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14 04:55:2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国际直接投资，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
关于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诸多分析框架，对于两者之间的双向作用究竟是相互替代还是相互促进这一问题，一直未形成统一的观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芒德尔(RobertA.Mundell)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从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两国家、两要素和两产品的分析框架出发，假定：(1)X国是资本要素丰富的国家，Y国是劳动力要素丰富的国家；(2)在国际贸易中，两国以各自的比较优势生产相应的产品，X国将集中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a,Y国将集中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b;(3)X、Y两国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两国间自由流动，X国将出口a产品，从Y国进口b产品；Y国则出口b产品，并从X国进口a产品。在实现了贸易平衡的状态下，X、Y两国的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报酬率是相等的，因此不存在资本跨国流动的必要。然而，当两国之间存在着关税壁垒、产业壁垒等可阻止自由贸易的障碍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假定Y国现在对来自于X国的进口商品a征收高关税，这势必提高X国的a商品在Y国的价格，并刺激Y国a商品生产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伴随而来的必然是生产a商品所需的、原来在Y国就相对稀缺的资本要素的国内需求量的扩大，进而推动Y国的资本要素价格的上升，并提高Y国的资本要素报酬率。在Y国资本要素高利润回报的吸引下，X国的资本势必通过直接或间接投资等方式流入Y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Y国a商品的生产规模。整体上资本要素的流动并没有增加a商品的总产量，只不过是以Y国国内产量的增加，替代了X国出口量的减少。在Y国对a商品的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Y国从X国进口的a商品的数量势必下降，亦即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果最终取代了国际贸易。由此，芒德尔得出的结论是，在存在国际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按特定方式实施跨国直接投资，那么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
首先对芒德尔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提出挑战的是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K.Koyimo)教授。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小岛清发表了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方面的大量论著，他强调了国际分工原则的重要作用，认为国际分工既能解释国际贸易，也能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可以统一在国际分工原则的基础上。与芒德尔不同，小岛清把传统模型中劳动和资本要素用劳动和经营资源来替代，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已不再是简单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管理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在此基础上，结合日本的经验，小岛清认为，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相应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技术就越容易为东道国所吸收和普及，进而就可以把东道国潜在的比较优势挖掘出来；同时投资国可以集中精力创造和开发出新的技术和比较优势，从而使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扩大，为更大规模的贸易创造条件。由此可见，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促进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
由于统计数据不全及统计方法的缺陷，芒德尔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及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研究结果表明，战后的资本流动，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并没有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实证资料显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双快速发展。李普西和韦斯(LipseyandWeiss)依据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统计数据，研究了美国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所设立的子公司的生产和出口行为。他们选取了一系列样本商品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这些子公司的相应产品的年产量，与美国同年向这些发展中国家出口的类似商品的出口总量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种正相关广泛存在于美国近60%的产业部门中。也就是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影响。胡弗鲍尔(Hufbauer)等人重点研究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情况，他们将美国1980、1985和199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
然而，统计分析并不等于理论分析，要真正弄清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是替代还是促进作用，显然必须在理论上澄清“促进”与“替代”的含义。笔者认为，所谓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贸易的进行，带来本产品及相关产品、产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增加，而原来的国际贸易并不减少；所谓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替代作用，是指原来进行国际贸易的产品引起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而原产品的国际贸易不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应该与原国际贸易额正相关。反之，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产生了新的国际贸易，而原国际直接投资并不减少；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替代作用，是指进行的国际直接投资导致了该产品国际贸易的产生，而原国际直接投资不再进行。在廓清了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剖析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为此，必须从微观分析入手，通过建立恰当的代数模型而加以验证。
二
探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双向作用机制，就逻辑而言，适合于进行微观分析。因为这两者本身是同一企业面对不同外在环境而进行的两种选择，两者统一的基础在于企业的理性决策。因此，决策分析构成了本文模型的中心环节。
（一）模型的建立
1.模型Ⅰ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的微观分析，即是考察一个企业在扩大海外市场时，面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选择，作何取舍的问题。设a、b两国组成一个生产—消费体系，a为本国，b为外国。为简化分析，进一步假设：(1)只有一种产品，且只在一国生产、在两国平均消费，无论在哪国生产，其生产总量Q不变；(2)Q的生产函数是劳动量L的一元线性函数，即：Q=AL，其中A为劳动效率，两国的劳动效率相同；(3)成本函数P为劳动力价格S乘以劳动量L，即：P=SL，若在b国生产，则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净成本F。
对于模型Ⅰ，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第一，Q在a国生产，出口至b国。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Q=AL；其价格为：P[,1]=S[,a]L；对外贸易量则为：X=0.5Q，由a国出口至b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
C[,1]=P[,1]/Q=S[,a]/A(1)
第二，Q在b国生产，出现直接投资。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Q=AL；其价格为：P[,2]=S[,b]L+F；对外贸易量则为：X=0.5Q，由b国出口至a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
C[,2]=P[,2]/Q=S[,b]/A+F/(AL)(2)
比较(1)式与(2)式，若C[,1]＞C[,2]，则出现直接投资。即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必须：S[,a]/A-[S[,b]/A+F/(AL)]＞0；整理得：L(S[,a]-S[,b])-F＞0。将L=Q/A=2X/A代入，则得出对外直接投资条件：
X(S[,a]-S[,b])A-F＞0(3)
(3)式表明，贸易数量越大，工资差额越大，劳动效率越低，对外投资净成本越小，则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在后三个条件不变情况下，国际贸易额越大，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地分析，假设直接投资条件满足，Q在b国生产，则国际直接投资额为：
P=S[,b]L+F=2XS[,b]/A+F(4)
(4)式中，国际贸易额X出现在直接投资额P表达式的分子上，这说明国际贸易与随后出现的国际直接投资成正比，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形成原因。但在进行直接投资后，原来由a国到b国的出口消失，被a国对b国的直接投资所代替，这表明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替代作用。此时，由于假设(1)的存在，发生b国对a国的出口0.5Q，但若放宽这一假设，这一贸易量不一定出现。
2.模型Ⅱ
假设：(1)某一最终产品G的生产需投入中间产品M、劳动力Lg、总部服务Ng和运输费用Tg;(2)中间产品M的生产需投入劳动力Lm、总部服务Nm和运输费用Tm;(3)共有a、b、c三国，企业总部设在a国；(4)最终产品的世界总需求为G，产品在三国均分。
在初始阶段t[,o]时，设M、G只在a国生产，此时仅有对外贸易，国际贸易量为：由a国至b国以及至c国的各1/3G。因没有直接投资，故不需总部服务，所以：Nga=Nma=0
在t[,1]时，设有直接投资，且a、b、c三国生产M的成本函数如(5)(6)(7)式所示：
Pma=Nma+SaLma+Tma(5)
Pmb=Nma+SbLmb+Tmb(6)
Pmc=Nma+ScLmc+Tmc(7)
不失一般性，设Pmb＜Pma,Pmb＜Pmc，则M在b国生产。另外，a、b、c三国生产G的成本函数分别如(8)(9)(10)式所示：
Pga=Nga+Pmb+SaLga+Tga(8)
Pgb=Nga+Pmb+SbLgb+Tgb(9)
Pgc=Nga+Pmb+ScLgc+Tgc(10)
不失一般性，设Pgc＜Pga,Pgc＜Pgb，则G在c国生产。这样，G的生产函数为：
Pgc=Nga+(Nma+NbLmb+Tmb)+ScLgc+Tgc(11)
此时国际贸易量分别有：Nma（由a国出口至b国）；Nga（由a国出口至c国）；Mb（由b国出口至c国）；1/3G（由c国出口至a国）；1/3G（由c国出口至b国）。与t[,0]时比较，创造的国际贸易ΔX有：
ΔX=Nma+Mb+Nga=Na+Mb(12)
即包括总部服务出口和中间产品出口。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作用。
由直接投资所建立的子公司又会直接带动a国资本品、中间产品、服务的出口，带动相配套产业新的贸易与投资，实现生产的垂直一体化与水平一体化，把b、c两国的生产纳入国际生产与营销体系，改变b、c两国的生产结构，扩大b、c两国的对外贸易，并通过与b、c两国其他企业的非股权联系（如分包等）发挥溢出效应，提高b、c两国其他企业的对外贸易，提高a国与b、c两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模型验证设想
关于模型的进一步验证，可有下列方法：
1.根据模型Ⅰ，对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来说，具有较大出口额X的国家，应有较大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即应有：Ri∝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
2.根据模型Ⅰ，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之间，生产成本取决于工资率S，而较小S的国家应有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即Si负相关于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
3.根据模型Ⅰ，较小的直接投资净成本F，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而在各方面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具有越小的F。即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国际直接投资额越大。
4.根据模型Ⅰ，较小的劳动生产率A，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即在劳动生产率越小的产品上，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
5.企业研发费用R可看作总部服务出口N的指标，由于企业研发费用R与产品的复杂程度有关，亦可用作衡量中间产品量M的指标。根据模型Ⅱ，较大的总部服务与较大的中间产品应产生较大的贸易量X。应有：Ri∝Xi,i则为世界各时期。
以上推论，经初步定性验证，符合得较好。
三
从以上两个模型中可以看出，不能笼统地说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是促进还是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对原产品的国际贸易是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又对新的国际贸易（中间产品、总部服务等贸易）形成促进关系，这就是双方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因此，正如许多实证研究所显示，两者双双表现为正相关的高增长；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机制，贸易结构（包括进出口结构与进口、出口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两个模型中的企业在现实中的对应者显然是跨国公司。这表明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使得世界经济联系更趋紧密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处于中心地位。跨国公司一体化的国际生产、营销网络，使之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生产与贸易的核心。跨国公司垂直与水平一体化日益将全球生产与贸易推向新的高度，通过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方式，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增强，推动着地区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跨国公司理论将为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构造一个可行的微观进路。
从世界范围看，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发展及其全球一体化生产营销体系的建立，极大地增加了国际间产品、技术和服务的流动，突出表现在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由贸易发展带来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打破了这些国家在投资、技术、生产与营销等方面的“瓶颈”，从而使这些国家优势产品大规模生产与出口成为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生产是联系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纽带，即国际直接投资的扩大必然带来国际生产的发展，而国际生产的发展又必然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因此，随着跨国公司一体化国际生产的发展，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替代；互补；互动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9-0213-01
