。而既然是常规动作，往往这种成本管理带来的竞争优势并非是战略性的，在战略成本管理理念刚刚传播到国内不久，邯钢和海航集团先后作为战略成本管理的标杆一度迎来了大量的企业参观学习，如今的邯钢早已不能成为在财务意义上成功的公司，而海航集团也在多元化的路上留下了太多的教训可鉴来者。
那么，作为更高要求的蜂巢精益财务模型的重要一边，今天领先型的中国企业所要思考的是，如何建立起在战略上远远优于对手的成本结构体系，这在累进式改良的成本管理模式中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这也解释了中国制造业价格战之所以永无完结之日的悲剧。
我们还是来看一个令人脑洞打开的案例。
业内翘首已久的万达商业终于在2014年12月23日在港交所挂牌，招股价定于48港元，根据文件显示，该公司公开发售超额认购约5.32倍，募集资金金额高达288亿港元，成为香港市场年内最大额度招股的公司。值得注意的是，万达商业地产此次48港元的招股价，相对资产净值折让约46%至54%，在香港上市同业中处于比较高的水平。其他大型房企中，中海外、华润置地及万科现价折让在20%至36%之间，其中中海外为20%、华润置地24.5%，万科则为36%。
当然最引人瞩目的还是在招股说明书中，万达首次对外披露了其拿地成本。其中2011年～2013年，万达商业地产的平均土地成本分别只有1821元/平方米、1171元/平方米和1096元/平方米，这固然与万达拿地城市的结构有关，但在最近几年土地价格节节攀升的背景下，土地成本仍能逐年压低绝对是令同业刮目相看的事情。据兰德咨询的报告显示，万达近三年的土地成本仅占其平均售价的9.18%，这在行业内是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以龙湖为例，2013年其土地成本占平均售价的比例为18.2%，万科则接近25%，四成以上的房企超过33%，只有6.4%的开发商土地成本低于平均售价的10%。
答案只有一个，万达强悍的开发及后续运营能力是决定其拿地成本的关键因素，不少地方政府为了吸引万达项目的进驻，纷纷在土地价格上给予了很大的优惠，进而在税收和经济增长上录得满意效果。
招股说明书显示，万达商业地产2013年的净利润达248.82亿元人民币，要知道此前公开财报的房企中最赚的中海地产，2013年的净利润也不过230.4亿港元（约为181.97亿元人民币），不足万达商业地产的四分之三。
众所周知，地产行业的战略成本无非是拿地成本与融资成本，而往往地产公司CFO都把大量时间用于这两个战略成本项目的管理上，但结果却无法取得在市场上的明显战略成本优势。这也说明，按照罗宾・库珀的战略成本模式，往往你所能获得的充其量是一般性的成本优势，根本不具备绝杀能力。只有破坏性的创新，才可能帮助企业建立战略级的竞争成本优势。以万达商业地产为例，其高水准的招商和运营能力是拿地价格低于同业50%甚至80%的对价砝码。
从中我们得到的最大启示是，只有跳出传统的战略成本视角，才可能获得真正形成战略成本优势的最佳答案。
动态资金管理：回归公司金融本体
基于中国企业财资管理的现状，现金流的管理仍然是CFO一日不可放松的重头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有的公司金融市场的有效性不足导致的。一方面，作为债权融资主要来源的银行仍然未能完全市场化运行，其以短期资金为主的业务模式，增大了企业运营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被动性地持有超过正常运营现金流安全警戒线的现金；另一方面，作为股权融资的通道尚未全面打通，尽管IPO重启、注册制越走越近、新三板取得了超乎预期的进步，甚至股权众筹也被管理层以相当大的容忍度在尝试，但总体而言，股权融资仍然因较高的门槛而难以形成普惠的通道。
因此，从普遍意义而言，在“花钱买平安”的压力之下，国内企业的资金管理效能处于较低水平。但是，隐含在不断提升融资现金流的表象之下的，是国内公司自由现金流创造严重不足的财务本质，换言之，是从运营活动现金流视角下的运营质量不高的直观表现。早在1980年致股东的信中，巴菲特便指出，“对于并购的对象，我们偏爱那些‘产生现金’而非‘消化现金’的公司。”
有研究显示，在2570家上市公司中，截至2014年三季度末实现正自由现金流的有1049家，占比约为40%。其中，从绝对值上看，自由现金流量超过100亿元的公司仅有3家，分别是上汽集团、首钢股份及西水股份；而自由现金流量超过50亿元的也只有区区5家，分别是首开股份、京投银泰、珠海港、武钢股份和中航资本。如果与上市公司市值（截至2014年11月21日）进行对比的话，自由现金流量能达到公司市值一半以上的公司也只有5家。考虑到去年底A股大幅上涨的背景，自由现金流量与公司市值之比会更加走低。
自由现金流量是观察公司持续运营质量和增长潜力的一个绝佳窗口，用更简洁的表达方式就是指扣除营运资本投资与资本投资之后的经营活动所带来的现金流量。就增收的角度而言，持续创造利润并将其转化为现金流是根本之道。而就节支的角度而言，降低应收账款、存货等流动资产的资金占用，或流动负债增加，从而导致营运资本减少，也会增加企业的自由现金流。对此，千百度CFO徐庭裕直言不讳地表示，“2015年财务管理的首要重点就是现金为王，要高度重视从经营过程中获取现金能力的提升，重点做好存货的管控、应收账款的正常回款及合理的供应商的账期。”
在刚刚结束的上一轮高增长经济周期中，由于对营运资本的追加有着近乎无底洞般的吞噬性需求，融资现金流和投资现金流两端的异常活跃，几乎成为了中国上市公司资金管理态势的标准作业模式。比如，Wind资讯统计显示，截至2014年6月末，共有220家非金融类A股公司参股上市金融机构，竟然占到两市公司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显然，从长远看，这种急功近利的价值创造手段并不应成为运营的常态。而从去年开启的中速增长的经济周期，在去产能化的大背景下，营运资本的追加需求被大幅抑制，CFO们应把更多资金管理的注意力回归到运营活动现金流的公司金融本体上来。
当然，考虑到国内企业的现状，负债结构的优化仍然是当前很多CFO的首要工作。行业重资产特征明显的钱江水利财务总监朱建表示，“在未来一年，充分利用资金面宽松和银行降准降息的时机，及时调整负债结构，降低财务成本，并利用时机适时储备资金，以满足主业的扩展需求。”
而对于以资金运营为主业的金融业来说，公司金融的本体特征就会更为关键和明显。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中国） CFO郑永强坦承，“现在的企业在财务管理上最大的问题和漏洞就是资金管理。因此资金管理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将一如既往地做好三方面的工作。第一，确保流动性。保险公司最关注的是流动性，我们需要向客户提供最及时、最完善的保障，所以流动性是我们最重要的考虑。我们有资金系统严格的实时监控公司的现金管理和收支，同时预测公司未来的现金流状况，预测频率将从周调整到日，确保流动性没有问题；第二，安全性，风险可控。我们设立了信用评级模型和风险控制体系，专门评估分析交易对手的信用情况和投资风险，定期信用评级报告和风险评估报告，及时调整交易对手的信用额度和改变投资策略和投资组合，防范信用风险和交易风险，确保公司资产安全；第三，关注盈利能力。在确保资产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我们通过多种手段确保资产的盈利能力。比如，建立投资资产组合模型，通过调整投资组合在风险和流动可控的前提下，确保投资收益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此外，需要提醒广大CFO的是，中短期内人民币出现阶段性贬值的可能性在显著上升，人民币汇率的变动由之前通过连续多年单向升值带给大批国内企业无风险收益的局面，正在变成一个需要锁定汇率防范黑天鹅式风险的巨大资金风险点。根据相关统计，2008年至2014年，受廉价的国际资本以及中国4万亿政策刺激，中国企业步入了快速海外举债的时期。截至2014年6月份的数据显示，中国境外银行债务敞口已经高达1.1万亿美元，债务余额全球第七位，新兴市场第一位，年均增速全球第一。
内部控制：锁定新常态风险
如前所述，蜂巢的坚固程度和稳定性，都是精益财务模型需要持之以恒追求的必要模块。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所谓“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之下，中国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和外部风险都在空前加大，因此传统的内部控制体系也应对应上述新常态作出适应性的功能进化，我们不妨对此进行逐一分析。
首先是所谓“增长速度换挡期”带来的风险。基于中国经济已处于从高速换挡到中高速的发展时期，如同汽车换挡一样，相应地，作为组成宏观经济的每个微观经济单元都会受到这一过程的一系列冲击和重新磨合。首当其冲的就是观念上的冲击，作为一个持续保持了30多年两位数增长的经济体，当增长速度下滑到7%甚至更低的程度时，习惯了以规模扩张为主要价值创造手段的中国企业，必须要学会在营业规模只有小幅增长甚至停滞的情境下，保持公司的持续运营，同时设法改善盈利能力。所以，这部分风险的应对之道要义在于观念的与时俱进，要试着容忍业务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平抑组织内总想一下子反转经营局面的盲目急躁情绪也很关键。
其次是所谓“结构调整阵痛期”。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高资源消耗、高污染、高利率、高负债，以及最近浮现的高汇率，都需要在新常态下进行结构调整，因此其所对应的由高向低的结构迁移，对于所处其中的企业来说，就产生了需要应对的新常态风险。因此，化解这部分风险的唯一解决之道，不在于内控部门如何采取技术性手段去应对，而是如何驱动公司战略决策者从业务端入手进行化解，比如提升设备技术水平、降低能耗、降低污染排放、优化负债结构、锁定与对冲汇率风险等等。
第三是所谓“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主要是指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初期，中国实施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现在这些政策还处于消化期。或者说，上述政策的正面效果正在减退，而其带来的负面效果则正在涌现。这其中有两个层面的风险，其一是货币发行量过大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却难以进入实体经济的顽症；其二是处于当时被刺激的主要行业（比如房地产、装备制造业等），由于意外的刺激政策所导致的企业生命周期曲线的变形，短期产能的急剧扩张、劳动力成本和资本开支的超常规扩大、坏账风险释放等等。这个往往也无法用传统的内控模型进行修正，而需要借助于关停并转等更强力的止血措施来迅速控制住局面的恶化。比如，链家集团CFO 田海涛在展望未来的内控工作时就明确表示，“链家集团主要面临两大财务风险：一是固定付现成本较高，包括门店成本和人工成本等，尤其是在市场下探幅度过大时会导致现金流紧张；二是在公司快速扩张时，如果进度控制不好，会导致资金消耗过快。”
对比，我们的建议是重新思考和构建新常态下的内控体系建设的战略制高点。在这方面，早已实现全球化运营的华为在防范同样充满诸多无奈的海外市场风险时，其采用的内控应对策略就兼具前瞻性和系统性。2013年8月，华为在伦敦正式设立“财务风险控制中心”。该中心是华为全球财经组织的分支机构，在五大领域开展风险评估，包括市场风险、流动资产风险、运营风险、国家风险和交易对手风险。该中心同时设有一个信用管理部门，评估华为在MEMA（欧洲、中东和非洲）区域的运营风险。此外，还有一支专门的团队负责管理华为位于伦敦的国际银行和金融合作伙伴的关系。孟晚舟特别对于选择伦敦这个全球风控制高点做出了详细的解释，“伦敦是具有极高战略地位的全球金融中心。伦敦在金融领域的经验积累和人才积累，完全可以满足财经卓越运营的需求。同时，伦敦兼具语言和时区优势，是华为建立财务风控中心的理想地点。”
税收筹划：未雨绸缪的阳谋
中央财经大学税收筹划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蔡昌在展望2015年税收变化时表示，“美国总统富兰克林有一句经典的名言，人类有两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税收与死亡。税收治理必须纳在国家治理的范畴，税收也必须在法制化的轨道上。”不过，以《首席财务官》近10年来与国内CFO们打交道的经验来看，税收筹划方面的工作大家通常是只说不做，给人的感觉似乎这是一件不见光的事情。显然，这与国内目前名义税负畸高而征收过程问题较多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俊生在接受本刊专访时明确表示，政府、立法和执法层面对税收筹划的观点正在发生积极转变，猫鼠博弈的心态难以适应新常态。
先明确一下税收筹划的法律正义性。税收筹划来源于1935年英国的“税务局长诉温斯特大公”案。当时参与此案的英国上议院议员汤姆林爵士对税收筹划作了富于正义性的阐述：“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安排自己的事业。如果依据法律所做的某些安排可以少缴税，那就不能强迫他多缴税收。”这一观点得到了法律界的广泛认同。在大量的实践之中逐渐形成的税收筹划定义是指，“在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取得节税的经济利益。”
从税收筹划定义出发来审视国内税负现状，有多个较为纠结的主要矛盾，包括名义税率过高、税法规条体系混乱且税种繁多，以及地方税收征管的弹性过大等等。这些主要矛盾集中的地方，就是CFO要拿出相当精力乃至要组建专门团队来应对的税收筹划主要节点。
先看名义税负过高的问题。世界银行的研究成果表明，低收入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为13%左右；中下等收入国家的为20%左右；中上等收入国家的为23%左右；高收入国家的为30%左右。国税总局曾多次声明，国内的宏观税负约为20%，但是根据近年来财政收入的实际情况来看，国内宏观税负超过30%是普遍得到企业界和学术界公认的一个事实。因此，对企业而言意味着，在一个中下等发达的经济体中以达到或高出发达经济体税负水平的市场环境中运营，换言之，国内企业是在过负荷三分之一税务成本下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
其次是税法规条体系的混乱且税种过多。从改革开放以来的1984年利改税、1994年分税制、2004年新税制改革的步伐看，每十年往往会进行一次税制的系统性制度变革。而2014年的营改增扩围尚难以称之为一个全方位的系统性变革，未来一两年内很可能会迎来税收法规、征收体制方面的重大变革。而对于过于繁琐的税种而言，前国税总局副局长许善达曾表示，“中国部分税种是要简化的，还有十几个税种可以大幅度减并，就留七八个足够了。”从纳税成本上的考量，税种的简化对于企业来说是个看似不明显但却实实在在的利好。
第三是地方税收征管的弹性过大。去年底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税收等优惠政策的通知》，被视为国内传统税收筹划模式的终结。按照这一通知规定，地方政府通过税收招商引资的各种优惠将受到全面规范，将全面清理已有的各类税收优惠政策，各地区不得自行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先征后返等减免土地出让收入等政策也将被强制取消。事实上，这是对税收筹划走向正轨的一个利好。因为地方政府税收征管弹性过大的话，极易导致那些较长周期的税收筹划方案的失效，而往往越长周期的税收筹划工作就越重要，额度也越大。因此，这种不确定性的消除，反而迫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去研究自贸区、西部大开发等国家级税收优惠政策的应用。
从操作上看，一方面是空间上的税收筹划，即在多种纳税方案中选择税负低的方案，也就意味着选择低的税收成本；另一方面是时间上的税收筹划，也就是纳税期的滞延，这在国内往往容易被忽视。延迟纳税相当于企业在滞延期内得到一笔与滞延税款相等的政府无息贷款，对于应锱铢必较的CFO们来说，也是一个不无小补的选择。
当然，国内企业囿于纳税筹划的不见光心理，往往缺乏专职的税务团队，与更为专业的第三方机构合作的心态也不够开放。而随着税收法定的大前提形成共识、中央和地方分税制的重新调整，将纳税筹划变成“阳谋”的外在环境正在趋于阳光化，这是影响更为深远的利好。
IT与团队：轻型化、专业化、长期化
作为蜂巢精益财务模型的最后一环，工具与人始终是持续推进财务精益化变革的驱动因素。目前，这两个因素都在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首先是IT工具。在云计算技术的快速普及下，原有的封闭式的信息化结构，面临着格局上的重大调整。以国内财务界耳熟能详的金蝶为例，其早在数年前就将业务重点全面转向移动互联网，力图抢先占据移动互联网尚未全面启动的B2B市场。
随着手机对PC端的全面取代，移动互联网对公司信息化的各种碎片化冲击正在快速地、不可逆地汇聚成一股强劲的冲击波。比如，原本需要手工输入的ERP前端数据，在二维码技术的快速普及下，仓单（已经实现）、银行支付凭证（亟待互联网化）、电子发票（萌芽渐起），甚至合同（北京已开始用二维码全面推广“一日游”电子文本合同）等数据采集工作，均可以通过手机二维码扫描来实现。因此，企业级的移动互联网应该与传统的ERP部署有着极大的不同，轻型化、快速化、定制化等很可能成为新一轮IT应用的热点。
从专业化的角度来说，基于移动互联网的IT解决方案，虽然对于云计算的存在，企业对于硬件投资的需求大大弱化了，但是对于细分领域应用的专业度反而会有明显的提升，原本在PC+服务器时代困扰企业信息化良久的定制化还是标准化问题，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由于移动IT应用的小巧灵活，使得企业再度迎来IT应用的定制时代。
而对于团队而言，则到了CFO们需要重新审视财务体系运作以及人才策略的关键节点。
我们先来讨论财务体系的运作。随着财务共享中心在国内日益深入人心，不仅大型企业集团纷纷成立了专属的财务共享中心，连为小微企业进行财税记账服务的“会计在线”也推出了中小企业财务共享中心的服务，由于其增长潜力被各方看好，目前“会计在线”已经成功登陆新三板。也就是说，在移动互联网B2B服务更为完善的大背景下，以及财务共享中心的全面勃兴，财务体系的核算职能正在被快速剥离，因此全面转向管理会计就成为大势所趋，前面所述的蜂巢精益财务模型的五个维度，都是财务体系重点转型所在。
因此，沟通能力、业务诊断能力、公司金融运作能力将成为实现蜂巢精益财务模型的过程中最迫切需要补充的复合型软技能。考虑到国内普遍的财务人员教育背景情况，上述三项能力的培养应该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而且需要大量借助第三方专业培训机构的支持。因此，CFO们要做好持续构建团队的长期心理准备。
延伸阅读 精益财务在路上
【2015年经济形势研判】
金新农 CFO 刘阳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2015年的经济形势会显著好于2014年。主要是这轮金融危机已经到了尾声，世界经济会有所好转。中国结构化面向市场的改革、产业升级改造、积极的财政政策都有较好的正面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经济下行的压力。由于农业部门是国民经济长期缺乏比较优势的部门，同时也是未来十年经济全要素生产力增长最快的部门，目前工业与服务业反哺农业的格局正在形成。我认为2015年，政府层面对农业部门的金融支持、财政支持以及产业政策（包括、劳动力改革、科技改革）都会显著强于其他部门。
【2015年税收展望】
首商集团总会计师 张燕钊
今年的税收改革，应该还会继续延续“营改增”的方向，继续深入深化。营改增的改革，也就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在资金支配权方面的调整。由于国内经济增长乏力，中央的财政收入面临更大的压力，而需要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因此，加大中央财政集权的力度会更加明显；同时，由于地方自有支配资金的减少，以及近年来地方债风险的加大，各地地方政府也会从地方税费等方面加大征税的力度。国家、地方共同向实体征税，会使实体的经营压力进一步加大，势必会引发税收征管法等相关法律的调整和改进，使得将来的征税行为更加规范，这也是不破不立的，但是，企业难免会有阵痛。
【2015年成本管理】
奥康国际CFO 王志斌
2015年，奥康将从供应链管理、产品成本、人工成本等方面进行成本管理，制定出适合自己的成本控制模式，提高成本效益比，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整合供应链资源，降低原材料成本，提供整体竞争优势。原材料是一种社会资源，能不能以最低的价格获取原材料，对企业来说就是整合供应链能力，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企业的竞争已经不是单个企业能力的竞争，而是产品的价值链竞争。奥康通过整合供应链确保在原材料资源和价格方面比竞争对手拥有更多的优势。①成立集团采购中心全面管理供应商资源和原材料、成品采购业务。②与供应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研发，直接从工厂获取材料信息，降低产品的材料成本。③利用奥康银行信贷资源，为核心供应商提供供应链融资解决方案，降低供应商融资成本。
开设奥康国际名品馆，提升终端店铺经营效益。打造“一盘货”的概念，提升单款产品订单量。在快速消费品行业，销售费用中的店铺租金和商场扣点是占销售额20～30%左右的一个大项费用，奥康通过开设集成大店――奥康国际名品馆，增加营业店铺二楼、三楼的营业面积，降低租金成本，提升租售比，提高店铺经营效益。产品设计阶段决定了产品的80%成本，所以设计要做到面向成本目标的产品设计，开发前期做好产品的规划工作，根据市场需求进行针对性开发。奥康研发部门在开发过程中，通过图片评审或单只样品评审，评审通过后再配色，精简SKU数量，设计系列主题故事产品，打造“一盘货”的概念，提升单款产品订单量。
采用科学化管理，降低企业用人成本。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减少人工成本，通过管理模式的创新降低人力成本，推广“机器换人”、减少人工成本，采用DRP、ERP、SAP等信息化管理，提高管理效率。调动员工积极性，提供员工工作效率，降低企业人力成本。
【2015年并购重组】
时代新材CFO 任云龙
央视《跨国并购》专题报道曾提及跨国并购的成功率仅为三成，而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并购研究项目指出，在并购前和并购中项目的失败率分别为30%和17%，而在并购后整合阶段失败的可能性则高达53%。可见，协议签字并不代表项目成功，只有在并购后成功实施整合，才能决定项目的结果是否能为企业带来价值。
在并购后整合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确定不同期间的目标；总体来说在2015年的前期整合中重首先必须要重视公司治理问题，将法律予以股东的监管权力最大限度地用好，建立起完善的公司治理架构、制度和流程，为后续的业务整合奠定基础，避免犯整合中的教条主义错误。
其次需要完成与被并购方的管理对接，将并购方的一些合规性要求、内部管理需求明确并固化下来。比如作为央企和上市公司，国资委、证监会和交易所对 财务报告、信息披露、投资管理等方面的要求。
第三是建立起风险管理机制，做好风险监控、管理。比如被并购企业的现金流风险、担保等连带责任风险、人员流失风险、业务流失风险、外汇汇率风险等，确保并购后企业能够平稳过渡。
最后是要抓住并购整合期，将并购双方能够实现的协同项点识别出来，并制定对应的实施方案和计划，越早将短期可以体现出的协同价值体现出来越好，这有利于促进双方的认同和融合；同时，新股东需要做的改变和革新越早规划、实施越好，尽量避免企业回到原有的惰性轨迹。
【2015年信息化布局】
千百度CFO 徐庭裕
2015年千百度将会在现有信息化的基础上，提升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水平和能力，以适应现有的市场环境和管理需要。公司现在绝大多数销售份额是通过在百货公司、购物中心开立自营店铺的方式实现的，同时辅助以四五线城市的加盟销售、网络销售及OEM。网络销售尚不是公司销售的主要渠道，现阶段主要是通过B2C、B2B的方式，借助第三方销售平台进行网上销售。我们期望在2015年能整合我们现有的信息系统，更换或提升线下店铺的业务信息系统功能、增加网络销售的功能，最终实现线上、线下销售的无缝对接。通过系统的方式做到货品线上、线下共享，消费者线上、线下共享，VIP服务线上、线下共享。最终使得公司在提供线上销售的同时，又能将线上的消费者带到现实店铺中，在线支付购买线下的商品。
【2015年内控举措】
思美传媒 CFO 张国昀
思美作为一家广告公司，能明显体察到经济形势的严峻。内控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思美的内控举措可以归纳为“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具体做法和措施：