1 “替代关系”阶段
由于早期从事国际直接投资的企业多为市场导向型,并且其投资行为通常跟随在贸易行为之后发生,因而人们习惯上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是对国际贸易的替代,企业之所以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来代替出口贸易是为了寻求东道国当地更为理想的市场。对于这些市场导向型企业来说,它们往往是从国内生产和对外出口开始其国际化经营活动,然后逐渐过渡到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行为的转换是出于占领和扩大市场的需要。这又分为两种具体情形：追求低成本的市场导向型和绕开贸易壁垒的市场导向型。在前一种情况下,当企业已丧失对某项产品生产上的技术垄断优势,生产工艺已达到“标准化”程度时,继续在国内生产该产品并出口到国外市场就不如到国外投资设厂,就地生产并销售更能获利,因此企业会提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来代替先前的出口。尤其是当国外的目标市场上存在众多同类产品竞争者时,为了降低产品生产成本以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这种决策转换更显得重要。这时到国外投资生产比出口产品到国外更有利于降低成本,维持市场份额,从而企业行为会从国际贸易转向国际直接投资。
2 “互补关系”阶段
关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互补关系,可从日本对东南亚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践中求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国家实力雄厚,奠定了在资本、技术方面较为明显的比较优势,但由于其国内劳动力成本较高,自然资源缺乏,所以劳动力、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处于比较劣势地位。于是日本在定位于发展本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大量向拥有廉价劳动力及自然资源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到东道国当地兴办相应产业如资源开发、纺织品、食品、标准化零部件生产等,产品不仅返销日本,还推向其他国家市场,大大促进了投资东道国与母国日本之间的贸易增长。
3 跨国公司全球战略控制下的“并重、 互动关系”
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已同跨国公司国际化生产的扩张密不可分,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从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活动的主体,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着“无国界的生产活动”。作为国际社会中经济联系和交往活动的完全行为能力主体,跨国公司个体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它实现个体利益的市场规则并不完全服从于国家实现整体利益的博弈规则。因此必须重视跨国公司个体的作用,采用微观分析方法。将它们从国家背景中独立出来研究。对跨国公司而言,贸易和投资决策之间关系的重点不在于实现相互替代或相互补充,而在于如何搭配协调使企业在全球迅速获得最佳资源配置,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于是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体现为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控制下的“并重、互动”关系。
3.1 跨国公司成为世界贸易的主体和组织者
跨国公司与越来越多的世界进口和出口相关,例如,美国在1989年商品贸易近一半是通过美国跨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或外国跨国公司的在美子公司。同时,1/3以上的美国贸易表现为外国子公司与其母公司之间的公司内贸易,从而使跨国公司成为当今国际贸易的主体重要组织者。
3.2 扩大了国际贸易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总体上看,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互补性大于替代性,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带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的扩大。外国公司在自然资源丰富国家(主要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打破了这些国家在自然资源的投资、技术、生产与营销等方面的“瓶颈”。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明显地导致了国际贸易的增加,即扩大了东道国的出口和母国或其他国家的进口。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的《人民币国际化?蟾?2016》数据，2015年第四季度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为3.60，较上一季度3.87略有下降。近年来，RII虽整体上维持了上升趋势，但短期增速放缓并有所回落，这主要由于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风险加大，人民币贬值预期上升及全球经济低迷、外部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等原因所致。其中，作为人民国际化重要驱动力的贸易因素，作用也开始衰减。2015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3.95万亿美元，不但低于2014年的4.3万亿美元，更低于2013年的4.16万亿美元，反映了我国贸易增长趋缓，上升动能不足。另一方面，根据《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 456.7亿美元，相比于2014年的1 231.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8.3%，排名位居世界第二，而且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大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1 356亿美元），首次实现该资本项下净输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无疑给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提供了新的动能。
二、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我国日益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投资小国发展为今天的投资大国。
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推进，中国企业日益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保持迅猛发展。根据《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方面，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 456.7亿美元，相比于2014年的1 231.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8.3%，排名位居世界第二。
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方面，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10 978.6亿美元，相比于2014年的8 826.4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4.4%，排名位居世界第八。
从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所占份额的角度来看，201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1.47万亿美元，年末存量25.04万亿美元。以此为基数计算，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及存量的9.9%和4.4%。
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由2006年906.3亿美元增长至2015年的10 978.6亿美元，十年间增长逾10倍，平均每年增速达31.94%。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放缓，新兴经济体增速降低，世界经济整体疲弱，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却势不可挡，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增速显著超过吸引外资的水平。201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 356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 456.7亿美元，较同年吸引外资高出100.7亿美元，首次实现直接投资项下资本净输出，我国在国际投资格局中的地位已经从单向引资大国演变为双向投资大国。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会继续增长，资本净输出将成为新常态。
三、 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机理
1. 促进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上升。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持续发展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并提高了自身国际影响力，为人民币走出国门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最为重要和根本的历史机遇。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促进经济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动力。
现代货币是信用货币。信用货币在一国国内以及国际范围内的流通、使用完全取决于人们对该货币的信心，也就是对该种货币偿付能力的信心。而货币发行国的经济实力就成为信用货币持有者最强大的信心保证。迄今为止，人民币还没有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实现自由流通，但2015 年中国实际GDP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14.84%，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实力构成了人民币国际化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生产要素配置效应、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以及资本积累效应等方面。就中国而言，生产要素配置效应表现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自然资源的不足，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的增长。通过开发利用海外资源，减少资源供应及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以建立稳定的资源供应渠道，从而保障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则体现在，一方面，我国企业通过“走出去”可以转移具有比较优势的产能，优势产能的对外转移有利于国内“三去一降”工作的开展，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让出资源和空间。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在国外开展并购投资，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并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将国外高新技术转移到国内，促进我国技术进步。在以上两方面的综合作用下，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生影响，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
资本积累效应主要体现在对外投资拓宽了利用国内外资本的渠道，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及举借国际银行贷款等方式从东道国筹措资金，进而实现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机器设备等实物资产或专利、商标等无形资产以及人民币出资，突破企业发展的资本瓶颈，从而扩大经营规模、优化资本结构，实现快速发展，增强我国经济实力。
2. 直接投资带动贸易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格局下，贸易规模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同时也反映出该国在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对外开放程度越小的经济体，越倾向于自给自足，该国货币完成国际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越低。相反，对外贸易规模越大，说明一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程度越高，用该国货币进行结算，则能更大程度地节约交易成本，繁荣国际贸易。本质上，货币国际化就是本币的对外供给，是与国际贸易相对应的货币转移过程。因此，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促进本国货币的国际化。
对外直接投资是拉动双边国际贸易的重要力量，对外投资的增加会直接扩大贸易规模。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物质载体，跨国公司已经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引擎。据《2016年世界投资报告》等资料统计，目前世界上约有550多家跨国公司，海外分支机构达15 000余家，其子公司的出口额从2010年的6.32万亿美元增长至2015年的7.8万亿美元，出口额占全球货物贸易出口额比例从2010年的41.3%增长至2015年的47.33%。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了国际贸易的快速增?L。
此外，对外直接投资母国在贸易计价及结算货币的选择中更具有优势，更倾向于选择投资母国本币。这一点也可以从贸易强国英国、美国及日本的历史中发现，贸易强国的货币一般也是国际货币。从2013年开始，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贸易第一大国，正逐步由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显然，我国贸易地位的上升将推动人民币在计价及结算中得到更多的使用，提升其份额。对外直接投资将通过继续巩固我国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地位，为人民币国际化打下坚实基础。
3. 为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及人民币离岸市场拓展提供契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仅依赖于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的贸易地位，更离不开国内外市场上广大金融机构的参与。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及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两翼，共同支持着人民币的海外使用。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创造金融服务需求促进我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和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导致各个跨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组织生产、研发及销售，其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必然随之遍布全球。伴随实体企业的出海，各类金融机构为满足其客户需求，也不得不把业务及分支机构进行跨国布局。显然，实体企业的对外投资与金融机构的国际化相伴而行，两者具有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合作共赢关系。一方面，对外投资及其拉动的国际贸易必然带来跨境人民币计价结算及信贷融资等需求，为推动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从事海外人民币业务提供市场和动力；另一方面，中资金融机构对外投资的扩大、海外网点的完善、产品及服务能力的增强既可以为我国实体企业扩展国际市场提供关键的支撑和保障，也为人民币在对外投资及贸易结算中的使用创造条件。可见，两者协调发展，互相借力，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器和催化剂。