明确重点保障的内控目标：制定和落实战略、促进维护资产安全。在五大内控目标中，我们选择其中两点作为重点。战略就是“从大处着眼”。互联网时代，产业周期越来越短，“如何把握产业机会、如何互联网化、如果扩大市场份额”等等问题均是战略规划的重点。在互联网时代，判断方向比埋头苦干更加重要。
促进维护资产安全就是“从小处着手”。保障资产安全，不仅是做好应收账款催讨等常规工作，而且包括整个集团轻资产化。做到不投资房地产和广告设施，用云端租赁代替购买等等，做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境界。
在内控环境方面，我们将重点放在企业文化上。因为对于广告公司，最核心的资产是优秀的团队。我们提倡积极乐观、感恩互助的企业文化，凝聚员工的归属感、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员工为公司的发展而努力，并通过公益活动回馈社会。我们通过推行股权激励来提升员工的主人翁精神。
为了加强对大企业的事前税务治理，提高纳税服务水平，引导大企业合理控制税务风险，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正式《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试行）》，明确提出税务风险管理由企业董事会负责督导并参与决策，董事会和管理层应将防范和控制税务风险作为企业经营的一项重要内容；企业应将税务风险管理制度与企业的其他内部风险控制和管理制度结合起来，形成全面有效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在法定报告内容和法定披露制度不断强化的环境下，公司必须实施税务遵从、透明度、公司治理的相关流程，董事会应对包括税务风险管理在内的公司治理体系负责。
近年来，国内上市公司因涉税问题，引发公司股价下挫，给公司的形象造成严重损害的事件，屡见不鲜。中国证监会会计部的《2012年上市公司执行会计准则监管报告》显示，企业在收入确认、金融资产减值、企业合并、长期股权投资和政府补助等会计处理方面仍存在较大问题，企业存在被调整税款的风险。税务治理已经成为众多国内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的迫切需要。本文旨在通过总结税务治理具体实践，提升国内大型企业集团的税务治理水平。
二、企业税务治理相关理论
（一）税务治理的定义英国学者Mr David Fwilliam认为税务治理的定义，可简单地表达为公司治理，而与税务相关，来协助董事提高公司价值，从而增加股东和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根据我国学者王家贵的解释，企业税务治理是指企业对其涉税业务和纳税事务所实施的分析和研究、筹划和计划、监控和处理、协调和沟通、预测和报告等全过程管理的行为。企业税务治理不仅包括税收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利用，依法避税的技巧和方法运用，事前筹划和计划实施组织，也包括企业涉税业务流程规范和管理组织，还包括避免违规受罚和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等综合管理内容。税务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一项重要工作，目的是为了以较小的管理成本支出而达到化解不特定税务法律风险及成本，以创造企业整体价值。影响企业税务治理的因素主要包括：
（1）外部因素：客观经济环境（主要指税收负担水平）对企业税收筹划提供的空间大小，外部税务征管部门的税收征管压力和对企业运用税收政策及筹划项目的认可程度，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主要指股东）对企业税务治理水平的认可程度。
（2）内部因素： 企业董事会及管理层对税务治理的重视程度，涉税风险防范意识以及企业税务部设置和税务治理人员的专业能力，包括：税收筹划能力、涉税问题应对能力和税务公共关系沟通能力等。
（二）税务治理的目标企业税务治理有两大目标，分别是风险管理和价值创造。将企业的税务风险管控至最佳水平，以创造企业的整体价值及维护企业善尽社会责任的形象，是大型企业集团税务治理的关键所在。
（1）税务风险。税务风险是指企业的涉税行为因未能正确有效地遵守税法规定，而导致企业未来利益的可能损失。税务风险包括政策遵从风险和业务交易风险：政策遵从风险是指企业的纳税行为不符合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财税人员对涉税业务核算和会计处理的不正确或者不准确，导致应纳税而未纳税、少纳税，从而面临补税、罚款、加收滞纳金、被取消资格或者吊销证照、刑罚处罚以及声誉损害等产生的风险。业务交易风险是指企业经营行为适用税法不准确，因缺乏安排或者税务筹划不当，导致企业纳税成本增加或者承担不必要的税务负担而产生的风险。
（2）税务价值。税务价值，通过运用税收筹划、利用税收政策降低税务负担，遵守税收法律、法规及政策形成的公司形象，包括有形价值和无形价值：有形价值主要指合乎法律的前提下合理利用税收法律法规及政策，通过税收筹划等手段，降低企业税务负担，是可量化的经营成果。无形价值主要指良好的税务治理可以帮助公司形成良好的声誉，提升公司的社会形象，有助于公司吸引人才、资本市场融资等，是难以量化的经营行为。
（三）COSO框架与企业税务治理2004年美国COSO委员会了《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ERM），拓展了企业内部控制的内容，更有力、更广泛地关注于企业风险管理这一更加宽泛的领域。COSO内部控制框架认为，内部控制系统由控制环境、风险评估、内控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五要素组成，它们取决于管理层经营企业的方式，并融入管理过程本身，其相互关系可以用其模型表示。COSO报告提出内部控制是用以促进效率，减少资产损失风险，帮助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和对法律法规的遵从。COSO报告认为企业内部控制有如下三个目标：经营的效率和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和符合相应的法律法规。企业税务治理对上述三大内控目标会产生重要影响。、
基于COSO内部控制框架，企业应从以下五个方面落实税务治理：（1）控制环境。指企业整体应对税务风险的态度、税务战略和税务风险目标，包括管理层对税务治理的重视程度，税务风险制度制定和沟通的范围，以及税务部在集团的地位。（2）风险评估。指企业应对不同类别税务风险的熟悉程度和反应，包括企业识别、评估、管理和消除税务风险的流程。（3）控制活动。指企业通过设计和制定详细的流程对已识别的税务风险进行管理，以实现对集团税务风险目标的控制，包括详细的规章制度、复核、审批和运用外部资源等环节。（4）信息与沟通。指企业记录税务风险目标与企业内外有关部门进行充分沟通。记录用于识别和量化税务风险的操作指引，以及控制风险的措施；制定风险监控流程，保障税务风险控制措施受到评估，以及有新的风险出现的时候能够及时采取控制和补救措施。（5）监督。指企业通过采取复查税务风险内部控制实施有效性的措施，保证有效性得以实现。风险监督将能够识别风险控制失效或者企业税务目标没有实现的领域；一旦发现，可以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三、大型企业集团税务治理实践：以A集团公司为例
A集团公司创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主营日化产品，公司主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多年来稳居行业领先地位。集团公司立足日化主业的同时，拓展了另外两个基本业务单元即金融资本投资和商业房地产业务，逐步发展成了复合型的大型企业集团公司。公司具有强烈的依法纳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但是，税务治理相对滞后仍然以核算为主的形式存在，税务治理的日常责任主要由财务部下属的办税员完成，已经不能适应公司快速发展的需要。
（一）A集团公司设立税务部的必要性
（1）跨行业发展导致涉税处理复杂。近年来，A集团公司立足日化主业的同时拓展了另外两个基本业务单元，通过参股或控股的形式涉足投资银行、保险、医药、商业房地产等行业，逐步发展成了复合型的大型企业集团公司，业务遍布全国各地及部分国外区域。公司具有多层次的组织结构，复杂的产权关系，完整的产业链条，涉及的税种、税收政策、涉税事项多种多且并日趋复杂，税收贡献对所在地区的影响大，税务治理已经成为该公司经营管理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决策。
（2）税务治理专业性越来越高。由于国内外税法纷繁复杂而且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税务成本属于沉淀成本，税法的相关处罚规定很严格，集团范围内的涉税交易额巨大，稍有疏忽就可能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如果没有独立的税务部和高素质的税务专业人才，难以应付日渐复杂的各项税务工作。
（3）税金支出成为企业重要资金支出。税负成本在A集团公司净现金支出中占有较大比重，对公司的资金周转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合理科学地进行税收筹划，将成为A集团公司进行内部效益挖潜的重要手段。
（4）权威性指导着税务工作的有效开展。作为复合型的大型企业集团公司，税务治理涉及企业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不只是财务部门的事情，还需要多方面的协同和配合，没有一定的权威性，很多涉税事务难以落实到位。
（二）A集团公司税务部职能定位为了有效地拓宽和提升税务治理的各项工作，A集团公司按照集团总体的工作部署要求，组建了独立的税务部，利用SWOT分析工具，在基于COSO框架的基础上对集团税务部的管理职能进行了准确的分析定位。
通过SWOT分析，A集团公司税务部对部门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在发展中存在的机会和威胁有了清晰的认识。税务部在遵循公司总体战略的基础上，对部门管理职能进行了定位，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战略规划、运营支持和合规要求。
（1）战略规划方面。以公司战略为指导制定税务战略，进行由税务驱动的内部流程再造。同时基于公司业务情况、交易模式等信息，负责整体税务筹划并制定税务方案，优化公司的税务环境，降低企业整体税负。
（2）运营支持方面。帮助建立注重税务的企业文化，承担专家顾问角色，提供税务技能及商业咨询服务，提供税务数据及税务知识管理。参与集团日常经营活动，协助集团建立整体节税模式，提出改进建议以不断降低管理成本。
（3）合规要求方面。与外部监管部门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落实内部税务风险管理及内部税务自查，培养专业的税务人才。制定税务策略使公司税务受益机会最大化，为高级管理层的商业战略、投资决策提供税务方面的专业建议。 及时掌握国家税收法律、政策及相关法规，设计税务培训课程，对成员公司的财务人员及其他部门人员进行税务知识培训，确保国家的各项税务政策在成员公司得到贯彻执行。负责指导纳税遵从体系性建设工作，包括管理制度、流程和操作指导的规范，控制日常纳税风险。
（三）A集团公司税务管控体系建设A集团公司税务部在集团总体组织结构上属于集团一级管理部门，归属于集团财务中心，拥有独立的人员编制、行政管理和专业管理权。税务部以集团整体战略为指导，基于COSO框架建立了六大税务管控体系，包括专业部门及专业人才体系、税务规划及税务分析体系、税务内控体系、税收成本控制体系、税务共享平台体系、政策研究及专业培训体系，以帮助企业实现“管理税务风险，提升税务价值”的税务治理目标。
（1）专业部门及专业人才体系建设（COSO控制环境建设）
部门职责：作为集团税务治理的主管部门，税务部以集团整体发展战略为指导，专注于集团税务规划管理，税务关系协调，财税政策宣导、纳税控制体系建设、投资项目税务分析、税务团队建设和税务专业人才培养等部门使命的达成，是集团以及各分子公司实施税务治理的全面管控，是集团税务政策制定、税务治理目标分解、纳税控制管理、税务风险的快速反应、税务团队建设，税务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具体责任部门，对税务队伍的稳定、发展、成长、积极性和凝聚力负责。