同时，在当前我国资本账户尚未开放的前提下，发展和建设离岸市场是推进人民币海外使用的一个有益补充。离岸市场可以为对外投资企业提供境外融资及结算服务等便利，有效弥补我国金融机构国际化程度不高带来的短板。境外人民币使用度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人民币金融产品匮乏，人民币投融资渠道不足，严重限制了人民币的持有和使用。对外直接投资不但可以丰富境外人民币的投资渠道，带动相关人民币业务的开展，也可以通过资本输出为离岸市场提供人民币资金。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多种方式带动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四、 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及建议
1. 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中人民币的使用比例。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经济进入新阶段的必然要求，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及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路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其自身竞争力增强的体现，可以在投资货币选择中更主动使用人民币，实现资本输出。我国政府在出台支持对外直接投资配套政策时，也可以鼓励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结算。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上升，对外投资规模也不断扩大，2015年对外投资流量达1 456.7亿美元，相比于2014年的1 231.2亿美元，同比增长18.3%，排名位居世界第二，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增加使用人民币的比例具有更加坚实的基础和底气。
对外直接投资中使用人民币具有一系列优势，比如投资企业可以在母国获得更加充沛的资金供给，增加资本优势，有利于扩大经营规模；另一方面人民币币值长期保持稳定和坚挺，是理想的投资货币，这是许多非国际货币的投资东道国本币难以比拟的；尤其是以中国为市场的直接投资项目如矿产、原油类投资，产品销售收入是偿还本金及投资收益的重要途径，在此类投资中应积极使用人民币进行资本输出，减少汇兑环节和降低汇率风险。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给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指引，沿线国家也是通过直接投资带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区域。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较为不足、建设资金存在缺口，严重制约了其国内经济的发展，而我国众多行业产能充裕、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强大，急需寻求海外市场，双方经济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可以实现互利共赢。对外直接投资是实现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抓手，尤其是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迫切需求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方投资不但提供资金，还提供设备技术，甚至提供管理和劳务，此类项目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对双方都是便利的。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如银团贷款、发行债券甚至提供政府援助等也理应更多使用人民币，资本输出将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突破口。
2. 提高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份额。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选择由多种因素决定，如出口产品的可替代性、出口企业的定价权、外汇交易成本及币值稳定性等。长期以来，我国贸易大而不强，出口产品可替代性高、出口企业缺乏贸易定价权及人民币结算不便利等都是制约人民币在贸易中使用的重要因素。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大有望缓解这一困境，这是因为中国境外企业的增加，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主导权的上升，这一方面有利于带动贸易扩大，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企业的定价权。尤其是当中国的跨国公司用人民币进行投资时，选择人民进行相关贸易的结算就具有必然性。
在以中国为市场的对外投资项目中，企业选择人民币进行贸易计价结算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这是因为提高对华贸易中人民币结算规模，可以极大降低双方企业的汇率风险，减少汇兑成本。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相对主要国际货币汇率的剧烈波动，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为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创造了有利条件。提升人民币贸易计价结算份额也是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中最具有可操作性的一条路径，应通过各种优惠政策鼓励人民币的使用。
此外，具备比较优势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其带动的贸易中有促进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关键作用，因为投资企业的技术及产品竞争力强、可替代性低，企业在国际产业链中占据有利地位，拥有较强的贸易定价权，可以主动选择人民币为计价结算货币，维护自身利益。例如，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投资时，因我国具有较强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由此产生的贸易使用人民进行计价和结算是合理的选择，具有较强的可行性。简言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拉动贸易及提高企业自身的话语权、产业链的主导权及产品竞争力等途径来提高人民币在贸易计价和结算中的占比，间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3. 壮大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主力军。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跨国并购及投资不断增加，相应产生了大量的投融资及结算等金融服务需求。金融机构尤其各大商业银行为满足客户需求，也为促进自身发展，纷纷进行业务及分支机构的海外布局。截至2015年末，我国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中，中国银行拥有海外机构644家，中国工商银行拥有海外机构404家，中国建设银行拥有海外机构27家，中国农业银行拥有17家，中国交通银行拥有15家，总计1 000多个海外机构覆盖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关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理论研究
企业通过国际直接投资获得迅速发展是20世纪中后期全球经济最显著的现象之一。其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是否相同，可以籍由理论研究的比较反映出实践中存在的差异。
（一）传统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相关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主要是从发达国家的视角出发进行研究，如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都阐述了在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降低营运成本是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独特动机。其中，垄断优势理论以结构性市场的非完全性和企业的特定优势为前提，认为市场非完全性是企业获得垄断优势的根源，垄断优势是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内部化理论以Coase的产权理论为基础，将制度分析推广到国际范畴，认为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寻求交易费用的节约是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决定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因素有三方面，即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这就是著名的OLI范式；Knickerbocker的寡占反应论则从寡头之间的博弈行为来分析跨国公司之间的交叉直接投资行为；Caves提出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相互关系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短期巨大波动主要与汇率变化有关，强币国的资本化率要高于弱币国。因此，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强货币国家具有较高资本化优势的厂商将向弱货币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以上理论较多关注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营运成本或交易成本，而忽视了跨国公司全球营运网络本身可能产生的利益与机会。Kogut提出了多国网络理论假设，着重分析了企业通过跨国经营网络所提供的营运弹性而产生的相对于东道国企业较多的优势；Buckley和Casson指出，弹性不仅是公司战略的一部分，而且是区位优势的主要因素。根据多国网络假设理论，国际化涉入效果的评估是通过衡量企业持有的具有价值的实质选择权的组合；Doukas&Travlos主张，这些选择权只能由跨国公司取得并运用，却不能被投资人取得并买卖。因此公司的价值应该增加以反映这些选择价值权的增加。由于这些实质选择权数目的增加，跨国公司的价值应该随着更高的国际化水平而增加。
从有关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理论的发展来看，内部化理论和多国网络理论得到了国外诸多学者和文献的支持。
（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相关理论
随着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兴起，研究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成果也逐渐丰富和完善起来。
美国经济学家LouisR.Wells所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开创性成果。Wells认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在市场容量比较小的发展中国家无法取得规模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主要竞争优势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与母国市场特征密切相关的低生产成本及低价策略；二是为小市场需要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因此，即使是技术、规模在全球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等技术再生途径参与国际直接投资。此外该理论还指出种族纽带和保护出口市场也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民族文化的特点成为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特征。
Wells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英国经济学家SanjayaLall进一步指出，尽管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表现为规模小、标准化和劳动密集型，但这种技术的形成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所以本质上不同于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源技术。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小规模生产条件、相似市场需求与相同收入水平国家中具有一定的特有优势，这些优势不仅可以带动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甚至通过对成熟技术的创新还可以促进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二、关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理论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伴随着战后跨国公司海外扩张的步伐发展起来的，随着企业国际直接投资方式的不断深入与多样化发展，诸多学者陆续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运营阶段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研究。
（一）传统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美国学者VernonRaymond创建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是该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Vernon认为，当产品特性基本趋于稳定，生产成本趋于下降时，从国内生产、国内消费进一步扩展至国内生产、海外消费，最终发展到国外生产、国外消费是有利可图的。因此，企业生产地点的选择会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发展有所变化，尤其是后两个阶段中国际直接投资将取代国际贸易成为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必然结果，从而绕开贸易壁垒，充分利用东道国当地相对较低的生产成本。
Bartlett和Ghoshal提出了“产品创新——接近市场——通过竞争降低成本”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进一步完善了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这一模式修正了传统国际投资理论，验证了发达国家企业基于产品、技术、核心竞争力在国际间转移的特征，对生产运作本土化战略、产品差异与本土化改造及在东道国建立研发基地等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和归纳，探讨了通过全球生产、标准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的跨国投资模式。
日本一桥大学小岛清教授以日本中小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实践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小岛清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从而有利于利用东道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继续原来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并进一步促进投资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小岛清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雁行模式理论有密切的联系。后者说明了在一个由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的国家组成的地区中，较先进的国家如何通过依次转移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推动本国和东道国的工业化。日本学者山田荣作在比较美国和日本企业全球化过程时，依据Vernon学说把美国的企业全球化过程具体划分为在发达的国外市场设立销售网点、在发达的国外市场设立生产网点、在发展中的国外市场设立销售网点以及在发展中的外国市场设立生产网点四个阶段。
（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理论界有关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研究逐渐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约翰·邓宁提出和发展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这被看作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和延伸。邓宁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与OLI范式两个方面。具体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GDP水平的提高，一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即直接投资输出减直接投资输入之差)具有周期性规律，其间将经历四至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人均GDP在400美元以下。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只接受较少的国际直接投资，完全没有对外直接投资，净直接投资为0或负数。第二阶段，人均GDP在400-2000美元之间，对外直接投资量仍然是零或很少，净对外直接投资呈负数增长。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在这一阶段，本国吸引的国际直接投资量仍然大于其对外直接投资，不过两者之间的差距缩小，净直接投资为0或负数。第四阶段，人均GDP在4750美元以上。此时国家OLI范式中的优势明显，其净对外直接投资必然呈正数增长，并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第五阶段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然大于零，但绝对值已经开始下降。与前四个阶段相比，第五个阶段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程度大大减弱，而更多地取决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邓宁指出，发展中国家从第二或第三阶段开始，可以从本身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出发，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Cantwell和Tolentino进一步从微观形态研究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并提出技术累积——技术改变理论，从技术累积角度出发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行为，从而把对外投资动态化和阶段化。他们认为，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是一国生产、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方面具备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优势，其技术累积效应的发挥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累积增长相关联，即随着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的稳定提高和扩大，其国际直接投资流出不仅总量增长，而且速度加快、时间提前。同时，Cantwell和Tolentino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遵循下面的发展顺序：首先是在周边国家利用种族联系进行直接投资；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直接投资；最后，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为获得更为复杂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
小泽辉智的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阶梯形的等级结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模式必须结合工业化战略，对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国际直接投资三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为了激发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并使其最大化，发展中国家应从纯吸引外资转变为向海外进行直接投资，这种转换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单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第二阶段是外资流入并向国际直接投资转型；第三阶段是从劳动力导向型、贸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资向技术支持型的国际直接投资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的资金流入和资本导向型对外投资交叉发展阶段。该理论不仅强调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以不同模式参与跨国投资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选择原则和实现步骤，进一步丰富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相关理论。
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比较
综上所述，国外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一般会因母国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两种视角。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界线，之前的理论更多的关注发达国家企业的国际直接投资，之后的视角则逐渐延伸并适用到发展中国家。
（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比较
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在投资动机方面更为关注全球市场与比较优势，对此，国内学者赵景华认为，跨国公司依其动机不同可划分为市场开拓型、生产基地型、资源获取型、知识提取型、风险规避型和利润重心型六种不同类型。冯雁秋也把国际直接投资分为优势型FDI和学习型FDI两类。优势型FDI是以发挥相对竞争优势、转移边际产业、促进国内产业调整为目的进行的投资，主要针对发达国家的国际企业。学习型境外投资是以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创造新的比较优势为目的而进行的投资，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企业。
（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运营阶段的比较
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运营阶段来看，邓宁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OLI范式两个方面。发达国家多处于第四或第五个阶段，国际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较为普遍。发展中国家尽管从第二或第三个阶段进行基于OLI范式的国际直接投资，但其净直接投资仍为0或负数。对此，国内学者刘红忠、高敏雪和李颖俊、储小俊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统计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趋势分析和模型分析，验证了中国正处于对外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而非按GDP对应的第三发展阶段，并指出中国企业目前应该大力发展国际直接投资。
此外，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基于产品、技术、核心竞争力在国际间转移的特征，通过全球生产、标准化和合理化降低成本进行跨国投资，并依次转移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推动本国和东道国的工业化。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基于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优势，逐渐实现从劳动力导向型、贸易支持型的海外投资向技术支持型的国际直接投资过渡，因此其投资区位的发展顺序往往与发达国家呈相反的态势。
四、对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启示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时间较晚，深度和广度也相差甚远。但毋庸置疑的是，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国际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一）加快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
近几年来，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发展很快，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流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截至2006年底，中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共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国际直接投资累计净额（简称存量）906.3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750.2亿美元。
可见，单就总量而言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净额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如果考虑到GDP因素，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显著差距。2006年，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流量、存量的2.72%和0.85%，位于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这与我国的经济大国地位并不相称。因此，进一步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仍是该领域的重点。
（二）识别并利用多国网络的营运弹性
根据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市场的不完全性能够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更多的系统化优势，因此对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内部化优势的关注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营运成本或交易成本。
同时，中国企业必须重视跨国公司全球营运网络本身可能产生的利益与机会。这种营运弹性主要包括：通过不同国家间的资源转移、决定某些生产要素的输入来源以及利润分配的地点，而在不同的部门间或具有市场不完全性的国家间产生的套利能力。从2005年开始，中国对拉美地区的直接投资开始超过亚洲地区其他国家，跃居第一，占流量总额的52.6%，投资主要流向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等传统避税地就能说明这一问题。另一方面，2006年我国企业90%的非金融类投资分布在拉丁美洲和亚洲，从区域分布看过于集中，不利于更为广泛的利用全球区位优势，也限制了通过多国网络营运弹性来获利的能力。
（三）选择稳健的国际直接投资运营策略
一、中国与美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的比较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从缓慢到迅猛，再到平稳发展。这实际上是对我国境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条件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下面，本文将对中国、美国、日本对外投资的目标进行对比分析。
1、美国凭借垄断竞争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
海默1960年就提出了以垄断优势来解释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并与金德尔伯格共同创立了垄断优势论。他归纳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两个条件：第一，企业必须拥有垄断优势，以抵消在与国外企业竞争中的不利因素；第二，存在不完全市场，使企业拥有和保持这种优势。美国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是凭借具有垄断优势的产业：投资重点是高新技术和垄断产业，而不是以价格竞争为基础生产标准化产品的产业；以技术密集而非以资金密集为基础，依靠工业产品差异化战略取胜。这种垄断优势可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垄断性的产业或产品，从而获取高额利润。
日本学者小岛清在分析美国型对外直接投资时指出，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依靠新产品的技术差距，为获取垄断利润而进行海外投资。具体地说，其一，这种直接投资是高度技术革新和高度垄断的产业，而不是以价格竞争为基础生产标准化产品的产业。因此，大部分跨国企业要在研究开发和宣传方面花费许多资金，所以多数又是巨型企业。其二，从美国工业品贸易的地位看，其在技术革新上具有比较优势，美国资本丰裕并不是原因。其他发达国家的出口更多地依靠价格的竞争力，而美国的出口则主要依靠产品的差异化。
2、日本依托边际产业转移的对外直接投资。
日本学者小岛清20世纪70年代以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为对象，通过对美国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边际产业理论。他认为，一个国家应该从己经或者即将失去比较优势、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日本企业是通过对邻国进行直接投资以利用邻国较低人均收入的比较优势的先行者，如1985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吸收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存量的19%，而相比之下只吸收了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存量的6%，欧盟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存量的3%，正是这种投资方式引起了“雁行”发展模式，且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主要是非制造业。这是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它与日本战后一段时期的产业结构有关，当时的日本主要向发达国家投资，目的在于确保对其经济至关重要的初级产品的进口并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小岛清认为，日本型海外直接投资实际上是资本、经营能力和技术知识等经营资源的转移，因而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欢迎。一方面，可以对发展中国家的天然资源、农产品和初加工的农产品进行深加工；另一方面，可以将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工业从日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对其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而且“日本的海外投资的主体是中小企业。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这是以后最有希望的出路，也是中小企业遇到困难时调整产业结构的突破口”。他认为，日本处于比较劣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指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中小企业，如果投资国首先将与东道国技术差距最小的产业移植过去，那么，中小企业就容易成为海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力量。
3、中国旨在参与国际竞争的对外直接投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催发了对外直接投资这个新生事物。那时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将触角伸向国际市场，了解国际市场的行情和国际竞争的规律。从国际经验看，一般都把对外直接投资概括为美国型和日本型。如果以美国型或日本型为标准，我国还不完全具备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从整体上说，我国既没有垄断性的产业，也不需要向国外转移边际产业。但是，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不可能在单纯的国内竞争中得到提高，而必须在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过程中得到提高。所以，为了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使之尽快成长为国际性的跨国公司，也为了更好地利用国外的资源、资金和技术，我国企业必须尽决走向世界，在学习和演练中成长壮大。这种学习和演练的企业，投资规模比较小，整个国家的投资总额也比较少。1996年以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平均规模在发达国家为200万－1300万美元，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仅为100万－300万美元左右。