岗位设置：根据税务部的工作职责和业务发展规模，A集团公司税务部在税务总监的带领下，根据公司业务规模和部门的职能建立了相应的岗位编制，设立了税务执行、政策及培训、规划与分析和税务内控四个工作模块。另外，在各成员公司中设置相应的税务会计岗位，业务管理隶属于集团税务部的税务执行模块，实行垂直的业务管理。
税务专业人才培养与团队建设：税务部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部门成立后不断探索新的管理方式，以项目工作制的形式开展各项工作，在培养各成员团队合作精神的同时，让大家自由发挥聪明才智，快速成长为能独挡一面的税务专业人才。
（2）税务规划及分析体系建设（COSO风险评估建设）
开展年度税务规划工作，明确纳税目标 ：税务部以企业营运策略为起点制定年度税务规划，根据A集团公司年度全面预算管理的要求，经过科学的计算分析，在每年初确定全年税务规划目标，并报集团公司管理层批准。税务部每月对全年纳税达成数据实行动态分析管理，及时发现日常执行与目标规划的偏差，确保全年的纳税任务在税务规划的指导下按时准确完成。
加强IT技术的运用，提高工作效率：税务部通过建立基础税务信息数据系统，开发内部税务信息管理系统，减少人工处理环节，提升税务核算的准确性，实现税务核算标准化、税务数据和税务指标实时化。税务部遵循简易、快速、清晰的原则，建立了财税法规档案库，方便各成员公司的财税人员查阅相关税种中有关国家及地方的政策法规。同时，部门在积极探求ERP与发票管理软件及纳税申报软件的数据联动方法，提升工作效率。
开展税务分析工作，为管理者提供决策支持：税务部通过设置税费预算达成率、主营业务毛利率、三项费用率、增值税税负率、企业所得税税负率和综合税负率等关键税务指标，建立科学合理的税务分析体系，分析各成员公司的月度涉税数据，进行税种的结构分析和趋势分析，发现异常情况，对相关人员提出预警，并提出可行的税务处理建议，最终形成税务分析报告，为管理层提供决策支持。
（3）税务内控体系建设（COSO控制活动及监督建设）
税务流程及制度规范建设：税务部结合集团业务多元化的特点，统一各项涉税事务的管理标准。在纳税申报流程方面，设置各层级审核节点，严格对申报的数据进行把关，保证各成员公司日常税务执行及时准确完成，规避因漏缴、错缴而导致的税务处罚。在涉税合同审批方面，设置税务审核节点，规避业务执行中出现税务风险。在关联定价方面，设置定价审核流程，对价格的更新时点、审核的标准进行规范，同时定期对毛利率波动状况进行分析，切实保障集团关联定价政策执行到位，确保集团各成员公司纳税水平的稳定。税务部在公司登记、税务规划管理、税务分析、关联交易、税务培训、涉税条款审核、发票管理、合同管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方面制定了相对完整的管理制度体系。
开展税务稽核，落实税务内控：为了落实税务内控工作，税务部建立了科学有效的税务稽核风险管理清单，采用事前分析、事中现场沟通核实、事后跟踪落实的工作程序，定期对各成员公司的涉税业务进行专项稽核，保证各成员公司严格执行各项税务政策。通过对集团业务的全面把控，将税务风险控制在萌芽状况，有效地防范了集团整体的税务风险，同时也为税务筹划空间的拓展提供支撑。税务部开展税务稽核的重点主要包括：销售收款业务流程稽核、采购付款业务流程稽核、存货管理流程稽核、相关合同及业务单据票据稽核、相关税收优惠的利用程度稽核、各税种的纳税过程稽核。税务部针对税务稽查中发现的涉税问题，提出整改措施，建议被稽核单位加强对各项涉税业务的开展进行全程管理，以降低涉税风险发生的概率，规避不必要的损失。
（4）税收成本控制体系建设（COSO控制活动建设）
投资并购业务管理：A集团公司主业经营良好，资金充裕，处于多元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各类投资并购和重组业务越来越多。A集团公司税务部在重大投资并购项目初始阶段就开始介入，与业务部门开展充分的合作，根据企业发展策略对股权运作、资产配置、关联交易及公司设立模式、重大交易布局重组方式与时机选择等各种经济行为决策所涉及的各税种成本进行分析测算，做好全局性业务规划与最低税负纳税安排，给出最优操作方案。
生产采购业务管理：A集团公司的主业是制造和销售日化产品，具有固定资产投入大，产品材料消耗大，运输作业量大的特点，生产采购环节的增值税进项发票管理和固定资产管理显得尤为重要。A集团公司税务部在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结合公司的业务，制定了相应的发票管理办法，规定了生产采购中各类发票的适用情形和增值税发票进行抵扣的范围。同时，在遵循会计准则和税法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发展和日常作业负担等因素对各类生产设备的折旧计提方法作了统一规定。
销售服务业务管理：A集团公司税务部，通过对销售业务的调研分析，确定了销售服务业务的关注要点，包括公司设立形式、销售收入确认的时点、销售合同中发票及结算要求、视同销售的情形、纳税义务时间、促销方式中的费用发票合规性、销售人员激励形式中的个人所得税等，落实销售纳税策略。同时，针对各公司增值税使用量大和发票面额大的情况，制定了增值税发票管理办法，确保发票的领购、保管、开具、递送、签收环节得到有效管理。针对日化快消品促销费用大，促销周期长，促销模式多样的特点，费用发票回收周期长和来源多的特点，做好相关费用的预提，保证每月费用能够实际反映在财务报表中，确保每月企业所得税纳税额的平稳。
技术研发业务管理：A集团公司是国内领先的日化制造集团，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与世界500强中的国际知名日化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国内知名的科研院校进行校企合作，不断提升的科技研发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产品结构调整、企业转型升级。结合企业的实际业务特点和获取的相应资格，A集团公司税务部将技术研发列为日常业务重点工作内容之一，重点关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合规性，关注公司研发项目的立项及实施，关注新产品的开发及销售，以充分利用国家针对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出台的系列税收优惠政策。
转让定价业务管理：A集团公司是覆盖全国各个区域的大型企业集团，经营的日化业务遍布全国各个地区，在全国拥有众多生产基地和销售公司，并且享受的税收政策存在差异，公司间的内部交易频繁，对各公司的税收影响大。为此，A集团公司税务部将转让定价业务作为日常业务重点工作内容之一，按照相关法律制度的要求，加强对转让定价的管控，对转让定价中涉及的转让定价方法选择、各成员公司的功能定位、同期资料提报等进行了统一分类和规范，并通过月度税务分析，对转让定价体系进行跟踪落实，以确保符合税法的相关要求。
（5）IT系统共享平台体系建设（COSO控制活动及监督建设）
税务月刊与税务月历：税务部每月收集整理当月度最新的税收政策和典型案例，通过共享平台在集团范围内实现共享，提升整个集团特别是财税人员的税务政策认知能力和税务问题处理能力。税务部每月通过分析和整理当月各税种的申报日期及当月需要重点关注的税务信息，形成税务月历，在集团范围内做好纳税申报时点提醒，规避因纳税申报引起的税务风险。
在线税务咨询：税务部通过在集团网络办公系统中建立在线咨询平台，以“你问我答”的方式，对日常税务咨询问题及时给予合理的解决方案，通过事中指导和事后跟踪，有效保证了税务问题的切实解决，不仅降低了企业日常经营的税务风险，也有效推动了部门服务水平的持续进步，提升了集团的税务管控职能。
月度税务例会：税务部通过与中介机构合作，每月召集财务部及相关业务部门针对当月出现的重要涉税业务进行讨论，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协调。同时，利用第三方的专业权威和独立性，推进涉税业务的顺利开展，提升部门的管控能力和服务水平。
税务答疑手册：税务部定期通过对集团范围内发生的各类重要涉税问题或者频繁发生的具有典型性的涉税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形成税务问答知识手册，并组织相关人员对手册进行学习，规范各项涉税业务的处理。
（6）政策研究及专业培训体系建设（COSO信息与沟通建设）
政策研究方面：将网络现有资源与专业中介机构资源相结合开展税务政策研究，对国家税务总局及各地税务局的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提炼，形成研究报告递交集团管理层。
专业培训方面：税务部开展税务培训选取的主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为最新税务政策研究的成果，即与集团业务相关的动态政策的税务专题；另一方面是与税务相关的税务会计实务处理及涉税沟通技能。培训主题涉及营改增、涉税会计核算、发票知识、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关联定价、税务稽查与风险应对等。通过开展针对性的培训，深入贯彻税务内控文化，可以有效提升财务人员和业务人员税务意识。
（7）变革后的税务治理效果。通过总结分析，A集团公司税务职能活动在变革前后发生了较大变化。变革后的税务工作已经由一种单纯的核算支持型工作转变成一种多方位的企业内部专业管控型工作。A集团公司税务部在深化内部税务治理的同时，注重将集团诚信纳税的企业文化、办税人员税务知识扎实、工作认真细致、快速、准确、高效办税的良好企业形象传递给税务机关，与税务征管部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沟通交流活动，有效地促进了政企之间的友好互信关系。
（四）A集团公司税务治理发展规划 通过变革，A集团公司税务风险得到了有效的管理，税务价值得到了较大的提升。但税务管控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专业素质方面。在多元化业务的急速发展及海外需求扩张面前，税务部面临高端税务专业人才缺少、国际税收视野和经验不是的问题。A集团税务部未来将考虑引用优秀人才或通过部门内挖潜的方式，培养具备财税筹划和内部控制管理的高端税务人才。同时，配合企业海外拓展需要，培养具备海外税务核算及风险管理的人员，加强国际财税法规的研究解读与应用，以国际化税收视野的高度应对各类税务实务问题。
（2）税务风险管控方面。A集团公司目前主要注重业务过程的管控，事前管控相对不足。因此，A集团公司未来应注重业务流程节点的管控，建立标准检查体系，将税务治理工作向业务前端推移。通过挖掘大数据技术实现智能、远程的税务信息支持，建立关键指标自动预警体系，最终建立全面的税务风险管控体系。
（3）税务研究与培训方面。相比优秀的咨询公司，A集团公司缺乏更加专业的税收政策研究团队，税务培训多采用外聘培训师的形式。未来，A集团公司将加强税收政策研究能力，提拔一批内部专业讲师，以更加有效地将税务治理融入公司业务发展。
四、结论
公司的税务治理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一种业务支持型的职能工作而存在。当前很多企业包括大型集团公司和中小公司，缺乏对税务治理的重视，税务控制流程的缺失或不完善，专业岗位设置的不合理，使得企业税收成本高于正常比例，遭受税务稽查处罚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给企业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A集团公司通过分析自身业务快速发展和业务领域日趋发展多样的状况，设置了独立的税务部，提升税务治理在集团经营管理中的地位，利用SWOT分析工具确定了战略规划、运营支持和合规要求三个职能定位。A集团公司在COSO框架下开展集团六大税务管控体系建设，包括税务部组织架构设置及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税务规划及分析体系建设、税务内控体系建设、税收成本控制体系建设、税务治理平台体系建设、政策研究及专业培训体系建设和政企共建体系建设，大大提升了集团公司的税务治理能力，为企业不断向前发展保驾护航。企业管理层必须提高对税务治理的重视程度，建立注重税务管理的企业文化，确保各项税务管控措施执行到位，从而实现“管理税务风险，提升税务价值”的税务治理目标。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编号：7103200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编号：71372150）、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编号：11YJA79009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109153、11nkjl04）阶段研究成果；同时感谢中山大学成本与管理会计研究中心的支持］