我国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成长需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国际合资合作中学习国外企业的先进理念、技术、管理及营销方法；第二阶段是在条件不完全成熟的情况下进入国际市场去演练，提高素质和拓展市场；第三阶段是在积累能力和优势的基础上到国际经济竞争的大舞台去跟具有国际水平的跨国企业较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企业与国外企业进行合资或者合作，还有少数企业到境外进行合资或合作，通过在合作中学习，初步掌握了国际市场竞争的规律和国际企业管理的方法。现在，在学习的基础上开始进入“演练”阶段，要独立地到国外市场和经济环境中去演练和拓展。这就是我国的演练拓展型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从现阶段看，它立足国情，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
二、中国的综合性优势和不成熟性特点相结合的特征
与多元地区结构、经济结构和技术结构相联系的大国综合优势，是我国所特有的现象。它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其他的发展中小国，而是综合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和优势。在这里，本文将对我国与发达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小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进行比较。
1、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比较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有以下特点：（1）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资金、技术及规模等方面的垄断优势，高投入和高技术产生高效率，加之母公司和子公司交易的内部化，可以节约大量的交易费用；（2）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往往以获取高额利润为目标，利润再投资的比例也比较高；（3）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主要是利用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及广阔的市场；（4）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呈现软化趋势，其重点在于高新技术产业、知识型服务业和被高新技术改造后的传统产业。
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存在许多不同之处，但在某些方面也有相同之处。从不同的方面看：其一，我国企业规模相对较小，规模经济和内部化优势不明显。据统计，我国海外投资项目的投资额约100万美元，而发达国家约为600万美元。其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寻求技术或市场，而非劳动力资源，到发达国家投资是为了寻求技术与市场，到发展中国家投资是为了寻求市场与自然资源。从相同的方面看，我国也在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道路，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也在逐步走向高级化。
2、中国与发展中小国的比较
从一般的情况看，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是：（1）利用成熟的适用技术开发传统产业，适应小规模市场；（2）以传统和习俗为纽带，开发特色产品，以适应特殊的市场环境；（3）利用较低成本优势，节约劳动力、管理及营销方面的费用，形成较低价格优势。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普遍具有上述特征，但发展中小国与发展中大国有所不同：前者是仅仅具有这些特征，而后者除了具备上述特征以外，还具有发达国家的某些特征。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也表现出一些类似于发达国家的特征：其一，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既面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面向发达国家。特别是随着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以及寻求技术动机的加强，对发达国家投资的增长将快于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增长。其二，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既重视开发传统产业，又重视开发高新技术产业。随着企业发展目标的高级化，我国的跨国企业开始重视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如海尔、华为集团就加大了对技术和项日研发的投入。其三，我国也开始实施企业集团化经营，以获得某些内部化优势。跨国集团的工贸一体化经营，通过行政组织形式及组织内部交易节约运行成本，体现了组织的内部化优势。
3、综合性的优势和不成熟性特点相结合
我国现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四个基本特点：其一，总体的条件是不成熟的，也缺乏很明显的优势，因而不可能以充分的成熟的条件和优势为依托；其二，局部的条件是成熟的，某些企业和产业具有明显的优势，因而有可能以局部的成熟条件和优势为依托；其三，不是完全以微观主体的经济效益为目标，而且以国家利益为目标，以潜在效益和“演练”的综合性效益为目标；其四，并不完全以市场为驱动，还存在一种政府政策的驱动力，是市场驱动和政府驱动的统一。
然而，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没有优势的。我国是一个大国，资源分布和经济发展都具有差异性或不平衡性：在某些方面具有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优势、垄断优势，在有的方面又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适用技术优势、比较优势，可以概括为大国综合优势。是通过整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所形成的一种特殊优势。具体来说，我国现阶段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关键词:FDI;金融风险;国际收支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3-0130-02
1 概述
据我国商务部统计,2009年,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3435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00.33亿美元。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达到68.3万家,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到9454亿美元。世界500强中己有400多家来华投资,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之一。(见表1)
根据表一,GNP-GDP=国外净要素收入。国外净要素收入是指我国要素在国外的净收入,该值为正,说明我国公民在外国的资本和劳务收入大于外国公民在我国的资本和劳务收入;该值为负说明外国公民在我国的资本和劳务收入大于我国公民在国外的资本和劳务收入。我国的国外净要素收入与FDI利用规模及其在我国的投资收益成反向变化,即负的国外净要素收入与FDI利用规模及其在我国所获投资收益成正向变化。1993至2004年期间我国国外净要素收入一直为负,前者的负值较小,而后者的负值较大,说明这两个期间有大量的外资涌入,且前者的外资规模小于后者。实践表明,前者的负值主要与台资的大量进入有关,而后者的负值则主要与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有关。
2 FDI给我国带来金融风险
东亚金融危机以来,由于一些外资流入方面比较稳定的国家受到危机的巨大冲击后,很多研究者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深入发展,很多因素会使FDI变得并不再稳定,FDI可能对国际收支和金融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PaulKrugman的“火线出卖”论(firesale)认为:金融危机期间或者危机后的一段时间,常常是FDI大规模流动的时间。以产业投资基金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利用东道国企业的财务危机对企业大举进行收购。这种收购活动虽然符合资本跨境流动和企业控制权转移这两个FDI的基本要件而被看作为FDI流入。但这种FDI以垄断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为基础的国际直接投资有着很大差别,应当认为是投机型的。这种FDI的基础既非竞争优势,也非管理技能,实质上已经脱离了产业层面,具有一定的投机性。这种FDI是不稳定的,一旦经济形势好转,资产价格上升,外国投资者很可能会将被收购企业溢价出售,因此,外国并购可能不利于我国的金融稳定。
Hausmann和Fernndez-Arias(200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如果按照债信用评级及其它相关指标评价国别风险,则越是风险较高、国内金融机构资质较差的国家,直接投资占总资本流入的比重也越高;随着国家信用级别的提高和风险的降低,FDI占整个资本流入量的比重也不断降低。工业发达国家的信用级别通常较高,风险较低,总体上Aaa信用级别国家的FDI占整个资本流量的比重仅为Baa信用级别国家的1/5。从这一角度看,FDI在国际资本流入中所占的比重高,一方面表明东道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弱点,另一方面也会使这些弱点不断累计和强化。
2.1 国际收支风险
理论上,国际收支分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两个部分,当经常项目差额与资本项目差额之和等于零时,国际收支就实现了平衡。FDI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这两个方面:首先,在资本项目方面,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将会造成资本项目顺差的增加,从而改善我国的国际支状况。其次,在经常项目方面,外国接投资利润的汇出将使我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加大。而在对外贸易面,外资的影响则取决于外资企业进口和出口两方面的因素。如果外资企业实现了贸易顺差,且顺差于其利润汇出金额,总体上外国接投资会增加我国的经常项目支顺差,而如果外资企业的对外贸易最终形成逆差,则会使我国经常项目逆差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Kalecki(1966)认为随着新增外资和原来利润的再投资所产生的利润不断的汇出,会使经常项目的顺差缩小,甚至转为逆差,从而使国际收支情况恶化,进而发生危机。多里等(Dooley et. al,1994)认为,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更高比重的FDI意味着更大的波动性,而不是更小的波动,这可能反映了跨国公司通过子公司和母公司的内部通道比外部交易市场更容易便捷地实现资金的流进和流出东道国。Woodward(2003)认为FDI与其他形式流入资本的本质是一样的――获得利润,而这些资本产生的利润的汇出会对东道国的国际收支带来不利的影响,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所获得的平均利润率为16%至18%。为了防止外汇的净流出,发展中国家每年所吸引的FDI流入也必须以16%至18%的速度增长。但是这会使得一国的FDI存量得以膨胀,其增长速度也大大超过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这就意味着FDI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债务负担迟早将超过其偿还能力。因此Woodward预计FDI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一场国际收支危机。
总结起来,FDI对我国国际收支方面带来的风险主要有外资企业的贸易逆差风险和外资投资利润汇出风险:
外资企业的贸易逆差风险。尽管外资企业对中国的出口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如果考虑到外资企业的进口,1997年之前外资企业对于中国对外贸易的总体影响是贸易赤字,截止1997年外资企业的贸易赤字累计达到650亿美元。虽然1997年以后外资企业的进出口变为顺差,但随着入世后对外资管制的放松,如取消出口业绩要求以及外汇自我平衡要求等,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可能主要为了满足中国国内市场的需求,而出口可能会相对下降,由此可能会导致外资企业再次出现贸易赤字的情形。
外资投资利润汇出风险。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不断增加,外资企业每年获取的利润也在迅速增加,如果FDI利润在短期内集中汇出则有可能导致我国的国际收支危机。有学者做过这样的估算,以2005年累计存量5000亿美元为基数,假设每年外国投资者把所有利润用于再投资(设利润率为10%,即便没有新的资本流入,5年之后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仍将达到8000亿美元;实际情况是,截至2009年底,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到9454亿美元)。如果届时外国投资者把当年利润汇出,为了维持经常项目平衡,中国就必须获得8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最终会有一天,中国赚取的贸易顺差会不足以弥补外资企业的利润汇出,于是可能会出现国际收支危机。
2.2 外汇储备和汇率风险
FDI的利润汇出会使我国外汇存量相应减少。外商直接投资有先期资本流入和后期资本流出的问题,利润再投资只是推迟了利润汇出的时间,并使得利润的汇出更加集中。现在外商年均利润再投资已超过了100亿美元,积累到一定规模,有可能超过国家可动用的外汇储备的数量。如果形势发生动荡,外商突然集中进行兑换汇出,将对我国的整体经济运行会造成极大的不稳定影响。虽然我国的外汇储备高达20000亿美元,但如果到时候不足已应对突然地集中增加对外币的需求,则会出现由外汇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
FDI还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外资的增多增加了我国的外汇供给,使人民币面临大幅度升值的压力。作为一个管理浮动的国家,我国必定会通过改变外汇占款的数量来控制我国的汇率稳定。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中央银行被迫大量购进外汇并抛售本币,以图通过被动干预使本币汇率的实际升幅减小。然而,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被动地大量买入外汇将导致“外汇占款”渠道基础货币供给的大量增加,从而导致货币供应量严重失控。
3 FDI带来的金融风险防范措施
3.1合理利用外资,防止外商过度投资
外资的引入应该有总量的控制,应在对国内资金进行充分挖掘利用的基础上,通过合理引进外资来弥补我国建设资金的不足,避免一方面以支付昂贵的利润汇回为代价引入外资,另一方面国内的资金因各种因素得不到充分利用而闲置的矛盾状况。
3.2 缩减政策差异,创造平等竞争环境
长期以来,外资在税收方面享受多项优惠,中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在22%至24%之间,而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只有10%至13%,10%的差额造成了中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竞争环境的不平等,这种税收优惠其实是对外资企业的一种巨大补贴,从而扭曲了资本的价格,由此带来的经济效率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3.3 要尽快完善外商投资的动态监管
首先要尽快建立一套完整机制,对外商投资利润留用总量和结构比例进行统计监测。一方面要求外汇指定银行建立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汇出台账,设置专门档案,以对企业利润汇出情况有一个全面连续的掌控。另一方面,外汇局可通过外经贸有关部门获取有关外资情况的统计报告,了解外商投资企业的盈利情况。同时,外汇局要加强对利润汇出情况的分析,把握外商投资的总体及平均利润率水平,比较外商投资企业实际汇出利润水平,从总量上控制利润汇出水平。
3.4 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有助于企业稳定商品价格,开展对外投资,实现外汇收支平衡。应推进中国目前的强制结售汇制度向意愿结售汇制度转变,使进出口企业适当保留外汇,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并推动人民币汇率制度逐步向弹性汇率制度转化,使其更具有灵活性。
参考文献
[1]王跃生,潘素昆.FDI对国际收支和金融稳定的影响[J].经济科学.2006,(2).
[2]毛中根,段军山.投资收益汇出与潜在国际收支危机的理论及经验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5,(3).
一
关于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诸多分析框架，对于两者之间的双向作用究竟是相互替代还是相互促进这一，一直未形成统一的观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芒德尔(Robert A.Mundell)提出了著名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芒德尔从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两国家、两要素和两产品的分析框架出发，假定：(1)X国是资本要素丰富的国家，Y国是劳动力要素丰富的国家；(2)在国际贸易中，两国以各自的比较优势生产相应的产品，X国将集中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a，Y国将集中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b;(3)X、Y两国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两国间自由流动，X国将出口a产品，从Y国进口b产品；Y国则出口b产品，并从X国进口a产品。在实现了贸易平衡的状态下，X、Y两国的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报酬率是相等的，因此不存在资本跨国流动的必要。然而，当两国之间存在着关税壁垒、产业壁垒等可阻止自由贸易的障碍时，情况就不一样了。假定Y国现在对来自于X国的进口商品a征收高关税，这势必提高X国的a商品在Y国的价格，并刺激Y国a商品生产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伴随而来的必然是生产a商品所需的、原来在Y国就相对稀缺的资本要素的国内需求量的扩大，进而推动Y国的资本要素价格的上升，并提高Y国的资本要素报酬率。在Y国资本要素高利润回报的吸引下，X国的资本势必通过直接或间接投资等方式流入Y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Y国a商品的生产规模。整体上资本要素的流动并没有增加a商品的总产量，只不过是以Y国国内产量的增加，替代了X国出口量的减少。在Y国对a商品的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Y国从X国进口的a商品的数量势必下降，亦即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果最终取代了国际贸易。由此，芒德尔得出的结论是，在存在国际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按特定方式实施跨国直接投资，那么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换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完全替代。
首先对芒德尔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提出挑战的是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K.Koyimo)教授。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小岛清发表了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方面的大量论著，他强调了国际分工原则的重要作用，认为国际分工既能解释国际贸易，也能解释国际直接投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可以统一在国际分工原则的基础上。与芒德尔不同，小岛清把传统模型中劳动和资本要素用劳动和经营资源来替代，因此国际直接投资已不再是简单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管理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在此基础上，结合日本的经验，小岛清认为，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相应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小，技术就越容易为东道国所吸收和普及，进而就可以把东道国潜在的比较优势挖掘出来；同时投资国可以集中精力创造和开发出新的技术和比较优势，从而使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扩大，为更大规模的贸易创造条件。由此可见，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促进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
由于统计数据不全及统计的缺陷，芒德尔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及小岛清的互补模型，都是从传统理论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实证的检验。20世纪80年代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实证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研究结果表明，战后的资本流动，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并没有阻碍国际贸易的发展；实证资料显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双快速发展。李普西和韦斯(Lipsey and Weiss)依据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统计数据，研究了美国跨国在发展家所设立的子公司的生产和出口行为。他们选取了一系列样本商品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这些子公司的相应产品的年产量，与美国同年向这些发展中国家出口的类似商品的出口总量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种正相关广泛存在于美国近60%的产业部门中。也就是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同行业的国际贸易更多地显示的是正面的积极。胡弗鲍尔(Hufbauer)等人重点研究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情况，他们将美国1980、1985和199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
然而，统计分析并不等于理论分析，要真正弄清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是替代还是促进作用，显然必须在理论上澄清“促进”与“替代”的含义。笔者认为，所谓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贸易的进行，带来本产品及相关产品、产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增加，而原来的国际贸易并不减少；所谓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替代作用，是指原来进行国际贸易的产品引起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而原产品的国际贸易不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应该与原国际贸易额正相关。反之，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是指由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进行，产生了新的国际贸易，而原国际直接投资并不减少；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替代作用，是指进行的国际直接投资导致了该产品国际贸易的产生，而原国际直接投资不再进行。在廓清了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剖析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为此，必须从微观分析入手，通过建立恰当的代数模型而加以验证。
二
探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双向作用机制，就逻辑而言，适合于进行微观分析。因为这两者本身是同一企业面对不同外在环境而进行的两种选择，两者统一的基础在于企业的理性决策。因此，决策分析构成了本文模型的中心环节。
（一）模型的建立
1.模型Ⅰ
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的微观分析，即是考察一个企业在扩大海外市场时，面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选择，作何取舍的问题。设a、b两国组成一个生产—消费体系，a为本国，b为外国。为简化分析，进一步假设：(1)只有一种产品，且只在一国生产、在两国平均消费，无论在哪国生产，其生产总量Q不变；(2)Q的生产函数是劳动量L的一元线性函数，即：Q=AL，其中A为劳动效率，两国的劳动效率相同；(3)成本函数P为劳动力价格S乘以劳动量L，即：P=SL，若在b国生产，则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净成本F。
对于模型Ⅰ，我们可以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第一，Q在a国生产，出口至b国。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Q=AL；其价格为：P[，1]=S[，a]L；对外贸易量则为：X=0.5Q，由a国出口至b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
C[，1]=P[，1]/Q=S[，a]/A
(1)
第二，Q在b国生产，出现直接投资。此时，该产品的生产总量为：Q=AL；其价格为：P[，2]=S[，b]L+F；对外贸易量则为：X=0.5Q，由b国出口至a国；生产该产品的平均单位成本为：
C[，2]=P[，2]/Q=S[，b]/A+F/(AL)
(2)
比较(1)式与(2)式，若C[，1]＞C[，2]，则出现直接投资。即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必须：S[，a]/A-[S[，b]/A+F/(AL)]＞0；整理得：L(S[，a]-S[，b])-F＞0。将L=Q/A=2X/A代入，则得出对外直接投资条件：
X(S[，a]-S[，b])A-F＞0
(3)
(3)式表明，贸易数量越大，工资差额越大，劳动效率越低，对外投资净成本越小，则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在后三个条件不变情况下，国际贸易额越大，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进一步地分析，假设直接投资条件满足，Q在b国生产，则国际直接投资额为：
P=S[，b]L+F=2XS[，b]/A+F
(4)
(4)式中，国际贸易额X出现在直接投资额P表达式的分子上，这说明国际贸易与随后出现的国际直接投资成正比，而且前者是后者的形成原因。但在进行直接投资后，原来由a国到b国的出口消失，被a国对b国的直接投资所代替，这表明国际贸易对国际直接投资具有替代作用。此时，由于假设(1)的存在，发生b国对a国的出口0.5Q，但若放宽这一假设，这一贸易量不一定出现。
2.模型Ⅱ
假设：(1)某一最终产品G的生产需投入中间产品M、劳动力Lg、总部服务Ng和运输费用Tg;(2)中间产品M的生产需投入劳动力Lm、总部服务Nm和运输费用Tm;(3)共有a、b、c三国，企业总部设在a国；(4)最终产品的世界总需求为G，产品在三国均分。
在初始阶段t[，o]时，设M、G只在a国生产，此时仅有对外贸易，国际贸易量为：由a国至b国以及至c国的各1/3G。因没有直接投资，故不需总部服务，所以：Nga=Nma=0
在t[，1]时，设有直接投资，且a、b、c三国生产M的成本函数如(5)(6)(7)式所示：
Pma=Nma+SaLma+Tma
(5)
Pmb=Nma+SbLmb+Tmb
(6)
Pmc=Nma+ScLmc+Tmc
(7)
不失一般性，设Pmb＜Pma，Pmb＜Pmc，则M在b国生产。另外，a、b、c三国生产G的成本函数分别如(8)(9)(10)式所示：
Pga=Nga+Pmb+SaLga+Tga
(8)
Pgb=Nga+Pmb+SbLgb+Tgb
(9)
Pgc=Nga+Pmb+ScLgc+Tgc
(10)
不失一般性，设Pgc＜Pga，Pgc＜Pgb，则G在c国生产。这样，G的生产函数为：
Pgc=Nga+(Nma+NbLmb+Tmb)+ScLgc+Tgc
(11)
此时国际贸易量分别有：Nma（由a国出口至b国）；Nga（由a国出口至c国）；Mb（由b国出口至c国）；1/3G（由c国出口至a国）；1/3G（由c国出口至b国）。与t[，0]时比较，创造的国际贸易ΔX有：
ΔX=Nma+Mb+Nga=Na+Mb
(12)
即包括总部服务出口和中间产品出口。这表明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具有促进作用。
由直接投资所建立的子公司又会直接带动a国资本品、中间产品、服务的出口，带动相配套产业新的贸易与投资，实现生产的垂直一体化与水平一体化，把b、c两国的生产纳入国际生产与营销体系，改变b、c两国的生产结构，扩大b、c两国的对外贸易，并通过与b、c两国其他企业的非股权联系（如分包等）发挥溢出效应，提高b、c两国其他企业的对外贸易，提高a国与b、c两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模型验证设想
关于模型的进一步验证，可有下列：
1.根据模型Ⅰ，对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来说，具有较大出口额X的国家，应有较大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即应有：Ri∝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
2.根据模型Ⅰ，在其他方面相似的国家之间，生产成本取决于工资率S，而较小S的国家应有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接受额P。即Si负相关于Pi，i为其他方面相似的各国家。
3.根据模型Ⅰ，较小的直接投资净成本F，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而在各方面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具有越小的F。即越相似的国家之间，国际直接投资额越大。
4.根据模型Ⅰ，较小的劳动生产率A，将导致较大的国际直接投资额P。即在劳动生产率越小的产品上，越有可能出现国际直接投资。
5.研发费用R可看作总部服务出口N的指标，由于企业研发费用R与产品的复杂程度有关，亦可用作衡量中间产品量M的指标。根据模型Ⅱ，较大的总部服务与较大的中间产品应产生较大的贸易量X。应有：Ri∝Xi，i则为世界各时期。
以上推论，经初步定性验证，符合得较好。
三
从以上两个模型中可以看出，不能笼统地说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是促进还是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对原产品的国际贸易是替代关系，国际直接投资又对新的国际贸易（中间产品、总部服务等贸易）形成促进关系，这就是双方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因此，正如许多实证所显示，两者双双表现为正相关的高增长；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机制，贸易结构（包括进出口结构与进口、出口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以上两个模型中的企业在现实中的对应者显然是跨国公司。这表明在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双向作用使得世界联系更趋紧密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处于中心地位。跨国公司一体化的国际生产、营销，使之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生产与贸易的核心。跨国公司垂直与水平一体化日益将全球生产与贸易推向新的高度，通过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两种方式，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增强，推动着地区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可以预见的是，跨国公司将为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构造一个可行的微观进路。
从世界范围看，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发展及其全球一体化生产营销体系的建立，极大地增加了国际间产品、技术和服务的流动，突出表现在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由贸易发展带来的跨国公司在发展家的直接投资，打破了这些国家在投资、技术、生产与营销等方面的“瓶颈”，从而使这些国家优势产品大规模生产与出口成为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生产是联系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纽带，即国际直接投资的扩大必然带来国际生产的发展，而国际生产的发展又必然促进国际贸易的增长。因此，随着跨国公司一体化国际生产的发展，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密切联系又将导致投资与贸易的政策措施之间的交叉，即贸易政策措施对投资或投资政策措施对贸易将发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已正式加入WTO，随着新一轮开放局面的形成，将有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我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将有新一轮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当顺应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趋势，有效地将外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起来，改变它们由不同机构管理、受不同直接目标所左右的相互分离的状态。具体而言，在政策制定上，必须体现产业导向，制定具体产业目录；在体制方面，要抓紧实现外向型经济体制（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导向）向开放型经济体制的转变，实行国民待遇，变单向通行为双向通行，实行公平竞争与优惠政策的有机结合；同时，进一步改善软环境，加强政府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服务功能，使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实现良性互动。
收稿日期：2001年11月15日
【】
[1] Mudell，R.A.(1957)，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47，pp.32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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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 and Statistics，66(2)，pp.304-308.
[3] Hufbauer，G.C.，Lakdawalla，D.and Malani，A.(1990)，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Its Concentration to
Trade，UNCTAD Review，pp.39-51.