参考文献：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9］90号。
[关键词]国际保险；保险公司；转让定价；关联交易
一、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监管的必要性
保险业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使得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监管成为必要。保险的自由化表现为保险险种在过去几十年不断创新，新险种打破保险与金融、寿险与非寿险业务的界限，保险市场与其他金融市场如银行信贷市场、股票证券市场呈现出很强的相互融合与渗透的发展趋势。发展中国家受外部压力或自身发展需要不得不减少甚至取消保险市场准入的障碍，放松对保险业的管制并按国际惯例的原则进行监管。保险业全球一体化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保险业在经济一体化的巨浪下，向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渗透，在国内市场竞争处于极限之际，向海外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和高额利润来源。
这种趋势意味着一方面跨国保险公司可以在各个国家金融保险市场上投资，获取高额利润；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可以通过母子公司内部的关联交易将所获取的利润转移到国外，通过会计技术使得利润来源地国家保险公司的利润变小甚至产生负利润。转移的利润将流向母公司或者是税负较低的其他子公司，导致投资所在国税收流失，而利润流向国也可能因为其税收体系与投资所在国的不同最终致使所转移利润在流向国也无需纳税，造成无税收灰色地带。
国际税法中的转让定价是指跨国公司为了谋求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在集团内部对货物销售、资金借贷、劳务提供或技术交易、有形财产租赁和无形财产转让等业务制订不同于市场公平竞争的价格或就费用的分摊进行不合理的分配。它不受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只服从于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目标和跨国公司全球利益最大化目标。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监管，就是要使关联保险企业之间的业务定价有章可循，税收在国际间合理分配，同时也有利于维护国家正常的市场竞争，保障市场的稳定发展。
二、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监管的发展综述
关于关联交易和转让定价监管的税法规制，最早始于1915年的英国，随后美国于1917年颁布了类似的法规。20世纪50年代，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FDI)活动日益频繁，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关联交易和转让定价的税法规制不断完善，执法也日趋严格，这些国家在此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可取的经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借鉴美国的做法，于1979年提出了著名的《转让定价与跨国企业》报告，该报告坚持了正常交易原则，并对确定有形财产、劳务、资金及无形资产等方面正常交易价格的方式方法作出了明确的规定。1984年，OECD出版了《转让定价与跨国公司：三个税收问题》报告，作为1979年指导方针的补充。而后，OECD对1979年《转让定价与跨国公司》报告进行了修改补充。该补充修订的新的指导方针《对跨国公（中国整理）司和税务当局的转让定价指南》于1995年公布。1996年，该《转让定价指南》又新增了有关无形资产和劳务两章。1997年，OECD《转让定价指南》又吸收了《关于成本分摊的报告》作为第八章。OECD对转让定价问题一般性指导方针对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的探讨是持续的和领先的，它以一个全球性知名国际组织的纲领性文件形式将其基本原则固定下来，对全球的关联交易和转让定价问题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
尽管国际上对生产性企业的关联交易与转让定价的监管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经相对完备，但是在金融服务领域内对关联交易与转让定价的确定却没有明确统一的观点。迄今为止，对国际保险业转让定价模型的构建仍处在讨论阶段，着手领导这一讨论的仍然是国际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于2005年6月发表的《保险公司长期外设机构利润分配报告的讨论初稿》(以下简称《讨论初稿》)成为最新研究保险业转让定价的文献。然而该文献重点分析了保险公司所涉及到的主要业务及其功能，对构建一个转让定价体系并没有提出相应的建议。
由于保险业与其他行业有着截然不同的经营特点，因此OECD对保险公司的主要业务及其功能的论证有助于分析跨国公司内部可转让定价关联交易的主要业务，同时也为进一步完善保险公司内部关联交易监管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三、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的主要业务与定价监管
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交易的主要业务，既包括一般跨国公司常见的关联方交易业务，也包括保险公司特有的业务。具体地讲，这些业务主要是跨国保险公司内部的借贷款业务、关联企业之间的再保险业务、母子企业间对无形资产特许权的使用费和跨国保险公司中心服务费。
(一)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的借贷业务
融资对保险公司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从监管的角度看，保险公司需要具备一定的保险偿还准备金，满足监管部门规定的偿付能力标准；从评级的角度看，保险公司需要保持一定的风险准备金，以获取稳定或者更好的评级；从经营的角度看，保险公司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营。对此，保险公司关联方一般通过集团内部的借贷款业务实现资金的国际流动，这也使得借贷业务成为保险公司进行税收筹划、转移税负的一种常见手段之一。
直接签订借贷款合同是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之间借贷业务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实践操作中存在着许多隐性的方式，这些方式也应该归类于借贷业务。常见的隐性借贷业务比如：母公司授权子公司可以使用其资金，使得子公司可以得到更优惠利息的银行贷款；母公司声明子公司可以使用母公司的评级结果，但是出于税收筹划的目的子公司必须为此付给母公司一定的费用。除此之外，财务再保险也是借贷业务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保险集团内部的财务再保险是指母公司与子公司双方约定，一方支付再保险费给另外一方，收取再保险费的一方为另外一方提供财务融通，并对于原保险一方因风险所致损失，负担赔偿责任的行为。因为再保险人融通的资金与保险人整体财务状况有显著关系，且其现金流量应大于保险人传统再保险安排的现金流量，所以实际操作中一般母公司为再保险人，子公司为原保险人。将融资为目的的再保险归类于借贷业务，是因为从目的、手段和效果来看，财务再保险都具有显著的借贷业务特点。
通常来讲，保险公司内部关联方借贷业务的定价都不同于无关联企业间的借贷业务定价。这种差异使得合理避税成为可能，但是合理避税的前提同样要求定价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在借贷业务中可以通过运用以下因素进行审核与监管，即假设无关联贷方的贷款价值(stand-aloneBasis)、贷款货币、贷款时间、还款方式、信用风险和其他权利(比如优先还款约定)等。
(二)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的再保险业务
再保险主要是指传统的再保险业务，即保险人将其承担的保险业务，以承保形式部分转移给其他保险人。再保险的合同关系中，再保险分出人分出一定的保费给再保险接受人，再保险接受人对再保险分出人由原保险合同所引起的赔付成本及其他相关费用进行补偿。由于各个国家之间的税制存在着许多差别，利用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的再保险业务交易无疑可以优化保险集团的税收结构；同时还可以调整集团内部的财务结构，降低责任准备金压力，甚至可以将仲裁地转移到监管更为有利的地区。
如何界定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再保险交易定价的合理性是保险监管部门和税务部门的难题。因为大量的临时再保险合同都是针对特定的风险进行定价，使得运用“无关联第三方定价”方法难度较大。国际经合组织《讨论初稿》将再保险的功能定义为无关联两方确保通过一个再保险合同来保证必要的人力和财力，实现再保险交易风险的评估和转移。利用这一定义实现对保险公司内部关联方再保险业务定价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因为从税收中性原则看很难以通过第三方来证明在什么条件下的人力和在什么条件下的物力对于再保险交易风险的评估和转移为充分的。
实践中采用无关联第三方定价的设想仍然是可以实现的，即不考虑自己投入必要人力和财力的费用，而是考虑转移风险的费用(即预期的可预算风险资金值)。监管部门可要求保险公司提供关联企业间基于风险资金值翔实的，可利于比较的建档定价文件，用于确认转移定价的合理性。
(三)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无形资产的使用费
无形资产对所有服务性企业都有着无可或缺的意义。所谓无形资产包括：使用工业资产(如专利、商标、商号、设计或模型)的权利，文学和艺术财产权利和诸如专有技术、行业秘密之类的知识产权。就保险公司而言，典型的保险公司关联方内部无形资产交易物包括代表着公司整体实力和信誉统一的商号，使子公司可以更有效地控制风险和保证集团的最大利益的由母公司依借其丰厚实力与经验制定的《保险指南》，母公司设计的用于风险评估、定价等软件程序或者保险合同的样本。
子保险公司使用母公司的无形资产，通常都是有偿的。但是对转让的无形资产特许权使用费应该如何定价，是实务中的难点。在无形资产交易中，一方面很难找到可比交易，另一方面即使找到可比交易，由于无形资产交易时价值难以确定，并且即便当时是确定的，在其后的转让期间中也很可能发生变化，使得其正常交易价格难以确定。无形资产一般缺乏可比财产或交易，评估相当困难，而跨国关联企业为了实现集团内部目标，可以随意地确定无形资产的价格，使得利润来源国税收可能流失。
对保险公司关联企业无形资产转让定价的监管，可以参照各国和国际组织近年来发展的新转让定价方法——比较利润法。比较利润法的基本特征是根据可比的无关联企业之间独立交易的利润水平，而并不是根据价格水平，来决定关联企业内部交易中应得的利润。可比利润法的理论基础是，尽管可比交易的价格可能存在较大差距，但其利润水平却应该是基本一致的。不少学者致力于（中国整理）研究关联企业利润水平的确定，德国学者Knoppe提出关于许可证使用费在许可证所有人和许可证使用人之间利润分配比例公式。该公式认为，支付给许可证所有人的费用应当介于许可证使用人在扣除支付许可证特许费之前利润的1/3到1/4之间。该结论已经被许多实证数据证明是可行的。
(四)保险公司中心服务费
跨国公司习惯于由母公司统一提供某种服务，以节省成本和提高竞争力。典型的中心服务包括定期的会计处理、税务和法律的咨询、信息技术、市场营销和企业运营等管理活动。对于直接单一的服务，监管部门和保险公司内部都不难用传统的转让定价方法确定交易成本。
保险公司的中心服务还包括保险业务直接由海外关联企业进行承保。对于信用保险、运输保险、D&O保险(Director&OfficerInsurance)、非传统风险转移(AlternativeRiskTransfer)和巨灾保险等业务，跨国公司内部往往设有专门统一负责处理承保和索赔业务的机构，为投保人提供最优化的保险方案。基于跨国公司专门机构的专业化程度，他们所提供的保险方案一般都综合考虑了财务风险转移和税收筹划等因素。
对该类费用的转让定价监管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即税收的归属权和价格的确定问题。由于主要的保险业务都由海外的专门机构完成，而利润来源国的保险公司仅仅负责市场的推广和交易过程的协调，利润来源国如何依据现有法律或国际惯例对本国利润实施征税是问题的症结。许多国家均采用利润来源地征税原则，那么应该将利润来源国的关联企业方看作是跨国保险公司的常设机构。参照《OECD国际税收协定范本》第5条的规定，利润来源国有权对常设机构在该国取得的利润进行征税。由于风险转移主要通过海外专门机构完成，因此看作常设机构的保险公司实际上扮演着保险经纪人的角色。对常设机构利润额确定的合理性，监管部门可以参照国际保险经纪人对相关风险收取的佣金予以评估。
四、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的常规监管措施
上文分析了保险公司关联企业间转让定价重要业务和定价合理性监管的主要方法。本部分将重点从整体的角度分析如何对保险公司关联交易进行常规监管。基于保险业的特殊性，监管部门转让定价常规监管措施主要包括跨国保险公司关联交易转让定价指南、单一业务建档义务与保险公司内部的费用分摊协定的订立与报告。
(一)保险公司关联交易内部转让定价指南
监管部门必须首先要求保险公司建立关联方交易内部转让定价指南，将定价体系标准化、定价依据合理化。规范转让定价指南是单一业务建档义务和费用分摊系统的基础。关联方内部转让定价指南应当首先将跨国保险公司内部可能出现的各种交易业务进行分类汇总，根据分类汇总的各项业务分析其无关联第三方定价，即规定计价依据，并且保证计价依据与同行业无关联第三方的定价具备可比性。作为转让定价监管的依据，定价指南必须规定单一业务建档义务和费用分摊系统的内容，并且保证关联方内部在实践操作中能够易于执行，保险和税收监管部门在审核环节中有据可依。
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业务形式各异，总体来讲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业务：跨国保险公司内部的投保业务、关联企业再保险业务、母公司总部精算业务、资产管理、公司总部会计业务、法律与税务和计算机信息业务，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保险公司关联交易内部转让定价指南可能无法涵盖所有的业务，对于内部转让定价指南没有涉及到的业务，保险公司应该通过单独建档加以说明。
(二)单一业务建档义务
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对单一业务建档义务的规范。单一业务建档义务主要针对大规模的再保险合同或者大型融资交易。单一建档义务的目的是便于保险公司内部管理、外部审计、税务监管部门的税务稽查和保险监管。单一业务建档需要说明交易双方在法律上和商业往来中的关系，具体采用的定价标准和定价是否与无关联第三方具有可比性。
具体而言，大规模再保险合同的建档需要披露以下要件：包含再保险详细内容的再保险合同、标准的原保险合同、精算定价模型和保费的具体计算方法、足以证明定价具备与无关联第三方交易价格可比性的各项指标。如果保险公司自身存在着与无关联第三方类似的再保险交易，应该将与无关联第三方类似交易的价格模型和合同也一并存档。对于大型融资交易，建档内容应该至少包括以下要件：融资交易合同、公司之间的法律结构和股权结构、交易的基本数据和交易价格具有第三方可比性的各项指标。
(三)保险公司内部费用分摊协定的订立与披露
监管部门必须规范保险公司订立内部费用分摊协定和要求严格执行该协定并且予以披露。保险公司内部费用分摊包括母公司用于子公司的专属费用或共同费用。专属费用是指专门为某一归属对象发生的，能够全部归属于该归属对象的费用。共同费用是指并非为专门某一归属对象发生的，其费用也不能全部归属于某归属对象的费用。典型的保险公司共同费用例如由母公司开发的集团保险指南(UndewritingGuideline)、索赔处理软件、公司评级等开销。这些费用一般都由母公司先予以支付，但是母公司和所有子公司都可以从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要求保险公司建立费用分摊系统并且予以披露，就是要确立共同费用在跨国保险公司内部合理化地分摊，规范跨国保险公司内部的利润分配，提供保险公司关联企业间转让定价的基本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分摊目的和管理水平的不同，认定的分摊结果也会因之不同，即同一项费用在不同的分摊目的下会认定为不同的属性。此外，保险公司管理和核算水平不同，费用的细分程度就会不同，费用认定结果也会不同。所以，保险监管中必须要求保险公司内部费用分摊系统至少应该包含以下要件：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的认定，重点分析可分摊共同费用的特点、种类和会计科目归类；共同费用的分摊程序和标准，重点分析母公司承担费用比例的界限，扣除母公司承担费用后子公司间可分摊费用的核算、费用的分摊标准和分摊方法。
五、总结
随着我国保险投资主体日益多元化和组织架构的复杂化，以及资金运用渠道日益拓宽，保险公司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也日渐增多。为了进一步加强关联交易管理，我国保险监管部门已经陆续颁发了针对外资保险公司与中国分公司之间进行关联交易的相关转让定价监管措施。保险公司关联企业内部的转让定价与监管是近年来保险监管部门和税务稽查部门面临的新的课题。尽管这一课题还没有受到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普遍关注，但是可以预见随着国际保险业一体化的纵深发展，关联企业间转让定价体系将在未来协调保险业利润和税收的国际分配，促进是否与无关联第三方具有可比性。
具体而言，大规模再保险合同的建档需要披露以下要件：包含再保险详细内容的再保险合同、标准的原保险合同、精算定价模型和保费的具体计算方法、足以证明定价具备与无关联第三方交易价格可比性的各项指标。如果保险公司自身（中国整理）存在着与无关联第三方类似的再保险交易，应该将与无关联第三方类似交易的价格模型和合同也一并存档。对于大型融资交易，建档内容应该至少包括以下要件：融资交易合同、公司之间的法律结构和股权结构、交易的基本数据和交易价格具有第三方可比性的各项指标。
(三)保险公司内部费用分摊协定的订立与披露
监管部门必须规范保险公司订立内部费用分摊协定和要求严格执行该协定并且予以披露。保险公司内部费用分摊包括母公司用于子公司的专属费用或共同费用。专属费用是指专门为某一归属对象发生的，能够全部归属于该归属对象的费用。共同费用是指并非为专门某一归属对象发生的，其费用也不能全部归属于某归属对象的费用。典型的保险公司共同费用例如由母公司开发的集团保险指南(UndewritingGuideline)、索赔处理软件、公司评级等开销。这些费用一般都由母公司先予以支付，但是母公司和所有子公司都可以从中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要求保险公司建立费用分摊系统并且予以披露，就是要确立共同费用在跨国保险公司内部合理化地分摊，规范跨国保险公司内部的利润分配，提供保险公司关联企业间转让定价的基本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分摊目的和管理水平的不同，认定的分摊结果也会因之不同，即同一项费用在不同的分摊目的下会认定为不同的属性。此外，保险公司管理和核算水平不同，费用的细分程度就会不同，费用认定结果也会不同。所以，保险监管中必须要求保险公司内部费用分摊系统至少应该包含以下要件：专属费用和共同费用的认定，重点分析可分摊共同费用的特点、种类和会计科目归类；共同费用的分摊程序和标准，重点分析母公司承担费用比例的界限，扣除母公司承担费用后子公司间可分摊费用的核算、费用的分摊标准和分摊方法。
五、总结
随着我国保险投资主体日益多元化和组织架构的复杂化，以及资金运用渠道日益拓宽，保险公司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也日渐增多。为了进一步加强关联交易管理，我国保险监管部门已经陆续颁发了针对外资保险公司与中国分公司之间进行关联交易的相关转让定价监管措施。保险公司关联企业内部的转让定价与监管是近年来保险监管部门和税务稽查部门面临的新的课题。尽管这一课题还没有受到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普遍关注，但是可以预见随着国际保险业一体化的纵深发展，关联企业间转让定价体系将在未来协调保险业利润和税收的国际分配，促进国际保险税收监管合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跨国保险公司不断进军中国保险市场，中国保险公司也开始尝试海外融资或者拓展海外市场，国际保险业的税收分配与国家利益密切相连，如何构建国际保险业的转让定价体系必须开始成为中国保险学者探讨的课题。中国目前正处在保险税收体制改革的探讨阶段，监管部门在探索改进国内保险业纳税体系的同时，也应当从国际视角出发，前瞻性地把握国际保险业可能出现的税收问题，维护税收利益。
关键词企业跨国经营风险应对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我国企业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的逐步增强，国际贸易技术性壁垒逐渐消失，这给企业跨国经营给带来了美好的前景。但是，政治风险、法律风险、组织结构风险、文化冲突风险等新、老问题，仍然是企业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需要经营决策者保持警惕之心。
一、政治风险
当前的国际商务面对的政治风险已经由战争、征收、国有化等传统型风险，向更为复杂、隐蔽的非传统型风险演化，其主要表现为由于东道国政策的变化、区域保护、区域内部协调、第三国的干预、民族主义和宗教矛盾、各国内部的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等原因引起的风险。这对于国际化起步较晚的我国企业影响较大，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去面对。
(一)评估政治风险，慎重选择经营区域
政治风险的评估，就是分析判定有关目标国的总体政治形势，据此筛选相对适宜的东道国。风险评估主要是从宏观上对东道国政府的能力、政治风险的类别及稳定程度进行调查分析，以确定风险程度。评估的重点是导致商务环境突然出现变化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因素，即政府对外国公司的政策；以往的政府类型、党派结构和各政派的政治实力及其政治观念；政策的历史走向和政策形成的公共选择程序；有可能取代现执政者的政治势力；东道国政府与我国政府关系的亲疏程度。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时间较短，其中大部分是资源型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更加复杂，需要慎重对待。以石油企业跨国经营为例，按照“风险最小、投资最少、效益最大”的原则，确定我国未来海外油气勘探开发战略地区的选择为：积极进入亚太地区、中亚和俄罗斯石油市场，适当参与南美和非洲市场，密切关注中东地区石油市场的发展变化，伺机进入。
(二)恰当安排股权结构，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