[4] 唐海燕：《国际贸易环境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5] 陈铭：《作为专业化与分工结果的国际贸易理论》，《南开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
[6] 梁志成：《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型关系》，《经济评论》2001年第2期。
随着世界经济和生产结构的不断演进、升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重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与此相应，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引进的外资主要投放在制造业，服务业几乎是空白。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服务业领域才开始有规模地吸引外资。
表1显示了2001至2005年中国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额及其占吸引外资总额的比重变化情况。通过分析其中的数据可以发现，近几年，中国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开始逐年增多，除个别年份（2004年）外，在中国吸引外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也开始提高。不仅如此，2006年中国服务业吸引外资占当年实际吸引外资的比重为32.3%，比2005年提高了7.6个百分点。2007年1至2月，服务业外商投资更为迅猛，两个月间吸引外资就达38.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9.6%，增幅比上年全年高了6.1个百分点。但总体来讲，服务业吸引外资水平仍然较低，服务业引进的外资额占引进外资总额的比重仍然偏低。
另一方面，中国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出现行业和地区分布不平衡的现象。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吸引外资主要集中于房地产业，占了整个服务行业吸引外资的40%，其次是社会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与邮电通信业以及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剩下的行业如金融保险业、科研以及教育等行业加起来在服务业吸引外资中所占比重还不足10%，比例极少。
二、中国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制约因素
1、中国服务业结构水平较低，难以与国际服务业直接投资重点日益集中于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发展趋势对接。就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而言，由于国际服务业的结构朝着知识密集型方向发展，因而只有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国家（地区）才能吸引更多的国际直接投资。但长期以来，中国的服务业结构水平较低，各服务行业的技术含量不高，传统服务业仍然占据主体地位，主要偏重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餐饮、商业零售、交通运输等，而现代服务业如电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现代物流、现代物流等比重偏低。另外，技术创新不足、经营方式落后、服务效率低，这些都造成了在短期内我国服务业难以实现与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对接。
2、中国城市化进程缓慢，服务消费低水平成为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一大制约因素。从总体上说，我国仍属于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目前人均GDP刚超过1000美元，而且城市化进程缓慢。受收入水平的限制，城乡居民家庭开销以食品、衣物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为主，对服务业的需求有限；另一方面，由于过去对服务业和服务消费认识上存在某些偏见，把服务业作为非物质生产而忽视其高附加值的特点，把工业化简单等同于工业发展而忽视服务业对产业竞争力提高的支撑作用，过分强调服务业的消费性而忽视其产业性，造成对服务业发展长期重视不够，服务消费在低水平徘徊。国内一些服务业得不到发展，外资引不进来，无疑与服务消费水平较低有很大关系。
3、在供给方面，人力资源缺乏限制了中国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国外的投资商在从事某行业投资时，必然会考察当地的投资基础，其中也包括考察从业人员的素质。保险业从业人员以具有高中和大专受教育水平的劳动者为主体，其比例占3/4左右，具有初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占13.9%，而具有本科及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仅占10.86%，具有研究生学历的高层次人才每100名从业人员中不足1人。金融保险业从业人员素质是服务业各行业中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行业。从现有的人力资源来看，根本不足以吸引国际直接投资。
4、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服务标准化未得到广泛采用成为中国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障碍因素。近年来，在规范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方面，中国先后颁布了《海商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广告法》等一批与服务业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但目前仍然没有专门针对服务业直接投资的立法，缺少一部统一的包括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服务贸易基本法；在国际范围内，随着服务业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领域，服务业标准化也日渐成为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议题，但由于我国服务业的社会化、商品化、产业化水平不高，所以ISO等国际标准认证没有得到普遍采用。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三、中国服务业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对策
1、进一步提升我国服务业产业结构，提高承接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提高承接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能力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优先发展信息服务、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支持国民经济高效运行的生产业，大力发展咨询、法律服务、科技服务等中介服务行业，积极发展旅游、文化、体育等需求潜力大的行业。这些都属于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只有充分发展这些行业，才能形成高水平、结构合理的现代化服务业结构体系；二是充分利用各种形式的服务业国际产业转移。
2、提高我国服务消费水平，解除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后顾之忧。培养居民服务业消费能力，扩大国内服务消费，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着力培育新的、符合消费发展一般规律的服务消费增长点。如在居民特别是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中升级快速的消费类电子及通讯设备、保险、教育融资等；二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以增强消费支出的能力；三是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是服务消费的集中地，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对服务消费的提高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2009年，新兴经济体占据了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的一半。2009年流入新兴经济体的直接外资下滑27%，但其下降幅度低于发达国家(44%)，新兴经济体有史以来第一次吸收了半数全球直接外资流入量。其中，流向新兴经济体的FDI主要集中在中国等主要新兴大国。全球前六大投资目的地中，新兴经济体就占了一半。
二、新兴经济体正成为外向型投资的新生力量
从对外直接投资来看，新兴大国正日益成为对外投资的新主体。在经历了连续5年的上升趋势之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FDI流出量收缩了21%。但FDI流出的收缩量远低于发达国家。尽管目前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外资流出的份额依然较小，但所占比重正加速提升，目前已占全球FDI流出量的1/4。其中，中国香港、中国大陆和俄罗斯已跻身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20强。
新兴经济体输出直接投资的区域主要是在本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并已涉足欧美发达地区。在过去的数年间，主要新兴大国的跨国公司正不断加大对非洲的投资。从2005到2008年，这些跨国公司对非投资占流向该地区FDI的21%，而在1995-1999年这一比例仅占18%。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投资者最为积极，其中，中国对外投资最为抢眼。对矿产资源不断增长的需求，以及后危机时期全球产业重构创造的并购机会，推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扩张。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步消散，新兴经济体作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新主体，正引领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逐步复苏，这也将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投资领域的话语权。
三、新兴经济体财富基金正成为国际直接投资来源的新渠道
2009年，财富基金的筹资也由于初级商品价格的下降和贸易顺差的减少而遭受挫折。但是其直接外资活动并未下降，反而逆势增长了15%，这反映出拥有这些基金的新兴经济体较高的增长率。目前，财富基金的新投资调整了投资方向，其资金逐步投向初级部门、较不易受金融动荡影响的行业以及发展中区域。
据估计，2008年全球财富基金的规模就已超过3万亿美元。世界银行集团认为，通过建立股本投资平台和基准可吸引财富基金的投资者，即使有百分之一的财富基金投入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也会为它们的增长、发展与机遇带来300亿美元。可以说，财富基金的发展对新兴经济体来说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机遇。如世界银行集团行长罗伯特・B・佐利克所言，世行集团将与财富基金合作，为非洲的股本投资创造一个“百分之一解决方案”，他认为非洲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大陆，有潜力成为像今天的中国、印度及其他国家一样的世界经济又一个增长极。
四、新兴经济体吸引外资前景向好
全球金融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金融环境。2003-2007年间，十分宽松的国际金融环境和低廉的资金成本，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繁荣和经济增长而不引发严重通胀，如今这一环境已不复存在，重建这种环境既无必要，也不可行。从长期来看这种情形也难以持续。因此，在未来数年内，与危机前的繁荣期相比，国际资本成本将会上升，投资率将会下降。
据贸发会议预测，从中期看，外国直接投资（FDI）预计将会从2007年约相当于发展中国家GDP3.9%的峰顶下降到2.8%至3%。鉴于FDI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欧洲中亚和拉丁美洲的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高达20%，这一前景的影响不可低估。
世行发展预测局局长汉・蒂莫说：“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资金会变得更加稀缺，更加昂贵，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扩大地区性金融中心，改善当地银行业的竞争和监管，降低国内借贷成本，促进当地资本市场的发展，从而在长期上获得巨大裨益。”事实上，这一调整需要相当时日才能见效，但地区金融中心的发展却可以让发展中国家重返高速增长的轨道。
五、新兴经济体引领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的新趋势
新兴经济体相互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推动了非洲等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和经济增长。近年来，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等新兴大国FDI输出为非洲大陆特别是南部非洲的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与日俱增。新的FDI来源为非洲国家提供了更具弹性的资金来源和更广的金融资源，也为非洲国家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形成了有效的缓冲。
正如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所言：“我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可能是非常有利的，能够帮助非洲国家开发基础设施，帮助这些国家利用它们拥有的自然资源。”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对非投资份额的不断上升，而全球金融危机从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这既有利于强化新兴经济体内部的投资与经济合作，也对非洲经济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
此外，南南投资降低了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依赖。全球经济动荡强化了发展中国家间对外投资的重要性。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多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促进了“南南”的投资合作与经济增长。目前，不计离岸金融中心的南南合计流量约占发展中国家合计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的25%。因此，事实上，许多低收入国家如今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主要依赖其他发展中国家。这种南南投资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南南贸易和经济的增长，有效降低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也利于新兴经济体走出危机，实现经济复苏。
参考文献：
[1]UNCTAD Global 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Secondand Third Quarters of 2010, 14 Octorber 2010.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市场结构
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三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三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三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一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一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三种可以归纳为一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一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零；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一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一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一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三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二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一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四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一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二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三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一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
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区域上呈现高度的一致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一致，二战前以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品为主，二战后传统的工业品贸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贸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战后国际资本更多地流入制造业和新兴工业部门，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与格局，最初国际贸易更多表现为产业间贸易，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在增加。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现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企业贸易量在不断扩大。第四，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协调机制统一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实现。
自1991年以来，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持续增长。2000年全球国际投资达到最高点1.38万亿美元，此后经历了三年下降。2004年开始回升，2006年达到1.31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8％。国际组织预计，2007年增速有所回落但全球跨国并购已达581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8％，预计全年总流量将达1.4万亿美元。国际投资出现新特点：
(一)发达国家仍是引资的主力。国际投资流量很多，钱都流到了发达国家。以2006年为例，发达国家吸收的外资增长了40％，国际投资吸收美国是第一名，达1700亿，英国第二，第三名是法国，第四名是中国，全部资金流量的不到40％流入发展中国家。所以说，不是有钱的地方往没钱的地方流，是有钱的地方往有钱的地方流。发达国家既是外资的提供者，又是外资的吸收者，2006年发达国家提供的外国直接投资占总流量的80％，且其中一半来自欧盟。过去人们总认为钱多的地方往钱少的地方流，而实际上往往是跨国公司多的国家互相流动，流出的多也吸收的多。
(二)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上升较快。近20年来，全球跨国公司投资更多面向服务业，其比重在不断上升。到21世纪初，服务业国际直接投资的流量已从50％上升到60％，特别是以服务外包为主要形式的跨国公司和跨国转移，成为服务业跨国投资的重要形式。服务业外包市场容量不断扩大，随着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应用，这些领域越来越多的产品成为可贸易产品，这一行业也就成为可贸易的行业。因此，这一行业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引起了跨国公司的关注。服务外包的来源地主要是欧、美、日，美国占最大的比重是2／3，承接最多的是亚洲，约占全球外包业务的45％。上世纪90年代我国接受的是制造业的外包业务，特别是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大量发展都是因为接受了制造业的转移和制造业外包。新一轮的产业转移是服务外包，承接最多的虽然是亚洲，但并不是中国，而是印度、菲律宾等国。在未来十年，我国面临一个重大的挑战，也就是在服务业外包中能不能赢得像上世纪90年代承接制造业转移的成就，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三)跨国并购是国际投资的重要形式。国际投资主要通过兼并、收购的方式来实现，还可通过绿地投资，也就是新建一个企业，但这一比重越来越低。收购、兼并的两种形式作为直接投资的形式越来越多，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并购投资占全球国际投资流量的份额一直保持在50％以上，凡是国际流量上升的阶段就是并购比重上升的阶段，凡是投资流量下降的阶段，就是并购投资份额下降时期。换句话，凡是国际投资流量上升就意味着跨国并购活动很活跃。现在正处在国际投资流量上升的阶段，达到13000亿－14000亿美元，这意味着国际跨国并购活动非常活跃。并购的双方有可能实现资源共享，能够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帮助现有企业脱困，减轻失业压力；通过收购兼并，原来的生产能力得到稳定，企业竞争力得到提高，企业也避免了下岗失业的风险。并购投资需要的基础条件，一是东道国国内市场产能过剩；二是东道国产权交易市场有一定程度的发育，存在支持并购活动的法律框架。跨国公司进行跨国并购不是在搞扶贫，不是解决弱势企业的下岗问题，而是看到企业有某种优势，甚至有的是好企业。跨国并购有可能是强强联合，不一定是强兼并弱，有的是强兼并强。这种经济现象必须这样来理解，否则容易产生误解。
二、我国利用外资的情况
2006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630亿美元(不包含金融类)，在全球已降到第四位，过去是第二，美国第一。2007年上半年吸收外资额达230亿，11月是616亿，2007年可能会略微超过2006年。资金来源地结构没有什么变化，外资的来源地结构亚洲的比重很大，第一是香港，然后是台湾，还有日本、新加坡、东盟国家，接下来的就是美国、欧洲，美国有四五十亿，欧洲也是四五十亿，来源地结构一直很稳定。这两年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自由港来的外资比较多，如维尔京群岛、开曼等地。这些资金来源地较复杂，还有一些是大陆自己流出去，在自由港注册又返回来，但这种情况很少。近两年也引进一些资金与技术密集型项目，如，韩国的起亚汽车公司发动机生产线及欧洲空客总装线在天津滨海新区落户，英特尔、微软、百事高公司在广州投资，这些公司都是资金密集度较高的项目。
制造业利用外资主要集中在六个行业，主要是通讯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专用和通用设备制造业。2006年，这些部门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占总额的5l％。上世纪90年代外资主要集中在轻纺、轻工业、消费品、纺织工业领域，现在明显集中在资金和技术比较密集的行业。 我国利用外资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利用外资占全球外资中的比重下降。1994年，吸收外资337亿美元，占全球比重是13.5％。后来比重一直在下降，到2000年我国只占到了3.2％。2001年后国际投资流量在下降，但我国的比重在上升。到2005、2006年比重又在下降，2006年的比重已降到5％，在全球国际投资中的流量只占到了5.1％，2007年还会下降。2007年利用外资600多亿，全球资金流量达1000亿，利用外资比重要降到5％以下。近几年，我国利用外资成绩很大，但在全球投资金额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服务业吸收外资比重较低。近年来，国际投资主要流向服务业，但我国服务业吸收外资每年都只能在23％左右，服务业吸收外资这几年都没有突破。 这两年的金融业、房地产业比较活跃。从行业分布看，制造业比重仍占最大。2006年制造业吸引外资的比重达400亿，服务贸易领域仅是160亿，金融业是64亿，这都是几家大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之后，吸收的国外银行战略投资，还有一些地方性的商业银行，通过股改吸收的外资，总共不超过10家，所以主要还是制造业的投资。
三、认识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形势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利用国际产业转移，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包括我国，吸引了一定数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加快了自身经济的发展。从21世纪初开始，国际产业转移又有了新的发展动向，主要表现为：第一，日益向高新技术产业及服务业转移。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成为产业结构调整转移的重心。同时，发达国家的金融、保险、房地产及服务业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及发展中国家的商业、酒店业、交通业和通讯业等服务业成为多国服务业发展的主流。第二，国际产业分工向产业内分工延伸。根据工序分工理论，可将价值链增值环节划分为技术环节、生产环节和营销环节。国际产品工序调整和转移表现为：在全球的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由生产环节向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环节转移；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在生产环节中由下游生产环节(终端的加工组装)向上游生产环节(关键零部件生产)转移。现在的分工越来越细，产业转移具有产品类分工的性质，要求更加专业化、集群化。原来条件好的地方更容易吸引外资；原来条件不具备，分工不发达的地方，更不容易吸引外资。第三，资本流动方向也更具水平性。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投资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投资，成为资本流动的两大主要方向。2005年，发达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59％，且其中90％是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投资。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服务业。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也在相互流动，主要集中在汽车、电子、钢铁和石油化工等制造业。第四，跨国公司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的整合升级和转移。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加速了国际间的技术转移和扩散，使多国的相对技术优势发生变化，强化了国际产业的集聚效应，并不断提升产业结构的高度和虚拟化程度。跨国公司通过控制一项品牌的营销渠道，然后把其他的生产制造研发环节转移到别的国家，并促使原有产业在结构升级中整合转移。第五，跨国证券投资和并购日益活跃。现在的跨国投资越来越多的是利用兼并、收购，兼并收购很大部分是收购股权。收购股权就离不开证券市场，因此，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间的界限在模糊，或者说活动发生了很大的衔接性。如，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吸收外资，外资进来相当于收购了股权，中行、建行20％的股权卖给人家，卖完之后马上在境内境外上市，上市之后又吸收外资。第一步是直接投资，收购股权，收购资产，其目的也是希望该公司上市，上市后其资金就可置换出来，置换出来后又可投资。这种做法在国际上是比比皆是，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特点，吸收外资的工作就无法做。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投资理论 比较优势对外直接投资：简称FDI，是指企业以跨国经营的方式所形成的国际间资本转移。 “走出去”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现在中国已是国际投资市场中的重要角色。但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还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正因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了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我们必须在借鉴西方比较成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构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一）国际产业级差与产业梯度转移
当前，在知识经济的大潮席卷全球背景下，发达国家正处于由一般技术密集型向高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而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其工业部门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其他一些更为落后的国家，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很小，社会仍处于传统经济阶段。
一个由发达国家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到半工业化国家最后到落后国家的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已经形成，国际产业转移作为国家间经济联系的主要纽带正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大作用。
（二）对外直接投资是新战略
国外主流对外投资理论大都是以跨国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出发点的。这些理论都是以一定的优势为前提的。但是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半工业化国家而言，这些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一味照搬只怕永远也无法摆脱目前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立足我国的实际条件，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主动获取现国外先进技术并促进国内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我国应该按照以下两个目标，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1、产业提升目标论
我国应该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科技术含量大、产品附加值高的产业。从资金利用方面来说，只有扩大技术和市场开发深度，才能有效利用外汇资源，才能改正国内产业结构不平衡问题。我们应加大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并带动本币资金和其它要素的投入。
2、有限优势利用论
国家产业结构优化有两个方面：第一，开辟新兴产业；第二，改造或淘汰落后产业。
我国要大力发展对贫穷落后国家的投资。而且要立足于我们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并为国内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留出资源，扶持我们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
二、我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意义
（一）对国际收支的意义
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本国的出口贸易增加，对本国国际收支产成有利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对收支的波动进行调节。因此，进一步鼓励国内企业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减轻高额外汇储备的风险，缓解我国经常性项目账户中的逆差，从而达到国际收支平衡。
（二）促进我国经济贸易的发展
国际直接投资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很大，当前形势下外国资本华独资经营增加，我们过去的以市场换技术方式难以实行。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技术向本国内转移，纷纷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将技术带回国内进行消化吸收。我国的一些企业例如华为、联想到海外市场投资并不是为了获得产品上的优势，而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机构，一方面提高了自身的研发水平，学习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将这些技术带回了国内，达到了与时俱进的目的。因此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就业
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具积极效应与消极效应，一方面因对外直接投资而使本国企业的部分国内生产活动停止，导致的国内就业机会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建立海外公司而带来了额外的就业机会。但是鉴于中国目前的人才结构，很多高科技人才流入国外的现状下，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对于防止人才外流和对国际化人才的培养上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四）对外直接投资加强南北合作，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建立跨国公司 ,有利于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使得中国在国际活动中的作用加强。这对于加强南北合作 ,提高我国的国际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五）对外直接投资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企业跨国投资就必须改革不适应国际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 ,与国际相接轨 ,这给国内企业管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同时也给于国人很多管理方面的经验，对于促进国内企业中的改革，建设并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
（六）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可以取得国内短缺资源。
我国尽管地大物博 ,但石油，铁矿是我国急需却短缺的资源 ,我国大力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在被投资国获取原材料来源,对于解决目前资源不足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七）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的优化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逐步下降，第二产业趋向稳定，第三产业迅速上升是当今全球的共同趋势，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能够缩小国内相对劣势的产业的规模，给国内新兴产业让出资源，使我国的产业结构更为完善。
三、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建立一个完善的对外投资理论体系势在必行，关键在于将国外现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既不因循守旧也不盲目创新。中国扩大对外投资具有很大的意义，一些国内的优秀企业走出国门到海外投资，带动了国内企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特别鼓励这些企业的对外投资。政府也应该要尽快建立和健全对外投资制度保障，放宽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完善对外投资部门的管理，同时还要积极鼓励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在资金上对其提供支持，让有条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让没有条件的企业安心在国内发展。这对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提高就业，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等方面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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