当前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股权安排主要有：(1)独资经营。这种方式虽然企业取得了完全控股，但是投资风险大，如果东道国发生民族主义的排外运动，不利于风险分担。因此，我国企业不宜采取在海外设立全资子公司的方式，甚至不能认为股权比例越高越好，特别是在政治动荡、民族主义斗争尖锐的国家。(2)合资方式。与东道国企业合作的合资方式易于为东道国所接受。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投标的中标率，而且可以进一步熟悉当地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和文化习俗，更重要的是，不会轻易引起东道国内部政策变动和可能的民族主义等政治风险。与国际大公司合资，可以学习其规避风险的方法和经验，提高自己的国际影响。(3)无股权但有长期服务合同。这种方式由东道国雇佣我方承包服务项目，并支付服务费或获得份额资源。它可以发挥中方的技术优势，提高投资热情，进而获得东道国政府和企业的信任，有利于我国企业未来市场的开拓。
(三)购买海外投资保险，转移政治风险
在具有政治风险的领域中，通过对各种资产进行投保，企业可以将政治风险转嫁给保险机构，从而可以集中精力管理、经营业务。当前跨国公司母国为了保护本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安全，通常依照本国国内法的规定，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实行一种事后弥补政治风险损失的保险方式。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也已经开设了海外投资政治风险保险业务。企业可以考虑通过投保来转嫁政治风险可能造成的严重损失，转移投资风险，更大胆地开拓海外市场。
(四)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如果缺乏高效、灵敏的信息沟通和协调机制，企业便无法有效收集处理蕴涵着政治风险的信息。当政治风险发生时，企业会反应迟钝，不能与东道国及时沟通，从而丧失处理风险的时机。建立信息沟通和协调机制，当政治风险增大时，企业可以及时与东道国沟通，阐明风险将对企业和东道国产生的危害，以获得谅解和支持，同时将信息反馈给我国政府，争取通过外交途径保护我国企业的海外财产。企业还可以借鉴国际大公司合作和沟通的成熟经验，学习他们处理与东道国关系的方式，预防、规避政治风险。
二、法律风险
法律是东道国和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企业必须熟练掌握国际贸易、投资法律规则，改善企业的内部微观法律制度，加强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参与国际法律机制，共享利益、共担风险。
(一)聘请知名律师事务所。处理涉外法律事务
知名律师事务所拥有专攻于某些行业的高级律师，拥有服务重大复杂项目的丰富的业界经验，以其很强的专业性，而处于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它知道客户需要什么样的法律服务、如何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还可以运用其强大的客户或信息资源，为客户提供“传递项目信息”、“协调斡旋”、“提供商机”等附加增值服务。
知名律师事务所一般在世界各地设有分所或分支机构，拥有世界性的法律资源。如果需要处理跨地区、跨国家的法律事务，它们也可以充分、合理地调配和组织其国际性法律资源，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他们熟悉东道国的法律，可以直接处理法律事务，与东道国政府和法律界关系良好，具有很多便利条件。即使在东道国没有法律从业资质或无法执业，它们也可以通过中介机构间接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
知名律师事务所一般重视法律理论研究，对行业项目模式创新、东道国法律、政策等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影响力。他们注重收集、整理和研究各国法律法规，拥有强大的法律数据库系统，也经常发表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等，对行业项目模式、东道国法律法规、政策等进行评价、提出建议，对促进立法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遵守制度，严格控制合同流程
所有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件，首先要进行资信审查。承办单位应审查对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资信情况、相应资质证明、资金状况、生产经营实力、技术条件、债权债务情况和商业信誉等，必要时可提请相关部门予以协助。谈判前承办部门必须进行技术、商务审查和法律审查。审查定稿后，承办部门应在签署前，办理内部会签手续，除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亲自签署外，公司其他人员对外签署合同必须获得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书面授权。合同履行结算时，合同承办单位应按规定办理内部会签手续。未经会签的合同，不能办理结算与支付。在合同履行期间，需要变更、转让或解除合同时，应当按照原合同订立程序重新和对方达成一致协议，并履行相应审查和报批程序后，以书面形式确定。凡以公司或境外分(子)公司名义签署的项目合同及非项目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或者提前解除或终止，应办理关闭手续，表明权利义务已履行完毕，无任何遗留问题。合同争议发生后，合同履行部门或单位应及时向公司申报。
(三)选择仲裁机构，一般协商争议解决
在涉外的合同中，一般都有争议解决条款。合作各方都会认真选择争议解决机构。国内公司和其合作伙伴通常都在其争议解决条款中选择国际知名仲裁机构作为争议解决机构。这主要是因为：国内的司法机构或仲裁机构人员，一般对涉外商务问题、行业法律问题不很熟悉，无法合理、妥善解决海外贸易投资法律纠纷。而国际知名仲裁机构具有处理重大复杂项目法律纠纷和争议的能力，且具有丰富的经验。相对于国际诉讼而言，国际仲裁无论是在时间效率、成本、公平性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
大部分争议、纠纷都会通过协商解决，双方一般不愿进行诉讼。因为，在国际经济贸易投资领域，合作各方一方面不愿意因为争议而损害各自的商业形象和利益，另一方面也不大信任争议解决机构的能力和效率，加上争议解决成本等的原因，所以都乐于通过协商解决其争议和纠纷。特别是对于那些在项目东道国发生的小型诉讼，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一般都自行协商解决。
三、治理结构风险
组织模式和治理结构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是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内部保障。对企业来说，并不存在统一的或最好的组织结构。考察国际公司的组织架构和治理管理模式，一般存在以下一些共性，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
(一)实行股份制，机构权贵明确
股份公司治理结构，一方面可以开辟多种融资渠道，大量筹集资金；另一方面，通过互相参股、环形持股的方式来转移和降低投资风险。埃克森公司、壳牌公司、英国石油公司等都是跨国经营的股份公司。在公司治理上，股东大会权力层、监事会决策层、经理人员执行层，各自的权利、责任和利益明确，相互制衡，保证公司制度的有效运行。内部职能部门、子公司和分公司的设置一般都采取分部制。
(二)建立责任制，规范内部管控
大型企业的内部控制一般以责任制为中心，各管理层次分责分权、责权明确。总部职能主要集中在战略与风险评价、财务及内部控制、人力资源与组织、法律事务等关键职能领域，基本没有具体的业务管理部门。子公司为业务经营管理公司，按总部规定负责归口管理某种类别业务，是利润责任中心。孙公司为经营性子公司，负责在某个国家或特定地区从事某种业务经营活动的公司，是子公司的分利润中心。作业区为直接从事生产作业的基层单位，没有法人地位，其中心任务是用一定的成本去完成具体的任务，是成本控制中心。
(三)实行专业化经营，调动积极性
各大公司为适应业务面的扩大化和复杂化，普遍将原来按地区划分的各分(子)公司改组成按专业划分，使分(子)公司成为拥有较大独立权力，在经济上又能单独核算的经营单位。减少管理层次和实行多事业部制，增加业务分部或分公司是国际大公司组织结构改革与调整的主要方向。
(四)筹划税收衔接产业，增加利润
国有企业在决策海外公司的组织结构和布局时，一定要把取得最为有利的税赋环境考虑进去。把税收筹划作为设计公司组织机构和布局的一个要素，可以减少企业负担，直接增加利润。必须注意的是机构设置以效益为唯一标准，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组织模式，而要随着东道国税务制度的改变不断进行调整和变革。此外，坚持和促进上下游一体化协调发展。以国有石油公司为例，多数石油公司以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为主，兼营原油运输、炼制、化工、电子、煤炭、冶金等相关产业，要挖掘产业链之间的合作潜力，实现整体资源优化配置。
(五)外部科层化，增强外部控制力
企业除了通过股权关系控制自己公司系统的企业之外，还要注重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合同控制巨大的“合同性资产”，使公司成为各种非股权关系的网络中心。通过这些网络，公司建立起一个无形的“外部科层组织”。在某程度上，企业的“外部科层组织”已经具有了协调紧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功能，它与通过股权关系所建立的科层组织功能相近，公司虽然不拥有该类企业的所有权，但同样能控制其行为，让它们为自己的战略目标服务，成为公司价值链的一部分。
四、经营风险
跨国经营通常应以产品出口为先导，取得经验，了解市场，有了品牌知名度，熟悉经营环境后，再循序渐进，逐步开展合资、合作乃至独资、战略联盟、跨国并购等方式。
(一)利用多种渠道，实行品牌战略
企业应具有强烈的品牌意识，积极开展品牌国际活动促销活动，实施品牌先行。企业可以利用国际上的一些比赛，做产品的广告，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自己的产品，树立自己的品牌；还可以利用政府外援的途径，先向我国政府援助的国家无偿提供设备，然后逐渐打开该国市场。如深圳华为集团的通讯产品就是通过这一途径打入了南非市场。在国内市场有很高的知名度，资金雄厚，有国际经验的企业，可以通过到海外投资建厂，以自己的品牌来扩大产品的海外市场份额，如海尔集团等。
(二)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经营主体
首先是合资经营，同东道国举办合资合营企业，比较容易获得当地的财力、物力、人力支持。东道国企业熟悉当地资源、市场条件、政府政策法律，有利于减少我方经营的风险。其次是非股权安排。企业通过特许权协议、经营合同、销售合同、提供管理性劳务等参与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种方式，往往受到东道国的欢迎，有利于企业打入市场。再次是建立独资企业。独资的好处是有经营自，可与母公司保持密切联系，有利于控制自己的技术和工艺，减少或避免因合作经营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但它对管理的要求较高，风险较大，应慎重选择。
(三)实施战略联盟，降低经营成本
战略联盟一般以契约协议的方式实现，常见的类型有研究开发战略联盟、生产制造联盟、联合销售战略联盟、合资企业战略联盟等。战略联盟的好处在于降低成本、减少竞争、分散风险、适应性强等。战略联盟比母子公司的关系要松散灵活，在联合的多个公司之间进行的交易，既有内部贸易的性质，又有外部贸易的特征，兼内外两家之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四)收购兼并外企，搭建销售平台
收购或兼并国外企业，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和国外公司发达的营销网络，实行跨国经营，可以将自己的产品尽快地推向国际市场。如浙江的万向集团，已收购兼并了16家国外企业，并涉足国外金融保险业，其产品已打入欧美和非洲市场。
(五)培养国际人才，应对复杂形势
企业海外投资不仅需要水平过硬的技术人才，更要有复合型具备国际经营资质的管理人员。我国企业今后海外投资的重点是中东、中亚、北非、俄罗斯以及南美等地区，这些地区文化组成纷呈，民族、种族矛盾复杂，历史风俗差别显著，政治环境多变，对企业投资形成了挑战。因此，应该加强对企业管理人员知识结构和人才队伍的完善，形成一支精通外语、外贸，熟悉国际投资规则，能够识别和评估风险并通过合适的方式化解或减少风险的国际化队伍。
五、本土化风险
“思考全球化，行动本土化”是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的重要理念，也是很多著名跨国公司的成功之道。本土化经营是企业解决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矛盾与冲突的最佳方式。我国企业本土化策略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发本土化，生产适用产品
世界各国风俗文化多样，生活消费习惯各不相同，只有投其所好生产出适用产品，满足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才可能在东道国占据一席之地。而只有立足东道国市场，及时了解消费者的消费动态，才能不断研发出新的适应性产品，持续提升东道国消费者对公司及其品牌的忠诚度。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在当地设立研发中心，及时了解最新的科研信息和技术发展动态，增加公司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产品研发的本土化程度，制造出适合当地消费者消费习惯的适路产品。
(二)生产销售本土化，增加企业利润
在东道国投资建厂乃至设立生产制造中心，就地采购原材料，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一是能够大幅度降低运输、人力等生产经营成本；二是可以有效地避开东道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三是可以极大地减少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四是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自然资源丰富或生产要素成本低等区位优势；五是可以获得东道国税收、融资、土地使用等相关优惠政策的支持。在东道国寻求熟悉当地市场的销售，或者与跨国公司合作，利用他们成熟的营销网络，对于国外销售渠道不太健全的企业而言，将产品方便、快捷、及时送到消费者手中，不失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进军东道国的捷径。
(三)人才本土化，发掘人际潜力
与企业自派人员相比，东道国人才具有熟悉当地生产经营环境、了解消费者需求、善于与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打交道等优势。实施人才本土化战略，大胆聘用熟悉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风土人情的适用人才，一方面能使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更好地符合东道国企业行为规范，更快地拓展东道国目标市场，另一方面也能减少东道国政府和民众对企业的防范抵触情绪，极大地增强当地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同度。
(四)公共关系本土化，创造融洽氛围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与东道国政府、银行、工商、税务、消费者、原料供应商等息息相关，在当地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搭建本土化的公共关系，对立足长远的企业而言不可或缺。因此，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时，一是要加强与东道国各级政府和工会等民间组织的对话和沟通，或者寻找企业代言人以获取当地政府和工会组织的大力支持；二是要入乡随俗，在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的同时，注意尊重当地关于营业时间、人员雇佣、薪酬福利等规定，尽量使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三是要力所能及地参与东道国的公益事业，努力争取东道国公众的好感和信任。
六、文化冲突风险
来自不同文化的管理者和员工共同合作经营，会带来多元文化冲突，给企业正常经营带来影响。能否克服文化冲突，是企业跨国经营中所面临的挑战和难题之一。
(一)宽容多元.建立跨文化沟通机制
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人们总是对自己国家的文化充满自豪，大多数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文化视为正统，而把外国人的言行举止看作稀奇古怪。而事实上，这些看似古怪的言行举止、价值观念对该国人来说是再自然不过了。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或群体之间建立多层次、制度化、正式及非正式沟通形式，让他们表达思想、传递信息、交流感情，确保信息畅通，可以增进彼此的尊重和理解，产生信任，并最终形成文化整合和创新。跨国企业应在沟通交流的基础上，找到不同文化的优势，在企业内部建立起统一的价值观，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向心力。
(二)整合创新，创建新型文化
通常，解决跨文化冲突有三种方案：一是凌驾式。其特点是组织中一种文化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组织决策和行为均受这种文化支配。这种方式可在强弱文化对比悬殊，弱势公司能对强势公司的文化完全接受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式的优点是，能在短期内形成“统一”的组织文化；缺点是不易博采众长，因其他文化受到压抑而使其成员产生反感，最终加剧冲突。二是共存式。企业内母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共存，可保留双方各自的文化，追求和谐与稳定。但这种和谐与稳定的背后往往潜伏着危机，只有当彼此之间文化差异缩小时，才能采用此方法。三是融合创新式。双方文化应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各种渠道促进不同的文化相互了解、适应和融合，原有各方的企业文化既失去了自身一些特质，又从异质文化中吸收了一些新的特质，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企业文化。在当地文化基础之上构建一种新型的公司文化，既保留着母国文化，又与当地文化环境相适应，是两种文化的有机结合。
(三)多种渠道培训跨文化人才
首先是日常培训。企业既可以通过企业的网站、培训班进行跨文化培训，也可以聘用文化顾问来指导员工；有些企业运用“文化翻译”，帮助解释各方行为的含义；也可以选择采用全职培训专家解决不同国籍员工之间的文化阐释问题。
其次是通过商务实践对员工的培养。企业可以利用与外籍同事、供应商、客户的日常接触，培养员工跨文化能力。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电视会议或面谈都是进行沟通的途径；在项目合作中，学习外籍人士解决分歧和克服误解的方法。
再次，可以通过聘用来自多样文化背景的员工或具备广泛国际经历的人员，直接参与公司的海外业务的管理。
(四)借助第三方文化，进行跨文化管理
企业在进行全球化经营时，如果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由“文化差异”而形成的经营环境，可借助比较中性的、与母国的文化已达成一定程度共识的第三方文化，对设在东道国的子公司进行控制管理。用这种策略可以避免文化的直接冲突，避免资金和时间的无谓浪费，使子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活动可以迅速、有效地开展。
七、社会责任风险
企业除了对股东负责，创造财富之外，还应对社会负责，包括遵守商业道德、保护劳工权利、保护环境、保护弱势群体等等。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其标准日益得到全球范围的支持，经营者应当高度重视。
(一)树立社会责任观，把握责任新趋势
企业社会责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社会良知对资本权力的制约，其宗旨是保护弱势的劳动者的权益不受侵犯，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说明，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跨国经营企业应积极推行社会责任标准，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适应企业社会责任全球化需要。
应承担社会责任的标准不仅取决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还包括社会制度、法律环境、价值观念和技术水平等诸多因素。因此，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对社会责任的观念有所不同。企业应利用各种机会加强与东道国政府、民间组织、合作伙伴的交流与沟通，宣传自己在本国经济条件下为承担社会责任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宣传企业责任立场和观念，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与时同时，企业要密切关注国际上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的社会责任问题的最新动态，收集主要目标市场国家关于社会责任的新法规、新标准，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以便企业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二)转变发展模式，注重社会效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基本上摆脱了沉重的社会负担，把资本的保值和增值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但过犹不及的是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强调企业利润的积累，而忽视员工权益维护和环境的保护，产生了社会责任的缺失。事实上，当今企业的竞争已经从商品竞争、环境竞争向道德竞争过渡，加之发达国家民众消费意识的成熟，在国际贸易中，非伦理化的产品在国际市场越来越受到排斥。实际也证明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发展的惟一目标，是造成企业过早夭折的重要根源。因此，企业应当实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的经营理念，为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做出贡献。
(三)不歧视，保障劳工权益
员工是企业经营的核心，也是管理理论研究的重点。在欧美国家，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人本管理”的理念出发，给予员工人格尊重、扩大员工权利范围，提高员工的生活质量。一个企业如果想在经营活动中取得成功，就离不开具有创造性的、训练有素的、富有激情的员工积极合作。因此，企业在跨国聘用员工时，应坚持机会均等的原则，只要达到所规定的工作要求，不会因为人种、信仰、肤色、国籍、民族、年龄、宗教、性别、残疾等因素受到不合法待遇。同时还要根据员工人的个人能力、业绩及公司的赢利情况制定奖励方案，创造一个积极向上、努力进取、充满快乐的工作环境，为员工充分发挥自身潜能提供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